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户政

译奏为恭敬陈述盐务长久可行的方法，以消除私盐贩子的祸害并便利百姓生活，仰求圣上明察此事。

私下认为，盐是天地所生，用来养育百姓的；盐法是朝廷所立，用来便利百姓的。我朝盐法，按人口分配盐引，划分地区招募盐商，使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税赋有均衡输送的定额，立法本来十分周密完备。

然而实行久了，积弊日益加深，两淮地区尤其严重。造成弊端的缘由和补救的方法，臣在之前的奏折中已详细陈述。确实，疏通盐引必须在遴选盐商、剔除奸商上下功夫，才能增加税赋；只有清理整顿全局，才能在眼前见到成效。

但如果只考虑增加税赋，那么为百姓生计考虑的措施，自然就有未尽之处。为什么呢？天下的利益不在国家，就一定在百姓。实际上利益在百姓，那么国家没有不受益的。

现在的盐利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而是归于盐商。然而盐商独占利益，官吏争相控制其短长，那么费用必然沉重。盐商用财物贿赂官吏，独占市场利益，那么盐价必然高昂。

盐商用劣质盐、短斤少两欺骗，盐又经过水运贩子、店铺之手，偷窃掺杂，百姓只能接受，价格因此层层递增而越来越多，盐经过层层转手而越来越差。

于是私盐贩子趁机追逐利益，与盐商争夺市场，小百姓花官盐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洁白的净盐，远离官盐而亲近私盐。

地理上的便利，人情上的趋向，本来就不是严刑峻法所能禁止的。

查得淮盐销售地区最广，盐价最贵，而私盐侵入的也最多，潞、芦、闽、浙、川、广等地的私盐，都越境来补充，私盐贩子也夹杂其中，而淮南北的私盐贩子，又在盐场私自贩卖以供应腹地。

为首领的，有大仗头、副仗头的名号，资本多达数十万，大团伙以数千人为计，小的二三百人为一伙，枪矛刀戟、鞭锤等武器齐全。

所过关隘，就敲锣放枪，首尾相接飞速渡河。

凡是安徽的颍州、亳州、庐州、凤阳，江苏的徐州、邳州，河南的南光，山东的曹州，湖北的襄阳，江西的南赣、吉安、赣州，须教匪、捻匪、会匪，以及漕运水手，都是他们的同党，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乱危害地方。

现在开放江、广等口岸，库存盐达到二百多万引，按现在的月销量计算，要等到道光十一年才能卖完，这是私盐畅通、官盐滞销的明显证据。

而缉查私盐的兵役，对私盐贩子的大团伙就有畏惧之心，并且贪图他们的贿赂，私自放走他们，反而将肩挑背负的盐，向来不在禁例中的，一概缉捕，以此向盐商示好，以此向上级邀功。

官员、男女老幼都陷入牢狱，情况特别值得怜悯。

何况偏僻乡村险要关隘，名义上虽是淮盐销售地区，有终身没见过淮盐的人。

其间私盐贩子横行，抢劫淫掠，有什么顾忌？百姓呼号无路，隐忍吞声。

同为朝廷的子民，官商固然公然夹带私盐，私盐贩子也侥幸逃脱法网。

只有这些小百姓，官盐还买不到，私盐又触犯严厉禁令。

既受兵役的骚扰拖累，又受私盐贩子的凶狠横行，百姓更加困苦，这怎么忍受得了？

天下有不产盐的地方，没有不吃盐的人。

查得盐引定额自开国初年太平时期积累了一百八十年，人口滋生，何止十倍，而销量反而短少不足。

难道天下有这么多吃淡食的人吗？

官盐完全不够，百姓吃盐只有十分之一。

盐不出自官府，就一定出自私盐，形势本来就是这样。

大凡消除弊端的方法，贵在治理其源头。

百货在天下，自然流通，没有弊端的听任百姓自己谋划，而不分官私。

盐有官盐必有私盐，有私盐则官盐必然滞销而不流通。

臣愚昧地认为，想要消除盐弊以便利百姓生活，不如将税赋归于盐场承担，盐户和商贩自行交易，使盐与百货一样流通于天下。

应当请求由督抚、盐政确切查核各项数据，将定额盐、余盐详细报告给场官，场官查核登记，比照盐引税赋酌定定额盐的税赋数额，均匀摊征。

将余盐作为盐课，不论富商小贩，都可以向盐户买盐。

盐户就在卖盐时缴纳税赋，以免拖欠追缴，听任百姓就地运销，不分界限。

这样则人人可以买盐，处处可以行销盐，税赋没有滞销拖欠的担忧，官府没有筹谋销售、堵截缉查的劳累。

商人是否购运，都可以听任方便，不至于困顿误公。

而数十万私盐贩子不禁止自然绝迹，且得以购买盐的小贩都化为良民。

本钱轻利润多，人们自然乐意贩卖，日益广泛盐价日益便宜。

往日吃贵盐的百姓，无不有含哺鼓腹的快乐。

百姓利益广博而百姓祸害完全消除了。

译有人议论说盐户勾结百姓贩卖私盐，恐怕在上报卖盐数量时多报少。臣思考过去煎盐除税时，之所以隐瞒不报、私下售卖，是因为商人独占其利，导致商民双方都受害。现在让盐户与百姓直接交易，百姓不用担心高价且分量不足，也不用担心被扣减价格而让商人获利，缴纳的税额很轻，而偷漏税款的罪责很重。冒着重罪去逃避轻税，这是常情所不会做的。况且有“火伏”之法，可以知道产盐的数量，稽查的责任专属于盐场官员，应当谨慎选择廉洁能干的官员，设立火伏簿册，查明各煎盐盘灶，以核实实际煎盐数量。有定额，即每日每夜煎盐一百斤，有定数，名叫火伏。令盐户五家互相担保，如果有隐漏被查出，本人和担保人分别受到严惩，驱逐出各盐场。根据产盐旺盛或淡薄的月份，互相比较，按照产盐量计算税额，按照税额确定期限，按照期限批解运送到国库，依照州县地丁税例做到全部征收、全部解送。如果征收解送迟延、亏空隐瞒税额，就依照州县例严厉参劾治罪。那些取得显著成效的，给予优厚鼓励，法令简明严肃，赏罚严明，那么盐场积弊就能一朝扫除。此法实行，不仅定额盐有税，余盐也会多出盈余。以往所有的官盐私盐都缴纳国税，与实行盐引的税额相比，必定大大增加。臣私下想，我皇上登基以来，体恤盐务疲敝，每次豁免税额都达数百余万，恩旨恳切，本不谈论利益，只要商人持有盐引销售盐，官府督促商人办理税课，盐引满足年度定额，税课清楚，商人和百姓安定，私盐贩子不成为百姓祸害，那么成法具在，怎敢妄请更改？无奈法久弊深，不仅国税日益亏损，致使小民深受困顿，即使现在设法补救，取效于眼前，或许能体恤商人、充裕税课，却难免私盐贩子猖獗、百姓遭殃。如果不趁现在改变图谋，实在担心私盐贩子得到盐利就必定抗拒抓捕，得不到盐利就必定流窜成为盗贼，拖延日久，其祸患不仅在盐务，更在地方。臣不敢谈论兴利，私下希望为民除害，而且不仅除一方之害，私下希望除天下之害。只是臣所陈述的，因为两淮盐纲关系重大，所以敢特别简略陈述。至于各省行盐情况不同，原本难以一概而论。经查各省盐务，有停止颁发盐引听任百姓自行煎卖者，有盐课改归地丁税听任百姓自便者，有改为煎卖由百姓运输销售者，有盐无引额由小贩背负零卖者，或因私盐贩子日益增多，或因百姓口粮不足，或因拖欠税课，均经陆续请求更改章程。可见各省盐务疲敝，大体相同，而两淮盐纲积弊深重，未曾听闻商议更改，大概因为商人欠国库银两多达四千余万，应由商人分年带纳。如果不任用商人，那么这笔款项全部落空，因此不敢轻易议论。臣想分年带纳，就在盐价之中，并非商人自掏腰包。分三十纲，既需三十年，又屡次展期，年复一年，何时才能终结？况且商人日益富裕，或许能继续归还旧欠，如今疲敝日益严重，旧欠之外，难保不再有新亏。积欠太多，带纳无期，这是事势必然。任用商人而国库仍空虚，征收税课而国库实获，用今日的税课弥补昔日的商欠，况且商人故业具在，仍可购盐运销，随时措缴，通盘筹划，似乎有益。恳请皇上命令各省督抚盐政，悉心商议，详细制定章程，令一体遵行，经久无弊。商课改为场课，私盐尽数变为官盐，养育百姓、便利百姓，奸邪之人暗中消弭，这确实是拿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不谈论利益而利益巨大。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恭敬上奏，仰祈皇上圣鉴。

论盐一

利用天地自然之利造福百姓，而国家也依赖其利的，是盐。虽然如此，大利之中，大害潜伏其中。古代专卖盐的方法不一：官府自己煮盐并自己售卖的，是汉代的武帝、明帝，宋代的太祖，元代的顺帝；设立官署征收其税的，是陈代的文帝，北魏的宣武帝，后周的文帝；召商人将银票输送到京城或边境，给予所在地的盐的，是宋代的天圣年间，明代的洪武年间；商人将银输送到运司，购买盐引前往盐场支取盐的，是元代的至大年间，明代的弘治以后以及现在的制度。自汉代至今，专卖盐的方法时而增减，方法兴起得越繁杂，弊端产生得越滋长。善于制定法规的人，将百姓的利益分散给百姓，控制其出入，不致力于与百姓争利，而其利益最终归于国家。人们只知道严厉禁止是禁止，不知道不禁止的禁止是无形之禁；知道多索取是索取，不知道少索取的索取是无穷无尽的。宋代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请求官府自行售卖解盐到边境，内殿崇班杜承审说：“过去鄜延、环、应、仪、渭等州禁止青盐，令商人运送粮草到边境换取解盐，价格与青盐相差不远，因此蕃部青盐想售卖却无从下手。现在官府运送解盐想要与内地同价，边境百姓必定进入蕃部贩卖盐，边境获利居住的人也乐于因其价廉而与之交易，这是帮助寇敌而结怨于百姓。”事情于是停止。后来黄河决口运输艰难，增加江淮、两浙、荆湖盐价。两浙转运史沈立说：“本路盐课每年增加七十九万缗钱，官府估价高而私贩反而更猖獗。如果体恤亭户，裁减官府估价，让人得以到盐场取盐，那么盐质好而价格平，人们不冒禁私售。”皇帝采纳了他的话，而每年税课比旧额加倍。元代至大、延佑年间，盐一引增至钞一百

