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六学术

译这与儒家是不同的罢了。大侠不常出现，其次为朱家、剧孟，再次为荆轲、高渐离，再次为郭解、原涉。触犯法律禁令，儒者冷眼旁观。不亲近常人，而平津侯得以推行他的议论，用四絫之下的标准来类推四絫之上的情况，这种论调已经很不恰当了。况且成安君以儒者著称，然而起初与张耳结为生死之交，最终却像仇敌一样，与朱家、剧孟相比，连牧马养牛的人都不如。那么儒者难道不发动猪吗？诵读诗书的人难道不低于卷起袖子搏斗的人吗？儒者有下等，侠者有上等，谈论儒者的人推崇上等，而谈论侠者的人推崇下等，因此长寿的人与短命的人不能相遇。章炳麟说：得志时有夏后，不得志时有比干、豢龙、逢，儒者歌颂他们，他们是任侠的英雄。

译儒墨

章炳麟

《春秋》和《孝经》都改变了周代繁复的礼文，遵循夏代质朴的忠信，而墨子也说：“效法大禹。”知道三统（夏、商、周）已经违背了圣哲之道的，并不是乐于追求宏大。那些苦身心、劳形体，为天下忧虑，以此自我折磨，最终导致自我堕落的人，也不是乐于追求宏大。为什么呢？因为喜怒生杀之气，是由声音引发的。所以，沉重地击鼓，士兵就会愤怒；猛烈地撞击錞于，接着吹奏箫，人们就知道悲痛哀悼。儒家的颂歌，舞蹈中有熊攀援、猿抓取的动作，用礼仪来约束筋骨，使人走路不偏离步法，作战不偏离战术，只用音乐来倡导，所以人们乐于学习。没有音乐就没有舞蹈，没有舞蹈就会萎靡虚弱多病，不能忍受憔悴，却还要让人苦身心、劳形体去为天下忧虑，这跟骑着瘸腿驴子却要求它登上太行山的陡坡，有什么不同呢？唉！墨家巨子的传承到秦汉之间就断绝了，并不是他们的道比不上申不害、韩非、商鞅、慎到，只是因为他们不为自己打算，所以过了两百年就衰落了。周代文王时的五行之舞，遭遇秦朝尚未毁灭，现在五经大致还可以见到，唯独《乐书》失传，大概是从战国六国末期开始的。墨家大声疾呼反对音乐，即使是儒者也很少诵读学习。所以在秦火之余，虽然有窦公、制氏等人，也不能记住乐谱的点滴。唉！佚翟（指墨子）的言论未能达到极致，自己困顿并使他人困顿，这就太残酷了。诋毁他兼爱，就口出万言。张载的话说：“凡是天下疲弱、残疾、孤独、鳏寡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中颠沛流离而无告的人。”有人说：“理是统一的，但分是特殊的。”怎么知道墨家兼爱的宗旨，不是理统一而分特殊呢？墨家宗祀严父，以孝道看待天下，谁说他没有父亲？详细考察《孝经》中关于本于夏法的说法，至于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度始于大禹。大禹的时代，是奔命救急的时代。墨翟也是奔命救急的时代。伯禽三年后汇报政绩，说：“改变旧俗，丧期三年才除服。”太公相反，五个月就汇报政绩。那么短丧的制度，先前由大禹倡导，后来由尚父（太公望）继承。只有晏婴批评它，认为庐墓、拄杖、穿衰麻，都超过了职责。墨子用短丧效法大禹和晏婴，那么他师法了他们的节俭，却不能师法他们的居丧，这就错了。虽然如此，就短丧而言，大禹和太公都有过错，为什么唯独墨翟因为兼爱而被指责，说他没有父亲？君子对此有所保留。

名节篇

汤成烈

执政者想要挽救风俗的败坏，没有比端正人心的趋向更好的；想要端正人心的趋向，没有比推崇名节之士，表彰他们，尊崇显扬他们，以打动下层士人爱慕之心，以展示平民礼敬的范式更好的。大凡人心骄傲矜持而护短，所以用名望来激励他们；人心诡诈随俗而放纵逸乐，所以用节操来约束他们。因此名节是士君子的大堤防。圣人评论士人说：“行为有羞耻心”，这是激励他们的节操；说“出使四方，不辱君命”，这是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因此想要依附君子之列，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节操。子臧说：“圣人通达节操，次一等的人坚守节操。”推崇评论古人，通达节操的人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视国家如破鞋，甘心穷困饥饿，皎洁地与日月争光。听到他们风范的人仰慕思念，渴望向往。孟子之所以称他们为百世之师。后世的梅福、严光、郭泰、黄宪、申徒蟠、管幼安、陶潜、谢枋德等人，有的逃避名声隐藏踪迹，有的枯槁饿死终身，追随前人的光辉，差不多没有间隙。低于这些人的，也是刚正不阿绝俗，秉持节操不回头，汉、宋两代人数不胜数，实在是因为讲学风气兴盛，士人约束自身，百姓更新风俗。当时的儒者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话，善于教化深入人心，舍生取义。君主用来教化臣下，父老用来告诫子弟，即使是乡里巷陌，妇女女子也知道贞节值得爱慕，而害怕名节坠落，那么学校中的士人能不洁身自好，而担心青蝇聚集吗？所以一定要在平日兢业持守，这样才能在临时做出决定。大概平日爱惜名声，不敢在礼法之外放纵，以免给父母带来忧愁和不善的名声，那么这个人成为世人的表率，不需要等到临时树立节操才引起人们的爱敬。平日放纵妄为，败坏礼法，不顾给父母带来忧愁、给妻子儿女带来拖累，加上恶名而不顾惜，那么为人所不齿，不必问他的末节了。因此名是实的归宿，实不副名，名声必然败坏。只有君子不担心名声不立，而担心名声不副，所以声闻超过实情就感到羞耻，死后不被称颂就感到痛心。听到别人的毁谤，兢兢业业警惕激励，反省自身修养；听到别人的赞誉，内心反省没有愧疚，不敢自居。暗中日益彰显，久而更加光辉。风范树立，成为乡里的榜样，一举一动，应验于千里。处于困约就淡泊少欲，通达大道就毅然难犯，有确实不可拔的志向，才有凛然不可夺的节操。这样然后才能成就君子的名声。然而这是士大夫的行为，而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做到的。因为普通百姓必须有所等待才能兴起，如果没有上面的激励劝勉，不识不知，从小养成习惯，没有不日趋下流的。何况浇薄奢侈的风气盛行，怀利之心禁锢，冒犯卑污而不羞耻，安于鄙吝而不觉察，败类日益增多，名节扫地。在这个时候想要变化人心，荡涤污俗，执政者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呢？顾氏说：“只有以名来治理，才可以战胜它。名所在的地方，是上面所任用的，而忠清廉洁显名的人，是上面所摒弃的，而怙恃奢侈贪得的人废弃。于是”

