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五工政

译秩序井然，进出货物也必定无法便利，船主所施行的政令法规，用来作为参考罢了。

译伦敦港口位于溯泰晤士河而上五十海里处。从伦敦城下游至沃尔顿一带，管理泰晤士河沿岸事务的权力归属于泰晤士保护局。该局应有议员三十人，即伦敦城议会及郡议会各出六人，水务省、商务省、航道标识局等各出二人。在泰晤士河沿岸一带的地区，与郡议会共同选出十二人，此外水路公司出一人，船主等共出三人，内河小轮船公司等出二人，船渠公司出一人，码头公司出一人这些议员共同商议以推行港口政务，又发布航行泰晤士河的命令，又疏浚河底，设立浮标，在海中设置标识以防船只触礁，清除妨碍航行的事物，禁止遗弃污秽之物，监理渔业。凡是运送猛烈药物，必须等待其发布命令后方可进行，这些都是该局的职权。该局设立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颁布法令以扩充其权力，于是泰晤士一带的政务均由该局实施。伦敦港设立港口长官，也隶属于泰晤士保护局管辖，须听从其指挥而后推行港口政务。然而，从港口至伦敦桥一带两岸的码头、船渠等，全部属于私立公司管理，且经纪之法以及此船渠与彼船渠之间的关系，都任由其随心所欲，所以港口长官的职责不过限于监理港口轮船及清除河口堆积的泥沙等事。至于总管伦敦港口，则非其职权所能及，所以船渠的价税不能统一，遗弃污水也不能严禁，修理各渠逐渐变得迟缓懈怠。又劳工与该公司的关系常常不和睦，且因股份分立公司，所以股东急于收取利益，与船主的利益往往相反，常常多有违逆心意之事。又大船主等常常憎恨船渠公司的专横，以至于有想要另设码头以便自己轮船停泊者。现在如去年夏天彼阿公司购得泰晤士河北岸数亩土地，其意图实在是不愿与船渠公司交涉罢了。

现在伦敦的情形如此。其船渠制度虽然多有不便，但观察其自修筑港口以来至现在的情形，则英国人本来崇尚自由，其所施设也大多出于此宗旨。所以当今想要将此业移交给官府，以施行划一的制度，从而规范港口的经纪，也固然不可得。虽然如此，如果观察现在的情形而不改变其无秩序的状态，那么船主等的不便不可胜数，这是船渠公司等自招其不利。所以有人说：现在必须合并数个船渠公司为一大公司，选一人作为总办，赋予其权力，以经纪泰晤士一带船渠，所议是否确切，暂且不论。只是英国人崇尚自由，重视自己的权利，而整理船渠制度，也知道必须出于划一的法律。由此观察，也可以推测航运业者看待船渠的一方面了。安特卫普港口的政务属于该府管理，在斯哥海岸有击船场，长三千八百英尺，有仓库附属其中，也属于该府所有，而其管理经纪之法优于伦敦数倍。再如比利时的政策，似乎认为与其先造船舶而经纪航业，不如利用天然的地势，成为各国船舶汇聚之处，即为欧洲大陆货物输出的关口。所以其港口的经纪总为国家之业，而其所施设实在为地球所罕见。虽然如此，所进出于该港口的船舶，必须经由荷兰属地，这是安特卫普所惋惜的。即在埃斯考河口的跌拉神克，也属于荷兰，自此地至安特卫普约七十英里。现在如果想要疏浚其河底，修理其海岸，以大开舟楫的便利，必须与荷兰协议方可。然而荷兰则有罗都大得母及亚毋斯的儿得姆等港口，与安特卫普争势，且这些城市本有铁路的便利，可以招致欧洲诸国货物，那么怎肯耗费巨资修筑自跌拉神克至安特卫普的江河，而学以粮之的愚策呢？比年以来，埃斯考河的舟路逐渐没于土沙，荷兰政府及其国民视若等闲，难道是偶然吗？曾观察埃斯考河的情形，现在不能进大船，即使遇到五十吨的船舶，也不能两艘并进，且其系船之处除皇家特准的公司船外，几乎不能在此系船，所以船主等往往不到此地，而直接前往罗都大得母，是有原因的。所以进出罗都大得母等港口的船舶数量，将超过安特卫普，而安特卫普府民却置之不论，举比利时国民常商议该港口将来应如何设施，才能维持其繁华，而成为一个良好的港口，只是有的提议增多系船所，有的提议变更港口章程，有的讲究管理港口之法，甚为忧虑该港口将来或有衰败。

这些例子，实在为各国所目睹。我因此列于前，想要以示海国人民，不可轻视港口的消长罢了。现在观察日本的港口政务，并参之于目，谁不惊其整顿无方呢？问其港口的章程，则惟有庆应三年所立的箱馆港口章程，及明治二年四月所定的开埠章程罢了。且这些章程，也

译不过，我国地方官员与各国领事共同商定的交际条规，尚不能视为日本的港口制度。若在这些章程中寻找有关港口的法规，仅能见到港内警务署及进出口章程罢了。然而，并没有专门管理这些事务的行政机构，其中一半事务由水上警务署执行，另一半则由村落衙门的小吏负责。既然如此，说日本完全没有港口制度，难道不可以吗？

