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一户政

译《编》卷二十一 户政

译屯垦

关于请将荒地试垦为水田的奏疏，同治四年。

卞宝第

臣等私下听闻，河县与天津县交界的地方，有六七十里荒地，空旷无人居住，土地废弃，实在可惜。查访河县等所属的塌河淀、军粮城、七里海、陈家沟、东堤头、新河流域一带，濒临海河，如果引水灌溉，可以开辟稻田一千多顷，每年可收获稻米十万石，对北方地区的粮仓储备和京畿地区的百姓饮食都有益处。因此想到咸丰九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兵大沽海口时，因为海河两岸原有的水田日久荒废，他倡导劝捐资金开垦，得到稻田四千二百多亩，于是使盐碱之地变成了肥沃土壤。后来经侍郎崇厚督率官员经营管理，颇有成效。臣卞宝第写信给崇厚，询问情况，随即据他回复说：军粮城一带临近海河，潮汐相通，无水时可以灌溉，水涨时可以宣泄，必须由官府经营管理，开挖两条渠道，作为蓄水调节之所。计算一条渠道长三十多里，两条共长六十多里，大约需要工价一万多两银子，必须由官府筹款开挖。工程完成后招募佃户开垦耕种，确实可以得到稻田一千多顷，将盐碱地变为肥沃土地，确实是美好的利益等语。查访该侍郎在盐水沽一带劝垦水田，连续几年收获稻米颇丰，办理极为熟悉，是否可以命令通商大臣侍郎崇厚，委派妥当官员会同地方官，前往军粮城一带实地勘察情况，斟酌议定章程，与臣等及直隶总督会商，上奏请求皇帝旨意定夺，以便遵照执行。如果能够办理有成效，那么京畿地区可以获得十多万石稻米的益处，而荒废的土地都将成为肥沃区域了。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训示。

垦荒用机器议

王炳

土地经过战乱，田亩荒芜，确实以开垦为第一要务。但是地多人少，现在的成年男子不足以耕种各属的荒土。江南肥沃的土地，坐视被抛弃，实在令人叹惜。现在想要用巧妙便利的方法开垦荒田，使人手不增加而境内没有废弃的土地。于是有使用西洋机器的提议。不知道西洋机器便于治水，而难于治土，有不轻易收到实际效果的地方。按照《农政全书》，有龙尾、恒升等水车，利于取水，一台可以灌溉数百亩。至于铲除草根、翻动板结的土壤，起初没有巧妙的方法。即使是机器图所载的代耕方法，也终究耗费人力，使用起来确实困难。此外，如各种器具图说，有虹吸的制度，也可以用水来代替耕种，终究依赖人工。不是邓玉函、徐光启等人不够巧妙，而是形势不能允许。有人说：现在治理河流也使用西洋方法了，轮船行驶之处，泥土随着轮子翻起。如果确实仿照这种制度，把船改成车，在轮端安装犁头，用水火之法驱动轮子使车前行，犁头随着轮子转动，泥土就翻起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再想想种植的方法，利益在于深耕，犁应该稍长，起土才深。而长久荒废的土地坚实难翻，一辆车中的火力有限，不像行船一半借助水力。如果让犁头深入土中既深，力量恐怕不能翻转；犁如果短窄，又担心没有益处。从来耕种的方法，泥土既已翻转，必须加上耙耖，使水土破碎分散，水土融合，才可以下种。加上除草耘田等事，都依赖人为，否则土地贫瘠杂草茂盛，好庄稼因此不生。开垦土地虽然多，收获的稻米仍然少。况且西洋机器都是富商大贾所图利的，而不是耕夫田妇所适宜的。曾经见过泰西的制度，每制成一件器具，耗费很多资金，耕作农民怎么能具备这些？自从井田制废除后贫富不均，穷人的劳力，富人的钱财，相互资用，百姓得以共同生存。如果让富人凭借他们的利器，不需要众多工人，那么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王政的公平，想必不取这种方式。《传》中有话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又说：“百姓劳作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忘记善就会产生恶心。”这不仅仅是贫富所关系到的，也是治乱所系结的。听说江北完善地区，农民苦于田地少，不如招引他们来，让他们自己占地耕种，延缓他们纳税的时间，给予他们耰锄等工具。又凡是裁撤的兵勇，一概命令他们归农，由率长督率，使用屯田法，安置一年之后，荒田逐渐成熟，推广开来，百姓繁衍逐渐增多，土地开垦治理也就越多。圣人治理天下不外乎中庸，大乱之后难以期望速效，似乎不需要依靠机器了。

屯田篇上

汤成烈

屯田的提议，始于汉代后赵充国，诏书往来诘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罢遣调发的战士，设置吏卒督率耕作，筹划一年多，兵强食足，羌族首领被斩首，陇右得以平定，这是什么好策略啊！建武初年，天下大致安定，光武帝估计军队不能突然解散，粮食不能经常充足，于是派遣诸将耿弇、刘隆、马成、马武将吏卒到郡国及边塞屯田，马援也请求带领宾客在上林苑中屯田。当王莽末年，黄金一斤换粟一斛，建武中元年间，米一斛二十钱，门户不夜闭，这大概是屯田的功效吧。丞相诸葛亮在中原渭滨屯田，军民杂居不扰，司马懿闭垒不出，确实是不战而使人屈服的策略。至于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在许昌屯田，司马懿采纳邓艾的请求在淮南屯田

译积蓄粮草，供养士兵，最终得以击破强敌，降服孙氏，大概铲除巨大的祸患，是不能用年月来计算的。然而在战乱之后，百姓不耕种，士兵没有粮食，贼寇怎么能被平定呢！如今粤地逆贼扰乱十余年了，祸患蔓延到十多个省份，疆域日益缩小，百姓日益困苦，财力日益匮乏，又将用什么方法来善后呢？衡量当前的时势，大功不能仓促成就，兵防不能立刻撤除，如果不讲求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方法，作为长远的打算，而仍然只靠征收金钱来供给军饷，我预见必然会有土崩瓦解的祸患。所以为当今考虑，平定贼寇的重要策略，没有比屯田更好的了。现在试着用古代耦耕的方法来实行，两个人结为一组，耕种十亩田地，五组编为一伍，加倍于伍编为两，四个两编为卒，加倍于卒编为乘，总共一百六十人耕种八百亩田地，设置一名田畯来劝导他们。由此再增加十倍，总共一千六百人耕种八千亩田地，设置一名啬夫来督导教化他们，命令残破的州县管理荒废的土地，招徕难民，给予种子、农具和口粮，让他们开垦种植作为官田。田畯和啬夫时常考察勤惰，分别进行劝勉和惩罚，选拔其中强壮健硕的人，给予器械，让他们守望以抵御外敌。闲暇的时候，让他们修筑碉堡，像梳齿和鱼鳞一样紧密排列，互相支援。老幼妇女，器具财物，都聚集在堡内，留下戍守的兵弁为他们保卫。一年之后，一次种植，百次收获，收取盈余，由州县官府作为储备，调发兵勇过境往来戍守的士卒，按人口发放粮食，不发给银两，出行有干粮，居住有积蓄，自然没有空腹哀叹的祸患了。于是利用农闲时间练习武艺，矛弩为主，火器为辅，一旦遇到敌情，人们都回到堡垒中。左右前后统一指挥，同心协力共同防守。贼寇虽然众多，但见到我们防备严密，节节相连，首尾呼应，必然不敢大肆进犯，野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贼寇自然士气沮丧。等到他们情势不利想要撤退时，选拔精锐出击，各堡垒掩杀袭击，处处牵制纠缠，贼寇必然退走。千万不要远远追击，收兵回到险要之处，更加修固我们的防备。邻近的州县效仿这种做法，增加我们的援助，树立贼寇的敌人。众人意志坚定，才能组成军队。当今的弊端，将领不训练士兵，招募游手好闲的人，军饷都发给银两，有余钱但粮食运不到，人们不能吃饱，没有籍册可以稽查。如果遇到强敌，不是溃散就是喧哗，公然焚烧掠夺，成为贼寇的前驱。腰缠金银，官员不过问。这是用银两作为军饷的流毒。现在虽然处于积重难返的形势，难道这就是拨乱反正的方法吗？所谓屯田，不仅仅是从事耕种，战守的方法也蕴含其中。然而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唐末张全义进入洛阳，方圆数百里没有烟火。张全义选拔副将十八人，每人给一面大旗，让他们前往各邑乡镇，在瓦砾中树立旗帜，招集流亡的人，让他们开垦耕种，背负婴儿的人络绎不绝。一年有了积蓄，三年成为大镇。张全义的才能，在唐末不过中等偏下，现在难道连这样的人都没有吗？在于用还是不用罢了。所以我认为屯田的方法，实在是平定贼寇的重要策略。因为百姓得到保护聚集，那么他们的意志就安定，能够自己进行战守，那么他们的心就稳固。所以在一县实行，一县就可以保全；在一府实行，一府就可以安定；在一省实行，一省就可以强盛。如果让江、皖、豫、浙联合实行，几年之后，残破的疆域全部恢复，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百姓都懂得军事，遏制寇贼的暴虐，无往不胜。于是贼寇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古代的方法可以效法，为什么不采用并实行呢？

译屯田篇下

汤成烈

然而这不能按日按月去等待，必须宽限以年岁。如果真的选拔守令，加重他们的职守，放宽对他们的束缚，劝勉督促农桑。春耕夏耘，秋收完毕，家中有余粮，人们有余暇。挑选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子弟，教他们击刺、耰锄、棘矜，都可以成为士兵。击刺熟练后，教他们步伍雁行、鱼贯，不互相紊乱。步伍整齐后，教他们结队，百人成列，行动合乎规矩。结队严整后，教他们行军布阵，眼睛能辨别旗帜的方向和颜色，耳朵熟悉金鼓的节奏，进退快慢，都听从指挥。对外熟悉事务，对内坚定意志。像这样经过多年，才可以等待敌人。耕种的农民朴实鲁钝，既然不同于浮华虚伪，四肢向来勤劳，学习也容易。又用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同仇敌忾的诚心来训导他们，守望相助，临难相救，心意专一力量齐整，作战必定勇敢。百姓信任我们，也已经有了年岁。从前吴玠在和尚原抵御金人，战败受挫之后，用注队矢再次与金人交战，于是大败金人。他的方法：第一队吃饱饭，率先出战，兵器相接后，第二队吃饱饭后出阵，第一队撤回。第三队吃饱饭后出阵，第二队撤回，分番交替，我方安逸敌人疲惫。三队战况激烈时，第一、二队从左右一起奋起，冲击敌人的中坚，严鼓齐射，摧毁敌人是必然的。应对敌人的妙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战胜威名显著，我们的武德发扬光大。四邻告急，应当急忙前往，拯救百姓于水火，怎么能懈怠迟缓？得到镇就镇守镇，得到县就镇守县，敌人退却我们在前。预先选拔贤能，代理县令长官。一旦遭受焚掠，荒地实在很多，招集流亡之人，督促劝勉开垦，酌情给予牛种，并借给器具粮食。于是设置兵戍，转运我方积蓄的粮食，资助他们吃饱。秋天收获之后，才停止转运，登记那些农夫，辨别他们的勇怯。如果能胜任当兵，授予他们刀矛。于是命令戍卒集合起来教他们，隶属我方疆域，农民就是士兵，既种田又守卫。经过多年，于是考核种植桑、柿、黍、枣、栗、松、竹榆、柳、瓜、果、菜、蔬，各自看土地适宜，务必尽到地力。加上畜牧，马、牛、羊、猪，都使它们繁殖增多。衣食住行，资生之物都具备。百姓既然乐于生存，才可以效死。于是选拔精悍之人，登记为常备兵，授予他们恒产，田地五十亩，由中丁老弱代替他们耕种。调发征行，期望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不是征行的人，不给予廪田。每亩收入丰厚，衣甲自备，用来代替赋税。不隶属兵籍的，全部让他们务农。耕作的闲暇，也让他们练习武艺。一定有留守的人，邻里自我保卫；一定有出征的人，驱逐豺狼。内部祸患既已消除，外部祸患不会乘虚而入。安定他们的生计，共同承担患难，和乐太平，难道只是小康吗？遵循这个道理。计划必定十年，所以官员必定长久任职，政教才能施行，官民互相熟悉，政令如流水般顺畅。时常有水旱，年成不常丰收，只有勤劳不匮乏。古训显著，应当召集乡官，在乡间颁布法令，申明告诫，不要懈怠荒废。按时耕种，不要荒芜。不听从教化的，处罚有常刑。时常巡视，检查耕种收获，惩罚游手好闲的人，黍稷茂盛美好，奖赏他们的勤劳，技艺精练，优厚地给予赏赐。人们知道劝勉惩罚，勤勉劳作，不担心饥寒，不畏惧强暴。百姓安于教化，官吏称职，那么一个县就治理好了。从县推广到上面，州府表率下属，春天劝农，尽心民事。稼穑艰难，先知道其法则，巡察荒地，都使种植，督促游民，都回归田亩。力量出于自身，心中没有邪恶，放荡邪僻，不敢有人做。有勇知方，差不多可以建功。犬吠鸿嗷，止息于四境，那么州府就治理好了。让州府都治理好，田野开辟而仓廪充实，盗贼平息而战争停止，屯田的成效奏效，那么天下就平定了。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食物是百姓的天，足食足兵，没有比屯田更好的了。

中国急宜垦荒说

中国今天的贫弱到了极点，其弱不是兵力不如人，而是民智不如人，所以兴办学堂是强盛中国的根本。其贫不是物产不丰富，而是地利没有尽用，所以致力于垦荒是富国中国的源泉。现在西北不毛之地，有的数百里，有的数千里；东南不毛之地，有的数里，有的数十里。所以西北与东南贫富的大致比例，常常相差十倍，这是因为农业衰败而工商随之衰败了。那么垦荒这件事，西北最紧急，东南次之。识时务的人说：“请说说四耻。”我们居住在这广阔的大陆而号称中国，那么国中的土地都是我们公有的，却让它荒芜不治，这是第一耻；以一千万八百万方里的土地居住四万万人，起初不担心人口过剩，却竟然有穷困得无立锥之地的人，这是第二耻；东方学者说人有六尺土到十尺土，尽其种植的能力可以小富；西方学者则说每一英里之地力可以养活一万六千人。现在平原旷野一望无际，而流离失所的人满道，沟壑中填满了尸体，这是第三耻；西方学者又说土地有多少价值，都是由劳作造成的，所以没有施加劳作的，就一无可贵。现在我们居住在温带之下，以沃野天府之地，却等同于石田，这是第四耻。请说说五害：有恒产的人有恒心，这是古来的常语。中国的人一半没有田园可守，家室可安，所以散为枭匪，流为盗贼，砍树揭竿

译轻率地追随叛乱，这是第一害；山林幽深茂密，以及沿江沿海长满蒲苇的地方，全都尚未开发，人烟稀少，于是人们啸聚山林，无法彻底查究，藏匿匪徒的巢穴越来越多，潜伏的祸患愈发严重，这是第二害；居民在集市上为微小的利益争抢，物价昂贵而人工廉价，失业者众多，善良懦弱的人志气更加消沉，奴颜婢膝的习性日益增长，这是第三害；以东南地区而言，赔偿四百五十兆两白银，是朝廷最为关注的，江浙地区已经定下议决，每缴纳一两漕银加征二百文钱，然而仍不足以弥补亏空，那么此外房屋捐税、丁口税，势必会依次筹办，民脂民膏已经枯竭，如何能承受这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另辟生存之路，日后恐怕难以维持生计，这是第四害；以西北地区而言，拳匪的残余势力尚未肃清，联庄会等组织忽聚忽散，隐忧极大，如果不设法安置他们，即使集结兵力痛加剿杀，暂时潜伏下来，但他们反复无常，难道能一概诛杀殆尽吗？这是第五害。激励四种耻辱，警惕五种祸害，那么开垦荒地确实是当今的急务啊！请陈述章程：一是设立议会。在荒地较多的地方设立垦荒议会。资本由众人共同承担就容易成功。向县官报告，凡是有荒地的人将土地报入议会，或者由议会查勘无主荒地，统一登记造册，详细考察土地适宜种植的作物并招募人来开垦。二是组建公司开垦荒地，资本由众人共同承担就容易成功，而且招募公平合理而避免争夺。所以组建公司来收取股金，按照商家支付利息、分配利润的方法，由议会商定。凡是股东都可以成为会员，荒地开垦成熟后可以根据股份分配土地。三是开办乡校，乡校可以集中设立，也可以分散设立，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而定，用来教育佃户子弟，先教普通知识，再教农学专门知识，而开启民智的意思就蕴含其中了。四是练习操演，佃户在农闲时无事可做，赌博斗殴在所难免，应当粗略编成队伍，闲暇时进行操演，以锻炼筋骨，以约束身心，而保卫乡里的道理就存在其中了。这是开垦荒地的约略规定。一个地方率先倡导，其他地方随后效仿，凭借中国丰富的土地，中国的人口，十年之后其成效就可以看到了。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将来土地数量必定多于人口，可以招募出国谋生的苦工来充实那里。因为出国苦工不自己开垦荒地而是替别人开辟土地，而且遭受欺凌虐待，甚至受到驱逐，这也是中国的一大耻辱啊。

