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七礼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七 礼政

礼政

礼论

天地由虚气而生，人由散数而成，在二者之间交通流转的有两类：有形的就是货财，无形的就是礼节。礼节是用来维持货财秩序的。天地所生的万物只有这些，如果人不知道珍惜，那么消耗散失的就会更加不足，积蓄囤积的就会更加有余，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先代的圣王默默洞察到这一深层道理，于是制定了交际、宴会、婚丧祭祀等礼仪，让各家根据自身的地位来施行，这样庶民就不能模仿士大夫，士大夫就不能模仿诸侯天子。人们所使用的物资总是与其拥有的财富相称，而且在凶荒之年简化礼仪，在山泽之地采用不同的礼仪，通权达变地根据时势和地域来斟酌调节。因此，古代百姓没有僭越逾制的罪过，而资产得以经常充裕。财物的出入、转移、交换、隐受，在无形中受到制约，而人们却忘记了这种约束带来的拘束痛苦，难道不是既简约又神妙吗？论述者深入探究其本源，认为这是陶冶教化人的工具。浅薄的人则说：这只是区分等级威严的差别罢了。人生在世，衣食得到满足后善心才会产生，身体的和谐美好，快乐利益的充实通达，都是由此而来。如果不探究其实际意义，仅仅拘泥于学士们升降揖让的表象，人人都议论仪节文饰与等级威严，虽然精粗不同，但其过失大体相同。夏商周三代以后，土地不再按人口分配，百姓各自私有财产，富人厚自奉养，而穷人连朝夕温饱都难以维持，不均等程度非常严重。然而人性喜好矜夸胜过他人，文饰日益滋长而没有止息，亲戚宴饮时议论地方特产，往来馈赠以金银钱币为重，丧葬之家白雪盈堂，涂饰缁黄列队进献，盛大演奏音乐以娱乐宾客，不这样做就被称为不孝。男女婚配礼仪尚未结束，催讨债务的人就到了；滇门豪强之家以此骄横乡里，无知的人效仿他们，更加羞愧地激励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不耗尽资财不止，反而自以为这是世代沿袭的礼俗，非一人所能更改。现在，禀受的气不齐，医生不能为每个人制定方剂，那么不如让每个人都保持节制，使脆弱者充实，强壮者更加稳固。由于品级地位不同，生计参差错杂，礼仪不能整齐划一，但节俭却可以普遍遵循。节俭本来就是礼的根本。先王制定的制度，陈列牺牲玉帛，准备几案席垫章服，演奏钟鼓笙管，未曾不力求丰厚。然而使用瓦制酒尊，用明水，大飨用腥肉，冠礼用缁布，使用粗布，设置蒲越鞂等物。观察他们所崇尚的，其微妙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人即使极度贫困，不能具备多种物品，那区区简朴的备办，难道没有可以安身之处吗？有财力的人知道所贵在节俭而不在于奢侈，那么其奢侈之心就不会产生。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当井田制尚未废除时，尚且如此，何况是没有恒产的时候呢？况且从前的人也曾对此进行过讲求。明堂、学校、守养老、郊社、祫祭等典章，考证辨析古昔，聚讼纷纭。三代创制的精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议论它而不敢忽视，但最终没有能振兴到像三代那样昌盛的，为什么呢？详细施行于庙堂朝廷之上，而不能通达于民间隐微之处，增加修饰视听，文饰存在而实质丧失。民气从哪里得到治理？从哪里得到兴隆呢？虽然如此，礼乐是人情的体现。这些人一天不绝，礼乐就一天不亡。古代的匏土等乐器废除了，而现在并非没有音乐。古代的丧、婚、祭、宴不同了，而现在并非没有礼仪。只是为什么士大夫行动放纵，误导愚昧百姓的耳目，僭越无等，生活资财坐吃山空。即使有恭俭的君主、宏毅的君主，想要在一朝之间求得礼乐的成效，最终也不可能再得到。

刘错说：商人掌握着巨大的利润，每天游荡在都市，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千倍的收益。凭借他们的富厚，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以利相倾轧，千里游荡，冠盖相望，乘坐坚固的车驾，驾驭肥壮的骏马，脚踏丝履，拖着缟衣。贾谊说：矫伪的人出现，几十万石粟，赋税六百余万钱，乘坐传车行经郡国，这是没有行义的最极端的人。董仲舒说：累积日子来获取尊贵，积累长久以致获得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又说：自身受宠而处于高位，家富而食厚禄，众多奴婢，许多牛羊，广阔田宅，博大的产业，积蓄积委务，这样而没有止息，以此来役使百姓。天下虽然大，经过这三者充满其间，其气力足以驱役众庶，其权势足以震动一时，恶习所波及，流荡没有极限。江湖清澈而风搅动浑浊，山谷明朗而雾昏暗，可深痛哉！因此吉凶宾嘉，没有品节，忍心因失时而废礼，不敢被亲戚讥笑。男女错过婚期，丧棺羁留室内，终身只处，数世浅藏，礼教猖獗，其罪过在哪里？从前曾听父老说：我们乡俗五六十年前，确实没有凋敝的衣服，都是布素，年龄不到六十不穿皮裘。赴宴的人必先在家吃饱，到了之后杯酒数周，四盂略具而已，而主宾揖让，情意周浃，虽然草野之俗不尽符合古礼，而礼意自胜。因此那时物产充裕，价值约一夫之食，日十数钱，百姓没有窘苦之状，有康和之乐。即使一乡推之天下，使长此而不变，虽然驯至三代礼乐，不难也。有人说朝廷等威之辨不为不严，海内遵而行之岂不甚善？然而如汉制命妇深衣，制缘佐祭早娟，上下助蚕缥绢，上下而倡优下更绣衣丝履，不能禁也。商人服缃缥而召会嘉客，被墙以文绣，不能

译这是禁令啊。等级威严的区分越是严格，必定会有超出常规、对等级威严施加更严厉手段的人。上位者以此责备下位者，下位者依例奉行此道，这对世道人心有什么益处呢？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能够责备下位者，却不能在上位者中倡导实行。况且等级威严，是上下尊卑的区分。从上到下，等级自然分明；如果不从上而下，那怎么能称为等级呢？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人们会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人们会争辩，怎么可以仅仅依靠法令呢！从前海瑞在淳安任知县，自己督促两个仆人耕田种菜，不取百姓一丝一毫。本朝汤斌在江苏任巡抚，临近离任时，送行的人看见夫人乘坐的轿子出来，袖口掉落破旧的棉絮，下属官吏因此感动流泪。如果让像这样的人，担任节度使或镇守一方的官职，那么方圆千里都会受到他们的恩泽；如果让他们担任辅佐宰相的高位，那么天下就会受到教化。他们清正风气所传播浸润的地方，人们都会清楚地知道质朴才是根本。当时人们以奢侈浪费、不知分寸为耻，将这些百姓纳入规范之中，而人们并不觉得勉强，又何必担心等级威严不明成为祸患呢？大概正直的士人，就像浑浊水中的明矾石，得到它水就清澈，得不到它水就浑浊。然而如果不是时候，推崇廉洁而罢黜污浊，那么节操从哪里得以伸张呢？世上谈论礼制的人，可以深思了。严格禁止商人穿丝绸的禁令，士人精通经义、品行修养好，才能担任官吏。考核官吏以贤能与否作为升降标准，没有资历的限制。朝廷充满清正廉洁之人，阴险邪恶之徒收敛退避。宫室、衣服、饮食、器具，以及仆役，一切确立限制。家家遵守礼仪典范，人人懂得自爱，这就叫做廉耻兴起而等级威严分明。等级威严分明而风俗清正，风俗清正而财物用度充裕，财物用度充裕而人心安定，人心安定而刑罚减少。唉，这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

译崇检论

马福安

从前圣人确立天地间的中正之道，并据此制定礼制，以此来规范人伦关系，整顿不同的风俗，使人们能够约束自身、减少过错，而不违背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性。自从魏晋时期，老庄学说盛行，人们把放达不羁视为高妙，把礼法看作世俗人的拘束，一时间崇尚风流，贤达之人也不能免俗。阮籍在守丧期间饮酒吃肉，谢安在期功之丧期间不废除音乐，毕卓任性放纵以致折断牙齿，毕卓在酒瓮间醉卧，当时的人把这些都当作名士而艳羡称道，从而导致礼坏乐崩，中原沦陷。所以王衍临死时叹息说：“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如古人，当初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而是齐心协力来匡扶天下，还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桓温北伐到达洛阳，登上平乘楼叹息说：“致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遍野，王夷甫这些人不得不承担责任。”西晋都城洛阳时期，王恺、石崇尤其豪奢奢侈，能够遵守礼制、崇尚谦让，保全贞洁朴素品德的，只有刘实兄弟而已。有人向颜含询问江东人士的情况，颜含推崇周伯仁的正直，邓伯道的清廉，卞望之的节操。然而周伯仁因饮酒失态而招致讥讽，还沾染着中原朝廷的余习；只有卞望之持论刚直，在官任上务实干练，想要执掌正道以匡正时弊，不肯苟且迎合当时的喜好。当时贵族子弟多羡慕王澄、谢鲲的放达，卞望之认为这是背离礼制、伤害教化，想要奏请朝廷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笃守礼法、正直尽忠的大臣啊。天下并非百姓犯法获罪值得担忧，而是士大夫抛弃礼制、蔑视道义，不知廉耻才值得畏惧。确实，士大夫是教化的纲纪，风俗的根源，人心也由此而转移。所以朝廷尊崇礼制，百官奉行法律，士大夫以名教互相推崇，以节操品行互相争高，那么风俗人心没有不归于端正厚道的。朝廷抛弃礼制，百官败坏法律，士大夫以浮华虚诞互相效法，以放纵不羁互相为师，那么风俗人心没有不归于邪僻浅薄的。这样看来，治国的关键道理就可以知道了。想要百姓知道道义，没有比崇尚廉洁方正更好的了；想要百姓知道礼制，没有比敦厚规矩法度更好的了；想要百姓重视诚信，就一定不可以用巧诈欺骗他们；想要百姓兴起仁爱，就一定不敢用刻薄的手段去推行。立身处世以清白奉公为贤能，担任官职以勤勉尽职为恭敬，在朝廷中以忠厚正直为敬重，行事以秉持礼制崇尚道义为宗旨。一时的士大夫风气笃实厚道，凡是骄奢淫逸、放纵自己于礼法之外的事情，都小心谨慎地防范其萌芽，杜绝其渐长，因此君子勤于礼制，小人尽力于事务，廉耻之风在乡里间笃实，礼义在街巷中兴起，而没有奇异衰败、不守规矩的百姓来玷污我们宏大的教化，这是上面的人不以防检为迂腐而极力推崇礼制的效果。我曾观察东汉风俗的美好，那时郭有道、陈仲弓、王彦方、郑幼安等人，都以平民身份在家行善，而乡里受到感化，争讼的人望着里巷的门就返回，盗窃的人全都畏惧他们的知晓，这显示了上面的风旨；而士大夫又都以身作则作为表率。我看到礼教的兴起，不必等待阅读悬挂的书籍而后深入民心，关键在于负有风俗人心责任的人加以重视罢了。

