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四兵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四 兵政

兵法

论用兵谋国当先审察机微、估量敌情

戴楫

唉！今日的战事，难道是战争本身的罪过吗？只是因为漫不经心、不懂军事的人，率领着突然之间无法作战的士兵，猝然与气势正盛的敌人相遇，这能掌握胜券吗？历来用兵的方法不一，有正兵，有奇兵，都必须由名将统领，然后才能成功。得不到名将，也一定要由战将担当。如今将帅无人，士兵也不是长期训练有素的，无异于驱赶市井百姓去作战。士兵所使用的兵器，也都钝坏腐朽破损，大多不足以临阵取胜。用仓促招募的民众来统率，加上退缩不前的将领，再加上使用的不是利器，想要制服敌人，难啊。人们只看到我屡次战败，敌人屡次战胜，却不追究导致失败的原因，彻底改变自己的行为，终究没有取胜的地方。取胜并不难，其道有三：一是择将，二是练兵，三是精选兵器，最后归结于善于估量敌情。如今日本人用兵，大多行诡诈之道，动辄用虚张声势来恐吓，有时声东击西，有时避实击虚。间谍侦探，改换装束，遍布各处，在京城之下，潜踪匿迹，我国一有动静，他们都知道。甚至我国的富户殷商，微末官员，多甘心向外，与敌人相通，大多将情况的虚实告知他们。从开始战事直到今天，日本人起初以和好要挟我们，继之以卑辞媚惑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话，落入他们的圈套，毫不防备。他们则暗中运送军队，节节前进，步步争先，而我们安然若无事。等到我们运兵调舰，猝然被他们所要击，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所以议论时局的人，因为日本人猖獗到这种地步，而追究导致失败的原因，知道所失有三：一是失于因循守旧，不能自己占据先机；二是失于粉饰太平、讳败为胜；三是失于将帅无人，士兵解体，事情于是不可为。如今日本侵犯北方，警报接连传来，捷报不至，坚固城池、名城重邑相继失守，层层营垒，望风而逃，致使日本人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险阻可守。这难道是敌人善于用兵吗？就像今天这样，日本人声称想要南窜，散布流言，致使沿海居民都惴惴不安，各自想迁徙，紧急文书往来飞驰，纷纷严加防备。其实日本正专心注意于北方，无暇他顾，哪里有空另图？他们大概是特别害怕南洋的兵轮聚集而北上，乘间伺隙，攻其不备，或者轻敌冒进，乘虚直捣其国内，施行围魏救赵之法，这也是他们所害怕的，所以发出这种先声恫喝，想要使南洋留兵自防，不敢迈出雷池一步。他们的舟舰既少，兵卒又寡，合起来还可以支持，分开则力弱，势孤而见倾危，必定在北方大受惩创，计无复之，才肯舍弃北方而图谋南方。此时还不至于这样。用兵之道，贵在能估量敌情，所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事情未至而我先做准备，事情已至而我猝然应对，身虽在局中，而常处于局外，烛照于先机，而洞明于当局。日本人的谋略，中国筹划已早，而发动已迟，防备已周，而出兵已晚，蹈瑕伺衅者已非一日。二十多年来，其所延请的外人，都作为他们的耳目，作为他们的谋主。其所设驻扎在中国的领事，前来中国的游士，以及旅居中国的行商坐贾，都是侦探，都是间谍。他们对东三省，早已测量深浅，图绘险要，借游历之名，走遍各境，积虑处心，非止朝夕，而我们大多以诚心对待他们。他们侵犯台湾，屠杀生番，就是灭琉球的渐兆。他们灭琉球，悬绳就是占据朝鲜、骚扰中国的开端，而我们大多以大度包容他们。他们媚附西人，轻视中国，由来已久，相比之下，设身处地者，殊为愤懑。他们攻占旅顺之时，见英国统兵大员前来恭敬迎接，献媚不暇，对他说：“我国今日之所以能到此地步，是因为效仿西法所致，非大国训教之力不能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知道小国战胜大国，不是福，而是殃吗？徐偃王的前车之鉴可鉴。普鲁士战胜法国足以雄视欧洲，出与诸大国抗衡，高居盟主，诸国都莫敢奈何，是因为普鲁士此时本已与法国势钧力敌，甲兵相若，土壤相若，人民财货也相若。加上南北二十五邦合而为一，固已志愤风云，气势吞山海。国势之雄如日方中，似乎不可与今日的日本相提并论。日本国小民贫，版图狭隘，物产鲜少，人民寡弱，仅相当于中国的二三分。假使中国人民发奋为雄，普天之下誓切同仇敌忾，一旦忿然并起，举袂成阴，挥汗成雨，以一抵百尚且有余，哪里见得操锄执梃不虞于弹雨枪林？所谓牛虽然瘦，压在猪上，猪莫不畏死。如今不过是一时侥幸胜利罢了。蕞尔小国竟尔跋扈飞扬至此，不仅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即使他们最初的愿望也所不及料。

译唉！这确实是天意所为，又能说什么呢？我朝以百姓的生命为重，不忍心让他们死于刀箭之下，血肉抛洒在荒野郊外，因此不畏惧派遣持节重臣，委屈自己以求和议，爱护百姓、体恤将士，四海之内共同钦佩。由此可见圣主如天般的恩惠，如果对方还横加勒索，这就是违背天意。上天的功绩不可侥幸贪求，上天的恩宠不可屡次索取，上天的意旨不可妄加揣测。

如今日本人心高气傲，自认为没有对手，从此可以成就霸业，跻身于上国行列。哪里知道天下的事情怎能预料？黄雀志在捕食螳螂，没料到有人拿着弓箭跟在后面；鹬和蚌在河边相持不下，却没料到渔夫正坐在旁边伺机而动。

现在西方各国环绕四周伺机而动，各自率领重兵驻扎在海上，战船络绎不绝，旗帜飞扬，往来游弋其间，有的说是观战，有的说是保护商船，这只是他们的名义罢了。他们难道都是真心为了中国吗？难道又喜欢日本人坐大吗？实际上是希望收取渔翁之利，因为利益均沾是西方的惯例。他们调动舰船、运送士兵，难道没有花费吗？将来借机索取赔偿，提出条件，是势所必然的。而俄国对此尤其虎视眈眈。

西方国际法主张不灭亡他国，朝鲜将来应当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由各国共同保护。辽东、盛京邻近俄国，土地相连，日本今天虽然侥幸获胜，事情还未结束。西方各国既然出面调停，恐怕一定不会让日本独占朝鲜。日本所得丰厚，俄国所得微薄，俄国对此尤其不甘。那么日本今天也还在梦中懵懂无知。西方各国必定静静等待日本事态的最终结果，然后才开始行动。

只是我朝在此强敌环伺、时局艰难之际，如果不自强，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不能不早早考虑变通之策。唉！洒下像贾谊那样忧国的泪水，止不住叹息；呈上像陈亮那样忠愤的书信，怎能不慷慨激昂。只希望用兵谋国，能敏锐地洞察先机，谨慎地估量敌人，或许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后事吧。

译操纵离合论

乙未年秋天，有一封书信从秦淮传来。如今南皮制军分别向英、德两国的制造厂订购大铁舰两艘，每艘排水量八千吨；头等巡海钢带舰两艘，每艘排水量五千吨；二等舰四艘，每艘排水量三千吨。等到这些战舰建造完工驶回中国，海南洋海军的中坚力量便在于此了。信中还提到，制军将遴选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一百五十名，特意嘱托容纯甫观察带领他们前往德国精习海战，以储备未来作为国家栋梁和心腹之臣的人才。这两件事，确实是做到有备无患的关键了。然而中国的衰弱，在于放任而不控制；中国的缺陷，在于分离而不联合。储备人才、购买器械，似乎还属于次要的层面。我不揣固陋，愿意向中枢元老、边疆大帅恳切地陈述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中国是放任而不控制呢？中国三面濒临大海，海军理应精心训练。在当初提议创办海军时，参仿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京师特别设立衙门，由亲王和贵臣掌握全权，实际上已经抓住了要领。但是考察其名目，却以北洋、南洋分为两支。有人说福建、广东不如南洋，所以分为三支；又有人说福建、广东两洋各自为军，应该称为四支。分支越多，败坏事情就越严重，有识之士已经私下担忧了。而制造战舰、选拔将领、训练士兵、调动防务、筹措军饷等各项重要政务，全部放任权力给地方疆吏。疆吏于是好像各自把军队当作私产，只求巩固自己的防区。他们像秦越之人那样看待彼此，对别人的困苦漠不关心，心中毫无喜悲，却不知道那些狡诈地企图打开中国边疆的人，已经杀牛宰羊互相庆贺了。中日战争刚爆发时，战守的海权如果由海军衙门的王大臣掌握，应当紧急发檄文命令南洋战舰、闽洋战舰以及恰好在北洋会操的粤洋战舰与北洋战舰汇合成一支大军，或者也效仿日本两军交替前后作战的样子。譬如捕捉鹿，等到角力之时，共同将其扑倒。日本战舰虽然像飞隼一样迅疾，必定会有全军覆没的时候。等到日军全军覆没，那个小小的岛国，海权完全丧失，无论不能进犯中国境内，又怎么能飞渡朝鲜呢？这样国家危机几乎解除而恢复安定，国土完整而没有缺损。可是海军衙门始终没有掌握这个权力。南洋方面说：“吴淞是江海要冲，兵舰断难抽调。”闽洋方面说：“马江的战伤尚未恢复，台湾防务又处于戒严状态。”于是大同江、鸭绿江等江边杀声四起，警报纷纷传来，江浙以南却安然置身事外，甚至北洋战舰在刘公岛被歼灭，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没有参与为借口，北洋方面殷殷地向日本求和，打算乞怜于万国，被舆论传为笑柄。那位管带固然可笑，而放任权力的流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这是谁的过错呢？鸭绿江之战，日本战舰出于不意，所以与中国战舰相遇的只有一支军队罢了。然而各舰气势连贯，万众一心，进退周旋，都符合军队的号令。中国则是南洋战舰在河上逍遥自在，北洋战舰在海滨兵力不足，既遇到日本战舰，广东甲、乙、丙三舰与北洋战舰不相熟习，北洋战舰与北洋战舰也几乎各自为战，提督的旗鼓又寂静无声，这就是分出胜负的原因。这不是战斗本身的罪过。况且日本运兵船曾经多次经过吴淞口外，海军衙门如果真正掌握战舰的权力，还可以发檄文命令南洋截获它们，以取得最后的成效。又哪里料到堂堂中国，不仅将海权放任给督抚，更进而将海权放任给敌人，于是让敌人在海天空横行无忌呢？西方观战各国的舰将向来都服从他们海军部的威令，赴汤蹈火也不敢推辞。等到看到南洋战舰优游自在，置北洋的危难不顾，不免变色相告，惊诧地说是怪事。然而日本则对此思虑成熟了。水师战舰有南北闽广的区别，陆军有湘淮旗绿的差别，明知两军相见，彼此必定不相救援，应当争夺城池、掠夺土地，容易得像拉朽摧枯一样，因此心气更加放肆，胆气更加豪壮，都认为水陆奔驰，我以全力相贯注，如同进入无人之境。现在战事气氛逐渐平息，积弊全部呈现，西方人将编撰成书，用来作为警示。中国不乏明智之士，不应该安于无知。张公通达事理，尤其应该洞悉这个道理，现在却储备人才、准备器械，依然划分界限、分割疆域，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中国自视甚高，常希望别人尊奉以大国之名，论其土地确实很大了，考察其行事反而愿意自比于小国。就拿南洋来说，新购战舰八艘，合计三万八千吨，新选学生合计一百五十人，识时务的俊杰，除了张公还有谁呢？然而局外人仍然深深惋惜的，是因为南洋成军后，权力就操在南洋手中，与北洋及福广舰队仍然声气不相连，指臂不相使。这就好比北洋如西班牙，南洋如丹麦，闽洋如荷兰，粤洋如比利时。这四个国家，各有舰队，一国有事，三国毫不相关。假使西、丹、荷、比各国的战舰联合为一军，尚且不足以与英、法、俄、德等国较量长短，何况再分为四支呢？其孱弱程度，岂是说得完的！

为什么说中国是分离而不联合呢？试着以美国为例来说：美国联邦有四十五个州，各州都有自治之权，不像中国的督抚那样受王朝爵位。然而各州东临大西洋，南沿墨西哥湾，西滨太平洋，起初从未听说它们制造一艘小舰，训练一支水师，这是因为海军之权统一于中央政府

译海军寄置于海部，隶属于水师提督，而完全不归地方长官管辖，以杜绝其产生离心倾向的苗头。等到考察内地各邦，近的距海数百里，远的甚至数千里，却与沿海各邦一样无一没有海军，这是因为海军的经费符合民主原则，寄置于议院，隶属于户部尚书，而全部由地方长官征收，以形成合众国的局面。至于平时停泊船只的汛地，也没有那种划分疆界、固守一隅的弊端。中国如果真的想要重整海军，似乎应当以美国为榜样。美国幅员辽阔，比起中国的十八省实际增加了一倍，如果将现在的蒙古、西藏、东三省一并计算，那么美国的疆域还稍显不足。征发调度的权力，全部集中于皇上，而将责任寄托于海军衙门，王公大臣专门负责海军提督的职责，各省原有的水师，从提督以下全都遵守部队的编制，不允许以拥有专断之权自居。海疆发生战事的时候，海军提督三四员，恭敬地秉承朝廷的谋略，互相策应，力量因为聚合而更加雄厚，谋略因为聚合而更加精妙。就像这次救援朝廷、抵御日本的战役，南军截断敌人的后方，北军拦击敌人的前方，闽粤诸军骚扰敌人的侧翼，这是以分散兵力来实现合力之法。或者集中兵力以遏制敌人的锋芒，或者分兵以攻打险要的城市，等到敌人来犯，用精锐部队击破他们，等到敌人败退，分路追击他们，这是以合力来实现分散追击之法。至于海军经费，则考核各省的财力物力而共同筹措，荒远的边疆如云南、贵州，著名的都城如山西、河南，险要的边疆如四川、陕西，虽然不需要海军发挥作用，但无不拥有海军的名分，这又是以合力驾驭分散，以分散辅助合力的方法。总之海军的权力，无论分为多少部分，都应当由朝廷掌握，由皇帝统领。战事突然兴起，是胜是败，那是皇帝的责任；是功是罪，那是提督的责任。各省大小官吏，提供煤炭和水，供给干粮，这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欧美各大国以及仿照西方制度的日本，都是这样。现在中国的海军，分散而不能聚合，说是因为各省不同，已经足以让人感到诧异了。竟然在一省之中，各县又各自不相配合，乍一听感到惊骇，慢慢品味不禁感叹。日本挑起战端，东三省失守，城池各官经部议，按照海贼登岸不能抵御的旧例，给予革职处分，又给予兼辖官员降级留任的处分。日军哪里是海贼可比的呢？强行责备地方官不能守城的过错，这就像汉代遇到天灾而罢免三公一样。地方官固然无法申辩，而不肖的劣等官员于是有了图谋规避而想牵制他人的心思，积累县的问题成为省的问题，积累省的问题成为国家的问题，糜烂大局，都不在考虑之中。这反而不如封建时代，还有合纵连横的约定。我认为中国分散而不能聚合的弊病，已经深入膏肓，导致百体四肢不相连属，想要追求元首没有繁杂琐碎之事，万万不可能。现在如果幡然改变计策，彻底废除督抚统领军队的旧例，陆军总帅也驻扎在京师，大致像英国君主的堂兄长期掌握陆路兵权。这样君臣佐使合成良药，来治疗沉疴，那么京城与地方的势力就聚合了。然而君主与百姓尤其不可分离，同心同德的朝廷，不只是君主忧虑臣子受辱而已。忧虑百姓忧虑的人，百姓也忧虑他的忧虑，哪有京城岌岌可危，而民间仍然洋洋自得的情况？泰西各国遇到意外的需要，向百姓借贷，立刻就能办到，哪有国库已经空无一物，而富户仍然一毛不拔的情况？好比高大的房屋，而梁柱已经腐烂，那些旧钉子、砖瓦仅仅涂在败坏的灰泥上，狂风突然兴起，栋梁折断、屋瓦崩塌的祸患将在眼前，而燕雀处在堂上，仍然冥然无知。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泰西聚合民心的方法，没有比得上议院的，中国尚难仿照办理，暂且不详细论述。只是想到御史这一官职，有进言的责任，只因为惯例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未免有不熟悉事理，妄加攻击的人，更有故意混淆黑白，借机报复的人，甚至有贪婪索取贿赂以图挟制的人，欺君之罪已经不算轻，误国的忧患将到何处为止？我认为现在应当遵循向来分设各道的制度，而改用本道的人，这些人既然以名士的身份而戴上御史的高冠，就以京畿道而言，上自宫闱，下到民间，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部上奏罢免，贵至京尹，贱至里胥，政事有危害百姓的，全部弹劾驱逐。清高的如学校，辛苦的如农田，低矮喧闹如街市，省试既有的如厂肆，法律有益于百姓的，损害于百姓的，全部分别推广和裁革，士气大大伸张，民情于是稳固。至于其他省的事情，自有本省的人各自条陈，不允许越俎代庖。其余杜绝弊端的方法不一而足，参酌御史纲纪，在于总宪。从此国家与省聚合，君主与百姓聚合，中国的缺陷有望弥补了。以上两条话颇为切直，然而中国导致失败的祸患，确实起源于孱弱。孱弱的原因，则是操纵不得其宜。中国走向衰败的趋势，确实基于缺陷。缺陷的原因，则是离合之理不明。唉！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修缮桑树，加固门窗，《鸱鸮》这首诗已经说过了。何况是在阴雨之后呢！至于南皮制军，则是中国的伟人。我喜爱他、敬重他，因为购买军械、储备人才。购买军械虽然可以缓图，储备人才确实是当务之急。而以操纵离合的说法进言，作为中

