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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六 《名臣经济录》诏令奏议类二【奏议之属】提要 臣等谨慎查考：《名臣经济录》五十三卷，是明代黄训编纂的。黄训是歙县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本书辑录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治理国家的言论，其中缺少建文一朝，是因为避讳“革除”之事。全书分为十门：开国一卷，保治十卷，内阁四卷，吏部四卷，户部五卷，礼部七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合为一卷。每门各有子目。开国、保治两门按时代编排。吏、礼、兵、工四部，各按所属四司分为四类。户部分为图志、田土、赋役、给赐、黄册、屯田、婚姻、粮运、禄俸、盐法、茶法、课程、赈恤十三类。刑部分为律例、论奏、题奏、杂论四类。这是因为两部所属各司都按省分掌管，没有专门负责某一件事的。内阁没有子目，因为它总理百司，无不包括。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也没有子目，因为篇卷较少。明代永乐年间，敕令黄淮等人编纂《历代名臣奏议》，编到元代为止；虽然门类目次繁多，不免有些冗杂，但两千年来的谋议和宏大规划，仍历历可考。本书所收，如《陶安传录》《刘基行状》《蹇义墓志》《李东阳年谱》等篇，同时记载人物的言论和事迹；《汉府变》《赵府变》《石亨之变》《曹吉祥之变》等篇，也一并记录当时的时事；又如谢铎“焉用彼相”一说，旁及杂文；至于邱濬《大学衍义补》一类，甚至节取其著作中的文字，并不全是奏议体裁，所以只以“经济录”为名，实际上奏议占十分之九。它与黄淮等人所编的书时代相接，颇足以资助考察和借鉴。现在把它附入奏议类。其中如《湖广碑录》一类，偶有滥收之作；也许正如朱子《名臣言行录》取录吕惠卿、赵汝愚的事迹，却不收章惇、秦桧，分别看待即可。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一 明　黄训　编 开国 《陶安传录》乙未年夏季六月，太祖率军渡过长江，攻取太平路。陶安和年高有德的儒者李习率领父老出城迎接。陶安看见太祖的相貌，对李习等人说：“这是龙的仪态、凤凰的气质，不是寻常人；我们这些人如今有君主了。”太祖召陶安来谈论时事，陶安于是进言说：“如今四海动荡，豪杰互相争夺，攻城屠邑，彼此争强称雄。然而他们的志向都在于子女玉帛，只图一时痛快，并没有拨乱救民、安定天下的心。现在明公率众渡江，神武而不滥杀，百姓心悦诚服，凭借这一点顺应天意和人心，施行吊民伐罪之举，天下没有不能平定的。”太祖说：“您的话很正确，我想攻取金陵，怎么样？”陶安说：“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形势像龙盘虎踞，又有长江天险限制。若攻取并占有它，凭借险要地势出兵威临四方，那么向哪里进攻会不能取胜？” 《刘基行状录》刘基曾游西湖，有奇异的云从西北方升起，光辉映照在湖水中。当时鲁道原公、宇文谅公等一同游览的人，都认为是庆云将要分布，押韵作诗。刘基独自纵情饮酒，不予理会，竟大声说：“这是天子的气象，应验在金陵。十年以后有王者在它下面兴起，我应当辅佐他。”于是著成《郁离子》。有客人劝他说：“如今天下纷乱，凭您的才略，占据括苍，兼并金华、闽越，写一封简短书信就可以平定。方国珍将要渡海躲避您了。趁机把长江以南全部守住，这就是勾践的事业。舍弃这个不做，难道想悠闲地安处吗？”刘基笑着说：“我平生痛恨方国珍、张士诚之流的所作所为，如今采用您的计策，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况且天命将有所归属，您姑且等待吧。”等到攻下金华、平定括苍，刘基才大摆酒宴，指着天象对亲近的人说：“这就是天命，难道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客人听到后便离去了。刘基决定赶往金陵，众人疑虑未决。他的母亲富氏说：“自古以来，在衰乱之世若不辅佐真正的君主，哪里能得到万全之计呢？”众人于是决定下来。有人请求带兵随行，刘基说：“天下的事情，在于我和我所辅佐的人罢了，要这么多人做什么？” 于是把全部人众交给弟弟刘陞，让家人叶性、朱祐等人共同掌管，并且说：“好好守住疆土，不要让它被方氏夺去。不要担心我离开。”总制官孙炎奉太祖命令派使者来聘请，刘基便从小路前往金陵，陈述时务十八条。太祖采纳了，命中书省设置御座，于是奉小明王在正月初一举行庆贺礼。刘基大怒斥骂道：“他不过是个放牧小儿，奉他做什么？”于是没有拜礼。恰逢太祖召见刘基，刘基便陈说天命所在，太祖大为醒悟，于是确定征伐计划。刘基说：“张士诚不过是自守的俘虏，陈友谅占据上游，而且名号不正，应当先讨伐他。陈氏灭亡以后，夺取张氏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后来陈氏又进攻洪都，太祖于是讨伐陈氏，在鄱阳湖展开大战，胜负一时未决。刘基秘密向太祖进言，建议把军队移到湖口，约定在金星和木星相犯之日决战，太祖全都听从了。陈氏于是被平定。太祖回到京城后，谋划攻取张士诚，继而平定中原、向西北拓展疆土，其中多有刘基秘密谋划的功劳。太祖想任用杨宪为宰相，刘基与杨宪平素交好，却认为不可。太祖对此感到奇怪，刘基说：“杨宪有做宰相的才干，却没有做宰相的器度。宰相应当持心如水，只以义理作为权衡，不能夹杂私意。如今杨宪不是这样，能不失败吗？” 太祖说：“汪广洋怎么样？”刘基说：“此人心胸狭窄而见识浅薄，看他的为人就知道了。”太祖说：“胡惟庸怎么样？”刘基说：“这是头小牛犊，将要把车辕弄坏、把犁弄破了。”太祖说：“我的宰相没有超过先生您的。”刘基说：“臣不是不了解自己，只是嫉恶太深，又不能忍受繁杂事务；如果做宰相，反而会辜负陛下的大恩。天下难道还会缺少人才吗？希望明主尽心寻找。像眼前这些人，臣还没有看出谁可以胜任。”太祖命令刘基限期答复，又亲笔写信询问天象之事。刘基把大意分条作答，认为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威已经建立，应当稍微施以宽缓。此前杨宪失败后，汪广洋任丞相，不久便被贬黜；汪广洋于是推举胡惟庸为相，刘基大为忧伤，曾对人说：“假如我的话没有应验，那是百姓的福气；如果应验了，百姓又将怎么办呢？”太祖天威严肃，只有刘基敢于抗颜直言，不因利害而动摇内心；太祖也非常礼遇刘基，常称他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又说：“你就是我的张良。” 《法天顺人疏》【王祎】臣听说，自古帝王平定天下、成就大业，必定祈求上天延长国运，把它作为万世无疆的谋划。祈求的方法，在于君主修养德行罢了。君主的德行修养好了，上天的眷顾自然不会停止。《尚书》说：“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修德的要点有两个：内心忠厚，以宽大施政。这两点，是君德的大端。因此周朝以忠厚开国，所以能奠定八百年的基业；汉朝以宽大施政，所以能传承四百年的事业。史书所记载的这些事，不可欺罔。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怀抱大有作为的志向，历经十年艰难，大业已经成就。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大概都不能胜过陛下。臣私下听说，君主没有什么比效法天道更优先，也没有什么比顺应人心更紧迫。上天以养育万物为本心，所以春夏使万物生长，秋冬使万物收藏，都是为了生养万物。其间虽有雷霆霜雪，有时打击，有时肃杀，但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如此。假如雷霆霜雪没有一刻停止，那么上天生养万物的本心就会消失。君主体察上天生养万物的本心，所以一举一动都务求合乎天道；否则上天一定会显示灾异来警戒他。

