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五户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五 户政

公司

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

中国起初并没有“公司”这个名称。公司的制度首创于西方。西方商务的兴盛，确实是因为格物致知之学的精妙，以及制造技术的巧妙。然而资本实在巨大，如果没有公司，仅凭一两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从容应对。无论设立一家工厂，还是建立一种行业，其资本有多达数百万、数千万的。至于工程方面，则尤其非公司不足以完成其事。所以铁路有公司，开矿有公司，电报也有公司。就拿铁路来说，拥有铁路最多的国家，里程达到十余万英里，其费用高达数千兆。西方人不吝惜花费，不嫌成效迟至数十年，但一定要有所成就。其利润也必须收取数百倍，且计算没有失误。这种巨大的事业，非由国家筹划不可。然而试问，即使有非常富有的国家，能独自筹措这笔款项吗？富商更不必说了。只有能集合众人的钱财，才能得到众人的利益。起初集合几十人，推广到几百人、几千人。聚集的财富越多，建立的基业就越宏大，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人们看到公司获利丰厚，那么附股的人自然增多，招募股份自然容易。小的做成小的，大的做成大的。即使有资本极大的事业，常常苦于人力财力达不到。自从有了公司的设立，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了。乃至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公司，一件事有一件事的公司，几乎集合全国的人，都含有互通财物的意义。如果说商务还不能起色，那是没有的事。而且使用钱财就像用兵一样。军队因为集结而势力雄厚，可以制胜，可以克敌。如果分散而不集结，那么人心不齐，力量不胜，没有不溃败分裂的。西方人设立公司，就是用了用兵的道理。中国商务的衰落，都是因为人心不齐。人心不齐，都是因为钱财不聚集。钱财不聚集，都是因为公司没有设立。往往开设一家店铺，建立一种行业，资本之大，没有超过百万的。股份之多，没有超过一二十股的。就拿一个行业来说，各自计算盈亏，各自应对涨跌。在闭门自守的时候，所损失的利益固然损失在华人身上，所获得的利益也获得在华人身上，对大局原本没有什么损益。自从通商以来，逐渐形成商战的局面。西方人聚集钱财与我们对抗，而我们却不能聚集钱财来抵御他们。不仅不能抵御敌人，而且自相矛盾，甚至倒戈相向。难道有不被西方人打败的吗？现在的对策，无论哪项贸易，都应该设立公司。招商局、电报局，就是前事的榜样。当这两个局创建的时候，人们都观望不前，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两个局获利丰厚。假如商局不招募股份，那么商局至今未能建成，江海之利必定被西方人独占；电报不招募股份，那么电报至今未能设立，其利益也必定被西方人独占。公司的益处，不是可见一斑吗？现在风气虽然打开，但人心终究觉得不齐，人力总嫌不聚集，所以虽然有公司的设立，有的因为招募股份不易，事情在即将成功时失败；有的因为不能继续招募，半途而废，致使人们借此借口说公司不可依靠，用来堵住招募股份者的口，并且使入股者寒心。不知道公司不能成功，并非公司不可设立，或者是立法不完善，或者是资本不足罢了。曾经考察西方人的定例，公司分为二等：一是有限公司，二是无限公司。所谓有限公司，凡是持有股票的人，遇到公司亏欠累累的时候，除了每股预定额支付若干之外，就可以摆脱负担，毫无牵累。如果是无限公司，直到资本荡尽仍然不足，债主仍然要向各股东催索，直到一无所欠才停止，这就像华人的合会。然而有限者可以量力只交一股，不必再交，还还是不还听之他人，没有后患。无限者所认的股份虽然有定数，但长年累月一旦力量不足，就有亏损赔累的祸患，这难免有后患。西方人近来所设立的大半都是有限公司，使人没有后患的忧虑，招募股份自然容易，入股自然多，所以所设立的公司可以一天比一天增加，而商务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虽然也有仿效实行的，但还像晨星一样稀少，风气终究没有大开，商务所以终究未能起色。所以想要振兴商务，必须广泛设立公司。不敢说公司都有盈余而没有亏损，合起来计算所损失的固然巨大，然而用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分担，那么所损失的也就轻微。虽然入股的人不能人人都过问事务，人们本来不能没有疑虑，那么试着取阅英国颁布的公司定例观看，就可以知道公司有利而无弊了。如果广泛设立公司，使全国的人不经商也像经商一样，那么商情自然熟悉，商力自然雄厚。等到既熟悉又雄厚，还说不能与西方人争胜，我不相信。