译从国家整体局势来考虑，正是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说我是讥讽切责时政，那我怎敢如此！

译提出制胜的策略

日本人无故对中国挑起战端，企图夺取中国数百年来以来的藩属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所共同愤慨的，也是世界各国所不能容忍的。他们的罪行本来是不用多说的。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行事，好像毫无顾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在琉球战役中得逞的缘故。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与朝鲜并无不同，而日本人却公然将其降格为县。这场祸患固然由琉球人自己招致，然而日本人使用欺诈和武力灭人国家，却是从这时开始的。琉球国王尚泰，因为地方离日本最近，看到维新之初，日本天皇革除镇将，政治焕然一新，声威颇盛，因而向日本献媚，特意进贡，而日本人便由此产生野心。恰逢琉球沿海遭遇风灾的难民，被台湾的土著所杀，土著不服王化，向来被称为难以治理，而日本人借口为琉球人报仇，借边境主帅失言为端，竟用兵舰直接攻打台湾。当时中国刚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各军劳苦不息，海军尚未训练，于是隐忍姑息，不与深究，与他们订立条约，赔偿抚恤琉球人的银两。日本人于是大言不惭，认为中国是畏惧我们了。抚恤银两本是用来给死于土著之手的琉球人的，而日本人却全部吞没，只赠送琉球一艘铁皮船，并用甜言蜜语引诱他们，让日本军官训练琉球的士卒，又要求琉球国王亲自前往日本京都鸣谢，并预先建造客馆，留住琉球国王，随即把琉球变为县，将琉球国王幽禁在东京，每月供给俸银三百元。然而琉球国王在日本，家属众多，其臣下随扈而来的也不少。琉球既然不再是一个国家，那么官员都降格为民，地位低的还可以改行做农做商，大臣们实在没有别的职业可改，就只有依靠琉球国王供养。琉球国王也义不容辞，不得不分俸禄来养活他们，而每月三百元能养活几个人呢？因此琉球国王在日本只能每天变卖器物来糊口。琉球人听说后，愤愤不平的，已经积蓄很久了。而日本人又想用他们夺取琉球的方法来图谋朝鲜，又哪里料到朝鲜不是琉球可比，是中国必定要争夺的，而且是世界各国所不容许日本人独占的。此时清朝朝廷已经明确下达谕旨，打算与日本兵戎相见。日本人常常使用诡计，而中国则一出于正道。兵法说：“兵不厌诈”，这是日本人想要侥幸取胜的原因。我之前提出先发制人的说法，原本是因为中国兵多将广，不难分兵去捣毁他们，只是日本海口也不少，不能处处分兵去攻击他们。昨天有朋友向我讲述琉球近日的情形，听说中国打算与日本开战，琉球人时时向山顶遥望海中，只希望有中国兵船驶入日本。大概他们全国义愤之气积蓄已久，苦于无法发泄，而深切盼望王师到来。所谓“东面征讨，西夷怨恨；南面征讨，北狄怨恨”，说“为什么后于我们”？他们的情形正与今天的琉球人相似，他们盼望中国兵船征讨日本，就像大旱盼望云霓一样。日本人用欺诈和武力夺取琉球，而又不能善后，难怪琉球人怨恨毒恨丛集。而且日本人轻视琉球，所留以防卫的士兵，实在也不多。我们中国本来未曾抛弃琉球而不顾，此前因为国内多事，无暇顾及；后来又因为日本没有可乘之机，于是也不暇轻举妄动。而中国人的心中，没有一个不怀着琉球被日本所灭的仇恨。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又致力于朝鲜，这正是我们两仇并复的时候。所以为中国谋划，应当用重兵遥集台湾，严加防守，而暗中与广东方面联络，出其不意，由偏帅直抵琉球，恢复其王位，恢复其国政，留兵驻守。日本兵回来救援，就在途中拦截他们。如果用兵围攻琉球，那么那里距离台湾只隔一水，调援救济都还容易方便，而又能得到福建、广东两军互相犄角，日本人又能做什么呢？既然得到琉球作为驻兵之所，就不难从首里、那霸节节进取，步步为营，进可以夺取，退有所归。这不仅能制胜，也特别显得老成持重。我私下认为目前中国用兵的策略，没有超过这个的。此时日本人注意在朝鲜，而且屡次被中国的军队打败，必将添兵增饷，以全力与中国相峙，未必就考虑到这里。趁此时行动，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日本人将会怀疑亚夫将军从天而降。如果再迟延，恐怕日本人先有防备，而我们的计谋就不能用了。或许有人说：“你说的话固然好，然而台湾与琉球终究有一水之隔，假如日本船在途中阻截，那么我们孤军深入，不将大受亏苦吗？”就回答说：“所以说台湾须厚集兵力，正是为此。日本兵中途隔截，我们可以两面夹攻，如果轰毁其阻截的船，他们又怎么能肆意妄为呢？而且不敢深入者，是因为胆怯的缘故。如果胆怯，就不要与他们交战。今天日本人进入韩京，此前法国船进入中国，何尝不是孤军深入？如果令畏首畏尾，说来说去也是一步不能行而已。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进退之间，本来就有明确的准则。”

十可胜说

天下之事，介于两可，而胜负的数目未分，那么老

译持重的人往往秉持息事宁人的说法，以此寄托于君子不争的美名。如果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却仍然犹豫观望，不能坚持到底，坐失良机，那么以后将难以再振兴。如今中日战事，形势不可中止，而英、俄两国却提出调和的说法，这真是奇怪。俄国是虎狼之国，它觊觎高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现在如果让俄国干预其中，就是给它权力。英国虽然没有私心，但不知道调和的辞令会怎么说。如果想让日本人低头听从，那么他们狂妄悖逆的习性已成，未必立刻肯服罪；如果想要求中国退让，一来皇帝英明威武，必定不会允许立刻赦免他们的罪过。和议不成，再商议打仗罢了，拖延时日，白白浪费军饷。所以今天万全的策略，没有比坚持必战不和的议论更妙的了，使其他国家无法插嘴。以我浅见，中国与日本有必胜的道理十条：日本疆域狭小，今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饥荒的迹象已经显现，加上出征的士兵多患疫痢，不能持戈作战，这种狂悖的行为不被天地所容，上天赐予时机，必定不可错失，这是天时上的优势。凭借中国的大国地位，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日本不过是一个小邑，孤悬在海中，如果用精锐军队四面攻击，那么他们应付不暇，东西受扰，一败涂地，无家可归，这是地利上的优势。日本人口稀少，战争爆发时，下达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的命令，妇女小孩也都被征召充数，愁叹怨恨的声音在路上不绝。我朝深厚的恩泽结于人心，一听说有事，无不义愤填胸，愿意效力，乐于驱使民众，民众忘记劳苦，这是人和上的优势。日本与高丽，只是盟国关系，彼此有事互不干预，却以鼠窃狗盗的行为，施展鲸吞蚕食的阴谋。如果高丽与中国，则是属国关系，他们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出兵保护，名正言顺，这是名分上的优势。中国不干预朝鲜事务，朝鲜人必定认为这是怨恨；日本强行干预朝鲜事务，朝鲜人不认为这是功劳，他们理亏我们理直，他们逆势我们顺势，这是事理上的优势。中国兵力日益超过日本，而且都经过战争锻炼，能吃苦，日本多由农商充数，不习惯战阵，必定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是士兵上的优势。日本战船几十艘，中国除了守口的之外，还有几十艘，枪炮也都齐全。从外国著名兵工厂购买的，有过之无不及。趁势试用，抵挡者必定溃败，这是器械上的优势。中国文臣武将，虽然未必没有畏事的人，但像叶、聂两位军门，袁、钦两位使者都驻扎在高丽征讨，日本不肯退让毫厘。又如刘渊亭军门上书，请求作为前驱，威武的虎将，谁说中国没有？这是将士上的优势。中国二十三省，每年产出的粮食，足够供应军饷，即使用兵数年，也不会十分匮乏。日本则军队刚出境，就已经空虚，铁路已经抵押借款了，按户已经强行捐税了，民穷财尽，灭亡在即。这是军饷上的优势。皇太后圣谕有“大国不受小国欺侮”的话，皇上也有必战的谕旨，由此可知朝野同心，君臣一心。大将军有全权的命令，在外可以专断行事，没有掣肘的忧患。日本则政府议事，人各一心，战败以来互相埋怨，统兵诸将人人自危。这是专一上的优势。我有这十条必胜的时机，而办事的人或许仍然因循畏缩，等待和议成功。究竟害怕什么而不战？等待什么而不战呢？还是恐怕生灵涂炭，体现上天好生的德行吗？还是不忍心让今天的士兵遭受惨痛，而让后来的兵民遭受呢？老成持重，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了。唉，有机可乘，时不可失。日本料想我们没有必战之心，所以敢于猖狂跋扈。我们表现出必战的决心，那么日本的计谋就穷尽了。议和各国窥探我们有想和的心，所以出来排难解纷。我们表现出必不和的决心，那么其他国家的说法就平息了，和议平息而战事成功。战事成功而国威树立，使六洲万国都知道我们有奋发自强的决心，而不敢借端生事。雷池一步，不让给别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么不仅仅防备一时的边患而已。

译论述练兵是立国的根本。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推行文治必定接着振兴武备，没有军备不修、军容不盛却能使天下稳固如磐石的。假使黄帝没有涿鹿之战，怎能成就垂衣而治的盛世？假使商汤、周武王没有鸣条、牧野之战，怎能成就平定祸乱的功勋？《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孔子说：“面临大事心存敬畏，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这是千古以来谈论军事的渊源。那么军事的重要性，难道不重大吗？大体上，在统一的时代，养兵是为了遏制叛乱，而不是为了炫耀武功；在割据的时代，则土地相当，声势抗衡，军事的得失，国家的盛衰，都依赖于此。从春秋到战国，七雄并立，后来六国相继灭亡，只有秦国向东称帝，难道不是依靠兵力的强大吗？沿袭到汉、晋、唐、宋、元、明几千年来的盛衰原因，都可以考察而知。土地越开垦越广阔，风气越变化越新颖。到了今天，五大洲各国都依靠轮船、铁路，彼此往来，把重洋视为庭院门户，过去闭关自守的，至此也不得不与之往来。他们来，虽然以通商为事，但难道没有土地相接、像老虎一样窥视、企图撤除我国屏障的人吗？我们如果不切实整顿军事，那么失地赔款终究无法偿还，欲望的沟壑即使有智者，也无法为后人谋划对策。所以想要充裕立国的根本，必须以练兵为要务。西方国家的水陆军官，都出自水师武备学堂，屡次登上考核，才发给文凭，加以赏赐。水师则派到船上习练以增加见识，等到他们积累功劳已久，然后依次升迁，所以做将官的没有不熟悉韬略的。额兵之外还有民兵，操练数年，散居在田野间，一有征调，以技艺的纯熟与否为标准，有事则一呼即至，人人都是士兵，这就是古代的“寓兵于农”之法。如果不是由学堂出身的人，不能做将领，即使久经战事，也不过让他管理琐事，像中国的什、百、把总之类。他们选拔将才如此慎重，士兵训练如此精良。像这样各国还认为盛衰有相互转化的端绪，强弱有循环的道理，虽然军备已修、军容已盛，却还不敢自以为可以依赖，勤勉不懈，惶恐不安，日夜从事，不遗余力，好像不这样不足以立国，难道是多虑吗？这也是时势使然。西方各国数百年来争战难以数尽，但以前枪炮尚未精良，所以每次争战，两军死亡的人数尚不太多，现在枪炮越制造越锋利，战法越变化越奇特。如德法一战，法国虽然军队溃败国家破亡，但德军死亡也不少。事定之后，法国固然没有一天不怀着报仇雪耻之心，德国也不敢放纵自己，置武备于不顾。近年来，增修武备，日益进步，几乎更胜于前。此外各国，也没有不把军事作为切要的计划，运用精心，持以全力。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战胜于有形，不如战胜于无形？不等到两军交战才分胜负，判强弱。西方国家重视治兵如此，所以能够相互维系，杜绝吞并侵凌的祸患。中国自古至今，都蹈着重文轻武的习气，设官分职，文官可以管辖武官，武官不能兼任文官。沿袭既久，在上层的设施与在下层的观听，遂牢不可破，以致有“好汉不当兵”的话。假使天下人人不肯当兵，谁去执干戈、冒矢石来保卫国家呢？所以必须破除重文轻武的习气，使人人都重视军事，然后草野英雄，都愿意同袍共事了。其次，练兵必须用西法，绿营多半是老弱，而且多有缺额，白白耗费粮饷，无益于实用。各省招募的兵，随时成军，所以无暇认真挑选，又怎能仓促训练？一旦有事则招之使来，无事则挥之使去，处置不善，又恐怕他们流为匪徒，耗费国家无数粮饷，而终究得不到一兵之用，这是不善处置的缘故。以中国财赋的丰裕，人民的众多，即使设立额兵百万，也不算多。平日精勤训练，教以西国兵法，像枪法的准确，阵法的变化，号令的疾徐，都能心领神会，自然可以备折冲御侮之用。管带官必须由武备学堂出身，宜在各省增设武备学堂，选拔年轻而资质聪慧的人在其中学习。今日的学生，就是日后的将领，造就既多，自然没有将领不懂军事的祸患。又须时常考核，每月一次小操，每年一次大操，特别简选熟悉韬略早有威望的大员，凭试纵观，奖有功，罚有过，破除人情面子，力求实际，兵事大概每天都会有进步。至于水师将弁，也必须由水师学堂出身，熟谙风涛、潮汐、天文、地理，以及一切攻战之法。西方国家看待水师，尤其重于陆兵，所以水师粮饷较陆兵为优，然而水陆正自分流，陆军之将不能入水师，水师之将也不能改陆军。人各有能有不能，既然各专一艺，就应当分任守职，使他们能尽其长处，不像中国那样忽水忽陆，漫无界限。约束又极严明，将弁

译既然已经身为表率，那么士兵也会严格遵守命令，在无事时不准出营游荡，自然就没有赌博嬉戏的弊端。中国如果仿效其长处并加以运用，几年之后，军务自然必定会有所改观，即使有强邻在旁窥伺，也会心存忌惮而不敢妄动。国家的威望因此得以壮大，国家的体面因此得以尊崇，从此树立威信、安定局面也就不难了，哪里还有像癣疥那样微不足道的小患值得担忧呢？

译兵贵训练说

拥有国家的人，想要衡量文治、振奋武备，在天下称雄，难道仅仅依靠幅员的辽阔、山川的险要吗？必定要依赖人口众多，士气昂扬，凝聚众人的意志以筑成坚城，赋予同仇敌忾之心而共同行动，然后才能振奋精神、意气风发，一往无前而无人能抵挡。从前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唉！这难道是没有根据而随便说的吗？考察五大洲中，疆域最广阔的，应当以俄罗斯为首，英国次之，中国又次之。俄罗斯面积计有七千五百八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一平方里，英国面积计有六千九百九十一万零九百二十一平方里，中国面积计有三千五百三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三平方里。然而俄罗斯土地虽然广阔，贫瘠的多而肥沃的少，物产未能繁盛，而且其国人经营商业，也不能与英、美等国并驾齐驱。英国属地虽然多，但其势力分散而不集中，控制安抚，处处都关系紧要，不如中国雄视亚洲，土壤相连，枝干联络，精华荟萃，人民和物产繁荣昌盛。各省的首府，如同众星拱卫北极星，古代所称的天府雄图，除了中国谁能担当得起？如果论人口众多、户籍繁杂，更是五大洲之首，不是俄、法、英、美等国所能比拟的。近年来，制造船舰器械，整顿武备，未曾不反复致力于富强，但尚未能立刻收到富强的效果，为什么呢？弊病在于只知道效仿他人的长处，而不能发挥自身的长处。战争之事，少敌不过多，弱敌不过强，小敌不过大。西方国家人数不多，他们所依赖以取胜的，全在于纪律严明，意气奋发，枪炮命中率高且射程远。中国人数众多，本有可以取胜的方法，而从前与敌国交战未能大举讨伐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不善于运用众多的人马。现在假设有两个人徒手搏斗，以一人对抗一人，那么胜负之数难以预料；以两人对抗一人，则没有不胜的。现在以中国的人数与西方国家相比，或者超过它，或者加倍于它，或者数倍于它。如果能在太平无事之时，招募有方，训练有法，那么那些耕田的农夫，全都是披坚执锐的士兵。对阵之时，如墙垣般推进，投鞭足以断流，天堑何难立刻堵塞？戈登，是英国的名将。太平天国叛乱时，他航海来到中国，接替华尔统领常胜军，以少击众，屡次建立功勋。后来返回英国，在临行时，上书给李鸿章，说中国人口繁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而且人性耐苦习劳，如果教练得法，可以成为精锐部队。中国兵勇的长处在于名额多，运兵快，行李简，军饷便宜，不专门依赖枪械。或者我方士兵使用长矛，敌方士兵拥有上等后膛枪，我方如果操练精熟，扼守险要之地进攻，以十人抵御一人，可以取胜。如果全部将长矛换成同等水平的后膛枪，不更能掌握胜算吗？又说中国兵制沿袭日久，军令营规，也都遵守法度，不必多事更改。戈登久居中国，对于兵事胜败，了如指掌，所以能确有见解，发表宏大言论，切中要害。大体上，兵事的败坏，败坏在军心不稳固。太平之时，饮酒赌博、纵情嬉戏，未曾勤加操练，一旦敌寇警报传来，便自己惊慌失措，兵器未交，心胆已落，军饷兵器弃之如敝屣。国家养兵千日，曾未能收到一日之用，这是观察时局的人所为扼腕叹息的。数千疲惫的士兵，敌不过数百精锐的士兵。岳飞背嵬军人数不过五百，却已横行一时，无人敢抗，以至于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吴越王钱镠以数十名少年精壮设伏用计，在临安击败黄巢余党，这都是凝聚众心为一心，所以能以少胜多。如果只依赖人马众多，毫无纪律，轻举妄动，没有不失败的。刘备连营八百里，最终被东吴所败。曹操窥视江南时，战船遮蔽江面，首尾相接，周瑜一把火，江水变红，曹操因此丧气。这都是自恃众多而不通晓纪律的缘故。兵如同火，不收敛将自焚。如果能联络心志，操练技艺，那么一个士兵就能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是难事。心志已经联络，技艺已经操练，又给予新式枪炮，那么一个士兵就能发挥数个士兵的作用。总之，练兵应当以练胆为第一要义，胆气壮则临阵不至于退缩，守城不至于延误敌人。《诗经》中说：“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事，修我矛与子偕作。”秦地风俗强悍，喜好猛厉之气，不可遏抑，抒发为诗歌，千载之下，仍令人流连慨慕。唉，民气如此，即使想寻求也得不到。民气的勇怯，本无一定，在于上位者有办法转移它，如果能变懦弱为精强，驱使农夫拿起木棒，那么凭借中国人数之多，自然足以振奋士气而抵御外侮。如果只以张皇粉饰为务，强行装饰外观，无补实际，人数虽多，难道可以深恃吗？