译关于拟用赵过代田法协助开垦荒地的建议。开垦荒地最为困难，耕种者各自拥有原有的田地，哪里能再去开垦荒地呢？荒地极多，耕种者极少，而想要使荒地全部开垦成熟田，不也太难了吗？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但还是有办法的，倘若仿效汉代赵过的代田法，那么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亩地，将其一分三亩，那么耕种一百亩就相当于耕种三百亩了。这样就能使荒地一并开垦，而原有的田地不致荒芜，况且年年轮换耕种地点，那么过几年，荒地就全部开垦完了。不必担心荒地多而耕种者少了。请让我阐述其中的道理：赵过的代田法详细记载于《汉书·食货志》中。《食货志》说：“赵过能够实行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沟，每年轮换耕种地点，所以叫作代田。”这是古代的方法。后稷开始实行沟田法，用两把耜作为一对，宽一尺，深一尺，叫作沟，一条沟长一亩，一个农夫耕种三百条沟，并在沟中播种。幼苗长出叶子以上，稍微锄去垄上的杂草，顺势将土推倒附着在幼苗根部，其耕种和播种的农具都有便利巧妙的地方。大抵十一名农夫耕种一井一屋的田地，所以五顷地使用两对牛和三人，每年的收成通常比平田多一斛以上，善于耕种的加倍。百姓苦于牛少，无法及时耕作，赵过教导人们用人力拉犁，大抵人多的一天耕种三十亩，人少的耕种十三亩，因此田地大多得以开垦。按照《食货志》所说，赵过的代田法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赵过使用后田地大多得以开垦，这是成效。又说百姓都便利于代田法，用力少而收获多，那么现在开垦荒地正适宜仿效这种方法。《食货志》说一亩三分沟是古法，因为后稷开始实行沟田法。至于代田法每年轮换耕种地点，就是《周礼》中易田法的遗存。《汉书》颜师古对代田的注解说：“代就是轮换”，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周礼》说易田法：“上等地不轮换，中等地一年轮换一次，下等地两年轮换一次。”《汉书》说易田法：“每年耕种的不轮换，上等地休耕一年再耕种叫作一年轮换，中等地休耕两年叫作两年轮换，下等地休耕三年再耕种。”按照易田法每年轮换耕种地点，这与代田法相同。而易田法不说一亩三分沟，代田法则说一亩三分沟，这是代田法通用于易田法，而又参以后稷的沟田法而实行一亩三分沟。沟是古“甽”字，就是沟渠。颜师古解释为开垦，是不对的。现在仿效这种方法来协助开垦荒地，拟在耕种原有田地时每年耕种不轮换，同时开垦荒地，则轮换耕种地点，或者休耕一年再开垦，或者休耕两年再开垦，那么原有田地不致荒芜而荒地可以开垦，不几年荒地就可以全部开垦，没有荒地多而耕种者少的忧虑了。况且兼仿一亩三分沟等各种方法，每年可以加倍收成，那么仿效这种方法来协助开垦荒地，大有裨益。谨此建议。

西域屯田建议

现在西域已经平定，确实是国家的福气。但善后的策略，有难以处理的地方：撤军则地方空虚，留驻则军饷巨大，解散勇丁则盗贼滋生，裁减士兵则变故潜伏。几年来的善策如何才可以呢？回答说：有策略。没有比屯田更好的了。屯田有兵屯，有民屯，交错招募百姓在边塞屯田，这是民屯。武帝在渠犁屯军耕田，这是兵屯。古人屯田行之有效者，如汉代的傅介子、赵充国、马援、王霸虞诩、诸葛亮；魏国的枣祗、韩浩、傅燮、邓艾、羊祜、杜预、应詹、荀羡；后齐的苏[珍]芝、嵇华；后魏的李彪；隋朝的赵仲卿；唐朝的郭子仪、李泌、李绦、韩重、杜佑、殷侑、王起、毕谌；宋朝的何承矩、刘综、欧阳修、范仲淹耿望、张浚、吴玠、虞允；明朝的太祖、成祖、何福等人。而虞诩节省费用一亿万，傅燮屯田四千营，枣祗获得谷物百万斛，邓艾灌溉田地二万顷，羊祜积粟十余年，杜预开垦田地万余顷，苏[珍]芝每年积蓄数十万，韩重开垦田地三万顷，吴玠每年收获十五万，明太祖供养军队百万不费百姓一文钱，尤其效果显著。古人说屯田益处多的，汉代赵充国说十二利，宋代汪澈著十说，说得最详细。又如欧阳修、范仲淹、吴充郑民宪、陈俊卿、戴弁，辽国的耶律昭，金国的田琢，明朝的杨士奇、李秉、叶盛、杨一、邱浚等人，也说得很完备。而本朝魏文毅的军屯疏，孙文定的屯政疏，刘余谟的兴屯疏，艾元征的军屯疏，雷鋐的屯田说，说得尤为详尽，确实很多。以现在的时势来说，东南赋税沉重，民力枯竭了，加上兵灾，更加严重。西北则几省旱灾，东南又几省水灾，兵荒之后，还能长期供给西域的戍守军饷吗？再以西域的情况来说：地广而多荒地，可以屯田；寇贼歼灭而居民少，可以屯田；勇丁聚集而难以迅速解散，适宜屯田；士兵戍守而节省转运，适宜屯田。既然屯田而留恋世业，那么防守一定尽力，这尤其对西域有利。开辟财源，消除乱源，节省远地军饷，巩固绝塞，屯田的利益大了，屯田的益处多了。有人说西域多戈壁，少水利，沙漠之地，恐怕不能全部耕种，确实如此。然而西域虽然不能全部耕种，但可以耕种的地方正多。请让我以古今屯田西域来说。考察古代，汉代

译汉武帝开通西域并实行屯田修渠，这是第一个证据。汉昭帝又派遣郑吉在车师屯田，这是第二个证据。又派遣常惠在乌孙屯田，这是第三个证据。又甘延寿、陈汤、傅介子等人都曾在边塞之下屯田有功，这是第四个证据。又汉宣帝时赵充国在金城屯田，以制约西部，这是第五个证据。又汉明帝时在伊吾屯田，这是第六个证据。又汉顺帝时韩浩再次在西域湟中屯田，这是第七个证据。这些是考证古代西域可以屯田的证据。再考证当今的情况，《大清会典》已经提到西域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实行屯田了。又乾隆年间，御史范咸上呈屯种疏，请求在西域的安西实行屯田。又陕西总督文绶上呈实边屯疏说，乌鲁木齐所属的吉木萨、特纳格尔、昌吉、玛纳斯等地屯田很多。巴里坤所属的奇台、木垒等地，水土肥沃，军营屯田相望。哈密、吐鲁番、甘州等地田地开辟，这可以证明当今的西域也适宜屯田。又近来田地的开辟，难道不比以前更加兴盛吗？有人认为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安西、哈密等地有水可以耕种。如果如今平定的喀什噶尔等地，恐怕沙漠中并非都能耕种。不知道西域的田地与内地不同，灌溉田地可以依靠雪水。《西域闻见录》说，天山积雪冬夏不断流淌，分散到各城，用来资助灌溉，可以证明这一点。又文绶的奏疏也说，安西、哈密的田地依靠雪水融化引来灌溉而丰收，又可以证明这一点。大概天山绵延万里，又名雪山，积雪融化时，山南山北都是西域的土地，都可以引水灌溉田地。在屯田时，多开凿渠道来引导雪水，没有不开渠的地方，也就没有不能引雪水的地方，何必担心没有水呢？况且综合西域全境来论述屯田，难道只有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安西、哈密可以屯田吗？可以屯田的地方多了。即使是喀什噶尔，何尝不可以屯田呢？请划分西域全境，以天山以北、天山以南两路之地，来论述屯田。

译论述天山北路西域的土地，古人曾说嘉峪关以外的西域之地，沙石戈壁绵延千里，缺乏草木，人迹罕至，但如今的西域之地并非如此。如今的安西州，就是古代的疏勒国，已经设立了州县，引雪山融水灌溉农田，年年丰收。再向西九百里是哈密，已经出产谷物和小麦了。再向西三百里是巴里坤，过去气候苦寒，六月还会下雪，如今驻军聚集，气候逐渐变暖，也出产谷物和小麦了。又设立了宜禾县，因为当地适宜种植庄稼。至于乌鲁木齐，则让流放罪犯开垦荒地，农田日益扩大。其中的塔尔奇、乌哈尔里克等地，由两千多名绿旗兵、一千多名流放罪犯、六千户屯田的回民，开垦土地，使得农田更加广阔。又如尔巴哈台，也设立了一千多名汉兵屯田。这些是天山以北已经屯田的地方，天山以北的其他地方可以类推。进而论述天山以南的西域各地，辟展田地肥沃，多产谷物和小麦。哈喇沙拉水质甘甜，田地肥沃，也适宜耕种。库尔勒也出产稻米和小麦。库车虽然没有井泉，常年不下雨，但百姓已经开渠引雪山融水灌溉农田，常常丰收。沙雅尔适宜种植粳稻。乌什已经有上千名汉兵屯田。阿克苏土地广阔肥沃，谷物、小麦、麻、豆生长繁茂。叶尔羌出产的粮食甲于西域。和阗土地平坦开阔，沃野千里。至于喀什噶尔，土地极其肥沃，常常连年丰收，也是极适宜屯田的地方。这些天山以北的西域土地都可以屯田，并非凭空臆测，《西域闻见录》可以查证。西域自从乾隆年间钦定以来，虽然已经屯田，但满兵不屯田，只有汉兵屯田，所以戍边士兵多而屯田少，每年耗费内地白银五十万两，至今一百多年，已经耗费数千万两。这种漏损，何时是个尽头？如今刚平定喀什噶尔，担心荒地众多，耕种的百姓更少，将会出现有钱却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如果依靠长途转运，路途遥远费用繁多。所以屯田一石粮食，可以抵得上转运二十石，这是当前的急务。只要酌情分配土地进行屯田，那么土地都能长出谷物，百姓都能归附农业，不烦劳内地转运，可以巩固边远荒地的防守，增设立卫所由将领统领，再设置郡县由官员治理，真正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让他们拥有恒产而有恒心，这是亿万年长治久安的上策。有人说唐宋以后兵农分离已久，屯田虽然寓兵于农，但宋朝的陈恕曾说不可行。康熙年间，四川总督也曾上疏说其不便。沈珩的屯田议、卢某的屯田议，都说得失参半，那么恐怕屯田未必完全有利。不知道内地不可行，而西域自然可行。内地在太平时期实行不便，西域平定后实行却很方便。因为内地空闲田地少，西域荒地多，所以可行。内地太平时期土地都有主人，西域平定后土地多无人占有，所以实行很方便。至于得失在于立法是否良善，用人是否得当，又根据时势灵活施行，那么就只有得没有失。如今西域刚平定，兴起屯田，正是根据时势乘机施行，确实是良法，用人得当，可以只有得没有失。如果担心士兵不会耕种，就有招募百姓的方法。查考《会典》，西域有兵屯，也有民屯。《会典》第八十卷说：乌鲁木齐的屯田，使用绿旗兵，官府供给土地、种子、粮食，每年收获全部上缴官府，留作军饷，这是兵屯。又说迁移驻扎在那里的回民，设立伯克掌管耕种畜牧的事务，这是民屯。如今似乎应该兵屯民屯兼行，士兵不会耕种的，听任他们招募百姓代耕。况且如今商议西域屯田，应该兼用兵屯民屯，更宜兼用勇屯。凡是练勇容易招募却难以解散，就称为勇。解散后就会成为盗贼，因为游手好闲没有职业，习惯战斗喜好杀戮，一旦解散就失去生计，饥寒交迫，党羽相助，小则盗窃大则造反，这是必然的趋势。只有屯田就是给予他们恒产，将领顾念身家性命而不会轻易犯法，这就是勇屯。至于百姓经历战乱后，家破人亡，授予田地让他们耕种，就是生路。又如投降归顺的回民，也让他们开垦荒地，分散安置，自食其力，皇上体恤天地好生之德，使他们永远感激朝廷豢养之恩，又实惠而不耗费，变乱可以永远消除，这就是民屯。士兵更有加倍赏赐的土地，将官则赏赐百倍，作为世业，都有恒产，谁不乐意跟随？或将官仰体皇上意识大体，仿效郭子仪亲自耕种百亩作为倡导，那么赐给官衔晋升官阶来激励他们。士兵或者自己耕种，或者招募百姓耕种，完全听任他们方便，开垦荒地多的受上等奖赏，这就是兵屯。过去明太祖命令沐英平定贵州，就留下他的将兵设立卫所建立屯田，所以戍边不需要军饷，是最为善策，所以养活百万士兵不耗费百姓一文钱。如今如果兵屯、勇屯、民屯三者兼行，这样西域就没有荒地，没有坐吃山空的人，财源开辟，乱源消除，远途军饷节省，边塞巩固。利益巨大好处众多，却有人始终拘泥于陈恕的说法。士兵长久仰仗供给，忽然让他们冬天披甲春天耕田，担心发生不测变故，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我朝屯田，有士兵受田而转雇百姓耕种的，不担心士兵不会耕种，激而生变。官府给予种子，借给农具，贷款资本，筹备耕牛，授予恒产，那么感激之情就深了，又会有什么变故呢？又宽限几年才开始征税，

译如果减轻赋税额度，那么前往垦殖的人就会很多。不出十年，西域的田地与内地相同的，将占十分之八九。况且乌鲁木齐在清朝已经兴办屯田，士兵怎么会改变呢？不能因为陈恕的话就因噎废食。只是兴办屯田需要费用，而国库储备不充足，恐怕筹措费用会有困难。然而作为一劳永逸的计策，看似花费实则节省。当今的时势、西域的情况，屯田看似缓急其实紧迫。

译关于苗疆屯田的议论

屯田的提议，始于汉代的贾谊，详备于赵充国。汉代的名臣如马援、王霸、诸葛亮，都曾实行过屯田。魏国的枣祗、邓艾、羊祜、杜预，北魏的李彪，北齐的苏珍芝，隋朝的赵仲卿，唐朝的郭子仪、李泌、李绦、王起宋朝的欧阳修、范仲淹、张浚、吴�等贤臣，都曾仿效施行。考察汉代及魏国的屯田，都是军队屯驻，士兵耕种。唐朝的屯田，是军队屯驻而招募百姓耕种，改其名称叫作营田。宋朝的屯田，仍然是军队屯驻，士兵耕种。元朝则将军屯、民屯分为两类，这是历代屯田的大致情况，但这并不是我所要议论的苗疆屯田。贵州属于苗疆之地。恭读《大清会典》第十卷，讲述各省屯田，却唯独没有提及贵州的屯田，这说明《会典》没有记载苗疆屯田。又查阅其他书籍，如《魏文毅兼济堂集》中的《军屯疏》，《孙文定》的《请兴屯政疏》，《卢�四照堂集》中的《屯田议》，《沈珩秋岩文选中的《屯田议》，《雷�经�堂文钞》中的《屯田说》，《皇朝奏议》中刘�谟的《垦荒兴屯议》，《州府志》中的《屯田考》，也都未提及贵州屯田，这说明这些书也未涉及苗疆屯田。只有康熙年间刑部尚书艾元�在《军屯省�疏》中曾论及云南、贵州的屯田，该疏见于《皇朝奏议》，其中说：“云南、贵州既然平定，驻守的士兵比前代不止加倍，虽然还有前明沐英世代守护的田产，不足以供给如今众多士兵的赡养。又因伪永历政权养兵过多导致百姓极度困苦。我们的士兵不比永历时多，而且藩下的壮丁已按旗分圈给田土，其食用自应就从田土中获取充足。现在只是备查边疆荒地分兵开垦耕种，务必期望供应充足，应当也不难。至于各营绿旗官兵，查访附近的荒地，令其开垦耕种，那么不但土地没有遗�的利�，也符合古人善于守卫门户、守护藩篱的意思。然而关键在于藩镇上下同心协力，这样云南、贵州的协饷银两就可以全部节省下来。”按艾��此疏上于康熙十一年，当时吴三桂在云南、贵州开藩，想必事情未能实行，所以乾隆年间的《会典》对于贵州仍然没有列入屯州。现在请让我以亲身经历来谈谈，我游历贵州十余年，询问那些居住已久的当地人，都说祖籍江南，有的说是凤阳，有的说是南京，像这样的占十之八九，对此感到诧异。等到阅览他们的族谱，发现他们的祖先都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卫所官、卫所兵，因为沐国公平定贵州而在此落户。原来明太祖认为沐国公既然平定贵州，打算班师回朝，而将领和士兵难以安置，于是就在贵州设立卫所，驻军屯田，授予田产作为世业，措施妥善而将祸患消弭于无形，这是英明君主的最佳计策。等到我大清平定贵州，卫所大多改为郡县，屯田逐渐变为民田，又因为荒地多而开垦的田地少。由于贵州之地一步一山，山田全是石田，土薄地�，没有水利，没有水车，山田依赖天雨，不下雨田地就荒芜，所以新垦的田地极少。雍正年间才有新垦田地永远不征税的恩旨，以此劝勉农耕，定为常例，于是百姓和苗民鼓舞，开垦的人逐渐增多，现在几乎没有荒废的土地了。现在大致苗田占一半，民田也占一半，这是屯田变为民田、苗田的大致情况。现在议论苗疆屯田之事，恐怕难以实行。因为在艾��上疏之时，是康熙初年，当时国家初定版图不久，战乱之后，田地多荒芜，无主之事原本容易实行。即使在平定吴三桂之时，也尚且容易实行，现在则难以实行了。太平日子久了，田地都有主人，荒地少，当初有的士兵逃亡田地荒芜而开垦为民田，有的士兵贫困田地出售而变为民田，现在忽然想夺取民田作为屯田，百姓既不甘心，如果想购买民田作为屯田，士兵也不肯。强迫士兵学农，士兵心里不愿意，招募百姓代耕，士兵的力量又做不到，购买百姓的牛来耕种，士兵的力量又做不到，借用百姓的牛来耕种，百姓心里又不愿意。不像明初平定贵州时，田地都无主，授予士兵耕种，就成为世业，官员和士兵无不乐意服从。现在情势已经不同，不能拿前明的例子来比照今天了。现在田地有主，无从筹得田地，屯田了，所以苗疆屯田似乎现在已经难以实行了。屯田的好处，固然历代名臣多实行，但实行不好，也有流弊。宋朝的陈恕、虞亦、耿望、范雍都已经历言其弊，张浚也觉察到其弊。而我皇朝康熙十一年，四川提�更曾上疏说营兵屯田不便。苗疆屯田既难以夺取民田，又恐怕引发苗民事端，似乎不可贸然实行。

