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治体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 治体

教养

教养论

西方今日的法律制度，有很多与中国古代相符合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有人问：中国的学校，与西方所说的相符合之处，究竟在哪里？回答说：在于能够教育，在于能够供养罢了。我曾考察中国的人才，从唐尧虞舜以来，夏商周三代最为兴盛，其后就要推两汉，这并不是天地造化有私心偏袒他们。三代时期，井田制与学校并行，从事劳役的人，一边读书一边耕种，都能凭借祖先的德行名声，分配公家的田地，所以不必拥有固定的财产而后才有坚定的志向。汉代设置博士弟子员，隶属学官，又命令诸侯、州郡都设立学校，士人入选者，官府供给粮食，不至于为奉养父母、养育子女而忧虑，所以都能专心致志而精通学业，用这种方法来造就士人，士风能不蒸蒸日上吗？后世科举考试之法实行后，士人各自散居在田野，饥寒交迫，有违背正道以求进身的人，有半途而废学业的人。等到明朝初年，设立科举制度，士子学业有成，就必须到县官处应试，由县到郡，由郡到道，在考场中得中，才隶属学官子弟，称为生员。入选者，朝廷也自有粮食供给其身，但不能遍及所有人。到了后来，学额逐渐扩大，生员越来越多，粮食供给仅够廪生，学校之中，读书声听不到，如同虚设，而供养士人的典制也就成了告朔之羊（徒具形式）。本朝兴起，沿用明制，修明学校，尊崇儒术，又凡郡县都建立书院，官员教师分别授课，以辅助学校教养的不足，对待士人可以说极其优厚。然而世风如此败坏，人才如此难得，竟至于此，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有教养的名声，没有教养的实质罢了。这是官员教师失职的罪过。西方的学制不是这样，德国最为称道，完备其学堂，从乡村到城市到郡县到京城，各有层次，初学在乡塾，分设各处，由地方官捐资建设管理，全国男女，无论贵贱，从七八岁起，都必须入学，到十五岁为小成。乡学的费用，每人七日，出一点小钱。城学的费用，每月出一先令，如果不够，由地方官捐资补充。到了大学学业繁重，入学者每季也仅出学费十五先令。美国人不论贫富，都进入皇家书馆读书，费用来自房租，每百两抽取十两，并不麻烦学者自己出钱。乡学之上是郡学院，再上是实院，又上是大学院，院中分经学、法学、智学、医学等门类，以教生徒，书籍仪器无一不备，学者毕业于大学，出身便可充任各项官职，而那些不能参与这些的人，又有各种书院以弘扬教化，所以能使中国没有废弃的人才，对公私实用都有裨益。如今中国广设学校，却越来越远离正道，郡院书院的设立，颇符合育才的常理，然而不是过度泛滥而不用，就是奉行而无济于事，说到造就人才，还有欠缺。总之，育才之道，应当在未成材之时进行教育，中国的学校书院，大半选取已成之材进行教育，而未成之材不能参与，人才因此越来越珍贵而越来越少。我私下计算，今日合乎法度而不违背古制的，大概是同文馆、方言馆以及天津博文书院之类吧？可惜它们寥寥无几，所及范围不广。倘若用这种方法参酌施行于学校书院中，还说人才不兴起，我不相信。居住的人，是孟子所说的最尊贵的人。而如今四亿黄种人，昏乱不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只知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后患，那些狡猾的人自逞其私智，蔑视同类，认为天下的情弊，人心的变幻，我都能推测。凡与我有关联的事，我必能防患于未然，而不至于受其害。唉，这只是凭借势力来行其好利之心罢了，怎么能说是真正的智慧呢？如果说不是这样，试问人类怎能日存？人生何以转遗种？又或许有死亡疾病的不期而至，他们必定茫然不解。独有鸦片一物，五洲各国所排斥而不嗜好的，只有我们黄种人喜好它很深，好像天地间所爱之物，足以怡情适性的，只有它足以当之。这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大愚者吗？

论中国教养

有人说中国在亚洲，尊贵宏大，居全洲之首。它之所以能达到这样，是由什么造成的？我用一句话回答：教养。又问中国与西方各国并列于大地之上，称道所不及，崇奉所不及，卑劣幽暗压抑，视之若无所见，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也用一句话回答：教养。〇中国学问之道，所以造福中国的在这里，而所以祸害中国的也在这里。堂堂中国，衰败以至于今日，固然是四十年来史书中所未有的。即使有，我也不暇细考。只是以今日之中国而处今日之天下，其措施举动是我所应当留意的。百年前，亚洲人情风俗，别树一帜，历久相沿，牢不可摧。谁料时局一变，今昔殊形，新运既开鼓动奋然，

译这并非亚洲的幸事。在这个时候，固守旧法而违背新法，是不行的；推崇新法而舍弃旧法，也是不行的；在新旧之间斟酌取舍并加以融合，大概也费尽了苦心。日本人虚心顺应时势，择善而从，他们的国力逐渐充实，于是呈现出一种卓越而不可轻视的气概。日本既然顺应时运而兴起，西方方法所给予的益处，便成为了既定的事实。于是日本傲然与欧洲各国同道并驰，这固然证明日本足以自立，起初并非依赖他人才能成事。印度既然已被臣服，便完全采纳外人所教导的东西，一一谨慎奉行，还觉得不够，又请求更多的益处。只有骄傲自大、拘泥于狭小见闻的中国，深闭固拒，至今没有改变。我这样说，并非不知道中国有传教士设立的学院数百处，以及学会翻译出版的书籍数千种。只是纵观中国数亿人口，大多视西方方法为无关紧要之事，没有踊跃奔赴学习的意愿，那么传教士和学会所做的努力，在于此；而华人的志向，却不在于此。他们所做的虽然好，但仍然没有补益。虽然如此，如今中国想要变革，就像久睡之人刚刚醒来。我深切希望中国一旦醒来就不再沉睡。中国对于今天，就像英国对于文艺复兴之初，处于黑暗时代，英国确实也曾亲身经历。英国人在酣睡之中豁然惊醒，看到真正有教养的人是祭司，而祭司也必须从拉丁文、希腊文中汲取资源。于是发奋求学，广泛设立书院。然而当时英国人虽然能够做学问，也还像中国今天的士子一样。读万卷书，却不通晓外事，坐着空谈的人不能起来践行。况且英国既然有了学问，就不必再拘泥于拉丁、希腊两文，但当时的舆论推崇古文，不愿超越，而英国人学业的进步，恐怕难免暗中受到阻碍。我说这些话，是担心中国一旦醒来之后，重蹈英国的覆辙。如今谈论时务的人，有的说华人应该学习英文，以研究欧洲西部的学问；有的说不必把英文翻译成华文来读就可以了。主张学习华文的人，是为千万人着想；主张学习英文的人，是为千万人中的少数人着想。从前英国人主张学习拉丁、希腊两文，导致能学习的人很少，白白浪费了数百年的光阴在无用之地，这不正像今天主张学习英文的情况吗？虽然如此，英文的深奥微妙之处，有不是华文所能完全表达的。比如算学，其最精微细致的地方，难道能一一用华文表达出来吗？所以只主张使用华文，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办法。而傅兰雅的说法，则与此不同。他说用华文翻译英文，是应该有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傅氏既然认为如此，应当可以信赖。总之，欧洲西部的格致之学，越发展越新颖，华人即使竭尽全力去追随，最终恐怕也难以赶上。所以说英文可以不学，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而且凡事必须依靠英文才能处理的非常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不再赘述。我敢说英文书中记载的是金玉，华文书中记载的是木石。要让木石变成金玉，应当等到数百年之后。西方国家的紧要之处，从日本的前事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也在于探究道理的方法得当。如今中国既缺少教师，又缺乏书籍，只是看到有西方方法，不计利害，急忙收纳并杂乱地选取罢了。虽然如此，如今中国向往西方方法，其心意未曾不真诚，固然是不是为了救小急、免近祸而打算的。中国在1860年与各国议和之后，仿效西方方法，大多是为了粉饰门面罢了。而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在天津设立师范学堂，这是进步的一个开端。学堂中的规模法度，都达到了完美。西方学者大亨实际上担任主讲。中国所需要的，在于教导华人使他们能成为西方教育的教师。如果成为西方教育教师的华人众多，那么各省可以普遍设立学校，与美国比肩。将来越推广越广泛，其造就的人才正不可限量。中国选拔人才的方法，急需改变。选拔人才的方法，急需改变。选拔人才的方法一旦改变，那么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祸患就消除了，而所用的人都是有用的材料，他们的进步会如何呢？加上有深通英文的华人教师，广泛传播他们的学问，两代之后，中国的天下必定真正成为更新的天下！怎么会不能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呢？

译论开启民智

百姓，是孟子所说的最为尊贵的人。然而如今这四亿黄种百姓，昏昧混乱，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只知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后患的到来。那些狡猾奸诈的人，则放纵私智，蔑视同类，认为天下的情势弊端，人心的变幻无常，我都能推测预料。凡是与我有关联的事情，我必定能在事端萌发之前加以防范，绝不会因此陷入困境。唉，这不过是凭借权势来行其贪利之心罢了，怎么能说是真正的智慧呢？如果说不是这样，试问人类为何能够自我生存？人生为何能够繁衍后代？又为何会有死亡、疾病不期而至，他们对此茫然不解。唯独鸦片这一种东西，五洲各国都排斥拒绝而不喜好，只有我们黄种百姓非常嗜好，好像天地间足以怡情适性的喜爱之物，只有它能担当得起。这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大愚吗？愚，是智的反面。想要开启百姓的智慧，应当先了解百姓的愚昧。然而泛泛地论述他们的愚昧，不如分别论述较为切近。

