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一礼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一 礼政

婚礼

士庶昏礼遵制正俗议

李德骞

《大清会典》说：没有品级的人以及生员、监生、军士、百姓不得使用仪仗，庶民妇女不得使用仪仗大轿。然而本县风俗，庶民迎娶新娘，全都使用仪仗大轿，这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大清通礼》说：有品级的官员婚期请期，准备礼物，三品以上用羊和酒，四品以下用鹅和酒，庶人婚期请期用鸭子。四品官员尚且只用一只鹅，而本县风俗却用八只鸡，这是僭越礼制的行为。《通礼》说：公婆宴请新娘，新娘退下后宴请送亲的人，意思是宴请送亲的人必须先宴请新娘然后才轮到他们，两次宴请也在同一天。而且宴请新娘的礼仪详细，宴请送亲的人则简略，因为送亲的人就是铺设席位的陪嫁侍女，陪嫁侍女也只有一两个人。《通礼》说：陪嫁侍女铺设的布在东边，注解说：陪嫁侍女是女方家送亲的人。而本县风俗送亲的人男女有十多人，甚至几十人，而宴请送亲的人摆开宴席准备食物，必定大宴持续三天、四天、五天之久，这是奢侈违背礼制的行为。《通礼》说：选择吉日带着见面礼拜见新娘的父母，主人用甜酒招待，这也只是一天的事。而本县风俗男方必定准备礼物送给女方亲属，而女方亲属也各家设宴，必定延续二十多天，或者一个多月之久，这是奢侈违背礼制的行为。从今以后斟酌礼俗的适宜，请期时绅士只用双份，庶人只用双份，迎娶新娘庶人只用小轿，送嫁的妇女只限两人，宴请送亲的人只限一天，女方家设宴只限三天，用礼制来规范，违犯则有惩罚，或许僭越奢侈的风气可以革除了。况且本县有不明的女方父母，因为家贫就声称请期必定要备八只鸡，迎娶新娘必定要备仪仗大轿，明知男方力量不能承担却借此刁难，以致男方到了该娶的年纪而不能娶，女方到了该嫁的年纪而不能嫁，甚至拖延多年，暗中打算毁弃婚约，实在令人感慨。如果真能以礼制作为防范，不仅僭越奢侈可以革除，更能使婚姻按时进行，这就杜绝了离婚的苗头。况且本县溺杀女婴的风俗，也源于嫁娶的奢侈，因为女方送亲的人必定男女多人，不妆扮华丽不足以让送亲的人光彩，又因为女方家宴请送亲的人必定拖延数日，不妆扮华丽不足以让宴请的人欢喜，又因此女子将来嫁人，竞相追求服饰繁多，必定预先准备齐全，不妆扮华丽不足以满足女子的意愿。本县送亲的女客十多人，服饰彼此比较，如果有一人不齐备就感到极大的耻辱，而且宴请数日必定换衣服十几次，如果有一次不齐备就感到极大的耻辱，所以嫁女必定预先准备，因此嫁女的妆饰不得不华丽，因为追求华丽不得不负债变卖产业，因为担心嫁女变卖产业，所以本县多溺杀女婴。如果送亲的妇女不过两人，宴请送亲的人不过一天，那么女子的服饰就不需要多。嫁女也不担心困难，而生下女儿自然没有必要溺杀。这就清除了溺杀女婴的根源。只希望百姓的父母，用定制来晓谕他们，纠正他们的习俗，崇尚典章则百姓知道礼，崇尚节俭则百姓知道义，保护婴儿则百姓知道仁。实行一件事而得到三种善果，说的就是这个。

昏礼摄视议

俞正燮

《仪礼·士昏礼》说：“主人戴爵弁穿浅红色下裳和黑色蔽膝，随从都穿元端服，乘坐墨车，随从车两辆，拿着蜡烛在马前。”注解说：“主人，墨车是漆车，士人乘坐墨车，是借用了更高等级的车饰。”根据《周官·巾车》：“大夫乘坐墨车，士人乘坐栈车。”可知昏礼所乘的车是装饰盛大的。《唐书·车服志》说：“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假借絺冕，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九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假借爵弁，庶人婚嫁假借公服。”百官女方家的母亲见摄母服。《明史·舆服志》说：“庶人婚嫁允许假借九品官服，也是借用了更高等级的车饰。”《大清会典·礼部·昏礼》说：“有品级官员的儿子未授职的，礼仪可以参照其父；已受职的，各自按照其品级。士人昏礼可以参照九品官，庶民的舆服采色都可以参照士人，也就是参照九品官，都是借用了更高等级的车饰。”仪卫说：“杂职官员骑马，而现在都四人抬轿。”那么新婿四人抬轿，符合经律。礼制称为摄典，称为视，没有不符合的。休宁有一位云南人做县令，士人家里借官轿迎娶新婿，县令在街上遇到，打了二十板。这个人本来习儒，于是弃家出走，不知下落。根据宋范公称《过庭录》说：“范忠宣任洛阳尹，有百姓意外争讼应当受杖刑。忠宣见他容貌循谨，身体素来完好，准予罚款释放。这个百姓于是成为完人，一乡受感化没有争讼的。”完人如此难做啊。《王制》有“新娶的妻子不从政，宽假之”。《宋史·曹彬传记》说：“任徐州知州时，有吏犯罪，已经结案，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新娶了妻子，如果杖打他，他的公婆必定认为妻子不利而朝夕鞭打他，使他不能自存。’于是延缓处理此事。”《辍耕录》说：“杭州行金玉府副总官罗国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迟，案件具备请求判决。罗国器说：‘我听说他新娶，如果责罚他，公婆必定认为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系焉。暂且放置，以后如果再犯重惩治可耳。’”《李翀口聞录》《杨瑀山居新语》也记载了这两件事。这位县令难以与他谈论经史，也不足以与他谈论曹彬、罗国器的事。《论语》有：“仕而优则学。”《大清会典》本是做官者所，应当时时检读。

昏问

林伯桐

译谨按：婚礼，是将两个姓氏结为友好关系。如果两个姓氏不友好，就不能结合。父亲为女儿选择归宿而将她嫁出，女子出嫁称为“归”。对内属于夫家，对外属于父母家，这是秉承父亲的意志罢了。如果亲手将刀刺入父亲的腹部，却与仇人的儿子白头偕老，侍奉仇人如公公，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春秋公羊传》说：“按照礼制，仇家不互通婚姻。”《谷梁传》说：“仇家的人，不是用来通婚的对象。”鲁国与齐国是仇敌，却让鲁国主持王姬嫁给齐国的婚礼，尚且被《春秋》所厌恶，何况是侍奉仇人呢？《谷梁传》又说：“不让齐侯与我们行礼。”仇敌国家尚且不可与我们行礼，仇敌家庭反而可以与我们通婚吗？应当离婚，似乎没有疑问。

谨对：有人说，答应婚事，是父亲的命令。一旦与丈夫齐等，终身不改变，这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活着时命令她，父亲死了就违背他吗？回答说：礼有常规，也有变通。父亲命令女儿嫁人，终身不改，这是常规。先结婚后结仇，不是父亲所能预料到的，这就是变通。推想父亲的意志，必定不允许女儿侍奉仇人。推想女儿的心意，更是与仇人不共戴天。《传》说：“违背天意的，天会断绝他；违背人情的，人会断绝他。”结婚后互相残杀，不顺理到了极点，不断绝关系还做什么呢？

有人说：按照礼制，妇人没有两个斩衰之亲，所以为丈夫服斩衰，为父亲服期年。丈夫的地位更重，又怎么能离婚呢？回答说：女子在家听从父亲，出嫁后听从丈夫。所以在家的女儿为父亲服丧三年，如果亲迎时父亲去世，女儿就返回娘家。如果女子未庙见就死了，就归葬到女方家族，表示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丈夫对于未成妇的女子，怎么能用已嫁女子的例子来类比呢？

有人说：杀害你父亲的是你父亲，不是别人。怎么不考虑这一点呢？回答说：文姜对于鲁桓公，只是参与了弑君，并没有亲手用刀杀他。而《公羊传》却说：“思念母亲是人之常情，那么为什么在思念母亲时贬斥她，不认可她思念母亲呢？”母亲参与了杀害，不允许她的儿子思念仇人并与之成婚吗？杀害父亲的事，难道可以让未成妇的女儿去思念吗？

有人说：婚礼是千古的公义；不侍奉仇人是私恩。没有私恩，不是孝；没有公义，不是忠。君子不因为私情损害公义，有上级主持这件事，可以吗？回答说：鲁国主持王姬的婚礼，是周王命令的，而《公羊传》所说的“以我主书”，其意图在于厌恶周王。那么有命令的人，难道公义就不认为是对的吗？

