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兵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 兵政

邮政

关于议办邮政的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议附。总税务司赫德开办邮政的章程。

奏为遵旨议办邮政，由海关现有的邮递业务推广，并与各国联合，以便利于商民而收回利权，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臣衙门接到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咨文抄录的拟请设立邮政、请饬议章程的一片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奉电传谕旨：“邮政一事，业经总理衙门筹议，粗有头绪了。”钦此钦遵，仰见圣主周全体恤商旅、通达志向与情意的至深意旨。查原奏内称：泰西各国的邮政如同铁路一样重要，特设大臣总领管理，收取资费甚微，获利甚大，权力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及日本在上海及各口岸设立邮局，确实具备万国通行的惯例。曾经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人往复条陈议定，咨由总理衙门饬令总税务司赫德详细议定，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便利百姓，是办得到的事。至于海关所办的邮递，因为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所以推广时每每多有阻碍。现在又与葛显礼当面筹议，知道他对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中熟谙办法的人，应当也不缺乏。请饬令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善议定章程，开办后即推行到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必令各国将所设的信局全部撤除，并与各国联合，彼此传递文书信函等语。臣等查考，光绪二年，赫德国议滇案，请求设立送信官局，这是邮政发端的开始。经臣衙门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覆请拟开设天津、京城、烟台、宁波、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给赫德管理。后来因为各国纷纷在上海及各口岸设立邮局，担心夺取华民生计。九年时，正值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光绪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的各节，并据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明称：香港英国监督有愿意将上海英国邮局改归中国海关自办的言语。经臣衙门先后饬令据江海关道总税务司筹议，咨行北洋、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札行赫德，认为所拟办法既然对民间邮局没有损害，就在通商各口岸推广办理，拟等办出规模后再请旨定设。这就是该大臣张之洞所称各税关试办邮递的开端。臣等又查海江海各关道来禀，每说税关邮局未经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光绪十八年冬，赫德也以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方邮政局，恐怕将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接连接到李鸿章、刘坤一咨文，据江海关道聂缉槼禀称：上海的英国、美国工部局现拟增设各口岸信局，日后中国再议推广，必定更加艰难。等等言语，这是原奏所称体制不同，推广每每多有阻碍，是洞见症结的论断。至于各国通行每年收取巨额资金一节，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鲁士开始议定代民经理，统由大臣位齐卿贰，各国认为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合签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买图记纸粘贴在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用每封重五钱的信取银四分，路途遥远酌情增加。其收取资费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失折损，百货价格涨落，万里起居，随时直达。至于有事时，还可以查禁敌国私函。诚如原奏所称权力统一，为利商利民，即为利国的要政。

又查十八年，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年所收银圆多达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元，张之洞所举英国收取数额，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词，利益等同铁路，确实不为虚言，且西国邮政与电报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年法国设立轮船公司十艘，统称为信船，遇口岸停泊，信包未到，不得开锚，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不下数百万人，据李圭禀称，这些劳工有一纸家书，十年不达者，缘邮会扣阻无约国文函之例也。中国若行邮政，即以获资置备轮船出洋，藉递送书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系尤大。臣等博访周谘，知道这是当务之急，于是于十九年札饬赫德详加讨论，是否确对小民生计无碍。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又与该总税务司面商屡屡，先后据其递来四项章程，计四十四条，臣等详加披阅，大致条理清晰，自应及时开办，相应请旨敕下臣衙门下转饬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然由臣衙门总其成，略如各口岸新关规制，即照赫德现拟章程定期开办的，应制单纸，也由赫德一手经理，遇有应行酌改增加之处，随时呈由臣衙门核定，期望于有利无弊。至于

译赫德原呈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的所在地在瑞士，应当准备照会，寄由出使大臣转交给该国执政大臣，作为加入该会的凭证，自然可以援引万国通行的惯例，告知各国，将在华所设的信局一律撤回。

查咸丰八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以及光绪十二年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均明文规定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中国既然已经加入该会并开设邮局，各国应当没有借口（反对）。

以上所议，如果蒙皇上批准，即由臣衙门恭敬遵照，分别咨议、札饬办理，待办出头绪后，即推行至内地水陆各路，期望兴办起来。一面咨行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直省的将军、督抚知照，届时即将简要的办法饬令地方州县晓谕商民，使他们都知晓其中的便利。凡是民间原有的邮局仍旧开设，不剥夺小民的利益，并准许他们到官办邮局报明领取单据，按照章程协助递送，与电报互为表里。

