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六吏政

译授予官职。这些官员奔走于各衙门之间，若不积累十余年或二十余年的辛劳，是无法获得这样的升迁的；即使是翰林出身的人，也必须等到三年俸禄期满、京察考核符合规定，才能被保送。至于春坊的各官员，只有在遇到大考时由皇帝特旨升补，其余都是比较资历和俸禄，也必须积累到十余年进入前二十名之内，才能开列名单请求补授。大考中记名升用的人，也遵循这个例子。庶吉士留馆与否，则以考试等第来鉴别去留，更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侥幸进入。内阁侍读也是由中书官中俸禄较深的人拟定，正式加倍请求升迁。衡量设立制度的本意，考核政绩、选拔人才是何等慎重！如今却凭借几个月的辛劳、一件差事的委派，如果不是连续保举，就是特别请示奖赏，对于得到升迁的人来说，既以快速获得为能事，争相寻找攀附权贵的门路；对于保举的人来说，于是以施恩讨好，不顾专断擅权的嫌疑。像这样冒滥相沿，互相奔走竞争，实在对名器、官制大有关系。况且这些被保举的人，多是奏请留任差委，等到已经选补，又必定以经手未完的事件为由，再次请求留任，这是本官徒占实缺的名额，署任又存有暂时的想法，尤其恐怕贻误地方。这类事件，绝非亲身冒着箭石的人可比，即使等到一省一局经办完竣，确实有积累的成效，再行奏保，也已算是没有埋没他们的功劳。如果事情还没做一半就动笔列章保举，效果还没收到就一概加以优厚奖赏，与效命于战场的人有什么区别？似乎应该立即加以综合考核，以示限制。是否可请旨饬令吏部分别核定，此后如果确实是领队打仗杀贼立功以及守城抵御击退贼匪的人，准许随折保奏，等候圣旨超擢。此外如粮台文案及一切局署人员，一概不得越次奏保。如候补候选的各官员，只准许请求以原班优先补选，不得立即越级请求升迁。文选补授的各官员实缺未经到任，奏请留任差委的各官员，只准许酌情请求升衔顶带，不得指名何官，立即请求升授。又候补候选的各官员请求尽先补用、选用的，由何处军营保奏，就等到该处军务完竣，再行饬令到部到省候补候选。其翰林保举坊局的，应请求照大考记名的例子，等到历俸至前二十名，再行开列请求补授。如保升知府奉旨允行，准许其作为双月知府，等到军务完竣，再予选用。其员外、郎中及外省同知请求升知府的，也照此办理。庶吉士本是在馆教习的人，如今既办理地方事件，应请求酌情改补地方官。内阁中书只准许照俸满截取同知的例子，以同知升用。佐杂等官只准许优先给予班次，也不得越级请求升迁。如此分别限制，奏明请旨，饬令各路带兵大臣及中外督办军务的大员，使他们各自凛遵办理。如果再有任意滥保的人，就将保奏的官员按违例议处，这样在鼓励之中不失慎简之意，甄别明白而奔竞之风也就平息了。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关于设立保举以求取人才的论述

古代求取人才，都依靠举荐。举荐其人，任用其才，并不一概用文章来考试。所谓“明试以功”，是指用功绩来考核，用功绩来考核胜过用文章来考核。后世却通过科举科目，专门用文章来考试。现在应当效法古代而加以变通，设立保举制度，以求取济世之才。请阐述我的观点：得到人才，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夏禹时代进用人才的，那就是依靠举荐。当时朝廷大臣也互相举荐，有的因人而举荐，有的因事而举荐，举荐的都各得其才，所以洪水得以平治，天下得以大治。后世求取人才，似乎应当效法他们。即使《周礼》中选拔人才，也是由乡里举荐，由下而举荐上。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鲍叔牙举荐管仲，得到天下的人才而任用他，于是能够匡正天下、多次会盟诸侯，这也是因为举荐得到了合适的人。以汉朝来说，高祖刚平定天下，就下诏举荐贤士大夫。文帝举荐贤良方正，举荐直言极谏的人。武帝举荐孝廉，举荐茂才异等，博士弟子举荐通晓天下事务的人，举荐出使绝远之地的才能。宣帝举荐文学之士，元帝举荐通晓灾异的人，成帝举荐通晓兵法的人，平帝举荐善于断狱公正的人。这是汉朝因人、因事、因时，没有哪种才能不被举荐的。东汉光武帝也举荐吴良为孝廉茂才，如同西汉一样。安帝又举荐有道的人。像这样，举荐的途径不止一种，有才能的都举荐，并且明察功绩来考核，这是汉朝治理之所以兴盛的原因。这本来是求取人才的正规途径。自从后世改变制度，人才都通过科举科目进身，不因人而举荐，而是用文章来考试。唐朝用诗赋考试，宋朝用经义考试，明朝用八股文考试，求取人才的制度与古代大大不同了。孔子说“举你所知道的”，古代举荐其人，考察品行征召才能，是举荐所知道的人。后世用文章考试，糊名誊录，是举荐所不知道的人。所选取的不是所任用的，一旦进入仕途，治理刑狱、征收赋税，都有专门的吏治才能，八股文、试帖诗，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是所选取的不是所任用的，所举荐的不是所任用的。为什么求取人才，一定要限制在科举科目内，一定要用诗文来考试呢？那么保举的方法应当参用。只有能够举荐人，才能得到济世之才。因时而举荐，因事而举荐，举荐得当，举荐者受赏；举荐失误，举荐者受罚。而对于所举荐的人试用任用，也必定信守赏罚。像这样，就很少有用非其才的情况。我私下认为现在的时势，应当变通而参行保举之法。设立时，如果当时需要循吏，就举荐廉洁有才能的人；如果当时需要良将，就举荐智勇双全的人；如果当时需要出使，就举荐熟悉练达的人；如果当时需要理财，就举荐综合核查的人；或者才长于河工，或者才长于荒政，或者才长于精通洋务，或者才长于翻译洋书，或者善于驾驭轮船进行水战，或者善于发射洋炮进行火攻，举荐必定依据才能，大概可以因材器使，即时取得成效，因为熟悉而擅长。如果设立这种保举之法，无论胜任什么职位都可以举荐，而且担保。举荐者不拘什么官职，被举荐者不拘什么职位。既然保举而有大功，那么被保举者和举荐者不仅赐金，而且进爵；既然保举而有大过，那么被保举者和举荐者不仅夺官，而且加罪。像这样人们就知道警戒劝勉了。现在在正途之外求取人才，既有捐纳，又有军功，求取人才的途径已经广泛了。再设立这一条保举的途径，那么得到的人才就更多了。