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

曾国藩

奏报遵奉圣旨恭敬谨慎详细议论的事宜。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笔谕旨遗命四条中，关于“无庸郊配”和“庙祔”这两条，命令臣等上奏详细议论。臣等于二十七日集合商议，各位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显赫，郊祀配享既已断然不可更改，庙祭附祀尤其必须实行，正直的道理不会泯灭，这是天下的公论。臣曾国藩也想要随从众人的议论，退下来仔细思考，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其中必定有精微的意旨，臣下钻研仰慕高深的道理，如果窥见万分之一，也应当各自献出意见，供圣明的君主广泛采纳。私下认为遗命中“无庸庙祔”这一条，考察古代准则对照当今情况，万万难以遵从；“无庸郊配”这一条，则有两点不敢遵从，有三点不敢违背。所谓“无庸庙祔”这一条，万万难以遵从的是什么呢？古代关于祧庙的说法，是针对七庙亲缘尽了的说法，偶尔有亲缘尽了但仍然不祧的，那必定是有功德的主祭者，世代宗庙祭祀，一在七庙的数目之中，比如殷商的三宗，周朝的文王武王就是这样。大行皇帝对于皇上来说是你庙（此处原文似有讹误，通常指父庙或特定宗庙，依语境应指大行皇帝与皇上的父子或祖孙关系，非七庙亲尽可比），本来就不是七庙亲缘尽了的比较，而论功德的广博，又应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的宗庙，难道弓剑未忘，祭祀就立刻分开吗？况且诸侯大夫还有庙祭，以天子的尊贵，敢废除升祔的典礼吗？这就是万万难以遵从的原因。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两点不敢遵从，是什么呢？古代圣人制定礼制，也是基于事实已经具备，而情文随之产生。大行皇帝的仁爱之德，与大造化相同，偶尔遇到偏灾，立即颁发国库款项，年年赈济借贷，四海之内含哺鼓腹的百姓，后稷之所以配享上天，就是这样的道理。治理天下三十年，没有一天的闲暇安逸，没有片刻的不恭敬，纯粹不已，文王之所以配享上帝，就是这样的道理。既然已经具备配享的实质，却想要推辞配享的名分，那么普天下的臣民之心，终究觉得不安，这是不敢遵从的第一点。历考历代圣人升配，只有世祖章皇帝是由御史周季琬奏请，除此之外都是继承统绪的圣人特旨举行，实在是因为上承昊天之眷顾，下合民情，毫无疑义。实行久了，就成为成例，像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没有成例可循，臣下还应当奏请吗？成宪昭昭，怎敢逾越！《传》说：“君主行意，臣下行制。”在大行皇帝自己怀着谦让的盛意，在

译大小官员应当遵守国家的旧有制度，这是他们不敢顺从的第二点原因。

译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三点不敢违背的原因。为什么呢？祭坛围墙的规模尺寸有定数，乾隆十四年重新修缮，每一块石头都考究律吕的正统意义，按照九五的阳数增加，不能更改，这是不可行的。七座宗庙的配享位置各自设有青色帷帐，当初帷帐的规制宽大，乾隆三年略微修改，现在每个帷帐内仅能容纳豆笾等祭器，七座帷帐之外几乎没有了余地。我们刚去世的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或许有人提议扩大祭坛围墙，或许有人提议缩小帷帐规制，所以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使世世代代可以遵循。现在议论的人有人说西面三座帷帐的南边还可以添置一案，暂且作为眼前的计策，不必做长远的打算。哪里知道人不同世但同心，事情相沿而越久，今天不敢说的，也是万世臣子不敢说的。今天不忍心说的，也是万世臣子不忍心说的。经过这次朱谕的严切，满朝大臣的集议，尚且不裁减遵行，那么后来的人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将来必定会修到基址，轻易改变旧章，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一点。古来祭祀典礼兴废不常，有的没有祭祀却举行，有的有礼仪却废除，史册所记载的不止一处。唐朝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祖并配，后来开元十一年听从张说的建议，罢去太宗、高宗的配位。宋朝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祖并配，后来嘉佑七年听从杨畋的建议，罢去太宗、真宗的配位。我们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在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享，后来也废除了这个礼仪。典章制度改议，是古今常有的事。我们刚去世的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许有人废除唐宋废除祭祀的例子，妄行陈奏，不可不预先防备，所以朱谕说：“不是天子不议礼，认为一经断定，那么巍然七座帷帐与天长存。”后世增加配享的议论尚且不允许，废除祭祀的议论更从哪里兴起？所以禁止后世越严，那么尊崇列祖越久。这考虑周全，不是三代制礼的圣人能这样吗？刚去世的皇帝以制礼的圣人自居，臣下怎敢以浅薄的见识窥测？有尊崇的虚文，没有谋事的远虑，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二点。我们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尤其重要。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帝遗命说：“愿意在遵化州孝陵近地选择吉地安厝”，当时臣工都说遵化距离太宗昭陵一千多里，不符合合葬的例制。我们圣祖仁皇帝不敢遵行遗命，又不敢违背成例，所以在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多年不敢最终安葬地宫。到雍正初年才恭敬谨慎地完成事情。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说：“庙号无庸称祖。”我们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所以虽然乾隆中的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称祖，记载在会典，先后标准相同。这次刚去世的皇帝遗命，只有第一条森严可畏，如果不遵行，就与我们朝家法不符。而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是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这是大孝大让，古之盛德。与其把尊崇的微忱托付给臣子，不如把莫大的盛德归于君父？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三点。臣私下计算皇上仁孝之心，两者都有歉疚：然而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的歉疚；立即奉升配，既有违命的歉疚，又有将来的顾虑，是多一个歉疚。一经大智的权衡，不难立刻判断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实行，必有默契于精微，不等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达万世，或许怵然难安，那么礼臣无所推辞其咎，所以专折具奏，冒犯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请亲理大政疏，咸丰十一年上奏，因为政柄下移，无法服众，应该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外简选近支亲王辅政，以正国体而顺民心，恭敬上奏仰祈圣鉴事。私下认为朝廷政柄操之自上，不是臣下所能专断，我们朝君臣之分极严，尤其不是前朝可比。自从文宗显皇帝驾崩，皇上嗣位，聪明天亶，还在幼年，在于辅政得人，同民好恶，才足以资佐理。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不是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众都看着你们，现在竟然让他们担当秉政的重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代替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在无法副寄托之重，而满足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谙为词，居之不疑。不我们皇上以宗子继承大统，天与人归，原本不以朱谕的有无为定。至于赞襄政务一节，则应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依据。为什么呢？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身边，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没有留下亲笔朱谕的，未必不是因为辅政难得其人，以等待我们皇上自择而任用，以成未竟之志。现在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这是政柄尽付之

译参与此事的几位王爷，他们所拟定的谕旨并非完全出自皇帝的本意，他们假托抽签简选的方式，请求钤盖符信图章，本意是想以此取信于人，无奈众人皆不能相信。民心可畏，天下难以欺骗，纵然可以勉强维持一时，却无法长久施行。例如御史董元章条陈的四件事，关系极为重大，应当批准还是驳斥，只应由皇帝亲自裁决，广泛召集朝廷大臣议论，以决定施行与否。这几位王爷如果真知道以国家大事为重，也应当推举贤能、虚心自处，避免陷入危疑境地，却径直拟定旨意予以驳斥，这已经开启了矫诏窃权的端绪，大大辜负了臣民的期望。旨意下达之日，朝廷内外哗然。自古以来，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礼乐征伐都应由天子发出，凡是统兵将帅以及各省封疆大吏，都是先皇帝特别简拔任命的，即使身处万难之境，无不思竭力图报，也是因为统属于所尊崇的人，所以能一心一意、毫无二心。如今一旦政权下移，疑虑无法消除，路人见到诏旨，都说：“这不是我们君主的言语，也不是我们后母圣母皇太后的意思。”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辨，众情汹汹，无不心怀不服。这不仅使天下人心日渐解体，恐怕外国闻知，也会觉得不合情理，从而产生异心，关系极为重大。天下是宣宗成皇帝的天下，传给文宗显皇帝，再传给我皇上登基继承的。从前周朝时，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他，本朝摄政王辅佐世祖，也如同周公辅佐成王一样。疏远的人不能离间亲近的人，典籍记载都在。以周公那样礼敬圣人，尚且难免管叔、蔡叔的流言，等到金縢之书因风雷示警而显现，周公的忠诚辅佐才更加彰显。现在近支诸王中，能识大体、胜过载垣、端华的尚不乏人。一切离间之言，应请求不必过分忧虑。又知垂帘听政的制度，宋宣仁太后被称为女中尧舜，君臣情意融洽，国家根本没有损伤。我文宗显皇帝驾崩之初，虽无垂帘的明文规定，却有听政的实际做法，因时制宜，只求恰当。现在的计策，若非皇太后亲自处理万机，召见臣工对答，无法通达下情而端正国体；若非另选近支亲王协助处理庶务，尽心匡正辅弼，不足以振兴纲纪而顺应人心。惟有恳请皇上采纳微末之言，立即奉请皇太后权宜听政，两圣并尊，而在近支亲王中择贤任用，仍秉承皇命行事，以等待我皇上亲政之前，一切用人行政的大端不至于变更紊乱，从而继承至治于无穷。宗庙社稷有幸，臣民有幸。这样才既不相悖于亲亲尊贤的大经，且对那几位王爷也可保全始终，受福良多。这些都是中外臣工想言而未发的，臣先替他们说了。臣忝为大臣，受国家厚恩，屡次奉到先皇帝手诏嘉勉：“说朕对该大臣的期望，至大至远。”又奉有“忠勇本性已成，赤子报国”等谕旨，每次诵读天语，都感激涕零。如今外患固然应当迅速平定，而内忧尤其应当早作打算。臣凭良心，何忍不言，何敢不言。恳愿皇上独断乾纲，迅速赐准施行，并请将此奏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人共同阅看，如果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六科给事中及御史集议上报，这样大局可保全而人心可安定。谨不揣冒昧，披肝沥胆上陈，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译学校

