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九礼政

译日食等灾异，妖孽障碍丛生，到胡安国那里达到了极点。如果不是依靠“平”这一义理，拨开昏暗的迷雾而看见晴朗的天空，就不能使一个国家安定，又怎么能使五大洲都安定呢？恐怕将来不平带来的祸患，不会仅仅局限于条约和立法方面。洴澼子对于国际公法一无所知，只知道国际公法的根本原由，在于维系这个地球，有日益昌盛的趋势，因此就近翻译各种书籍，首先列举其中的微言大义。一、关于《春秋》的律法，其案例和法规深奥广博，再分门别类进行考订，作为我党人的借鉴，或许研究外交学问的人不会抛弃它而加以教导吧？

译论中国不能享受万国公法的好处。邱炜萲

各国将中国排斥在万国公法之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不是大国吗？那么，全球有一千三百多亿人，而中国就占了三百多亿。全球分为六大洲的土地，而中国又占据了亚洲最大的一半以上。是因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吗？那么，四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历法，两千多年前就有孔子创立教化，早已超越了拉丁和埃及。既然如此，那么各国将中国排斥在万国公法之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和刑法大多不能与他们相同。西方人知道中国不能与他们相同，又恰逢中国接连战败之后，无不借机要挟，趁机逼迫。统计从道光、咸丰年间通商以来，其中遭受损失的情况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方面。然而其大致情况是可以说清楚的。传教与国家大事本来不相关，有保护的惯例，没有压迫的行为，但历次条约无不加入传教这一条。一国获利，各国均沾，这是为什么呢？而中国独自忍受着。西方人在中国无不均沾其利，而我们华人旅居美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的，他们能像有约章治理的国家那样均沾其利吗？有海口就有领事，有村堡就有教堂。领事和教堂所到不了的地方，就有游历人员遍布于我国境内。无论商事、工事、重案、琐事、斗殴、吵闹，都只由各个海口的领事管辖。领事之上还有公使，公使的权力可以集结兵舰。兵舰之外，租界、民团、埋伏的军队、穿着甲胄的士兵，环绕在周围。喧宾夺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被美国驱逐的华工，不能把施加于我们的手段施加给他们。被西班牙欺凌的华商，不能把在我们这里争得的权益争给他们。逐渐导致百姓积怒成仇，希望得到一次痛快，那些敢于用刀刺入外国人腹部的人，在被捕惩办之后接着就是赔偿，赔偿之余再用口岸、租界来引诱，而且还不满足。去年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就是如此。那些在中国犯事的外国人，即使理亏势穷，领事、公使、战舰、甲胄等等无法为其袒护，也必定百计千虑，旁敲侧击，来恐吓我们、游说我们、蛊惑我们、威胁我们。而我们因为刑法不同的缘故，也不得不低头顺从，接受他们的范围，任凭他们颠倒黑白而后已。这并不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的。当年英国人美生私运军火一案，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至于我一提到想要设立领事，他们必定多方阻挠，使不能实行；即使事情快要成功，也必定使之失败，然后才高兴，其他情况更不用说了。即使是西班牙的小吕宋港口，中国现在想要设立领事，别说十几次，最终没有一次成功。香港近在咫尺，也至今空无一人。那些已经设立的，也受制于和约章程，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利益。静坐无为，学习太上老子的做法，唉，真是令人痛心啊。说到税则，西方货物进入中国，关税务必从轻；中国货物进入西方，关税务必从重。说到商情，西方人依靠华人的债务，一旦申报破产，就可以了事；华人欠西方人的债务，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也必定让自己入狱，通知中国官员，查封家产，连累亲朋，然后才罢休。其中的原因，虽然中国官员媚外过于奉承，也确实是因为西方人在中国的约章中所载权利太大的缘故。不看看门德商宝记宝昌纠缠不清的事吗？同安县衙拘禁的有若干人，防厅衙门禁闭的有若干人，前后三年，至今没有完结。一艘船的琐事，跨越边境劳烦官员，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将会很快得到公正处理。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中国不改变政治和刑法，自己吃自己的亏。如果一旦发愤图强，先改变刑法使之与万国相同，即使不必船坚炮利，也已经进入了文明。对外与万国平等，对内则亿万民众的志气可以得到伸张。马首是瞻，东方有启明星，为我们引导前路啊。

约章

预筹修约事宜疏

曾国藩

奏为遵旨预筹修约事宜，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臣在九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九月十五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预筹修约事宜，请求命令海滨沿江通商口岸地方的将军、督抚大臣各抒己见一折。先前因为原议十年条约为期已近，根据该衙门上奏请求命令南北洋通商大臣在熟悉洋务的官员中选派二人，于十月咨送进京，当时已经降旨允准。只是先前上奏称想要从选派的官员中收到策略力量的效果，而通盘大局尚待筹商。今年十二月即英约前期六个月先行酌改的期限，各该大臣务必在十一月内奏到，不要稍有延缓。等到总理衙门密函条议寄到时，各位大臣要审时度势，妥善商议万全之策，以救济时艰而符合委任，详细覆奏等因。钦此，仰望我国家推心置腹，博采广谏的至意，钦佩之情难以言表。详细推绎总理衙门原折密函，层层商讨折冲，谋求坚执之辞，而又不想让大局破裂；怀着雪耻报仇的志向，而又不想让彼族猜疑，实属审时度势，苦心经营。

译臣在预先筹划换约两件事时，接到总理衙门四月的信函，当时已经分发各海关查议，列成清册，臣详细审阅并加签意见。于八月二十一日，选派候补道孙士达等两人，从上海进京呈递，以备朝廷采择，已有案可查。现在又奉谕旨垂询，臣愚以为，与外国交往最重视信义，尤其贵在果断。我方不能实行的，应当始终坚决抵制，百折不回；我方可以实行的，应当显示豁达大度，一言既出便确定下来，绝对不宜吞吞吐吐，稍显犹豫之态，从而开启对方狡辩的端绪。

大体上，洋人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是夺取别国商民的利益，然后该国才能得逞。他们来到中国，广泛设立通商口岸，贩运各种货物，也是想施展他们剥削的阴谋，压缩我国商民的生计。自战争兴起以来，中国百姓早已深受水火之苦，加上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益窘迫，小民困苦无告，处境如同倒悬。

现在如果听任洋人引盐，那么盐场商贩运输的生路就断绝了；听任洋人设立货栈，那么行店囤积货物的生路就断绝了；听任小轮船进入内湖，那么大小船只的水手、舵工的生路就断绝了；听任他们创设电线、铁路，那么车夫、骡夫、挑夫、旅店伙计的生路就断绝了。

