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五吏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五 吏政

大吏

论大臣应当以国家为重

袁元俊

过去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对周公瑾说：“营垒以内的事，由我主宰；营垒以外的事，由将军主宰。”这是因为他懂得识人善任。朱熹所说的“大臣如果不合适就罢免，既然在位就不能不任用”，正是这个道理。如今某位公辅大臣，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扫荡了苗族叛匪，可谓功勋记载于太常寺，威名显赫于国内外。他执掌北洋的大权，恰逢高丽发生事端，这不过是像癣疥一样的小病，用末药敷上，膏药贴上，起初并不难使脓毒消除、痛痒止息，立刻就能平复。没想到那些怀着忌妒之心的人，牵制阻挠，一定要败坏他的功绩、毁损他的名声，不顾国家的整体大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军队是凶险的器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过去曾文正公目睹世道混乱，兵荒马乱，百姓生灵涂炭，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对僚属说：“军队不可先开战，不可轻易发动。”这与孟子“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作战，杀人满城”的至理名言，有着同样的仁爱之心。甲午战争时，当时主张开战的人，不借鉴曾国藩、左宗棠等各位大臣在疆场上竭尽全力、建立丰功伟绩，从而获得朝廷的优厚宠信，留下身后的美名。因此，朝廷中愿意效力军营的人，实在很多。却不知道曾、左等各位大臣在咸丰、同治年间，实在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他们之所以鞠躬尽瘁，在吴楚之间奔波劳碌，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能与贪图功名的人相比呢？而议论的人仍然拿宋朝的事情来比拟我们本朝。在宋朝的时候，无论徽宗、钦宗二帝在北边蒙受耻辱，还是金兀术猖獗之初，争夺城池掠夺土地，实在有不得不战的形势，所以当时主张开战的人被认为是功臣，而主张议和的人被认为是奸臣。不像中日战争，仅仅是为了高丽着想罢了。

那么高丽发生动乱，中国就置之不理吗？还是干脆让日本鲸吞呢？高丽是大清的属国，怎么能不过问呢？在那时，我们中国内外的各位大臣，正应该同心协力，意志统一，无论是和是战，应当反复商讨确定一个方针，不可挟持私心争高下，不可怀着怨恨挑剔短处。古人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百胜。”必须先揣度敌人近年来的政治状况如何？他们的君主，是英明呢？还是昏庸呢？是贤哲呢？还是强暴呢？昏庸强暴不足畏惧，值得畏惧的是敌国的君主英明贤哲。然而必须观察其臣民是团结还是分裂，检验其政治是兴盛还是衰败，才开始没有虚情假意，这是“知彼”的道理。但是只知道敌人而不知道自己，又不是谋划国家大事的方法，必须知道我们国家的君臣状况如何，政治状况如何？军队胜利在于和睦。晋文公之所以能够称霸，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汉文帝之所以能使远方归服，如果做不到这样，怎么可以轻言战争呢？

有人说：“那么某位公辅大臣果真没有罪过吗？”回答说：“某位公辅大臣固然不能推卸罪责。然而他的罪责，在于平时声势太盛，只知进取不知退让；他的财富太多，只知积聚不知散施。这就是触犯众人忌恨的原因，所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如果他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各位大臣那样恭敬谨慎，不骄傲不自满，那么记载在青史上，流传给后世，哪里会有高低优劣的区别呢？”

有人说：“怀着忌妒之心的人，阻挠大计，有罪吗？还是没有罪呢？”回答说：“既然说是怀着忌妒之心，怎么能没有罪过呢？大凡主持国家政事的人，要有宽宏大量的气度，有根据才能任用的能力，有坚守常道又能通达变化的才干，有扭转乾坤的本领。如果才能不足以胜任职位，德行不足以匹配地位，就应当像徐庶推荐诸葛亮、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千古传为美谈；就应当像虞舜时期四岳推荐皋陶担任百官之长那样，万世仰慕为盛世治理。如果不这样，那么误事的人必然很多。主持国政的责任，难道容易承担吗？”