译表彰善行、揭露恶行严厉，善恶便显著分明；贞正与邪僻区别开来，荣耀与耻辱便截然不同，人中有不为之心动的人吗？《南史》说：“汉代士人致力于修养自身，所以忠孝成为风俗，乘坐高车、佩戴礼帽，没有别的路径可以达成。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其治乱的迹象相差也很远了。”大概是因为不能使天下的人都明白道义，却能使他们知道仰慕名节操守，因此通过选拔和进退人才来激励他们。笃信好学的大儒，提拔到清贵重要的职位；洁身自好、爱护百姓的众官，赏赐给他们田产宅第。在位者推崇崇尚学习、振兴廉洁的政治，下属坚守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道义。追求名声比追逐利益更急切，坚守志向是为了保全自身，那么奖赏清高的节操、礼遇有名的贤士，难道不能端正正直人士的趋向，以挽救风气的败坏吗？

译师友

论师道

唉！师道确立，善良的人就多；学校衰败，是非就混乱。我观察当今的书院，仍然相信这一点。创设书院，是为了培养人才、振兴文教。而人才的消长、文教的兴衰，都系于师长一人身上。所以，不是学问优异、见识广博、年高德劭的人，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也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我国家崇尚振兴文教，各地创建书院，延聘名望素著的人来掌管文教。凡是家有子弟的人，无不恭敬地献上束脩，愿意拜入门下。他们对于老师，侍奉得像君父一样，不敢不敬；而做老师的，也竭尽才能、穷尽学问来教导他们。所以，年少学习、壮年行事而建功立业的人有之，确实从圣贤经典中获得教益而向往圣贤的人也有之。如果这样，那么师长栽培的恩情，正不可磨灭；而做老师的，不应当如此吗？无奈世风日益败坏，师道逐渐衰微。以乐育为怀的人，确实有；然而胸无点墨却愧居此职的人，也不少。自从海禁大开，中外相通，西方人在中国创办书院，日益兴盛。虽然说培育英才，实际上是借以传教。书院中大抵以西方文字为重，华文次之。所以教授西文的人，都精通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各种实学，有名望有学问，无愧为师，因此门下的学生获益匪浅。至于华文教习，暂且不问他们督促课业的勤惰，仅就其学问浅薄、志向卑劣而言，即使把他们看作乡野愚夫也不为过。这类人都是穷酸秀才一流的人，因为迫于没有糊口的资财，于是借此作为谋生的捷径。如果问他们老师有什么爱好？那么老师没有爱好；老师有什么才能？那么老师没有才能。所以时务经济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四书》这样的浅近书籍，他们不能理解的还占大半。老师是用来传道解惑的，我不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道，所解的是什么惑？甚至手执诗书，口宣教道，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既然不能为我们的道树立屏障，反而敢为异端增添羽翼，卑鄙龌龊，斯文扫地，确实是名教的罪人。却还想要求他们培养人才、振兴文教吗？还想让学校不衰败、是非不混乱吗？曾经考察古今，看到圣贤将相，功勋卓著，彪炳寰宇；道德文章，昭示古今。大都是得到了真传的衣钵，蒙受了师长的教育，才达到这样的境界。多么光辉！多么盛大！先觉者唤醒后觉者，前贤启迪后贤。人才崛起，文教大兴，学校盛行，是非才确定，师长所系，难道不重要吗？况且现在邪说横行，足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的不少，名教逐渐衰微，是非更加混乱。他们既然名列士林，自称师傅，就应当在大道将要坠落时，理应放逐淫辞、驳斥邪说，以在万一之间维持正道，并应当为受业的学生指明大道，不要舍弃正路而走向歧途，那么学问虽然狭隘，但秉持这种崇正黜邪的意图，以端正人心，也不能算是误人子弟了。然而不仅不能驳斥邪说来捍卫正道，反而敢舍弃正道而进入异端，又进一步引诱学生，共同信奉异教。所以有父兄不知道、家人没听说，就贸然入教的情况。试想，家有子弟，必定选择贤良的师傅来教导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不要陷入邪道罢了。现在既不引导他们走正道，反而敢使他们陷入邪道，舍弃先王的正道，只信奉异端，难道是作为父亲或兄长的人所愿意的吗？与古代相比，与老师相比，何止天壤之别？指责他们自误误人，还不足以尽他们的罪责呢。然而推究他们入教的意图，难道是真的心悦诚服吗？大概也是利令智昏罢了。既然信奉他们的教，那么房饭的费用可以节省，地位可以逐渐提高，薪水可以逐渐优厚。用利益诱人，是西方人的长技，那些穷酸秀才，岂肯见到利益而不趋之若鹜呢？既然贪恋利益，那么师道日益坠落，不用问，善良的人日益减少；不用问，学校日益衰败；不用问，是非日益混乱；不用问，忍心害理，唯利是图，不是名教的罪人又是什么呢？恐怕师道日渐衰微，所以不顾这类人的诅咒和责备，而直言以揭露他们的隐情，希望他们观察这些而知道回头吧。

尊师正义义或作文

俞正燮

现在说话的人说：“君亲师。”又说：“天地君亲师。”这些都是古代已有的礼制。《檀弓》说：“侍奉父母有隐讳而不冒犯，侍奉君主有冒犯而不隐讳，侍奉老师既不冒犯也不隐讳。”《国语》中栾共子说：“人生有三件事，如同一体：父亲生养他，老师教导他，君主供养他。”文子《符言》说：“道作为根本，有形的东西都由此产生。它作为亲人，也非常亲近。吃粮食呼吸气息的人都长寿；它作为君主，也非常恩惠。各种智慧的人学习它；它作为老师，也非常明智。”《白虎通》封公侯篇说：“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种形态：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亲、老师。这三者并列。”《礼运》说：“天产生时节，地产生财用，人由父亲生养而由老师教导，这四者由君主来正当使用。”《大戴礼》三本篇说：“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先祖就没有出身，没有君主和老师就没有治理。”《荀子》礼论篇说：“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先祖，是类别的根本；君主和老师，是治理的根本。这五者