有人说：臣子重视接受命令，父亲死了，离婚的命令从哪里接受呢？回答说：鲁庄公娶齐国女子，夫人姜氏进入鲁国。《谷梁传》说：“‘入’字，表示内部不接受她。”为什么不接受呢？娶仇人的子弟，让她住在前面，从道义上讲是不可接受的。何况用先人的遗体，嫁给仇人的子弟，怎么向宗庙交代呢？由此看来，道义相通，接受命令的地方也就明确了。

有人说：“那么雍纠的妻子、庆舍的女儿，应当离婚吗？应当死吗？”回答说：“她们都已经为人妇，应该有补救的办法。妥善地处理使双方都保全为上策，如果不能保全而死，就不必等待归家了。而这个女子只知道有父亲，仇人不是她愿意见到的，这与她们不同。”

有人说：“女子不死，还可以改嫁吗？”回答说：“婚姻未离，是正理；婚姻已离，就是仇人。即使改嫁，恐怕也没有嫌疑，但依然痛惜父亲非正常死亡，怨恨自己生不逢时。不侍奉仇人，也不改嫁他人，穿素服终身。君子必定深深哀悼她，认为她心志上没有过错。”

译关于婚姻嫁娶的议论

周济

古人在对待夫妻关系上，各自表达真情，而从未有过勉强。一旦结为夫妇，终身不变，以此来确立常道。媒人掌管男女的婚配，对私奔者不加禁止，以此来防范变故。然而夫妻之道，如果过于严苛，淫乱邪僻之事就会增多。情是性情的流露；欲是情感的流荡。上等的人恢复本性，次一等的人运用情感，下等的人顺从欲望。欲望不追逐外境的人，其情感几乎接近恢复本性了。低于这个层次的人很少不改变的，改变了则情感变化，变化了则亲近逐渐疏远，真诚逐渐虚伪，只是因为彼此处境相逼。内里疏远而外表虚伪，尤其不能长久维持，却又顾惜名分，含忍包容，彼此互相忍耐却又互相不平，于是不可测度的祸机潜伏在身旁，其危险程度让人无法终日安处。况且中等智力以下的人，没有不依赖外物的。所依赖的外物，当他在自恃时，就已经不可靠了。境遇过去而不驻留，欲望得不到满足，情感隐藏而不抒发，本性恐怕就危险了。我认为应该放宽妻子不跟随丈夫改嫁的条例，设立丈夫断绝恩义可以离异的法律，以平复情感并消除变故。为什么要表彰节烈？因为这是人情难以做到的事。难以做到的事被表彰，那么就不能让那些做不到的人去效仿；在可以宽恕的地方，宽恕就不应该显示惩罚。妾不受丈夫的封号，是因为她私奔不合礼制，但从未断绝她儿子的封号，只有再嫁才断绝。连妾都不如，所以素封以上的人无不以此为丑而强制她们，这说明节烈是可以伪装的。甚至有人担心节烈不能坚持到底，断绝父母公婆的恩情，逼迫自己自杀，这并不是怜悯体恤寡妇弱者的做法。我认为再嫁的妇女，应该比照妾的条例，断绝她丈夫的封号但不断绝她儿子的封号，使父母公婆没有理由以此为丑而强制她们，这样保全的人必然很多。苦守节操的贞女，侍奉长辈养育晚辈，积累数十年；殉夫的烈女，顷刻间就决意赴死，确实有所不同。告诫轻生的人，因此有表彰节操而不表彰烈行的说法。然而每当看到改朝换代之际，有识之士默默捐躯赴死，没有能成功的。异代的圣王尚且要表扬他们，以激励风俗。至于烈妇，却说：“你为什么不做到那件难事？为什么轻生而求取名声？”把自缢于沟渠的诚信，要求于学士大夫，却把托付孤儿重命的重任要求于普通妇女，这多么是不思量的啊！我认为殉夫的烈行，凡在丧服期内以及刚脱去丧服的人，都应该表彰，在道义上是宏大的。先王的教化至宽，所以多有顺从而少有逾越。拘泥的儒者见识浅陋，搜求瑕疵，刻薄的议论，务求比申不害韩非还要严苛，于是驱使天下人走向虚伪。虚伪一旦形成，对于教化固然没有逾越；但其流弊极端，将激起产生奇异变故，能不恐惧吗？能不谨慎吗？

关于贞女的议论

何秋涛

娶妻有吉日，如果女子死了，穿齐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这样，这是礼制的明文规定。那么死去的妻子穿斩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礼制就是这样罢了。卢氏坚守志向不被改变，年老后回归夫家，在宗庙祭奠，立嗣子抚养她。像这样是女子，却执行妇道，不符合礼制吗？回答说：这是礼制的变通，贤者的过错。圣人曾经允许过。孔子删定《诗经》在邶风部分，收录了《柏舟》。刘向认为这是卫国的寡夫人，现在通行的《列女传》作宣夫人，是错误的。《太平御览》作寡。现在根据王氏补注，改为齐侯的女儿嫁给卫国，到达城门时卫国国君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卫国服三年丧，丧期结束。弟弟继位，请求让她同处一室，始终不听。卫国国君派人向齐国的兄弟告状，齐国的兄弟派人告诉女子，女子始终不听，于是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君子赞美她的贞一，所以举出并列入《诗经》。这番话，则不知道是鲁诗的说法还是中垒（刘向）的祖述。楚元王学习鲁诗，所以毛奇龄、朱彝尊都认为这是鲁诗的说法。或者是韩诗的说法？中垒所引用的诗多与韩诗说法相同，所以王伯申先生及马氏都怀疑中垒曾经研习韩诗，怀疑这是韩诗的说法。总之，记载贞节从此开始，并且首先列入经典，所以说圣人曾经允许过。圣人既然已经允许，那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回答说：不是议论贞妇，而是对确立继承人有所怀疑。对确立继承人有什么怀疑呢？回答说：贞妇的丈夫是中殇，她的公公为他立了儿子。已经换牙后又夭折，现在要为贞妇立儿子，那么众儿子中没有合适的人。如果要立孙子，则不知道没有服丧关系的殇者能否立孙子？回答说：这件事，礼制和法律不同。礼制没有为殇者立继承人的制度。《丧服小记》说：“为殇者立继承人，按照他原本的服丧等级来服丧。”注说：“说为后，是说依据承继而言。殇者没有做父亲的道理，按照原本亲属的服丧等级来服丧。”疏说：“为殇者立继承人，是指大宗子在殇者中而死，族人为大宗立继承人而不能为殇者立继承人，这个殇者是儿子。”注云：“依据承继而言，既然不与殇者做父子，就不应该为后。现在说为后，是依据已经承继其位置而言。”云：“按照原本亲属的服丧等级来服丧，是说依照其原本等级如原本序列。”以上都是疏文的案语。《曾子问》说：“宗子为殇而死，庶子不为后。”这也是殇者不立继承人的确证。所以《小记》中为殇者立继承人，郑玄的注不解释为为人后。这是礼制，按照礼制的说法，不仅没有服丧关系的殇者不得立继承人，