钱币

《运钱法以握利权疏》，道光二十六年。

朱�

我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大势，白银日益减少，而日益显得贵重，这不必等智者而后知。而国家的经费，还事事取自白银，这难道不是必然陷入困�的局势吗？困�则变，变则通。变通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运用钱法以掌握利�罢了。先王取用山�的蕴藏，制作泉布作为宝货，国家独占其利，而不让民间私自铸造，确实有其原因。所以定赋税以粟米，而平�货物以钱币。物价便宜是因为钱币少，少则贵重；贵重则增加铸造而散发出去，使其轻�。物价昂贵是因为钱币多，多则轻�；轻�则制定方法而收�

译（前文缺失，此处接）使钱币变得沉重。一轻一重，张弛的权力在官府手中，而权衡的权力操持在皇帝手中。如今出纳都用银子，而铜钱几乎被置于无用之地。虽然说是国宝流通，然而流向下层而不向上层流转，于是富商市侩得以趁人之危，观察时机的紧迫，操纵奇货可居以窃取轻重之权。如果突然想要确立一个固定价格，让上下遵行，而其中或有勉强压制勒索的情况，这道命令必定受阻而不能实行。关键在于顺应其便利，使人容易遵从；通达其变化，使人不怨恨；行使其权衡，使人不怀疑。

当今盐务疲敝，都以银贵钱贱为借口，因为盐是卖钱而不卖银。卖钱就命令解送铜钱，人们难道不乐意遵从吗？长芦盐价可以解送京城充作军饷，军饷发放铜钱，请从京城开始。在东西两隅分别建立两座库，收贮铜钱，由户部、工部右侍郎掌管。按照时价搭配发放军饷，东四旗的军饷从东库支领，西四旗的军饷从西库支领，以免除转运的劳苦，并且不允许有扣除短陌、搀杂等弊端，查明后治罪，又谁会怨恨呢？两淮盐价则解送到河工，以备每年修缮，淮上到河工都有水路可通，转运比较容易。河工雇佣夫役购买材料都是用铜钱，这本来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百姓用铜钱缴纳赋税的，通天下大概有十分之七八。地方官收铜钱而命令解送银子，赔累已经不堪其苦。江西巡抚吴文熔奏请本省坐支的项目，收铜钱发铜钱，解送部里候拨的征收银子解送银子发放军饷役食，请求按照时价改折，他的话并非没有见解。只是全部改折铜钱已经涉及纷乱变更，应出的款项全部解送到司，然后由司发给，往返搬运倍增劳苦费用，全省之大不用一分一厘银币，未免偏枯。

据臣愚见，认为州县征收全部照旧规，无需更定章程。向来征银解银的，暂且不论，只就现在收铜钱的，衡量其钱粮多少，观察其附近地方，大约估计兵役众寡为之，酌情减少应解银数，少解几成，以缓解其困境。除了换银解送司库之外，就用铜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铜钱若干，酌定一个数目作为常例。应有的耗羡、平易、摊捐项，仍然提出解送司库，而本官同城官的廉俸，允许其坐支。本州县的书吏工役食粮，允许其坐支。本地分汛的军饷，允许其坐支存库。其余则视道路远近，就近解存府库、道库、藩司库，按照时价发放军饷。省标、城守由藩司支发，外标、外营由藩司发帖，向来各道府州县支领。时价则以省城为准，以开征前十日为定，由藩司批示遵照。半年更换一次军饷银，每两折铜钱多不过一千七，少不下一千二，下到一千二便可取为定数，则不再减少。至于文武官廉俸没有收铜钱的，发银如故。兵丁屯驻的地区，附近州县没有收铜钱的，发银如故。局铸的铜钱，向来有成例的，如何搭配发放也如故。

这样虽然变化但实际是因循，难道会纠纷而招致怨恨吗？此议如果实行，对百姓无扰，对军队无亏，对官员有益，为什么说呢？对百姓无扰。百姓出粟米麻丝，粜卖铜钱，输钱完赋，久已习以为常。向来收多少，现在收多少，自封投柜的不突然改折，这对百姓无扰。为什么说呢？对军队无亏。兵丁领银尚须换铜钱，然后才适用，每到军饷下发时，铺户又往往压低价格。现在照前定时价发放，足陌现钱入手应用，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这对军队无亏。为什么说呢？对官员有益。先前银多，官员以收铜钱渔利；如今钱贱，官员以换银赔累。如果多用一分铜钱，则少解一分银，即少受一分累。等到银价平时，又复获得羡余，这对官员有益。

有人说铜钱收于官府，则市场一空，恐怕百姓有钱荒之叹。不知道兵丁工役每月所领的铜钱，必定行于市场。地方官除委派输送官库外，尚有其大半必须换银解送司库，则其铜钱也必定行于市场。况且今日的祸患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想要挽救其弊端，固然没有比收铜钱更有利的，更没有比停铸更有利的。当此钱贱之时，暂时停铸，将工本银两发出换铜钱，确实收入，登记库簿。小的淘汰，则私钱难行，而官钱见多，价格不渐渐就平吗？仍照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搭配发放，则利在其中了。利归于上，而市价渐平，则军饷发铜钱之说可得而行了。所以兴利除弊的方法，应当以停铸为先着。

译有人说现在天下白银稀少，铜钱也并不见多，铸造怎么能停止？不知道铜钱虽然不多，但从建国初年开始铸造以来，流通延续到今天，加上私铸铜钱混杂其中，比起白银来，显然明显地更多了。想要平抑物价，如果不是让银和钱的价值相当，怎么能平抑呢？为了平抑物价而暂时停止铸造，等到物价平抑后再恢复铸造，这就是所谓的想要盈利先要收缩，一张一弛的道理。如果只根据眼前的形势来说，原本是想用铜钱的多余来弥补白银的不足，正应当加紧铸造、广泛铸造，为什么说停止铸造呢？停止铸造，正是为了增加铸额、增添炉灶创造条件。不明事理的人不察，就说停止铸造会导致铜钱缺乏，铜钱缺乏后又恢复铸造，一时恐怕难以迅速办到。不知道遗留的铜料还在，器具还在，工本还在，已经容易办到。有人怀疑工本钱的问题？不知道用工本钱换铜钱，是说发放当天应用的工本钱，换取当天搭放使用的铜钱，并不是把以后的工本钱一次性花光。而且即使是用以后的工本钱来换铜钱，铜钱还没发放完，就可以作为工本钱，趁着时机招募工匠、广泛铸造，何必担心来不及呢？所担心的，是一旦停止铸造，就完全不管钱法，只是把官局封闭，任凭其破败剥落、被偷卖而不加过问，忧虑的是废弃，怎么能说是停止呢？所说的停止，是工作稍作休息，而筹划运作的方略，从未停止，所以虽然不铸造一枚铜钱，但局中应该储存和发放的项目，并没有短缺，而且有平抑物价、查禁私铸的好处，蕴含其中，又有增加铸额、增添炉灶的功效，继于其后，那么停止而未停止，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有人说停止铸造只是为了考虑亏本，国家的大事，如果对百姓有利，就不惜耗费损失，这是拘泥于见闻而不通晓时务的言论。铜钱价格日益便宜，那么物价日益昂贵，这是自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道理。官府用两枚铜钱的成本铸造一枚铜钱，官兵领取一枚铜钱，只获得半枚铜钱的效用，对百姓没有利益，对国家有损害，谁得谁失，一定有能辨别的人。有人说开铸有利息，停止铸造就没有利息，试想多余的铜钱，不是利息吗？剩余的铜料，不是利息吗？统计有铸炉的十四省，每年铸额得到铜钱一百一十四万串有余，计算其工本八十余万两，用八十余万两白银换取铜钱搭放，按每两白银合铜钱一千五百文计算，应当多出铜钱四十余万串。或者铜钱仅够支放，而一年铸造的铜料足以剩余了。发放白银换取铜钱，是把重的分散为轻的；收取铜钱搭放，是把轻的收敛为重的。平抑物价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一举两得，为国家筹划，为什么害怕不这样做呢？有人说外省的工本钱，恐怕被挪作他用，借垫早已没有剩余。试想铸造不停，能用空空妙手，铸成百万缗铜钱吗？即使工本钱微薄，换取的铜钱不多，还可以借筹办，以此借易于归还，不至于没有着落。

有人说局中工匠众多，一朝失业，解散他们恐怕有不便。不知道钱法既已实行，收钱放钱，处处都需要人，不无安置之处。而且这些人凭借技艺侍奉上级，不是驿卒水手可比，自食其力，另谋生计，未尝不可。今天的停工屡次发生，何曾听说有工头匠役出来滋事呢？由此看来，不仅外省的铸造可以停止，京局的铸造也可以先停止。即使不能停止，也可以减少。开始时，减少铸造而不减少运输，仍然用剩余的工本钱换取铜钱，照旧搭放。铜铅储存三年之后，停止运输而不停止开采。停止运输则运输可以节省，不停止开采则所产出的铜可以留在云南，让其在当地开炉铸造，以充作云南军饷，而将各省协济的白银拨运进京，以充实国库，或者就近采购铜斤，以供铸造。等到京城铜料匮乏，再让云南或运铜，或运钱，斟酌而行。因为云南薪炭廉价，制造也精良，至于长途运费，运钱与运铜是一样的。所以其他省的铸造可以停止，而云南的铸造必不可停，因为它的铜、铅、锡都有。如果停止官铸，那么私铸者就会兴起。如四川、贵州、湖南、广东、江西、湖北之间，私铸者多，应当加工精制，作为模范，又不只是以停止铸造了事。如果说官铸不可停止，不是确切的言论。总而言之，可以用铜钱的地方，就用铜钱；必须用白银的地方，就用白银。大概附近就用铜钱，致远就用白银。银钱并用即可，银钱并收，母子相权，盈缩有制，能收敛轻的而为重的，能分散重的而为轻的，那么价格自然平抑了。价格既已平抑，就更要广泛加强就地造币的功效，严厉惩罚毁钱为器的行为，偷铜减工的过失，如果制度得当，那么铜钱就有余了。铜钱有余就更要丰富其购粮的本钱，采购粮食以充实仓储，以鼓励农耕，这是由末返本，沿流而溯源的道理。有粮食可吃，有钱可支，虽然未能达到陈红贯朽的程度，但利权在握，能发能收，将来白银虽然短缺而不短缺于使用了。补偏救弊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个的，在于审察其先后次第而布置罢了。如果认为事情贵在因循，何必改作？铸造依然铸造，用银还是用银，工本钱日益亏损，铜钱价格日益泛滥。上面失去利柄，下面困住有司，有司赔累不起，就必然商议加征。加征而百姓不堪命，就必然导致激变。激变而封疆大吏带兵弹押，又增加一重浩费，府库

译国库空虚，征收赋税更加紧迫。在这个时候，掌管财政的部门，顾此失彼，毫无办法。而那些关心国家经济的人，又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有的建议劝募捐款，有的建议改铸钱币，有的建议开采矿藏，有的建议发行纸币，争论纷纷，最终都没有成效。如果多次开设捐纳的条例，那么仕途长期停滞，人心就不会振奋；如果改铸大面额的钱币，那么名义与实际不符，伪造的钱币日益增多；如果开采矿藏，那是用现在的投入去谋求未来的收益，最终所得抵偿不了所失；如果发行纸币，那么只是虚张声势而很少实际救济，时间久了连纸币也会化为乌有。综观各种议论，比较短长，哪里比得上就在目前通行的钱币中，调节盈缺，弥补不足，在其中运筹谋划，不违背控制使用的常规，这才是掌握理财的关键啊！只是各省的情况不能统一，其中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措施，随时变通，全在于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官员，细心体察，全面筹划，妥善商议，不要喜好功绩而急于求成，不要怕麻烦而苟且偷安，这样就能成功了。臣作为候补官员，本来没有议论政事的职责，只是想到自己一个平庸愚钝的人，从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等职位，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屡次升迁至卿贰高官，深受皇恩厚待，点滴恩德尚未报答。昨天因为事情被部议革职，承蒙皇恩再次降职调任，仰观圣上的心意，还有不忍最终抛弃的意思，因此眷恋朝廷，留在京城。看到经费短缺，使皇上日夜忧虑，自知没有补救的良策，敢于献上愚见，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应当请旨命令部臣和各地官员核议施行。不揣冒昧，冒犯圣听，不胜战栗，等待命令。

译拟钱银并用章程疏

曾国藩

奏为抬高铜钱、压低银价，以平抑银价而缓解百姓困苦一事。臣在本月呈递的陈述民间疾苦的奏疏中，已说明银价过于高昂，并另附奏折陈述变通之法。私下认为，十年来，朝廷内外臣工上奏关于钱法问题的奏疏，前后不下十余人，都希望通过抬高铜钱、压低银价来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而臣深深佩服的，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吴文熔的一疏、二十五年刘良驹的一疏、二十六年朱嶟的一疏。这三份奏疏，都奉旨交由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商议奏报，户部又交各省议定回复。由于各地回复的奏折议论不一，此事便搁置未行。臣反复思考，民生迫切的痛苦，国家财政日益短缺的原因，实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谨就三位大臣原奏所涉及的内容，参以臣的浅见，拟定几条银钱并用的章程，恭候圣上鉴察。

一、由朝廷定时价，每年更换一次。凡是民间银钱的贵贱、时价的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也有差异。如果官府征收和发放而不规定一个确切的比价，那么民间无所适从，胥吏因此舞弊。查吴文熔原奏中说，按照各省时价，由布政使酌情确定，在开征前十天颁布告示给各属。朱嶟所奏与吴文熔大致相同，只是说多不超过一千七百文，少不超过一千二百文，稍微加以限制而已。刘良驹所奏则认为应由户部酌情确定中间价格。如果捐输案中规定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的例子，后来户部议定，酌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已核准在案。臣愚以为，时价可以换两千文，如果突然改为一千五百文来发放兵饷，那么就会哗然了。应请户部颁定价格，每年更换一次，比如现在时价换一千九百多文，户部改为一千八百文，那么耳目不至于大为惊骇，而官民都能得以相安。明年时价稍平，那么部价也随之稍减。命令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奏报到户部，酌情确定明年的价格，于十月奏闻，请求皇上明降谕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向百姓征收的不许增加分毫，向士兵发放的不许增加分毫。穷乡僻壤张贴黄纸谕令，凡一切粮串、出单、契尾、盐票、捐票等件，一概将本年银价刻入，海内皆知，妇孻共晓，坚如金石，信如四季，百姓不至于生怨，胥吏不能舞弊。那些与官项全无交涉的，市肆涨落与部价不符的，仍置之不问。至于现在八旗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万文，外省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千数百文不等，不足以显示统一。应等新章确定后，一概按照每年所定的部价，以免参差。

