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治体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治体

用人

应诏请讲求用人疏，道光三十年。

曾国藩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旨，命令九卿及科道等负有言事责任的官员，对于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通过密封奏章秘密上奏。这仰见圣德谦抑，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臣私下认为，用人和行政这两件事，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唯独到了我朝，各种政务都已经有着成熟的成法，既完备又详细，不可以轻易议论。当今应当讲求的，只有用人这一方面罢了。当前人才并不缺乏，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完全依赖我皇上的巧妙运用。大致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方略，有考察人才的手段，这三者不可废弃。请允许我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朝历代圣君施政，大体上都是针对时俗的弊端加以矫正，使其归于中正。顺治年间，战乱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康熙帝）继之以宽厚。康熙末年，长期安定导致官吏松弛，刑罚搁置导致民风苟且，所以世宗（雍正帝）救之以严厉。乾隆、嘉庆之际，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大行皇帝（道光帝）以镇静收敛他们，以改变浮夸的习气。一时之间，人才都遵循规矩法度，没有敢于以才智自傲、显露锋芒的人。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逐渐觉得少了。大抵把畏缩当作谨慎，把柔弱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二：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有二：一是敷衍，二是颟顸。退缩，是指同僚互相推诿，不埋怨，动不动就请示旨意，不担责任，就是如此。琐屑，是指斤斤计较于细微利益，不顾大体，观察细致到毫毛，却看不见车上的柴草，就是如此。敷衍，是指只注重表面文章，只考虑眼前，割肉补疮，不问明天，就是如此。颟顸，是指外表完整而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而话语没有归宿，就是如此。有这四种弊病，习俗沿袭，只求苟且偷安，无过错就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难重大的事务，国家必定会有缺乏人才的祸患。我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关键，所以急切地想求得有用的人才，以大力挽回颓废的风气。去年京察人员，几个月之内，提拔为臬司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的有一人，这也是想要打破常规越级提拔，整顿积弱习气。无奈风气趋势所迫，难以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有为的人才，又恐怕急躁争竞的人因此侥幸进用，反而不足以收到实际效果。臣愚昧地认为，想要使有用的人才不超出规范，不如让他们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说：“才须学，学须识。”这是极正确的言论。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从我皇上以身作则开始，才能掌握转移风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家大臣每天进讲，寒暑不辍，万寿节也不允许间断，三藩用兵时也不停止。召见朝廷大臣，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都是圣祖教导而成就的。现在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想请等到二十七月后举行每天进讲的惯例，传遍四海，人人向往。召见臣工，与他们从容讨论辩难，见到无才的人就勉励他学习，以严厉惩罚模棱两可、懈怠的习气；见到有才的人就更加勉励他学习，以化解他刚愎刻薄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会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崇尚学问，天下英杰受到鼓舞，其契机在此，其效应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清楚楚可以看见。以今天的委靡因循，期望他们振作，又担心日后变革失败，所以用诗书来润泽他们，只期望潜移默化地转移，不矫枉过正。大抵转移风气的方法，大概如此。

所谓培养人才的方略，是什么呢？凡是人才尚未进入仕途的，暂且不详细论述；那些已经进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内部成为卿相，外部成为督抚，大致不出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详细知晓，培养人才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大约有几点：一是教诲，二是甄别，三是保举，四是超擢。堂官对于司员，一句嘉奖，就会感动而图谋立功；片语责备惩罚，就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杂草不除去，兰花就会减色；害群之马不赶走，良马就会短气，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成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被赏赐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的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超擢的成例。曾经议论过，人才好比庄稼，堂官的教诲，如同种植耕耘；甄别就是除去杂草；保举如同灌溉；皇上超擢，好比甘霖适时降下，苗蓬勃兴起。堂官常常到衙门，好比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现在各衙门的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官员，有的几个月不能到衙门，与司员常常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个人之外，大半不能识面，好比庄稼和杂草，听任它们在广阔的田地中同生同落。