译即使是贞妇的丈夫，若是中殇而死，也不得立嗣，这是针对所有殇死者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贞妇的丈夫而言。制定礼制的人记载常规，不记载变通；依据常理，不依据权变，所以没有为贞妇立嗣的制度。但律法对此却有详细规定。在律法中，已聘未娶，妻子能以女身守制，就应当为其子立后，因此贞妇的丈夫虽然未婚却得以立嗣，这与其它未婚而夭亡的人不同。有贞妇存在，则夫妇之礼完备；夫妇之礼完备，则视为成人，而非殇者。《丧服》篇中有为丈夫的姐姐服长殇之丧的丈夫的姐姐，既然有长殇，那么丈夫的年龄肯定尚未行冠礼，即使已经娶妻，难道不应当按照成人的礼仪来治丧吗？律法似乎说：对于贞妇的丈夫，不应当以殇者对待，这立嗣的说法见于律法之中。至于贞妇所立的嗣子又夭折，那么条例所说的寻常未婚夭亡者不得一概立后，对此也有说法来通权达变吗？回答说：有。条例又说：独子夭亡而族中确实昭穆相当，可以为其父立继的，也准许为未婚之子立继。又说：独子夭亡，并非专门针对贞妇所立的嗣子而言，而贞妇的嗣子也包含在内。又说：准许立继，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多少岁的殇者，但上、中、下殇以及无服之殇皆可立继的含义，也包含在其中。所以，贞妇的丈夫立嗣，按照成人的礼仪办理，这是常理；贞妇的嗣子立继，不按照成人的礼仪办理，这是重视宗法，警戒扰乱昭穆秩序，这是权变。常理与权变虽然不同，但它们都依据条例，本质是一致的。《诗经》用以阐明风化的本源，礼制用以确立教化的准则，律法则是治理世间的根本大法，都是不可违背的。圣人之所以采纳贞妇的说法，在《诗经》中记载得很详细，在礼制中为何简略？因为未嫁而守贞，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定为定制，恐怕会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如果删削其微言大义，则会因为顺从私情而损害道义。所以在《诗经》中详细著录其义，而在礼制中深深隐没其文，让人知道未婚而丈夫死去的妻子不必一定守制，那些能够坚守志向的，本来就是圣人所赞许的。后世圣人兴起，可以援引礼制来确立义理的说法，以彰显成宪，也就不必担心礼制不完备了。其旨意精微啊。所以我以为贞妇立嗣，应当完全依照律文立子。律法中有为殇子立孙的规定，也不违背律法。国家继绝世与旌表善行的义理同条共贯，恪守它是可以的。至于孔子作《春秋》所记载的节女，只记载了叔姬和宋伯姬两人，记载叔姬是因为她作为待年之媵，始终卒葬，详细书写于史策，深深嘉许她。将要记载纪侯去国之后，叔姬和季姬归酅的事，而在纪侯去国之前，先记载纪季以酅地入齐的条文。叔姬和季姬心系纪国，如果不记载纪季以酅地入齐，那么纪国被齐国灭亡的嫌疑，以及叔姬和季姬无处归依的情况就难以澄清。所以记载纪季以酅地保存纪国，庆幸叔姬和季姬有所归依。伯姬守节，不见于传；母亲不下堂，被人杀死。《春秋》记载纳币，详细记录其礼仪，以区别于常人。现在卢氏心系夫家，而其嗣子未立，将无处归依，所以为她立孙以继承，这也是《春秋》的旨意。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烈妇议

王宝仁

近来的惯例，妇人守节，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可以得到表彰；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但守节已经超过十年的也可以得到表彰。现在有一种情况，丈夫死后苦苦立志抚育孤儿，孤儿还未成年就夭折了，不久节妇也因此去世，她的年龄不到五十岁，守节的时间也不到十年。如果说她是殉夫而死，那么她并非与丈夫同时死去，这能给她表彰吗？回答说：虽然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但道义上则应当表彰。丈夫死后没有立即死去，是因为有孤儿在。抚育孤儿有成而没死，不能责备她不殉死。现在因为抚育孤儿不成而死，这说明丈夫死时她早有死志了。那么按照条例给她表彰可以吗？回答说：仅仅给她“节妇”的称号，则与年龄的条例不符，而且不足以彰显她的志向。为孤儿而死，犹如为丈夫而死，怎么能不称她为“烈妇”呢？

节妇说

俞正燮

《礼记·郊特牲》说：“一旦与你结为夫妻，终身不再改变。”所以丈夫死后不改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说：“丈夫有再娶的道理，妇人没有改嫁的条文。”所以说：“丈夫就是天。”按说妇人没有改嫁的条文，固然如此；但男子也没有再娶的礼仪。圣人之所以不在此事上定下议论，就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样，并不是说庶人不行礼，大夫不畏惧刑罚。自从礼的本意不明，苛刻地要求妇人，于是成了偏颇的道义。古礼中夫妇合体，尊卑相同，却有人贬低妻子。古话说“终身不改”，“身”是男女相同的；休妻，就是改了一次；妻子死后再娶，就是改了两次。男子在礼义上无边无际，却用深奥的文辞来欺骗妇人。用深奥文辞欺骗妇人，这是无耻之徒。《魏志·钟繇传》说：“儿子钟毓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从君父已去世，臣子得以申辩诽谤以及士人为侯，他的妻子不再改嫁。”《北史·李谐传》说：“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北梦琐言》说：“士人的女儿没有改嫁的礼仪。”然而宋朝濮王允让，在仁宗时任知大宗正事，旧例宗室妇人年少丧夫，即使没有儿子，也允许改嫁。允让说：“这不符合人情。”于是为此请求，让她们有所归宿。《检礼志》十八说：“治平年间，命令宗室女子再嫁的，如果祖父有两代担任殿直或州县以上官职，就允许结为婚姻。”熙宁十年诏令：“宗室妇人如果不是袒免以上的亲属与丈夫听任离婚，再嫁的由中正司核查其恩泽已被追夺而请求给予后夫的，降一等。”随后诏令：“宗室女子不得与曾经娶过人的结婚，再嫁的不适用此法。”这是女子再嫁，与男子再娶是等同的。《元史·列女传》说：“郑州霍尹氏，丈夫死后，婆婆命令她改嫁，尹氏不忍心。婆婆说：‘世间的妇人都是这样，人们未曾认为不对，你为何独自以此为耻？’尹氏说：‘人的志向不同，妾只知道坚守妾的志向罢了。’婆婆不能强迫。”这是妇人的节操，男子所不及的。那些改嫁的，不应当非议；不再改嫁的，尊敬礼遇她们，这样就够了。

丧礼

丧服正等篇

吴嘉宾

丧服有五种，其等级有三种。三族相互作为主人，以三为五，相互作为亲人，以五为九，相互作为兄弟，从而区分亲疏就明白了。安葬完毕哭祭结束后，亲近的人变服，兄弟除服，而成为吉服的主人。主人变服，亲近的人除服，再次大祥之后，主人除服，而丧事的节次就分辨清楚了。区分亲疏以三列为标准，丧事的节次以三次完成。然而丧服有五种递减，为什么呢？《周礼·司服》：天子诸侯的凶服，有斩衰，有齐衰，有緦衰。大夫士加上大功、小功。大功与不杖期为一等，小功与緦麻为一等。经文说：“亲近的人送殓，不传达命令就直接陈列。”解说者说：“不传达命令就直接陈列。”大功以上有共同财产的道义。传文又说：“怎样称为兄弟？小功以下称为兄弟。”那么大功以上与期同等级，小功以下与緦同等级，就非常明显了。大功，旁系则指从父兄弟，下系则指庶孙；外丧则指姑姊妹、出嫁的女儿，姑姊妹、女儿的本源本来如此。兄弟的儿子为期，从父兄弟不是父亲所为期吗？嫡孙、庶孙不是期降吗？所以大功以上与期同等级。小功，同姓则指从祖的亲属，异姓则指外祖父母。同姓依据其等级，异姓以名分增加，都是外丧。所以小功以下与緦同等级。先王制定礼仪，明确内外，内亲的降等不让其达到外亲，因此定为大功。外亲的增加不让其达到内亲，因此定为小功。丧服完备为五种，只有旁系治理上止于三代，下系止于三代。大功、小功的增加不向上施加于祖，不向下施加于嫡系，不居中施加于宗子、宗妇，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正体除去丧服，必定因为有事而除去。三个月除去因为卒哭，一年除去因为小祥，杖期三年除去因为祥禫，这是主人的丧事节次。凡是隶属于主人的，都视同主人，这是丧服的正等。至于九月、七月、五月的丧事，安葬后即穿葛服，回到自己的宫室，自行终了其月数，计算后降等。亲近的人回避，主人疏远的人作为私事，隆重对待，这不是丧服的正等。不是丧服的正等，所以上不施加于祖，下不施加于嫡系，中不施加于宗子、宗妇。有人说：古时三十年为一世，人寿百年，上不涉及高祖，下不涉及元孙，丧服上下递减止于

译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有涉及到的亲属，他们的丧服该如何确定呢？回答说：如果曾祖以上有涉及到的亲属，都为他们服齐衰三个月是可以的。如果曾祖以下有涉及到的亲属，都为他们服缌麻是可以的。丧服的等级到了极点就可以互通，齐衰三个月是正体之服，适用于男子。女子为宗子、宗子的母亲和妻子服丧，也是如此。宗子尚且如此，何况他的祖父呢？缌麻是丧服中最轻的。传文说同灶共食者服缌麻，同灶共食者服缌麻，难道还要为他们的子孙服丧吗？所以丧服的等级分为三等，其道理可以推演至无穷，然而能够贯通古代的制度，也就对了。