论华地创设公司宜开除官办名目

中国现在正值讲求商务的时期，商人最有利的事，尤其没有比通力合作更重要的了。公利公明，就是外洋所说的公司股份。股份之中，又有有限的类别，无论日后如何兴衰，也只凭所有股份中现有的老本、每年的盈余，来凭据摊派核算，而没有局外牵连、辗转倾轧的弊端，法律非常良好，位置非常恰当。而其所以与此股份

译股份，有现备本、预备本的区别。现备本以凭据在股，预备本以凭总局先与现备本，而后不乐意与预备本，那么现备本的人就自在。另有总局再招别的股份，来充实这个预备本，各有各的额度，使不侵犯从前预备本者的权利。而作为现备本、预备本等股份中的人，都可以将其股份凭证转售给别人。总局如果兴盛，那么股份就随之兴盛。先由各日报详细探访市场行情，旬刊、月刊以及日刊、时刊，好像货价起落平稳，可以按此推算，而与股份多的人，又可以轮流举荐司理、值董、分董等职务，以便公核公议，而没有流弊。那些不在董事内的人，每年都能和董事一样收受总局所刊印的结册，从容核对，了然于心，不亚于亲身参与其事。有股份必有折子，有折子必有号数，凭折子领取利息银，折子丢失可以查号数，更换新折子，避免拾取者冒领，此外洋通行各公司股份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中国仿效它，首先招商局，而未能立刻满足人意，是因为官办的缘故。上年上海兴起公司轮船股份，虽然是商办，但风气未开，股东中多有龃龉，所以得到一半就停止了，可惜啊。中国目前虽然知道它的利益，但只有外洋西方人所创设的，就踊跃不暇，争先恐后；内地华人所创设的，就大声唤号，充耳不闻。即使到了近年奉旨开办的铁路公司股份、银行公司股份，加上皇家为之保护，而响应的人却越来越少如晨星。为什么呢？难道华人有所爱于西人，而与西人较亲近，有所不爱于同类，而与同类反而嫉妒吗？这其中的原因真有难以明白的。然而仔细思考，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又不难明白。人谁不爱自己的儿子？自己不想利于自己，所以天下不知道谁是好人，只有与我诚实相孚的是好人；天下不知道谁是挚友，只有与我性命相关的是挚友。作为挚友，这其中的消息尤其以历历在目为可信。历历在目可信，尤其有事于自己，自己征验尤其可信。试问中国的官员，其可信的在哪里？一息借贷，而容易作为报效的有，派作商股的有。无论原人愿意不愿意，只以勉强从事。稿出吏手，呈填商名轻轻把“急公好义”四个泛字，千人可用，万人可用，不知不觉已经货取千百之利。虽不见为省，省这样，但已有闻知。那么此省这样，他省也安保其不这样吗？是中国人不是不乐意公司股份，是不乐意其为官办。而铁路银行的司理人，正以钦命某某、简放某某的台衔列诸其上，不怪民具尔瞻，不可向迩。私下认为中国自经甲乙大挫之后，新民之谕深宫，凡百廷僚、疆吏宜有能体会此谕而实力奉行的，竟不意其泄泄如故，沓沔如故，征利如故，罔民如旧？不也大负朝廷的盛心吗？观浙人老牟前此之上周子迪廉访问于署的书，可见中国官场习气所积者深，而说商民虽甚乐公司之利，其敢与官场中的一丝一粟之染，我不信。诚能自行开办，不爱官权，中国之大，什么利益没有？蔗糖产于漳州，〇头聚于粤港，棉花大利，免使日本侵权，瓷器著名，久称江西，总汇英俄虽仿种茶而仍求于华，西北日收毡绒而何莫自制？此为万分之中一二尤其显而易见的而已。可夺外洋之利，广吾民的生，那么商所系于公司之中者大矣。