译然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也废除了。近来奉明诏保举，却又只涉及外官而不涉及京官，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之处吗？自近年以来，六部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二十年得不到补缺，有的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员额也三倍于前，往往十年得不到一次差事，不升迁一级，英才已经受到摧挫了。而堂官又多在内廷，整年不能见到一面，如吏部六位堂官，内廷四人；礼部六位堂官，内廷四人；户部六位堂官，都直内廷；翰林两位掌院，都直内廷。各位大臣侍奉御园本来就难以分身入署，而又有的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作为司员，画稿则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即使才德俱优，也不能得到堂官的一顾，又怎能达天子之知呢？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位堂官不入直内廷，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也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润，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知晓。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人小知，某人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呈现，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考，而入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胸中。那些司员，只要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感激无地了。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依次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楩木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译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咨询政事、考核言论，这两者同等重要。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惯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不如从言论上考核；而在召见时陈述言论，天威近在咫尺，又不适宜喋喋不休地献媚取巧，那么不如从奏折上考核了。国家定例，朝廷内部的九卿、科道官员，外地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有议论朝政的责任。各省道员不允许单独上折谢恩，但允许单独上折议论政事。然而十余年间，九卿中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官员中没有一折议论地方的利弊，相继保持沉默，当时的风气，让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科道官员偶尔有奏疏，但从没有一句话涉及君主品德的兴衰，没有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臣子都是稷契那样的贤臣吗？当时的风气，也让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臣考察本朝以来，规劝君主品德的，孙嘉淦以“自是”规劝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劝刚去世的大行皇帝，都受到优厚的圣旨嘉奖采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鵬参劾李光地，后来这四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没有比本朝更兴盛的了。如今皇上即位之初，又特别下诏征求言论，而褒奖回答倭仁的谕旨，臣读到这里不禁手舞足蹈、感激流泪，这确实是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臣还有过分的忧虑，确实看到皇上征求言论非常迫切，恐怕各位大臣纷纷上奏，或许陈述各种政务，有很多雷同的话，难免时间久了产生厌倦；弹劾大臣，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也难免时间久了产生厌倦。现在臣的愿望，是希望皇上坚持圣意，把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远不产生厌倦之心。涉及雷同的内容不必交由众人讨论而已，过于攻讦的内容不必公开发布而已。除此之外则只看到有益，起初看不到有损害。人情习惯于旧例，大多有所顾忌，如君主品德的兴衰，大臣的过失，如果不是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谁敢轻率地冒犯不祥？如布政使、按察使上奏政事，道员具折，虽然有定例，长久不遵行，如果不是皇上再三逼迫他们说话，又有谁愿意标新立异去触犯督抚的怒气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论并进，即使浮夸虚伪的人也不能不夹杂其中，然而没有根据的言论，其手段可以一次得逞，但不能再次尝试。明镜高悬，怎么能最终逃避呢？如今考核九卿的贤能与否，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能与否，只凭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能与否，只凭督抚的评语。如果让每个人建言献策，互相参验质证，难道不是更加核实吗？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大概就是这样。这三者相互需要而使用，并行不悖。臣本来愚陋，最近因为议论礼制的一疏，承蒙皇上天语褒奖嘉许，感激思报，只是遗憾见识浅薄，无补万一。恳求皇上怜悯我的愚诚，俯赐训示，那就太幸运了。

目下宜以用人为急务论

天下纷扰，混乱没有安定，灾数极于阳九剥六，而后朝廷内外惶恐，恐惧修省，期望通过变革达到至善之道，以实现太平，而其契机都源于中法战争。深察祸变的缘故，乃是上天用来警示中国的。从前越国有会稽之耻，而勾践因此称霸；秦国有崤函之败，而秦穆公因此兴起。孟子说得好：“国家没有外敌外患的，国家往往灭亡。”中国几乎灭亡了，依靠有外敌外患才得以保存。由此可知外惧是内修的根本，而深重的忧患确实开启圣明的端绪。天子日夜操劳奋发，以图自强，从谏如流，求贤若渴。凡是关乎殖民的大计，经国的长远谋略，臣下有请求，没有不择善而从的。几个月以来，添购兵轮，催筑铁路，改骑射用枪，废时文用论策，设经济特科以广泛寻求俊才，开京师学堂以培养英才。见闻所及，百废俱兴，勤勉也到了极点。然而太平的治世，可以拭目期待而翘首盼望吗？而愚臣则认为还没有抓住关键。抓住关键，那么治理的方法，就像网有了纲，细目虽然繁多，却有条不紊；抓住关键，那么治理的方法，就像刀劈竹子，几节之后，都迎刃而解。请让我用目前中国的时局，用浅近的比喻来说明。如今中国的兵力疲惫、国家困窘，财力耗尽、力量疲敝，就像一盘残棋；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像一幅名画。天下不担心有残棋，而担心没有高手；不担心有名画，而担心没有能工。一盘残棋，不知道从哪里落子，得到高手来布置，先走要着而后走闲着，那么棋没有不胜利的。一幅名画，不知道从哪里落笔，得到能工来模仿，先起笔而后散笔，那么画没有不精美的。高手，纯粹用心计；能工，纯粹以神行。成算操持在胸中，而大意定于腕下。所以想要寻求高手，必须找棋师；想要寻求能工，必须找画师。有棋师，那么棋转败为胜；有画师，那么画则画也。可无法不精。由此而论，那么当今的西法虽然好，还像棋家的旧谱，画家的蓝本。那些早上更改一道命令，晚上改变一种办法的，都是闲着而不是要着；即使学步争先，效颦恐后的，都是散笔而不是起笔

译也。面对这残局却不寻求高手，那么每一步都是下劣的棋；拥有这幅名画却不寻求能工巧匠，那么每一笔都是平庸的笔触。棋怎么能取胜？画怎么能精妙呢？既然如此，如果不是棋师却让他下棋，是不行的；如果不是画师却让他作画，是不行的。明知他不是棋师、画师，却姑且让他代替棋师、画师，强行让他下棋，强行让他作画，尤其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所担忧的，是担忧没有棋师，没有画师，更担忧让非棋师、非画师的人去下棋和作画。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掌握关键。关键在哪里？回答说：在于挽回人心，在于清除积习，在于举用贤才。想要使人心挽回，要从清除积习开始；想要使积习全都遗忘，要从举用贤才开始。这三者，有相互依赖的机制，有相互辅助的作用，而关键在于举用贤才是当今最紧急的任务。贤才，就是高手的棋师，能工的画师。天下虽然广大，怎么能需要这么多棋师，这么多画师呢？不知道所需的是谁吗？棋师、画师，不过是内而宰相、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将军等几个人而已。这几个人，如果能够努力清除积习，努力挽回人心，那么风气盛行而草木顺服，革除旧弊而建立新制，太平盛世，容易得像翻一下手，富强的效果，快捷得像转动圆环一样。有人会说，现在朝廷一切仿行西方方法，没有不任用通晓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技艺的人，让他们各自负责其事，这就是所谓的棋师、画师。除了这些人，哪里还有所谓的棋师、画师呢？不知道我所说的棋师与画师，不是指这些人。这些人只可供擦拭棋盘、整理画具之用。所谓高手，纯粹用心计；能工，纯粹用神妙。成熟的计谋在胸中默默运筹，而大致的意图在手腕下确定，这样之后才可以称为棋师，这样之后才可以称为画师。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难道是这些人所能担当的吗？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中国目前应该以用人作为紧急任务，那么用来救济时局艰难的方法，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译论用人