关于保荐人才应当先去除弊端的论述

我曾经看到车在陆地上行驶，虽然载重百钧，却完全没有千里行程难以到达的忧虑，它所依靠的是什么？回答说是有轮子。我又看到船在河流中渡水，虽然波涛回旋、水流湍急，但最终有在中流从容自如的能力，它所依赖的是什么？回答说是有舵。国家需要人才，好比车依靠轮子，船依靠舵。车毁坏轮子就无法行驶，船失去舵就无法渡水，国家缺乏人才就无法治理。所以人才，是国家倚仗其决定存亡的。昭烈帝刘备建立蜀汉，从隆中起用诸葛亮；苻坚灭掉前燕，把政权交给王猛；明太祖朱元璋从一个里巷耕夫，任用刘基于是便拥有了天下。由此看来，建立政治、达成治理，抵御外敌、平定祸难，舍弃人才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然而高耸的山峰，不是一块石头所能形成的；凌云的楼阁，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构建的；狐白之裘，不是一只腋下皮毛所能织成的。宇宙如此广大，如果让一个贤人一个才人来治理，那么天下终究无法治理。所以古代的君主，必定招揽贤人聘请隐士，搜尽天下的英豪；臣下必定献士举荐所知，以扩充国家的骨干力量。假使陶唐不提拔八恺八元，那么即使像尧那样仁德如天、智慧如神，终究不能流传和睦的美好风气；姬周不臣服十乱，那么即使像武王那样开创后世功业、无敌于天下，终究不能传播济济一堂的教化。于是知道天子虽然极其神明英武，但想要安抚百姓、恩惠黎民，不严重依赖耳目股肱，全都是英杰吗？虽然如此，连城的璧玉，埋没在荆山之下；夜光的明珠，潜藏在郁浦之中。深山穷谷之内，不乏栋梁之才，但没有工匠来衡量，那么梁栋的美质就和臭椿、栎木一样被抛弃了。自古至今，豪杰不世出的人士，失意不遇，终身淹没的，哪里能数得过来？虽然说其中有命运的存在，但也不能说没有掌权者不能荐贤的过错。从前臧文仲不显扬展禽，孔子称他为窃据职位；公孙弘不引荐董仲舒，汲黯斥责他为嫉妒贤能；虞邱不荐举孙叔敖，樊姬贬斥他为不肖。所以为国家进献宝物，不如为国家进献贤才。古人有拔