译君主如果确实能够修养德行，难道还不足以符合天意、得到上天的眷顾吗？这就是臣希望陛下效法天道的原因。百姓依靠君主来谋生，所以君主看待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必须如同看待自己的安乐和忧患，因为君民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古人说把财富藏在民间，意思是征取赋税要有节制。征取有节制，百姓的生活就会顺遂，各得其所。陛下近来发布恩德诏令，减免茶课，免除军需，免除边郡租税，百姓都很高兴，才得以享受生存的乐趣。然而如今浙西已经平定，租税范围扩大，应该减免的科敛仍有值得议论之处。这就是臣希望陛下顺应人心的原因。效法天道、顺应人心，那么内心自然忠厚，施政自然宽大。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道理，没有超过这些的。如今陛下建国之初，正要制定法律、建立法度，以确定一代的典章制度。制度礼文方面可以议论的本来很多，臣不敢全部列举，只谨慎地提出帝王治理天下的大要，冒昧陈述。陛下不要以为这是儒者的寻常空谈，便不加以阅览。上《太平治要》十二条【桂彦良】第一，效法天道。上天不说话，但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上天生下圣明君主，使他地位至尊、统御天下，他必须仰观天道而效法。像日月一样明察，像雨露一样施恩，像雷霆一样有威严，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那么百官都会尽力办事，各项事务自然得到治理。如果君主亲自兼管各种事务，就会成为君主劳苦、臣下安逸，这不是效法天道的方法。天道喜爱生养，圣人也喜爱生养。喜爱生养的德行普遍深入人心，人们就都会化育为善，自然不犯法。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广泛开发土地的利益。中原是天下的腹心，号称土地肥沃，却因为人力没有投入，长期荒芜。近来虽然命令各军屯田耕种，但开垦还不广泛。不如在四方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而户口众多的地方，命有司招募百姓耕种开垦；愿意应募的，给予物力资助，放宽徭役赋税，使他们乐于从事。至于犯罪的人，也把他们谪发去屯田，使荒闲的田地都用于农桑。三五年之间，中州富足，财用就会充裕了。第三，顺应人心。天下以人心为根本，人心归向哪里，天命就归向哪里。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对上承受天命，对下顺应人心。百姓所喜欢的，君主也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因为人的情感无不希望富足、长寿、安宁、安逸，所以上古三王使百姓得以生存而不伤害他们，养育他们而使生活日益丰厚，节制征发而不使他们困顿。君主对百姓既如同父母对待子女，百姓对君主也就如同子女爱戴敬重父母。三代之所以得到人心，就是这个道理。第四，培养圣德。聪明睿智的君主、文武仁孝的君王，都是上天赋予圣德，本来没有不具备的。然而在万事纷扰之际，偶尔受到触动，念头一旦产生，就如同厚重的云翳遮蔽白日。因此即使是大圣人，也必须战战兢兢、戒慎谨慎，经常下存养、省察的功夫。节制嗜好欲望，惩治愤怒，使清明之气存于自身，志气如神，那么就会像青天白日一样，万物都仰望他。圣德越加盛大，圣人的寿命就越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传》说：“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长寿。”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五，培植国家命脉。三代享国长久，是因为用仁义道德教化百姓，不专门崇尚刑罚，所以百姓能够享受生养的安乐，上天也眷顾他们。秦、隋享国不久，是因为专门施行苛刻政令，徭役劳作没有止息，不施行仁义，所以百姓无法生活，上天也不保佑它们。如今功业成功、政治安定，万国都臣服，应当以三代有道而长久的原因作为法则，以秦、隋的过失作为警戒。这样人心和悦，天心眷佑，国运就会像泰山一样安稳。第六，开设经筵。自古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完整记载在六经之中，为万世垂示法则，不能不讲习。讲习六经，便能明白义理、端正内心，把它施用于政事，就没有不恰当的。如今正是大力兴办文教的时候，应当选择年高德劭的名儒，在朔日、望日视朝之际，进讲一篇经书，阐明大义，使上下都肃然倾听，人人警醒反省，兴起善心，对治理教化大有补益。第七，慎重选拔官员。官员任用得当，各项事务就会自然治理，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因此选举官员时，不可不精心审察。六部、十三布政司，承担的是股肱重任，哪里可以轻率任用、轻易罢废？必须多次考察他们的才能、德行和器量，确认能够胜任之后，才可以信任任用。至于提刑按察司和知府的职位，本来不可能完全了解每个人，但也不可轻率任用。应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各举荐一名贤良正直之士。知州、知县与百姓最亲近，也必须慎重选择。应命令按察司、知府每年举荐一两名廉洁勤勉、淳厚之士。凡是被举荐的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只要举得其人就有赏，错误举荐就有罚。这样人们都会尽心寻找贤才，不会遗漏人才。新进人才，暂且应当让他们担任佐贰之职加以考验；果真有超群的特殊才能，就特别破格提拔，这样官员就能任用得当了。第八，审慎对待刑罚。刑罚这件事关系到人的性命，不可不审慎。

译《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应当谨慎，应当谨慎，唯独对于刑罚要加以怜恤啊！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也不能恢复原状。如果不敬慎怜恤而详细审判，伤害无辜的人一定很多。伤害的人多了，必然损伤和气，这不是善于治理天下的方法。掌管刑狱的官员，必须选择公平正直、仁厚的人，如汉代张释之、于定国之类，亲近信任并委以重任，那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也能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效果。第九，敦厚教化。学校是用来宣明教化、培养人才的，不只是讲解字义和文章辞藻。如今大力兴办国学，增加生员，教育的恩德已经很厚了。然而国学是首善之地，既然选用名儒，以五经分别教授诸生，就必须先重德行而后重文艺，抑制浮华而崇尚淳厚笃实。而且不能骤然任用他们，以免助长他们奔走竞争的心思；应当使他们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得到真正的修养和实践，使成年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所成就。