奏请推广学校疏

李端棻

奏为时局艰难，急需人才，恳请推广学校以激励人才、辅助抵御外侮，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臣私下听闻，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要有赖以立足的根本；说的是人才的多寡，关系到国势的强弱。去年战事平定之后，皇上顺应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推行新政以求自强，担心办理新政无人，百事废弛无法举荐，特别颁布明诏，寻求通达中外、能用于当世的人才，各地都命令表奏推荐，以备提拔任用。诏书一下，海内人士翘首期盼，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即可致。然而几个月以来，响应者寥寥无几，即使有一两人，也多是仅能洁身自好的平庸之辈，很少有能济世救难的杰出人才，未能完全符合陛下求贤若渴的盛意。以中国数万万民众，读书人也有十数万，而人才匮乏竟至于此，并非上天不降生人才，而是教育的方法没有穷尽。二十年来，京城设立同文馆，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都是结合中外学术共同讲习，到处都有。而臣却说教育的方法没有穷尽，为什么呢？各馆都只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而对于治国之道、富强的本源，一切重要书籍大多没有研习，这是未尽其一。格致、制造等学问，不终身从事、聚集众人讲习就不能达到精妙，如今除了湖北学堂外，其余各馆学业不分科系，学生不重视专门之学，这是未尽其二。各学如果不靠试验测绘就不能精通，如果不靠游历考察就不能确切，如今各馆没有配备图仪器具，没有派遣人员游历，那么天天只在故纸堆中寻求，终究成为空谈，无法实际应用，这是未尽其三。利禄的途径不从此途出，聪慧子弟大都从事八股文以谋取富贵，等到考中科举，就与学问断绝，最终成为废弃之才，如今各馆所教的都是从儿童以下，如果过了二十岁就已经通晓仕途，虽然有人向往学问，想要学习却没有门路，这是未尽其四。巨大的树木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横流的洪水不是一根柱子所能抵挡，天下的大事、急迫的变故，必须寻求众多贤士才能渡过艰难。如今十八行省只有几所馆舍，每馆学生只有几十人，想要学习的士人，有的因为地处偏僻而不能到达，有的因为名额已满而不能容纳，即使在馆学习的学徒，一人有一人的用处，尚且对于治理天下的人才，万中不足其一，学业不精，成就很少，这是未尽其五。这就是各馆设立二十多年，而国家没有收到奇才异能之用的原因，只因为这个缘故。

问：那么，山野隐居之间，好学之士，难道没有能自己积累学问以等待驱使的人吗？答：格致、制造、农桑、兵矿等学问，不像考据、词章、八股文那样可以闭门苦读而获得。书籍必须等待翻译后才能阅读，一个人的学问，能翻译书籍吗？学业必须等待测验后才能达到精妙，一个人的力量，能购买仪器吗？学问必须等待游历后才能证实，一个人的身体，能踏遍各地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杰出有志之士，有的学习了却不能成功，有的成功了却不能伟大的原因。近来钦奉明诏，在京城设立官书局，由大臣统领，以重视此事。伏读之下，仰见圣上深思熟虑，洞察本源。臣对于局中的一切章程，虽然不完全了解，但知道必定有良法美意，以传达圣意，阐扬风化。将来奇才异能由此而出，不可胜数。只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限于一条途径，造就人才的风气，应当遍布全国。臣请求推广这个意思，从京城到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学堂。府州县学，选拔民间俊秀子弟，年龄在十二至二十岁者入学，其余生员以上想要学习的听凭自愿。学中课程，诵读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的粗浅内容，万国古史、近事的简明内容，格致原理的平易内容，以三年为期。省学选拔生员中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其余举人以上想要学习的听凭自愿。学中课程，诵读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拔举人、贡生、监生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入学，其余京官愿意学习的听凭自愿。学中课程，一如省学，只是更加专精，各执一门，不改变其专业，以三年为期。省学和大学所课门类繁多，可仿照宋代胡瑗经义治事的例子，分斋讲习等。其仕途一律归于科举，给予出身，一如常官。这样人们争相磨砺，士人知道向往，风气日益开化，技能自然形成，人才不可胜用。有人怀疑此举费用必定很多，如今国家正值贫困，从哪里筹措这笔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县大多有书院，每年调派学生入院肄业，聘请老师讲授，意图美好，方法优良。只是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教八股文，难以培育异才。如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作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如有不足，才拨官款补充。因旧增广，则事情顺理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求少而易集。只有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应因陋就简，向天下展示简陋，似乎应当酌情动用国库，以尊崇体制。每年需十余万

译格局规模已经可以成就大业。中国如此辽阔，难道会因为这十几万人而决定国家的贫富吗？有人又怀疑设立的学堂既然众多，所需的教师也就很多，恐怕缺乏能够胜任此职的人。臣认为事情属于初创阶段，学习者应当从浅显易懂的内容开始，施教者也不必追求高深精妙。现在适宜命令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高官各自推举有才能担任教师的人，全部上报姓名。臣就地聘请延揽，或者通过考试选拔补充。天下如此广大，必定有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学堂既然建立，从长远看符合三代学校教育的宗旨，从近期看采纳西方书院的长处，振兴贤才、教导能人的道理，思考起来也就超过一半了。

译然而只考核他们的记诵能力，而不开阔他们的见闻，这并不是造就杰出人才的方法。对于能够就学的学生，他们有日益精进的功效；而对于那些不能就学的学生，却没有讲习的辅助，这并不是弘扬良好风气的方法。现在推广并扩大这些措施，其中有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共同促成其效益的，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藏书楼。好学的读书人，多半出身贫寒，购买书籍既苦于无力，借书又难遇到合适的人，因此导致孤陋寡闻、无所成就的人不知有多少。高宗纯皇帝深知这一情况，特意在江南设立文宗、文汇、文澜三座藏书阁，完备地收藏珍贵秘籍，任由人们借阅观看。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这一意图，在焦山、灵隐建立书藏，惠及后学。从此以后，江浙地区的文风冠绝天下，培养人才的盛况，成效是可以看到的。西方各国也很懂得这个道理，都会之地都有藏书，其中藏书特别丰富的多达千万卷，允许人们进入阅览，成就学业的人众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请求依照乾隆年间的旧例加以增补，从京师到十八行省的省会都设立大型书楼，调拨殿版以及各官书局所刻印的书籍，连同同文馆、制造局所翻译的西书，按部分送到各省以充实藏书。如果有特别实用、民间刻本和官局所没有的书籍，开列清单，评估价值，逐步购买补充。那些陆续翻译出的西学书籍，由译局随时咨送，妥善制定章程，允许人们进入书楼阅读，由地方公推好学且懂事的人来管理此事。这样，过去没有书可读的人，都能得以自我勉励于学问，不至于成为被抛弃的人才。古今中外有用的书籍，官书局有刻本的占十之七八，每个书局酌情提取部分分送各省，费用极少，事情极顺，一旦奉到明诏，事情立刻就能办成，而馈赠给学者，增加人才，其益处绝非浅薄。

第二，创建仪器院。格致之学是实学，都依赖试验，没有望远镜不足以谈论天文学，没有测绘仪器不足以谈论地理学，不多见矿石不足以谈论矿学，不练习蒸汽机不足以谈论工程学，其余各种学问大抵都是这样。然而这些新式仪器费用高昂，即使家境原本富裕也难以全部购置，学业从何进步，事业怎能成功。现在请求在所设立的各种学堂中分别设立一个院，购买收藏仪器，让所有学徒都进行试验练习，那么实事求是自然容易专精。各种仪器选择重要的购买，每省拨出万金以上已可粗略备齐，此后陆续添置，逐渐形成宏大景象，那么费用还容易筹措，而学徒所取得的成就与昔日纸上空谈相比，相差甚远。

第三，开设译书局。兵法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百战百胜。现在与西方人交涉，却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真假虚实，这是显示软弱的道理。想要了解对方，首先在于翻译书籍。近年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翻译刻印的书籍，已有一百多种，可以说是知道所当务之急了。然而所翻译的书籍，详细于技术技艺，而对于政治事务，对于他们国家治国的根本和末节，时局的变迁，论述得并不详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等事务，今日所急切应当讲求的，各种章程条理，他们国家都有专门书籍详细论述。现在这些书，都没有译本。又西方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每月每年都在变化，后来居上。现在所已翻译出的，大抵是十年以前的书，而且数量也很少，未能尽其所长。现在请求在京师设立大型译书馆，广泛收集西方论述政治、时局、学校、农商、工矿的书籍，以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加的，分类翻译出来，不厌烦详尽广博，随时刻印发布，低价发售，这样就可以增加见闻，开广才智了。

第四，广泛设立报馆。了解现在而不了解古代，就是俗士；了解古代而不了解现在，就是腐儒。想要博古的人，没有比读书更好的；想要通今的人，没有比看报更好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西方每个国家报馆多达数百所，每馆每天出报多达数万张。凡是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的事情，没有不说的。看报的人，上自君主皇后，下自妇女儿童，都不必走出家门，而对天下事了然于心。所以在上的人能够办理各种事务而没有壅塞蔽障，在下的人能够通达政体以等待上级的任用。富强的根源，就在于此。现在中国除了邸报之外，报馆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共十多所。主笔的人不学无术，所说的话大抵浅陋，不值得省视阅览。总理衙门、海关近来翻译西方报纸，然而翻译的很少，又未经印行，外面无从得见。现在请求在京师及各省会以及通商口岸繁盛的城镇，都设立大型报馆，选择购买西方最好的报纸，分别翻译。翻译完成后，除了恭敬缮写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内外大小衙门外，就广泛印刷低价发售，遍布海内。各省的政治风俗、地方适宜，也由各报馆派人查验，随时报告，那么识时务的俊杰日益增多，治理国家的人才日益涌现了。