第一类是士大夫。士人，本来是朝廷日后选取来辅佐治理的人。可是自从少年读书以来，只读考试出题所用的四书五经，有的全读，有的摘读，其余有用的书籍，一概不读，说是怕妨碍科举事业。将精力专门用于时文、试帖、小楷，把有用的精神全部消磨在科举文章之中，已经是很可惜的了。侥幸少年得中功名，不过是借功名来逞强炫耀罢了。至于朝廷的政事，则漠不关心；民间的疾苦，则向来不熟悉。不幸而在科举考试中困顿落第，就会抑郁无聊，终身穷困。等到四五十岁，未必不想改变计划，只是因为世间有用的事情，向来未曾用心研究，想要入门，颇为不易。况且因为中年以后，思维不灵敏，凡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学问，不能耐得住劳苦，即使勉强去做，也多是浅尝辄止。这样因循怠惰，起初还能靠教书糊口，后来因为年老耳聋眼花，连教书这一行也做不成了。这类人平生未享安乐，愁眉紧锁，习以为常；诗书的滋味未曾领略，文字的缘分也未曾结交。这是士人中既愚昧又最苦的。

又有稍不安分的，读书不成，或者涉猎医书而在路边行医，或者集资捐纳而在省城听候差遣。起初本是为了衣食生计，别无他意，不知医学通于格物致知。用毕生的全力去做，拜师学习，孜孜不倦，日夜考求，还嫌不够，怎么能因为无事可做而随意为之呢？这真是借此来杀人罢了。病人不知道医道的深浅，而推托说，这是双方互相欺骗，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国家设置官职，虽然有尊卑，但没有不有分内应当做的事，本来不容许一天忽视的。自从进身仕途容易，为贫而做官的人，脚相错，肩相摩，摩肩接踵。以这类图利之人，滥竽充数于官场之内，攀附权贵，昏夜乞怜，费尽心思，求得一个缺额，他们有不剥削百姓的膏血来肥己的吗？不幸而被弹劾，也就罢了。那些侥幸能免的，没有不趋奉上司来保住自己职位的。等到腰缠万贯，民怨也深，才想归隐山林，优游养老，而谁知道天道好还，造孽的钱不能享用？富贵之家生儿不肖，有一两代就泯灭的了。如果到一两代还能在缙绅之列的，则不多见了。这是韩愈所说的“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必遭天殃”。乡里父老知道他们事情的人，还能列举其事作为鉴戒，然而当局者不醒悟，不是愚昧又是什么？

士人既然是四民的表率，而平日所做的事如此，其志趣的卑陋，见识的拘泥，有非常人所能推测的。即使脱去布衣登上朝堂，身居朝廷高位，也只是白吃饭占着位置，随大流进退，以自保其利禄罢了，对于国家的事情，丝毫没有什么补益。即使有能言敢谏的，也不过是博取一身的虚誉罢了，对于国家的事情，仍然没有补益。又有以气节相尚的，孤忠自誓，则虽碎身粉骨也不推辞，这是忠而愚的。更有以广览自命的，招致有名望的士人，与他们商讨国家大计，而最终事情没有条理，处置失当，这是狂而愚的。这四类，在当今宦途中尚堪首屈一指的，而对国计民生没有补益，则是殊途同归，真可以说无人了。国家养士数百年，而不能收到成效，在存亡危急之际，相继退避的有，实心任事的则未见其人，是谁的过错呢？

第二类是农夫，农夫，是尽力侍奉上级的人。而现在的农人，大概少勤劳而多懒惰，又拘守成法，不知新理。一年的收入，除了还租、完赋、开销之外，几乎没有盈余。因为贫穷而更加懒惰，因为懒惰而更加贫穷。那些狡猾奸诈的，好饮酒；喜欢赌博的，嗜好鸦片。终年尽力于田间的人，日子不多。而想要他们准备器具，尽心力，以求五谷的丰登，则很少有能做到的。倘若遇到水旱之灾，则毫无准备，弱者辗转流徙他乡，壮者流为盗贼，

译自己害自己又害别人，到处都有，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一个家庭之中，如果有人生病，就相信巫师而不相信医生，念经礼斗，请佛送神，习以为常，安然不以为怪。因此卖牛典当衣服，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侥幸病好了，资本却已耗尽，更加穷困窘迫；不幸病重去世，则人亡家破，田地也荒芜了。这种农民的苦难，恐怕贾谊《论积贮疏》中重视粮食的论述，尚且不能尽述其万一。又溺杀女婴的风气，也以乡村最为严重。虽然官府出示告示禁止，但这种风气终究不能断绝。因此农家儿子长大后，娶妻最难，因为女子少而男子多。天地生人，男女的数量，大致相等。现在因为女孩遭受这种恶习，或者有被掠卖等事，导致不足以婚配。那些没有成家立室的男人，往往成为游惰之民，轻易离开家乡。这与没有恒心、没有恒产的人是一样的。推究其根源，全在于人心风俗的祸害，而溺杀女婴的家庭，实在是罪魁祸首，他们的愚蠢还有谁比得上呢？至于农民中识字读书的，一万个人中也找不到一个；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学问，更不用说了。其原因在于小时候失学，而失学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因为无力读书，二是因为启蒙老师失职，读了也无效。像这样因循几代，他们的愚昧更加严重，竟然有问他自己姓名，只知道读音，不知道怎么写的人。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就回答小时候没进过私塾，或者虽然进过私塾但荒废了几年，也和没读过书一样。唉！文字流传，用途极广，如果不能写，不能算，甚至不能认识，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便的呢？这类愚昧的百姓，无知无识，有资本却不能计算，有要事却不知记载，几乎与野蛮人无异。古人曾说：“天下只有百姓最顽固”，指的就是这些人。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的智慧日渐开启，成为顺从教化的国民呢？一是做工。做工作为一种技艺，是卑贱劳苦的职业。而古代做工的人，能够审察四季，各自有所适宜；辨别材料的坚硬与脆弱，权衡事物的轻重。早晚从事，施用于四方，用来约束子弟，互相交流事务，互相陈述功效，互相展示功效少而习惯它，内心安定。所以古代的器具质朴而精良，做工坚固而实在，经久不坏，可以传给子孙，可以当作宝物。甚至有某工匠专精制作某物，在上面刻上姓名年月，以流传久远。后人得到它，无不层层包裹珍藏，等待高价出售。所以商朝的彝器、周朝的鼎，竟然有值千金也不吝惜的。古人如此郑重。现在做工的人却不是这样，每天从事取巧，所制作的器具，往往不符合规矩，使用不能没有弊病。至于宫室，也多减工偷料，容易坍塌。所以新造的房屋，刚建成时，似乎美轮美奂，不到十年就已经拆卸改造了。没有别的，做工不坚固，材料不实在，不能长久。所以兴修土木工程的人，因此产生戒心，除非万不得已，不愿动工，而工匠也因此更加困顿。然而还有因为酗酒赌博而失业流落为乞丐的，如果不是极愚蠢极卑贱的人，怎么会落入这种下流呢？那么他们平时缺乏教化就可以知道了。更令人骇怪的是，军务河道的工程，以及京城道路的工程，都不能依法修筑，以期巩固。炮台船械，耗费巨大，而能得力使用的却很少。黄河每年兴修，设有专门官员，而冲决成灾的，时常有所听闻。耗费国家钱财，伤害百姓，数不胜数。道路难行，各省都是这样，而各省之中，又以京城最为严重。晴天久了则尘沙蔽天，雨天多了则泥淖遍地，既关系到国家体面，又给行旅带来不便。虽然工部设有街道衙门，但各事都委托给胥吏和承修的人，奉行旧例，当作具文，只希望报销时不遭驳诘而已，根本不过问工程的优劣、材料的良莠。以上官辨的事，虽然由于侵蚀扣克成为通行的积弊，但即使有实心办事的官员，竭力整顿，不肯丝毫作弊，以期工程完固，而他下面的匠目工头，必定惊诧为从未有过的事而不愿乐从。又或许担心办成以后，工料坚固，就不需要重作，也不必再修，无异于自绝谋生之路，而不肯听命，于是相继罢工，作为挟制之计，或者故意拖延，使其久不得成，这些都足以掣肘办事者，而损害其声名。那些老奸巨猾的人，必定在旁边窃笑说：“公事公办，必不可固执不通融。”后来的办事者，都援引此事互相警戒，于是国家一切兴作制造，永远没有实事求是之举。而且工作之事，如筑室、造桥、开路，以及制作舟车等，其中都有格致之学。格致是什么？重视几何学，分材及料之学就是。所以做工匠的人，也必须读书几年，将应知之事熟记胸中，方可从事。而做大匠的人，这种格致之学尤其不可缺。现在做工师的人，只能略知写算罢了，让他们画宫于堵，曲尽其制，已经绝无而