译《丧服改制篇》

吴嘉宾

周公制定的礼制，如今已没有实行的了。然而丧服制度之所以还能留存下来，并非后世君主所能做到的。这自有其缘由。人伦纲常都体现在这里，尊卑贵贱、亲疏长幼、内外的交往都依附于此，嫌疑犹豫、分争辩讼的根源都取决于此。所以，这种礼制虽然实行起来残缺不全，但其大体框架尚存。虽然如此，它真的还存在吗？丧服的大义有三：一是父，二是君，三是宗。继承周朝之后的丧服制度已经变了三次。汉文帝下诏让官吏百姓缩短丧期，于是君臣之义就衰微了。唐代以后，给异姓亲属加设大功、袒免等丧服，于是宗族之义就衰微了。明代制度规定，儿子为母亲、媳妇为公婆都服最重的斩衰，儿子为庶母服一年之丧，父亲为长子与为众子都服一年之丧，于是父子之义就衰微了。先王制定礼制，没有人敢公然指责并明显改变它，那些散失磨灭的部分想要恢复却不可能，并非可以恢复却不想恢复。丧服，是先王用来尽心尽意的地方。它的典籍幸好还详细，如今其中的枝节条目人们还共同奉行遵守，但它的大义却先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改变它的人也不是后世君主所能做到的。这自有其缘由。

古代君主世代拥有国家，臣子世代拥有家族，彼此结为一体。自从战国时期各国并起，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等到秦朝实行督责之术，百姓就忘记了君主。况且秦人儿子成年后就分家另立，父亲去世都不再守丧，那么君主去世又何必守丧呢？汉文帝顺应这种风气，因此改变了丧制。古代士大夫有宗庙就有宗族，宗庙制度不建立，百姓就忘记了宗族。况且自从汉代以来，君主疏远骨肉亲属、亲近外戚，下层百姓效仿这种风气成为习俗，同姓亲属相近却容易疏远，异姓亲属私交却容易亲近。唐代的君臣顺应这种风气，因此改变了丧制。古代田地住宅由君主授予，职业由父亲授予，士人的儿子成年后，跟随父亲从事的职业，各自跟随父亲学习相应的学问，做儿子的只想着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后世职业废弃而智巧兴起，父子兄弟竞相追求才能，不相互依赖禀承，愚笨的人自己寻求却不够用，巧诈的人以得到为荣，百姓就忘记了父亲。士大夫只知道生养我的恩情，不知道效法先贤的道义，都说父母算什么？明代的制度顺应这种风气，因此改变了丧制。

况且礼制的创立，是由人心产生的。明白了先王之所以兴起人心的原因，就知道礼制不可以随意增减了。俗话说：父子之间以恩为主，君臣之间以义为主。丧服是恩与义的结合，没有义就没有恩，也就没有丧服；没有恩就没有义，也就没有丧服。臣子为君主服丧，是因为义，其中也有恩，如果恩不到，只是畏惧而不爱戴。儿子为父亲服丧，是因为恩，其中也有义，如果义不到，只是爱戴而不畏惧。臣子畏惧君主，是天理，如果不爱戴，那么畏惧的道理就不能长久。儿子爱戴父亲，是天理，如果不畏惧，那么爱戴的道理就不能长久。所以先王制定丧祭之礼，让臣子知道爱戴君主，让儿子知道畏惧父亲。

论述丧服的人说：“粗麻丧服和哭泣，是恩情的修饰；哀痛悲切，是爱戴的情感。说到爱戴，那么母亲和父亲本来是一样的。所以抬高母亲的地位以等同于父亲，抬高母亲亲属的地位以等同于父亲亲属。反过来认为礼制有瑕疵，是因为出于爱戴的情感，这是为没有爱戴之情的人说的。”制定礼制，并不是为了穷尽礼制，礼制没有仅仅依靠爱戴就能实行的。孔子说：“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了。”父母是家中的尊者，儿子和媳妇是家中的卑者。尊者临视卑者，卑者侍奉尊者。虽然如此，家中的命令，由父亲制定而母亲顺从，儿子承受而媳妇顺从。如果有两个主宰就会混乱。所以夫妻地位相当，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丈夫为妻子服一年之丧，这没有疑问。儿子为母亲服丧，由此区别开来。儿子在父亲丧期，时常见到母亲，母亲服斩衰与儿子相同；母亲去世服一年之丧，父亲已经除服了，儿子依然如故，如果继续服丧，那怎么侍奉父亲呢？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一年之丧，在家中，居住宫室跟随父亲，饮食供养跟随父亲，往来交际跟随父亲。父亲去世，即使事情很小也不自行处理。所以父亲丧服未除而儿子就穿吉服的有，没有父亲除服而儿子还在守丧的。现在，儿子和父亲都服斩衰，这就是与尊者同等对待了。被休弃妻子的儿子为母亲服丧，庶子为其母亲服丧，不跟随父亲而自行服丧，君子不剥夺人的亲情，父亲命令他们这样做。况且家中重视的是长子，长子侍奉父亲，所以被休弃妻子的儿子、庶子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都不能为母亲服丧，这是受父亲制约的。士人为有儿子的妾服缌麻，众子为庶母服缌麻，也是受父亲制约的。现在为庶母服一年之丧，这是跟随庶兄弟，不跟随父亲，父亲不尊重妾子所尊重的庶母，那么跟从谁呢？

人世间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了，妇人则重视承奉丈夫，重视承奉丈夫就降低对父母的服丧等级而侍奉丈夫的父母。凡是亲属中长辈的丧服，比丈夫低一等，这是由丈夫推演而来的。儿子则夫妇都亲近，凡是亲属中晚辈的丧服，与丈夫相同，这是由儿子推演而来的。

现在，公婆与丈夫相同，那么亲属中长辈的丧服应当全部相同。从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叔父母到夫妇，诸祖父所提升的等级很多。内外的界限，像这样没有等级吗？儿子是天生的亲人。妇人则是异姓。妇人的道义，侍奉丈夫就足够了，丈夫之外没有可以自行亲近的人。传书说：“妇人没有两种斩衰，不能有两个天。”先王制定斩衰，让臣子用来侍奉君主，用来侍奉父亲，妻子用来侍奉丈夫，这是三纲的表率。所以斩衰最重，如果斩衰的等级太多，那么就不显得重了。古代天子称为王，王的称号最尊贵，后来列国称为王国，还是这样。而王的称号不尊贵，丈夫的丧服也像这样罢了。儿子侍奉父母与妇人相同，凭什么说是亲近呢？她的父母，妇人自行跟随丈夫侍奉公婆，凭什么说是

译尊吗？所以儿子对于父亲，妻子对于丈夫，都穿斩衰之服，然而这已经算是轻了。那么礼制规定为长子穿斩衰之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长子是世系的正统主体。妻子和丈夫本是一体，妻子依附于丈夫的姓氏，丈夫不依附于妻子的姓氏，这叫作附体。儿子通过世系依附于父亲，父亲通过世系依附于长子，这叫作正体。长子死了，应当按昭穆次序附祭于祖父，不能没有主祭的人。主持正体祭祀的人必须穿斩衰之服，况且长子死了，嫡孙作为祖父的后代，如果祖父不穿重孝，那么孙子也不敢穿重孝。继承世系的人应当重视他的世系，重视它，就有授予和接受的关系。不授予不接受，就和没有继承一样。后代继承姓氏并不是不继承世系。古代继承世系的人，就像种植树木，末梢虽然茂盛，但一定要重视它的根本。后代继承世系的人，就像种植谷物，脱落了就会连根拔起。宗子的意义，从长子开始，为长子服斩衰，是礼义中最大的，与为君主、父亲服丧同等重要。《易经》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乾道生成男性，坤道生成女性。”先王的丧服制度不为妇人规定斩衰之服，难道是随便的吗？男子重视他的君主和父亲，又重视自己的世系，这样家国的大道才能成就。妇人地位低于男子，专门重视她的丈夫，所以男子是百世奉祀宗庙的大道，妇人是只在一世中归属自身的大道。儿子为父亲的亲属服丧，由三族扩展到五族，由五族扩展到九族，服丧期限到了尽头，仍然要袒露臂膀、免冠致哀。族人又为宗子服丧以侍奉大祖，像这样的是百世的大道。为母亲的亲属服丧，只到三族就停止了，像这样的是一个大世系的大道。从前黄帝开始建立万国，分封诸子并赐给他们姓氏，远的传承三四千年，谈论世系本源的人一定从黄帝开始。到了夏禹，才开始传位给儿子。周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代享有禄位，继承世系的大道在诸侯那里萌芽，在天子那里完成，推行到士大夫阶层，这不是一天形成的。在它开始的时候，即使是天子也不能用继承世系来过度劳累他们。到了后来，即使是士人和平民都能用继承世系来安定他们。它首先在诸侯那里完成，是天子的命令。天子不世袭，就无法治理天下；国家不世袭，就无法治理其国家；不世袭，就无法治理其家。治理成就而上下通达，这里有天道在。士人没有平定，天子就不能世袭天下；礼制没有详备，士大夫就不能世袭其家。士人在下位平定，礼制在周朝详备，先王的制度贯通天地。现在办理丧事的人简略了，百姓迫于求生，没有闲暇哀悼死去的亲人，丧事没有一天的悲痛感。为期年和大功的丧服，仅仅相当于古代兄弟的丧服。因此感到不满，好像心里不释然。于是增加丧期，增加丧期，并不是能超越礼制，过错在于达不到礼制的要求罢了。王者率领天下人严敬父亲，百姓知道了大义。先王的丧服制度，对于人心，就像呼喊而有回声一样。不实行礼制也就罢了，实行礼制怎么能改变呢？