练兵须用新法说

华夏行军策略，运筹

译关于军事事务，相传有几种兵书，如《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如今我们应试时，必定有一场默写《武经》的考试，就是这些书。然而其中的精妙深奥之处，古人并不轻易传授给人，如果故意设置这种疑阵，等待后人自行领悟，恐怕不是启发后人善于布阵、善于作战的好方法。即便是《六韬》，原本也是兵书，一方面假托为周初吕尚所著，一方面又声称是黄帝时期所传，都掺杂了六丁六甲、五行衰旺、廉贞贪狼等占卜吉凶祸福的内容，以此欺骗迷惑世人。探究其实际内容，真正能在战阵中作为指挥取胜依据的，十句话中难得有一句。至于《筹海篇》《防洋策》《防海要》以及戚继光的新书、诸葛亮的兵书，都没有详细指明陆上行军的具体方法，未能讲明步步为营、进退出入的步伐以及安营扎寨的规模。至于水师，也仅仅遵循古代的成例，没有专门的著作。虽然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汉晋隋唐宋元明直到今天，在军事机略这一方面，没有明白晓畅的书籍，让我们能够深入领会。即使有建立大将旗鼓的人出现，好像李广带兵那样，不需要束缚，只让士兵各自为战，像这样散漫没有纪律，怎么能说是节制之师，难以撼动呢？西方国家的用兵方法，有兵学、战学等各种书籍，种类很多，即使是一个士兵，也都熟练习得。所以将领知道士兵的心思，士兵知道将领的意图，双方心意相通，不需要传话，自然能依法转战前进。即使遇到危险需要改变，只要号令一出，旗帜一挥，都服从将领的命令，没有违背抵触，因此作战必胜，攻城必取，没有退缩，没有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首先翻译这些兵书，让行伍中的士兵都熟悉掌握，烂熟于心，机谋透彻。然后训练步伐、击刺以及开枪放炮、测量远近的技术，加上熟悉地理，不至于陷入险境遭遇覆灭，进退自如，这样打仗时就像进入无人之境，这是制胜的关键。近日我们中国才开始翻译他们的军营书籍，还没有训练到持枪的士兵。似乎兵书只适合将帅自己知道，然而只有陆军书籍一两种，水师、海军的著作，来不及重译，仍然缺失。以此来说，士兵怎么可用？以此来说，战争怎么取胜？现在更改兵制，将旧兵淘汰七成保留三成，再训练新兵，以期得到他们的死力。淘汰旧兵确实是正确的，训练新兵也不是不当的。但是既然淘汰了旧兵又训练新兵，就必须让每一个士兵都像将帅一样有才能。不能让不识不知、目不识丁的人充入军队。技艺精湛而谋略巧妙，大帅一指挥，士兵跟随将领的命令，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在不言语中就能相互理解，不同于那些目光短浅、心神耗散、不知何去何从的人。这样士兵都像熊罴一样勇猛，不让三军的命运悬于一个将领之手，而灵机应变的妙处，呼应通灵的气势，足以将万人合为一军，将一军分为万阵。这样还有什么战争不能胜利？什么士兵不勇敢？如果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只适合将帅一心默喻，恐怕不适用于今天枪林弹雨、顷刻万变的情况。希望排列行阵的人深思熟虑，或许此后练兵不再崇尚虚骄客气，这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译论述当今练兵应当有变通的方法

儒者治理天下，农夫供养天下，工商供给天下，如果没有军队保卫天下，一天也无法安居。古代圣明的君王知道是这样，所以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猕猎，冬天狩猎，每三年整治军队，入城整顿部队，归来饮酒庆功，以清点军需物资。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废弃这一制度。我朝以神武平定天下，绿营兵制超越宋明而凌驾唐汉，每五年查阅一次，事先由兵部开列二品以上满族大臣的姓名，恭候钦派一人前往，或者就派遣本省督抚，认真校阅，如果有训练不精、军需不齐的，据实奏报，不得视为虚文。这是极其重要的典制。光绪十六年轮到查阅江浙等省营伍的期限，奉旨江苏立即派曾国荃，还未举行，忠襄公就在任上去世，奉旨改派刘岘庄制军。刘岘帅到任，恰逢沿江一带会匪滋事，教案接连出现，奏请缓至本年举行。现在各营将领听说大帅的旗帜即将到达，深怕临时展示技艺有疏漏的祸患，无不朝夕训练，希望精益求精，以博得大帅的青睐。在操练时，我也曾跟随两三个好朋友窥探其阵法的变化、步伐的整齐、枪炮技艺的娴熟，未尝不赞叹其训练的精良，足以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虽然如此，我私下有话要说。从来礼乐政教，国家有常典，前贤尚且因时变通，不相沿袭。至于用兵的法则，更应当随时势而改变。从前曾文正公创建长江水师，以收取平定贼寇的功劳，而他在金陵昭忠祠记文中却说：“现在的水师，确立一时的法度，不能说平定粤贼的方法就可以一概平定天下无穷的变局。”其他器械财用，选拔士卒校阅训练，凡是能够变革的，正依赖后贤相机制宜，因应无方，弥补前代的过失，使军队日新月异、日益强盛。曾公固然善于用兵，而他的言论如此，这也可见练兵贵在因时制宜了。现在所练的洋枪阵法，虽然也是按时势而立论，然而今日的防军应当以防外患为先，其练兵的方法似乎应当专注外患来进行训练。比如洋枪这一项，我有枪，敌人也有枪，只练排枪，既不足以制胜，况且敌人的炮火猛烈，用什么来抵御？因此应当练习卧枪，专门演练卧放后膛枪，贴地前进，以准备冒着炮火攻击敌人，这是洋枪应当变通的。又如阵式，过去的方圆旧阵，本来就不合用，就像近日各处练习的洋操阵式，也不过徒壮观瞻，因此应当练习临敌时散队聚拢的阵式，务必期望在进战之时，可以在顷刻间让一营变为无数小队，不嫌零散，人人各自为战，又须互相救应，可分可合。这是阵式应当变通的。至于想要躲避弹子，就练习挖掘建造地营的方法；想要图谋轰击，就练习安放地雷的方法；想要跨越壕沟山岭，就练习健步疾行的方法；想要焚毁敌营，就练习洋式火箭的方法。近来听说近十年来，营伍中逐渐沾染暮气，将领专门讲究应酬世故，士卒大半吸食鸦片，对于每月的粮饷，层层克扣，有怨言在近省的统领，或许还稍微知道收敛行迹，那些离省稍远的地方，营规的废弛，或许不能避免，以废弛的营规，加上不合用的操练，这关系细微的小事吗！值此国事闲暇之时，作为整顿操防的计划，所以使壁垒旌旗焕然一新，必定有办法来处理此事了。

练兵刍言

中国武备的松弛，到现在达到极点。近年以来，每有战事，无不挫败丧国威，失利权，割地赔款，不一而足。中国常备的军队，满汉旗绿各营，计算起来不下百万。供养百万军队，却不能收到军队的效用，为国家抵御祸患外侮，也可慨叹了。方今朝廷兴起变法议论，而武备尤其当务之急。先前已经谕令各省督抚将旧营认真裁减，另外训练有用的军队；而昨天传来七月三十日的上谕，又注重选将，仍然饬令各省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训练以成为劲旅。朝廷重视武备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看见。这确实是自强的要政，而安定动乱的良图。我不揣浅陋，聊表愚虑，以效刍荛的一得之见。私下认为用兵的法则，在于使用其锋锐；而使用锋锐的法则，在于使用其新锐。兵法说：避开敌人早晨的振奋，攻击敌人疲倦的归师。早晨的振奋，是新气；疲倦的归师，是暮气。一时一事之间，尚且有新暮之分，何况在十年百年长久之计呢？拿器物作比喻，新的工整，旧的朽败；拿树木作比喻，新的茂盛，旧的枯槁。军队也是这样。拿锋锐来说，又像刀剑，起初淬火磨砺，趁锋锐时试验，可以陆地斩断犀虎，水中刺杀蛟鼍。等到经过岁月，尘沙湮没溃烂，锈涩缺损，钝如铅刀，不可用了。新旧的区别，如此悬殊，能不念及吗！现在就中国的军队计算，八旗满兵入关之初，本来称精劲，四方多难，无不依赖它削平。等到乾隆嘉庆年间，逐渐已经

译这确实非常得力。至于绿营的分布设防，起初并非没有成效，但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作乱，所到之处，绿营军望风逃溃，不能打一仗。他们先前强而后来的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新旧不同造成的。至于湘军、淮军各部队，有人或许认为他们曾经建立大功，可以倚仗。却不知道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当时确实知道绿营无用，于是计划另外训练新兵，湘军因此产生。曾国藩曾经对人说：“我练兵一定要在空地上新建一支军队，士兵不用曾经入过营籍的人，营官、哨官不用千总、把总以上的官员。”因此能够最终平定大难，再次建立中兴基业。等到太平军被平定，再从事剿灭捻军时，曾国藩已经认为湘军不足以倚仗，而依靠后来兴起的淮军。新旧之间，察觉细微的征兆非常微妙，只有善于用兵的人才能暗中观察并取舍。湘军、淮军各部队直到如今，经历的事情很多。暮气尤其严重，积习尤其深厚。考察他们的表现，实际上与绿营没有区别。即使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再次出现，我知道他们也必定不得不裁汰旧军而另外训练新军。由此来说，裁汰旧军，另外训练新军，确实是当今的紧急事务。至于有人因为旧军人数众多，担心一旦裁汰过于急促，或许会生出变故，那么不如仍然采用前人对待旧兵的方法，即士兵死亡或出现缺额时不再补充，从而逐渐消减并暗中磨去旧习。旧军出现一个空缺，新军就招募一个士兵，不过几年时间，旧军自然耗尽，新军逐渐形成，又有什么变故值得担忧呢？考察各国的军队，常备军服役只有三年，三年期满，就退入预备役，所以他们的军队即使多年不使用，其锋芒也常新。中国新军既然已经建立，想要保持常新，即使不能立即效仿各国的方法，也应该随后随时考核，裁汰老弱，挑选补充精壮，正如上面谕旨末尾所说的那样。负有练兵责任的人，请谋划此事。

译海军

重振中国海军议

西方各国将水师视为国家的命脉，将船政作为根本。阅读《海防新论》，其中详细记载了南北美洲的战事。中国对于海军，也曾经营缔造，但庸臣怯将，一误再误，逐渐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就像广陵散的音乐一样，沉响寂灭，湮没至今。追溯当年左文襄、沈文肃商议福建船政时，这确实是海防的第一要务，宏伟的规划与巨大的制度，历时十年，治理的方法越议越完善。后来合肥相国大张旗鼓，设立海军。光绪十二年春天，醇贤亲王总理海军事务，会同李傅相、善厚斋将军，巡阅北洋各海口，调动南北洋的铁甲兵轮进行操练。随后奏定章程，每四年校阅一次，屈指计算，已经校阅三次了。然而从戊辰年到甲申年，闽江制造的船只很多，但法国侵略者一骚扰，船只毁损将近一半。从丙戌年到甲午年，渤海的规模很大，但日本侵略者一战，船只覆没无一留存。忧虑时局变化的人，于是贸然认为国家财政虚耗，海军无用，不禁叹息痛恨不止。却不知道环绕七省的海道长达一万数千里，洋面越广阔，控制驾驭越困难。纵观地球各国在汪洋浩瀚中往来，无不各自治理兵轮，各自争夺雄长。兵法说：“不要依赖敌人不来，要依赖我有准备。”没有铁舰，敌人可以随意游行，我却难以飞渡；没有海军，敌人作战很方便，我却防御无方。而且西贡、新加坡，隐蔽地依附在我闽粤的背后；大同、鸭绿江，就近扼守我京畿的要害。强邻四面逼近，一苇可渡。如果不治理庆元的海艇，浮杨仆的楼船，一旦有海警，转运补给就会断绝，漕粮有被阻截的危险，保险无法通行，军火有难以运来的态势，漏洞百出，荆棘丛生。靖港的水师覆没，而平定吴地的胜利，最终由彭、杨二位公奏报。评论者说当日平定乱事的功劳，必定归美于湘楚军队，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同样的神策军，李晟使用就强大，令孜使用就衰弱；同样的御前军，允文使用就胜利，王权使用就溃败。由此可知马江的挫败，威海的毁灭，其丧失军队、辱没国家，如出一辙。于是中国海军的全部功业尽弃，不是很可惜吗！天下的事情，不担心没有治理的方法，担心的是没有治理的人，而在军事上尤其严重。现在想要自强，非重振海军不可。或许有人为难我说：“制度固然好，但经费巨大怎么办？”我明确告诉他：“这不难。查海军旧额每年支出四百万，这是指拨的款项，加上京旗新增三百万的饷项，似乎可以仍旧裁减。以及闽厂制造艇船每年费用巨大，北洋购买材料请求无数，合并这四项计算，应当有十兆的盈余而无不足。而且澳门的二位提督，琼州、南澳、碣石、潮州的四位总镇，各有官署，各有师艇。只是船只不是铁甲、钢板、鱼雷、蚊子船之类，士兵属于绿营，又老弱不可用，用来平定内匪尚嫌不足，却说可以抵御外侮吗？白白耗费国库钱财，对兵防没有益处。如果能从那里汲取注到这里，集微成巨，将这几项归并到海军，五年以内七成用于购船，三成用于养兵，船只逐年增加，士兵随之增加。五年以外三成用于购船，七成用于养兵，士兵逐年增加，船只就减少。等到十年以后，应当有一支可以依赖的军队。而且人们说海军的困难，难在制造船只购买，我认为海军的困难，难在安置将领选拔士兵。看早年军务，兵将的难以忍受，殷鉴不远，知道此后海军应当引以为前车之鉴。以前西方人员在中国海军效力的人不少，虽然楚材晋用，难道没有一两个血性过人、忠勇可恃的人吗？自从习见其中将领骄奢贪纵，挥霍成性，剥削船费，克扣饷需，竭尽俸禄的丰盈，全部供其淫赌。军官士兵相习成风，流于懒惰而不知警戒，导致蔑视中国的军制，竟然有因为禀报揭发不遂被人排挤而离开的。假使今后成军依然积习相沿，流连忘返，那么整军不如没有，船只不如没有。中国分省而治，弊病在于门户之见，畛域之分。说我不信，就用一二往事证明。先前台峤请求援助很久了，而北洋两船中途就返回；接着燕齐告警频繁，而南洋诸舰观望不前。唇亡齿寒是什么意思？不是几乎昧于普天之下都是王土，率土之滨都是王臣的经义吗？拟请合并南北洋设立海军提督一缺，譬如长江的制度，每年以周游检阅为常，一旦有警则各防合力救援，一艘船危险则各船同心赴救，指挥如意，因应齐心，这何尝不是像常山蛇那样，击头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呢？这又是重振海军所应当略予变革制度、痛除旧习的。”

海军需材论

善于治病的人必定先察明人受病的根源，然后才投以药物，病就可以霍然而愈。这个道理，不独治病是这样，治国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天下病得很重，日本人割占我的台湾，德国人租借我的胶州湾，俄国人占据我的旅顺、大连湾，英国人占领我的威海卫，