译论公司不举之病

我曾经参观过制造器械的工厂。将千钧重的铁铸成大锤，机器运转一击，没有刚硬不能变柔的。假如让那锤减轻四五成，那么即使每天使用千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也有器械无法制成的。我又曾乘坐过渡海的战舰。选取十人合抱的木材做大桅杆，张开帆驾驭风势，一天行驶千里。假如让那桅杆减小四五成，那么即使广泛召集船工，船只坚固风向顺遂，也有路程无法前进的。大凡人生在天地间，本来没有不可以做的，没有不可以成功的，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然而处理事务驾驭事物的机势，充实其力量则能以一胜百，减弱其力量则虽有也如同没有。《淮南子》说：千人合力没有不断绝的桥梁，万人聚集没有废弃的工程。直到今天，西洋各国开发物资成就事业，往往有汇聚千万人的力量还担心其薄弱且弱小的，于是联合全国的力量来做。于是有鸠集公司的方法，官员、商人、士绅、百姓各自随贫富购买股份的多寡，利害共同，所以人们没有异心，上下相互维系，所以做事没有失败的。由此纠合众人的智慧作为智慧，众人的能力作为能力，众人的财力作为财力。其开端始于工商，其最终可以辅助造化，尽其所能，移山是可以的，填海是可以的，驱驾风电，控制水火，也是可以的。有开拓万里肥沃的土地，不借助国库，借助公司的，英国人最初开辟印度是也。有打通自古以来隔绝的道路，不依靠官府力量，依靠公司的，法国人开创苏伊士运河是也。西洋各国之所以纵横四海，没有人能抵御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中国地大物博，不同于各国，以前善于互通有无的，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都以忠实为根本，勤俭为应用，也颇能创立规模，相继不变地传承数代，而在积累少为多、化小为大的方法上，还欠缺。近来中外通商，颇仿效西洋纠集股份的方法，其中经营获得成效的，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開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而与外国大公司相比，不过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罢了。气势不雄厚，势力不雄强，力量不坚实，没有办法转移全局。从前上海的商人，也曾急切地把公司作为微小的志向。贸然相互招引，孤注一掷，随即失败，甚至侵吞人财，作为饮酒赌博声妓的费用，置根本计划于不顾，使天下有余财的人，相继把公司视为畏途。不但西洋绝大公司最终没有可以侥幸期待的一天，即使以前所说的招商、电报、开矿三四局也于是局限于以前的基础，难以再寻求恢弘扩张的策略。这样而希望不受制于人，难道可以得到吗？外国公司之所以无不成功的，是因为众人意志齐心，章程严密，禁令严格，筹划精细。中国公司不成功，之所以无一成功的，是因为众人意志淡薄，章程错乱，禁令松弛，筹划疏漏。这四点都不如人，是由于风气不开放。风气不开放，是由于朝廷上面的精神不关注。西洋旧俗，各自视此为立国的命脉，有鼓舞的权力，有推行的根本，有整顿的方法，明白效应的快捷如同影响。中国突然实行此法，无力的人既茫然视之，当权者辄然置之，风气哪里有自己开放的道理？所以风气不变，则公司不成功；公司不成功，则工商之业也没有一个能振兴的；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究不可以富裕，终究不可以强大。

荒政

条陈荒政事宜疏

彭世昌

臣认为：荒政，是国家的仁政。有在荒年之前预备的，有在荒年之后补救的，全在于大小官吏因时制宜，多方筹办，才有益于百姓。然而如果不广泛采集多方寻求，确实有成见，那么布置难以期望周全妥当。而且如果不参照古代斟酌现代，都编为一部书，那么查阅的人恐怕会困惑于分歧。因此我不揣冒昧，谨遵我朝成法，广泛选取古今的说法，悉心融合荟萃，期望篇幅不繁杂，而纲目全部具备，辑录为备荒事宜十四条，救荒事宜四十二条。另外抄写进呈，恭候钦定，拟请命令下发各省，依照办理。不但已经荒灾的地区应当力图补救，即使未成灾的地方，也应当事先预防。有备无患，本来不只是为一时打算。是否妥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备荒事宜十四条

第一条：重视农事。自古治理政事，没有比充足粮食更优先的。充足粮食不外乎致力于农业。我朝深切念及百姓依赖，重视农业珍贵粮食，屡次颁布谕旨，确实是二帝三王的用心，而万世百姓所永远依赖的。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官员，凡是劝课农桑的方法，都应当切实奉行，并讲求区田、代田等各种方法，以厚植民生。不得只做表面文章，这是备荒的第一要义。

第二条：勤于开垦，人口日益繁多，等待粮食的人众多。以前所耕种的田亩可以养活千人，现在用它养活万人，或许担心不够供应了。想要寻求充裕的方法，不如在各省空旷的地方，让百姓选择土地开垦；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官府借贷给牛种，而不立即增加赋税，那么百姓有利可图而愿意前往的人就多。这样每年可以增加百万石粮食，而且没有人口过多的祸患，也是一举两善的方法。