译相并也。」这是说人师的情况。《荀子·致士》篇说：“弟子如果通达事理，就会思念老师。”《诗经》说：“没有话语没有回应，没有恩德没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尊师》篇说：“老师活着时谨慎地奉养，死后恭敬地祭祀，这是尊师之道。侍奉五谷，捕鱼，猎取鸟兽，这也是尊师之道。照料车马，谨慎驾驭；穿着适宜的衣服，服侍劳役，追求轻便温暖；面对饮食，一定要洁净，善于调和，务必甘甜肥美，一定要恭敬，神色和悦，言辞谨慎，快步小跑，一定要严肃。这就是尊师的方法。”这就是所说的“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是七十子侍奉孔子的礼节。人师是这样，经师也有这种情况。礼制规定先在瞽宗祭祀老师，天子到达学校，命令有司行事，兴起秩节，祭祀先师，这是说传授经学的老师死后要恭敬祭祀。汉代的经师有丧服，《晋书·隐逸传》说：“郭瑀拜郭荷为师，完全继承了郭荷的学业。郭荷去世，郭瑀说：‘父亲生养我，老师成就我，君主给我爵位，而五服的制度中，老师不穿重孝，这是圣人的谦让。’于是穿斩衰服，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这也是说经师。《唐书·韦表微传》说：“因为学者轻视老师，师道不如音乐歌舞的贱工受人尊重，能够尊重他的老师，于是撰写了《九经师授谱》。”这也是说经师。韩愈开始以文体、迎距之法作为人师，而号称“传道尊师者”，也有成效。宋代袁文《瓮牖间评》说：“他家聘请先生，敬礼备至，于是得以成名，并且相继获得科举功名。”那些作为老师能尽职尽责的，也有成效。《朱弁曲洧旧闻》说：“屯留人王诰参加科举，梦见胡僧对他说：‘你这样奔波徒劳罢了，骨相不应该得到禄位。’五十多岁时，又参加科举，梦见之前的僧人祝贺他说：‘你教导童子，用心笃志不辜负父母所托付，因为有阴德，上天增加你的寿命，并用禄位来报答你。’这一年果然在马涓榜下正奏名，赐第，历任数任官职，以奉议郎退休，七十七岁，死在家中。那么教导读书人的书室，鬼神未曾不降临。作为老师的可以知道有所畏惧了。现在给老师钱财，大概是从汉代以来所说的资。《魏志·邴原传》注引用邴原别传说：邴原家贫早孤，没有钱资，老师对老师说：“我白白地互相教导，不要求资。”《北魏书·贾思伯传》说：拜北海阴凤为师，学业完成没有资财酬谢他，阴凤于是留下他的衣物。又《清波杂志》说：张子韶说，现在教导子弟的，以主人赠送的厚薄作为教导的隆杀，那么老师自己就失去了其道。《瓮牖间评》说：袁氏选择跟随刘先生，未曾三天没有馈赠。《东京梦华录》说：市学先生，春社、秋社、端午、重阳，预先收取诸生钱作会，诸子回家时，各自携带花篮、果实、食物，社后散去。这确实是生财之道，接近人情。

译衡量交往

王柏心

谦逊而端正，恭敬而没有过失，这是与上级交往的原则。严肃而不怠慢，施惠而不亲昵，这是与下级交往的原则。虚心而有包容，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是与广泛仁爱之人交往的原则。优点互相劝勉，过错互相规劝，这是与志同道合者交往的原则。以恭敬远离狎昵，以厚道远离轻薄，这是与故交旧友交往的原则。先开启话题而后通达其心意，先揣测其意而后接受其言语，这是与新结识者交往的原则。交往必须诚信，没有自己不讲诚信却能取信于人的。交往必须谨慎，没有开始不谨慎而能坚守到底的。做到了诚信，做到了谨慎，用明智来择取，用恕道来推行，那么交往的道理就掌握了。容易结合的必然容易离散，喜欢赞誉的必然喜欢诋毁，相同之处多的必然相异之处也多。怨恨没有比依赖期望更大的，深刻的裂痕没有比贪求无厌更大的，祸端没有比广泛攀附更大的，灾祸没有比苛责约束别人更大的。崇尚公正，不崇尚通达，交往才能有所成就。坚守正道，不执着于私情，交往才能成功。看重玄黄之色适宜于色彩搭配，不看重琴瑟之胶固守于一；看重淄水渑水呈现其本味，不看重甘甜醴酒沉溺于醉意；看重椒兰香气持久袭人，不看重荃茅香气后来变味。《易经》记载了三人共损的弊端，又告诫二人同心之同。《诗经》陈述了伐木求友的仁爱，又警戒阴雨连绵的薄情。各位君子，要恭敬啊，要恭敬啊！交往之后再衡量，就必然失败；衡量之后再交往，就无所悔恨。