译服说

杨文绍

丧服的制度，有亲疏、有尊卑，又有降等、从服和报服。所谓亲，是指从我所生的人，以及我所由生的人。所谓尊，是指我所尊贵的人，以及我所尊贵的人所尊贵的人。所谓降等，是指原本是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但有所承受（指继承宗祧等）而降低服制。不是我直接尊贵或亲近，而是跟随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而服丧的，叫做从服。我被人所尊贵，被人所亲近，别人既然亲近我、尊贵我，于是穿着我为他们所定的丧服来服丧，这叫做报服。我所亲近、所尊贵的人，我因此为他们服丧，这是出于真情。为什么会有降等、从服、报服呢？圣人知道后世必定会有人疏远亲人、背离尊者，所以立下这些法则，让后人知道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所尊贵、所亲近的人，尚且不可忽视，何况是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呢？这就更加显示出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不可忽视了。让后人知道我所亲近、所尊贵的人，尚且有所屈从，这就更加显示出我所从尊贵、所亲近的人那里承受的东西不容不慎重对待。让后人知道亲近我、尊贵我的人不忍心轻视我，这就更加显示出我所尊贵、所亲近的人不忍心不厚待他们。况且圣人也知道悲哀出于内心，不是可以用法令来强求的，然而一定要制定这些法则，这是圣人不得已的心情。后世之人难免疏远亲人、背离尊者，这是圣人所不能禁止的。不能禁止却不去禁止，这就使得君臣父子之间没有依托了。他们的心虽然不能符合我的教化，但他们的起居、服饰使他们不敢超越我的法度，所以即使疏远亲人、背离亲人的人，都能自我反省而得到尊尊亲亲之心。因此为他们制作衰衣，以表达内心的悲哀；制作负版，以表达背部的悲哀；制作首绖，以表达头部的悲哀；制作腰带，以表达身体的悲哀；制作菲履，以表达脚部的悲哀；制作手杖，以表达手部的悲哀；制作哭泣的仪式，以表达声音的悲哀；制作苴绖和斩衰，以表达容貌的悲哀；制作稽颡和踊跳，以表达动作的悲哀；制作倚庐和苫块，以表达居处的悲哀；制作饘粥，以表达饮食的悲哀；然后制定节文来区分等级，通过虞祭、祔祭、练祭、祥祭来逐渐减轻哀痛。在哀痛最重的时候，即使情感达到极致，也不敢放纵；在哀痛减轻的时候，即使情感已经衰退，也不敢懈怠。这样之后，穿着相应的丧服，居住在相应的地方，亲近相应的声音、容貌、饮食，尊尊亲亲之心就会自然产生。所以说礼有因为故旧而兴起事物的，说的就是这个。唉！丧礼不讲究已经很久了，士大夫家里甚至不认识衰绖的制度，那些有真性情的人说：“只要有哀戚之心就行了，外表的装饰有什么用呢？”唉！先王知道人们有哀痛之情，所以即使不注重外表装饰，也不废除礼制。这是为了尊尊亲亲吗？而一定要沾沾自喜地顺着情感来尽礼制，必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古代传重服丧三年，只有适孙为祖父服丧。《丧服》说：“为所后的人服斩衰。”解说者说：“不说父亲、祖父、曾祖父也可以。”传文说：“为所后的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或孙子服丧。”解说者说：“按照同辈的丧礼，不说父亲，是因为宗子没有父亲。祖父母按照同辈的丧礼，那么就不为所后的人传重而加服。”由此可知，宗子不孤，为他服丧的人不服三年之丧。后世尊崇母亲如同父亲，又尊崇所有所后的人如同大宗，因此尊崇当室之服如同传重而加，三年的丧服开始扩大，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虽然如此，君子有丧服，就想着要符合其文饰；至于缌麻、袒免，尚且如此，何况是三年的丧服呢？我的表叔计伯英在京师遭遇所后祖母的丧事，哭泣合乎礼制，不因为情感轻浅而减损其文饰。第二年才得以前往安葬。《诗经》说：“庶见素冠兮”，是说丧事不可不慎重。您既然在开始时没有过失，那么安葬时不违背礼制，对于您的行为也就没有疑惑了。写这篇《服说》来送别他。

劝葬说

凌

古代的葬礼，大夫三个月安葬，士人超过一个月安葬，都有固定的期限。世俗迷信堪舆的说法，既选择山水形势，又讲究年月日时，辗转拖延，以至于有终身不葬的，或者累世不葬的，或者子孙衰败，忘记安葬的地方，于是抛弃不葬的，这能不让人深深叹息怜悯吗？人们看重死后有子孙，是为了能安葬他们的形骸。像这样，还不如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还有仁爱的人看见而掩埋他们呢？礼制规定未安葬就不改变丧服和饮食，是因为哀痛亲人还没有归宿。如果亲人未归就除去丧服，到四方做官，吃稻米穿锦缎，饮酒作乐，心里能安吗？孝子慈孙，重视先人的遗体，只求不被虫蚁侵蚀，不被风水侵害，不被耕种触及，日后不被道路沟池淹没就足够了。如果论吉凶祸福，那么地道承受天道，天道福佑善人，想要为祖宗坟墓考虑长远，只有致力于积德以自我结好于天，一念合理，百神归向，选择墓地、讨论穴位，只是次要的。不修养德行而期望在先人的遗骨上取得效果，只足以招致造物的谴责，有什么益处呢？又有兄弟越多，计较越严重的，不知道这是自家培植根本的道理。身外的钱财，可以去可以来，人生大事，只有这一节，力量能独自办理，为什么不引为己任？或者拘泥于分房的说法，怀疑风水偏向，难以选择墓地确定日期，这是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反而多一天暴露遗体了。又时机无常，突然难以预料，一旦遇到名利牵制，淹留他乡，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安葬的希望，或者遭遇水火焚溺，痛苦何可言说？暂时安放在野外的，也不可长久

译时间久了，雨水侵蚀淋洗，日光向下蒸晒，棺木尚未回归泥土，木材就已经腐烂了。作为子女，能不感到痛心吗？天葬的厚薄程度各不相同，总之应当量力而行，尽快安排殡葬，使生者与死者都得到安宁。安葬之后，应当及时去探望查看，春秋两季进行祭扫，不要把它当作虚文俗套。至于那些地处偏僻、家境贫寒的人，不知道相关的礼制禁令，沿袭火葬的习俗，实在令人痛惜惊骇。子女之所以爱护父母的尸骸，是因为要收敛并安葬他们。如果先用柴火炙烤关节，烧断筋骨、烧碎头颅，将骨头分散化为灰烬，对旁人来说尚且残忍，何况是对我的亲人呢？这是仁人君子应当广泛晓谕并极力制止的。入土为安，难道可以推托为力量达不到吗？在棺椁四周及上下，填充炭末，厚度约七八寸，以隔绝湿气。又砍下树根，遇到炭末都会生长转向避开。用三和土，以樟树叶的汁液作为胶粘剂，比糯米粥更好。使用糯米粥会造下罪业，戒律规定不要使用。