就他们所要求的各项事务而言，只有挖煤一事，借助外国的开采器械，兴起中国永久的利益，似乎还可以尝试办理。应宝时条议册中认为可行的，臣也加签表示赞同。其余如小轮船、铁路等事，如果由洋人经营，那就是外国侵占内地利益；如果由附和洋商的华人经营，那也是豪强侵占贫民利益，都不可行。

以上各节，臣在孙士达等人呈递进京的奏折中，逐条签注说明，总是就小民生计与他们切实辩论，没有颠扑不破的道理。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完全可以以义理告知他们，即使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也一定会争回来。即使臣等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穷困至极的小民想要变革，与他们结仇，也绝对不是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的。

中国的大臣为百姓请命，不愁没有言辞去应对，甚至因此导致破裂，而我为了拯救百姓而动用武力，并非为了争辩虚议而挑起争端，上可以对得起天地列圣，下可以对得起天下百姓，心中无所畏惧，日后无所悔恨。

译至于派遣使者开拓疆土、传播宗教的事，臣所派人员携带的京内册籍中，都未曾商议提及。我查阅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罗斯人尼来果赉等人，当时的议节情况已难以深入考证。然而当时俄罗斯商议边界、开通贸易，实际上是按照敌对国家的礼节对待他们，这与按照屏藩属国的礼节对待高丽，向来不同。从道光、咸丰年间以来，对待英、法、美三国，都仿效康熙年间对待俄罗斯的成例，视同敌对之国。圣朝修养德行、怀柔远人，本来就不打算让七万里之外的远方之地都臣服于我。拟请等到皇上亲政之后，准许他们入朝觐见，议节的事宜临时斟酌决定。既然他们是敌对国家的使臣，不必勉强他们做难以做到的事，这样才能显示坦荡明白并展示优厚宽容。关于派遣使者这一节，中外既然已经通好，彼此往来，也属于常事。议论的人有的担心使臣辱没君命，有的顾虑费用浩大，这些都是过虑的话。似乎应当命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随时保举可以出使的优秀人员，储备起来以备使用，不论官阶高低，不规定年限，有人就派遣，无人就不派遣，主动权仍在我方，他们也不会因为答应派遣却未派遣，就挑起战争。不久前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文，已奏派志刚等人出使西洋，此后源源不断地通聘，出使的事逐渐增多。纵然有一两个不能独当一面的使臣，又怎知其中没有苏武、班超、富弼、洪皓那样的人才出现，为国家宣扬威德、消除祸患，可以慷慨允许派遣。至于开拓疆土、传播宗教一事，查天主教起初，专门用财利诱惑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居多，他们的利益有所不足，那么他们的说辞也将不被相信。自从汉代以后，周公、孔子的道统稍显晦暗，而佛教逐渐盛行。然而佛教兴起于印度，如今印度却多信奉回教；而佛教、天主教兴起于泰西，如今泰西另立耶稣教，并极力攻击天主教。可见异端邪说有时兴起有时废止，只有周公、孔子的道统万古不灭。只要中国修明政治、整肃风俗，礼教昌盛，即使千方百计开拓，最终也很少有尊奉信奉的人。各省郡县多已建立教堂，已经开拓得无可再拓。将来换约之时，该国如果有这一条款，请求似可答应随时行文保护他们，不必再增添条款，相信他们不会再次肆意要求了。这几项危害稍轻，不必极力与之相争，也不可有求必应。唯独铁路、电线、轮船、引盐、开设货栈等事，损害我百姓的生计，就应当竭力与之相争。不设置挟制的言辞，不使用严峻的语言，只用委婉的话语商量，用诚意打动他们，始终不可改变，使他们知道以民为本以保邦国，是千古帝王的常道，也是我朝历代圣祖的家法。在中国多事之秋，洋人正嚣张，也不能一味顺从和议而不顾内地百姓的困苦。即使日后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也只求保护我的黎民百姓，而没有炫耀武力于海外之心。他们虽然倔强诡诈，应当也知道理直气壮不可剥夺，众怒不可触犯。或许至诚所感，容易纳入范围。我这些浅陋的意见，是否得当，谨献刍荛之见，以备采择。所有遵旨预先筹划修约的缘由，恭敬地通过驿传四百里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列国息争条约

日本人佚名附

近来英美订立列国息争条约，是最值得记载的事。近古以来，所谓文明国家与列邦交涉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武力强大，二是喜好谈论和局。况且近来兵器日益精巧，又加上穷究物理以致用，以至于其精妙程度，考察东西古今的史册，没有像今天这样全民皆兵的制度。所以极端地说，欧洲现今的国民，简直是把战争当作性命了。而且兵是凶器，尚且未能摆脱野蛮的习气，而衡量各国文明高低的标准，仍以兵数的多少为依据，这难道不是最奇怪的事吗？然而兵力强大虽然如此横行，但人民喜爱和局的心情更加强烈。试看列国君主蓄兵虽多，但听说他们所称为荣誉的，则是说维持天下的和局。如果穷兵黩武的名声，则没有人愿意承担。他们畏惧战争，恐怕破坏和局的想法居多，所以宁愿充实兵力、储备粮食，想要厚集其势力，但必定不敢轻易尝试。由此看来，所谓武备的扩增广大，本出于想要维持和局而共同享受太平。由于他们的人民专门从事贸易逐利，又有参政的权利，所以上层不能不顺应人民的意愿，而保全和局。况且交战，不过是使武官成就功名，而人民不得不分担军饷费用。交战则阻碍商务，所以穷究其利弊，所谓交战，唯独有利于少数武官，而对多数人民损害极大。交战阻碍外国贸易，并非阻碍国内工商业所能比拟的。如今舆论应当遵从如此，商务繁盛如彼，而各国都想免除交战的祸患，确实是自然的趋势。至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并非今日之事。如今各国出于不得已而交战，万国交涉所归结的极点，如果不是依靠兵力，就不能裁断邦国交际中的战争。所以各国储备粮食、充实兵力，虽然不想战争，但预先防备，以保持武力的平衡，而防御战争的爆发。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在战争之外讲求撤去武备的策略，这就是调停

