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四户政

译一步而太古、渣甸、德忌利士等多方排挤，能与他们抗衡吗？二十一省的五金矿产甲于全球，而开矿局持久经营，仅仅局限于开平这一隅之地，工匠技师却要从外国人中聘请，出产尚且不足自用，提炼不够精细，销售不够广泛，能充分利用地利吗？上海设立制造局，只是为了名声，而船只器械仍然从海外购买。中日战争时，所生产的枪支全都无效，此后急需军备，能不仰赖他人吗？汉阳铸造铁器，号称备用，然而钢轨为何不用在铁路上？商人的本钱为何不免亏损？难道是采炼不够精细吗？还是销路不合适呢？铸造银元，可以挽救货币制度的衰败，可以方便上下使用，可以杜绝暗中损耗的祸患。然而成色掺杂，重量标准不准，私铸日益增多，洋商互相告诫而不使用，小百姓战战兢兢只担心卖出伪币，能消除弊端而确立信用吗？供应内地必需的物品，抵挡洋货的大宗，没有比织布更重要的了，然而土产棉花未能广泛种植，花式未能自己创造，轧花纺纱的机器工厂不兴盛，怎么减少进口货物呢？其余的新政，如铁路则车轨费用巨大，为何让给他人？商股筹集困难，为何不能聚集？如银行则用人如何得当？发行钞票如何取得信任？抵押如何没有弊端？如行驶小火轮则牌照费用为何多有勒索？驾驶为何少有华人？内河为何多有淤塞？至于纺织为何屡次开办又屡次关闭？商局为何多年而无效？这十几件事，拿着中国士大夫来质问说：“中国没有商务，难道不令人震惊吗？”然而用这几十件不全不备的商务，而说中国可以自持，即使是蒙昧的儿童，没有不丑恶诋毁的。然而修补漏洞，坐视其不全不备，而任由洋商侵蚀以至于尽，这又怎么可以停止呢？那么想要振兴商务，方法从哪里来？道理以什么为先？现在那些才学浅陋、自以为是的人，发表浅薄的言论，自以为合乎义理；等到见到学识渊博的人听闻通达的议论，才开始茫然如隔河汉，惭愧自己的浅陋了。山乡的富人，虽然富裕但朴实鄙陋可笑，然而搬到都市，与权贵交往，则变得文雅华丽，久而久之被同化了。只有商业也是这样，并非改变地点就变好了。事物因比较而分类，人因观摩而进步。中国从事商业的人，能忍受劳苦，能崇尚节俭，他们操纵市场价格，长期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十次中有九次能猜中，这是西方人所不及的。然而愚昧的人多而聪明的人少，我看到有专攻一门行业的人，往往终身乃至几代人都不能摆脱困境，而他们获得的利润也终身乃至几代人没有进步。至于各自分门户，分散而不联合，资本微薄，无法远行；或者出现一个好的行业，就假冒争夺，一定要使其失败才罢休。从事工作的人，又善于沿袭而不善于创造，那些狡猾的人就多方欺诈，无耻地谋取邪利，以售其奸，因此划地为界，厚待自己薄待他人，各自谋取私利，不顾大局。商人既不自我爱护，而国家也因此轻视他们，不保护，不提倡。那些贪婪的官吏，又勒索压制，多方骚扰忧虑以使他们受害。因此合股则股份亏损，集公司则公司倒闭，土货日益滞销，洋货日益充斥。内受长官压迫，外被洋人欺骗。唉！难道西方人全聪明而华人全愚昧吗？西方人应当富裕而华人应当贫穷吗？没有用来比较和观摩的东西罢了。体恤商人惠爱工匠，条理繁多，而提倡风气，开辟途径，可以破除华商的愚昧，惩治华商的虚伪，鼓励华商的勇敢，扩大华商的见识，联合华商的力量，使小的变大，沿袭的变创造，笨拙的变灵巧，欺诈的变诚信，有什么比商业博览会更优先的呢？

译举办赛会的举措，是仿效于何时呢？夏、商、周三代以前，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其中的意旨，却是可以看到的。《管子》说：“招来天下的财富，聚集天下的物资，借助流通货物，用轻重高下的规律来驾驭它，这是国家的利益。”《周礼》中有大市、朝市的区分，大市以各族群为主，朝市以商人为主。训方氏也有观察新出产物品的政令。那么，聚集天下的物资，开设各族群的市集，观察新物品的出产，难道不就是赛会的含义吗？西方人举办赛会的典礼，始于英国伦敦，随后法国巴黎继之，奥地利维也纳继之，美国在费城举行，日本则在东京举行，而美国芝加哥的四百年大会，更是古今所独有的。他们设立会场，有农工院，有动植物院，有矿务院有机器院，有电务院，有政务院有邮政院，有文艺院，有政院。他们设立会场的地方，广阔达数百亩，与会的国家，多达数十国，楼阁园林，密集如梳齿排列，珍奇器物宝物，让人目不暇接，汇聚五大洲的技能，穷尽天人的能力，真是盛大啊！如今耗费千万的资财，花费亿万人的思虑精力，仅仅用来供游览者观赏，这几乎等同于把黄金扔进虚空之中！然而东西方各国，每次举办赛会，该国人的聪明才智技艺，必定增加一倍，其园中的货物贸易，也必定增加一倍，而其他参与赛会的国家，也未尝不受到益处，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说的物品因比较而区分优劣，学问因观摩而进步。中国向来被称为守旧，没有特异之人，自己的才能，不担心别人不剽窃，别人的长处，都作为我的取法对象，其中便利多寡的差别，更不需要通过比较计算，所以中国不兴办商务则罢了，中国若要兴办商务，必定要从赛会开始。我现在请陈述中国举办赛会的八种利益，希望天下主持商务的人，或许能有所采纳。

第一是联络交谊，西方的惯例凡是开设赛会，必定先备文书照会各国外交部，转饬当地官员晓谕工商人士，携带该国所有的物产制器，前往与会国家，则拨派官员来管理，所费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而送物的人也动辄数万。上至士绅，下至工商，不远千里，聚集混杂。自开会之日起，各国分院标识，灿烂如排列的店铺，互相游览，互相咨询，情意融洽，如同平生相识，所以交谊亲密而和约可以信赖。中国对于外情向来多有隔膜，推究其缘故，一则因为不是同族而另眼相看，一则因为畏惧他们，不乐意亲近，所以交涉立约动辄棘手，而交涉的案件中，通商又占了一半。寻找借口往往因此而起，如果开设此会，使我们华人的士绅商人每日与他们相处，熟悉他们的人情，了解他们的趋避，公私融洽，嫌怨自然消释，遇到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至于因恫吓而遭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然通晓外情，也不容易寻找借口来给国家带来忧虑，利益哪有比这更大的呢。

第二是扩充物产。西方人考察中国的物产种类，共有二十六万种。其中已供人使用的，不到十分之三。那些有用而未用，已用而未尽其用的，不知有多少。而其他各国及各洲所有有用之物，而我们中国所没有的，更是无法计算。《礼记》说：“货物厌恶被抛弃在地上。”如今以二十六万种的物种，却任其生灭更替，以至于连名称都不知道，这难道不可羞愧吗？西方人举办赛会，将五大洲万国的物产都聚集在一处。别人所有而自己也有者，则比较其使用方法以作为取舍；别人所有而自己独无者，则考察其材质是否适宜以作为补充。所以粗劣的可以变得精良，稀少的可以变得众多，以人事的巧妙胜过造物之力，就是这样的道理。中国物产如此之多，如果在此广泛寻求，推广发展，那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认为土货终究不如洋货，谁会相信呢？

第三是奖掖人才。古人有话说：“一物不知，是儒者的耻辱。”这并不是过分的言论。人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即使有奇特的姿质禀赋，立志钻研绝学，想成就一番事业以垂不朽，也苦于没有取法的途径。所以中国工艺中能步武西人以为业者，虽然不乏其人，但能不拘成法，自出新学，超出所习之上者，几乎在天地间绝迹。而其中聪明之士，因此被废弃埋没的，不知有多少。如今中国的积习，守旧好古，已经千百年了。如果借此会来开创先例，使天下那些见识浅薄的士人与虚骄自是之徒，听到未曾听到的，看到未曾看到的，使他们知道天地间还有这样的事业，从而不至于瞪目变色，鄙薄西学为荒诞。汇聚五大洲万国的奇技异能，争奇斗巧，而我们中国却落在后面，那么有志之士必定发愤兴起，而委靡的风气也可以一举振作。天下的形势，不激励它就不会行动；凡人的力量，不鼓舞它就不会发挥。西方人举办赛会时，从君主以下都亲临会场，以重视此事，又延请内外有名望的人评定优劣，这就是所谓激励鼓舞的意思。如果激励鼓舞，中国难道不能兴盛吗？

