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六户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六 户政

养民

条陈与民休息疏

臣私下观察到，自战争兴起以来，各路军营的奏报中，只要取得一场胜利，就说斩杀敌寇很多；只要攻克一座城池，就说杀贼无数。然而贼寇仍未被彻底清除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纷纷跟随贼寇。百姓都有良知，怎么会甘心跟随贼寇呢？这是因为管理百姓的官员逼迫他们跟随贼寇。现在想要堵塞百姓跟随贼寇的道路，应当命令各省大吏督率地方官员，正本清源，让百姓休养生息。臣在应当推行的事宜中，挑选最重要的四条，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减轻赋税以厚植民生。我朝规定的赋税比前代轻，即使不得已劝捐抽厘，也不是强迫百姓做难以忍受的事。无奈经手官员额外勒索，只知道为自己谋取私利，不顾为国家招致怨恨。虽然皇上多次告诫，但积习沿袭，不思改变。不知道百姓到了今天，困苦已到了不堪言说的地步。战乱之后，流离失所，家庭荒废，田地荒芜，却还要用已经枯竭的脂膏去填补无底的深渊，哀鸿遍野，几乎没有了生存的希望。贼寇狡诈多端，不仅胁迫百姓，而且用利益诱惑百姓。做百姓则饥寒无处申诉，跟随贼寇则衣食有来源，愚昧的百姓无知，有多少人不被他们迷惑呢？请再次严禁地方各官，不得在正税之外任意侵吞渔利，为小民开辟一条生路，就是为贼寇减少一分来源。这就是所谓厚植民生以端正民德。

第二，慎重处理诉讼以平息民怨。现在的州县官，往往自己贪图安逸，把一切诉讼都委托给佐杂官员。他们既然身在局外，怎么会出来详细审理？那些贪婪残暴的人，又公然收受贿赂，颠倒黑白，不知道一个人喊冤，就会使万众寒心。一旦风声鹤唳，警报传来，或许就会趁机生变，这难道是百姓不重视生命吗？叹息愁恨之心在内心积蓄久了。此后大小诉讼，责令官员亲自审问，不冤枉也不放纵，想要使天下没有叛民，必须先使天下没有怨民。

第三，善于安抚使百姓有所依托。国家设立亲近百姓的官员，是为了安定百姓，不是为了害百姓。然而自战争兴起以来，派兵车则四方都受骚扰，建立团练则私囊必定充盈。无事时面对满目疮痍却不设法解决，有事时担心军饷拖累自己而不亲自带兵，官员虐待百姓。百姓怨恨官员，必然深刻。偶尔有不逞之徒，一经煽动，往往聚众抗官，酿成大案。这过错不全在百姓。此后不论完善之地还是残破之区，责令官员悉心筹划，使小民有所依托。那么上级安抚百姓，百姓却背叛上级，有这样的道理吗？

第四，勤于晓谕使百姓都受到勉励。昔日黄霸治理颍川，选择良吏，宣布诏令，使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于是教化盛行，盗贼止息。朝廷官员宣布诏令，使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从而教化盛行，没有不感激涕零的。然而皇上的恩旨屡次下达，而州县多拖延不执行，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利益。上下意见相左，情意不通，就是因此缘故。此后蠲免缓征的恩旨，固然命令迅速刊布，至于一切关系民事的谕旨，也都命令切实晓谕，使穷乡僻壤没有不共同听闻的，或许民情固结，而贼寇的势力日益孤立了。

以上四条，请旨饬令各省督抚，洁身自好率领下属，切实奉行。地方官员破除积习，著有成效者，准许破格保荐，越级提拔；而仍蹈故习及奉行不力者，给予严厉参劾。将风声树立起来，转变自然迅速，不仅贼寇之气可以扑灭，而且大治自然达到最高境界。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

安置流民议

流民是什么？是失业的人。人如果失业，无法生存，就必定无恶不作。起初连累父母，连累兄弟，连累宗族。没有父母兄弟宗族的人，就骚扰亲友。等到亲友无可骚扰，就连路人都想鱼肉。日子紧迫，情况紧迫则胆子日益增大。乡僻之处，并非没有这类人，但势力尚且孤单，还存有顾忌。只有上海五方杂处，流民聚集比别处多，流民的凶恶也比别处严重。官员几乎处理不过来，本馆也记载不完。虽然有捕房局随时查察，但流民制造祸端仍然每天都有。所谓去恶如除草，根株不断绝，必定滋蔓难图。轻视它的人说：“不过是一个流民罢了，何足为患？”不知道小民成为乡里的祸害，扩大起来就可以祸害天下，能不急切思考好方法来处置他们吗？《十二日报》记载流民横行一事说：“本城参署西施源泰煤炭店小主人名叫成发，和朋友某乙去龙华游玩，等到兴致尽兴返回，走到西门外斜桥畔，恰逢几十个无赖结队而来。成发的车偶然与他们碰撞，这些人欺负他们二人年少孤弱，于是逞其狐狗党之势，拳打脚踢任意殴打，并拿出利刀将成发乱刺，导致腰背受伤。某乙也想躲避无处可逃，被拖到田间挨了一顿老拳，呼啸一声各自鸟兽散。某乙狼狈而归，叫人将成发背负而归。因为这些人素不相识，无从根究。”执笔人看到此处，不禁为之发指。在化日光天之下，康庄大道之间