这样将会看到风俗日益淳厚，人才不断出现，可以供朝廷任用。第十，驾驭戎狄。驾驭戎狄的办法，以守备为先，征伐次之；主动挑起边境事端、贪图小利，则是下策。因此说：“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夷。”意思是用德行怀柔他们，用威势使他们服从，使四夷臣服，各自守住自己的土地，这是最高明的办法。像汉武帝穷兵黩武，只是徒然耗费中原而没有益处；隋炀帝征伐高丽，反而使中原发生祸乱；即使唐太宗那样明智，后来也悔恨征伐高丽是错误。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不是守御四夷的方法。如今海内已经平定，车书一统，蛮夷前来朝贡，偶有不顺服的，应当修明文德来招徕他们，派遣使者晓谕他们，他们将会畏惧威势、感怀德化，没有不顺从的。何必劳师远征呢？元朝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还烦劳圣上忧虑；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分地屯驻镇守，谨慎加强防备，等待他们出现间隙，一举消灭平定他们，也不算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第十一，搜求才俊。古代的杰出人才，有的隐藏在耕田、垂钓、筑墙的人中，有的出身商贾、屠户、卖酒者，都足以兴盛国家、名传后世，并不是只能从一种途径选取。所以《尚书》说：“树立贤能不拘一格，到各处访求俊杰。”如今秀才等类别的人，已经全部举荐任用了。至于军伍、谪戍、农圃、医卜之人，或者因获罪而困居乡里的人，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应当命令有司尽心寻找访察；果真有才具超群、学识出众的人，就举荐他们，为他们打开改过自新的道路，允许他们效忠竭力，那么大概可以得到奇才异能之士，即使十人中得到五人，也足以抵得上千百人的作用了。第十二，广泛征求意见。从前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乐于吸取众人的长处来成就自己的善，所以能够把天下人的善都化为自己的善，并且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使万民各得其所。臣恭敬地想到，圣朝统一华夏，统御万国，偏远幽僻的地方，恐怕还不能完全了解，嘉言善行也可能没有全部采纳。正应当大开言路，广泛访问、博泛询问，使每日入朝的百官能够轮流面对面陈奏；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官员朝觐时，也都命令他们陈述政事，以言论来观察他们的贤能与否。凡是时政得失、百姓疾苦和利弊，都允许各人陈诉。古代有纳言之官，专门掌管这件事，应当选拔学识高明、通晓政务的人，特授纳言院官，详细选择和审定意见是否可行。这样天下的事情就可以周遍了解，天下的善言没有不能传达的，内外百司都不敢懈怠安逸，各自尽心思考自己的职分了。《大庖西上封事》【解缙】臣恭敬地接受圣旨：“朕如今命令你。按义理说是君臣，按恩情说又如父子，应当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古人说：“你若有好的谋略和计策，就进宫在内向你的君主报告；你便在外面顺从执行。”又说：“这样的谋略和计策，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唉！臣民都能这样做，只有贤良之臣才会显著啊。臣认为成王在这里说错了。纵观历代典籍以来，固然都把进谏的臣子视为善，也从未把能够纳谏的君主视为错误。唐尧、虞舜时代的君臣，彼此劝诫，彼此推让，光辉照耀无穷，历来被记为盛美之事。过去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诬陷魏征，因为魏征把前后谏章记录下来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这件事未必确实，即使确有其事，也足以流传后世。君主和臣下共同享有安乐，停废昏庸之政，树立功德碑。臣私下认为，太宗发怒并不是他应该发的怒。陛下应当与尧舜相同，成为百王的师表，哪里应该降低身份而与太宗相比？这不是臣所希望的。臣愿意同皋陶、夔并肩，不愿同魏征列在一起；所以臣感受陛下恩德、服从义理，恳切进言，尤其希望陛下不要自我局限，这实在是万世难逢的时机。陛下生于南方，一统华夏与夷狄，功业高过万古，这就是放勋；取得国家名正言顺，也都不是汉、唐、宋所能比，真可说是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出兵用将，都接受预先谋定的策略，不借助张良、陈平，也不依靠韩信、英布、徐达等人；平定燕都，不曾改变志向；女宠、外戚、宦官、藩镇的祸患，都消弭平定，处理每件事都有法度；祸乱的征兆尚未萌发，便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既然远远超过汉、宋，又何必像唐虞那样谦逊呢？臣只希望陛下笃实敦厚地守住诚信的根本，加强慎独的修养；在面对人、处理事时的功夫，更要深入到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即使处在深宫之内，也要如同在郊祀之时；把前日郊祀时的敬慎，延续为今日存养的功夫；推及您爱护臣下的心来爱护天下，推及您对待臣下的心来对待万物；喜怒哀乐全都听从天理，对上下四方一视同仁；把天地看作一个整体，把天下人看作一个人。命令一经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宜屡次更改；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没有刑罚，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因此命令屡次更改，百姓就会疑惑；疑惑就不会相信。刑罚过于繁密，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不能明辨是非。自建国以来将近二十年，没有一段时间不改变法令，也没有一天没有犯过错的人。陛下曾教导臣说：“世上不会断绝贤才，难道亿兆百姓中果真没有一个像古人那样的贤者，而全都是无才之人吗？”陛下又曾教导臣说：“百姓连死都不怕，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这实在是因为陛下的诚信有所间断，而使用刑罚过于繁密。难怪您喜好善行，却看不见善行显著；厌恶恶行，恶行却日益滋长。善人未必因此得到福，恶人未必因此遭遇祸。臣曾听说陛下震怒，铲除根株、剪断蔓延，诛灭奸逆。

