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八礼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八 礼政

考试

论科举改制之善

科举制度既然已经奉旨废除，以策论代替时文，将从明年开始实施。朝廷正式告知天下：选拔人才的制度，没有比选举更好的了，学校与选举合为一条途径。有学校在前进行培养，有选举在后进行提拔，使人才都出自学堂，那么作为士人就没有无用的学问，作为官员就没有不熟习的事务。这正是古代圣明君王培养人才的良法，而且这种制度在西方各国依然存在。只是施行于今天，确实还有不足之处，实在是因为各省拥有学堂的寥寥无几，即使有，考察学堂中的课程和学生的造诣，实际上只相当于东西方各国的普通学术，而在专门之学方面，确实还相差甚远。想要从中选拔人才，将从哪里选拔呢？即使明诏特别下令各省，从县城、府城到省会，无不设立学堂，作为培养人才的计划，以供国家使用。然而就通行的课程和平常的造诣来说，大约需要几年才能通晓普通学问，又需要几年才能通晓专门学问，最快也不是八九年不能办到的。试问在这八九年之中，国家难道能不提拔一人以供任用吗？而那些老成宿儒以及年过少壮的人才俊杰，又难道能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学堂的缘故，听任他们老死家中，怀着志向而不能在当世发挥作用吗？那么，广开学堂以培养未来的人才，废除陈陈相因的八股文，采用较为实际的策论，以提拔现有的人才，大概是权衡得宜的办法了。而且这还有两个好处。现在议论中国的人，没有不说：想要自强应当变法。然而变法的举措，上层和下层各有应当尽到的责任，也各有难以处理的地方。上层的人固然害怕顽固，然而执政者不过一两个人，假如这一两个人每天了解时事，知道旧法应当改革，一旦幡然悔悟，采取众人认为应当实行的事情并付诸实施，采取各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并施行于中国，那么执政者的用心就尽了，达到了极致，没有可以再加的了。至于下层人数众多，类别也杂乱，假如在革故鼎新的举措上，有的人因为向来不习惯而阳奉阴违，有的人因为对自己不便而抗拒不执行，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一定没有成效可以收获，形势使然如此。现在既然用中西政治学术命题来考试士子，那么士子平时为了应试，自然不能不取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术书籍一一浏览，久而久之，习惯成为自然，知道西方政治的好处，就知道中国法律应当改革；知道西方技艺的精妙，就知道中国学问未能完备。久而久之，于是融化了中外之见、新旧之见，而后通达；而在位者既然有办法施行于实事，即使穷困而居住在乡间，也能劝化父兄子弟，使他们知道舍弃旧法谋求新法是不得已的，不再有所抵触，那么对于维新的太平盛世，确实有无形的大益，这是第一个好处。现在各省志士，很有愿意开学堂，为培养后进打算的，而当地官绅，必定以没有用处为借口，这也是托辞罢了。没有比西北各省更贫穷的了，而在直隶教案中，民间赔偿巨万，没听说有所吝惜；东南各省相比西北各省，遇到义举，如果不是官府强迫，往往观望不前。然而如果有利益可图，那么不等长官劝诱，也就踊跃捐献了。所以知道各地开设学堂的举措，屡次没有定论，也确实是因为八股文未废，科举章程未改，既然没有利益可以期望，自然免不了阻挠交相发生。现在明诏已经下达，特别告知天下废除八股文、考核实学的制度，那么风行草偃，我知道有志之士，如果起来商议设立学堂，那么附和的人必定骤然多于阻挠的人，道理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可疑的。而且上面以此要求，下面以此响应，不必麻烦公家的库款，也不必麻烦绅士富人的筹款。只要朝廷编定课程，颁布给学校，使他们一律遵守，老师以此教导，学生以此学习，我知道遍地都是私塾，也就是遍地都是公学，这是朝廷不费丝毫恩惠，而可以得到无数的人才。这是第二个好处。至于遵奉诏书，见到实效，使朝廷的新政，不至于在无形之中败坏，这是在奉公守法的君子了。

游历

论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事，上谕：造就人才，确实是当今的急务。先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学习，着令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必选择心术端正、文理通晓的士人派遣学习，将一切专门技艺认真研习，竭力讲求。学成领有凭证回国，就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别类考核，如果学有成效，就出具切实的评语，咨送外务部加以复核，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着令各直省妥善筹措发放，准许作为正式开支。如果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的，着令各该督抚咨明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到优等凭证回国，准许按照派出学生一体考核奖励，等候圣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以鼓舞。将此通谕知晓。仰见朝廷培育人才，无微不至，四海人心，无不为此欢欣鼓舞。中国转弱为强，应当在此

译这是最紧迫的事务。我所担忧的是，中国人口众多，居五洲之首，等待求学的人何止像恒河沙数那样多。各省选派出洋，必定要有名额限制，否则随报名随选拔，随选拔随派遣，不但中国子弟将充斥欧美各洲，恐怕各学堂也无法容纳，况且中国哪里来这么多经费？考察经费，以日本最为节省，但每年每人也需要三百两银子左右，西洋国家应当是它的两倍，往返的路费更是数倍于此。正值国库匮乏之时，即使每省限定一百人，统计各省已有两千多人，按最节省的标准核算，每年已需六十多万两银子，况且不可能都去日本，那么花费必定更加巨大。中国人口如此之多，急需人才如此迫切，即使定下了名额，也不能选派一次就停止，势必逐年派遣，每年所需，恐怕不止百万两。朝廷虽然有培养人才的心意，却没有培养人才的实力，恐怕受鼓舞的不过几百人，而失望的不知有几千万人，这又将如何处理呢？朝廷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说如果有自备旅费的人，准许按照派出学生一样给予奖励。中国子弟如果都能自备旅费出洋学习，既节省朝廷经费，又没有限额，确实是最美的事。只是中国的习俗，父母能不溺爱、子弟能自觉向学的，大多家境贫寒；至于有钱人家，过去聘请老师教导，每年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在外校附读的不过几十两。现在仿照西方方法设立学堂，附读的费用必定比以前增加。父母想要培养子弟的，已经不免犹豫，更何况是出洋呢？所以朝廷即使有奖励的办法，能够自筹旅费的，应当也是百中无一，千中无一。既然选派不能广泛，自学又如此困难，中国人才虽然有振兴的机会，恐怕终究不能像西方那样兴盛，该怎么办呢？对此回答说：所担忧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凡事必须循序渐进。目前朝廷选派出洋，原本是想让学成回国后，自己教导中国人，并不是想让中国人长期受教于外国人。所以选派的人每省以一百人计算，或五年或十年毕业回国后，一人可以教百人，那么十五年中，每省已可得万人，二十年后每省可得到十万人。即使资质有高下，功力有深浅，学业有成有废，但折半计算，也可得到五万人。每省能得到五万名学习专门学问的人，人才还不能说是兴盛吗？况且中国虽然贫寒人家居多，但能备齐旅费的终究不少。现在风气已经打开，自然不像从前那样害怕远行，人情对于名利的途径，无不趋之若鹜。既然准许赏给举人、进士等出身，知道我们富家翁即使非常溺爱，即使非常吝啬，也必定想让子弟博取一个功名的荣耀。将来自备旅费出洋的人，应当不会少于选派的人，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译鼓励游学生徒说

近来朝廷广泛采纳各方意见，大力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停止捐纳、设立学堂的谕旨接连不断地下达。其宗旨虽然难以确知，但办法固然以革新为主。大概政府各位官员也深知国家局势危急，民心动摇，不这样做不足以挽回人心、支撑危局，所以即使内心不愿，也不得不勉强顺应众议，做出舍弃旧制、谋求新法的举动。今日又奉到谕旨，命令各省督抚资助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学成回国后，经考核证实确有成就，便给予出身资格，这也是鼓舞士气的盛大举措。我认为此举有三点好处。如今各种学问，那些有具体形象可求的，如水师、陆师、矿务、铁路、驾驶、制造等，自然以西方人最为精通，各地方长官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水陆师学堂此前已纷纷设立，然而所聘请的教习大多并非最优之选。取法于上等，尚且只能得到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于中等，那么所得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通过出国学习，就可以亲近名师，深入探究深奥的道理，这是第一点好处。以中国十八省之广阔，所设立的学堂不过寥寥几处，每处不过数十百人，学生的资质即使有高下不齐，但大体上相差不远。人与胜过自己的人相处，学问就会日益进步；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学问必然日益退步。而且见闻狭隘，进步就比较困难。所以如果出国学习，就如同置身于五都的市场中，所见的所闻大多不是自己所能理解的，这样既可以激励他们精进的心志，更可以借助观摩获得益处，这是第二点好处。如今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华人的才学不及西方人，其实中国何尝没有人才，关键看上级重视与否。以前国家专门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不是举人、进士就不能算作正途，所以读书人都穷尽老死、耗尽心力，埋没在八股文和试帖诗中，去追求那未必能得到的功名，而富贵人家又甘愿花费巨资为子弟打通关节，请人代考、冒险侥幸以求荣耀。诚然，上级这样要求，下级就这样应对，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既然明诏特别下达，允许出国学习的学生学成归来后给予举人、进士的出身，那么既得到了荣耀的名声，又享受了丰厚的待遇，而且各种学业都有实际可衡量、可指证的内容，与科举文章那种空虚无物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么循序渐进，尽一分心力，就有一分进步，而优劣也能区分开来，劣等的人固然难以混淆，优等的人也不会被埋没。我知道读书人闻风而起，必定都争相请求出国，希望学业完成后取得功名如同拾取小草一样容易，这是第三点好处。不仅如此，如今的中国不变法就不能自强，而变法的难点不在于上级，而在于下级。因为上级的人只有立法的权力，其权力所能达到的，不过是提纲挈领、设立条款罢了。如果执行的权力，则自然在官吏和士人手中。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不可不变法，又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变法才能自存，不变法就必然危亡的道理，然后维新的政令才能切实施行。如今中国内地的士人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如何、学术如何，还茫然无知，那么对于中国必须效法西方制度、更改旧习的原因，也就模糊不清。这样即使政令条文每日颁布，不是抗拒不执行，就是表面服从、暗中违背，未必能有益处。所以如果奖励出国学生，使中国的士人都亲身经历异国，亲眼见到实际的境况，领悟师法西方有所依据，知道改革刻不容缓，然后维新的善政就会像在下流源头下令一样畅通无阻，这是第四点好处。至于派遣学生，应当筹划始末周全的策略，以及学生回国后应当筹划因材任用的方法，那就容当另作讨论，这里来不及详述了。

