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七户政

译既然已经征收赋税，又征发劳役了。如今将地丁银并入田赋，南方的徭役也并入田赋，向百姓征收的项目简化，不能说不比古代更好。于是烟户门牌就凭主观臆造，导致无法详细知晓户口数量。其弊端在于，百姓轻易离开家乡，各地人口混杂居住，成为逃犯藏匿之所，即使发出通缉令或提审令，十个人中也抓不到一个。这就是说有利益就有弊端。另议恢复宗法，恢复乡职，让族人详细知晓本族人数，让乡董详细知晓本乡人数，事情必定不难办到。应由朝廷颁布统一格式，每人发给一照，乡董造册，州县官加盖印章，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淳说：“丞相之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之中，令其保存此照如同贡单捐照一样。”如果发生生老病死等变故，或关涉乡董出行流寓，也照此办理。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人们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孟子说：“死亡迁徙都不离开家乡。”这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有了这一办法，他乡可以据此查禁，以讥察奸宄游民，或许能稍微减少一些吧？有人怀疑案牍文书会繁琐，回答说：“各项议案所省去的案牍不知有多少，所增加的也仅仅如此，况且这是古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译利农恤商以培养元气片

治理国家的道理，把财富积聚在国家，不如把财富积聚在百姓手中。使百姓获利，就是使国家富裕。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这话听起来似乎迂阔遥远，但观察我朝历代的德政，以及近年皇太后、皇上颁布的政令，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东南各省士民自愿捐输，数额多达数十万不等，这才知道有子的话并非虚言。臣去年路过金陵、扬州一带，见那里设有山西、河南捐局，沿街张贴图说，详细陈述灾民的困苦，设立钱筒，任由百姓自行投钱，不登记姓名，等到凑足一定数额，便制备衣粮，解往各省接济。灾民固然因为民情好善，也因为我朝深仁厚泽，让百姓休养生息所致。施舍而不求回报，帮助国家养育百姓，从民间获取财物，确实不容易。但这更足以说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保护百姓的财富，财富应当积聚在百姓手中。查探这些捐款，都出自商人和百姓。战乱以来，民气尚未恢复，商贾的利润远远不及从前，但他们急公好义，尚且如此，这确实不能不加以养育。况且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角落，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到处如此。地方官只知道城市的情况，并不设法招徕百姓，全部开垦荒地，即使勉强推行，而胥吏苛索的弊端也未消除，其他省份的客民仍然止步不前。再加上那些追逐利益的人，事事与百姓争利，不知道为国家养育百姓、把财富积聚在百姓手中的道理，百姓如果真的困穷，遇到紧急情况又依靠什么？其祸患不可胜数。现在捐务已经停止，财政尚未充裕，如果在常法之外，另外增设加征，这既不是为民间培养元气，也不是为朝廷培养元气。所以现在的计策，只有招徕百姓、减轻赋税以利于农业，放宽厘金、减少征收以利于商业，不要剥削百姓的生计，不要夺取百姓的利益，这才是保全世道、滋长壮大的首要图谋。拟请旨令各省封疆大吏督率属员，都以国家养育百姓为要务，凡是对农商有益的事，依次推行。农田方面设法招徕开垦，不要让胥吏勒索；厘税方面严禁各局的流弊，不要因为捐输停止而额外抽加。此外如果稍有损害百姓、损害商人的地方，随时裁减，不要使百姓受害，那么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民情更加善良，而国家根本更加稳固了。为此附片陈述，是否妥当，恭请圣鉴。

国债

论国债

如今天下有家庭的人家，在兴盛时财物充足，计算每年的收入常有盈余；等到衰败时仓库空虚，入不敷出，家境窘迫，但日常各种费用又不能免除，于是不得不向人借贷，以救济困乏，这就是所谓的债。然而债重则利息重，利息重则更加支撑不住，家庭于是破产。常常见到近世人家因为债务沉重被人盘剥利息，而不能振兴家业的，比比皆是。所以当世的老成之人常常以是否借债来预测家庭的盛衰，大概没有家庭富裕却借债而受重利困扰的。治理家庭与治理国家相同，治理家庭既然不应当借债，那么治理国家似乎也不应当借债。然而欧洲各国号称富强，但它们向商人借贷利息的国家却没有一个没有的。考查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间，各国所欠国债总数，如西班牙欠二十六千一百三十七万五千磅，丹麦欠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九磅，瑞典欠一千五百五十一万二千磅，意大利欠三十六千零八十七万七千四百零七磅，英吉利欠七十八千四百九十七万二千一百零三磅奥地利欠三十四千六百九十二万六千九百零三磅，比利时欠三千六百九十八万一千九百六十磅，法兰西欠七十四千八百七十九万零八十二磅，德意志欠六千七百三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磅荷兰欠七千八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二磅葡萄牙欠七千二百八十三万三千磅俄罗斯欠三十七千五百万磅，瑞典挪威欠八百五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磅。用钱币和饷税相抵，有的几年还清，有的迟至十几年之久才能还清。其详细记载在九月初五日的报纸上，而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后各国继续借的债不在其中，也不知道数额是增加还是减少。海外情况不能深入了解，而且一时也不容易稽查。只有《时务报》记载德国造册部报告德国国债，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前德国向来没有债，这一年筹措借贷十兆马克，三年后才用完，从此以后每年筹措借贷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国债总数达到二千九十一兆二十五万马克之多，而其折价数目实际计算为一百二十九兆二十三万三千五百马克。其中长期借息四分者，共四百五十兆马克；借息三分半者，七百八十兆五十万马克；借息三分者，八十五兆马克。所借国债中，整顿陆军计费一千二百五十四兆五十万马克，水师计费二百七十八兆七十五万马克，铁路及边防两项计费共二百六十二兆马克，邮政

译电线共花费六十二兆七十五万马克；开鲍尔铁路和运河共计一百五兆二十五万马克；在白兰门及汉白两处设立海关的费用共计五十二兆马克。然而这些都有实际的产业作为抵押。陆军所建的房屋及购买的田地，估价共计九百兆马克；铁路估价七百兆马克；邮政和电信共计三百兆马克。据考察，泰西各国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后的债务，只有德国是清楚的，其余各国都无法详尽知晓，既然由德国类推，也可以知道情况与往昔没有不同。只是各国之所以借债，都有实际产业作为抵押，像德国的房屋、田地、铁路、邮政、电信等类获利非常丰厚，所得足以偿还利息，不过是把借来的债款暂时垫付使用，并不是因为财政匮乏才开始借债。所以欧洲各国借债与中国人借债，名义虽然相同，实质却不同。如今我国因为创办铁路、振兴各项事业的原因，向各国借贷，其表象与欧洲各国的债务没有区别。然而欧洲的债务多向商民借取，所以国家富裕，民众也富裕；中国的债务不向商民借取，而是向外国借取，即使所成的事业可以获利，但年终的利息已经被外国人获取，那么我国能沾到的剩余利益，应当也不多了。这又是中西国债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时务报》所载，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前德国向来没有债务，而九月初五日的报纸则记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七十二年后德国已有国债，不知道为何说法出现分歧，哪个对哪个错？请问那些熟悉西方语言并与我会审的副领事吧。翻译的权力已经如此重大，那么驻扎在我国京城的钦差大臣，更可以知道了。唉！唉！他们是钦差，我也是钦差；他们是领事，我也是领事。为什么他们的权力如此重大，我们的权力如此轻微呢？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想要不变化却希望通达吗？能做到吗？这是我所期望于执掌国家大权的人的。