就我们国家目前的大势来说，外地的总督巡抚，内地的公卿大臣，明白君臣大义，精忠报国的人，十个人中有八九个。只希望同事之间互相协助恭敬，同心协力，偶尔有意见不合，不妨反复商讨。为了国家而忘记家庭，为了公事而忘记私利，总要以全力顾全大局，以国家大事为重，而不存一己之私。所谓“进朝思考如何尽忠，退朝思考如何补过”，将来或许能出现像夔、伊尹那样的人物，使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盛世治理，不难在今天再次出现。即使不能这样，如果能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的匡正辅佐，姚崇、宋璟、赵普、张居正的宏大谋略，同心辅佐朝政，竭力匡正君主，将会看到汉、唐、宋的名臣巨卿聚集在一个朝代，难道不兴盛吗？

我们朝代理学昌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阐发四书五经的大义，如日中天。在那时，君臣上下都要亲身实践并有所心得，而各项政治实际上确实远远超过前朝。所以说：“仁政宪章，布在方策。”尤其希望各位高官效法他们。凡是严肃官风，下察民间疾苦，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端，不从事因循守旧，端正君主的心意，就像魏征善于进谏；教化民间风俗，就像黄霸的措施；爱护百姓生活，就像程颢的仁慈。至于讲究信义、修好和睦以交往邻国，就像子产的辞令。小事可以见大事。张骞出塞招抚，是为了怀柔远方。凡是各项政事，都基于大臣公忠体国而达到这样，我不禁焚香祝祷。

论大臣

有人向苏氏问大臣之道说：“现在谈论

译做学问的人，各有派别。论其大的方面，经学则有郑玄、王弼、程颐、朱熹的不同，其旨趣文辞则有汉、文、唐、宋的分别。其名称到了近日，则名号更加繁多，其家法之说更加严格。甲是古文家，乙是词章家，彼是经学家，此是理学家。某是紫阳、桐城派，某是鹿洞、阳湖派。敢问大臣的法则，也有渊源传授的吗？就回答说：有的。学问之道，其最高境界，能发挥为文章以传于世，然而也不过是立言的一个方面罢了。自古能做文章的人，无不墨守一家，旁参诸子。当他握笔展纸时，心目中必定好像有一位古人倚立在他面前，又必定好像有一篇古文为他引导情思，好像与古人相接，又好像与古人相离，而后他的文章才能传于世。至于大臣，则是古人所说的立德、立功的人，又怎么能不效法古人的准则呢？既然效法古人的准则，应当也有家法了。古代大臣中自成一家足以作为法则的：一是伊尹、周公，以自身系结国家的安危，并且能垂教万世的人。霍光师法他们而遗落了精要，诸葛亮师法他们而得其精髓。或者才能不足，或者形势不及，也可以说是具备大体了。二是后稷、契、毕公、召公，在内谋划谋略，在外作为屏障，公忠体国，没有二心的人。魏征、赵普等人师法他们而成为名相，裴度、李德裕等人师法他们而立下功勋名声。其余如汉代的丙吉、魏相，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宋代的韩琦、范仲淹，也可以说是刻意追随步行了。三是风后、吕望，能为君主建立武功，并且能建立筹策的人。张良、邓禹、郭子仪，始终类似他们。周瑜、杜预、王猛，没有得到他们的君主。四是傅说，则遇到君主奇特，得到君主专任，能竭尽启沃的恳切诚心的人。李泌亲近他。五是管仲、国侨，则处在衰乱之朝，而能兴利除弊，以逐渐达到富强的人。然而必定不避嫌怨，掌握权势，而后才可以作为。商鞅师法他们而看到速效，王安石师法他们而无成功，张居正师法他们而被称为救时宰相，成败不同，优劣不同，而他们所期望的则是一样的。至于存亡呼吸之际此时的大臣，事济则周勃、狄仁杰、于謙，不济则翟义、徐敬业、文天样。因此凡是做大臣的人，必定应当有所歆羡钻仰，以求没有毫发之间的间隙，而后动作都有所遵循，操守才不可移易。不然则心无主宰，有不被势所劫持，利所引诱，情欲所牵制，晏安所鸩害的，有多少呢？有人说：“大臣应当有家法，已经听到教命了。那仰慕而师法他们的人，将性其所近吗？”回答说：“不，是时势造成的。”伊尹、周公所遇到的，也是千载一时的。后稷、契、毕公、召公、风后、吕望，则必定时当开国，或者运际中兴，才足以建功业而名垂鼎钟。如果管仲、国侨的才能，则天下后世无时不需要他们。而当强敌压境，流贼内讧，兵懦饷尽，悉索无从，这时，尤其非得其人不为功。我希望现在的大臣，暂且不要以伊尹、周公之类自许，而且俯就于管仲、国侨的例子。

