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八户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八 户政

税则

奏请暂缓征收值百抽十的关税，并请求修改存储关栈章程的奏折。

张之洞

奏为两湖地区商务风气刚刚开启，中国商人使用机器制造货物，恳请朝廷暂缓加税，并请求修改存储关栈的章程，以鼓励商业发展、充裕民生，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鉴察。

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对机器制造的货物酌定税则，奉旨允准。随后总税务司拟定了九条章程，经总署核定，由南北洋大臣通告各国，已有案可查。

回顾光绪八年，北洋大臣奏请批准上海织布局只缴纳一道正税，免除沿途的税厘，此后各省机器纺织业都援引此例。这是圣主爱护养育民生的深厚仁德，也是自古以来兴国者通商惠工以达到富强的最佳策略，天地覆庇，感颂同声。从此，中华商务逐渐有了生机。

此次加税之举，总署的原意是认为洋商得以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等种种节省便利，利益优厚，所以议定酌加税则。洋商既然加税，那么凡华商用机器造货加税这一层，不免有损多益少的弊端，有不敢统筹中外、充裕国库的深意，臣虽然愚钝，也能领会。只是详细考察商情，知道机器制造的货物也应该一律照加，以免洋商藉口。这是总署没有为皇上陈述的。

追溯自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臣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任内，钦奉闰五月十三日的电旨，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企业，广泛制造。臣当即宣布皇上的恩德，广泛劝谕，招徕中国商民，得知外人得以在内地设厂造货，无不感慨奋发，思考如何防止内耗外漏的祸患。又深知朝廷体恤商人、减轻税赋的章程，那些商议集股分图、抢占先机的并不乏人。凡是各处禀请购买机器制造货物的，臣大多批准，并且为他们筹备厂地，合并厘税，计划销路，极力维持。江南、湖北的纱丝各厂，更屡次奏明给予巨额官本资助，总希望厚集商力，以挽回外溢的利益来源。

计算近年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缳丝、烘茧各厂，大约三十余家。此外机器制造的货物，苏沪、江宁等处有购买机器制造洋蜡、火柴、碾米、酿酒、洋自来水的，江西也有用西法养蚕、缫丝的请求，陕西现在已经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派人来湖北考察工作方法。四川已购买机器创设煤油，并议定设立洋烛公司。山西也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前就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的货物，近年新增的必然更多。天津等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都已有人购买机器制造火柴及榨棉油。湖北现在已经考得机器制茶、机器造水泥的方法，正在督饬税务司劝谕华商兴办湖南的绅士们现在已经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商议筹办各种机器制造土货的方法，规模颇盛。

像这样各省气象日新，必然越推广越广泛。那些洋商虽然也声称集巨资设大厂，但至今建成的只有上海两三家，其他地方没有。无奈华商智虑初开，行销不广，已成的厂获利不多，未成的厂集资不易。洋货看到我国工商竞相采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压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的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的歇业，有的抵押给洋商。以后华商有束手无策的危险，洋商形成独揽之势。商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正以宽恤保护之法盼望朝廷。两湖风气初开，商力很薄弱，尤其惶恐。这是近年来商务的实际情况。

臣愚以为，洋商在内地制造土货，本来对华商的生计有妨碍，所以旧约规定禁止。现在迫于事势，不得已而允许，那么又应当就已成之局权衡利弊，以免我有累上加累的担忧。

窃以为今日各洋厂设不设听之，而华商机器制造的税如故。洋商开一厂，则华工学一法；洋商创一货，则华民懂一用。大抵华商性情，惮于精思创物，而乐于模仿争利。华商用度较俭，土产较熟悉，足以与之相胜。如果使华商本轻利稳，越开越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满，利息越分越薄，那么继续开设自然减少。就像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海关进口的洋布已每年减少十余万匹，可为明证。目前华厂数量将中倍于洋厂，是机器制造的利益，洋商得其二，华商得其八。而且就华洋各厂合计，出货自多，税额虽然轻，税数必然增加。这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

即使洋厂因税轻而争开不已，但洋厂所获的优厚利益，即华厂之所同沾，其出货的数量，分利的形势，自足以相敌。而且洋厂所在，一切物料必取之于中国，工匠必取之于中国，转移间民必资之于中国。那些洋商所得的，商本盈

译我们获得的利益中，其根本利益留存于中国的，仍然不少。因此，虽然华商获得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但中国从事农业、工业、狩猎和渔业的人所获得的利益却得到了全部保留。中国人民既享受到这些利益，又掌握了这些技艺，那么华商购买机器进行制造的工厂必定不会断绝。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过农业和工业兴盛而商业单独衰败的情况。这目前的做法，不求对国计民生有益，但至少不会损害国计，而且尚不至于完全损害民生。至于在华商刚刚受到鼓舞、初见萌芽之时，就立即加征税收，那么华商在国内受到困阻，洋商在国外进行压制，在几年之间，已经开业的会歇业，尚未开业的会彻底绝迹。这样一来，九州大地的物产资源，万国精巧的方法与丰厚利润，都成为了垄断者的资本。如果说明文规定是一律加税，暗中却曲折地予以维持，以目前中国的局势和外国的情形，恐怕难以做到。况且，洋商是否愿意加税，最终也还不知道，等到那时，华商已经先被损害了。即使洋商在华制造的产品遵守加税规定，但其从外国运来的产品仍然不能加税，明知华商不能再开设工厂，那么他们就不在中国制造，而专门运到中国销售，销售范围日益扩大，货物价格日益上涨，徒然保留内地制造加税的名义，却承受华商受阻的实际危害，这仍然损害民生，而对国计毫无益处。历来中国百姓最为淳朴，不了解物品的适宜性；中国工人最为笨拙，不熟悉机器；而且华商最为分散，不筹集巨额资本，因此拘守旧法，坐弃万物的精华，不探究增加财富的大用。现在幸好鉴于巨大的创伤，被强大的邻国所震慑，一旦幡然醒悟，抛弃旧有的智慧，争相购买机器，畅通土货，集合公司的方法，这正是中华自我振兴的契机。如果再加以阻止，以后还有什么希望？我私下忧虑过度，不胜恐惧。近日与江苏巡抚赵舒翘、浙江巡抚廖寿丰往返电报商议，都认为暂缓加税是保护华商的上策。可否恳请天恩，命令总理衙门，将机器制造货物值百抽十的新规定暂时缓办，等到商务大大兴盛，而各国又一律允许加征进口税的时候，再行实施。那时洋货价格上涨，华货即使加税，尚且可以抵消，而目前不至于没有自立的后患，大局幸甚。又总税务司所拟定章程的第二条，凡是制造出来的货物，都必须一律存放在海关栈房，等待拨运等语。总税务司的意思，只是为了杜绝偷漏，然而商民存货待价而沽，瞬息万变，有时失去片刻，盈亏就截然不同。又如机器制造机器、碾米、机器制造水泥、火泥，这类笨重的物品，如何搬运，如何封存？又如机器制造煤油、机器制造火柴，这类危险的物品，同栈的货物，谁不怕其牵连累及？如果有损失，恐怕海关赔偿也赔不完。大体上，商情喜欢简单而厌恶繁琐，喜欢灵活便利而畏惧胶着停滞。如果一概存放在海关栈房，交货看货，动不动就要报关，即使不至于刁难，而货主既嫌经过官府的周折，又不如在本厂自行存放放心，种种阻碍，必然导致纷纷歇业。至于洋商则仍然出入自如，这明明是极力窒碍华商的生机，而暗中畅通洋商的销售渠道。我认为应当在货物出口时切实查验，而不应当在货物制成后一概封存。应请一并命令税务司修改章程，才为妥善。这是农工商民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外贫富强弱的枢纽。臣为了自强大局，巩固根本的考虑，反复焦虑思考，不敢不言。所有关于机器制造土货，恳请暂免加税，以及货物免储关栈的各项缘由，按理应当恭敬呈报，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