译胆敢如此行为，可以说是目无法纪到了极点。幸好成发受伤不重，没有导致死亡。现在既然无法追查根源，如果成了命案，形势也必然无法追查。无论死者家属无处申诉冤屈，无处伸张正义；地方官无法查访，差役无法抓捕。这些人得以逍遥法外，依然无法无天，难道不比盗贼更加严重吗？有人说治理乱民要用重典，惩罚一人足以警戒百人。上海流民众多，都是因为地方官仁慈宽容放纵，所以这些人无所顾忌。从县衙公署到局所，没有一天没有流民的案件。问官不过是用枷锁责打他们，发往管押所拘禁。这些人于是把枷锁责打当作平常事，把管押当作安居。况且枷锁责打有释放的时候，管押有期满的日子。等到期满释放之后，几乎如同放出饿虎、放出饥鹰，流民的习性依旧，流民的胆量更大，还指望他们迁善改过，不是太难了吗！上海并非不惩治流民，而流民不见减少，正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流民固然应该重办，但国家自有刑法章程，流民虽然无恶不作，但不犯斩首绞刑之罪，也绝对不能将他们置于死地。既然不能都将他们置于死地，应当不过是枷锁、责打、管押罢了。如果说惩罚一人可以警戒百人，那么像张贵卿的事，可以说是惩罚到了极点，为什么流民肇事仍然不见减少呢？那么不惩治流民而流民的祸害不能消除，即使严办流民而不能人人严办，而流民的祸害仍然未能断绝，难道流民竟然没有办法治理吗？回答说：这不难设法安置他们，那么流民的祸害自然断绝了。安置他们，将怎么做呢？回答说：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此事也应当师法西法而变通。西方人让犯罪之人罚作苦工，寓严厉于宽厚，最为良法，中国应当仿效实行。设立工程局，派文员来总理，武员来管带，编为工程队，凡是流民全部编入队中，无论地方有什么工程，就让这些人去做。况且这些人因为是犯罪之徒，不能与兵勇相比，只给粗劣食物供给营居，经费也节省，而且移用工费来养活他们，应当有余而无不足。有人担心他们聚集之后不受管束，导致生出事端，那么应当照军营制度，以一人率领十人，以十人率领百人，或者分属各营，责成营官营勇督率。无事时就用粗劣食物养活他们，犹如在自新改过所中；有事时就责成他们做工役，而且在营中，使他们稍知营规营制。有事之时，即使不能执殳而前驱，也可以作为各营的夫役，并不需要多筹经费。上海流民众多，应当从上海先办，渐渐推广。即使一乡一邑之间，来不及设工程局、编工程队的，应当归各汛地管束，天天让他们做工。与其花费口粮来养活囚徒，不如让他们工作来抵充经费？不也是一举两得吗！这样那么流民将不惩罚而自我惩罚，不减少而自我减少了。希望与有地方责任的人反复筹划此事。

译论难民亟宜设法安插

平定天下的大乱，容易；消除天下的隐忧，困难。大乱既然发生，如果有良将和精锐部队，不难同心协力、共同对敌，从而轻易建立功勋。只有所谓的隐忧，却不是这样。它起初并没有明显的迹象可寻，后来往往发展到决裂的地步而难以收拾。比如外敌接连侵犯，疆域日益缩小，朝廷和民间惶恐不安，如同燕子在帐幕上筑巢。这是目前的时势，凡是关心时事的人，没有不以此为忧的。然而不能称之为天下的隐忧。祸患隐藏在细微之处，而在人们疏忽时爆发，这才叫做隐忧。今天所说的隐忧，不就是这些从北方来的难民吗？古代民间遇到饥荒灾祸，国家都加以救助，都有固定的制度，由司徒掌管。《周礼》一书，记载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百姓以粮食为天，如果得不到食物，就会家破人散，流离失所，或者迫于饥寒，沦为盗贼。如果不预先筹划，恐怕一旦爆发就无法控制。所以三代以上有难民而没有流民，移民和调运粮食的事情，并不常见。到了近代，善政不再修明，于是郡国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如果官吏失于安抚，那些难民往往相继逃亡，常常引发揭竿而起的变乱，严重的甚至祸及四海，一定要等到改朝换代，才能重新恢复太平。就像明朝末年的祸乱，起初是郡县水旱灾害，史书不断记载。不久，难民变成流民，流民变成流寇，最终导致甲申之乱。然而在饥荒接连发生之初，虽然哀鸿遍野，饿死的人相望于道，官吏目睹这种情况，不过说是天灾流行，国家历代都有，照常催缴赋税，按例赈济罢了。如果有流民入境，形如鸠鸟、面如饿鹤的，遍布都市，也不过给少许口粮，驱赶出境罢了。如果他们骚扰乡里，要挟长官，无非是请示发文，调集军队来弹压罢了。却不知道那些难民，也是朝廷的子民，起初并不是顽固不化、不服教化的百姓，只是因为迫于凶年，不得已离乡背井，希望求得一顿饱饭，不敢有其他念头。没想到所到之处，不是遭到驱逐，就是遭到恐吓，没听说有善策为他们安置，只有严令迫使他们流离迁徙。这个时候，想求食而不得，想回乡而不能，于是只好相继沦为盗贼。所以难民的动乱，不是喜好动乱，而是有逼迫他们的人，不得不最终走向动乱。近年屡次遭受黄河决堤之患，大江以北，大河以南，往往有数十万户难民，散居四方，无处安身。朝廷怜悯民间疾苦，下诏给官吏，设法劝捐，拨款赈济，所以灾区虽然广大，幸好民心安静，天下太平。然而近日湖北水灾告急，盗匪四起，货币制度败坏，无法挽回，劝赈之事又成了强弩之末。被裁撤的兵勇无处安身，无业的游民难以糊口，而像孙文这样的粤匪多达数十万，勾结外援，图谋不轨。德国又以谋杀教士的案件为借口，袭击我们的胶州。在这个时候难民纷纷流离，各省确实是隐忧中最大的。听说前几天难民来到苏州，不免有骚扰乡里等事，官吏打算请示上级调兵弹压。我认为泛舟运粮是救灾之道，征兵授甲是衡量敌人、抵御寇盗的方法。百姓还没有作乱就用军队威慑他们，这不是激使他们作乱吗？然而安抚驾驭难民的方法，过去虽然有好的计划，现在实在没有好的策略。古代或者让他们到富庶之地就食，或者让他们在边境屯田，或者借他们兴办大工程、大役事，使他们能自食其力。现在不是形势不允许，就是力量达不到。计算下来，只有依靠好的官吏顺应时势好好安抚，设法安置，使他们不至于转徙死于沟壑，祸患于都市，啸聚于江湖，散入外洋。那么保全天下大局，消除眼前隐忧的方法，未必不在此。唉！不要说阴雨还没到来就延缓修筑堤防的谋划，不要说火还没烧到就忽视移走柴草的说法。只有仁者能在祸患未发生前消除它，只有智者能在危险未显现前避开它。趁现在难民还没安置好，不赶紧筹划安置的方法，等到将来他们加入会匪，并入盐枭，然后劳师动众去对付他们，那还不如早点预见，思患预防更好。看今天当道的各位，有谁早点预见到了呢？所以我常说：平定天下的大乱容易，消除天下的隐忧困难。