译仅仅只有这些罢了。如果考察他们是否具有格物致知的学问，那么凡是向来被称为大匠的人，到了这里几乎没有不瞪大眼睛、伸着舌头惊叹的。比大匠低一等的工匠，不过是听从匠头的指挥罢了。而身为匠头的人，如果能够遵循规矩、准绳，做到方圆平直，不超出尺寸，就已经算是斫轮的老手了，又怎么能期望他们独出心裁，创造一种器具来便利使用呢？所以中国制造的学问，长久没有进步，而从外国来的奇珍货物，层出不穷地变化出现，人们喜爱它而不忍心放下，难怪进口货物多，出口货物少，而财富日益匮乏。究竟凭什么让他们得心应手，从而智慧地创造、巧妙地制作呢？

译第一点说：商人，所谓商，就是顺应物候时节、流通有无的人。古代从事商业的人，与其俯仰之间施展才能，竭尽全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从上至贩卖珍珠宝石，下至卖浆贩脂的小贩，无不贱买贵卖，贵买贱卖，以此利己并方便百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却不是这样，资本不足的，只知道铺排门面来显示气势恢宏，而对于货物的优劣、价值的高低，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等到亏本时，所亏损的又多是他人的钱财，这就叫做自累而累人，终身没有充裕的日子，而这类人却毅然这样做，不知道悔改。又有借破产来图谋得逞的人，他们的生意不能兴盛，而本钱尚未亏耗，趁着拖欠款项众多而突然倒闭，携带大量金钱，提前逃逸。等到涉及诉讼，而人已经远走高飞，他们的伙伴学徒因此被关押在监狱中不得释放，有的含冤自杀，有的因病身亡，这样的情况很多。这类人即使积累了多余的资财，也不能安乐享用，良心既已丧失，祸患也就随之而来。这是商人中愚蠢而最恶劣的人。又有故意弄虚作假来图谋获利的人，大宗货物的底样不符，等到退回时，诸多损耗，于是仿冒牌号，都不能取信于人，交易之间，非常不便。远方的客商鉴于此，因此裹足不前。这是商人中愚蠢而无信的人。更有垄断居奇来图谋暴利的人，某处某货出产欠收，他们知道得较早，趁着价格未高时大量收买，囤积数月，等到价格飞涨至极高时，他们才销售。如此屡屡让众人吃亏，一人独得其利，已经很不公平。现在电报通达，轮船便利，将来铁路普遍开通，运载更加便捷，如果有某种货物价格非常昂贵，那么远处贩来的人必然多，而近处购买的人必然减少，货物价格能不低落吗？倘若囤积的货物不能提前出售，必然导致本利尽失，一败涂地。这是商人中愚蠢而最贪婪的人。凡像这样的人，他们求利的心固然与人无异，而求利的方法大大不合于理，充其求利的量，必定要使利益全归自己，祸害全归他人而后快，却不知道天下的人都有相生相养的道理，只有互相依赖才能成就万事。如果只知道损害他人来作为自己的利益，而不知道人不损害自己也就不损害他人，然后才能得到大利。大必至于自废而后已，贸易一道有盛有衰，循环不已。当它衰落时，如潮水迅速退落，各项生意亏折的多，只有智利谨慎保守，仅能自免罢了。这兴衰循环的事，大约以十年为期，按而计算，历历不爽。西方人说这与太阳射至地面的热有关系，如日射地面之热极减少的一年，即商务极衰之年，贸易者于此须格外谨慎以防倾跌，而中国商人于此一端更觉茫然。果何以使其明晓，最激而思患预防呢？四民之外，则有道士、僧人，借拜忏念经来骗人钱财，只知道十方布施，利己损人。如果问他们道教、佛教、儒家的宗旨，则很少有人知道。此外又有流氓、乞丐、游手好闲的人，大都遇事生风，无恶不作，危害乡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更有斋匪、游勇、剧盗、强盗之类，则都是亡命之徒，残忍不畏死，虽然屡次经过国家严法重刑，也不足以惩儆。近数十年中，又多民教不和的案件，起初造作谣言，惑人听闻，随后逞其血气之勇，掠焚毁，酿成大案。朝廷严辨之事，所获匪徒无不依法惩治，而迄今此风仍未稍息。这类作乱的根源，固然不外乎好勇而疾贫，而好勇疾贫的原因，不外乎幼年失业，养成其贪婪暴戾的性情，而视人世间正经的事无一可为，甘心做这犯法的事，虽死而不悔。从未听说有一人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以追求恶始而美终的。唉！人谁不是禀受父母的精血而生？当他在襁褓之中，提捧负畏其短寿，万不愿他成人以后入匪徒恶人之党，而不保全首领以死。然而蒙养之功，及谋生之任，其流入邪道，则逞其私智，变诈百出，等到究其归宿，则冒险从事，置性命于不顾。人如果安分营生，世间何事不可谋食？何必干犯王章，为众恶之所归？当擒获之后，讯供明确，绑赴市曹处决，悔之晚矣，这不是愚蠢是什么？

再综合论述，婴儿离开母胎之后，自必食其母的乳汁，以此生长，其母也因乳汁的流通，能身体健朗少病。然而哺乳的期限，并非没有限制，大概以一年左右为度，因为婴儿生满一岁，牙齿已长，足以咀嚼食物，不必再食母乳，这是天地生人的本意。然而现在的人，大多不明白这个道理，富贵之家，往往不愿亲自哺乳，多雇乳母来养育婴儿，这有两害：产母因乳汁不通，血气不能畅旺，产后常身体虚弱多病；他人的小孩，因食乳的期限过短，也能

译身体虚弱多病，无法长久养育，以致早逝夭折，这也是两败俱伤的道理。贫苦人家，自己哺育孩子，毫无节制，常见三岁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看那孩子面色发黄身体消瘦，问那母亲则头晕眼花，不知道病从何来，却不知道都是因为哺乳时间过长的缘故。更有母亲已经怀孕数月，却仍然不停止哺乳的，这件事更加违背常理，吃奶的孩子因为乳汁质量不好，必定多病，腹中的孩子因为母亲哺乳，难以生长，而母亲用一副身体兼顾两个孩子，其无法支撑的情形，更是不言而喻了。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但知道的人很少，不仅乡下愚昧的人无知，就连普通的医生，也很少有知道的，岂不可叹？小孩子到四五岁时，已经稍微有些知识，此时启蒙教养以端正为先，切不可用虚假的话引导他，败坏他的心术。却知道世上的人，因为小孩子喜欢顽劣，多方哄骗，久而久之连真话也不相信，更久之后自己就能弄虚作假，因为他父兄小时候就是这样，那么长大后可想而知。下等人家养孩子到七八岁时还不让他进私塾读书，所见所闻多半是伤风败俗的事，甚至拿别人的东西，骗别人的钱，父母并不告诫责罚，反而往往称赞他有本事，习惯之后，以此为常，还指望他走上正路吗？女子到六七岁时，也不让她进私塾读书，只知道裹缩她的脚，使脚尖小伶仃，以为美观，举步艰难，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身体逐渐虚弱，疾病丛生，所以中华女子矮小的多，高大的少，瘦弱的多，强壮的少，出嫁后所生的儿女，也多羸弱，几代之后，其不灭绝的几乎没有。又有贫苦人家，衣食不足，男孩在十五六岁时，已经肩挑重物，勉强行走一二十里路，损伤他的筋骨，因此不能长成。到二十多岁时，仍然矮小如孩童。这类人都不长寿，所见到的很多，很可叹。更有极贫的人家，夏天没有蚊帐，冬天没有被褥，一间屋子里污秽不堪。问他的职业，就说做小工，或者推车度日。问他的收入多少，就说每天也不下二三百文。问他的家口多少，就说也不过几口之家。考察他为什么窘迫到这种地步，不是嗜酒，就是困于赌博。终年如此，即使收入较多，也不能有盈余。做妻子儿女的，艰难万状，几乎无法生存。唉，这类人沉迷而不醒悟，竟然没有醒觉的时候，真是所谓自作孽不可活。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孽海中回头，登上彼岸呢？饮食衣服，一个是养身，一个是蔽体，人们都知道，却不知道养生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人的思虑动作都有消耗，不得不借助饮食来补充缺乏，而所补充的东西又分长肉和生熟两种。肉不长就会饥饿，皮肤必定导致羸瘦；熟不生就会血液凝滞，都足以伤害生命。此外还需要洁净的空气以供呼吸之用。因为体内的血液在全身运行一周，难免有秽浊之物掺杂其中，必须从肺呼出。这是血液中的浊质造成的。呼出之后，必须用清气来补充其缺，而血液就由紫色变为红色。紫色，是秽浊的颜色；红色，是洁净的血液。人没有清洁的血液，就会疾病丛生，不可救药。所以饮食还可以暂时缺少，而呼吸则不可以偶尔停止。确实因为气为血用，而血为人用，供其职的只有肺与心。心的力量能使血液在脉中流行，肺的力量能使血液中的浊而紫的变为清而红的。这也是造化的妙法。当今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饮食之物只取滋味适口，而不考虑养身的功效。什么东西最有害，常多吃无益的东西，撑肠满腹，消化不及，就足以成病，也不考虑长肉生熟哪种独多。往往夏天多吃生熟之物，而冬天多吃长肉之物，反其道而行，久了必定受其害。