恭俭的名声非常美好，忠厚的名声非常美好，但若被巧诈之人利用，就会变成懦弱；忠厚被巧诈之人利用，就会变成纵容懈怠。醇谨的名声非常美好，但若被巧诈之人利用，就会变得软弱顺从。君主不了解人，臣子们都修饰行为来雕琢自己，修饰行为来雕琢自己，臣子的真情实意就不真实了。臣子的行为不真实，朝廷之上就仿佛空无一人。并不是真的没有人，而是君主与臣子互相欺骗而不自知。掩盖他们的不善以彰显他们的善，时间久了，善行彰显而不善被隐藏了。窃取近似的美德来冒充真正的美德，时间久了，真正的美德被冒充，而近似的美德就泯灭了。问他们的名声，就说他们恭俭、忠厚、醇谨；考察他们的实际，却是吝啬鄙陋、纵容懈怠、软弱顺从。这就是人品之所以不正，朝廷之所以空无人的原因。推究其缘故，有三点：臣子想要迎合君主以求得宠幸，所以用小忠小信来结交君主。君主因此喜爱他们，必然会在事情上欺骗君主，那么臣子就能控制君主了。这叫做以事相欺，欺诈虚伪之徒就进用了。臣子想要对君主有所进言，却担心不被信任，隐藏事情的真相而假借其他理由来达成他不该说的话。君主不知道而相信他，就会堵塞言路而受到挟制。这叫做以言相欺，以言相欺，游说之徒就进用了。君主喜好大功用来自我夸耀，做臣子的就因小功而加以粉饰，积累细微成为巨大，积累微小成为显著。君主因此称赞他们的功劳，那么功劳就不符合名声，危害比有功还大。这叫做以功相欺，贪功冒能之徒就进用了。臣子凭借这三种欺骗的手段，又假借恭俭、忠厚、醇谨的名声作为主导。君主怎么能主导他们呢？君主不了解而宠幸他们，所以他们能控制国家。臣子都畏惧他们的威势，不敢有所进言。这就是人品之所以不正，朝廷之所以空无人的原因。然而还有其根本，就是与君主同爱憎。爱憎相同，那么君主所喜欢的我就跟着肯定，君主所厌恶的我就跟着否定。君主心意所向，即使有罪也不诛杀；君主所憎恶的，即使是尊贵亲近的大功臣也必定冒犯。君主乐于他们顺从自己而没有违逆，于是因此信任他们。由此施行那三种欺骗的手段，君主认为以前的言论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深信而不怀疑，而不知道自己被言语欺骗了。即使有忠直之士，不畏其威势而向君主直言，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人品之所以不正，朝廷之所以空无人的原因。那么将用什么来矫正呢？回答说：在于了解人罢了。《尚书》说：了解人就是明智，即使是帝王也难以做到。了解人尚且是帝王所难的，何况中等资质的君主呢！人君用人，怎么能全部举用贤者而任用他们呢？那么就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既已精当，然后按照所了解的去任用他们就可以了。由此用赏罚来辅助了解人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韩非子说：“大凡做臣子的，有罪固然不想被诛杀，无功的人都想要尊贵显赫。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施加于无功之人，而诛杀必定针对有罪之人。”君主担心了解人有所未尽，确定赏罚来参考：有功就赏赐，有罪就惩罚。功大而罪小，就赏赐他的功劳而不计较他的罪过；功小而罪大，就惩罚他的罪过而同时计较他的功劳；功罪相当者，不论。这样赏罚就分明了，用人的道理也就穷尽了。