译论中国适宜借国债以筹办善后事宜

如今日本的祸患已经平定。在这创伤巨大、痛苦深重的时候，正是发愤图强、立志成为雄强国家的时候。如果不努力谋求振兴，仍然拘泥于旧有的成法，坐视国家贫穷衰弱，难道除了日本人之外就没有值得担忧的敌人了吗？现在中国赔偿日本的巨额款项都是借的外国贷款，这三亿两白银，如果全部借自洋人，总计利息数额非常巨大。而且所借的外国贷款都以英镑汇率为准，其英镑汇率都由洋人掌控。每次看到借债时洋人故意抬高英镑汇率，还债时又任由英镑汇率跌落，由此看来，我们吃亏连连。签订这个和约，难道不是使我们贫穷、使我们衰弱的明证吗？如果不改变旧法，推行新政，想要谋求富强，终究不是容易的事。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才荟萃，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可惜啊，疆域虽然广阔，却不知去开辟；人口虽然众多，却不知施行教化；物产虽然丰富，却不知去振兴；人才虽然众多，却不知去选拔任用。凡是修建铁路、制造兵舰、兴办工业、振兴商务、发展农桑、利用丝茶之利、设立驿站、电报、议院、商船、开垦荒地等一切富国富民的措施，都置之不理。偶尔有实行的，也不过是舍本逐末罢了。只是每天忙着攀附权贵、行贿受贿，上下互相蒙蔽，粉饰太平，苟且偷安，把颠倒黑白、妒贤嫉能当作要务。除此之外，就是经营产业、购置田产，左边宠着娇妻，右边拥着艳妾，穿着华丽的丝绸，吃着人参燕窝，俊俏的仆人在前伺候，美丽的女婢在后侍奉。追问他们致富的原因，大抵都是对上成为国家的蛀虫，对下危害百姓的生计。难怪捐纳官职的人日益增多，贿赂之风日益盛行，以至于将亚洲数千年声名显赫、文化昌盛的国家，变成了鄙陋凶残的国家。想到这些，怎能不悲伤呢？为中国的长远打算，急切应当仿效西方方法，向本国百姓借债。中国虽然答应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在这两个行省之中，有四亿百姓，这四亿百姓中，能借一万两给国家的何止万人？能借一千两给国家的何止亿人？能借一百两给国家的何止亿人？能借十两给国家的何止十亿人？允许在二十年内还清，每借一百两每年支付利息六两。先将所借的外国债务偿清，然后修建铁路、购买兵船、购置军械、设立学堂、振兴文教、加强武备、训练雄师，这些利国利民的事情，都可以依次举行。依靠这些资金，或许有人担心如此巨额的债务在二十年内，怎能全部偿还给百姓？那么我又有策略。中国矿产之丰富，居天下之首，四川、云南、安徽、广东、山东、甘肃、湖广等地的金属矿藏，遍地都是。如果任用得人，点滴收入都归公家，其利润可以加倍于本金。所谓大地不吝惜宝物，不就是说的这个吗？其他如仿制纺纱织布、缫丝机器，也可以逐渐扩充，使已经丧失的利益重新回到我们手中。于是军队精锐、粮草充足，消息灵通，摧毁日本巢穴，擒获日本君主，收复朝鲜，收回台湾疆土，树立国家威望，震慑藩属国，断绝觊觎之心，都在于此举。只是谨慎选拔出使人才，更是当今的急务。我国担任使臣的人，大都是豪华公子、宰相门生，或者是只会死读书的小儒、擅长辞藻的文人，对外国的语言文字都不熟悉，只依靠翻译在中间传话，一切重大事件不能与对方君臣面对面高谈阔论，想要他们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怎么可能呢？降而至于参赞、领事，就更不用说了。想要他们了解外国情况，就应当选拔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青年子弟，派往各国游历，以增加他们的见闻。如果精通洋务，就派任领事，由领事升任总领事，由总领事升任参赞，由参赞升任钦差大臣。这样阅历已经深厚，对外国情况早已熟悉，胸中有两国交涉之事，可以根据国际公法去争辩，才可以称职无愧。每次看到报章所载中国会审的案件，都只听西方官员的命令，不敢说一句话反驳。我看到近日富商，大都观望，似乎应当用当头棒喝的方法，即由各省督抚严令各府州县属吏公正无私，再加督察。孔子说：“自身行为不正，即使发布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所以乐于捐输的一定要从官宦开始。其余商民，考察他们平时的财力，财产值五万的，就督令借五千；值十万的，就借一万。那些从海外归来、乐于报效的富商，准许他们到督抚处领取凭证执照，安居乐业，子子孙孙永远作为良民，科举考试也不禁止。这样百万军需顷刻间就可以筹办，不然我恐怕商民设立局所时声势浩大，而实际报效者寥寥无几，犹豫不决的讥讽就难免了。愿与当局各位商量。

论停止借商事宜

自古以来两国交战，朝廷大臣手持简册陈述良策，谋士拿着筹码运筹良图，都是为了彰显国威、解除君王的忧虑。即使在草野中的下层士人，也有忘记自己一得之愚见，而不能停止进言的。有客人问：“我国自从与日本发生战端，军饷需求浩繁，所有臣民，究竟用什么办法来解除君王日夜操劳的忧虑呢？”我听说南宋末年屋山之战，张、陆等大臣殉难，有四只白鹇浮在船边，与大臣们一同死去。当时海上抗元的大臣们名字垂于史册，而记载者没有提到白鹇。动物也有知觉，能不抱憾吗？现在听说近日高丽大东沟海战，邓正卿军门慷慨立功，从容尽忠，在洪涛巨浪中坚守大义，有人看见并援引他说：“义不独

译“生”，于是奋身投水自沉，气概浩然刚毅，那惊天地、动山岳的节操，立刻显现出大泣成钦的念头，确实是古今难以见到的。难道仅仅是威震华夏和西洋而已吗？然而当邓军门投入江中时，船中有两条白狗，瞥见邓军门入水，也随即下水沉入波心，用嘴衔住军门的发辫，想要扶持他以便起身，大有报答主人的心意。众军士远远望去，只见邓军门抱住两条狗一同沉没。这两条狗也足以名垂千古了。唉，那些鸟兽本无知识，尚能尽忠报主。我们这些臣民吃着草木、踏着土地，生活在高天厚地之中，那么此次部臣商议，自借商款以同海内风气，应当没有不乐于赴义的。我敢问我的儿子说：“未必如此。”客人愤然说：“大商巨贾，积蓄千金，无非是为了谋取利益。如今部臣议定，拟回利息若干，分期归还。凡是富商，有不勇于缴纳的吗？”而我的儿子却说：“未必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说：“是的。大凡人的情态所见不一，有施舍僧道寺宇而挥金如土的，有捐输国家公项而皱眉退避的。偶尔有捐输的人只愿以无名氏署名，揣测他们的意思，起初是因为近日富商巨贾有从外洋满载而归的，被贪官劣绅所觊觎，逼迫勒索的痛苦不可言说，因此每当遇到地方公事，作为富商的都有戒心，恐怕大名一开便成为成例，开启官绅虎视眈眈的私欲。”客人说：“我国家忠厚待人，已经体察到富商嫌疑的念头。如今听说部臣发议，商款所立券据不写姓，不写名，而只注‘商者’，并非没有用意。”我说：“这固然如此。还有一类锱铢必较，不拔一毛的人，要他的性命则欣然答应，要他的钱财则忧愁不安。纵使雷公手持铜锤，当头轰击，他则左手抱住钱囊，右手想要拔雷公的铜锤，以为奇货可居，作意外大财的打算。这类人，艾灸不痛，若不严加督责，则逍遥法外，而想让他们踊跃缴纳，乐于赴义，形势上本来就不能做到。客人说：‘您的话，确实切中时弊，那么应当如何做才可以，使海内臣民乐于赴义呢？请拿良策示我。’我不禁点头思考说：‘言非所言，议不当议，妄议的罪责，自知难逃。然而我等位居四民之首，感戴朝廷恩履之思，如果砚田余润稍有可筹，所期望的一纸飞扬，沾朝廷雨露之恩，稍助灭倭的军饷，早日平息愤慨之心，这又是仆等日夜祈祷的。’至于商款既已开放，富商巨贾能知大义而乐于赴义的，无论政事，想必能为我解惑。”