译城市之中，污秽不堪，散发出恶臭之气；居室之内，堆积着霉烂之物，又不加洗涤，也散发出恶臭之气。又有一间房内，聚集了多人，清新的空气变得浑浊，又不肯开窗以流通清气，那么无病之人也会感到烦闷而头晕。若有病人，就更不相宜了。所以天气酷热之时，瘟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呼吸空气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饮水。水的作用很大，能使人体柔软滋润，能消化各种食物。食物在胃中化为血液，依靠水来消化，血液含水运行，遍布全身，补充身体缺乏的物质，又将用过的物质排泄到血管的出口，渗入大小肠，而大小肠依靠水的冲刷将其排出体外。所以消化、养血、通血、大小便这些事，没有水就不能完成。而水的种类可分为蒸水、雨水、河水、井水、泉水和海水等。其中蒸水最洁净，雨水次之，河水则有清有浊，清澈的可以饮用，浑浊的不可饮用。大城内的井水，常有污秽之物随水而下，饮用不宜。靠近坟墓的泉水，饮用也不宜。凡是日常使用的水，从靠近沟渠的地方取用的，饮用必有大害。海水含有盐分，饮用不宜，只供洗浴之用，则对人身有益。凡人常用洁净的水，可以防病延年；多饮不洁之水，就是疾病的根源。而世人常常忽略此事，只知道挑取污浊的水，用白矾来净化，澄清后供饮食之用，不知道水中还有恶质，是下白矾所不能去除的，仍然存在于水中，水色虽然清澈，饮用也有害。至于衣服，则不专为遮蔽身体而设，大抵人体的热量，有一定的限度，不论天气的冷热，都不宜过多或过少。只有热量的性质，容易散失和传递，又因为空气的热量，通常小于人体的热量，所以必须有材料在身体内部化合，补充传递散失的热量，使体内的热量不减少。身体外部则全靠衣服保护身体的热量。冬天穿皮衣，使体内的热量不易向外散失；夏天穿白色的衣服，阻挡阳光的热量，使其难以进入人体。冬天穿法兰绒作为内衣，使身体的热量不散失；如果不穿法兰绒，那么穿棉布胜过麻布，因为棉布传热慢且能吸收汗水。材料之外，还要知道颜色的不同，黑色吸收和散发热量较白色更甚。夏天穿黑衣，比穿白衣更热；冬天穿黑衣，比穿白衣更冷，所以衣服以浅色为宜。现在的人并非不讲究衣服，只是只知道外表装饰美观，而不考虑是否适合身体，竟然有四季的衣服已经完备，而贴身的内衣却污旧不堪的。而且因为洗浴不勤，皮肤汗孔都被尘土污垢所闭塞，汗气不能顺畅排出。上层的被褥也不能厚薄适中，寒冷的时候并不加羊毛毯，而仍然絮被。贫苦之家竟然有终年用席而不用褥的，自以为家境贫寒，只能如此，而不知道平时浪费的钱也不少。如果能稍知节约，那么购置被褥作为御寒之物，尚非难事，岂不胜过饮烈酒以取暖，用炉子温被呢？此外婚丧喜庆之事，也多繁文缛节，而不能切中事理。风水的说法尤其觉得害人不浅，说起来真令人痛恨。让人在出殡一事上，往往花费大量金钱而不惜，等到停棺之后二三十年不埋葬的，所在多有，岂不是因为选择风水而误事吗？非常可叹。

唉！人的智愚、贤不肖，固然由于上天的赋予，而无法挽回。然而不可改变的，终究只是愚下之人如此；如果是中等资质的人，则未必不能教化。道义方面，我国如果革除一切虚文，用人行政的方法，都以实事求是为准则，那么民间的风俗，自然也有大变的契机。地方官员关心百姓，时时以民事为念，去除不利于百姓的事物，兴办有益于百姓的事物，那么民间的气象，自然会焕然一新。民气既振奋，民心既稳固，那么根本已立，然后讨论教化的方法，大概不会担心有隔阂。教化的方法，就是用来开启民智的。大纲约有三个方面：一是读书。中国的儿童，不担心不能读书，而担心不能理解深奥的文理，不能迅速明白，所以读书几年就出塾的，其所学全部荒废，与未读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计策，应当编写浅显易懂的书，以文字为经，以名物事理为纬由两三个字到五六个字，以至成句，句子有长有短，而文理就蕴含其中。由单句之外，再阐明连句的方法，即成一则文字，所讲的无非是指点眼前切近之事，儿童读了，能心领神会的，还恐怕不明白，又辅以图画，使其能够记忆。等到识字已多，文理略通，就仿照经史百家简编的方法而变通之，凡是有发挥事理、增广见识的，都是不可不读的文章，全部载入其中，使读者感兴鼓舞而不能自已，而文辞的变化，也已纤悉毕备了。此外应学习算学、舆地两门。

译大凡算学中精深的部分，都是专门名家的学问，而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实际上是人人应当知晓的学问。凡是世间有益的学问，都以算学为基础，如果不通晓算学，那么所辨别的事物大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毫无把握。如今印行的算学书籍已经不少，应当选择其中简要易懂的三四种作为私塾的教学用书，再辅以《几何原本》与算书配合使用，使学者在一天的功课中，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学习算学，那么天资聪颖的人会更加开启其灵明，而天分稍低的人，也可以磨练其心思，从而成为有用之才。

地理书籍，可以开拓心胸，使人周知形势；况且奉君主之命出使外国，在他国港口进行贸易，在异域考察风俗，在边疆统领军队，乘船航行于海洋，历经数月之久而看不到岸边。如果没有其他志趣来辅助考证，没有地图供查阅，那岂不是像盲人没有向导一样，茫然不知所措吗？我曾考察地理之学，原本源于地图，而阅读地图的人，必定要先知道绘制地图的方法。如何测量地球表面的大小远近，以及呈现何种形状？并在一张纸上缩绘成图，这不是平时熟练的人不能一看就明白的。而且地志是史书的根本，读史书而不知地理，就不能明白各国的分裂以及历代的沿革。因此，私塾中应当兼习地理这一门课，先从本国扩展到外国，从本州扩展到其他州，再从近代远溯到上古。如果还有闲暇，就可以研究地下的各种物质以及地面的高低形状，以及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动植物，这些都是幼年学习所应当知道的，也是书院中必备的功课。

第二是格致。格致之学所包含的内容很广，穷尽毕生之力也不能全部知晓。其中只有最切实而最紧要的，就是身体之学。如今中国人都不相信西方人身体坚壮的说法，认为西方人的食物与中国人不同，所以西方人多强壮，中国人多虚弱。依我看来，食物固然也是养身的重要事项，而身体的强弱还与其他事情有关。如果能够确切知道人身是如何生成的，如何成长的，如何衰老死亡的道理，必定对保身度日的方法大有益处，而疾病必定可以减少，身体必定能够强健，从而增加智慧，足以宏大救济艰难。然而这门学问也不是朝夕可以学成的，除了从名师讲解图说之外，还有必须剖析细微而知道的。中国贫民急于谋生，或许没有闲暇做这些，那么先明白其总纲也可以。

第三是公会。大抵学问工艺等事，贵在切磋琢磨，互相观摩而向善。中国不乏有志之士，只是声气不通，见闻孤陋，不能得到朋友的辅助，共同有所成就。西方人深知集思广益的有用，足以造就人才，所以特别准许民间设立艺学之会，定期聚集在一处，或者讲论新得的理论，广泛演习新创获的方法，将一人所知的理法传授给会中的人，刊印书籍传播到各处。所以西方人在制造工艺之学上竭力推求，不肯甘居人后，又因为结成学会的缘故，容易得到众人的支持而成就并不困难。如今中国也应当仿行此法，特别准许民间设会，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都不在禁止之列。推广开来，凡是博览会、赛珍会，以及博物院、藏书库，都可以由国家举办，而准许民众进入游览观看，以扩大见闻。这也是开化民众的重要事务。

这三者都是人生切要的关键，而富国强兵之道，实际上也不外乎此。如果能够这样，还说黄种人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我不相信。拿这个去请教通达时务的君子，认为怎么样？