译五十贯，堆积起来却卖不出去。明朝初年实行开中法，每引盐只折抵白银八分，商人获利微薄，边疆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禁止蕃部私下交易与禁止内地私下交易，其难易程度显而易见，而宋朝之所以能杜绝私盐，关键在于平抑盐价、增加赋税以供国家开支。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然而官府估价被裁减后，每年的收入反而超过了以往，元朝一百五十贯却卖不出去，明朝八分银却使边疆军粮充足。由此看来，垄断盐利，难道在于严禁防范和加重征敛吗？粮食和盐都是百姓赖以生存、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五谷没有土地不生长，盐也没有地方不产出。拥有天下的人，制定田赋制度，对五谷的买卖从未禁止，唯独盐有官盐、私盐的区别，用地域来限制它，却又希望它能流通而不阻塞，这在道理上不通，在情理上不协调，在形势上也不便利。难怪法令变更、事务纷乱，用心徒劳而政治更加拙劣。宋朝蔡京废除转般法，将四方的钱财全部纳入京城，作为盈余。命令商人向提举司缴纳钱款，先到者增加支取以示鼓励，东南地区的盐利丰厚而商人却陷入困境。明朝在边疆实行开中法，本来是好制度。时间久了，把商人应支取的盐分为常股和存积，存积盐的价格加倍，越次序支取。存积盐先行，常股盐随后，叶淇又进而改变制度，不缴纳粮食而缴纳白银，不在边疆而在运司缴纳。起初每引盐折抵八分银，后来增加到数倍。虽然突然增加了百万两国库收入，但边疆储备严重破坏。直到明朝灭亡，耗尽天下之力来防备边疆，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叶淇改变开中法，与蔡京废除转般法，其用意相同。蔡京对先到者增加支取，与存积盐越次序支取，其用意也相同。骗取天下的利益，巧妙地制定法令以获取足额收入，蔡京既祸害了宋朝，叶淇也祸害了明朝。传言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难道这是虚言吗？确立天下的法令，必须力求简易，使百姓容易知晓和遵从。后世盐法之所以行不通且弊端滋生的原因，就在于太难和太繁。推究其本意，无非是想将利益全部囊括而不遗漏，然而导致法令受阻无法实行，我看不出其利益究竟在哪里。这种谋划也是错误的。唐朝刘晏论述盐法，说官员多则百姓受扰，只在产盐地区设置官吏和亭户，收购盐后转卖，任由其流向。刘晏的话不仅是唐朝一代的法度，而是百代的法度。仁德明智的君主体察百姓和万物的实情，遵循天地的规律，借鉴古今的事迹，顺应形势和便利来制定法令，其中必然有道理。

译论盐二

治理天下的弊端，应当探究弊端的始末，找到它产生的根源和最终的结局，去除它，利益自然就会显现。天下产盐的地方，有淮南、淮北，有两浙，有长芦，有福建，有广东，有河东，有甘肃，有云南，有四川。淮南每年盐引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一十引，盐税银五百八十余万两；淮北每年盐引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盐税银二十七万二千两有余。两浙每年盐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七引，盐税银二十九万两有余。长芦每年盐引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引，盐税银一百五十六万两有余。福建每年盐引五十四万五千六十三引，盐税银三十万二千六百两有余。广东每年盐引八十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引，盐税银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两有余。河东每年盐引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二引，盐税银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两。甘肃花马池每年盐引七万二千六百八十六引，盐税银一万四千五百两有余。云南没有固定的盐引数额，按盐筋计算，共三千九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筋，盐税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两有余。四川没有定额，根据一年销售的数量，向户部申请盐引，并准备多余的盐引五千引。大概盐税占据天下财赋的四分之一，两淮最为巨大，其弊端也最为严重，制定盐政策略的人也最为繁多。归结其根本，在于缉查私盐、体恤民商、富裕商人。主张缉查私盐的人说：天下没有不吃盐的人，人口的增长如今是过去的两倍，盐的销售反而不如过去，那么损害官盐的实在是私盐。那边堵塞了，这边就通畅了，这种说法确实是对的。然而私盐究竟从哪里出来呢？私盐的途径不止一种：船私，出自商船的船户；漕私，出自回空运粮的军船；邻私，出自邻近地区的商人；枭私，出自各地的私贩，因为他们凶猛勇悍，所以称为枭；功私，出自商人捕获的私盐，而最盛行的则是商人自己贩卖的私盐。商人贿赂官吏，以卤水损耗为名，超过定额盐引的部分，其售价加倍。先有私盐而后有官盐，私盐没有税而官盐有税。虽然如此，商人贩卖私盐，不是商人的过错，是盐税沉重造成的。盐税沉重，不是盐税本身的过错，是官吏贪赃枉法造成的。顺治初年刚确定纲盐数额时，淮南的盐引是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九十引，淮北是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引。如今淮南的盐引增加了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引，淮北的盐引增加了六万七千八十六引。盐引数目既然增加，商人还没收到盐就预先缴纳盐税。除了缴纳盐税，每年还有贡银，贡银数额五十万两，公家费用又有七八十万两。其间遇到大的工程、大的军事行动，就有加价、加筋。商人又常常献银以资助国家的急用，常有一二百万两。产盐的地方，从场吏以上；行销盐的地方，从卒役以上，直到文武大官，没有不索取贿赂的。又责令商人借贷金钱，让船户造船；出钱招募人来缉查私盐。其用费的繁多且广泛，就是这样。规定每引盐税银八钱三分，以及一两一钱七分，而商人没有二三两银子就不能运输一引盐。后来这两种费用增加，而四两、三两增加到五两。卖完一纲的盐，才得到三百万两，而所花费的几乎达二千万两。想要不贩卖私盐，可能吗？所以虽然贩卖私盐，官吏也不追究。商人私盐流行而官盐滞销了。总计船私、漕私、邻私、枭私的数量，抵不上商人私盐。船私、漕私、枭私可以用法律制止，而商人私盐不能禁止。所以缉查私盐的说法，是掩耳盗铃的说法。

盐产于盐场，盐场不私自贩卖，私盐从哪里出来？禁止贩卖私盐的地方，不如禁止生产私盐的地方，清除源头，水流自然断绝。于是有人提议稽查火伏来禁止盐场私盐。火伏，是稽查煮盐的数量。一伏为一〇，经历一昼夜，一〇得到的盐有多少，有固定的数额，开始和结束都由场官监督。然而各个盐场广袤数百里，火伏的时间有先后，逐个〇去监视，是不可能的。况且按人口分配盐，估计天下的丁口，制定盐引的数额，盐引的数额有限，而盐的产量常常有余，把有用的盐堆积在无用的地方，想要禁止朝不保夕的丁口，使他们不私自贩卖，禁止嗜利的商人和枭贩使他们不私自贩卖，可能吗？禁止他们必然要收购余盐来体恤丁口，丁口有余力，盐场没有余盐，私盐不缉查自然停止，这是缉私先体恤的说法。虽然如此，这余盐，交给没有官吏的盐场商人收购吗？交给积困的纲商收购吗？盐税拖欠国库空虚，想要依赖官府，而官府又不能，所以体恤的说法也是画饼止饿。不收购余盐，无法体恤，不缓解商人的负担，就不能收购余盐，那么富裕商人就是体恤的根本吗？于是管理盐政的使司和计臣，请求免除玉贡，请求免除积欠，请求带征滞税，请求延长纲盐期限，请求加价加筋而免除其盐税。又有封轮散轮的方法，来调剂盈虚；有借底马的方法，来资助转运。凡是用来为商人考虑的，没有不到的，而商人的困境没有缓解，定额收入的盐税连年拖欠，官吏的费用按时没有差错。所以富裕商人的说法也是朝三暮四的说法。推究其开始，推究其终结，其利弊所在，就清楚了。过去陶文毅总督两江，在淮北积弊之后，纲商全部散去，于是改变其法，

译为了百姓运输方便，官府发给盐商凭证并征收其税款，这叫做票盐制。实行后效果显著，免除了一切杂费，其税额只比商人自行运输时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运盐者已经获得了丰厚利润，积压多年的滞销盐顿时清空，这也是宋代沈立裁减官吏估算而年度税额反而增加的证明。后来十几年，淮南的盐商更加困窘，陆监利因为文毅实行此法有效，便依照淮北的方法推行，结果纲法开始彻底败坏。不久，东南地区发生战事，两淮的盐引销售区域战火纷飞，盐法更加荡然无存，弊端也完全消除了。局势发展到极点，道理穷尽，过去那些盘根错节、坚固如铁铸的山石、纷乱如堆积的丝线，历经数十百年，朝廷之上费尽心思去谋划，见识广博的士人耗尽智慧去筹谋，都无法打破僵局、排除障碍，如今一旦决堤而去，就像在千仞高的山冈上转动石头使其坠入深渊一样。虽然这是人为造成的，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论盐三