书籍

奏设检书处议

检书处是什么？是仿照日本板权所设立的。日本板权所，隶属于文部省，由大臣派遣官员主持。凡是民间翻译西书，以及各种著作，刚刚脱稿，就必须呈请所内官员鉴定，才能交付印刷。等到印刷装订完成，又要送呈样本。这是为了防止邪说横议，败坏政教风俗，以及异端邪术蛊惑人心。中国朝廷对文字的禁令，向来严格。康熙年间，湖州庄廷钺《明史》案爆发，一时牵连被杀的名士，多达数百人。后来乾隆中期，又重申书禁，凡是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等人的诗文等集，一律销毁印版。此外《言言集》、《南山集》等案件，也多有株连。即使是谶纬之书，如《推背图》、《黄老人诗》，也都隐匿踪迹，销声匿迹，没有一个人敢私自收藏。弘扬正道而熄灭邪焰，风行雷厉，确实不能说是法网过严。等到海禁开放，中西通商，海外文人学士，常常喜欢创办报馆，刊布新闻。发端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由此传到上海、天津、宁波、汉口，直到福建、广东等行省，没有不有报纸的地方，也就没有不畅发议论、大言炎炎的地方。其中执笔的人，不可缺乏宏通淹雅的人才，但言语杂乱，终究不免妄谈朝政。之所以不加禁止，难道是真的害怕他们有所依仗吗？也是因为报纸最容易增进人的智慧，扩大人的见闻，舍其短而取其长，足以作为学问的一种辅助罢了。起初没想到沿袭到近日，康有为、梁启超等逆贼，暗中蓄谋狡诈，先在沪江发行《时务报》，接着在三楚创办《湘报》及《湘学报》，借口罗列陈述时事，却用来诱导正派人士走入奇邪之道。等到逆迹昭彰，逃亡海外，还著写《戊戌政变记》，以及《保皇会规例》，《国会覆南皮制军书》，侮辱皇帝仁慈，指斥执政大臣，稍微翻阅一下，就令人发指裂眦，恨不得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唉！文字禁令一宽，就让狂悖之徒弄笔摇唇，目无君主父亲，这如果不严加禁止，势必天下文字不全部落入叛逆之党不会停止。那么检书处的设立，难道能搁置在目前吗？况且日前钦奉圣旨，此后大小科举考试，都废弃时文而采用策论，研习经义读书的人，争先撰述，以便揣摩，所出的新书，自然必然比往日多出一倍。虽然康梁的焰火已灭，以前依附他们的，都敛尾窜伏，不敢再以异说在世间鸣响。然而伪本流传，怎知没有拾取成编以博取微薄利润的人？应当由执政者奏请皇太后、皇上在政务处设立总检书处，选拔学问有根基的大员总领其事，一方面通令各直省督抚大员分设检书处，遴选科第出身的司道官员充任检书总办。凡是书籍之前已经刊板的，责令将样本呈送，由总办反复检察，必须使字句之间全无违悖情形，才准许刷印发售，否则既劈毁其印版，又惩罚其人。至于新著初成，就先呈送原稿，字句有违碍的删削之，全书都违碍的焚毁之，或者实系有用之书，而一篇一节之中立论稍有不合适的，则删改而批示之。这样之后文教昌明，伪学尽数黜退，那些康梁逆说以及文人议论好为奇辟，甚至涉及宫闱的，都无从流行，而人心于是大大端正，这难道不是当今不可缓行的要图吗？或许担心狡狯文人在呈稿时抽去违碍之处，等到检查完毕发回刊布，就重复插入以冀掩饰弥缝，那么就应当每年札令府县各官向各书肆调集各类书籍汇送总办覆检，如果与所呈原稿有异，就仍然严加禁止，务必使狡狯之技无所施展，而狂悖之词不得逞。有人说：

译“如果这样，那么文人恐怕不敢著书立说，而教化之术将无法广泛推行，该怎么办呢？”于是我明确地告诉他们：“这应当既严格颁布禁令，又优厚地给予利益权利。”如今书商翻印的弊端盛行，文人每写成一本书，没过多久，就已经被缩印成小本，导致著述者无法获利，甚至书籍积压卖不出去，亏损很多。应当在检查核准通过后，颁发文凭，允许其享有几十年的专利权；对于翻印者，明确制定法律条例，处罚务必加重，以断绝书商牟取暴利的狡诈图谋，或许著述者能够名利双收，而不至于心灰意冷吧？我听说如今南皮制府在湖北创设学务处，以振兴实学并开启新的气象，希望他能采纳我这微末的意见，与政府中的某某公上奏推行此事，那么伪学应当无从掺杂，而且不会让日本在版权方面独享见识，这用意美好、方法良善啊。至于制定报章的法律条例，用法律禁止诲淫诲盗之类的书籍，我将在日后另陈一点浅陋之见，这里不再赘述。

译在策问时务时，应当先厘定书籍，以便诵读研习和征引。

中国士子所有的书籍，平时用来诵读研习，临到写文章时用来备作征引。《易经》说“言语要有实质内容”，《尚书》说“言辞崇尚体现要旨”，《左传》说“列举典故”，都是这个道理。这是因为古人吐露言辞成为经典，确实是后人无法企及的，而且自从仓颉造字以后，文字浩繁，如果不以古人的义理作为标准来划定范围，就会放纵恣肆、漫无边际，茫茫然没有边界。因此，秦汉时期，以六经和诸子百家为典范；三唐以后，连秦汉的文章也可以作为典范，时代越久远，典范就越多。那些凭空创作而不加叙述依据的，叫做杜撰，这是文章中最严厉禁止的。现在科举时文中所征引的典故，不外乎十三经，如果喜欢使用诸子百家，兼且援引《史记》《汉书》，虽然自夸才华藻饰，也已经落入旁门左道。至于诗歌古文词中所征引的典故，其规矩较为宽松，经、史、子、集都可以援引，然而唐宋以上的诗文集用得较多，元明各集用得较少。至于本朝的作者，只有王渔洋“半江红树卖鲈鱼”、朱竹垞“更无人处一凭栏”等诗句，曾经出现在诗赋考题中，其他很少被征引。乡试、会试是士子进身的途径，文章规矩更加严格。三场考试中的对策，除了钦定的各种书籍外，向来不准使用本朝人所著的书籍，更不用说同时代在世的人了。而前朝的书籍，则大多列入《四库全书》，即使不是家家户户诵读，也可以查考其人名、书名，士子既有依据，考官也易于核实验证。至于策问时务，则与此不同。既然说是时务，那么都在古代没有先例，而且时务必须涉及西学，又必须借助翻译的西书。近日上海翻译的各种书籍，固然已经大致完备，其大宗有三：一是中国制造局历年翻译的书籍，二是西儒广学会历年述译的书籍，三是近日《时务报》以及京都官书局汇译的书籍。此外，还有中国使臣随员数十年来记录的作品，以及各家撰述和格致书院的课业文章等，都是时务的津梁，西学的先导。士子如果有志于此，那么平时诵读研习、临文征引，固然想要舍弃这些书籍而别无他法。然而江浙邻近省份，以至通商各口附近的地方，这类书籍流传尚且容易。如果是边远省份、偏远州郡的士子，向来未曾见过这类书籍，一旦入场对策，将如何敷衍成篇？现在朝廷既然采纳言官的请求，将从今科乡试开始，策问时务、西学，那么对于时务、西学的根本，必须早做打算，难道还拘泥于《二十二史》中的外国诸传以及《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等书，用陈旧的言论抄袭吗？还是仅仅拿着《兔园册子》用空话敷衍塞责呢？我认为应当由礼部大臣、翰林院大臣请求圣旨开设书馆，搜集采录翻译的各种书籍，或者连同中国臣僚士子撰述的书籍，加以厘定著录，颁行天下，让各省士子诵读研习有所心得，然后应试，可以征引。这必然要在数年之后才能见效，而不能指望在今科突然实现。否则，如果不颁行，偏远省份的士子如何能启发蒙昧？如果颁行而不经过厘定，即使让人拥有这些书，恐怕临到写文章时仍有不便之处。为什么呢？书籍经过翻译，文义不担心不明白，只是人名、地名、器物名各自随着翻译者的口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以什么作为确定的标准？这是不便之一。中国作者大多还在世，那些人如果已经进入仕途，还可以没有妨碍；那些人如果没有进入仕途、没有考中科第，那么既然不能禁止作者不入场应试，既然入场应试，也就不能禁止他们不使用自己著作的书籍。假设让著书的人使用自己的书，难道要说“说法见于某人所著的某书”吗？不仅担心有徇私舞弊的嫌疑，而且这成什么文体？这是不便之二。书籍不厘定，真伪难以辨别，西方人的姓名更无从考证，完全可以凭空臆造，托名一个人、一本书，读者怎么知道那是子虚乌有呢？这是不便之三。明知士子对策多依靠夹带书籍入场，近日铅板石印盛行，捆载更加容易，固然很少有平时诵读研习而后在临文时征引的人。然而我私下认为，国家如果不打算讲求时务西学，那就罢了；国家如果打算讲求时务西学，以此策问士子，那么世运的振兴，国事的挽回，人材的培养，士风的整顿，都依赖于此，决不应该视为例行公事、粉饰虚文。必须先厘定书籍以端正其本源，然后才可以逐渐收到成效。如果苟且以走捷径，急促以图近功，那就不是我敢知道的，也不是当权者所应注意的吧？