译论向商民借款失信于民

如今富商、绅士、百姓异口同声，不肯与官府通融银钱，这已成为牢不可破的观念。其弊病在于君民地位悬殊，政令没有常准，不肯坚守最大的信用，百姓无处控告，而官府聚敛苛急，在怨恨叹息交织之后，好不容易开出一条生路，不能扩充推广，又被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所误导。像向商民借款、苏州、江西的事情就是如此。唐尧虞舜时代，契担任司徒，弃担任后稷，只分别掌管教化、农业、财政三方面的职事，不与六官并列。《王制》说：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寡，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商人不得被推举选拔为官吏。王衍口中不谈钱，孟子说：“何必说利”，轻视货利、崇尚道德的风气，渺茫难以追寻，而桑弘羊、孔仅之流反而更加被当世君主所尊崇任用。大抵都是损害下层以增益士大夫的谋略，巧取豪夺的叹息。汉武帝尊崇卜式为三公，以风气示天下，最终没有响应者。明太祖抄没沈万三的家产，充军到云南，猜忌已经太甚，使富民寒心。而交子、会子这类纸币，公然掠夺，更足以成为世人的诟病。况且民间平常的钱债诉讼，官员认为是小事不予严加追讨，甚至导致无法偿还。如果欠债的人稍有势力，不仅问官不受理，而且债主也不敢控告。有人说周赧王筑台避债，还存有夏商周三代的遗风，近代以来则法律禁令、官爵俸禄，都成了赖债的工具了。国家政尚宽大，圣祖“永不加赋”的诏令，宝贵永亿万年无疆之福，厚泽深恩，深入骨髓，所以遇到重大差役，无不念及此而踊跃输将，唯恐落后。而大钱、钞票的制度，捐输、报效的命令，当事者以为用权术愚弄百姓是自认为得计，不知道下层百姓虽然愚昧，但计较财利的念头最迫切也最精明，固然可以感动但不能欺骗。中日战事正紧急，日本军需匮乏，仿照西方成法，下令向本国百姓借贷，大藏卿发行五兆元的借券，交给各郡县分派，争先出借，不到三个月而集事已登记在册，数额超过原借数额一倍半有余。我们中国则有急事不直接向本国百姓借贷，反而向外国商人借贷，号称“洋债”。洋商聚集借贷多，邀请华商附股，华商都深信不疑，趋之若鹜。利息较重，又按金镑先令折算，适逢金价昂贵，亏耗更大，也甘心承受。战祸既起，各国应当恪守局外“两不偏助”的公法，竟然到了借贷无门的境地。户部尚书仰屋兴叹，不知从何筹款，于是向华商借款的议论兴起，巨额资金不至于流出海外，隐含藏富于民的至计，而且免除金镑先令的耗损，按期清还本息，允许抵扣完纳关税、厘金、地丁钱粮，以示可靠，商民也借此共同表达同仇敌忾的诚意，即使君民隔阂之气，也可以常常沟通。奏请奉旨批准，诏书辉煌，食毛践土的百姓，都有天良，怎敢不出其有余以辅助公家的急难，而自私自利，自外于生成之恩呢？难道急公奉上的道义，不及扶桑岛民吗？然而老于世故的人拘泥于旧习，说官府常负人，不想立刻解开吝啬的钱袋，经过在事官绅恳切晓谕利害，以大义感动，甚至如金陵大驴子家被管押在府署，即使正值除夕元旦良辰，也不准保释，好像监追亏欠库项的人。统计各省借款不过千万而已，然而已经舌敝唇焦，力尽筋疲了。这难道是商民没有良心吗？恐怕也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吧。

当道诸公应当如何明示？大圣坚守契约，使向商民借款之法从此兴起。将来如有缓急，仍可如取如还，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俗谚有至理。即使不为战事筹饷考虑，而筑铁路、开矿、开银行、建立海军、制造船械等项所需经费，都可以取自我国商民，无须海关作抵押，持券而获，何便如之？确实上下交受其益，可久可大的长策。岂知衮衮诸公别有见地，不犹人？上海通商最早，中西富商汇聚于此，向来称为筹饷要地。甲午战争各国，特立专约，以上海为公共租界，不准扰动一草一木，风声鹤唳无惊，都歌颂为乐土。奉旨向商民借款，派归江海关道经手的，既加监督关防以为不足，又加上税务司签字，以坚定中西商民的信任，而广泛招徕，可不谓千妥万当吗？不久，大宪出示有谕，将应还的借款本息银两拨充商务局股本。一转移间，从此注彼，无非代吾民广筹生业，另开利源，意厚也。不幸被税务司所始料未及，壁壁返秦廷之望。苏州借券用藩司印信的，已拨充商务股本，计六十万两，虽然改填股票交执，俨然称为股东，而商局进出之事不得过问，开局未知何谤？书奚知盈箧？说不是掷黄于虚牝吗？至于江西则有巡抚德寿奏章可考，说江西各绅商报息借商第一次开单，计缴还大票本银、小票利息共十九万二千四百

译两八钱，请依照新海防章程奖励实官、花样翎枝、贡盐加级、封典、虚衔顶戴，并移奖子弟。此后如有情意殷勤报效者，也准许一律办理等语。听闻江西息借的款项总计四十万两银子，即使全部用来报效，也只是区区之数，对国库储备的益处很少。况且捐纳生员只有这么多，这边短缺那边盈余，是必然的道理，起初并没有增加，只是目前看起来多罢了，白白失去大信用，非常不值得。唉！大员的告示可以更改，上谕可以凭借，但官员若使之不可凭借。只有税务司所签署的字据则一定不移，可以当作钱使用，使人不怀疑，以至于同样是借款，使得苏州、江西的希望落空，上海却如登仙境，明显有苦乐不均的区别。合起来计算，百万借款有什么关系轻重？竟然因此失信于民而不顾，真可长叹啊。

译论各国向中国索取赔款

日本招致西方国家怨恨，在于轰击西方国家的战舰，凌辱西方国家的使馆，但这些都属于政治事务，索取军费尚且说得过去。而美国对此还置之不理。如今中国招致西方国家怨恨，完全是因为杀戮教民，杀害教士，这起因属于宗教事务，索取军费是说不通的。攻陷北京的联军，号称是耶稣正教的正义之师，来攻打异教的国家，而德国皇帝也说中国这次是耶稣正教的正义之战，其余其他国家的人也这样措辞，那么军费不应索取就显而易见了。联军虽然号称是正教的正义之师，但其中攻战合法、举动出众的，实际上来自异教的拳匪。海口有海贼，抚宁县境内受害最为严重。拳匪头目张洪，去年在泥沟设坛聚集众人，清军到达后，他逃窜到其他地方，勾结张家口外的拳匪一千多人，配备快枪，预先图谋叛逆。如今从卢龙县进入桃林口，焚毁程谷、田谷及村庄，随即到达马古营、抚宁县，现在率领军队前往抵御，交战很久，清军大败。第二天早上，拳匪长驱直入抬头营，所有捕户和民居都被抢掠，又绑架富户勒索赎金，县令计穷，请求若干英军前来抵御拳匪，而拳匪多为亡命之徒，竟然打败英军，杀死英军军官一员，拳匪死伤无几。前月初一日，临榆县令俞明臣在石门寨守口，担心拳匪来犯，因此与该教堂的高司铎商议，写信请求法军前来驻防，并命令抬营、大新寨信奉天主教的百姓一起来协助防守。初二日，法军统领同高司铎都到达抬营，当时拳匪附和的人越来越多，共两千多人。法军等先占据南山坡的险要地势，不久英、日军队也到达，于是展示战阵，子弹如雨，枪炮如雷，大约共三个小时，拳匪才开始支撑不住奔逃出境，一直追到口外才停止。拳匪死者很多，法军受伤一人，印度兵死亡二人，受伤一人，日军也死亡二人。附近各庄被拳匪杀害的百姓，男女老少一百多口。法军获胜而回，英军想要将抬营城洗劫一空，共毁坏房屋一百多家，不分玉石，池鱼殃及乐亭县，与该处相近也有拳匪纵火抢掠，灾祸非常惨烈。如今南口至张家口尚有德军驻守，延庆州褚司铎受到官长保护非常周全。前几天，天主教杜司铎与官长商议赔偿共一百四十万两，以一年为期，交清永平赔四万两，桑峪先交三万两，通县先交一万两，霸州先交二万两。查，永清县属于顺天府，抚宁、卢龙、临榆、乐亭都属于永平府，延庆州属于宣化府，霸州属于顺天府。又查，永清一字可能是永平之误，永清在顺天府南一百五十里的地方，离海口很远，也不靠近长城了。

论各国向中国索取赔款之非

赔款一事即将定议，但在我的意见，各国不应向中国索取军费。为什么呢？查考国际公法，如果这个国家招致那个国家怨恨，这个国家的人都心存主战，那个国家才可以向这个国家索取军费，否则索取就是不公正的。从前普法战争，法国人以兴师直捣德国首都，使德国都城化为废墟为快，举国都是如此。近来英特战争也是这样，特人中间虽然有主张和议、没有斗志的，英人中间也有怜悯特人认为不战为是的，但两国人中主战的超过半数，那么两国的争斗就是百姓的事，军费由百姓分担，本来也是适宜的。如今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招致各国怨恨，不是华人的过错。当拳匪猖獗，使馆被攻打时，广东客民在内部，驾驶他们的小艇如常，而北方的糜烂情况没有听说，即使听说了，也漠不关心。又四川省种植罂粟的人，操持他们的常业来糊口如常，未曾听说洋人因为运输鸦片进入中国而招致中国的仇恨。倘若围困使馆、焚毁教堂的事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必定说：“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也将置之不理罢了。如今各国所索取的军费，却由这些无罪的人赔偿，难道合理吗？假如在战衅未开之日，向中国的这些无罪之人问：“主战呢？还是主和呢？”那么主和的人必定不下百千万之多，总之中国人都是主和的，偶尔有愚民三五成群，被当权者煽惑，导致滋扰地方，也是意料中的事。各国如果借此为题，来约束全国的人，竟然向索取军费，那么没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了。以为这是公法，公在何处呢？真不可作为准则。西方国家的人，难道视此为文明之法，而想要以此开通中国的愚昧吗？明明知道人无罪而责罚他，即使是野蛮的国家尚且不屑为之，如今反而向来号称文明的国家为之，实在不可理解。中国的刑罚或许波及无辜，但这乃是立法的不善，不是司法者故意作恶。如今我见各国这样做，不得不大声疾呼告诉他们：“无罪者不应波及。”