译论中国税务的盈亏

法国 拉卢士

中国内政，我们西方人向来不知其详细，因为这比了解文学和工艺要困难。西方人关于中国教务、政治等书籍，虽然已有译文，但未探究其奥秘，然而既然已入门径，如同钥匙开启门闩，先为引导，那么西方人能够了解中国政治便从此开始了。中国地大物博，分为二十一个行省，疆界分明，区域划分清楚。北京政府只遵循旧例，拥有专管权柄，在欧洲必然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权力，在中国则分散给各省，致使中国如此之大，竟然成为一个权力不集中的国家。然而中国主权最为尊贵，曾见各省督抚获罪受到严厉惩治，或被都察院御史参奏，立即被罢黜。各省督抚有的管辖一省，有的兼辖两省，其管理权力也非常重大。督抚的权力可以调兵，可以征收税饷供本省使用，并将盈余解送户部。户部收取每年的收入，储存在国库中，可以说各督抚解送户部的款项，如同属国向大国进贡赋税一样。按照这种方式执行，中国的财力分散在全国，而想要权力不旁落，实在非常困难。中国各省税额轻重不一，收税方法尤其不同，想要考察中国民间财赋的多寡以及国家征税的收支，似乎散漫无据。中国收税也分两种，一种是明收的税，一种是暗收的税。最多的是地丁钱粮，是国家收入的一大项，如同回回、印度、爪哇等地的例子。国家自认为是地主，但实际上地主之权不在国家而在农夫，因为农夫受田耕种，本有地主的实质，与国家无关。中国农务最为讲究，农务之所以日益兴盛，是因为耕种足以自给。地丁按照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分摊计算，每一法亩，每一万方算作一法亩，纳银一佛郎五生特到五个佛郎。以土地的肥沃程度仅缴纳此数，从法国看来，已觉得太少了。有一法亩之地，中国农夫已足以一家自给，这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地税虽然轻，但足额，国家岁入有人称，为地主出地租的人约有七十五兆之多。地租越多，地力越耗尽，为地主的人也就越多了。英法两国拥有巨资作为地主的最多，中国不仅没有这种人，而且境内荒芜未开垦的土地还不少。土地出产物资，西方国家向来作为地主的例子，中国则储存起来以待将来。中国尚用旧法，地丁银可以用粮食抵交。翻阅清册，大半都是以米折银。所交的米，如果公众不用，官府可以发卖。中国的税，大半出于地丁。西方国家有家具税，中国尚无此例。听说游历的人说，中国农务日益尽力，而对于工艺反而不太在意。中国税务都责成于总头目一人，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偷漏的弊端，然而偷漏也时有发生。如官员座船例免查验，这就是偷漏的明显表现。欧洲的人头税，中国虽然没有，但有一种税与欧洲商税相同，只是数额很少而已。暗税有三种：一是内地货税，二是盐税，三是关税。内地货税名叫厘金，数额很大，统归一人包收包解，每年限定缴纳银若干万两，经收者从中牟利，成为一大笔收益。包收之法，中国从前有实行过的，如鸦片烟税归四人包收，十年每年缴纳饷银八十五万两，就是这样。至于盐税，在中国长久有此收益，也极其巨大。盐这种东西，销路最广，西方国家都作为收入的一大项，与中国无异。关税分两种：一种是内地未通商口岸的税，归中国地方官自行征收，如现在的子口半税就是；另一种是通商口岸的税，由外国人协同收取，如现在的各海关洋税就是。

海关之税占税额的五分之四，点滴归公，是中国最信实的外国国债，多以此抵押。当国家财政空虚时，常常大开捐例，名器日益泛滥，这也是筹饷的一种手段。大约中国每年进项共有七十九兆五十万两，收银的税约六十九兆四十万两，以货换银的税约十三兆十万两，每年互有增减，不能完全一致。然而以中国之大，仅收这七十九兆五十万两的税，实在不算多。至于官长的侵吞，吏长的侵蚀，数额不少，则又不在此数之内了。中国官员数量约三万员，名义上以四亿人口而有此数量，本不算多，然而官俸菲薄，不足以资助办公，不能养廉，怎能洁身自好？因此贿赂公行，饮食不洁，皆由贫困引起，俨然如同分内应得的津贴之一大宗。中国物产之多，人民之众，与印度大致相同，然而终究不能与欧洲比富，至于工艺则更不必说了。五金煤矿开采少有端倪，只有农务一门，中国近来考究，已日渐起色，但各省荒田尚多，地力终究未尽。中国人情能耐劳苦，但所求不多，稍有盈余已足自给，广营产业的富人，中国尚

译未能全面考察，虽然人口众多，但比起欧洲来，仍有远远不如人家的遗憾。然而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并非非常困难，一定要改革政治以端正民心，发明新学问以开发地利，这样或许可以谋求富强，还足以与西方国家较量权势和力量。中国向来没有国家银行，然而民间的银号、钱铺、当铺、典当店已经不少，因为没有极大的买卖，在欧洲人居住在中国的人趁机兴起，从而成就事业的很多。但是中国人非常愿意与西方人合资贸易，使用洋商牌号的人日益增多。中国钱铺发行的票据不少，但流通范围不远，国家使用纸币仅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广东寇乱时实行过一次而已。至于国债的多少，大约有三十兆两，其中向外国借的都由西方银行经手，第一次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侵台战役时，中国向汇丰银行借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五英镑，每百英镑利息八厘，十年还清。第二次借款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也是由汇丰银行经手借款，金额为一点六亿零四千二百七十六英镑。第三次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借款四亿三十八万四千两，第四次借款两亿两，利息每年都是八厘。中国国家借款的弊端一在于利息太多，一在于限期太短，利息必定以八厘为比率，限期定则要么十年，要么六年半，如期偿还，永远没有短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海关洋税项下支付，所以能够如此迅速。中国之所以借洋债，是因为国库不足。然而国库不足，不是因为政府积蓄太多，实在是因为外省开支太滥。外省督抚平时用所征收的钱粮供给本省使用，而国库支出不足，饥荒频繁发生，于是不得不筹划借洋债了。考察洋债的借款，始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侵台战役时与英国银行借款，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法越战争和约达成，而中国财政告急，逐渐成了强弩之末的态势。中国古时候的钱法有三种，叫金，叫银，叫铜，后来因为伪造者多，于是废弃不用，现在所用的只有铜钱一种，用铜及锡铸成，圆形中间穿绳，以一千枚为一贯，重法平四个吉尔格朗。各地的货币制度也不统一，有以九百六十当作一千的，有以九百八十当作一千的，至于京东一带竟然以三百三十当作一千，名实不符到了这种地步。银两按两计算，每两折合铜钱一千五百文，银价各省不同，商人谋取利益者因而得以从中垄断，囤积居奇。未通商以前，每银一两昂贵到大钱三千文，后来因为中西互通贸易，铜钱价格才开始跌落，这也是市场的一大转机。至于墨西哥银元一种最为通行，是专门铸造这种银元销售以供中国之用，每年进口数以千百计，实在是中国极大的漏损。中国急切应当自己铸造银元以挽回自己的利权，这虽然与税务无关，因为关系到国家生计，所以论及它。

译论税务

中国自从与各国通商并设立海关以征收进出口货物的税款，起初因为不能深入了解外国的情况，所定的税率为值百抽五，与各国相比极为轻微，国家遭受的损失实在巨大。后来虽然逐渐后悔，但条约一旦订立，便无法更改。况且各国征收关税属于其内政，外人不能干预，其所征收的税率也没有固定标准，常常根据彼此的情谊和事务的轻重而随时调整，有对彼国轻而对此国重的，也有对此国轻而对彼国重的，不必统一。而凡是各国货物进入其口岸，也都只能遵守其规定，听任其征收，无从插嘴议论。中国与各国的条约中，有利益均沾的条款，于是各国货物都适用这极轻的税率，而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又因为现在和过去的英镑价格高低悬殊，折算计算后，值百抽五的税率，实际上变成了值百抽二点五。这种弊端，无论高低阶层，人人都知道，却终究熟视无睹，无可奈何。有识之士往往想趁着更改条约的年份，商请各国重新增加税率。然而从前李鸿章以头等钦差大臣的身份出访各国，商谈增加关税，各国大多以厘金为借口，拒绝并不同意。前年朝廷又派盛宣怀、聂缉椝在北京向各国公使商办此事，各国仍然以先裁撤厘金为请求，因此命令内外大臣详细商议并上奏，结果参差不齐，最终没有成功。最近和议已经达成，中国应赔偿各国的本金和利息合计约九百兆，财政匮乏，将无处筹措，除了另谋其他生财之道外，又商请各国增加关税，拟增加到值百抽十或十五。各国之中虽然有同意的，但最终因为英国人抗议，只允许改按现在的英镑价格折算，增加到值百抽足五为止，而且条件还很苛刻。中国修改商约，除去各国认为不便的地方，而增加给予各国的利益。朝廷于是又派盛宣怀为商务大臣以主持此事，并让贺、戴两位税务司协助他。这三位对于税务都一向熟悉，而盛宣怀之前又曾参与此事，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详细商议，掌握了要领，将来开议自然能够妥协。只是增加关税之后，还有一件事也应当急忙加以重视，那就是收税的人选。追溯自从通商海关设立之初，因为中国官员办理不得法，于是延用西方人担任税务司，历经数十年，依然沿袭旧制。各税务司虽然号称是中国延用并归中国管辖，但根深蒂固，已经自成派系。他们的权势直接凌驾于中国官员之上，无法再控制。然而考察日本，其设立海关之初，延用西方人，也和中国一样，特别是一方面用西方人，一方面仍让日本人学习税务。学习成功后，就逐渐辞退西方人而任用本国的人。岁月流转，直到今天，税务已经完全归本国人掌管，而且征收情况日益好转。从前高丽与各国通商设立海关，李鸿章任北洋大臣，代为筹划布置一切事宜，回复高丽朝廷时，尚知引用日本作为办理得法的例子，嘱咐高丽朝廷以此为法。为什么中国设立海关数十年，反而不知道用心于此，致使税务至今完全依赖西方人，而本国竟然没有产生一位税务人才呢？我认为增加关税之后，就应当趁机商议，仿效日本人的做法，暂时仍延用西方人，一方面选拔精明强悍的中国人，派令他们跟随学习，或者另外聘请教师进行指导。等到学业有成，考核确实合格，逐渐提拔任用，或许这重大的内政还有最终归本国掌管的一天。此外，中国向来聘用西方人的地方，如船政、制造等局厂，都类似于税务司，也应当仿照税务司的方法办理，以期望逐渐收回权利。这对于政界的裨益不小。有人说中国官员本来因为办理不善，才开始用西方人，而且贪婪的人多，最终恐怕会败坏事情。难道不知道现在和过去相比，习惯与不习惯已有不同，而且贪婪并非天生，只是因为俸禄太薄所迫才这样。现在如果对于学习税务有成的人，随时提拔任用，按照其高低等级，就给予西方人那样的俸禄，那么中国官员自然也能廉洁自爱，洁身奉公像那些西方人一样，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论税敛