译广论

兴亚策

何文炬

自从中西交通，风气大开，互市订盟，五大洲并立。议论者把俄国比作秦国，英国比作晋国，法国比作楚国，日本比作齐国。虽然他们思患预防，言辞激切，然而地球的强盛，没有超过现在的。中国地处亚洲，物产民力，比外国强百倍，而最终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振兴的方法没有讲求。我私下认为夷祸如燎原之火，大局不堪设想。这在兵法上，是说财物耗尽、力量屈尽，那么诸侯就会乘其弱点而起。这在战国时期，齐国不贿赂秦国，于是有了抱薪救火的比喻，薪柴不尽，火就不会停止。自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就知道一定会有今天。然而以天下之大、臣民之众，难道就没有扶危定乱的人才、起死回生的方法吗？只是仍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刻舟求剑，那么最终只能束手无策。《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谈论时务的人，仅仅用西法来应对，却不知道通变是振兴的根本，道理本来有比这更大的。如果寻求战阵的人才，就一定是咸丰、同治年间的老将；如果寻求封疆大吏的人才，就一定是曾历任督抚的人；而不知道这些人已经今非昔比，让他们担当重任会误事，这难道只是小问题吗？由此推论，资格限制他们，捐纳滥竽充数，贿赂公行以窃取职位，占据其位的人大多不胜任，胜任其位的人大多不给予职位。用人的方法，竟然成为一种形格势禁的局面。如果不廓清积习，破除成例，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不会出现，这是应当通变以求振兴的一个方面。中国海战的风气，不是几十年所能打开的。十年前曾说专恃海战是两失之道，扼制重兵于陆军是得半之道，倚仗必不可靠的水师，那么陆军每每观望水师的胜败来决定进退，牵动全局。日本那一仗，坚船利炮都成了敌人的资粮，而陆路四百二十五营都归于无用。不如精练陆军，分布要害，敌船逼近之处，濒水的州县市镇村落，官民的仓库物产搬徙一空，而我军离开水边数千里驻扎，他们不能离开水，我们的土地不能捆载带走。他们如果深入，然后我们陆军制敌的方法才能一一施行。这是应当变通以求振兴的一个方面。古时王畿不过千里，诸侯封地不过百里，现在封疆大吏所辖何止数倍？事权何等重大？时局艰难，应当如何认真振作？有备无患，然而一旦有事，朝廷内出一纸文书，就足以松弛其肩臂，泄露机密的人乐于侥幸无事。有一个总署，既给了外人抓把柄的工具。而遇事请示，遇事掣肘，即使管仲、郭隗再生，也不能施展全部才能。有为的人也将心灰气塞。应当明确颁布谕旨，交涉之事各有专责，边疆之事不进行遥控指挥，既以激发当事者的奋发之气，又以抵塞洋人直接到京师要挟的故技。这是应当变通以求振兴的一个方面。理财在今日自属急务，只是利欲深入人心，既深且毒。如贪污、虚报、偷减、侵吞、掠夺、诈骗，这几种情况概括了。这在当今已成痼疾，孟子所谓“后义先利，遗亲后君主”的征兆，这就是了。那些因赃罪败露的人，官员则革职，幕友、家丁则驱逐。不知道积久之后败露，已经饱其欲壑，仅仅给予革职、驱逐，对他们没有丝毫损失。那些未经败露的人，仍然无所畏惧。计议只有申明罚款的条例，酌定官员、幕友、司事、书吏、门丁几项而民间不参与。颁发简明条例，有犯必追，估计累积资财若干，勒令吐出若干，除了罪在不赦，流放徒刑以下都准许作赎。就像甲午年魏汝贵一流，那时贪人败类，如果实行此法，所罚何止数百万？把从公家取走的还给公家，既不法也不伤恩，既可惩贪，又可助饷。只要破除情面，核实奉行，那些贪婪的人知道已入之财终不能据为己有，他们的行迹也可以稍微收敛了。这也是激励廉耻、端正人心的一个帮助，应当变通以求振兴的一个方面。大体上事情有万端，而实行有顺序，中有纲领，有条目，有功用，有效验。然而不综核名实，那么积重难返，仍然恐怕无从振兴。现在如果集合政府王大臣聚谋一室，试立“名实二字于此，覆按诸大政大计，孰名孰其，其无不相应者乎？再按诸握虎符、拥节旄、专一方面及凡百执事，孰名孰实，其无不其应者乎？再按诸洋务、学堂、艺院、一切制造，其名孰实，其无不相应者乎？如果去掉其不相应的，而病源洞见，症结实求；那些所以相应的，而处方直达膏肓。遵循这几点切实讲求，将环亚洲的人士，自无不仰慕向风，廉顽立懦。岂止可以驾凌泰西各洲之上，即使以此咸五登三，也可以。这是在今日留意振兴的人。

保种策

陶崇新

狡猾啊！洋人在内地交涉。起初，开埠通商，而内地的财源流入漏洞了。接着，寻找衅端动兵，而内地的军需耗费巨万了。最终，议和索地，而内地的形胜归于乌有了。现在又喋喋不休地以瓜分为谋。瓜分，上天难道遂其欲？然而

译或许在将来，像英国、俄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如果放纵狼一般的贪婪，纵容虎一般的欲望，瓜分占领我们的土地。那些在议院中的大臣们，图谋征服华夏百姓，将其变为臣妾奴仆，难道能保证没有后患吗？他们必定会以遏制和杜绝动乱的萌芽为当务之急。要知道，天下的动乱，没有士绅富户参与不足以成事，没有才智之士策划不能成事。那么他们一定会效仿后梁的旧计，将士绅贬入污浊的行列；沿袭秦始皇的老路，把儒生当作粪土坑杀，这样他们才能高枕无忧了。唉！士绅富户，才智之士，这是什么种族？不就是所谓神明留下的后裔吗？从今以后，局势真是危险得像堆叠的蛋一样摇摇欲坠了。虽然如此，如果不幸没有出生在乾隆、嘉庆年间，得以蒙受恩惠保护的福荫，但幸运的是还没有遭受杀戮的惨祸，还可以谋求自我保全的方法。自我保全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士绅富户来说，不如散财发粮，缓解国家财政和民生的困境，自己安于淡泊；对于才智之士来说，不如隐藏行迹、收敛才华，保持大智若愚的心态，自己坚守愚钝沉默。这样或许那些狡诈想逞强的人就不会因为顾忌而产生忌恨，因为忌恨而产生怀疑，因为怀疑而图谋陷害，最终将他们置于鼎镬刀锯的酷刑之下。这难道不是幸运的吗？难道不是美好的吗？至于私下勾结邪党，作为苟且偷生的手段，虽然活下来了，但良心难以蒙蔽怎么办？远逃海外，作为避难的计策，虽然安全了，但远远抛弃妻儿家庭怎么办？善于自我保全的人，不追逐利益，不追逐名声，而是混迹于愚昧的普通人中，似商似贾，亦学亦农。老子所说的“知道光明，却安守黑暗；知道刚强，却安守柔弱”，确实是乱世中存身保命的上策。这样或许神明的后裔，不至于灭绝无遗吧？虽然如此，凭借七千万里的土地，四百多亿的人口，我怎么知道没有贪恋钱财的奴才，甘愿在纷争之际献出头颅；追求虚名的佞人，甘愿在夷狄手中遭受杀戮呢？唉！

译招徕论

用华夏文明来改变蛮夷习俗，经典中有依据可循。但重视文治、轻视武备的积习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招揽他们却不应召，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楚王喜欢细腰，臣子们就多节食；宫中喜欢高髻，城中女子就把发髻加高一尺。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会有招揽而不应召的人呢？只是担心招揽的方法没有完全合乎情理罢了。中国重视门第品级，由来已久。从前韩信羞于与樊哙为伍，袁宏耻于与伏慆同列。这些人本属功劳地位相同的人，尚且有傲视他人的心态。一旦良莠不分，香臭同器，那么有志之士就会感到束缚而退避离去。查考本地聪慧的子弟，如果文理通顺，必定已经名列学校。至于武生、武官，大抵像斛律敦那样署名，像金迷那样混乱制度；像库狄干那样押字，像锥逆那样书写。间或有承袭世职、通晓汉文的人，但也很少了。我想主帅智慧周全，洞察万变，难道见识不到这一点吗？只是因为整顿军队、经略武备的宏图，不得不表现出广纳兼收的态度。只是人员混杂，真假难辨，倘若考核稍有疏忽，弊端必然丛生。恳请主帅命令考官严密阅卷，无论何种功名，都以“文理精通”四字为根本。等到录取后，其中的子弟武生，令其取得同乡官员及本省德高望重的绅士出具的保证书，证明其身家清白，品行端正，并无冒名顶替的情况，才准许来堂统一学习。这样聚集在一起就没有混乱的担忧，听到风声的人也不会裹足不前，那么门第品级就适宜澄清了。北洋学生的习气很深，被人诟病很久了。南洋开创之初，听说规定每月津贴二两，请假过年，按日扣除，法令颇为苛刻细致，必定没有杰出之士应召。近来在安徽看到湖北招考的告示，官场及书院中都有想去湖北投考的人，但犹豫说：“某某根基卑劣，如今在北洋学生中列为上等；某某只识几个字，如今去南洋报考却得了名次。我与他们并列，怎么行呢？”揣测他们的隐念，只是怕识者将他们与其他省份一样看待，所以犹豫不前。虽然固执不通，但他们的想法也值得同情。恳请主帅体察人情，略微改变旧制，或者本着储备将才、练习武艺的本意，另外赐予名称，即援引高才上舍的规矩，一新耳目。虽然属于朝三暮四的手段，但略示泾渭清浊的区别，那么名目就适宜不同了。