译这就像人的肢体之间，到处都生了毒疮。洋债和赔款如此巨大，不得已用海关征收的税款作为抵押，把权力交给外国人，而国家的财政日渐空虚，这就像人的脏腑生了病，饮食无法进入体内。贫民因为米价昂贵，抢劫事件频繁发生，而各地的匪徒又因为百姓与教民不能和睦相处，造谣生事，煽动愚昧的百姓，导致教案层出不穷，写都写不完，上面让君主日夜忧虑，下面给民间带来祸患，这就像人调理失当，病情有时寒有时热。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认为中国的弊病如此严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能自强。如果能够自强，那么海外的各国绝对不敢侵夺我国的关税收入，绝对不敢牵制我们处理教案，绝对不敢要挟我们，区区内部的动乱更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使现在他们已经侵夺了我们，牵制了我们，要挟了我们，也不难挽回局势，使他们不敢欺凌，不敢蔑视，环海各国顺服，天下太平。于是国家财政充足，民生也富裕，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和乐与恩德，变乱的事情从何产生？远古的太平风气，难道不因此得以保存吗？虽然如此，想要谋求自强，策略在哪里呢？回答说：过去治理天下依靠文治，现在治理天下依靠武力；过去治理天下，范围在海内，现在治理天下，范围在海外。所以充实军备，讲求武事，是当今最紧急的任务，而其中没有比海军更重要的了。海军的强大，在于拥有坚固的船只、巨大的战舰、快速的快艇，否则不足以与各国争雄。当权者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在英国的安士顿船厂订购了一等快舰两艘，一艘叫海琛，一艘叫海济，它们的速度，每小时能航行二十三英里。又在德国的士得珍船厂订购了二等快船三艘，一艘叫海容，一艘叫海镇，一艘叫海胜，它们的速度，每小时能航行十九英里半。又在德国的斯机哥船厂订购了水雷艇四艘，一艘叫海龙，一艘叫海虎，一艘叫海鸟，一艘叫海鲸，它们的速度，每小时能航行三十二英里。这几艘船有的已经造成，有的还在建造，其余订购而未建造的战舰还有很多。中国对于整顿军备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然而我听说西方各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没有不把海军作为当前制胜的工具。铁甲舰、钢甲舰、鱼雷艇、水雷艇，多的有数百艘，少的也有数十艘。中国仅有这几艘战舰，怎么足以与它们抗衡，在海疆上争雄呢？武器是次要的，就像治病有药一样。病不能离开药来治疗，但必须先有治病的人，察看病情的寒热，判断宜攻宜补，然后用药，药才能见效。否则即使有参苓这样的良药，也不会有效。想要国家强大，只知道以整顿海军为事，建造极大的战舰，购买最快的船只，以为这样就能使国家强大。这无异于治病的人不求良医，只求良药，即使是风寒小病，又怎么足以使疾病痊愈呢？治愈疾病的是药，而能使药治愈疾病的是人；制服敌人的是武器，而能使武器制服敌人的是人。中国讲求海军的前三十年，已经致力于此。然而甲申年的战争，任用文弱庸劣的何佩纶为督师，海军被法国摧毁了一半；甲午年的战争，任用贪婪奸诈的丁汝昌为督师，海军被日本彻底毁灭。这不是战舰不如别国，而是能统率战舰的人没有。前船的覆没，是后车的鉴戒。所以论及中国此时，难的不在水师战船，而在水师将领。当权者如果明白这个意思，先在水师武备学堂中培养人才，选择将帅，然后振兴海军，那么海军才开始有用。现在试问中国水师武备学堂中，懂得风涛险恶的有几人呢？能统率测量沙线的有几人呢？能统领水师不愧为将才的有几人呢？不注重这些，而只以整顿海军为名，这是舍本逐末。这就像病人不知道求医，只在药店里寻求治病的药，只看到他把黄金扔进虚空罢了。向治理国家的人质问，想必不会把我的话当作空谈。

译关于在海道用兵的议论

古代在海道用兵的情形，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记载得很详细，但那时还没有巨型火炮。明代在海道用兵的情形，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记载得很详细，但那时还没有轮船。时代形势既然不同，用兵的方法也就各异，所以那些陈旧的言论现在都不再赘述。即使本朝平定台湾、平定蔡牵，都是在海道用兵，但都是平定内寇而不是防备外夷，形势也不同。如果道光年间防备英国人，还没有水雷；咸丰年间防备英法联军，还没有铁甲舰和电报，那么虽然是防备海寇，防备英国人与现在防备俄国还有不同。现在论述防备俄国，请顺应时势，筹划变通，提出独到的见解来建立议论。

议论防备俄国、防备海寇而用兵，应该仿照长江水师提督的体制而设立防海水师提督。因为现在各省的海口，既然分属各省，各自防守各自的海口，彼此不相照应。这个海口如果有警报，那个海口只自己严防，就像左右手不相援助一样，就像左右邻居不相救援一样。只求自保，哪里有空闲去远距离袭击？一旦敌人到来，敌人就合力集中攻击，我们却孤立防守一个海口，即使能坚守力战，长久恐怕势必支撑不住，这不是好计策。只有设立防海水师提督，来统辖各海口，北起奉天的牛庄、旅顺、山海关，直隶的天津，山东的莱州、登州，南到江苏的海州、狼山、上海，浙江的乍浦、温州，福建的福州、台湾，广东的广州、潮州、琼州，沿海一万多里各海口，都归他统辖，那么呼应就灵敏，联络一气，战守互相援助，奇正互相配合。如果敌人来到一个海口，邻近的海口就迅速救援；敌人攻击一个海口，邻近的海口就交叉袭击，那么胜利的形势就形成了。

虽然海口与邻近海口相距很远，有的几百里，有的上千余里，但用电线传递军报，瞬间就可以相通；用轮船运载水师，计算日子就可以到达。敌船如果突然逼近，援军就迅速飞来，自然可以形成犄角之势围攻。譬如敌人来到上海，就传递电报，狼山、乍浦左右两个邻近海口的水师可以迅速驾驶轮船夹攻；如果敌人来到天津，就传递电报，牛庄、山海关、旅顺、台前后左右几个海口的水师可以迅速驾驶轮船围袭。这样敌人的势力就孤立而我们的势力就强盛了。

这好比一个人，有一个提督作为主帅，就像人有一个心脏；左右两个海口的水师，就像人有左右两只手。没有心脏，两只手就不相照应，导致两个邻居不相救援；有心脏作为主导，两只手自然互相援助，两个邻居自然互相救援。我们既然心手相关，敌人自然腹背受敌，这是重要的策略。考察本朝的兵制，陆军的战守，用正兵应对敌人，而用两翼的军队作为奇兵，交叉包围攻击，以此取胜。现在议论设立防海提督，统辖沿海水师，用本口战守作为正兵，用邻近海口交叉袭击作为奇兵，实际上是本陆军两翼的意思，而加以变通推广。

至于在海道用兵，尤其在于平时预先训练。因为在海道上航行，扼守海口，驾驶轮船，使用铁甲舰，发射洋炮，埋伏水雷，传递电报，测量海水，不但陆军没有精通，即使长江水师也没有完全精通。必须预先训练而使之熟练，才能有所成就。预先训练的方法，大端有两项，叫作战，叫做守。守的项目有五项：叫做坚固修筑炮台，叫做练习火器，叫做制造准备铁甲舰，叫做暗中埋伏水雷，叫做学习传递电报。战的项目也有五项：叫做善于驾驶轮船，叫做精通发射巨炮，叫做熟悉海道，叫做巧妙运用雷船，叫做团练岛屿勇丁。这十项具备，战守都适宜了。请分条详细论述。

如守海的五项要务：一是炮台必须坚固修筑，现在各海口炮台已经大多坚固修筑了，而使用中国的方法，似乎应该参用西方的方法。近来德国希里哈著《防海新论》一书，说德国炮台在发射巨炮处的前面堆起沙堆，开辟炮路，以防备敌人炮火的还击；又在存放火药的屋子之上建造铁盖覆盖屋顶，以防备炸炮的燃烧。这是防备海寇的重要事务之一。二是火器必须练习，近来火器多用后膛来福洋枪，而各国的不同，发射的方法各异，固然应该预先训练预习。

又洋炮如田鸡炮、开花炮、转轮泡，发射各不相同，尤其应该练习。说到巨炮，更是守海的利器。而如德国的克虏伯炮、博乐威炮，英国的奄斯荡郎炮、瓦瓦斯炮，法国的庇僧桑立化炮，以及中国新法所造的百立寿炮，发射也各不相同，都应该预先训练而练习。这是防备海寇的重要事务之二。三是铁甲舰必须制造准备，铁甲舰就是铁甲轮船，极大极坚固，屹立像坚固的城池，比炮台更值得依靠。近来西方国家的铁甲舰越造越大越坚固，铁甲厚达尺余，巨炮不能洞穿，足以抵御敌炮，这是守海者不可没有的，应该预先准备。这是防备海寇的重要事务之三。四是水雷必须暗中埋伏，水雷埋伏则敌船毁坏，触到就粉碎，而它的种类很多，巧妙的机关各异，有性尔水雷、电气水雷、火箭雷、强水发火的水雷、磨而发火的水雷，它们暗中埋伏触发机关都应该预先训练。这是防备海寇的重要事务之四。五是电报必须学习传递，电报传递军报，瞬间千里，或者把电线放在空中架在木头上，或者把电线放在海中在水底，近来德国又改放在地下，用铁管保护

译（此举旨在）防止敌人破坏。关于传播电报的方法，如今上海、天津已经试行。制造电线架使用电气盘，依照电报书，或者用二十六个字母组合成西语，或者变换编号暗记巧妙地传递华言，组合字成为言语，组合言语报告事务，这种方法不容易迅速熟练，谨慎防止细微错误，就会误了军机，尤其应当预先教导。这是防御海疆的五项要务之一。至于海上作战的五项要务，第一是轮船必须善于驾驶。驾驶轮船全在于掌管机器灵敏警觉，观察远镜详细明了，察看针路精细准确，辨别风色的变化，善于驾驶就能在海中驱使轮船如同驱使马匹一样，以制服敌人，不善于驾驶就会或者撞伤，或者迷失在雾中，或者搁浅，或者触礁，平时尚且多有危险，何况临阵时或者触到水雷，或者撞到铁舰，船只就毁了。况且海上作战的轮船尤其应当仿效西方国家的最新制式，船旁设置铁网以防水雷，船首安装铁锥以破坏敌舰。在驾驶轮船进行海上作战时，更应当参用西方方法，考究西方国家的兵书，如轮船布阵、水师操练等书籍，不可不预先研究并预先教导。这是海上作战的第一项急务。第二是巨炮必须精通发射。炮打不中敌人，与没有炮相同，在防守海口时，敌人用炮击打平地，容易命中，因为平地目标大且不动，有固定方向；我用炮击打敌船，难以命中，因为敌船目标小且行动没有固定方向。如果在海中作战，那么我的船只既行动没有固定方向，敌船又行动没有固定方向，命中就更难了。只有精通发射巨炮，辨别针向，精通算法，参酌风势，测度敌情，并且在轮船上，参用西方人的新方法，巧妙制造铁炮台，巧妙运用活动机关，才能命中，于是百发百中。所以西方人兵书中论述发射巨炮的，如《炮准心法》、《兵船炮法》、《克虏伯炮操法》、《药法》等书籍，又不可不预先研究并预先教导。这是海上作战的第二项要务。第三是海道必须熟悉。比如出海口攻击敌人，以及邻近海口前往救援，其关键尤其在于明了海道。只有审察针路则行进不会出错，试水托则行进不会危险。论述针路，比如从上海出口前往狼山口，那么针路必须向正北略微偏东，如果东南风必须偏东一字，如果西南风必须用子午针，这是针路因风而改变的情况。又如从云梯关前往山东海山关的东面，有大沙暗伏在海中，那么必须偏东一字以避开它，避开之后就用子午针，这是针路因沙而变化的情况。又如从山东成山前往天津口，向西折转的针路必须向北略微偏西到达台，其西北有大沙，必须偏东以避开它，经过庙岛前往天津口，又必须改变针路为正西偏北，这是行进海道的针路必须熟习的情况。

译论测试水深的方法，用绳子系住铅块，探测水深五尺算作一托。通过计算托数来了解位置，比如从上海到十效，水深在十托到二十托之间；过了佘山，水深在三十托上下，水色变黑，就进入黑水洋了。到五十托上下，水色变绿，就进入绿水洋了。到六十托上下，水色变黄，泥沙松软，就知道接近天津口了。这次航行海道的深度情况，应当预先知晓。知晓了这些，海道就可以通行，军队不会迷失方向，航道不会触犯沙洲，可以期望平安而没有危险。而战时的海道更是没有定数的，又必须随机应变，勤于使用望远镜观测远方，随时变换舵轮，不触碰水雷，不撞击铁甲舰，或许可以期望胜利而没有失败。这是战海的第三项重要事务。第四项是巧妙使用水雷，水雷有两类：固定不动的，利于防守；流动漂浮的，利于进攻。像国家新造的火箭水雷船之类，这类可用于作战，用来摧毁敌船。善于使用火雷，立刻就能摧毁敌舰，用几枚水雷就能胜过十万军队。学习并巧妙运用它们，那么胜利的把握就可以掌握。这是战海的第四项紧急事务。第五项是团结联合岛屿上的勇民，大军众多则军饷匮乏，兵力分散则势单力孤。只有团结联合近岛民众的勇力，那么军饷不会浪费而士气自然旺盛。岛民习惯于航海，团结联合并预先训练他们，允许他们袭击敌人并获得金银布帛，就立刻给予他们；擒获敌首并夺取炮船，就奏请朝廷授予官职，那么他们都会奋勇杀敌，发起围攻就像精锐部队一样。都是帮助胜利的军队。这是战海的第五项紧急事务。有了这十项，就可以航行海上，就可以行军作战了。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留意将才。这十项，没有将才不能总揽成功。所谓的将才，必须有谋略，有勇气，有学问，有见识，这样或许能成为儒将，或许能成为名将，不贪图利益，不侥幸求功，不轻视敌人，不畏惧死亡，能持重稳健，能神速行动，谨慎作战喜欢谋划，可以成就大功。那些夸夸其谈军事，傲慢自负，把难事说得很容易的人，是狂妄之人，不值得与他们共成大事。论防海与防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防江是为了制服内部寇乱，防海是为了抵御外部夷狄，这是第一个不同。江流千里，贯通海口，各省被分隔开来，这是第二个不同。江流横向如带，两岸都在管辖之下；海口纵向如襟，万里都是骇浪，这是第三个不同。然而有不同中相同的地方，长江固然应当设立水师提督来统辖，这样事权才能统一；防海也应当设立水师提督来统辖，这样指挥手臂才能听从使唤。这是不同中的相同之处。

训练沿海水师的议论。宋元及明朝，在澉浦、乍浦设立水师统制、千户等官员。等到进入我朝，乍浦于是屹立成为重地。雍正年间，特别设立满洲、蒙古八旗水师兵，由副都统镇守管辖该地，而在绿营开始设置游击，随即改为参将，近来又改为副将。水师的兴盛，几乎仅次于省会了。然而如果不是训练有方，即使人多也无法收到实际效用。海疆长久平静，士兵眼睛看不到烽烟，军事事务逐渐废弛，而水师尤其严重。过去海上的警报，可以借鉴。善于治理的人，不依赖敌人不会到来，而依赖我有准备，那么训练就不能不急于讲求。训练的关键，是什么？第一是端正表率。海疆重大，一切如果只委任给军官，必定有被他们欺骗蒙蔽而不知道的。如果不亲身经历实际情况，一旦有事，凭什么在行军布阵时指挥自如？所谓身先士卒，不只是临战时身先士卒，各种难事都应当身先士卒。所谓同甘共苦，不只是患难时同甘共苦，平时也都应当同甘共苦。精气所凝聚，万人受感发。像这样，那么百项事务都可以举行了。第二是严肃号令。程不识不同于李广，李光弼代替郭子仪，史书可以查考。嘉庆年间，李壮烈以定海总兵统领温州、黄岩、严州两镇，申明军令十二条，截然不乱。从来就没有号令不明却能侥幸成功的事。第三是善于任用差遣。作为将领如果不知道军官，与没有军官相同；军官如果不知道士兵，与没有士兵相同。将领并非一定不知道士兵，通过军官来了解士兵的优劣，那么士兵的优劣就可以认识了。某人可以担任那件事，某人可以担任这件事，平时就认识他们，临时就使用他们，得到合适的人选必定百倍于平时。现在就拿舵工来说，云象不明，礁石脉络不辨，其造成的危害何止说得尽，而对于军官的重要性呢？第四是重视赏罚。击退大敌却只给予不及等的奖赏，那么人们就不知道受鼓励了。临阵退却却还侥幸逃脱，必定处以死刑，那么人们就不知道受惩罚了。过去海疆的失守，大多是因为这个。现在应当纠正这种弊端，凡是有功劳的必定奏报朝廷以加大力度奖赏，有罪过的必定核实而不宽容。惩罚和鼓励既然昭示，军威自然振奋。第五是淘汰疲弱庸碌之人。当今军营中，精壮的人自然不乏，而游手好闲失业的人常常很多，混入其中，更严重的是吸食鸦片烟，暗中难以支撑，用这样的人来进行水战，怎么期望他们击楫向前？用这样的人进行汛守，怎么会有寸步不失？这是应当立即加以澄清淘汰，不要听任滥竽充数。不仅兵气逐渐发扬，也足以断绝其根源，不至于沦落沉溺而不可救药。第六是，寻求敢死先行之人的变化，集合远近精锐部队于上海，其数量曾经数倍于敌人，而最终溃败的原因，是士兵没有敢死的将领，将领没有敢死的士兵。过去苏子瞻论述倡导