译政府前数年虽然颁布了海关章程及检疫章程等管理港口的法规，虽然看似稍有完备，但还不能说真正完备。为什么呢？因为海关章程是以对进出港口的船舶征税为标准，检疫章程不过是把内务行政的一部分委托给水上警务署，而对于总管港口的制度依然缺失，没有见到完备的成文法典。虽然在实际上执行未必完全没有定制，比如罢免或提升海员，需要由地方官府推举人选；有关检疫的事，卫生局参与其事；警捕的事，水上警务厅承担其责；关于船舶的事，管船局掌管；征税的事，海关负责。这是由各厅各局共同执行的，然而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能够推行其政令，这难道不是一个大缺憾吗？这可以说是阻碍航运业大发展的前程了。

那么，要在日本的港口宣布什么样的制度呢？我所要论述的，实在就是这立法之事。立法之事，必须首先关注时代与事务，然后才能决定。今天应当如何修筑港口，并经营港口政务？现在大阪港口将要实行船渠制度，所以如果采用这种制度，那么栈房及其他所有附属于此制度的设施，也都应当由官府设立。就像现在横滨海关将码头归国家所有，并征收课税，或者虽然由官府设立码头但借给民间，让民间管理收费之事，这两种情况必定居其一。现在如果官府自己承担经营，那么经营船渠的方法应当首先考虑；如果是民间产业，那么应当先考虑国家涉及其产业，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修筑港口应当作为国家产业，还是作为民间产业？这两个方面的论点先确定，然后行政的论点就随之产生了。

港口的经营，或者是官营，或者是民营。其利害得失所关联的，无不视其国家的情形如何。比如德国，国家自己管理铁路产业。其国情在财政与军事方面，固然不能不采取这条途径。又如比利时，将船渠事业作为官营。船渠的整齐与否，足以关系国家的盛衰。那么像日本这样，试着先考虑其国家的地势及港口的情形等，适宜作为国家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位于太平洋之中，四面环海，必须大力发展航运业，又必须讲求招致各国的商船，成为地球的仓库。如果想要这样，那么想要振兴港口事业，没有比将其视为国家事业更好的了。如果委托给民间，那么其发展的效果，决不会很快，一定不能与航运业的发展并兴。

如果作为国家自己管理的产业，那么国家本来不必像股份公司那样急于求利，其租用船渠栈房的费用，也应当低廉，才足以招致各国的船舶，以增加进出口的数量，并可以使栈房业有起色。有人说国家事业概从宏大，所以经费也比民营稍多，虽然不像民营以分取利润为主，但其船渠的费用仍然不能低廉。然而国家本来不急于求利，所以只要保持船渠的美观，又善于改良港口，以逐渐增加港口的繁华，助益进出口的便利，那就比民营好得多了。况且既然归国家管理，就没有劳工挟众罢工的担忧，所以不至于使进出口业务停止，又管理方法得当而不与事业相脱离，即不至于有伦敦港设立保护委员而不能管理全港的担忧。由此看来，日本港口事业适宜由国家管理其产业，这是显而易见的。请再论述其行政的方法好吗？港口行政的项目有四项：一是造筑物的保护及改革，二是船舶进出办法，三是港口的管理，四是征税。什么是造筑物？回答说：总称港口、船埠、码头、浮标、栈房、起重器等及其余一切附属之物。所以保持这些物件不致倾颓毁废，常宜关注其间，一随其便就是切要的。各国并不深思政理，而独自苦虑行政，不知道接触事物的实际，就在这里。船舶进出须先预先报告，及其进出之后须再报告。预先报告的关键在于预先报告知道进口出口等在何时，又预先确定航线而指示行舟方向的人及船舶的位置。港口管理者即指水上警务署及卫生事务，比如管束水夫、水火夫等的骚乱，又如禁止在船舶上投弃污秽之物于港口，又如防止恶水横流于港口等。征税即指征收进口税及船渠税等。这四者实为推行港口政务的要目，所以现在想要制定港口政务的法律，须举出这些纲目而参考欧洲各国所实行的制度。至于操持纲要的人，则须设立知港事一人，管理港口一切之事，是以港口所在的地方为其行政区域。设立政厅任命长官，长官即知港事是也。赋予知港事所规定的权力，使其在权力范围内管理经营港口政务，这是最重要的了。论者每每空设地中海海岸的繁华，移至大西洋，大西洋的繁华，迁至太平洋，所以哥伦布的繁华渐向东而为新加坡的兴盛，自新加坡移至香港

译（某地）从香港迁移到上海，如今又将迁往横滨。难道不知道，如果哥伦布港不修建港口，又怎能夺取哥我儿的繁荣兴盛并增添其繁华呢？孟买如果不修建港口并整治港湾，又怎能将加斯拉得的货物聚集到那里呢？香港之所以能压倒澳门、斯倭得凹等地，独占繁荣兴盛，虽然是因为其地形是南方的形胜之地，但也确实是因为人工建设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么，修建港口与繁荣兴盛之间的关联，确实如此明显昭著了。