劝各郡县广购中西有用书籍，以振兴实学，说。

自从废除八股文体的诏令下达，海内人士知道朝廷推崇实学，都想着研究经世济民之学以收实效，而谋划宏大的策略，而那些以训蒙为业的学究，也知道时文试帖不足以猎取功名，急切想着改弦更张，另谋补救，于是竞相购买中西各种书籍作为研习揣摩的资料，想要考察制度，审察宪章，撷取经史的精华，采纳世界的议论，见识贯通古今，学问融汇中西，确实不得不博览简编，借此增加智慧，然而我私下代为深深忧虑的是，从前学者自幼入塾，所读的仅仅是四书五经，等到

译尝试动笔写文章，就亲手抄录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几十篇，早晚诵读从不曾更换，往往有好几部文稿，父亲传给儿子，哥哥传给弟弟，把它们当作传家的秘籍，像珍视玉器和地图一样宝贵。即使偶尔涉猎训诂和辞章之学，但一部书的精微之处，终身研究也探究不尽，所以做学问看似困难实际上容易。现在却不是这样，过去所储备的八股文、八韵诗等书籍，固然应当杂乱地摧毁烧毁，毫无用处；即使是训诂辞章之学，虽然全部废弃，但也不是当今迫切需要的东西。所以想要振兴新的气象，如果不另外购买切实有用的书籍，实在不足以成事。

困难的是，以中国政治史事来说，如《二十四史》《九通》《十一朝东华录》等，都是必须阅读的书，然而卷帙浩繁，价格昂贵，不是很有财力的人不能购买，何况贫寒的读书人。至于各国的政治和技艺学问，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往往今天认为是新道理的东西，过一天就变成陈旧的言论；这个人夸耀为独自获得的见解，换一个人就变成习以为常的看法。所以即使有书就购买，奋起直追，还恐怕落在后面，难道仅仅在故纸堆中夸耀自己的考据吗？

总计各省学校中的读书人，大概富裕的少，贫寒的多。正当这个除旧布新的时候，能够筹措几十两银子，稍微购买几本书，已经算是尽力了，更怎么能多多益善，广泛搜罗呢？到了不得已而向书坊随意购买几册时务书，大半都是更改书名，割裂卷帙，平庸恶劣粗陋，识者所说的不仅阅读它不足以作为治理天下的资本，而且又怎么能凭它在功名场中与英才相竞争呢？

所以自从科举制度改革后，学问渊博的人，固然不难顺应时势而起，一鸣惊人；而平庸之辈，胸中除了时文和试帖之外，一无所知，依旧固守旧习不足以迎合时势，如果想着因时变通，改学新学，却又砚田枯涸，没有钱买书，揣度他们彷徨观望的心情，实在深可怜悯。

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不是由在上位的人提倡不行。还记得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编成，高宗纯皇帝怜悯江浙读书人没有办法得见秘籍，特意在镇江、扬州、杭州等地添建文宗、文汇、文澜三座藏书阁，各颁发《四库全书》一部。学校中喜好古学的读书人，允许他们进入里面抄写阅读。可惜太平天国战乱，三座藏书阁都毁于火灾，石渠阁中的秘籍荡然无存。

现在西方各国京城和大都会，也都有藏书的楼，楼中设置长桌，有志读书的人都允许登楼查阅，只是不能带出外面，以防止污损丢失。现在中国应该效法这个意思，由地方官员筹措大量资金，创设公所，购买中西有用的各种书籍，收藏在其中，有新出的书随时添置。凡是好学而没有能力买书的读书人，允许他们借阅，或者让他们稍微出一点钱，作为公所中雇佣人收藏、晾晒的费用。这样一本书就可以供几十上百人阅读，花费很少而益处很多。