译在囚犯俘虏中选拔奇才，在屠夫商贩中提拔能人；内举不回避自己的儿子，外举不回避自己的仇敌，这确实是鉴于“举荐贤才受到上赏，遮蔽贤才遭受显戮”的警戒。如今国家的时势紧迫，急需人才也极为迫切。如果成法不完善，固执地拘泥于旧制，就需要内政治理的人才；强敌环伺想要敦睦和睦，就需要外交人才；府库空虚，财政官员面对空屋发愁，就需要理财的人才；军备不修，士兵老弱疲病，就需要经略武备的人才。有一件事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不能转弱为强，国势国运就不能由衰转盛。以中国四万万人的大国，经过二百多年的培植，难道没有杰出之士各自怀有济世变之才吗？只是没有人替他们汲引推荐，也就埋没而不显扬罢了。皇上知道这种情况，特别颁布诏令，命令内外大臣保举人才，以备提拔任用。各大臣仰遵圣训，举荐所知之人，这在奏章中已经屡次出现。但我唯独不能没有忧虑的，就在于顾念情面，偏爱自己所喜好的人。那些通过攀附贿赂得以列入荐牍的人，尚且不在此列。朝廷大臣，地位尊贵声望崇高，亲戚乡党、门生故旧，依附攀附之人必定很多。平时既然已经习惯与他们周旋交往，那么临时如果有所请求，恐怕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稍微能说出一两点变法的道理，就认为他是内政人才；稍微能懂得泰西的文字语言，就认为他是外交人才；或者偶尔谈谈开矿筑路如何获利，练兵制械如何完善，就认为他是理财经武的人才。究其实，这些人只是小有才干，不足以担当大任。但因为亲戚乡党、门生故旧的关系，不得不写溢美之辞，列入荐书，这就是顾念情面的说法。人的性情虽然相同，但嗜好各异，有的喜欢素色而厌恶红色，有的喜爱刚强而厌恶柔弱。人与人相契合，也类似这样。汉顺帝听山鸟的声音而说胜过丝竹的声响，魏文侯喜欢槌凿的声音而不喜欢金石的和鸣，没有别的，是执着于自己的喜好。执着于自己的喜好，所以嫫母虽然相貌丑陋而轩辕黄帝喜爱她，无法替代落英的美丽容颜；敦治虽然相貌可怖而陈侯喜欢他，不能抵挡汤文的媚态。世间把黑说成白、把对说成错的弊端，都源于此。在推举人才方面，难道只有误把奸邪当作正直、把不肖当作贤能的错误吗？这就是偏爱私好的说法。以上这两种情况，都是贤者所难免的。至于因为攀附贿赂而妄列荐书的，我想各位臣工都知道自爱，未必敢蹈此覆辙。然而即使有这两种弊端，所保举的人才，国家已经无法获得实际的效果了，这是不可不警惕的。

译论举人用才之关系

如今国家如果真有招致贤才的诚意吗？这是极其重要的大事。皇上不可仅仅以此表示招揽人才，臣下也不可以此私自收买人心。因为治理与混乱的关键在于此，那么存亡的关键也在于此。唉！这不可不慎重啊。今年两宫太后因为多难的原因，下诏广泛寻求人才。正当此时创痛深重、大乱之后深思治理的时候，各位大臣应当如何广泛采集、精心选择，谨慎再谨慎，以期不辜负朝廷殷切询问的深意。然而一个月以来，虽然只见到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巡抚以及杨星使保荐的几个人，但仔细考察，实在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某人，轻浮狡诈已成习性，舆论所不齿，只是因为去年秋天办理差事突然获得太后的宠信，现在又迎合皇上的旨意而举荐他。又如某人，本是庸俗卑劣之流，而且仅仅在上海办理文书电报，但因为为自己经理产业的原因，屡次被推荐提拔，现在又与其他人一同被保荐。又如某人，以木讷天真的清高品格，在前年某君到日本时，甘愿作为多余的随员，被人讥笑，现在忽然赫然成为举荐的首位。其他那些志向见识平庸低劣，才能品行偏狭虚伪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唉！我不知道各位公卿的意思，究竟是认为所举荐的这些人确实是当今的珍宝，不忍心私自占有，一定要献给朝廷呢？还是明知他们不行，却姑且以此欺骗掩饰呢？至于向来用人最奇怪的是，凡是情节较重的被革职官员，或者趁着朝廷急需的时候，报效一两万两银子，就由督抚奏请恢复官职，这是把黜陟这样的大典看得不值万金啊。又凡是被本省督抚奏劾的人员，攀附其他省的督抚，或者另外被举荐，或者混入保案奏得复官，这是督抚被这些人颠倒黑白，而朝廷罗致人才，竟然成了这些革职官员恢复官职的地方。经济特科，现在是戊戌年的旧法，那时就有人把这种举荐视为多余的装饰，因为能够应考这一科的实在难以选拔，而且难于考试。与其增设名目，白白开启侥幸之门，不如谨慎选择、精心挑选，慢慢试用，还可以收到成效。然而现在已经一再降诏了，那么内外各位大臣遴选举奏，尤其应当慎重。既然名叫特科，那么登上奏章，朝廷既极其重视，天下见者尤其深深仰慕。况且今天应荐的士人，既然得到这个荣誉名声，有了荣誉名声，那么将来获得荣誉名声似乎比其他途径更容易。颇闻各省官场子弟，一听到诏旨，视为捷径，有的出重金请人代写著作，有的钻营门路，求列入荐牍。如果果然让这类人充选，那么十年之后，人才将不堪设想？私下希望内而尚侍，外而督抚，都视此为重要之事。采纳舆论，考察其学问品行，不要忽视为徇私情酬谢恩惠的工具，那么对大局有益，实在不是浅薄的。