丝茶

丝茶宜创设新法论。中国土产，向来以丝茶为大宗。以前洋药进入中原，商人用丝茶交换运回。等到万国通商，轮船聚集，茶丝的销路更广。于是有专门轮船装载的。统计一年中，茶以福州、武夷为最多，丝以湖州、四川为尤多，广东则两者兼有，在丝茶两业中也首屈一指。然而近十年来，茶商大多遭受亏损，丝业也获利很少。推究其缘故，是因为印度、锡兰的茶已经在外洋种植，日本、法国的丝也产于外国，价格既便宜，费用更节省，所以泰西各国多就近购买，而免去远涉重洋，这就是中国茶丝大不如前的原因。然而起初是因为奸商掺杂，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西方人被他们所累，不仅资本亏折，而且养生受损。锡兰、法国创办以来，接踵而起的，已

译不只是英国和俄国如此。值得庆幸的是，印度和西贡所产的茶叶，在色泽、香气和味道这三方面都比不上中国，而且有化学医生多次比较后都说，外国的茶不如中国的茶好，而且外国的茶喝了对身体有害，不像中国的茶喝了对身体有益。所以，虽然印度是英国的属地，但英国的富家大户都不嫌价格昂贵而使用中国茶，使用印度茶的不过是贫民小户罢了。因此，近来中国茶业虽然被外国夺去了利权，但善于经营货物的人，在头一两造茶时还可以独享利润。茶叶运往外国，起初非常珍贵，只有王公大臣才能喝到，人们无不把它比作琼浆玉露，认为是君主恩赐。接着风行全国，味道辨别于建溪，无论远近之地，无论贫富之人，没有不认为茶不足以养生的，而西方人嗜好茶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华人。只是近来洋茶越采越多，华茶却越销越少，于是中国的茶利就被外国夺去，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无不发出江河日下的感叹。至于土丝，湖广、广东有白丝，四川有黄丝，近来广西、湖北、上海也有丝产，运往外国的不止欧洲各国。虽然英、法等国向来有洋丝，但它们的桑叶、蚕茧与中国不同，因为它们的丝多出自野蚕，与华人土丝那种色白而滑、质美而良的大不相同。后来雇佣中国师傅开设学院教习，从种桑到养蚕，从剥茧到缫丝，无不掌握其方法。于是英法两国所产的洋丝，渐渐想要与中国并驾齐驱了。日本近年又仿照西方方法，开设蚕桑等院，悉心研究，所以所出的蚕丝日渐好转。西方人也贪图其价格低廉费用节省，购买用来制作雨伞、玩器等物，只是衣服很少使用。所以日本蚕丝虽然销往外国，但中国丝业尚不至于像茶商那样日益败坏。然而其利权已经被夺去一半了。那么现在的计策，不另创新法来整顿它，精益求精，巧妙中再求巧妙，使中国的茶丝优于外国，而其价值也低于从前，那么中国被外国夺去的利源就可以重新取回。即使朝廷所说每日从民间收取的赋税，也可以重新兴旺。整顿的方法，没有比开垦地方，购买使用机器，种茶、植桑、缫丝、剥蚕，凡与西方人交易，务必监督工人制造更好。无论茶砖、茶叶、湖丝、粤丝，都拣选精良，没有混杂伪劣。而朝廷也筹划新法，勉励商人，务必使利权一天天挽回才停止。大的既已恢复，小的也归附，这是不求利而国家也获利了。所以以当前中国商务来考虑，尤其以挽回利权为要，而利权又以茶、丝为最大。所谓茶丝宜创新法，就是这样的。