理财

请权出入以培国脉疏。咸丰二年

汪振基

私下考虑行军日久，筹饷艰难

译困难在于，朝廷众臣仰体皇上夙夜忧劳，屡次提出建议，已经竭尽心智，无微不至。然而，所争得的微小利益，对大局毫无补益。只要军务一天不结束，军需开支就一天不会停止，那么用来筹划使物资不匮乏的方法，该从何着手呢？近来官员捐输，既苦于财力大多达不到要求，至于在各省劝捐，稍有办理不当之处，容易激起民变，这种祸患尤其不可不预先防范。臣目睹时局艰难，认为生财之道，在于开源节流。至于源头无法再开，就必须由上位者亲自践行应当节约的支出。考察古代制度，以三十年间的通例来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意旨深远啊！量入为出，这一句话确实是千古以来理财者所不能背离的。曾经根据户部收支的成数计算，每年收入大约不足四千万两，遇到水旱灾害，还要免除十分之一二的赋税。每年支出大约三千数百万两，这是在安常处顺之时，每年的结余已经所剩无几。而这两年来军饷支出了两千余万两，加上丰北两次拨用的数百万两工需，都在常年经费之外，上下怎能不陷入困境？法制期望经久不变，而变通尤其要顺应时势。川楚之战打了七年而转运供给不竭，如今军兴才两年就已经非常疲敝了。南巡大典举行了五次而财力常常充裕，如今只是去了一次香山就几乎耗费巨大。今昔情形不同，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由此说来，国家用度这一方面，也应当因时制宜，增减损益，调节盈虚，不要拘泥于定例认为不可更改，不要沿袭旧规认为不可改变。应请旨命令下部臣会同内务府大臣全面筹划，详细稽查历年动用库银的条例成案，逐一细致推求，极力加以节省。从朝廷筵宴赏赐典礼等重大事项，到宫中饮食服饰供御等细微之处，那些万万不可节省的都照旧，其余则重新制定章程，一概从简节约。即使是外省的织造贡物，也可以酌情裁撤。减少一项费用就增加一项利益，删减仪文浮冗的多余部分，正是为了弥补征调经费的不足，这样才能不至于频繁请饷，坐叹束手无策。而且无论当今吃紧之时，即使水利工程已经堵塞，盗贼已经平定，而一切善后事宜，处处都需要筹备，这是臣之所以五夜焦思，而急切希望尽早谋划的原因。有人说国家制度不可轻易议论更改，也不可过于安于简陋，这不过是粉饰太平的看法，不知道国家就像家庭一样。治家兴盛时，虽然偶尔有增添华丽、承继前事的情况，但富厚丰腴的景象，常常流露而不自知。等到衰败时，就时常为饥寒担忧，凡是一粟一丝，无不精打细算，力求再减再省。天子以天下为家，形势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方今天下凋敝，确实仰见我皇上节俭持身，谨慎更加谨慎，应当明白深宫之中，想要摒弃奢华、心境淡泊，那么奢侈僭越的积习不禁而自消，这又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浮薄之风，逐渐恢复元气。臣出于因时立制的考虑，区区诚意不能自已，伏乞皇上圣鉴。

译奏为请求节省浪费以充实国库储备并培养国家元气，恭敬地呈上折子仰求圣上明察的事。臣私下认为，户部因为赔款数额巨大，请求命令大学士、六部九卿以及各省将军、总督、巡抚全面筹划的奏折，已经奉旨批准。恳请恩准，户部作为财政赋税的总汇机构，调节盈余弥补不足，怎么会束手无策呢？户部官员既然没有办法，难道内外各位大臣真的有办法吗？即使有办法，也不过是说增加厘金、削减廉俸、增加盐税、兴办矿务、修建铁路、发行钞票、征收房屋税、推广捐纳制度罢了。天地所生之财，只有这么多。我朝在乾隆以前的年收入，不过三千多万，现在因为税厘加征，增加到七千多万了。列祖列宗鉴于前朝末年的过失，丁赋制度只有减少没有增加，遵行已久，不敢逾越。现在虽然没有加赋的名义，却有加赋的实质。税厘的收入，哪一样不是百姓的血汗呢？上面获得的日益增多，下面积蓄的日益减少。如果再实行各种琐碎的补救措施，巧妙地搜刮，无论多么巨大的数额都难以满足，恐怕民间贫困匮乏，民心日益离散，如同剜肉补疮，病情日益严重，暂时支撑眼前，以后仍然无法持续。一年又一年，拖累何时能穷尽？那么，在当今理财，不在于开辟财源，而在于节约开支；不必变革法制，而在于效法祖先。乾隆以前年收入不过三千多万，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耗费遍及七八个省，用兵长达八九年，没听说用度不足。雍正、乾隆年间大规模战争和劳役也时有发生，没听说不足。此外，普遍免除天下钱粮六次，又普遍免除天下漕米四次，以后各省稍有局部灾荒，没有一年不缓征，没有一年不蠲免，其数额不知有几千万，而户部国库却常有七八千万的储备。用过去的支出计算现在的收入，每年应该盈余五千多万，而户部官员还以拮据为忧虑。不知道这五千多万，果真都是实际使用、实际消耗且必不可少的吗？还是被蒙蔽侵蚀而全部归于不可知的数额呢？现在的计策，应当命令户部将现在的年度支出与乾隆以前的年度支出彻底清查，认真比较，过去有而现在没有的是什么？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什么？相同的有哪些？比过去减少的是什么？逐一分析出具体的案语，汇总造册呈览。过去有而现在没有的不计算了，过去没有而现在有的全部裁撤，即使今昔都有但事情已成为具文、无关实用的，也可以酌情暂时停止。皇上也应当力求节俭，宫中所有用度，一律恢复旧制，不使稍有增加。恭读乾隆四十年九月丁卯，高宗纯皇帝的论述说：“即使以内帑而论，乾隆初年，内务府大臣还有奏请拨给户部银两备用的事，现在则裁减浮费，厘清积弊，不仅无须奏拨，而且每年将内务府库银令拨归户部的，动辄以百万计。”等语，可见事情无论大小，只要能够节约务实，自然有明显的成效。以现在的收入，全面筹划，使不超过乾隆以前的年度支出数额，计算每年可节省银两四五千万，那么二亿两的赔款，四五年就可以全部还清。全部还清之后，每年应当扣除四五千万，那么厘金可以裁撤，而民困得以缓解；廉俸可以恢复，而官员的累赘得以消除；捐纳可以停止，而士人风气得以澄清。借此造船制器，整顿军队，何愁恩泽不能遍及天下，威势不能加于海外呢？

只是历年浪费，多半被中饱私囊，积习既深，固结难除，如果骤然加以裁减，必然有人说：“兵员多于从前，军饷不可节省；局员的薪水不可节省；南北洋办理海防、购买船只、营建学堂、炮台坞堡以及机器制造等局的重要需求难以延缓。”养兵期望有用吗？过去兵少而战必胜，攻必取；现在兵多却困守于区区的小岛国，那么无用的兵员应当淘汰。各省局员久已奉谕旨裁撤，地方大员因循观望，至今未予执行。上年山东巡抚李炳衡到任之初，即将局员裁撤殆尽，每年可节省五六万金。山东如此，其他省不能照办吗？各地方大员的意思，不过是候补人员过多，留作调剂罢了。查乾隆四十九年有准许各省试用人员补期尚远的，呈明回籍，等到到班时仍由原省补用的先例；即使现在大挑知县还有截留资取的先例。如果通令各该员中补期尚远、无力当差的回籍候补，对这些官员也没有损害，何必用有用的国库银两供养这些无数的闲员呢？购买的船只全归乌有，不必说了；学堂、炮台坞堡早已建成；机器制造等局创建已十余年，不知道所制的是什么器械，所造的是什么物品？而应用的船只没有一艘不是从外洋购买的，又何必用这些局呢？恳请皇上震怒，全部裁撤，如果有掣肘阻扰的，便是国家的蛀虫，立即严加谴责，毫不宽贷。确实因为在这创巨痛深之际，正是日夜忧虑、卧薪尝胆之时，想要寻求有利于国家、无害于百姓的办法，除此之外，更没有别的策略。果真能够大力振作，那么朝廷不得已的苦衷也可以昭示天下；倘若仍然一味因循苟且、敷衍补救，无论多么巨大的数额都难以满足