第三条：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用来资助蓄水和泄洪，防备干旱和水涝，把歉收之年变为丰收之年的。各直省大吏，应当命令查访各属境内的形势，仔细加以

译筹划估量，哪里可以疏通渠道，哪里可以修筑堤堰，哪里可以开凿水井、挖掘池塘，有的劝导百姓自行办理，有的动用官府力量办理，处理事务务必确保事情必定能够实行，那么成效必定能够实现，哪里只是获得一时的利益呢。

译第一条是紧急补种。古人说，地方遇到水灾或旱灾，种植必然不能适时，这时就必须先考察土地的适宜性。如果水多，就紧急种植不忌水的作物；如果旱情持久，就紧急种植不畏旱的作物。失去那部分收成而得到这部分收成，尚且可以支撑一半。这确实是防备荒年的紧急措施。

第二条是储备杂粮。杂粮如豆类、麻类、荞麦、芋头、薯类等，种类很多，不论南方北方，都应当广泛储备。虽然各地气候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只要适时种植，多少必定有所收获，这足以用来接济粮食，这是其一。大体上，南方人以稻谷为主粮，北方人以粟麦为主粮，除此之外往往多不留意，一旦遇到歉收年份，就无法支撑，因此应当预先筹划。

第三条是整治菜园，百姓不能面带菜色，不能不兼种菜园。因为萝卜、莴苣、菠菜、瓜、瓠等蔬菜，平时可以佐餐，荒年也足以充饥。其方法是拿出几亩地，用短墙围起来，或者用枳树篱笆隔开，先种上长生菜二三十畦，其余种植时令蔬菜一二十种。务必勤于灌溉，每种菜一亩，八口之家四季都可以取用。如果靠近城市，利益尤其加倍。

第四条是广泛植树，谷物之外可以供食用、防备饥荒的，没有比树木更好的了。雍正二年，皇帝谕旨说：“房屋旁、田边以及荒山等不可耕耘的地方，要衡量土壤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养蚕，枣树粟树可以佐餐，柏树桐树可以提供实用，即使是榛楛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做饭。”可见圣上思虑周全，无微不至。地方官应当责成乡绅里长，广泛劝谕，在适宜的地方种植树木，不要视为不急之务。

第五条是充裕仓储积谷。储备，是天下的大命脉。常平仓的制度，是很好的。此外，如义社各仓，也应当一律兴办。凡是设立粮仓，不论多少家、多少人，总以乡村附近能联络起来的，公设一个粮仓。乡村零散住户难以联络的，或者每族各设一个粮仓，或者一族中每房各设一个粮仓，都听其方便。如果在建议之初，粮仓尚未建立，或者借用神庙，或者借用公祠，或者借用殷实人家多余的仓屋，暂时储存。一旦积谷稍为充足，就可以另行置建粮仓。又募谷不拘泥于一种方法，总以没有强迫、没有假手他人为主。适宜在秋收时节，州县官设立官印簿册，派遣几位绅士耆老，转相劝谕，听任捐户自己登记姓名、谷数多少，各自量力而行，银米都听其方便。捐出的人不要吝啬，劝募的人不要强迫。或者每年一捐，或者数年一捐，或者一捐后不再捐，都酌情办理。捐谷有了定数，就向地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广劝募的方法，如称筹办筵席、酬神、演戏等事，节省其浪费，捐入义仓，这是祝寿酬神的上策，也就是备荒的良策。又管理出纳，应当选择老成殷实的人一人总管，再选一二人逐年分管，仍然设立四柱册，登记明晰，互相稽查，不经过官吏之手，州县官核实转报即可。至于遇到歉收年份，就把本地所积的谷散给本地的人，先救济极贫者，其次救济中贫者，到家计稍可自支的就不必散给，仍然根据年成的好坏分别进行赈贷、赈粜、赈济。如果积谷尚未充盈，不妨变通办理，创立质谷法，在春耕方兴之时，听任农民以物资押借资工作，秋后加利清还，这对仓储有益，对百姓也方便。我的父亲大忻，在道光年间曾仿效此法，捐谷千余石给族中，并置建粮仓一座，选择人管理，如今实行几十年，积谷颇为充裕，不但本族没有匮乏的忧虑，而且逐渐可以惠及远方了。至于日积月累，谷多不胜用，又应当划分若干给嫠妇、育婴等会，以广施恩惠，这也是计虑所必须顾及的。