译所谓方法，就像所说的交涉议论一样。总之，在交战之外能够裁断外交关系的有三种：一是通常所说的外国交涉之议，即两国各自有所主张和提倡，但如果两国固执己见、毫不退让，那么争议也无法平息。二是调停，如果两国发生战争，有另一国居间调解，想要裁断这两国的争议，但如果两国不服从它的裁断，那么也未必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争端，使其达成和解。三是中立裁断，这种方法与前例颇为相似，但宗旨略有不同，即两国交战时，有一国居间，预先约定两国服从它的裁断，然后再调停两国之间的交涉。自古以来实行这类方法的很多，根据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也曾称赞两国裁断之法为善举，说如果敌国能够听从中立者的裁断，那么进兵攻击的行为，必定会被视为非法。

译此外，亚拉巴马号仲裁案的同盟条约中也提到，应当遵循前代的遗法，交由中立国裁断。由此看来，两国之间的争议，也可以看出昔日希腊各邦善于实行两国裁断的方法。在中古时代，罗马教皇善于裁断欧洲各国的争议，从而遏制了战争。等到教皇的威望逐渐衰落，各国日益争强好胜，便无人能够禁止了。到了近代，各国也有专门致力于此的，现在秉持这一宗旨而成立的协会多达九十四处，其中以瑞士伯尔尼首府的和局调停会最为杰出。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担任这些协会的会员，自1889年开始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蒙西埃担任议长，每年在欧洲各首都召开一次大会。美国也在1890年创立了此类协会，穆尼先生实为倡导者。在欧美各国的议会中，也认为这类方法有利于调停国际争端。183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也认为应当设立国际法公署。1890年，美国国会建议说，应当与各国商议调停国际争端的方法。1893年，英国下议院答复美国说，这个主意很好，本院也认为英国应当致力于此。丹麦、挪威、瑞士、法国、奥地利等国的议会也大致持有相同的意见。况且调停国际争端本是一件好事，自不必说，而在实际行动中，此类事例也屡见不鲜。自1815年以来，实际发生的就有六十次，其中有三十二次与美国有关，而且在条约中明确记载此事的也有。1848年美国与墨西哥所订的条约，以及1891年葡萄牙与英国、公额所订的边界条约，1895年比利时与丹麦、希腊、挪威、瑞典所订的条约，1888年瑞士与法国、尔古牙多路、差汝把多路所订的条约，1894年西班牙与罕要拉士所订的条约，比利时与哥兰尔国、布哇所订的条约，都是如此。然而在各大强国之间，尚未见到订立此类条约的，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年正月十一日英美所订的调停国际争端条约，实为开创之举。英美两国虽然立国体制不同，但其人民的语言、种族本相同，习俗也没有太大差异，所以遵守执行这个条约，应该也不难。自1895年以来，发生了委内瑞拉事件，英美双方稍感不平，意气阻隔，局势岌岌可危。后来两国都产生了悔意，就委内瑞拉事件相互调停，于是订立了调停条约，并将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争端。起初，英国政府的看法与美国政府颇有不同，美国国务卿奥尔尼想要扩大调停的范围，而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则稍加限制其范围。美国的意图，在于想要调停一切争议，而调停者的裁断，双方都必须服从。英国的看法与此不同，认为如果事情关乎国家体面与领土，那么这种调停也不能奏效。然而尚未细读该条约记载的内容如何，或许两国已经稍加妥协，才订立了这个条约。试录如下：

一、关于未满十万英镑的争议，英美两国各选一名律师，再由这两人共同选出一人作为调停者。如果两国所选的人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一致，应当另选一人，这时须请瑞典、挪威国王遴选一人。如果这三人的裁断中，有两人意见相同，即为公正。

二、关于超过十万英镑的争议，以及除领土事件外的一切争议，选调停者的方法如上所述，而三人意见一致进行裁断，即为公正。但如果不愿服从此裁断，则允许向其他人申诉，而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也如上所述，人数为五人。在五个人中，如果有三人意见相同，即为公正。

三、关于领土争议，这是两国颇费苦心达成的，但条文未尽明确，暂且留白。要知道这个条约的真实意图，在于避免战争，而在谈判桌上裁断争议。

根据美国宪法，凡是订立条约，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参议院未必赞成总统的政策，所以这个条约最终是否被两国确定，也未可知。然而这个主意很好，确实有利于各国。查考史伯大，据《四裔编年表》记载，它是希腊十二国之一，建国于周灵王时期，到汉景帝时期降服于罗马。周灵王十二年，即公元前560年，爱纳山得对及阿立司登并列为史伯大王，应当就是那时。又查现在希腊南部仍有史伯大城，公额在非洲西南部。

与欧洲各国立约前后考略

《伦敦朝邮报》说：现在欧洲人都想侵占中国疆土，作为殖民地，这都是近百年的关键所在。然而各国最初到中国通商的先后顺序，尤其应当考察一下。1516年，西洋人即葡萄牙人波利士地厘劳初次乘船进入中国，带着货物到达香山澳门，与华人进行贸易，这是欧洲商人进入中国的开始。当时中国人非常信任他们，与他们交易没有欺诈和担忧。自1560年起，波利士地厘劳逐渐招引他的国人迁居澳门。到1600年间，葡萄牙人的商务

译大盛。又至一千七百八十年间，欧洲人在中国经商者，他们的船只都停泊在澳门。此时澳门尚属中国领土，居住在此的葡萄牙人缴纳地税。及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葡萄牙人在天津与中国订立条约，澳门政府由葡萄牙人设立。然而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与葡萄牙人时常发生摩擦。过了五年后，中国即将澳门永久割让给葡萄牙。当时所立的条约规定，葡萄牙人如果不愿意居住在澳门，就将澳门交还中国，然后任由他们迁离。这就是葡萄牙人到中国通商数百年的大致情形。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的，则有西班牙人。当一千六百年间，西班牙人最初占据广东南方的菲律宾小岛，于是寻找一条水道从菲律宾进入广东进行贸易。追溯他们初来中国时，也像葡萄牙人一样没有条约。及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才与中国在天津订立条约。此后到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荷兰人东来，也占据台湾作为商埠。过了五十年被中国海盗郑芝龙驱逐，荷兰于是前往澳门进行互市。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也与中国在天津订立条约。又继而至的是英国人。时在一千六百三十五年，最初以商船进入中国，仍先到达澳门下锚。一千六百七十年，英国人前往寻找其他港口，于是就在澳门互市。过了七年，英国人则深入广州城内互市了。然而不久，我国英国商人又进至宁波等处。一千八[百]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锐意在中国推广商务，如今英国商人在中国能获得大利的，都借此鼓舞之力。其时未有和约。一千七百四十二年英国人以兵船来到中国海面，大张威武，想借此要挟中国官员订立商约。计算时间，仍不能成功。英国朝廷特派大臣律麦加地到中国，而中国政府也接纳了他。至于订立条约之事，则婉言相拒。