译言官拟应诏陈言疏

我恭读皇太后的懿旨，要求内外大小臣工对于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据实直言，各自陈述所见。如果此时不发言，就是辜负了朝廷采纳意见的诚意。我私下认为，想要端正行政的根本，希望皇上阅览乾隆元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想要掌握用人的关键，希望皇上阅览道光三十年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我极其愚昧卑微，何必多言，却难以保持沉默呢？因为有治理的人才，才有治理的法度，行政的关键在于用人之中。昔日羊祜迎合贾充，导致晋朝不振；李白赏识郭子仪，使得李唐中兴，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人。驱使下属的人容易，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难；只有运筹帷幄才能取胜。守城的人容易，统领将领的人难；因为一次出击就关系到全局。坐着空谈的人容易，担当重任的人难；因为言语艰难怎比得上行动艰难？熟悉边务的人容易，得体当的人难；因为奉命行事原本期望不辱使命。用权术兴利的人容易，用正道生财的人难；因为节约开支尤其关乎根本。用人在于知人，为了知人，又要把造就人才放在首位。其要点有四：实学、真知、专责、重禄。为什么说实学呢？文武之道都归结于学习，所以汉臣诸葛亮说：“才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现在不担心没有学习，担心的是所学非所用。就拿兵学来说，有经学来端正其义理，就不能没有算学、格致学来充实其见识。算学是格致学的基础，制造器物如果有图纸而没有算学，那么图纸不精确，器物也不锋利；使用器物如果有图纸而没有算学，那么高低不准，远近也不合适。其他学问不止一种，也不脱离算学。那些近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获利超过万两俸禄，这是利禄一路的必然结果。科举考场不必拟议更改，就在经文中考察古人的得失，在策问中核实通晓今人的博约，而在小试中先培育其才能，在同考中务必慎重选拔。为什么说真知呢？科举之外难道没有奇才吗？资历中的老成良吏，一再考核却没有根本的言论，贡举本末参差而未优秀的事情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说专责呢？一旦掣肘，即使优秀也变得不足；一旦蒙混，有过错也没有。难道借苟且安身为持重，把振作有为视为多事吗？为什么说重禄呢？汉宣帝下诏增加官吏俸禄，光武帝下诏增加百官俸禄，而吏治蒸蒸日上。大概此前未削减的廉俸应当恢复，而且应当让他们有所供养。不是不知道国库未充实，而正是为了国库打算。供养其廉洁越严格，其贪污就少一分侵吞挪用，就多一分国家财政，或许廉洁产生明察，明察产生谨慎。从这四点深入探究，图谋难事于容易之时。对外对内，使亿万百姓获利于不言，收敛武功于不战，那就不是我极其愚昧卑微所敢知的了。恳请圣慈垂鉴。