第六条是禁止种植罂粟。栽种罂粟，对农田危害极大，法令禁止非常严厉。民间如果有仍然像从前一样栽种的，应当从重议罚，以预备里社的荒年，并责成该族长、里长立即下令拔除，改种五谷。如果有顽梗不遵的，该族里长禀报追究。因为少一块废弃粮食的土地，就多一块产粮的土地，不得不因为积习难除，导致妨害百姓的粮食。

第七条是戒除浮华奢靡。谚语说：“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这是说奢靡的蛀害。不只是富人，即使家无担石之粮，往往也染上习气，有效仿的人。这类人虽然在丰年，已经不能供给；一旦遇到饥荒年份，立刻饿死。地方官应当恳切出示，劝谕富人务必在丰年图谋匮乏，节省无益的费用，用于有用的地方；穷人更应当量入为出，力求节约。这样家家给人人足，可以依靠而无恐惧。

第八条是酌情禁止远地粜卖。禁止粜卖固然不是善政，古人说收成好的地方，仰屋而叹；荒歉的地方，顿足而呼，这是对的。然而因为本地粮食充足，就任凭四方多粜，那么本处的粮食必定耗尽，贫民不免于饥死，这也是不可不虑的。现在有一种方法，凡是地方丰收及旧存足支三年的，酌情留下两年的谷自备，其余一年的谷任其远粜。如果贪图高价，任意多粜，导致本处的粮食骤然昂贵且耗尽的，准许人举发，没收其谷分存义仓。

第九条是预先筹划他处籴买（凡事豫则立，地方

译遇到水灾旱灾，如果等到灾情形成之后才商议购粮，那么粮价必定暴涨，而且恐怕救援迟缓无法及时救济。必须在灾象刚刚显露时就通盘计算：本境户口多少、需要粮食多少、现存仓粮多少、缺口多少，预先在粮食富余的地区购买储存，以应对不时之需，这也是防备荒年的先行之策。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如果等到灾情形成之后才商议购粮，那么价格必定暴涨，而且恐怕救援迟缓无法及时救济，必须在灾象刚刚显露时就通盘计算。

译第一条是安置流民。流民是百姓中的祸害。他们平日游手好闲，生计无着，往往三五成群，借端生事。一旦遇到饥荒，大多沦为盗贼。因此应当设法安置他们。或者劝他们学习各种手艺，或者借贷给他们本钱，让他们经营小本生意。或者让他们充当差役，或者让他们看守庙宇，这些都是可行的办法。

第二条是保全富裕人家。《保食六条》最终归结于安定富人。这是因为富人，是穷人的依靠。一个县有富裕人家，那么这个县在紧急时刻就有依靠；一个乡有富裕人家，那么这个乡在紧急时刻就有依靠。如果富裕人家衰败，穷民依靠谁呢？假如遇到灾荒歉收，又依靠什么呢？因此在于贤能的官员，在太平无事时加以保护扶持，这样在有事时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比如平价卖粮、协助赈灾、施舍粥食等措施就是如此。