再者，国家用人，由大臣特别保荐，这实在不是妥善的方法。因为天下人才虽然多，但足以承受特别推荐的实在少。因为既然在数千万人中特别推荐数人，那么必定是人才远远超出同辈，出类拔萃为千万人所佩服才可以。如果不这样，不为众人嫉妒怨恨，必定被众人非议嘲笑。而这个人即使小有技能，或者反而被众人指指点点，所以事事都导致掣肘。这样保举不仅不能得到人才，而且恰好害了人才吧？国家在造就人才一事上，平日未曾着意，一旦有事，就急于寻求人才，而且想要得到奇才异能。试问谁为他们储备？谁为他们教导呢？我固然希望内外各位大臣慎重保举，而尤其希望全国迅速兴办学堂，以期多得人才。

守令

慎用牧令疏

王道墉

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必须先考察官吏，考察官吏的方法从州县开始。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是天下治乱的基础。近来时事艰难，盗匪充斥，固然由于督抚处置不当，将弁攻剿不力，但追溯酿成混乱激起变乱的缘由，未尝不起于州县。现在的州县官员品类混杂，一是捐班，其中并非没有干练的官员，但多有市井无赖之徒，借报效的美名，施行贪婪的巧计，报捐只千余两银子罢了，所捐的少而所愿的奢，一旦掌握印信，就把做官当作经商的方法，侵夺渔利，有难以填满其欲望的。二是军功，其中并非没有能干的官吏，但也有勇武健壮之人，勇于作战，未必擅长吏治，一旦得到缺额，就用治盗的方法治理百姓，束缚驱驰，有妄行严酷的。更有幕友这一类人，揣摩最精，窥见捐输的路径快捷，就附入捐输；伺察保举的途径宽泛，就钻营保举。一旦得志，就串通各衙门，多方把持，大吏受其欺骗蒙蔽，小民遭其欺凌虐待，这是捐班军功之中危害更严重的。因此吏治日益败坏，民心日益淡薄，抗官之举，从贼之谋，本来是被激怒而导致的，而发匪、捻匪、教匪、回匪于是勾结蔓延，天下几乎没有完整的地方。臣愚以为时务如同久病，剿贼以治其标，尤其必须安定百姓以培其本。安定百姓的方法，非州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不可，想要州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非澄清品类不可。相应请旨饬令京内外各捐输，非举人贡生文生一概不准以州县请奖，以杜绝侥幸滥竽而重视民生社稷。其州县以外，凡非亲民之官，都听其照常捐纳，于捐例仍不相妨碍。至于军营劳绩，非

译举人、贡生、秀才也不准许保举，州县如果确实有出力应当受到厚赏的人，完全可以保举为府佐、同知、通判等官，何必一定要授予州县官职才算优厚的奖赏呢？臣私下认为，州县官与教职，其品级都不高，但一个负责治理百姓，一个作为士林的表率，对天下的吏治和民风都有重大关系。仔细查考捐纳条例，教职如果不是廪生就不能捐纳，即使论军功，教职如果不是秀才也不能保举，唯独到了州县官则毫无限制，难道是教职重要而州县官反而轻贱吗？况且州县案牍繁多，吏胥欺瞒混淆，事事都需要稽查，难道不读书不明理的人也可以糊里糊涂地担任吗？臣不敢这样说。举荐责成秀才担任州县官，确实都是贤才。但考虑到国家慎重名器的心思，以及鼓励人才的意思，必须澄清流品，然后人们才会自我奋发，或许可以收到保障百姓的效果。臣愚昧的看法，是否妥当？恭敬地奏报。