请饬廷臣直谏疏

钱佩贤

我私下认为，京城自从同治四年一冬无雪，去年春夏缺雨，冬雪又再次延误。近京一带地方麦子都没有播种，今年大旱如前。我们皇上勤政体恤民间疾苦，屡次设坛祈雨。一个月以来，风沙霾气间或发作，想要下雨却随即停止。京城以南赤地数百里，旱象已经形成，人心惶惧。水旱灾害，古今都有，而历来英明的君主和哲后的皇后因此更加修身反省，实在是因为灾祸的形成由于政事，吉祥的征兆和凶险的征兆其应验不差分毫。当今朝廷励精图治，各项政务修明，所谓凶险的征兆固然没有道理，然而天下之大，事务之繁杂，用舍弛张，难道一定没有过举吗？弥补匡救，责任在臣工。应当请求命令在廷的满汉言事诸臣，对于时政得失尽心献替，详尽意指陈述，不要沿袭旧常，不要避忌忌讳。言论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或许上下之情通达，而天和可以期待感召了。况且我还有请求：治理没有比求言更重要的，德行没有比从谏更大的。政令所颁布，认为是正确的就实行，知道是不正确的就立即停止，这是圣人的无我，有什么损害日月般的至明呢？我私下看到近来，夏同善劝谏皇上幸临惇亲王府第，谕旨称遵循旧章来折服他；倭仁劝谏设立同文馆，谕旨令酌情保举数人另立一馆来为难他。这两件事在圣心中原本自有权衡，而我遂不无疑惑：说朝廷开言路之时，却似乎堵塞言者之口；说大臣尽匡弼之义，却反而使有自危之心。臆测私度，未能相喻，诚恐敢言之气因此沮丧，唯阿之习因此开启，这是我最大的忧虑。恳愿皇上宏大的包容之量，屏除成见，只听从善言，那么求言之诏不徒具其名，而更加符合其实。我愚诚所迫，冒昧直陈，不胜战栗恐惧之至。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论言官宜正心术

姚莹

如今工匠测量木材，直的弯曲了，就失去了规矩绳墨的作用，而他的事业失败；医师投药，热的寒了，就失去了望闻问切的技术，而他的事业也失败。即使有人误炫其技艺，过一会儿都不再问津了。浅薄的技艺尚且如此，何况言官呢？言官，关系到君主心中的是非，民生的休戚，政府的得失，人才的去留。所以心术不可不端正，而采纳言论的人尤其不可不辨别其心术。有的言论可采纳而心术却不对，有的心术可体谅而言论却拙劣。古代设置鞀、置铎、建鼓、立旌进言之路很广，而采纳言论的心很虚。意图至美，法度至良。就三代以下而论，如汉代的汲黯、朱云，

译唐代的陆宣公、宋代的广平公，以及宋、元、明三代讲求理学的各位大臣，那些在经筵上侍奉皇帝讲学的，没有不因为敢于直言而启发君主，以刚直的名声震动天下的。当他们进言的时候，何曾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夹杂其中？贤能且可以任用的人，即使是亲属嫌疑也必定举荐；事情可以成功，即使是面临汤镬之刑也不推辞。权贵不必畏惧，怨恨不必计较，宦官宫妾不必依附，正直敢言，卓然屹立如同华山一样不可动摇。难怪那些小人听闻后收敛邪气，四方边远之地的民族畏惧他们而产生敬意。像这样，言官的责任，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

然而近代的言官，有三个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方：一是挟私报复，细微时的私人嫌隙，或者前代的小小嫌疑，捕风捉影，深究文辞巧加构陷，一定要发泄其攻讦之心才肯罢休，借用手中的皇权，发泄自己的愤恨，使得采纳言论的人感到困惑。二是借此博取名声，路人的浅薄议论，或者当权者的暗示，认为封建制度必定恢复，井田制可以实行，迂腐而不通达，不懂时务，无缘无故地猎取声誉，利益随之而来，使得采纳言论的人又感到犹豫。三是借此升官，十年不升迁，一道奏疏就能达到目的，往往有人在谏官任上侃侃而谈，一旦升迁到显赫职位就默默不语。从前提出建议，自喜才思丰富；日后施行政务，忽然惭愧政治拙劣。起初早晚上一道章奏，并非为了国家计策和民生考虑，径直是为了高官厚禄，使得采纳言论的人又感到迷惑。所有这些，都关系到言官的心术，偶尔疏忽，就中了他们的欺骗。先前倡导的人既然欣喜于找到了方法，后来的人必定更加效仿，于是启导皇帝的官员就成了垄断。这难道不是仕途风气的衰败，也是国家的大患吗？

言路不清，君子和小人互相依存转化。自古以来朋党的祸患，陈、窦因为君子而遭受小人的倾覆，牛、李因为小人反而战胜了君子，洛党则是君子攻击君子而小人趁机而入，东林则是小人混入君子之中，而君子隐晦不明，倾轧构陷，国家社稷几乎危亡，都是因为心术不正而被言官激发的居多。