吴铤

关卡市场的征税，本意是要摧抑富商大贾窃取利权，削弱豪强大族侵扰小民的行为。然而遭受其害的，却是小民。富商大豪凭借雄厚的资财，与百姓做买卖，囤积居奇，积累利润，利益计算到极细微处。上面的人因此对他们重征，想要夺取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正计算着货物的价值来权衡资本，斟酌比例以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剥削钱财役使穷人，转运粮食于郡县之间。上面用来摧折他们的手段已经到了极点，而他们囤积居奇依然如故。上面所得越多，贫民所出的就越没有极限，而富商大豪处在中间，趁着囤积货物追逐利润，对上供给朝廷的赋税，对下操纵天下的利柄。百物价格飞涨，百姓更加困苦。考察关卡市场的征税，凡是平原洼地的肥沃土地，园圃住宅的生息收益，山泽的剩余利益，只要有一物可以征收，有一个名目可以记录，无不收取其税而获取其价值。但是实行久了，即使想要施予宽大的恩惠而全部免除，势必行不通。汉文帝放松山泽禁令，汉和帝下诏山林饶利，陂池渔猎不收取假税，这是后世罕见，而计臣不乐意听到的。

译市场上的利益，全部归于国家，即使上天不能生产，大地不能生长，万物不能供养，用来调节物资有余与不足的平衡，就应当制定适中的制度来使用这些资源，使不至于因损害百姓而损害国家，舍弃末业的微利而归还给民间，使不至于损害下层来增益上层罢了。元朝至元年间，制定征收商税的法律，按三十分取一分的比例征收，商人流通顺畅，百姓安居乐业。如果确实按照这种方法施行，那么苛刻聚敛的法令就会废除，烦扰百姓的事情就会去除，不会在已经枯竭的深渊中榨取钱财，也不会将钱财囤积在坐享其成的府库中。恐怕官员们喜好虚报冒领，特意任命贤能的官员主管此事，禁止胥吏作奸犯科，额外的损耗和羡余不得层层增加。虽然不能恢复古代那种仅设关卡而不征税的制度，但也可以不至于施行暴政吧。

译征商论

俞正〇

孟子说古代设立市场，由官吏管理。有个卑贱的男子欺骗市场以谋利，才开始征收商税。孟子认为仁政本来就不征收商税。商鞅则主张加重赋税以抑制商业。《垦令篇》说：“加重关卡和市场的赋税，农民就会厌恶商人。”《商君书·外内篇》说：“如果不禁止从事商业，那么擅长技巧的人就会利用市场获利。租税太重，百姓就不能不离开土地。粮食昂贵，买粮不利，又加重征收，百姓就不能不抛弃商业和技巧而从事农业了。”然而，经商是百姓的正业。《易经》称先王通晓商业。《尚书·虞书》说：“夏朝让百姓交易有无，互通有无。”《周书·酒诰》说：“驾车经商，供养父母，可以快乐饮酒。”像郑国这样的国家，不侵犯商人的职业，不认为他们卑贱，却又斥责商业为末业。战国时期士人没有固定的产业，于是开始愤恨辱骂富人。《战国策》中鲁仲连说：“商人的行为，我不忍心去做。”又有商鞅的策略，这些都是所谓的偏激言论，嫉妒富人，也是见识不够宏大的表现。周朝太宰掌管九种职业，商人充实流通货物。闾师任用百姓从事商业，通过市场贡献货物。征收商税时，收入方面，九赋中包括关市、山泽、币余。司门征收货物，廛人收取总布、质布、廛布和罚市的市布。如果没有店铺而站立持有的，则由肆长收取总布。另外，泉府有市场的征布。支出方面，大府的职责是供给膳食、丧事、赏赐。廛人收取的布进入膳府。遇到凶荒丧乱，司市说：“市场不征税。”司关说：“国家遭遇凶荒丧乱，就不征收关门税。”这就像农业在凶年不取盈一样。孟子却说仁政是关卡只稽查不征税，市场也不收廛税也不征税。或许是因为不熟悉周朝的法律，后人不能读懂经书，折中得当，分别持有孟子和商鞅的说法。有人说这不是仁政，有人说这是抑制末业以回归根本。天理烂熟于心，却使天理和仁政两者不能并存。士农工商都是君王的子民，君臣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逃避，不应该唯独商人因为仁政而不侍奉君主，专门用政令苛责农民。上下以道义相接，如果商人真是末业，那么圣王遵循天理，就不能因为末业有利而征税。如果说加重征税以抑制末业，那么为何不禁止绝迹，反而诱导他们并征税呢？楚汉战争时期，农业荒废，财富集中在商人手中。汉朝杂用王道和霸道，想要商人输送财物，找不到名义，直接说困辱他们罢了。直到桑弘羊窃取商鞅的说法，开始修饰言辞说：“富商大贾如果不能获取大利，就会回归根本，万物就不会暴涨。”郑康成注释“关市、山泽、币余”的赋税说：“都是末业，应当增加赋税。”就像现在商人加倍征税。圣人实行仁政，本来也征收农业税，仁政难道不应该授予田地、督促种植，对农桑不征税吗？农民难道也是末业谋利，应当征税让他们回归根本遵循天理，从而冻饿而死吗？那么，不征收商税，就不是仁政，商人也不是抑制末业。征收商税和征收农业税，其道理是一样的。

榷酤说

自从仪狄造酒，传入中国，日益泛滥，历代都有明确的禁令。等到汉朝和唐朝实行榷酤法，官府自己制造酒曲，开设店铺卖酒，民间不得私自酿酒，有购买私曲的，罪行直到弃市。这时酒已经通行不忌讳，只是必须由官府制造罢了。后来执行不善，严重扰民，于是请求废除榷酤法，听任民间自己制造，但增加课税，酒禁于是大大松弛。明太祖洪武三年，命令制造酒曲买卖的人，必须到税务所投税，才允许买卖，违者都按照匿税定罪。这时酒禁虽然开放，但征税并不轻松。现在官府对烧锅的禁令未曾不严格，但实际毫无限制。虽然钞关酒税颇重，军兴后厘金捐税，也以酒为巨额项目。然而钞关不能完全依赖，厘金捐税断不能长久。以我的浅见来看，似乎可以另立章程，加重其税，严格其禁令，破格在筹款中实行，寓兼节流之意，大概可行吧？为什么呢？酒是祸患的源泉，天下最可以节省的就是酒。可以节省而不节省，税应当重而不应当轻。凡是各种货捐，无论轻重，商民都受其害，只有酒税一重，害商反而可以利民。因为税重则价格必然昂贵，价格昂贵则销售必然滞缓，销售滞缓则酿酒必然稀少，酿酒稀少则米的耗费少而存积多。请说说它的好处：米是万物的宝物，农民颗粒必珍。造酒家用上品糯米，次用粳米，再次用碎米，或者另造小酒则用麦，都用水浸透以取其精液，剩下糟粕喂狗猪，这是暴殄天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用重税困住他们，暴殄不禁而自禁，这是好处一。我们郡是产米区，而耗费在造酒上的，数量浩繁。以西南乡横金一处而论，方圆二十里，共七十多个图，道光年间有横金一万斤的谣言，每天出产烧酒一万斤。春冬大酒的产量是烧酒的数十倍，核算每年耗费米麦，附郭各乡总共不下数十万石。大兵之后，荒歉可忧，穷民怎能不饥饿？现在用重税困住他们，隐然劝他们蓄积数十万石作为防荒之计，这是好处二。酒能改变性情，一切作奸犯科之事，遇到酒就疯狂，物品罕见珍贵，不能多得，人们各自安静，可以省去无数诉讼，这是好处三。乡民以造酒为业的，常常用自己的田地雇人代耕，因此田地耕作马虎，收获不多。酒税既重，其业必减，