危论

孙福保

局势危急了，抱着火种放在潮湿的柴草下面，火没灭，柴没燃，就认为火不能造成危害。知道这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不大声疾呼，扑灭火焰才肯罢休呢？却还安坐在一旁，神色不变，一定要等到烧焦头发，烂掉额头，然后才惊慌失措，肃然恐惧。什么是危险？不担心所该担心的；什么是不危险？担心所该担心的。像这样，罢了！今天的天下，如同重病侵入脏腑，却还能勉强吃饭，安稳走路，庸医看了认为没有病。扁鹊望其气色却感到震惊。把三百兆两的金钱丝织品输送给敌人，并不是夺取百姓的财物来填补。然而税收因此增加，俸禄因此减少，军队因此裁撤，不直接夺取百姓的财物却比直接夺取更甚。如同暗中吸取脂髓，逐渐变成枯骨，那么皮毛肌肤依附在哪里呢？民生枯竭而身受饥寒的危险还小，民怨激愤而揭竿而起的危险极大。我担心今天的祸患不在颛臾，而在内部。西方人觊觎我国，固然不敢忽视。他们用商业困窘我们，用武力胁迫我们，用铁路侵袭我们，用铁舰镇守我们，却还不轻易发动战端，为什么呢？他们本来认为耗尽我国的财力，使我国百姓自相残杀，以至祸乱。他们慢慢在旁边窥伺，安坐而获取，不劳一兵，不费一饷，不断一矢，就可以夺取别人的国家，如同翻手掌一样容易。流寇的祸患，比明朝圣代龙兴时更剧烈。起来承接它，开国基础的忠厚，没有比我国更忠厚的；而得到国家的容易，也没有比我国更容易的。得到容易，守住就难。朝廷一天禁令松弛，百姓就一天安危不定。直到今天，强敌四面逼近，虎视鹰瞵，其苗头萌发，看得清清楚楚。天下深识之士因此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如同坠入深渊。广泛设立学会以开启民智，这确实是今天的急务。但天下的局势最终不能依靠这个来求得安定，是因为风气在下面开启而在上面受阻。上面的人不是不知道今天的局势如此岌岌可危，认为可以稍微缓一缓，不指望在自己身上亲眼见到罢了。拖延是事情的贼害，如果不早图谋，后来将后悔莫及。不在自己身上，必定在子孙身上。如果自己追求极度的安全，而留给子孙极度的危险，难道是好的计策吗？祸患的迟早不可知，而让中原涂炭，神州沉沦，谁主宰这个？谁维系这个？天下有不归咎于准备不早的吗？现在毅然决然地实行西法，还担心愚昧的人不能完全开导，利源不能立刻打开，转危为安的效果，尚且不可知。为什么拖拖拉拉，因循守旧？熟视大局将倾，而燕雀却安然处之。风雨飘摇，不是周公善于忧虑王室。那么中国应当怎样才可以呢？确实不变法就不能成功。日本维新以前，外受强敌压迫，内受封建束缚，建国基业悬而未决，不绝如缕。俄罗斯也是昔日贫弱的国家。自从彼得改行欧洲列国的政治，富强的效果如同马缰绳一样容易控制。如果这两个国家拘泥于旧常，不改变，直到

译今天，把中国等同于地球上的那些小国是可以的。假如中国在开放海禁之后，立刻效仿那些国家的政治教化并全面施行，跻身于俄国、英国那样的强国富国行列也是可以的。然而，中国积弱至今，如同毒疮肿胀，逐渐走向溃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起初对西方事物拒绝得太严厉，后来对西方事物了解得太肤浅。拒绝得太严厉，导致操切急躁而关系决裂；了解得太肤浅，导致抵触排斥而不通融。天下没有别人使用某种方法有效，自己使用却无效的情况；也没有别人做成功了，自己做反而失败的情况。然而，由于迁就妥协、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最终导致想实行中国的方法，却是羊的实质而披着虎皮；想学习西方的方法，却是刻画的天鹅却像鸭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迟疑观望、顾虑重重的见识误导了人们。中国方法的成效，已经在夏商周三代和两汉时期显现出来了。自晋代以来，实际上弊端丛生，到了明朝，真正的治国理念几乎失传殆尽。如今，五大洲的交通四通八达。汉朝对于西域各国，想要开拓却未能做到；我们对于整个世界，想要限制却做不到。日新月异，确实开创了千古未有之局面，却仍然用旧有的法则来约束它，这好比病人的病情瞬息万变，经历了千种变化，而医生却仍然拿着最初的药方来治疗，岂不是错误吗？即使是中等人家，拥有千金的家产，尚且不忍心将自己的疾病托付给庸医；拥有二十二行省如此广大的疆域，四百兆如此众多的人口，却采取万无一失的保全策略，这不仅仅是用隋侯珠去弹鸟、用黄金去赌博那样轻率啊。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人人都为此担忧，也人人都能触及这个问题；而那些昏庸的人却不明白，反而把天塌下来的担忧，当作杞人忧天的愚蠢，把绩麻的简陋，当作漆室女的智慧，岂不是糊涂吗？或许有人说：人在天地间，就像太仓中的一粒米。天下安定吗？在于君主；天下危险吗？百姓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担忧，这也是过度忧虑吧？回答说：不不，天下的治乱，普通百姓也有责任。井壁已经破损残缺，却以为在江湖中快乐，可以吗？可以吗？这必须仔细考察中国之所以积弱、欧洲之所以富强的原因，探究其本源，梳理其支流，纵横分析，清楚地了解中外古今形势强弱的原因，于是深切地感到震惊，于是惶恐地感到恐惧。谁在呼吸我？谁在抚摸我？道义上不可推卸，而个人的利害就在其中。如果能够磨砺自己以等待时机，一旦劈开阻碍、引导方向，不至于让锋利的刀刃变钝，被天下人嘲笑。人人都有这种心，就积累人人的力量，从而在危险中奠定天下，使危险的地方不危险，所以就不危险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说：尊崇中国，排斥外人。

译我的浅见

价值千金的皮衣，并非不珍贵，但保留其皮革和絮棉，胜过它的温暖。干莫剑的锋刃，并非不宝贵，但去掉它的芒刺和铅块，才能夸耀它的锋利。事物不能没有傲气，等到它破旧时，事物就不适合使用了；使用不适合，还夸耀事物的美好价值吗？从前我们中国，参酌古今，区分法度戒律，在厘定政事的初期，灿烂完备且依次得当，直到今天，历经岁月将近三百年，积累时间成为长久，积累长久在使用中而变得破旧，抱着蜀地那样的旧习依然如此。朝廷的修治，与往昔不同，坚守破旧的法度，任用破旧的人，施行破旧的政事，这三者都破旧，指望天下不破旧，形势上不可能。器物破旧了，更换一件器物而不破旧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件器物加以革新而不破旧的也有这种情况。更换一件器物而不破旧的，是变行西法；就是这件器物加以革新而不破旧的，是人心。每天从事于西法，破旧的人去施行，西法也随之变得破旧，大概人心的破旧，百倍于法度的破旧。那些整顿海军，开辟船厂，改革台制，以及一切新政，这是更换器物了，但不适合使用，与破旧器物难道不相同吗？那么是法度破旧呢？还是人心破旧呢？法度的破旧，一旦革除并不难；人心的破旧，它的由来是逐渐的，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改变之难，像盗跖切人肝，吃人肉，习惯成自然，纳入绳墨规矩之中，割肉卷起悲伤，难道厌恶束缚手脚吗？所以未破旧的人心，不破旧可以罢了；破旧的人心，转变为不破旧，能得到吗？那么人心的破旧，听任它吗？回答说：不不。人心的破旧，法度的破旧，是其中的原因。暗室之中，有污秽之物了，不扫除清洗它，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如果在上面开窗，明亮的事物全都显现了。所以不变破旧的法度，就不能变破旧的人。怎么变呢？拘泥牵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与贪婪欲望者并列而成为四类，以贪婪欲望者为不才，想要攻伐去除他们，却不知道拘泥牵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者紧随其后。让拘泥牵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人承接事务，于是人破旧，于是法度也随之破旧。所以想要变破旧的法度，就不能仍然任用破旧的人。日本维新时，守旧派和革新派互相攻伐，最终革新的作用优越，守旧的作用不足，守旧者于是自我悔恨计策的不适宜，思虑的不正确，于是全国人心破旧的也化为不破旧了。王安石实行新法，任用新进少年；德后摄政，任用酷吏。并非新进少年与酷吏是用人目标，只是不这样顾虑就多，不足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所以商鞅徙木，秦始皇焚书，是霸术。是暴政罢了。而天下人正苦于驽马，忽然像骐骥骅骝，一天奔驰千里，快啊！有人说：中国的病正像漏船，不是一件短衣能堵塞的；正像拥肿的树根，不是一刀削切能矫正的。虽然有离娄的明目，师旷的聪耳，苏秦张仪的辩才，孟贲夏育的勇力，强迫天下人说：“这个是破旧的，那个是不破旧的。”智者怀疑它，下愚者听到道理，大笑它。每天进献良法美意在他们面前，飘然像风过耳边。秃头施发，病中求医，是情理。坚守破旧法度而不知变，何异于囚禁头部而以头发稀疏为美观？讳疾忌医而不求治疗，最终药石无可投掷，将终于破旧吗？不是的。童子喜欢华丽的衣服，已经穿上破旧短衣，旁边有文绣的，就惭愧。试着与你游历泰西，脚所踏的，眼辨其形，耳所听的，心识其状。泰西破旧吗？中国破旧吗？听你自己分辨，不待多言以告知。以四亿人的知觉灵明，说安于因陋就简，也是轻视天下士了。有善于变通的方法在，开启民智罢了。晓谕他们说：“你所说的良法，法确实良，但积累久而破旧，它的良也仅仅如此了。与其不变听任它破旧，不如善于变通以保全它的良？”天下听到这话的人，或许点头而不违背，必定桎梏，拘禁，强行纳入其中，不是正道。激怒而加剧：“你说用肥甘进献我，安于粗粝吗？我的法，我的性，我的天。顺应我的性，保全我的天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变？”这是激怒到必然敌对，而更加坚固。现在不是这样，兴办学堂，训练军旅，设立工厂，保护贸易，学术，兵术，工术，商术，一切的破旧，都这样而国家无破旧政事，无破旧人，无破旧法。黄钟鸣响，不为瓦釜；既偏斜的太阳，挥动鲁戈，大概有治愈的希望吗？唉！天道没有只消减而不增长的，人道没有只谦虚而不盈满的，君子之道没有只坚守而不变的，决然舍弃它，毅然去除它，这是我所期望于当权君子的。