第五，选派游历。学徒已经受学数年，考试合格者，应当选拔高才来充当游历人员。游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游历各国，在他们国家的学校学习，纵览他们国家的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取得大成就；一是游历各省，查验矿石，核查商务，测绘地图，查阅物产适宜，都限定年限，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归呈上级，考察其中切实有用的加以刊印发布，优加

译对于游手好闲且行为不端的人，如果是官员就立即予以降职罢免，如果是士人就剥夺其功名出身。几年之后，那些出使远方绝域的人士就能文采斐然，关于各郡国利弊得失的著作也会完备而灿烂。有人怀疑近年两次派遣的游历学生没有取得大的成效，却不知道先前派遣的游历人员是官员而非学生，他们在中国本来就没有讲求过相关知识，到了外国也没有拜师学习，所以事情流于空泛，很少有所成就。而且所派遣的学生又正值血气未定之时，读中国的书太少，就匆匆游历远方绝域，容易沾染洋人的风气，虽然稍微有些技能，也不适合任用。现在如果从学堂中选拔充任，这两种弊端就都避免了，他们的成就必定不是以前所能比拟的。况且既然有官书局和大学堂作为经线，又有这五项措施作为纬线，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可以自我勉励求学，而奇才异能之士，他们的成就将会更加深远宏大。十年以后，贤才俊杰充满朝廷，用之不尽了。用他们来整顿内政，什么政事不能兴办？用他们来洗雪旧耻，什么耻辱不能消除？对上以弘扬历代圣王的远大谋略，对下以遏制强邻的狡诈，道理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如果蒙皇上采纳，恳请命令中外大臣妥善商议章程，奏请圣旨施行。臣愚昧的一点浅见，是否得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此奏报。

译振兴学校论

梦畹生感慨地叹息道：“唉！我观察了日本各学校的规模，才知道我们中华古代的学制虽然已经消亡，但还可以从海外寻得踪迹。古代家庭设有塾，党设有庠，术设有序，国家设有学。每年入学，每隔一年进行考核。第一年考察学生能否分析经文、辨别志向，第三年考察能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能否广博学习、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能否讨论学问、选取朋友，这叫做小成；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意志坚定而不违背正道，这叫做大成。同时又用秋日的射箭和春日的舞戈来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武备不可不讲究。更用弦歌来抒发他们郁结的情怀，制度完善、意旨美好，远远超越寻常。自从后世风俗教化日渐败坏，有权势的人家各自聘请老师来教导子弟，而穷苦的百姓，靠劳力谋生尚且担心不够用，哪里还能拿出束脩的费用？于是导致子弟目不识丁，竟然不知道天地古今是怎么回事？日本则不同，学校都由国家设立，子弟刚能穿衣，就进入学校，有不送孩子入学的，就追究父母应尽的责任。于是全国没有不识字的人，即使地位低贱如车夫仆役，也还在闲暇时手拿书卷，研究义理，哪里还会有违背伦理、冒犯上级，公然违背王法的人呢？”

我的朋友南摩纲纪，是高等学校的教谕。他曾把学校的章程给我看，其大概分为三科：一曰理化学，二曰博物学三曰文学。都要修学三年才能毕业。而且每科中又分为若干项目：理化学中有教育学、伦理学、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手工、图画、音乐、体操；博物学中也有教育学、伦理学、英语、数学、化学、矿物、地质、植物、动物、生理、农业、图画、音乐、体操；文学中则有教育学、伦理学、国语、汉文、英语、地、历史、理财、哲学、音乐、体操。他们的意思是先教授教育和伦理这两方面，使他们知道修身济世自有大道，然后各自专攻一门专业作为进身的阶梯；又在闲暇时教他们弹琴赋诗，使他们性情愉悦。等到午饭后，就有几个时辰练习武艺，以强壮筋骨，不至于萎靡颓废。等到学业完成，就再选拔进入师范学校，使他们懂得为师之道。师范学校的学分三类：一曰寻常小学科，二曰高等小学，三曰寻常中学。寻常小学科和高等小学科所招收的学生，有男有女，因为年纪尚小，男女没有猜忌。等到寻常中学科就都是男子了。寻常小学科分为九项：读书、作文、习字、算术、图画、英语、手艺、唱歌、体操。进入这科的四年毕业。高等小学科分为十二项：读书、作文、习字、算术、地理、历史、理科、图画、英语、裁缝、唱歌、体操。进入这科的也是四年毕业。寻常中学科分为十五项：伦理、国语、汉文、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地理、历史、数学、博物、物理、化学、习字、图画、唱歌、体操。进入这科的五年才毕业。推究其本源，大约仿效自西方，但其方法实际上与中国古时暗合。所谓体操，就是西方学校中午后让学生到空地嬉戏，踢球、荡秋千，随心所欲。日本则教以技勇、跳跃、骑马、横戈，即使是王谢名流、金张子弟，也无不穿着短衣窄袖，与士卒为伍。日本人重视武功，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吗？

虽然小学也招收女子，但除了缝纫之外，都是男子所学。于是另外在旁边设立女子学校，使贵族娇女得以专心学习。其中一个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分科目为十七项：伦理、教育、国语、汉文、英语、数学、簿记、地理、历史、博物、物理、化学、家事、习字、图画、体操。四年毕业。一个是高等女学校，分科目为十三项：伦理、国语、汉文、英语、数学、理科、地理、历史、家事、习字、图画唱歌、体操。五年毕业。一个是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设立，专门让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保育的方法。园中招收的幼女，都在三岁以上，六岁以下。分课程为二十项：修身、物名、积片、排版、排箸、排环、画、刺纸、缝、剪纸、组纸、摺纸、织纸、豆制、搏土、系线、数、读书写字、唱歌、游戏。

曾经有人说中国女子不能读书识字，以至于纲常伦理未免有亏，但仅仅读书，那么纺织缝纫的任务将交给谁？虽然有纸阁芦帘的乐趣，但酒浆中馈的事怎么办？现在在读书识字之余，又让她们修身以知礼节，教授缝纫以习女红，使她们日后进入厨房，不至于束手无策。而开始时用积片、排版等事，开阔她们的心智。女子的心灵

译灵性，就容易理解领悟；女子的心性安静，就独具聪明。将来那些赋诗颂茶、流传佳话的事迹，哪一件不是由这所学校开创先河的呢？所以我以为，我国在兴办学校这件事上，绝对不可迟缓，而女子学校更是当前的急务，应当加以变通完善，普遍推行。因此，我根据南摩先生所出示的章程进行推广论述，以此告知负有教育责任的人。

译论去除学校积弊以兴起人才

王韬

国家的强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土地有大小吗？是因为士兵有多寡吗？还是因为器械有锋利与迟钝的区别？积蓄有虚实之分吗？我认为都不是这样。那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人才的兴盛与衰败决定的。如今工匠建造宫室，到山上砍伐木材，观察木材的大小长短，衡量材料后加以使用。等到工程完成，高台广厦，万户千门，巍峨华丽，无不极尽工巧。国家对于人才也是如此，衡量能力而授予事务，估量资质而任命职务，各种事务因此得以推行，众多政务因此得以完成。自古以来政治教化的兴盛，没有比得上尧舜时代的。尧舜的圣明，难道是他们一人在上面独自辛劳吗？也不过在于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罢了。所以让禹治理洪水，稷播种百谷，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契掌管教育，皋陶掌管刑罚，而后教化得以成就。周朝有十位贤臣而国家因此兴盛，汉朝有三位豪杰而基业因此确立。至于后世国家的兴盛衰败、强大弱小，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那么君主想要治理天下，还有比这更急迫的事情吗？土地对于草木，哪块土地不生长呢？国家对于人才，哪个国家没有呢？那么兴盛衰败之所以不同，没有别的，是因为培养与不培养罢了。想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学校。古代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从王畿到诸侯国，没有不设立学校的，制度非常完备，设置非常广泛。人心既然端正，风俗自然驯服；教化既然普及，杰出的人才自然涌现。这是后世所不及的。现在议论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大多增设博士，增加学生，学校的兴盛，比过去百倍。然而士人追求虚浮的文辞而轻视实际的品行，其中能够通晓当代事务的人，一百个里面也不到一两个。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人才不如古代吗？现在的教学，都遵循它的方法。《周礼》中，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有宾兴之礼：一是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即孝、友、睦、任、恤；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用这些作为选拔的标准，那么当时所谓有学问的人就可以知道了。说六德、六行，难道是指现在学习章句、诵读传注吗？说六艺，难道是指现在追求空洞的文辞、炫耀浮华的言辞吗？因此当时的士人，品德行为足以做别人的老师，才能足以应对当代的事务，教导他们所用的，而使用他们所教的。于是学校的废兴，关系到人才的盛衰，而政治教化之所以能够达到兴盛，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学校虽然设立了，但风俗不驯服；学生虽然很多，但杰出的人才不涌现。像这样，那么学校有什么用呢？只是把它看作粉饰太平的工具罢了，我私下认为它的弊端有五点，请让我详细论述。