译论丝厂

中国自古以来出产的丝就不多，凡是绮罗绸缎锦绣之类的织物，不是大富之家是不会使用的。然而商贾子弟偶尔使用一下，尚且被人指责，这种情况往往记载在史册中。而且不只是古代如此，就是现在，山西、陕西等地还有这种风气，众人号称富有，但看他们的穿戴，不过是布衣草鞋罢了。又不仅仅是山西、陕西如此，我的家乡在嘉庆、道光年间还是这样，穿缎子衣服的人必定是一县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推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风气尚未开通，百姓不知道养蚕种桑的利益。即使各地所织造的锦缎，有称为府绸的，有称为茧绸的，有称为某缎某锦的，大都粗劣不适体，所以也不能夺取布匹的利润而振兴财源。江浙两省本来设有织造府，专门制造供皇室使用的物料，虽然有贵重精良的产品，但居民并不过问，所以蚕业始终没有大兴。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各口岸通商，民俗变得奢侈，于是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沿袭旧事并加以美化，种桑业大大兴盛，农夫放下农具不再耕种，而每家每户都拥有千金般的财富。杭州、宁波的织户竞相追求华丽，商贩云集，而西方各国也来购买，年收入累积达千万之多。近来人们艳羡并争相仿效，于是浙江的杭州、绍兴，江苏的无锡，相继兴起。而西方国家的丝经因为湖州所缫的丝条太粗，不合用，起初得到蒸干茧，运回国内用机器缫丝的方法，后来因为运输不便，便把机器运到上海缫丝再运回，首创这种方法的人，因为中国人工便宜，获利丰厚。于是中西各国商人闻风兴起，上海一隅就设立了二十多家丝厂，而各都会相继建立的还不停止。内地各产蚕的地方踊跃供养蚕种，比从前增加了一倍。评论者都翘首期盼，认为这确实是我国特别开辟的利源，暗中与洋货相抵制。却不知道稍微得到一点微利就遭受巨大祸害，而目光短浅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而不察觉了。现在各地产蚕的地方，因为有干茧可以出售，所以以前养蚕种一斤的，现在可以养蚕种二斤，因为茧成后就可以换银子，不用缫丝的劳苦。然而以前种桑一亩的，现在必定种桑二亩，而且有时还不够，必定种到二亩多为止。本来不养蚕而有本钱的人，现在见利忘义，改而养蚕，也必定种桑。有绝对不养蚕的人，看到种桑的利益比种谷还多，那么有田四五亩的人，也必定种上一二亩来尝试。那么近来侵占五谷种植地的情况不少了，失去我国昔日以粮食养育百姓且稍有盈余的局面，然而遇到荒年歉收，也不过是一年的口粮罢了。现在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有荒芜废弃不再开垦的，减少了十分之一；有因为鸦片利润而改种的，减少了十分之二；现在又因为种桑的利益而改种，又将减少十分之二。比起从前，土地的利益几乎失去了一半。再加上人口日益增加，贩运出口比从前销售的道路反而加倍。百姓的心志因为分心于蚕桑的缘故，疏于讲求农业，又暗中损失了一二分。这就是米价日益昂贵，百姓心思动乱，日常费用确实难以维持的原因。不能说不是各丝厂造成的。中国的土地利益，那些被废弃的不必说了，即使那些号称土质肥沃、人工修整的，大都拘守旧法，粗疏马虎。官吏劝农的虚名，城乡都没有人报告来探讨研究。因此沟渠未必全部疏通，田地未必全部治理，耕种收割之事未必全部合乎法度，侥幸依靠天力，每亩收获二三石，就认为是大丰收。假如雨水阳光稍有偏差，害虫稍有出现，就都束手无策，只能相约以灾荒上报。以这样的田地，这样的农民，这就是种桑妨害谷物，乐养蚕者懒惰耕种的原因。如果在上位者能留意于广大田野，让他们早日学习新法，开垦荒地，那么全国的土地利益早就比从前加倍，区区种桑何妨民食？所以现在从外面看，似乎丝厂的设立有害农事，却不知道实际上应当归咎于农事不修，而不可以归咎于蚕事。拉紧绳子把它拉断，断裂的地方一定有，接着就指责说病根在这里，就像现在的丝厂之类。因为我国农业的弊端，必定有饥荒接连发生，百姓无法生活的一天，而恰好因为丝厂的缘故，严重损害良田而懈怠农志，推究米价昂贵的根源，而丝厂就承受了指责。虽然如此，五谷的利益既然被说是丝厂所妨害的，而蚕桑之事能从丝厂得到利益吗？丝厂对蚕桑有害的，也不少啊。乡民以前因为少养蚕的缘故，制种精良饲养，养蚕勤奋施肥，桑树茂盛，所以获利多。现在因为多养蚕的缘故，事事苟且，桑树则臃肿枯瘦了，蚕则灰霉僵死了。养蚕种几斤，值桑几亩，有初眠时丢弃一半的，有大眠时丢弃一半的，有上山时全部丢弃的。百姓几乎把养蚕当作孤注一掷，不中辄至倾家荡产，即使获利而益桑损谷，得此失彼，也无补于事。所以湖州各乡干茧不兴盛，仍以丝闻名。于是村野之间，应当像过去一样富饶，绍兴、无锡等地，近年来大行干茧，而村野的景象未见比从前丰盈。这是丝厂无利于蚕桑的明显证据。

有人说：“丝厂无利于蚕桑，已经听到了。然而丝厂也能从蚕桑得到利益吗？”回答说：“只有害处罢了，哪里看到所谓的利益？鲜茧的蒸

译干茧，通常是三斤鲜茧才能制成一斤。乡下居民喜欢囤积奇货，一百斤鲜茧的价格通常是四十元，乘以三，得到一百二十元。再加上柴薪和运输的费用十元，捐资善举等费用又十元，这样每百斤干茧的成本是一百四十多元。用它来缫丝，通常是六斤干茧才能制成一斤丝，用每百斤干茧一百四十元的价格乘以六，得到八百四十元。加上缫丝的费用约一百三十元，这样每百斤丝的成本是九百七十多元。而外国丝经的适中价格，大约在八百元左右，那么工厂每出产百斤丝，就有一百七十元的亏损风险。如果遇上丝价下跌，那祸患更是难以想象。所以过去两年倒闭的丝厂有七八家，即使是首创的有名大厂，也都岌岌可危，哪里还有什么利润可言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乡下居民把优质的茧留着自己缫丝，而把劣质的茧卖给商人；二是乡下人想要蚕蛹重，蚕还在蛹中尚未化蛾，就采摘出售，购买者不加仔细查看，被他们所蒙蔽，导致蚕重丝轻，需要六斤茧才能缫出一斤丝，否则四百五十斤茧就可以得到一百斤丝了。将四到五斤茧得一斤丝与六斤茧得一斤丝相比，丝厂因蚕桑技术不精而遭受的祸患，难道还有尽头吗？

因此，天下的事情，都有相互关联的趋势。农业不兴修，却去谋求蚕桑的利益，那么丝厂已经背负了妨碍粮食生产的恶名；又因为缫丝技术不精，却成为消耗运输资源的源头，那么丝厂且蒙受了损耗本金的实际祸患。总之，在上位者漠视百姓，既不勤务农桑，又不体恤商贾，所以百姓和商人都共同遭受其害。我曾经就丝厂的情况进行计算，常常为之叹息，并且常常为中国所有的商人感到愤恨惋惜。