一、京城和外省的兵饷都适宜发放铜钱。查刘良驹原奏，兵饷分成分发铜钱；吴文熔则说，外省的士兵一概发放铜钱。朱嶟一折，对于兵饷尤为详细。他的说法认为，京营分建东西两库，东四旗士兵赴东库领钱，西四旗士兵赴西库领钱。外省的铜钱，则分道库、府库存贮。省标兵、城守兵，由布政使支放；外标兵、外营兵，由布政使发帖，持向各道府厅州支领。臣愚认为，朱嶟的说法实在可行。凡是士兵领银之后，都必须换钱而后适用。应请此后八旗兵饷，都各平分一半，仍发放银两，一半搭放铜钱。其外省绿营，一概发放铜钱。各州县所收铜钱，有道员处解存道库，无道员处解府库，无知府处解存直隶州厅库。由布政使发帖，持向各处支领。这样铜钱没有解送省城的繁重之烦，而士兵没有减半扣除之苦。至于驻防各兵，仍旧发放银两，以免纷乱更改。

一、部库收入项目，也可以收铜钱。查户部所收各项，只有井田科的旗租、捐纳房的常捐，是京库坐收的。此外都由各省解运来京。刘良驹原奏中说，常捐银两尽可收铜钱。朱嶟奏中说，长芦盐价可解铜钱以充京饷。臣愚认为，不仅如此。旗租银两本系近京小民佃种土地，其所纳皆系铜钱，官府代为换银，转费周折，不如即令解铜钱入京。常捐、大捐的银两，也可酌情收铜钱。计算这两项，每年可得百余万串。至于外省解京的如长芦、山东盐课，尽可解铜钱进京。直隶、山东地丁起运的项目，也可运铜钱。应令这两省督抚，每年各解铜钱百万串入京。又令两淮盐运使司，每年解铜钱二百万串入京。合计京局鼓铸的铜钱，共得六百余万串，足以资助运转了。臣虽然至愚，岂不知铜钱质地笨重，搬运艰难，杂乱不行，天下至难之事，不足以挽回天下积重难返之势。大利所在，不可以小的阻碍畏难而苟安。况且与滇黔的铜铅、江广的漕粮相比，难易相差甚远了。解送铜钱的官员，须照铜员之例，量给津贴之费，务必使毫无赔累，官兵称便。共计帮费不过两三万金，所失无几，而所转移的大矣。

一、地丁正项，分县收铜钱。凡是支出项目，没有比兵饷更大的；收入项目，没有比

译地丁税。查阅吴文熔、刘良驹、朱嶟三位大臣的奏折，都极力陈述地丁税征收铜钱的好处。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分县办理。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陕西、甘肃这七个省份，本省的丁赋不足以充抵本省的军饷，原本就没有需要起运解缴的项目，其地丁银两应当全部改为征收铜钱，以省去繁杂的换算手续。此外其他各省，除去留存本地和军饷这两项，还有需要解运到京城国库、协济邻近省份的饷银，其地丁银两应当规定一两以下的小户全部征收铜钱，一两以上的大户银钱各半兼收，不必按比例指派，也不必分析名目，让百姓容易理解、容易遵从。如果担心征收铜钱太多不便起运，州县自行兑换成银两解送省库，以备京城和协济之用。

译第一条，关于在外省分别发放银钱的问题。查访各省的廉俸、工需、役食等各项费用，名义上称为存留坐支。此前吴文熔、刘良驹、朱嶟三位大臣的奏折，以及户部议覆的一份奏折，都说这项费用可以全部发放铜钱，应当立即遵照办理。至于两河（黄河、运河）的工程经费，刘良驹、朱嶟以及户部的三份奏折，都说可以搭配成铜钱使用。臣听说从前林则徐在汴梁工地，目前陆建瀛在丰县工地，都命令远近州县运送铜钱到工地，以防止市场物价暴涨、银价骤跌的祸患。在东河捐输案件的处理中，曾下令用铜钱报捐，可见河工处处需要铜钱，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应请求此后南河每年解送一百万串铜钱到工地，从两淮运课、江苏地丁两项中各半分解；东河每年解送五十万串铜钱到工地，从河南、山东地丁两项中各半分解。

第二条，适当减少铜的运输，以提高铜钱的价格。查朱嶟原奏中称，暂停铸造铜钱，一张一弛，使得铜钱分量重而价格逐渐平稳。臣愚以为，铸造不可停止，而运输不可不减少。侧耳听闻云南铜矿事务，矿洞老旧、山体空虚，百姓怨恨、官府困顿，云南铜矿不足，便向各省搜买，各省也不足，便偷买官局铜料，实在有万难继续之势。应请求在六次运输中，酌情停止其中一两次运输，使云南官民稍微缓解积久的困苦。其铜本这一项，即可用来采买铜钱，并且可以在铸炉工匠役夫中，适当增加优抚，以期铸造坚固精良，使得铜钱质量日益精细，铜钱价格日益上涨。等到十年后，云南铜矿稍显兴旺，再恢复六次运输，各停止铸炉的省份，也逐步恢复铸造。务必使天下官民，都知道铜钱的珍贵，而不知道运输的辛苦，那么大家相安无事，大概就不会最终遭受纹银外流的痛苦了。

以上六条，都是依据吴文熔、刘良驹、朱嶟三位臣子的奏议，参合我的意见，粗略制定规模，恳请命令户部妥善商议，抄录三位臣子的原奏进呈，供圣明采纳施行。

《中国宜铸金钱论》

杨宜治

时至今日，金价的昂贵，金水的上涨，可以说到了极点。其原因大概是消耗日益繁多，而开采日益减少，因此铸造金钱的事，月前经言官奏议，也看到了这一点。我说中国适宜铸造金钱，其好处有四：矿务的利益，西方人最重视，如果得到一个矿苗，往往不惜聚集资本数十万，使用人力数千上百，极尽沙漠跋涉险阻，开采金苗，倾熔金沙，务必获得才罢休。中国的人迷惑于风水之说，虽然得到一个矿苗最旺盛的地利，但议论开采的人认为有〇形势了，认为有泄根〇了，一二个人想做成，千万人阻止他。这千万人，难道真是不为大局考虑，想要败坏这件事吗？实在是耽于苟安的见解，溺于畏难的心理，把正事看作好奇，视利源为祸害，这是通病。金银煤铁的矿苗，随处都有，果真能慎重选择矿师，广泛聚集资本，看到各省有金苗的地方就立即开掘，以辅助铸造金钱之用。金矿的利益既然显著，那么开采铜铅煤锡等矿的兴起必然很多，所以说铸造金钱有开拓矿务的好处。银票的流通，兴盛始于泰西，最通行的有汇理、汇丰银行，其余如印度、新旧金山、新加坡等地，自一圆以至数百圆，都以一张纸为凭据。近来中国多用银票，取其便利，然而银行多由西方人设立，我用银子去，他们用纸来，贸易谁得谁亏，不用多言。假如金钱流通，民众称其便利，所以说铸造金钱有收回利权的好处。银圆的铸造，广东在前倡导，两湖在后继承，大圆小圆通行无〇。然而铸造银圆而不铸造金钱，又没有什么相辅而行，所以铸造金钱的好处足以弥补国家银法的穷困。各省角洋低水日多，市场贸易不用银圆，必用银票。外洋银票向来难以仿造，只有中国奸民聚集，近闻颇有将真银票改换华字，把错误少的改为多的，对于稍微辨认洋文的人断不至于受其愚弄，然而比起私铸小圆，其危害更加险恶。有金钱流通，那么商贾中转换较为便利，所以说铸造金钱的好处足以通达市场贸易的利益。然而取法贵在高尚，行法贵在严格，立法贵在便利，有益必有损，有利必有害，这是不可不防备的。第一，仿效西法以防止窒〇的弊端，泰西各国金沙金钱都流通，而吕金雪金尤为通行。内地现在适宜仿效其法来推行。小的以一钱八分为准，中的以三钱六分为准，大的以七钱二分为准。那一钱八分即仿效他们的小金钱，那三钱六分即仿效他们的中金钱，那七钱二分即仿效他们的大金钱。而且金钱大小的数量与银钱大小的数量相同，目习惯会计自然。而且金价虽然随时涨落，而一钱八分的金钱总不离乎十圆的范围，即可作十圆银票用；三钱六分的金钱不离乎二十圆的范围，即可作二十圆银票用；七钱二分的金钱不离乎四十圆的范围，亦如用五十圆银票。他们的银票可以在我国中流通，我的金钱也可以在他们外埠流通。华人旅居外洋的何止亿兆，都有食毛践土之思。预见数十年间捆载归来，而矿苗将不止取自内地了。第一，禁止私

译**收金铸币说**

中国的贫困已经到了极点。白银和铜钱流向外洋的，历年累计起来简直无法计算。主张开源的人说：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兴办制造业，开垦农田。主张节流的人说：裁减兵勇，削减官员，减少俸禄，革除吏役。唉！国家财政的缺口，每年多达数千万两银子，无论所谓的开源还是节流，都仅仅停留在空谈上。即使资源真的可以开发，支出真的可以节省，但收入终究抵不上支出，这漏洞什么时候才能弥补呢？有人说：中国本来并不曾贫乏，只是财富藏在民间罢了。这话确实有理，然而中国向来以仁厚为治国之本，百姓富裕了，百姓自然富裕，朝廷即使非常担忧贫困，又怎么忍心在租税赋税之外，再重复无厌地搜刮呢？我另有其他办法。如今外国各国大多使用金币，而中国唯独以银和铜作为货币。但是中国难道没有黄金吗？只是黄金散落在民间，仅仅供妇女制作簪子、耳环、钗环之用，以及日常器物的镀金，店铺招牌的贴金，扇面、对联、玩具的泥金装饰，而有用的黄金全都变成了无用的装饰。如果朝廷下一道命令说：现在应当效仿西方的制度，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金币，凡是民间藏有黄金的，全部按照市场价格卖给官府，用来资助铸造货币。只有三品以上的命妇才允许用黄金制作钗环簪耳，其余的一律禁止。我知道民间除了极贫的家庭不算外，凡是衣食稍能自给的，家中妇女必定有一两件金饰。只要这道命令早晨下达，晚上就输送到官府，那么数万万枚金币断然不难期待铸成，还担心不能与西方并驾齐驱吗？有人说：这种方法，古代没有实行过的，一旦想要令出必行，难道不担心民间的猜疑和骚乱吗？回答说：黄金本来古代未曾禁止，而禁止铜器的法令在史书中却有记载。考察史册，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禁止百姓及酒肆使用铜器。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禁止用铜制作器物。唐代宗大历十七年十二月，禁止铸造铜器。唐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禁止买卖铜器。唐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禁止使用铜器。后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禁止百姓制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命令将公私铜器全部交付铸钱。从此由元朝到明朝，虽然没听说有这样的禁令，但本朝康熙年间屡次下诏收买旧铜，到了雍正四年，严厉下令制造黄铜器皿，诏书说：钱币是民间日常所需，铸造日益增多却不见增多，一定是奸民图利，有销毁钱币制造器皿的事情。如果不禁止铜器，那么钱价终究不能平稳。此后京城内，除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使用铜器外，其余一律不得使用黄铜器皿。限定三年期限，命令将所有铜器全部申报出来，由官府给价收买。如果超过三年期限不交出的，按照私藏禁物的法律治罪。那些店铺仍然用黄铜制造器皿的，按照销毁制钱从犯的法律治罪。此后屡次重申禁令，并允许将铜器折抵拖欠的钱粮，直到乾隆元年，禁令才松弛。那些小民即使肩上扛着一张嘴（指负担沉重），未必没有一两个铜器收藏，然而一见到诏书，就唯唯诺诺地遵从，没有违背抗拒的。那些储藏有金制钗环簪耳，或者器物镀金、贴金、泥金的，必定稍有身家，稍知礼法，难道会有听说禁令后抗拒不缴售，或者反而肆意喧哗骚乱的吗？我知道不出几年，大量铸造金币，用来与西方交易，断然不至于像用宝银兑换英镑那样，其中亏耗很多，使得外流之外又有外流，而国家反而更加窘迫。有位客人提出难题说：“如今中国的矿产资源可以说是丰富了，不仅煤、铁、铜、铅遍地都是，而且其中也未尝没有金矿苗，开采冶炼，黄金还担心不丰富吗？为什么要禁止金饰，实行这千古未有之事呢？”我回答说：“中国的金矿向来只有漠河一处略有把握，如今已经沦入俄罗斯。至于台湾则划归日本人，黄金的利益完全丧失。如今想要舍弃民间现有的金饰，而去寻找地下不一定能得到的金矿苗，恐怕难易程度相差就像天壤之别。”那么黄金被西方人买走的，每年何止数千万之多？为什么不设法购回，用来供给铸造金币之用呢？回答说：“黄金本来就是西方人争购而变得昂贵，既然昂贵了，又向西方人购回，这是把利权授给他们，而昂贵的东西将会变得更加昂贵，怎么可以呢？”因此作《收金铸币说》献给当权的大臣们，书生的言论，不知道能否避免被斥为荒诞不经吗？

**通行银圆八议**

施景松

西方各国用金银铜三种金属铸造钱币，由来已久了。自从开辟土地到达美洲，找到银矿，西班牙用它来铸钱，流行于中国，就是现在的吕宋银圆。后来墨西哥改铸鹰洋，三十多年间在街市间通行，贸易场中称为便捷，商贾往来如同取物一样轻松容易。过去只在闽粤市舶出入的地方流通，自从与西方通商以来，它的流通逐渐广泛。不仅利权被外洋掌握，而且奸商舞弊，成色日益低劣，市面更加败坏。如果再不由官府经营管理，自行铸造金银各种钱币，恐怕利源溢出日益增多，伪银也会日益严重。这就是为什么银圆不如自行熔铸，而自行铸造必须求其通行无弊的原因。恭敬地撰写八条对策，恳请宪台监察。

第一条说广泛开采矿产，这是为了

译裕利是财富的源泉。中国开发矿产的富饶，在四大洲之上，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十年前有游历内地的西方人，测得一两个省的矿产，可以抵得上欧洲全境，虽然未必完全属实，然而国土如此广阔，地利所蕴藏的资源，应当也有这些向来未曾开发的矿藏。只要矿苗显露，测验结果真实，不妨招募股东来举办开采。那些民间原本就有的矿藏，也买回来大规模开发。使用人力的，改为使用机器，因为任凭百姓开采，其利益终究微薄；使用机器开采，其产出才会旺盛。五种金属的产出中，煤铁之矿常常较多，而金铜之矿往往较少，这是因为金铜蕴结在地下，比煤铁更加坚硬且深埋。人力的施为，不过深入地下两三丈，所以无法到达的地方，也就放置着不去开采。既然不讲究测验的方法，熔化的技术也不是向来熟习，因此进入宝山却空手而归。西方人在矿学方面，比中国人优秀，应当聘请懂矿的西方人，购买开矿机器，自行开采，所得的金银各种金属，就作为铸造钱币的用途，用中国自有的矿产，铸造中国自造的钱币，利益不向外流失，权力可以独自掌握。这是中国极大的转机。其他如铁矿可以建造铁路，煤矿可以供给蒸汽机，铜矿可以铸造钱币，也都应当一律开采，使货物不废弃于地下，利益可以公之于民股，由纠集不需要巨富的人，经营事业不请求国家的国库。至于税则这一项，先从减轻来广泛招徕。如果得到公正诚实的经理，精明熟练的识别者，那么中国的矿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译第一条：设立银行，是为了资助资金周转。西方国家开设银行，都是集合众人的力量而成的。例如英国以伦敦设立的作为总行，其余的都是分行。所发行的钞票，动辄达到百万、数十万。商人用钞票提取银两，无不立即开具汇票，即使远至数万里之外，也必定在约定的期限内准确无误。如果有亏损倒闭的情况，按规定必须照数赔偿。所联合组成的公司，以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来区分。有限责任则以耗尽银行中的本钱为限，无限责任则在本钱耗尽之外，各股东再筹集现银，直到欠款还清为止。每年官府必须核查银行使用钞票多少，留存本钱多少，必须使发行的钞票与留存的本钱恰好相抵，才可以刊登在日报上，以显示极大的信用。这种制度最为完善。中国通商各口岸，也应当仿效西方银行的例子，设立官银号，以救济紧急需要，广泛铸造金银，以收回利权。如果有愿意集资开设银行的，必须由为首的巨绅富商，互相担保，出具保证书，向官府申请领取牌照，按照规模大小向官府缴纳资金，然后才允许其开设。或者一律归入官银号，而允许商人共同入股，分享利益，人人沾惠。自行铸造的银两，都存入银行生息。那些用金银到银行兑换银钱的，一律按照市价交易。那些存在银行的，按照存款时间的长短，确定利息的多少。这样本金与利息相互权衡，其利益仍然归于百姓，而不向外流失，上下都能得到好处，既可以充实国家财政，又可以便利商人，一举而具备三种好处。只是必须显示信用，才能长久没有弊端。