译然而所有的钱财，向上不归国家，向下不归百姓，却全部落入中间饱私囊的蛀虫之手，即使每年的收入再增加几倍，又怎么能有益处呢？臣也知道积弊已经很深，清理剔除并非容易，但值此世事艰难之际，若不改变旧法，实在无法收到振兴衰弱、挽救衰败的效果，况且如果沿袭旧章，更觉得有利无弊，因此我不自量力、冒昧直言，毫无保留地陈述，是否妥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恭敬上奏。

译讨论户部大臣拟定节制财政支出的事宜

《王制》规定，以三十年收支相抵的盈余来制定国家的用度，国家对于财政支出应当有所节制，这是古今不变的常道。本朝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用度最为节省。试看京都内的太监宫女，与前朝相比，数量减少了百倍。隋朝时宫女使用的脂粉，每月以万计；唐朝沿袭其弊，耗费也不计其数。这类弊政，固不必多言。即便明朝号称节省，但也常常放出宫女，有时三千人，有时两千人，那么平日留用的宫女，必定为数不少。而本朝对于宫女，不过数十人，而且限定服役五年，就按例放出，让她们父母自行择配婚嫁。其中有供职称职的，再留用五年，也无不放出的道理。至于太监，也不过足够供使唤罢了。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朝廷自身奉养的俭约。而凡是遇到水旱灾荒，一经督抚奏报，没有不立即施予特殊恩惠的。截留漕粮则数万、数十万，发放国库银两也十万、五万，再加上豁免钱粮，商议减免，朝廷对待百姓的仁厚如此。难怪民心爱戴，根基牢固，即便有荒年，也绝无其他变故。只是近来中外通商交涉的事务日益繁杂，富国强兵的计划日益紧迫，制造船只购买火炮，架设电报开辟铁路，费用日益浩繁。加上水旱偏灾，没有哪一年没有，黄河水患，始终没有尽头。因此国家用度渐渐感到不足。虽然各地洋关税厘的收入甚多，但无奈用度既多，终究有入不敷出的趋势。各国简派出洋钦差大臣，有参赞，有随员，有翻译，有学生，他们的薪水俸饷，无不依赖江海各关的供给。即便洋药的捐税增加，终究如同杯水车薪，益处无几。这就是户部大臣筹划对策，所以有拟定节制财政支出建议的原因。他所拟定的各条措施，有裁减八旗兵丁的口粮，以及节省各项不关紧要的工程，其用意，仍以自身奉养俭约为主。我知道内外臣工看到这些条款，应当也能明白皇上的心意所在了。唯独奇怪的是朝廷自身奉养俭约，而各官员反而自身奉养奢侈。看近来各省官员，上自督抚，下至最低级的官员，以及武职中统带兵船、驻守各汛地的各级军官，他们起居的宽绰、享用的豪华，实在有笔力无法详尽描述的。而文官中以各海关监督为最，武官中以各兵船统领为最。曾听说有人议论国家用度浩繁，无处筹措，建议当今现任各官员解囊捐献。我私下认为此说虽然似乎关乎国家体面，但实际上如果能核实区别，那么可以令捐献者也不少。各处海关监督的收入固然很多，而报解给国库的数目也相当不少，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知道他们把收入私自分存生息，那么一年之中其利息就已经不计其数。所担心的或许是遇到坏账，不敢声张，暗中吃亏罢了。但这类事情终究不常有，所以往往有人借官职来做生意，上下互相征逐利益而利益无穷。现在如果一定拘泥于成法，不准他们用收入生息，不但表面顺从暗中违抗，而且弊端更甚。如果听任他们所为，而核算他们产生的利息，提取几成作为捐献。这样，对国家体面既无损伤，对该官员也无大损失。他们既然热心捐献，朝廷也酌情给予褒奖，而对国家用度大有裨益，这真是一举而多得善事啊。至于水师各兵船统领员弁，他们一年的出息极佳。那些勤于操练的，也不过是按顺序按班次，一年数次。而每月开销则是兵额有不足，其名下的口粮可以冒领。兵饷有定数，而雇募水手则价格可以压低。船只则有岁修、季修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可以虚耗。兵丁操练有火药子弹的领取，而操演多系敷衍了事，那些火药子弹可以出售换钱。甚至缆船的绳索更换有期限，而领得新缆可以换钱，船中所有的仍以旧缆搪塞上官。即便再精明，又怎么能察觉这些细微之事？而他们逐件剥削，何愁私囊不充实？如果能对此类事情认真稽核，不使虚报浮支，那么所节省的也已经不少。即便不能详细稽核，使之弊绝风清，那么令各员弁每年捐献若干以充国用，也大致对各员弁无所大损。我知道河上逍遥自在的人，也会乐于顺从吧。唉！朝廷日夜忧虑勤劳，事事都想从节俭入手，而在下不能体会上意，任意奢靡。深夜扪心自问，难道不会冷汗涔涔而下吗？因观看户部大臣拟定节制财政支出，而纵论及此，世上没有贾谊，恐怕也有听闻而痛哭的人吧？

再论节省财政支出

前次因户部大臣拟定节制财政支出，我曾推广其说，认为可以在节省之中更寻求敛财之道，令官员各自捐献以充裕军饷来源。然而只说了生财之道，而未谈及省用之法。在国家需用紧迫之时，而责令各官员俭约自持，这也并非矫情之论。而国家正当用度中可以节省的，实在也不少。现在暂且就银钱流出外洋的情况来计算，那些土货洋货等足以耗费中国钱财的物品，暂且不论。即便中国每年从外洋购买的船炮等物，其数目也不计其数，这难道不是可以节省的吗？国家自从与泰西通商以来，泰西所有的坚船利炮，中国固然应当仿照制造。然而自从船政

译局开办之后，各省的制造局相继建立，造船铸炮忙得不可开交。粗略估计，一年之中，各局花费的银两不知有多少。起初制造技术或许未能掌握要领，不得不从外国购买。后来年复一年，所制器物逐渐精良，各种技术都已具备。既有外国工匠指点，而中国工匠大半也逐渐知晓其中的门道。先前听说船政局造一艘船，绘图需要几年，造船也需要几年，一艘船建成，动辄需要数年，而且所造之船还不能完全适用。等到今天，所造船舰日益增多，其式样工程与西方已没有太大区别。查看各局的奏报，似乎中国制造各种器物不难与西方人并驾齐驱。前年聂观察总办上海制造局所制的龙雷各炮，试验极为得当，想来并非全是欺人之谈。既然有了把握，那么各处商议开设矿山，有的产铁，有的产铅，有的产铜，有的产煤，也都说得头头是道，极为得当，想来并非全是欺人之谈。那么用中国自产的物资供应中国制造之用还有剩余，又何必再从外国购买以耗费钱财呢？有人说中国矿产所出的煤铁还有冶炼不精，未免不适于使用。然而冶炼之法应当不难精益求精。如果不能精炼，那不如停止开采。如果还有可用的地方，那么与其购买外国器物使银钱外流，何如用中国所产供应中国之用？其银钱虽然稍微多花一些，但最终仍留在中国，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又何必多言？如今户部大臣提议节制节省开支，请求将不紧急的工程全部停止。如果此时中国拟建铁路一事，应不在不紧急之列。眼下俄国逐渐强大，傲视东三省，经营铁路，直达珲春、黑龙江地区。那么中国在此时，尤其应当以创建铁路为当务之急。假使因为财政浩繁的缘故，而竟然停止这项大工程，那么不仅是因噎废食，简直就是不防备意外，不可以因为害怕困难而想要筹建铁路，其费用实在也不菲。费用在眼前，功用在日后。倘若有见识浅薄的人建言到此，不主张暂缓的几乎没有。我私下认为铁路工程断不可缓，而经费也不愁没有来源。如果能够统筹计算，按照李傅相之前的提议，选择紧要之处逐节开拓，依次举行，那么一年所用的费用，也可以确定其限额。只要将每年从外国购买的船只及一切物品全部停止，凡有应添之船、应增之物以及一切军火，均责成各处制造局自行制造补充，而将所省下的购船、购物的费用移用于铁路，又何必担忧大工程不能办理呢？先前友人谈到中国可以出售各洋兵船，以作为建造铁路的费用，并以兵船每年的费用作为养路的资金。这种说法似乎说得过于激烈，其实说这话的人也是有所针对而发，并非无理取闹。但这说法可以说，但绝不可以实行。中国即使想建铁路，又岂能完全废除兵船？即使兵船不能认真操练，倘遇事变，仍归无用，但也要保留它以壮观瞻，以张威势，断不肯全部弃置。只有节省购船购物的费用，作为添造铁路的资金，那么不仅可以坐而论道，实在也可以起而行之。果真能在中国实行，裨益绝非浅薄。〇其所节省的数额巨大。古人有言：“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展示礼仪。”今日的中国，朝廷极力节省，似乎不能称之为奢侈，但考察其用度，则特别觉得奢侈得很。〇朝廷在自身奉养上节俭，而各级官员不能体会上意者，十居八九。凭一人的节俭，想要挽回一国的奢侈，恐怕最终无济于事。所以今日户部大臣悉心筹划，考虑到节省财政，并非为了展示节俭，同时也是为了展示礼仪。上行下效，风行草偃，正是此时。所担忧的是，言语上是节省的话，行动却不是节省的政策，那就深深辜负了朝廷自身奉养俭约的本意。这对于国家用度仍然没有裨益。此前曾有开源节流的议论，条分缕析，算无遗策，而能切实奉行的人，能有几个？如今这节省之道，我私下恐怕不过是朝廷自己拟定并自行实施，内外臣工仍然不能体会上意。这正是有心人为之扼腕叹息的原因啊。