唉！我观察中日甲午战争，就知道用人不可以被常规所拘束了。林国祥，不过是一个出洋留学的学生罢了，学成归来，统领广乙兵轮船，也不过是一个武官罢了，却能大张威武，奋不顾身，摧毁敌方的战船，使敌人的锐气大挫，最终因为救援不到，被倭船四面围攻，铁弹木石交飞，船即将沉没，还能驶近海岸，与船上的人共同庆幸生还。这智勇双全，衡量敌情而前进，在这滔滔世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当此海疆战事兴起，波涛大作，得到这样几十个人，不难扫荡倭人。比起当年法国人攻打马江时，主帅已经逃跑，兵船已经化为灰烬，而姓容的学生独自发炮轰击，击毙敌酋，确实足以与他媲美。然而姓容的从此销声匿迹，几乎像神龙一样只见头不见尾，不再有起用他的人。即使林国祥具备这样的才略，也没有听说被推荐提拔。而那些贵为提督，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位居武臣极位，声势显赫的人，率领一师一旅，乘风破浪向东，誓要杀死倭奴，安定藩属，只是在河上逍遥，敷衍应付，直到倭奴的船只连樯并进侵犯我的威海、旅顺，而这些人所统率的兵舰，竟然不知去向。唉！唉！浪费军饷，贻误军机，祸害国家，像这类人难道少吗？然而林国祥虽然传闻被调至济远兵船，却依旧沉沦在下位。那些祸害国家、浪费军饷、贻误军机的人，仍然光鲜亮丽地戴着孔雀花翎，穿着黄马褂，在河上逍遥，敷衍应付。即使言官竞相上奏弹劾，陈述他们的罪状，而这些人仍然安然自若，从不知有愧悔奋身杀敌。唉！唉！名马低头，劣马竞进，谁把持国政，其罪责还可以推卸吗？我才知道民间何处没有人才，而提拔任用应当急切。提拔的道理，怎么做呢？回答说：在于平时考察，而不能仅仅凭言论举荐。那马江败军的主帅，当他身居显要职位时，大言炎炎，慷慨谈兵，也自命为一时豪杰。然而一旦掌握兵权，却畏

译畏缩退避，毫无计策。等到法国人开炮进攻，便舍命奔逃，躲藏进山窟之中，那狼狈的样子，连笔墨都不忍形容。于是塞外那些扛着兵器的人，到了期限遇到赦免，不曾听说严厉地加以罪责，来向为国事而死的人谢罪。各位！那姓容的人，胆量比身体还大，技能出众，当三军战败，尸体堆积如山时，仍然能命中目标摧毁坚敌，杀死那些巨大的恶贼，当权者正应该授予他重任，给予他崇高的官衔，让水陆各军知道有所感化。然而到现在十多年了，像这样的人，姓氏几乎被埋没无人知晓，坐着让那些卖浆屠狗之类的人，高高地拥持符节指挥，威福由着性子放纵。平日只以亲近优伶、宿娼妓、花天酒地、追逐嬉戏娱乐为事，等到用兵的时候，却临阵退缩，观望不前，天下的事还可以问吗？幸好圣天子洪福如天，陆军已渐渐得手，让倭寇一蹶不振，指日可以扫净敌氛。否则贻误军机，他们的罪难道能逃避吗？还记得赭寇猖狂的时候，湘淮诸名将，大抵都起自田间，而曾、胡、李、左各位，不被资历所拘束，不被名望所阻碍，独具慧眼，选拔真正的才能，所以能使上下一心，甘愿效命。至于那些坐失事机的人，处罚一定严厉，即使是李次青廉访的学问文章，一向被文正公所钦佩，而军律一旦失守，就秉公纠劾，也不有所宽容，所以能重新奠定江山，成就中兴的伟绩。假如林君处于这种情况，我知道他一定会屡次登上荐举的文书，破格提拔，即使姓容的人虽然发誓归隐田园，不再作出山的打算，也一定会征召他出来，使他得以建立功勋名声。而那些庸碌无能的人，被剥夺官职，是事所难免的，难道肯因为碍于情面，仅仅用一次申斥就了事吗？虽然如此，林君等人只是人所共知的罢了，那茅檐蔀屋之中，末将偏裨里面，才能谋略特别出众的人，一定不缺乏。而拥持大纛建立高牙的人，确实不少，在花月间流连，沉溺于烟霞，无事则终年快乐，有事则苟且偷生。当权者难道不知道吗？只是没有言官的奏参，朝廷的责问，也就只是得过且过，付之不见不闻罢了。请让我用一句话来决断说：想要寻求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应当从破格用人开始；想要寻求用人得当，应当从全部罢黜庸碌无能的人开始。