第二条：铸造钞票，是为了方便携带。银两已经铸造，而想要它流通没有滞碍，携带便捷，没有比制造钞票更好的了。从前俄国当国库空虚时，当权者印造钞票数百万，颁发到各处，命令缴纳官款都用钞票，而不使用现钱。一时间民间争着用现钱购买钞票，顷刻间就卖完了，而国库中顿时存下了现银数百万，不过是一转移之间罢了。中国也应当仿行钞票，显示信用，切实要求它长久稳定，使得经营远方的商贾，不必亲自携带大量资金，都可以拿着钞票在银行取钱，南北往来，使用没有不足。那么自行铸造的银钱流通更容易，行使得更远，其利益实在不小。现在山西大贾所设立的银行，从京师到各处，大都使用这种方法，而从官府到商人，无不依赖它转运输通。以中国如此之大，而官府尚且从商人那里获取供给，那么它通行无阻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把钞票归于官府制造，它的利用不是更加广泛吗？如今南方多用钱筹，北方多用钱票，然而它们不能行用到远处，出了境就无处可用，正是因为是商人设立而不是官府设立的缘故。近来西方国家的钞票，中国人多使用它，难道有中国自己制造钞票而不乐意使用的道理吗？只是不利于库吏的侵蚀，户部胥吏的扣减权宜出入者，无处施展他们的弊端，恐怕不免借口阻挠，这是所担忧的。

第三条：采用西方方法，是为了集合众人的长处。美国铸钱局在查理斯街，其方法从熔化到鼓铸，到范围，到陶洗，到印花，到权衡分量轻重。计算大的，每一分钟可以制成八十枚，对开、四开、十开的，每一分钟可以制成一百二十枚，见《环游地球新录》。日本人仿效泰西的方法，在大阪设立造币局，所铸造的除圆之外，还有五分、一角、二角、半圆等不同面额。局中分为六个场所，叫收纳，叫倾销，叫熔铸，叫剪裁，叫錾印，叫秤量，无不异常神速。该局建于明治三年，即中国同治九年，一年之间，金币历时九个月之久，从二十圆到一圆，已铸造有二百万圆至五钱，已铸造有一千五百圆之多。银币历时十二个月之久，从一圆到五钱，已铸造有一千五百万圆之多。日本之所以铸造新钱，虽然说是为了方便行使，但杜绝伪币的意思居多。在造币局中设立督工官吏管理此事，又有监察官总其成。每铸造金钱一千圆，就用纸将一圆封固，注明年月日，呈交给监察大吏。国家设置一个铁柜，大吏就将封呈的钱锁在铁柜中。银币每五千圆呈交一圆，锁置也同此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纯金纯银质地最软，用来铸钱，必将粗劣，势必要混合铜，以便坚硬耐久。所以金银钱中必定搀杂铜，都有定数。既然搀杂了，而承铸的官吏难保一定遵守定数，绝无多寡，日日鼓铸，成千上万，从哪里考察呢？所以命令他们呈交样钱，严加封锁，兼填明年月日，以便按次序核对兑换，检验其成色的异同，所以杜绝偷伪而重视国宝。这是防伪的好方法，中国所应当采纳的。

第四条：精心寻求式样，是为了显示定制。各国金银钱的式样不统一。英国金钱名色伍伦的，每圆重二钱五分，值中国银三两三分五厘六毫。法国金钱名拿破仑的，每圆重一钱八分，值中国银两五钱。印度所铸的银钱叫路，每圆重三钱二分。法国所铸的叫佛郎，重一钱二分半。英国所铸的叫先令，重一钱四分。小的叫式本士，

译重三分五厘。又有一种上中银钱叫福老伦，重二钱八分。俄国铸造的叫罗卜约，重五钱。奥地利铸造的叫果尔登，约重三钱三分。意大利铸造的叫以黑儿，约重四分四厘。葡萄牙铸造的叫以密而来斯，约重七钱七分三厘。土耳其铸造的叫以辟亚斯忒，约重三钱。埃及铸造的叫以夺洛尔，约重七钱二分。荷兰铸造的叫果伦，约重三钱八分。瑞典铸造的叫以烈他斯拉，约重二钱。巴西铸造的叫以密耳来斯，约重三钱八分美国和秘鲁两国铸造的叫莎罗，重七钱二分。中国自行铸造银圆，似乎应当取其中间值，每枚以七钱二分为标准。小洋则参照日本铸造的二钱五分、一钱四分、七分、三分五厘的比例。至于其样式，不必仿照西方，就应当依照中国轮船旗号单独画一条龙，铸成龙的形象，只是不能与日本铸造的相同，以示区别。至于金币虽然轻便，便于携带，但零星使用时无法剪碎，而且能在通都大邑流通却不便于在穷乡僻壤使用，反而不如银圆价值相近，随处可以兑换铜钱。因此，银钱应当尽快铸造，而金币应当暂缓铸造。

译第一条是禁止私铸，用来防止弊端的产生。私铸钱币，法令禁止得极其严厉，但违法之徒仍然大量伪造银元，因为质地优良、利润丰厚，很难保证不会出现伪造混用的情况。近来奸商作弊的手段层出不穷，如掺铜、夹板、包铅、喷银等，此类弊端，不胜枚举。要想杜绝这些弊端，一方面在于严禁，查考法律条文，刑律中本就有私铸铜钱的专门条款，现在应当加重罪名，比如私铸铜钱者判处绞刑监候，那么私铸银元者就改为斩刑监候。又如私自将制钱销毁或铸造掺砂的小钱，核算其铸造数量达到十千以上，或者虽然不足十千但私铸不止一次的，为首者和工匠都判处斩刑监候，那么私铸银元达到十圆以上，或犯罪不止一次的，就改为斩刑立决。像这样严格申明禁令，有犯必惩，那么私铸就可以杜绝了。另一方面在于模板，外国铸造银元，其模板一切精工无与伦比，不是民间所能私自制造的，可以免除而免除，唯独伪银没有。中国铸造银元，如果使用极精细的模板，务必使民间无法作伪，那么私铸无利可图，自然就会放弃念头。因为私铸铜钱，资本尚轻，或许有误犯的情况，银元的资本比铜钱大得多，谁敢以巨额资本轻易试法？模板精细则难以作伪，禁令严厉则有戒心。中国如果能够自己铸造银元，那么私铸者或许反而比铜钱少，也未可知。

第二条是扩大销路，用来便利流通。道光年间，周弢甫、比郎、祝桐孙、司马曾请求浙江巡抚开炉鼓铸。咸丰初年，徐君雪曾在无锡乡间自行开铸，民间称之为新板，不能通行，因此最终作罢。这是以前可以借鉴的事情，然而这仅仅是因为当时刚刚通商，洋银初到，再把中国新铸的银元放入其中，势必难以辨别真伪。现在外国银元通行各省，民用称便，沿袭已久，现在也不必改变其形制、降低其价值，只需将银面上的洋文改为汉字，而轻重大小依旧。铸成之后，发给钱庄、当铺，逐渐搭配使用。军饷中搭配发放三成，其价格也与洋银没有高低之分。成色既然高，还可以抬高使用一二分。小民只图利益，断没有喜欢用外国银元而不喜欢用本国银元的道理。实行几年，可以使市场面貌为之一变，将会看到民间使用便利，势必流通无阻，争相使用，铸造的日益增多，使用的日渐广泛，那么就可以不依赖外国的银元而自给自足。商民既可以获利无穷，而西方人的利益也将被夺取。这是收回利权的方法，也是开源节流的途径。

第三条是堵塞漏洞，用来维护专利权。中国纹银足色足水，等到铸造银元则不过九成，这意味着百两中必有十两铜，可知银色既低，又免缴进口税，用这种钱购买我国货物，不下千百万。时价涨落，成色没有任何补偿，无形的损耗，何时才能到头？用货物卖给我们，大抵都取走纹银回去，用无税的劣质银元交换我国无税的足色金银而去，其中的暗耗，又是何等严重？他们刚得到宝银，就立刻铸造银元来卖给我们，利中取利，往复无穷，其危害何止数得尽？只有铸造华文银币，堵塞漏洞，他们以此来，我们以彼往，他们见无利可获，自然不禁止也会逐渐减少。而用银元交换洋货的，利益仍然归于中国。凡所谓折色、减水、加耗、帖费，各种名目，一旦全部废除，奸商的计谋穷尽，小民的生活安定，而利益不外流，权力由我掌握，化害为利，只是一转念之间罢了。当权者为什么不毅然实行呢？以上八条，都是从自铸银元兼行纸币的角度考虑的。如果能真心实行，自然有利无害。自铸银元以遏制洋钱，就像自种土药的方法，把中国自有的利益归于中国，这就像从外库取之于宫中，外国固然没有借口阻止，及时兴办在势理上尤为顺当，是否妥当，希望采纳。

铸造银元说

周腾虎

江浙地区使用佛头洋银，这种银元制造于大西洋的西班牙国。西班牙灭掉了小西洋的吕宋国，所以俗称为大吕宋。乾隆、嘉庆年间，该国在广东贸易很兴盛，所以它的洋银流入中国最广泛。中国因为习惯使用，后来该国衰微，而且所铸洋银已换新式，佛头银已在道光初年停止铸造，流入中国的洋银越用越少。闽广各省必须把烂银砸碎使用，日益短缺。江浙商民喜欢它的便利，市井贸易只信任这种银元。各钱店认定式样，稍有变化，就群起指责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来压制勒索民众。以至于每圆洋银竟然比纹银贵一两之多，出去时称为净光，进来时苛称为烂板，转换之间，银已打了八折。商贾愁叹，民众抱怨，不知其原因，却坐受其困。即使夷人重新铸造新的，各钱店又称为新板，而打七折。《周官》八政，货居其一。历代史书食货志有记载，国家最大的政事莫过于此。而让商贾独占利权，压制勒索，怨声载道，流毒天下，不是小事。货币的妙处，在于子母相权，大小轻重各得其平衡，称情权物，流通上下，所以称之为泉，大概说

译就像泉水流动不停一样。国家过去使用银和钱两种货币，来平衡各种物品的价格。后来钱日益贬值而银日益升值，母子货币不能相互制约，轻重差异悬殊，所以洋钱兴起以弥补其不足，在银和钱的高低价位间流转而恰好达到平衡，百姓都感到便利而趋之若鹜。如今洋银的昂贵没有止境，如果不加以变通，竞相争用，其使用越急切，其危害越深重，损害国家、损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当利权徘徊无主的时候，只有智者急忙起来收回它，百姓也乐于其便利，熙熙攘攘地归附于上，不劳民而百姓也不困顿。所以为当今计，应当按照洋银的分两铸造银钱，用生铁制成版模，正面铸有“咸丰宝货”，周围环绕年月及银工名字，背面铸有龙凤，周围环绕满文，也模仿洋银的样式，用版石推压而成。以前林文忠公铸造银饼，其形制渺小，完全没有法度，后来又没有办法推行，难怪不被采用。现在一律模仿洋银的样式，改变其文字作为中国宝货，凡是官府与百姓交易，以及丁银、田税、关市的征收，无不取用这种银钱，便利百姓到了极点，为什么不能推行呢？

质疑的人将会说：中国人喜欢造假，不像洋银那样统一规范。洋银的假货，有夹铜的，有苏板的，有钻铅的，巧思新样，无奇不有，却不能迷惑辨别者的眼睛，难道洋银就没有假货吗？洋银有假货，却不妨害其流通使用，只是因为便利罢了。如果制造银钱，一新耳目，而没有种种的挑拨诋毁，那些夹铜轻板的假货，又可以辨别而知，为什么轻视中国而重视外夷呢？这是第一个不值得怀疑的理由。

又有人说：百姓习惯旧物而怀疑新物，新洋银已经习惯很久了，突然改用银钱，一定不能强迫怀疑者而使他们相信。唉！眼前的短见，自然产生怀疑的障碍，都是这类谬论造成的障碍。洋钱之所以在江浙地区贵重，而人们乐于使用，是因为江浙征收钱粮，只索取这种洋钱，所以市场更加看重它。试想赋税收入的广泛，出纳的巨大，哪有比藩司各关税的定额征收更大的呢？这两者已经提纲挈领，掌握了东南财赋的大权。倘若这种银钱在市场中流通，还能与之抗衡吗？还能有其他物品足以相抵，有大力足以相抗吗？好比有人轻视自己的千金之璧，而怀疑它不足以抵当邻人燕石的价值，不是太荒谬了吗？这是第二个不值得怀疑的理由。

或许有人说：国家铸造大钱，制造交钞，没有一样可行的，你畅言银钱，也是纸上空谈，袖手雄辩，没有见到办事的艰难阻碍。唉！大钱交钞的危害，是制度害了百姓呢？还是百姓害了制度呢？制度不被信任，百姓不遵从，施行不统一，百姓不信服，已经屏弃却强迫百姓使用，已经嫌弃却勉强百姓喜好，即使有愚笨的人，恐怕也不容易被他们所迷惑。江浙只使用当十一品额税丁银，可以推行，推行一年而百姓不疲倦，为什么在浙江被信任而在苏州被迷惑？那么推行不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归咎于制度吗？交钞、大钱都是用虚权来衡量实值，不像银钱那样以实值相互衡量，便利百姓而没有巧诈可乘，如佛头洋银流通使用数十年，广泛遍及半天下，难道是强迫而这样的吗？只是因为便利而被信任罢了，这是第三个无可怀疑的理由。

解释这三个疑问，就有三个利益：一是平息争议，二是平抑物价，三是流通货币。古代执政者用来端正物价的，没有不通过这种方式的。银钱铸成之后，按照现在洋钱的价格出入，取其盈余，支付工值，火耗之外，尚可以通有无，充足国家用度，供给军粮，因百姓之所利而利之，恩惠而不费，这类事情就是这样。

译禁止私铸钱币的议论

京城铸造钱币，户部设立的叫“源局”，工部设立的叫“泉局”，各直省如江苏省则称为“苏局”之类。这些是官方铸造，官铸的钱大而重，私铸的钱小而轻。有称为“砂壳”的，称为“广片”的，称为“眼者”的，甚至销毁官方铸造的大钱，改铸成私铸的小钱。这怎么可以不禁止呢？禁止的方法，要针对其地点，针对其人。其地点大多荒僻，设立作坊开炉，贿赂差役，蒙蔽长官，这样私铸才得以完成。其人大多狡猾，结党勾结，串通巡查人员，勾结钱店，这样私铸的钱才开始流通。现在只在其地点禁止，勤密探访，奖励告发，那么私铸的地点就无处藏身。在其人员方面禁止，收买眼线，离间党羽，那么私铸的人就断绝了。像这样，新铸的私钱可以没有了，但旧铸的私钱还存在。必须进一步在流通环节禁止，在私用环节禁止，在钱庄禁止，在各店铺禁止，在乡村市镇禁止，在背负货物贸易行用中禁止，违者没收入官；抗拒违抗的加倍处罚，数量多的杖责，囤积的枷号示众，销毁官铸钱的定罪，屡次私铸的重判。像这样，严厉禁止一个县，这个县就没有私铸；强力禁止一个郡，这个郡就没有私铸；全面禁止一个省，这个省就没有私铸；广泛禁止天下，天下就没有私铸。冒昧陈述浅见，妄加末议。

禁止私铸钱币的议论

官铸的是制钱，私铸的是小钱。一枚制钱，私铸者可以改铸成两三枚小钱。于是私铸的小钱日益增多，而官铸的制钱日益减少，这是因为私铸者销毁制钱来私铸小钱。大概本朝定制，建国初期的制钱颇重，顺治钱有的重达一钱四分，有的重一钱。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定为重一钱，四十一年以后仍定为重一钱四分，每千枚重七斤八两。到了乾隆时期仍定为重一钱，每千枚重六斤四两。如今铜价日益昂贵，一千枚钱买不到七斤八两及六斤四两的铜，因此私铸者就销毁制钱来铸造小钱，计算下来一千枚制钱可以铸造小钱二三千枚而获得厚利，所以私铸钱多，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铜制钱日益减少。因为铜质好，私铸者又可以掺入铅锡，一千枚钱更可铸成小钱三四千枚。像这样，毁坏制钱，危害国家，抬高物价，又危害百姓，工人所得报酬受损，商人折本亏损，又使工商共同受害，怎么可以不禁止呢？怎么可以不紧急禁止呢？严禁的议论，有四项策略：一是清除奸民聚集私铸，二是防止钱店收兑私钱，三是严厉禁止市场流通使用，四是严密兵役巡查。那些奸民聚集私铸大多在荒僻之处，或者州县交界之地，这边抓捕那边逃窜，但既然开炉鼓铸，自然容易探访擒获，应当先商议此项以清除根株。至于私铸的小钱行销，首先在钱店，钱店收入私钱，钱店兑出制钱时掺杂这些小钱借此牟利，严查钱店有收入兑出私钱的，重罚，剩余私钱缴官，酌情给予价值，使钱店难以销赃，那么私铸的钱就白铸了。至于市场流通使用，应当严厉告示，无论何种物品，如有用私钱买，用私钱卖的，都加倍处罚，这样市场就不流通私钱，私钱就成了废物。至于城门关口及乡村关卡，应当派兵役巡查，有查获的给予赏赐，查获的私钱予以销毁，像这样，售卖私钱的人就寸步难行了。这四项策略实行，那么私铸的弊端就消除了，不会危害国家、危害百姓、危害工人、危害商人。