译何况是商业事务呢。

译第四，考察商情。西方人经营商业，无论是身处本国还是旅居他国，所到之处必定设立商局与商会。在商局和商会中，每隔数年或一年，必定选派商董前往通商各埠游历，借此体察当地人的喜好风尚、物产的兴盛衰败、税率的轻重、销路的畅通滞涩，并随时报告消息。通事（翻译）必定优先任用，不使其落后；利益必定共同分享，不让任何人吃亏。因此，一切利害得失都有把握，商人遭受亏损的情况就很少。国家也因此保住了利权。我国商局尚未确定，商会尚未设立，固然不足以讨论此事。只是在举办赛会的时候，聚集各国的工商人士，让他们相聚一处。凡是某国物产兴盛，某国物产衰败，某国人喜欢某物，某国人厌恶某物，某国销路广阔，某国销路狭窄，无异于将天下的商埠都呈现在眼前，从而一一明察并计算清楚。不需要游历，不依赖报告，就能掌握奇货可居、计算盈利，成算在胸，自然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凭空猜测，坐受欺骗。更不至于被洋人倚仗势力压制勒索，动不动就操控土货价格的涨跌。

第五，扩大贸易。中国与西方国家通商，大体上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而非出于本愿，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那些西方豪商巨贾，带着行李来到中国的，岁月不断；而中国人前往西方的，除了做工谋生外，大多都是华商自行贸易。能够携带巨资跨越重洋与他们竞争角逐的，几乎没听说过。如今两国互相贸易，权利平等，彼此往来，以最优厚的待遇相待，这是国际公法的普遍道理。而中国却不然，只有来没有往，即使利益流失也不以为耻。然而，让那些向来不熟悉商业的华商，资本又极其微薄，去要求他们学习西方的长处，怎么可能做到呢？况且国家既然没有保护的权力，谁能禁止他们裹足不前呢？现在既然不能迅速增加贸易，就先通过赛会作为开端。按照西方赛会的惯例，送货物来参展的，无论主办国还是客国，都先将货物名称编号标价，按次序排列，互相售卖，开具凭证作为依据，或者先付定金，等到散会时持凭证来取货，订立契约支付价款，不需要中间人，不借助翻译，出入之间动辄数百万，又省去了无数的周折。比起以前那些把持勒索、中饱私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不仅如此，凡是举办一次赛会，会场前后左右必定建造房屋开设店铺，租给民众经营以方便游客。凡是书信馆、电报局、银行、照相店、酒楼、旅馆，以及马车、手车、轮船、铁路等各项货物的贸易，全国商民所获得的利益，更不知有多少千万。这又是西方人共享利益的方法。

第六，增加关税。凡是赛会开始时，必定在设立会场之地先设关税。各国前来参会的人，所送的器物必定单独列出名称数量，评估价值编上标识，向税关申报。等到开会之日，所有售卖的物品，或由物主，或由售主前往税关申报缴纳。那些未经售卖带回去的，则免税。所以西方国家每次举办赛会，当年的税关收入必定超过一万。而经过这次赛会之后，凡是以前进出口所未有的货物，以后也源源不断。因此，关税明显受到的利益还少，而暗中受到的利益则数不胜数。

第七，振兴商业。西方国家设立赛会的地方，必定选择水路陆路交通要冲的区域。在开会以前，无异于通商的开放口岸。经过数月惨淡经营，疏浚水道，修缮道路，树立电线杆，设立邮政，便利转运，消除阻塞。至于通衢市集，宽敞整洁，各种行业的店铺馆舍，无不开始营建，焕然一新。于是远近追逐利益的人相继迁移，接踵而至，而以前荒凉污秽的地方，竟然一旦骤然兴盛。那个地方既因赛会而闻名，人口也日益增加，收入之多不可胜计。如今中国地利尚未开发，商埠虽然很多，除了上海、天津、汉口外，号称繁盛的寥寥无几，而所谓繁盛的，又都在租界之中。如果把租界以外的地方与之相比，则不啻天壤之别。以中国之大，竟然没有一个自主且极度繁盛的商埠，这怎么能称为国家呢？所以必须举办赛会，选择往来总汇、江海要冲如上海这样的地方，先开创此事，另辟大片土地，营建构造，务必精良，务必达到可以超越租界的程度为止。然后沿海沿江依次兴起，或者在内地自行举办如日本那样，一年一次。在内地举办的是小会，在口岸举办的是大会。凡是素来贫瘠的地方，都可以由小会进而发展为大会。遵循这个方法实行，二十年间，如果说中国的土地还有肥沃与贫瘠之分，我不相信。

第八，革除积习。中国凡是都会之地，以及商贾聚集的区域，还有乡村市镇，每一年或三四年，必定有赛会的举动，或者迎神演戏，或者建醮立庙，上自绅士富人，下至妇女儿童，无不踊跃捐资，浪费金钱，动辄成千上万。如今市井之人，锱铢必较，分析到秋毫，他们的吝啬不可言状，唯独到了淫祀鬼神、求福免祸时，即使千百金也不爱惜，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是习惯造成的。所以每次举办赛会，举国若狂，视为理所当然，

译至于引发祸乱、酿成灾祸，竟然没有丝毫醒悟。而我们广东械斗的风气最为盛行，因此而被引发的，更是数不胜数。俗话说：“不要做无益的事，去损害有益的事。”如今中国数百年的粗野习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而且牢不可破，不仅对百姓毫无益处，实在让国家蒙羞。如果已经开办了这个集会，让天下人都知道它有益处，自然必定会闻风而动，兴起变革旧习的风气。况且西方人凡是有重大典礼，就借助集会来铭记不朽，如果我们中华的旧俗不能骤然免除，那么何不也借此来表达敬意并彰显盛况？只需一转念之间，美好的利益就不可胜数，而数百年的积弊，一旦彻底清除，难道不是很好的吗？

译有人说：西方各国，每次举办博览会，动辄耗费千万。中国正处于国力疲惫之后，如此巨大的事情，事前没有资金来源，事后没有收益归属，虽然知道事情紧迫，谁能承担得起呢？回答说：西方人举办博览会的惯例，先由商人百姓集资入股购买门票，而国家动用国库资金来倡导，那些绅士富豪也相继捐款作为资助。到了举办日期，前来游览的人，每参观一次，缴纳费用，或一元，或半元。那些购买了通行证的人，出入免费。美国芝加哥的博览会，所收取的游览费以及出售的通行证，加上博览会结束后拆卸物料的变卖价值，总收入共计两千余万元，与所花费的数目相比，还盈余数百万。如今中国初次创办，纵然不能像美国那样宏大，但推算其收支比例，虽然多少有些差异，但出入相抵，断定不至于担心有亏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中国的工艺技术向来未曾讲求，似乎不足以与西方人争高下。然而中国不讲求工艺技术，谁不知道呢？如果因为害怕不讲求，竟然不让西方人看见，难道能最终一直不讲求吗？孟子说：“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这是让中国人穷困到老、被完全抛弃，而无法缓解他们的贫困。”如今兴办一件事，有八方面的利益，没有两方面的顾虑，而且有前人的事例可以效法，不必劳心筹划，查询其章程，不过是翻译人员的工作，负责提倡，就在贤能的官员转变观念之间，而十八行省的风貌就会焕然一新。俗话说：“提起网的总绳，抓住衣的领子。”不致力于此，却只在铁路、银行、纺织等事情上沾沾自喜，以为是一两项修补的措施，虽然说聊胜于无，但对商务大有利益的，又能有多少呢？