译用人必先黜邪论

我国家是声名显赫、礼乐昌盛的邦国，难道没有忠诚良善的英才、卓越杰出的儒者，怀抱奇才大志，愿意为国家建立大功、树立大业的人吗？无奈猛虎盘踞山中，野菜因此无人采摘；权奸占据高位，贤良因此无法进用。当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崇尚逢迎拍马，盛行贿赂请托；职位在我之上的，就拜入其门下，称其为义父；职位在我之下的，就攀附姻亲关系，结拜为兄弟。在朝廷公开场合接受官职，在私室中私下谢恩，对百姓生计和国家大计，漠不关心。然而，那些模棱两可的人反而被认为是有能力，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反被认为勤勉尽职。豺狼当道，哪里还顾得上狐狸？那些忠诚良善的英才、卓越杰出的儒者，坚守节操，坚定不移，难道肯与他们同流合污吗？《诗经》说：“忧心忡忡，怨恨小人。”大概是小人得势，君子就失势。想兴办一件利事而不能，想革除一项弊端而不能，受制于人的忧虑在所难免。贤良招致祸患，史书上记载不绝。兰草蕙芷正要茂盛，风雨却将其摧残；正直之人自立，谗言阿谀却将其败坏。这就是贤人硕士捶胸长叹的原因。我曾经说，我国家有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却萎靡不振，自甘贫弱，因循守旧，粉饰太平，好像不想作战。富国强兵的方法，兴利除弊的方略，都缺乏。甚至利益尚未兴办，祸害先已产生；弊端虽然革除，却很快又萌生。我深思其中的缘故，大概是由于用人不当。事情无论大小，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得好，失去合适的人就混乱；国家无论强弱，得到合适的人就生存，失去合适的人就灭亡。考察古代，验证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唐代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臣，天下大治，几乎达到最好的治理境界。等到天宝年间以后，贤良被废弃，奸佞弄权，京城骚动，几乎导致灭亡。宋代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贤臣，西夏慑服，国政兴盛。等到哲宗即位，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得志横行，追贬先前的贤臣，金人的祸患于是由此兴起。任用贤人，去除小人，这是唐宋先前兴盛的原因；任用小人，去除贤人，这是唐宋后来衰败的原因。我国家如果能够效法他们兴盛的原因，并借鉴他们衰败的教训，那么贤人的进用就像拔茅草一样容易，大奸臣的离去就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松，怎么见得不能超越唐宋，而一举破除西方人藐视的心态呢？然而我朝通过八股文选拔士人，万万不能遴选真正的才俊，在山野间被埋没的人才不知有多少。即使有通过科举出身而身处朝廷重位的，又怎么能人人像曾国藩、胡林翼那样呢？假使有这样的人，往往身居下位，手中没有一点权力，即使怀有经天纬地之才，怀抱报国之心，也是徒劳。曾经阅读某大臣的奏折，其中有请求圣旨命令中外大臣督抚，就平日真正了解的人切实上报，内至卿贰部曹，外至大小文武，不论资历，不限出身，只要是才具出众、确实可靠的，一一出具详细考核，如果确实是真才能承担艰巨重任的，准予破格提拔，以激励风气等语。国家需要贤才，就像人需要气息，得到就生存，得不到就死亡。像某大臣那样，真是通权达变的人才，有为国家为民的志向。然而这一定是爱贤如渴的人，才能辨别这一点，如果嫉妒贤能，那么拒绝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提拔呢？自从捐纳制度开启，而身居仕途的都是卑鄙小人，误国殃民，贻害不浅。又招致亲朋，引进相识，私自培植党羽，侵蚀国家。唉！任用一位君子，君子就都来到；任用一个小人，小人就竞相进用，哪里见过宵小充斥而国家不混乱的呢？现在泰西各国励精图治，日益富强，考察他们达到这种状况的原因，无非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制度达到了尽善尽美。大概那些国家凡是有一技之长、怀有一能之人，都能向国君自我推荐，而才智之士各展所长，同心协力，以辅佐国家，抵御外侮。如果奸佞执政，贤良遭害，本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他们日益富强的原因。我国家抛弃固有的贤才，而向异地借才，计策也错了。那些国家虎视眈眈，心怀叵测，海疆一带依次被蚕食，缅甸已经沦陷于英国，越南已经陷落于法国，琉球已经灭亡于日本。当年日本人挑起事端，台湾一地又拱手献出，以堂堂中国而败给区区小岛，割地的耻辱，赔偿的仇恨，何日才能洗雪呢？当交战的时候，在位的官员请假回家的有，搬走家眷离去的有，究其出身，捐纳出身的占一半，科举出身的也占一半，捐纳出身的就不说了。如果科举出身的人少，那时只研究八股文，他们得到官职也全靠八股文，不幸遇到边疆战事，既不能用八股文作战，又不能用八股文保卫国家，难怪他们弃官远走。当时虽然有才略练达的官员，胆识兼优的将领，怀抱折冲御侮的才能，怀着为国忘身的志向，想要与日本人效死一战，以振奋中国的威风，而震慑日本人的魂魄，但当道的权贵大权独揽，力主和议，他们孤忠独抱，孤掌难鸣，虽然怀有忠愤，又能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说中国并非没有卓越杰出的儒者、忠诚良善的英才，只是缺乏人物色，更苦于权奸压制迫害罢了。寻求像潘世恩推荐林则徐、文庆推荐左宗棠那样的事例，正是很少见到。然而贤才所关系到的，确实不浅。从前炎宋

译那个时代，西夏侵扰边境，仁宗命令韩琦、范仲淹去镇守，西夏于是再不敢成为中原的祸患。军士们为此编了歌谣说：“军中有一位韩琦，西夏听到他名字就心惊胆战；军中有一位范仲淹，西夏听到他名字就吓得魂飞魄散。”国家有贤能的臣子，那么外邦就会畏惧忌惮，这关系难道不是很重大吗？我们朝廷没有精忠的臣子，边疆没有智勇的将领，西人轻慢侮辱，是有原因的。那些觊觎我们中原的人，也不是从早到晚才有的念头。就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一旦有连续不断兴起的敌人，将用什么来抵御呢？那么急切地任用贤才就是当务之急了。然而如果只是说要任用贤才，却不废除八股取士、不杜绝捐纳买官，那么贤才一定无法全部到来；权奸不退位、谗佞之人不被清除，那么贤才一定无法安心任职。因此，废除八股、杜绝捐纳，是任用贤才的最重要措施；而罢退权奸、清除谗人，是任用贤才的尤其重要的措施。农夫除去杂草，嘉禾必然茂盛；忠臣铲除奸佞，王道因此清明。任用贤才、罢黜邪佞，这是我所期望于那些专一不疑的君子们的。