译但没有听说过陛下下诏褒奖一件大善，使赏赐延及后世、又及于他的兄弟，尊荣恩宠始终如一。或者早晨赏赐、晚上杀戮，或者忽然治罪、忽然赦免，施加不可预测的耻辱，这些事情却是有的。实在因为陛下常有自我悔恨的时候，动辄发出“后悔也来不及”的叹息，这不是私意所导致的吗？存养的功夫，大概还没有严密加以实行，所以才有过与不及。陛下天性向来严厉，或许在急于克制、报复、怨恨和欲望方面有所偏差；臣知道这些并非陛下圣明本性中所有的东西。臣见陛下喜欢阅读《说苑》《韵府》杂书，以及所谓《道德心经》，臣私下认为这很不合适。《说苑》出自刘向，刘向的学问并不纯正，沉溺于荒诞妄说，所采内容不合经典，而且多有战国纵横家的言论，败坏人的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韵府》出自元代阴氏，是鄙陋浅薄的小儒，学问孤陋、见识浅窄，像苍蝇一样聚集一时兔园中的寒士，抄集污秽芜杂的内容，完全没有可取之处。陛下若喜欢它便于查阅，那么希望召集一两位有志之士和儒学英才，臣请求执笔跟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和孔子的精深义理，下及关中、闽中、濂洛诸学的精华；根本充实而精明，随时分类编排，用来备作劝戒，删去无益之文，焚毁荒谬妄说，编成一部经书，上接经史，岂不是太平时代著述制作的一件大事吗？如今六经又有残缺，而《礼记》出自汉代儒者，错杂驳杂尤其严重，应当及时删订改正。每日亲临经筵，访求精通审定礼乐的儒者，完备历代帝王的典章，撰成一部《乐书》，以惠及万世；承续唐虞以来尊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太公、周公、后稷、契、伯夷、伯益、傅说、箕子于太学的制度，而孔子则从天子直到庶人，普遍祭祀，以他为先师，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自闵子以下，各自在本乡祭祀；鲁国阙里仍建立叔梁纥庙，赠以王爵，并以颜路、曾皙、孔鲤配享。这样一举洗去历代沿袭的旧弊，开创天朝的文献制度，岂不盛大！至于配天之礼，应恢复扫地为坛的规制；尊奉祖先，应完备七庙制度。奉天殿不应作为筵宴之所，文渊阁还没有达到馆阁应有的崇隆。太常寺不应操习俗乐，官妓制度不是合乎人道的做法。应禁绝娼妓和优伶，使那些趋于淫巧的百姓有所改变，不再迁就淫靡技巧。应改变寺院宦官的制度，以尊重天子的尊贵，不要亲近受过刑的人。执掌宫门和殿阶警卫的，都应是吉士；虎贲、趣马等职，也都应任用俊良之人。即使清扫门户这样的差役，也应命公卿的贤能子弟担任；让诸侯王参与各种职务；确定长期任职制度。按照法令加以封赏，以一体之道对待臣子，向天下显示公正无私。免除山泽的禁税，减免务镇的征税。商用木车粗朴，居处只需土木，不要兴起大规模营造。发布开垦荒田的政令，不要贪图四夷的土地。废弃释、道二教职业的人，应驱使他们恢复正常的人伦生活。对荒诞的经咒，应焚毁它，使其断绝欺骗妄诞。停止所谓瑜伽之说，禁止所谓符式的科法，断绝鬼巫，毁破淫祀，裁减冗官，减少琐碎徭役，严惩法外威刑，永远革除京城的工役。流放十年便允许听其复归，杖刑八十不得再加刑。妇女只要不是帷薄不修，不得逮捕拘系。大臣有过恶应当诛杀，不应再加以侮辱。制定历法以说明时令，授予百姓按时做事的依据，只须说明播种耕植的适宜时节，何必采用建除等荒谬说法？方位煞神之说，实在毫无意义。孤虚宜忌，也不合经典。关于向东行、向西行的说法，关于天德、月德的说法，臣料想唐虞时代的历法中，必定没有这类文字。应该著录的，是日月的运行、星辰的次序，仰观俯察，使事情符合逆顺规律，校正七政；这类内容才是应该记录的。君主如果被琐碎事务纠缠，臣下就会懒惰，万事也都会败坏。君主应当以不妄自察察为明，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百姓的意志就会响应，天命也会降下美善。君主只应当以德行施政。陛下对敬畏上天、敬畏鬼神非常恭敬，但所谓敬畏百姓，还没有做到。您勤勉于治理百姓、制服强暴，但用来治理自己内心的功夫还没有做到。况且祭祀用的黍稷洁净、衣服整齐、修整举措合时、仪式文饰完备，这些只是敬畏上天和鬼神的末节。陛下难道真的认为做到这些就足以尽到事奉上天、事奉鬼神的道理吗？簿书限期、审断狱讼、勤于发布诏告、巧于钩稽核查，这些只是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旁支末流。难道真认为做到这些就足以穷尽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方法吗？古人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听到的。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没有不同；一定要做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只要专心一意地敬慎，内心就是对天的祭祀，不必烦扰鬼神也能获得无疆的福祉，不必劳烦神灵也能享有无为而治的效果；这样便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同其秩序，也与鬼神同其吉凶。近年以来，台纲不严肃，果然如人们所说，把刑名轻重当作能事，把审问囚犯多少当作功劳，这很不是用来砥砺清要之官、树立风采的方法。一个人连自救过错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弹劾别人的过错呢？人人都把进言视为忌讳，哪里还能有劝谏争辩的话？御史纠察弹劾，都奉承秘密诏令，没有听说举荐善人，只知道每天铲除所谓奸人。每当听说皇上要赦免，御史们便故意坚持不放，心里以为这样皇上的恩德会更加显重，却不知道被赦免的人会怀疑皇上喜欢反复。那些人都是市井小人趋附献媚、辛苦经营的小伎俩，陛下为什么不把他们彻底看清楚呢？什么时候真有一个人坚守法度、据理力争，说某人不该治罪、某人应当受刑，像舜说“杀掉他三次”而皋陶说“赦免他三次”那样呢？臣深知陛下轻视天下士人，都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够称职而答复深厚的期望。然而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平安荣耀呢？所以劝谏实在困难，祸患罪责又不可预测。把别人罪名加重，有人说是无私；把别人罪名减轻，却一定被怀疑收受贿赂。逢迎皇上非常容易，而有人请求褒奖、营救他人却十分困难，并且往往因此得祸。祸患不只及自身，刑罚还必然牵连亲友。谁肯舍弃父母妻子，冒犯皇帝、触犯天怒呢？陛下进用人才不选择贤能与否，授予职务不衡量职位轻重，制定了不肯为君主效力便加罪的法律，正所谓取之尽锱铢；又设置奸党相互依倚、援引法律的条文，正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学明白、品行修养，却多困于州县，屈居下级官位。

译孝廉和有才干的人，有时还在盲目奔走、追逐权势，有的却分布在朝廷各省，突然历任清贵显要的职位。掘坟盗墓、顽劣强悍的人，浅薄卑下、愚昧不肖的人，早晨还拿着刀剪行窃，晚上就已经穿戴官帽官服。左手丢下筐箧，右手便系上组绶符印。卑贱的鞋匠穿上绣有衮龙的华服，显得高大威严；挑担贩卖的佣工，乘坐车马，声势显赫。虽说树立贤能不拘一格，难道不也应当真诚审察其德行吗？因此贤者以同这些人为列为羞，庸人却都学习这种风气。把贪婪苟免看作得计，把廉洁受刑说成装饰言辞。所以有“没有钱就做工役，没有盘缠就不能办事”的俗谚，也有“胡乱膀胱的官人，没什么可商量”的童谣。吏部出仕的人不分贤能与否，刑部入狱的人不判曲直。黜陟没有章法，举措违背常理。八议的条文形同虚设，五刑的律令没有定准。天下都说陛下任凭自己的喜怒决定生杀，却不知道这都是臣下缺少忠良之才造成的。古代乡邻之间，善恶一定互相记载；如今虽然有申明旌表善人的举措，却没有党庠、乡学那样的制度。互相知察的法律虽然严厉，训诫告诫的方法却不完备。行礼讲学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先用仁义教导，之后再用法制约束，那么或许可以逐渐磨炼，使施行有效，如同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如今只是应付故事，树立虚文，善恶二字已经荒芜污秽，却没有人顾及。边远地区的百姓彼此挥袖而过，连相互作揖也不做。纲纪没有建立，条目没有依据，形势自然会导致这样。