论博览会的益处

工商业是富国的根本，《周礼》一书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而《管子》治理齐国，垄断山林、控制海盐，也在这方面用心，最终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晋文公据有残破的国家，收拾残余势力，亲身实行节俭，通商惠工，直到晚年，国家得以重新振兴。中国国势已经衰弱到了极点，加上近来和约已经签订，商约重新订立，利权损失可想而知，从此商务日益艰难困顿，其贫弱将会更加严重，日益贫弱到了极致，甚至不免被各国在商业竞争中兼并，而走向灭亡，能不恐惧吗！但是想要挽救这种贫弱，应当振兴工商业，想要振兴工商业，应当筹划上下共同努力的策略，以及筹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策略中应当采取哪一种。本报日前已经不厌其烦，分别详细陈述了。然而还有一件事，介于工与商之间，而与振兴的枢机关系极大，是前论所未涉及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博览会。请在这里详细阐述，以补充前论，可以吗？试着考察西方举办博览会的举动，创始于英国人，而法国人继之，奥地利人继之，后来继之的人越来越多，其博览会也越发兴盛。其开设地点，大多在其国家的京城，其会有大有小，有总会也有分会，有一事一物专门的会，有百工万物总聚的会。其会都有定期，有几年举办一次的，有几十年举办一次的。开会之际，必定派遣大臣要员管理此事，布告各国，都使他们知道，派人带着物品前往参会。所以会中大多汇聚五洲的技艺，罗列万邦的物产，分类区别，有条不紊，易于浏览，使国人有所观摩，对于别人有而自己也有的，就进行比较；别人有而自己无的，就进行研究。何优何劣？何损何益？何去何从何改何革？都有依据，而对于人情的喜好厌恶，物产的兴盛衰败，劳力的贵贱，运费的高低，税则的重轻，成本的多寡，销路的畅通滞涩等方面，考察得尤为详尽，不遗余力。有人说西方工商业极其兴盛，掌握大利权，是古代所没有的，都由于博览会的功劳，确实不是虚妄的。我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仿效实行，工商业于是蒸蒸日上，日渐起色，为各国所惊叹，进步不止，渐渐掌握东洋的利权，而与那些国家争衡并驾。这是明显的。至于中国的博览会之事，在古代虽然未见明文，但《中庸》作为天下国家的九条纲纪，招徕百工是其中之一。《管子》有云：“招徕天下的财物聚集，天下的物品凭借它流通，用轻重高下的数字来驾驭，这是国家的利益。”《周礼》则有大有朝市的区别，大市由百族主持，朝市由商贾主持。而训方氏又有“观察新物的政令”。招徕百工聚集天下的物品，开设百族的市集，而观察新物的制度，即使不牵强附会，即称为现在的博览会，然而对于博览会，大概相近了。现在应当恢复古意，遵循西法，参酌损益，折衷得当，来举行。或官办，或商办，或官督商帮，选择南北冲要之地，几年举办一次作为定期。各省内地则分开举办小会，其开会费用，或由官府筹措，或由商人筹划，都可以，只求适合事势，有博览会的利益，而没有博览会的危害为主。本报前论中国工商业势散，振兴者应当筹划其聚合，博览会也是聚合的一种方法。当事者应当赶快谋划啊！

鸦片

论鸦片烟加税

香港中

译《外新报》说：英国牧师丹拿，是议院鸦片会中的负责人。丹牧师在中国传教时，深切看到华人多受鸦片之害，所以想要拯救他们。这就是英国议禁会设立的原因。参加这个会的，各色人等都有，不下几百人。另有一人写信给日报馆，极力宣扬鸦片的好处，几乎说它是天地间不可缺少的东西。丹牧师也在日报上发表文章驳斥他。现在节录他文章的大意如下：来信论述鸦片的好处，用意刻画颇见匠心，但终究可惜见识不广，观察不周。西方国家最初种植鸦片，不过是作为药物备用。等到传入中国，仍然只限于此。因此，如果这东西是私人种植的，早就应该严禁，以消除中国的祸害。无奈这事关系到印度朝廷，且涉及财政军饷，所以必须妥善筹划好方法，不能立刻废除。但我们私下心里，无时不想让印度早日除去这个祸害。而且鸦片进入中国，实在是用战争促成的，以致列入正式税收。这难道是中国人所愿意的吗？如果它的税收，中国征收的数额，也像印度那样，尚且不足为奇。怎么又有天壤之别呢？试想鸦片如果确实危害华人，就不应该让它进入中国；如果不危害，也应该由中国随意加税。中国厌恶鸦片，超过英国厌恶酒；而英国酒税这么高，中国税这么低，为什么如此不相称呢？中国向来痛恨鸦片，林则徐总督广东时设法严禁，谁料前后相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只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中国在这方面最终一定会归于禁止。禁止也一定有好的方法，加税也是好方法的一个方面。我并不是想要中国加税来鼓励吸食，只是因为它在中西之间的税收差异过大，实在不公。和约规定，中国征收鸦片入口税银，每箱十磅。如果在印度孟买出口，每箱征收银六十磅。如果拿中国的茶来比较就显而易见了。和约规定，中国出口的茶叶，征税每百元七十五，不到一成的数目；等到进入英国口岸，所征的税不下四五成。把茶和鸦片放在一起看，公道与否，大致可以了解了。我私下认为中国确实是自主的国家，鸦片这一物品，是否允许入口以及是否应该加税，中国都可以自己做主。如果设立好方法来消除百姓的祸害，又哪里像挟山超海那样困难呢？丹牧师的论述如此，也可以看到正直的道理还存在于人间。只是我不理解的是，中国洋土和土产的鸦片价格，小土在五百两以上，大土在四百两以上。除去中西所征的税银之外，商贩剩下的不过二百两左右。但不知道印度那边的成本是多少，水陆运费是多少，还能实际获利多少，详细代为筹划未必能得到加倍的利润，为什么贩卖者竟然像鸭子一样争相前往，怂恿国家用兵来争夺呢？大概烟商得到的利润，比起贩卖其他货物可以胜出一筹。至于印度的税银，比起征收其他货物可以增加百倍，难怪印度国家不肯禁止鸦片。虽然如此，凡事贵在公平。英国既然不能禁止印度不种，中国又不能禁止印度不运来，只有加重税银，或许价格也会日益增加，贫苦人的吸食可以逐渐减少。纵然不能像印度六十磅那么多，也不至于像现在十磅这么少，在银税上无不补益，吸食也不至于太便宜，这也是不禁而禁的一种方法。在英国似乎不能阻止，在印度似乎也应该考虑改变策略，在中国似乎应该极力图谋禁止种植。或许郭侍郎二十年可以断绝的说法能够实现，不辜负丹牧师等人创立协会的雅意，使中国喜欢吸食这种东西的人可以除去毒害而登上仁寿之境。试看道光以前价格昂贵，吸食的人自然少；后来价格低廉而吸食的人才多。现在能够加税必然会增加价格，这也是返本还原、循环往复的道理。我以前曾说：“祸患的到来是逐渐的，它的离去也应当是逐渐的”，也是这个意思。

译论禁烟必须停止征税

禁烟这一件事，目前各省大官雷厉风行，有的出示谕令限期，有的颁发条约，凡是官员、读书人、书吏差役、士兵以及民间各色人等，都命令戒绝不要吸食。先禁止烟馆以杜绝没有上瘾的人，其次查访保甲以限制在家吸食的人数，如果能切实执行，不难根株尽绝。议论的人说，仅仅禁止烟馆而不能认真禁止种植鸦片，那么内地出产的土烟一定有销售的途径，吸食的人势必不能断绝。外来的洋烟虽然可能减少，但税收所入用来资助一切经费的又不可缺少，那么洋烟的输入仍然听其自然，吸食的人也不能断绝。身为大官的在这两件事上未能加意，而只是沾沾自喜于禁止烟馆、出示限期，这是截断水流而不清理源头，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土烟的税收因为裁除之后，没有可以抵偿一切经费的，无法填补亏空。明知说了没用，即使说了也不能实行。如果种植鸦片，目前遍地都是，虽然严令反复催促，但各地方都不能切实执行，委员也虚应故事，其势万难净尽，所以也无法认真。如果严令禁止烟馆、勒令限期断瘾，那么吸食的人不能不服从。官员不戒就参劾革职，读书人不戒就扣考，书吏差役不戒就斥退，士兵不戒就开除。可以随心所欲，至于平常人则更有畏惧刑罚的心理，不敢与官长对抗。比起请停税、严禁种植，其难易自有分别，所以舍弃难的而趋向易的，而且将使吸食者一律戒绝，无论洋烟、土烟，销场逐渐稀少，自然税收无可收取，种植无利可图。在这两件事上，暗中寓含不禁止而达到禁止的方法，当权者固然不是一点没有权衡。然而如果不在这两件事上示以限期而改变章程，吸食的人终究会不服吗？这两者之中，只有洋烟税的关系尤其重要，正不可不筹划万全之策。假使天下没有一个吸食的人，即使有也不如今天这么多、这么盛行，而洋烟税顿时逐渐减少，进而导致洋商不来，洋烟不输入，这确实是国家的大幸，而民生的转机。然而现在的洋税，赖以支用的有多少，恃以经办的有多少事。就像福建船政局所造所添的船只，昨天看见某大臣奏折，现在所添的船十有余号，请求援照成案在洋药税中动支，每年约有二十余万还不足，这是制造巡战船只及购买自外洋之船所需经费全在税收这一项，所以中国的海防较往昔为严密，中国的船械较往昔为精良。正应该大大放宽禁令，让洋烟涌至市场，大兴然后税厘可以倍增，而用它来购船造械，精益求精，使海防足以调遣，外患足以抵御。可见攻击敌人、防备敌人的方法，将要依赖鸦片，而说可以禁绝不要吸食，使税收无所收取吗？今天的情势，安内攘外的道不能并行，而以救目前之急，作未事之防的话，那么精兵利械可以抵御外侮，虽然海疆无事，国家没有衅隙，不可一日无备。如果制造一事固然在所先，然而制造所依靠的乃在税收这一项，这是不禁止而攘外的道得到了。如果说土烟销售畅旺，吸食日众，民情习于懒惰，风俗趋于浪费，废时失事，贻祸实在严重，而烟馆之中尤其有藏污纳垢的顾虑，盗贼潜伏，往往在这里，为地方除害，似乎应该以此为先务，这是禁止而又可以安内的。只是无奈这件事窒碍而不可行。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想要攘外而内何以安？想要安内而外无以攘。将禁止烟馆的自禁，而收税的自收吗？我恐怕两不相谋，其结果必有一失。或者禁止而不严，所以留收税的地步，或者仅仅禁止烟馆而查保甲，示限期之法不认真实行吗？我说想要禁止烟馆，想要人戒，而洋烟的税依然收取以济用，衡量朝廷政体，已觉自相矛盾，必须另筹生财之道以资填补，然后请停税与严立禁两件事并发，又酌行鸦片的禁令以杜绝其流。这样不仅吸食者无所藉口，即使洋商也自不贩运。这样而数十年的痼疾可永除了。