孙鼎臣

从前，亭林顾炎武先生推崇刘晏的盐法，并称赞李雯的言论。亭林的观点，后人早已熟知，将其上达朝廷，告知负责盐务的官吏胥吏，却未能施行，这就说明所谓盐利无法振兴，是因为盐务官吏无法裁撤。在道光九年，御史王赠芳曾请求将盐税征收权归并到盐场。襄平籍的蒋相国与盐政福森驳斥了这一提议。过了两年，华阳籍的卓相国、太仆寺卿梁中靖、翰林院侍讲学士顾某又为此请命，安化籍的陶文毅驳斥了他们。如今看他们驳议中的言论，担心的是盐场地域广阔导致漏税，盐户贫困导致拖欠税款，盐税增加导致盐价上涨，商人争抢囤积居奇，偏远地区买不到盐，盐场无法设置仓库导致场官运输劳烦，场官职位低微导致稽查无法周全，地方遭受灾荒导致百姓不堪赋税，裁撤引窝导致失业者众多。关于引窝的说法后来终究被裁撤，也没有造成太大危害。如果担心土地不能没有灾荒，那么制定田赋的人难道能保证上天没有水旱灾害吗？这几种说法，都没有就事情的道理深入思考，制定详细的办法来处理。如果确实制定法律：将拥有亭池自行煮盐的场商定为盐户，发给执照，编入册籍。那些拥有亭池煮盐的丁口愿意成为盐户的，向官府申报，一律发给执照编入册籍。那些贫困无力经营亭池而将其卖给富人，自己只充当丁口的，听任其选择。督抚举荐廉洁有能力的州县官担任场官，并提高他们的品级。征收解缴税银的考核，参照地丁钱粮的例子，由运司总其责成，其余官员全部裁撤。至于税率，则通盘核算一年旧征正课的数额与各盐场一年产盐的数额，取其中间值，每百斤确定若干数额，必须统一标准，不能轻重不均。以往征收的杂项不予计算。盐户自行煮盐，盐煮成后告知官府，开设市场，场官稽查数量并监督买卖。按照所卖盐的数量，依据税率缴纳银两，税缴完后官府发给税票。贩商运盐出盐场关卡渡口，凭票通行，不询问贩运的地点。贩商不论何人，先在所在州县领取执照，前往盐场买盐，没有执照的禁止。州县每三个月将数量上报给运司。盐价不由官府规定，税率必须统一，是为了均衡轻重以杜绝趋利避害。不计较羡余，是因为有盐就有税，盐产量增加税也增加，盐没有多余的部分，税也就没有羡余。允许贫困丁口将亭池卖给富人，是为了沟通贫富以重视盐户，顺应丁口的情愿，不强迫。举荐州县官担任场官，是因为官吏选拔谨慎，然后盐政才能清明。这是刘晏任用士人的用意。裁撤其余官员而统归运司，是为了统一事权堵塞利益漏洞。场官发给税票，是为了便利商旅，讥察盗卖。贩盐必须领照并将数量上报运司，是为了稽查隐匿漏税，防止侵吞欺诈。盐没有定价，是因为产量有兴衰，物价有高下，市场交易的原则不能用法律强行统一。天下没有不纳税的盐，私贩不必缉捕；盐产出税就收入，拖欠的税款不必督促。大商小贩，人人都能出资自行运盐，盐没有不通达的地方。不必担心垄断，不必担忧百姓吃不到盐。官员少费用省，盐价轻销售易。盐利全部归于盐场，不必优抚，盐户自然富裕；不必严令多取，岁入自然加倍。各种弊端去除，各种利益兴起，顺应利益以利民，国家也依赖于此，这就是原因。道光初年，纲法还未严重败坏，享受盐利的人众多，税在盐场征收，国家、百姓、商人都获利，而官员不从中分润。所以即使有襄平的忠诚，安化的才能，也不能不向众多势力的压力屈服。时机未到，即使贤者也无用武之地吗？两淮的纲法既已废除，引地的禁令也全部松弛，东南百姓食用的盐无法查究。其价格不低于过去的纲盐，百姓吃不到便宜的盐，而国家损失了数百万的税款。利权旁落，都被奸民中饱私囊。盐法的变更，没有比此时更便利的了。于是负责事务的官吏，开始想起从前的言论，谋划征收场税却不制定法律，不挑选官员。从咸丰五年到七年七月，税银只有八万六千五百余两，偷漏侵吞都不可避免。有人于是说海滨之地煮盐不尽受场吏约束，势必设置军队重刑，而那些亡命之徒无不与盗相通。即使贤能也难以制服，况且盐官不能全部裁撤，就像河工官吏不能全部裁减一样。认为场税果然不可行，如果听从我的话，盐户就确立了。还有不受约束的吗？盐利全部归于盐场，还有通同盗卖私盐的吗？确定场官的考核并精选人选，还有侵吞欺诈的吗？传书上说：怀疑事情就不能成功，建立非常规的源头，而蹈袭常规旧习的观念牵制内心，以此要求成功，太难了！

盐论

盐的利润，非常大！夏朝时已有盐絺的贡品，周礼又有形盐的制度，可知煮海制盐，并非从管夷吾治理齐国才开始。只是先前盐的利润还未普及，到了管仲则推广扩大，以尽取齐国的利益，以富后世，大家都乐于称道，认为是管仲的功劳。大概古代兴起盐务，也只是以利民为事，起初没有什么禁令。后世设置官员统领盐铁，于是盐的利润越广，盐的弊端也越多。后来在各省设置巡盐御史，又逐渐归并到督抚，其下有盐运司、运判、运同。没有运司的省份，则有盐法道、盐库大使、经历、知人，以及各处大使。从产盐之地开始，直到分销、督销，没有不由官员统领的。有人说国家

译朝廷本想借此尽收盐利，却不知反而因此大失盐利。自从有了官盐的名目以来，各地既有官盐，也都有私盐。所谓“官”，是相对于“私”而言的。在从前没有官盐名目的时候，百姓煮海水来自食，或者转卖给别人，由近及远，各自获得利益，卖的人不算做私，买的人也不算做私。一旦将其命名为官盐，私盐的名目从此产生，私盐的祸患从此变得猛烈。到了今天，海边盐碱之地，往往是私枭出没的地方，把他们看作强盗，那么他们对人的危害，可想而知。然而他们之所以为害，不过是想要自食其力却做不到，于是铤而走险罢了。他们的盐有的靠日晒而成，有的靠熬煮而成。晒盐的叫做板，熬盐的叫做盘。浙江有所谓的铁盘盐，有所谓的篾盘盐。铁盘盐，是用铁锅，将盐卤注入其中，用火煎熬而成盐。篾盘盐，是用竹篾编成盘，大小像席子，编竹的孔隙稀疏，盛水必定会漏，但用它盛盐卤，架火煎煮，极易成盐，而且比铁盘盐颜色更白，味道也更鲜美。那篾盘孔隙中稍有滴下的卤水，被火逼烧成黑色，刮取研碎，用来腌制肉和蔬菜，味道很好，价格甚至比盐更贵。这是工人的利润，主人不能过问。沿海地区，无不熬盐，一天所产出的盐，供给天下人食用，应当也刚好符合数量。但因为各自坚守地界，所以江南人不能吃淮盐，江北人不能吃浙盐。每票多少，每引若干，用盐纲来规定，用盐法来约束。那么产盐少的地方，可能不够食用；产盐多的地方，可能无法销售。而灶户纷繁复杂，港汊交错，丁灶户类，都是穷苦小民。虽然尽心竭力，寻求便捷广阔的销路，于是争相以贩卖私盐为业。那些民间吃盐的人，只知道趁方便购买食用，又有谁肯因为是私盐就拒绝购买呢？官盐价贵，私盐价贱，谁会肯舍弃便宜的而用贵的呢？这就是私盐多的原因，也就是官盐销路滞涩的原因。盐务官员虽然很多，终究怎么能到处防范、时时监察呢？而那些贩卖私盐的人，专门以此为生，所以钻空子乘虚而入，防不胜防。于是又设立缉私局，盐捕、盐快到处布满，巡盐的哨船，船上有枪有炮，不亚于韩愈《祭鳄鱼文》中所说的拿着强弓毒箭去对付他们。而私贩的人于是自甘堕落，不把自己当人，甘愿背负强盗的名声。到了自居为强盗的地步，他们的祸患就更加无穷无尽了。所以我曾说，盐枭之所以成为盐枭，是有逼迫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的。盐枭抗拒抓捕、伤害人命，横行无忌，他们的罪行本来就不容赦免，又何必曲意庇护呢？但也想想他们起初，并不是生来就是强盗。煮海贩盐，也是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官府禁止他们，再加上盐捕等人狐假虎威，动不动就把他们当鱼肉宰割。假设遇到这种情况，人就被吊打私刑，盐就被全部夺走。起初强盗少而捕快多，强盗弱而捕快强，屡次被摧折而气势无法伸展。后来强盗也呼朋引类，各自树立党羽，各自传授技艺。盐捕的势力反而不如强盗，于是见到强盗就逃跑，唯恐不及。官府责问，就抓街上肩扛背负的小贩，不过是贩卖几斤盐，沿街叫卖以维持生计的人，指称他们是强盗抓去官府，以敷衍塞责。而那些真正的私枭，白天横行，没人敢怎么样。而盐税的盛衰，盐务的关系，都不在于此。近来私枭的党羽更加兴盛，甚至有假借强盗之名恐吓乡愚的，有凭借他们的势力开设赌局的。而且强盗党羽中都有洋枪手，枪船上还带着大炮，他们的势力更加兴盛，力量更加充足，恶行更加严重，祸患更加猛烈。而追溯其根源，都是因为官盐、私盐界限太分明所导致的。现在的计策，如果想要废除官盐的名目，那绝对不行；如果想要放宽私盐的禁令，那更绝对不可能。那么难道就任其江河日下而不去拯救吗？《校邠庐抗议》曾有四种方法：一是廓清积弊，二是平减赋税，三是制造洋船，四是广建盐仓。这四种方法，确实对盐务大有裨益，可以照着实行。盐务如果真的能振兴，那么官盐的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定要使官价和私价没有高低之分，那么民间购买食用的人，又有谁肯舍弃官盐而选择私盐，以至于自投法网呢？那些私贩强盗既然无利可图，又有谁不会自己思考改变计策呢！

译筹鹾篇

魏源

利益从三个渠道流出，百姓就会贫困；利益从两个渠道流出，国家就会贫困。怎样才能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百姓？于是写了这篇《筹鹾篇》。