聘使

论中国宜简亲王出使

君子说：如果五洲统一，那么使臣可以废除；如果各国并立，那么使臣极其重要。为什么说五洲统一而使臣可以废除呢？统一的世道，五洲之内，浑然一家，土地则用经纬度来划分而国家可以合并，人民则统归于伯理玺天德（总统）而祸害可以止息。十五亿民众，都明白公理所在，爱力相互吸引，而战舰火器可以销毁。请问所谓修好是做什么的？请问所谓睦邻是做什么的？所以说：五洲统一，使臣可以废除。有人问：各国并立，使臣极其重要，怎么办？回答说：各国君主治理自己的国家，各国君主爱护自己的百姓，有势均力敌的争夺，有彼此疆界的区别，有战阵兵甲的事情，有结盟议和的章程。因此，沟通惠好有使臣，订立条约有使臣，商船充斥，遇事保护有使臣，窥探纵横局势，审察和战大事有使臣。所以说：各国并立，那么使臣极其重要。中国自从海禁大开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黄种人混杂居住在外洋，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广泛居住在内地，开放的口岸逐渐扩大，交涉的事务逐渐增多，友好的情谊逐渐亲近，往来的情形逐渐密切。从同治年间，大吏奏定派遣使臣通好，于是像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以及各友好国家，都有使臣驻扎，名义上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事务上有兼任、专任之别，僚佐则有参赞、领事、随员、翻译之类，任期则有优

译奖赏、荐举升迁的荣耀。这些全都由总理衙门商议，由皇帝最终决断，是十多年来所奉行的既定法规。《传》说：最高尚的是崇尚道德，其次是致力于施恩与报恩。如今使臣受到国家的知遇之恩，蒙受国家的深厚恩德，遭遇国家的空前盛典，不仅仅回报恩惠，那就是孔子的罪人了。回报恩惠是什么呢？回答说：只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职责是什么呢？回答说：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讨论使臣应当广泛询问、多方探访，根据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随时向本国奏报。所谓办理事务，固然应当将紧要的关键详细具奏，即使是对公务有益的事情，也应当说明，这就是他的职责。至于公使应当知道的事情，则有八项：一要知道天然公法，它的道理通行于万国，而彼此交往的原则，常常以此为准；一要知道各国的通例，有出于条约明文规定的，有出于沿袭习俗通行的；一要知道各国历代史书记载，其中尤其重要的所载交战与和议，以及近代所订立的条约；一要知道各国的大势，哪国志在侵吞兼并，哪国志在结盟自保；一要知道富国策中记载货物如何生产、如何销售、如何集散；一要知道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户口、水陆兵力、地丁租税等项；一要知道各种公文的程式。这八项，都是使臣应当知道的事情，也就是使臣应当尽到的职责。那些外国使臣来到中国驻扎，大都能维护利权，争取国体，详细查阅案卷，熟悉内部情况。因此君臣的举动，山川的险要，商务的盛衰，工艺的好坏，国税的盈亏，物产的多少，士大夫的智愚，他们广泛探访、周遍咨询，洞察透彻。《诗经·皇华》说：“广泛地询问，广泛地谋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如今中国的使臣却并非如此，他们糊里糊涂，不知道应当遵守国际公法；昏头昏脑，不知道战争祸端已经开启；愚昧无知，不知道欧洲与亚洲的局势变化日益紧迫；茫然无措，不知道各国的强弱在于智慧而非武力；羞愧难当，不知道索取陋规、收受赃贿会被外国耻笑；急切地每天只盼望官位高、钱财多，认为三年之后必定会得到优厚的奖赏。唉！把开辟欧洲的道路当作南山的小径，把出使的车马费用当作漫游的资财，把国君的喜好当作孩童的玩物，这难道不是荒谬吗？难道不是荒谬吗？

有人问：“使臣的弊端既然如此，那么裁撤他们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礼记》说：礼节崇尚往来，只去而不来，是不合礼的；只来而不去，也是不合礼的。当今中外和睦，情谊交固，使节相继，使馆林立，不考虑去除弊端，想要裁撤使臣，这就像被热汤烫过就吹冷菜，因为噎住就扔掉筷子一样。”

又问：“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好的方法，莫过于派遣亲王出使。”

又问：“亲王出使有先例吗？”回答说：“《春秋》隐公七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就是先例。”

又问：“那么有道理吗？”回答说：“有。乡村的孩子没有到过城市，就不知道厅堂房屋的华丽，服饰饮食的奢侈，浑浑噩噩只是一个乡下人罢了。等到带他游览京城，看到衣服鞋履样式不同，珍奇美食罗列，珠玉耀眼，罗绮绚丽，就会羡慕不已，回家后逐渐知道该有所改变了。如果去伦敦，到巴黎，经过柏林，路过纽约，就会口口相传轮船的快捷，铁轨的快速，电灯的耀眼，电话的灵敏，见识也就更加广博了。所以亲王出使，以开阔耳目为要义，不开阔耳目却谈论变法，就像在裸野之地展示龙章凤姿，在聋俗之民面前演奏韶乐，本来就难以被重视。把他放在幽暗的屋子里，坐在枯井里面，天地辽阔，日月明亮，山岳高耸，他又能看到什么呢？况且人，大多把倾覆的厅堂当作安稳，把未燃的薪火当作快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安其危而利其灾’。现在俄国逼迫东三省，法国图谋滇粤，英国有兼并四川、抵达长江的议论，中国虽然大，能满足老虎的欲望吗？波兰的灭亡，印度的管辖，土耳其的分割，祸患转眼就会波及。亲王与国家休戚与共，不为天下考虑，难道不为自己的种族考虑吗？游历之后，如果能以耳目所及，应当痛哭流涕，思考如何强大国家、保卫土地、报复仇敌，而决不容许酣饮嬉戏、苟且偷安、得过且过。”

问者又说：“你这样说，那么所有的亲王都可以出使吗？”回答说：“不可以。骄傲傲慢、昏庸懦弱、贪婪无耻、暮气颓废，有这一类人，就是臃肿的废料。工匠不考虑，工师不测量。所以崑冈的美玉，卞和不观察，就不能得到连城的希望；野外的马，成百上千，伯乐不鉴别，就不能得到千里马。亲王众多，不选择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可用的人才。《尚书》说：‘能识人就是明智，能用人就是善于为官。’这是说要慎重选择。选择既严格，而任用却不专一，就像让善于写字的人写字却拉扯他的胳膊，写字的人一定会感到困扰而请求离去。亲王奉命出使回国，奋发图强，有自强的计划，幡然醒悟，有变法的意思，慷慨激昂，有身死庙绝的忧患，这是贤能而可以任用的亲王。激楚阳阿是乐工所贪求的，飞兔騕褭是王良所急需的。现在知道他们贤能，就授予他们军机的重任，委托他们总署的职责，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优待他们言听计从的宠信。十年之后，必定会有很多新政，而中国也会成为亚洲的强国。不然，土地变成血海，人民变成黑奴，国家变成瓦砾，这怎么忍心呢？这怎么忍心呢！

中国应当广泛储备使才论

自从通商以来，交涉日益广泛，我国家因此派遣使臣。凡是总司其事的是钦使，分理其事的是参赞、领事、随员，而仍然统辖于总署，这是为了显示慎重并归于一统。然而使臣的委任非常重大，那么使臣能够胜任就很难，谨选择几项切要的内容，条例如下：

一、出身应当贵重。泰西各国极重家世，凡是显要的官员，都由王公贵戚以及国内世代显赫的人担任，这是为了区别于普通百姓。我官员中有通过杂途入仕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轻慢侮辱。使臣更是特别简拔的官员，与他们的政府势均力敌，怎么能用普通的人来充任呢？应当选择世家华胄，或者科第出身，秉性忠贞，才具干练的人，资助他们出洋游历，以储备日后使用。

二、品行应当端方。凡是旅居中华的西官，没有不品行高洁，恪守官箴的。试看上海一隅，是我中国污垢之地，绝不听说有西官在界内做饮酒、赌博等事，至于嫖妓宿娼更是从未听说。我中国官场则不仅如此，比如海军提督带兵拔妓，出使大臣流连忘返，种种荒唐，贻笑大方。听说西官每当应酬，有一位女客在座，满座的人都为之肃然。从前归安钱观察对我说过，观察随使外洋将近五六年，目击情形，定非虚语。我中国是守礼的名邦，应当如何束身自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三、人品应当伟岸。泰西人身躯壮伟，本来不同于中国，