译论守令

吴铤

天下的权力分散寄托于地方长官，而天下的治理到了地方长官没有实权的境地，那么即使他们核对账目文书，粉饰耳目，也还不能自己制定政令，百姓的疾苦于是被阻塞无法上达，国家也就无法振兴。为什么呢？地方长官对于百姓最为亲近，对于民间事务尤其熟悉，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往往有符合情理之中、不能朝夕之间完成的事情，却束缚他们、苛刻地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施展手脚。革除积弊就被认为是制造事端，裁减横征暴敛就被认为是损害官府利益，特别创立正当的议论就被认为是妨碍成例，极力从事振作就被认为是专断擅权。他们的处境一旦不足以有所作为，副职分夺他们的权力，监察官员剥夺他们的权力，六部又从而压制他们，他们正且躲避嫌疑都来不及，遵循常规习故，苟且以求自保，这对于国家大事有什么益处呢？地方长官以三年任期届满调离，当他们刚刚到任时，与百姓起初还不相识，风俗的浇薄、政治的难易，茫然无法分辨。等到时间久了，逐渐有所知晓，正想要有所举措，却又将要调离了，竟然不能刷新百姓的耳目。所以必须让他们任期长久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军事、刑罚、财政，都是地方长官的专职。后世的地方长官不能专心本职，有的分散寄托给他人，有的全部卷入官署事务，像刺猬的毛一样，稍有动作就受到牵制。想要尽心于安抚百姓，催缴赋税足以逼迫他们；想要尽力于吏治，文书法令足以束缚他们。所以必须统一他们的权力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法律足以束缚贤能智慧之人的手脚，不足以防范大奸巨猾之人的狡猾。地方长官独断一方，事情没有固定的轨道，道理没有统一的规范，应当懂得法律之外的意旨，然后才能治理。强迫英杰异才遵循常规，委屈奇特的人才固守陈迹，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必须放宽法律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汉代最重视地方长官，都能被召见。后世召见的次数少，寄托耳目于监察官员，粉饰功绩于文书簿册，地方长官的真实情况不能充分上达，小百姓的情况于是被阻塞在下层。朝廷与基层隔绝遥远，如同万里之遥，所以必须沟通情况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奖励的方法，又有可以谈论的。地方长官声望轻，不足以促成治理，如果由朝廷官员担任，那么地方长官都能立功，乐于劝勉进取行善。而京城朝廷的官员没有经历过地方长官任职的不得晋升拟任，那么吏治就会受到重视而民情更加通达。等到他们任期届满上报政绩，就丰厚他们的俸禄等级，使他们长久任职，这样兴利除害，行动就没有阻碍了。至于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制度，也可以采纳实行，用来激发他们的士气。这就是地方长官有权力而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

论州县为亲民之官，宜久任供职

国家设置官员分配职事，是用来维系天下人心，维持天下风俗。法律美好，意图良善，超越二十四朝，倾倒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因此内部有内阁、六部、卿尹、翰林、詹事、科道，来辅佐内部治理；外部有总督、巡抚、司道、府厅州县，来推行外部政令。相互联结，无不称职。即使以外部官员来说，总督、巡抚宏观把握大纲，布政使负责财政，按察使负责刑名，观察使统管一道，知府表率各下属，大都是已成之章法，总持衡量。至于偏远疏贱之地，惯例由州县操纵。各大官员堂帘高远，以优待尊贵的体统，这些小小的州县怎敢干犯巍巍的大官呢？然而州县这一职位，实在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不仅是财政刑名由此立根、由此起例，凡是关乎风化之事、利弊之端，实在依赖州县得以审度谋虑而兴废。如果任用好人，那么万众共同仰慕其光彩；如果不任用好人，那么百族实在遭受隐痛。古代的循良官吏，恩泽所到之处，野鸡在野外驯服，老虎渡河，美誉没有虚夸。然而也必须长久任职，然后才能实行。倘若偶尔每年更换，即使不到一年就调遣，前任者对于此地风土人情尚未完全熟悉，然而还希望一天比一天深入，多年之后，就没有不能知晓的。却坐着席子还没坐暖，又离开去别处，新任者也是这样，还指望风土人情得以熟悉，民情得以融洽吗？现在的州县接到委任文书上任，务必急于催缴赋税，装满自己的私囊，此外漠不关心。偶尔有一二个实心办事的官员，想在各乡野地方事务上，大力整顿，刚积累了一些头绪，随即奉命更替。后来者意见或许不同，刚上任，就全部革除前任尚未完成的事情，不肯稍留，功败于即将成功之时，教化衰败于将要达成之际，反而觉得前任的措施劳民伤财，空自滋生纷扰。因此几十年的老州县，不是不知道地方事务哪些应该兴举、哪些应该禁革，而是完全洞悉其中徒劳无益的情况，往往也变成庸碌无为的人，往往干练有为的官员也久了。首鼠两端，模棱两可，这都是实缺州县任意更调所导致的。然而官吏的才能确实各有长短，地方事务也各自有繁简。凡是实缺的州县，不是由吏部按例选授，就是由省级长官按资历补授，以停年格澄清官场，虽然有考核章程，不能过于苛刻，只等任职后，大官详细察看那些贪婪营私、庸懦不称职的官员，惯例严厉参劾革职。那些职位简单而才能有余、事务繁杂而才能不足的人，也可以酌情变通，予以更调，使不至于用非其人，确实谨慎周密。曾经考察西汉时，薛宣担任左冯翊，所属频阳多盗贼，邑令薛公本是孝子，吏职不辨，又栗县令偏僻狭小容易治理，邑