现在谈论培养人才的人，动不动就说开设学堂，然而学堂的设立，建造讲堂，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费用没有几万两银子办不成，而且贫寒的读书人或者需要靠教书为生的人，即使有学堂也未必能进入里面学习，所以事情虽然极好但恩泽或许难以周全。如果筹措买书的事情，如果得到一千两银子就可以办理，既可以弥补学堂的不足，又可以避免贫寒读书人失望。兴办学校的效果，确实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现在松江府某位秀才等人，已经联合志同道合的人，联名禀请当权者酌情拨出华亭、娄县两县学宾兴公款，购买中西有用的书籍，收藏在融斋书院，以馈赠后来的学子。我深切希望这件事能够成功，而且深切希望各郡县都仿照这样做，或许风气大开，彻底洗刷从前狭隘浅陋的习气。这是国家的荣耀，不仅仅是百姓的幸运。随手写下这些，来告诉当世以振兴实学为己任的人。

译藏书

我朝考察古制，崇尚文治，尊重贤人，礼待士子，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文化规范一致。国内藏书之家，多到数不胜数，然而子孙未必能够阅读，亲戚朋友也没有途径借来观看，有的被老鼠啃咬、虫蛀侵蚀，有的遭遇水火灾害，这是私藏而不公之于众。乾隆年间，特意开设四库全书，建立文宗、文汇、文澜三座藏书阁，允许国内研究古学的士人就近阅览，使他们学识渊博通达，成为有用的人才，朝廷培育人才的心意，极为优厚。但各地官吏执行不力，虽然宫墙华美富丽，却将藏书深藏秘匿，贫寒士子无法窥见。等到战乱接连发生，藏书付之一炬。中兴时期的将帅，每当收复一省一郡，就急切地设立书局，恢复书院，建造书楼，官府定价不高，人人都能购买，所以国内士人多能枕着经书、垫着史书，博览群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通商日久，西方学术流传，南北洋也广泛翻译西书以供考证。只是穷乡僻壤，见闻不多，地方官吏也不关心，置之度外，于是傲慢孤陋，依然故我。由此可知藏书的好处很多，而广泛购置藏书以供人诵读的功劳更大。

西方国家都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的书籍尤其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是本国新出版的书，按规定送两份到书院收藏，如果有益于国家民生，必定受到朝廷重赏，并授予独家刊印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在书院中建造了一座大楼名叫读书堂，可容纳三百人，中间设有桌案笔墨，有志读书的人先向当地绅士领取凭单，写明姓名住址，送到书院董事处，换取执照，允许入院看书，期限六个月，每月更换一次。如果想看某书某册，就用纸条注明书目，交给值班人员检出供阅，在长案上静静观看，不允许朗诵。看完后在书后签名，注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人。值班人员年终核查，知道哪些书最流行。另有租赁书楼，有股份的人，每年出书银四元，可以常去观看，各处新报齐全，只允许借两本书，限两周归还。如果没有股份的人租赁阅读，每天计银两，先付款，看完缴还，不允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如果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人管理此事，办事人员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全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法国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共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共九十五万三千册；德国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共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共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地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共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国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大宽敞，独自藏书二百七十万九千册；德国柏林的书楼，也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了刻本外，更有抄本三万五千册，字迹细如蝇头，珍贵如鸿宝，确实是典籍中的大观，博学者的津梁。

中国自从都城的四库藏书之外，镇江、扬州、杭州三阁早已化为灰烬。其中私家藏书最丰富的，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鄞县范氏的天一阁，杭州汪氏的振绮堂，钱塘吴氏的瓶花斋，苏州黄氏的滂熹园，石塚严氏的芳茉堂，邬镇鲍氏的知不足斋，昭文张氏的爱日精庐，南浔刘氏的瞑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自战乱以来，一半散失。近日则吴兴陆氏的皕宋楼，首屈一指。另外建造守先阁，请求上级官府，奏报朝廷，供一郡人士阅览，这种大公无私的心胸，相比古人，也不逊色。只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藏书仅有这几处，如何惠及士林？应当命令各直省督抚，在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买中外有用的书籍，收藏其中。凡是外国未翻译的书，应当让精通西文的人翻译出来，收藏储备，派专人管理。无论贫寒儒生还是博士，领取凭证入院即可读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府筹措，或由绅士捐赠。比利时国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臣民都凑钱祝寿，国王接受并放在外府，说：“这是众人的钱财，将为众人谋求利益。”命令议院商议，下议院提议以此开设格致院一区，广泛购买图书器皿，以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英国君主寿诞，臣民也凑钱建造一座大博物院，无物不备，为君主祝寿留名千古，与百姓共同享受其福，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各国都应当仿效实行。或者从各省外销项、科场经费中，将无益无名的开支稍加节省，即可用来购买书籍，而有余款仍常年储备，专门分派人员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如果能认真管理，数十年后，贤哲诞生，兼具文武之才，具备将相之略，或者钩玄摘秘，著述古今未有的奇书；或者达化穷神，制造中外所无的利器，以此来规范天地，笼罩华夷，开创一统的宏规，恢复三王的旧制。极其辉煌显赫，都基于读书稽古这两件事。如今

译天下人都争相谈论洋学了。其实，西方的天算、地理、数学、化学、力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等学问，没有一样不是暗中袭用中国的方法而形成的。只是中国逐渐失去了这些学问的传承，而西域反而保存了它们的旧貌，追根溯源，这并不值得过分惊奇。如果汇聚天下的才智与聪明，去探究中外古今的变化，因此标新立异，日积月累，我们中国四万万华夏子民，必定有远远超出九州万国之上的成就。如果强行划分界限，墨守成规，固陋昏庸，甘愿受制于人，那么印度、琉球、越南、缅甸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前面的车子已经翻覆，后面的车子正疾驰而来，有见识的君子，将如何选择呢？