论禁烟必不能成功

曾经读美国林乐知先生《万国公报》，他论英国近事说：烟禁将成。说英国有议员在议院宣言说：“必须集合众人商定，咨行印度禁止种植鸦片。”伦敦人心甚为急切，其意必要成功。英国禁烟会诸教友更加欣喜踊跃，立即发函给各地牧师，乘此机会禀求议院核准此事。无论何国能禁与否，暂且不详细论述，只有我国君主宜偕同议院力持其权，务必筹划禁止。总之，害人之物不应当出于英国。西方人听到这个，于是认为必成。我请一言以断之说：“英国禁止鸦片必不能成。”英国人设立禁鸦片之会，已经很久了。因为英国虽然无吸食鸦片之风，而印度种植甚繁，英国商贩入中国，吸食者日众，为害滋深。想要拯救，于是集合其会，特别请求议院大臣设法逐渐禁止印度栽种鸦片，期望断绝净尽。然而国会

译不批准他们的请求，原因有四：一是认为鸦片是东方人的嗜好，属于必需品，片刻也不能离开；二是鸦片本是药材，用来治病，是中国百姓自己甘愿吸食，英国人有什么过错呢；三是众人所说的鸦片危害情形未免夸大，难以采信；四是鸦片这一项关乎税收，如今如果全面禁止，势必加倍征收其他赋税，恐怕会激起祸端。由此看来，主张一定要禁烟的，是传教士的一贯志向；主张不能禁烟的，是执政者的用心。〇政治与宗教原本就有分歧，宗教以救人除害为本，政治以富国强兵为主。鸦片是危害人的毒物，人人都知道，既然知道了就应当立即禁止，不再有所迟疑，也不容有所顾虑。这是传教士只知为别人打算，而不再为自己打算。印度自从种植鸦片之后，政府从中抽取赋税，设立官吏驻守军队，地方的一切经费都由此而出。假如一旦彻底禁止，费用从何而来？没有鸦片就没有印度。只为人打算而不为国家打算，对人有益，而对自己有损，这情形与跳井救人相似。这是政府不敢这样做的原因。英国传教士设立的禁烟会，已经实行了十六七年，每年在议会中必定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无奈话说得恳切，听者却漫不经心，起初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说一个“禁”字，至于禁止之后怎么办，善后怎么办，修补不足或者另种葡萄桑树，以兴起酿酒养蚕的利益，借此弥补鸦片的利益，否则另有妥善的谋划，以弥补其不足之处。或许执政者还可以转变态度，但现在都没有说到这些。禁烟会的首领是多尔德伯爵和沙茀，也在会中。以下作为备议的人员，共六十四人，都说鸦片流毒中国，英国人都抚心自愧。四十年来屡次请求议会严禁，因为华民嗜好此物的人多，怀疑他们是甘愿受其毒害，而且清朝禁止种植鸦片，屡次未能实行，又怀疑憎恶之心不真诚，所以议会至今观望。当时曾请求驻英钦使，特别给予明确指示，鸦片是否害人，中国聪明的人士是否同样厌恶，能否设法与英国合力断绝这种贸易？中国驻英使臣曾尘上听取英国政府的意见，必须等到中国先禁止内地种植鸦片，然后才禁绝印度的贩烟，否则就是自断财路，自绝利益，而把利权拱手让人。双方各执一端，事情最终没有结果。然而为英国说话的人，如果真是出于禁烟的目的，应当禁止自己境内的种植，起初不必问别人，是否仍然种植。如果只是推诿给他人，其不想真正禁烟，是可以知道的。英国牧师曾经进入内地游历，每当遇到种烟的农民，总是说官府禁止鸦片，一定是那些官员受洋人指使，希望保持英国贸易的兴旺，不想让我们自己种植，稍微分走利权罢了。这话看似无理，却又有理。官府禁止内地种植鸦片，这就像把鱼赶进深渊，把雀鸟赶进丛林一样。我私下认为，种植既有先后之分，那么禁止也应当先印度，而后是中国，这样的道理或许更为公允。

译总税务司赫德曾著有一书，专门论述种植鸦片，大意是说华人吸食鸦片，按进口鸦片的数量计算，每人约吸食三钱，即有一百万人，以中国三亿人口计算，仅是三百人中有一人吸烟，而中国自己种植罂粟制烟，有的说每年三万余斤，有的说二十六万斤，多寡悬殊，取其中数，大致与英国的统计相符。如此计算中外鸦片每年共销售二十万箱，约重一万二千吨，其价格约为二十五亿英镑，每磅价值银元五块三。吸烟者每日所花费，从一百二十钱到二百八十钱不等。但是英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的，常说华人全国都在吸烟，看那些市井之人，仍然身体强壮，认为鸦片无害。中国据此说法，实在不然，真是违背良心的言论。又有人说中国既然只是三百人中有一人吸烟，事情细微，应当没有大碍，但吸烟的人虽然少，受害却很深，因此全国人人切齿痛恨。况且从印度来的鸦片价格昂贵，毒瘾一旦进入中国，就干扰中国禁烟自主的权利，必须等到印度彻底铲除罂粟，中国才可以讨论禁烟。赫德先生的这番话才可以说是公正持平了，不然彼此猜疑，徘徊侥幸，鸦片究竟何时才能禁止呢？英国教士想要先在印度禁止贩卖鸦片，不允许种植罂粟，确实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计策，可惜没有妥善安排后续措施，所以仍然不能实行。特别奇怪的是教士对华人的吸烟深恶痛绝，斥责他们为地狱中人，责备毫无宽恕，而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却尊敬重视，与他们交往应酬，不敢稍有礼仪上的过失。试想吸烟不过害及自己罢了，贩卖鸦片则害及千百人，其中哪个大哪个小，哪个重哪个轻？俗话说“偷窃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成为诸侯”，看到这里不禁对世道人心发出感叹。无论中外，如出一辙。教士禁烟的举动，如果心志坚定专一，凡是遇到贩卖鸦片的商人，都鄙弃他们，不与他们交往，即使他们捐资来资助教会，也不接受他们的钱，急忙将他们赶出门外，说这些钱财取得不义，丧害人命，倾毁人家，才得到这些。教会接受这些钱，正好足以玷污教会而蒙受污秽。教士如果真能厌恶他们、断绝他们，不与英国贩烟势力同流合污，那么贩卖鸦片的商人知道被全国所不齿，或许会反躬自愧，久而久之，必定会考虑改变计策。香港旧有一家洋行，叫口口行。这家行的东家立誓不贩卖鸦片进入中国，所以该行货物无所不备，唯独缺少鸦片。这样的商人，确实足以挽回末世的习俗，成为中流砥柱。确实值得钦佩啊！确实值得钦佩啊！有人说：英国屡次讨论禁烟，并非真心想让华人脱离苦海，只是恐怕其他国家抓住他们的短处，所以先发制人罢了。香港有某姓华商，屡次承接烟膏而发财，议论禁烟。上海有开设土行的，也想加入华人禁烟会，都是秉承这种意思的。虽然如此，说禁烟总比不说禁烟好，未尝没有益处。教士热衷锐志，苦口婆心，也不可辜负他们。让英国人知道种植鸦片的危害，贩卖鸦片的不义，华人吸烟的祸患，日复一日，暗中会有转机。然而它的成功，还将有所等待。请拭目观看后续发展。