译说他们只是在饮食起居方面与中国人不同罢了，然而有些情况并不完全与此相关。我们中国人从事职业没有定规，嗜好由此产生，导致有的人年纪还没衰老，就已经弯腰驼背像蜷缩的刺猬一样。西方人却没有这种情况。从前我们圣祖仁皇帝曾说：“俄罗斯人才英伟，日后必定成为中国的祸患。”唉，多么深远的睿见竟然达到了这样的极致啊！气盛则言辞畅达，人情大体都是这样。从前唐代选拔士人时，将身、书、言、判四项并重，而“身”排在首位，这并不是以貌取人。

第一，学识应当广博通达。凡是西方派来中国的使臣，必定多是学识渊博的人才，其他学问暂且不论，仅就商务这一项，就已经不是中国官员所能比及的。看他们官商一体，利源日益旺盛，我们中国坐受其弊，虽然是因为制造不精良，实在是因为官员缺乏振兴的方法。那些使臣又怎么能不承担责任呢？

第二，文字应当通晓。凡是使臣不通晓西方文字的，往来的文书必定要假手于人。随员中难道没有作奸犯科的人，而使臣不能察觉吗？平时这还不要紧，最可忧虑的是当两国发生争端的时候。至于提倡学问，尤其依赖书籍。书籍的完成，主要依靠翻译。那些身为使臣的人，尚且不重视这一方面。

第三，语言应当熟练精通。凡是使臣的职责，就有递交国书的行为，这是为了重视邦交。至于觐见君主，则有祝辞，但这还是小事。如果办理交涉，双方竞相诘难，倘若使臣不通晓，全仗翻译，那么不仅弊端滋生，对国家的体面也不光彩。

第四，条约章程应当熟悉。凡是泰西通商各国，过去都订立了条约章程，遇到交涉事件，使臣能依据事实来争辩，那么对方即使强悍，也应当屈服。

第五，法律条例应当讲求。常看到西方关于人命各案的办理也非常重大，只是没有绞刑等名目罢了。然而施用于中国，往往失当。从前看到杨阿炳一案，虽然经过陆大令的认真办理，而最终没有判抵命，是因为不通晓西方条例的缘故。出使各国的臣子尤其应当探讨研究。

第六，国际公法应当深明。按照泰西各国另有《公法》一书，其中论述使臣各项事务的大纲细目不下数十章。其他如两国交恶，谁是谁非，公法自有定论。就拿今天的事来判断，中国直而日本曲，日本说中国不宜，是不对的。他们以不充当战争发起者为能遵守公法，真是不知道公法的人。使臣应当详细辨析。

第七，事权应当专属。凡是西方国家驻京钦差的事权极重，所以敢肆意横行，欺凌一切。听说总署王大臣还有遭受其侮辱的，尤其令人闻之发指。为什么呢？国旗一降，那么兵祸立即就开始了。使臣自然应当严格遵守这个惯例。

以上这几点，都是我们中国急宜变更的。有人说：使臣的责任如此重大，使臣的选拔不也很难吗？那么回答说：方法是选拔那些才识开阔的生员，仍然遵循前例资助派遣他们出洋游历，其中特别优秀的就近调任为随员，由领事而钦差而总署，阶级越多，资历声望越重。这真是孔子所说的不辱君命的人才了。难道不是远远超过那些在海关发财的监督、不知世务的文案人员吗？

译论出使大臣

朝廷至今日，选拔派遣使臣，不必说我国家已经贫弱到这般地步，外人将会轻视我们，因而存有自卑之心，就以为这是懂得权变；也不必说我国家虽然贫弱到这般地步，尚不至于最终贫弱，因而存有自高之心，就以为这是得体。纵然与我国交往的国家或许存有强弱之分的心意，但我们不可先存有强弱之分的心意。有国际公法存在，有条约在，不卑不亢，不自我侮辱，那么别人也就无从趁机侮辱我们了。因此朝廷选拔使臣，知道这关系国家甚深，特意在使臣人才中多方抉择，必定是那些曾在总理衙门多年，时常与洋人往来，一切外交情形了如指掌，知道如何可以不失外交上的欢心，如何可以保全国家的体统，哪些是应享有的权利，哪些是应当争夺的界限，不至于鲁莽破裂，不至于失败蒙羞，而后才蒙受选拔派遣。朝廷对于使臣，可以说是慎重到了极点。以前的曾惠敏、郭侍郎，向来是使臣中出色的人员，外人或许称道他们；而近数年来，使臣人才还较前辈更为杰出，在与国之间周旋，一切消除祸患于无形，使邦交能够敦厚和睦，不至于屡次发生兵戎相见，使臣的功劳还很多。然而庄严的使节，为国家争先，朝廷选拔派遣得当，民间小臣，又怎能有什么议论？所压抑而不能不说的，只有使臣的随员罢了。官职无论大小，既然跟随使臣，持节出洋，那么同样是替国家办事。使臣在与国交往，或许不至于有辱君命；随员在与国交往，则或许无所不为，致使使臣无颜而国家受辱。纵然与国或许尚以礼相待，但也属于难堪了。这是使臣不可不预先防范的。然而与其已经跟随出洋而或许导致诸多为难，何如在未出洋之前，首先斟酌其去留，而替出使的人着想？所带的随员甚杂，似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许是上级所推荐，出于势；或许是儿女亲家，出于情；或许有年谊，或许有世谊，出于义，不容推辞，因此不免人员拥挤，于是良莠不齐了。然而究其根本，这是国家大事。如果人有才能，即使不是世谊，不是儿女亲家，不是上级所推荐，而量才录用，也可以让他充当随员。如果人没有才能，即使是世谊，是年谊，是儿女姻亲，是上级所推荐，而才力不及，也不可以让他充当随员。这又怎能以国家大事来做人情呢？而且日后由出使大臣援引旧例奏请保举奖赏，让无才无识之人滥入荐章之列，既亵渎朝廷的名器，况且由此倘若斧柯得假而误国害民，其害也有不可胜言的。这是出使者所应当事先审慎的。然而即使事先未加审慎，而已经带随员出洋了，那么不可不加以约束。约束在哪里？在于习气。每见中国通商各埠学习洋务的人，对于西学或许尚未窥见其奥妙，便以脱帽为礼，握手为欢，甚至本国人与本国人相遇，所谈也全是西语，有绝口不提土音的，自以为是不羁之士，而一切堪与外人并列。这在中国通商各埠已经如此，而由此推想那些跟随出使大臣游历外国的人，他们的一切耳闻目见，不较区区各商埠更为广泛吗？然而闻见愈广，根本愈容易遗忘，甚至有因而改换服饰，剃去发辫的。他们难道不认为这样才可以与外人联络吗？哪里知道外人已经因而设下无形的防备了呢？自古以来中国服饰与发辫本无所取义，不过是示与外国有别罢了。所以虽然中国人还是中国的装束，或许其心未必果然有利于中国，但仍有中国的装束在。如果连外观都全部去掉，而说没有外在的仍有内在的，想要图利于中国，那么又有谁会相信呢？这是有志于西学的人，又何必在这服饰发辫的细节上斤斤计较，一定要改去它呢？况且由此恐怕将授顽固派以指摘，而导致两宫维新的君主因而多所猜疑。这是使臣所不可不约束的。唉！时局艰难日益迫切，外交愈发困难，使臣不要说自己对国家没有辜负，连随员也对国家没有辜负，这样使臣才真是对国家没有辜负。尚未跟随出洋的，应当加以斟酌；已经跟随出洋的，应当加以约束。这就是我所压抑不能不说的。私下希望奉命出使的人，尚能采纳我这草野之人的意见吗？

论使才之难

从前孔子论士人的品格，将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置于孝悌诚信之上。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不能独自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可知春秋时代，最重视使才。那时像臧文仲、子产等人，使者车辆四处奔走，辉映邻国，大都能尊重国家体统，融洽邦交，各国君主因此倾心，僚属因此敬服。到了战国，七雄并立，游说之士，辩论纵横，是非蜂起，安危强弱，决断于数语之间。大概他们的辩才，也有不可及的。降及汉代，汉武帝下诏考察茂才异等，将可以担任将相与出使绝远之国的人，并称慎重使才，于此可