至于江海轮船以及将来铁路所通达的地方，应如何交寄文信，由总税务司按结算期向臣衙门申报办理。邮政局的年收入及开支项目，由总税务司按结算期向臣衙门汇报，会同审核后奏报。

所有遵议推广海关邮递、开设官办邮局，并与各国联合的原因，理合专门上奏陈述。赫德所议章程条款，另具清单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朱批：依议。钦此。

译关于议覆邮政事宜的奏折，附带邮政局章程的解释。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奏称：遵奉圣旨议覆并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臣衙门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接到军机处抄发的御史徐道焜奏折：各海关附设邮政局所议定的章程须防止流弊，姑且举两件事为例，其余关于携带信件的规定过于严苛。中国人托人带信习以为常，如今搜出一封信罚银五十两，在船上搜出一封信罚银五百两。万一有内地船户、商民不知禁令，忽然被搜出，那么即使倾尽家产，也不足以偿还罚金，这是便民的措施反而扰民，这是应当更正的第一点。一是寄报纸的费用太重。日报用来广见闻，在外国销售最畅，寄报的费用最多不过每份一文。如今局中所定寄报的费用，中国报纸每张五厘，外国报纸每张一分，其价值与报费相等，这是阻断了报馆的销售之路，也就阻断了华人阅报的机会，这是应当更正的第二点。这两件事虽小，却颇有关系，拟请圣旨饬令总署议定通行章程等语。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又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接到军机处抄发两广总督谭钟麟奏折：邮政局琐碎烦苛，众怨沸腾，对军饷需求无益，徒伤政体。查邮政局章程都是外国的法律，每封信函重二钱五分取银二分，原本不多，然而重至二钱六分则取四分，层层累加，直至七钱二分。局中称量未必完全准确，小民不都携带秤去，轻重高低每每发生龃龉。况且以钱折算银价有参差，商人计较锱铢之争，喧嚷争竞在所难免。尤其严重的是在于苛罚，商民书信往来，或专人投递，或附信汇寄，原本听其方便。如今则一封信漏报罚银五十两，倘若信内带有物件罚银五百两，罚款不归公而归私，所以局中人役专门以搜刮为利。客商所带箱笼必定倾筐倒箧，逐件穷搜。税务司作为一个洋人招致众人怨恨，万一事起仓卒，地方官无从保护，这是不可不深虑的。况且邮政局收入也很微薄，查粤海四关自正月初一至月底，共收信资一千五百余万圆，折合库平银一千零数十两，扣除补水一成，每月尚不及千两，总计一年一万一千余两，是否恳请天恩将邮政局一并裁撤等语。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又臣衙门近日接到闽浙总督边泉电报称：据浙江温处道称，邮政不准信带银洋，有碍小民生计；嫌不便；上海招商局轮船恐受苛罚，公件也不准收。又秤用洋码，民众都不熟悉，人心惶惶，请电总理衙门转饬税务司核议，速电各口以免生事端等情。邮政琐屑烦苛，商民间皆怨恨，严搜重罚，尤为纷扰，是否可以奏请裁撤，或者放宽章程等语。

臣等查邮政一事，对军饷来源有益，外洋各国行之已久。臣等反复考求，历时数年，才奏请办理。因为邮政书信往来各国甚多，事关中外交涉，请求饬令总税务司赫德参酌试办。只是创办之初，各口商民对章程细节多未通晓，人言啧啧，确实如该御史、该总督等所陈述的各节，亟应设法变通，以顺应舆情而避免滋事。当时臣衙门一再饬令总税务司悉心妥善商议办法，务必做到有利无弊，以期经久可行。

现在据该总税务司申覆：关于罚款一节，是专门为了防止商民船只私带邮政局应寄的信件，实在没有饬令局中厮役搜查旅客的事情。如果有为朋友便带书信，或专人投递信件，完全可以随意由水陆各途行走，断不至于阻滞。关于盘诘寄费一节，等实行一年后，若查有应减应加之处，自然可以酌情修改。至于两广总督所称邮局章程都是外国之法，实在不然。因为中国邮局宜分为两端，所以所定章程，一半是遵守联约各国的公法，一半是仿照现有民局的规条参核订定。其所定寄费原本不多。至于说以钱折银不免争竞喧嚷，查各项交易，这种折合情事，势所不免，并非等到邮局开办才有。正因想要避免喧嚷，所以早已酌示兑换的一定标准，如以银交易须付若干分，以钱交易須付若干枚，如此清算，怎能争竞。