译令尹薛宣长期执政，官吏薛宣因此奏请交换两个县的职位，几个月后两县都治理得很好，事迹记载在史册中，流传为美谈，其风尚至今犹存，让人听闻便心生仰慕。到了我朝，沈文肃公督理两江时，有徐州道吴观察，办事精细严谨；江西粮道观察，勇敢有为。徐州所属各县民情强悍，盗贼众多，距离省城较远，地形又多变，往返还需十天半月，事变随时兴起，瞬息万变，因此生杀予夺、指挥调度等重大政务，都由巡道因地制宜处理，不拿固定的法度来衡量，如果不是胆识向来优秀、明达干练且通晓变通的人才，往往不能胜任。粮道除了督运粮草之外，没有太多重大的机要事务。沈文肃公因此上疏朝廷，说某人才识兼备，敢于担当事务，吴某细致周密则有余，大刀阔斧则不足，请求圣旨对调，以利于治理，得到圣旨允许执行。两道同时得到治理，这说明监司大员还有对调的先例。各省大官如果远法薛宣，近效沈文肃，在调节盈虚之中，蕴含量才使用的道理，不仅对治理没有妨碍，反而对治理有裨益。频繁调动多次出现，又有什么损害呢？现在的做法，完全不同于此，不考虑才能的互换，不论地方的不同，只问职位的优劣，如果人与上级官员有亲戚关系，或有同乡关系，否则有情面有势力，势力大则不动尊贵的上级官员，于是权衡轻重，衡量职位的肥瘦，揣摩比较后施行。调任的命令接连下达，赴任的传令纷至沓来，烦扰变更，地方受累于国家，设立官员任用人才的初衷，大相径庭。汉黄霸的话说得好：“频繁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吏趁机销毁文书盗窃财物，公私耗费甚多，都出自百姓。所换的新吏不如旧的，只是互相增加混乱罢了。”话说得多么深刻啊！去年冬天某侍御史曾有奏请饬令地方大员不得无故更动州县的疏章，当时已经明降谕旨，昭昭在人耳目，言语既然已经确定，可以稍微改变积习。然而今年以来，历观各处省抄，依旧纷纷调动没有理由，好像没有看到谕旨一样，多么令人诧异！最近读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右庶子周澄奏各省实缺州县不宜任意更调，请求饬令严定章程一折，吏部议奏。想必周庶子也是因为去年的旨意，各省视为具文，所以再次引申前说，以期获得成效。我知道吏部得到旨意，自必妥善订立章程，颁行各省。我私下认为除了海疆紧要各缺，或洋务交涉之地，或省城繁重的地区，可以酌情调动；其他同属社稷，仅以岁入的厚薄，主观区别者，一概不得上下其手了。良法既颁行，见良吏出其中，良治出其中，闾里受惠，黎庶蒙福，未尝不是救时的一策也。

译**驭吏刍言**

自从秦朝任用掌管文书的官吏掌权，汉朝的萧何、曹参凭借他们综核名实的才能，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后来的执政者便以这些官吏为师，这种风气绵延数千年，根基日益牢固。直到今天，官员没有实权而吏胥拥有实权；官员有调动升降，而吏胥却由祖孙父子世代相传，几乎被视为一成不变，因此他们的根基更加牢固，弊端更加丛生。即使有深谙治国之道的君子，提议裁撤吏胥，但这类人党羽众多，巢穴深固，造谣生事，花样百出，其危害之久且深，确实不能骤然去除。近来陈玉苍侍御史，趁着国家革新之时，特意上奏请求裁去吏胥，以期振兴吏治，朝廷下诏褒奖，命令京内外各级官员切实遵照办理，不得稍有违背。当时人们以为数千年的积弊可以一扫而空，没想到几个月以来，在京各部院及外省督抚司道等各级官员，虽然议论纷纷，但终究没听说哪里曾认真裁汰，甚至有人想去除胥吏，却仍与胥吏商量，这种糊涂情形，令人可笑。我私下认为，胥吏的危害，固然人人都能说出；胥吏应当迅速去除，也人人都知道。然而想要去除其危害，除非百官励精图治，否则不足以达成目的，该怎么办呢？

第一，明确律例，杜绝人为的欺凌。《诗经》说：“读书万卷，不读律法，想要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终究没有方法。”这是因为律法的意旨精微，必须潜心研究，才能在案件到来时，类比事例，组织言辞，广泛应对且都能恰当处理。然而现在居高位的人，有的沉溺于八股时文，有的分心于声色享乐，对律例一无所知。一旦突然登上仕途，不得不将责任寄托给刑名、钱谷等幕友，而各地案例不同，幕友也无法全部知晓，于是奸猾的胥吏趁机作恶，其弊端说不尽。倘若无论大小官员，在未入仕之初，必须考核律例，能熟习的才授予治理百姓的权力，这样胥吏的危害就可以稍微减少，这是第一点。

第二，精简案牍。无论内外各衙门，凡是军事刑法的稽核，钱粮谷物的报销，纠缠难清，几乎像乱丝一样毫无头绪，即使精明干练的人突然遇到，也苦于难以分辨清楚。只有胥吏从小沉浸其中，颇能头头是道，如果真想上下其手，别人实在难以指出弊端所在，因此要早作防备。所以我认为，今天如果不打算整顿就算了，如果打算整顿，必须先将纠缠不清的案牍全部扫除，或合并或分开，整齐划一，这样上级查核比较容易，而这类人的狡诈阴谋自然无处施展，这是胥吏危害可以稍微减少的第二点。