译见到。自汉代以后，这种风气于是衰微，偶尔有富弼、曹利用等人，因一两件事流传传播于史册，成为美谈。这难道是后世的才能，突然不如古人吗？大概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强国并立，彼此怀有猜忌之心，夹居在其中的国家，如果不谨慎选拔贤才，联络盟国，就孤立无存。因此拥有国家的君主，招揽英才贤士，不遗余力。至于汉唐以后，中原万里，共同尊奉一个君主，边远小国，称臣进贡，所以派遣使者，不过是宣扬恩德意旨，昭示威严。国家形势既然不同，安抚治理自然容易，人才不振，原因就在这里。如今环球万国，像鹰鹗一样窥视，都以势力相争高下，中国迫处其间，办理外交事务，处处棘手，稍一失误就会引发争端。如果不是使臣调护得当，就会把和平变为战争，使百姓陷入苦难。中日战争之后，时势更加艰难，皇上日夜操劳，急切谋求自强之策，而环顾内外大臣，守旧的既多迂腐拘泥，维新的也近于虚浮骄矜，想要寻求通晓时变，与国家分忧的人，实在寥寥无几。今年春天，特别颁布诏令，开设经济特科，希望得到豪杰非常之才，以补益时事。又因为想要敦睦邦交，重视使才，于是于本月二十三日再次降下谕旨说：“如今各国交往，使才是当务之急，各直省督抚务必举荐平日所知道的，品行学问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官场习气的人，无论官职大小，酌情保举数员，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用。”钦此。伟大的王言，确实认识到中外交涉之道，必须依靠人才作为关键吗？我私下认为，到了今天谈论使才，其事比古代更难，而其责任比古代更重。因为在春秋时期，各国虽然疆域各自划分，但南边的楚国北边的燕国，都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十八行省之内，性情相似，语言相同，所以两国即使有争执，也可以从容商讨，在宴饮间化解冲突，几句话就能解决纷争。如今则奉命到数万里之外，交涉各事，必须通过翻译传达意图，语气的轻重稍有不同，办理的缓急就截然不同，这是其事比古代难的第一点。列国时期，战争大事，权力归于一人，所以如果能几句话打动国君听闻，可以立即和解。如今西方国家的制度，权力在议院，即使国君首肯，而议院没有允从，其事仍然无济于事，所以合纵连横的计策，不能侥幸在一时成功，这是其事比古代难的第二点。如果今天担任使命的人，其才其识，果真能像当年的臧文仲、子产等人，而想要在聘问往来中寄托邦交的和睦，收效恐怕还难以看到。而时势既然不同，难易迥别，平日对于各国的民情国势，本来未必了然于心，一旦使节突然承担外洋的风俗语言，从未熟悉，怎么能广泛沟通声气，结交名流？只是蜷缩在使馆之内，得以三年无事，任期届满回华，以期望显赫官职高升，丰厚资财坐拥。那些稍微贤于此的人，或许抄录琐事，写成几册日记，借以炫耀于人，能事如此，又怎么能被各国君相看重，借为缓急之助呢？人才难得的言论，自古已然，如今尤其严重。中国国势如此岌岌可危，瓜分的谬论流传天下，执政诸公，有的想联合俄国拒绝英国，有的想联合英国拒绝俄国，争论纷纷，莫衷一是。如果不努力谋求自强，而想要联合他人借以自助，已经不是谋国之正道，而彼此隔阂，情谊不通，孤立无援深感忧虑。皇上纵观国势，感慨时艰，既令各省督抚保荐使才，又因侍郎荣惠有奏请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特别命令宗人府察核王公贝勒等，如果有留心时事，志趣远大，切实保荐听之。这是殷切期望情意相通，或许人才可以逐渐出现，而国势可以稍振吗？草莽下士，不禁焚香祝祷。

译论如何竭尽使臣的职责

孔子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这“不辱君命”一句话，是千古以来使臣的职责本分，由此论定，如同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然而，出使各国的使者，尤其重视选拔人才，使臣的职责能否竭尽，取决于选拔人才是否得当。汉武帝下诏征求杰出的人才，用于出使遥远的异域，其地位与将相并重。古代担任使臣出使境外，专门负责应对交涉、樽前折冲，兢兢业业，常恐有所不及，从而给君王带来忧虑。君王派遣使臣，也应当勉励劝诫，用公义来激励他们。臣子侍奉君王，固然应当竭尽忠诚；而君王派遣使臣，也应当以礼相待。从前苏武担任汉朝中郎将，奉命出使匈奴，卫律劝苏武投降，苏武说：“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有什么面目回到汉朝呢？”于是拔出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抓住苏武，苏武气绝半日才苏醒，于是被流放到北海无人居住的地方。壮年出关，白发归来，留在匈奴共十九年。等到归来时，老母已在家中去世，生妻已改嫁他人。这也是天下所罕见、古今所未有的，实在足以作为后世使臣的楷模。国家声威教化广布，东边到海，西边到回部，北边安抚满蒙，南边到台湾、琼州，凡是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等国，都隶属于藩属。欧美各国仰慕中华地大物博，不怕远涉重洋，数万里航海东来，闯关塞求通商，商船云集，日益兴盛。道光、咸丰以来，海禁大开，英法等国屡次派遣使臣来商议条约，其间一些小国也仰慕道义寻求结盟。各国因为轮船运输便捷，贸易日益增多，于是派遣使臣入京朝见，持节保护商旅。朝廷认为只来不往，是不符合礼节的。于是也选拔重臣出洋访问各国首都，以回报他们。同治年间依次举行，任期届满调任，以三年为率，这是万国公法所说的特使。京师各国使馆的大臣，都常年驻扎，并设立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员辅助，这又是公法所说的常任使臣。此外还有兼任常任和特使的，总之都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代表君王行事的人。清朝对于各国事务，既在内部设立总理衙门统一管理，又在外部有出使大臣分别承担，遇到事关重大、非寻常所能处理的事情，就特别简派全权钦差便宜行事，或和或战，都能事先筹划，这难道不是洋务的急务吗？从前未能深入了解情况，茫然无头绪，动不动就被欺骗，因畏惧退缩而贻误国事的，已不止一次。偶尔有一两位老成持重的人不是不力争大体，独具苦衷，有的因为操之过急而引发争端，有的因为过于持重而招致讥讽，议论者至今仍有遗憾。同治乙丑年，朝廷开始有出洋的命令，当时仅仅是同文馆的学生游历而已。从此以后，持节奉命出使的人相继迅速出发，风气逐渐开通。等到光绪初年，案件议定，朝廷选拔使臣更加谨慎，提拔熟悉洋务的人担任出使英国大臣，这是我朝派遣使臣常驻外洋的开始。这时郭、陈、何、郑各位大臣被简派，使者四处出发，于是遍及欧美等洲。光绪戊寅年，曾刚袭侯奉命出使欧洲西部，所到之处令人钦佩信服。这时朝廷正深切担忧强大的俄国，于是下诏让侯重新前往商议条约。侯奉皇帝命令，刚正不阿，刚柔并济，依据公法坚持大体，反复辩论，最终使俄国人低头顺从，答应修改前约，归还我国被侵占的土地。如果不是侯能竭尽使臣的职责，从而折服对方，怎么能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呢？后来中法关系不和，曾侯极力主张战议，发电报给总署，反复商议。随后法国人因为事情多有牵制，突然与总署议和，总署答应了，但仍然反复不定。如果不是侯能洞察法国人的虚伪，怎么能提出这样伟大的建议呢？留在欧洲共九年，而使者迅速返回。他之所以能竭尽使臣的职责，都是因为他洞察洋务，极力维护国家体面所致。本朝自从实行派遣使臣以来，实在罕见。凡是应选为出使大臣的人，都应当奉为楷模。如果只是在域外游历，只崇尚声华，把不辱君命的道义置之度外，这真是把王事看得轻贱了。出使大臣有统辖领事官的责任，而派充领事仍由朝廷做主。光绪三年，首先在英国、新加坡设立领事，随后在日本横滨等口岸设立理事官，至于总领事则设在美国旧金山。而和约则设立领事之外，还有翻译及随员等官员。西班牙自从与我国订立条约十六年后，就设立领事，又因为刚开始办理，事务繁杂，札派委员同经理之员，又有先设商务董事后改为领事如檀香山的情况，这都是由公使出洋察看各国情况，与总署商议奏明办理的。原来各国派遣使臣的意思，〇是担心恃强凌弱的人，遵守公法而有害于均势的人。所以派遣使臣聘问，两国更加和睦。我国是君主大国，所有权利本无限制，公使受命出疆以观察各国强弱，敦厚邦交，审察形势，考察其仁爱或暴虐，最终保护我国商旅，那么使臣的职责不就在于此吗？

论派遣使臣以通情好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内外感情隔绝，上下阻塞而不能通达更大的了。外情不能输送到内部，下情不能进贡给上面，那么内情也无