译一八一六年，英国朝廷又派遣大臣律谙麻士到北京入朝觐见，清政府因为知道他不肯行跪拜礼，于是拒绝接纳他。一八三四年，在印度公司承揽中国商业利益的人员都被解散，英国朝廷特意派遣商务大臣尼备亚来到广东管理商业事务，起初并没有打算与中国签订条约。然而清朝官员听说他到达澳门，误以为他是到北京来商议和约事宜的，于是传令禁止他进入广州城，要求他在澳门等候命令，等到清朝官员发出执照后才允许进城，而尼备亚轻视清朝官员，假装不知道，径直进入广州城，将信函投递到总督衙门。广东总督置之不理，随即张贴告示说：“大清国设立官员、训练军队，是为了安抚百姓，贸易之事由商民自行处理，本官没有理由多管闲事。”等等。尼备亚此行知道必定会触犯中国官员的禁令，特意前来窥探动静罢了。尼备亚趁机想与中国签订条约，但中途去世，签订条约的事情于是暂时搁置。而清朝官员以为英国人畏惧威势、接受安抚，暗自夸耀欢喜。这时在广州城的英国商人，请求英国朝廷派遣一队兵马来到中国，英国朝廷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后来因为商务之事与中国发生不和，攻陷广州城，商约才得以订立，并允许英国人占据香港土地。如今在东方商务中以英国最为兴盛，也是这件事先前树立了威势的缘故。至于考察外人与中国订立和约的情况，则以一六八九年时，俄国派遣使者到北京与中国订立和约为开始。一七二七年，中俄再次订立条约，准许俄国人前来互市，并正式划定边界。到一八五一年，中俄又修改和约，以伊尔库茨克为通商口岸，允许俄国人设立领事。一八五八年，俄国又与中国在天津修改和约，清朝于是派遣数名官员前往中俄交界处勘察地界。到一八六〇年，又割定了黑龙江之地，即黑龙江以北为俄国边界，以南为中国边界。中国西北的边界也确定下来，划归中国管辖。这时划分黑龙江之地，俄国人欺骗中国人不识地图、不懂测量，于是割去了中国数千里的土地。从此以后，俄国人逐渐想要吞并中国。正值中日战争之际，俄国人又向中国施恩，可惜中国政府受其愚弄而亲近它，与俄国使者卡善尼订立密约，中国由此日益危险。其余美国人到中国贸易，则从一七八四年开始。法国人来华，则以一五〇〇年为开始。然而那时法国商人还没有到来。一八四四年，法国人到中国通商，中国准许他们在澳门贸易。一八五八年，法国人才在天津与中国订立条约，并准许设立公使驻在北京。历考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德国人是最晚的，一八六三年才与中国在天津订立条约，并准许设立公使驻在北京。这些欧洲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时代先后，可以查证。

论外人提出要求，是由于从前订立条约不够完善。

中日战争之后，朝廷简派李鸿章赴马关订立条约，割让台湾，这是中国边疆领土被割让给外人的开始。直到今天，胶州湾则租给了德国人，旅顺及大连湾则租给了俄国人。英国政府则只图谋威海卫，侧耳听到朝廷已经答应，等日本撤兵，即将该地交付；而法国人又向总理衙门商议，想要得到一块地方来进行商业活动。有人说中国堂堂大国，一统天下的规模，至此几乎被外人所败坏。凡是在天下所有披发戴冠的人，无不焦虑时局艰难、含愤难泄。但是德国的割地是由教案引起的，俄国的割地是由索取归还辽东引起的，事情有所凭借，还可以理解。如果法国和英国，则将凭借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权力均等。唉！各国的权力确实均等了，中国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掌握呢？辗转思考，于是惋惜当初订立条约时，当权者不了解外情，导致被外人欺侮。追溯道光末年，五口通商，首先订立条约的是英国人，接着是法国和美国，德国、俄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瑞典、挪威、秘鲁、丹麦、日本、比利时、巴西、日本又接着订立。其条文照搬模仿，都以英国条约为蓝本。英国条约第五十四条说：“倘若他国另有惠及之处，英国无不共同得到好处。”在中国订立条约的大臣不过把这句话当作口头禅，未必预料到日后的许多纠葛。不料外人就以此为据，虎视眈眈，每天以惠及为心。现在德国、俄国既在北方得到土地，日后英国、法国商民不免利益权力逐渐丧失，这就是他们拿着前约来伸张说法，而均权之议于是向总理衙门喋喋不休地争辩的原因吗？总理衙门一一遵从吗？回答说：中国虽然土地广大，但是德国、俄国既在前面分割，现在又要将要塞让给英国、法国。日后英国、法国的欲望既得逞，而类似英国、法国的国家又起来要求利益均沾。海口既然都被外人占据，渐渐且垂涎内地，蚕食不止，任其狼吞虎咽，不仅中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想要兴兵抵抗吗？那么中日交战，兵舰已经全部毁于敌人的炮火。即使近来逐渐筹资购买

译建造战舰，意图重整海军，然而以我国一支水师去抵御几个大国的坚船利炮，胜负之势不用智者也能知晓。等到战败覆没之后，重新修定和约，那么不仅领土逐渐缩小，而且还要赔偿他们的军费，输送巨额金钱。中国此时难道不是如谚语所说“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从而让外人得以窥伺吗？回答说：这也不难。今后应当与各国明确约定，预先拟定一份通用的条约草案。日后有约期届满需要修改的，就按照这份草案来缮写，自然不会有分歧，自然不会有竞争。更应当向各国宣告：“我国的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奋力抗争、苦心经营而得来的，如果有无故妄图割据的人，敢请求援引万国公法来为我们排难解纷。”这就叫做均权，这也叫做和好。如果想要贪图我国的土地，存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的心思，这是争权，不是均权。争端一起，我国将日益陷入困顿，即使各大国也都不会有利。知道泰西虽然接近于杂乱的行为，但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必定有能拂衣而起、仗义执言的人。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开放海禁，允许各国在内地通商。听说西方的惯例，凡是通商之地，就作为各国公共的地方，不能任由一国占据拥有。如果在内地普遍通商，那么内地就都不能被占据。二十一个行省，或许从此可以固若金汤。否则想要说服俄国来抗拒英国，而俄国既然存有虎狼之心，断然不肯与英国结怨，来保护这个既弱又贫的中国。想要亲近英国来抗拒俄国，而英国人一向以持盈保泰为心，怎么能够轻易挑起战端，来与强国结怨呢？至于日本虽然是同洲的国家，当俄国人索取大连湾、旅顺口时，其使臣矢野氏也曾代为总署运筹谋划，但他也自知俄国难以抗衡，即使与英国结盟，也只是虚与委蛇，未必真正联合我国。夹在两大国之间，将要无所适从。几个大国环绕着相互窥伺吗？刍荛一得，愿意献给当代大人先生之前，如果不以位卑言高来怪罪我，那就太幸运了。