禁止私铸钱币的议论

想要禁止私铸，只有严查、严杜、严罚、严办四种方法。严查，是指在荒僻之地严查私铸窝点，在关津要道严查行贩，在官吏差役中严查贿赂包庇，这是最重要的，必须这样，根株才能净尽。严杜，是指在钱庄严厉杜绝其收买私钱、在市面上兑出私钱，严厉杜绝其用私钱购物、用私钱售物，像这样，私钱就不能流通了。严罚，是指自出示严禁后，按日计算，如有违禁，十日后按数处罚，一月后加倍处罚，两月后五倍处罚，三月后十倍处罚，像这样，处罚严厉而禁令严厉。严办，是指定例私铸罪重至斩首，后又酌定私铸十千以上者拟判绞刑，十千以下者发配戍边，凡私铸者抓获后照例严办，至于军官士兵官吏差役贿赂纵容的也照例严办，像这样，办理严厉而禁令更加严厉，人人知道畏惧，私铸就可以断绝了。虽然告示谕令严厉，如果不实行，就是虚设的空文，告示禁止人们都轻视了。只有命令发出必执行，拿着法律来从事，那么私铸的奸民、贿赂包庇的兵役、收兑的钱庄、行用的商贾，因为严查、严杜、严罚、严办而人人畏惧，不至于贪利忘害，以身试法，私钱就不能流通，私铸就可以断绝了。

书写告示使用铜元之后

由繁重趋向简便，由零散归于整齐，这是形势所必然，也是事情所必至的。古代做市场的，用他们所有的交换他们没有的，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上级向百姓征收的，也只是粮食布匹罢了。后人嫌这太繁重，于是创立了货币制度，钱币货物交易，随时代变迁，而钱的用途就显著了。然而用散碎驾驭整齐，用少数驾驭多数，用轻驾驭重，钱还是不免滞涩。于是以钱为子，以银为母，母子相互权衡，通行于上下之间，历经数千百年而没有改变。到了本朝海禁大开，东西洋各国都互相通商，

译于是西班牙、墨西哥先后将银币运到中国，每枚银圆约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民间喜欢它没有重量上的参差和成色上的高低，在市场上流通，流行得越来越广泛。不久，各省的高级官员担心利权被他人夺去，于是购买机器自行铸造，并铸造小银钱，每枚大银圆可以兑换小银钱五枚、十枚，甚至多达二十枚。这是为了驾驭零散与整块，核算多与少，权衡重与轻，便利行旅并惠及商民。方法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与以前使用银两时琐碎零星难以核算的情况相比，差别简直如同天壤之别。

没过多久，广东、香港等地又有了小铜元的制度，每一枚银圆可以抵当十文制钱，轻便易于携带，百姓尤其认为方便。凡是进入市场购物的人，在零散与整块、多与少、重与轻之间，都用小银钱来折算，而制钱的使用不过仅在十文以内，流通使用更加显得稀少。这难道不是从繁重趋向简便、从零散归于整块的明显效验吗！

如今江苏巡抚聂仲芳中丞，与两江总督刘岘帅商议，命令江南银元局，仿照广东当十铜元的样式，铸造二百万枚，用来资金融通调剂。刘岘帅同意了，上个月月底已经将第一批十三万元，委派官员运解到江苏，中丞接收后命令发给各钱铺，一律通用。一方面发出告示，遍布张贴在主要街道，从本月初一开始，商民应缴纳的赋税，允许将这种铜元搭配使用五成。

有人看到说，每枚铜元重约二钱二分，用紫铜制成，上面刻有“光绪元宝及当制钱十文”字样。我私下认为，中丞此举，固然因为近来制钱缺乏，周转不灵，所以特意多铸铜元作为目前的补救之计，但我则认为用小铜元辅助制钱，其利益实在有几点，而不仅仅是借此来挽救货币制度的困境。

因为清初制钱每文计重一钱有余，铜料既精良，轮廓也很清晰，钱肉和钱孔（方孔）的身价颇高。到了今天，钱币质地既脆弱又不坚固，加上像鹅眼、綖缳那样劣质的小钱，触目皆是。进入大都市的市场，贸易往来，时常看到有人因调换小钱而发生争执。如果小铜元通行，那么价值百文的东西可以用十枚小铜元代替，彼此都没有异议，这是便利百姓的一点。

制钱每百文必定缺少二三文，或一两文不等，这就是晋代《抱朴子》所说的“短陌”，可知这种弊端自古就有，而民间终年收支暗中也有相当亏损。现在既然通行小铜元，那么需要百文钱的，就换成十枚小铜元，市侩奸狡的谋算至此全都无处施展，这是便利百姓的第二点。至于省去核算的麻烦，携带的便利，种种利益不可尽言。所以我认为这道告示一出，必定可以各处通行，毫无阻碍。

有人说：从前直隶曾因制钱短缺，行使当十大钱，关税钱粮也允许搭配缴纳，但实行不久，民间就骚动不安，不得已仍然停止。现在通行的小铜元似乎也与它相似，怎么见得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至于它必定能畅行，我不了解以前通行的当十大钱，分量固然比寻常制钱大而且重，然而质地颇为粗劣，铅砂很多。我从前在京城时，虽然市场上已经不再使用，但钱铺里存有的我还见过，阻碍不能通行，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通行的小铜元都是由机器铸造，均匀圆整精美，见到的人没有不喜爱的，本来就不能与当十大钱相提并论。

虽然如此，天下纵然有良法，也必须由在上位者悉心整顿，才能维持长久，而弊端不至于逐渐产生，否则初行时虽然很踊跃，但转眼之间奸商猾侩就会压制把持其事，这也是不可不防备的。那么这件事能否没有流弊，大概仍然系于上位者的责任吧。

译论钱币

吴铤

夏、商、周三代以前，以从事农业为根本，以经商为末业，所以市场上的货物用粮食和布匹进行交易，赋税也用粮食和布匹上缴朝廷，未曾借助钱币来使用，因此那时粮食和布匹多而各种货物都少，粮食和布匹贵重而各种货物都便宜，百姓以追逐末业而受罚为耻，从事农业的人就多了。后世以钱币作为流通各种货物的资本，粮食和布匹的形势于是处于轻贱的地位。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整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冷，后世的百姓也和古代一样，上层统治者对粮食和布匹的需求也和古代一样。然而粮食和布匹的形势却处于轻贱的地位，为什么呢？商人囤积各种货物与百姓做买卖，农民不能用粮食和布匹直接交易，必定要低价卖出粮食和布匹换取钱币进入市场，然后才能实现养活家人、奉养长辈的计划。农民所产出的不能有多余的盈余，商人就囤积钱币来追逐利润，趁着农民匮乏的时候，放贷来收购他们的粮食和布匹，于是粮食和布匹甚至变得不足，这是钱币造成的弊端之一。唐代时租庸调只供应粮食和布匹，后来改为两税法以钱币上缴朝廷，钱币不是农民所有的，而法令极其严厉，不得不换钱来上缴官府，幸好年成丰收，尚且能勉强弥补万一，如果遇到灾年，即使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而整年衣食的费用将从哪里出呢，这是钱币造成的弊端之二。像这样，农夫整年辛勤劳作，拿出他们的粮食和布匹，竟然不能用来交易和上缴，反而要借助钱币，那么钱币的形势就处于贵重。等到后来，钱币有的积存在官府，有的积存在私人家中，农民带着他们的粮食和布匹到市场去交易，而钱币不够用了。钱币不足而粮食和布匹于是更加轻贱，于是天下的百姓都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最终不肯尽心在田间耕作以获取细微的利益，所以人们聚集在乡村而治理散乱在乡村而混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真的能恢复沟洫的制度，规定百姓的产业，使衣食的形势常常处于充足，上层统治者又恢复租庸调的制度，不再以钱币上缴朝廷，又允许市场上可以用粮食和布匹上缴，富豪大户没有什么可用来做买卖的，而钱币也不至于缺乏，这样这两种弊端去除而根本和末业的区分就明确了。

论先令涨跌不同

中国在市场上通行的，大多以银来计算，而银的名目各有不同，不是指银色的不同，平法不同就立即有不同的名称，如所谓的漕平银、库平银、京平银、湖南平银之类，不能屈指计算。这也如同外洋泰西各国用银的名目各有不同，有以罗卜计算的，有以罗比计算的，有以佛郎计算的，也不能屈指计算。只有英国商务在泰西各国中居首位，所以各种名目虽然纷繁，但总以英金的磅为标准。英金每磅分为二十先令，每先令分为十二便士，便士之下还有零数，也像中国以毫厘、丝、忽作为单位一样。各国的商人在英国贸易所用的都是金磅，就用各国的银购买金磅；英国商人到他国贸易，就用金磅交换他国的银，其中时价不同，这就是先令之所以有上下波动的原因。就像中国自从与英国通商以来，在刚通商的时候，金磅的价格折合中国的银数，大约不过三两五钱左右，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渐渐地商务越推越广，金磅越涨越高，近数年来一直涨到每磅五两，近日看日报所载，却又忽然渐渐下跌，每磅仅四两多。根据西方人的议论，认为将来必定再跌到每磅三两二三，那么比起刚通商时的价格还要略减一些。推究它渐渐下跌的原因，是由于银少而贵，银之所以少，是因为美国商人现在收集银两，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收集，听说他们收集的数量，每月至少须收四五百万两，多的更不知有多少，而且没有期限，正不知收到何时为止。因此银根短缺而银价日益昂贵，而先令的价格就大大低于从前了。

用银换先令，谁不乐于先令价格便宜？用先令换银的人，都愿意银价便宜，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然而先令的价格一贵，商人都免不了有所担忧恐惧，这其中的原因，商人都不能明说，但无不有同感。所以此时一听说先令骤跌到四两多，而各位商人已经不禁有高兴的神色，喜悦得跃跃欲动。我知道商务的兴衰，与此相关的正不少。不知道的人或许认为先令的涨跌，也像中国市价的不同，而不知道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市价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有人囤积居奇。中国钱业中人，往往自恃钱财多善于购买，凭借自己的一己之私见，忽然银短缺就囤积银来居奇，等到价格飞涨后再抛出；忽然钱短缺就囤积钱来居奇，等到价格飞涨后再抛出，以此作为垄断，所谓左右观望而谋取市场利益的人。然而用现银囤积现货还可以说，还有空买空卖，他们的交易都在账簿上，并没有现银进出，市面顿时被扰乱破坏，甚至因此倾家荡产的也有，这简直等同于赌博，不仅仅是垄断的说法。所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严重违反例禁，官府中留心市面、关怀商务的人，必定严禁而重惩他们。现在美国收集银两，难道不与中国的大富商囤积居奇是同一局面吗？然而美国之所以收集银两，虽然不解

译考察其意图所在，并估量其情形，应当必然与中国所做的事不同；而且因此先零（白银）的价格日渐下跌，那么对于商务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有益。我起初听到这种说法，非常感到诧异，后来详细询问、广泛探访，才知道先零价格的涨跌，确实关系到商务的盛衰，并不是说先零价格下跌才是正确的。

大概中国商人带着银子去英国购买货物，原本是为了谋求微利，如果先零的价格只涨不跌，那么谋求利润反而会导致损失。即使是西方人在中国经营的人，他们获得的利润以银子居多，如果一旦到海外，先零价格昂贵就需要更多的银子，那么获得的利息就不能丰厚。现在用银子兑换先零，而其价格忽然比从前降低，那么那些往来经商的人难道不为此感到高兴吗？天下利益所在的地方，人们争相趋附，这种情理本来不分中外。

圣人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不过是深深警示那些专谋私利、非法牟利的小人，并不是说见到利益就必定要避开。买空卖空，这就是非法牟利的重大弊端，官府禁止它，这是对的。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即使不是官方法律所能禁止的，只有在灾区禁止粮食买卖时，可以依法制裁他们，否则他们用现钱购买现货，无论他们是囤积银子，还是囤积铜钱，都不能称之为犯法。

但是因此对市面造成危害，那么虽然不犯法，但在心里终究有所不安。现在美国人收集银两达到如此之多，而西方人谈论这件事的人，反而不认为有害，而认为有利。先零价格的涨跌，与洋拆、银拆忽上忽下的情况，类似又不完全相同，相同又有区别。唉，这又在于处理的方法和处理的人罢了。

我知道美国人收集银两，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那么先零的价格只会下跌不会上涨，中外各商人暗中受益的，实在不少，而商务比以前兴旺，可以预先预料，我不禁为各商人私下感到高兴。

译推广龙圆说

自从太公创立九府圜法之后，拥有天下的人，都以此为利，使民生便利、国家用度充足。虽然历经数千百年，朝代屡次更替，却始终不能稍微改变这一制度。大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确实无法驾驭货币的轻重、资助调剂。只是从前中国所用，虽然金银铜三种货币兼用，但实际上是以银为主。在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重量有轻重之别，成色有高下之分。商贾们凭主观意愿抬高或压低价格，小百姓感到很不方便。等到中外通商，西方银圆流入中国，东南各省最先使用。民间称西班牙铸造的为本洋，墨西哥铸造的为鹰洋，也有误称为英洋的。它们的重量约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只是本洋的成色比鹰洋更足，所以价格也较高。然而几十年来，本洋日益减少，鹰洋日益增多。如今进入各大都市的市场，所谓的本洋，几乎像罕见的星象一样，再也见不到了。鹰洋在墨西哥原本名叫比索，每年将矿中产出的银运到美国炼成银砖，再运回本国官银局铸造，然后转运到中国通商各口岸，获利仍然非常丰厚。这是因为每枚银圆必定含有少许铜质的缘故。中国高级官员察觉到了其中的弊端，于是各省自行设立局所鼓铸各种大小的龙圆，其重量和成色与外国银圆没有区别。又担心市侩把持操纵、压低价格，因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多方晓谕告诫。认为龙圆多流通一分，鹰洋就少流失一分，利国便民的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无奈上级的告诫虽然恳切，下级的把持依然如故。导致龙圆与鹰圆重量相同而价值不同，甚至这一省的龙圆与那一省的龙圆价值也不一致。这不仅妨碍市场行情，而且损害国家体面。想到这些，令人深深浩叹。如今朝廷振兴各项政务，知道要想鼓舞商情，不得不整顿货币制度。因此在上月十七日特别颁布谕旨说：“铸造银圆与制钱相辅而行，比较有利方便。必须明确制定章程，先从京城内外各库收放各项款项中搭配使用开始实行，以显示国家的信用，才可以推广畅行。”近年各省所铸银圆，只有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好，沿江沿海地区都已经通行。应当立即在这两省多筹集银两源源铸造，即使是应解往京城的饷银，也允许酌情拨作成本，仍以每圆库平银七钱二分为准，并兼铸小银圆以方便民用。报解京饷，允许搭配使用三成。所有铸造的余利，全部核实充公。此外各省，也可以附铸，不必另行设局，也允许搭配解送京饷。各省征收钱粮税厘，一律允许以银圆搭配三成完纳。各州县解送省道等库，各省关解送户部，均按三成搭配收取。一切支发俸饷等项目，也允许按三成搭配发放。仍然严禁吏胥刁难挑剔等弊端，务必使收支标准统一，毫无轻重不均，自然可以逐渐畅行。等到通行之后，再按比例逐步增加，以期使用没有阻碍。户部及直省一体遵照办理，并著令广东、湖北各督抚严饬局员，多选良工，精心铸造，务必使成色丝毫无差错，力求精工。如果办理得有参差不齐之处，就将经管官员严加参劾重惩。那些认真考核、有利无弊的，酌情给予奖励。所有动拨出入款项及每日铸成银圆的数目，仍按季度报部查核，以显示郑重。钦此。到本月初十日，又奉上谕：江南银圆局创办多年，行销很广，已见成效，自然应该照旧办理。著刘坤一会同张之洞、陶模等人，将江、鄂、粤三局铸造章程切实统筹妥善商议，具奏。钦此。可见朝廷留心币制，不厌其烦地追求详尽，负有理财责任的疆吏，应当如何竭力筹划，使利源不至于外流。虽然如此，我私下有话说：龙圆的重量和成色，与鹰圆相比未必真有差错，然而商贾往来的场所，终究不能畅通无阻地使用，虽然或许是因为市侩的压制把持，但其根源仍在于上级失于调剂。大概贸易的道理，不过是希望彼此流通，从中获取微薄利润，固未必存有轻视或偏袒之心。如今如果所铸龙圆得到的人，都视其为可贵可珍，与鹰圆没有区别，那么从事钱业的人，又何必故意贬低，以致遭受垄断的罪名。所以我以为，如果要想收回利权，凡是解送京饷及各省关税厘金，应当一概收用龙洋，不必有仅搭配三成的限制。这样民间知道官府以此为重，自然不会再存有轻视之心，而上下通行，可以永远没有阻碍。清源正本，裨益一定很多。如果上级先有歧视的念头，而希望民间一律畅行，没有龃龉，我恐怕即使日益用峻法严刑相逼，也必定有所不能，又何况区区条教呢？