现在外国人看待丝厂，认为围墙如此高大，工人如此众多，所有在其中做事的人，都颐指气使，车马服饰华丽显赫，举凡中国商人中气象阔大的，没有超过这里的，理应获利丰厚。然而以适中的形势供给，每出产百斤丝，就有一百七十元的亏损担忧，那些能够权衡资本而稍有微薄利润的，都是侥幸万分的事情罢了。还记得丙申年冬天，外国丝经的价格，每包在六百两左右，销路不畅，积压货物很多，各厂商都面面相觑无计可施，资金周转不灵，几乎导致整个市场震动，全局糜烂，拖延观望，直到丁酉年春天，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危急紧迫的情形，无法用言语形容。幸好到了初夏，就有转机，后来物价蒸蒸日上，涨到每包八百多两，存货全部售罄。于是各商才得以重新复苏，否则至今上海地区的丝厂留存下来的不过几家而已。在极度便宜的时候，忽然得到极高的价格，不能说不是一种天大的幸运。然而丁酉年春天，各商聚在一起议论，有人希望每包价格涨到七百两，众人都嗤笑认为是梦话，没想到后来飞涨到如此程度。那么遇到这样的转机，都是出乎意外，而不敢自我期望的，他们起初大概已经决定听任其溃败了，难道不危险吗？虽然如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丝价已经稍微疲软了，而今年茧价听说比以前更贵，不知道主管此事的人将如何善后呢？大概丝厂的失算，在于互相倾轧，各自存有私心而不设立公司的过错。如果能够设立公司，聘请总董事，那么彼此的情况自然沟通，利弊得以考核，售价得以统一，女工的薪水得以节省，车盆如何处置而出丝，佳锅炉如何改易而节省煤炭，逐件事务互相订定得失容易看清，越推演越精细，然后才能找到持久经营的方法。否则将如此巨大的资本掷出而听任天命，是多么愚蠢而可悲啊！现在因为不设立公司的缘故，还有更大的危害，莫过于去乡下收购茧了。收购茧的时候，最迟超过十天，小民产生幻想的情绪，市价涨跌的契机，一天变化数次不定，即使有智者也来不及谋划。然而工厂终年的盈亏，都基于此，一旦失误，大局持重的人正想静默等待时机，而躁动的人已经相继抬高价格，诱起乡下人的贪念，使他们自持奇货，不满足其奢望就不出售。所以干茧百斤的价格，过去只有八十元，而现在达到一百二十元了。像这样角逐轻率妄为，不仅消耗资金，更重新激起小民苟且逐利之心，其造成的祸患很大。谁从事丝厂行业而不急于设立公司议定妥善办法呢？然而难道只是丝厂如此吗？凡是中国所有的商人，都可以以此作为鉴戒了。

译论中国茶业亟宜整顿

中国茶业本是出口贸易的大宗，但近年来日益败坏，大势滔滔，不可挽回，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本馆对此事颇为关心，不时撰写论说，希望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以便将来能够补救，大约写了不下几十篇，几乎说得口干舌燥，写得墨尽笔秃，却终究没有听到有人采纳微末的意见，来试用我这钝刀一下，只能坐视这个行业日渐衰微，一年不如一年，无法挽救，实在令人感慨。英国麦君问皋，在中国居住已久，深知中国的事情，也颇为中国的茶业感到寒心。此前承蒙他寄来一封信，并将西方国家的商务新闻示下，还附上了印度茶业公司清单四张。信中所述，无非是希望中国从事茶业的人努力整顿，与本馆先后所论述的大致相同。那四家公司的清单都是去年的账目。这四家公司，其总机构都在伦敦，生意相当兴盛。此外还有从事这一行业的，就不完全清楚了。但仅就这四家而言：一是大缉林公司，去年一年中，扣除一切开销后，净余英金一万零二百四十四磅二先零八辨士；二是查立赫公司，去年净余英金八千三百十二磅四先零九辨士；三是外阿山公司，去年净余英金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六磅十先零九辨士；四是内阿山公司，去年净余英金一万一千一百十五磅七先零四辨士。由此看来，印度茶业的兴旺程度就可以知道了。而且考察历年的生意状况，也觉得一年胜过一年。推究其实际原因，是因为印度制茶使用机器，中国制茶依靠人工，人工则有精粗之分，机器自然均匀洁净。况且印度茶出口没有税收，而中国的茶税极重。因此中国的茶业日益败坏，而外洋的茶业日益兴盛。中国的茶本来出产历史最久，外洋种茶时间尚短，却反而让后来者居上，这实在是因为中国对此事不知道早点自我整顿的缘故。今年即将开办茶市的时候，上海有人将这封信刊登在商务新闻纸上，并说目前茶市将开，但观察众商人的态度并不活跃。有某大商行本是著名的富商，今年竟然已经停止经营，听说还有几家也有想要停止的意思，恐怕今年的茶业又将不佳。〇汉口办理茶叶的西方商人中最踊跃的是俄国人。俄国人办茶，只挑选他们的货物，如果合意，不管价格高低，尽量收购。等到俄商办完，剩下的茶多是挑剩选余的，上等货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其他国家的商人无不望而却步。然而中国如果能在这一事务上极力筹谋，重新设法，也一定有可以挽回的机会。第一，在制茶时，应当使用机器，不要完全依赖人工，这样茶叶才能均匀洁净。至于掺杂伪物的弊端，尤其应当紧急消除。再者，中国茶税太重，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吃苦不少。其原因，在于以前制定税则时，按照粤海关的惯例，定为每若干数量征税，而不问其价值高低。假如每收税二两五钱，如果茶价每可售五十两，那也不过是值百抽五的常例，不算多。但降到今天，价格日益便宜，而税额却依旧。假如每只卖得银价十两，却也抽税银二两五钱，那就是抽到四分之一了，不是太多吗？现在的计策，中国如果不思振兴整顿茶业也就罢了，如果要整顿，就必须也效仿外洋成立公司。凡是山上有地种茶的农户，联合几家组成一个公司，也照外洋那样用机器制茶，并请求修改税则，一定要按照价值的多少来定税的数目，不要拘泥于每若干数量约略计算。从山头到上海，每值百两的货物可以收税银三两；从上海运到外洋，每值百两的货物又可收税银三两。前面的三两由贩客缴纳，后面的三两由洋商缴纳。这样每值百两的货物，前后共收税银六两，比起值百抽五已经稍好，对茶商大有裨益，对国家的税收也不至于太短缺。即使有所短缺，但为了挽救商务，收回利权起见，也应当有所不惜。前日接到电报说，俄国商务大臣与英国商务大臣商议，想要办理西伦的茶，电报文字简略，只有这一句话。但揣度其意，俄国茶商也有舍弃中国而转向英国的趋势。俄国人如果办理西伦的茶，比起中国必然更便宜，其载运必然更便捷。这样中国的茶业必将逐渐被西伦夺去，而疲敝将更加不堪。外洋商务新闻所叙述的如此，电报所传达的又如此，我于是更加为中国这一行业的人感到寒心。以前屡屡提及，不被采纳，自知人微言轻，不足以取信于人。现在外洋新闻，其在外洋的电报声音又都在，而该行业公司的清单又历历可据。麦君虽然是英国人，尚且深为中国长远考虑，难道说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反而对此漠然视之吗？提起笔来，不禁大声疾呼。