臣希望取用古人治理家族的礼法、和睦邻里的方法，如古代蓝田吕氏的乡约、如今义门郑氏的家范，颁布到天下；世代为臣的大族率先实行以劝导百姓，对他们加以旌表、免除赋役，使其成为百姓的表率。这样将会看到风俗逐渐更新，社会逐渐和谐，达到家家都可以受封表彰的地步，并不困难。陛下不可把这些看成迂腐空疏，而不认为它们切合当前的急务。陛下天资极高，符合道理，对于诸子百家中神怪荒诞、恍惚无稽的说法，臣知道陛下已经洞察无遗。然而陛下仍不免想用这些东西愚弄天下，如所谓以神道设教，臣认为一定不能这样做。天下统一的地图已经确定，一时的人心已经服从，一切奸雄已经震慑。上天没有灾变，百姓没有祸害，圣体康宁，圣子神孙世代相继，这就是所谓真正获得符瑞了。何必兴兵并以取得宝物为名，向众人宣称神仙显灵作为征验，说有某位仙人、某位神灵保佑国家呢？况且以传国玉玺来说，潞王朱从珂已经把它焚毁了；后来屡次求取又屡次得到，真假无法辨明。即使真有传国玺，不过是李斯所写的文字、秦政所制定的制度，哪里值得把它当作宝物呢？周武王时期并没有神仙符瑞应验之事，这从史书所载即可看见。后来古今享国长久的，没有比周朝更长的；神仙、释教、道教那些荒诞虚妄、恍惚无凭的说法，有什么值得考察的呢？土地有盛衰，物产有丰歉，而商税的征收大多都规定固定数额：丰收时，这会使税额超过实际，奸猾之人便得以侵吞欺骗；歉收时，良善百姓又困于补交。夏税本来是一项，但茶叶、椒也征粮，缫丝也征税；既在产地征税，又在经过的津渡征税，夺取百姓利益何等严密！况且许多贫苦人家免不了荒废田地，有的因疾病、死亡、丧事而逃亡、抛弃产业；今天土地上已经没有从前的生产，而今天征收的仍是从前的税粮。里胥不为之上报，州县也不为之处理，有的卖掉产业来供应税粮，产业卖了税却仍然存在；有的借钱或代办来充当徭役，徭役沉重而百姓困苦。再加上土地高低肥瘠不一，而起科征税的轻重没有区别，有的肥沃田地反而税轻，有的贫瘠盐碱地税反而重，这是丈量土地时里胥作弊造成的。想要救济他们的困苦、革除这些弊端，不如实行授田、均田之法，同时推行常平、义仓，逐渐积累，达到储备九年粮食的目标也并不困难。这就是臣愚昧地所说希望废除天下商税的原因。臣听说仲尼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以小邑也一定有城墙和护城河，设置重重城门，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这是圣人制定的制度。然而近世习惯于安逸，毁坏名城，销毁武器，禁止谈兵、忌讳武事，以为这样就是太平。一旦发生意外祸患，连续数郡都会望风溃败，张良、陈平来不及谋划，孟贲、夏育来不及战斗。这都是武备毁坏造成的过失。现在修治武备，不应劳烦大批人众，只须命有司按时整修，给它较宽的期限；由里胥守护，按额设置弓手，督促他们练习弓弩，同时教百姓练习。以兵农制度开设武举，来收罗天下英雄；扩大乡学教育，来招致天下俊杰。古时有许多书院遗址、学田旧业，贡士有庄田，义田有族产，都应当恢复并加以扩充。罪人不牵连妻子，惩罚不及后代；连坐起于秦法，杀戮妻孥本于伪书。如今行善的人，妻子儿女未必得到荣耀；有过错的人，里胥却必定陷害并加重其罪。唐虞时代，四凶的罪只处以流放，所以杀死鲧却任用禹为相，禹不把这当作仇恨，舜也不因此嫌弃禹。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却有把妇女配给罪人的条文；既然把她们置于不义，又还从哪里谈取节义呢？教化的根源就系于此。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所以贾谊想改变服色、确定官名。尚书、侍郎、内侍本来是官名，却把它们加在六卿之上；郎中、员外本来是内职，却用来命名六部所属官员。御史、词臣因此居于受宠的台阁之中；郡守、县令不应当回避本乡本土，彼此同僚协力恭敬，以礼相倡导。然而如今内外百司鞭打下属官员，比对待奴隶还厉害，以致柔弱懦怯的人完全丧失廉耻节操，在进退之间举止卑屈，低声下气、强作和颜而奔走趋奉；一旦成为下级官员，连肌肤都无法保全，实在不是用来培养孝行、激励节义的方法。臣认为，从今以后若不是犯有罪恶，解除官职和施以笞杖的刑罚都不要使用；催征赋税、督促劝勉时，即使有小的过失，也只用蒲鞭表示羞辱，便足以劝善惩恶了。臣只知道竭尽愚诚，想说的本来不止这些；奉命思量，急于陈献。所陈述的内容略无次序，也来不及组织成文，希望将来取得声誉，只求陛下幸加鉴察。上高皇帝封事【叶居升】

译臣名居升，幸而列名生员之首，蒙受宠赐，奉命教授山西学校。我自开学以来，竭尽所知，训诲民间子弟，常恐尚未见到成效，自己已身处草野，无从向圣朝报答养育之恩。私下切切想到，近来恭读圣诏，其中说：“钦天监奏报五星运行失常，日月相刑。”于是诏令臣民详细陈说朕的过失，四海听闻后欢呼如雷，都说这是大禹、成汤罪己的做法，今日又出现了。臣岂敢不披露内心所想来上闻？惟愿圣明的君主详加选择。臣历观汉、晋、唐、宋各代，都有灾异发生，开始是由于刑法政令失当、贤愚颠倒，终于导致纲纪不振；有的政权失于权臣，有的权势转移到方镇；祸患不是由女祸造成，就是被夷狄困扰。上下苟且偷安，勉强延续岁月，谏书屡次上呈，却从未有人省察；上天出现变异而不知道警戒，下民产生怨恨而不知道体察，天下已经败坏却没有人能够挽救。臣每次读史读到这些地方，没有不咬牙切齿、忧愤填胸的，岂止叹息而已。到了元朝末年，天人厌弃极度的乱局，天命归于真主，于是扫除叛乱；四海英雄都坐等来到宫阙之下，沙漠和极远边疆无不臣服。如今陛下早起晚睡，图谋达到雍熙之治，汉、晋、唐、宋的过失现在都没有了。然而上天出现变异，以致日月星辰失去秩序，或许是上天鉴察前代的过失，想纠正其弊病，却又矫枉过正了吗？汉代贾山曾说：“忠臣侍奉君主，说话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说话不切直，就不能阐明正道。这正是明主急于听取、忠臣因此冒死竭尽忠诚的原因。”臣今天有些樵夫之言，虽未必足以阐明正道，还是冒昧切直地说出来，希望能够尽到忠臣侍奉明主的心意吗？臣听说，君王的心与天相通，君王的行动在上天得到感应。考察天下治理得好坏，只须从君王身上寻找根源。如果阴阳交相调和，五行顺序运行，日月星辰各得其常，即使天下还没有治理完善，也可以说是治理；如果阴阳错乱，五行失序，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即使天下没有事情，也可以说没有治理。考察天道，观察人事，然后才能验证治乱的实际。臣看当今之事，矫枉过正的地方有三项：一是分封过于奢侈，二是使用刑罚过于繁多，三是求取治理过于急速。怎么说明呢？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臣下，五星象征卿士和庶人。臣愚昧，不懂星术，只想把经传中听到的以及前代已经实行的得失摘取出来加以论述。《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正是……” ……它的常道。阴气盛而阳气衰，就会产生不善。如今月亮侵蚀太阳，尚且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说日月相刑，那就是月亮敢于抗拒太阳，臣下敢于抗拒君主了。臣私下观察，主上拥有天下，扫除群雄如同践踏草芥，笼络豪杰如同指臂使唤。如今公卿大臣数十万之众，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朝廷派一个使者去召唤他们，他们便拱手听命，不敢迟延，何况敢有抗衡的人吗？