我朝历代圣君相继，喜好询问并考察言论，积累二百五十多年的政治经验，重视言路，禁止宦官，确实是万年不坏的道理啊。等到我皇上从善如流，通过窗户接纳简约的忠言，军机处统一大臣的事权，都察院收集百官的谋略告谏。只是此前有大言败事的情况，大家以丰润学士的覆辙相警戒，言官都闭口保位，以沉默为高明，不知道妄言固然失误，不言也并不是好办法，关键在于心术正与不正罢了。

当今皇权独断，侍御史中像安、褚两位公，知无不言，言无不从，弹劾权贵要员，深切议论边防，孤忠宏大的谋划，致力于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而不屑于琐碎里巷的闲谈。忧国论时，与汉、唐以来的直臣相比，大概没有什么逊色。所谓没有一丝私心夹杂其中，而我之前所说的报怨、要名、升官这三者，就可以不必担忧了。而且知道在朝诸臣中，必定更有立言的君子，像这几位公一样刚直，匡正、直谏、辅佐、翼戴，共同处于君主英明、臣子贤良的时代，借此报答微薄的恩德。所以说：言官必须从端正心术开始。

译论言官应当留有余地

吴珽

医生诊视疾病，不外乎辨别虚实寒热；而用药，不外乎寒补温凉。假如病症本是虚证，却用治实证的药去治；病症本是实证，却用治虚证的药去治。甚至寒热攻补颠倒错乱，庸医就会误人。病人也知道这是错误的，知道错误而不吃他的药，那还没有害处。假如虚证应当补，知道是虚就立刻进用调补的方子；实证应当攻，知道是实就急忙投以猛烈的药剂；寒证应当温，却把大热的药剂给他；热证应当凉，却把大寒的药剂给他。药并非不对症，病人也知道这没有错误，相信没有错误而服下它。服了药而病不愈，病人才开始不信而想改变计策来求治；医生也不自信而想改变计策来治疗。等到改变计策时，病一定危险了。要知道并非前面的药不对症，而是医生不留余地造成的。高明的医生就不是这样，应当用热药，先温和地用；应当用寒药，先凉润地用。先调养而后补益，使虚证者的气机不滞塞；先疏导而后攻伐，使实证者的正气不亏损。病人不必看到药的功效，而病自然没有不痊愈的，这就是医生善于留有余地。治人如此，治国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国家设有言官，所贵在能以针砭药石来医治国家。于是有不言的，国家就生病了；有多言的，国家也生病了；有不善言的，虽然不至于使国家生病，但也无法医治国家。言论是用来沟通上下之情、辨别是非之真的。君主深居宫中，凡是治政的得失，人才的贤与不贤，风俗的盛衰，百姓的疾苦，怎能考察得周全知晓？假如都唯唯诺诺成为风气，满朝缄默不语，那么上下之情被蒙蔽，是非之理被混淆，国家不就几乎生病了吗？幸而天子圣明，下达陈言的诏书，几乎想要以善旌谏鼓，追慕三代的隆盛，那么一时闻风而起的，固然不乏忘身犯颜的志士，才识兼具的大臣，来匡正君王的不足。早上陈奏文书，晚上降下恩旨。一旦言路大开，而向来唯唯诺诺、满朝缄默的人，都看见威凤在冈上鸣叫，于是效仿鸡鸣报晓。开始附和，接着横加议论，存有攻讦的念头，而门户之端就开启了；存有交结的心意，而党援的习气就兴起了。竞相标榜，声气广泛联结。洁身自好的人害怕玷污白圭，而模棱两可的风尚被推崇；谄媚阿谀的人害怕登上弹劾的奏章，而贿赂公开盛行。甚至不识大体，不存忌惮，博取直谏的名声作为邀取荣宠的工具，他的言论好像有不顾性命、不顾身家的气概，而他的内心其实没有忠爱，没有进贤退不肖的诚意。言路开通而多言的弊端，也就由此兴起了。幸而皇帝宽容，那么小人竞相进用，以辨别奸邪为名暗中残害正直之士，以公义为名发泄私仇；不幸而圣明洞察，真伪立刻分明，重的处以典刑，轻的戴上枷锁。不知情的人还惋惜他们因言论招致祸患，却不知道因言论招致祸患的人，不仅不能医治国家，而且足以使国家生病。然而难道没有一两位忠贞之士，忧目时艰，慷慨陈词吗？但是假如没有学问来充实，没有和缓的态度来发出，很少有不溃败决裂的，徒存赤胆，对百姓没有补益。以直言居己，陷君主于拒谏，可以叫做忠吗？由此可知不是言论的罪过，而是不善言论的罪过。有不言的，言路就堵塞；有不善言的，言路也堵塞，没有其他原因，是言官不留余地造成的。孔子说：“不要欺骗，而要犯颜直谏，侍奉君主所以不嫌犯颜。”只有言论不欺骗，而后才能犯颜；并非能犯颜的人都不欺骗。一件事，一定要求它有补益，而不敢寄托空言；一句话，一定要求它被听信，而不敢存有勉强。希望君主听从，不是激怒君主；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不是张扬君主的过错。按照尊讳、亲讳的条例，君主即使有过错，也应当避讳；而用悬想的意思、附会的言辞、传闻的说法，加在没有过错的君主身上，有不触怒君主的，很少了。读本月初二日的上谕：“近来因为时事多艰，凡是遇到言官论奏，无不虚心容纳，即使措辞失当，也不加以谴责斥责。其中有军国要事，一定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这都是朕恭敬求治的心意，天下臣民应该早就共同谅解。然而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竟然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之天下’的肆口妄言，毫无忌惮。如果不严行惩办，恐怕开启离间的端绪。安维峻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伟大的王言！即使安御史身受显戮，还不足以报答高厚之恩，现在只给予薄惩，不能说君主不宽宏吧？在安御史自取的罪过，实在不值得惋惜；所惋惜的是，言官不识皇上仁孝的心，朝廷赏罚的公正，而只鉴于御史因言论废食、因沸废汤，难道不是安御史一人造成的祸害吗？安御史真是不留余地啊！对皇上不留余地，对皇太后不留余地，对自己不留余地，甚至对后来的言论也不留余地。这就像医生用猛烈奇怪的药，加在无甚疾病的人身上，而想要以胆识炫耀于世。不被世人所摈斥的，很少了！现在圣明在上，烛照无遗，没有不白的非，没有不公的黜陟。鉴于安御史而不言