译尊史

龚巩祚

周朝时期，官职尊贵的就是史官。除了史官，没有其他的言论；除了史官，没有其他的文字；除了史官，没有其他人伦品评的标准。史官存在，周朝就存在；史官消亡，周朝就消亡。殷纣王时，他的史官尹挚抱着典籍归附于周。周朝初年，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就佚失了。周公、召公、太公为周室操劳之后，将质朴的家风提升为文雅的家风，在百官中设置太史等史官，没有不各有职事的。三宅之事，由佚和贰辅佐，称为四圣。大概如果没有上圣的睿智美德，谁能胜任治理这个官职呢？因此儒者谈论六经。“经”这个名称，是周朝东迁之后才有的。那六经，是周朝史官的嫡系大宗。《易经》是占卜的史官；《尚书》是记录言论的史官；《春秋》是记录行为的史官；《国风》是史官从民间采集并编录在竹帛上，交给乐官管理的；《大雅》《小雅》《颂》是史官从士大夫那里采集的。《礼》是一个朝代的律令，史官的职责是收藏它，所以官府在需要时用它来告诫君王。《小学》是外史传达给四方，盲乐官告知宾客的行为规范。现在虽然宗伯掌管礼仪，但礼仪不能仅靠口舌保存，儒者得到了它，史官并非从宗伯那里得到。音乐虽然由乐官掌管，但音乐不能仅靠口耳保存，儒者得到了它，史官并非从乐官那里得到。所以说六经是周朝史官的大宗。孔子去世后，七十弟子不被任用，衰世著书立说的人，如泉水涌流般出现。汉朝校勘整理典籍，将这些人列为诸子。诸子，是周朝史官的小宗。所以道家这一流派，言论称引辛甲、老聃；墨家这一流派，言论称引尹佚、辛甲，尹佚的官职，都是史官，实际上是柱下史。像道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他们的言论都称引神农、黄帝。神农、黄帝的书籍，又是周朝史官负责收藏的，也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的书籍。老于祸福，熟于成败，掌握万事的盈虚，窥探至人的无为，名叫任照之史，适宜作为道家的祖源，也是《逸民传》《方外传》的祖源。综合天时，明了大政，考察夏历的等级，以此安定民众的天命，名叫任天之史，适宜作为农家的祖源，也是《沟洫志》《食货志》的祖源。左手拿着绳墨，右手拿着规矩，笃信谨守，等待弹劾射正，不让王权倾颓，不让诸侯骄横凌上，名叫任约剂之史，适宜作为法家的祖源。广泛观察言论，既知晓其终始，又知晓其出入，不蒙受一物的讥讽，不受诸侯的抵触，使王政不清，万物奸邪滋生，名叫任名之史，适宜作为名家的祖源。名法作为礼书，是《刑法志》《兵志》的祖源。罗列引证术数，喜爱古法。聚集道义、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等待能者，名叫任文之吏，适宜作为杂家的祖源，也是《艺文志》的祖源。窥探大道的大原，识别吉凶的端倪，明了王事的可贵，因一呼一吸，因事进谏，比附事物假托事理，不辞矫诬的刑罚，史官中负责讳恶的，在才能上最为低下，适宜作为阴阳家的祖源，也是《天官书》《五行传》的祖源。接近文章，割裂语言以追求辞藻华丽，以承担简怒，以积累辩才，名叫任喻之史，适宜作为纵横家的祖源，也是《文苑传》的祖源。秉持大禹的训诫，矫正周文的偏颇，坚守而不争战，节俭而不掠夺，名叫任本之吏，适宜作为墨家的祖源，也是《循吏传》《独行传》的祖源，同时也是《兵志》的祖源。通过五庙观察怪异，通过天地观察通达，六合之间，无所不储备，无所不谈论，称为任教之史，适宜作为小说家的祖源，也是《方技传》的祖源。刘向说：道家和术数家出于史官，不知道其他各家也出于史官。这就像知道五星二十八宿度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都系于天；知道江河味道不同，却不知道它们都依附于地。所以说诸子是周朝史官的支孽小宗。

夏朝灭亡时，孔子说：“杞国的文献不足以征实，哀叹夏朝的史官消亡了。”殷朝灭亡时，孔子说：“宋国的文献不足以征实，哀叹殷朝的史官消亡了。”周朝东迁时，孔子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哀叹周朝的史官消亡了。”灭掉别人的国家，必定先废除其史官；摧毁别人的权柄，败坏别人的纲纪，必定先废除其史官；断绝别人的材俊，湮塞别人的教化，必定先废除其史官；夷灭别人的祖宗，必定先废除其史官。周朝东迁后，其史官有大错四件，小错四件，大功三件，小功三件。帝魁以前，书籍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郯国的国君知道，楚国的左史知道，周朝史官不能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不雅驯，而雅驯的没有流传，称为第一大错。正考父得到商的十二篇名颂，在周朝百年之间，亡失了七篇，太师亡失了其声弦，太史又亡失了其简编，称为第二大错。周朝的雅颂意义佚失而事迹荒远，人物佚失而名称亡灭，盲乐官所献、宴享所歌，大多断章取义，作者最初的意图不在其中。愚儒编排诗歌，以断章取义为最初意图，以讽谏为根本意义，以歌者为作者，这三者史官不能宣示而阐明，称为第三大错。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商历、周历、鲁历、列国历，这七种历法周天子不能统一，列国讣告各自步算其功，告朔怠慢最终导致混乱而不遵从，周朝享国长久，八百多年，历法弊坏不改，因此失去条理，这是失官的大错，称为第四大错。古代的王者保存三统，国家有大疑，不是……