论茶

近来听说汉口有创办机器焙茶公司，中外茶商都非常踊跃。查中国茶叶近三十年来，年年减色，究其缘故，

译全是因为中国茶商不能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及时追求精致。现在焙茶仍然沿用土法，不思改变，以致茶业日渐衰败，竟然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耶稣降生前两千二百年，中国打仗以弓箭见长，所以至今考取武生仍以弓箭评定优劣；而西方国家的枪炮厉害则不过问了。如今茶业也是如此，印度年年争夺中国茶叶的利益，虽然茶叶香味远不及中国的纯正，但焙制方法得当，大大夺取了中国茶叶的利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英国茶商悉心研究，力图制胜，这是其一；中国茶业守旧不改，自取亏损之道，这是其二。西洋报刊屡次阐述，中国应当如何力图改变，否则西洋茶市不再会以高价购买中国焙制不精的茶叶。无奈劝告得恳切，听者却漠不关心，而茶业衰败至此，况且并非没有挽救的办法，岂不可叹！时机虽然已经晚了，倘若认真整顿，仍可挽回，只是应当紧急进行变通。西洋饮茶的人，并非不喜欢中国产的茶叶，如果能焙制得当，必定会舍弃他国而选取中国所产的茶叶。据医生所说，中国茶叶因为产地土壤没有恶性，多服不伤害人体；印度茶叶则不是这样。现在汉口既然有机器焙茶的举措，那么中国茶业虽然不能恢复旧业，但必定能挽回衰败的局面，这是我们西方嗜茶之人所深切期盼的。

译论茶务

中外通商以后，出口货物以丝绸和茶叶为大宗。确实是因为外国的土地不如中国适宜种植，所以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是西方人所不可或缺的。近来洋货销售市场日益兴旺，出口货物不及进口货物多，利权逐渐外流。西方人用机器缫丝，只收购中国的蚕茧，导致中国丝绸的销售停滞，但人们还认为有蚕茧可以抵偿。现在西方人养蚕、种桑的方法，反而比中国人更精细，能够以人力夺取造化的功效，挽回地利之宜。于是华人也相继仿效西方方法，设立缫丝厂，广泛种植蚕桑，以期与之抗衡。近年来虽然未必获利，但丝价日益昂贵，可知出口货物尚多，丝绸的利润未必就被外人夺走。

至于茶务这一项，以前比丝绸更好。自从印度种茶之后，各国接踵而起。西方人既然自己产茶，虽然不能不买中国的茶，但已不能将其视为奇货，以至于上市之时，货物由他们抬高，价格则由他们压低。近年以来，各地茶商亏损者，无不达数千上万。有人说价格由西方人决定，但货物终究是我们的货物。不卖由我们决定，西方人虽然想压低价格，但断不能不购买此货，那么何不稍加爱惜，何必急于贱卖以致亏损累赘？不知道西方人如果急于购买此货，并且此货价格过高，西方人也断不会错过。都是因为现在印度产量既多，且制法也精妙，而各国也都种植，不仅仅依靠销售中国的货物。所以西方人有意为难，让茶商囤积居奇不卖，但不拆本，恐怕更失良机。

茶与丝不同，丝如果不立即售出，在仓库中存放时间过长，尚恐有朽坏的货物，一时更难脱手。至于茶，色、香、味三者缺一不可，今年的茶只能今年使用，过时则色、香味虽未必都变，但总不如新出的妙，所以茶商急于脱手，而西方人乐于压价。而且西方人并非专门因为茶商急于脱手而为难，大半是因为挑剔。现在西方人制茶越制越精，中国的货物未必都能统一标准，所以不能尽信罢了。

依我看，现在中国出口的货物，只依靠丝绸和茶叶两种。丝绸则仿照西方方法，可望起色；而茶叶则仍循旧制，则终难望其畅销。西方人既然认为机器制茶者为佳，华商应当购买西方茶样，置办机器，仿照其制法。如果真能完全符合西方人的心意，我知道不仅货物能畅销，而且价格也可以昂贵。不看看西方人将洋货运来中国，起初不过是西方人自用的物品，华人以为罕见之物而购买，究竟未必完全符合华人的使用，完全如华人的心意。后来西方人在华旅居日久，华人的风土人情，喜怒哀恶，都为他们所熟知，所以所造之物，都揣摩华人的心意而制作。每来一物，华人无不争相购买，竟有日用之物，习以为常，非此不可者。西方人的商务，又有什么奇怪其日益兴盛的呢？

华人没有制造之物足以吸引西方人的目光，符合西方人的使用，谋取西方人的利益。只有茶叶这一项，本是华人自然的利益，且为西方人所必不可少之物。如果能够日益兴盛，虽然不能完全抵偿进口货物，尚可以保住出口利益的减少，然而不自整顿，徒令西方人藉口，不也很可惜吗？于是看到初二日报记载振兴茶务一则，不禁心中暗自欢喜。可见风气将开，而中国茶务的衰落，可望转机了。