译况且论及东洋的大势，估计西伯利亚铁路完工，大约在明治三十四年正月，也不过是几年之后的事罢了。我虽然不懂军事上运送兵丁军器的方法，但至于搬运货物与该铁路相关联的情况，我知道那是不少见的。虽然如此，欧洲的货物未必全都经由该铁路。试想美国的麦粉、木材、棉花以及澳洲的各种货物，将经由何处通路而进入中国北部及西伯利亚呢？虽然日本处于交通的要冲，但中国上海及其他重要港口也不在少数，那么凡是能减少费用且节省时日不多的港口，必定会更加兴盛。既然如此，我国必须趁现在修筑好港口，以便于船舶往来，又使它在装卸货物时不至于耗费时日，那么其费用也必然低廉，然后天下的船舶都以为便利，必定聚集而来。那么修筑港口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办商埠咨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行事项。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据总税务司申报称：奉钧札内开，准美国田大臣照会称，据美国人递来多份文书称，请求将由秦王岛至戴赭河洋人建房处沿海口岸往内三里地方，以及往东北至秦王岛对面地方，均划归通商地界等因前来。除了咨行北洋大臣查核酌情办理外，札饬妥善筹划办法等因。奉此，私下认为贵署奏请添开口岸两处，准许各国洋商前往贸易，这是自开商埠，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然保留未分，亟应另议办法，以便与其他口岸显示区别。该处商民将来所设立的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能统设一局，不应分头立局。其中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的官员，以及该口的税务司督同局中人员办理。一切华洋商民如有诉讼案件，应设有会讯公所，并制定会讯章程，以期公平审理诉讼。如此办理，似乎足以伸张权力等因。本衙门查自开商埠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自然不同，该总税务司所称立局设公所等事项，亟应妥善筹划良法，以示区别而伸张主权。现在江苏吴淞口开埠事同一律，相应咨行知照，即饬令妥善筹办。须至咨者。

海塘

续修海塘酌拟变通办理疏，光绪三年，梅启照。

私下认为浙江省仁和、海甯所属的海塘工程紧要，前任巡抚奏估银数百八十余万两，十余年来修筑节省动用，计银六百余万两，还有未办理的工程。二限、三限鱼鳞石塘一千二百四十尺，已在前数之内，必须接续办理，以完成全部工程。查该处东防所属，距离尖山渐近，海面更宽，地形更低，潮势极猛，以往遇到台风大汛出现险情，往往在该处。臣于五月十四日、六月初八日七月十七日三次赴工详细查勘，二限难于初限，三限更难于第二限，做法工料必须坚固再求坚固，才足以抵御，稍有大意，必有冲毁的危险。《海塘志》记载，雍正十三年台风坏塘制千丈，只有老盐塘五百丈完好如故，是康熙五十四年原任浙江巡抚朱轼所筑，其法用长二尺厚二尺阔一尺的大条石纵横侧立，交接处上下凿成笋口，厚二十层，高三十尺。近来工料昂贵异常，想要寻找厚二尺阔一尺长五尺的大条石，即使不惜重价，也难以多得。现在海盐县修筑讲究大石，时日很长，而该处估价每丈七百九十两，比起仁和、海甯石塘每丈四百八十两须加三百一十两之多。此刻正值经费支绌之时，臣也不敢轻易提议。查江南松江海塘，乾隆年间原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所筑，都用铁箫、铁笋，至今巩固。其奏疏内称，海水吞吐力量很大，一块石头移动，全身动摇，只有在两石层累之处各凿一孔，用铁笋穿过连接，则上下连结；在横石排结之处各于头尾凿孔，用铁丝关住，则左右贯穿，比起用铁锭搭钉容易脱落者，相差悬殊等语，确实是确切的言论。臣反复思考，并与司道等悉心参酌，所有未修的石塘一千二百四十尺内，二限六百二十尺，就必须接续修筑，拟仍照前建复鱼鳞式，以资巩固。只是该处地势越低，吃潮更重，如果仍照从前十八层的数量，必有漫塘的祸患，关系重大。议论者有人说升高桩木以免加费，但根基不稳，更恐难以持久。臣又与督办工员候补道恽祖诒衡量形势，反复斟酌，不适当增加层数断不足以资抵御。现在拟于原定十八层外加高二层，计二十层共得高二十尺。每石宽一尺二寸厚一尺长自五尺至三四尺不等。一切办理均依旧式，只是将塘身丁头铺砌的墙石外层，仍照松江石塘添用铁

译海塘问答

吕璜

有人问我道：“你周旋于海塘事务将近两年，对于海塘的利弊应当讲得很详细了。”

我说：“东塘我不敢深入了解，西塘则是我的职责所在，怎敢说不知道它的关系如何呢？”

那人说：“关系不大，即使不修也没有大害。”

我说：“难道海塘新旧两志的说法不足以依据吗？”

那人说：“是的，他们说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都在下游，保护海甯就是保护这七个郡县，又说长安坝的坝址与吴江的塔顶同样高，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罢了。”