赈荒策略

关于赈荒的策略，前人的论述，多得数不胜数。像宋代童煟的《救荒活民书》，本朝俞森的《荒政丛书》《赈济事宜》，倪国瓒的《康济录》《荒政辑要》等书，论述已经完备。又如魏叔子的《救荒策》，张清恪的《救荒十条》，方恪敏的《赈纪十五条》，汪稼门的《荒政附论六条》，以及陈芳生的《赈济议》，汪家禧的《灾赈议》，胡晓沧的《备赈书》，乔润斋的《赈灾书》，阮文达的《煮赈图跋》，齐梅麓的《图赈法》，孙灏的《银谷兼赈疏》之类，论述尤其详细详尽。然而如今河南的灾荒与局部灾害不同，赈济尤其困难。灾害波及两省，耗费千万；燕、秦等邻省也遭遇旱灾，东南数省又发生水灾，那么筹办赈济不是更难了吗？民众受灾时间长久，国家赈济、民间捐款都难以持续。有办法却没有资金，终究等于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筹办赈济到了今天，更不必拘泥于前人的成法。如今朝廷国库赈济之后，接着是官府赈济、士绅赈济、民间赈济，又接着是邻省的赈济，比如奏请拨用江苏捕蝗的银两、盐务的银两、台湾捐款的银两，这是前人成法中没有的。又有邻省民间捐款，江苏、上海则用轮船运米来赈济，这又是前人成法中没有的。湖北汉口则抽取茶捐厘金来赈济，这也是前人成法中没有的。又有东西洋各国捐款赈济，这更是前人成法中没有的。如今既然各省设立捐局，捐翎顶、捐官职来赈济，而苏、沪的官员又特别劝募民间的房捐、店捐、户捐，而各位善士又有《铁泪图》《塔图》的捐款，以及轮船、通衢、神庙各处钱桶的捐款，甚至茶也要碗茶捐，钱一文也要择日演戏募捐。赈济的策略固然已经无微不至了，却始终不询问以工代赈的办法，大概是因为以工代赈的银子从哪里出？又没听说遣散人员屯田，大概是因为屯田的费用又从哪里出？正因为没有资金所以没有策略，所以议论虽然不坏，总等于画饼充饥，空话无补。现在的计策，以工代赈、屯田以及兴修水利，虽然是根本的、国家的大计，但最终属于缓不济急。当今两省灾民数千万，一天需要花费二十万金，虽然有各种捐款和拨款，都属杯水车薪，而拨款已经无可再拨，只有各种捐款及零散捐款的方法，还可以暂时救济眼前的急难，终究不是长久之策。弊端已经隐约可见。比如上海的中国人，做法国的翻译、厨师，已经与中国巡捕假装成法国工人。部局巡捕局的捐款赈济簿，逐户登记捐款而未告知，法国领事官事情已经败露，官府审讯罚款了。这类情况怎么见得不是借赈济之名中饱私囊呢？恐怕此类情况更难以避免，如果一定说没有，反而足以阻碍人们的善念，坐视饥民死亡。如今前人所论述与今人所言说的，都是方法，而拘泥死法不如任用活人来赈济饥民，关键在于任用正直贤能的人，随事变通，不必拘泥固守，制定章程随时变通，赈济得到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的恩赐，在于实心实意做实事罢了。良好的方法如果由小人施行，弊端就会产生；常规的方法如果由正人施行，利益就广博。所以赈济策略不在于多言，在于众多正直的人各自提出好方法，各自做正确的事，使有实际救济，汇聚涓滴成为江河，随时紧急拯救罢了。如果谋求长远策略而缓慢图谋，那么赈济百姓是在他们死亡之后，缓不济急了。又上海由轮船运米来赈济两省，我私下认为赈济米不如赈济麦子。山西、河南都是我旧日游历的地方，有麦子没有稻子，所以百姓都吃麦子而不吃米，有老人终身未曾吃过米的，只有富人家喜庆宴请客人，偶尔才设米饭罢了。山西只有太原县产米，年成丰收时还是百钱一升米，仅供官署食用罢了，民间不吃。如今用米赈济两省，无异于百姓饥饿却让他们喝肉粥，况且没有炊具又不通煮法，何必用米赈济？洞悉民情，知道百姓素来吃麦子，那么赈济麦子就可以了。米贵麦贱，赈济麦子可以加倍赈济，救活一个人可以救活两三个人。又听说近日山西、河南已下微雨，土地未深深浸透，尚难栽种，如果能再下雨，山西还可以种麦子。因为山西气候寒冷，向来栽种麦子较迟，所以现在还可以补种。只是没有口粮、没有种子、没有牛具，虽然想补种，怎么种呢？能不急切筹办吗？否则不耕种将赈济到何时呢？我私下以为以两省计算，这数额很大。听说顺天府雨后，李爵相已经奏准截留漕粮十六万石作为饥民归耕的本钱，那么山西、河南两省似乎可以

译仿照此法施行。倘若两省的巡抚大臣认为国库已经空虚，决不能像冯妇那样再次提出发放棠邑粮食的请求，那么邻近省份的捐助难以持续，而且恐怕数额太少也无济于事，另想一个对策，似乎不如向上奏请在各省没有灾荒的州县，酌情增加每亩的捐税，每亩加征一二文钱，汇集起来就能成为巨额资金。对于有田产的人来说，数额非常微小，尚且属于施惠而不耗费，况且用各省的田赋捐输来救济两省的耕作本钱，似乎也名正言顺，有益而无害。我的浅见如此，不知道是否可行？