译《左传》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得超过九分之一，使上下等级各有差别、各有定制，大概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枝末，遏制祸乱的根源，尊崇治理的根本。国家分割土地进行分封，使诸王各有封地，以建立藩屏，恢复古代制度，大概是为了鉴戒宋、元宗室孤立、不能振作的弊病。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都把各自封地全部分给他们，连都城宫室的制度也在广狭大小上仅次于天子的都城，又赐给他们盛大的甲兵卫士，臣恐怕数代以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那时再削减他们的土地、夺取他们的权力，就会激起他们的怨恨，像汉代七国、晋代诸王那样；否则便会凭借险要争夺抗衡，或拥兵进入朝廷，严重时乘隙起事，防备也来不及了。这或许是皇天深切眷顾，特意以此警告来提醒我们吗？如今议论的人说：“诸王都是天子的亲生儿子，都是皇太子的亲骨肉；封地虽然广大，制度虽然奢侈，正所谓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宗室坚如磐石，天下都敬服他们的强大，哪里会有抗衡君主的礼法呢？”《尚书》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如今诸王也是列爵，汉代制度规定诸侯王的封地也不过国土的三分之一。礼制没有比等级名分更重要的。如果王侯之国与京畿相同，就成为列国了，哪里还存在君臣的名分？如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都连接着几十座城，又在制度上给予优厚、在兵力上给予凭借，议论的人为什么不摘取汉、晋的事例来看看呢？孝景皇帝是汉高皇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与同一祖父所生兄弟的子孙。当时只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立即起兵向西进攻。晋代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改朝换代以后，接连拥兵来危害王室，终于造成五胡纷扰的祸患。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即产生；援引古事证明今事，已经十分明白了。这就是臣认为矫枉过正的地方。过去贾谊劝汉文帝及早分割诸侯国的土地，把封地留空以等待诸王的子孙，认为诸王势力小就容易驾驭，封国小就不会产生邪心。假使文帝完全听从贾谊的话，就一定不会有七国之祸。愿趁诸王尚未前往封国之前，限制他们都邑的制度，减少他们的卫兵，限定他们的疆界，也用来等待将来分封诸王的子孙。这个制度一旦确定，诸王中有圣贤德行的，便入朝担任辅相；留守封国的，便作为藩辅，这样就可以与国家同享安乐，世世代代没有穷尽。牺牲一时的恩惠，来谋求万世的利益，消除天变，安定社稷，天下就大幸了。臣又观察历代开国君主，没有不以崇尚德行、宽缓刑罚来凝聚民心的，也没有专门施行刑罚而能够凝聚民心的。国运长短，全都由此决定。三代、秦、汉、隋、唐享有国祚的年数，都记载在典籍中，清楚明白、可以看到。原因是什么呢？《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重要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货、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作恶，叫作义。”由此可以看出天地好生的心意，以及圣人守住君位的方法。然而“禁止百姓作恶”的义理特意列在末位，是说明刑罚出于不得已，不能专任刑罚。古代判处死刑时，天子要为此撤去音乐、减少膳食，把悲惨痛切的心意寄寓其中，实在是因为上天生养这些百姓，设置君长来管理他们、教导他们、养育他们，都希望他们共同生存于天地之间。不幸有不遵从教化的人被列入死罪，就不得不施刑。因此他们仁爱深厚，深入肌肤、浸入骨髓，百姓思念他们的德行，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所以他们的子孙享有国祚长达六七百年；较近的也有三四百年，难道只是偶然吗？如今议论的人说：“宋、元中叶以后，纲纪不振，专门姑息，赏罚没有章法，以至于灭亡。”这是实行小仁而毁灭大义，虽有君位却不能守住。这正是主上痛切惩治其弊病、矫正偏差的地方。因此制定不可宽宥的刑罚，权宜采用神奇变通的法令，使人知道畏惧而无法测度其端倪。臣听说，开创基业的君主为百世留下典范，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准绳，使子孙有所遵守。何况刑罚关系百姓生死，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刑罚贵在适中，过度和不足，都不是上天讨伐有罪者的本意。假使刑政不建立，强暴之人能够互相凌辱，那么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如果刑罚繁多苛刻，政治又急迫严厉，那么百姓将手脚无措。只拿当今刑罚来说，笞、杖、徒、流、死，是现在的五刑。施用这五刑，既不宽贷，又完全出于大公至正，这样就可以了。但施刑之时，往往出自圣意，使审理案件的官吏专务深刻严酷，以迎合皇上的意思。深刻严酷的多能获功，公平允当的多获罪责，有的甚至以追究赃罪的多少来评定优劣；想求得审狱公平允当，难道容易吗？近来特别防范杂犯死罪，免除死刑而充军，其余罪犯依次仿照流刑、徒刑的法律办理，又删定旧有律条，按等次减刑宽宥。这已经逐渐显现宽宥之意，使许多人得以活命，主上好生的仁德已经明显地布及天下了。然而还没有听说有诫令审理案件务必公平允当的条文，所以法司审狱仍然沿袭旧有弊病，虽有宽宥的名义，却未见宽宥的实际。所谓实际，在主上而不在臣下。因此必须有“罪疑惟轻”的意思，好生之德才能深入民心；必须有“王三宥”的制度，然后再施刑罚，才能出现监狱空虚的成效。这不是浅薄地做一做就能达到的。唐太宗对侍臣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疫病，并不是希望伤害别人，只是希望借棺材卖出去获利罢了。”如今法司审核审理一件案件，必定要求深入追究来完成考核，那么应当制定什么办法才能使审判公平允当呢？唐太宗纠正隋朝暴虐的刑罚，务求宽宥，尚且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何况如今立法严密，是为了纠正宽纵，难道能没有这种过失吗？怎样说明这一点呢？古代读书做官的人，以登上仕籍为荣，以罢职后不再叙用为耻；如今读书做官的人，却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污而不被录用为幸。