论中国铸银之难

议论的人屡次说国家此时应当自己铸造银圆以收回利权，这固然是识时务的话。然而做起来实在非常困难，不是担心银两不足，实在是担心伪造太多。铜钱一文值多少钱，却常有不法之徒任意铸造以混充使用呢？银圆大的呢？外国银圆尚有人假造，有的为夹板，有的为铜质喷银，此类弊端不一而足。而中国

译国家自己铸造钱币，那些伪造者究竟有多少，更是不知其所止。近来八开、四开等小面额的外国银币，时常听说有伪造混用的情况，公堂上有案件可以查证。那么想要杜绝这种弊端，又该用什么方法呢？有人说，只要严厉申明禁令，有犯必惩，那么弊端自然可以杜绝。这话是对的。但是查考律例，刑律中本来就有私铸铜钱的专门条款，而且条例非常繁多。凡是私铸铜钱的，判处绞刑监候；工匠同罪，随从以及知情购买使用的人各减一等；告发抓捕的人，官府给予赏银五十两；邻里知道而不举报的杖打一百。这些条例可以说是很重的了。如果把当时流通的铜钱剪小锉薄，取铜牟利的人，也杖打一百。这些都是本律的正文，至于那些条例多得不胜枚举，略举几项：如各省查获私铸的案件，不论砂铜钱，核算其铸造的钱数达到十千以上，或者虽然不足十千但私铸不止一次的，为首者和工匠都判处斩刑监候；随从及知情购买使用的人都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有将制钱销毁以及将制钱剪边图利的人，为首者斩立决，家产没收归公；随从者判处绞刑。这一条似乎与本律稍有差异，但条例的本意重在保护制钱。因为钱法有定制，是国家开炉铸造的，私自毁坏制钱则其藐视国家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特别从重处罚。然而虽然有这些条例，但小钱铺中常常拣取厚重制钱送入炉中销毁，各地无不如此。条例禁令虽然严厉，奈何官府听而不闻？条例又说：私铸铅钱，如果有伙党聚集工匠，用大炉广泛铸造达到十千文以上的，为首者和工匠都判处绞刑监候；熔化少许铅片铸钱，不足十千也判处发配新疆为奴；房主、邻居、保甲长、家长知道而不举报的，都判处杖刑徒刑之罪。又有将银子挖空，灌入铜铅等物，以及用铜铅等物浇铸成锭锞，外面包上银皮使用的，都判处徒刑。那些假借前代古钱名目铸造贩卖的，仍按私铸律治罪。私铸案件中知情租给房屋的房主，也照例治罪，房屋没收归公。因此地方文武各官，严拿私铸，务必在山野水边、人迹罕至以及居民繁盛、人烟稠密的地方，无不差遣干练的官员役卒，不时察访查拿。如果有知情故意放纵的，照例治罪。如果漫不经心没有觉察，后来被发觉，或者被人告发，该地方官都照例处分。像这样详细防范、严密查拿，而私铸私毁的事情，依然遍地都是。那么想要杜绝这种弊端，实在没有好办法。用铜做钱，弊端尚且如此；如果用银做钱，那么弊端更不知会怎样。近年以来，各省都铸造新钱。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广东所铸的钱，文字清楚，轮廓肉好，分量都无不一，恰到好处，实在是近来各省新铸钱币中的冠首。然而听说在广东流通，需要十五六文旧钱才能换十文新钱，渐渐至于被留作玩具而不肯流通。这是什么原因呢？用银价核算钱价，炉火工役所铸的钱数，实际上不足以弥补其所花费的成本，那么新出的钱就贵了。由官府铸钱，其费用尚且如此，假如改铜为银，那么费用应当更加不可估量了。由此说来，中国自己铸造银圆的说法，所谓纸上空谈，能说而不能实行，断断没有疑问。虽然如此，外国人的心思，未必真的比中国人诚实，为什么绝无这种伪造私铸的事情，而中国却特别多？这是因为外国铸造银币，其模板一切精工无与伦比，不是民间所能私自制造的，所以可以免除私铸的弊端。前时曾经论及，说铸造制钱如果用极精细的模板，而减薄铜质，那么民间私铸无利可图，而货币制度可以从此整顿。广东的钱，之所以不能获利，是因为其铜质还太厚。如果用这种方法铸银，那么必须先制作极精的模具，务必使民间不能作伪。其银圆的轻重，或者为一两，或者照外国各自方便。因为那些私铸的人，本来不是大规模聚集股本来做这件事的，不过是贫苦无业的小民，铤而走险，怎么能按照官铸的模具私自假造？私铸铜钱，资本尚且轻，或者有轻犯；银本则比铜大得多，谁还敢以若干资本轻易试法呢？所以我认为国家如果能够自己铸造银圆，那么私铸者或许反而比铜钱时少。私铸的条例具备，以此类推，事同一律。如果各官认真办理，严查密访，预先防范，那么这些人又怎敢肆无忌惮呢？试着与谋划富国的人再商量一下。

译论铸造银币与修建铁路

天下的事情，有利必然有害，关键在于审察利害的大小所在，用来补救偏差、消除弊端，然后利益才能兴盛，危害才能消除。古代对利害的审察已经很透彻，知道它并不足为奇，谈论它也不足以被采纳，只有当今的利害关系到天下全局，这是不可不知的，尤其不可不说的。现在先举出一两点来告知天下，希望万一能够实行。

第一点是铸造银币。考察货币制度，自古以来就有，并非西方的方法。上古使用皮币，中古使用玉帛，逐渐演变为钱刀，方法虽然不同，但意图是一样的。汉代时有白金三品，宋仁宗时期曾铸造银钱，名叫承安，面值从一两到十两，这是银钱的起源。自从西方人窃取这种制度，大量铸造银钱，运入我国境内，通行日益广泛，百姓大多觉得方便，几乎到了十八省的穷乡僻壤都有。于是中国谈论利益的人，也有绘图立说，请求仿造的，最终因受到阻碍而没有实行。议论的人固然不知道它的利益，尤其没有领悟它的危害。

如果我国真能闭关自守，与他们长期断绝往来，即使我行我素，坚守古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不能这样，那就不得不仿效他们的利益而消除他们的危害。为什么说这是危害呢？他们铸钱的方法，一枚银元仅重七钱，成色不足九成，而每年用这些银钱购买我国货物不下千百万两。时价虽然有涨落，但成色毫无增加，这意味着我们得到他们十万银钱，与中银相比暗中折损了一成多。他们用货物卖给我们，大多取走银两回国，这意味着我们偿还他们十万银两，与洋银相比又暗中损耗了一成多。他们刚得到银两，就立刻铸造银钱卖给我们，利中取利，往复无穷，这就是危害，必须消除。

消除危害的方法是什么？也是采用他们的方法，购买机器，衡量轻重，确定成色，铸造带有汉字的银币，仿照他们的做法实行，变害为利，可以全部获得。他们以此而来，我们以此往，轻重相等，成色均匀，没有亏损折损，没有欺诈担忧，这是第一个利益。成色确定，轻重没有亏损，就不存在平砣大小的差异和成色高下的分别，奸商的计谋穷尽，小民的生计得以顺利，这是第二个利益。由此推演，平余可以废除，火耗不需要，用它来缴纳粮税，小民方便，狡猾的官吏穷尽；用它来缴纳部库，长官方便，部库的胥吏穷尽，千百年来不能革除的积弊，一旦全部清除，这是第三个利益。

有这三个利益却还不实行，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税收不能收纳，市场多有挑剔，奸商在其中操纵，部库胥吏和狡猾官吏把持其中，于是使良法美意受阻不通，坐视自己困顿而让他人乘虚而入，唉，真是令人叹息！

第二点是修建铁路。按照火车的兴起，西方收效已有几十年，用来运输兵粮，运送商货，便利行旅，能使险阻变得平坦，遥远变得邻近，迟缓变得迅速，富强的基础都依赖于此，所谓有利无害。但从我国来说，上海已建成的铁路尚且废弃，提议修建的铁路屡次被时论所阻碍，试问利害所在？议论的人纷纷不一，有的认为无利而有害，有的认为有利而有害，有的认为利多而害少，甚至有的认为害不可胜言。

概括来说，得到两点：认为有利有害及利少害多的人，大体是指危害百姓而言，意思是东南数千里舟车的需求，依靠它吃饭的小民无数，沿途尖站、客店、码头依靠它吃饭的又无数，一旦火车建成，将如电掣风驰，朝夕千里，舟车废弃，店站失业，这是一种说法。认为无利而有害，且认为害不可胜言的人，大体是指担忧敌人而言，认为东南数千里有数十座城堡，江河险阻，敌人不能突然到达并深入，一旦道路平坦如砥如矢，敌人将朝发夕至，我军扼守无从下手，这是另一种说法。

说危害百姓的，必须剖析其不足以危害的道理，那么这种说法自然受阻；说担忧敌人的，必须抉发其无足担忧的道理，那么这种疑虑自然消除。请让我来说明：舟车尖站的生计，视行旅的多寡而盛衰，以前所谓关山阻隔漫长，身体劳累费用巨大，所以商旅大多望而却步，上路的人都是有所不得已的。现在既然朝发夕至，便宜妥适，那么出行的人势将十倍聚集，十站的生计并为一站，还恐怕不够，哪里会失去生计呢？内地的河流原本非民舟不能渡，中途的转折商贾的起卸，非民车不能通达，火车一往直前，断不能分支节而垄断，这不仅无碍于舟车，而且将对舟车大有裨益。这是危害百姓不值得担忧的。

至于所担忧的敌人因利乘便，长驱深入，那就不是这样，火车的制度是凹轮嵌铁，时常需要修理平直坚滑，它的行驶才快，切断铁轨车轮就可以立刻阻止，所经过的地方尤其贵平坦，铺沙填垫才没有滞碍，挖沟其道车子就可以坐困。来往必由双铁线，没有毫发之差，没有趋避之道。用炮轰击车子就可以立刻粉碎。有这三点，何患敌人乘虚而入？还如此担忧，侃侃而谈，这真是耳食之谈，说梦之见了。

至于它的利益，则可以悉数而缕陈：漕粮的转运，每年耗费国库资金若干，有了这火车，耗费的资金可以节省一半

译啊。征调营勇，沿途骚扰动荡不知凡几，有了这种车，骚扰动荡就可以完全避免了。山西遭遇凶年饥荒，赈济运输艰难万分，哪里比得上有了这种车，凶年也就没有忧虑了呢？煤矿铁矿的开采和转运向来困难，有了这种车，矿务就可以兴办了。有这无穷的利益，却没有任何微小的害处。我私下认为，仿效西方方法而最为便利的，没有比火车更好的了。所以我将这些情况一一列举，以等待那些明辨利害的人来选择。至于建造铁路的费用，其资金来源，西方国家都有现成的办法：有的出自国家，有的出自官府，有的出自商人，有的出自百姓，有的出自公司，有的起初由商民创办而后收归国家。应当采纳其中好的方法并加以实行。自古以来，成就非凡的功业，必定要等待非凡的人才。我不禁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译论严禁私铸

我读上海县陆春江明府严禁私毁制钱的告示而不禁，深感感慨。自古以来，钱法败坏，大多是由于私自熔毁和私自铸造。官府正担忧制钱日益减少，不足以供给民间使用，于是采购铜料，开设炉局，严格衡量其轻重，加厚其轮廓，使其流通顺畅。认为这样对上可以充实国库，对下可以便利百姓，都在于此，所以对此不得不慎重对待。然而狡猾奸诈的商人却取用厚重的制钱，私自投入炉中熔毁，掺入劣质材料，铸造成眼沙壳等小钱，只知谋取私利，不顾危害商民。这就是制钱日益减少、私钱日益增多、钱法败坏不知何时才能停止的原因。官府知道这种情况，对于市肆中搀用小钱的行为，就出示禁令；对于匪徒设炉私铸的行为，就设法查拿。凡是惩治奸恶、保护商民的举措，也已经多方筹划，悉心处置了。无奈这些人神通广大，常在僻静处所、空屋之中、地窟之下，整夜鼓铸，炉火通红。害怕火光外露，就设幕遮挡；担心声响远闻，就堆叠瓮罐作为墙壁。而对于附近一带的居民，尤其必用计谋笼络，用利益拉拢，所以有作奸犯法，累月经年却未曾破案的情况。近年广东购置外国机器，自行铸造银币，成色轻重与市面上流通的洋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局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挽回固有的利益，对上储备国库，对下便利商民。不料这种银币刚铸造不久，而广东那些无赖谋利的人已在九龙一带设炉私铸，与官局铸造的银币混杂在市面流通。这可见私铸者趋利争先，处处用诈，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形。这类坏人，本为国法所不容，人情所共愤。至于私毁制钱、私铸小钱，各处都有，难以一一列举。就像上海附近江湾一带，从前曾听说有人开炉私铸，踪迹诡秘。其他地方，类似这样的情况应当也不止一处。我认为私铸与小钱店，名目虽然不同，但其营私舞弊、败坏法纪、危害百姓，实际上互为表里。私铸者若不与小钱店串通，那么小钱虽多，将从何处畅销？只有与小钱店狼狈为奸，才能源源不断地贩运，资金周转无穷，从而大获其利。小钱店中奉公守法的人，并非没有。然而正经交易，钱洋出入，虽有微薄利润可沾，终究不能十分丰厚。而行险侥幸的人，遂视禁令如草芥，竞相愿与私铸者暗中接济，搀用私钱。久而久之，店铺买卖物件，也用私钱搀和，日益严重，导致制钱每百文搀入私钱三四十文。加上串通作弊、短缺数目，良民受害不浅。上海尚且没有此风，而福州等地则已沿袭已久。近来官府整顿钱法，谕令票钱店将旧票收回，改换新票，以票兑钱，不致有所损耗，并令行用小洋，以免虚票倒闭的弊端。又担心民间对小洋向来不习惯，未必一律信任，特设公估局，使有小洋的人得以到局查验，每日洋价挂牌示众，以显公允。办理的方法，确实可以说纲举目张，周到且严密了。私自熔毁制钱，本属违反例禁。房主贪图利益，出租房屋，以及邻居等人徇情包庇，受贿掩护的，都有应得的罪责。定例何等森严，然而私铸仍未绝迹，难道不是因为其神通广大，缉捕之计也有穷尽的时候吗？只是差役缉捕容有不能得力之时，而房主邻居断无毫不知情之理。如果下一道命令说：凡能抓获私铸者呈送到官的，赏赐必定兑现；房主邻居知情不报的，惩罚绝不赦免。这样人们都会因为贪图赏赐而乐于揭发，又因为畏惧罪责而不敢徇私，私铸之风应当可以稍加挽回。至于各小钱店，则应令其连环互保，出具甘结，保证永不搀用小钱。如有违犯，一两次则勒令罚款；犯至三次，则是有意顽梗，终究不可教化，便将该店封闭，不准再开。一家店铺犯法，并连坐互保者以约束不善之罪。地方官时常派遣亲信之人突然查察，使垄断牟利之人施展狡诈。私钱既绝，则制钱日多，国家的出纳赋税，商人的贸易往来，小民的以物易物，暗中获益者，正非浅薄。虽然，知道并不难，实行却艰难。自古以来，有治法而无治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则百废俱兴；得不到合适的人，则良法美意，适足以成为作弊者的借口。唉，难言啊！近来朝廷因制钱日益减少，令各省开炉铸造制钱，以济民用。广东所出的新钱，以机器铸成的，样式尤为完好，见者视同珍宝。然而私铸之弊不绝，这就像治水者未堵塞漏洞，救火者不断去路，对时局终究无益。纵论至此，敢以这些意见质询兴利除弊者。