译酌拟灾赈章程疏

琦善

我私下查察，直隶省今年夏季雨水失期，农田遭受旱灾，以京城附近一带为稍重。先前臣已预先筹谋灾赈事宜，上奏禀明，声明另行拟定章程，以期奏请办理，已有案可查。如今查得顺天府所属地区，承蒙赏拨米豆，用于平粜和煮粥赈济；此外各州县，也经臣先后奏明缓征赋税、减免徭役、出借义仓谷物，皇恩浩荡。那些贫民应当可以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然而自六月二十七八日以来，据各州县禀报说，接连几次下了雨，已经种下的秋粮尚可挽救，未种的尚可播种，没有种杂粮的地方，贫民都能受雇做工维持生计，与下雨之前相比，情况大不相同。只是地势有高下之别，雨水有大小之分，其中固然不乏由歉收转为丰收的地方，也有受旱已深、雨水不足的地方。就当前情形而言，仍有需要勘查办理的事项。各州县虽然节气未到处暑，难以立即议定受灾等级，但一切查灾放赈事宜，都关系到弊病的根源，自然应当预先确立章程，以期统一规范。因为如果不杜绝虚报冒领，那么国库必然白白耗费；如果不任用得当的人，那么百姓无法得到实际救济。因此我详细采录旧例条文，参酌成案，并在前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赈纪》、前闽浙总督汪志伊的《荒政辑要》等书中，选取那些易于施行且没有弊端的办法，编纂成册，分别列出勘灾、蠲免赋税、查赈、放赈、煮粥赈济、平粜六项内容，并在前面冠以总说六条，恭敬谨慎地另行抄录成清摺进呈御览，是否妥当，恭候训示遵行。

疆域

拟西藏置郡县议

大清王朝疆域最为辽阔，西藏古为佛国，如今已纳入版图。其地虽然遥远，但还在五印度的东北方。其东面与云南丽江府属地、四川雅州府属地交界。既然与这两个省的郡县交界，那么似乎那里也可以拟议设置郡县了。请陈述我的浅见。近来如台湾、西域都增设了郡县。确实因为设置郡县，就有守令治理百姓、审理诉讼、征收赋税，加以教化养育，不至于如同化外之地，久而久之可以使那里逐渐与内地相同。如今考察胡文忠的《西藏舆图》，请拟议分设郡县。西藏，国朝定制，一向设置驻藏大臣奉命镇抚，定期还朝。现在似乎可以改为督抚，在前藏、后藏分别驻扎，并兼设藩司、臬司、道员。至于分设郡县，除省城已设置首郡首县外，西藏东界四川雅州府打箭炉厅的土司地，其交界邻近的要地如察木多，适宜设置郡县。北界青海办事大臣所辖的土司地，交界邻近的拉里是最要地，适宜设置郡县。又如北界伊犁办事大臣所辖的土司地，也适宜选择交界邻近的要地如聂拉木，也适宜设置郡县。西境极远之地如阿里，也适宜设置郡县。至于居中的要地如结定、薄宗之类，更都适宜设置郡县。此外适宜设置县的，居中的要地如齐布山、底克河之类，都适宜设置县。至于四面边境，或是交界邻近，或是地势险要，尤其适宜设置县的，交界邻近的如与云南丽江府澜沧江交界之地、与哲源雄部落交界之地、与怒夷交界之地，像这类地方，都适宜设置县。地势险要的如察拉冈里山、楚二河、冈底斯山脉、雅鲁藏布江、冈泌巴山、绰罗克河、伯景山、博克河之类，也都适宜设置县。这样郡县分设，如棋布星罗，再设立学校，用诗书教化他们，再设置将弁训练士卒来镇守，平时有裨益，变故时无忧患。等到长久教化成功，将使西藏与中原没有差异，难道不美好吗！我敢以管窥之见拟议此策。

西域设行省议

西域之地方圆二万余里，谨考《钦定西域图志》以及《一统志》《会典》中的西域地图，再以《西域闻见录》的地图、胡文忠的地图参考对照。请先详细陈述其四至八到：西域的四至八到，东到镇西厅巴里坤、哈密，再往东是图尔库尔泊、那沁河，与喀尔喀以及安西州为界；西到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尔城，再往西是图斯库尔泊、伊西洱库尔泊，与浩罕、巴达克山为界；南到和阗城，再往南是尼莽伊山，其南都是大戈壁；北到塔尔巴哈台，再往北是齐桑泊、额尔齐斯河，与哈萨克部为界；东南到喀喇沙尔城，再往东南是塔里木河、噶斯泊，其外都是大戈壁；西南到叶尔羌城，再往西南是阿里玛图河，与博罗尔为界；东北到达绥来县，再往东北是苇湖，与科布多、土尔扈特部为界；西北到伊犁，再往西北是伊犁河，与哈萨克部为界。这就是西域的四至八到。这足以设立为大行省。考察内地行省的划分，以江划分的为江南、江西，以湖划分的为湖南、湖北，以山划分的为山东、山西。西域横亘天山，旧分为两路，叫天山南路，叫天山北路。如果改设行省，可以即按两路分为两省，宜仿照山东、山西的例子，即叫山北、山南，设置两位巡抚；再仿照两江总督、两湖总督的例子，设置一位总督来总理，叫“两山总督