译议院

论议院是治国的纲领

古代并没有所谓议院这种东西，君臣上下只是同心协力罢了。那时天与地、尊与卑的界限并不严格，朝廷与民间的情意不相隔绝，在下位的人不认为殿堂台阶高远难及，在上位的人能够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臣子有美好的谋略得以进告君主，百姓有疾苦悲痛得以向上禀闻。况且那时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舜执持两端而取其中道，汤使众人归附，盘庚提拔百姓，洪范中谋划及卿士和庶民，孟子中考察及大夫和国人，这些都是类似议院的做法。所以说：“用他的百姓以及他的臣子通达大家，用他的臣子通达君王，这才是邦国的君主。”汉代谏议大夫的俸禄为中等三千石，又国家有大事，常常诏令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吏和博士商议，这就似乎真的有议院了。后世君臣之间的等级日益尊崇，古制逐渐丧失，君主如果有错误的举动，刚直之士仅能折断栏杆极力争辩，当面阿谀的臣子只有充数进退。于是君主耳目被近臣遮蔽，万民疾苦无处申诉，而天下的安危由君主独自承担。我朝定鼎之后，法令良好，意旨完美，超越前代，凡是臣子奏章入奏，必定命令部臣集议，务必达到妥善，覆奏得到旨意，然后施行，这其中的慎重到了什么程度？无奈遵行久了，已成为空文。地方官有不敢擅自决断的事，就请示上级大吏，大吏不以为然就上报朝廷。朝廷虚心听取，就命令该部议奏；部臣害怕遭到驳斥，就援引旧例奏覆。事成不居功，事败不担责，上下互相推诿，没有人承担责任，以致官吏得以借此作奸犯科，邻国因此轻慢侮辱，百姓从此没有呼吁的门路，朝廷因而形成孤立的态势，这非常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况且大吏所奏各节，在起草之初，就已经揣测上意，知道其与成例相符，必定蒙受批准了。不过必须等到命令下达然后施行罢了，所以对于凡是没有成例可援的事，不敢轻率上疏，所以虽然明知有大利益而不能兴办，明知有大危害而不能去除。唉！将用什么来纠正弊端而端正过失呢？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一天之间，万事丛集，即使君臣一心，上级谦让下级竞争，还担心民心未服，而民间隐情无人体恤，何况现在闭塞蒙蔽，因循隔绝到如此地步，这难道不是岌岌可危吗！现在如果真的想恢复前代的良法，创立盛世的隆规，计策没有比效法泰西各国更好的了。让上下都设立议院。曾经考察各国议院的制度，地方满若干户口的，可以公举议员一人进入下议院。凡是对于百姓不便、有益的事，都可以商议。商议后各自署名，下令并画诺，看画诺的多寡，来决定事情的从违。这是善政顺应众意的意思。事情经议定后，再上报给上议院议员，等待其核准，然后施行。议院有固定名额，缺额则补充。上议院议员，也有固定名额。其议员首领，或由宰相、亲王担任。遇到钱粮、军事、刑法等重大政事，就开院集议，也以画诺的多寡，来决定事情的从违。所以朝廷的举措，没有不顺乎民情的；百姓的疾苦，没有不可以控告的。君门虽然遥远，如同几步之遥；境内虽然遥远，如同面对面。所以君主对百姓，如同父兄爱护子弟；百姓对君主，如同手足护卫头目，以消除内忧，以抵御外侮，都是由这个原因吗？中国如果真的仿效实行，从京师到直省郡邑，都设立议院。京师则由翰林、詹事、科道各部堂官担任议员，以宰相为首领，而以地方绅士担任议员，全部实行公举。直省则以督抚为首领，而以监司及候补缺的府道担任议员，也参用公举之法。郡邑则以守令为议员首领，而以地方绅士担任议员，全部实行公举，不得自行专断。其议事章程，也照西方惯例。这样则上下情意相通，君民意志协调，用来行政没有抵触的忧虑，用来立法没有壅蔽的祸患。朝廷无需督责，官吏不能谋取私利。往日的一切弊端，可以不劳而自绝。而且朝野有同患相救的意思，邻国停止因利乘便的图谋。今日自强的策略，哪有比这更好的？议院，所以我曾说议院是治国的纲领。有人说：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建议，是臣子的常职，总不能做到谏言被采纳，也不妨碍当面折冲、在朝廷争辩，何必拘泥于一定要设立议院？唉！说这话的人，也是太不思考了。凡是臣子担心君主有过失，然后进谏，而谏言能否被采纳，已经不能由自己主宰，那么不如设立议院？商议后再实行，不必从事于进谏，而且使君主没有过失，这才是得策。假如进谏不被采纳，或者触怒君主，而遭受斧钺之诛，那就恰好成就自己的名声而彰显君主的过失，虽然不愧为忠臣，但对国家大事已经不能有帮助了。所以议院兴起，天下不必以忠臣为名高；到天下无以忠臣为名高的时候，治国已经得到纲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开议院论

赵而霦

古代盛世，工匠和商人进献规谏，盲人献颂，凡是臣民，都可以言事，所以上下之情

译没有什么不通畅的，门户之见没有不能化解的。西方各国变革旧法，创立议院，分为上下两院，上自君主，下自士大夫，都能陈述机要，互相辩论。国家有大事，尤其在这里决定其操控之权，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强行干预，而君民之间，仍然融洽沟通。最近连呼吸声都能听到，凡是反复申述的繁难，胥吏挟持的弊端，都一扫而空。因此国家没有难以解决的疑虑，言路没有壅塞遮蔽的祸患，内政既已清明，外侮也不兴起，西方人于是因此强盛起来。

中国法律条文太细密，礼仪典章太严苛，能够决定重大计策和疑难问题的，也只有两三个三公九卿略微商量，所谓藏在九渊之下，发于九天之上，枢密之地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然而历朝以来，屡次下诏征求意见，命令大小臣工全都去除忌讳，但上呈奏章的人动不动就牵强附会地引用条例，千言万语都是套话，一旦违背圣意，就终身闭口不言。至于本朝恩礼大臣，未曾因一句话而诛杀，但条陈政事的不过是随声附和，一两个有深谋远虑的人，有时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有时过于激烈而不善于表达，修改涂抹掩饰，完全失去了本真，想要达到像西方人那样言路公正，也是不可能的，这非常不利于筹划时务。