译守庐记

陆继辂

古代孝子为父母办理丧事，安葬有固定的期限，墓地有确定的位置，而没有那些拘泥于阴阳禁忌、吉凶方位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因为成周时代安葬的法度尚未实行，所以采取这种简易的方式罢了。他们不知道堪舆之学出自黄帝，以周公那样多才多艺，难道会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情，却反而这样著述并规定至今如此吗？唉！圣人的思虑真是深远啊。况且礼制本来就有比古代简略而比现在隆重的情况：古代不在墓旁结庐守丧而现在结庐守丧，应当受到旌表；古代不在墓旁祭祀而现在在墓旁祭祀，从天子到百姓都通行。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墓，是孝子思念慕恋的地方。思念慕恋不止息，就在墓旁祭祀，在墓旁结庐，这是圣人所哀怜同情的，礼制所不禁止的。”郭璞说：“安葬是乘用地下的生气。”意思是乘用地下的生气来使祖先得以安息。凭借地气的醇厚或稀薄，来辨别我们亲人的体魄是否安适，孝子的心情难道不惶恐不安吗？然而体魄是否安适无法得知，那就不得不寄托于子孙的祸福。凡是作为人子，其初心很少有不是这样的。至于追求不止，导致怠慢、急切、争讼、兄弟间互相乖违，弊端于是丛生而没有止境，这是圣人所不忍心明说的。圣人不忍心明说，但未曾不预先料到这一点，于是决然确定了昭穆的位次，五月、三月、逾月的期限，统一天下而使之一致，孝子的情感于是就没有再有过分或不及的了。唉！这就是圣人的深远思虑啊。桐城的习俗沉溺于寻求风水宝地，汪正鋆、汪正荣，仍然恪守他们贤惠的母亲成太夫人的训诫，不被风水先生的言论所迷惑，安葬后在墓旁建造房屋，作为上坟斋戒住宿的地方，题名为“守庐”，并征请我为此作记。汪氏兄弟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懂礼了。对于比古代隆重而有弊端的地方，就顺从今制；对于比古代隆重而没有弊端的地方，就顺从古制。我不难汪氏兄弟尽他们的孝心以符合礼制，更难能可贵的是汪氏兄弟抑制他们的私情以符合礼制。至于祸福之事，操之于人自己招致，上天尚且不能主宰，何况那块然不动的土地呢？日后凡是以此庐为榜样的人，都坚守汪氏兄弟所坚守的，以求永远保持家族的恩泽，是可以的。

教务

民教相安议

美国举人李佳白著

中西通好以来，已有多年。起初相处时间不长，相互了解不深，有时被流言所动，胡乱揣测。现在三十年没有发生其他变故，可以说信义昭著，邦交永固。然而仍然不免稍有隔阂的原因，就是传教一事分歧所致。传教是西方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守旧又是中国最拘泥的。固结难移，积重难返，既不能拉拢他们来顺从我们，也不能驱使我们去适应他们。假如对此持之过急，而交往中有所不当，争端必定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中外安危的关键，难道是小事吗？交往之所以能够稳固，只有彼此以诚相见罢了。假如各自降低身段，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不要夸耀相同而诋毁不同，不要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不要强行干预分外的见闻，不要侧重局中的规例，猜忌嫌隙全部消除，形式上的隔阂全部去除，还说百姓和教民不能相安无事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试看中国佛教和道教的兴起，都从汉代开始，到现在将近两千年，在上位者偶尔还有非议，在下位者终究没有听说发生纷争。虽然两教交替兴盛衰败，但彼此不期望胜过对方，因此能够各自划定界限，两不相害，并行不悖以至于今天。希望来自西方的士人知道道的推行，自有其时机，本来不是朝夕可以企及的，而需要逐渐进行。内地的人知道教义的设立，并不相悖，无需无端起疑，而要以恒心信服。一方面随地制宜，力破固执的成见；一方面通时达变，不要拘泥于尊王攘夷的旧文。风俗的移易，并非容易，难道能驱迫使其同途吗？儒生的口舌，有多少呢？不必夸大其词。以道拒绝排斥，以礼接待交往，你没有欺诈而我没有忧虑，习以为常而亲近，久而久之而感化，岂止是民间一方的安宁，实在是国家万世的庆幸啊？不揣固陋，谨拟四条，开列于后。

第一条论教士各有当尽的本分。一、自古以来西方国家所传的教有两类：一类是耶稣教，一类是天主教。循其名，虽然与中国各等教门不无稍异之处，但究其实，则是同一劝善之意，对国家毫无损害，因此朝廷特别施予厚恩，准许西方教士在内地及通商口岸等处设堂传教各教士应当如何竭尽其力，使人不致生疑，从而收获与人为善的快乐呢？二、和约条款内载明，外国人在华一切悉归其本国关照保护与中国无涉。我认为各教士在内地传教，本国官长既然不能随其所居而保护之，似乎不得不求中国官长关照，因此教士等务必格外体恤中国官长的难处，报答怀柔远人的恩德。三、西方教士既然在内地，身份为客，总宜遵守主人的礼貌，而顺从主人的情理，这是天下各国自然之理。四、内地所设的教堂，不必尽循西方洋楼的样式，务必随地制宜，使人不致疑而结怨。五、教与教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教士等务必多传通行之礼，与众心所服之善

译争执便消解了。

第二点论述信奉宗教的人各自应当尽到的本分。第一，历来传教的是西方国家的人，而信奉宗教的则是中国人。推究他们之所以难免互相牵累的原因，或者是信奉宗教的华人无缘无故遭受他人的凌辱，或者是有人倚仗外国权势，欺压平民百姓，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教士如果从中调停，代为伸张道理，为了民教和睦着想，确实没有不可以的。然而为华人考虑，无论是否信奉宗教，都是中国的百姓，务必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这才是最妥当的做法。第二，华人在信奉宗教之前，主教应当仔细考察他们的品行，可以接纳的就接纳，不可接纳的就摒弃。至于耶稣教遵守中国规矩极为严密，从未有犯法违律的事情。倘若信奉宗教的人敢于做出不法之事，教堂就命令其迅速退出教会，绝不能有所庇护，以致妨碍官员依照法律治罪的规定。第三，信奉宗教的人遇到诉讼之事，虽然可以请求教士代为申诉，但教堂不必拘泥于情面，不分事情的大小、道理的对错，一概予以准许。只是劝告信奉宗教的人格外尽心，思考如何成为中国善良百姓，万万不可骄傲自大，藐视官员，抗拒违背法令。第四，朝廷既然允许各省百姓随意信奉宗教，并且严禁一切欺凌逼迫的行为。信奉宗教的人就应当努力践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以报答朝廷厚待的恩情，并勉力成为善良的百姓。第五，信奉宗教的人倘若被人凌辱逼迫，也应当委屈隐忍，妥善调停，万万不可倚仗其声势，与地方官员喧哗争论，使得执政者事事棘手，大为难堪。传教是天下第一善举，不仅西方国家有名望有德行的人乐于行善，也是朝廷已经允许实行的。各地教会中人不过是想感化人们一心向善，使各国风俗一致，此外别无他意。其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却反而夹杂不良的举动，这怎么可以呢？

译第三部分论述教会之外的人各自有应当尽到的本分：一、民众与教徒和睦相处，原本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因此不仅信奉宗教的人有应当尽到的本分，教会之外的人也有应当尽到的本分。二、是否信奉宗教，各自听从个人的意愿，没有信奉宗教的人，何必强行阻止亲友信奉宗教，从而导致各种凌辱、逼迫以及被逐出宗族、诬告等事情呢？三、中国各宗教中的善士，虽然向来不同于西方国家所传播的宗教，但大体宗旨并无不同，务必彼此互助，以完成一切对人有益的好事，不得分门别类，各自存有界限偏见，以致产生诸多不和睦，互相攻击指责。四、朝廷已经准许西方人士传教，与儒、释、道三教一样通行，为了中国百姓的利益考虑，无论哪个省份、什么时间，都应当极力体谅皇上的恩德，不可擅自禁止，明显违背皇帝的谕旨。

第四部分论述中国官员各自有应当尽到的本分：一、中国以官员为尊贵，各自拥有权力，总应预先设法保全地方，慎重履行职守。即使有人制造事端，也应当迅速镇压，以免酿成大案。二、此后负有地方责任的人，每当遇到民众与教徒相关的事情，不妨准许西方教士自行陈述，不要让他们有难以辩白的委屈。况且如果有重大事件，就应当请求本省总督巡抚妥善谨慎地核查办理，以免教士向本国的钦差、领事等官员申诉，导致成为两国之间的外交公事。三、中国官员与西方教士往来，虽然未记载在和约中，但也不能说与和约无关。如果能够这样行事，不仅对两国都有益处，而且可以使无数疑难重大的事情不至于受到牵制。不然，官员在这件小事上尚且不肯尽力，如果比这更重大的事情，怎么能期望他们妥善办理呢？四、西方教士在各省购置土地，或者建造教堂，或者设立医院，或者创办书院，地方官必须先发布告示恳切地晓谕民间，以免产生嫌疑。倘若官员不能以公正之心处事，而努力消除一切阴暗不明之事，我担心无知的愚民势必起来与教堂作对，唉，能不慎重吗？