我说：“石塘一旦坍塌，江潮穿过海甯向北流下，那么嘉兴、松江一带的稻田都会被咸水伤害，居住在低洼处的百姓也无法保全，关系难道不是很大吗？坝址和塔尖哪个更高？你又从何处测量出来的呢？”

我回答说：“这种说法，我并非没有早早就考虑到，然而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可以抵御江潮，使其不穿过海甯向北流下。原来石塘之内，相距数十丈或百余丈，有一道土备塘，略像土城墙，有了它足以抵御潮水了。土塘如果有坍塌损坏，修理它很容易，所花费的不过是石塘的百分之一罢了。专门修筑土塘，石塘即使不修，也没有害处。”

那人说：“石塘尚且不能抵御潮水的猛烈，土塘反而能抵御吗？”

我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外面没有石塘，那么土塘确实不足以依赖，从唐、宋直到元、明的往事，考察《海塘志》就可以看到了。到了我们圣朝建立石塘，功绩超越千古，那石塘内的土塘实在大有可依赖之处，这是什么缘故呢？每天潮水退去的时候，真正露出石塘的根基，而塘身高有的两三丈，有的丈余。等到潮水来时，排山倒海的声势，不过冲击塘根数尺的高度罢了。所以石塘没有坍塌的，已经足以抵挡它的猛烈势头，而且绰绰有余；即使石根已经坍塌的，只要保留塘根数尺，也就足以抵挡它的猛烈势头而没有不足。等到潮水渐渐上涨，越过坍塌缺口而浸及土备塘，那么它的势头已经减缓，力量已经柔和，即使是土塘也能从容抵挡了。”

那土备塘创于雍正十一年，它的制度极好，不仅从西到东与石塘同样长百余里，其中又横向修筑小堤，划分为小区，就像竹节一样。即使潮水灌到土塘，也不能越过两头的界限，所以一个区如果有损坏，不过修理这一个区，培筑最容易。天下的潮水都是三个时辰涨、三个时辰退，只有海甯的潮水是一个时辰四刻涨，四个时辰四刻退，趁着潮退施工，每天大约有时辰九个小时，所以比起抢筑黄河堤、荆州堤更容易。即使万一连同土塘也小溃决，它的北面又有上塘河两道，就是康熙五十七年所开的备塘河，那溃决的咸水，也只灌入上塘河之中，怎能淹及嘉兴、松江一带呢？况且嘉兴、松江一带不有黄浦江吗？它也是海口，宽阔处也略像海甯的江面，却没听说咸水侵入田地中。海甯虽然地势略高，但高不过一丈左右，或者不到一丈，怎至于相差悬殊呢？而说长安坝竟然与吴江的塔顶同样高呢？试看道光三年的特大涨潮，太湖岸上水高五六尺，吴江塔的根部还没没过一层，而长安坝顶的水已经平了，也可以知道世俗夸大的言论不足相信了。况且坝如果真的高于塔顶，那么海甯在数十丈之上，潮水也不能到了。苏州、松江在黄浦江的北面，常州、镇江又在太湖的北面，海潮怎能越过江湖而灌溉它们呢？关系七个郡县的说法尤其可笑了。

那人说：“那么专门留意于土备塘，培厚它的单薄，坍塌了就修理它，竟然任凭石塘坍塌而不问吗？”

我说：“有塘根足以抵御潮头，自然可以不必加修。或者石塘的抛石撒得太远，稍微运回以塘高的工价，也很少。如果每年捐出十余万金，去与海潮的力量相争，在物资丰盈的时候，确实不惜。否则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国家经费有定数，这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

那人说：“柴塘及柴盘头的制度怎么样？”

我回答说：“这是西塘的弊法，很没有意义。”

那人说：“东塘为什么以前不用？”

我回答说：“东塘的塘身高，潮来不能泼上塘顶，所以不用柴。西塘的塘身低，潮来时石面光滑，一泼就上到顶，所以用柴在外面镶着，使潮水不上泼，以便于塘上行人罢了。然而柴必须间杂着土，每天挖掘塘内的土而让它东流，这是无益而有损的。”

有人说老咸仓以西，那泥淖不能用石做坦坡，这是支吾搪塞的话。又说潮水不接受刚硬而接受柔和，所以石头不如柴，尤其是不讲理的说法了。

那人说：“你说土备塘可以抵御潮水，你的说法有证据吗？”

我说：“难道没看过海咸吗？海咸县除了近城四五里所建的鱼鳞石塘外，其向南向北的大石塘数十里，都不甚高，潮水有时可以漫入，即使不漫入，石塘下都有涵洞，海水内灌成为常事，所依赖的是土备塘，耳闻目睹这土备塘可以抵御潮水，而且外面有石塘，即使灌入也不为害，这也是明显的验证了。

那人说：“天下的潮水都是渐渐上涨而没有涛头，只有海甯独有，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钱塘江的尾闾有石梁横亘在那里，高不到一丈，潮水刚涨不能越过它”

译而涌入江中。等到逐渐涨高，达到一个时辰四刻之久，才越过江面过去。那潮水刚开始涨时，它的势头柔和，与此相反则势头强劲。用整个大海强劲的势头驱赶进入江中的海水，逆向卷起向上，所以高度有的达到几丈，有的只有几尺，其迅疾如同飞行，是天下壮观的景象。