自古以来，管理山海之利以归于国家的，必定是开放其阳面而封闭其阴面。有了阴阳之分，也就有了官盐与私盐之别。所以盐政的要旨，不在于将私盐转化为官盐，而在于缉查私盐并不在其中。自古有缉查私盐的法令，却没有真正能缉查私盐的法令，私盐只有靠降低价格来与之抗衡罢了。降低价格的关键，在于先减轻商人的成本罢了。议论的人常说：“价格减了又减，怎么能敌得过没有税课的私盐呢？”这是混淆了邻省私盐与本地盐场的私盐，本地盐场的私盐没有税课，而邻省的私盐是有税课的。议论的人又说：“淮盐的引地，受到浙江、四川、广东四方面的私盐灌入，其税课或许不及淮南的三分之一，怎么能减少三分来抵挡一分呢？”这又是不了解私盐税课轻但费用重，关卡津渡的规费多于税课本钱，所以遇到官盐降价的年份，邻省私盐便受阻而无法通行；遇到提价的年份，邻省私盐即使缉查也无益。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明显效果。有人又说：“自道光十年奏请裁减浮费以来，淮盐税课减存四两，食用岸区每引三两，加上价坝费、改捆费，每引成本十二两大致符合乾隆年间阿文成公所奏报的数字，怎么能再减呢？”不知道乾隆年间银钱比价是一两兑一千文，那时十二两仅抵得上今天六两的价格，难道可以用名义来类推实际吗？淮盐十年来，江南、湖广的大吏整顿，又整顿；弥补漏洞，又弥补漏洞，而银价愈发昂贵，私盐充斥愈发严重，官盐销售愈发滞涩，岸区又积压了三纲的盐。去年冬天刚请求对折行盐，今年冬天又请求两纲展缓。如同贫穷的人患债，如同逃税户畏惧赋税，如同垂死之人每天拖延一天，如同穷邻居每月抢劫以等待来年。天下没有几百年不弊坏的法令，没有穷极不变的法令，没有不除弊而能兴利的法令，没有不简易而能变通的法令。与其让利益从三个、两个渠道流出，危害国家危害百姓，何不全部收回中饱私囊、侵蚀利益的权力，使利益从一个渠道流出呢？从一个渠道流出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不降价怎么能敌过私盐？不减轻成本怎么能降价？不裁减费用怎么能减轻成本？不变法怎么能裁减费用？”推究根本以整齐末节，是君子探究源头的学问。适宜百姓的没有迂回的路径，讲求实效的没有虚浮的议论，这是大人化裁通变的事情。想要利益从一个渠道流出，不外乎四个方面：

第一，定额税课减少而实际上不减少。淮南盐税正杂钱粮旧时不过三百数十万，以定额引一百四十万计算，每引只有二两几钱，自从帑利、匣费并入引税，又加上外支杂费，于是每引达到四两有余。现在淮北既然每年拨出溢课协贴七十万，那么南引可以缩减到三两有余。淮南盐税号称天下第一，但实际上每年何曾运足一百四十万引的盐？征足四五百万的税，杂项缓纳动不动欠下几纲，奏销虚报并欠正税，计算一纲的全税，几年尚未完清，这是没有减额的名义，而有减额的实际。计算淮南纲食盐共完入奏销正杂银二百多万两，外加帑利、盐规、匣费、省司节省、办贡、办公外支杂费，再加参价十六万两，仓谷八万余两，总共每纲银四百七十七万两。除去淮北代纳协贴七十余万外，每纲计算三百九十余万两，定额行销一百四十万引，计算每引征银二两九钱，应请求作为定额，每年一纲以外，无论提行、超销多少，分摊税课而不增加税课。假如超销到四分之一，即每引钱粮可分摊减少到二两有余。如果说邻省四川、广东、浙江、潞州的税额定额悬殊，恐怕降价仍难敌销，那么请征以两件事：道光十一年三月汉岸跌价，就销了九万五六千引，每月定额销售只有六万引；等到四月提价，就只销了五万引。如果都像季春一个月内降价时的销量，每年应当销一百一十余万引，四川、广东、潞州的私盐全部被敌退，即使一个楚岸也应当超销三十余万引，何况江西安徽都一样呢？各岸私盐全部退去，哪有引不超额、税不足额的道理？这是有减税的名义，而有超税的实际之一。又如淮北试行票盐之初，也只怕达不到定额，于是每年都行销两纲的盐，收取加倍的税，每年补贴淮南七十余万，名义上是每引征税二两，实际上已经每引分摊足三四两的定额，这又有减税的名义，而有超税的实际之二。所以说定额税课减少而实际上不减少。

第二，价格公平而实际上不公平。淮南各有商亭，有半商半垣的区别，又有盐色售价高低的差异。商亭的产皆由商人购置，丁皆由商人招募，其所煎的盐按〇计火归垣，每桶二百斤，两成一引，每桶给价钱百文到八百文止。盐价例无涨跌，即使有丁借欠调剂，通算每桶约加百文而止。半商半的，穷借垣商工本煎盐，桶价与商人亭相等，这都是利在商垣。商者亭则产〇皆为丁自置，其盐销售各垣，其价格时常涨跌，每桶贱则五六百文，贵则两千余文不等，这是利在丁者。大抵商占十之五六，垣商与亭各占十二。其盐色上白者销湖广，次的湖广江西通行，只有极下的市盐销江西安庆，不销湖广，所以桶价高低迥异。

译又有堆积贮存、捆扎运输的费用，以及宫廷私用、规费、草价涨跌的差异，每引盐的成本最少约九钱一两，多的达一两四五钱。等到卖给运商，都送到泰坝交易，价格高低完全看岸上销售是否畅通。每当岸上盐获利时，价格便预先提高，从产地到坝仅百里，一季往返数次，而商人每引获得二三两的利润，运商就每引暗中增加二三两的成本。所以变法如果不先确定价格，就只是供商人垄断。像道光十三年到十六年，南盐价格大涨，上等盐每引达到六两多，中等盐五两多，下等盐也四两多，再加上百斤带残盐又超过一两，与目前的平价相比，每引相差二三两。实行盐政原本是为了让商人获利，但绝不能让不缴纳一钱税、不销售一引盐的商人，坐收加倍利润。淮北是先确定价格才能改行票盐制，南盐为什么偏偏不同？如果想要变法减轻成本，应当以目前的平价定为永久制度，再裁减规费、平抑草价以减轻商人的成本，或者仿照淮北官局派买，或者同时允许各销售岸区融运北盐，那么南场自然就不会囤积居奇，而且畅销的提行盐能全部煎制、全部售出，有盈余没有积压，那么商人也将获得加倍利润。所以说，价格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第三点说，坝工和捆工名义上裁减实际上并未裁减。南场分为通州、泰州两路，通属的盐通过一条水路过坝，不需要转运换船，费用节省且速度快。泰属则需经过二河，中间隔着一座坝，转运偷漏的弊端很大。近年运商愿意仿照通属的例子，津贴商银两，改从孔家涵口出，直达运河，最终却被各坝工役所阻挠。增加运输成本的第一点，南盐五百斤运到仪征，改捆成小包，江西每包七斤四两，湖广每包八斤四两，其损耗和费用以及偷漏私盐、资助匪徒的情况更是数倍于前。泰坝如果说岸上销售小包才方便，为什么邻近的私盐都是百斤大包畅行无阻，而官盐反而滞销？可见改捆小包对岸上销售并无益处，只是为官役把持、偷漏损耗提供了机会。增加运输成本的第二点，从前淮北纲盐是三次捆成大包，每包一千三四百斤，淮南纲盐又改捆小包，七斤八斤，大包没有上限，小包没有下限，都是绝对无法解释的制度。现在想要减轻运输成本、加快运输期限，应当照食盐百斤出场的例子，分别设立机构逐包查验确定，无论通泰，都通过一条水路直达运河。等到仪征，只有查验而没有改捆，仪征的捆工仍然让他们扛抬船行，仍然让他们揽载货物，市场不改变，人不失业。而泰坝距离扬州很近，转移办事人员所在之处需要人手，何必担心没有安置的地方？泰坝委员移驻孔家涵，仿照淮北大伊山抽验的方法；仪征监掣同知仿照淮北西坝过载查验的方法，仍然让总掣全面管理纲盐，只要没有改捆偷漏，何必担心稽查不周密？所以说，坝工和捆工名义上裁减实际上并未裁裁。

译第四点说：各岸的额外费用不削减，却把盐政作为牟利的渊薮，官吏成为盐政的蛀虫，其中蛀蚀最严重的是江西、湖广两地。当商人赴盐场领取重盐时，每票一千引，需要七艘屯船，前后牵制，不能拆分折换，而且钱粮要分四次缴纳，又有窝单、请单、照票、引目、护照、桅封、水程、院司监掣批子盐五次公文，手续曲折繁重，徒然延误等待，从而滋生规费，这是第一大弊端。等到商盐到达岸边，又有向各衙门投递文书的费用，有委员查验盐包、核对重量的费用，有查河烙印编号的费用，等待经年，然后请求挂旗开封，又有南北两局官员换给水程的费用，三关委员截票放行的费用，名目繁多，不可尽述，例行的费用每年达七十万两，每引约计一两。江西则不问盐的多寡，例行费用四十余万两，安徽三府食盐的官费也达三十余万两，每引都摊派二两，屡次上奏裁汰，却有名无实，这是第二大弊端。现在为了变通简易起见，将湖广的埠岸移至九江，奏请委派总管大员，专门负责此事，扼守三省运道的枢纽，处于两江总督节制之地，其钱粮一次总纳，以一百起发一票，其票先盖院司的印信，持票赴捆盐过局、过坝、抵达仪征、过掣，都只加盖印信截角，而不改发新票，自仪征开船入江，沿途过关，也只加盖印信加钤，而不改发新票。湖广、江西专设盐道的缘由，是因为纲盐都在省埠发卖，凡是确定价格、报销数额、催补缓纳课银、改发民贩水程，都是盐道的专责。现在减轻成本、降低售价，就不烦劳定价，以到岸数为销数，就不责成考核，钱粮在扬州全部缴纳，就不烦劳提解课银，盐票既然指明了口岸，持票在楚地发贩的商人，也可以将百引之票转给水贩，无需改发水程，到岸销售完毕缴回盐票，也仿照淮北的做法，听任其自便，无需州县催缴勒索。况且九江既设总局司，每纲奏销考核，那么江广盐道可改为地方巡道，淮南课税重、地域广，纵使减价畅销，也只能恢复引地，断无侵越四川、广东、潞安、浙江之理，也断无转灌淮北之事。应请令江运八个岸口仍运北盐，其江西、甘肃食盐不许过江，安徽安、池、太三府食盐不许赴湖广、江西，湖广、江西的岸盐不许在食岸销售，共分四大界，其在四界内的，如所指州县盐货壅滞，允许其就地呈明，改运岸口，彻底荡除烦苛，随时代变化而调整，那么盐就像百货一样流通了。江西、湖广的粮船、货船回空时，都可以购买载有课税的盐，千金、数百金，都可以办理百引之票。云集雾散，那么船私都变成正课了。用十几个疲乏的纲商，勉强支撑全局，哪里比得上联合十数省散商的财力，众人抬举容易成功？用一个纲商承担百十名厮役、船户的侵蚀，哪里比得上众散商各自经理的核实？用纲埠店设立口岸，而规费无从远程控制；哪里比得上散商势力涣散，无可指使勒索？用纲商本重势重，力量不敌邻私，反而增加夹带之私；哪里比得上散商本轻费轻，力量足以战胜邻私，且化本省之私？这些都是淮北已发生的事实，无需多言。至于地方官吏，既无行销之责，又无私盐之虞，考核轻松，案牍节省，暗中享受化私为官的好处，如淮北、安徽、河南行票各州县的成效，小损而大益，何必顾虑口岸的阻挠？所以说：各岸浮费不裁，而裁减以上四条，计节省科则四十余万两，坝浮费百余万两，各岸官费二百余万两，共计减轻成本约四百万两。然后就其所轻之本，核其所减之价，估其所余之利，而通计之：湖广盐每一引四百斤，钱粮三两，盐价二两七分。这是根据上色真梁盐价，其次色盐价递减。从到仪征船价八钱，在仪征栈费及捆包关钞共六钱四分，抵岸船价七分，各处辛工店用八钱，计每一引盐四百斤需成本银八两四钱四分。江西南盐价更少一两，只加到省驳费一钱五分，共成本银七钱五钱九分，较目前湖广、江西南盐本十二两有余者，已减省四钱数分，轻重相去远矣。计减去钱粮一钱一钱，盐价一钱一钱，扬费、仪河等费二分五分，岸费九钱，又江船到岸无烦守候一年省桅封加戳等费，亦减去八分，共约减四钱几钱。若提行溢销钱粮摊减将近二两，则成本不过七两有奇。目前包岸价，楚盐上者售银二分八分，江西二分五分，今但依道光辛卯春减价之价，已可招贩敌私。然而辛卯减岸价而未大轻盐本，所以运商无利，不久。即使提价滞销，今成本减轻，到岸销一岁往返二三次，则每包再酌减几分，而仍有几分之余利，岂尚不敌川粤之私？这还只是根据定额而言。若试行之始，即并提行溢销售而计之，将钱粮摊减至二两之外，使本更轻，销更速，其效果尚有不仅如是者。而其扼要，