现在如果水积聚停滞不能宣泄，用来疏通的只是堆积土石作为障碍，那么郁结愤怒就会爆发，溃决后更加肆意。长久以来就像人身上的孔窍，不可稍有堵塞，天天堵塞孔窍，怎么能不生病？既然生病了，却还把疏通利导的药物当作迂腐之谈，这就像为了止住婴儿啼哭而塞住他的嘴，不是不能立刻止住，但他的死就可以立刻等待了。中国名分向来严格，而政治仍然多有隔阂，如果不急忙开设议院，那么上下之情就不通畅，即使门户之见不能化解，又怎么指望有富强的一天呢？

但是有人提出疑难说：开设议院，虽然能汇集众人的益处，但在创立之初，条例断难尽善尽美，或者挟带恩怨而包庇，或者受贿嘱以营私，甚至以言论为工具，扰乱人心，开启聚讼之门，以众论难以折衷，于是产生纷争的开端，那么偏重之势形成，而壅蔽之弊又像以前一样出现了。过去日本明治二十年二月九日，有茨木县的人青木氏掌掴议员井上角五郎的脸颊，又某年某月，总理大臣山县伯爵商议要政，众议员起来排斥攻击骚扰。频繁更改导致罢免，所议日本议院之事，属于初创，百姓知道什么，惊诧为怪诞。中国如果仿效实行，难道能不骇人听闻吗？

不知道同文方言之馆，哪一个不是西方人开创的？水师武备之堂，哪一个不是西方人延续的？中原仿行西法，已经历年所，华人看待这些，而且相忘于自然，为什么唯独在创立议院时，竟然相聚喧哗呢？中国文书太多，动不动就烦劳部议，辗转驳诘，毫发皆病，如果不急于变法，其流弊将何所止息？过去黄帝设立明台之议，晋人听取舆人之诵，都是汇集公论的明证，却还要窃窃私语地诋毁它吗？

但是提出疑难的人又说：中国积习，没有比各执成见更严重的了，假如互相龃龉，激成朋党，议论政事杂以口舌相穷，那么鸾凤之鸣，混杂着鸦鹊之噪，是将黑白两存而不论呢？还是委曲调停以求其平呢？试看光绪十一年法国开设议院之时，喀萨雅克等人的右党，葛来孟叟等人的左党，而且多达八十余人，或三百余人了。越南之战，斐理逞其簧鼓煽惑，议员兴兵结怨，等到谅山受挫，国人大哗，各议员数其罪而黜退他，而斐理的党羽也不与议员之选了。政出多门，各逞异议，即使以雷霆之怒折服，以碪斧之威震慑，也不能稍夺其焰，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殷鉴吗？

然而朋党之交证前代，都有记载在史书，班班可考。唐朝没有议院，为什么有牛李之党？明朝没有议院，为什么有东林之党？而且《汉书》有党锢传，元佑有党人碑，那时都没有议院。平心而论，这是由于纪纲不整，激之使然，如果只归咎于议院，那就是害怕兵变而一并停止招募，鉴于加赋而一并禁止催科，不也荒谬吗？俄罗斯是强国，大权独操自君主，正因为它没有议院，所以与各国不同，而它有党人，却又比法国多，这又怎么说呢？

现在外夷耽耽，协以谋我，而我们不能集思广益，以应天下之变，难怪一言不合，动成水火，意见一胜，彼此龃龉，遂使吾道之内，矛森立，歧路分，而卑之无甚高论者，不得不粉飾太平，徒以为政不在多言，一语互相推卸。汪应辰的话说得好：和议不谐，不是所患；和议谐了，而因循无备，深可畏。异议不息不是所患，异议息了，而上下相蒙，深可畏。大概不啻为今日痛下一针。唉！时事多艰，民情间隔，军国事体重大، 徒于一二权臣之手，而是非不复公之于天下，安得辟门集议，而与之和衷商量呢？