译横金等地可以节省一半的人工。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这是第四项好处。有了这四项好处，自然应当筹划实行。这件事并不难办，凡是百姓生活中的细微事务，一旦遇到官府摊派，就苦于胥吏的勒索骚扰。至于酒，本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听说要征收重税，懦弱的人一定不愿意去做，那些敢于做的人，不仅不怕胥吏的凶悍，而且他们有酒缸、有酒曲，一样一样都可以作为凭证，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的呢？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没有比迅速裁撤米捐这一项更妙了，将米捐的数额分摊到酒税中去征收。因为米有捐税，对百姓的危害不小。二十年前钞关豁免米税，十年中常有四五年，即便是咸丰四年议定每石米捐钱二十多文，当时的主事者还担心太重。后来等到城池被贼人攻陷，捐税逐渐增加，甚至达到一百文。现在听说北乡的米运进城，经过两座城门缴纳捐税，几乎达到二百文，这难道可以作为常法吗？所谓“谷贱伤农”，原本是在国家全盛时期逐渐出现的弊端之论，不可作为常例。如果“谷贵伤民”，那么今天游民最多，已经实际遭受其害，绝对不能没有方法来挽回。圣人治理天下，正希望豆类和粮食像水和火一样充足，哪里会有常设捐税的惯例呢？况且战火刚刚平息，饿死的人遍布道路，赈济抚恤正急迫，又怎么忍心剥夺穷苦百姓的口粮呢？那么确定酒捐以废除米捐，也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做的了。

译厘捐

《详陈厘捐源流利獘疏》，同治三年。

郭嵩焘

奏为各省征收厘金以资助军饷，历来成效显著，谨就我所知，详尽追溯其源流，熟虑其利弊，详细陈述，仰求圣上鉴察。

窃以为国家太平日久，营兵废弛已到了极点。广西贼寇初起时，调集山陕、滇黔的边兵，认为他们一定优于内地军队，都因日久无功，依次撤归。此后各省筹办防剿，专务招募勇丁，而营兵也随时就地拨调，始终不能得到其效力。自古行军都由朝廷调发，近来则全部出于招募，这是用兵的一个变局。

军务初起时，朝廷颁发国库银两，动辄数百万，或由户部运送解交，或由邻省协助拨给，军营安坐等待支取发放，战争时间长久而财力日益匮乏。东南各省被蹂躏殆尽，户部的解送，邻省的协拨，饷力都顾不过来，偶尔办理防堵捕剿土匪，左支右绌，无法可施。其势又不能坐听国家分裂，所以即使像广西、贵州那样艰难窘迫，也必须经营筹划，自求生存之道。而湖南管理得当，竟然以一省之力，支撑数省，这又是筹饷的一个变局。

用兵既久，筹饷之难加倍于筹兵，军饱充裕则军队强大，军饷匮乏则虽有军队也不能依靠其抵御外侮。总计十余年来，筹饷的方法，名目繁多，其大要不过两端，即捐输和厘金而已。

捐输起自汉代，卜式拿出私财资助军队，流弊极于宋明末年，而有搜括之令。国家开设捐纳之例，引导以仕进进取有节制，劝勉有方法，巨富厚资立刻获得荣显，中下之户也乐于有所效命，这是很好的制度。但多次实行则民怨官烦，而法也败坏，所以捐输可以救一时之急，而不可作为长久之规。

厘金之制，大概源于《周官》的廛布、絘布，以杜子春的注意推之，廛布应当如现在的坐厘，絘布应当如现在的行厘。而自周以前，商贾的征收数倍于农民，后世水陆钞关定额极轻，税也极轻，这不仅仅是因为少课商税。王者调节宣导天地之宜，田赋所入用来制定国家用度而有余，商贾聚散无恒，居盈虚无定势，官吏容易借此作奸，所以常放松征收以便民。

军兴用度繁多，则百税并举，邃古以来，国家用度之需，无不取给于百姓。宋王安石窃取《周官》之意，以扰乱承平无事之民，君子所深恶。至于艰难筹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其势自迫于不可已。四民中只有农商二者为有常业，不取之于商即取之于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薄，商民逐末而利源丰厚，轻重之宜，也容易知道。

现在的厘金，与汉代的算缗、唐代的除官钱、宋代的经子头子钱，名异而实同。汉代唐代所谓算缗诸法者，都取之于商贾之本钱，所以又有告缗、手实诸法，以穷究其根柢。其余百货，更加以税，史籍所记载，法令烦密，所以括取民财者甚至。然而汉唐宋取之于民者多，而为利反少；现在取之于民者约，而为利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唐之制，为定法以督责之，州县督责之，州县则吏胥之搏噬更繁，而终无实际。为定法则商贾的丰俭或相差数倍，或相差千万，而不能不著为课额以派之。州县通都大邑可以倍征者，而或徒饱私囊；山僻小城并无贸易者，而又一例取盈。又或在正供之外，科以杂差，所以为扰也。

现在的厘金，只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一依唐代臣子刘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犹得用人而不任法之意。臣等请历言之。

所谓不限以科则者，是什么？譬如上海厘金抽收之法，不同于江北、湖北，不同于湖南，不同于安徽，不同于江西，行之通滞，商情之顺逆，只随其所便，而不以相强。上海厘金抽收最多，依次推及广东，不到十分之一，不能比而同也。甚至一省的货物，这里轻而那里重；一厂的设立，这里疏而那里密。只有无科则，而后事事乃稍可以核实，可以便民。

所谓不拘以程式者，是什么？则凡商船经过的通津，有卡厂行厘；货物囤积的巨镇，有门市坐厘，这是大概。间有支津港绕越偷漏，则又增添分卡；小镇毗邻大镇，或至居奇，则又增添分局，都随时酌量办理。一省扼要之区，不过三四处，办法也因加密；其余则稍宽其法，设局多的不过一二十处，或通数府县无一卡局。或小镇举办而大镇反未及举办。推广到各省，或办或不办，或办之有效，或竟然无效，一听督抚之自为经理，均无一定的程式，强之以必行。