译（那些）是平庸低劣的臣子；效仿安侍御而巧言辩解的，是荒诞虚妄的臣子。这两类人都足以危害国家，而不能救治国家。我希望世上负有进言职责的人，应当以安侍御为鉴戒。

译铨选

论铨选

吴铤

选拔官吏的方法，都归属于吏部。本意是要任用天下的贤能之士，结果却恰好便利了不贤之人，那么百姓的性命、政治的根本，究竟依靠什么呢？崔亮制定了按资历年限排定等级的制度，后来演变为斜封官；到了明代，又演变为抽签。他们的本意不过是为了平息天下的争竞，彰显自己个人的公正罢了。国家设置官职，是为了等待天下的贤士大夫，现在却一概不予考察，而全权委托给吏部，说“我有制度而已”。担任吏部职务的人，甚至不允许掺杂个人意见，只寻求符合资历条件的人授予官职。即使让一个五尺高的孩童站在堂上，端正站立、拱手行礼，也能把事情办完。把资历年限作为晋升的途径，把资格等级作为遵循的条例，把避嫌作为远离怨恨的方法，把用人当作例行公事的开端。这就是弊端产生的原因。事情有了固定的条例，那么小聪明就会役使大智慧，小贤能就会役使大贤能，甚至愚笨不贤之人也能超越英才而位居其上。功劳与名声不相称，职位与实际能力不相符，这是第一弊。天下的人，全才少而偏才多，不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却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不根据人的知识授予官职，却强迫他们处理不了解的事。各种事务都荒废了，这是第二弊。民俗的淳朴或浇薄，政治的繁杂或简略，情况各有不同，让短处驾驭长处，让小才承担重任，万事如何能治理，各种功业如何能兴起？这是第三弊。这样，贤与不贤的标准就失去了平衡，尊卑的界限就失去了准则。担任吏部职务的人，不能斟酌变通以寻求通行的方法。杨万里说吏部的权力，与一个小吏没有区别。我说吏部的权力，连一个小吏都不如。为什么呢？吏胥依仗法律做坏事，尚且必须援引成例来上下其手。他们明辨事理、洞察秋毫，无不如意。担任吏部职务的人，茫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依据案卷执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签字，对可以的就批准，对不可以的就驳回。与吏胥相比，又当如何呢？如果真的能赋予吏部权力，让他们辨别贤与不贤，根据才能任用，使他们能够按次序晋升。才德兼备、经过多次考验而不改变的人，然后君主才倚重信任他们。又担心吏部了解的人还不够全面，让众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以备任用。如果有不如所举荐的人，加重对他的惩罚，那么朝廷就没有闲置的官员，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而吏胥也就没有容身作奸的地方了。然而还有根本之处，那就是减少事务。事务既然繁杂，那么设置的官职就不能不多。官职既然多，那么人就不足以供给使用，所以用人违背其才能，人们都怀有侥幸的心思。而长官又不能完全了解人的用处，所以必须减少事务然后选拔，才能求得公平。