又说局中人役专门以搜括为利，所带箱笼必定倾筐倒箧，逐件搜查一节。处罚办理乃是各处办公都有之事，不但邮局如此。即以邮局而论，处罚也并非轻率。如果有为朋友便带信件，乃是搜查私货，这是在邮政未设之前即有的事。曾有华洋商人报运行李书籍，原本应放行，因先有眼线密报，经海关查出游药、手枪、绸缎等情况，故此章不便更改。至于说邮政局收入甚微一节，查邮政局在开办首月即收有此数，行之既久，才能收取巨额。中国的邮局计议多年，才奏奉谕旨允行，且已通知各国，不便中途废止。

译只有广东省与香港、澳门附近的情况与其他口岸不同，应当酌情制定专门章程，以便因地制宜。已派遣负责邮政事务的税务司葛显礼前往香港，参考广东的情况，通融变通地拟定专门章程。至于闽浙总督电报称邮政不准携带银元一事，查考汇寄银两之事，邮局目前虽然尚未开办，但在总体章程中已列入此条，今年夏天即可实施。至于说招商轮船不接收公文，完全可以将公文直接交给邮局寄递，或者交给文报局转由邮政局代送，都没有问题。至于说使用洋码称重，百姓都不方便，查考当时特意将多少洋码折合多少中国秤码在章程中详细载明，似乎不难熟悉。邮政局是奉皇帝旨意开办的机构，总税务司不敢擅自提议裁撤，只是章程逐渐将完善至尽善尽美，大家耐心遵行，期望最终能够成功等语。我们查考该总税务司回复的各项内容，尚属实际情况，但事情处于初创阶段，不嫌详细考究，制度贵在因时制宜，力求尽善尽美。如他所称以钱折算银两及秤用洋码等事，早已酌情确定标准并详细记载于章程中，商民容易熟悉，自然不至于阻碍难行。至于寄递报刊及汇寄银两两件事，既然据他申报随时酌情办理，自然应当无需再议。只有罚款和搜查两方面颇有关系，既然据他申报罚款是专门针对包揽书信汇总代寄者而言，如果是朋友便带书信，或专人投递信件，并没有阻滞。其拆验箱笼乃是关吏搜查私货的缘故，并非针对信件，亟应妥善制定办法，逐一申明使众人共同知晓，庶几流言永远平息，此事可以最终成功。应由我们衙门命令该总税务司酌情制定简明办法，刊刻报单，张贴在各口岸设局处所，并散发给各口各处信件及寄信之人，务必使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便利，并命令各口税务司认真管理，不准邮政役人等借端滋扰，庶几推行尽得便利，重要举措不至于半途而废。所有我们遵议的原因，恭敬地写成奏折回复陈述，恳请皇上圣鉴，谨奏。

译邮政局章程解释附

一、明信片，即不封口的信件，每张收取洋银一分。封口的信件，每件重量在二四六钱以下的，分别收取洋银二四六分，其余以此类推。每洋银一分，折合京当十钱五枚，外省足制钱十枚寄往国外的信件，酌情加价。

一、章程中规定，商民擅自代寄信件的，每件罚款银五十两。轮船行主、船主、水手及乘客违章代寄信函的，每次罚款银五百两，这是专门针对私自携带邮政局应当寄送的信件而言。如果有人为朋友顺便携带书信，或专人投递信件，仅可随意通过水路或陆路行走，断然不会受到阻滞或盘查。关于搜查一事，本局确实没有命令差役搜查旅客的事情。如果有不肖的关吏以及假冒差役勒索等弊端，允许受害人前往海关控告。至于商民私自携带违章漏税货物，经海关搜查处罚的，与邮政局无关。