译这就在于用九江总局夺取江广岸吏挟制勒索的权力，所以可以庆贺十全而毫无隐患。淮盐政事清明，那么浙江、广东、芦台、潞泽盐区的利弊也就都清楚了；淮盐政事有效，那么浙江、广东、芦台、潞泽的推行也就都有效了。所以说：天下没有专门兴利的方法，除去弊端，利益自然就会兴起。盐政没有缉查私盐的方法，将私盐转化为官盐，那么官盐自然就能畅通了。衣服脏了必须洗涤，身体脏了必须沐浴，谁不知道呢？制作价值千金的皮衣，却一定要和狐狸商量它的皮；准备价值百金的美食，却一定要和兔子商量它的肉。何必等到有人阻挠时才怀疑呢？所以法令如果必定可行，那么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实行。

译关于盐法的利弊，历代的情况暂且不谈，只谈本朝的利弊。因为历代盐法的利弊，在各类通考书籍以及户部《盐法志》、《金锁盐法考》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本朝人论述本朝盐法利弊的也很多，比如朱文端的《请定盐法疏》、曹一士的《盐法论》、郭起元的《酌盐法》、吕星垣的《盐法议》等，这类文章对利弊的阐述也已详尽无遗。如今都不再赘述引用，请让我谈谈近年的利弊，或许能切合时务而非空泛议论吧？

当今的盐法，天下都实行票盐制，而实行票盐始于道光年间，所以如今谈论利弊，从道光年间说起，直到光绪年间。考察道光年间，因为纲盐制的弊端，改为实行票盐制的利益，由包慎伯策划，郑梦伯提议，陶文毅执行。包慎伯的《淮盐三策》中，上策是实行票盐，中策和下策是实行纲盐，中策是查禁火伏烙官船，下策是缉拿私枭。其中论述纲盐的弊端、票盐的利益，非常详尽。郑梦白担任两淮运使时，撰写《更盐法议》，也充分说明了纲盐的弊端、票盐的利益，请求仿效刘晏的古法，恢复滇黔的旧制，改行票盐。于是陶文毅向皇帝报告，裁撤盐商，实行票盐，因为这是巨大的利益。然而如今弊端也显现出来了。

纲盐制的利益，在于由商人销售并缴纳赋税，利益归于国家，这是它的长处。但流弊在于盐商亏欠赋税，抬高价格损害百姓，垄断专营，且弊端层出不穷：在偷漏夹带方面，弊端在于查验监掣时掌秤捆包的人作弊；在运输途中，弊端在于换船改包；在口岸销售时，弊端在于以损耗为名额外夹带；在水贩售卖时，弊端在于掺杂使假、短斤少两；以及船户与商役相互勾结，江湖险阻，谎报船只沉没以销账的弊端，更是层出不穷。纲盐的积弊，始于商人，成于运输。商人向上亏欠国家赋税而损害国家，向下抬高价格而损害百姓，于是私枭日益增多，私盐日益泛滥。

论及私盐的名目极多，有官商夹带的私盐，有船私、潞私、川私、粤私、闽私、庐私、浙私、漕私、功私、枭私。私盐越多，官盐越短缺，而盐商亏欠国家赋税也就越严重，这是纲盐的大弊端。

等到实行票盐后，将天下的私盐转化为官盐，因为盐商已被裁撤，不论何人都可以买票运盐，不拘泥于指定的销售区域都可以运盐销售，那么私枭也可以买票运盐，将天下的私盐都转化为官盐了，这是它的长处。至于国家赋税，则按盐场发放盐票，就地确定税额，缴纳赋税如同缴纳地丁银，听任商民在盐场售卖，将赋税并入盐价，发给官票，不拘泥于销售区域，随时转运，在沿途关卡凭票放行，年终缴回盐票汇总销账，这是票盐的好制度。国家赋税随盐价征收，没有盐商亏欠赋税的弊端，这是票盐的利益。

然而如今票盐也有弊端，现在道路上的厘金关卡太多，厘金多则成本高，亏损就多，导致商民不敢前进，盐票无人肯买，盐引积压滞销。江南的淮盐如此，山西的池盐也是如此。新旧盐引积压，国家赋税日益短缺。纲盐制下有盐商销售滞销，还可以责令他们垫付缴纳，赋税亏空还可以追偿。如今票盐既没有固定的人，不买就不能强迫他买，不销就不能强迫他销，滞销的盐引日益积累，国家赋税日益征收却日益短缺，这是票盐的弊端。

到了同治年间，御史刘毓楠曾上奏陈述淮北票盐的弊端。淮北初行票盐时，每年销售四十多万引，赋税银一百多万两。到了同治年间，仅销售一二十万引，票商没有资金缴纳，盐场晒盐扫盐的人失业。于是他分条陈述利弊六条，大约列举主要的一点是裁撤厘捐以增加盐引赋税，说厘卡太多，每处按包征收数百文或千余文捐税，各营弁勇管理交纳稍慢，鞭打立即到来，商贩畏惧不前，营弁征收十两上报一两，所以请求裁撤以招徕商贩。第二点是禁止私盐以扩大销路，说营弁捆运饷盐，购买私盐夹带运输，包庇私枭，漏卡闯关，一引饷盐夹带数引私盐，名义上是饷盐，实际上是私盐，应请求消除弊端。第三点是裁汰冗员以免扰民，说票盐初行时，在板浦等地设立四个局，在新关等地设立各卡委员稽查，但日久弊生，竟有挂号、请秤、查舱截角等各种名目，每引黑费高达数千钱，宜裁撤以去弊。第四点是减少经费以减轻成本，说淮北票盐旧有经费随正银征收，后来改为按盐包征收，壬戌年海州运判在例提盐包之外，每百引加征银两数两，加征至二万余两，宜迅速停止。第五点是确定盐价以体恤盐丁，说丁盐价駮价，每引规定为九钱，后来屡次减少又恢复，每一任运判到任，必先详细请求运使核减盐价，恐吓商民，等到贿赂充足才详细回复，宜按照定价永远遵行。第六点是疏通河道以利运输，说海州运盐河道常患淤塞，商贩原有河捐，每引捐银二分，足额年份捐银八千余两，存在运判库中以备挑河，但从未兴工挑挖，河身日益淤塞，运输多受阻，十余年捐银已逾数万，商贩请求挑挖，运判说库存无钱，应确切查访迅速挑挖以利运输。这是刘御史历陈的弊端。