译政令不能通达于外，上面的情况也就无法让下面知晓。积累久了，就形成了内外互相蒙蔽、上下彼此隔绝的局面。像这样却想要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怎么可能得到呢？然而，要打通这种隔阂确实很难。自打中国废除了三公坐而论道的制度，君主与臣子在登殿觐见时，尚且没有多少交谈，而担任使臣的人，因为夷夏之分更加严格，边疆事务更加重要，其中既然有堵塞阻碍，就必定有人从中操纵，于是国家的权柄就倒持着交给别人了。到了本朝，完全一反前代的作法，凡事必定由皇帝亲自裁断，绝无假手于人的地方。而接待四方译员，设有会同馆；管理藩部事务，设有理藩院。每年定期召见蒙古以及各属藩王及其使臣，用优厚的礼节对待他们，用规范的仪式接待他们，用恩惠展示给他们，用诚信晓谕他们。因此各藩属无不爱戴，唯恐落后。这些藩属都在边远荒僻之列，长久以来已成为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属，不能与敌国相比。自从开放海禁以来，与泰西各国及日本通商订立条约，海内海外都成为友好国家，共同维护邦交。而中国用来与外人沟通情感的方式，以及外人用来与中国沟通情感的方式，日益增多。友好国家既派遣使臣驻扎在中国，中国也派遣使臣驻扎在各国。每次阅读日报，看到大字特书，不一而足，写着：“某日中国某使臣到达某国，拜见某国君主，呈递国书。”“某日某国举行某会议，华使某亲自参加。”而他们进见的时候，除了初到时偶尔能见到，其他时候很少见到；而外国使臣来到中国，却从未实行觐见之礼。同治年间，曾有一次入朝觐见完成礼仪后退出，此后就不再见面了。议论的人认为中国朝廷故意显示尊严，又有人认为格外慎重，其实都不是这样。毅皇帝年幼即位，母后垂帘听政十多年，不便与外国使臣相见。等到亲政之日，就首先议论到这件事，使各国使臣得以接近天颜作为荣耀。可惜皇帝驾崩，仙逝而去。当今皇上继承大统，也年幼，虽然天性聪慧，对远方的情况早已洞察，终究因为深居宫中修养晦迹，不想立刻扩展域外的视野。直到去年亲政，于是各使臣援引旧例请求觐见，皇上也急切想要见一见各国使臣，借此伸展敦睦友邦的情谊，于是定在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紫光阁延见。各国正副使臣以及各参赞、翻译等官员，各使臣也都欢欣鼓舞，乐于接近天颜。按班次排列，以德国使臣巴大臣为首领，于是祝颂之词以抒发诚恳的心意，而皇上和颜悦色，温和的谕旨重重下达。各日报探悉一举一动，一词一语，都争相传抄，恭敬地录入报纸作为幸事。辉煌的大典，肃穆的盛仪，固然是天下所共闻，中外所共知的。我私下认为这次觐见，不仅是为了铺张大典，炫耀盛仪，最关紧要的，是自从有了这次觐见，日后中外上下之情，都从通畅而不从堵塞，这更是中外所共同庆贺的。这次紫光阁的觐见，时间很短，巴大臣恭敬地祝颂，皇上用温和的谕旨优待，仔细推敲其含义，无非是颂扬得体，抚慰适宜，对于交涉事件绝无一字提及，有益还是无益，又从哪里去推测呢？不知道使臣以颂词上达御座，以温纶下承天威，不违背脸色咫尺之间，其情感已无所隔阂，中朝的豁达大度，开诚布公，各使臣应当也能从言下看出。各国使臣执礼矢恭，共同敦睦情谊，皇上也都一目了然，从此两情相通，一心同德，已形成上下交相信任的景象。将来怎么会再有蒙蔽的弊端？即使有商订之事，虽然不必与各使臣事事面谈，也可以开心见诚地共同商度。各国使臣也能知道中朝的意向，而竞相贡献他们的真情。内外之情既然通达，上下之情相互信任，还说敦睦的情谊不日益加密吗？敬重他的使者，就是敬重他的君主。中国使臣远赴各国，各国对待他们的礼节有加，这不是中国使臣的荣耀，实在是各国君主能以礼让治国的表现。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有什么难的呢？不能以礼让治国，礼仪又能怎样呢？”礼让二字虽然不专指接见使臣而言，而接见使之道，也在于此。海外各国，只以朴实相尚，文物礼仪，往往推崇中国，而在接待使臣这一节，觉得海外各国也未尝不自有其文物礼义，这又是各国深为庆幸的。海外各国既然以文物礼义推崇中国，那么他们观察中国，必定在文物礼义间窥探，在一次觐见之下，仰见中朝文物之盛如此，礼义之大如此，而又恩礼优渥，嘉惠颁布，总署各大臣，奉命设宴，招待各使臣，亲身遭遇盛典，亲眼见到上仪，当也有了然于胸中的，又谁会把真情秘而不宣呢？所以说：觐见使臣，是用来沟通内外上下之情的。

译论通过敬重使臣来巩固邦交。泰西各国大小相互维系，强弱相互制约。想要停止战争而修好和平，讲求信义而巩固邦交，就不得不依赖使臣。当使臣奉命前往时，以国书加重其使命，以诚信作为先导，务必使两国君主相待之心因此得以传达，两国相交的情谊因此更加深厚，才不辜负皇帝临轩策命的用意，而在奉使之道上也可以说是称职了。

西方国家的通例，凡是使臣到达的国家，必须先呈递国书，然后才能与该国士大夫交往应酬。确实因为口衔天语，不得不以郑重态度行事。各国使臣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头等使臣代表君主行事，俨然以君主之礼自居，而该国也以君主之礼相待，说“您此来，无异于贵国君主亲自前来”。即使他国的二三等使臣拜见头等使臣，也行三鞠躬礼，头等使臣安然接受，毫无愧色。因此使臣的权力独尊，凡是遇到两国交涉之事，或顺从或违背，或许可或否决，都依赖使臣的一言作为裁决，关系能不说是重大吗？至于二三等使臣，其权力虽然不如头等使臣尊贵，但肩负皇命而行，奉策命以周旋，讲求信义修好的规范，寄托在使臣身上，看待使臣固然不可稍加轻视，而该国对待使臣也不敢稍涉轻慢。

使臣初到国都，先由外交部奏明约定日期请求觐见，到日期时使臣穿着朝服恭敬地携带国书前往，外交部用车辆马匹相送，执事人员在宫门外拥护导引，大臣殷勤迎接。使臣登上殿后，三鞠躬然后前进，该国君主也鞠躬以答礼。使臣恭敬地呈递国书完毕，该国君主必定再三慰劳并回答说，此后两国更应当无欺诈无忧虑，共享太平之福。使臣连声应答，于是礼成而退。此后宫中有大型宴会，必定发请柬邀请使臣，以示同乐之意。如果有寿诞庆贺等事，使臣无不前往列席宾筵，亲身参与盛典，时常与该国君主相见，得以联络情意，倍致敬恭。有时君主与皇后一同接见，有时君主有事不见，由皇后代替，或由太子及妃子代替，凡是用来对待使臣的，也可以说是优厚且恩泽了。

我们中国自从与泰西诸国立约互市，习见各国相互维系、相互联系、相亲相恤。才开始知道友谊不可以不敦厚，邦交不可以不巩固。于是派遣使臣奉书，使车四处派出，海洋之远，如同家门庭院。极力纠正从前闭关自守的陋习，而使臣也能在聘问之余，暗中观察国势的强弱，政教的兴衰，制作的优劣，作为我们自强的计策。而西方国家也因为中国能破除成见，联络邦交，所以在使臣到达时，无不殷勤接待，以特殊礼遇奉承。使臣归来者，无不啧啧称道，说西方国家重视使臣，就是重视邦交。

只是礼尚往来，他们既有投桃之雅，我们何可不伸报李之情。追溯各国派遣使臣驻华京，也有年头了。中国宰制天下，九五之位独尊，是西例所说的君主之国，平日高居法宫，深居简出，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时时接见使臣，不拘泥于仪文。正因为不常觐见，所以各国使臣一听说觐见的旨意，无不异常欢喜。回忆自从同治十二年穆宗毅皇帝在紫光阁召见各国使臣，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岁月几度更替，冬夏屡次更换。相待虽然优厚，但相见或许旷久，这不是用来敦厚交谊的方法。前年皇太后撤帘，皇上亲自裁断大政，庆典屡次遇到。因为各国使臣在京日久，理应共同沐浴特殊恩泽，特别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办盛筵，优待此举，确实符合敬使联交的意思。去年十一月间，又奉恩旨，定于今春召见各国使臣，援引同治年间的成例，在紫光阁觐见，并在召见的次日在总理衙门设宴。此后每年正月照此举行，续到的使臣按年觐见。至于有大庆，中外共同欢庆，并由总理衙门届时奏请筵宴，以显示修好睦邻之意。伟大的王言，扩大无外的规范，结交远方的友好。美好而辉煌啊，超越往古而居其上。

随后传入各使，说紫光阁是召见外藩的地方，恐怕亵渎使命，想在大内觐见，请总署王大臣代为传达天听。不知道总署如何回复。等到前日接到京中电报，才得知圣上定于昨日午初二刻在紫光阁召见各国大臣。而此前传闻之言，所蓄积的疑虑而未释怀的，至此遂怡然理解，涣然冰释。紫光阁虽然是召见外藩的地方，但此次定期召见出自特旨，礼典何等严肃，自然不必以轻亵为嫌。同治年间既然在紫光阁召见，此次沿袭而行。在中国既恪守旧章，在各国也遵循不变，岂有在其中非议的呢？总之，敬使以礼不以地。皇上特别御临紫光阁召见，次日又命令总署筵宴，那么敬使的礼节已经尽到了。如果说紫光阁可以见外藩而不可以见友邦使臣，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译拘泥吗？只有前面的说法是听来的传闻，不敢深信。觐见之礼既然已经完成，那么中朝优待远方之人，与各国使节敦厚推崇和睦友好，确实有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只希望此后谨慎巩固邦交，更加敦厚友谊，从而使中外共享福泽，百姓蒙受恩惠，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事情吗！