是以用兵十五年，被扰亦十余省，其势危如累卵不可终日。而募民以为兵，因地以筹饱，士安于家，农安于野，商贾也相与安于市。督抚大吏委任

译一两个官员绅士推荐他，他就从容不迫地胜任了。自汉代以来，理财的次要政策，没有比今天的厘金更好的了。现在有人说厘金害了商人，却不知道周秦时代，天下的巨大利益都归于商贾，汉朝兴起后极力压制他们，困辱他们确实是因为厌恶他们垄断专利。从周朝到明朝，士大夫没有屑于做商人的，所以残酷搜刮他们而无所吝惜。本朝稍微施加宽大的典制，士大夫多出于经商这条路，商贾的利益丰厚而权力也重，财力雄厚而势力也豪强。厘捐所取于他们年收入盈余的，仅百分中的一二。用现在的制度来衡量，汉、唐、宋、明以前，其税负的轻重多寡之数，一定有能辨别的人。又完善省份，常以保护商贾为言，那些筹办厘金的，大抵是在战乱之后、盗贼出没的地方，像湖北的汉口、湖南的湘潭，其中著名的巨商，多半籍贯在四川陕西，如果厘金稍微有害于商人，他们又怎么能强迫他们辗转跋涉、在兵戈之地辗转，而他们却自动完纳，毫无避就呢？这是说厘金害商的人，既没有考察古制，又不知道今制的简约，而情亲尤其得到了筹饷的妙用。汉法每两千钱出一算，算是指每人出钱一百二十，两千钱一算，每千钱取六十。唐朝的除百钱，宋朝的经总制钱，都是每千钱取一百。臣鸿宾以前在湖南，酌定厘捐章程，大抵每千钱令捐一二十，最为轻微。上海大概将加倍，广东则尚不及其一半。所以说取约，按货物估值，计钱抽厘，本厚者出多，利微者出少，人各尽其力，没有侥幸免除的，所以说法均。汉、唐、宋征收商税的方法，名目多到不可穷尽记录，现在总其名为厘捐，所以说行简。任用绅士官员或商贾，朝夕相见，利害盈亏，可以互相参证，不胁迫以官威，也不督促以成法，所以说情亲。所以实行数年而没有弊端，在于用法的人，而法律也稍微良善了。一定要让征战的士兵空腹荷戈，让靠近寇贼的地区辗转延贼，然后才算是休养，正恐怕古人所说的休养不是这样的。近来看到金陵克复以后，言事者动不动就请求停止厘金，或者请求酌量裁撤卡局。不知道说停止的人，既没有别的筹饷之法可以斟酌盈亏；说酌量裁撤的人，也没有考究各省办法轻重疏密，原本就不同，万万不能尽一省的水陆市镇一概举办，一隅之见，难以辩论。而民情各自私其财，各自专其利，自古如此，只是听说筹饷之说就已经多有阻难，一听说停撤之言就更加附会。湖南之所以能尽其力，专门依靠地方绅士主持正论的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如果以天下为心，那么事势的艰难，百姓的情伪，也应当稍微具备权衡。用忠孝来奖赏他们，使他们辅助公家的急难，劝谕百端，尚且不能一一响应。既然有停撤的议论，远近传述，群起为难，这是徒以一二人的私论，上以炫惑朝廷的听闻，下以鼓动愚民的气焰，使他们有所藉口，以遂其背公营利的私欲。以此处平世尚且伤风化，以此奖衰俗而适以长奸。臣等私下认为国家爱民，应当规划其大者远者。近年以来，苏松浮粮免除，江西摊赔项军务报销不归户部审核，这几项实在都是汉唐以来未有的德政，以此振励天下的人心，攘除寇乱，蔚成中兴之业，只因为其所规划的大，而所及的远。

译如今江南的大股寇贼虽然已经平定，但残余的匪徒仍有数十万人，聚集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之处，筹措兵力和粮饷，形势极其艰难。商人百姓计算厘金缴纳本属微薄，而军需费用积少成多，借此作为补救，官府不得已而与百姓争夺利益。进言的人又想偏袒商贾以与官府争夺利益，而他们用来作为论据的，大都是影射附会于民生利弊，实际上并未深入考究。自宋代以来议论繁多，凡是进言的人都不被公论所容，所以结怨以谋私利，这是君子所警戒的，却正是小人所趋附的。至于结怨为了公事，则贤者和愚者都同样谨慎小心。自从军兴十余年来，除了江皖、两湖地区外，筹办厘捐，往往有很多未尽的利益，实在是因为事情涉及言利，在下结怨于百姓，在上得罪于清议，而聚敛剥削的名声，几乎事先就无法自我辩解，所以智巧之士大都推诿而不肯自己承担。而一两个办事的省份，迫不得已，艰苦经营，粗有成绩，进言的人又采纳道路上无根据的议论而急于诋毁，只是让地方官事事掣肘，结怨更深，筹饷更加匮乏，瞻前顾后，进退两难，无所依据。这样朝廷爱民还只是空话，而地方公事已经先受到实际的危害。这关乎风俗人心，尤其是不考虑民物丰歉的根本，动辄以言利为事的人，是浅陋的。不顾时局艰难的寄托，而仅仅以不言利为高尚，这是君子所谨慎对待的。《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住地位？说是人。用什么来聚集人？说是财。”三代王者理财之道，调节盈虚，裁成辅相的意义，精妙极了。而说“生产的人多，有生产的方法”；说“做事的人快，有做事的方法”。读古人的书，听一两个人的话，而妄图兴利，不顾民生的休戚，事势的顺逆，无论为公为私，都称之为浅陋。读古人的书，听一两个人的话，而就想据之以为名声，古今得失的适宜没有看在眼里，天下利弊的数目不放在心上，仅仅为了邀取流俗的赞誉，让办事的人无所适从，所以应当谨慎。臣等极其愚钝浅陋，但是对于古今事变，名臣大儒的奏疏论撰之文，都曾考求得失，究知其本末，不是敢言利以害民的人，而身居其位，事处其难，稍求有益于国家，无损于百姓，仍然认为厘捐为上策，可以行之久远，不敢不一一据实直陈，阐明其义，恳请皇上天恩，对于进言停止捐输厘金的人，一概留中不发，使不至于传播，或许可以平息浮动之气，不至于挟持朝廷命令以图与官府相抗。等到天下没有紧急的军需，直省没有积欠的兵饷，户部没有竭蹶挪移的痛苦，然后断自宸衷，尽罢各省厘捐。惠及商人而商人确实受到恩惠，没有焚掠的忧虑；便利百姓而百姓真正得到便利，没有流离失所的警报。于是永远培养元气，涵养圣泽，天下幸甚。臣等筹划商议大局，意见相同，谨合词披沥上陈，恳请圣鉴训示。

节饷减厘议

现在取财以济用，犹如拣药以行医。赋税是医家的参茸；厘捐是医家的桂附。当匕鬯无惊，河山永固，犹如人的精神未败，只用参茸作为补品，即可调本调元。等到中原糜烂，小丑沸腾，犹如人的元气暗耗，不用桂附来相调，无以补偏救弊。使用参茸是常法，使用桂附是暂法。那么厘金本为一时权宜之计，不像赋税是百代不易的规矩，更可知矣。自道光三十年赭寇创乱以来，冯陵数百城，蹂躏十余省，官军征战，用饷如泥沙，不得不抽厘金来资挹注。原议军务教平即行撤除，因为桂附本非常用之品。然而江山既定，日月重光，善后之事又起，凡是设防筹备，所费不赀，于是厘捐之议至今未停。既损害在下，又不利益在上，这与久用桂附而有益之物，反而导致有害有什么不同呢？而且抽厘是为了充实国库，所以为什么抽者自抽，绌者自绌？在内司农擘画，常有支绌的忧虑；在外薇垣勾稽，每无充盈的景象。这是什么原因呢？雍正年间库存至六千余万，乾隆初年因南北两路用兵之后，尚存两千四百万。那时并未抽厘，而乾隆四十六年增至七千余万。到现在，取于下的日益增多，聚于上的日益众多，反而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曾经详细研究盈虚损益的情形，而知其原因有五：厘局委员，大则太守，小则县官，似乎不敢贪黩致坫官箴。哪里知道候补人员都视厘局为利薮，钻营的有之，奔竞的有之，甚至贿赂公行，苞苴迭进差一到手，便以为这是生财之地，机会不可失。于是以多报少，百计弥缝，而管事差役又重重扣实，上上解者不过十之三四罢了，对国库有什么裨益呢？这是原因一。西人传教以来，民教动不动就不和，匪徒又从而煽惑，往往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事情平定后，则须酌量赔偿，少则数千金，多则数万金

译至于芜湖一案，耗资多达十一万两银子。用有限的财力去填补无底的亏空，即使厘金征收的范围日益扩大，又怎能抵得过巨大的耗费呢？原因有二：商务兴旺则厘金收入多，商务衰败则厘金收入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如今中国的商务全都为洋人所夺。查光绪十一年洋货进口收入达八千二百零十八两，十二年收入七千四百九十三两，十三年收入一万零二亿六十八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十四年收入一万二千四百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十五年收入一万一千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十六年收入一万二千七亿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两。看这些数字，可知洋货一年比一年兴盛，西方人的货物多进入中国一分，中国的商务就多受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益增加，国库不能日益充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因有三：自从讲求制造以来，对铁的需求非常繁多，对煤的需求更加巨大，仅以日本、英国、奥地利三国计算，前年卖给中国的煤达二十六万八千吨，价值白银二百余万元。像军器之类的物资数量也很多，国库的收入剩余只有这么多，而消耗却无穷无尽，即使想不出现亏空，能做到吗？原因有四：郑州决口之后，黄河水患频繁，前后花费国库资金不下数千万两，接着又发生灾荒，如山陕的大旱，江浙的雨水失时，导致朝廷拨出赈济和减免钱粮的数额巨大，而且大旱之后，十室九空，物力已经衰退，厘金必然减少，这也是国库支出不足的一个方面。原因有五：有这五个原因，所以厘金虽然没有立即停止征收，但国库仍然不能充裕。现在想要筹划节省军饷以扩充财利来源，策略有六条；免除厘金以缓解商人的困境，策略也有六条，请分条陈述如下。