论宽严异用

书上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无功。”这是说用兵讨伐暴乱，所以驾驭部下，应该严厉不应该宽厚。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万物尚且爱惜，何况人呢？《大学》说：“有人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富。”孟子又说：“百姓最贵重，社稷次之，君主最轻。”看待百姓的重要性，如此，而敢以武健严酷的风气严厉对待我的百姓吗？那么宽与严，截然两条路，不可以并用，也不可以误用，这

译其中应当善于区分对待。大抵“宽”字适宜用来治理百姓，“严”字适宜用来治理军队，使用得当，那么宽与严都能起到补救作用，而不会造成危害。从前有个善于打比方的人，说治理百姓如同治理眼睛，治理军队如同治理牙齿，正是这个意思。因为眼睛贵在养护，静坐凝神，息心静气，从容浸润，这样眼睛才不会受伤；如果时时拨弄，刻刻点药，必定会弄到失明才罢休。眼睛是清虚的器官，固然不能有一丝尘土沾染，也不能有一点金石药屑进入。有病就只治疗病处，无病就听其自然，这样才算是治理眼睛的方法。像商鞅立法示信，王安石创立新法，并非没有让人耳目一新，但秦朝和宋朝的元气实际上因此丧失，所谓得不偿失，又何必这样做呢？从容地安抚百姓，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去除严重的危害而不做得太过分，就像柳宗元《郭橐驼传》中所说：“种植要稀疏，培土要紧密，种下之后，不再去管它，听任它自然生长。”这才是深得治理百姓的方法。有人说治理乱世要用重典，古人也有用严刑峻法的，火猛烈所以百姓畏惧，水柔弱所以容易溺水，子产曾经讲过这话。但要知道这几句话是因时制宜，只是救时的良策，而不是治理百姓的根本大法。至于治理军队则相反。设立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往往与士兵同甘共苦。吴起做将领，与最下等的士兵分食同羹，士兵生了毒疮，亲自吸吮脓血，可以说是爱戴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宽厚到了极点。不知道变通地使用宽厚，并不是废弛纪律的意思，而是特别厚待以团结他们，使他们为我拼死效力；如果有违犯，则法律不容宽贷。孙武训练吴宫美人作战，把吴王宠爱的两个姬妾作为队长，三令五申，她们仍嬉笑不止，就斩杀队长以警示众人。司马穰苴以齐王宠臣庄贾为监军约定时间，庄贾迟到，按军法处置，都是为了树立将领的威严。将领没有威严，士兵就不畏惧将领，没有不失败的。但是这些威严是用在临时，而不是施行于平日。实际上平日如果没有令人畏惧的威严，那么临时仍然无法使用。孙武等人之所以使用加倍的法度，正是为此。说治理军队如同治理牙齿，牙齿这种东西，日日洗刷，不让有一丝污垢留在其间，这样才能长久坚固。假如几天不擦，长时间不洗，必定会逐渐剥蚀，直到脱落才罢休。所以医家治疗牙齿的药物，不外乎磨砺洗刷等方法，确实是因为牙齿这种东西，坚硬就必须有克制它的东西，然后才能有益。如果听其自然，那么刚硬过度就会折断，这是必然的。凡是在军队中的人，大半刚劲居多，性情急躁多而安静少，意气必定奋发勇猛，行事必定勇往直前，心思多粗鲁豪爽，不能用柔和的方法制服。所以古代用兵的人，无不执法从事，命令发出就执行，即使是一顶斗笠一根草这样微小的事物，偶尔违令，也绝不轻易宽恕。至于今天则大不相同了，士兵有过错就曲意原谅，士兵有罪就轻易放纵。平日虽然操练有期限，训练有方法，但往往流于形式，所以目前中国讲求军事，水师陆军极力整顿，但治理不得其道，甚至有水师炮船沦为私枭的，这类事情正不止一两个地方。各军都有虚报名额，那么兵籍竟然有不符之处，这是将领的过错。将领既然开虚额来浪费军饷，就不足以制约下属，那些士兵认为上级既然借我们这些人来虚报名额，中饱私囊，那么我们也可以借他们的势力来谋求生财之道，于是依仗人多横行霸道，强行买卖，人们侧目而视，甚至发展到用炮船防盗，那就是通盗了，用士兵运盐就是贩私了，用百姓就是害民，至于抢劫奸淫，无所不为。这样的人还值得任用吗？于是有名将出来，是将他们一起诛杀呢？还是包容容忍呢？如果仍然包容容忍，那么这些士兵有名无实，决不可用；如果一定要一起诛杀，又杀不胜杀。唉，我恐怕即使有像孙武、司马穰苴那样善于用兵的人，也将无能为力了。虽然如此，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才，那么一旦振兴，重新确立纲纪，也并非难事。试看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当时士兵见到贼寇就溃败，从不敢放一箭。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傅桂章等各位奋起一呼，天下响应。他们所招募的军队，虽然有湘军、楚军、淮军的区别，其实大半是以前遇到贼寇就溃败的人。为什么以前用他们就失败，后来用他们就胜利？这不仅是因为统兵大帅的智谋过人，而且治理军队的方法，深得“严”字的诀窍。现在时值太平，或许反其道而行之，用严法治理百姓，用宽法治理军队，百姓多怨恨而军队多横行，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恐怕不是天下的福气。私下希望为当权者借箸筹谋。

译论中国宜设立文部之关系

中国开辟最早，教育最先，所以地球上的文明风气，都是从中西两亚传到波斯和欧洲的。阅读那些地方上古的史书，蛛丝马迹尚可寻求，没有一样不是源于东方的。没想到老大帝国积弊愈深，而西方民族在最近几个世纪却突然奋起直追，智慧大开，进步神速，而我们的文明却停留在过去，思想徘徊不前，只是抒发怀旧之情，发出思古的幽情而不自知，远远落在后面。于是讥讽嘲笑接踵而至，说没有教化，说半开化，还不止于此；强悍的人甚至想用兼并弱小、攻打愚昧的说法来瓜分中国，把中国的大陆作为殖民地，把中国人当作奴隶牲畜驱使，这多么过分啊！

近来朝廷鉴于动荡不安的日子，急切地崛起并主张变法，打算远宗英国和德国，近效日本。而在时间紧迫之余，姑且先从事那些特别紧急的事情。比如诏令各省府厅州县兴建大中小学堂这一条，它吸引天下人心，鼓舞并振奋精神，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维新的关键。如果真诚地推行，必定能使气象发生巨大变化，日益进步强大。教育是国家的基础，而文明的竞争，比起枪林弹雨，更能在无形中制胜。中国之所以受制于外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在别处。虽然如此，学堂虽然建起来了，但教育的宗旨不一致，其规模和等级又没有一定的章程作为限制，分散杂乱，精神不相关联，恐怕还不足以收到成效。考察东西各国，都有文部，作为一国文教事业的总汇，全国学校的事，都隶属于它，其重要性等同于内务部和外务部。文部所管辖的，从大学堂到民间社会的小学，以及私家的启蒙塾馆，都确定其教学的程度、学科的条理，并由文部大臣统领，有不合法的，文部可以处分。所以全国学校即使多达数十万所，也条理井然，纲举目张，因此蔚然成为教育的世界，无愧于光明且完备。

中国的礼部虽然有权掌管文化事务，但兼管而非专官，向来除了春闱考试外，其他事情不太过问。各省学政也只知以一年一次科举校阅文章为职责，对于学务置之度外，这是未改科举前相传的旧例。现在既然兴办学堂，形势不能不随之改变，应当特设文部一个衙门，把各省学政归入文部，把各省所有的学堂归入学政。其文部或者就名为学务部，将其职权从礼部分离出来，另订学务部则例，编成书册，仿照东西各国教育制度的做法，颁行全国并遵循，那么统一道德、同化风俗，很少有不由此而实现的。不然，现在各省学堂的设立，其权力在于督抚等封疆大吏，政事繁杂，未必尽心于教化；而学政除了按临考试外，反而接近于闲置而散漫，名实不符。在中央，礼官的权力不能及于督抚，以考察其设立学堂的效果，又没有民间学堂教育制度的定本，各家自为教育，各人自为学习，杂乱混淆，异说歧途。像这样想要彰显文明的教化，在东亚树立新国，不被外人轻侮，难啊。希望当局各位公卿及早奏请。