译臣职

教忠论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护百姓的深厚程度，没有超过我们圣清王朝的。请陈述事实。夏商周三代有征收布匹、粮食和劳役的赋税，盛唐有租、庸、调三种赋税，最被称为善政。这些已列举了众多名目，此后秦朝创立按人头征收的钱税，汉朝实行按财产征税的法令，隋朝责令官吏增加户口登记，唐朝括算土地和户口以替代逃亡者。唐朝及五代、宋初有食盐附加税，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朝有手实法，金朝有推排民户物力（按财产等级征税）的制度，这些都出自常规田赋和劳役之外。明朝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丁税和粮税仍分为两项。明末又有辽饷、剿饷、练饷。到了我朝康熙五十二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旨意；雍正四年，定下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制度；乾隆二十七年，停止编审人丁的制度，于是历代的苛政一朝废除。赋税出自田地，田地出自定额。凡是品官、士吏、百工、闲散百姓，甚至拥有住宅、店铺、钱业、银行的人，如果不是家有田产、运货行商的，终身不向朝廷缴纳一文钱。顺治元年，就将前明三饷免除。康熙中期，又减免江苏地丁银四十万两。雍正三年，减免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两。乾隆二年，减免江□地丁银二十万两。同治四年，减免江南地丁银三十万两，减免江南粮漕五十余万石，浙江漕粮二十余万石。初始制度已经宽厚，又不断削减，这叫做薄赋，是仁政之一。前代赐复蠲免租税，不过是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遍免除天下钱粮八次，普遍免除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又普遍免除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灾害的蠲免和缓征，没有一年没有，动辄数百万，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合计起来已超过京垓以上，这叫做实惠百姓，是仁政之二。历代赈灾见于史传的为数有限，有的发现官仓，有的移民就食。宋朝河北灾荒，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加上官仓粮食；曾巩仅请求赐钱五十万贯，借贷粮食一百万石；杭州的苏轼，仅请求度牒数百道。本朝凡是遇到灾荒，仁恩立即施予，动辄巨万。就像光绪以来赈灾之举，每年不断。丁丑、戊寅年间，晋、豫、顺、直之灾，赈灾款项超过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数百万，或百余万，自古罕闻。以今日度支的匮乏，洋债的浩繁，而唯独对于赈灾款项，虽多不借，甚至减少。东宫之上，供给少府的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广泛救济，这叫做救灾，是仁政之三。前代国家大型工程和大役，都征发民夫，行资居送，官府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的工程，不用说了。隋朝建造东都，明朝建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动荡，死亡枕藉。以及汉朝开凿子午道，梁朝修筑淮堰，唐朝开广运渠，宋朝议回河，民力因此困敝。本朝工役都给予雇值，就像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就千余万，都发放库帑。沿河民居不仅没有拖累，反而因此得以赡养充足。这叫做惠工，是仁政之四。前代官府购买民物，名叫和买、和籴，或者强行给官价，或者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中，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概不累及百姓。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放库帑购办，商民吏胥都有沾润。只听说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的，没听说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的。子产叙述郑国商人的盟约说：“无强贾，无夺。”如今见到了。这叫做恤商，是仁政之五。任土作贡，唐虞时代已然如此。汉朝的龙眼荔枝，唐朝的禽鸟，明朝的鱼〇寺鱼，都以极微小的物品成为官民巨案。其他贵重的，可想而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奇。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货荔枝之类；江南贡牋、扇、笔、墨、香料之类；湖北贡茶、笋、艾、葛之类，其他省份类推。由官府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朝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漆丹青之物，征发九州，搜罗穷山深谷，致使雁荡山由此间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记载：“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朝徽宗兴化石纲，破屋坏城，等同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成大祸。如今内府上用，百姓不知，这叫做减贡，是仁政之六。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如果明朝武宗北游宣大，南到京陵，狂妄恣意败坏法度，尤其违背君德。至于秦、隋，更不用说了。本朝屡次南巡，也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旨都以省方观民为主，勘验河工，阅览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试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梁道路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体都出自盐商，或者豁免积亏，或者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只说当时市廛

译百姓的丰足，民心的喜悦，几乎没有丝毫烦扰愁苦的言辞。这叫做戒除奢侈、施行仁政的第七条。前代征伐，大多征发民兵，汉朝选拔江淮的士兵去征讨匈奴，唐朝劳役关中和京畿的军队去讨伐南诏，田园荒芜，家庭离散，死伤超过一半，仅仅得以生还。唐朝的府兵制，明朝的屯卫制，读书人称赞为好的制度，然而他们原本都是农夫，强迫他们承受战争戍守的苦难，忧愁怨恨凄惨。司马光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于忠肃曾经改革过这个问题。北宋征召官军，刺字编组义勇，训练保甲，当时朝廷内外都以此为弊病。

译本朝的军事制度，不连累农夫。除了八旗禁旅之外，乾隆以前多使用绿营兵。嘉庆以后则参用乡勇。这些人应当是招募而来的，得到军饷就欢喜，从来没有签派民夫的事情。这叫做体恤军队，是仁政的第八条。

前代国家遇到大事，财力不足，就向百姓征收赋税。从汉、唐以来都是这样，现在土司还保留这种习俗。比如宋朝宣和年间准备讨伐辽国，就向全国摊派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于蔡绦的《钱围山丛谈》。宣和年间创设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栈钱、板帐钱、折帛钱，每年收入数千万缗，并没有奖赏叙录。明朝末年用兵，起初加征辽饷，接着加征剿饷，又加征练饷，总共加赋二千万。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筹措军饷就太容易了。