译论述中国想要开辟财富的源泉，应当先节制财富的流失。

中国到如今贫弱到了极点，贫弱而谋求转变为富强，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急于求富，急于求强，反而导致国库更加贫困，国势更加衰弱，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兵法说：“能防守才能作战”，用兵是这样，凡事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人们从事贸易，谁不想求取利润呢？只是盈亏不能保证一定获利啊。如果能有盈余而没有亏损，那么见识和胆量就会更加壮大，贸易规模更加扩大，获利更加丰厚，自然应该有进步而没有退缩的意志。假如一旦从事贸易就遭受亏损，自然应该截长补短，谨慎行事，再图机会，那么即使损失虽大，尚有余下的本钱可以守持，不至于完全化为乌有。如果在亏本之后，仍然想要昂首阔步，勉强施行长袖善舞的计谋，如果再次遭受亏损，怎么收拾呢？不仅余下的本钱全部丧失，不能再重整旗鼓，而且如果欠了别人的债，就更加不能自立，这都是不能以防守作为作战策略的过失。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是如此。当今中国正处于遭受创伤之后，自然应当变法维新，立即整顿，挽回利权，作为自强的根本。由此说来，自然的利益，那么矿务应当广泛开发；转运的利益，那么铁路应当广泛修筑；凡是所有的商务、农政、制造，都应当广泛搜求，这固然是当世的急务，不仅应当办理，而且应当迅速办理。只是举办各项事务，都以经费为先决条件，经费不足而勉强去做，必然导致虎头蛇尾。与其无钱筹措而事情仍然中止，哪里比得上缓办更好呢？现在最紧急的是赔款。虽然经过各省仍然筹措，似乎众人抬举容易成功，但款项过于巨大，而且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各省虽然竭力筹措，然而无不考虑到民力容易疲惫，民脂民膏容易枯竭，尽力搜求，必然导致难以持续。所以至今筹集还没有头绪，分摊筹措急款尚且如此困难，怎么能再筹措别的经费来开辟财富的源泉呢？既然没有力量来开辟财富的源泉，不能迅速收取利益，如果不再节制财富的流失，那么支出越多，收入越少，中国将来恐怕不止是今天的贫弱啊。然而想要节制财富的流失，怎么办？回答说：首先应当节省国家用度，为臣民做出表率。北方自从拳匪制造祸端，慈禧太后西行避难，联军进入京城，虽然宫室寝室完好无损，但阅读昨天的报纸记载，拟议修缮重要工程，那么毁坏的地方已经觉得数不胜数。一旦想要恢复旧貌，工程必然巨大，虽然回銮指日可待，但这不能不修葺整齐。只是想要恢复旧貌，所花费的必然不可估量，在臣下尊君亲上的心意，固然应当如此。但这有损于深宫节俭的美德，怎么合适呢？皇太后皇上仓皇西行避难的时候，喝豆粥穿破衣，坐席来不及暖，那风尘之苦，是不忍心说的。现在事情虽然大体安定，但仰体圣意，必然还是痛定思痛，断然不肯因为大兴土木，而耗尽财力去罗掘搜刮，这是在位者善于体察圣意罢了。由此推论，无用的兵勇，闲散的冗员，一向的浮费，都应当裁减淘汰，这样有用的军饷粮食不至于虚耗在无用的地方，而攀附贿赂的风气也可以从此稍微收敛。不仅这样，世风到如今败坏到了极点。无论官民贫富，无不踵事增华，日益浮华奢侈。冠婚丧祭的礼仪，服食起居的费用，比起二十年前已经不止一倍，比起三四十年前不止一倍又一倍。与雍正、乾隆时期相比，贫富已经相差天壤，而奢俭的风俗也相差天壤。人们只知道利权外溢，说是华人不懂商务导致的，却不知道都是奢侈的习惯使之如此。然而奢侈的习惯终究不是从下面开始的，实在是从上面开始的。朝廷如果以节俭要求百官，百官哪里还敢再有奢侈的呢？官员如果以节俭训导百姓，百姓哪里还敢再有奢侈的呢？如果百姓能人人从俭，财富的流失不期望它节制而自然节制了。节制民财的流失，就是开辟国家用度的源泉。所谓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大概为民间多留一分的财，就是为朝廷多备一分的用。等到民财已经丰厚，国库自然丰盈，于是开辟各矿，修筑铁路，设立学堂，整顿武备，广泛制造，根基既然深厚，处置自然容易。哪里会招致别人挖肉补疮的讥讽，让自己陷入罗雀掘鼠的忧虑呢？虽然说王道没有近功，然而能够节俭，十年以后，没有不明显见效的。

理财不主张节流而主张畅流论

运河的水，节节设置闸门，谨慎蓄积不轻易泄出，然后运船可以通行，不用担心阻滞。这是节流的说法。岷江的水，千支万派，奔放向东注入，日夜不停，而舟楫的利益，南方省份因此受益。这是畅流的说法。财货在天下，就像水在地上，贵在流通而不贵在壅塞。古人造“泉”字的精义，大概源于此。而《史记·货殖列传》之所以有“财货钱币希望它像流水一样运行”的比喻，也是这个道理。西方各国的人，大多在富国学说上深思精研，他们的学说经纬万端，浩博无边。提取其大纲，很少有不以流通为根本的。现在拥有千金的家产，节衣缩食，铢积寸累，传给几代，逐渐达到万金，达到数十万金，达到数百千万金，这是人们称为善于理财的。然而既然把众人的所有，聚集在一人手中，又不能将一人的所有，分给众人，那么

译众人的生计几乎断绝。一人富裕而众人贫困，其比例悬殊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像这样的情况，称为大不平等。不平等就会倾覆，这是仁和龚氏的教诲。不平等就会动乱，这是邵阳魏氏的告诫。使财富流通的人主张义理，正是为了调剂不平等的态势，从而使人人获得利益。西方善于理财的人，大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富有之家，多拿出他们的资本，用于修筑道路、开采矿山、贸易、制造等用途，并且日益扩大他们的事业，以在五大洲争夺利益。百工、技艺、文学、商贾等人，都依赖这些来维持生计，其中生机常常充沛而不枯竭。因此能够物产日益丰富，制造日益精良，而利益的增长也日益增加，深得“生产的人多，劳作的人快，使用的人舒缓”的道理。使用不舒缓就会劳作不快，劳作不快就会生产的人少。这道理本来循环相因，而不可改变，所以使财富流通，不是别的，就是开源的关键，而利益滋生的枢纽。如果有办法开其源头，而日常用度不穷尽，那么滔滔而来，与岷江的水没有不同，不需要节流，自然没有匮乏的担忧。如果没有办法开其源头，那么就像运河的水，虽然节节设闸，终究有干涸的一天，而绝对不是修补漏洞的人所能奏效的。这道理极其明显而确切。虽然如此，西方人理财的方法，固然不主张节流，但其持论也未曾不以节俭为言，认为节制则资本日益增加，而滋生的利益广阔。崇尚节俭则无益的费用断绝，而有益的事业日益开展，这是他们所谓节流，仍然不外乎畅流的宗旨，二者并行而不相违背。这哪里是聚敛积蓄而不分散的人可以比拟的呢？唉！理财必须先开源，我们中国难道不知道吗？然而修筑道路则害怕浪费，开采矿山则害怕耗费资金，一切机器制造的经费则尤其害怕不继，而事事阻止。揣度理财者的意思，无非是想节流罢了。如果流而果能节制，还可以说是善于理财的人。然而开源的关键已经断绝，滋生的枢纽已经堵塞，一切日常使用的货物都仰赖于外人，而没有办法抵制，那么每年流失数千万、数万万，流又怎么能节制呢？又听说西方善于理财的人，将国内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生财，一类是用财。用财的人多于生财的人，那么国家必然贫困。现在中国游民之多，倍于各国，而富裕之家竞相崇尚奢侈，已经是耗费财富的一大祸害。此外又有壅滞财富的人，吝啬深闭，坐拥巨资而不明白畅流的道理，既不能成为用财的人，又不能成为生财的人，其危害比奢侈耗财的人更大。这属于生财、用财之外，自成一类的人，利源完全让给外人，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译理财论