第三，去除壅塞。胥吏之所以能够作弊，是因为上下之情不通的缘故。凡是外省对中央各部，下属对上司，彼此既隔阂而不相通，于是文书往来，或积压时日，或篡改文字，稍不留意，弊端便由此丛生。如果真的能改变这种习气，内外大小各官都把公事当作自己的事，对于政治的大纲巨目，固然不应该超越范围，但对于时间的参差、字义的轻重，不必过多挑剔。这样这类人失去凭借，自然不会再肆行奸谋，这是胥吏危害可以稍微减少的第三点。

这三点，不过是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并不是有什么高远难行的道理。然而如果真的能由此施行，即使吏胥不必全部裁撤，也只提供奔走效劳、抄写文书的劳力，而绝不能擅自作威作福。否则即使每天有裁汰的议论，但像筑室道谋那样众说纷纭，恐怕最终没有定论，徒供外人嘲笑，对新政的施行毫无补益。此外，我深深担忧的是，如果用委员来资助辅助，或招士人来资助参赞，现在谈论治理的人虽然认为大有裨益，但我愚昧的意见认为流弊很多，所以不敢参与末议。随手写下这些，当世的君子或许也认为这些话有道理吧？

**论书吏舞弊**

《周礼》太宰陈列众多士人，设置辅佐人员。郑玄注：“殷，众多，指众多士人。”辅，指在官府任职的府史庶人。可见“辅”并非低贱简陋的名称，又与士人同列。可知古人不把吏员当作低贱的役使。汉武帝时，卒史都通晓一门以上技艺。唐高宗诏令各司令史考满者，令其试经一部。可知从三代直到汉唐，做吏员的人都能通晓文义，所以无不约束自身，而作奸犯科的事很少听说。自唐朝以后，上级看待吏员日益低贱，吏员也自知出身卑微琐碎，不敢跻身清流，因此奸伪日益滋长，受贿揽权，毫无顾忌。到了今天，吏员的权势日益兴盛，巢穴日益深固，党援日益众多，其弊端浸淫遍及天下。虽然有名臣魁儒屡次议论裁撤，但终究无法断绝其根株。宋代叶适说：“吏胥的危害，自古就担忧，而现在更严重，是因为士大夫的职业，即使肤浅的人，也不再修治，而专门从事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都听任胥吏。而吏员根基牢固，权势熏天，轻重予夺，随心所欲。其中最骄横的，是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部刑部及其他部门，外路从而效仿，又是常情。”所以当今号称公人世界，又认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都是指实际情况而言。

译也。明末黄梨洲曾说：“如今所施行的各种法令条规，都出自吏员之手，因此天下只有吏员的规矩，没有朝廷的法度。”他又说：“京城权要部门的吏员，身价都高达数千金，父亲传给儿子，哥哥传给弟弟，其中一人因犯法被罢免，接替他的就是他的儿子或弟弟；如果不是亲属，那就是他的门徒。”因此，当今天下虽然没有封建的诸侯国，却有封建化的吏员。唉！他的话多么深刻透彻啊！此外，如本朝的鲁一同、冯桂芬都曾详尽论述胥吏的危害，言辞华美，大发议论，有的主张改用士人，有的主张分任佐贰官，以便逐步革除弊端，暗中转移他们的权力。本意并非不好，方法也并非不善，但如今官员上任，对案卷律例向来未曾用心研究，如果不把权力委托给这些人，终究无法从容处理政务。因此，虽然明知弊端丛生，却无法驱遣他们。近来，御史陈玉苍拟趁京城战乱之后，各衙门文书册籍荡然无存之机，特别上奏请求将那些重复矛盾、深奥难懂、一时难以厘清的条例，作为权宜之计，可左可右、无所适从的案件，全部废除，使吏胥失去依靠，舞文弄法的弊端可以不革除而自然消除，正本清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皇上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将六部书吏一律裁汰，改用司员办公，另外招募若干书手，供缮写差役。接着又担心外省督抚以及各府州县衙门，都有书吏结党营私，积习仍然无法彻底清除，于是特别颁布诏令，将各衙门定额设置的书吏分别裁汰，不准稍有因循拖延，将唐宋以来数千年纠缠不清的弊政，一举扫除廓清，纲纪肃然，不再再有虚张声势、弄虚作假之事。