裁驿站议

《大清会典》记载，凡是设置邮驿，根据道路远近、交通要道或偏僻适中来设立驿邮递送事务，由州县官及驿丞掌管，由司道级官员总其成。曾经考察西北之地，平原旷野，没有阻隔，递送公文多用马匹；东南之地，河道繁多，按规定设立水驿，如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水路四通八达，都设立船只以供差使。总计二十一行省，国家每年耗费银三百多万两。之所以不惜巨资设立这些驿站，原本是因为奏章公文都归其递送，想要使之迅速而不致失误。然而日久弊生，竟然成为地方官的获利渊薮。每个州县中，交通繁忙繁盛的，其驿费多，有的达万余金，次之五六千金；那些僻静无驿的州县，也有千余金及六七百金不等。这项费用归入留支项下，州县官获得缺额时，必定先探询驿费的多少，多的则欣然色喜。大利既然归于州县，所以驿站中所饲养的马匹大多老弱疲病，而且管理马号的人中有幕友、有仆人，对于干草料豆等物又层层克扣，直到马夫那里无可克扣，于是减少马匹的饲料使其不得饱食，所以驿站之马大多疲乏不能行走。至于递送公文，本不得迟延误事。条例规定凡是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停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最高罪止笞五十。公文到达铺所，不问角数多少，铺司必须随即登记派遣兵卒递送，不许等待后来的文书，违者，铺司笞二十。立法之初，并非不周密详尽，然而现在的州县每接上站文书，递送至下站者，只给马夫钱数百文或数十文，管理马号的幕友、家丁因为其中可以取利，于是将文书任意延搁，甚至等到数起文书才派遣一个马夫送去，所以往往有数百里内的文书竟然迟至十余日才到的情况。驿递的迟误，其情状固然非常可恶，然而平心而论，所递送的事情也未必都是紧要的。凡是官员家室平安的报告、朋友互通问候的信函，大书“投递”二字即付驿递送。执笔人昔日曾在直隶幕游，曾见某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的例行书信而竟然使用五百里排单的。按条例规定，地方官、驿官将寻常文报违例滥用差役，擅自由马上飞递的，降三级调用，上司庇护失察，分别议处。公文如果是寻常的，尚且不得马上飞递，而往来贺节贺寿的例行书信，马上飞递尚且不可，何况五百里排单呢？用国家有限的国库款项，既饱了州县官的私囊，又递送无足轻重的例行书信，这驿站又有什么用呢？曾经查考泰西各国，其初递送公文信件，也如中国驿站之制，后来因为费用多而不便于民，于是创设邮政局，由大臣统领，地位相当于卿贰，公私都便利，其发展蒸蒸日上。就英国一国而论，每年邮部收入，除去用费外，计算盈余英金一百数十万磅，其利益也可谓丰厚了。现在中国通商各口邮政已经开办，似乎应该推广其法，凡通都大邑、僻壤远陬，设立分局，一切公文信件都归其递送，如此则每年可节省驿站三百万的耗费，而收取邮部数百万的盈余，一转移间即见成效，又有什么忌惮而不为呢？然而有人说：驿站之设，由来已久，合计天下，依靠此衣食者数十万人，现在一旦裁撤，担心激起变乱。在过去明末因裁撤驿站，盗贼四起，酿成流寇之祸，往事不远，应当作为殷鉴。而且京外各官因公来往京师，按规定须乘驿，如果删去驿站，诸多阻碍，则恭敬地回答说：非常之事，原本黎民所惧，惟有卓识定力者，才不为他人言语所惑。在过去招商局的实行，轮船河运变为海运，以及京津铁路的兴办，无知者都曾以夺取小民生计，必致激变为词，多方阻挠及至如今大利既获，始闭口无言，大概迂腐谬戾之辈，实在不足以与他们谈论国是。至于担忧京外各官之乘驿，更是不达时势之言，盖官员往来，其行李之

译我随从的侍从气势嚣张，每到一个县，车马之类随意索取，其余各种供应的繁杂费用，动不动就耗费数百金。如果按照条例文书所载，凡是出使人员在规定应乘的驿船驿马数量之外，多乘一艘船或一匹马的，杖打八十下；如果按规定应乘驴却乘马，以及按规定应乘中等或下等马却强行索要上等马的，杖打七十下；驿站官员徇情应付的，比犯人的罪行减轻一等。倘若按照这样办理，我恐怕杖打都打不完，罪行也数不尽，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又有什么益处呢？总之，驿站是国家财政的漏洞，却是州县官员的大利所在。如今国库日益匮乏，户部尚书只能望着屋顶叹息，那些谈论利税的大臣又纷纷采取搜刮民财、竭泽而渔的手段，那么，何不节省这可以节省的开支，以便利于国家、惠及百姓呢？