书论鸦片之害后

鸦片的危害，为时已久。中国无论贵贱老少，都喜欢吸食它。甚至美其名曰霞癖，又曰福寿膏，认为吞云吐雾，是高雅之人深致的表现，不应当这样吗？贵馆以如椽大笔，作暮鼓晨钟声，黑籍中人，有不回头是岸的吗！曾经考证鸦片产自外洋，记载于本草，名叫阿芙蓉。自明代开始进入中国，本朝则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以药材列入海关税收，每年二百箱而已。乾隆三年，私贸者四千余箱。嘉庆元年，因为制定贩卖吸食鸦片的条例，而私贸仍然不能停止。道光元年，奉旨查禁，广东大吏以暂时羁縻，逐步图谋禁绝，上奏。于是因循日甚，其突然增至二万箱的，则在道光六年设置水师船之后。道光十二年裁撤船只，而积习已不可挽回。十七年复设船只，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给水师报功。这一年进口的遂至五万箱。大致自总督衙门，以及船营汛差保甲窑口各关口司事者，莫不有费用，而鸦片的危害遂烈，而鸦片的危害遂大了。鸦片难道真难禁止吗？实在是因为中国上下好利而忘害。如果船只不敢收取费用，营汛不敢索取费用，差保不敢领取费用，窑口不敢敛取费用，各关口司事不敢私吞费用，那么鸦片虽然想要害人，怎么能让人受害呢？至于总督衙门有费用，而船营汛差保甲窑口有什么责任呢？即使各关司事人又有什么责任呢？即使说受鸦片之害的人，都因为贪鸦片之利，也不可不鄙视。人生长乡间，不谙政治，私下认为想要禁止鸦片受害的人，必须先禁止鸦片得利的人。利害不并行，没有贪其利而能顾其害的，也没有罹其害而遂舍其利的。如果想要禁止，宜明颁谕旨，告知天下，凡是京官外官吸食洋烟的，限

译规定以半年为期戒绝鸦片，半年之后仍重蹈覆辙的，一经举报查实，立即革去职务。春秋两季参加乡试的举人以及贡生、监生、生员，必须保证不吸食鸦片，签署连环互保的切结，违者不准参加考试。其中有人携带烟具的，查出后立即枷号示众。候补官员，命令各省督抚司道查明有吸食鸦片者，一并革职。衙役、兵丁等人吸食者，也限定半年戒清，违者革除差役、开除军籍。其余士农工商一旦沾染此癖，乡里都视其为不齿，隐含与众人共弃之意，不出一年两年，可以期望弊端绝迹、风气清明。

又因鸦片利润丰厚，各省乡民争相种植，凡有种植的，立即命令拔除，违者没收其田地充公；有制造烟具及贩卖土烟者，封闭其门户，不准从事贸易。这样既清除了源头，又节制了流弊，还担心积重难返吗？

我曾读侯官林文忠公拟定的致英吉利王的檄文，其中有言：“如今制定华人的条例，贩卖鸦片者死，吸食者亦死。”试想，洋人若不将鸦片烟带来，华人从何转买？从何吸食？这是外洋实际上将华人置于死地，岂能独独让他们存活？那些害人性命的人，尚须以命抵命，鸦片之害人，岂止是一条性命而已？所以新例对携带鸦片进入内地的洋人，定为斩绞之罪，这就是所谓为天下除去祸害。

看林文忠这篇檄文，贩卖者和吸食者都处以死刑，那么我主张内外官员革职、生员不准应试、吏役兵丁不准当差，也不算过分。即使惩治种植鸦片者，封闭其门户，没收其产业充公，也不算过分。林文忠拥有经天纬地之才，他筹划议论鸦片之害，也不过如此。郑子产曾说：“政令宽厚，要用严厉来补救。”正是这个道理。

又因各口岸洋馆林立，其中良莠不齐，多暗藏淫邪之事，或在其中设局赌博，不仅吸食应当禁止，其败坏风俗更应当禁止。因读贵报纵论及此，我认为中国若不禁止鸦片，便罢了；若欲禁止，非严厉禁止不能成功。如果那些高官显贵认为洋药的税收极其巨大，土药也经由大员派员设局抽厘，为国家财政考虑，不能立即禁止，那就不是我所能知晓的了。

译论害

鸦片流毒中国，已有百余年。当时将其视为禁物，输入的数量本就不多，中国人吸食者也很少。自从林则徐销毁鸦片之后，禁令反而全面松弛，虽然没有公开教唆人们吸食的道理，但既然征收税款已成为定例，民间也就明目张胆地吸食起来。来源越来越旺盛，吸食者越来越多，受害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当时只有从外国运来的“大土”（洋鸦片），其危害已无穷无尽。如今各省种植罂粟，提取汁液制成鸦片，如云南、贵州、四川、山西陕西，以及江苏的徐州，尤其著名。过去只责怪西方人毒害中国，现在更是自相残害。既然征收了税款，自然不能禁止外国鸦片输入；既然不能禁止外国鸦片输入，自然也不能禁止民间吸食。云南、贵州、四川、山西陕西、江苏等地民间种植者，又征收其土药税作为财政的一大来源，那么怎么能再禁止民间吸食呢？

不仅如此，在中法议和之后，支出越来越大，搜刮民财无所不至。在鸦片税之外，又增加了膏捐。有人说西方人对酒的税收特别重，因为酒对人无益，税重则物价必然昂贵，昂贵则无力购买的人自然不能吸食，即使有钱的人也可以期望他们稍微节制减少。中国的土药税和土药捐也是如此，这也是“不禁而禁”的一种方法。昨天报纸记载芜湖的新闻，朋友来信说：传闻驻京总税务司提出增加土药税的建议，专门在出产土药最旺盛的云南、四川、江苏、安徽等五省率先试行，按照每百斤征税六十两计算，每年大约可收白银三千万两，但必须在田间收取汁液时就进行征缴，以后无论运到哪个省，一概不再重复征税等语。总理衙门已经议准，只是户部与外省督抚尚有很多顾虑。有人说京城已经允许实行，并且有六成归还洋债，三成解归内务府，一成为办公费用。只是各省地方官员的议覆奏折尚未全部送达户部，所以尚未正式公布。这是官场得到的确切消息，而且总理衙门会议的原奏折以及税务司的建议、某京官的条议都奉有廷寄抄发给各省，势在必行等等。

如果照此办理，那么土药的税收应当增加一倍，土药税如此加重，其价格必然昂贵，方才希望吸食者舍弃洋药而选择土药，虽然危害依旧，但或许利权不至于旁落。现在如果土药过于昂贵，那么人们又何必不吸食洋药呢？我认为土药加征，那么洋药也必然加税才会罢休，形势必然如此。然而无论税重税轻，吸食者并没有听说减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天都有增加。从哪里知道这一点呢？就是从加税中知道的。确实，能够加重税收，是因为鸦片销售旺盛。鸦片销售旺盛，是因为吸食者众多。由此看来，中国的祸害终究没有尽头。

四民以士人为首，朝廷虽然大开禁令，但对于官员和士人仍然没有丝毫宽纵，确实因为官员是四民的表率，而士人都可以晋升为官。常常看到有同知、通判、州县以下官员因嗜好过深而被上级弹劾的，朝廷立即予以斥革。可知朝廷禁令虽然开放，但唯独不能宽恕官员。

或许有人会说，因嗜好而遭到弹劾的，下级官员居多，难道内阁、六部、寺院的官员，以及外地的封疆大吏、监司，都知道自爱而没有嗜好吗？回答说：不敢说大官中竟然没有有嗜好的人，只是他们都讳莫如深，人们无从得知，所以也无从参劾罢了。至于士人，虽然没有听说有因吸食鸦片而被斥退的，但各省学政考试时，无不谆谆劝谕。黄兰担任江苏学政时，如果考生的手指像吸食鸦片那样，就不列入优等，也可以说是严厉了。调任广东番禺县知县的裴明府出示说：“奉本府转奉粮道札行，准藩司移开案，于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张案。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礼部咨询内阁抄出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御史文华奏请严禁士子吸食鸦片一折。士人是四民之首，应当如何束身自爱？如果像所奏那样，本年参加会试的士子竟然有手提鸦片灯出考场的，情事实属不成体统。该御史当时既然已经面圣，为何因为人数众多不立即扣留惩办？此后乡试、会试各考场派出的王大臣等，务必实力稽查，如有前项弊端，立即送交刑部照例办理，并命令各省督抚在乡试时一体认真查办，以端正士风而挽回颓风。钦此钦遵”等等。现在到了期限，广东援例出示，各省想必也必然遵行。上级对士子的责备如此严厉，是对士人厚待的表现。凡是吸食鸦片的士子，在秋闱考试时，心中恐怕无不惴惴不安。不仅功令森严，有所顾忌，即使在考场中吸食，种种受累，其危害也有不可胜言之处。