译这都是一切应当裁汰的局务。自战乱以来，设立的局所之多，如同星辰罗列，如同棋子布阵。如果不严加裁汰，任由有用的库银消磨在无用的局员身上。只知道层层抽取厘金，这是忍心剥取万民的脂膏，却不忍心让局员闲散。不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与其耗尽百姓的财力，不如节省局员的费用。去年刘岘庄制军刚到两江任职，从道员、知府以下，凡是差遣委派有名无实的，一概裁去。兼任差事的不领取薪水，总计每年节省约三十多万两银子。这确实是节省军饷的切实办法。如今可以裁撤的局务还很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都是理财的事务，应当归藩司管辖。然而现在支应有局，采办有局，转运牙厘又另有局。即使说藩司事务繁杂无暇兼顾，然而每个局所派一名精明的人总领其事，也足以办理。然而一个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几百人。至于保甲、清理诉讼、防备根本、集司的专门职责，县令与之相互勾结，那么省里有局，郡里有局，县里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的区别，南局、北局的分别。再说道府衙门有春秋两次祭祀，按例差派查勘驿站、班馆等事务，每次至少有十多人，甚至二三十人。之所以这样，也不是几个人的才力不足，必须分任给众人。不过是因为捐纳出身的官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增加差使，安置闲散官员。虽然为闲散官员考虑是得到了好处，但库银日益枯竭该怎么办？如今的紧要之计，应当大力整顿，可以裁撤的可以合并，这不仅能够节省无数费用，而且可以杜绝侥幸晋升的途径。

这都是一切应当归并的驿站事务。驿站设立，已经二百多年，近来日久生疏，弊端百出。遇到紧要事件，多有延误投递的弊端，甚至拆阅、遗失，在京城报纸上看到的指不胜屈。每年需要经费多达三百万两有余，耗费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真能仿照西方方法，在各省创设邮政局，即将驿站归并到局中办理。不仅每年可以节省三百万两银子，所收取的信资，每年正好可以获得数百万两。一出一进，数目颇为不小。当此国库艰难，国家用度繁多，每年增加这笔巨款，也是国家的大计。为什么不早做筹划呢？或许有人说设立邮政信局必然会受到阻挠？回答说：这不必担忧。开办之初，应当命令各信局都将资本入股，不愿意的听任其便，并准许每个信局保送伙计两三名，以供差遣使用。这样就不啻于合并几个小信局成为一个大信局，势必欢声雷动，谁还会阻挠呢？

或许又有人说亏缺正项钱粮，或者并无亏缺而新官到任迟延不接手的，都由该督抚题参革职，交代未清而该上司不声明的，司道、知府、知州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这是实行很久而没有弊端的。降及晚近，州县交代不能按期限算结，上司畏惧处分的麻烦，也就不按期限题参，往往辗转驳查，拖延岁月。等到浸淫日久，旧任困于旅费，无钱可交，终身寄居他乡，子孙流离失所，都是难免的。新任因为旧任未清，转相牵累，对于交代未结的，十有八九，而上司也就有了参劾不胜参劾之势。国库之所以不充盈，正是这个缘故。听说近来办理交代，以山东最为完善。大概山东一省，经前任巡抚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交代章程十一条颁发给州县，并通令各属不得藉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项钱粮。其交代超过期限的，参劾革职毫不宽贷。同治初年，每年藩库所存正杂各款不下八九十万两，近来藩库收入达到二百数十万两以外，藉以支应本省军需及京城协饷。一省如此，天下可以推知了。州县职司钱粮，坐拥仓库，计算其公私之用，每税耗损数千金，并未觉得费用很大。然而合天下千五百个州县计算，这是三年耗损二千万两。那些曾任州县的人，也因为挪移方便，不能节省，衣食终究不免艰窘的忧虑，查抄的累赘。这是公私上下两损的做法。如果交代向来严格，使州县预先知道节俭，那么国家少亏空国库的忧虑，州县免除终身的累赘。这是公私两清的做法。如果命令户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实力办理，又恐怕积亏之后，骤然整顿，则新旧混杂，窒碍必然很多。想要杜绝侵吞亏空，只有宽待既往、严格将来这一种方法，酌情恢复养廉银以充裕其财力，禁止摊派赔补以清理其源头，庶几各省大吏易于着手。从此以往，超过期限必多，二次参劾必革，法令严格而亏空挪移减少，亏空款项断绝而国库款项充盈。理财之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我之所以希望充裕财用的，就是这个。

然而节流之道，既然应当讲求，开源之计，不能因为涉及言利，就一概斥责驳斥。损害下层利益以增益上层，叫做言利；如果取用天地自然之利，公之于天下，而且可以赡养贫民；取用朝廷固有之利，归还朝廷，不至于侵吞官吏，有害商民的，只有开矿这一端，最为要务。我私下观察泰西各国的富强，也全靠

译（前文省略）……关乎矿产。英国矿产最为丰富，质地也极好，所以它的财富在欧洲首屈一指。既然富裕了就会强大，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道理。中国想要充裕财利来源，应当仿效西方的方法，聚集资本，寻找矿地，大规模开采，这样富国强兵，不难超越西方各国。中国地大物博，金属和煤矿，哪里没有呢？但是承办的人不得当，都缺乏实事求是的成效。西方之所以能够达到富强，一半是依靠矿产作为收入的大宗。因为国家没有用不完的财用，天地有自然的利益，如果能够用天地所产出的资源，来满足国家的需求，那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民间日益富裕，国库日益充实。像这样来防备灾荒，筹措军饷，如果经费源源不断地接济，处理起来从容有余，一旦朝廷财政突然需要巨额资金，理财的人就有依靠而不必恐惧，用有余来弥补不足，绝不会陷入左支右绌、互相掣肘的困境。中国的金矿在辽宁沈阳一带最多，而云南的银矿、铜矿尤其早就著名。在雍正、乾隆年间，每年进贡三百多万两，但都是按照惯例依靠人力开掘，斧头、铲子等工具处处需要人，消耗过大，每年必定有积欠未能解送的情况。现在承办得人，日渐好转，每年不仅没有欠解，还可以提前解送，这就是使用西方方法的结果。光绪初年，宰相李鸿章就开采开平煤矿，十多年来，像基隆、金州、潍县、贵州、利国、淄川、漠河、平度等地，有的产煤，有的产铁，有的产铅锡，有的产金银，虽然矿质不同，但都先后开办，官本不足，就集合商股来完成。开采的方法，大多参用西方机器，人工既减少，收获又丰厚。如果办理得当，自然可以获利。现在台湾又有金矿，曾经由巡抚邵友濂派委员前往查看检验，打算开采，据说台湾的金矿比印度的金砂更容易提炼数倍，这又是一个使国家富裕的地方。当今西方方法盛行，当权各位大臣动不动就以富强来谋划国家，如果再能知人善任，推广章程，那么获得利益自然可以确信无疑。况且用中国出产的矿产，供给中国开设的制造局使用，正与中国开办矿务及开设制造局的初衷相符合。中国既然有自己开采的矿产可用，自然不必依赖外洋，而流向外洋的银钱也必定日渐减少。开源节流，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开矿这件事，本是使国家富裕、百姓便利的大计，可以致富，可以致强。西方各国的成效都在眼前，我们中国难道已经仿效实行吗？至于新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未纳入版图，我朝平定之后，每年支出军饷一百几十万两，内地颇受其累。那里向来有金矿、银矿，恐怕聚集多人，滋生事端，长久封闭。私下认为天地生财，原本是为了供给百姓使用。开采后如果矿苗旺盛，充实国库、富足百姓，固然完美。即使矿苗稍少，不足以抵补工本，但工本自然散在民间，终究天地间多了一项流通，也是有益的。新疆矿产自开辟以来，未经充分发掘，这是可以知道的。如果办理得当，足以供给该地的军饷，那么内地的经费就日渐宽裕。其他各省的矿产，也都长久封闭，弃之如泥沙，或者开采了但未经提炼使用。考虑到天下的大计，东南的洋货，西北的皮货，以货易货的情况很多，而以银易货的情况也不少。加上器皿首饰等消耗金银的地方不一而足。中国的金银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怎能不导致短缺呢？如果不从矿产中获取来弥补这个缺口，就应当急忙设法开采。或者由官府经营，或者任由富商经营，或者督促商人办理而由官府统领，或者官商合办。无论所得多少，取之于地，并非取之于民。即使是官商难免有弊端，但总算是取用被弃置的东西，来满足百姓的需要，确实有益无损，而且可以赡养贫民。虽然聚集多人，但多人借此谋生，人有谋生的路，就没有滋事的心。担心滋事而不让人谋生，未免有因噎废食的讥讽。那么矿苗显露的地方，是可以随地开采的。如果得到煤炭和金属对国用有益，严格交接，藩库充足，那么财政军饷就有盈余依靠，不用担心短缺，这样就不必抽取厘金来困顿商人了。以上两件事，一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一是朝廷自有的利益，并非取之于民，虽然数目不能预定，这也是开源节流的大端。或者是历代圣君创立的良好方法，或者是大臣筹措而屡次见到成功。我不过就所闻所见，略加参引伸义，希望能在海内推行，事先斟酌时宜。实在不敢把抽收厘金视为长远的善政。国家的大政，虽然不止这两端，但如果不大有关乎国计民生且两有裨益的，也不敢拾取细故，冒昧陈述。