译他们把屯田、工役看作必然招致的罪罚，把鞭笞、捶楚看作平常的羞辱。起初，朝廷从天下选取士人，广泛搜罗、搜取，务求没有遗漏；有关部门催逼他们上路，如同押解重囚。等到了京师，任官又多凭相貌选择，所以他们所学的或许不是所听闻的道理，而所任用的又或许不是他们所学的。等到做官以后，一举一动稍微触犯法令，苟且免于杀戮，就必然归入屯田、工役的科目。所谓取用时搜刮得一丝不剩，使用时却视如泥沙，通常都成了常例，稍有不顾惜。然而这难道也是君主乐意做的事吗？只是想使人畏惧而不敢犯法罢了。臣私下见到，近年来诛杀也可以说不少了，但犯法的人却接连不断，难道是下民不畏惧法律吗？实在是因为激浊扬清没有分明，善恶贤愚没有区别，评议贤能的制度已经废弃，以致人们不再自我砥砺，行善的人也懈怠了。宋代程颐说过：“君子和小人通常各占一半。天下太平，小人多被感化成君子，君子就多于小人；天下混乱，君子多被感化成小人，小人就多于君子。”这话说的是在上位的人有办法教化他们。假如有一个人，廉洁如伯夷、叔齐，才智如张良、陈平，只因一次不谨慎，稍微触犯法令，在上位的人将会记录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而任用他吗？还是会舍弃他的长处，只抓住他的短处，把他置于法网吗？假如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那么才力中等的人也会争着以廉洁、才智自许，成为有用的君子。假如只取他的短处、抛弃他的长处，那么行善的人都会说：“某人已经这样廉洁，某人已经这样有才智，只因稍微不合乎法律，朝廷便一点也不宽贷，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容身呢？”于是如今身居官位的人大多没有廉耻；尚未做官时，便修养自身、畏惧谨慎，行动都遵守律法；一旦进入官场，就因为禁锢严密，朝不保夕，于是抛弃了廉耻。有的从事搜刮剥削，以备交纳屯田、工役的费用，大多都是这样。这难道不是施刑过于烦琐的结果吗？汉代曾把大族迁徙到山陵附近，却没有听说把罪犯充实在那里。如今凤阳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却让罪犯大都居住在那里，发出怨嗟愁苦的声音，这不是恭敬奉承宗庙的意思。近来下令在其中，愿意入军籍的听其免罪，也有恢复官职的人，但仍听说把其余丁和家小拘留在屯田处。罪犯的家长既然已经赦免，并且还让他任职掌政，那么余丁和家小又有什么罪呢？如果强敌对阵，就应当扬起精兵、击鼓振奋，鼓舞三军士气，进攻必能取胜，擒获必能成功，这才可以。如今贼人伪称“四大王”，突然逃窜山谷，像狐狸一样隐伏，像鼠类一样潜藏，没有巢穴可以追寻；用计谋捕获他们，或许还有可能得到。但现在却劳烦重兵去讨伐，他们受到惊吓而溃散，深入大山沟壑。若与他们比较奔走，他们走熟路而行动轻便；若与他们较量生死，他们怀着必死的气势。三军将士中，谁肯舍命与他们争斗呢？如今追捕了数年，既没有办法，却归罪于新附户籍中的小民，把他们迁徙，骚动四千里土地，使鸡犬不得安宁。何况新附之民，先前因兵乱流移他处，朝廷允许他们恢复产业、返回故乡；如今既已编入户籍，却又把他们全部统计迁走，这是使法律在民众中失去信用。先有户口，然后田野才能开辟；田野开辟，然后赋税才能增加。如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近来已经缴纳税粮的人家，虽承蒙特别防范、分别释放回家，但心中仍不能安定。已经起解的户口，虽稍加怜恤，仍被留在开封听候。如今军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该怎么办，谣言使人惊动。何况太原诸郡处在外界边远之地，民心如此，实在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臣恐怕从今以后，北方各郡的户口再也不能增加了。为什么呢？小民容易惊动，却难以安定。如今小民认为新编户籍归官府掌管，既然仍然被迁徙，反而更容易逃亡躲藏。如果要迁徙，就一概迁走，那么我们何必先承受它的祸害呢？这些都是臣所谓矫枉过正、足以招致灾异的事情，看不出它们能够凝聚民心、延长国运。晋代郭璞说过：“阴阳错乱，都是刑罚繁多造成的。”如今的天变，难道不是刑罚繁多造成的吗？臣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当顾全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明并实行八议之法，严禁深刻苛酷的官吏；判狱公平允当的就越级升迁，苛刻搜刮聚敛的就罢免贬黜。凤阳屯田的制度中，现有家小被留在屯田处的，听任他们耕种；已经起科、已经起解的户口，仍留在开封的，全部释放，使其恢复产业、承担差役。这样，君主就足以发扬好生的德行，为国运长久树立福兆；百姓自然安定，天变自然消除。过去周朝从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以后，教化才大为推行；汉朝从高帝到文帝、景帝以后，才被称为富庶。文王、武王、高帝的才干，并非不能使教化施行、达到富庶，只是天下治乱、气运的转移、人心的趋向，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达到大治的方法，本来就不可能突然实现。如今国家建元至今已经九年，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大定，纲纪大为整顿，法令修明，也可以说安定了。然而主上切切认为民俗浇薄，人不知道畏惧，法令一颁布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诈伪就兴起，所以有早晨诛杀、晚上又犯法的，有昨天刚被荐举、今天就遭杀戮的。于是命令刚下便随即更改，已经赦免又重新收捕，天下臣民都不知道该听从什么，不能彼此安宁，这与主上求治的心意很不相称。臣愚昧地认为，天下趋向治理，就像坚冰即将融化。冰很坚固，不是太阳一天的光照就能消融的；阳气发生，土壤脉络渐渐活动，和暖之气薰蒸，然后才会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正是这样：用刑罚来威慑，用礼制来引导，以仁德渐渐教化百姓，以义理磨砺百姓，然后他们的教化才会兴盛和谐。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政才会形成。”这不是空话。何况如今的天下仍是古代的天下，民俗虽然浇薄，但百姓爱好善行、憎恶恶行的心从未泯灭。顺着他们好善恶恶的心来端正风俗，那么求治的方法就在这里了。求治的方法，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九年〕

译端正风俗的方法，没有比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更优先的；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没有比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更优先的；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没有比朝廷知道所崇尚的是什么更优先的。这样，就必须把簿书、期限、狱讼、钱谷未按期呈报看作可以宽恕的事，把流俗败坏、世道失序、国家败坏看作不能不追究的事，然后端正风俗的方法才算得到。风俗一旦端正，天下还有不能治理的吗？古代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所以以自身端正来率领下属，引导百姓行善，使教化形成、风俗美善。征收赋税、规定期限、处理狱讼、办理簿书，本来是他们的职责。如今的守令把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作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这些王政的根本，却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将靠什么来教养百姓呢？拿农桑来说，春天刚到，州县发下一纸文帖，乡里只是回报一份文状罢了，守令从未亲自巡察，查看播种栽植的次序以及防备旱涝的措施。拿学校来说，廪膳生员是国家依靠学校来选取人才的地方。如今各处师生缺员很多，即使名额齐备，守令也很少真正以礼义谦让来培养他们成才。朝廷十分重视把社学作为教化百姓的急务，所以多次下令查验师生姓名、所学课程，详细到这种程度。