本朝每当遇到河工、军旅之事，就另外制定筹措军饷的策略，不向民间摊派。历年开设捐输，用官爵作为奖赏，并增加科举的名额。

朝廷不惜采取权宜之计，但终究不忍心剥削小民的生存，这叫做行使权变，是仁政的第九条。自从暴秦以后，刑法泛滥残酷，两汉和隋朝相差无几，宋朝稍微缓和，明朝又变得严苛。

本朝立法公平允当，其仁爱如天，都体现在《大清律》一书中：第一，没有灭族的法律；第二，没有肉刑；第三，问刑衙门不准使用非法刑讯，违者革职罢黜；第四，死刑中又分为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值得怜悯的，刑部夹签说明，请旨，大多从轻发落；第五，杖一百的折责实杖四十，夏季有热审减刑的命令，又减为三十二；第六，老幼从宽处理；第七，孤子留养；第八，死刑犯在狱中不绝其后嗣；第九，军流徒犯不过是迁徙到远方，不像汉法令那样做城旦鬼薪，也不像宋代流配沙门岛，名额满了就投入大海；第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代输送织室、唐代没入掖庭、明代发配教坊等虐政。凡是死刑必须经过三法司会审，秋审勾决之时，天子穿素服，大学士捧着案卷反复斟酌，然后定罪。遇到庆典就停止勾决或减等，一年之中勾决的全国不过二三百人，比起汉文帝每年断决试刑四百人还要少得多。如果罪不该死却判处死刑，叫做失入；该死却判轻了，叫做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的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的案件一到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才降调，仍要声明请旨。遇到疑难案件，就下诏驳查，反复审讯多次，平反无数，都体现在历朝圣训中。这叫做：慎刑，是仁政的第十条。

过去南北分据的朝代，中外隔绝的时代，那些横遭掠卖、被外族俘虏的百姓，朝廷不再过问。

本朝仁爱遍及海外，凡是古巴诱贩的猪仔，美国受虐的华工，特别派遣使臣与他们订立专约，保护他们的身家，禁止苛酷待遇。这与用内府的金子赎回鲁国人，把三郡的百姓迁回汉地有什么区别呢？这叫做覆盖远方，是仁政的第十一条。前代武功强盛的朝代，残害百姓以逞私欲。

本朝武功没有超过康熙、乾隆两朝的，那时施展兵力，有什么求不到的？然而雅克萨攻下后，就划定界碑；恰克图交换俘虏后，就开放商市；越南来朝贡，就赦免其罪；浩罕畏惧威势，就不贪图其土地。自从道光到现在，外国屡次来挑衅。如果可以用情理宽恕遣返，就不惜委屈自己议和，不过是爱惜生民，不忍心将他们抛弃在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为大院君的动乱而夺取朝鲜，趁着谅山的胜利而收复越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叫做停止战争，是仁政的第十二条。

本朝对待士大夫最厚道，与宋朝相等。两汉多任用贵戚，北朝多任用武将，六朝多用世家。赵宋滥登荫子，甚至魏朝用宦官奴仆管理州郡，唐朝用乐工市侩做朝官，明朝用道士、木匠做六卿。如果元朝则立法偏颇，顺应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参与。

本朝举贤不择途径，恩惠寒门，皇帝亲临辟雍阅卷，亲自鉴别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爵同等任用。又汉魏诛杀大臣，习以为常。唐朝则鞭打簿尉，在朝堂行杖。明朝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门施加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昏地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对待士人有礼，既不失刑，也不侮辱士人。又唐宋将官员贬谪到外地，当天就驱逐出城门，限期不得停留，亲友不得送行。明代宰相被逐，当天就乘柴车上路，而且前代常有党锢学禁，惩罚波及累世，株连亲朋。

本朝进退以礼，不因一次过错就废其终身，这叫做重视士人，是仁政的第十三条。历代亲贵佞幸骄横跋扈，最为民害。汉的外戚常侍，北魏的王族武臣，唐的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的僧徒贵族，明的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迫侮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天下。

本朝一概没有这些，政令清肃，百姓安居乐业，这叫做修明法度，是仁政的第十四条。

本朝深切怀念功臣，优厚抚恤战士。那些立功而袭封的，无论

译罢了。凡是战阵中捐躯的人，只要有一条性命，没有不追加赠予官阶、给予世袭职位的。从三品轻车都尉到七品恩骑尉，甚至到外委生监，殉难者都有。本职有的承袭二十余次，有的承袭三四次，承袭次数完毕时，都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位延续亿万代，他们的俸禄也就随之无穷无尽。从咸丰朝到现在，京师顺天府以及各省奏请忠义典例，已经达到数百起。又有官员虽然并非因战功而死，却因王事殉职，或因积劳成疾而故，也授予其子一人官职，名叫难廕。从汉朝到明朝，对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像这样优厚宽裕的吗？这叫做劝忠仁政第十五。这里列举的是其中最大的，此外良法善政不可尽数书写。