心战说

太严重了！现在中国既贫穷又衰弱。探究中国致贫的原因，都说商务不兴旺，这就是贫穷的原因。探究中国致弱的原因，都说武备不讲究，这就是衰弱的原因。于是策士们就说：想要使中国富裕，应当进行商战；想要使中国强大，应当进行兵战。这确实是对的！然而商战、兵战，中国政府各位巨公也不是不知道得很深很切，所以设立招商局以获取江海运输的利益，设立电报局、邮政局以获取往来书信的利益，铸造银元，兴建铁路，开采各矿，以及设立缫丝厂、纺纱厂等等事情，巨细不遗，没有一样不是兴商之道，怎么能不把它当作商战呢？建立制造局以制造枪炮弹药，建立船政局以制造雷艇兵舰，建立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练将学堂，以及在军营中酌情改变规制，士卒练习洋操等等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强兵之道，怎么能不把它当作兵战呢？然而执掌国家大权的人，也知道进行商战、兵战，而中国既贫穷又衰弱的状况依旧，而且更加严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策士们说：这不是商战、兵战的过错，上面的人只知道商战而不知道推行以尽其利，只知道兵战而不知道致力以求其精，所以进行商战而不胜，进行兵战而亦不胜，而中国既贫穷又衰弱，于是日益遭受外人的欺侮轻慢而没有尽头。我认为：中国的贫穷、衰弱，固然由于商战未得其法，兵战未得其力，但仅仅商战得其法，兵战得其力，还不足以战胜环球各大国。环球各大国的奋发英武，称雄于天下，角智而各不相让，角力而各不相屈，靠的是商战，靠的是兵战，而尤其靠的是心战。所谓心战，是什么？我说：我曾经观察过环球各大国，其君主、其臣子、其百姓，都有恭敬之心、勤劳之心、节俭之心、公正之心、诚信之

译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没有哪一点不足以胜过别人，所以他在待人接物时没有骄傲之心，做事时没有懈怠之心，约束自身时没有奢侈之心，处世时没有偏私之心，与人交往时没有欺诈之心，安居自守时没有悖逆之心，内心常常出于正道，出于纯粹，于是智慧日渐增长，技巧日渐精进，利益日渐兴盛，力量日渐勇猛，用这去经商，商战就没有不胜利的；用这去治军，兵战也没有不胜利的。〇心战是根本，而商战、兵战是应用。根本足以取胜而应用尚不足以取胜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未有过根本不足以取胜而应用却足以取胜的情况。因此，世界上各大国能够立足于强大且富有的，靠的是商战，靠的是兵战，而尤其靠的是心战。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习惯于骄傲而灵机日渐蒙蔽，于是见识全都庸俗愚昧；习惯于怠惰而勇力无法产生，于是事务多有废弛；习惯于奢侈而财力日渐消耗，于是逐渐走向贫穷；习惯于偏私而弊端丛生，于是黑白无法分辨；习惯于欺诈而合力通财之事无法成功；习惯于悖逆而犯上作乱的风气无法制止。朝廷之上，屡次说忧虑勤勉，屡次说恭敬节俭，而兴利除弊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施行；禁道宫殿的费用仍然如此浩大。这是内心不足以战胜各大国的原因之一了。臣僚之中，不是不知道廉洁自守，不是不知道振作有为，而因循苟且的习气仍然未能完全消除；循私营情的弊端仍然未能全部去除。这是内心不足以战胜各大国的又一个原因了。至于百姓，有的习惯于奸诈，有的陷入邪僻，不知道以忠君爱国为心，却妄图扰乱国家大政；不知道以安分守己为义，却企图煽惑民心。这是内心不足以敌对各大国的又一个原因了。立国的道理，不外乎君、臣、民三者而已。这三者的心如此，那么即使天天说振兴商务，商业终究不能战胜；中国怎能富有？那么即使天天说修治武备，军队终究不能战胜；中国怎能强大？既然如此，想要使中国富有、强大，不仅仅在于商战，在于兵战，首要在于心战罢了。于是写了这篇《心战说》。

译深虑篇

宗稷辰

古代的圣人，大抵都是善于忧虑的人。所以他们常常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就忧虑。《尚书》说：思考，谋划，思惟；《易经》说：警惕，恐惧；《礼记》说：思虑。《大学》说：安定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得。后来的君主宰相，如果想要平治天下，舍弃思虑将从何着手呢？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思虑，就一定有近处的忧患。孟子说：孤臣孽子，他们思虑祸患很深，因此能够通达。又说：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有为。天下的事情，它的常态容易知道，它的变化难以知道。不是思虑深远的人，不足以穷尽万事万物的变化。一个朝代的兴起，没有不有所惩戒而进行更改的。然而所更改的，起初好像超越前人的足迹而见到功效，时间久了偏颇的崇尚逐渐形成，不能转移以适应世道的变化，往往失误在所要惩戒的范围之外。于是惋惜当初计谋不周全，已经晚了。历代相继，没有不各自有所警戒而制定防范措施的。然而所制定的防范措施，起初好像超过前人而非常明察，时间久了旁落滋生过失，于是导致积重难返而产生世道的变化，往往到了想要制止却不能够的地步。于是后悔当初见识不严密，更加晚了。所以仁德胜过就容易软弱，义理胜过就容易暴戾，文饰胜过就容易虚伪，质朴胜过就容易鄙陋，法制胜过就容易招怨，言辞胜过就容易争执，威严胜过就容易骄傲，计谋胜过就容易苛刻。不只是这样，即使是尊长亲属之间，骨肉至亲之间，赏赐的分配，晋升接见的礼仪，恩泽的数量，倚重信任的等级，一旦有所过度，毫厘的谬误不合绳墨，细微的过失已经潜伏。近的或许祸患在几年之后发作，远的或许灾祸在几十年之间形成，都是由平时不进行深入思虑，逐渐沉溺到这种地步，太严重了。思虑关乎天下，难道不重大吗？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早晚进献教诲，来辅助王的德行。老成持重的忧虑，动不动就关系到千百年。成王并非不圣明智慧，而周公思虑的，只是担心君主的方法稍有疏忽，就会暗中损害性情而流失在国家。想那当时，一个皱眉微笑必定说不要嬉戏，一个行动止息必定说不要安逸，一个措施必定说不要偏颇。在仁君圣后那里，没有一件事不合乎天理，而贤明的宰相执事必定用大失德的事情作为警戒而叹息，只是因为善于思虑啊。那么君主不可以一天不矢志向小心，臣子不可以一天稍微忘记责难。如果在殿堂台阶之前，只听到赞同的声音而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只有顺从而没有匡正补救，这简直是引导君主不忧虑了，又怎么能期望他深入思虑呢？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五学术

原学

原学一

黄傅祁

夏商周三代以上，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称为师，称为儒，都是国家选拔进用，来教导学校士人的，私人著述没有听说过的。东周以来，学校衰微停息，孔子生在这个时代，不能大行其道，赞修删定，撰写为六艺，来传示后人。然而述而不作，相信并喜好古代，还兢兢业业地奉行下不倍上的道义。等到七十子门徒，编纂次序遗言，撰写为《论语》；曾子、子思、孟子各自有传述的书籍。老子、文子、庄子也相继立言，来发挥性道。而杨朱、墨子、名家、法家、纵横家、方技之类，都在道术的一偏有所闻见，察验来自好，想用自己的术数改变天下，却不知道自己的偏颇。道术的分裂，从这里开始了。虽然有孟子著述孔道来熄灭杨墨，庄子尊崇六艺来黜退百家，而道统的传承终于坠绝。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开始寻求遗书，六经传记都设立博士，微言大义没有立刻昌明，而圣贤的余绪，王道的支流，三代的典章制度，一时的通儒良史多能称道演述，传授给其人。所以学习《易》《洪范》可以预知未来，学习《诗》可以通达政事，学习《书》可以知晓远方，学习《禹贡》可以治理黄河，学习《春秋》可以断案，学习《礼》可以制定制度，学习《乐》可以规范仪容。师承口说，从专家那里接受一经，而终身运用，都不能穷尽。东汉以后，章句兴盛而实用衰微。魏晋直到唐代，考证繁多而大体晦暗。北宋诸子，颇有志于大义微言，但性命之理没有明白，只务求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来自己开辟门户，先末后本，逐物丧真。质朴的人仅失之于迂腐愚钝，狡黠的人于是专门矫饰虚伪，流弊败坏，极于明朝。于是有一两个贤豪，相继通今学古，倡导后生，用来救正空疏的弊病。不到百年而本意尽失，于是专门以考校音训为圣学，而严厉禁止谈论性理和心性。近几十年，上智之资逐渐知道破碎无用，又颇知宋儒的学与孔孟不甚相符，于是援引兼善天下的文章，一概以经济事功为主，名义上宗法孔教，实际上远法杜预、马融、陈亮、吕祖谦，近宗颜元、李塨、顾炎武、秦蕙田，兼复暗中羡慕泰西，以民主议院为致治的根本。至于言论不出正教，更加微茫。总计二千年中学，共有六次变化，互相讥讽诋毁，最终没有一个人，通达性命之理，进入周孔之门，能不说是大悲哀吗！唉！圣神，我不得而见之了！或许有如扬雄所说：“文中者，生其亦长夜之一灯，中流之一的壶也。”

原学二

天子所与共天下者，民也。《管子》说：“士、农、工商四者，是国家的基石之民，不可以使他们〇处。〇处则其言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