译水利

关于请求议行畿辅水利成法的奏疏，同治十二年。

奏为疏浚黄河以济助漕运，是当前的良策；开垦近畿田地，实为万世的长策。恳请敕令查考道光年间林则徐奏陈畿辅水利，请求仿照雍正年间成法试行原折，敕令朝廷大臣、督臣妥善商议筹划，恭敬上奏祈求圣鉴的事。

臣私下听说，黄河流入中国，发源于积石山，尾闾在渤海碣石；其流经本行《禹贡》冀州、兖州数州之境，历经商朝及周朝，日益向南迁徙。到汉朝决口瓠子，才通连淮水、泗水；宣防堤塞住后，黄河又向东北入海。两条渠道、九条河流，号称恢复大禹遗迹，没有成为祸患的有一千数百年。到宋朝黄河又向南决口，于是由彭城合入下泗水以注入淮河。而后世治理黄河，尤其比汉朝困难，是因为治理黄河同时要治理漕运。尧舜建都于冀州，三面靠近黄河，不是不把黄河作为贡道；而四百粟、五百里米，取自近郊，不仰赖千里之外，其考虑极为深远。

我朝定都于北方，漕米从南方运来，本因明朝制度。治理黄河以济助漕运，治理淮河以冲刷黄河，合计京仓一石的储备，耗费国库不止数倍。河运如果受阻，辅以海运，国家的福气，幸而获得无虞；然而利害之大，不能没有万一的忧虑。

所以臣林则徐忠诚体国，实事求是，广泛考证咨询，辑成《西北水利说》，数年然后成书。自从湖广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恰逢书成，奏陈宣宗成皇帝。因为当时洋务方起，无暇施行。原奏内称：恭敬查考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到几年垦成六千余顷。后来工程虽然未竟，而当时效果有明确征验。大概近畿水田的利益，自宋朝臣子何承矩、元朝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朝臣子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鬥等人，历历议行，多见成绩。本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开垦田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李越、汤世昌等，都详细论述。

臣见南方一亩田地，中等熟年，收获谷物约有五石，即为米二石五斗了。苏州、松江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的米。如果使原来垦成的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量即足以相当。又曾统计南漕四百万石的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即敷所运；倘若担心岁功不齐，再得一倍田地，更可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北、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地，听说颇有余地，或居洼下而沦为沼泽，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如果实行沟洫之法，似乎都可作上腴之地。因此请求仿照雍正年间成法，先在官荡试行。兴工之初，酌情给予工本。如果开垦有成效，则花息年增一年。如果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可以先酌情改南漕十万石施行。年久多多益善，则河漕经费更可以大为节省等语。

自系熟审处为圣朝天庾万世之计时起见，而或疑其以昔人治水先治田确论，且谓直隶地方如果等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时，似乎言之未审。大概没有水不治而能成田的。然而林则徐所称徐行沟洫之法，即治理田地即治理水，也不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不是不治水而专治田。其言正为破疑而发。

臣私下认为地平天成，禹功大矣，而孔子特别赞其尽力乎沟洫，必有究其实、观其深者。且禹自述其功也说：“我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川矣，亦回暨稷播奏庶艰鲜食矣。”是营田治水同时并举，田间之水达于川，大河之水达于海，营田亦即所以治水。《禹贡》所纪功多兼施，分为沟洫畎浍之小浚，合并即疏瀹决排之全功。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更为《沟洳志》，盖亦有见于此。

林则徐所奏虽未试办于畿辅，曾在成效于新疆。后自戍所起用，咸皇帝深知其非徒托空言。今河流北徒，挽之南趋，则淤积已高；听其东行，则运道宜顾及。现在经费未充，不得不随时择要堵挑无误漕行。徐思经久之计，直隶、永定诸河亦时有水患，只有南有磁州，北有玉田、丰润尚得水田之利，而推行未广。那么取林则徐前奏见诸施行，此时矣。

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杀水怒，正贾让所谓治水之中策。而于国家则所期粟米充溢于近畿，庶南漕不忧梗阻，黄河亦可因势利导。兵燹之后，漕粮久征折色，无改折之难行之虑，漕船多未修复，无散水手之虞。如果力兴水利，霖潦则沟洫分瀦，旱干则桔槔灌救。若得年谷丰成，河漕撙节，不少足国家富民，万世之利，似在于此。