译裁减差役比裁减书吏更为紧迫

衙门中奉公办事的人里，最足以危害百姓的，向来推举书吏和差役。这是因为书吏舞文弄法，与差役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名义上虽然不同，但恶行实际上互相助长。所以，能干的官员到任之初，除了约束家丁外，必定严禁书吏和差役横行霸道，否则书吏在内把持成例案卷，差役在外肆意横暴，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百姓困苦无法复苏，官箴也无法整肃了。然而书吏略通文义，纵然不免营私舞弊，终究还存有敬畏顾忌，不敢恣意妄为。至于差役则贪婪如狼，凶暴如虎，只知道蒙蔽上司，欺压善良懦弱之人，刑罚责打有所不畏，廉耻道德有所不知，种种胆大妄为之事，是书吏不敢参与听闻的，而他们却公然肆无忌惮。国家定制，书吏有晋升的途径，而差役不得列入士大夫行列，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地方官对书吏或许稍加礼遇，对差役则不然，因为差役为人所鄙弃已经很久了。近来朝廷仿行新政，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特别谕令整顿京内外大小衙门一律裁汰书吏，却唯独对差役反而没有讨论，难道是书吏可以裁减而差役不可裁减吗？还是说差役的恶行不如书吏严重，所以特别予以宽容呢？执笔人曾暗中观察事情，私下认为此事发自朝廷大臣，或许是鉴于部院书吏把持权力的弊端，几乎到了无法查究的地步，想有所廓清，于是激动地提出这个建议，却不知道弊病百倍于书吏的，还有变诈百出的差役存在。书吏裁减而差役不裁，凭什么让书吏心服？各省大员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自从恭敬奉承谕旨后，至今数月，尚未毅然付诸实施。推究其缘由，并非完全曲意顺从这些人的请求，也是因为祸害必须去除最严重的，道理必须显示大公无私，不忍心让书吏独自抱憾失意。其他省份暂且不论，试以江苏省为例来证明，就知道皇上用人取舍，自有其权衡标准了。先前江苏巡抚聂仲芳接到圣旨时，与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商遵办，一致认为书吏固然应当裁减，差役也不便轻易放纵，迟疑审慎之后，然后分别发文执行。于是苏州府知府向子振立即命令所属长洲、元和、吴县、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常熟、昭文九个县，各自将书吏若干人、差役若干人，写明姓名、年龄，造具清册，呈报等候核定裁决。苏州府如此，其他府可以类推。不久巡抚接到政务处六百里加急公文，也是咨请裁撤书吏和差役，由此可知差役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早已被众多高官所洞悉。先前只议论裁减书吏的，还是持片面的见解，并非持平公允的言论。然而有人说差役名目不一，有的是捕班，有的是皂班，有的是快班，大体用来提审人证，缉捕盗贼，解送案犯。假如一旦全部撤去，岂不是没有可供使唤的人了吗？不知道这正是无需忧虑的。听说江苏省各府厅州县，每个衙门差役多的有一百多名，少的也必定二三十名。现在即使责令各衙门裁去一半，又何必担心不足以供奔走使用呢？况且一个差役名下必定有若干伙役，裁掉一个差役可以去掉无数伙役，又何必多养这些游手好闲之辈，白白耗费民财呢？像浙江宁波府属鄞县及杭州府属仁和、钱塘各县，每县差役更多至二三百名，加上伙役不下千余人。纵然不都依靠官府供给，试问如果不是向民间敲骨吸髓，将拿什么作为奉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费用呢？只是这些人散漫无据，上面的人不仔细考察，下面的人就吞声忍气，无可奈何罢了。然而由此推论，百姓受差役扰累之苦，必定有数倍于江苏省的地方，为什么关心民间疾苦的人竟然不考虑到这一点呢？差役倚仗公门作为巢穴，假借官长作为护符，遇事招摇恐吓，讹诈极尽危害，必定要使良民家破人亡才肯罢休。偶尔有贤明的官员，或许也认为利用贪婪欺诈之人，不妨假借事权，却哪里知道他们的胆子更加嚣张，毒害更加炽烈？假如遇到昏庸的官员，那么这些人竟视官长为傀儡，认为线索在手，提线操纵，无不如愿，甚至官长的功名竟被他们所累，而他们反而得以置身事外逍遥自在，大权旁落，危害必定达到这种地步。而且差役倚仗官势，差役的党羽又倚仗差役之势，盘踞牢固，毫无畏惧，民间雀鼠般的纷争，往往有双方原本打算和解，而差役多方阻挠使之不能中止的，最终两败俱伤，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这就是俗话所说“阎王易见，小鬼难当”的原因，而冯氏林一痛陈其害，比作散布千百虎狼于民间，难道不令人痛心吗？不除去这些，却只是沾沾自喜地说“裁吏，裁吏”，我恐怕吏治终究不能振兴。明确地选择，严厉地驾驭，淘汰疲沓玩忽之人而激励勤能之士，这是希望负有兴利除弊责任的人做到的。

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十七卷户政

户政

考察户口议

小司徒的职责，是平均土地以考察人民，从而周知他们的数量，意图在于平均他们的徭役罢了。大概田地就征收赋税，人身就服徭役，没有对人身征税的。汉高祖实行算赋，成为后世地丁银的开端。百姓年满十五岁就征收口赋，二十岁就征发徭役，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