朝廷虽然唯独严禁官员和士人吸食，却不知道官员和士人吸食的特别多。凡是吸食的人，筋力疲惫，精神枯耗，所以无不荒废时间、失业，白天黑夜颠倒，对于一无所事的人，既然无所事事，自然没有督促牵制的忧患，不妨悠闲度日，乐此不疲。精神虽然消耗，本来就没有地方使用精神；筋力虽然疲惫，也没有地方使用筋力。与一盏

译从开始到结束都沉迷于鸦片，自己以无用之人自处，别人也就以无用之人看待自己罢了。如果一旦踏入仕途，无论是文书账目、钱粮赋税等案牍工作使身体劳累，还是应酬迎送等事务繁杂，也都时刻没有空闲。常常看到吸食鸦片的人在衙门参拜之时，整夜彷徨不安，无法安睡。实在是因为安睡的时间，已经被吸食鸦片的时间耽误了。一旦有堂审案件卷宗，便茫然无措，临渴掘井。实在是因为阅卷的时间，也被吸食鸦片的时间耽误了。至于迎送宾客，一定要等到烟瘾过去，才能出门。等到出门时，离去的人已经走了，到来的人已经来了，徒劳往返，这能不得罪上级长官吗？会见客人，一定要等到烟瘾过去，才能交谈。而车轿在门口等候，童仆在室内守候，无不抱怨连连，这能不得罪同僚吗？然而这还是知道顾忌、竭力从事公务的人，尚且担心不能让人满意。如果只知道吞云吐雾，对事务置之不理，耽误公事私事，那是必然的结果。一旦受到弹劾，后悔无穷，能说这不是吸食鸦片的祸害吗？至于读书人一旦吸食鸦片，在家时，用功者科举学业尚且可以不荒废。然而普通人一年能完成学业的，吸食者拖延到两三年，恐怕还不能完成学业。大抵用功的时间，大半也被吸食鸦片的时间耽误了。一到考试时，那就更加痛苦万分。院试时，整天就能考完，既不能携带烟具，又没有吸食的时间和地方，只能吞服鸦片烟膏。往往有平日号称高手，而在考场中精神不济，因此潦草应付的，更有忘记带药而空手出场的，涕泪交流，更不必说了。然而科考岁考中不过受一天的苦，还容易敷衍。如果乡试九日九夜之久，那受苦不是更厉害吗？虽然可以携带烟具，并且可以躺着吸食，而且时间也比较宽裕，其危害似乎较轻。但不知道虽然可以携带烟具，但终究是违禁物品，藏起来既不可行，不严密就会像手提鸦片灯出考场，而御史已经上奏弹劾了。不仅如此，读书人背着书箱进入考场，书籍笔墨，号帘号闱，以及钉子绳索等日用之物，食物器具之类，已经携带不胜携带。如果再加上烟具，不但收拾麻烦，而且提着重，吸食者体力大多不济。其受害之一：虽然能躺着吸食，但号舍像蜂房一样拥挤，人像刺猬一样蜷缩，不能伸展，可想而知。而且又要起草文章，又要誊写，又要翻书，又要煮饭，又要洗碗，忽起忽落，烦苦的样子，无法形容。况且听说，吸食者在外吸食若干量，在考场中必加倍吸食，因为担心精神不济。在外吸食尚有耽误事务、错失时间的忧虑，在考场中虽然比岁科试宽裕，但文字较多，虽然写作从速，尚且嫌局促，再分出吸食的时间，有不手忙脚乱的吗？其受害之二：而且当手忙脚乱之时，烟瘾未过之际，精神恍惚，一盏灯微弱地亮着，书籍纵横，不仅像青山一样杂乱，往往有试卷被烧毁、书籍被毁坏的，其受害之三：吸食者，食物少带，尚可忍饥，而且各物可以向邻居乞讨；但鸦片不能稍有欠缺，或者所带不够，或者被号军偷窃，不过瘾就不写文章，也难以终了，而在号舍之中，既不能交卷出去，又没有向邻居乞讨的地方，这种苦状，虽然是自找的，但其中心如焚，实在值得怜悯，其受害之四：现在乡试中，不但有瘾的人必须携带烟具、多备鸦片，并且有无瘾的人临行置备烟具，或者借他人的烟具进入考场吸食，认为鸦片可以解倦，并且担心精神不振，借此以助文思，往往有素来不吸食鸦片而因此上瘾的，其受害更无谓了！现在虽然重申禁令，恐怕仍然不能掩耳盗铃吧。

译查鸦片本是洋药，西方人用它来治病，而中国人中始作俑者，创制了卧具用来吸食，导致毒害流传不止。如今戒除鸦片的药物在市集中陈列，但吸食的人却有增无减，药物的消耗量也一天比一天增加，令人无法理解。据中间人所说，从前戒药中多用罂粟灰，现在则多用吗啡。吗啡是鸦片的精华。所以药物一日不根除，瘾就一日不断绝，甚至有瘾断了但药瘾不断的情况，这其实与不戒除没有区别。华人遭受这种祸害，恐怕没有尽头了。这还只是谈论官员和士人罢了，遭受祸害的难道只有官员和士人吗？在禁令未开的时候，吸食的人大多是富商大贾、豪门子弟，然而还是千中不得一，百中不得一，而且深藏在密室中，唯恐被人知道，没有不以吸食为耻、以吸食为忌讳的。近二十年来，不仅有钱有势的人吸食逐渐增多，就连贫苦劳作的百姓吸食的人也逐渐众多，而且都明目张胆，横躺在榻上，几乎成了像烟霞世界一样的祸害，这还能问吗？人们只知道外国输入的鸦片给中国带来祸害，不知道我从外国带来的祸害尚浅，从内地栽种带来的祸害更不可收拾。国家以农业为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虽然现在种植鸦片断不能与禾苗黍稷相妨碍，但农业受害、百姓受害的情况比比皆是。每每看到种植的地方，竟有一家老小都吸食的情况，所种植的收获后，必定扣留一家一年的口粮，剩下的销售用来缴纳赋税和租金，而饭食还需要从其他经营的收入中获取，虽然比其他经营收入优厚，但一家吸食后所剩无几了。如果遇到收成歉薄，官府断没有赈济荒年的道理，不是填塞沟壑，就是流落成为盗贼，这不是种植的祸害吗？这些种植的人，都是因为吸食鸦片无法谋生，不得已而采取这种自种自食的计策，起初本没有谋利之心，所以种植的也少。到现在逐渐推广，即使向来不吸食的人，不知道吸食受害之深，只知道种植获利之厚，于是相继效仿。以前一个村中，种植的不过一家，一家种植的不过数尺地，现在种植的地方竟有种植数亩、数十亩的，即使向来不吸食的人，自己种植的东西吸食方便，也必定上瘾而后已。由此看来，又何必奇怪现在吸食的人多呢？况且以前吸食的人都必须在家准备器具吸食，或者有父兄督责的不便吸食，所以上瘾的人还少。现在烟馆林立，容易避嫌，往往有家中不知道他吸食，而他吸食已经数年的人，这是烟馆的祸害。不仅如此，人的吸食，大半都是从游戏而来，自从有了烟馆，或者借此休息，或者朋友聚会谈心。对于有瘾的人，到这里过瘾，本来不觉得奇怪；而向来不吸食的人，以为偶尔尝这味道，必定没有大害。不知道一次两次，两次三次，等到必不可少的时候，自己就不能不吸食了。如果没有烟馆，这些人断不会吸食，也断不会上瘾。现在各省各郡各县，烟馆都密集如竹节，即使乡村市镇之间，也有数家、数十家的。至于上海更是数不胜数，有所谓大间、中间、小间，还有花间。每天消耗的烟膏，以千计，烟膏以万计。即使所点的灯油，曾有人合计统计，上海需要油二三十篓。仅就一隅而言，所费已经如此，不仅费用之大，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人的精神，败坏了多少人的家产，废弃了多少人的事业。这是烟馆的祸害，更甚于种植了。吗啡性质最烈，而收敛最快，见效最速。人当疲乏的时候，多吸一口，则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劳作的人吸食的多。然而因为力乏而吸食，则一刻不吸，一刻不能出力。终究是越吸力气越乏，越吸则小民的生计不更穷困吗？况且因为它性质收敛而速效，人有病的时候，往往把它当作急救之法，治泻、治肝最为有效。然而取效在一时，而受害在毕生。吸食的人大半因为肝气不顺居多，甚至有并无肝气不顺而吸食上瘾后，以此作为借口的，其祸害更是自取。还有因此丧命的。吗啡性质暴烈，生吞数分，片刻就能致命。自从有鸦片以来，或者因为勃然大怒而自尽，或者因为受逼迫而轻生，阳间增加了无数公案，阴曹多了无数鬼魂。自尽的案件，报纸中记载，几乎无日无之，然而多是妇女。如果家中没有吸食的人，即使妇女性格固执，当时也会过去，即使解断也不至于有家破人亡的祸患。大致吗啡的毙命，容易于悬梁、自刎与鸩毒无异。鸩毒终究不易得到，而吗啡到处都有，而且久已视为寻常吸食之物，并不禁止销售。即使家中本来没有，买起来也容易，那么哪里不是鸩毒呢？乃明知是鸩毒，而人争相吸食，这也是华人的一大不幸了。日本人禁止最严，所以国势蒸蒸日上。华人吃的人多，所以国势日弱，利害相较，固不待智者而知道了。蒙意欲除害，须禁止栽种，各处禁止设置烟馆。一时虽然不能禁绝，也是正本清源之道。然而当此捐项日增，国库支绌的时候，也只能付诸无可如何的一叹了。