除乔松年、文彬、丁宝桢游百川黄河穿运情形各摺遵旨会议外，所有道光中林则徐奏畿辅水利一

译奏折中，是否可命令朝廷大臣及直隶总督妥善商议筹办相关事宜，恭候圣明裁决训示施行。

译江苏水利工程择要兴办疏

我查江苏号称水乡泽国，而财赋居东南之首，赋税出自农田，农田依赖水源，所以水利是农业的根本，不可荒废不修。如吴淞江、黄浦江、刘河，乃是三江的旧河道；白茆河又别为一大支流。近年以来，或动用公款，或募集捐款疏浚，均经上奏奉旨批准办理，依次加深疏通，百姓感戴皇上的恩德，共同歌颂其带来的利益。此外尚有太仓州境内的七浦河道及太湖以下的泖湖、淀山湖等处，也多淤塞，急应择其重要河道进行疏浚，使上下贯通一气，清水畅流，可以冲刷潮水带来的淤泥并用于灌溉。查上年借项兴修刘河一案中，有节省余银三万四千九百两，臣等在工程完工时上奏蒙恩准留作疏浚各处河道之用，当即行文布政使司，饬令委派前署太仓州、现署苏州府知府周岱齡，青浦县知县蔡维新等人会同督率各该州县，亲自巡视勘察，依次兴办。随即据复勘结果，青浦县境内的淀山河一道，现在尚深通，无需开浚。另外太仓州境内的七浦河一道，东面为海口，设有七浦闸一座，淤塞已久，估算应疏浚工程长五千六百二十八丈二尺，其中有浮桥镇市河六十丈，虽然向来由当地居民自行开挑，但自河道淤塞以来，民居大半迁移，店铺也多关闭歇业，应一并给价承包疏浚，实际需土方坝工银一万二千二十两零。又元和县境内的南塘宝带桥一座，共五十三孔，是太湖出水的咽喉，年久未修，桥洞坍塌，以致淤塞水道，湖水宣泄不畅，夏秋涨水之时，深怕泛滥成灾，对全省水利大局关系重大，亟须修整，据估算工料银六千六百七十两零，经布政使司确切核算无虚报，详加说明后，动用刘河节省银两拨给兴办。据报告于本年三、四月先后开工，按规格挑修完工，经臣林则徐与布政使陈銮亲自前往查验，并无草率偷减。其余承接太湖的支流减水河，如吴江县境的瓜泾港、王家汇、姚家庄、七里港、大港、新港，及太仓州境的杨林、朱泾两河，嘉定县境的华亭泾、黄姑塘坝，并经该州县等勘明，皆系上承下泄的重要河道，近来也处处淤浅，都应一律兴工疏浚，以资宣泄。除泾河、华亭泾、黄姑塘、蒲华塘均由民间捐资办理外，其杨林河一道，并吴江县境瓜泾港等地，请动用刘河节省余银兴工疏浚。又泖湖一处，横跨元和、娄县、青浦三县，靠近太湖及浙西诸水，下面与黄浦江入海，蓄泄并用，旱涝皆资。只是淤土甚多，将新涨的滩涂切除疏浚，方能防止蔓延。只因刘河案内节省银两分配给各河，已不敷使用。据青浦县蔡维新请求情愿捐资办理，现已征集民夫开工，年内谅可完工。又松江府属川沙厅并上海、南汇二县共辖的白莲泾、长滨、吕家滨、小姚泾等河，均系横跨数处，水利也已劝捐兴办等情况。由苏州布政使陈銮汇总详请上奏前来。臣等伏查刘河节省银三万四百九十九两，既经奏准留作接挑各河之用，自应核实办理。只是存银仅有此数，而河道淤塞之处难以全部疏浚，只有择其要者量准动用，其余可以筹款捐办的，即归捐办；可以稍缓的，即归缓办。除七浦河、宝带橋两处工程已拨给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兩零，业经挑修完工验收合格外，现仅存银一万三千二百四兩零，以之疏浚太仓州杨林河及吴江县瓜泾港等地，核其工费尚有不敷，只能请求量为分拨。现经发给太仓杨林河银八千两，吴江瓜泾港等地银五千二百四兩零，饬令趁此水涸之际征集民夫赶工疏浚，其有不敷，悉由该州县捐资办理。所有拨用银两，统归刘河案内依限摊征偿还。其泖河、朱泾以及华亭泾、黃姑塘、蒲华塘、白莲泾、長浜、吕家浜、小腰泾等河，或先已疏竣，或现在赶工疏浚，皆由官民分别捐输，不敢一概动用公款，亦不许稍有草率偷减，并不得假借胥吏地保之手以致滋生弊端。总之，地力必资人力，而土木工程皆属农事，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的利赖。臣等惟当随时率领下属讲求管理，未雨绸缪，以期仰副圣主重视农业、勤勉爱民之至意。

覆陈广东水利议

徐赓陛

我查治理广东的水患，与北方省份不同。北方省份的水患在于没有堤防，而广东的水患在于堤防过多。治理广东的水患，又与各省不同。各省的水患在于害多而利少，而广东的水患在于利多而害少。因此，乾隆以前，广东初无水患。等到后来，海口日渐淤塞，沙田日渐增多，嘉庆以来，上游各县乃屡次决堤不止，百姓遭受其害。于是议论者，有开凿新兴河以削减水势之说，有尽拆石坝、刨去沙田之说，有量为……

译对于限制、严禁新筑的说法，卑职广泛访求、周详咨询，私下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不可行，而严禁新筑也有应当详细审慎考虑的地方。请允许我陈述愚见，仅供裁断考察。