译勇敢方面，其大略是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士气为决断，上级必须在无事之时观察那些勇敢的人而给予厚待。凡是遇到缓急情况肯做倡导者的人，一定是上级所特别优待的。”这可以用来观察（选拔人才）。第七点，精良器械。从前晁错引用兵法说：“器械不锋利，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如今军营中的刀枪等物品大多粗劣不可用，将靠什么去杀贼？这应当在制造器械时提高其价值并严格其惩罚，刻上监造者与铸造者的姓名。有舞弊以致日后误事的人，必定按军法处置。杀一人以向千万人谢罪，难道算是过于苛刻吗？第八点，练习火攻。本朝凭借火器、鸟枪平定天下，如今鸟枪是人们所习惯使用的，娴熟的人很多，只是大炮即使行伍之人也不善于使用。然而火攻独自力量远及数里之地，又敌方最擅长使用，不是内地所能比及的。所以攻打海盗而善于使用容易取胜，攻打外夷而善于使用仅能挽救败局。况且善于使用并非真的没有其人。听说福建商人多擅长此技，这应当用重赏招募，让他们传授其方法罢了。其他如过山龙，从前陕西兵用它攻打外夷被外夷所忌惮，也不可不知重视。第九点，齐心合力。孙子有话说：“吴国人和越国人互相厌恶，当他们同船渡河而遇到大风时，他们互相救助就像左右手一样。”凭借海洋的险恶，又有众多海盗在其前后，在呼吸之间互相争夺生死，如果不是将领平时晓谕同心协力，那靠什么成功？第十点，均衡巡哨。明朝胡宗宪的话说：“防御海上的制度，称为海防，那么必定应当用海来防御，就像防御江河必定在江河上防御，这是定论。”嘉庆四年定制四哨：羊山一哨，浒一哨。大概大羊山以南的海域属于浙江，海盐图经说：“浙西极冲要害，羊山到浒山一潮，浒山到乍浦一潮。”羊山、浒山尤其是浙江门户，只有在那里分班设哨，那么风涛的趋向躲避日渐熟悉，士兵的能力与否周知，本土海盗平息而外夷可以慢慢图谋了。凡是上面所陈述的，考证遗留的文献，参证所闻所见，虽然不是专为水师之事，而训练水师的要点，也没有超过这些的。这依靠担任其官职的人尽力承担责任，而地方大吏以至州县官，又作为左右来维持它。拿出深沉的态度，推行久远的措施。满汉共同承担劳逸，将士共此艰难。本着公忠体国的心，做仁爱忧民的事。奸邪除去而商旅聚集，根本稳固而征伐张显。用来向上赞颂万年巩固的休养，成就亿万人民安康的福泽，都在于此，恭敬地议论。

译关于水师应当谨慎选拔统领的论述

如今中国对于水师，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兵船的增添，日新月异，特地设立学堂来资助启发。那些聪明俊秀的人，不过一两年就可以储备备用；即使资质愚钝的人，大多五六年也可以挑选补充。不几年后，将会看到人才辈出，又何必担心统领无人，管领不能胜任呢？然而中国虽然设立了水师学堂，屈指算来已经过了好几年，但其中学业已成、可以备任驱策的人终究不过寥寥数人，而统领轮船的各位军官，往往都不是从学堂出身的。我曾经会见来自海外的客人，问他们近来人才如何？回答说：“现在统领水师的人，尚且不能详细知道兵船行驶等事，必须等待从水师学堂中调遣来的人，才足以全面了解。”为什么呢？笼统地说只是一艘兵船，仔细分析其中深奥隐秘之处，实际上多得数不胜数。就像南北两洋的各位统领，有熟悉南方而不熟悉北方的，有熟悉北方而不熟悉南方的；福建广东各船统领的军官，也是如此。凭借本国的人统领本国的船，航行在本国的水域，尚且还有不完全详细知晓的，那么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至于督率行驶，施放枪炮，大体上遵循同样的规则，各船一律，没有别的差异，但其中也有困难的地方。督率的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一艘船有一艘船的号令，一方有一方的调度安排，人和地点稍有不相适宜，指挥就不能如意。问有没有像李司空进入郭子仪军营那样使壁垒焕然一新的人呢？没有啊。况且近来兵船的枪炮，实际上只是摆设，打靶虽然有定期，但究竟打中的人有几个？能命中目标几次？今天偶然打中一次，明天就不一定了。一两个人或许能中靶，未必人人都能命中。合计各洋兵船来算，大概命中及远距离射击的技术，屈指可数。那么兵船水师，又哪里值得依赖呢？水师的训练，第一在于搏击波涛，善于识别水性，而想要他们搏击波涛、善于识别水性，就必须让他们游历外洋，周游大海，然后见识可以增长，本领可以提高。然而兵船所巡行的地方，不过从南到北，从福建到广东，完全不知道外洋的情况如何，大海的风波怎样，那么他们的见识本领，又从何处增进呢？尤其可笑的是，各兵船不但没有经历过外海，即使内地沿海的地方，也没有很详细地了解。试着召集统领水师的各位军官，询问他们：某处有多少暗礁？某处进入某口，有什么捷径？某处进入某门，有什么阻碍？某处的地形朝向如何？何处可以与兵船呼应？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以藏船？何处可以看到敌人？何处可以进攻？如何可以争得上游？如何可以占据上风？何地可以运送粮饷？何地可以求援？何地可以接应？像这样的事，都是行船所必须知道的，而目前的各位统领，他们果真能一一周知吗？在本国尚且不能知道，又何况外洋呢？所以近来各兵轮，除了照例操演以应付名义之外，他们最勤奋的，只在迎送各大官而已。他们作为某洋的兵轮，也从不进入管驾的军官中去询问访查，好像把管驾的军官视为老舵工一样。那些管带中善于钻营的人，就趁着迎送的机会，竭尽殷勤，早晚进见，作为逢迎的计策，作为将来晋升的门路，竟然有因此得到福分的，于是把这作为终南捷径，而对于本船上应当知道的事务、应当做的事，反而漠然置之脑后。这样的兵船，假如海疆有事，奉命出洋，他们果真可以制胜吗？我私下观察目前的大势，俄国逐渐强大，而其蓄意图谋亚洲东境，已经显而易见。倘若高丽一旦有变动，那么东三省就有岌岌可危之势。即使说联合英国来抵御俄国，但英国人不能越过别国去鄙视远方的国家，他们来得迟缓，俄国人在咫尺之间，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达。现在又时时讲求铁路事业，已经直接通到珲春，中国如果没有事变就算了，倘若发生意外，高丽是必争之地，用陆军防御东三省，而用水师争夺高丽，这是必胜的策略。但是想要与强大的俄国在浩瀚的水域争胜，而说就用这样的统领军官来资任调遣，恐怕胜负的结局是不忍心说的。天下的事，有准备就没有祸患，事先不知道准备的人，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弊病罢了。如果知道了，就应当立即考核，认定补充挑选，用议论来试验，用言语来询问，用地理来质询，用人谋来历练，有胜任的人留用，不能胜任的人不要让滥竽充数的人充数，不得徇私情以致贻误大事。趁现在事先筹划，或许还有足以自恃的办法，否则因循足以败事，姑息仅能苟安，我不忍心说，也不忍心听。你是天下有心人，应当不认为我的话过于激切吧。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五《兵 政》

将士

选将论

古代建立宏大功业的人，都有命世之才。才能的产生，本应顺应时势而使用，足以匡正时局。诸葛武乡侯有话说：“才能需要学习，学习需要见识，学习与见识充裕，义理从中产生，韬略也从中产生。”

译既然寻求人才，乃至选拔将领，难道可以忽视吗？考察有熊氏（黄帝）修养德行、治理军队，以征讨不朝贡者，评论者认为这是战争的开端，但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将领。禹征讨有苗，开始誓师；启讨伐有扈氏，任用六卿。成汤兴起，在昆吾、鸣条等战役中，伊尹、费昌确实辅佐左右，大概是直接以宰相身份兼任将领了。到了周朝，选拔主将，整顿军备，士兵与车兵和睦相处，四方因此安定，而将才于是大大完备。秦汉以来，时势变迁，选拔将领的方法更加严密，担任将领的道理也更加周全，但关键都在于以才能作为判断标准。自古以来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先后同源，实际上是为了奠定国家基业，安定朝廷与民间，限制内外势力，遏制豪强，实现长治久安，作为屏障和保障，使天下人都明白拨乱反正的意义，以及持盈保泰的诚意，不至于因为战争凶险危险，就轻易尝试。古人说：“才能足以统领事物并战胜它，这就叫将领。”将领，有平时训练的才能，有关键时刻攻守的才能，有事后勤息休养的才能，而运用的奥妙，实际上都归结于一心。心，是才能产生的根源。用一心成就天下事务的，叫作才能；用一心获取天下善道的，叫作学问；用一心判断天下是非的，叫作见识。没有见识、气量和学问来充实才能，那就只是偏将副将的职务罢了。孔子赞许子路治理赋税，必定告诫他不要像徒手搏虎、徒步渡河那样鲁莽，而鼓励他“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成功”，如果不让他带兵，难道不是因为子路虽有超人的才能，但所谓“存乎一心”的境界，或许还没有达到吗？如今强邻虎视眈眈，局势极其艰难，享有威望的人多半凋零，演练阵法的人大多徒劳无功。想要谋求救急之策，不如寻求山泽间的猛士，招收沿海的豪民，选拔文武兼备、懂军事的大员，专门训练几支军队，分别屯驻在要害之地，变通训练方法，务必掌握制胜的关键，辅以团防，杜绝奸邪。只要能使在缓急时刻可以依赖，就已经像隐形的长城一样坚固。然而，如果在上位者不整顿风气，激励人心，苟且因循，终究没有实际效果。太平时期没有崇尚道义、坚守节操的人士，面临危难时哪里会有舍身报国的臣子？内心没有急于为公、亲近君主的真诚，当时哪里会有平定动乱、扶持危局的实效？咸丰初年，太平军煽动叛乱，首先命令赛尚阿在广西统帅军队，军队因此不能取胜，随后任用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名臣，而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的英才，于是崛起，最终成就了中兴大业，这是前事的借鉴。大概将领不可任用，有几种情况：虚报名额冒领军饷，贪婪不可用；临阵溃逃退却，怯懦不可用；坐拥富贵，习惯于安乐，懒惰不可用；不熟悉地形，不了解敌情，不得士兵之心，低劣不可用。汉高祖说：“在军帐中谋划策略，在千里之外决定胜利。”岳飞说：“不要钱，不怕死。”论述将领的道理，这几句话就概括尽了。现在用这个标准来物色并慎重选拔，知道一定会有俞大猷、戚继光那样的人起来响应。将才有而士兵精锐，士兵精锐而防务坚固，好比文章必须出自自己，不蹈袭他人的套路，锤炼的权力在手，规矩随心，撤去范本就可以了。至于招募西方军官，聘请外国教师，一呼一喝，众人左右跟随，动不动脚步踏地有声，这大概是学习他们所谓的学问，认识他们所谓的见识，以发挥他们所谓的才能吗？成败利钝的关键，通达事理的人都已经共同看到，本来不是我这种一得之愚所能揣测议论的。

译论储备将才

古代所说的将才，分为儒将、大将、才将、战将。乐毅、羊祜、诸葛亮、谢�、韦叡、岳飞等人，是儒将。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曹彬、徐达等人，是大将。孙膑、吴起、白起、耿�、杨素、慕容绍宗、李光弼马遂等人，是才将。英布、王霸、张辽、刘牢、曹景宗、高敖曹、周德、扩廓、帖木儿等人，是战将。史册上记载的，每个朝代不过几个人。至于那些副将、偏将等中层将领之才，就难以尽数列举了。况且儒将、大将、才将、战将，都是将领。韩信对汉高祖说：“我善于带兵，只有陛下善于统领将领。”因此，将才显现在军队之中，而储备人才则必须先准备在朝廷。君子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听到磬声，就想到镇守边疆的大臣；听到战鼓声，就想到将帅之臣。所以天下安定时，注重宰相；天下危亡时，注重将领。上天创造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呢？宫廷中对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的思念，难道是空话吗？小动乱就产生小才，大动乱就产生大才。前代的将才，就不必多说了。清朝初年海寇内侵，于是姚圣喻、施琅、蓝理、李之方的将才出现。三藩同时叛乱，于是岳乐、穆占、赵良栋、梁化风、王进宝的将才出现。准噶尔入侵，于是超勇亲王、策凌的将才出现。平定回部，于是兆惠、明瑞的将才出现。平定金川，于是阿娃、海兰察的将才出现。征剿川楚起义，于是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杨芳的将才出现。太平天国、捻军等逆贼纵横扰乱，于是向、张、江、塔、罗、李各位统帅的将才出现。天地产生人才，并不容易。作为国家的爪牙心腹，得到一两个人就足够了。然而一个人善于射箭，一百个人就能拉开弓弦；一个人学会作战，就能教会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学会作战，就能教会一千个人。统领将领的人，道理在于先储备人才，哪里会做不到每家都出个吴起、每户都出个白起呢？况且军队没有强弱之分，但时代古今不同；人数没有多少之别，但形势有内外之分。现在的战事，不是二十一史中战事所能涵盖的。现在的战术，不是孙武、吴起兵书中的战术所能穷尽的。大致来说，陆军将才固然难找，水师将才尤其难找。过去说是斗智、斗力；现在则是斗器械、斗船炮。一个管驾的生死系着全船人的性命，一门大炮的安危系着全营的存亡，一瞬间就决定了两国的胜负。这真是中国四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战局。有人说：“练习陆战就应当讲究筑营垒、修长堤的方法，练习海战就应当利用风向和潮汐的优势。”唉，这是末节小事。为将的道理，智、信、仁、勇、严这五个字就概括尽了；知己知彼，这四个字也概括尽了。运用的妙处，在于心中领会，不必拘泥于古法，更何必拘泥于西法呢？又有人说：“学习西方人的长处，来制约他们的短处。”中国有所长，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从前各位大帅战胜攻克，奏报显赫战功，所实行的何尝不是中国向来习用的军律？所使用的何尝不是中国平常的军械呢？那么西法可以参用，而不能专用，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出奇制胜、使用间谍，避开坚固之处攻击薄弱之处，胜利的把握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将才手中，本来就能胜任。那么如何储备将才呢？回答说：“在内部从兵部求取将才，在外部从地方大员中选取将才。京师由兵部主管，各直省由总督、巡抚主管。特别设立一个储才馆，从武官中遴选人员入馆，专门讲授中国古代名将的兵书兵法，所谓练武艺、练阵法、练地形、练时机，精究古法的得失，详细推究其变化。购置本朝开拓边疆及平定各匪乱以及练胆等名臣的奏议文集，以及近代人编写的舆图、器械等书，还有近年翻译的欧洲各国著作，展示皇朝的武功，晓谕名臣的伟绩，告知良将的妙技，激发他们的忠义之心，以尊亲之实意引导。兵法以攻心为上，我认为储备人才，先要攻取他们的内心罢了。”至于操演炮枪、挖沟、教筑墙以及打靶、泅水、用刀、用力、炮队、马队、步队等事项，已有武备水师学堂负责，但储备人才的方法还有进一步之处。将才难得，武夫擅长力战但有时未必明白道理，大文人读书却不容易兼通兵法，两者互相轻视，其过失是相等的。科举正途出身、聪明秀士中关心时务的人，考察其器量见识，如果通晓经史、学识渊博，就让他进入储才馆，测试其骑射，考核其韬略，可以登船执桨，可以乘风破浪。陆军方面，屯兵伏卒、抄袭夹攻、安置炮位、施放枪炮、临敌身先，没有不能踊跃直前的；对阵布置，没有不能从容坐镇的。海军方面，熟悉海道，识别沙线、风潮，驾驶轮船，没有不能亲自指点的；施放枪炮，没有不能亲自操作的。文武合一，可以获得智勇，考察器量见识，那么确实可以担当军外的重任了。前明王守仁、唐顺之、韩�、谭纶、熊廷弼、卢象升等文臣，考察他们的文集和传记，都说他们精通骑射。先前剿平太平天国、捻军的各位统帅，多出自科举章句儒生。序言说：有通才，国家就有将才了。那么储备将才，应当如何呢？回答说：武臣学习文化，文臣练习武艺，战将、才将

译儒将、大将，我将拭目以待。

译粮饷

覆陈筹虑兵饷大端疏

李鸿章

臣自从钦遵谕旨，与曾国藩书信商议。原本打算等兵饷的大致筹划有了把握，再详细陈述。不久接到曾国藩抄送九月十九日覆奏的折片，其中说：“河洛地区现在没有可剿的贼寇，淮勇也没有可调的军队。李鸿章如果真进入洛阳，难道肯撤去东路已经布置好的军队，带着他们向西行进，坐视山东、江苏糜烂而不顾吗？”这些话似乎切中要害。曾国藩因为已经覆奏，没有另外给我回信。我反复思考，他覆奏中已经陈述的话，都是我想说却不敢贸然说出的隐衷。事关大局，我不便稍有不同意见，只是不知道批旨如何定夺，内心彷徨，瞻前顾后，仍有不能不言说的地方。概括其主要内容，大约有三点：