自造银币利弊论

现在谈论漏税的人，动不动就说洋药、洋货

译洋炮与洋船，人们往往认为其造成的漏损看似稀少实则众多，看似微小实则巨大，涓涓细流若不枯竭，终将汇聚成江湖，没有比外洋银钱更甚的了。查外洋银钱流入中国已经很久了，自从西方人开辟土地到达美洲，获得银矿，西班牙用它来铸造货币，就是所谓的吕宋银圆。后来美国人继之，改铸鹰洋；再后来日本人继之，改铸本洋，都在中国流行。起初发端于福建、广东，接着蔓延到浙江、江苏，最终整个江西、安徽、湖北以及东南毗邻的各港口没有不流通的。一人倡导，百人附和，人人都认为洋钱非常灵验，也就人人都称洋钱非常方便。于是洋钱流入的越来越多，而洋钱带来的祸患也就越来越大了。那么洋钱有什么祸患呢？它不像洋药那样用废物交换我们的精华，不像洋货那样用奇巧之物迷惑我们的意志，也不像洋炮、洋船那样一动辄超过数千两，一举辄需要数万金。殊不知洋药、洋货、洋炮、洋船的祸患是显性的祸患，而洋钱的祸患是隐性的祸患。在道光、咸丰年间，每八钱五分纹银才能兑换一枚洋钱，这意味着每枚洋钱多占用了纹银一钱三分左右。以各省的交易来计算，每年何止四五千万枚，就已经多占用了四五百万两。如今时势虽然不同，但洋钱的成色都不足，各国制造的大半都是九成银，其中掺入一成铜，运到中国来则都用足银交换，这其中的无形损耗，何时才能到头呢？每枚洋钱只重七钱二三分，在市面上使用却又抬高价格一二分、三四分不等，这其中的无形损耗，又何时才能到头呢？如果不清除其源头，断绝其流弊，我恐怕马岭、天台全都变成金银矿洞，也不足以供给它的搜刮。因此良策应当紧急筹划。我认为在当今之时，处在今日之势，想要断绝洋钱入口，固然不可能；想要禁止洋钱不使用，也不能做到。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铸造的策略。然而有人说中国自己铸造洋钱一定不能通行，试看道光末年，周弢甫比部、祝桐君曾请求浙江巡抚自己铸造银钱，凡是市井之徒以及认识银子的百姓，都看它的成色、听它的声音而不肯使用。后来徐雪村在无锡乡间开炉自己铸造，与洋钱没有很大差别，但民间把它看作新板子，排斥而不使用，这就是不能通行的明显证据。即使能够通行，也不过通行于东南各省。如果西北一带，习惯使用银两及钱票，一旦改变，必然多有掣肘，那么又怎么能通行呢？唉！持这种说法的人，真是儒生迂腐拘泥的看法，不值得与他们谈论经世致用的事务。生活在土地上的百姓，谁没有扬中抑西的心思呢？现在之所以都喜欢洋钱，是因为中国本来没有自己铸造罢了。倘若一旦自己铸造，还有舍弃中国钱币而不使用的，没有这种情理；还有只趋附洋钱的，没有这种道理。至于周、徐二人，是因为办理不得法罢了。既然看它的成色，听它的声音而不肯使用，必定是其成色虚假，声音虚浮，这在乡间就能知道。自己铸造与私自铸造有什么区别？即使没有虚假，那些小民又有什么见识？也必定怀疑与信任参半，不奇怪它不能通行吗？所以自己铸造金银各种钱币，全靠办理得法。办理得法，不仅可以在东南通行，也可以通行于西北。因为西北的商旅往来，必须使用银两和铜钱，但铜钱沉重而不能多携带，使用银两又多折扣的忧虑，所以商旅以此为苦。如果中国自己铸造各种钱币，广泛通行于西北各省，那么就像取用一样异常轻便，既没有笨重的顾虑，又没有折扣的忧虑，人情舍弃困难而趋向容易，大抵都是这样。又怎么会有西北不能通行的顾虑呢？所以可以通行的，莫过于自己铸造金银各种钱币。而有人认为不能通行，那就错了。有人说中国自己铸造，利益少，弊端多。比如容易伪造，这是弊端一；难以持久，这是弊端二；效法西方制度，足以损害中国的体统，这是弊端三；官员工匠，难保不趁机作奸犯科，这是弊端四。有这几种弊端，那么又怎么可行呢？回答说：这不必忧虑。大抵天下的事情，有一个利益就有一个弊端，只要能控制其弊端，杜绝其弊端，就可以转弊端为利益，并且可以有利益而没有弊端。这确实要看办理是否得人，而不必过分担忧。而且其利益不可以一一列举。比如使用既广泛，就足以保全中国的财源；铸造既多，就足以夺取洋人的利权。而且银圆不能足色，那么鼓铸必然有盈余，其利益在于国家。国家既然已经流通，那么天下都称其轻便，其利益在于百姓。分量的轻重统一，足以杜绝克扣的私弊，其利益尤其在于行旅。价值的贵贱相同，可以杜绝卖空的弊端，其利益更在于客商。那么其利益不是很大吗！兴办洋务，讲求富强，足以堵塞漏损的，费用必定巨大，效果必定缓慢；而唯独铸造钱币这一项，所费较少，而且实行不到几年，美好的利益就已经惠及天下。所以想要期望有利益的，莫过于自己铸造金银各种钱币。而有人认为利益少弊端多，那就又错了。由此看来，就知道中国自己铸造各种钱币，必定可以天下通行，必定能够有利而无弊。只是事情刚开始创立，自然应当用至

译只有良善的计策，才能确立不可更改的规范。谨就我有限的见识，大致拟定了一个大纲和十个条目如下，以供采纳施行。

译第一，设立官办铸币局。大凡事情初创之时，必须由官府主办，才能取信于民。官办的方法，应当先设立铸币局，也不必各省都设，只要选择要害之地设立一局，自然足以满足天下的需求。试看美国铸币的方法，其铸币局设在费城，地处交通要冲，其工艺从熔化鼓铸、淘洗筛选，到印花錾印，计算起来，大面值的钱币一分钟可铸八十枚，小面值的每分钟可铸一百二十枚。那么积累十五分钟为一刻，大面值钱币已铸一千二百枚，小面值已铸一千八百枚。积累四刻为半小时，大面值可铸四千八百枚，小面值可铸七千二百枚。铸币速度如此之快，所以我才说设立一局自然足以供给天下之用。设立铸币局应选择南北两洋居中的地方，没有比上海更合适的了。上海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铸成后转运输送非常方便，而且又是通商总口岸，凡是洋钱运入中国，以此处为最多。如今如果自行铸造的数量多了，那么洋钱的来源自然就会减少。该局可命名为“龙泉局”，局中适宜分为八个部门：一是收纳所，用来收纳金银等待熔化；二是淘洗所，用来淘洗金银使其纯净；三是鼓铸所，用来铸造成圆整的形状；四是裁剪所，用来裁制成大小不同的规格；五是錾印所，用来印花錾刻使其花纹玲珑精致；六是秤量所，用来称量以防分量高低不均；七是辨别所，用来在铸成时审查其形状和声音；八是转输所，用来铸成后运往各省。并选择廉洁明察、公正无私的人员担任总办、会办，每个部门派一名委员，时常巡视，工匠中怠惰的斥责他，勤勉能干的奖劝他。由此风气清廉弊端断绝，可以维持一天，也可以维持百年。这不过是大纲罢了，其中的细节还有十项，恭敬地列在下面。

第一，确定样式，用来彰显利用的规范。铸造金银各种钱币，必须有样式。然而样式应当自行确定，不仅鹰洋的样式不可模仿，即使日洋的样式也不可遵从。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没有比使用龙形样式更好的了。龙是四灵之一，有文明的象征，比起人像、鹰像，简直有天壤之别。局名叫做龙泉，就是以此命名的。所以适宜一面印龙形，一面印满汉文字。雕刻务必竭尽精良，绘画务必追求工细，即使是毫发之微，也要求清晰，笔画分明以壮观瞻，同时也隐含杜绝假伪的作用。至于分量的轻重，不妨就按照现在使用的洋钱，大面值重七钱三分，小面值依次递减。金质的钱币则大面值值银钱十元，小面值值银钱五元。之所以一定要按照洋钱的重量，自然有其原因。大凡治理百姓，就像治理水一样。善于治水的人，必定顺着水势引导它，就能事半功倍；善于治民的人，必定顺应民情去做，就能上令下行。东南各省对于这种重量的钱币已经习惯使用，如果一旦更改，或者改为一元、一两、半元、五钱，也不是不可以。然而终究恐怕行不通，不如仍然沿用旧制更好。这就是钱币样式应当确定的原因。

第二，端正名称，用来端正利用的根本。中国使用的外洋银钱，有名为银饼的，如西班牙银饼就是；有名为银圆的，如吕宋银圆就是；有名为洋钱的，如鹰洋、日洋就是。如今中国自行铸造，不仅适宜改掉洋钱的称呼，并且适宜革除银饼、银圆的称号。堂堂中国，本来应当自行端正其名称。况且西方各国银钱的名称，也各不相同：法国叫福兰，俄国叫罗卜，印度叫卢比，荷兰叫果伦，土耳其叫依辟亚斯，希腊叫依烈他斯，巴西叫依密耳来斯，埃及叫依夺洛尔，澳洲叫果尔登，意大利叫以里儿，美国、秘鲁两国叫沙罗，英国叫司令，小面值的叫式本士，上中银钱叫福鲁伦。由此可见泰西各国所铸造的钱币，其名称也不相同。中国不如命名为龙钱，既然样式已经是龙形，名称就适宜以龙命名，也是取其名实相符。这就是钱币名称应当端正的原因。

第三，使用强水，用来提炼拣选金质，使其没有粗糙的弊病。查考铸造金银各种钱币，必须提炼拣选纯净的质地。因为金银都含有杂质，如金中含有银、铜，银中也含有铜。金中虽然含量极微，如果不是提炼拣选得极纯，那么所造的钱币必定粗糙而不精细，即使泰西各国大抵也用硫强水来提炼。其方法是用黄泥杯一个，杯中的泥和药制成。如将矿银盛入其中，加火一刻左右，其铜质都收敛入杯中，所余的银金两种质地再用硫强水提炼，金就被提出，而银质进入水中。那水蓄在玻璃管内，再加入别的药水，就会看见银质像棉絮一样成块下沉。再用强水加入，则纯净而不混杂。另有简便的方法，与上述大同小异。其方法是将银熔化，倾入水中，使其成为小颗粒，添入硫强水，加热至沸腾，则银铜都化于水中，其中的金独自沉于底部。再将含有银铜的水倾入铅盆，盆内必须添加红铜若干，铜逐渐消化，其银凝结而沉下，即得到纯净的银。拣选金的方法也是这样。这种拣选方法，华人多有能做的，起初没有什么困难，这就是应当使用强水的原因。

第四，办理机器，用来鼓铸精良的钱币，可以避免迂腐笨拙的弊病。用模具铸造钱币

译迟缓，如今想要功效迅速、费用节省，而且钱币的形制质地精细均匀，没有比购置机器更好的了。查考西方国家制造钱币的机器大小不同，每天可以制成四五万枚，或者五六万枚不等。美国的方法尤其精密，现在不妨仿照实行。它的方法先是把金银熔铸成胚板，然后压成条状，再将条状物凿成钱胚，接着淘洗、錾刻印纹，钱币就制成了。这是大概的情况。如果不嫌啰嗦，请让我详细说明。熔铸胚板的方法，使用冶缸取汁液注入铁模，铁模每副四块，合在一起为一套。用铁圈倾倒金银，然后松开铁圈上的螺丝钉，就形成两块银板，长七寸，厚三分，宽八分，这就是胚板。再压成条状，机器中叠有钢轴，两侧有机轮，将胚板紧紧夹在两个轴之间，轮子转动则穿过成为条状，宽厚恰好与钱币相同，而长度约三尺左右，这就是条。再用机器将条压得平直，前后左右没有参差不齐，就从条中凿成圆饼，每分钟可以凿一百六十枚，这就是钱胚。然后用药水磨擦使其明亮圆匀，用机器印花使其精致工细。印花机器下方上圆，高大约四尺左右，整个器具都用纯钢制成，中间有两个钢模，上下相对，模上雕刻的花纹非常细密，就是钱币两面的花纹。模前有钢管，下面设有钢钳，将钱胚叠入管内，机器启动则一枚钱胚落入钳口，夹入模心，上下击打一次，钱币从模底漏出堆积，一处所制成的速度很快可见，节省人工而效果迅速，没有比机器更好的了。中国疆域辽阔，远远超过外国，如果不使用机器，必定不足以供应天下的需求。与其多设铸币局来耗费钱财，确实不如多用机器来快速制成。这就是应该购置机器的原因。

译论近来货币制度的弊端

货币制度的败坏，败坏在私铸，但实际上败坏在官铸。官铸的弊端，是官府造成的，不像私铸的弊端，是私人造成的。私人的行为，尚且可以用官方的法令来禁止；如果是官府造成的，就不能用官方的法令来禁止了。自从姜太公设立九府、管仲实行官山制度以来，已有不可再考证的。降及后世，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钱制，也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钱币。议论的人说汉代的五铢钱，轻重适中，最为合乎法度。然而后来裁剪鹿皮糊纸作为货币，其流弊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认为制定制度之初，先已有弊端，那固然不一定如此。之所以这样，仍然是由于官铸的钱日益减少。官铸的钱既然少，而民生日益繁多，不够使用，于是弊端百出。钱这种东西，就像凭证一样，用它来购物，用它来记数，实际上它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而人们却重视它，是因为它可以交换衣食。制定制度以铜作为钱钞，于是民间都重视铜钱。假如制定制度以铅锡和铁作为钱，那么民间就会重视铅锡和铁的钱。汉武帝担心钱少，于是制作白鹿皮作为货币，每方价值五百串钱，而鹿皮的价格于是大大上涨。前些年咸丰年间曾一度发行铁钱，也竞相通用，然而只有京师实行，外省则行用的很少，嫌它过重。至于用锡作为钱，则尚未曾听说过，然而比起剪纸的钱，则又胜过它了。凡此都是钱的弊端，不是钱的利益。所谓钱的弊端，是由于官钱而不是由于私铸的。钱法的弊端，到今天而严重了，而上下互相蒙蔽，绝没有人能通达给皇帝听闻。即使有进言的人，而皇帝身处深宫，从来不见钱的面貌，他所见到的，都是那些说好话的人。只有世宗宪皇帝，幼年时流亡于荒野，巡视天下，深切了解市场贸易等事，所以他整顿货币制度最为认真。而雍正的钱，厚而大，都超过顺治、康熙的钱。乾隆的钱，虽然厚但远远不及雍正的钱。雍正的钱近来竟然不多见，反而不如顺治、康熙的钱还有在市面流通的，是因为雍正的钱质地重，所以选择厚钱的人都挑选出来，用来熔铸其他物品。这种弊端，官府知道却不能禁止，而官钱的败坏，也是由来已久了。自从嘉庆、道光以后，制钱多夹杂砂壳薄片，小的竟然可以将一枚制钱化而为三。这种钱其文字大多在道光、咸丰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以前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官钱尚无流弊，而所铸的都是大钱。以后之所以没有，则是连这种小的也没有了。同治、光绪的钱，现在市面行使的，很少见到。前些年外省有铸造的，则只有广东所成的最为优良，而铸成之后，听说都运往京师，以供内府使用，民间仍未行使。虽然未行新铸，但也不见钱少，是因为旧钱尚多。只是旧钱虽有，但多在小钱，如果一定让一律行用制钱，而尽去小钱，恐怕市面以钱作为购物凭证的，有不敷周转的了。六月十二日上谕：先前据御史端良奏称，泉源两钱局鼓铸废弛，都用铸钱工本银两收买制钱交库，当时已经谕令户部查明具奏。现在据户部奏称，泉局四厂工匠逐日工作，铸成的钱每有分限运局报部候提，实在没有收买制钱充数交库的情况等语。该御史所奏，自然是传闻的错误，就不必再议。只是钱币是兵饷民用所需，关系重大，以后着兼管钱法堂侍郎不时到局严密稽查，如果该厂钱文有识记、搀杂杂质、次旧等弊端，就将该员匠等分别重惩，以维护货币制度而资以整顿。其余依议。钦此。伏读一遍，就知道货币制度的积弊，有不易挽回的。端侍御说他们收买制钱交库充数，那么他们自有说辞了。四厂开铸，月月报销，所铸制钱每日都有何所得，怎么能说是收买充数？明明有四厂开炉鼓铸，怎么能说并不开铸？然而只知道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实际上四厂开铸，实在不如停铸可以节省费用，反而不如收买可以省工。如广东所铸的钱，广东使用它，非常不便，大约核算钱价，比起旧钱相差十分之一，所以广东所铸的钱，广东本省反而不甚行用。即使它到外省，大多因为新钱式样很好，所以把它当作玩具罢了。福建也曾铸钱，听说约银一两换新铸的钱一千六百文，那么钱数正好符合银价，而炉火人工都需要赔贴了。由此知道江苏、浙江等省都未开炉，即使想开炉，工匠也无从雇觅，必须向私铸处访寻。官炉不开，工匠无处谋生，所以都被私铸者招去了。听说官铸的钱，好的则不够开销，明知其不够开销，而又停炉不铸。那么即使泉四厂开铸，也仅足以供京中之用而已，又怎么能流出外省，分布民间呢？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二 户政

钞法

实行钞法以补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