拟禁鸦片说

求治者必清其源，除害者必穷本。比如养苗，必先去其

译稂莠螟蟊这些害虫，必须先清除，然后才能进行培土施肥；治病用药，必须先祛除风寒暑湿等邪气，然后才能进补。西洋各国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造成中国财富流失最大的，莫过于鸦片。他们用如泥土般低贱的东西换取我们的金钱，每年高达四五千万两。私下揣度天下大势，流入中国的固然多，流出的也确实不少。中国输出的，以丝和茶为大宗，但其税收抵不上鸦片税收的一半；外洋输入的，即使利益均沾，其税收也不及鸦片税收的一半。以每年计算，两种税收相比，已经存在巨大的差额和漏洞。如果统筹计算三十年的总账，损失的何止是浩大的数目？即使向天下颁布告示，明确禁止，依据万国公法，谁会说不可行呢？只是贩卖鸦片，其利润被英国人独占，其事由英国人专断，其他国家无法插手。英国人倚仗印度作为外库，一切设置官员、供养军队，都专门依赖鸦片。没有鸦片，就等于没有印度。所以英国议院大臣曾在其国内集会，禁止种植罂粟，不让其流毒于中国。起初商议改种其他作物，但最终也没有好办法。有人说，与其在外禁止邻邦的贩卖，不如在内禁止百姓的吸食。外禁是听任他人行事，内禁则是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鸦片运入中国，其流通早已载入和约，现在想要禁止，自然必须从和约中删除鸦片进口这一条，这样或许才能断绝流毒而澄清源头。再想想英国与我国通商，其他货物获利尚微，而鸦片却是收入最大的，一旦剥夺其无穷的利润，绝不是他们所愿意的。所以前人关于禁烟的说法是：极贵则易禁，极贱也易禁。极贵在于重征其厘金税，使其价格高到无法再加；极贱则在于遍地种植罂粟，可以无需向外求取。总之，禁烟并非不可行，关键在于立法严厉而执法宽缓，期望效果急切而实际收效缓慢，不至于徒然扰民罢了。至于鸦片带来的危害，人人都知道了。一是贫困的根源。从大局来看，边关之地，每年输入鸦片若干数量，每年流出白银若干数量，用极有益的白银换取极有害的鸦片，这样沿袭已经几十年，流出的白银不知有多少，想要不贫困，可能吗？从细节核算，普通百姓，每天得到一升半升米就可以度日，而吸食鸦片的费用却是其数倍。既不能节省支出，又不能谋求收入，于是变卖田宅，出卖妻儿，一身所有无不卖光。吸食鸦片者消耗其资财，即使不吸食鸦片的人也一并受其连累。一乡有多少这样的人，一州一县有多少这样的人，推而广之到天下，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人。想要不贫困，可能吗？二是虚弱的根源。凡是吸食鸦片的人，不耐劳苦，筋力减退；不能振作，精神颓废；不思长远，心术败坏。贪图片刻的安逸，不问未来；贪恋一身的舒适，不顾全家。这样的人能承担天下的重任吗？以至于朝廷没有刚毅果断，导致君主软弱；学校没有气节，导致士人软弱；军队没有纪律，导致士兵软弱；民间没有事业，导致百姓软弱。举国上下趋于萎靡，没有勇往直前的气概，都是鸦片造成的祸害。〇蝎子的毒，刺一下罢了；蛇蝎的毒，除掉罢了。洪水成灾，上天生出大禹来平定；猛兽为害，上天生出周公来驱除。只有这鸦片，如果不先去除其危害，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不先禁烟，即使开矿也没有用。矿产所出的收益，抵不上鸦片所消耗的，相互抵消浪费，积蓄仍然无法建立基础，这是往漏水的锅里灌水。即使练兵也没有益处。手持戟的士兵，如果是吸食鸦片的人，一旦遇到惊慌，逃跑唯恐不快，这是拿着空弓啊。

译近日民间吸食鸦片的人占十之六七，上自官员士绅，下至挑夫脚夫，无不以有限的钱财供养无穷的瘾癖，甚至面黄肌瘦、形销骨立，哪怕饿死沟壑也在所不顾。内地种植罂粟的地方比比皆是，种在云南的叫云土，种在四川的叫川土，种在两广的叫广土，种在浙江台州的叫台土，山西一省种植得更多，河南一省所种的相比中原各地所产的尤为优良，因为土壤肥沃且地处中原，一亩地一年可收烟膏二十两。吸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种烟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广。如果听任其自然发展而不加以严厉禁止，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推究其最终结果，大家也都会沦为饿殍罢了。那么禁止的方法应当如何呢？回答说：从官员到士人再到士兵和百姓，从尊贵到卑贱，其情理是公正的；从上到下，其趋势是顺应的。内部官员由长官负责，外部官员由总督巡抚负责，士人由学政负责，士兵由主帅负责，百姓由地方守令负责。期限可以放宽，但执法必须严厉，超过期限仍不悔改的杀无赦，惩罚一人以警示百人，这是《周礼》使用重典的用意。必须做到政令一出法律紧随，然后才可以挽救。如果稍有松懈，将其视为具文，就永远没有肃清之日了。有人怀疑关税少了这一项，对国家财政有影响吗？唉！子孙的膏血被外人吮食了大半，而父母想分得少许来尝一尝，还忍心吗？这不仅仅是因为贪图小利而导致大事不成。从前赭寇猖獗，蔓延十余省，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岂止一项？筹集军饷招募士兵，种种需要费用，只要任用得当的人，理财自然有良策，像唐代的刘晏那样可以征验，难道一定要依赖这烟税吗？又有人怀疑禁止鸦片西方人不答应，怎么办？回答说：我想阻止烟土运来，他们或许不答应；我自己禁止百姓吸食，他们本来就不相关。只是烟土不止来自洋土，本地出产也很多，想要让种烟土的土地全部改种粮食，这不是可以强制的。必须选择地方官中老成持重、通晓事理且为众人信服的人，根据土地的适宜、风俗的便利，设法劝导他们，使他们不再种烟。然而不是长期任职的人不能办好，早上换一个州牧，晚上换一个县令，执行者必定有名无实。所以禁止吸食应当严厉，而劝止种植应当委婉。禁止吸食之后，吸食者既然逐渐减少，那么烟土的利益也就微薄，百姓自然愿意改行。禁止吸食的时候，编查保甲，标明烟户，以严格区分旧吸食者和新吸食者。借此以示区别，已经吸食的人允许在家吸食，年老废病的人听之任之，其余的人限定若干年应当戒除，超过期限不戒除的治罪。地方官每年必须将清册呈送，如果吸食者逐渐减少，从优保奏；如果隐瞒不报，以少报多，以及督率不力的人从严参办。这样上下同心，励精图治，或许烟害能在无形中逐渐消除。不然的话，难道仅仅是贫弱的祸患吗？

续禁鸦片说

昨天读贵报，看到有拟禁鸦片一说，这个说法固然已经屡见不鲜，但这篇尤为精密，其筹划禁止的各种方法也无不详实详尽，大概可以说是有利无弊，毫发无遗憾了。何必续写？为何续写？怎敢续写？怎能续写？然而我偏偏想要续写，各位且听我续写。鸦片应当禁止，谁不知道呢？苦于没有好方法来维持，那么一纸空文，人们都视同弁髦（弃物）。那些认真办理的，雷厉风行，必定要使根株尽绝，毫不假借，令出惟行，这样才可以禁止。但是中国治理各分疆域，东边禁止就去西边，南边禁止就去北边，这就是以邻国为壑，虽然在眼前暂时有效，但对大局仍然没有补益。由上而下，次第各有所责成，这是已经确定的。中国土地广大，人口多达三四亿，怎么能保证耳目一定遍及？又怎么保证禁令一定执行？知道所谓的禁止，仍然是纸上的空谈。我认为禁止鸦片的方法，另有所在。中国鸦片流失，最为大宗，如果中国忽然下达禁烟令，那么香港、澳门等处，就可以成为鱼的深渊、雀的丛林，而利益仍然流向外洋，与中国无关。如今中国创设海军，讲求西法，制造购买轮船铁甲，勘察险要，修筑炮台，电线虽然已经通行，尚且想要建造铁路以辅佐电报之不足，计算一年收入不敷支出，费用颇为浩繁，那么为什么不在禁烟之中，更寓裕饷之法呢？不必出于聚敛，而国用自然没有不足，这不是很美吗？方法在哪里呢？回答说：中国如果禁止鸦片来源，外洋或许会阻碍；中国如果禁止华人吸食，外人不得干预。一时想要禁止人们吸食，人们或许不免有巧妙躲避；如果听任他们吸食，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躲避了。请下一道命令说：凡有吸食鸦片的人，不禁止，但必须向官府申报，即在编查保甲时详细注明，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吸食鸦片的人，每月应捐纳洋银两元；中等者每月捐纳洋银二十元；上等者每月捐纳洋银五十元。或者再在这三等中斟酌子目，稍分捐数，都可以。这