一、兵势难以立即分开。我朝从前武功专门依靠兵力，这次军务全靠勇力。我刚到军营时，常听周天爵、福济、琦善、向荣、和等大臣的议论，都说旗兵和绿营兵驯服谨慎容易调遣，各省勇丁桀骜不驯且缺乏纪律。不得已使用勇丁，就地招募，随时淘汰，还没有什么弊端。如果远调数千里之外，最终必然哗变溃散误事。咸丰初年广西招募的潮勇最多，向荣、张国梁等带领他们前往江南，沿途骚扰，最终导致十年三月金陵之变，一溃之下便不可收拾。自从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兵等创立训练楚勇，不使用一个正规兵，深知绿营废弛已久，习气太重，万万不足以杀敌取胜，而由楚将训练楚勇，恩信素来孚众，法制严密，又由湖南北转战到江皖，水路相通，人地相宜，所以历时久长能够成功。然而李续宾、唐训方用楚勇剿灭淮北的捻匪，刘长佑用楚勇剿灭直隶的骑马贼，都没有取得显著功效，这是因为离开家乡太远，南北习俗不同，勇丁性情未能驯服，怎么能让他们效死力？曾国藩鉴于此，所以在金陵攻克、东南军事即将结束时，就将所部湘勇全部遣散。但我暂时保留淮勇以备中原剿捻，自然是因地制宜。捻匪是由安徽、河南、山东三省无赖纠合而成，其中隶属安徽籍的，大多是蒙城、亳州、颍州、宿州人，都在淮北。我籍贯卢州，实在是在淮南，所部淮勇则以庐州、六安、安庆、扬州人居多，都是滨江地区，在长江上下防剿最为适宜，军士在家乡作战，也比较得力。他们的性情风气与淮北截然不同。同治元年，我刚从安庆前往上海，湘勇因为距离太远，都不愿跟随，于是我与曾国藩商议，从我的乡里团练久经战阵的士兵中选拔将领编组队伍，逐渐增募，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的、周盛波等，起初只是营官带领几百人罢了。后来因为打仗可靠，各自增募到几千人，现在成为淮勇最精锐的部队。总之，用于江淮南北，必定可以指挥如意。如果逐渐调移到山东、河南边境，还可以勉强跟随。如果前往河洛、山陕，并预备剿灭京东马贼、甘肃回匪，水土不习，恐怕迁地不宜，勇心涣散。朝廷期望于我，想把西北军事托付给我，不过是因为我在吴地粗略立下战功，而我也只依靠所部将士踊跃听命。如果现在我离开，而平时惯用的健将劲兵不能随行，我还能做什么？曾国藩筹划设置徐州、济周家口等处的防军，都是我部最出力的人。我如果不调往西行，则声势不能大振；如果全部调往他处，则东皖无法自立；如果另图增募马步，而身边没有亲信可恃的兵勇，必然导致败军误事，对全局没有补益。这是兵势不能立即分开的实情。

二、饷源难以专门依赖。凡是想要灭贼，必须先治理军队；想要强兵，必须先充足粮饷；想要筹饷，必须先得到人和地。我从咸丰三年到八年都在皖北军中，私下看到和春、郑魁士的军队，作战颇勇，随即因为粮饷短缺而溃败；袁甲三、翁同书继任，更因为粮饷断绝而失败。即使十年江南大营的溃败，十一年浙江的陷落，都是由于粮饷断绝。官文、胡林翼筹划湖北粮饷以供东征；曾国藩进取江皖，以江西、湖南、广东的厘金为饷源；左宗棠用浙江粮饷办理闽浙的贼寇；我用苏沪收入办理江浙的贼寇，都能自主行事，转运不匮乏，侥幸成功。从古至今，谈论兵事没有不先筹划粮饷的。谕旨顾虑到皖豫发捻一日不除，盛京、甘肃难以兼顾。确实是因为捻匪灭除后才能腾出粮饷，不仅仅是捻匪灭除后才能腾出兵力。有粮饷则到处兵力皆可用，无粮饷则已成劲旅也无用。陶茂林、雷正绾都是多隆阿部下，百战骁将，昔日为何勇猛而今日为何怯懦？他们一溃再溃的原因可想而知。曾国藩夏天奉命剿捻，我忝任江督，就把后方筹饷引为己任，以安定他的心。几个月以来，分屯豫东、苏皖千余里，湘、淮兵勇四万余人，粮运供应，源源协济；又兼筹苏松、扬州留守防各陆营，长江外海各水师，安徽南北、江西防剿

译裁撤各支湘军的军饷，虽然以收入抵偿支出仍然不足，但竭力调剂拨付，幸好没有造成延误。臣若奉命西征，目前正谋划剿灭捻军，后方分防各军的军饷尚无专人负责。即使臣带兵远出，军饷的来源应当设在何处？筹措军饷应当责成何人？也没有得到圣明的指示。如果没有确切可指派的将领率领大众前行，必定会重蹈雷正绾、陶茂林的覆辙；如果没有切实可靠的人维持后路，也无法安定曾国藩与臣军中各将士的心。臣曾暗中筹划深思，目前最大的祸患在于捻军与回军，自应先谋划消灭捻军。如果用现有的军饷供养现有的士兵，大约河南可供养战士一万五千，山东可供养战士二万，安徽可供养战士一万，江苏可供养战士六七万，湖北可供养战士四五万。各省督抚如果都精通韬略，认真筹措军饷训练士兵，使每一个士兵发挥每一个士兵的作用，通力合作，不存有推诿争忌之心，那么兵力与军饷可以逐渐充足，一两年间便可奏效。如果皇上专门派遣大员，而各督抚认为事务有专属，或者拥兵观望，或者轻视军需，或者胜利时争功，失败时推卸罪责，致使客军出境，受到种种牵制，也难以断定其收效的快慢了。臣若前往河南，想要图谋围歼北捻，必须多训练骑兵以备冲突，广泛购置车辆骡马以资转运，军饷需求巨大，河南被蹂躏已久，力量难以供应。如果专门依赖江苏的军饷，目前苏沪的税厘分供前线，淮军已经担心饥荒溃散，再增加训练马步兵的人数更多，道路更远，势必支撑不住。臣一旦离任，恐怕不能遥控指挥，这是军饷来源不能专门依赖的实情。臣军长期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的精良锋利，因此抛弃中国普遍使用的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现在统计出省及留防的陆营五万余人，大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每月需要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每月需要十余万斤，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预先采买，陆续供应支用。臣每次亲自料理，又有开花队四营，一营由潘鼎新带往济南，一营交刘秉璋镇守苏州，其副将罗荣光、劉玉龙两营为臣的亲兵，现在分守金陵城外的下关、江东桥两处江口。因为洋人最重视开花炮，目前长江通商，外国船只往来，奸人觊觎，侦知有此利器后，可稍夺其魄。洋炮重的千余斤，轻的也有数百斤，其器械的坚固精良，药弹的繁多冗杂，臣讲求数年，稍窥秘要，他人大多未曾见到，更未告知。臣既然辛苦练成，若出省督师，必须酌情调往，藉以壮大声势。只是该队所用器械子弹完全仿照洋式，所需的铜、铁、木、煤各项工料都来自外国，所以必须就近设立局厂制造。苏州先前设有三局，后来因为丁日昌在上海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韓殿甲两局移并到上海铁局，曾经奏明，想要再移设到金陵，作为长久之计。臣若远赴他省，那么局厂与铁厂久必废弛，不但技艺不能逐渐精进，且担心工费多有缺乏，而臣军的接济也有断绝之时，这是军火恐怕不能常常接济的实情。臣所担忧的只有这三端，倘若蒙皇上天恩俯悯愚诚，深思熟虑审慎处理，使微臣带兵远出，日后没有掣肘之患，臣得以效命疆场，努力设谋，协助曾国藩等人，为国家歼灭此残孽，虽万死也有所不辞。

译关于边地军饷艰难请求变通办理的奏疏

鲍源深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立国的根本原则，必定要先使财用充足；使财用充足的方法，必定要先充实内地，然后凭借余力来控制边疆。从来没有耗尽内地的积蓄来供给边疆之用，而能妥善处理后事的。汉朝兴盛时期，屡次击打匈奴却没有功效，后来采用赵充国屯田的策略，节省了大量费用，才得以平定西羌；当时国家充裕，耗费军饷、劳师动众，力量尚且难以持续，何况是在财用匮乏的时候呢？如今内地空虚到了极点。自从咸丰初年战事兴起以来，耗尽财赋来辅助军饷需求的，数量已经不可胜计。等到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云南、贵州也都安定，而各省仍然频繁协拨军饷，不遗余力，因为内地甘肃、陕西尚未肃清，不得不竭力谋划，勉强资助军需。实际上，各种搜刮手段已经极其艰难。然而自从肃州告捷，因为出关行军紧要，征收军饷更加繁多。那些见于奏折和咨文的，如左宗棠计划向洋商借款三百万两，袁保恒请求拨给部库二百万两，各直省在协济月饷之外额外拨给的款项，或十万两、或五万两不等，而景廉、金顺等军队以及西征粮台的月饷尚且不在其中。战事刚开始，军饷需求已经如此浩繁，关外用兵，骡马骆驼的费用，转运的资财，比起关内还要增加数倍。然而如果事情确有把握，预计期限可以完成，各省即使设法筹措，还希望有日能卸下重担；无奈边地荒远，回民情况狡诈多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举措。假如拖延岁月，边外的征输没有停止，内地的搜刮已经穷尽，万一贻误军机，后悔将来不及。现在户部国库没有充裕的积蓄，各直省的情况，东南如江浙等省，地方凋敝，民气尚未恢复，艰难窘迫固不待言；西北如山东、河南、广东、四川等省，虽然比东南稍称完善，但纷纷协拨，力量也万万难以长久支撑。就拿山西来说，每年的收入仅三百多万两，应解往京师的军饷和本地军饷一百零六万两，应拨给各路军队的军饷一百九十余万两，本省必不可少的用度一百六七十万两，以出衡入，窘迫的情形岂能言喻？山西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户部因为边需紧迫，增加指定拨给，原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官员念及军饷急迫，竭力输运，怎敢稍有推辞困难的意思。只是支出的日益繁多，收入的只有这么多，那些还能勉强支撑的，无非是剜肉补疮的计策；那些无法勉强应付的，早已成为捉襟见肘的局面。各省库储是京师的储备，而令其空虚到如此地步，瞻顾大局，岌岌可危。天时人事的变化，常常出于意外，可贵的是思患预防于未然。如今内地空虚如此，假如突然有水旱灾害或战事，拿什么来应对？就像去年台湾有事，海防所用已经很多，黄河南迁的工程和赈济，又需要巨额资金，听说河州抚回复叛，立即可以扑灭，军费需要筹措，这些都是猝然而来，出于意外的，不能说近日的祸患仅在边疆，而内地封疆就可以安然无虞，不必稍留余力以自备用。臣也知道新疆是高宗皇帝开拓的地方，正当乘此兵威，力图收复。只是事情有适宜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参酌万全之策的。譬如人的身体，尺寸的肌肤，都是父母的遗体，但四肢和心腹轻重悬殊，四肢疮疡的祸患固然应该攻治，但大病之后，元气亏虚，亟须培补。如果不顾心腹元气之伤，锐攻四肢疮疡之疾，我担心肢体之疾未愈，而心腹元气愈亏。论者认为这是保惜先人遗体，对吗？内地是心腹，边疆是四肢，耗费于边疆，竭尽内地的财力，与这有什么不同？天下事有先计根本而后图末节，舍弃空名而求实益的，也只有在轻重缓急之间权衡一下罢了。有人说收复新疆是文忠公和显皇帝未实现的志向，我大行皇帝未竟的功业，岂能容许缓图。

古代的圣人，说善于继承和述说前人未竟的志事，乘时而急切图谋，固然为继承和述说之善；对于前人难以完成的志事，审时而徐徐图谋，也未尝不是继承和述说之善。善，是因时变通的意思。我皇上继承统绪，哪一件不敬承前代美德？只是敬念皇上刚即位，国事正急，对边疆小丑暂时安抚，内地封疆先培补元气，似乎也是因时制宜之道，无愧于继承和述说尽善之称。可否请饬令西征各军，未出关的暂缓出关，已出关的暂缓前进，挑选精锐数千，驻守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防守关塞。北面在河套要隘相地布防，贼人东趋，其业已西进的军队，可退的退，不可退的会合当地防兵，固守城池，不要轻率远击，并仿照赵充国屯田的建议，令各处驻守的军队且耕且守。这样做有几条好处：兵多则军饷巨大，挑选精锐，按口授粮，军饷少易供给，这是一利；路远则运输艰难，靠近关塞防守，转运比较方便，节省费用实在很多，这是二利；全军远出，后路空虚，变战兵为防兵，外联巴哈，内顾甘肃、凉州、安边，即以保境，这是三利；内地的军队长征绝域，水土不服，病溃堪虞，息

译使士兵劳作以保养其锐气，士气振奋兴起，军队都可用，这是第四利；屯田制度既已修治，贼寇来犯就出击，贼寇退去就耕种，以逸待劳，使贼寇无处窜扰掠夺，足以掌握贼寇的命脉，这是第五利；刚开始兴办屯田不免耗费巨大，然而裁减士兵、减少运输，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来办理屯田，也不至于不足，当下节省军饷来兴办屯田，日后就收取粮食来充作军饷，所花费的是暂时的，所节省的是长久的，这是第六利。拥有这几项利益，对内足以巩固关塞防守，对外足以震慑平定戎狄的蠢动，那些小股贼寇或许不用歼灭就会自行灭亡，如果一定要大量动用兵力，几年之后，等到边外屯田粮食充足，内地财政稍为充裕，再请皇上命令军队向西进军，剿灭这股残余的贼氛，边外各城发布檄文即可平定，恢复祖宗开拓的疆土，扩大宏伟的规划，完成先朝未竟的事业，能够光大前代的功业，天下没有人不仰慕我皇上的神武，内安外服，近处威震、远处畏服，运筹谋划如果出于万全之策，成功何必争辩快慢？这就是斟酌变通、暂时省兵节饷的权宜之计，实在是百姓平定寇乱、安抚边疆的长远策略。如果不这样，一定要在眼前锐意进攻，耗尽内地窘迫的财政，供给边外浩繁的军费，无论劳师远征，不容易成功，即使迅速平定；而在平定之后，善后经营所需的费用，更不知有多少。试想今日时势，国家有这种大力吗？总而言之，近来最大的祸患，首先在于担忧贫困；近来首要的图谋，必须先保证物资充足。京师是天下的根本，部库没有盈余；各省是京师的屏障，库藏宣告匮乏。这就是日夜寻求开源的方法，还恐怕来不及。倘若再不寻求变通的计策，一心一意西征，坐视部库和各省库藏一天比一天窘迫，近处的忧患非常紧迫，远处的祸患正日益加深。这就是臣下考虑国家大计而彷徨不定，顾全大局而忧虑萦绕，私下里忍不住要进言的原因。臣下愚昧无能，迫于愚笨的诚意，敢竭尽浅陋的见解，是否得当？恭敬地呈上奏折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

译户部遵议筹饷奏折

户部恭敬地奏报，为遵奉圣旨妥善商议并具奏筹办军饷一事。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军机大臣李鸿奉旨：翰林院编修张百熙附片奏陈筹饷六条，着令户部妥善商议并具奏。钦此，钦遵，已将原奏抄录移交前来。查原奏筹饷六条中，除扣发官员俸禄廉银一条，臣部已另行具奏；内务府支出皆按九成一条，应由内务府自行商议奏报，臣部均无需核议外，其余四条，恭敬地分别斟酌核议，呈请御览。

一、原奏拟请饬令中外一二三品著名殷实的大员捐助征讨日本所需的巨额军饷，准许分别给予该员子孙一二三品的荫生资格，稍次者亦准许给予实在的优厚奖赏等语。查日本局势不安定，中外同仇敌忾，凡在位的臣工，都有急公好义的情谊，况且大员受恩深重，捐资助饷，尤其义不容辞，应请旨饬令中外一二三品大员竭力捐输，如有捐助巨万的，准许由户部专折奏明，给予实在的奖赏以示优异。至于荫生是出自特恩，不便因捐资较多就准许给予，应请不予置议。

二、原奏拟请饬令各督抚劝谕所属富绅巨贾，有能像光绪十年福建台湾林维源捐饷巨万那样的，准许照加恩林维源的例子破格录用，或是商民不愿做官，也准许移奖子弟一人等语。查现任太仆寺卿的林维源，在光绪五年间，由花翎道员捐缴银五十万元，经该督抚奏明请旨，赏给三品卿衔、一品封典，并赐予其弟官阶翎枝等项。又在光绪十年台湾防务案中，列收台湾绅士林维源捐饷二十万元，当年十二月奉上谕：“刘铭传奏台湾绅士捐助巨款等语，台湾绅士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等因钦此。”如今筹饷紧要，应令顺天府尹及各省督抚劝谕中外富绅，有能效仿林维源捐助巨款的，如果是正途出身及已得有职衔的人员，即由臣部及各省督抚查照林维源捐助的先例，请加恩破格奖励。那些富商大贾捐助至巨万的，如果身家清白，也请破格录用，并准许移奖子弟，以示鼓励，仍严令地方官不得向所属绅民分派勒令捐款，以致滋生纷扰。