记载说：泰西所制造的制茶机器，福州茶商已购买并使用。现在听说各商欲联合成立振兴茶务公司，渐渐购机制造，已有将茶叶运往英国获利而归者。看此情形，他日福建的茶叶，不难与印度、锡兰、美洲媲美。近来泰西又新出西乐果焙茶机器，听说汉口茶商购买试用，即使因雨沾湿的茶叶，也可制成出售。不仅色香味并美，而且其价格可比人工所制者更高。用此机烘焙，其妙已如此。如果采摘、搓制都用此机，则其茶当更出色。泰西各国嗜好茶者，无不娓娓称述。本年汉口俄商所购之茶叶，少于往年，因多购自泰仑（锡兰）也。印度的茶叶如此兴旺，无他，有机器为之也。中国的茶叶如此衰落，亦无他，无机器为之也。现在已联合为一气，有成效可见。中国产茶之地，何不各立公司，购机制造？大抵机器所出的货物，只求快且均匀。茶叶贵在快，快则色香味不走，均匀更不必说了。并且出货可多，人工亦省。风气渐开，不禁替茶商欣喜。可知中国之利权虽失于先前，自不难挽回于将来。西方人对中国有益，岂是浅薄鲜少的呢？

有人说茶户都是穷民，怎能自己购买机器？回答说：就像现在的缫丝厂一样。从前中国都是从民户手工缫出，然后卖给行家，行家提挑之后，销售给洋商。现在实行缫丝机器以来，民户等到蚕成茧之后，行客即赴乡收购，设灶烘干，运到有丝厂之处，存栈一切，都归厂中管理，民户皆不得而知。尽有

译卖茧的人家，尚且不知道机器是怎样的，出丝是怎样的，丝的优劣是怎样的。茶叶用机器制造，也是这样。机器应当由茶商购买设置，在产茶的地方，等到茶叶采摘的时候，收购并制造，这与丝商收购鲜茧没有不同。对于乡民来说可以节省烘焙的劳苦，而茶商可以加快出货的速度，不也是一举两得吗？然而茶叶一旦用机器制造，茶叶就能兴旺吗？在西方人论述中国茶业的人看来，意思难道还只停留在这里吗？中国茶叶销往国外的，日渐衰落，恐怕不久就会完全失去利益。曾苦苦劝谏中国紧急免除厘金，以挽回茶利，中国人却不以为意。现在聚集在中国茶市的英国商人，由多变少，明显是这件事的证明。中国人不把茶业当作忧虑，而征税官员明明知道茶税过去多现在少，只知道教导茶农考察研究种茶制茶的方法，而不考虑茶税过重是第一大弊端。试拿销往英国市场的华茶来说：光绪二十二年，从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共计茶叶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零九担，而上一年的数量有一百万担，相差几乎达到五倍。今年汉口、九江出产的茶叶比上一年更旺盛，第一茬所收获的，大约得到五十五亿磅。以前英国商人逐年减少，俄国商人增多来弥补，只听说俄国存茶太多，今年新增购买的不过上一年的半数，尚余二十七亿五百万磅，必须销往英美两国。然而上一年两国销售茶叶不过十八亿五百万磅，今年多出十亿多磅，如果不大幅降低价格，难以脱手。但是茶价低廉而厘金不减免，种茶农民不亏损本钱的很少了。有门英领事传冷卡士先生，曾经将各地茶业情况详细回复英国朝廷说：光绪二十二年门乌龙茶共得到十二亿磅，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还恐怕今年减少得更多。这里种茶的地方大多已经抛荒，甚至有完全毁坏的，又说制造出一亿多磅的茶叶，价值银子不过十三万六千元，厘金抽取到两万元，出口税抽取三万五千元，两项合计已经占据茶价的三分之一。日本明白远见，去年将台湾的茶税减为每担抽税一元一角二分，而中国仍然固执地维持五元八角一分的税率，这是中国的失策，将来茶利全部丧失，后悔将来不及了。十年前门产茶二十七亿二千万余磅，到现在按理应当增加十几倍，不料反而减少十几倍。又说中国茶业的弊端，不是天下最巧妙的机器所能挽救的，必须将厘金和税收全部免除，并且兼用机器才有救。由此看来，西方人论述中国茶业可以说是详细且全面了。中国人只知道制茶不用机器，导致茶业衰落，而西方人却说即使全部使用机器也不能挽回弊端，这是更为推究根源的论述。大抵商业的道理，首要在于体恤商人，而尤其在于农民。不亏损种植成本，那么种植自然增多，种植既多，产出数量自然旺盛，然后再筹划销售的计策，统筹全局，使商人必定有剩余利润可沾，那么商业自然能起色。这不仅茶业是这样，只是茶业尤其是最关键的环节罢了。

译有人说，西方人想要免除中国茶业的厘金和关税，虽然表面上是替中国着想，但其中也不免夹杂着私心。大致来说，税厘减少，茶价必然降低；茶价降低，虽然销售市场广阔，但洋商获得的利润反而更厚，恐怕这并不是中国的利益。有人反驳说：不对，西方人的这个观点颇为正大光明。厘金这一项，西方国家本来就没有，西方人早就对中国这种做法不满。至于关税，西方国家对进口税定得重，对出口税定得轻，他们认为出口税轻，本国土货的销售就广；进口税重，外国货物的来源就少，这样西方的利益就不会外流，所以商务日益兴旺。中国现在财政拮据，厘金断然不能免除，更何况能单独免除茶厘呢？至于出口税，自然不妨减轻，既然减轻了出口税，就应当加重进口税，以进口税抵补出口税的减少，应当有余而不会不足。西方本来就有这样的先例，和他们商议订定，我想西方人也无话可说，难道还有这种议论吗？如果减轻出口税，应当不只是茶叶这一项，其他货物也可以指望销路广阔。中国商务的关键就在这里，希望当权者仔细筹划，不要固守成法而不改变。这是中国商民的幸运。

中国茶叶在外洋的销售日益衰退，恐怕不久就会完全失去这项利益。而印度的加尔各答和锡兰山两处产茶，逐年增多，西方报纸曾苦口婆心地劝谏中国紧急免除厘金以挽回茶利，但中国人却不以为意。这就像贪婪的人，宁可杀肥羊来吃，不肯宽待它，却常常捡拾它所产的卵。英国商人聚集在中国茶市的，由多变少，明显是这件事的证明。中国人难道不知道吗？然而完全不介意，难道反而因为英国商人不来而心里高兴吗？中国茶业必将灭亡。