译关于裁并厘金局的建议

恭敬地阅读电报传发的上谕，六月十二日的谕旨说：“御史郑思贺奏请命令裁并各省厘金局等语。设立厘金，是借以补助军饷，原本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后来因为各省局卡林立，拖累商民，多次谕令设法裁并，可以说反复多次。各该督抚自然应当遵照办理，以期对上有利于国家用度，对下体恤商人的艰难。然而今天又据该御史奏报，各省督抚的局卡仍然不少，江西厘局多达七十多处，勒索刁难，虚耗浪费，弊端百出，亟需再次严加警告。着江西巡抚及各省督抚将现设的各局仔细筹划，酌情保留在水陆交通要道处所，认真稽查，严防绕道偷漏。其余零星的局卡，即着核实删减，不得以无可裁并为借口，敷衍奏报塞责，仍将裁定的数目迅速奏报回复。钦此。”反复诵读数次，不禁欢喜到了极点。厘捐应当废除，已经很久了。初创之时，正值战事兴起之际，以此补助军饷，招募勇丁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匪类，扫除害虫，以奠定国家的稳固，小股的肃清，地方的平定，都依赖于此，不能说不是商民输纳的贡献。原议军务肃清就应当裁撤，以向天下昭示大的信用，谁料想有设立却无人敢废除？肃清以来三十多年，反而觉得有增无减，其中的弊端可想而知。列举大的方面来说：损害国家体制，拖累商民，滋生浪费，纵容中饱私囊。而实际上归于国家拨济军饷的，则从未曾每年有所增加。因为各省都有厘捐，有厘捐就必然设置局卡，上级的是督办、总办，下级的是委员、司事，以及夫丁护勇，还有派拨炮船的，则更有哨弁兵勇，薪水则每处开支多少，其工食则每处报销多少，大约计算所称以一两成开销局勇的，有过之无不及。这是公家的说法。至于私下的说法，则勇丁等作弊，可以勾结奸商，以多报少，混淆斤两和件数，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贪欲，就不难轻轻放过；而未满足他们心意的，则多方勒索，百计苛求。而民心虽然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些人神通广大，变化莫测，司事则与他们同党，不难分多润寡，狼狈为奸；对委员则不难欺骗蒙蔽，或者在时节送礼行贿，名叫孝敬，以此堵住委员的口而夺其气。各委员也明知此事，却装作不知，而且更加效尤。以其所得的孝敬，转而孝敬督办、总办，或者为他们办差。大抵都是上下互相包庇，其弊端百出，不可以枚举。而商民受到的拖累，则更无穷期。在各督抚之所以不肯遵旨立即撤除的原因，一则是为了善后的资金，一则是为了海军以及一切边防协饷的用途。并非专门为了调剂冗员起见。然而对国家有利的，不过一二，而给商民带来的拖累，则不止八九。其利益究竟在哪里呢！

论厘捐的渊源

中国有厘捐，是从咸丰三年开始的。当时粤寇（太平天国）猖獗，军费枯竭，户部国库无可拨付，财政大臣无策能筹。于是朝廷副都御史雷以诚上奏在江北淮扬等府创设厘卡，抽取百货的捐税，每百文中取其二三厘，所以叫厘捐。同时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也上奏请求设局收捐抽厘助饷。此后各省仿行厘捐，于是天下直到寇乱平定之后，休养生息，民困逐渐缓解，而这个局未停，则用来资助善后各项费用。光绪五年，捐输实官的条例初次停止，那时也有以请求停止厘捐为言的，最终未获准行，而郑工、海防诸捐仍然接踵而起，国家用度入不敷出，于是以厘捐为一成不变的局了。看近年西方官员所作的《中国度支考》，记载光绪二十年共收厘金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两，其中以江苏省苏州、淞沪两总局共收一百九十万两为最多，山西、直隶各收六万两为最少。次于江苏的，如广东一百七十五万两，湖北一百六十万两，浙江一百五十万两，福建一百二十二万两，其次四川、江西不及百万两，湖南六十万两，广西五十八万两，南京五十五万两，安徽、云南三四十万余两，则自郐以下了。然而这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两，是光绪二十年奏报所收的数目，而实际上商贾所捐不止于此。厘卡积弊，各省不免，论者也已多次言及。大抵中国的弊端，在于上下互相揣度，贵贱相隔，官太贵，民太贱，而在官之中又较品级分事权贵贱，不只一等。以外官而论，督抚视司道为贵司道视知府及直隶厅、直隶州知州为贵，府厅州又视所属的州县为贵，而州县之下更有佐贰杂官，公文往来，层层稽滞，不肖官吏因此作奸。即论办理厘捐者，总一省之利权的是藩司，其次则是各属的总局，其总办大抵是道员府员大员，又其次则是各路名城大镇要口的局，其局员多系牧令丞倅小局或委佐贰

译而各局又设有分卡，由司事、督丁分别驻扎。统计各省依靠厘捐为生计的官募仆役，不下十余万人，这些人专门依赖此局作为利源。而主管官员也多半借此作为安置候补人员的地方，捐例一天不关闭，冗员一天不淘汰，厘金就一天不能废除。谁料想事变到来，竟有像本月初四日《日报》所令遵旨撤员这样的事？其大概情况，列举金陵采访友人的函件所述：云南洋大臣刘岘帅钦奉上谕说，所有内地及沿海沿江的盐茶各项厘金，自本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改归总税务司赫德派人办理等因，钦此。所有皖南的茶厘、苏州的牙厘以及湖南湖北的西大通、淮北、五河等处的盐厘各卡委员，自应一并裁撤。于是分别行文通知，限三个月内一概交卸清楚，以便上奏请求改归税务司承办。看此情形，既然两江总督已有如此举动，其他各省想必事同一律，不禁为此感到欣喜者一，深虑者二。欣喜的是什么？中国各直省办理厘捐的人员，从官员幕僚到仆役，穿衣靠它，吃饭靠它，成家靠它，子孙后代也靠它，不啻根深蒂固，成为万年不拔的基础了。四十余年以来，对上耗费国家用度，对下吸取百姓膏血，其罪行多得无法列举。如今趁着这次变革的机会，将数十年的积弊一扫而空，如同摆脱束缚，固然是值得庆幸的。忧虑的是什么？朝廷因为抵借洋债的缘故，不得已将厘卡抵押出去，计算每年少了这一千二百余万的巨额收入，将用什么方法来弥补？眼下昭信股票所收尚未有定数，此外铺税、药牙也尚未有把握，将来掌管财政的人如何筹措？这是可忧虑的第一点。至于更可忧虑的，则是中国虽然正值时局艰难，尚幸民心稳固，如今在厘捐之外另谋生财之道，而奉行官吏仍不免搜刮剥削的弊端，恐怕小民会有怨言。况且，西洋官员办事素来称道核实无弊，此后厘捐一经整顿，势必收入增加，而商贾实际缴纳的数额较旧时减少，那么彼此对比，能不产生“殴爵殴鱼”（指因利益冲突而互相攻击）的担忧吗？知道主持国政的人将如何处理此事。