三、原奏拟请酌情提取固本银两等语。查固本银两即是直隶练饷，各省按月解送户部，直隶也按月请领，如果各省解送不足数额，尚须由部库垫付。此项固本饷银历来都归入正项开支，并非另行存储，部库实在没有专款可以酌情提取。至于直隶练饷局大约尚有余存，应由直隶总督酌情根据缓急通融提用。

四、原奏拟请加收四川、广东盐厘，每斤制钱八文，淮盐、长芦、河东等处每斤五文，准许照厘加价，令各商先行垫缴一年之需，总商则由官府筹办等语。查盐务以两淮为最大宗，四川、广东次之，长芦、河东又次之。光绪十年间，湖广将四川、淮盐每斤加价两文，两江将四川盐每斤加价三文，湖南将广东盐每斤加价两文，现在均未停止。长芦、河东从前或因河工加价，或因海防加引，至今也照旧征收。如果再将盐价每斤加制钱四文至八文不等的话，那么官价愈高，私贩愈多，定额盐引愈滞销，势必不仅损害商人和百姓，进而损害税收不止。讲求利源固然没有完美的策略，立法必须采取容易推行的。拟通行有盐务的各省，每斤加制钱两文以补助军需，军务一平定即行停止，仍令严禁商人藉机抬高盐价及重包夹带等弊端。至于按斤加价，是令各商先行垫缴，还是陆续带缴，统由该省督抚体察情况，报部核办。以上斟酌核议的各条，如果蒙圣上允准，即由臣部通知在京各衙门及各督抚等遵照办理。所有我们遵旨议奏的缘由，理合恭敬地具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筹饷十策

一曰减漕运。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没有漕运。《禹贡》纳秷、纳粟，米不出五百里。《周礼》九贡九赋，未听说转运诸侯国的粟米来供养王畿。秦朝征伐匈奴，飞刍挽粟，大约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汉高祖转运关东的粟米供给中都，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灭朝鲜，击匈奴，转运很远，大约十余钟才能运到一石。可见漕务是因军务而起，未听说官员俸禄和百姓粮食都仰赖远方供给。唐初漕运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后来兵员日益增多，漕米也日益增多，裴耀卿、刘晏所讲求的，一半是为了养兵。宋朝定都汴京，距离江淮不远，劳费尚轻。元朝实行海运，起初只有四万石，后来增至二百余万，也没有很大的劳费。自从明朝开始，永乐九年，会通河修成，于是废弃海运而使用河运。当时建都南京已四十年，南方人不喜食麦，于是漕运南米以供养北都，开通河运，千里引黄河水以济运，劳民伤财，几乎竭尽天下之力。圣朝兴起于东土，定鼎北京，本是食麦之地，仍沿袭明朝制度，每年漕运南米四百万石，二百四十余

译历年国库经费的消耗，耗费在漕运与河工上的数目无法计算。历代圣主日夜操劳，在这两方面尤其辛劳。所设立的官员，有漕运总督，有中军副将以下的各级武官，有漕标营兵，有各省督粮道，有仓场总督，有户部坐粮厅，有巡粮御史。又有卫所守备兵四十人，千总六十人，以及数十万运丁。又在运河设置闸官四十一人，闸夫数千人。供给漕运费用方面，运丁各自授予屯田以供耕作，每船给予田地一千亩，少的也有数百亩。船只每三年小修一次，五年大修一次，十年折价重建，都按规定价格给予补贴。头舵水手有工钱口粮，家属有月粮，运丁有行粮。此外还有轻齎的月增补贴，以及席亶银。凡是运送大米一百石，按规定给予损耗米五石，银两十两，仍然不够使用，于是州县给予兑费。雍正初年，每船给银二十两，嘉庆五年增加到二百两，道光初年则达到七八百两。然而运丁的疲困痛苦依旧如故。各衙门已有千总领运，而漕督又每年委派帮押官，又分为一人押运重船，一人押运空船；每省已有粮道督押，又另外委派丞倅作为总管。沿途有地方官催促赶路，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派的人员，从瓜州到淀津，不下数百人。官员越多，费用越广，一次总运的费用达二三万两银子，一艘重船的运费二三千两，一艘空船的催趱费，都超过一千两。到了淮安盘查粮食，则有漕督的弁兵；在通州入仓，则有仓督的经纪。这两处的费用都不可胜计，加上黄河口额设的官剥船七百五十艘，山东官剥船三百艘直隶官剥船七百五十艘，通州、武等六州县的剥船六百余艘，以及挑浚运河、建闸、筑坝等各项费用，通盘计算，非四十两银子不能将一石米运入京仓。对比秦朝三十钟、汉朝十钟的运输成本，古今情况相同，而米在京城每石不过值一千多文钱，其余都成了虚掷。这就是漕运之所以成为无底深渊的原因。道光初年创立海运，议论的人认为非常便利。军兴以来，河运不行，弊端不革除，海运成效显著。然而自从海防不安定，法国借端挟制，声称要拦截海运米船，于是其他国家洋行领运的冬漕，不免藉词观望，洋报中屡次提及。现在虽然已经定约，但这种说法既已明确，恐怕海运终究不会没有阻滞，或者借此作为要挟的借口。各国中如果有一国作梗，形势就无法通行，不能不防患于未然。臣听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代没有五十年不变的法度。汉朝的代田法在唐朝行不通，唐朝的府兵制在宋朝行不通，为什么漕运一定要沿袭明朝的制度而习以为常却不加考察呢？漕运的利弊在于河，河不治则漕不能治。国家经费因黄河、运河两河而成为漏洞，又没有十年不决的河患，所以漕运与河工常常互相牵制其弊端。如今黄河北徙，天意已定，河与漕分为两事，还不想解弦更张，这不是好的计策。应请饬令户部核议改革章程，除直隶的通州、天津二所，山东的济东、昌、临清、任城、德州五衛，濮州、东平二所，都靠近京畿，不用担心阻隔，照章运米，直接解送通仓，共计六十五万三千二百二十九石外，其余江南十九衛，江西三衛七所，浙江四衛一所，湖广十一衛岁额三百三十余万石，连同随漕损耗米，全部折色，按照现定折价，每石一两四钱，或者酌情增加数钱，共折银五六百万两，责成各粮道征收解送户部，由仓场总督酌情设立招商局，奏定价位陆续采买麦石，仍然储存在京仓，凡是官员俸禄、百姓口粮愿意领取银两的，按照折价给银。京东产米，海多往江南。一旦听说都城需要米，自然源源而来，自行购买也容易。愿意领取麦子的，每米一石给麦一石二三斗，以价格相当为准。那些万不得已必须需要米的，还有六十余万石供给。等到十年后，官民都方便，那么直隶、山东的漕运可以一律改折，届时酌情议定施行。这样一转手之间，对于仓库和百姓口粮都没有削减，而裁减员弁，罢免标兵，停止运船，免除丁夫，节省接济，每年节省约数百万两，用来拨充海防经费，制造火炮，训练士兵，可以实力讲求了。有人说百姓口粮是国家的根本，成法不容轻易改变，不知道这正是为了根本着想。以养民的来源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让外人得以持其短长，假如一旦突然被阻隔，人心必然惶恐，哪里比得上就地筹设粮仓，不假外求来得踏实呢？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这是由天决定的，也是由地决定的。南方人既然居住在北方，那么用米换麦，自然也不难，米难道不容易购买吗？查湖广、江南的漕米久经折色，现在只各采数万石搭运赴津，此外只有浙江及江西四府的米一百三十余万石，江安粮道只有十万石而已。那么因势利导，全部折色，这也不是创举。如果蒙恩采纳议行，那么由此及彼可以进一步筹划了。

译第一，兴办屯田。漕运制度既然已经改革，那么两江、两湖、浙江共三十七个卫、八个所，请依照湖南三厅屯田的章程，将卫守备改为屯守备，卫千总改为屯千总。那些运丁改为屯田郎，负责耕种所分配的屯田，屯租按照官地亩数勘报义租的成例，责成管辖的知府各自按照原册清查顷亩实数，上报兵部，不许胥吏从中作弊，隐瞒者治罪，盗卖私赠者严厉追缴。恢复旧制大约每亩收租一石，折银五钱，比完纳钱粮为重，比民间租课则轻。这项折价解送各粮道经收，听候兵部调拨，以供海防经费。计算两江、两湖、浙江两卫所共有船只五十余艘，以每船千亩计算，应有田五千万亩，收租一石折银五角，每年可得银二百五十万。其中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平、永清六州县旧设剥船六百余艘（注：原文“六千余艘”疑为笔误，依前文“六百余艘”及常理推断），每船给地十顷，均请免除其剥运任务，改为屯田，每顷收麦租一百石，每年可收麦六万石，直接解送通仓以助支放。又每船借给水银十两，每年需六千余两，现在也可以节省。此外黄河口的官剥船，山东闸河内外的官民剥船，直隶官剥船，凡是曾给地亩的，都按照麦租章程办理。这样改革漕法就是兴办屯田，每年的收入不无小补。

第二，裁减冗员。漕运既然停止，那么漕督自然可以不设。其中直隶的两个所、山东的两个所、五个卫，有顺天府尹、山东巡抚可以兼任管理。漕标自中军副将以下，计算参将一人，游击一人，都司二人，守备三人，千总十二人，把十三人。除了盐城海外、东台三营都兼管城守，应当酌情保留改归镇标外，其余都可以裁撤。每年节省廉俸、兵饷及各衙门胥吏役工的工食银大约数十万。又运河免除挑浚，设置河闸官、闸夫，即使不全撤，也可以裁减大半。这是因改革漕法而议定的节省冗费。此外，凡是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也都可以节省。查总督、巡抚都起源于前明，因事设官，事定则罢。明朝中叶才开始定为定额，我清朝沿袭了它。然而督抚大多不并设，如甘、陕、川、湖总督所管辖，也时有分合。直隶初设巡抚，后来改为总督；浙江曾设总督，后来改为巡抚；甘肃旧有巡抚，后来由总督兼任。这都是因时制宜的道理。只是督抚权位相当，同心协力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同城者议论意见往往多不统一，这是一件事。或者这个对那个错，同一个人；或者这个喜欢那个厌恶，两个婆婆将很难为媳妇。属吏既无所适从，应请旨下令商议，将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裁并，而各自由总督兼任，以统一事权。其中福建巡抚则应专驻台湾。计算楚、粤、滇三抚标官弁兵丁，每年可节省廉俸、兵饷、役工银数十万，听候指拨。而被裁撤的员弁，改仍隶属其他标营，以原官候补，也不至于偏废。有人说督抚相互依存，成法不可轻易议论，那么请问直隶、四川何独有督而无抚？山东、陕西、河南何以有抚而无督？河南近裁总督，新近增设巡抚，奉天也增设督抚。沿革因时，不容拘泥。倘若允许增加而不允许减少，恐怕以后也难以维持了。

第三，重视农政。谈论京东水利的人很多。雍正年间，发放帑银百万，派遣重臣大力治理营田，继任者施行，不止一次。著书谈论农田水利的人不止一家，然而都没有大的成效。不是法令不可行。南方人适宜种稻，北方人适宜种麦，而请求兴修水利，想借此宽缓东南的运输，那么必定强迫种麦的地方种稻，无论不是土地的适宜，也不是人的习惯，况且种稻的困难比种麦数倍，必定强迫人做难事，何怪劝之而不动？有麦可吃，即与谷米没有区别，何必定需运输？现在漕运既成，就地采麦，自然应当广泛利用其原产，以重视根本。应请简派劝农大臣，巡察京城附近，会同各疆吏督劝种麦，不要误了农时。州县以此作为考核，仓储以此作为来源。麦以冬雪为命，不太依赖雨水，所以不必图谋兴修水利，而只要消除水害就够了。什么叫水害？田间的沟渠不深，通水没有去路，一遇大雨，地成汪洋，哪有秋收的希望？这必须端正田界，加深沟道，不要懈怠耕耘锄草的力量，不要误了栽种的时候，这样粟麦就吃不完。至于木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督臣方观承曾切实讲求，现在也应当出示劝种，以兴起纺织的利益。纺织适宜用机器，巧妙快捷异常，事半而功倍。由此推之各省宜设机房，如织绒则设直隶，以就地取材棉花，都参用机器，获利较丰，这也是开源的一端。纵然惩治懒惰的农民，那么耕者应当振奋；禁止游手好闲的女子，那么织者自然勤奋，这确实是根本之计。

第四，整顿淮盐纲纪。天下产盐的地方有九个，而课额以淮盐为最多。淮南每年额定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余引，课

译银五千八十余万两。其中皖西、湖北、湖南四岸认运的盐引已满足原定额。湖北岸目前悬空十五万引。咸丰初年，贼寇占据江南，湖广总督奏明备运四川盐以救济百姓食用，但仍声明事定后归还引地，以符合定制。江南收复后，曾国藩、沈葆桢屡次请求查照原议，禁止川盐恢复淮盐。接连奉到谕旨，停止川盐在楚地销售。户部议定严格，但四川、湖北督臣先后奏请展缓湖北，以川盐厘金补助军饷为借口；四川则以贵州、云南未平定，盐无销路为借口，遂形成长期借用而不归还的局面。曾国藩不得已上疏请求暂将湖北的荆州、襄阳、安陆、宜昌、施南五府一州，以及湖南的沣州一州借行川盐，日后仍遵照定制收回引地。又议定在五府二州境内设局配销淮盐，作为收复的凭借。然而川盐价贱，淮盐价昂，运商终究没有肯去配销的。那些川私既广泛占据引地，而所缴纳的厘金每年仅一百四五十万串，折合银两不及九十万两，较淮盐课税不及一半。于是沈葆桢奏明运商愿意自行缴纳湖北厘金，刘坤一奏称湖北如果将引地归还淮盐，愿意自光绪八年起，湖北每年应解户部的九十万两，改拨给两淮。当时丁宝桢奏明川盐可以停止补助湖北军饷，但湖北仍拘泥而不执行。于是川盐不仅占销湖北的五府一州，湖南的沣州，连武汉、黄州、德安以及岳州、常德各属，川私也充斥了。追溯查考道光十九年林则徐督理楚地时，曾奏称：“如果使川盐课税与淮盐课税相等，那么都对国库有益，臣又怎敢过分划分界限。”如今以课税比较，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大的云阳等厂仅纳银六分八厘一毫即最重的犍为厂每包也止一钱三分四厘。若淮盐一百三十三斤即该纳银一两三四钱，比川盐课税加重十数倍。这是淮盐销得一分，几乎足以抵偿川盐二十分的课税；川盐侵越一分，即淮盐减少一分等语。那么禁止川盐恢复淮盐的提议早实行一年，即多得十数倍的课税，主管财政者不能坐受其弊了。近年四川奏定章程每引一张配盐五十包，连皮重大一万一千二百斤。以淮盐每引连皮重大六百八十八斤计之，川盐每月酌定七百七引，希望川盐减少一分，使淮盐得以进入一分，以期逐渐恢复旧制。不知轻重悬殊，即七百七引已抵淮盐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余引，合一年已占销十三万七千余引了，还说减少吗？偷漏飞洒的数量，更不可究诘吗？已往的不可劝谏了。当此军饷紧急之时，坐令淮盐纲纪有着落之时，盈千累万尽归中饱，岂不可惜吗？应请仍遵照禁止川盐恢复淮盐的谕旨，如上届的停止，上年的决战，不咨议特旨饬行，责成两广督臣派员派兵坚扼宜昌府的平善坝，以杜绝川私来路，责成楚省官吏实力查禁，如有阳奉阴违，以私废公的罪之。凡楚岸五府二州引地一概收回。如果缉私认真，每年可增淮盐课税及盐场钱粮银二百万两，且湖北岸尚悬十五万引，计三百票，将来按章募商认运，可得报效银三百万两，即使酌减也不下二百万两，为益多矣。至于宜昌所之鹤长乐，向来食用川盐，请仍照林则徐奏定章程专配大一场之盐，不准远配犍场盐，以杜绝影射浸灌。或顾虑川贩失业滋事，这是遁词。两淮丁数十万引地被占，销路日益窘迫，穷苦无聊，尚不虑其滋事；四川贩获厚利已三十年，尚何滋事哉？又查湖北近年除川私外，又被浙江私盐侵占，名曰岱私，由波夹底船运载，借外国旗号闯关而进，莫敢过问此种无税私盐，每斤价不过四十文较川私尤贱。应请饬总理衙门将前由照会各国，勿以旗号借给民，仍责成沿江关道监卡认真查，如夹带岱私，纵有旗号仍照例惩办，谅外国亦无异言而岱私庶可杜矣。