至于近日，淮南票盐的大弊端，在于楚岸引地未能恢复销售，没有出路。

译导致盐积压、税课亏损。因为淮南盐的引地定额多，所以税银居天下首位。淮南盐的销售，江苏省仅占十分之一，江西、安徽仅占十分之三，两湖地区占十分之六。太平天国叛乱期间，道路阻隔，淮南盐无法运到湖广，湖广省的督抚奏明朝廷借用四川盐食用，历经十余年直到同治年间，湖广地区四川盐日益兴盛，淮南盐滞销，湖北、湖南两局积压的淮南盐不下十万引。曾国藩于是上疏，请求收回淮南盐的引地，分条陈述其弊端有四大害，大致列举如下。第一是说淮南盐逆流而上，历经长江、洞庭湖的险阻，船重行迟，四五月到达湖北，六七月到达湖南；四川盐则从四川江面顺流而下，便捷异常。计算路程，淮南远而四川近；论及舟行，顺流易而逆流难，这是运输道路比淮南盐快捷，这是第一害。第二是说淮南盐色泽减淡，四川盐色泽洁白，四川盐贩因此囤积居奇，淮南盐岸因此日渐废弃，这是盐色胜过淮南盐，这是第二害。第三是说淮南盐规定以五百引为一票，这是因为道光年间票盐的弊端，数千引的大贩被一二引的小贩抢运所误。计算五百引的票，没有现银六七千两办不下来，而四川盐则按斤计算不按引计算，几百几千两即可办理运输。盐都是散装，既然官私无法分辨，厘金也不预先缴纳，也来去自如，这是筹措运输比淮南盐巧妙，这是第三害。第四是说湖北、湖南两局卖盐，以到岸先后决定出售的迟速，盐不到岸不准抢卖，淮南盐商在船上守候风向，抵岸后守候轮次，不经过一年之久不能脱销；四川盐则到处销售，得到价钱就卖，销路广则穷乡僻壤之地都私下售卖，价钱轻则铺户行家非四川盐不卖，这是筹措销售比淮南盐便利，这是第四害。有这四大害，淮南盐难以敌过四川盐，四川盐一天不停止，淮南盐一天就没有畅销的希望。观察曾国藩的奏疏，可知湖广盐岸被占据是淮南盐的大弊，湖广盐岸能恢复是淮南盐的大利。然而至今湖广盐岸未恢复，为什么呢？读今年三月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疏就知道，湖广盐岸还未恢复。因为淮南盐的利益在于恢复湖北、湖南的引地，四川盐的利益在于开辟云南、贵州的边岸。云南、贵州的边岸开辟之后，四川盐才有出路；湖北、湖南的引地恢复之后，淮南盐才有出路。必须先开辟云南、贵州的边岸，才可以恢复湖北、湖南的引地。这论述淮南盐的利弊，又应当兼论四川盐的利弊。丁宝桢的奏疏说：想要恢复淮南盐，必须先开辟本省的云南、贵州边岸，使四川盐有路可行，商人不致坐困。先计划恢复云南、贵州两岸，作为停止四川盐、恢复淮南盐的步骤，依照雍正年间四川省官运商销的成法，先办理贵州边岸，销盐颇为畅通；接着办理云南边岸，销售都达到足额。盐斤渐渐有了销路，如果停止四川盐、恢复淮南盐，已经可以照办。只是考虑到湖北省自从四川盐进入湖广，每年抽取厘金百数十万两，实在是军饷的大宗。四川盐一停，这项收入就化为乌有，而应当协拨的各项费用，从哪里出？拟请命令下部臣及两江总督议定拨解湖北省一百二三十万，使其支发，然后四川盐、淮南盐才能各归各岸。前两江总督沈葆桢为了救济湖广，认为如果不能骤然停止，拟由四川省酌定引销引数，以示限制。我认为酌定引数是釜底抽薪的方法，应当可以照行。每年四川盐救济湖广，淮南盐令行引数，引八九千道，以示限制。等到湖北军饷议定有实据后，再行全数归还，这样三省可以兼顾，而湖北军饷得有实据，恢复淮南盐的说法自然不至于徒托空言。按此奏疏说开辟云南、贵州边岸是恢复淮南盐的步骤，非常正确。至于以湖北军饷为言，则曾国藩前疏已经说过了。曾国藩疏中说：湖北军饷原本以四川厘金为大宗，现在发捻之乱都已平定，军事大体安定，湖北存营极少，饷项足以周转。淮南盐内也改征湖北厘金用于淮南盐销售，果然畅通。湖北军饷就因此而增加。观察曾国藩的话，则湖北省征收淮南盐的厘金足以资助湖北军饷，与湖北省征收四川盐的厘金以资助湖北军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译又考证曾文正公曾上奏整顿淮南、淮北盐务的两篇奏疏，论述两淮盐法的利弊最为详尽。他在关于淮南的奏疏中指出，整顿有两难：一是私盐浸染渗透的时间太久，二是厘金关卡设立得太多。他分条陈述了四种方法：一是疏通销路，二是减轻成本，三是保障价格，四是杜绝私盐。关于疏通销路，他说在于对邻近地区的私盐征收重税，使邻地盐商成本加重而淮盐成本减轻。关于减轻成本，他说过去每引盐抽收五十两厘金，现在减为十一两；过去逢卡即抽厘金，现在改为销售后统一缴纳。关于保障价格，他说在于设立督销局，规定价格并轮流销售。关于杜绝私盐，他说在于查禁官商中的私盐行为，每引六百斤，规定分为八包，每包连同卤水损耗和包装绳索共重八十六斤，发给票证并派员查验票证和重量，对无票者严惩并定罪。这详细论述了淮南盐法的利弊。他在关于淮北的奏疏中则说有三项应当停止，四项应当整理。应当停止的，他说漕运大臣因清江防务经费短缺，命令盐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捐二十斤，百包缴纳五包，这种琐碎的摊派不符合政体，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一点。又说徐州属于山东盐的引地，以前因为捻军阻隔，山东盐未能运到，奏请批准借运淮北盐销售，时间久了弊端滋生，采购时私自前往销售，销售时又侵扰安徽边界，现在山东盐通行无阻，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二点。又说私盐贩子勾结军营军官合伙贩卖毛盐，堵截严格则军官出面包庇，缉查疏漏则官盐全被侵占，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三点。关于应当整理的，他说团练、坝工、缉私费用等名目太多，一概删除，以减轻贩运者的负担，这是整理的第一点。又说近来盐厘各关卡总计每包约需两千多文，现在仿照淮南总收分解的方法，五个关卡收五百文，正卡收五百文，其他关卡只准验票不准重复收费，这是整理的第二点。又说漕运大臣停止捐盐，将数量用于拨济，这是整理的第三点。又说淮北盐每引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连同卤水损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机器盐出湖后改捆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换包后盐与票证不符，弊端丛生，不准改捆大包，包数要填明在舱口清单上，这样盐与票证相符，可以杜绝避重就轻，不至于多报少，这是整理的第四点。又说辅以官运，按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这又详细论述了淮北盐法的利弊。两淮票盐制度始于陶文毅公，曾文正公也称其方法良好、用意美好，然而从道光到同治年间实行不过几十年，良好的制度已经不能没有流弊。而且文正公对两淮票盐的利弊考察得极为详审，他兴利防弊的措施极为精密，然而他的方法到了今天又出现了流弊。这在今年二月户部尚书景廉的奏疏中可见，可见良好的制度不能没有流弊是多么严重。景廉的奏疏说，道光年间奏请改行票盐章程，原定先课税再发盐，按年验资抽签，轮流认运，立法很得当。等到江楚地区战事兴起，淮盐引地无法通行，督臣曾国藩议定恢复票运，当时江淮之间富商极少，只要有投名领票的，一概准许认运。后来在修筑清水潭的案件中，曾国藩命令各商按一票捐工费银四百两，一票是五百引。当时定下的章程，凡是捐过工费的为旧商，准许其循环转运，更不许新商掺入。现在听说鄂湘等地，每张淮盐票转售的初始价格是五六千两，现在价值万金，暂时出租也要千两。这样现在的淮商起初不费一文钱就得到票，后来也只缴纳过四百两捐项，而论票价却值万金，暂租也要千两，并且据为子孙世业，获利何止数倍。查淮北盐旧章，引商准许世代守业，现在既然改引为票，是任何人都可以认运。现在虽然名为票盐，实际上与引商没有区别，一经认运，世代都能独占其利，而且使大利全归于商，而掌管盐政的人反而不能掌握进退之权，这实在不符合盐税的正道，而且与改票的初衷更加不符。按照此奏疏所说，文正公票盐之法有流弊是对的。它的弊端在于，票盐无异于纲盐了。至于此奏疏意在让票商每年按票捐银，上等捐千两，中下等捐数百两，如果推诿就零星招纳新商，这恐怕是矫枉过正了。以上都是论述淮盐的利弊。此外论述淮盐利弊的，如《两淮盐法志》、沈起元的《论淮盐书》、汪甡的《两淮盐额新增述》之类，都不再赘述引用，因为与现在的利弊已经不同了。其余分别论述各省盐法利弊的，如论述浙江的盐法，则有《两浙盐法志》、帅瀛的《清查浙省盐课疏》；论述福建的盐法，则有裘行简的《闽盐改税疏》；论述江西的盐法，则有沈起元的《论江西盐务书》；论述直隶的盐法，则有《长庐盐法志》；论述广东广西的盐法，则有《两广盐法志》、彭耜的《粤东盐政议》、杨琳的《粤省盐法疏》、孙玉庭的《粤东盐法刍言》、高云的《广西行盐议论》；论述山西河南的盐法，则有农起的《口盐淮晋民贩卖疏》、巴泰的《会勘山西盐池疏》、朱云锦的《河南盐法疏》；论述陕西甘肃的盐法，则有方维甸的《请汉中盐课归地丁疏》、姜

译关于折收的奏疏；讨论云南、贵州盐法的，有王芝成的《云南盐法议》、屠述濂的《请改云南盐法议》、张浤的《滇南盐政》、范承勋的《黔省改食川盐疏》、王继文的《请黔省仍食川盐疏》；讨论四川盐法的，有张德地的《四川盐课疏》、严如煜的《川盐论》。这些都是根据当地情况来论述利弊的，其利弊各不相同。然而，利弊不仅因地而异，也因时而异。以上所讲的虽然都是本朝近期的事情，但对于当今的利弊，恐怕又有所不同吧？所以一概不泛泛引用，而是再引用近日丁稚璜制军关于川盐利弊的论述，以此作为结尾，希望切合时宜且具有实际意义。

考察今年二月四川总督丁制军弹劾盐道蔡逢年扰乱盐法的奏疏，其中所讲的弊端有前人未曾提及的。比如他说，部里颁发的定额盐引和余引，私盐贩子将余引填入归丁引内，而把归丁的盐引提取作为商销的盐引，导致混淆，这是第一个弊端。又说，铜梁、井研两县奏明将盐课改为归丁缴纳，其盐引应留在道台库中，如今在铜梁的归丁引内清理出三张水引，引内的水陆字样是挖补填写的，明显是在挖补行销后插入充数，这是第二个弊端。又说，查盐商呈文中称盐引有挖补现象，关隘不得阻滞，批准并命令关隘放行，使得设关查验的制度形同虚设，奸商得以肆意舞弊，这是第三个弊端。又说，查合州、乐山、洪雅、内江等地，已批准归丁缴纳，却仍含糊地发放盐引，既让百姓代完商人的盐课，又让奸商得以领取无课的盐引，这是第四个弊端。又说，改代、改配必须详细明确才能分辨，然而改过的二万张水引、六万张陆引，均无详细说明。按照依据，一张水引需费四两二钱，改展一张水引需费一两六钱六分，奸商和狡猾的官吏借此营私舞弊，这是第五个弊端。又说，广安州征收的盐羡银一千四百两，已全数申报解送，却两次被参劾；又华阳县完纳的盐羡银二百九十两，早已全部完纳，也被参劾，挪用来抵补其他县的税课，以规避处分，这是第六个弊端。又说，增添外短、平外短、水短、新平短例平等各种不合常理的名目，计算任期内共扣银八千两，均在解到的正项银两中先行扣除，将扣除数作为欠数，令其照数补解，这是第七个弊端。以上关于四川盐弊的论述已经非常详细了。