古代的教学，不只看重书本，只看重品行；不只看重道理，只看重事务。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又说：“我没有哪一行不是和你们一起做的。”又说：“行为有余力，才用来学习文献。”〇这是教导人以德行为先，而不专门以读书为事。公明宣向曾子学习，三年不读书，说：“宣看见夫子在家庭、应接宾客、在朝廷，谈论学问而我还没有能做到。”那么当时所谓有学问的人，难道专门在于书本吗？小学教导人洒扫应对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献，没有不是事务。〇让人从事于日常实际事务，至于其中的道理，就不必逐一分析来告诉他也行。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而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听不到。”用实际事务来教导，用实际功效来考核，于是真正的人才就出现了，可以通晓当代的事务，可以供国家使用。现在所谓有学问的人，拘泥于章句，剖析文义，弊端丛生，用力于细枝末节而不顾品行如何。那些不被科举格式所束缚的，又高谈性命，演绎仁义，细析毫芒，至于钱粮赋税的事务，茫然无知。说：“那不是我的事”，也不以不知道为耻。所以现在的学者，不只看重品行，只看重书本；不只看重事务，只看重道理。像这样，那么期望真正的人才出现，不也很难吗？这是弊端之一。古代治理和教化出于一体，上自君主，下至基层小吏，没有不是老师的，而没有所谓掌管教育的官员，官吏就是老师，不是有德行道艺的人不能做史官。做官吏的，一定是足以做别人老师的人。到了后世，治理和教化分开，儒生和官吏判然两分，掌管钱粮刑狱事务的，名叫吏；掌管学校教授职务的，名叫儒。官吏自为官吏，儒生自为儒生，两者不相谋而互相诋毁。做官吏的不知道先王的治国之道，而专门以法令行事；做儒生的不知道经世的事务，而专门崇尚浮华的文辞。所以学校的盛衰，不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衰。这是弊端之二。古代做官和学习是一体的，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子产说：“我听说学习而后进入政事，没听说用政事来学习的。”古代学校所教的，没有不是实际事务，所以士人入学的，大到礼乐刑法，小到钱粮算数，没有不晓畅而熟悉的。所以虽然没有做官，但他之所以可以做官的原因，本来已经清楚。日后做官施行罢了，举而措之罢了。学习他所做的官职，而实行他所学习的，想要治理的效果，难道能不成吗？现在，所学的是章句，所业的是文词，所

译所谓志向，不过是科举功名罢了。对于当世的利弊、钱粮赋税与军事刑狱等实际事务，却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像这样，想要成为博士，是可以的；成为童蒙老师，也是可以的。等到士人做了官，就抛弃了诵读经书的习惯，转而处理公文案卷。这就像不练习驾船却出海航行，不被狡猾的官吏和胥吏嘲笑，是很少见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所学的也不是所用的，做官与求学分裂为两途。于是使得诋毁儒生的人认为他们迂腐。像这样，即使让天下人都读书、崇尚虚浮的文辞来粉饰太平，是可以的；但指望他们治理教化兴盛，却是不可能的。这是弊端之一。

三、古代文武出自同一途径，有文事的人必定有武备。文用来治理国家，武用来抵御危难，就像水和火性质不同，却互相配合使用。所以古代将射箭驾车并入六艺，并在学校中教授，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军事。一旦有战争，人人都懂得兵法，可以跨上战马跟随军队出征。现在的武人大多不知道礼让是什么东西，儒者也轻视军事，认为那不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于是文武分为两途，士气颓废萎靡愈发不可救药。这是弊端之二。

四、古代人专门学习一门学问，学成后做官，终身不更换职务。所以皋陶担任士官，伯益担任虞官，夔掌管音乐，伯夷掌管礼仪，始终担任一个官职，不迁任其他职务。因此他们做事专一，没有不成功的。汉代儒生研究专门学问，伏生研究《尚书》，申公研究《诗经》，两戴研究《礼记》，都用毕生精力专门研究一部经典，所以他们的解说精深微妙，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当他们在求学时，兼习各种经典，泛览杂书，散漫没有条理，或者搜求奇闻异事，只供谈资。所以虽然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学习，但见识议论并没有进步。等到他们做官，今天治理吏部，明天调任刑部，还没来得及熟悉职务，就又转任其他部门。今天掌管礼仪明天掌管刑罚，即使是伯夷皋陶，怎么能成就功绩？今天研究《诗经》明天研究《尚书》，即使是伏生申公，也不能通晓其义理。现在人才败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弊端之三。

五、现在在上位的人如果能留意这些，选拔人才以德行和才艺为标准，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一；让士人通晓世事，官吏懂得治理之道，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二；学习所任职务所需的知识，实行所学的内容，使全部符合实际用途，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三；文武归为同一途径，儒者懂得战阵，将领懂得仁义，那么弊端就去掉其四；让士人专门研究一部经典，专门学习一门学问，根据他们的才能成就，终身担任同一官职，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五。五弊去除，真正的人才就会涌现，国家势力不振的情况就不会有了。如果不这样，学校的兴废，与人才的盛衰无关，而只是徒具形式，不深深可惜吗？

译论及中国设立学堂，应当先制定普通教育的章程。

自从北方拳匪作乱之后，朝廷锐意求新，下诏永远废除八股文，改为讲授义理和策论，以期士人讲求实际学问，尤其重视博通中外知识。一时间，全国百姓耳目一新，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对于鸿才硕学之人，平时既然已经博通古今，自然不担心改制带来的变化；而那些沉溺于八股文的士子，向来只沉迷于八股之中，一切有用的书籍，一向视为杂览而从未看过，所以一听到改制，无不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然而，论及博通古今，固然不是天资和学力兼备的人，断不能立刻达到这种境界；而对于寻常的讲义策论，既然八股士子文理已经通顺，那么不过是改头换面，也还可以敷衍从事。博通古今，无论改制与否，都是士人应当做的事，本来不需要等到废除八股的诏令颁布才开始张扬。只是当今的人才，即使能博通古今，还不足以成为济世救时的工具。大致自从通商以来，欧洲各国虎视眈眈，将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无非是倚仗他们人才兴盛，实学众多。所以中国若想与他们争胜，自然不能不学习他们的学问；既然想学习他们的学问，那么就不能不博通古今，尤其不能不博通中外。如今的学者，难道不是比过去更难吗？人的精力各有局限，既然想兼习西学，那么中学也应当从简，这样才能避免顾此失彼、顾彼失此的弊端。否则贪多务得，反而会导致不伦不类。学问的基础，在于最初的进步，所以对于启蒙教育，尤其关键。现在推行新政，各省计划广泛设立学堂，中西学问并课，在教授西学方面，应当完全依照西方国家的章程，按照西方人教学的规定，各国大致相同。童子入学识字后，先读某书，接着读某某等书，这叫做普通教育。或者因为精力不足，或者因为急于谋生，那么只要获得了普通教育，也足以应对世事。如果力求精通，就从普通教育进而教授专门学问，各自根据个人的性向和能力的限度，虽然有深浅高下的区别，但没有不能独树一帜的。学堂既然众多，教学归于统一，自然没有分歧错误和废弃的担忧，所以全国的人，没有不识字的，没有不学习普通教育的，而且所学也没有无用的，又怎么奇怪他们人才兴盛呢？我们中国童子自从入学识字后，教授三言、四言、五言的浅近书籍，再读四书五经，多则读完十三经然后执笔作文，这是中国的普通教育。然而读完以上书籍到执笔作文，这是为了将来求取功名的人；否则有的只识字，有的只读小书，有的只读四书，有的虽然开了经书却中途废弃。这些学生，有的略识几个字，有的只能写账本条据，而求得一文理通畅的人，很少见到。所以中国鸿儒硕彦虽然不乏其人，但人才总不能兴盛，都是因为不能讲求普通教育的缘故。现在推行新政，教导子弟的人，想沿袭旧制则担心迂腐，想学习新法则又担心越级，这对师生都有害，无法折中。虽然已经设立的各学堂，都有启蒙课本，但各自为法，不能统一，不能作为确定的标准。所以我认为现在既然想广泛设立学堂章程，应当统一规划。当今的子弟，断不能不学西学，但也必须中文通达，西学才为有用，否则不过是多了一个西方人罢了，对中国有什么益处呢？要想先学中学，就必须先制定中学章程，不简不繁，都归于有用。虽然学问没有尽头，但也必须给予限制。从入学到毕业，一律效仿西方普通教育的例子，斟酌完善，朝廷定为法令，天下可以跟随风气。或者请求朝廷命令翰林院编纂，或者由各地方长官延请名儒厘定，奏请审核议定。凡是入学的子弟，即使无意深入探究，但这普通教育必须毕业并参加官方考核。这样那么乡里的传授者，也有所依归，不至于有自创古法、师心自用的人了。有人说中国的贫困在于贫富不均，我说中国的衰弱在于学问不均。如果仿效普通教育的法则，学问何愁不均，而人才又何愁弱于欧洲西方呢？

中国创设学堂宜先除流弊说

学堂是美事。现在且奉旨创兴了。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原本是为了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如果没有学堂的设立，百姓且蠢蠢如鹿豕，不再知道孝悌忠信礼乐诗书了。怎么能指出是流弊呢？况且泰西诸大国，学堂之多而且巨大，确实有数不尽的。试以英国计算，小学堂多达二万八千所，中学堂多达一千四百三十所，大学堂多达十一所。法国则官民所设的公私学塾，共计七万五千多所，用能使人才辈出，智慧大开。我们国家唐虞三代的制度不存在，术序党庠空谈旧典，童子穿上成人衣服就学，大都是人自为师，又怎么奇怪贫贱孤寒者无力读书，以至于终身不能识一个字呢？近来皇上新政光辉灿烂，诏令接连下达，命令各都邑将书院改为学堂，凡是少年大都能弦诵鼓歌，