译关于议院利弊的论述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会议论，这并不是禁止百姓议论。政治清明的君主，他的智慧足以洞察百姓的隐情，他的仁慈足以解救百姓的困苦，他的果断足以消除百姓的祸患。他的行动成为天下的正道，他的行为成为天下的法则，他的言论成为天下的准则，即使百姓想要议论，也找不到可议论的地方。只是在三代圣王的时代，虽然没有设立议院，但物产丰富、百姓安康，后世无法企及。然而圣人不自以为是，未曾不汇集众人的智慧来广开益见。所以黄帝有明堂的议政，尧帝有衢室的询问，虞帝有表彰善言的旗帜，夏禹有拜受直言的礼仪。不仅如此，传书记载：‘史官记录，乐官作诗，工匠诵读箴言谏辞，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百姓批评议论，商人在集市上议论，百工献出技艺。’可见三代盛世君王无不广泛采纳众人意见。只是没有创立议院的名称，所以遇到贤明君主时言路通畅，否则言路就会堵塞。考察西方上古时期也没有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即汉宣帝本始元年，巴利门新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这是欧洲议院的起源。到西历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即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新定议院章程，直到今天，上议院和下议院，没有国家没有的。确实因为议院对治理有益，绝非浅薄。西方有君主制国家，有民主制国家，又有君民共主制国家。君主制国家，权力掌握在上层，议院不能擅自施行，弊端在于独断专行，德国、俄国等国就是这样。民主制国家，权力落在下层，议员得以专断威福，弊端在于没有君主，美国、法国等国就是这样。英国是君民共主制国家，君主同意而百姓反对，君主不能擅自施行；百姓同意而君主反对，百姓不能擅自作为，立法唯独它最为完备。然而上层情况可以下达，下层情况可以上达，这一点是一样的。我们中国疆域广阔，物产丰盛，人口众多，在五大洲中位居第一，然而地利不能充分利用，国家用度不能充足，弊政不能革除，刑罚不能简化，百姓困苦不能解救，国威不能振兴，下层有贤才不能立即任用，上层有庸碌奸佞不能立即罢退，并不是中国的君主不如西方各国的君主，中国的宰相不如各国的宰相，而是上下之情隔绝，所以如此。中国如果不设议院也就罢了，中国如果设立议院，其对国家有利之处，可以屈指可数。中国的五金煤矿适宜开采，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植物原料丰富适宜制造，如果有对开矿、种植、制造确有见解的人，就由议院上请朝廷开办，那么地利就充分利用了。这是第一个好处：西方各国，凡是大规模战争、大型建设，议定后就有议院，筹集百姓自愿捐助，自然容易。中国都从国库拨款，虽然明知厘金关卡开捐的弊端，但用度不足，不得不借此弥补。有了议院，则上下同心，筹款有来源，国家用度不担心没有着落。这是第二个好处：我朝以忠厚开国，深仁厚泽，古代未曾有过，但部院办事互相牵制，善政被州县滥用酷刑，厘捐不体恤商情，诸多弊端仍然沿袭。如果在议院指出弊端的所在，就允许直陈，不担心不能彻底革除。这是第三个好处：西方的习俗，研习律例的原本有专家，设立刑司来听审判决，设立状司来辩论驳斥，起初并不涉及议院。然而上下情通，广泛访察咨询，真情容易得知。中国如果能仿效实行，案件就不会滞留积压。这是第四个好处：海禁初开，中西立约通商，西方人步步争先，中国人事事吃亏。查近年通商贸易册，英国人每年盈利有四千多万之多，民力怎能不困乏呢？有议院来维持，那么以往的条约可以设法更换，后来的弊端可以事先预防，不受其压制勒索，不受其把持，那么商民之气就能伸张，困苦就能稍微缓解。这是第五个好处：中国自剿灭太平天国、捻军以来，整顿军队、经略武备，已非道光、咸丰时可比。然而承平日久，旧态复萌。侵蚀军饷，则虚报而不补；克扣军费，则器械陈旧而不更换。甚至沉迷烟酒，不知操练为何事；私通走私贩子，转而以卖放为获利之源。有议员来揭发其弊端，那么上层没有虚耗的军饷，下层没有不训练的士兵，国威就能振兴。这是第六个好处。西方各国大臣都由公举产生。公举民主制国家，即使是总统的废立，也由议院主持，所以贤才不至于被埋没，庸碌奸佞不能固守职位。中国应该略师其意，内而大学士、六部大臣以及总理衙门、海军大员，外而督抚提镇以及驻外使臣，都咨询议院后再简放，那么怀才之士就能进用，不肖者就能退位。这是第七个好处。虽然事情属于创始，必定有人出来阻挠。日本效仿西方，其气势比中国更为锐利。看其工艺日益精进，制造日益兴盛，几乎怀疑全国都知道西法的好处。然而前年开设议院集议，有人投掷石块闹事，伤及议院人员。中国拘守成法，牢不可破，尤其不是日本能比的。我私下认为中国政事动辄援引成例，议院之设是为了国家兴利除弊，难道一定要有成案可循吗？即使部臣必定有人阻挠。中国提拔臣僚，不看人才是否合适，而看资历深浅。议员之

译如果公举官员看重才能而不拘泥于资历，那么朝廷内外的臣僚中一定会有人阻挠。天下太平，武备逐渐松弛，如果有议院来监督其后，统兵的大员就不能冒领军饷、荒废训练，那么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一定会有人阻挠。中国的百姓见识少而怪异多，可以和他们一起完成大业，却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端。调剂闲散人员，实际上只是耗费钱财而没有实际救济。如果设立议院，这类人员必然会被大量裁减，那么各省的闲散人员一定会有人阻挠。凡是州县佐杂官员的廉银禄米所得有多少呢？他们能够用来使自身富足、造福后代的，不是暗中侵蚀国家财政，就是公然损害百姓生计。如果有议员来揭发他们的弊端，那么肥缺就都变成苦缺了。那么州县以下的官员一定会有人阻挠。中国的百姓见识少而怪异多可以和他们一起完成大业，却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端。（此处原文重复，译文亦对应）先前设立电报时，强者折断电线杆来制造事端，弱者则在街头巷尾议论以迷惑众人。议院的设立更是闻所未闻，那么百姓一定会有人阻挠。他们阻挠的理由必定是说中国的民风习俗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百姓大多顾全大局、明晓大势，中国的百姓往往爱自己不爱别人，顾家不顾国，实行久了，必然会有人借议院的权力来钳制官府、把持公事。却不知道天下没有毫无弊端的制度，只有没有弊端的人，西方设立议院，也是汇聚众多私利以成就大公。如果一件事，百姓想要它，一定是因为它对自己有利，然而一个人想要就是私，人人都想要就是公了。如果一项政令，百姓厌恶它，一定是因为它对自己有害，然而一个人厌恶就是私，众人都厌恶就是公了。即使有时众议意见不合，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也可以互相辩驳，使理屈者不能胜过理直者，而不是以非攻是，又何必担心会有弊端呢？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实行，将会看到君民联结成一气，家国融合为一体，古人所说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不难在今天再次实现，所以我可以说：有利无害。

译议院得失篇

陈翼为

上天生育万民，如果没有欲望和君主，就会陷入混乱。圣人因此设立王侯来统领他们，设立卿大夫士来治理他们，然后天下才能汇聚统一。夏商周三代以前，海内的诸侯何止有万国？他们划分土地，却不划分人口。民众多则国家强盛，民众少则国家衰弱，民众离散则国家灭亡。国家赖以立足的是民众，而君主是听从民众命令的。唐尧虞舜以前，年代久远。尧推举舜，舜推举禹，都是广泛咨询众人的意见后才授予职位。天下是重要的器物，王者是大的统绪，而在权力交接之间，只听从众人的言论。凡是百官的升降，百事的兴废，其依赖众人的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上天给予，民众也给予”的意思。建立君主，是为了民众；设立政治，是为了便利民众；设置官员，是为了治理民众。顺应民众的心意，施行民众的事务，而王者在其中没有私心，这是圣人的本意。《尚书·商书》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国语·周语》也说：“众人的心志凝聚，就能像城墙一样坚固。”古人重视民众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箕子推演《洪范》，有“谋划要咨询平民”的话；凡伯讽刺周厉王，有“询问割草打柴的人”的训诫。那么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没有不广泛咨询民众意见的。春秋时期，号称乱世，然而子产不毁坏乡校，郑国因此兴盛。列国的君主，一旦举行大事，必定向民众咨询。比如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陈灵公与楚国交往，卫灵公背叛晋国，都是在朝堂上询问国人意见。到了战国时期，齐威王后有“民众平安，年成平安”的询问；孟子有“民众最重要，君主较轻”的论述，那么当时重视民众的程度可以知道了。秦朝统一天下，开始实行尊崇君主、压制臣下的制度，焚烧诗书来愚弄百姓。等到弊端暴露，最终亡于民众。从此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大都遵循秦朝的辙迹，更加轻视民众。然而汉朝的博士、太学生，能够议论朝廷和民众的政事；魏朝的九品中正制，能够举荐天下的贤才；而平民上书言事的，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至于东汉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党，都是以平民的清议，极力维持朝政。这样看来，重视民众的心意虽然消亡，但民众之所以重要的道理，从未消亡。