译论延访使才

汉武帝求贤的诏书中曾说：“能够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远之地的，出使者的选拔，与将相并提，这是多么重视啊！”纵观史册，有的凭借节操感人，有的凭借口才退敌，杰出的人才代代都有。汉宣帝时匈奴单于来朝，评论者甚至将美名归于苏武十九年的苦节。〇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敌国的衅隙可以消除，国家的威望可以树立；如果使者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一言不合，就会在口舌之间引发战争。所以出使者的选拔，不得不慎重。到了今天，就更不能与古代相比了。古代所说的绝远之地，还都属于亚洲，不像今天与四大洲相邻。古代的外藩强敌，如汉朝的匈奴，宋朝的金、夏，兵马虽然强盛，但只要将帅得人，士卒效命，仅凭中原的力量，还足以抵御他们；不像今天必须效法西方。古代的匈奴等国虽然有窥伺中原之心，但他们对于中原的人情事理，不像今天西方人那样熟悉。古代的匈奴等国，其山川险易、道路远近，还有能够一一列举的人，不像今天的人那样茫然无知。那么处在今天的局势下谈论出使者的选拔，难道不比古代更难吗？谢侍御深知这一点，所以奏请出使外洋的人员，请命令翰林院、六部等衙门，由长官考察属员中精明干练、才能胜任的人，每两年推荐保举一次。然而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听说人才辈出。中国这么大，人才这么多，难道真的缺乏像汉武帝所说的那样出使的人才、专对之才吗？为什么至今默默无闻呢？但我想到中国所重视的是正途出身的人员，而正途人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那些渴望科举的人在没有考中之前，勤勉努力，摘句寻章，一定不肯用西学分散精力；如果荒废了举业，等到通籍做官之后，功名已经成就，学业也已经完成，而且一生的心血大半已经消磨，谁还肯把心思用在洋务上？即使有志向、有作为，急切希望用世的人，知道今天洋务的紧急，放弃平日涵养气节、明辨言辞的学业，尽心于温吐脱里（指西方学问）之中，而他们所研究的，又多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通事的职责，不是使臣的职责。然而中国研究洋务的人，一定把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不论正途异路，只要西语熟练，就认为洋务精通。但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无论是钦差还是领事，从来没有因为言语不通而误事的，可见语言文字本来就不值得重视。外洋各国民情的厚薄，风气的刚柔，是使臣应当知道的。执政的大臣，谁是贤良，谁是奸佞，谁重视钱财，谁重视信义，都是使臣应当知道的。各国的君主，谁强谁弱，谁昏庸谁明智，谁安分守己，谁好高骛远，这也是使臣应当知道的。然而想要了解民情风气，就应当周游各国，广泛访查咨询；想要了解各国的执政者，就观察他们的举动行为；想要了解各国君主的心意，就观察他们的政教号令，语言文字，有什么用呢？我认为出使的职务，科举中专事章句之学的学者不能担任，洋务中专事语言文字的人也不能担任。出使的人，应当知道大的、重要的方面：如枪炮船舰，哪个坚固哪个锋利，不能不知道；而如何制造的方法，不必知道。如算学、化学等，以及一切技艺，优劣不能不知道，而其所以然，都不必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专门负责的人。如果知道优劣，那么需要使用时，或者雇佣外洋优秀的人使用，或者召用中国曾在外国学习过的人使用。他们各自专门从事自己的行业，各自擅长自己的长处，出使者不必一人兼任。如果能够纵观天下的大势，而明察古今的得失，各国的盛衰，对待自己不亢不卑，处理事情公平宽恕，就足以在海外树立威望，联合友邦的情谊，不必以技艺小道为能事。然而中国并非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埋没而不被听闻，大概是由于资历的限制。以资历用人，那么凡是品级低、职位小的人就不能参与大事。然而世上接受大任、担任大职的人，屈指可数，而那些屈居下僚、奔走风尘的人不知有几千人。这几千人中，难道真的没有一两个能人吗？他们之所以无法奋发，是限于资历。而且不仅等待任用的人受资历限制，就是推荐的人也常常因为资历太低，不敢立即呈上荐牍。既误于章句之学，又误于资历限制，出使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中国出使外洋的人，从钦差以下，有参赞官，以备匡助谋划之用；有理事官，以管理在外洋的华人。然而外洋各国在中国设立理事官的多，中国在外洋各埠设立理事官的少。屈指计算，在美国的最多，其次是东洋，如英国不过在新加坡等地，仍属南洋，靠近中国的地方而已。至于德国，则从未听说；而外洋各大国，都在中国设立领事。中西比较，相差悬殊。出使者的选拔，确实是急切盼望的。上级打破常规任用人才，下级培养人才等待任用，那么中国难道真的没有奇才异能之士，如汉武帝所说的那样吗？使者啊，使者啊！心中藏着他，哪一天会忘记呢

译这样啊！

译论派遣使臣，选拔人才应当精当。

汉武帝元封五年，皇上认为名臣武将快要凋零殆尽，下诏说：“大概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必定要有非凡的人才。所以马有的狂奔踢人却能日行千里，士人有的背负世俗的拖累却能建立功名。那些难以驾驭的马匹、放纵不羁的士人，关键在于驾驭他们罢了。命令各州郡考察官吏百姓中有杰出才能、不同寻常，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遥远国家的人。”颜师古在《前汉书》注中说：“绝远之国，是指声威教化之外的地方。”按当时绝远不通声威教化的国家，不过匈奴、车师、大宛、朝鲜、东越、南越、西域、西南夷罢了。然而他们都震慑于汉朝的威灵，仰望汉朝如同仰望上天，不像如今五大洲的强国，是自开辟以来未曾通交的。有卫青、霍去病宣扬武威于沙漠，作为将领；张骞、苏武坚忍苦守节操，作为使者；而傅介子、陈汤又是在奉命出使的时候，亲手斩杀敌国名王，不因身入虎穴而自我怯懦，不因假托诏令发兵而避嫌，真是雄壮啊！雄才大略的汉世宗文武用人，在此时最为兴盛，哪里还有汉文帝、汉景帝的恭俭足以效法呢？选拔派遣使才，甚至与将相并重，那么在强邻逼近、失地丧师之后，应当如何郑重简派，才使得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呢？

如今虽然是大一统的朝廷，实际上却与战国时代没有不同，像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奥地利，都是欧洲的著名邦国。美国虽然分为南北，但美利坚自华盛顿崛起，便联合各州成为美洲的强国。亚洲以中国最大，而东边有日本，西北有俄罗斯，俄国疆域横跨欧亚两洲，领土之广，遍地球当首屈一指。前年俄国联合德国、法国两国索还辽东，仗义执言，无愧于二百五十余年的盟约情谊。所有这些大国，都已经订立了和约、通商、传教、派遣使臣互驻京城，也有年头了。咸丰八年才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统领，以便于应酬各国驻京公使，并显示与理藩院会同四译馆有所不同。各国使臣入朝觐见大皇帝，始于恭亲王亲自裁断大政的那一年，西方人惊诧为盛事，好事的人使臣到来，绘制成图并题咏。等到当今皇上亲政，便定下每年春季正月入朝觐见的制度。那些新简派的使臣以及因事专使呈递国书的，则随时咨行总署，约定日期觐见，以显示优待。于是觐见的地方，有的以紫光阁召见。外藩怀疑，有的以文华殿不如内廷为遗憾。正值垂帘听政之时，既以不能觐见天颜为薄待，而进入龙墀之后，又多有繁文缛节的争执。特意沿袭旧事增添华丽，有增无已。大概尊王攘夷的旧说、夷夏的成见、叔孙通的朝仪、汉家的制度，固然可以束之高阁了。

光绪二年，总理衙门奏定出使外洋的事宜，郭侍郎首先蒙受出使英法的任命。同时美国、日本、秘鲁、德国、俄国、日本都精选英俊之士，载歌载舞赞美皇家的光华。三年轮换，永远作为定制。其间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表现卓越可传世的，自郭侍郎、曾袭侯以外，不敢轻易赞许。暂且就总署奏定的出使章程，以及使臣的等级来说：虽然有头等、二等、三等及副使的区别，副使的设置，自刘锡鸿迂腐拘泥、乖谬错误，屡次与正使郭侍郎意见不合，几乎导致误了公事。随即裁撤缺额，不再选派。这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费用。寻常出使大臣，大半列在二等，经费实际上也比较节省。只有崇厚以少宰身份出使俄国，特拜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命令，作为头等。曾袭侯以副御史身份兼使英、法、俄三国，仅俸禄按头等办理，然而对于西例头等公使代君行权的地方，未尽符合。

乙未年春天，邵小村中丞、张樵野少司空出使日本议和，于是因为所给的权柄不足，被拒绝，空劳返回。等到李傅相两次奉命出使日本、俄国，才开始符合头等公使全权的利益，两国迎接极为尽礼。虽然军务紧急之际，全权大臣密电到来，无敢稍有拦阻。究其结果，马关议和如赔款割地等重大事项，仍然请示圣旨而行。西例公法与中国权力操于上的义理，原本难以强行统一。难道只是为了使臣卸过分谤吗？西方人曾经以中国所派使臣官爵不高为嫌恶，以及对待使臣恩礼不优厚为遗憾。王之春方伯、李傅相先后出使俄国，以及傅相历聘英、法、德诸国，其礼敬优厚尊崇，西方报纸都记载了。相比之下，能不感到愧疚吗？至于派出驻使臣，则使道居多，间或赏加三四品卿衔及擢升京卿的，尚书疆臣以上，寂然无声，何况近支亲王、贝勒呢？况且出使大臣大多简选曾经担任海关道缺及译署行走人员，只有近日所派伍秩庸、罗丰禄两位星使，以劳绩才望得到任命，而伍公尤其符合人心，中外均无闲言。天使人才以通晓西国语言文字为先，而后进见周旋，没有稍许隔阂。即使遇到驳辩之处，当面谈心，当机可以立断，何至于停留长智，枝节丛生？比起瞪眼拱手，熟视

译呆坐在那里，只听译官传达宣谕，形体如同傀儡的人，与（真正能担当大任的人）相比，万万不能相提并论。谚语说：“写信不如当面相见。”既然写信尚且不如当面相见，而你却专门依赖译官来传达命令吗？语气的轻重，措辞的适宜与忌讳，经过辗转传述，难免出现谬误，误差虽只有毫厘，结果却会失之千里。如今议论的人喜欢说大话来欺骗世人，只要熟悉条约和公法，或者曾经游历过欧美，偶尔看看那里的山川，观察一下那里的风俗，出使的任务就已经游刃有余了，起初根本不必求助于那些洋人的声音，以及横行斜上的文字。却不知道一旦外交事务变得棘手，立刻就被外人所困，甚至给国家带来羞辱，给百姓造成负担，却茫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叹息吗？德国公使被拒绝，人们没有不说是“德国朝廷做得太过分了”的。南皮尚书曾经极力推荐过他。然而在苏州商议设立租界时，一味地曲意顺从，不曾稍微存有补救的措施，却立刻用割让台湾的战事来相比，不再产生“弓长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惜土之情，他的操守和手段，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尚书绝不袒护自己以前的错误，固然不失为正人君子。吴中大小官员满朝都是，人才济济，而德国公使却忽然发表惊人之论，怎么如此巧合地相遇呢？这难道是把太阿宝剑完全倒拿着交给外人吗？那么，使才的难得，不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一个方面吗？