吴鼎元

理财的学说，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唐尧虞舜时代的兴盛，不过说是使财物丰足；《大学》的精义，不过说是创造财富。那么理财的学说，必定有优先要做的事情。优先的是什么？就是商务罢了。然而商务这件事有六个方面：一是开通铁路，货物流通，很少会有阻滞，转运的灵便，没有比这更快的；二是设立银行，扩充发行股票，尝试借入国债，大公无私，以昭示诚信；三是制造新器物，洋货进口销售太旺盛，模仿着来制造，以夺取它的利润；四是减轻税厘，关卡市场的征收，酷吏像老虎一样，想要扩大财源，应当先减轻税收；五是振兴技艺学问，农业桑蚕畜牧，不图谋新的方法，振作起来施行，或许能革除旧的习气；六是建立公司，事情必须众人共同承担，然后容易办成，公司的制度，应当仿效西方。这六项，都是理财的关键，也是商务中绝对不能迟缓的。由此大纲确立，推广施行：设立商部，制定商政，建立商会，推广商报，事事都可以实行，人人都可以管理，扩大将来的利益，收回已经丧失的权力。美好啊美好啊！况且太平天国叛乱，战争兴起十几年，而财力没有枯竭，是因为财富还在民间；通商以来，财富日益消耗，国家日益疲弱，是因为利益流向了洋人。现在如果真能致力于优先谋划，并且了解各国的商政法度，不让官员管制商人，不让官员侵夺商人，保护商人的权利，便利商人的途径，扭转局势的机会，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这是理财中最优先的。如果不这样：铁路不开通，那么往来受阻；银行不设立，那么资本空虚；新器物不制造，那么洋货畅销；税厘不减轻，那么本土商人亏损；技艺学问不振兴，那么财源枯竭；公司不建立，那么合力微弱。想要谋求商务的充实，怎么能得到呢？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还是谨慎对待吧。

生财不如理财论

金安清

《大学》说创造财富有大道，所谓道，就是理财的意思。所以接着说“创造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从事生产的人快，使用财富的人舒缓”，自从周公孔子以后才得到这精微的意旨。刘晏一个人，比起桑弘羊、孔仅只知道损害下层来增益上层，不可以用里程来计算差距了。唐代最富强，宋代则流于孱弱，王安石极力反其道而行，但见识较小，于是招致万世的诽谤。明朝一代，三百年没有人通达这个道理，末世的动乱灭亡，都坐受这个弊病。本朝开国，尽除苛政，到康熙年间，年收入只有两千多万。雍正整顿关税，乾隆整顿盐务，才有四千三四百万之多。从此到咸丰初年，将近百年，大致如此。等到太平天国叛乱，收入全空，于是抽厘金、洋税两件事兴起，计算近年十八省的收入，过去所说的四千三四百万，只有七成，在三千万左右，而支出也减少七成，只有三千万，这样收支相抵。所新增的，是各海关洋税一千二三百万，各省厘金捐税一千七八百万，这三千万是从来未有过的。计算李鸿章、左宗棠两军，也不过一千余万，各省留防的兵勇八九百万，还可以多出上千万。即使吉林的工程，沿海的制造局需要增加二三百万，也还可以多出六七百万。然而中外财政依然拮据，呼庚呼癸（指财政困难），终年为此呼号，没有其他原因，是没有一个理财的地方，没有一个理财的人。这个省不问，那个省的盈亏，户部虽然是总汇，但各地的虚实不知道。外省所报的册籍，甲年的册子必定丙年才进呈，已经成为事后之物，更有任凭催促也不应的。谁该批准，谁该驳回，谁该拨给，谁该停止，谁该减少，谁该中止，都没听说部中下一个决断，都以该督抚酌量办理，兼顾统筹，只是一个笼统的词罢了。计算总数，新旧已及六千万，比乾隆极盛之时，每年多出一千六七百万，而仍然如此担忧贫穷，岂不可惜！自古理财，以经营为首，计算接着就是综合考核。譬如大富之家，有田有地，有典当有店铺，而本人宅中主管会计的人，对外面出入多少都不清楚，其不能蒸蒸日上，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目前的局面，各省侵吞欺诈的人没有，亏空的人没有，而糊涂推诿，避嫌避怨，不肯认真稽核节省，为国家打算，那么中外上下如出一辙。损害下层而对国家无益，损害上层而对百姓无益，上下交相损害，四海困穷，是天意呢？是人意呢？我不知道了。

生财新论

近年来灾荒接连报告，财力空虚。去年江浙成灾，至今元气未复，而近日山东、直隶的灾象，比起去年江浙，有过之无不及。黄河工程完工，也已经心力交瘁了。而没过多久，山东又既要顾恤饥民，又逢河患，而且铁路的大工程将要兴起，防边的军需难以延缓。国库到这种地步，能不告竭吗？那么聚财的方法，不是当今的急务吗！国家所用的，全部出自百姓；百姓所供给的，全部取自土地。所以富国的方法，务必尽地利。现在既然灾祸频繁，即使有肥沃的土地，也全成了贫瘠；百姓已经不足国家使用，又从哪里来呢？那么在今天论述创造财富，也确实不容易了。创造财富的方法，不外乎勤俭二字。《大学》所说的“创造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从事生产的人在快，使用财富的人在舒缓”，就是这样。当地

译在物资有余、人力充足的时候，就应当勤奋；处在灾荒之后，就应当节俭。〇出身虽然贫寒，但能够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崇尚节俭简约，也未尝不可以长久维持。谈论今天的赈灾事务，早已势如强弩之末，但那些喜好行善且不知疲倦的人士，仍想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做出杯水车薪般的举动。有人把寿宴的费用转用于赈灾，有人把办满月酒的费用转用于赈灾，还有人把节日果品糕点的费用转用于赈灾。凡是各种庆祝赏赐、宴请祝贺的费用，有可以节省的，没有不转用来救济灾民的，这既是用来救急，也是用来崇尚节俭。目前时局艰难，急需钱财，有志之士手中无权，无从援手，借此略尽我的心意。然而节省下来的有限，即使聚集起来也不多。我私下观察当世的浪费现象，可以节省的也不少。请就我鄙陋所见，一一列举陈述。

各地交通要道和繁华地方，有迎送官员的差使，凡是有高官过往，地方官理应办差。然而差使花费大的，甚至达到万金，小的也有数千或数百金。供应的繁杂，陈设的华丽，饮食的丰盛，试想想这些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呢？即使说不能列入报销的正式账册，与国家无关，但既然取自地方官，那么地方官又怎肯自掏腰包，仍然是通过挪用侵蚀公款得来的呢？何不明确规定限制？哪些应该办差，就确定其使用的数额，听凭其开支；哪些不应该办差，也明确规定章程，不能听任其混淆充数、虚报冒领。那么这项节省下来的钱应当不少。

士兵的名额，常常多虚报，无论城防驻守的地方，凡是一个军营之中，名册上有名字而队伍中没有人的，何止成千上万，甚至有的名额比实际人数多出数倍。积习已久，几乎成了理所当然。如果遇到大规模操练，就招募游手好闲的人来凑数；不用的时候又让他们离开。这种惯例，不知起源于何时，但实际上是武官的一大进项。凡是武官，都将其视为收入来源，所以没有人起来整顿。而且实际名额中，也有很多老弱病残不堪服役的人。我私下认为，士兵贵在精干，不在于多。凡是有这类兵员不足额的地方，以及用疲弱士兵凑数的军营，都能真心体察，认真整顿，或者合并营队，或者裁减名额，不要让虚报者获得空名的利益，不要让疲弱的人充当滥竽充数者。那么不仅军队纪律严明，士气日益振奋，而且节省下来的费用也应当不少。

衙署之中，无不有门丁、幕僚等人。门丁是用来供役使的，幕僚是用来辅助处理的，固然难以一律全部去掉。然而刑名、钱粮事务有非幕友不能办理的，自然应当酌情任用一两人。其余的小席位，多因人情关系攀附而任用，留之不足为重，去之不足为轻。这些人做什么呢？白白耗费民脂民膏罢了。至于门丁，则更加可以节省。既然有吏胥差役供使唤，又何必再用一个人来做耳目？而且各自分有名目：钱漕、稿案、传差、书差、书禀值堂等，其余办事的人，指不胜屈。大县或用至一百多人，小县也有几十人，大有官事不亲自处理，气象其实都是冗员，一概可以节省。虽然费用由本官自出，但亏空侵吞的弊端，未尝不是由此产生。裁减去掉他们，节省下来的又应当不少。