又考察丁制军弹劾前任四川盐道傅庆贻将厘金拨作羡银的奏疏，其中关于盐弊的论述也很详尽。大意是说，傅庆贻创立了将厘金拨作羡银的方法，从此羡银和厘金两项颇多混淆，导致征收处所愈发短少不足。创立拨厘作羡之法，是在商人应完的厘金项下，允许每张盐引拨出厘银二两，抵作应完的羡银二两收入国库。计算从同治十一年定章开始，到光绪三年奏改官运停止拨厘为止，前后五年，仅收到拨厘银十四万两，各商欠银三十九万两。总计从咸丰九年起，到光绪四年止，共欠一百四十万两。未经拨厘作羡时，每年欠羡不过四五万两；已经拨厘作羡后，每年欠羡多达八九万两；等到停止拨厘，每年欠羡不过三万两，得失显然可见。傅庆贻创立此法，名义上是拨厘作羡，实际上是挪用厘金减少羡银，以至于数年之内欠羡达到一百四十余万两。这是丁制军所说的拨厘作羡，也是四川盐弊中的大弊。至于丁制军自己说，开辟滇黔边岸，实行官运商销，则是川盐的大利。本朝二百多年来，十八省的盐法随地随时变化，不可胜数。这里就近期情况而言，希望不至于成为陈词滥调吧？

译关于恢复淮盐销售区域的建议

两淮地区的纲盐共有二百万引，其销售区域跨越六个省份。考察康熙初年所划定的销售区域，向西直达湖南、湖北，向北到达河南的归德、陈州、光州，向东延伸至江南的徐州，向南则包括长江以西及安徽的国和州等各地，涵盖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是其大致范围。自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淮盐运输通道受阻后，作为权宜之计，河南地区改食山西的池盐，湖南、湖北改食四川的井盐，江西则有时食用浙江盐或福建盐。叛乱平定之后，近来有臣子认为湖南、湖北是淮盐畅销的销售区域，曾上疏请求恢复，其言辞恳切详细，众人皆知，此处不再赘述。现请推论其余地区。考察唐代杜甫的诗句说：“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渺吴蜀舟楫通，盐麻”，还说：“蜀麻久不至，吴盐拥荆门”。吴盐即指淮盐，提到荆门则已到达楚地，提到蜀则已到达四川。如今四川有井盐，已不再是淮盐的销售区域，而两湖地区作为两淮的销售区域，难道不应该恢复吗？况且湖南、湖北在明代已是淮盐的销售区域，考察郭起元论述盐法时说：“明代两淮盐场有三十处，盐销往应天、国、太平、扬州、凤阳、庐洲、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州、和二州，江西、湖广两省，以及河南汝南、阳三府，还有陈州。”这是两湖在明代已是两淮销售区域的证据。至于湖南的衡州、永州、宝庆三府，前明先实行淮盐，后实行粤盐，顺治十八年奏准恢复实行淮盐，这是恢复淮盐销售区域的先例，如今为何不能也恢复各销售区域呢？又考察康熙年间划定区域时，两湖全省都实行淮盐，而孙玉庭在《盐法隅说》中说：“湖南都销售淮盐，只有郴州销售粤盐”，那么郴州的銷售区域难道不应该恢复吗？再以河南的淮盐销售区域为例，明代汝宁、南阳、河南三府都实行淮盐，万历年间御史李戴奏定汝、开封、陈州、商水县、项城县、沈邱县、西华县、南阳所属的舞阳县以及光州、光山县、商城县、固始县、息县都食用两淮引盐，而康熙四年改陈州四个属县、舞阳一个县食用芦盐，二十六年又将陈州六个属县全部改食芦盐，那么陈州作为淮盐销售区域，难道不应该恢复吗？况且汝府本来也是淮盐销售区域，雍正年间田文镜上疏曾说：“汝府九个属县，光州一个州四个属县都食用淮盐”，而光州所属各县都与湖广接壤，奸商趋利，将汝府的引盐全部运至湖广，作为私盐售卖。而汝、上蔡、新蔡、西宁等县，多年没有销售一引盐。至于汝、上新西等县，都与销售芦盐的陈州、项城、西华、商水、沈丘等州县接壤。而汝、上新西等县的百姓，又把长芦的官盐当作私盐。按照田文镜所说，既然如此，那么如今陈州、汝府的銷售区域，难道不应该一并恢复吗？如果担心汝府盐滞销，防止芦盐私盐流入汝府，禁止汝府引盐流入楚地，那么自然就会畅销了。至于江西的淮盐销售区域，康熙年间，江西全省都是淮盐销售区域。如吉安府曾食用粤盐，后来仍改食淮盐，已经恢复了。至于广信、赣州二府，广信销售浙盐，赣州销售粤盐，这两处的销售区域也应当恢复。即使说广信靠近浙江，郴州靠近广东，靠近则盐价贱，远离则盐价贵，不能强迫百姓舍弃便宜的而食用贵的，舍弃近处的而选择远处的。然而靠近淮地的人，难道不应该食用淮盐吗？于是定例以江为界，如江南的镇江、常州二府都食用浙盐。常州、镇江二府距离淮扬近而距离浙江远，淮盐近而贱，浙盐远且贵，为何又让百姓舍弃便宜的而食用贵的，舍弃近处的而选择远处呢？这在朱文端的盐法疏中已经说过，想要改食淮盐。于是雍正二年，江督查弼纳上疏请求常州、镇江二府改食淮盐，但会议没有实现。我私下认为，这两府衡量情势，确实适宜改为淮盐销售区域。况且想要恢复淮盐销售区域的人，并不是想要援引旧例、体察民情，全部夺取其他盐的销售区域来恢复，而是为了厚待淮盐、偏袒淮盐。因为两淮的引额最多，引税最重，引本很大，销售区域应当广阔。如今引盐积压过多而销售区域反而减少，那么就会把盐放在无用的地方，定额盐滞销，国家税收无着，官商共同困顿，百姓难以生存。上损害国家，下损害百姓，中损害官员与商人，这不是长久之道。想要筹划出路，非恢复销售区域以畅销不可。户部盐法志说，天下盐税，两淮占其一半，那么销售区域自然应当占天下的一半。两淮引额最多，考察明代洪武年间，两淮引额仅七十万引罢了。本朝顺治九年定两淮引额为一百四十一万引，是加倍了。近年引额则为二百万引，是三倍了。明代一百斤，如今引三百斤。那么按额折算斤数，如今比明代增加了九倍。增加引额而减少销售区域，盐从哪里销售？这是想要它出来却关闭了门。销售区域应当恢复，这是第一点。况且两淮的盐税最重，沈起元论述盐务说：天下盐税没有比两淮更重的，每引正税六钱七分五厘，各省相同，而淮盐还有杂派钱粮，加上归公款项，至今每引二两有余了

译（这）是其他省份的二三倍。加重盐税却减少销盐区域，这笔钱将从哪里出呢？这是应当恢复销盐区域的第二个原因。况且淮盐的成本最大，每引盐的税额有两两多，比起其他盐的成本已经三倍了，再加上锅价、场本、水关税、厘金、引费等各项费用，那么每引盐的成本就有六两多。成本如此巨大，盐价不得不高昂，于是淮盐昂贵而其他盐便宜，北面连接长芦盐的口岸，被长芦私盐所侵蚀；南面连接浙盐、闽盐的口岸，被浙私、闽私所侵蚀。只有两湖的销盐区域连接四川边境，而川盐也很贵；连接广东边境，而粤盐也很贵，即使稍微提高盐价，盐引也不会滞销。定额之多，税额之重，成本之大，都依赖于此。如果两湖的销盐区域不恢复，那么两淮的盐引就无法销售。这是两湖的销盐区域应当紧急恢复的第三个原因。只有恢复（两湖引地），才能定额充足而税赋丰裕，盐能销售而财富充盈，对上有利于国家，对下有利于百姓，而对中间的官吏和商人也都共同受益。

译关于购买补充常平仓粮食，并严禁积弊的奏疏。咸丰元年。朱应元。

臣私下认为，各省州县设立常平仓，储存粮食，每年惯例在青黄不接、粮价较贵的时候，各地根据地方情况，按比例平价出售，等到秋收粮价平减时，再购买补充归还仓库。遇到水旱偏灾，就酌情动用碾磨，减价平价出售。一旦年成丰收，就立即购买补充，调节盈虚，这是极好的制度。那些没有及时按期限购买补充足额的，查办参奏议处，律例有明文规定。然而近年州县亏空日益增多，不是将仓粮私自变卖，就是将粮价擅自侵吞挪用，偶尔遇到偏灾，几乎无法应对。上级官员查阅账册，说仓里有粮食可以碾磨出售，责令州县办理，州县突然无法辩白，就只凭一纸空文敷衍回复，这是有动用碾磨的名义，而没有平价出售的实情。嗷嗷待哺的百姓，已经得不到实惠，而且仓粮既然没有可卖的，就不免强迫富裕人家出粮赈济，甚至从中贪污，这是近来州县的通病。现在正值清查亏空之后，各州县应存的粮价应当已经追赔到位，应当急忙命令购买补充，以杜绝继续亏空。正值去年东南各省被水成灾，即使有实存的粮食，也已经碾磨出售殆尽。今年各省秋收丰收，粮价自然逐渐平减，正可以及时购买补充。那些受灾较重的地区，一时元气未复，恐怕采购过多，会影响百姓食用，也应当察看情况，随时酌情购买，务必让粮食逐渐达到足额，以备不测。只是采购中的弊端也应当预防，州县谎称采购，以无为有，以少报多，虚报粮价，借机中饱私囊，这是侵吞冒领的弊端。也有借口采购，而指派田产较多的农户承认代买，少给价值，责令赔偿，或者强行收缴应赔的价款，又指派其他农户承买，假公济私，骚扰百姓，这是强行摊派的弊端。至于吏役乘机勒索，书吏幕友勾结侵蚀，经纪任意把持，种种弊端相继产生，这是便民的政策，反而变成害民的祸端，尤其不可不严加查禁。应当请旨命令各省督抚，转令各州县，趁着这一年丰收谷贱的时候，将现存粮价全部购买补充，以充实仓储。那些百姓粮食不充裕、粮价反而平减的地方，也命令随时体察情况，酌情购买补充，务必达到足额，并责成该管道府严密查访，如果所属州县有侵吞冒领、强行摊派以及纵容书吏等人借端滋扰的弊端，立即揭发参奏，不要稍有徇私隐瞒。此后仍按照定制，根据地方和时势分别确定比例，陈粮换新粮，以免日久霉变，那么仓储足额，水旱灾害就没有可担忧的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拟以李悝平籴法辅助社仓的议论