译救火（或作火政）

救灾新说

救灾就像救火一样。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草的大火，对事情怎么能有帮助呢？必须有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流来，汲取灌注没有穷尽，灌溉的制度确立，火自然就会熄灭了。救灾就像抢救自杀的人一样，所争夺的只在片刻之间，所系结的不过瞬息之微，其形势不得不竭尽全力去谋划，抓住时机去奔赴。如果迟疑徘徊，反复审视，再三筹划之后才去行动，那么就已经在干鱼店里寻找活鱼了。今年夏天，顺天、直隶和山东同时遭受灾害，有的因为山洪突然爆发，一时来不及宣泄；有的因为河水暴涨，缺口来不及抢筑，于是导致田园房屋全都淹没在巨大的洪水中，老人小孩暂时躲避在树林之上。流离失所、处境艰难的情形，真足以让铁人落泪，木偶伤心。但是，论受灾的轻重，顺天、直隶和山东大致相同；而论救灾的缓急，顺天、直隶应当优先，山东不妨稍后。为什么呢？顺天、直隶近在京城附近，论山川形势是天下的重要区域，论根本相互维系是皇居的拱卫。如今水神肆虐，大地沉没，呼号的声音或许传到皇帝座位，离散的状况或许达到圣明的观览。如果不迅速进行安抚救济，使千百万无助的灾民脱离水火登上安席，实在不是治国爱民的道理。去年江浙两省突然遭遇奇灾，朝廷立即发放国库银两，截留漕米，命令地方大吏核实散发，不让吏胥侵蚀中饱私囊，重视南方地区就是这样。这次顺天、直隶受灾，我们小民怎么能不仰体圣天子抚育百姓的意思，踊跃捐助，使京城之下民情安定，在元气受伤之后扶持它，在辗转迁徙之余延续残喘？如果与山东相提并论，固然不能没有先后缓急的区别了。近来言官屡次上奏章，有请求招商运米的，于是芜湖、上海等处的米禁大大放松，轮船运米北上，帆樯相望，京城附近的民食自然没有忧虑。对于不足的，有请求推广赈捐章程的，交由部门核议，酌情变通，减成收捐，以期踊跃，已经将推广章程颁发各省，设立局所收捐。绅士商人百姓如果能上体天地好生的德行，君相育物的仁爱，自然必定慷慨解囊，在困厄时施予，正不独是官衔顶戴辉煌足以成为宗族朋友的光宠而已。又有建议以工代赈说法的，唐山铁路计划接至山海关的没沟营，以便东三省转运粮饷、用兵之用，近日李傅相接奉海军、译署各咨文，委派官员查勘，并没有阻碍。目前赶办测量，计划等到秋后灾民云集时，选择吉日动工，以工代赈。像这样办理，确实对筑路赈饥两有裨益。有劝谏京城官员助赈的，凡王公大臣，文职七品以上，武职五品以上，一概从本年应支秋季俸米中，分别提取助赈捐，由仓库另提汇存，以备拨赈。这样对于大小官员所亏无几，而对于灾民所益良多。只是此事户部尚未核议定夺。凡是这些，用意不可说不深，设法不可说不广。然而官赈虽然已经举办，无奈灾区很广，普遍难以满足。眼前哀鸿嗷嗷待哺，转眼严冬，啼饥的又转而号寒。供给求养欲望，仍不得不借助于义赈。上海筹赈各公所，屡次以巨额汇款解往灾区。这虽然由于经办劝募者得法，但也由于助赈者急公好义，不吝惜解囊所致。我私下认为世间最便宜的事，无过于助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有活人手段，济世心肠，也苦于无从施展。如今珍馐满前，肥甘餍口，饮宴并非不欢乐。一想到饥肠辘辘，辗转垂死，想寻找树皮草根而不得的人，那么我的珍馐肥甘，也不忍下咽了。文绣装饰身体，绫罗覆盖躯体，衣服并非不华丽。一想到鹑衣百结，捉襟见肘，如果遇到风雪天寒，势必呼号待死，那么我的文绣绫罗，也不忍奢侈了。细毡广厦，曲槛洞房，居处并非不舒适。一想到朝东暮西，迁徙不定，上无片瓦遮蔽，下无立锥之地，那么我的广厦洞房，也不忍坐享了。妻妾贤慧，儿孙众多，是天伦之乐。一想到离乡背井，骨肉分离，卖女卖孩，悲伤欲绝。换地以观，设身处地，那么恻隐之心，自然不知不觉油然而生。富家大族，如果能如此存心，那么纳粟捐金，自然必定争先恐后。此外农工商贾，也可以视力量之厚薄，酌情施助。多一分赈，就多救一人性命，可以种福，可以消灾，可以免瘟疫，可以保身家。天道昭彰，报应不爽。世间最便宜的事，确实没有超过助赈的了。助顺直赈捐，好义急公，一举动具备两种善行。《诗经》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各位君子北望神京，大概也有恻然动念的人吧？那么就把此说作为开端，是可以的。