译历代圣君相继传承，家法与心法代代相承未曾改变，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四海臣民，每日生活在高天厚地之间，长期受到养育和浸润，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试考察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之内，西方历史五十年以前，他们的国政有如此宽仁忠厚的吗？中国虽然不富强，但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都能从容宽闲，有办法自得其乐。西方国家国势虽然强盛，但百姓中的愁苦怨恨，压抑未能伸张，等待时机爆发，因此弑君刺相的事情，每年不断发生。由此可知，他们的政事一定有不如我们中国的地方。在这时世艰难多忧的时候，凡是我朝受恩的士人、感戴皇恩的百姓，固然应当各自抒发忠爱之心，人人都与国家融为一体。凡是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引发犯上作乱苗头的，都要拒绝不听，躲避它像躲避污秽一样，厌恶它像鹰隼追逐鸟雀一样。顺应天理的地方，上天必定保佑，世间难道会有像《小雅》所讥讽的那种无良百姓吗？

陈善闭邪论

倭仁

做臣子的尊敬君主，没有不想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尧舜时代，禹、皋陶、伯益这些人，一起在朝堂上议论政事，赞同与反对的声音并存而不违背，传颂万世，作为君臣的法则，何曾把一味顺从当作恭敬呢？孟子说：“陈述善道，堵塞邪念，叫做敬。”我谨就这个意思来论述，所谓善，是什么呢？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以精纯专一的心，实行执守中道的政治，这是善的极致。然而如果没有臣子为他反复开导陈述，使善的端绪日益增长而自己却不知道，那么即使有圣哲的资质，也无法成就大治。所以臣子尊敬君主，一定要选取古人所行的善道来陈述，使君主知道效法；又选取君主所行的善道来陈述，使君主知道扩充。孟子说：“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又说：“这种心足以称王了。”这就是陈善的说法。然而君主处于崇高的地位，拥有众多的财富，有的亲近声色，有的积聚货利，有的贪图边功，有的崇尚异端，这些都是所谓的邪。邪念萌发在心里，而表现在政事上，如果一定要等到它表现出来才极力争辩，那就晚了。堵塞邪念，是在它将要萌发时就断绝它。每天亲近正直的士人，听闻古代的训诫，那么邪念就没有产生的根源。所以陈善，是堵塞邪念的关键。孟子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他曾经三次拜见齐王而不谈论政事，说：“我要攻治他的邪心。”这就是堵塞邪念的说法。如果让君主有善而无邪，那就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了。臣子的尊敬，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怎么能羡慕顺从的名声，而陷入谄媚阿谀的实质呢？

论处世

郭崑焘

君子说话迟钝，行动敏捷，做事勤勉，言语谨慎。迟钝与谨慎，就是深沉的意思。喜怒不表现在脸上，褒贬不挂在嘴边，别人无法窥探你的爱憎，用来迎合。古人担当大事，身负天下的重任，没有浅露急躁轻率而能成功的。不仅英雄豪杰需要深沉来成就事业，即使是奸雄之徒，也必须凭借深沉来满足欲望，只是他们的深沉正是阴险罢了。用学问来培植根本，用体察来充实见识，用涵养来积蓄气度，用历练来发挥才能。随事留心，随处自省，那么浅露轻狂的人就少了。这是君子的深沉，不同于小人的阴险。你天资见识，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只是说话轻率时，不免涉及浅薄急躁，但只要能努力矫正这种偏颇，使思虑减少而精神安定，那么增进品德就在这里，扩大才能也在这里了。知道了就要努力！人不可以不精明，但是自诩精明，往往会被精明所蒙蔽。因为自以为精明，那么凡是处理事情、任用人的错误，一定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更相信没有错误，而且不喜欢别人指出他的错误，那么耳目受到的蒙蔽就多了。又精明的人容易流于苛细，事事都去察究，他的精神必然会有疏漏，反而会在细节上详尽而在大处上粗略，可以处理繁杂的事务，但不可以总揽纲纪。古人之所以推崇将精明寓于浑厚之中，就是这个原因。

论任事

郭崑焘

近来风气，不做事却喜欢议论，凭借丰厚的权势，处于崇高的地位，身兼富贵，安享荣华，不顾别人的嫉妒忌恨，却专门嫉妒忌恨别人，满足私欲，享乐懈怠傲慢，即使花费重金，也不惜资助公家，有利于救济贫寒，却锱铢必较，这可以说是三种反常。后一种反常，乡里的富家子弟也能轻易做到；前两种反常，则都出自有才干势力的官宦世家，这是三十年前所没有的。君子由此知道世道变化了。军兴以来，军营中的亲兵散勇也很多，屡次受到保荐，花翎红顶，几乎城市里已经没有官职可以让他们效命，又没有钱财可以让他们自存，又不能实现初衷，重新从事旧业，愚懦的人就到处求人，狡猾的人就流入哥老会。我曾经说，粤贼兴起，起初磨砺了湖南的豪杰，后来却败坏了湖南的风气，极盛难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听说你军营中的规矩尚存，只是哨弁多用提督总兵，终究恐怕难以驾驭，而且必须秘密考察他们从哪支军队出身，有没有哥老会的形迹，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必须设法处置。考察他们没有积恶的才能，不足以成为祸患，就远远遣送他们，这不仅为眼前的驱使着想，也要为日后的遣散着想，这不应该曲意顺从人情，

译这是兼收并蓄的做法。下属禀报说办事难在要忍气吞声，我说如果不办事也就罢了，一旦办事就没有不受气的，办大事就受大气，办小事就受小气，这即使在盛世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必须谨慎操守，勤勉尽职，把握大局，忽略细务，不要喜好故作激切，不要自我炫耀才华，在言语之间给人留有余地，在应答之际常存谦退之心，时间久了别人一定能体谅你，这一点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