铨选掣签说

虞廷交赞，各举所知，各用所长

虞舜朝廷互相称赞，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各自任用所擅长的人，以贤举贤，天下得以治理。古人用人而不依赖法律，后世依赖法律而不用人，用法律拘束，授予官职，不问人的贤与不贤，不论才能的短与长，大多用人违背其才能，所以治理不如古代。比如铨选中使用抽签法就是这样。抽签法，起源于哪里？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孙丕扬担任吏部尚书时，他担忧宦官请托，于是创立此法以示公正。然而公正倒是公正了，但明察却未必，人的情况没有了解，人的才能没有详尽知晓，用人违背其才能，也不顾惜。虞舜朝廷任命官员，禹治水，契施行政教，皋陶明察刑法，伯夷掌管礼仪，益和垂负责工程，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各自任用所擅长的人。而抽签法则与此不同。铨选抽签，如果是外官则抽签分配省份，或者西北山陕的人被抽到东南闽广，或者东北奉直的人被抽到西南滇野，相距万里之遥，言语不通，风土不熟，如何治理？又如京官则抽签分配部门，或者此人明察刑法，却被抽到吏部户部，或者此人通晓礼仪，却被抽到兵部工部，向来不熟悉，授予不能做的事，用人违背其才能，这就像让陆路的车在沼泽水中行驶，让船在山上行走一样，如何治理？于是人与地方不相适宜，人与事务不相适宜，还认为这是好方法，我不知道它的好在哪里。不凭借人而凭借签，人有智慧而签没有智慧，为什么不任用有智慧的人而凭借没有智慧的签呢？等到用人失当，吏治日益败坏，归咎于签，而签不承担责任。铨选的政务原本不是签的事。唉！铨选部变成了抽签部，还能成为什么政治体制？这就是顾亭林屡次谈论其过失，任王谷也屡次谈论其过失的原因。而现在还使用此法，为什么呢？应该紧急筹划变通的计策了。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六吏政

保举

请酌核保举章程以示限制疏

宋晋

我私下考虑，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凡是粮台文案以及劝捐、团练、铸钱、捐米等各项事务，处处都需要人员，有微小功劳的，自然应该酌情奖赏。只是军务总以披坚执锐为优先，此外各项事务不过是查阅文案的辛劳、口舌奔走的作用，任职既有难易之分，那么请奖赏就应当显示区别。我观察近日保举的各案，有候补知府、同知却越级请求升选道台的，有选缺同知未经到任却请求以知府选用的，有编修却请求选任知府及升补坊缺的，有庶吉士却请求授任编修的，有内阁中书却请求升任侍读的，有候选佐杂却请求越级升用的。虽然蒙受圣明衡鉴，不全批准实行，但种种破格保奏，实在多不符合常规。所有查考道台府台为方面表率，责任不轻，定例分部学习的各员，必须由实缺员外郎中遇京察截取记名，才能仰邀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