慎火篇

火应当谨慎，谁不知道呢？凡是用来防火的，几乎无日不谈。至于火政诸书，也几乎可以汗牛充栋。到了今天，谈及慎火，见到的人不将怀疑为无聊

译难道不是极度的思虑吗？只是官府每到冬天，必定派人扛着大牌、敲着锣，在城内城外四处警示，没有一天不这样，没有一年不这样。他们向众人宣告的，也不过是“小心火烛”这四个字。〇火势猛烈，百姓畏惧，这固然是常情；而日常所用必需之物，又不能舍弃而远离，那么又怎么能不加倍谨慎呢？秋高气爽，万物干燥，疏忽大意最多，蔓延燃烧最容易，又怎么能不加以告诫呢？就像前两日钟声报警的，接连两次，一次在虹口，一次在引翔港，又一次在西门内。这正是履霜坚冰的渐兆，不可不预先防范。上海的消防制度，也算完备了。西方人救火，最为认真，最为出力。一遇到火警，立即出动水龙。虽然从接到报告到出发，不如外国水龙那样神速。但水龙一到，奋勇当先，竭力浇灌，火神竟不能大肆逞威肆虐。看西方人救火，不但尽力，而且尽心，并不想要华人从旁助力。他们难道真的厌恶华人吗？难道怕华人分夺他们的功劳吗？大概是因为华人救火的方法不如西方人，那么同在火场，不但对救火无益，或许反而〇碍救火。因此不愿意华人参与此事。然而西方水龙各会所用的，也有很多华人。那么如果能跟随西方人学习，华人也未尝不可使用。我知道西方人少而华人多，将来必定会让华人熟知救火的方法，以作为辅助。那么救火的人越多，火就越无处肆虐了。况且上海的水龙，并非只有一种。有所谓火龙，有所谓药水龙，种种不一，而在救火方面则无不灵妙。自来水龙头遍地都是，偶尔某处起火，就就近在消防龙头上套入皮带，拿着向火头浇注，无异于瀑布飞泉，银河倒悬，火力虽然猛烈，也无不摧毁。所以自从有了自来水以来，上海虽然不免于火灾，但终究不至于发生大火，像以前小东门外的一片焦土，现在没有了。上海在防火各种方法上，如此周全详尽，与其他地方相比，断断乎不能望其项背。那么又有什么话来说谨慎用火呢？虽然，上海的消防制度固然毫无缺憾，但都是在已经起火后去救，而不是在起火前谨慎预防。火到已经成灾，那么即使立刻扑灭，但损失已经很多。哪里比得上事先谨慎，不让灾祸发生，这才是最好的。官府让人扛牌警示众人，正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故事虚行，人们看来，简直认为毫无实际帮助，这又深深辜负了官长的苦心。然而扛牌警示众人，虽然足以提撕警觉，终究不过是空谈，而其中小心谨慎的原因，仍然秘而不宣，所以有人以为无所用。〇曲突徙薪的计策，不讲究已经很久了。谨慎用火之道，贵在各家自己谨慎。所谓守望相助，还是就临事而言，不是说不事前预防。上海人多地狭，居住的人往往二三椽住屋，后面就是灶间，天井又逼窄，不能容纳物品。或者有购买柴草的，多横放在灶间，如果遇到不测，危害最酷烈。况且上海地方通行火油，火油这种东西，使用固然方便，价格也相宜，但唯独容易引火。十里洋场居家店铺，谁不用它？纵有保险灯，也终究不能防患。倘若一旦疏忽，失手打翻，洋溢满地，随即满地燃烧，这最误事。如果认为火油的危害如此，一律摒弃不用，那么又断断乎不能实行。只有在用它的时候，做防范的计策罢了。听说火油的性质最容易蔓延燃烧，唯独用稻柴灰撒上，立即灭熄。日前某戏院刚开业时，估计园内各房所用火油灯不下百十盏。曾与经理人说，让他多备稻柴灰，在所有有火油灯的地方，都预先放置少许，并告知众人用法，庶几有备无患。我家也是这样。日前偶然到东公和某妓院，坐未定，火油燈扑翻，火随油燃，几乎酿成大祸。恰好旁边有炉子，急忙让人取炉中灰洒上，随手就熄了。〇不仅稻柴灰，即使柴灰、炭灰也可用。此法屡试屡验，比用盐更为便捷灵应。可惜人们都习以为常而忽视，平时不肯预备，仓促间无从急救，以致星星之火，立刻燎原，实在令人感慨。又有戏台上放烟火，最容易肇祸，前者曾论述过。现在秋尽冬来，转瞬新春，各戏馆将要预定焰火、花爆等物作为来年之用。私下希望良善的长官早为禁止，以杜绝其萌芽，这更是思患预防的善计。爱护百姓的人必定不会把我的话当作空谈了。