开凿新兴河，往年估算用工在千万以上，如今仔细推究勘察，听说也需要八百万，那么经费不足，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地势太高，水性湍急，开凿之后，能否归入漕运仍不可知，况且违背《周礼》中“逆地泐”的训诫，那么成效难以保证，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根据区懋林、冯志超等人的说法，称沿着西山畔有行潦抗渠作为旧时的分流渠道。然而考证《水经》及历代地志，豚水等水流都是由今日四会以下入海，实在没有新兴分流的情况。那么古事没有证据，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这开凿新兴河的说法，固然不用再次商议就知道不可行。

如果全部拆除石坝、刨去沙田，确实如宪札所说，既涉及烦扰，也不合人情，况且舍弃下游肥沃的土地来保护上游贫瘠的田地，引发豪强地主的纷争，违背民生安乐的利益，这也不用商议就知道不可行。

只有宪札所说的，以现在起垦成田者定为限制，此后即永远禁止添筑石坝基围，自然是酌中办法，有利无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至为钦佩。然而卑职反复揣度，觉得其中仍有困难之处？为什么呢？唐以前江西的水流自四会入海，如今四会以下沃野千里，不再有旧貌了。即使唐晦南海神庙还在大海之中，所以刺史前往祭祀，全府的人都劝谏阻止。如今顺德以下河道浅窄，士女游观，小船经渡了。沧海变成桑田，天道固然难以逆转，而因利以利天下，圣人的言论已经著录。经文既然不能禁止海水变成田地，就难以舍弃沙田而不垦殖。况且海水的冲刷没有定规，这里冲刷那里淤积，那么这里的税收不能不减，那里的税收不得不增，水流挟带泥沙，沿着岸边停止，一年积累二三分厚的泥沙，百年就形成高一二尺厚的田地。就像嘉庆年间先登堡前陈军涌的沙坦九十余亩，屡次因为妨碍水道，不准承垦，而其后因为洛口沙冲水，遂将新沙拨抵充实坦地。既然生垦与不垦，本来没有区别。只有那些立坝闭水，强行作成田地的，则在所必禁。应当命令有司按时视察，遇到有违犯的，立即毁折。牧令玩忽职守不举发的，一并加以纠治。

而议论的人多有以委派武职人员侦伺绅士攻讦的说法进言。私下认为整顿之初，固然必须借助明干委员会同州县，逐一实地勘察，绘成图册，永远立案，以杜绝将来。至于分派责任，著为法令，那么日久生弊，也值得担忧。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牧令更合适的，日常与百姓熟悉，那么疾痛痒痒自然觉得相关。即使遇到中等才能的人，也不过漫不经心，颓废职守，不至于因循之外，别生营私舞弊的端绪。如果稽查特设专员，那么贤能与否恐怕难以一致。万一视为成例，科取陋规，就像如今查禁烧锅、查禁私铸，徒然成为文具，对事机没有裨益。至于营汛武职本籍者多，其中假公济 私，因缘射利，弊端难以列举，岂易防范？士民攻讦的风气，本为薄俗，因而引导，政体如何？况且恐怕阳以讦人，阴以利己，豪杰兼并，贫困弱小流离失所。粤东豪宗已经不可制，如果再假之以权，必至更张其势。哀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何以聊生？

昔日明臣潘季驯说：“治河者无一劳永逸之功，但当收补偏救敝之效，亦无新奇可喜之说，但当守安常处于顺之规。”这固然是治水的重要言论，而在广东尤为恰合。向来广东的水，有白潭以停蓄，有狮子洋以宣泄，千百年来绝无水患，也就像永定河有任县甯二泺，大江有洞庭、鄱阳两湖一样。如今鹅潭之心渐成淤淀，而狮子洋面也较旧为窄，所以上有飞来羊、〇灵羊两峡以束缚，而下没有极宽的海口以宣泄，溃决频仍，未必不由于此，那么疏通尾闾最为扼要。只是想要浚海口，尤其担心自设籓篱。天津、吴淞近来都不议开浚，老成谋国，将另有崇论卓识主持其间吗？广东情事虽稍不同，然而如今的海口犹足以限制峨舸大舰，那么旧迹或未可宣通，新淤或转成天险，天时人事，殆有未可预知者。

愚以为禁新筑之外，固别无他法；而在禁新筑之中，也未责成州县禁止其人力之强为者而已。至于政贵为恒，令勿惟反是，更在于慎选牧令，惠养黎元，百姓没有疾视其上之心，那么下面有捷于影响之效。亲贤人，远小人，用来除去壅蔽；顾民碞持大体，用来培植本原。这固然是卑职等牧令微员所应当相为自勉的。愚谬之见，无补高深，明问垂询，率臆以对，是否有当，恭候宪察。