礼尚往来，固然不可缺少，而官员应酬平级僚属，礼品经常往来。上司衙门的贿赂尤其重，这也如同庆祝赏赐、宴请祝贺的浪费一样。稍微加以节制，节省下来的实在不少。

至于民间可以节省的，也不止庆祝赏赐、宴请祝贺等事。一件衣服，必定追求锦绣；一顿饭食，必定要求珍馐美味；以及赛会迎神的活动，演戏聚众的举动，哪一样不可以节省？虽然这些节省分散在个人身上，未必对国家有益，而且太平景象必然显得华贵。如果只崇尚节俭而格局狭隘，未免显得鄙陋而招致讥笑。然而古代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饥荒接连发生，百姓没有饥色，这是什么方法做到的呢？也是民情淡泊而不从事浮华文饰罢了。现在一遇到灾荒，就寻求赈济，施放稍晚，百姓就流离失所，饿死的人令人担忧。这可见他们平时毫无积蓄。受灾的人如此，未受灾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前车之鉴，何必还崇尚虚文来粉饰太平呢？灾害兼至，而虚靡无度，即使刘晏再生，桑弘羊再世，也必定不能施展一筹。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孟子的话难道欺骗我吗？

译裕财策

杨象济

如今天下困乏到了极点，百姓日益贫困，风俗日益奢侈，这是难以估量的忧患。观察其缘故，也有原因，是百姓自我消耗造成的。我曾思考眼前救急的策略，得到了十件事。

第一，禁止酿制酸酒。桐城方苞曾经提议，改酿为文酒，在《尚书·酒诰》中的文字说：“饮酒要节制”，不仅担心其浪费钱财，也早早制止其纵欲享乐、自我放纵。直到唐宋时期的酒政，都由官府掌控，国家用度就依赖于此，大概不至于教人酿酒吧。阳湖洪亮吉所著《寿生篇》说：“我年轻时米一升值钱六七文，二十年间涨到二十文，现在即使遇到丰收年景，也以三十文为标准。”如果禁止酿酒，那么米一定会增多，而且可以禁止纵欲享乐。禁止的方法，让各处的酒政都隶属于布政司，每年酿造的数量有限制，每年赐给大脯三次，仿效汉代的遗意，那些官员也不得无故饮酒，这样大概米粮稍微充裕了吧？

第二，严禁无用的物品，没有比鸦片更甚的了。不必多说，一天之内所花费的不可胜计。明朝末年曾经禁止过，一天断绝它，难道会有大痛苦吗？从前有提议将种鸦片的土地改为稻田，因为三年内租税没有来源而停止。鸦片性质恶毒，凡是改种的田地，新苗必定死亡，必须三年后土性才恢复，也可以知道它是恶物而能害人的了。如果命令新垦的田地，等到种熟后开始征税，难道有难以实行的吗？

第三，辨别服饰颜色。如今的衣饰，上下没有区别，即使是士大夫家，也不以做优伶倡妓那种艳丽装扮为耻，童仆奴吏与士人没有差异。百姓的贫困，正是这个原因。近年来，新奇诡异的装饰，都是父老所未听说过的，难道是《五行志》所说的“服妖”吗？后汉时女子流行啼眉、堕马的妆容，最终导致董卓之乱，援引古事证明今事，令人深感痛心。

第四，裁减优伶倡妓。如今京城之下，优伶俳优不禁，妖冶容貌、狐媚姿态，到处都这样，人道不立，人与禽兽不分，阴气过盛成为灾祸。所以近年大水凶荒之事，没有一年没有，这是关乎风化教化的。

第五，去除塑像。古代国家没有淫祀，庙宇都供奉牌位。后世设置人形塑像，各种丑恶形态百变，借此威慑迷惑愚民，勒索资财。一座庙宇之中，其衣冠器用，大的动辄成千上万金，小的也有数百金。明太祖时曾有诏令去除各处城隍塑像，事情没有奉行，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妖邪厉鬼，无不穷尽土木之力来供养。淫祀没有福报，这是王政应当断绝的。

第六，减少庙社。古代祭祀不追求繁多，如今庙社连绵成片跨越田陌，所占的都是民居和王土。如今除了祀典之外的一切庙社都改为民居，那么事奉鬼神的作风可以稍微衰退。大概用有用的土地供奉无知的木偶，明智的人是不会做的。

第七，纠察赌博。赌博的禁令本来在律令中。如今上自公卿下至舆台奴仆、优伶倡妓之贱，没有不好赌的。只有无赖聚赌的人官府有时拘捕惩治，而官员赌博的人百中不一惩。自身不正，怎么治理别人？古人有云：“执行法律先责备自己，近来开始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第八，革除斋醮。祸福的到来，不是祈祷禳解所能避免的。应当定例士大夫不得营建施舍，无故兴起佛事。所在寺院的僧人不得聚众开戒，宋朝时戒牒都由官府主管，并征收其钱，违者以诱骗论处，这样就可以停止靡费而安定人心了。

第九，确定婚丧制度。近世人心喜好奢侈，江浙尤其严重。婚嫁男女甚至有破家弃产而不知道的，送死也是这样。张灯设彩，合乐酗酒，不这样做就认为对亲人薄情，所以作为子孙的有累及数代丧事而不能安葬的。世道的败坏，风俗的腐坏，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

第十，节省金银的费用。妇人首饰本有定制，一切都不执行。金的费用用于漆及里饰银器、纸绢洒金等，一经销毁，永不复还。近日当事者也曾议论到，事情竟然延缓。如果银从海外流出者多，中国更加缺乏。三十年前银每两值钱千三四百而已，以我亲眼所见六七年间骤贵至二千。如今如果严禁，众商凡交易以货物相兑，不得随意使用银钱，也可以一并平息内奸的勾结。凡是这些事虽然琐碎但不难施行，积累数年，天下必定受到其利。

富国说

富国的策略，想要追求有利，应当先追求没有弊端。近来策画富国的有四件事：一是开捐，二是抽厘，三是减廉，四是散勇，都有大弊端。自从捐例开启，商贾贪夫用银子买官，将本求利。既然捐加成之花样，就能得到指省的美官。于是居官如同行商，行政只知贪污钱财。最终对上亏空国库，对下剥削民脂民膏。国家未富而弊端已见。应当命令停止捐例。自从厘局密布，一县数个局，几里一抽。商贾苦于它，行旅病于它。巡役则借机作奸，委员则通同舞弊。暗中行私则卖放甚多，公开示公则苛罚甚重。隐瞒十份报一份，征收万份解送千份。想要追求富国的上裨，只是资助官吏的中饱。这又是国家未富而弊端已见。应当命令裁撤厘金。自从养廉减成，所减存之数成，又坐扣于司库。官员没有收入，人都患贫。全署的火食没有资财，幕友的修金从哪里出？难道空腹而办公事，直束手而困住长才。贤者叹兴利不能，劣者……

译再次向百姓征敛，难以禁止。这又是国家尚未富裕而弊端已经显现了。那么现在应当逐渐恢复全额的俸禄。自从解散的勇营士兵被遣送回乡，有的在中途闹事，有的在边境抢劫财物。这些人经历过百战，聚集了一群凶恶之徒。没有谋生的手段，被迫沦为盗贼。留下的祸患极其严重。听说哥老会中解散的勇营士兵占大多数，隐患正在滋生，一旦突然爆发就难以控制。倘若叛乱平定之后，又需要庞大的军饷。这是在前面吝惜小钱，在后面酿成大祸。这也是国家尚未富裕而弊端又显现了。现在的对策，是淘汰各营的老弱士兵，收编解散的勇营士兵为正规军，分散他们的势力，用粮饷来约束他们，或许可以消除祸患？然而，过去那些筹划富国的人，开设捐纳、征收厘金、削减俸禄、解散勇营，都有弊端，并不是富国的良策。现在想要富国，怎么做才可以呢？我认为策略也有四个方面：主要在于吸取西方国家的长处，夺取西方国家的利益。西方国家富裕了，但探究他们富裕的原因，则是轮船、机器、铁路、电报。这四项，是西方国家富裕的原因。现在吸取它们的长处，夺取它们的利益，那么中国也就富裕了。现在中国也制造轮船了。领取官方的资本，汇集商人的资金，各省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海运漕粮就使用轮船，费用节省而且速度快捷。于是粮船修造的费用节省了，河运疏浚治理的费用节省了，沿途拖驳的费用节省了，而且商货的运载日益增多，海关的税收日益兴盛。这确实是富国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