译所谓烟捐，是向吸烟者征收的捐税，而不是向贩运者征收的捐税。那些吸食鸦片的人，往往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同是烟馆，如果这一家的烟盒比那一家稍大，能多吸一口半口，他们必定舍弃这家而选择那家。哪怕桌上沾了一星点的烟灰末，也一定会爬着剔出来，用烟灰换烟膏，精打细算。烟灰中或许掺了水，甚至还有混杂其他杂物的烟灰用来充数，种种卑劣下作的行为，都源于他们的鄙陋吝啬。

下等的人，或是小本经营，肩挑贸易，或是推车负重，自食其力。一天所得，除了维持口粮之外，仅仅够支付吸食鸦片的花费，又怎么能在烟费之外再筹措烟捐呢？如果是中等的人，虽然不至于像下等人那样困窘，但要在烟费之外另外缴纳烟捐，恐怕他们的财力也达不到。即使是上等的人，家境殷实富裕，或是身居高位，他们的俸禄收入，绝不会因为吸烟而贫穷。然而这类人，或许不只一人吸烟，家中夫妻都有烟瘾，或者子侄也受感染。如果家中有两人吸烟，每月就要缴纳一百番钱，每多一人，就要多缴五十番。这也怎么能长久维持呢？

如果缴不起烟捐，就只有逐渐戒除这一种办法。上等人家中若有数人吸烟，每年必定有一两人戒烟；中等人家收入恐怕抵不上支出，每月必定有数人戒烟；下等人朝不保夕，每天必定有数人戒烟。这就是所谓形势所迫、理势所限，不禁止而自然断绝的道理。

译像这样的禁令，不出十年，中国境内一定没有吸食鸦片的人了。而且不仅没有吸食鸦片的人，国家的财政也因此而充足。试想中国近来二十个省吸食鸦片的人有多少？这道命令一下，一时不能全部戒绝，那么不得不按照人数缴纳捐税。合计所征收的数目，一个月中有多少？以后虽然逐渐减少，如果迟至十年才彻底断绝，那么这十年中不知道所征收的捐税累积了几千兆。即使说戒除的人很快，早至五年就彻底断绝了。全国没有吸食鸦片的人，而这五年内所征收的捐税也不知道有几百万兆了。然而又担心他们重蹈以前苏州禁烟的覆辙，全都以上海租界作为逃避的巢穴。一旦进入租界，中国官员征收捐税实在不便，那么这里又有一个办法。租界之所以不肯参与中国官员禁烟的提议，是因为他们有烟灯的捐税，这是利益来源，不肯废除。现在如果仍然听任他们征收烟灯的捐税，只是在清查烟户之后，将每月所征收的烟捐分一半给西方人，西方人难道有不乐意顺从的吗？实行几年，所征收的捐税，用来制造枪炮，修筑炮台，购买铁甲舰，训练海军，制造水雷，开辟铁路，开采矿产，一切中国此时用来谋求富强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可以推行。等到烟患已经消除，而海军陆军无不整齐精练。从此禁止外国鸦片输入，我知道外国畏惧威势、感怀恩德，不敢有异样的言论。况且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吸食鸦片的人，那些贩卖鸦片的人即使不禁止，也不会再进入国境了。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洪水造成灾害，上天就生出大禹来治理；猛兽造成祸患，上天就生出周公来驱除。现在鸦片对中国造成的祸患，比起洪水和猛兽还要厉害，怎么知道上天不生出圣人来消除这种祸害？当今中国大皇帝刚刚亲政，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内外臣子无不恭敬地倾听新政。如果这道命令一下，那么中国几十年的痼疾，一旦就能像摆脱束缚一样解脱。这又有什么困难呢？试看近来印度专门讲求种植茶叶的方法，产出的茶叶也逐年逐渐增多，从此用茶叶的利益来替代鸦片的利益。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一点，认为将来必定有禁止革除的一天，所以事先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那么中国又何必害怕而不这样做呢？

去毒

可悲啊！鸦片造成的祸害，是今天的洪水猛兽。然而危险程度比这更甚。洪水的祸害，不过持续九年；猛兽的祸害，不出殷都范围。鸦片的祸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个省，受其祸害的有数十万人。以后浸染侵蚀还没有停止，浪费人才，削弱兵气，消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值一千多万，出口土货可以抵偿五千多万，鸦片价值三千多万，这就是财富的流失。因此中国不是因为通商而贫困，而是因为吸食鸦片而贫困。于是形成了今日的中国。而浪费损害文武人才，其祸害比消耗财力还要严重。志气不坚强，精力不充沛，做事不勤勉，视力不敏锐，见闻不广博，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制，子孙不繁衍，再过几十年，必定导致中国全部变成边远地区的鬼怪才停止。过去国家曾经用严刑峻法来禁止却无效。上天降祸给中国，谁能消除它？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论语》说：“用刑罚来整顿，人们可以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礼教来整顿，人们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这是法律所不能治理的，名声可以治理。顾炎武说：“用法律治理人，不如用名声治理人。”《学记》说：“君子如果想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一定要通过教育吗？”这是政治所不能教化的，教育可以教化。为什么呢？中国吸食鸦片的开始，是由于懒惰，由于无事可做；无事可做是由于无所知晓，无所知晓是由于没有见闻。士人的学问，取自讲解八股的文章；官员的学问，取自辨别案例；士兵的学问，取自辨别钝器老阵。如此而已。这是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也都索求于故纸堆，发出空话，不必验证于实事，考察于万物：农业没有厚利，土地没有特产，工业没有新器，商业没有远志，行旅没有捷径，大率都可以不勤劳、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到。狭隘产生笨拙，笨拙产生迟缓，迟缓产生闲暇，闲暇产生荒废。于是嗜好中于此，都是不学习的缘故。如果学会广泛兴起，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没有不学习的。弱者通过阅读报纸学习，强者通过游历学习。君子胸怀五洲，小人思穷百艺，正想要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点，难道还有白天当黑夜，终老于一灯一榻的人吗？引导他们尚且不需要禁止他们！所以说：兴办教育，是戒除鸦片的良药。近日海内志士感伤时局、忧虑动乱，惊恐地有人类灭绝的担忧。上海、扬州都有戒烟会，他们的说法大抵是各自治理所属的人，如吸食者主人不把他当仆人，老师不把他当学生，将领不把他当士兵，地主不把他当佣工，商人不用他当伙计，工匠不把他当工人。凡是用来治理愚昧卑贱的人罢了。如果不治理富贵智能的人，那么将吏师长、地主、工匠不乏吸食者。他们依靠有逃避墨刑回归扬州的巢穴，尚且不戒除。况且官员老师都没有固定职务，他们看待官员老师像旅馆一样，也不戒除。我说只有在用教育治理智能少壮的人，愚贱者视

译对于我能力所及的人，就加以治理；对于年老体衰的人，就听之任之。十年之后，这些有智识、年轻力壮的人，大多已经富贵显达、成家立业，有的身居官位，有的拥有家业，于是让他们各自去治理自己管辖的人。三十年之后，这种恶习就会彻底断绝。现在各省大多创立学会，我认为应当把禁烟戒赌的戒会附设在学会中一起推行。无论是什么学会，都列上这一条规定：四十岁以上的人，戒与不戒，听凭其便；四十岁以下的人如果不戒，就不允许入会。家训要以此训导，乡约要以此约束，学规要以此规范。剥极而复，时运将转，难道不是时候了吗？孔子说：“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孟子说：“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如今地球上的万国都鄙夷厌恶、不食用这种酖毒（鸦片等毒品），唯独我们中华却举世沉溺其中，以此自取贫弱和死亡。古今的怪异变故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假使孔孟再生，用明辨羞耻的道理来教化天下，他们必定会从自我戒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