朱熹社仓的方法，由乡绅捐资积米，救济乡人在歉收年份的饥荒，夏天领取米，冬天归还仓库，不加利息，可以说是仁爱百姓，所以从宋朝实行至今，制度极好。现在已经推行到天下。只是捐资由乡绅承担，一乡的乡绅不多，那么社仓的储米有限，假如遇到灾荒，饥民还米困难，仓米容易空虚，恐怕难以持久。只有拟仿李悝平籴的方法，在丰年米贱时，再劝告乡绅籴米以扩大储备，那么即使遇到灾荒，多次赈济也不担心米竭。两种方法参合实行，这更是长久之善法。考察李悝平籴的方法，详细记载于《汉书·食货志》，其方法在年成丰收谷贱时增价籴入，大丰收籴入三份，中等丰收籴入两份，小丰收籴入一份，年成饥荒谷贵时则减价发放籴出，在年成的丰歉和价格的增减中恰好达到平衡。李悝在辅佐魏文侯时实行此法。按照李悝的原则是丰年籴入歉年粜出，现在仿行此法以救济社仓，那么丰年籴入可以储备米粮常满，歉年赈济可以多次救济不竭。社仓如果参合平籴的方法，就可以长久了。否则社仓虽然制度良好用意美好，遇到灾荒多次赈济仓米容易用尽，必然导致饥民嗷嗷待哺坐视而无所作为，这也是仁人痛心疾首的事。应当预先筹划，应当参合此法，谨献末议。

积储论

刘树堂

事情有实行久远而实惠均沾的，只有积储而已。积储，是想让年成的丰歉有所准备，而远近相同。然而常平仓储存在官府，穷苦百姓尚未得到恩惠，奸商先得到利益，更不用说胥吏的侵吞，社仓储存在民间，懒惰的农民乐于长期借取，富户苦于多次捐献，而且不免豪强自利。百姓免除而官府储存，这是义仓的设立，足以补救这两者的不足。北方平原旷野，没有山川来产生霖雨，大多丰年少，歉年多，尤其应当对这三种情况斟酌尽善，预先积储，在灾祸未发生前补救。我朝常平、社、义各种方法，实行有成效，早已定为常例了。现在查阅古老的册籍，考察官府，有的粮食空虚而仓库存在，有的仓库倒塌而土地还在，凋残的县邑如此，完善的地区也如此，很少有人说有治理的法度没有治理的人，那么法度终究不能实行吗？试着从古至今仔细筹划，有相似而不尽相同的，有已经实行无需变更的，有彼此形势不同不妨稍作参酌的。常平仓在官府，同样是减价出售，只准卖给贫民，买者限制以升斗，而市场的价格任其增加，那么四方的粮食有以政令调控。同样是增价籴入，

译即便在四乡采购，也必须将真实的粮食存入仓库，这样行商就不能独占利益，而胥吏又怎能徇私舞弊？情况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就是如此。

社仓设立在民间，选择殷实稳重的人担任仓长，以保正、甲长担任副职。春季借粮时，根据人口数量，核查田产情况，以此发放粮食，无业游民不得因私情而受包庇。秋季还粮时，每谷一石加收一斗利息，若遇歉收则免除利息，并应酌情延缓期限。年底详细造册，上报官府，将剩余的粮食分配用于赈济。动用的是利息米，不必年年劝募捐款；设立的是社仓，自然应当村村相连，用各乡的财力作为一乡的储备。拿出粮食的人不要吝啬，劝募的人不要强制，核实缴纳情况，酌情给予奖励。已经实行且无需变更的，就是如此。

义仓是百姓捐出而由官府代为储存的。方敏恪公总督畿辅地区时，统计直隶一百四十四州县，共有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处，设立仓库一千零五十座，立法最为周详。按照他的规划依次恢复，不妨稍加斟酌，责令绅士管理此事，而由州县考核成效。每逢丰年，分发印制的簿册，在粮食充裕时收取微薄之数，在物资充足时寻求水火般的急需。捐谷的人给予褒奖，管理事务的人发给薪水。积存的粮食既已丰富，增设子仓，不必推陈出新以求增长，也不必春借秋还以谋取利息。丰年确实有所储备，灾年确实有所救济。出纳委托给绅士，但实际数目必须让官府知晓。赏罚出自官府，但用人必须由绅士推举。官府与绅士相互制约，利益才能长久。彼此形势不同，稍加斟酌的，又是如此。

如今天下人口日益繁多，则谷价日益昂贵，不必在每年节省开支。风俗日益败坏，则费用日益增多，不能保证都有余粮。因此适宜公督私藏，命令富民积蓄并在家中自行储藏。地方官时常查访此事，晁错充实边塞粮食的方法，以及贾谊驱使百姓回归农业的意图，也隐含其中。各种方法实行后，穷乡僻壤已有依靠而不恐惧。至于繁华之地，万商云集，百姓很少从事农业，像天津这样的地方，又适宜效法义仓的方法，劝设商仓，令各行根据能力捐输，选择聚居于此的人管理此事，赈济与借贷并用，奸邪之徒不生，使他们知道救济贫困的人，也就是保护富人。上级实行实政，下级得到实惠，自然可以历久不衰。端正人心，敦厚风俗，广泛任用人才，都从这条道路中获得，难道不值得信任吗！

译读《平籴考》

黄式三

籴入粜出，是古代的法度。北宋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弊端。南宋朱熹于是提议设立社仓。李穆堂公对此评论说：“如果执行的人得当，青苗法也就是社仓法；如果执行的人不当，社仓法也就成了青苗法。”我赞同他的话，但可惜他说得还不够透彻。朱熹提议设立社仓时，主张在不愿设立的地方，官府不得强迫；在已经设立的地方，百姓不愿借贷，官府也不得强迫。发放时，给的是粮食而不是金钱；推行时，必须怀着仁爱忠利之心，不使用聚敛急迫的计谋。这个提议固然很好，然而熙宁年间设立青苗法时，也说过这些话了，最终却演变成强迫借贷、发放金钱、聚敛急迫的局面。法令一立弊端就产生，弊端逐渐蔓延扩大，是法令所不能完全杜绝的。假如让君主推行社仓法，强力要求天下普遍实行，其弊端也是一样的。朱熹社仓法说：“由乡人负责，不由官吏负责。”但看他的文集中所载社仓事务，每年五月下旬、十月上旬，由县申报府，派遣一名官员与乡官一起支取借贷、收纳粮食，那么说社仓事务不由官吏负责，恐怕未必如此吧？家产钱在六百文以上、衣食无忧的人，不申请借贷；那么申请借贷的都是极贫的下层户，在收纳粮食时，不鞭打拷打就能收上来吗？十人结为一保，有人逃亡或死亡，同保的人平均承担。缴纳足额如同借贷者，都是贫户，他们怎么承受得起呢？如果说同保中有富人，那么十人中就是贫富相间的了。现在富人借贷粮食要出二分利息，又让他们偿还逃亡死亡者的粮食，不强迫的话，富人会心甘情愿吗？朱熹的朋友魏元履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设立社仓，荒年发放以救济百姓，而不收利息。朱熹担心魏元履的做法将导致长期储存而迅速腐烂，恩惠既狭小，事情也不能长久。然而魏元履也批评朱熹沿用了王安石聚敛的余谋。朱熹在《长滩社仓记》中自己说了这件事。那么社仓的粮食，无论收息还是不收息，都不能没有弊端吗？朱熹又说社仓收息，只是一时为了方便办事的说法。魏元履不收息的话虽然粗疏，却有着三代王政的遗风。请求几年后免除利息，然而利息果真能免除吗？试以崇安社仓为例，米六百石，每石收息米二斗，实行十四年，得到息米三千石，打算此后每石只收息米三升。这是朱熹打算而未实行的策略罢了。倘若依照这个实行，借贷三千石米，只得到息米九十石，其中每年有固定的费用，如官吏费用米六十石四斗，盖墙买防鼠器具米九石，总计米六十九石四斗，而未定的各种费用，如老鼠吃、麻雀损耗、风干、雨湿、缩水、损坏腐烂的米，以及徒役奔走、出纳的人工，都不在这个数目内，九十石的息米，能支付这些吗？如果全部捐出息米，这些费用又从何处出呢？那么朱熹在崇安实行，而人们认为他是德行高尚，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像王安石在鄞县实行，而没有大弊端一样。李公所说的崇安任事的人，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学道的君子。朱熹文集中所载社仓记，建昌军南城县的社仓，吴伸、吴伦拿出私粮四千斛来设立；婺州金华县的社仓，潘叔度拿出粮食五百斛来设立。这些仓主是富有而好义的人，意在救济他人，不谋求自己发财，没有对各户的强迫借贷，没有对逃亡死亡者的追索偿还，减少了仓粮支出的费用，节省了官吏监察的资财，事情所受益的大，而且可以长久实行，这就是朱熹特别喜欢称道的原因。不能做到这样，而由官吏来实行，那么弊端就百出了。有人说：熙宁年间实行青苗法，驳议的人只说古今情况不同而已，莫非国家服事收取利息，本来就是周公的典章吗？回答说：赊贷的法度，见于《春秋传》，宋国的华氏、齐国的陈氏尚且能实行，难道一定不取利息吗？只是《泉府》所说的，只是因为祭祀、丧纪缺乏，暂时赊借，用劳役来偿还，而又说：“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具”，意思是贷入的财物进入泉府，使用的财物从泉府取出，不是说从所赊借的利息中取用。《周官》本经，其义理非常清楚。熙宁借贷收取的法度，通行全国，贫富各户每年有常例，这是谋利的术数，怎么能援引周公来自我辩解呢？有人说：泉府收购市场上卖不掉的货物，以等待不时之需而购买，管仲、李悝也有敛散籴粜的术数，古代都实行过，后世有的不实行，有的实行却导致弊端，为什么呢？回答说：没有仁爱百姓之心，而怀着私利来交接，法令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泉府的法度幸好没有实行罢了，不然，泉府说货物滞销就购买，后世必定不是滞销也购买了；泉府说等待不时之需而购买，后世必定规定时间，强迫分配了。管仲、李悝的法度，籴入粜出、收敛散发，只在粮食太贱伤害农民、粮食太贵伤害百姓的时候实行，观察时弊而实行非常之法。法令有可以暂时实行的，不应该执定为一定而一概施行。后世实行这种术数的人，定为每年的常例，籴入不在贱的时候，粜出不贵的时候，籴入就压低价格，粜出就抬高价格，存有商贾的心意，居于官吏的高位，以官吏的高位，夺取商贾的行业，百姓害怕商贾的贪婪刻薄，就远离他们罢了，对于官吏不能远离，就坐以待毙。

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