译关于整顿火政的议论

唉！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发生。为什么上海百姓，不困于水灾，不困于旱灾，不困于战乱，却偏偏遭受这火神祝融如此巨大的灾难呢？其他地方火灾并不常有，或许几年才见一次，或许几个月才见一次。唯独上海则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报警的钟声时时在耳边响起，被毁的房屋密集得像繁星一样。从未有过像上月二十八日南市那样严重的。那天的火灾，从傍晚六点四十五分一直烧到将近天亮的三点钟。从大东门外的大码头开始，直到十六铺桥附近，损失钱财以百万计，烧毁房屋多达数千间。火灾过后经过那里，只见瓦砾堆满道路，烟雾迷住双眼，呼号痛哭之声，惨痛入心。唉！唉！为什么火神祝融如此狠心，竟然比水灾、旱灾、战乱还要厉害呢？对于大户富绅，百姓虽然耗尽了家资，尚且可以指望晚年得到补偿。唯独那些小本经营的商贩，肩挑背负的劳工，以及以船为家、在水面上谋生的人，无衣无食，露宿风餐，困苦流浪，满目疮痍。想行乞却羞于开口，想忍饥却残喘难延。有心人一念慈悲，不忍心看着他们流落沟壑，于是制成小告示，遍告同行，量力捐助，酌情给予帮助。对于燃眉之急，固然可以挽救。然而灾祸频繁，猝不及防，如果不妥善处理后事，将如何让百姓都能安枕无忧，不再听到惊慌失措的呼喊声呢？不得已，试着为此提出一些建议。一是练习使用水龙。如今洋式水龙盛行，其救火的灵验程度胜过旧式锡制水龙数倍。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于是集资购置，以备不测。从官府公局到各行各业各善堂，分头行动，不下数十架。每年只在分派水龙的日子，集合演练，以考核技艺的高低。但是凡事越练习越精，平时不练习精良，临事难免慌乱。试看西方人加入救火会的，每天黎明时分，必定抬着水龙出来，练习瞄准，日出后回去，依旧各自做各自的事。现在应该效法他们的方法，每天练习一次，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三天练习一次，或者五天练习一次，这样几天就能达到熟练，使用时才能得心应手吗？二是拓宽街道。听说上海每次火灾后重建房屋，必定后退三尺，以便街道宽敞。然而虽有此说，未必能付诸实事。现在应该悉心整顿，凡有重建的房屋，官府必须亲自丈量，责令让出若干距离，使道路一律宽广，这样日后不幸遇火，水龙才能行驶自如。有人说重建的固然可以退让了，难道不能使各巷各街一律动工后退数尺吗？回答说：这不能。现在想要将完好的房屋全部拆除，在官府固然可以防患于未然，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难道不会指责这是害民的政令吗？只有趁重建时将路拓宽，这样屋主、地主都没有怨言，多一条宽阔的街，遇到火灾时就少一个掣肘的祸患。三是安装自来水。租界中向来没有自来水，火灾来临时，祸患无穷。昔年小东门外的大火，烧了一整天，其损失几乎与目前南市无异。自从自来水兴起，一遇火灾，立刻喷洒，从未有牵连蔓延、焚毁数十家、数百家的情形。南市、城厢时常有人议论此事，但受限于旧规，终究未能实行。现在应该彻底改变因循守旧的做法，迅速安装，这样平时居民都能喝到清洁的水，避免日饮污秽之水导致疾病丛生，遇到火灾也更易于救援，不至于酿成大祸。对于不懂时务的人，常说上海某某处有黄浦江的水，从海流入，滔滔不绝，不知道只有在涨潮时才是这样，退潮时沟渠干涸，必定束手无策，那么还有什么顾虑不集资兴建这项大工程呢？而我特别注意的是，中西人不应存有隔阂之见。常看到华人深深怨恨西人，划分疆界，地点在租界之外，火灾突然发生，不肯前往救援。西人则认为华人性情不同，每次遇到拆屋等情况，势必出来阻止，如果想要禁止他们搬物乱窜，尤其不乐意服从。与其到了现场左右为难，不如袖手旁观更好，而且事后万一互相龃龉，涉讼公堂，官府如果偏听华人的话，反而使西人理屈，所以甘心退让，不乐意干预其间。然而看这次聂仲芳观察一经商请，西人一同出力救火，会中人就驱赶水龙向南，踊跃从事，得以转危为安，不再蔓延到十六铺，可见西人的心意原本没有私心。此后如果开诚布公，听从西人的指挥号令，那么西人既然安居上海，已经多年，难道会漠不关心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吗？至于此外建立公墙，拆除茅舍，储备公物以备赈济，谨慎火烛以保平安，一切善后事宜，相信治理百姓的官员自能告诫。我见识浅陋，不能详细陈述罢了。