译慎重选拔使才的论述

古代君主用人，最为紧要的有两类：一是宰相之才，二是将领之才。宰相用来筹划国家大政，如同补天浴日，再造乾坤；将领用来谋划战功，剿灭贼寇、擒获敌首，务必使反叛者安定。如果这两类人才偏废其一，那么就无法安内攘外，国家大事从此就会混乱更迭。

如今则在宰相之才、将领之才之外，特别重视使节之才。古代环绕中国的，只有外藩而已。他们偶尔有二心，只需传布檄文晓谕他们，派遣使者责备他们，没有不俯首顺从、唯命是从的。即使是唐朝的回纥、宋朝的契丹，虽然桀骜难驯，但同处一个洲陆，尚可以情理晓谕派遣，在尊位上折冲御侮，也全靠这专门应对的言辞罢了。

如今四海一家，交通道路延伸到数万里之外，性情互相差异，形貌各不相同，虎视眈眈，环绕着互相窥伺。奉命出使的人如果稍有不当，那么战争立刻兴起，一句话就可以引发战祸。那么使节之才，真的比将领之才、宰相之才更加重要。圣明的天子临轩策问任命，能不郑重于心吗？

然而同样是出使他国，其中又有区别。那些充任星使（正使）的人，是朝廷特别简拔的，必定选择精通洋务、曾经处理过交涉事务的人，手握虎符，持着龙节，奉命前往，停驻在该国。遇到有违逆之言，与之争辩，既不能辱没国体，又不能失去邻国的欢心，务必做到不亢不卑，举动得体。所以必须再三审慎，才下达诏令。

至于参赞、领事、随员，则是辅助星使处理事务机要。惯例是由星使选择干练的人员，上奏折请求调任，不需要明确下达谕旨命令出洋。但我私下认为，奉命出使的人固然需要才望兼优，辅助出使的人也不可苟且从事。为什么呢？参赞是星使的副手，凡是有大事，可以与他谋划，确定后再行动。星使认为可行的，参赞就认可；星使认为不可行的，参赞就否决。如果阿谀附合、随声附和，那么一个星使就够了，何必另外派遣参赞？所以必须任用干练精明、有操守有作为的人担任此职，才能弥补星使的不足，避免失误而留下羞辱。

至于随员，有的掌管文案，有的掌管文书契约，有的让他们应对周旋，凡事听从星使指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事情重大的，才由星使亲自裁决；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往往委托随员代理。那么随员，实际上是星使的左右手。左右手废弛，那么全身都会运转不灵了。滥竽充数，怎么可以呢？

但我更认为最应该审慎，万万不可草率派遣的，是领事这一官职。领事专门管理旅居在外的商民一切事务。如今出洋的人日益众多，那么领事的事务日益繁杂。自光绪元年，郭筠仙侍郎出使英国，查明欧美两洲各国所属之地，多有华人旅居，有的从事贸易，有的做佣工。因此首先奏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官，随即在光绪三年九月奉旨依议，钦此。由此而在卑鲁、古巴、纽约、火奴鲁鲁等地依次设立，使华人得到庇护，不至于被外人欺侮。小到钱债纷争，大到命盗案件，凡是星使不能亲自裁判的，都依赖领事。

至于日本，则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何子〇星使奉命前往日本，就在横滨、筑地、神户、大长崎、箱馆六处分设领事官四员。日本距离中国不远，聚居在那里的华人良莠不齐，办理尤其不容易。领事如果不能符合众望，那么怨恨抱怨就会交织产生，就不免会有烦琐的言论。我认为领事所处理的事务机要，实际上与地方官所处理的没有不同，其中的管押、递解、笞责、戴枷，就是厅县刑名之事。至于追讨欠债、征收牌费之类，又类似于钱谷一门。必须遴选曾经担任过厅县官员的人，带他们出洋，派为领事，这样对于公事一一熟悉，得以从容处置。

还担心厅县官员虽然熟悉民情，却不懂洋务，在保护百姓方面虽然得当，一旦遇到交涉事件发生，洋官拿着公法来要挟，领事依据大清律例相驳诘，格格不入，还难免迅速失和、颠覆政事的危险吗？令人恐惧。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如今通商各口岸都有外人旅居，案牍往来在所难免。地方官习之既久，自然洋务渐渐明了，或者有曾经担任谳员与西人会同办事的人，更能情形深悉，动合机宜，派他们为领事官，那么安抚百姓自必恩威并济，而在中外交涉方面尤其足以斟酌尽善，遗憾全无，国体尊崇，外人心悦诚服。

然而为什么萋菲之辈（进谗言的人）还颠倒是非，甚至编成俚俗歌曲，多所牵涉，逞如簧之舌，诽谤丛生。唉！人才实在难得，为什么已经得到了又让他冤蒙不白呢？因为论述使才而纵论及此，愚者的一点见解，或许有恰当之处。如果领事不契合舆情，那么可以任由主国的大臣照会请求更换。同治四年九月比利时所简派的金公使曾有来文至，规定领事不准商人滥充，并不得兼作买卖。这见于同治五年九月，我国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全权大臣谭钦宪的照会中，也是奉命出使他国的人所应该知晓的。

慎重选拔佐使人才的论述

中国选拔官员驻节外洋，始于光绪元年

译到了光绪二年，章程才大体完备。当时经总理衙门奏定，凡是被使臣调用的官员，担任头等参赞的，每月发给俸薪银五百两；二等参赞四百两；三等参赞三百两。头等翻译官，每月发给俸薪银四百两；二等三百两；三等二百兩。随员医官，每月发给俸薪银二百两。武职人员和供事学生，每月发给俸薪银大约一百两。对他们的待遇不能说不优厚了。但是这一年七月，湘阴郭筠仙侍郎奉命出使英国，那些被调派出洋的官员，都找借口不愿意跟随使节。这是因为对外国的政治教化向来不熟悉，远渡重洋，多有畏惧之心。等到侍郎任期届满回到中国，曾袭侯纪泽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又简拔陈君兰彬出使美国、日本、秘鲁，何君如璋出使日本，刘君锡鸿出任德国。而那些官员贪恋薪资的丰厚，羡慕海外的繁华，加之转眼三年，就可以凭借特殊的劳绩上奏保荐，于是愿意前往。每当一位使臣被任命，必定有人攀附投靠，争着请求京城和地方的显贵人物，书信往来络绎不绝，跟随的人往往以数百计。近来虽然使臣的公费随着使臣薪水的数额而定，也远远不如从前，但像蚂蚁聚集在膻味处一样，营谋差事的人，其数量比恒河的沙子还多。使臣无可奈何，就增设几名供事人员，或者从上海派遣充当文报委员，以此来调节，月薪有的十两八两，有的十几两到二十两。问他们为什么贪图这些而这样做？回答说：不是为了牟利，实在是想借此获得一官半职，希望能在朝廷中谋得功名。唉！难道没有想过这种蝇营狗苟之徒，都是凭借京城和地方显贵人物的情面而来，果真能应对专长，不致失误从而给国家体面带来羞辱吗？我曾听说西方国家培养外交人才，起初一定要进入外交学堂，研究国与国之间交往以及一切交涉的道理，不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就派他们跟随使臣到海外学习，称为留学生。学业有成，过几年就提拔为随员。其中熟悉他国风土人情的人，就充当领事；精通他国语言文字的人，就充当翻译。果真能胜任愉快，又过几年才升任参赞。等到参赞任期届满，能符合选拔标准，然后记名作为出使大臣，等待有空缺时，根据才能简拔任用。像这样，才能在外交场合周旋应对，从容不迫，折冲樽俎，一举一动都合乎适宜。现在试问：中国那些想跟随使臣出洋的人，果真曾进入外交学堂学习吗？曾做过海外留学生吗？曾熟悉他国的风土人情吗？曾精通他国的语言文字吗？只是稍微学习了一点西文中的“阿皮西提”（即英语），略懂官场中的趋跄拜跪，就说“我已经能跟随使节宣达劳苦了”，贸然谋求得到京城和地方显贵人物的书信，就请求充当翻译、领事、参赞。我担心这不仅给外人留下话柄，甚至做出种种不合礼仪的事情，或者像某官员诱娶外国的荡妇，或者像某武官欺骗借取外国的巨额钱财，致使使臣辗转为难，留下他们则增加使节的羞耻，参劾他们则招致外人的嘲笑。唉！以中国之大，辅助使臣的人竟然如此不堪，也不奇怪时常被外人嘲笑讥讽，说没有可用的人才。又听说：平常驻节西方国家，必须经过三年才接受接替，那些眷恋家庭的人，尚且不乐于营谋。至于奉旨专门前往吊唁祝贺的大臣，事情完毕就取道返回，往返没有多少时日。简拔前往日本驻守的星使，路途不太遥远，音信便于往来，所以钻营差事的人，其数量更不止成倍增长。殊不知奉旨吊唁祝贺，列为头等使臣，身份越重，那么随员应对就越应该娴熟。日本与我们同文，必定平时在诗文酒宴的风流雅集中，互相酬答，其才华被该国敬服，然后有事时与之商榷，容易纳入我的范围。以上这两种情况，随员的选择更应慎重，怎么可以稍微迁就情面，而随意委派给蝇营狗苟之徒呢？于是写了《慎重佐使人才说》来告诉当今负责采集风俗民情的人。