译同样沐浴着教化的恩泽。从此进入学堂学习的人，以中学为根本，以西学为应用，知识日益开启，学业日益精进。推行数十年，不仅足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即使是夏商周三代时期设立学校、推行教化的宏大规划，又怎能难以在今天重现呢？虽然天下的事情有利必有弊，只有先去除那些严重的弊端，利益才能逐渐振兴。如今中国各郡县所设立的新式学堂，已经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众多，有的中西兼教，有的偏重西文。有人说日文与我们中华最相适宜，因此先用日文教导子弟，分道扬镳，蔚然成风，井然有序。然而询问其中内情的人，则说弊端之多，也有说了也难以尽述的。弊端在哪里？其一在于创办之人，这些人创办学堂，哪里是真的想启迪我们中华的子弟呢？不过是想要从中谋取利益罢了。当戊戌年，皇上诏令将各省的庵观寺院改为学堂，这些人便鱼肉僧尼，借口诏令难以违抗，责令将产业交出。僧尼迫于权势，不敢不遵从。但试问学堂果真名实相符吗？果真能用僧尼的香火钱来培育后辈吗？也不过是假公济私，有名无实罢了。等到今年旨意下达将书院改为学堂，则又垂涎书院的经费，千方百计向有关官员禀报，其名义非常堂皇，其章程更加周密。有人说这些人即使贪心不得逞，但每有一个学生入学肄业，有膳食费、有学费、有纸笔书籍的费用，而招收足额后，只聘请一两个教习。每隔几天考核一次文艺，每天午后一两个小时练习体操。座位上摆着虎皮，虚张声势，而管理者已经私囊充盈了。其二在于来学习的人，朝廷既然锐意维新，凡是父兄殷切期望的，没有不想用新学来训导子弟的。于是子弟进入学堂诵读学习，不肖者只是脸上戴着金边眼镜，身穿短窄的短衣，不中不西，整天在花天酒地中游荡。闲来有心存向上的人，又因为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逆说，动不动就称要把中国改为民主，人人都能掌握自主的权利。甚至讥讽诽谤圣上的慈爱，依附大逆不道之人，无知妄为，听的人几乎为之怒发冲冠。曾经看见某学堂即将毕业的某学生所写的挽袁太常的联语，开头说“继六君子而流血”，其意思大概是将太常比作康广仁、谭嗣同等逆臣。唉，太常因忠诚而被杀，怎么能与谋逆未遂而被处死在街市的人相提并论呢？该学生固然毫无知识，而身为师长的怎么能充耳不闻呢？又听说某学堂的教习向来喜欢体罚学生，一天学生竟然群拥到总办面前，请求更换他人主讲。总办斥责他们狂妄，则说“我们都有自主的权利，不仅师长不能管我们，即使你总办又岂能约束我们？”如此狂妄，如此谬误，即使学问再渊博，也必然因为乖戾恣睢而败坏事情。况且他们平生的志向，只以“国民”“黄种”“历史”“爱力”“团体”等恶俗不堪的字眼来炫耀奇异、自夸奇特，而学堂还能算是好事吗？那些入学的学生还能知道孝悌忠信礼乐诗书吗？现在想要彻底消除这些弊端，必须先由朝廷简选一位管学大臣，像学政的职位一样，按时赴各省巡视，而由府学的教授监察郡治的学堂，州县学的学正、教谕、训导监察州县治理的学堂。经费则责成地方官按时发放，使创办者不得染指其间。教习则先由管学大臣考核，必须考核合格后才准许其设教。学生在入堂时取具不沾染逆说的保证书，有沾染的立即斥退，以示惩戒。这样弊端既除而利益自然兴起，大概足以符合皇上降旨创兴的美意吧？不禁翘首以盼。

译关于拆除寺观以充作学堂经费的议论

前日本使馆接到本月初二日西安行在电传的上谕，大意说：人才是政事的根本，培养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学术。除了京师已设立的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命令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一律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一律改为小学堂，并多设立蒙养学堂。其教法应当以四书五经的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技艺、学问为辅，务必使心术纯正，文德与品行共同修养，博通时务，讲求实用之学，或许才能奠定根基，成就德行，通达材能。命令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令，认真兴办。钦此。执笔人恭敬翻译之后，私下认为现在的书院，就是古代的學校。自从书院大多以时文诗赋考核士子，众学生以膏火奖赏为心，实学于是不能振兴，人才于是日渐颓败。如今朝廷全部废除时文诗赋之学，罢斥不用，改为考试策论，以中外政治、技艺、学问为题，希望招收通才，借以辅助治理。各省书院也已改变制度，停止八股文课试，命令学习经世有用的书籍。众多士人闻风兴起，过去从事高头讲章的人，现在又纷纷购买吏事时务等书籍。然而仅仅改变课试的程式，而不改变书院的规模，那么肄业的学生，也不过是拾取陈词滥调，纵横议论，以博取膏火奖赏罢了，未必有真实学问，能发挥其蕴藏，为国家收到培养人才的功效。皇上洞察其中的缘故，特别降下诏令，命令各直省改设大、中、小及蒙养等学堂，这可以说是能治理根本，深得培养人才之道了。所担忧的，不在于改设学堂，而在于经费不充裕。

学堂的设立，无论为大、为中、为小、为蒙养，必定聚集数十人或数百人在其中，教导训诫他们，饮食日用都取资于学堂。所以国家必须先筹措巨额资金，使入学堂肄业的学生，没有束修的费用，而高等级的学生又时时可以得到奖银。这是东西各国学堂的通例，所以每年筹出的经费数额巨大，几乎不可以亿万计算。否则寒门子弟正急切地以谋生为虑，又哪有闲暇专心致志，耗费岁月，等待学成致用呢？如今我国国库空虚，赔偿债务尚且担心不够，想要筹措这种巨额储备用于学堂，恐怕不容易。有人说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本来有固定的费用。现在既然改设学堂，就移用这些作为各项费用，应当没有不可，似乎无需另行筹资。殊不知一州一县的书院有限，也不太多，仅移用这些作为学堂的费用，岂能足够使用？那么不是改设学堂难，而是筹措学堂经费难，这话并非过虑。虽然如此，有一个办法：如今天下危害国家而祸害百姓的，没有比僧道更甚的了。而各府州县的寺观淫祠，有的比书院多几倍，有的多几十倍，其中大多有田房屋产，僧侣道士，终年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论他们能否恪守清规，未必真的不做奸淫狗盗之事，而国家供养这么多无业惰民，以礼忏诵经，诱取民间财物，也应当是法律所不容的。如今做僧道的人，果真能免于奸淫狗盗之事吗？而盘踞庵观作为巢穴，终年无事，饥饿无忧。现在应当特别下一道命令，严禁佛道二教，所有男僧女尼一律命令蓄发还俗，有不从命的就加以禁锢。寺院屋产全部没收归官，充作学堂经费。即使是乡僻之地的荒祠废寺，并无恒产的，也应当拆毁房屋而将土地卖给百姓，开垦为田地，用来播种各种作物，收取其价格归入学堂。像这样，学堂才可以广泛设立，经费才可以充盈，民间减少耗费财物的人，异端邪说断绝横流之祸，正统学问昌明，人才日渐兴盛，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各位公卿如果能考虑到这一点，深深希望斟酌采纳我这卑微的意见，上呈给明廷。

奏设武备学堂摺

张之洞

奏为湖北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领人才，恭敬呈摺陈述，仰乞圣鉴的事。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都应及时举办”等因，钦此。又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武备学堂能否在具备条件的各省省会一律添设，着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亟应钦遵办理。臣查自强的策略，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的方略，以设立学堂为本。湖北地处长江上游，南北枢纽，又是将来铁路的发端，尤为用武之地。当此时势多艰，自然应当开设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而振奋士气。臣于上年回鄂后，即已钦遵前旨，极力筹措举办，一方面电报外洋选派招募洋员教习，一方面规划筹建学堂招考学生等事。查近年外洋各国讲求军事，更加精密。向来中国学堂所教的，多是俊秀幼童及各营兵勇，文理既然浅陋，气质也粗鲁，断难领会精要，而且出身寒微，距离做官尚远，数年之中，断不能立刻担任文武官职，怎能指望他们辗转倡导率领，广开风气。所教

译学生如果只能充当低级军官和士兵的后备人选，那么一个学堂的经费，数年的努力，仅仅能造就一百多名军官和士兵，多设学堂则费用不可估量，少设学堂则对实际救济毫无裨益。大致上，外国的军事学堂分为三等：小学堂培养低级军官，中学堂培养武官，大学堂培养统领，学术的深浅难易，以此作为区别。如今中国为了救急，虽然不能立即设立大学堂，但培养武官的学堂则不可延缓。这样选材精良而节省经费，用功简约而收效众多。现在打算专门储备将领的人才，专门选拔文武举人、贡生、生员以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的员弁，还有官绅世家的子弟，选取那些文理通晓、身体强健的人考取入学堂学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是科举功名和仕宦阶层中人，将来效用于国家，能够引申融会贯通，辗转传授，上等可以担任带兵征战的事务，次等也可以充任营务幕府、军机局所的官员。这些人虽然不一定有冲锋陷阵的才能，但在考核军官士兵、筹备军饷器械、整顿制造各局、视察炮台营垒等事务上，却本来就能胜任。裨益多而收效快，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曾经想，兵士是国家的大政，古代学校中的人，没有不先学习射箭和驾驭车马的，这与我们朝八旗文员兼习骑射的意思相同。而《司马法》被列入礼家，所以卿士大夫都担任军官，伍、两、卒、旅等编制都纳入乡校。《春秋传》说：“虽然有文治之事，必须有武备”，这是先圣身体力行的效验，经义非常明白。以至于孔子门下的各位贤人，大多能在军中奋力作战，手持戈矛保卫国家。唐宋以后，文武分道扬镳，完全失去了古人的教法，士人的良善用意。西方各国，百姓都成为士兵，将领都进入学校，颇与古义相合。现在打算合并文武为一途，虽然说是因时制宜，实际上是返归经典、恢复古制。