译裁撤厘捐仿行印花税说

厘捐这种制度，是由乌程县生员钱东平创立的，他将此议呈报给侍郎雷以诚，首先在扬州所属地区试行，随后蔓延到各省。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叛乱，各地蔓延，绿营兵不足以平定，朝廷于是大量招募勇营来协助剿杀，军饷需求巨大，因此批准设立厘捐。虽然明知这有害于百姓和商人，但也不得不作为急救眼前的权宜之计。等到后来巨寇被依法惩处，军事肃清，但善后事务繁杂，如海防、洋务等各项事宜，又处处需要费用，所以厘捐不仅不能废除，反而更加严密了。总计每年的收入，多的时候可达二千万两，少的时候也可达一千五六百万两，与海关征收的洋税相比，大约少了三四分之一。在同治年间，曾奉皇帝谕令，各督抚体察情况，酌情保留大宗，撤去分局，但至今各省并未完全遵行。这并不是真的想保留它来拖累民生，而是因为厘金这一项，户部指拨给各省的岁协款项，以及督抚的外销费用，几乎把它看得与正税无异，势必要追求其充盈。于是每年有考核，每季度有考核，甚至每月每旬也有考核，考核越多，搜刮越厉害，商民越困顿，厘捐于是成为中国政治的毒瘤。有人说，起初设立厘捐时，都由士人管理，后来不用士人而用委员，委员又假手于差役，差役本来没有一个善良的，委员也多半贪婪，刁难勒索，重重困害商民，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所以不如用绅商包揽厘捐的方法方便。包揽厘捐的方法，必定要比往年减少捐额，让包揽者也能沾点微利，虽然可以避免商人层层被征税，但绅商之间争夺包揽之事，十分纷扰，而且剥削商民的弊端也终究不能完全消除，这仍然不足以成为妥善的办法。所以我认为，不如裁撤厘捐而采用印花税。考察泰西的印花税，始于荷兰，接着在法国兴起，在英吉利盛行，现在海外各国几乎无不实行。所谓印花税，就是让民间购买国家制造的印花，粘贴在各种契约字据上，作为纳税的证明。查考英国设立印花税时，所收取的数额最多不过四十先令，其次不过五先令、二先令、一先令为止，再次不过六便士、一便士为止。征收既少，百姓不伤财，起初限定四年，期限届满就停止，后来因为这种方法好，于是永久定为法令。计算起初每年收入只有五千磅，等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所收的数额共有十四兆五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四磅（注：此处原文数字可能有误或单位换算特殊，依原文直译）。今昔相比，不止成倍增加。这第一是因为英国商务日益兴旺，第二是因为以前免纳印花税的，后来都一律征收，第三是因为文凭字据，以前只收四十先令为止，后来都按照事情轻重核算增收，第四是因为印花税虽然有裁减有增加，但究竟裁减的数额少而增加的数额多。英国印花税的利益既然这样，那么以中国之大，仿行此法，获得的利益必定更加不可估量。虽然裁撤厘捐，但国家所收的数额，不仅足以与之相当，而且更超过它，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而且还有话说，洋人进口的货物，不允许值百抽十，常常借口中国有厘捐，曾说中国如果能将厘捐全部裁去，值百抽十的提议不难照办。中国不立即答应，是担心裁去厘金而增加值百抽十的洋税，其数额还不能相抵。现在如果全部裁撤厘捐，仿行印花税，洋人还有什么话说，值百抽十的提议必定可以与之仔细商议。我们既得到印花税的利益，又得到值百抽十的利益，却说还抵不过厘金这一项的数额，我不相信。印花税虽然取自我们的百姓，但值百抽十的税则取自洋人，这是洋人有受损之处，而对我们中国的百姓则无损而只有益。哪个好哪个不好，极为浅显易知。为什么当权者始终不议论裁撤厘捐呢？这真是找个人来解释也找不到啊。

仕商名利颠倒说

有客人对我说：“你阅读西文报纸吗？”我说：“阅读。”客人说：“你知道洋药加捐的事情吗？”我说：“知道。”这件事见于香港报纸，因为有华商说漏捐私土很多，请求官员专门缉私，而在税厘并征，每箱一百一十两之外，再增加二十两，作为缉私经费。但这件事恐怕外官不便擅自专断，听说官意虽然允许，尚须与总理衙门商议，是否真的实行，尚未见其必定批准。客人说：“想要加捐的不止洋药一项，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五月初一日西文报纸内载有四月二十五日华商禀词一纸，略说：“近来有不肖商人蒙蔽禀报官长，说广东棉花棉纱本来都是用本地所产供给本地之用，近来因为洋棉纱洋棉花贩运来的很多，于是导致本地所产的棉花及本地所制的棉纱都因此减色，无人购买使用，有害于人间，请将外洋的棉纱棉花一律抽捐，棉纱则每抽捐银七钱五分،棉花则每收捐银五钱，请求包办六年，每年输纳给官府十五万两等语。”这件事实在令人深感诧异，自从洋棉纱进入

译自进口以来，使用者无不称赞其便利，而且它的价格确实比本地的棉纱更便宜，既然如此，又何必担心它造成祸患呢？如果这项货物一旦被征收捐税，那么那些贩运的人捐税从哪里出呢？最终还是转嫁到买主身上罢了，它的价格一定会更高，使用起来反而更加不便，所以请求不要增加捐税等等。然而，外国货物的税收自有规定的条例，恐怕也不是地方官员可以擅自专断的，也必须与总理衙门商议是否批准，这也未必一定能够同意。客人说：“先前因为法国战事急需军饷，所以各项增加捐税，后来事情平定，酌情裁减的也有，现在如果再增加捐税，恐怕商人难免会有怨恨。因此华商竟然想寻求西商的帮助，由此说来，增加捐税这件事，对商人的不便是非常严重的。国家在有事的时候，从捐税中获取军饷，商人起初不敢怨恨，说是为了国家。如果在无事的时候也征收捐税，那么怨恨就已经滋生；如果在无事的时候，不但不能减免以前已经征收的捐税，反而想要增收以前未曾征收的捐税，那么怨恨就更严重了。商人是国家用来储备财富的，假如遇到紧急需要，所依赖来巩固国家的，又怎么可以任意剥削呢？”《西字报》在文末刊登这些言论，大概也是用来显示民心不顺吧？况且这种捐税上加捐税，以及以前未曾征收而今天增加捐税，难道都是出自朝廷的本意吗？即使所获得的捐税，成千上万，难道也是朝廷真正获得的吗？大抵不过是借此作为名义，而削弱商人来肥润官员罢了。自古以来，在朝廷中求取名声，在市场上求取利益。官员在朝廷中，都是求取名声的人；商人在市场上，都是求取利益的人。在市场上求取利益，那么在朝廷中的人就不应该求取利益。然而到了今天，竟然直接将名利二字颠倒。求取利益的人，或许还知道有顾全名声的道义；求取名声的人，竟然到了无利不搜的地步。怎么说呢？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本来是为了利益。然而当他们追求利益的时候，必须先树立招牌，必须诚实守信，不让招牌稍微有欠缺，以致给人留下话柄，或者对生意有害。这是在计算利益之中，还存有爱好名声的心。虽然他们爱好名声的原因，仍然是为了利益，但终究不能说不重视三代以下的道义。到了今天所谓的在朝廷中的人，却相反了。所谓的名声，不过是功名罢了。功名一旦到手，就认为从此可以名利双收。渐渐地，求利的心逐渐占了上风，又渐渐地，求名的念头逐渐被遗忘。又渐渐地，名与利在心中互相争斗，而名声长久地不能胜过利益。名与利在外部相持，而利益竟然战胜了名声。于是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没有一天不心存利益。仿佛舍弃了利益就无法说话，舍弃了利益就无法行动，舍弃了利益就无法举动。左顾右盼，满眼都是市场上垄断牟利的权术。过去属于卑贱男人的行为，现在却属于士大夫了。像这样的人，天下滔滔，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无论事情的是非，一旦为利益所动，对的可以变成错的，错的可以变成对的。无论情理的曲直，一旦为利益所动，直的可以变成曲的，曲的可以变成直的。不一定说是贿赂直达，不一定说是贿赂公然盛行。如果心存利益，那么凡是一个念头，做一件事，大体上偏向利益一边的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的原因，也是孔子之所以有“放利多怨”的训诫的原因。到了今天，如果一定要要求人们去除利益，怀抱仁义，人们将会议论说这是迂腐。但是明知是为了利益，也必须看这利益是否可以获取，获取这利益而人们的心能否甘心服从。如果甘心，那么即使获取也不为过；如果不甘心，即使极少的利益也不可获取。为什么呢？利益是怨恨的根源。奸商谋取利益而用言语试探官员，长官相信了，这是被利益所诱惑，如果有阻止的人，甚至会被仇视。难道不知道国家之所以向百姓索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吗？国家不得已而索取，百姓不敢怨恨，官员却借此作为搜刮的手段，这不仅像竭泽而渔，必然有枯竭的一天，而且显然是与百姓争利。这难道是士大夫所应该做的吗？所以我说道：做官与经商，名利颠倒，不是说商人不求利益，只是奇怪士大夫不惜名声。您认为怎么样？我高兴地说：名声是虚的东西，利益是实的利益。人谁不想避开虚的而追求实的？如果能够名实兼得，固然美妙；如果两者不能兼得，那么一定舍弃虚的而选取实的。难道只是官员这样吗？又难道只是一处的官员这样吗？暂且记录客人的谈话，来质问世上善于自我选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