译论出使

自通商以来，外国与中国和睦相处，其间偶尔发生龃龉，以致引发战争祸端。这虽然是由于各国贪欲无厌、要求不止，但实际上都是我们与他们结下怨隙所致。那些远在数万里之外的人，不畏惧重洋的危险，载着货物来到中国，推究他们的本心，究竟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利益罢了。西洋人多欲，出于天性，所以肯这样做。而中国百姓即使相隔数十里、百里，还有离乡背井、抛妻弃子的忧虑，临行时牵衣哭泣，泪流满面，所以中国人很少去那些地方。既然不知道那里的风俗，很少与他们接触；也就不了解他们的性情。对于他们的到来，视之为夷狄，从上到下，都存有轻视之心。朝廷治理自己的国家，设立官员分管职事，都处理境内的事务，治理境内的人，没有专门管理与中国百姓交往、与中国商人贸易事务的官员，不过海关、巡道有洋务的责任而已。但这终究不是专门管理通商事务的。他们的本职是备兵，兼任的是收税。中外之人有贸易交往，都归他们处理，并不是因为通商才设有巡道。直隶、两江两总督有南洋、北洋大臣的新头衔，也是这个意思。即使专门负责洋务如总理衙门，也不过是部院属员的差使罢了，没有专门的官员。上海租界的会审公署，也是差使。平常西方人的议论，说中国谁为专门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官员？那么中国人实在无法回答。又不应该说中国轻视洋务，所以不设官。因此西方人往往谈论中国品级大的官员，必定说道台，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与中国百姓交往的事务不过由海关道负责，他们这样说也是适宜的。既然中国对洋务如此轻视，虽然三十年来没有改变，西方人仍然有疑虑也是适宜的。西方人的传教事属荒诞不经，海边的人见惯了，不觉得奇怪。内地二百里有教会，神户分书讲理，十个人有九个厌恶。宗教也是西方人的一方面，通商并不由此而来。只是上级官员没有把原因向民间宣示，百姓愚昧而不改变，所谓弱者怒于言语，强者怒于神色，因而多事。上下轻视的成见没有融化，固执不化，认为我们中国为四洲万国所尊崇，自行其道，以尽我们爱国与爱民的心，却不思考时势必然如此，通商势不能舍弃洋务。如果自认为暂时羁縻他们，姑且作为权宜之计，以为后图，也不过被外人暗中嘲笑罢了。我不知道。洋务不设专官，难道要等到数十年后，闭关绝使，不与西洋通商，不让他们的到来，所以兼摄其事就足够了吗？他们以商民聚集中国，必定在各口岸设立领事等官，我的土地让他们居住，我的百姓与他们日日接触，反而不设官来治理这些事，我爱国与爱民的心，难道不如他们自爱其国与民吗？况且由内以及外，事理相通。起初我的百姓畏惧远行，他们的百姓喜欢漫游，现在我的百姓去了，而且众人都去了。他们以富民来，我则以穷民往。往来是一样的，贫富各不相同，大抵因为谋生计紧迫，甘愿涉重洋，拼着死亡以图发迹。如果都瘦着去，肥着回，岂不是通商有利于我的百姓吗？然而招工开馆了，仔在船上了，皮鲁的鸟粪拾了，古巴的糖寮多了，金山的金掘尽了。有的折磨他们无人理睬，有的厌恶他们起杀机。他们的百姓在中国，住重楼阁，穿美衣锦，食富也，我怎么敢侮辱他们？我的百姓在外洋，像狗一样被牵，像猪一样被捆，空腹鸠形，贫也，而他们都可以虐待他们。他们的百姓既富而保护他们，而且不止一个官；我的百姓至贫而保护他们，反而没有一个官。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们来者富，我往者贫，有官来统率他们，像做乞丐的头目，担心被外方人嘲笑吗？然而又为什么不思考我的贫民，深入其地，不能自立，以至于受佣被虐，驱之如豚，豢之像犬，弄之像笼鸟，杀之像微虫，难道不被外人嘲笑吗？这些被虐的百姓，虽然由于自己蹈入陷阱，死无所怨，然而谁实有此民，而使他们不能自保其生，自安其业，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谓出使之举，刻不容缓，而美国、日本的出使尤不可缓。使臣既派，身朝命为在外国保护维持华民，那么如美国金山土民欲逐华民之事，尤其不可不加意。然而金山的华民不过与土人争利，引起他们的嫉妒之心，还不如古巴糖寮佣工受虐之惨。上年陈荔京堂回国于古巴，各佣工情形亲知灼見，入诸奏牍。三年以来死者又不知有多少了。此次奉派美国钦差，可惜古巴非美国属地，不能乘便办理，垂死之民空悬向望，正不知道有生还之日否？仰将于出行之日，道经该处拯救佣工吗？若置此事于不论不议之列，那么日本、美国的使也止寻常通好之事，而对于出洋的华民无补。难道日本的华民土客不容均宜，遣使臣来安抚，而独于古巴的佣工可置度外？甚非计之得。所以我谓出使必能保华民，而保华民必须先理古巴案。

译依次简派各国钦差，拖延许久，等到轮到古巴华佣时，恐怕将无一人幸存了。

译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二十九卷 礼政

公法

论公法原本经学

佚名

我阅览公法所管辖的文明之邦，北至北洋，东南穷尽澳大利亚，西南折向好望角，遍布西半球；而凡是轮船、铁路、电线所通达，阿屯姆力（蒸汽动力）所积聚的地方，没有不凭借性法、例法二者作为结盟缔交的关键，其气势何其宏大！春秋之初，未曾不详细区分内外，内为诸夏，外为四裔，未曾不区别对待夷狄。到了春秋末期，中原地区也变成了新的夷狄，夷狄进入中原，那么中原的子思、子发就微弱地说：“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亲的。”董仲舒说：“校正早晚的，看北极星；校正嫌疑的，看圣人。”贬黜周室而尊奉鲁国，并不是以春秋为王，而是以万世为王。以万世为王是什么意思呢？是以经权之学为王。孟子说：“常道端正，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民气压抑，怎么兴起？民智闭塞，怎么端正？性法，是开启民智的大经，孔子在蔡仲身上精通权变之学，易君看到了这一点；孟子在子莫执中身上精通权变之学，衡量例法，是疏通民气的微妙权宜。秦朝用法网禁锢经学，宋、元、明用蒙蔽聪明、堵塞明智的方式，禁锢经权二学。于是管窥蠡测之士在昌平被尊崇，荒疏落伍的儒者在腐朽的土壤中卖弄技艺。即使没有性法、例法之学来乘虚而入，大概昆仑山的纽带已经断绝，羲和驾驭日车的缰绳也不久就断绝了。而他们的儒者，每天抱着沟通君民、权衡和战的公义，黑白分明地评判异同，汹涌澎湃，全球随之勒令；而我们聚集千万学子，注解虫鱼，批抹风月，连中原朝廷的律例都听不到，何况罗马目前的交往不知道，何况问虎哥（指西方人）聒噪地与他们谈论公法，就惊诧地说这是异端。等到他们得志，坐视国家遭受胁迫欺骗的耻辱，像秦越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唉！同文馆建立，到现在三十年了，能精通政治律例的学者，很难找到其人，这难道不是士大夫的责任吗！现在议论的人说：“公法的话娓娓道来。”其实仅凭虚理，弱者不能仰望企及，强者公然违背，众人侧目而视，不敢质问？甚至给予强者桎梏，削弱弱者的权力，而资助盗贼粮食，借给寇贼兵器。公法家所论述的，有正法，有便法，本来也游移两可，出奴入主，高低在心，该听从哪个？尤其可疑的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各国允许土耳其为自主国，并且屡次说：“土耳其人从此进入公法。”这一年，英法俄美四国订立条约，以后不得将中国视为公法之外，又申明说：可以共享公法的利益。然而他们对土耳其偶尔有交涉，最终仍以异教诋毁排斥中国，那么商务、界务、教户税务，没有一项得到平权之义。那么公法简直无益于国家，反而增加了牢笼陷阱。有人问：不是这样，公法是万国的春秋。春秋折狱，仅在西汉之世实行了一两次，其后就没有听闻了。没有别的，汉朝以来治经是为了禄利，士气萎靡了。想要压制百姓，先压制士人；想要压制士人，先压制士人抵掌伸眉、权衡天下的工具。后世连禄利经义的途径都夺走了，另外有所谓词章帖括的，庆幸他们对于政学昏昧，而没有约束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布衣下士相比，凭空理来争论天下事，渐渐刊登在日报上，渐渐被政府采用，渐渐推广到讲坛。他们心中公私的差别，怎么不相等呢？因此春秋灭亡，律学晦暗；律学晦暗，种祸急切。以聋遇聪，以盲遇明，以结巴遇善辩，以局促在瓮牖之中，精疲力竭之余，生逢上下平权，与五洲人士抗辩，怎么不穷困且跌倒呢？现在西方国家的政事，公法家所不允许的很多。他们遇到疑难棘手之处，或者相持不下不能尽其公理，容有迁就强弱大小之间划定界限，以模棱两可政府之心的人。其实虎哥的宗旨本来不是这样。所以公法学在西方国家实行，不过十之五六，大概文致太平的时候未到罢了。既然西方国家政府尚且不尽如公法家用心以达到公平，而说中西交涉又没有公法家与之相持，他们竟然能把本国不乐于实行的东西输送到中国，这是理所必无的。目光短浅的士人，不责怪彼国遵守公法的人，不责怪我国不研究公法的过失，反而想要一并诋毁公法而废除它，不也太荒谬了吗？丁韪良在中国居住很久，洞悉彼中公法的宗旨，与我们的经学同源。他的性法乃是春秋守经之学，他的例法乃是春秋达权之学。于是作《中国古世公法考》，引用经传数条证明之。他的义例虽然未详备，而中国以春秋治公法的机括萌发了。现在春秋上本天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申于国会之源。所以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是治国平天下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变的经猷。即使西方人深于公法的，无不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封造极之境。唉！春秋自孟子、公羊嫡派无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