译查武备学堂的功课分为讲堂和操场两件事，讲堂用来明晓礼仪，操场用来发挥实用。讲堂的内容如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建造、桥梁道路制造的方法、营阵攻守转运的要领。操场的功课如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部、行军队、行军炮台、行军铁路、军用电信、行军地雷演习、测量演习、体操等事，都必须按次序讲授学习直至通晓，才有实际用处。经臣于上年电致出使德国大臣许景丞，向德国兵部商请派遣都司法勒根汉、千总根次两名洋员来鄂教习。曾与德国兵部议定，他们到华后法勒根汉加给副将头衔，根次加给游击头衔，使其体制较为优厚，以资表率管束，并议定归总办的道员节制。只是学生有一百多人，教习仅有两人，不够讲授。据这两名洋员坚决请求增添几人，以资协助办理。现经电商两江总督臣刘坤一，从江南自强军的洋员中调拨三名洋员来鄂。但法勒根汉挑选很严，只留下德籍守备斯忒老员一人进入武备学堂随同教习，还缺少一名，答应随后访求招募。其余何福满、赛德尔两人，派入护军营洋操队教练弁勇。他们的功课章程，让洋教习斟酌商议，总办的道员审核商议后转由臣核定饬令办理。详细教习课程，空闲时间就让他们诵读诗书，披览各种史书，用兵事来巩固中学的根本，端正毕生的向往。另外派遣华教习负责考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并选派从粤津学堂出身且长期担任教习的十二人作为领班学生，按照洋教习的课程讲解，翻译成华文华语转述指授诸生。入学以后，无论有什么功名，都统称为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矩，虚心接受教导，违反规章者立即开除。除伙食、操衣均由学堂供给外，每月发给赡养银四两，分定月课、季课、年终大会课来考核他们的优劣。如果将来学习有成效，拟请参照直隶、江南奏请学堂年限章程给予奖励，并择选委派差缺以示破格鼓励。现在在湖北省城东偏黄土坡地方购地兼建武备学堂，该堂未建成之前，暂借铁政局及该局附近租赁的房屋作为栖止之所，派委署江汉关道、湖北候补道蔡锡勇总办该学堂事宜，令该道督同洋教习妥善制定章程，认真激励，并委派奏调分省知府钱恂、浙江候补知府联豫担任学堂提调，令其考核经费，约束学生，整顿一切，责令这些官员与洋教习商酌协助，随时维持，以期望有实效，而没有弊端。查武备学堂每年费用很大，鄂省的力量很难承担此事，但当前时局艰难事务紧急，闲暇不易得，人才不易成，如果再因循守旧、养痈遗患就晚了，反复焦虑思考，不能不勉力为之。现在暂时从盐务杂款及银元局盈余项下设法凑拨，但这只是国家经武储才的重要政务，如果零星凑补，勉强支持，也不合体制，将来还需筹定常项奏明办理，以期望长久。除咨文总理衙门外，所有设立武备学堂的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谭继洵恭折奏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中国宜广设武备学堂议

医生治病，有急则治标的说法。确实因为病势沉重已久，元气大亏，外邪容易侵入。如果拖延不治，或者虽然治疗但取法迂远，不能迅速见效，没有不缠绵病榻甚至因此致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善于医术的人为他投以要药，等他稍微痊愈，然后慢慢图谋滋补。这固然是医家的要道，而治国的大纲也寓含其中。中国在今天，民穷财尽，病入膏肓，那种不可偷安的情形，本来不用智者就知道。英国窥伺其西法，瞰其南方，俄国占据其北方，虎视鹰瞵，确实逼近此处。外邪日益深入，已经彰明昭著了。中外战争之后，时事更加艰难，皇上日夜忧虑勤政，图谋自强之计。于是内而宰相尚书，外而督抚司道，下到郡县的士绅先生，无不仰体圣意，纷纷奏请设立学校，选拔聪慧子弟，从事于所谓开矿、制造、声光化电等学问，以扩展中国振兴的基础。这几项，确实是今日欧美各国富强的要务，也是中国急宜效仿的。然而到了极端危急之时，虽然都是应当做的事，也不能不权衡轻重，筹划缓急。那些西学，翻译书籍，聘请洋员，种种繁琐，确实难以言喻。那些视为具文，开始勤奋最终懈怠的人，就不说了。即使极力振作，而在几十年前开创此事，在几十年后收到成效，朝廷的元气暗中削弱，而外族的侵扰日益加深，缓不济急怎么办？我恐怕他们正孜孜不倦地兴办矿务，兴盛制造，学习声光化电之学，而卧榻之旁，早就为他人鼾睡了。那么今日之事该怎么办？回答说：只有振兴武备，使人人都习战阵之务，或许稍足以雪国耻，振国威。近来读浙江巡抚廖中丞的片内，述及钦奏谕旨

译（皇帝）询问武备学堂能否在各省一律添设，并命妥善筹办等因，钦此。多么伟大的圣言，这确实是使中国转危为安的契机，也是四海百姓听闻后所振奋兴起的地方吧？考察武备学堂的设立，以天津为最早，然而过了十多年，没听说有杰出超群的人才出来承担捍卫国家、作为心腹重臣的重任。难道真是上天吝啬赐予人才吗？实在是因为初创之时，不曾谨慎选拔英俊之才，只是聚集那些略通文墨的子弟来凑数，主管其事的人又不能竭力倡导率领他们。因此良莠不齐，难以成功。然而这都是制度不完善，终究不能因此停止吃饭（比喻不能因小失大）。今春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中国要抵御外侮，必须先储备将才，于是创设武备学堂，招收已有功名出身且身体强健、才识明达的士人，定额录取一百二十人，聘请外国军官作为教习。课程包括体操、测量、地图、军士职责、各国战事，以及试枪命中、骑马逞能，凡是有关战场实用的，无不亲身实践。事情由易到难，学习由浅入深。像这样实行十年，还担心没有人才，我不相信。胜败本是常事，强弱没有定形。以前德国败于法国，赔款巨大，自古未有。疆域分裂，人民离散，使得德皇没有立足之地，而且限制军队名额，不得自行招募，以断绝其自强的机会。这种受创的情形，本来就比中日之战严重数倍。然而德国的君臣，卧薪尝胆，暗中谋划，不过几年，暗中利用其破绽，突然派出奇兵，一战而收回赔款，再战而收复失地，于是国耻得雪，国威振奋，成为地球上强大的国家。现在谈论陆军的人，以德国为第一。那么转败为胜，由弱变强，固然依靠人力的谋划，而不能归咎于国家的命运。现在如果让中国各省大员，振奋精神，上以体会皇上日夜忧虑勤勉之意，下以效法湖广总督实事求是的情怀，广泛设立学堂，分门别类督促课程，让他们经历险要，亲自习练勤劳。等到武备精良，虽不必在海上角逐，而海上各国自然不敢肆意侵略。然后兴办矿务，发展制造，富强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既强大没有不富有的，既富有更会增强强大，转变之间，快如影随形。这是四海百姓祈祷所求，尤其是窗下书生急切希望先做到的。负有军国重任的人，难道也认为这些话是空谈吗？

译倡导设立女学堂的启事

女子对上可以辅助丈夫，对下可以教育子女，在近处可以使家庭和睦，在远处可以改良种族。妇道如果昌盛，千家万户都会善良，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诗经》三百零五篇的教诲，勤勉地强调母亲的仪范；《礼记》中七十篇后学的记载，眷顾地关注胎教。宫中和宗室内部，古代经典厘定了其规范纲纪；妇德的言谈、言辞、女工、仪容，婚礼的意义规定了其课程科目。必须等待傅姆这样贤良的保姆；伯姬告知言语，师氏传授《周南》的诗歌。淑女是圣人的教化，男女平等，实施教育鼓励学习，并没有区别。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古义逐渐沦丧，不要说学问，只议论酒食等这类同类的事情。使男子明智而女子愚昧，这还算是天伦之爱；重视儿子而漠视女儿，悠悠千年，无数家庭，竟然没有一件事改变。人类的事业，一旦被古代圣人的教化所束缚，难道只是不从事、不教育而已吗？而且又残害她们的肢体，遮蔽她们的耳目，压抑她们的聪慧，断绝她们的学业。深闺禁锢，世俗束缚，懒惰成为游民，愚顽如同土番。唉！聚集两万万游民和土番，国家怎能不衰败呢？西方女学遍布城乡，从事医学、启蒙教育，专门培养女教师，即使在极远的异域风俗中，也仿佛先王的遗风。女学的功效，在当时非常兴盛。那些士人来游历，怜悯我们的困境，倡导建立义学，招收我们的儿童。大城市所到之处，女塾接连不断。别人正在拯救我们的困境，而我们却自己增加枷锁压迫。这就好比有孩子不抚养，却仰仗邻居喂养；有田地不耕种，却假手于邻居。这不仅是先民的悲痛，也是中国耻辱。甲午战争受创后，逐渐知道兴办教育，学校的议论在朝廷兴起，学堂的基址在大城市接连建立。然而朝廷的大议没有涉及普通女子，良好的规划没有达到巾帼。难道说是力量达不到，没有闲暇顾及这些琐碎的事情吗？无不是坚守扶阳抑阴的旧习，蒙昧于育才善种的长远谋划。志同道合的人士，哀悼这种弊病，纠集众人制定课程，共同促成美好的举措，在上海建立学堂，为天下倡导。小小的一所学校，万分之一也无益，独掌遮河，我也知道这很难。然而振兴两千年的颓风，拯救两千万人的性命，力量虽然孤弱，怎么可以停止呢？男女平权，美国因此兴盛；女学普及，日本因此严格兴邦，明智的民众无不从此开始。三代女学的兴盛，难道一定逊色于美日吗？遗留的制度绵延，流风未衰，恢复前代的遗规，采纳西方的美制，效法先圣的明训，急迫于保种的远谋。海内的杰出人物，难道没有痛心于游民土番之害的吗？困窘溺水，难道忍心睁眼坐视而不援手吗？仁爱于种族，私爱于孙子，这也是仁人所乐于从事的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发扬并阐明它，推广它。唉！这在于我们了。