译其巡抚驻节之地，山南宜设在阿克苏，山北宜设在乌鲁木齐，因为这两地地处要害且位置适中。如果以乌克苏作为山南省治，东面有哈密、辟展、哈喇沙拉、库车，可设置四个府；西面有乌什、叶尔、喀什噶尔，南面有和阗，也可设置四个府，总共可设八个府，居中足以控制全局。如果以乌鲁木齐作为山北省治，东面有巴里坤、乌里雅苏台，北面有塔尔巴哈台，可设置三个府；西面有乌什、惠城、伊犁，也可设置三个府，总共可设六个府，居中亦足以控制全局。况且乌克苏居民有两万户，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是往来交通的要道，形势险要，商贾云集，百姓富足，确实适宜设立省治；乌鲁木齐山川灵秀，沃野千里，水草丰美，人口汇聚，富庶繁华，在关外首屈一指，也适宜设立省治。况且西域之所以必须筹划设立行省，原因何在呢？大概是因为仅靠驻军镇守，只能保卫百姓，却不能治理百姓、教化百姓。只有建立行省，由地方长官治理，由儒学教化，并且有总督、巡抚、司道等高级官员统辖其上。这样之后，法制完备，政事推行，教化施行，礼义兴起。西域既然已经设置了州县，那么更可以建立省治了。考察古代，汉代设置敦煌郡，就是今天的敦煌县；汉代设置安西都护，就在今天的安西州境内；汉代设置玉门关，就在今天的玉门县境内。这些都在今天的嘉峪关外。这还可以说虽然身在关外，但尚不属于西域腹地。再考察当今，则本朝在如今西域的东境，已经设置了一个州、两个厅、四个县了。迪化州，是一个州；镇西厅、化平川厅，是两个厅；奇台县、昌吉县、阜康县、绥来县是四个县。现在镇西厅东界哈密，即设在巴里坤；迪化州西界伊犁，即设在乌鲁木齐。而四个县即隶属于厅和州。既然已经设置了州县，难道不可以设置行省吗？这些州县，难道不可以从甘肃改隶吗？况且考察西域设置州县，本朝以前历代已有先例。考察《太康地道记》，设置宜禾县，就在今天的镇西厅。本朝也曾在此设置宜禾县。《广舆记》说，唐代的伊州，就是今天的哈密；明代的火州，就是今天的辟展。因为那里气候炎热，现在俗称为火焰山。既然历代都曾设置州县，现在难道还不可以设置行省吗？现在在西域设置的文职官员已经很多了。除了两个厅的同知、一个州的知州、四个县的县令以及儒学教官外，如伊犁、吐鲁番都设置了同知；哈密设置了通判；又在辟展、哈密、吐鲁番、惠城、惠远城、绥定城、迪化成等地，都设置了巡检。再往西去，难道唯独不可以设置文职官员吗？通权达变，难道唯独不可以都设置地方长官吗？难道不可以再设置总督、巡抚来统辖，从而建立行省吗？只论设立行省和州县，必须设立学校并确定名额。现在西域东境已经确定了学额：镇西六名，迪化、昌吉、阜新、绥来各四名。至于迤西地区设立学校，则文治的兴起似乎应当有待时日。论及学额、乡试、主考官、学政，似乎应当等待文风兴盛之时，慢慢按次序举行，恐怕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实现。虽然如此，应当设立行省，这是从道理上说的。而论及当今的形势，则西部边疆尚未平定，国家财政正空虚，建立衙署增加官员，再加上廉俸费用，计算起来浩繁，况且当地赋税收入很少，似乎设置官员不必追求完备，建立行省，应当可以缓图。私下担心度支（财政）尚有不足，姑且保留这个说法，等到凯旋之后，军饷无须丰裕之时，国家元气恢复，太平无事，从容布置，慢慢商议举行也可以。现在还不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