综合来说，三代以前，诸侯的国家，犬牙交错，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君主轻视民众，民众散居四方，无法禁止。秦汉以后，天下一统，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民众，都是君主所有。民众离开就没有去处，逃亡就没有藏身之所。君主习惯于轻视民众，不依靠他们作为重要力量。直到暴虐放纵，然后民众激愤叛乱。君主刚犯错误时，民众本来无法奈何君主。自从通商以来，西方各国接连来到四方边远之地，有火车轮船来畅通道路，民众并不认为欧洲遥远。那么现在的天下，本来就是中外争夺民众的时候。处在现在的形势，治理现在的民众，想要用秦汉唐宋的制度来施行，本来就无法治理了。西方国家在欧洲，距离中原数万里，古代不相往来，问政教风俗不相师法，现在他们的国家却设立了议院。唉！这多么类似上古的道理啊？难道是有所师法才这样吗？或者是道理相同，形势便利，不约而同地相合呢？考察议院的制度，各国都有，法国是最先设立的，各国大多遵循它的法则，时间有所不同，但大致相差不远。暂且就法国来说，法国设立议院很久，然而并不独掌国家权力。直到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才设立上下议院，然后全国的权力都由议院主导。其制度，上议院三百人，都是从乡里有声望、众人信服的人中选出，安置在一乡之中，来治理乡里事务；才能大的则升任一邑之中，来治理邑里事务；才能更大的则升任一郡之中，来治理郡里事务；才能再大的则升任上议院。等到上议院来商议军国大事，与周朝乡举里选略微相似。国家的军事、田赋、征收、刑罚、礼制等事务，则广泛咨询下议院议员，分条陈述事务上报上议院。上议院决定可否，传达给总统。总统下达给各部大臣，在民众中施行。如果有不确定的，总统或部大臣驳斥，反复多次，务必做到完善为止。如果议论最终不能达成一致，那么部大臣引退；如果下议院成员与总统意见不合，总统可以罢免他们，但必须符合上议院的意愿然后施行。总统如果有过错，只有下议院可以告知上议院，可以判断是非曲直。议院如果有罪，也只有本院可以审判。凡是开会的时候，每年有五个月，如果不是机密重大事务，就大开院门，全国的人都可以参与听闻。这是法国议院的大致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它好并且可以在今天施行，就举荐施行，辅以文章礼乐，以仁义忠信为根本，那么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可以在今天复兴，难道仅仅是与西方国家争夺富强而已吗？反对的人说：“中华是文明之邦，如果建议院，这是向夷狄改变，这大错特错。上古虽然没有议院的名义，但有议政的制度，只是书籍经过秦火焚毁，详情无法得知。现在用西方的方法施行上古的政治，所谓礼仪失传向荒野寻求，天子失去官守，流落在四夷。”反对的人又说：“在路旁盖房子，三年也建不成。如果设立议院，这是开启纷争的开端，想要求得治安，难道不难吗？”不知道议院之中，并不是驱赶市井之人来与他们商议

译这不过是根据民众的才智来任命他们的职务，议员有固定的数额，议事有常规的准则，又怎么会担心不统一的问题呢？反对的人又说：“西方民主国家，君主与民众为一体，所以可以设立议院。现在既然不能改变民主制度，那么也就不必设立议院了。”然而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西方有不是民主的国家，却没有没有议院的国家，暂且以英、美、俄、法这几个大国来说，法国和美国是民主国家，英国和俄国是君主国家，英国和俄国的议院与法国和美国没有不同，那么设立议院，本来就不问它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议院用来沟通上下级的情意，上级了解下级的情意而体恤下级，下级了解上级的喜好而乐于上级的快乐，上下交流而国家不能治理的，从来没有过。如果真的能够不拘泥于成见，推行实施，那么它的好处说不尽，暂且列举主要的几点说：去除四种祸害，兴起三种利益。什么是四种祸害？第一是抑制臣下专权，自古以来大臣窃据国权，必定钳制劝谏争辩的嘴，来蒙蔽君主的耳目，所以民众疲敝而君主不知道，政事废弛而君主不知道，水旱灾害和盗贼而君主不知道，设立议院则天下的情意就沟通了，而大臣的奸诈阴谋就止息了。第二是去除胥吏的积弊，胥吏习惯于例案，凡是京官的选拔，州县官的补任，必定要厚贿赂胥吏，否则往往就依据例案驳回，甚至内部的部臣，外部的监御史，反而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设立议院则臣下的情意就沟通了，而胥吏的手段就穷尽了。第三是杜绝官绅的私自征收，田赋税赋加倍向民众征收，只有一半进入公库，商人和农民地位低微不能上诉到朝廷，任由他们作为而没有人敢怎么样，设立议院则商人和农民的情意就沟通了，而官绅的中饱私囊就断绝了。第四是免除狱官的罗织罪名，亲近民众的官吏一旦遇到人命、盗窃等重大案件，承审官害怕受到处分，往往辗转推脱；推脱不了，就抓疑似的人严刑拷打，来搪塞责任。那些贪婪的人，卖弄狱事的事情在所难免。设立议院，则囚犯的情意就沟通了，而刑狱的压抑就消亡了。四种祸害既然去除，三种利益随之而来。第一是吏治可以振兴，近世官吏勤于奔走钻营，懒于处理事务，苟且求得长久的心，民众虽然怨恨他们，也没有办法。议院既然设立，那么毁誉就是赏罚，清议所赞同的就提拔，清议所反对的就罢免，即使是高官也不能偏袒，那么在位的人没有不互相勉励的了。第二是财源可以充裕，天下生财的事情，如铁路，如开矿，如纺织及百工的事情，官府不能独自做，必须借助民力；又不信任官府，所以往往搁置而不实行，即使实行也不久就废弛。如果上下情意已经沟通，那么公司就可以举办，集合天下的财力与天下的利益，还不能够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第三是人才可以兴起，议员的推举都选自民众，那么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争着自我磨砺以等待国家任用，其余有技艺专长的人，官府都知道并任用他们，奇才异能之士既可以显现在世上，而人没有不尽力的了。兴起三种利益，是利益；去除四种祸害，也是利益。有这七种利益，那么议院的举措确实不能视为可以缓图。但是积习已久，复古实在困难，应当逐渐推行，长期坚持，那么它利益之大，哪里是言辞所能穷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