论女学堂

曾经读《国语》到敬姜论劳逸一篇，而感叹古代的妇女，确实没有人不从事劳动的。古代养育百姓的方法，首先重视耕织，耕种的事，由男子承担；纺织的事，由女子承担。所以《礼记》的月令，《诗经》的《邠风》，对于农桑各种事务，都反复强调。汉代的诏书还说雕文刻镂伤害农事，锦绣纂组危害女红。知道古人以耕织为重，而不偏重男子，也并不轻视女子。至于入学诵读，博览图书，本来就是男女共同学习的，而没有单独排斥女子。因此《诗经》三百篇，妇人女子的作品，占据了一半。沿袭到两汉，唐山夫人手定雅乐，曹大家续成《汉书》。大概那时中国女学还没有废除。后世女学既然废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就说妇女的职责，仅限于酒浆丝麻，此外不应当参与。而妇女们，也习惯听到这种说法，相信为理所当然，于是苟且免除操劳，就安处淫佚，稍微知道笔墨，便共同惊叹为通才。演变到今天，中国的妇女，已经大半成为废弃的人了。妇女无所事事，只知道吃粮食，那就几乎与老弱残疾者相等。今天寓居上海的各位，鉴于西方女学堂造就人才之盛，想要仿照西法，设立中西女学堂，为中国两亿坐食无能的妇女，开启风气，确实是善举。然而我虽然身在局外，有不能不说的话。我认为西学分门别类非常繁杂，而且随着中学旨意深远，词句实在缓慢而迂腐。现在的计策，那些绿窗贫户的妇女，急切操作，无暇入学，并且无力入学的，固然不用说。至于大家闺秀，名门名媛，有志向附学的，对于中学似乎适宜只教以训诂，以便收取大义而已。那些经史百家，词章考据的学问，可以不讲，而且也没有闲暇去讲。至于西学，凡是算学、格致、光学、电汽学、化学重学、声学，以及测量、绘图、医理、蚕丝，凡是妇女可以安坐一室以实行其所学者，都适宜各自根据性之所近，使成为专门名家，以便日后见诸实用之地。其他如兵法、刑律、轮路、铁轨、风浪、沙等学问，可以不议。为什么呢？中国男女之别非常严格，不是西方各国可比。这些，都不是妇女所能参与的。然而尤其重要的，没有比各种工艺更甚了。试想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商务之盛，商务之盛，是由于工艺之精。中国

译这种弊病，既然导致这两亿妇女坐吃山空、无所作为，不能广泛开辟财源，那么为中国广泛开辟财源的，除了工艺，还能是谁呢？有人会说，养蚕纺织的事，对女子尤为重要，为什么忽视近处的而图谋远处的呢？殊不知蚕织的利益，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所固有的，不过是参用西方的方法，使之精益求精罢了。至于工艺，凡是土地不适合种桑、气候不适合养蚕的地方，都可以勤劳四肢，将其作为恒久的职业。不学这个，还学什么呢？又有人说，妇女的学习，既然重在工艺，那么凡是算学、格致以及光电、汽化等学问，都可以不用理会，只专心致力于工艺，这就够了。回答说：不是这样。西方人的工艺学问，没有不是从算学、格致、光电、汽化等学问中衍生出来的。喝水不探究源头，可以吗？而算学、格致、光电、汽化等学问，如果能专精于一项，其利益固然无穷，怎么能一概置之不理呢？查阅今年西方报纸所载，美国女子学业完成而担任工程首要职务的有二十五人，擅长绘画的一千二百人，精通测绘的一百十一人，精通音乐律吕的三万四千五百十八人，掌管会计的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甚至制造厂的教师，也任用妇女，可以想见该国女子教育，大概以工艺为首要任务。去年门女子郑绮梅，也有中国应当振兴女塾以培养人才的言论，其中的议论，也以工艺这一项为不可废弃。总之，西方人的女子教育，除了读书识字之外，一概以工艺为重，而且不只是女子教育如此，即使他们国家男子的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大力兴办女子教育，使这两亿妇女慷慨奋发，作为今日自强的计策，作为他日争雄竞胜的谋划，那么不如首先学习工艺，然后再学习其他。只是不知道我这些话，是否符合各位先生的心意呢？

译关于兴办女学的议论

古人说“女子没有才华就是美德”，唉！这种话，难道真是出自那些见识狭隘、迂腐荒谬、不通事理的人之口吗？古时候，女子在《葛覃》中浣洗衣物，在《河洲》中采摘荇菜，宫廷中的雅正教化，都传颂在诗歌篇章里。等到《礼记·内则》篇，也通过女师教导女子温婉顺从，用箴言规范女子行为。因此汉代有曹大家修撰史书，宋代有欧阳修母亲画荻教子，名门淑女的佳话流传后世。如果不是从小学习诗书，怎么能如此聪慧敏捷呢！况且本朝顺治十三年，皇太后编撰了《内则衍义》一书，女子教化昌明，成为国家的典范。确实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道理，无不始于闺房之内。所以兴办女学，是国家所刻不容缓的。然而那些说女子贵在无才的人，也有他们的说法吗？回答说：有。他们大概是看到世间的女子，往往吟风弄月，赠送芍药、传递香气，凡是行为放荡、逾越礼法，往往都是从识字读书开始的，所以痛心疾首，几乎想要让女子灵秀聪慧的心性闭塞不通，希望从根本上杜绝，使浮薄的风气没有途径去沾染。我却认为古今女子逾越礼法、行为放荡，是因为粗略知道文义，却不熟悉道德礼仪的教化造成的。如果真的有才华，那么就像《内则衍义》所说的那样，一孝、二敬、三教、四礼、五谦让、六慈爱、七勤勉，应该无不融会贯通，而事事不逾越规矩。即使不能像后妃那样教化南国，使游女思归，又怎么会放诞风流，自我放纵在礼法之外呢！有人提出质疑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前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堂，您应该心力交瘁地去赞助它。为什么把它放在不予评论的行列？而且时常有微词讽刺，好像不愿意它成功一样。这难道不是与您今天所说的自相矛盾吗？”我回答说：“不，不是这样。上海女学堂的创办者是经莲珊、元善，而在暗中助其成功的，则是康、梁等首逆以及随风倒的各省官绅。推想康、梁的意图，难道真想让女子都读书明理，成为闺房中的秀女，使她们免受‘闲居而无教化’的讥讽吗？他们只是看到妇女的话容易让士大夫听信，而年幼的孩子又时时依恋母亲，不能片刻分离，所以设立学堂，暗中用悖逆的言辞引导，使她们入耳会心，牢记在心，希望将来长大出嫁后，能在枕边传播，使邪说谬论流传无穷。而那些随风倒的官绅，又因为宠爱艳妾的缘故，想让她们坐在堂中担任教习的席位来讨好自己。他们用心虽然各不相同，但败坏纲常则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年老昏聩，所以误入他们的圈套，导致晚年事业顿挫罢了。况且他们所教授的，即使没有悖逆的言语，也不是女子应该学的。他们教女子的，是西文、西语、音乐、体操、医术、算学。其中只有医和算这两者，还可以用来持家。至于西语、西文，男子学习，是国家当前的急务。女子谨守内闱，言语不出闺门的义理，即使学得极其渊博，又怎么能与西方人应对周旋呢？至于音乐、体操，男子尚且用不上，又何必用来教女子呢？真奇怪愤世嫉俗的人说中国必须先抛弃礼义廉耻，然后才能指望这女学堂的振兴。质疑的人说：‘那么您又为什么说中国应该兴办女学？’我回答说：‘我所说的女子应该学的，就是《内则衍义》中所谓的孝、敬、教、礼、谦让、慈爱、勤勉。除此之外，书画诗文，是闺房消遣的工具；缝纫饮食，是主持家务的常规。那些院本传奇、盲词小说，已经不足以污染女子的耳目，更不用说康梁的逆说，怎么可以用来训导年幼的孩子呢？’然而西方女子有学做医生的，有学做船主的，有学做律师的，有学做会计的，为什么唯独中国不可以学？我郑重地告诉他们说：‘学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西方人不很重视男女之别，男子所做的事，女子都可以做。中国则礼教森严，万万不能使女子与男子混杂，即使学有所成，又怎么能出来应世呢？又何必耗费精力去训导她们呢？’于是写了这篇兴办女学的议论，来告诉世间阐明阴教的人。

中西书院志略

历来善于开创事业的人，尤其依赖善于继承，然后才能达到长久。我们国家培养人才，文风兴盛，光彩夺目，远远超过前朝。又推行古代学校教育的旧制，在各直省以及府州县广泛设立书院，定期考核，以甄别和激励他们。读书人可以专心致志，钻研学问文章，方法极好，用意极美。等到西方通商以后，识时务的人就把洋务放在首位，于是有人背弃诗书，进入教堂或出国，专门学习西方学问，这都是偏颇，顾此失彼。就像李傅相奏请设立洋学局，沈文肃公奏请设立特科，王补帆中丞奏请设立储才馆，讲求西学源流，预备朝廷任用，他们造就人才的意图，不能说不够真挚深厚，但也是权宜之计以应付眼前，很少贯通的效果，觉得尽善之中，尚未达到完美。那么想要兼收并蓄，人才济济一堂，学生通晓中外，如同

译使枯木逢生、双管齐下，一箭双雕的，莫过于中西书院。中西书院由林乐知进士先生创立，并由沈寿康别驾先生完成。林先生是欧洲的杰出学者，侨居上海，曾受江海关监督、前苏松太备兵使者、后任江苏按察使应敏齐方伯的聘请，在广方言馆任教，并兼任总理教会事务。因见上海子弟聪明人才辈出，易于教化培养，且立志学习西方学问的人也不少，于是与沈先生商议设立尽善尽美的方法，悉心栽培。起初在八仙桥住宅外的空地上，建立了中西书院第一分院，又购买吴淞路的空地，建立了第二分院。购置地基和工料的资金，都出自教会，而院中使用的书籍器具，则由李傅相以下的显贵官员和富商共同乐意捐助，以助其成功。于是聘请中西教习各四五位，每分院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每人捐款若干元，都由司事沈君管理。经过两年，在院学习的学生都能写出优美的文章，足以被任用。随后由西方善士捐助六万余元，并由中国绅商捐助一千四百余元，得以在租界吴淞路购买土地三十三亩多，又建造了一所大书院及数十间斋舍。到甲申年一月工程才完工，规模壮丽，结构宏伟，而两分院的学生遂合并到大书院学习，并分为五馆：中学、西学、算学、贸易、格致。功课则中西兼授，没有偏重一方的弊端。有时上午学中学，下午学西学；有时上午学西学，下午学中学。每逢礼拜三，中教习出题，让学生作诗文呈交审阅。每月考校一次，除了八股文和律诗外，还将诗论、书信汇总呈交总教习，分别录取以评定优劣。至今七年，精益求精。追求实际效用者，都得益于监院林君的善于开创，而尤其依赖司事沈君的善于继承。唉！分列条目，限定进度，教导如此恳切，学习如此广泛。将来那些在中西书院学习的学生，将其所学用于朝廷，以柔和怀柔的治理，开启民间安乐利益的福祉，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