译第一是改革钞票制度。咸丰初年曾经发行过钞票，但最终没有成效，并不是钞票不可行，而是推行钞票的方法不好。凡是钞票都用来作为银两的凭证，而不直接用来发放银两。前次发行钞票，各省设立官局以便按照钞票兑换银两，这必定是走向穷困的道路，有什么奇怪它行不通呢！现在请求命令户部铸造钞票，计算银两二千万两，分两年铸造完毕，定为定额，以后不得再增加，否则就会滥发银两。每百两编一个字号，仍照旧例，五十两一张，十两两张，五两四张，一两十张，其余以此类推。自接到文书之日起，凡是收支一律规定搭配三成钞票。凡是地丁、漕折、关税、盐课、厘捐等项，均按比例搭配解送。实行到三年后，遇到解送银两而不搭配钞票的，以违例论处。户部库、关库、司道库均予以驳回不接收，务必使钞票与实银并重，甚至超过实银，不准有折耗等事。只有对外洋交涉是否搭配钞票，听其自愿，并不勉强。其外洋应交给中国的，仍令搭配三成。这样钞票制度就能推行了。满十二年后，钞票逐渐破旧，就照原字号另造新钞票兑换，也不必另起炉灶，只在收到钞票入库时，如数查看原钞票注销备案。外省则由司道关库兑换后，将原钞票解送户部备查。请求立即命令钱法堂兼管钞票事务，不把钞票当作权宜之计，而把钞票当作制度使用的常法。即使日后国库充足，钱也与银相辅而行，搭配使用如故。钞票有定额，就没有滥发的担忧；收支搭配成数，就没有轻重不均的弊端；钞票破旧时可以换新，又没有烦琐的费用，那么使用者毫无疑虑。得到这二千万巨款在官民上下流通，无需增加，自然足以资助周转，而国力也得以舒缓。这是目前的急务。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没有银两发放，那就是空券，担心难以取信于人。不知道银钱饥饿时不可吃，寒冷时不可穿，不过是应用而已。钞票既然可以通用，而且收支一律，有轻便携带的好处，没有耗损折价的担忧，又何必害怕而不接受钞票呢！查考湖北粮台自咸丰年间搭配使用台票，至今沿用，常有巨款在外借此周转。倘若妥善商议钞票章程，杜绝流弊，而且坚如金石，信如四季，其可行性就决定了。

第一是招募鼓铸，近年市面萧条，钱商停业，主要是因为军兴以来长久停止鼓铸，而私自销熔的又很多，于是导致铜钱日益艰难昂贵。听说官府铸造一串钱，需要工本一串三百余文，难怪财力不足。现在请求采用招募商贾鼓铸的方法，查考铜产自云南，铅产自贵州，设立局所鼓铸，必须铜铅两便然后才可以开炉，必须水路通行然后才可以转运。只有四川泸州作为云南铜贵州铅的铸造地，确实因为铜铅便利则资本少而余利自然丰厚。自各省停铸而铜铅均无销路同治初年，贵州巡抚张亮基因军饷无出，奏请开局于仁怀厅招募商贾鼓铸试办在案，因寇匪充斥，委员不得其人，导致没有成效。现在请求查照原案，命令四川督臣、云南贵州督抚臣在泸州开局招募商贾鼓铸，多集股分，官府照料，或直接由官府办理，遴选廉洁干练的大员总理。凡是云南昭通、东川的铜，贵州威宁的铅，都可以由水路抵达泸州，而宣威、楚雄等地的厂以及遵义、仁怀原有的各厂，都可以一律开办。即使四川有洪雅、荣经铜源也旺盛，所谓严道铜山。推而广之陕西的各处，都可以恢复旧厂，都由水路至泸州，这是一举而四川云南贵州都分享其利了。铸钱既远广四流通商办，那么核计所谓赢余，官府抽取厘税，官办则以钱解送充作四川贵州各省的协饷，较之在京城内铸钱成本轻便多了。只要钱文日益增多，自然见其充足，并不在于抽取厘税的多少。

第一是开设矿厂。《周礼》“川衡之职”，主管开采金玉。外国有矿师，能知道五金之矿，按法开采，有机器以节省人力。近来听说各国之矿开采将尽，见中国矿产富有，无不垂涎，因而潜生觊觎之心。中国地气最厚，尚未发泄，五金煤矿各省都有。而且炼铅可以得到银，炼银可以得到金，一则无所不有，所谓“地不爱宝”。只是因山多封禁，不敢议开。譬如家中有窖藏的金银和囤积的粮食，不知取用，而徒然仰屋忧贫，岂不固执吗！现在适宜专门聘请矿师，分途勘采，试办确有把握，有把握即行开办。试办之初，应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购买机器，仍分官办、商办两种。商办由省巡抚给与印帖，令该商邀集股分联络公正绅士，如法开采，地方官就近照料或酌拨兵勇弹压。等到一年之后，出产既旺，照章抽取厘税。如有奸人藉开矿为名，骗吞股分的，立即重究。官办则在委员得力，不辞劳苦不贪小利，不任用私人，不虐待矿夫。办有成效满三年即行破格升擢，营私舞弊误公者治罪。这样则地出矣，无论金银也，只要煤铁皆渐出土，其利已不可胜言矿中有煤，则

译必定要有铁。中国既然已经设立了船炮局，用机器制造铁的数量很多，那么从英国购买铁，这是把利益让给外国人。现在如果自行开采铁矿，那么制造火炮、制造机器、制造铁船、制造火车、铁路所用的材料都取自国内，而且还可以卖给西方人，以夺取他们的利益。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一个省出产的煤，可以抵得上整个欧洲还有剩余。西方人的轮船东来，所用的煤都是从远方运来的，一旦供应不上，船就无法行驶。如果中国有煤，那么获取资源就非常便利。西方人之所以每次请求中国开采煤矿而不请求开采铁矿，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我国有了煤和铁，那么出口的价格稍微提高一些，他们也无法奈何我们，而我们就能获得其中的利益了。至于五金的利益，那么云南出产铜，山东、山西出产金，而燕台一带尤其兴盛。四川出产银，广东出产水银，西方人走遍这些地方，绘制地图并附上说明，报告给他们的国家。必定要我们能自行开办，这样他们才不会产生异心。有人说矿税是明朝的弊政，怎么能效仿呢？然而他们是以聚敛财富为心，任用宦官，这是兴起自然的利益，期望使百姓生活富足，难道能因为害怕噎住就废止吃饭吗！

译第一条是筹划开垦荒地。查考乾隆年间，曾因为八旗人口众多，将拉林地方的土地分拨给他们耕种，百姓因此获益很多。嘉庆末年，吉林将军富俊批准奏请，在双城堡设立中、左、右三个屯驻点，计划迁移京旗三千户，每年以二百户为限额，愿意迁移的人在十月向兵部报告，次年正月整理行装，每户发给装资银三十两，本旗津贴银五十两，车辆马匹都由官府提供。到达屯驻点后，每户分配房屋四间，均由官府建造。从道光二年至五年，共迁移驻防二百户。当时开垦成熟的土地已有三十多万亩。恰逢富俊在任上去世，前往迁移的人就减少了。此后尚书英和还屡次为此进言。在此之前，富俊多次请求将这种方法推广到伯都讷围场，说那里可以开垦土地二十万亩，相比双城堡的事半而功倍，但因经费不足而作罢。道光三年，松筠继任将军，也请求开垦养什牧场和大凌河马厂，这些都是嘉庆十七年曾经勘定的土地，然而也没有施行。实际上花费小而收益大。近年来俄国人逼近珲春，那么吉林、黑龙江、伯都讷等地正适宜大力推行屯田政策，作为招募百姓充实边疆的计策，同时巩固边防。又新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地，旧有屯垦制度，道光末年曾命令林则徐亲自巡视各城，纵横两万里，大力兴修水利，近来因回民叛乱，屯田事务长期荒废，应请求查照原有章程，命令新疆巡抚逐渐施行，即将裁撤的勇丁、裁汰的士兵改为农民，官府购买外国机器，借助水火二气的力量，更能事半功倍。至于浙江、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云南、贵州，自从经历寇乱，田地大多荒芜未开垦，请命令各督抚责成各守巡道详细勘查上报，出示劝谕附近殷实人家分地承垦，三年后升科纳税，即作为垦主承业，这是殷实人家所乐意的。一家得利则一县受鼓舞，一县得利则邻县受鼓舞，有人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富，似乎不能因为距离近就忽视它，因为困难就畏惧它。

第二条是节省浪费。查考光绪十年上海闽粤机器局三处支出银八十四万多两，而各营所需的枪械仍需另外购买，不知各局所制造的究竟有多少，是否可用，应请求责成经手官员，每年开具明细核实报销，以归于实用。《诗经》说“日省月试，既称事以劝百工”。又查这一年出使经费共用去一百零六万多两，英俄共用一位使臣，德法共用一位使臣，美国一位使臣，日本一位使臣，而费用高达百万以上。虽然说是海外日用昂贵，承担大事者不惜小费，然而总督养廉银多的也不过一万八千两，使费未免过于优厚，应令其节省以制定长久的制度。节流与开源都应当加以重视。又查关税厘金按规定收取制钱，而关银解送国库又必须用钱换银，这是所收的是钱，所解的不是钱，钱虽然面值大，但公家并没有得到好处。近来听说洋人勾结海关官吏及沿江厘局办事人员收买大钱，每一串可换行钱一串四百文，运往海外，销熔制成铜器，再运入中国以高价出售，制钱日渐减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他们交接非常秘密，禁止遏制颇为困难，逼迫过急，担心与外人产生嫌隙，只有仰恳命令户部酌情修改章程，此后海关及各处厘局完纳赋税，一律每串补水及补底加收六十文，正好一起报解，只不接受私铸小钱，或者改为收取银两，这样公家款项不受损失，而私卖之弊可以避免。

劝各省绅商踊跃输将说

天下是一家人，中国是同一人。一家人的事情休戚，必定共同承担；一个人的身体痒痛，必定相互关联。如今同室或许遭遇盗窃，而抵御唯恐不力的，是因为它将连累一家人；手足或许感染癣疥，而求治唯恐不快的，是因为它将连累一身。可惜啊！中国商民明白小事而糊涂大事，详于近处而略于远处，有未能完全理解君民一体的义理，实在令人感慨。日本出兵侵犯顺从，海陆设置防务，军务非常紧急。主管财政的臣子深知需求殷切，饷源支绌，因此创立向商人借款的奏议，奉旨批准，遵章办理，并推行到各省及海外各埠，以便源源相继，多多益善是好的。各省自开办几个月以来，那些深明大义的，固然已经乐于输纳唯恐落后；而此外绅富豪商，坐拥巨资，观望徘徊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正怀着自私自利的见解，以独享盈余为得计，而不知道这恰好足以使他们失去利益。大概户部创立利息向百姓借款，是仿照外国国债的例子，已经详细说过了。外国没有国家没有国债，也没有人不愿意把财物贷给国家，实在因为对百姓来说子母相权，可以坐收余利；对国家来说既借百姓钱财以济国家用度之不足，而利益又回归百姓，未曾向外散失，君民上下都有益处，所以这种方法通行已久。现在看中国所定的借款章程说：“禁止抑勒，去除壅塞，设立限期，定平色，准扣抵”，都对百姓有益而无损。这章程由户部制定，为各省所共同遵守，并非仅一乡一邑独蒙其利罢了。试以上海一隅而论，凡事经过官府胥吏仆役勒索多端，想要

译沟壑尚未填满，（官吏）都能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全都明目张胆地索取陋规，以此作为在官府任职的衣食来源，不这样做就没有生财之道。如今银两的出入统一由官银号一手经理，没有丝毫规费，那么勒索的弊端就完全消除了，这是便利百姓的第一点。凡是民间缴纳官款时的补平、补色、贴水、除耗等，层层盘剥，不一而足，商人和百姓暗中遭受损失，实在不少。如今筹饷局依据上海通行的规元旧例，每库平足银一百两折合规元一百零九两六钱，就按照这个标准折算以归于统一，那么折扣的弊端就全部免除，这是便利百姓的第二点。银行和钱庄的利息，大致以二三分到三分为比率，至多也不过四分到五分。如今官府的利息按月计算为七分。遇到闰月则相应增加利息，比民间自行存放更为优厚，这是便利百姓的第三点：大型钱庄倒闭时，听说亏损难以避免，而向国家借贷，则根基深厚稳固，可以长久依靠而无须恐惧，这是便利百姓的第四点：规定分两年半还清本利，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只偿还利息而不偿还本金，从第二期开始本利一起偿还，偿还本金的四分之一，既然已经偿还了多少本金，利息就立即相应减少，共分五期，本利全部还清，时间很短，起初就没有拖延不及的担忧，这是便利百姓的第五点：民间有希望获利生息，愿意延长借款期限且历时较久的，准许按照广东省的规定，分为六年还清，另外发给印票，以期双方便利，既得以归还原本，又可以坐收数年的厚息，斟酌得十分完善，变通以尽利，这是便利百姓的第六点。

译中国富商中有与洋商往来交易的，允许将手中持有的印票相互抵兑。不论华商还是洋商，只要使到期应支付的票据，都能准许清偿本息，以此向人展示信用，并便利流通，那么商人手中持有的印票就与银行银票没有区别，也与现银没有区别。凡是票据尚未到期而需要现银的人，都可以互相抵兑，毫无阻碍难行之处。

便于民众的第七条：商人携带印票遭遇水火灾害而毁损灭失的，允许在五日内开列原票的金额、号码及发券日期，取得信誉良好的商号的担保，前往局里呈报立案。倘若在外遗失，即前往当地管辖官府呈报，转报局里，也准许立案照办，这样商民若有遗失，尚有多挽回补救的方便，这是便于民众的。

第八条：筹集资金达到百万两以上的，善堂、会馆可以申请赐予匾额，并对绅士董事、主要负责人酌情奖赏以示鼓励，那么借款的人就有了急公好义、奉公守法的名声，劝募的人也有了皇恩宠赐的荣耀，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以上这八条，都是列举那些利益明显可见的情况来说的。上海一隅如此，各省无不可知。如果从大义来论，我朝二百多年来深仁厚泽，深入骨髓肌肤，谁不是吃着这里的粮食，谁不是踏着这里的土地？当此日本人大肆猖獗，占据我的藩属国，侵扰我的边疆，窥伺我的京城，普天之下应当无不共同伸张义愤。想要消灭他们而后吃早饭，即使毁家纾难，本来就是忠臣义士所乐意做的，而出资借款本息无亏，体恤周全，更应当踊跃捐助，还有什么迟疑而拖延不能自己决断的呢？

从道理来论，君民家国同为一体，国家危亡家庭也就危亡，君主安定民众也就安定，忧患共同承担，安乐共同享受。战争一天不停止，天下就一天不得保全。国家就是用来保全家庭的，保卫君主就是用来保卫民众的。自古以来，没有见过国家多事而人民能独自享受太平的，怎么能区别看待而漠不关心呢？天下之大，仰慕道义、读书明理的人到处都是，怎么能屈指可数？然而愚昧的百姓或许不能全都认识到这一点。至于利益，则是智愚贤不肖所共同知道的。现在借款的利益如此丰厚，必定为天下人所共知。我知道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力丰富，殷实富商实在很多，如果能先考虑公家而后考虑私利，先急国家而后急身家，那么数千万的资金有什么难以期望完成筹集的呢？

如果筹集到巨额资金用来接济，那么军火就不必担心不能精良；如果有丰厚的赏赐用来犒劳士兵，那么士卒就不必担心不效命。这样之后，日本人虽然强大，也不难扫除消灭他们了。而且我还遗憾商人们不早借款。战争兴起以来，各军因缺饷而告急，情况不一；而九连、凤凰、旅顺等地，其中难道没有殷实之家吗？因为当时没有借款的法令，所以一旦经历战火之后，有想成为贫户而不可得的。如果早先实行借款的法令，那么集腋成裘，众人抬举容易成功，军饷不至于缺乏，军队就不至于溃败；即使不幸城邑失守，而票据在则财富还在，何至于立刻成为赤贫，一旦失去就不可恢复呢？

而且我更希望借款这一法令，一旦实行就不要废止。将来军事平定，如果能把民众的财富藏于君主之家，贯通全国而国家富有，就把它归于公家，那么上下维系，通力合作，下面充足上面就没有不足的，国家有利民众就没有不利的，何愁不能逐渐达到富强呢！这是我对于向商人借款一事，不禁深深期望各省绅士商人闻风兴起，争先恐后，共同渡过时艰，致力使中国达到全盛，不被地球列国所轻视，那么这是国家的幸运，也是中国商民的大幸啊。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六 兵政

火器

论中国宜择用利枪

古代没有所谓的火枪，只有弓罢了。古代没有所谓的火药子弹，只有箭罢了。弓矢的作用，今天虽然被视为末技，昔日实在被视为长技。今天虽然被视为微能，昔日实在被视为良能。如果精通这门技艺，那么能拉开百钧之力，穿透七层甲衣，或者射中肩膀夹住喉咙，或者贯穿车毂打坏车轴，也足以耀武扬威，杀敌建功。所以古代的弓矢，原本是军中利器，本来与戈矛剑相辅相成的。

没想到人心越来越趋向巧妙，武器越用越精良。降及后世，竟然改弓为枪，改箭为弹。力量足以轰击数十人，声势足以波及数千尺。唉！杀人的器械，时间越久越精良，这也是时运趋势所向，连造物主也不能自主。追溯枪的源流，在北宋时，中国已有其形制。咸平三年，唐福曾进献火球火枪。明永乐年间，大军南征交趾，又得到神机枪。后来有铁枪、佛郎机铳，并称精妙。所以中国有火枪，由来已久了。

现在中国枪的形制层出不穷，由前膛变为后膛，由单响变为连响。其体制既不同，其样式各殊，即使其射程远近的功效，也都有差别。我们中国除了自造快枪外，对于各国的枪，也曾选择使用。集众人之长以为己长，似乎可以抵抗敌人而敌人无不摧毁，攻城而城池无不攻破。然而倭寇挑起事端，图谋兼并朝鲜，平壤一战，我军大败。评论者说倭人的枪炮有射程远、命中准的功效，而我军不及。等到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