译一祖是师，在夏在周是参是谋。如今《连山》《归藏》已经亡佚，三部《易》书不再完备，孔子最终在宋国得到《坤》《乾》，却未在周朝得到，这是史学的小缺失之一。列国的小学（文字音韵之学）不明，声音混杂模糊，各自操持方言，如果没有孔子的雅言，古代的音律准则恐怕就亡佚了，这是史学的小缺失之二。史籀创作大篆，并非为了废弃仓颉的文字，而是周朝史官不肯保存古文，导致文义简少而字形繁多，象形、指事类文字仅存十分之三、四，形声字大量孳生，古今之人对此都感到困惑。孔子壁中书既已彰显，科斗文光彩辉煌，所效法的是文武之治而非宣王，这是史学的小缺失之三。列国中展禽、观射父等人，能够讲述先王关于祭祀的命辞，而周史儋和苌弘却发表神怪之言，不能修明正道，巫祝不能与鬼神沟通，燕昭王、秦始皇的淫祀逐渐兴起，史儋、苌弘是妖孽征验的阶梯，这是史学的小缺失之四。自帝魁以来，《尚书》百篇初具规模，孔子删减了十分之九，虽然储备略有缺漏不全，但资粮有余，这是史学的大功之一。孔子与左丘明乘车前往周朝，获得了百二十国的史书，然后才作《春秋》，这是史学的大功之二。冠冕的杀青器具，服饰的等级，大夫士的曲礼仪式，有人认为是数量问题。如果舍弃数量而空谈义理，我不相信。所以《仪礼》十七篇的完整，也是历经危险而得以保全的，这是史学的大功之三。周朝时，有推算天象的方法，有占验的学问，其推算和占验都很精密。天道既定有书，先臣传承。唐都、石申，以及谈迁，都是足迹所至而宣扬其学。这是史学的小功之一：史官秩列为下大夫，商高是大夫，官职必定是史官。自目高以来，畴人（天文历算专家）守护着它。《九章算术》九种算法，幸而得以完整。这是史学的小功之二：我赞同那些奠定世系的人，能够尊崇并守持，有历法谱牒，有《世本》竹帛，都是旧有的故实。孔子的门徒也著录了帝王世系姓氏。千余年后，江介之都夸耀族源起源甚盛。这是史学的小功之三：在功业之际，存亡之会，绝续之交。天生孔子，不晚于周，也不早于周。存亡续绝，使之成为枢纽。史官有其职位却亡失其人，有其典籍却亡失其统绪。史统衰微夷灭，所以孔子的统绪得以修明。史学没有孔子，虽然美好又待何人？孔子没有史学，虽然圣明又怎能昌盛？由此谈论大道理，也可以掩盖大功，也可以蒙受恩泽。

译孔子虽然去世，七十位弟子虽然不被任用，王道虽然衰微，但周朝的历法不算不丰富，天数不算不崇高，府库不算不富足，深沉敏锐、明辨是非的士人不算不产生，遗留的言论和行为不算不等待后人。庄周在楚国隐居，墨翟在宋国傲世，孟子在齐国显贵，梁国的公孙龙在齐赵之间喧哗，荀况在道路上被废弃，屈原沉溺于波涛之中，可以说是有人才了。然而圣人的智慧各不相同，才能和典范各不相同，国家选择言论各不相同，归宿选择行为各不相同，志向选择名声各不相同，急迫选择悲哀各不相同。感动上天而吝惜才能，才能吝惜志向，志向吝惜器量，器量吝惜情感，情感吝惜名声，名声吝惜祖先。周朝自从我朝以来，史佚、辛甲、史籀、史□、史伯之后就没有闻名的人了。鲁国自史克、史邱明之后也没有闻名的人了，这是失去了人才。七十位弟子的门徒不去周朝而去了列国，这是失去了志向。不凭借孔子所凭借的东西来凭借，这是失去了器量。三尺孩童、愚昧的儒生小辈，被称为儒者流派就高兴，被称为其他流派就恼怒，这是失去了情感。号称治理经学则道义尊贵，号称学习史学则道义屈辱，这是失去了名声。知道孔子的圣明而不知道周公、史佚的圣明，这是失去了祖先。我迷迷糊糊地思考，如果有一位故老，在河洛之地挥臂，怜悯周朝将要灭亡，以及典籍将要失守。搜集三十位王的右史，拾取不传的名氏，补全诗书的缺漏。对于后世剔钟彝以求索的人，用超辰的方法标注不显明的年月，确定岁名的所在。对于后世布七历以求索的人，成为礼家的儒者，成为小节的老师，成为考订的大宗。对于后世弥缝同异以求索的人，阐明象形，解说指事，不比较形声，不谈孳生，指出本音，阐明本义。对于后世依据假借以求索的人，确立政体，作《周官》，叙述周法，校正封建的里数。对于后世杂真伪以求索的人，诵读诗三百篇，纲纪于义，义纲纪于人，人纲纪于纪年，明确地著录在竹帛上。对于后世依据断章以求索的人，唉，周道不可得而见了。通过孔子的道来求索周道，得到宪章文武者是什么事？梦周公者是什么心？我追随周朝者是什么学？对于后世侈谈道学，谈论性命以求索的人，推辞七种逸事而不居，背负六种缺失而不顾，巩固祚位于大道，不敢承受。或许幸运而生在那个时代，就愿意成为那样的人吗？愿意成为那样的人吗？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七学术

译著

总署议覆筹开馆译书摺

为遵旨议覆恭摺，仰具陈请圣鉴事。臣衙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接到军机处抄交的御史李盛铎奏折，称时务需要人才，请求开设译书馆，以宏扬造就。乾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全馆翻译的西方书籍全部予以著录。如今各国使节如鱼鳞般聚集，文化轨道四通八达，政俗既同归而殊途，学术技艺又日新月异。谈论外交，不洞明公法律例，就没有应变的方法；修习武备，不讲求格致制造，就没有制胜的工具；谈论理财，不考究农工商矿，就无法探求养民富国的根源。查现有译书事务，自日本明治以来，所译书籍极多。由东文译成华文，比直接译自西文更为便捷。应请命令出使大臣，查访日本所译西书全部购回寄送，以便翻译印刷。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一事，仍命令查照成案办理。如蒙批准，所有译书馆事务，是否特派大臣管理，还是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兼办等因。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我们查该御史所称筹设译书馆翻译洋书，以开启民智而造就人才，自然是当务之急，应及时举办，以开启风气之先，且让京内外各学堂有所学习。至于原奏所称译书馆事务是否特派大臣管理，还是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兼办的部分，是出于慎重考虑。只是译书一事与设立学堂互相表里，全在于管理得人，不在于官职的大小。所译书籍既购自外洋，那么择地开馆尤其应当审慎周详，以免经费虚掷。现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潜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经具备，但经费不足，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上海为华洋中外所购外洋书籍非常便利，海刷刊工本也较为适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共同商议，每月拟拨给该局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即把该局改为译书官局，官督商办。倘若经费仍有不足，允许由该局招集股份，以完成其事业。所译之书应先尽各国政治法律史传诸门，观其治乱兴衰之原因，沿革得失之情况，以便参观互证，以决定从违。其次及兵治医学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化电等项目，收以实用，译成一种，附上提要，即寄臣衙门，以备进呈御览。并令分送各省新设的学堂、学会、藏书楼各一份，以资考究。其余允许该局出售，等到开办数年，复译出的书渐多，售书之值可敷局中推广之费用，当即停拨官款以节省经费。如蒙批准，即由臣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