论述民众与教徒和睦相处的根本

中国没有独立自存的宗教已经很久了。儒家尊崇孔子，有名无实。对于释、道两家颇为兼容并包。朝廷未必有特别优待的文书，而相安无事已经数千年了。丛林古刹，名山胜地，路过的人知道行礼，为什么唯独对耶稣天主教不行呢？自从道光、咸丰年间以来，订立条约保护宗教成为法令，而毁坏教堂、仇视教士、杀害教民的大案层出不穷。匪徒砍树举旗，无不借此作为号召的工具。唉！难道对婆罗门教不忍心，对耶和华就不忍心吗？大概中国人品类不齐，良莠混杂，一旦进入教会，教士按规定应当平等对待，并给予额外的利益，他们也就从此肆无忌惮。华官有保护的责任，又畏惧西方人的势力，常常偏袒教徒而轻视民众，导致许多冤屈。所以平日的积怨，逐渐酿成大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细流可以决堤。这就是历次教案之所以惨烈，其开端不过如此。至于去年的动乱，叛逆藩王图谋叛乱，奸党助长恶行，假传诏书四处散布，大局动摇，各省闻风响应，借此发泄私愤。大员在上面主持，属吏在下面奉行，凶狠残酷，是千古未有的祸患。从前保护的局面，一律被推翻，荆棘刺天，江湖遍地。如果不是民众与教徒长期不能和睦，怎么会爆发得如此猛烈？过去中原有难，空王（佛）可以逃避；现在内地不安定，摩西（基督教）首先遭受灾殃。其中的微妙之处，实在值得深思！近日各国继续请求惩办罪魁祸首，从督抚到州县，共九十六人，几乎没有一个漏网的。以那些昏庸顽固之辈，率领民众仇视宗教，献媚凶徒。中国既有悔悟之心，早应严厉处分，何须等待西方人的指责索取？而西方人在政府孱弱之时，何事不可为？拘泥于为宗教报复，不寻求善后之道，置人于深渊，变本加厉，那么各处无赖企图依靠入教作为护符的人就越多，欺凌孤寡，欺侮善良懦弱的人，必定比过去更严重。东方专制的政治沿袭而未改变，民众畏惧官员，官员又惧怕教会，层层压迫，一方成为鱼肉，一方成为刀俎，唉！有司难道不自命为厨师吗？愚昧的人哪里知道，他们看待受官员虐待不如受教会虐待，愤恨嫉妒又怎能忍受？欧美向来以文明著称，教会又以劝善为本，为什么不运用平等的公理，自由的主权，遇到民众与教徒的交涉，一律以正道为主，不稍偏袒，自然能无形中消除嫌隙，为什么要责成牧羊的狼，而正好遭到它的反噬呢？从今以后，地方官吏经过这一番惩处，不胜身家性命之忧，爵位禄利之恋，决不敢再有得罪之处，导致重蹈前辙。所以教会得到官员保护容易，而民众得到官员保护日益困难。对于各国来说，既然发出这样的照会，也应当统筹全局，不要让隐患潜伏，循环无尽。欧洲百年以前，因宗教引发争端而战争接连不断，时常有所听闻，都是因为本国自有教宗而极力排斥异端。现在中国对各宗教都显示一视同仁的大度，并行而不相悖，细微的隔阂尚未化解。我希望东来传教的西方人士，不要倚仗官势

译与平民结下怨恨，但对于入教之人，平日事先谨慎选择，遇事之后公正持平，这就是清教灾祸的根源。

译弭教祸论

中国遭受外敌侵侮，大半是因为教案纷起，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国力衰微。从前各省零星发生的案件，赔偿银两少的只有几千，多的也不过几十万，虽然耗费口舌、文书繁多，但一旦结案，便如风流云散，依然星斗满天，所以人们看待教案还比较轻视。然而风俗日渐衰败，人心不安定，积累到后来竟至于拳匪起事，以仇视宗教、消灭洋人为借口，扰乱北方省份，蔓延至东西各地，酿成古今未有的巨变。于是人们才开始知道教祸不可轻易开启，都惴惴不安地以教案为忧。但是只知道忧虑而不思考如何消除它，那么风浪虽然今天平息了，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再起呢？有人说拳匪之祸，多是由于昏庸乖谬的大臣所误，现在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决不会再重蹈覆辙。不知道朝廷虽然屡次下达诏令，谆谆告诫保护，大小官员虽然洞明利害，严格遵守谕旨，但民心终究难以测度。以后永远没有闹教之事，谁能保证呢？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避免教案呢？消除祸患的策略，议论者纷纷，甚至有说矫情话的人，认为西方宗教传播到中国，本来已经越推越广，从今以后其势力更加扩张。中国想要谋求自强，除非让全国的人都信奉他们的宗教不可，否则终究难以保证没有冲突之事。一旦发生冲突，教祸立刻显现，小则耗尽资财，大则引发战端。当此国家疲惫之日，哪里经得起再起事端？如果担心华人不肯入教，就应当制定一条法令，不入教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捐纳官职。这样中国的士大夫就都是教会中人，上面有好尚，下面必定更甚，不必劝谕，被驱赶而入教的人自然众多。等到全部入教，那么中外之情不融洽而自然融洽，又何必担忧有教祸呢？唉，这不过是戏谑之词罢了。朝廷既然没有这种政体，人民也未必乐意顺从。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使教祸永远平息呢？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民教不和之事，其起因都起于细微之处，如果能够未雨绸缪，也不难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保护的方法，关键在于地方官员，而地方官员之所以能够保护，不仅仅依靠派遣差役时常巡查，与教士时常接触。其根本在于审理案件，人不能没有像鼠牙雀角那样微小的争执，这是人之常情；有所争执而不能不取决于官府，这是形势使然。民教偶尔涉及诉讼，官员能够秉公断案，那么彼此的心自然平和。彼此的心一平和，自然就没有嫌隙。如果执定成见，偏袒平民，那么教民怎么肯沉默不语？或者畏惧教士的势力而偏袒教民，虽然平民一时隐忍不言，但积累久了必定爆发，那不成为教祸的几乎没有。这是想要保护教民，却恰恰害了宗教。所以我以为保护宗教的方法，以公平断案为第一要义。有人说现在中外强弱悬殊，教民仗着有护身符，地方官即使公平断案，而教民仗势不服，又该怎么办？回答说：所忧虑的是地方官不能公平罢了。如果能够公平，那么理直气壮，教民不服，可以与教士互相商量。西人都以文明自居，传教又专门为了宣扬道德，决不至于私心庇护教民。如果局限于强弱的成见，谄媚教士，偏袒教民，虽然图谋眼前的安宁，终究酿成日后的祸患，这是不可不知的。负有地方责任的人，能不把我的话当作荒诞之言吗？

敉教祸策

西方宗教来到中国，信奉的人尊崇并奉行它，不信奉的人嫉妒并厌恶它，门户各分，党同伐异，教案因此层出不穷。自从道光末年，互相订立和好条约，朝廷准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宣扬教义，诏令下达，地方官一律妥善保护。于是二十一行省遍布教堂，往来传教的教士日益增多，而好事之徒依然视若仇敌，时时纵火杀人，酿成巨大祸患。地方官办理这种案件，务必从严，行凶之徒则诛杀，被毁的房屋则赔偿，惨死的人则抚恤，甚至有因办理不当而降级去官，永不任用的。条约中虽然只有保护的字眼，并未提及肇事后如何惩罚罪犯，如何赔偿金钱，而朝廷曲意表示怀柔，有不得不格外体恤的地方。那些教士深受庇护，也未尝不感激皇上的恩德，却不料巨野的教祸突然兴起，德国人竟然藉口占据胶州湾，致使皇上几乎耗费日夜的忧劳，才得以言归于好。而胶州湾既然失去已经不可复得，北方的锁钥无故授予外人。于是有心关注时艰的人，无不辗转思考，想要得到一个策略，来妥善处理后事。有人说：往年贵池刘芝田中丞出使外国时，曾入觐教皇，请求派遣教使来华专门管理教会之事，倘若教皇果真肯答应，那么此后邦交中涉及教案的，都可以与教使和衷协商，不至于德法各国藉护教之名以致平地生波，时常借端饶舌。这个说法固然近似，但是自从普鲁士人路德创立耶稣教后，虽然与天主教同样侍奉上帝，但教中规则迥然不同。天主教至今辖制于教皇，若耶稣教中阐扬福音的人并不归教皇所统率，如果遇到愚民扰及天主教，教使固然可以调停