不仅中国人不把茶业逐渐衰退当作忧虑，征税的官员明知茶税过去多现在少，也不在意。这些人只知道教导茶农求取种茶制茶的方法，却不思考茶税过重是第一弊端。试拿华茶在英市销售的情况来说，光绪二十二年从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只有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零九担，而上一年则有一百万担，相差几乎达到五倍。今年春天九江、汉口两处出茶比上一年更盛，第一茬所收的约得五十五兆磅。以前英国商人买茶逐年减少，俄国商人增多而弥补了空缺。只是听说俄国储存的茶叶太多，今年能从中国额外购买的不过上一年的一半，尚余二十七兆五十万磅，必须销往英美两国。然而上一年两国共销华茶不过一十八兆五千万磅，今年出产的茶叶超过限额十兆余磅。如果不大幅降低价格，就难以脱手。但是茶价便宜而厘税又不稍微减少，茶农不亏本的很少了。

又有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传冷卡士先生，曾将各地茶业情况详细回复英国朝廷，他的话足以让听者感伤。他说：光绪二十二年门乌龙茶共得一兆二亿磅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还担心今年减少更甚。过了今年之后，更恐怕不再成为茶市了。这里种茶的郡县大多已经抛荒，而茶田更有完全毁坏的了。卡士先生又指出弊端的缘由，大概说制成一兆余磅的茶，价值银不过一十三万六千圆，厘金抽取到二万圆，出口税抽取到三万五千圆，总共抽取银五万五千圆，已经占了茶价的三分之一。至于日本明白预见，去年将台湾的茶税减为每担抽税一元一角二分，而中国仍然固执地维持五元八角一仙的税，这是中国的失策。阅历深则知识进步，国家强盛应当自发奋，而中国却不然，将来茶利全部丧失，后悔哪里来得及呢。十年前门共产茶二十七兆二亿余磅，到现在二十一年按理应当增加十数倍，不料反而减少十数倍。卡士先生又述说识时务者的意见说：中国茶业的弊端，不是天下最巧妙的机器所能救除的，必须将厘税全部免除，又兼用机器，或许才开始有补救的办法。

出洋茶利防弊策

我曾经观察流水，从而得到通商的道理。用我拥有的，交换他们没有的，期望两国都没有缺失。流水这种东西，用这边的充盈，去补充那边的不足，期望彼此达到平衡。这是水性的自然规律，也是商务盈亏消长的契机。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互市，将近一百年。自从五口通商，长江关埠开放，凡是外国输入的货物，我们几乎无所不有。中国的土产，如果可以销售的，也没有一样不在外国销售。彼此往来贸易，也彼此互相仿效。我推测几百年后，凡是我国的土产，外国必定没有一样不自己生产的；外国的货物，中国没有一样不自己制造的。彼此互通有无，交换事务，像流水的两个坑洼相互平衡，不再再有流动的特性，那么贸易必定归于清淡，而通商的局面将会衰落。这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

中国土产，除了湖丝外，实际上以茶叶为大宗。每年售出外洋，价值白银二千九百五万有零，可以说是中国极大的进项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即使没有印度起来相争，也知道这不是长久维持的局面。人情对于别人获得厚利的，没有不起而相争的。英国人嗜茶成癖，英国商人贪利如命，羡慕到了极点产生嫉妒，日夜谋划，必定想要独占

译（他们）以获取中国的利益为最终目的。他们处心积虑，如同勾践卧薪尝胆、图谋灭吴的决心；他们百折不挠，又似愚公移山的计谋。于是，他们聘请中国的茶师，传授种植茶叶的方法、烘焙茶叶的技艺，在印度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地区，广泛种植茶籽。不到十年，竟然已经制茶出售，近年产量尤其旺盛，销量不断增加，几乎达到中国茶叶销量的十分之九。不出十年，必定会超越中国了。幸好他们的茶叶虽然价格低廉，但味道不佳，终究比不上中国茶叶味道醇厚，因此销量还不算广泛。近来听说印度商人计谋更加精巧，便购买中国的茶叶，掺入印度茶叶中，希望畅销。起初中国茶叶多而印度茶叶少，后来中国茶叶少而英国茶叶多，那么外国人习惯饮用印度茶叶，嗜好中国茶叶的癖好就逐渐淡薄了。从形势推测，中国茶叶的利益必定逐渐被他们夺取。这不是被夺取，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生产茶叶，不需要向中国购买罢了。这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掌握的利权，是天地盈亏往复的正常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其他国家知道保护本国的利权产业，尚且想要夺取为己有；而国内却看着出口的白银滔滔流去不再返回，任其自然，每年流失到英国的白银不下三四十万两，绝不思考挽回的办法，这才是令人惊异的。幸好上天启发他们的内心，山西、陕西、云南、四川的百姓也知道广泛种植罂粟，以夺取外国人鸦片的利益，因此洋鸦片仅销售于沿海各直隶省，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侵入中国土烟的销售领域。这也可以说是天道公平的道理了。如果真能把外国从我这里获得的利益，一一按照同样的方法施行：如果用机器纺织棉花，那么洋布、羽纱等货物进口自然就会减少；如果用机器织造羊毛，那么毛织品、呢毡之类的销路自然就会停滞；开采矿产以出产煤、铁和五金，那么洋铁、洋煤就无人问津了；精工制造以制成机器，那么船只、器械、炮火就不必向他人求取了。推广开来，广泛种植咖啡、可可等作物，那么洋茶的利益反而会被我们侵占；多饲养牛羊牲畜，那么洋人的食物就只依赖我们了。其他如种植葡萄用来酿酒，仿制雪茄等，没有一样不可以夺取洋人的利益。假如使洋人不能用货物来交换，我们也不必用茶叶去交换，那么即使完全失去丝绸、茶叶的大利，对于保全国家来说仍然益处很多，不妨碍治理国家的根本。这可以说是拯救时局的一种策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