关于置缸不如开井的议论

防火的策略，以储水为第一要义。因为即使有极其精巧的水龙，如果没有水可引，那么水龙也是虚设。现在的洋式水龙，样式不一，而精益求精，古代罕见。目前近省、远省以及偏远的州县，无不购买制造以备不测。如果本埠则更加考究，其在洋

译由西方人自行配备的消防设施，自不必说。就连城墙内外各衙门、慈善机构以及巡防局，也都效仿并讲求这些方法。只是城河之中，涨潮时有水，退潮时则无水。无水之时，河床干涸见底，可以通行。倘若遭遇火灾肆虐，此时恰逢退潮，往往无水可取，即使所有的消防队都聚集过来，也束手无策，官员和百姓为此担忧。于是有人建议分别设置太平水桶和太平水缸。水桶是由前任县令叶顾之先生创制的，取其价格低廉且节省工力。然而木质容易腐朽，不能持久，所以现在已经全部废弃，无一留存。水缸是由前任道台冯竹儒先生创制的，他率领下属捐出俸禄，期望购买办理，勘察地势，在城墙内外分别设置。平时用木盖以便锁闭，冬季投入硫磺以防冰冻，立意美好，方法优良，一时被称赞为善举。然而整年需要专人管理，年久仍然担心破碎，又受限于地面空间，多放置就会阻碍行人，况且十个水缸的水，也不足以供应一支消防队使用，在紧要关头，常担心水容易枯竭，虽然完美但未能尽善尽美。这是现任县令莫善征先生之所以有开凿水井举措的原因。一口井的水，可以抵上百个水缸的用量，而开凿一口井的费用，不过相当于购买十个水缸的资金。而且井水取之不尽，常年可供汲取饮用，使用时不担心干涸，冬天寒冷没有冰冻的顾虑，官民没有守护的劳苦。一口井、两口井，固然不占用地方，即使十口井、八口井相连开凿，仿照西洋的制度，在交通要道中挖掘，而用铁盖石板覆盖，既不占地，仍可通行。平时则道路平坦宽阔，遇到灾患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他地方或许担心地势高、土层厚，必须寻找泉源，而本地只要挖入地下三尺，到处都有水，可谓极其便利。居住在水乡反而担忧缺水，难道是上天的意思吗？只是人的谋划不善罢了。只是愚昧的人被风水之说迷惑，动不动就拘泥固执，有的认为门前不宜，有的认为屋后不利，因此不能按照方位多处挖掘，就地广泛开凿。然而昨天报纸报道城内公共水井的数量，计算新开的有二十一口，旧时挖掘的有九十三口，也不能说数量不多了。这样的功德，造福百世。依靠这种帮助，赈济山西、河南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人们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罢了。眼下东南门外十六铺地方，又有捐资设置水缸二百口的举措，计算费用六百元，这是遵从前任冯观察的意愿，其救灾恤患的意图，实在值得嘉奖。倘若以十元一口井的费用计算，那么这六百元，可以开凿六十口井，即使历经六十年、六百年也可以长久存在。劝捐的方法，应当将出资人的姓氏刻在井栏上，以彰显他们的德行。这样，人人都会振奋兴起，或者一人独自捐建一口井，或者数人共同捐建一口井。所费不过数十文钱，而姓氏常存，历久不磨灭。如此善事确实有证据可查，相比于水缸破损之时，哑然无声，不仅数年之后人们不得而知，即使目前沿着缸口行走，也无法知道是谁出的资，岂不是大相径庭吗？所以凡是替地方兴办公事，总应当致力于那些重大且长远的事情，切勿因循陋习、将就简略，只顾及眼前，便欣然自以为得计，那样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也是很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