译湖广水利论

魏源

历代以来，有黄河的祸患，没有长江的祸患。黄河的性情比长江更凶猛，所流经的兖州、豫州、徐州一带，地势大多平坦广阔，它横溢溃决，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长江的水流比黄河清澈，所经过的两岸，狭窄的地方有山夹峙，宽阔的地方有湖泊蓄水，按理说千年都应当没有溃决。然而几十年中报告灾情的消息没有停止，大的洪水南北漂走田舍，侵扰城市，请求赈济、延缓征收赋税，没有一年空缺，几乎和黄河的堤防一样成为祸患。为什么呢？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屠杀四川，百姓几乎死尽，湖北次之，而江西较少受到祸害。事情平定之后，江西人进入湖北，湖北人进入四川，所以当时有“江南人填充湖广，湖广人填充四川”的歌谣。现在则太平已两百年，土地满了，人也满了，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水、沿湖泊，往日受水淹没的地方，没有不修筑圩堤抵御洪水，在其中开辟田亩、建造房屋的。于是平地上没有剩余的利源，而且湖广没有产业的百姓，大多迁徙到贵州、广东、四川、陕西交界的地方，刀耕火种，即使是蚕丛那样险峻的山岭，古老的森林深邃的山谷，没有土地不被开垦，没有门户不被开辟。于是山地上没有剩余的利源，平地上没有剩余的利源，那么不受水淹没的地方，水必定与人争夺土地，而往日受水淹没的区域，十成中失去了五六成。山上没有剩余的利源，那么凡是山谷之中，漂浮的泥沙、败叶陈根，历年堆积的，到这时都被铲掘疏通，随着大雨倾泻而下，从山流入溪，从溪流入汉水、流入长江，从江汉流入湖泊，水走了沙没走，于是成为沙洲。沙洲一天比一天高，湖底一天比一天浅，靠近水的居民又接着修筑圩堤、开垦农田，而往日受水淹没的区域，十成中又失去了七八成。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作为泄水的地方，现在则南岸的九穴淤塞，而从长江到沣水几百里，公安、石首、华容等县，全部占据为湖田；北岸的十三口淤塞，而夏首不再接纳江水，监利、沔阳等县也修筑长堤绵延七百余里，全部占据为圩田。汉江下游则从黄梅、广济下到望江、太湖等县，往日称为寻阳九派的地方，现在也修筑长堤绵延几百里，而沼泽之地全部化为桑麻之地。下游的湖面、江面一天比一天狭窄，而上游的沙涨一天比一天严重，夏季涨水怎能不愤怒？堤垸怎能不破裂？田亩怎能不受灾？那么计策将如何制定？回答说：两种祸害相比，就选择较轻的；两种利益相比，就选择较重的。为今日考虑，不除去水的阻碍而免除水的溃决，必定不能做到。想要疏导水的本性，必定要挖掘水的障碍。有人说：有官垸、民垸大大阻碍水道，而私垸反而不阻碍水道的，将怎么办？而且有官垸、民垸而依靠私垸来护卫的，还有依靠私垸来保护城堤的，将怎么办？而且私垸之多，千百倍于官垸、民垸。民垸、私垸筑得高，坚固程度甚于官垸。民垸、私垸强大，而官垸弱小；私垸大，而官垸小。必定要挖掘来疏导它们，那么房屋坟墓不能全部毁坏，而且费用将从哪里出？百姓将安置到哪里？回答说：今昔情形不同，自然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如汉口镇旧与鹦鹉洲相连，汉水从后湖流出江南，国初忽然冲开，从山下流入江，而鹦鹉洲化为乌有。又如君山自古孤浮水面，现在则三面都是沙洲，水枯时不通舟船。岳州城外昔日横亘大沙滩，舟船距离城很遥远，现在则直接停泊在城下。又如洞庭西湖的布袋口，现在也冬天不通舟船。这是从乾隆至今已明显不同，都是西涨东坍的明显证据。水已经不遵循旧道，所以今日有官垸、民垸挡在水道，私垸反而不挡在水道的事情。今日救弊的方法，只不问它是官是私，而只问它的圩堤是否阻碍水。其挡在水道已被冲决的，即使是官垸也不必修复；其不挡在水冲而未决的，即使是私垸也不必讨论毁坏。不仅不毁坏，而且命令他们加修升科，以弥补废弃圩堤的粮缺。并请遴选委派公正敏捷的大员，勘察上游如龙阳、武陵、长沙、益阳、湘阳等地，哪些私垸阻碍水的来路？洞庭下游如南岸巴陵、华容的私垸，北岸监利、潜沔的私垸及沙洲，哪些阻碍水的去路？考察其要害而除去过分的，杜绝其将来而宽待其既往。毁坏一个圩堤以保护众多圩堤，治理一个县以保护众多县，而且不仅限于几个县而已。湖南地势高于湖北，湖北高于江西，江西楚国境内的湖口日益缩小日益变浅，那么吴国境内的江堤日益增高日益危险。几个圩堤的流离与沿江四省的流离，哪个重哪个轻？而且不仅是以邻为壑而已。前年湖南汉口大水，各县私垸的百姓漂溺的，难道少吗？损人利己，况且不可损人并损己吗？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陈文恭公弹劾玩忽水利的官员，惩治私自筑堤豪民的罪行，诏书嘉奖他不显示小恩惠。如果只听信畏劳畏怨的州县，徇俗苟安的幕友，对行贿舞弊的胥役，垄断牟利的豪右姑息，而期望水利实行，没有这样的道理。想要兴修水利先除去水的弊端，除去弊端如何？回答说：除去那些夺取水、夺取利益的人而已。

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四十六卷 工政

河防

河防要务宜筹画周备疏

陈镛

我私下认为河南中牟九堡于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