译万一与耶稣教发生冲突，那些教使怎能越权代劳，弥补其中的裂痕呢？有人说：现在应当与教士约定，此后凡是到内地传教的，都使用已入教的华人，至于西方教士，则只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不得冒险进入内地，这样或许可以避免那些穿着奇异、言语不同的人时常被乡下愚民侮辱，从而牵连到国家外交关系。回答说：这难道不是更应该查看各国所立的条约吗？条约明明允许教士在中国宣扬教化，怎么能阻止他们前往呢？那些西方人不说这是明显违背和约，就会说这是存心与他们的宗教作对。我担心即使愚民不至于得罪教堂，西方人也会兴师问罪，这难道是明智的计策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它的方法。现在应当开诚布公，向各国宣告说：中国的土地广阔，中国的百姓众多。各州县的官员虽然有保护教堂的责任，怎么能每天巡视偏僻的乡村，为教会中人担任守卫呢？不幸灾祸突然发生，政府实在心中抱歉。现在应当互相订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专门条约。此后如果有教案发生，凡是拘捕犯人、赔偿银两等事情，一一预先核定，写在条约中，永远遵照执行，以免临时商议。至于教士也应当防范自身、远离祸害，千万不要故意陷入危险境地。当太平天国叛乱尚未平定之时，中英订立的条约第十条说：“现在长江上下游都有贼匪，除了镇江一年后开埠通商外，其余等待亭、娄两县订明保护教堂章程十四条。”本报记载此事，供大众阅览。执笔人逐条仔细审阅，详尽周密，所谓立法之善，应当没有超过这一条的了。对于教士的一出一入，必定有差役护送，差役不够用时，责成董保（地方保护负责人）。而且不只是教士如此，凡是各国洋人经过，不论有无护照，即使没有传单，董保也一律按照章程保护，不准拖延，不准索取谢礼。即使洋人坚决推辞护送，也必定在后面跟随保护，节节不懈，处处留心。这样办理，以后闹教的事情，可以断定一定不会有。还担心董保表面服从、暗中违背，就用奖赏来激励他们。凡是保护洋人一次，记录功劳一次，一年分别给予外奖并详细申请奖励。差役奉公出差，既然有工钱饭食，自然没有不尽心保护的，而董保能得到奖赏，也没有不争先恐后的。查考中国大员奉旨乘驿车出行，以及各省上司过境时地方小心护送，也不过如此，而护送者未必有奖赏。中国人对待洋人，可以说极其优厚。此后百姓与教民应当可以相安无事，朝廷自然可以避免教案的牵累，而官员也可以免除办理的困难。地方官的苦心，大家也应当可以共同体谅。如果各处地方官都能像这样尽心，比起出事之后处理得好，不是更加高出一等吗？因为高兴而写在这篇文章后面。

译转录《京师新闻汇报》所刊登的直隶省耶稣教士劝谕教民的文章。

直隶省耶稣圣教众牧师为恳切劝谕之事，据查接到藩台周大人的来函，希望教民与平民永久相安无事，共同遵守国家法律，共同获得国家的保护等因由。奉此查去年拳匪挑起祸乱，教民突然遭受惨祸，苦难难以言表。如果按常情来说，固然会有愤懑难平、心存报复的人，而我们教会中的教友信道多年，熏陶已久，难道心中还会存有世俗的念头吗？主说不要复仇，又说你们不是因为作恶而受苦，如果是因行善而受苦，则无需羞愧，只应将荣耀归于上帝。圣经的明确训诫长久以来就在我们心中，可知变故的发生，是上帝在考验锤炼我们的心，使我们去除杂质，变得纯全。所以即使教会外顽固不化的人，无理相加，仍应当以善胜恶，不可以恶报恶，希望以此感化他们。况且教友们谁不是食君俸禄、踏国土的臣民呢？应当想到身为教友，并非可以放松作为平民的本分，更应当尽到作为平民的本分。教会中品行端正的教友，必定是本国安分守己的良民，如果不能遵守国家法律，怎么能指望他们遵守主的律法呢？国家因为教友亲属丧亡、财产耗尽，已经安抚周全，并惩治了匪首的罪行，日后必定会切实保护。如果仍有匪徒侵害污蔑，也必定从严惩处。既然国家已经尽到了安抚的责任，我们应当更加爱戴国家。此后教友应当更加磨砺自己，努力行善，不仅对国家法律无可指责，更能使道德修养达到纯全。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圣经的训诫，如说在上掌权者都应当顺服，违逆掌权者就是违逆上帝。又说应当顺服掌权者，无论是君王，还是君王派来惩恶劝善的臣宰。你们如果知道有假冒教民肆意违法的人，就报告给教会，以便官府惩办。如果有不法之徒混入教会，想以教会作为藏身之所的，更应当指明送交官府，不要让他们玷污教会。凡事都应力求与众人和睦，如果不得已与外教发生争讼之事，听从地方官判断，不可存有求胜之心。倘若有不公正之处，能忍耐就忍耐，如果确实关系重大，应当思考妥善的方法挽回，不可操之过急。总之，不合情理、违背本分的事情，本来是国家法律所不容的，更是我们教会所禁止的。应当遵守洁身自好、爱护他人的训诫，做奉公守法的良民，双方消除嫌疑，共同增进和睦，这样才能成为教会中的忠实信徒，也不辜负宪台的一片好意。特此严厉告诫。

设立教董论。http://wave.bbs.xilu.com/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先生回复直隶藩司周玉山方伯的信函中，提议由各州县推举教内教外董事数人，凡是遇到民教相争，先由董事调处，不必立即告到官府。即使已经控诉而在审讯处理之时，仍以董事调处的言论作为基础等等。不禁令人振奋地说：“中国的教案如果都像这样办理，还担心什么变端迭起，致使长官为难呢？”民教相争，起初大抵是由疑心引起的。入教的人疑心平民有轻视之心，不入教的人疑心教民有桀骜之心，互相猜疑，就互相诽谤。于是挖眼剖心的说法，一唱百和，层出不穷，仇隙由此形成，风波由此兴起。等到酿成闹教的祸患，教民不甘受辱，不得不起来抵御。因此有人说教堂藏有枪炮，图谋私奸；有人说教士都是间谍一类的人，被外国用来侦察国家事务；而义和拳匪之类，更乘机作乱，大肆施展其灭洋杀教的心，国家事务于是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商议赔偿、商议惩治仇教的匪类，商议罢免放纵恶行的长官，甚至星夜派遣使者西航，奉书谢罪，哪一样不是由一个“疑”字酿成的祸根呢？如果真的能设立董事来治理，民教一旦有龃龉，董事就在其中排解，务必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知道龃龉不难平息，民教就能永久安定，即使有匪人，也应当无法伺机发动难端。还有话说，天下的事情，治理于已经发生之后，不如消除于尚未显露之时。董事既然因教务而设立，自然对洋教的来历以及教会中的规章制度明白晓畅，理应当在平日互相解释。遇到平民就告诉他们，洋人来传教，是奉教皇及教会的命令，只求行善，没有异心，育婴也好，施医也好，讲书也好，设塾也好，无非是用泰西的良法来辅助增益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如果信奉，固然是教中人所喜欢的；我们华人如果不信，教中人也不会强迫遵从。我们究竟有什么怨恨教中人，而一定要反目相向呢？对教民则告诉他们，现在借端闹教的，都是匪人。如果是安分良民，朝廷既然准许远人宣扬教义，决不敢私下仇视。而且教派虽然不同，情理却是相通的。你们既然信奉洋教作为归宿，就应当体察圣经中爱仇如友、犯而不校的心。这样不仅良民断不会把教中人视为仇敌，即使匪类也必定无从藉口，

译于是争端逐渐平息，教民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了，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尽善尽美吗？有人问：确实如你所说，这办法确实很好。然而董事的权力有限，只有小事可以处理。假如遇到重大的事端，官吏尚且感到棘手而叹息，哪里是董事所能处理的呢？何不请求教皇派遣专使来驻扎京城，先与外务部议定律文，专门审理教中案件。遇到教民控告平民的案件，就依据这条律文来判决；即使遇到平民控告教民的案件，也援引这条律文来定案。如果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再能以保护教会为名，遇事向朝廷喋喋不休，朝廷对于那些毫无头绪的教案，到这里也可以统一处理，避免无数纷繁。至于董事，只责成他们保护教堂和教民，不用他们去调停事故。教皇一向以息事宁人为宗旨，应当也会无不乐意遵从。于是回答说：你的话并非没有见解。然而教皇只统辖天主教中的教士和教民，耶稣教派遣使者来华议定教律，也只有天主教中的事情能够依据律文平息。至于耶稣教则有另外的教会来统辖，教皇断不能像祭祀者那样越俎代庖。况且这件事重大，只有议和的全权使者或许可以奏请施行。我们这些人微言轻，虽然有这样的言论，终究恐怕难以成功。那么不如仍然主张设立董事的说法，从直隶推广到各省，每个州县按规定设立一名董事，日常的纠察就在当地调和，遇到大事则由省级董事处理，这样事情简单容易推行，而且目前就不难收到成效吗？于是提笔撰写《设立教董论》献给维护国家大计的某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