如今的社学，在市镇、城郭中，有的只设立门牌；在偏远的村庄和僻静之处，则又只登记名称罢了。守令也从未把教养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准备文案以备查核而已。等到宪司分部前来巡按，也只是沿袭旧有惯例，从未派一人巡行察看兴办或废弛的实际情况，上下都把它当作虚文，竟到了这种地步。小民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争斗的风气形成，奸诈的风气盛行，礼义廉耻都扫地了。这是守令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的过失。风纪部门的职责，是代替朝廷宣扬教化，访察善恶，分条举明纲目，挽救治理各种事务；至于听讼断狱，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如今却专把狱讼当作要务，把获取赃物多的人看作称职，把办事少的人看作庸弱无能。一有不称职，即使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也视为虚文末节而无暇举荐。若这样称作察恶，也差不多了。所谓宣扬教化，究竟在哪里呢？他们起初只知道除掉一个贪赃官吏、判决一件狱讼就是治理，却不知道劝导百姓养成良好风俗，使百姓改过向善、远离罪过，这才是治理的大事。这是风宪官不知道应当重视什么的过失。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风宪官是亲自巡察守令的官；他们如此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所以想求得良好治理，最终却没有做到。《王制》论说乡里的秀士，升入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考察其中的秀士，升入太学，称为俊士；大乐正又考察造就成才的士人中的优秀者，升入司马那里，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定适合做官的人才，评定以后才授官，任官以后才授爵，考核竟然如此详细。成周时代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如今如果让天下都邑的生员在礼部考核，升入太学，使他们历练各种职务，任用他们办理事务，就可以洗刷历代科举选人的鄙陋，向上效法成周的制度了。然而都邑生员升入太学，有的还不到几个月，就突然被选入官，委以都邑政务，这种事间或也有。臣恐怕这些人还不熟悉时政，不熟悉朝廷礼法，不能宣扬引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困扰百姓。虽说这是国家养育人才的仁德，但世间奇才很少有像耿弇、颜回、邓禹这样的人，固然不可拘泥于常法。即使是贾谊这样的才干，汉朝也因为他年少而难以委任。开国以来，选拔举荐秀才不能说不多，所授官职名位不能说不重；如今数一数还在世的，难道有几个人吗？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如同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往年所举荐的人，难道不令人深深痛惜吗？这些都是臣所谓求治过于急速的过失。过去宋朝拥有天下，大约三百多年。它开始时用礼义教导百姓，盛世之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的风气，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到了末年，守卫城池的将领力量用尽、计策穷尽，却视死如归；忠臣义士为国死难的数不胜数，连妇女也以受污辱为羞耻。这些都是礼义教化的功效。元朝建立国家，其根本本来就不正，违犯礼义名分、败坏廉耻的情况，自古以来没有过。因此到了末年，弃城叛变的将领、投降敌人和归附下位者也多得数不清；即使是老儒和重臣，也甘心忍受屈辱。自大将北征以来，为国死难的，难道有几个人吗？这就是礼义廉耻不能振作的弊病。如今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至今还没有改变，实在令人深为惊异。臣认为，国家求治过于急速，不如敦厚礼义、崇尚廉耻。对守令，应责令他们把礼义放在首位，谨慎征收赋税，并把农桑、学校作为急务；对风宪官，应责令他们把教化放在首位，审慎执法，并把公平审狱、缓用刑罚作为最紧要的事。这样，德泽流布下达，求治的方法或许就能实现了。郡邑生员升入太学，必须命令他们在学校学习；有的经过三年，精通一经，同时学习一门技艺，然后参加选任；有的先行宿卫，有的办理事务，以此观察大臣的才能，随后再委任政务，那么他们的学识和才能都能得到提高，或许就不会败坏政事。并且使他们知道俸禄和官位都是上天所赐的俸禄和官位，从而可以堵塞非分觊觎之心。分封有制度，宗族本支就能延续百世；刑罚罪名清明，刑罚就会达到期望的无刑；崇尚礼义、重视廉耻，风气就会转变、习俗就会改变。这样，主上端正安坐、清明肃穆，经过岁月的积累，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诸般福祉祥瑞无不一齐到来。还有什么天变不能消除的呢？然而臣愚昧卑微，不自量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内心激切惶恐到了极点。中书省改革的答复【许士廉】

译己亥日，胡惟庸等人已经伏诛，皇上谕告文武百官说：“朕自登临帝位以来，已经十三年了。期间任用大臣，是希望辅佐朕达到至治，所以设立中书省总管天下文治，设立都督府总管天下军政，设立御史台振肃朝廷纲纪。哪里想到奸臣窃取国家权柄，枉法诬陷贤能，怀有不轨之心，肆行奸诈欺骗的弊端。正确的言论被众人缄口，朋党在群邪中逞强，蛀蚀政治，图谋危害社稷。譬如堤防将要决口，烈火将要燃烧，已有滔天燎原之势。幸赖神明揭发他们的奸谋，使他们都被消灭。朕撤去中书省，提升六部地位，仿照古代六卿制度，使六部各自主管事务；另设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军卫。这样，权力就不会专掌于一个部门，事务也不会因壅塞蒙蔽而滞留。卿等认为怎么样？”监察御史许士廉等回答说：“历代制度，都是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的。何况创立制度、制定法律，是天子的事情，既然出自圣裁，实在可以成为典章。只是担心陛下每天应对万般事务，耗费心神过度。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设置三公府，以勋旧大臣担任太师、太傅、太保，总领百官和各种事务。至于封建、发兵、铨选、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之类的大政，就奏请陛下裁决；其余日常事务，则依照惯例奉行。这样或许可以使臣下断绝专擅权力的祸患，也使主上不必承受繁重劳苦。”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哪里用得着那个宰相说【谢铎】宰相的地位重要，而任用宰相又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选，实在太重要了。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扶助倾覆的局面，支撑危急的形势，可以托付孤儿，可以寄托身命，于是天下的事情都不必忧虑。否则，宰相权任过重，恰恰会促成他的势力，成为篡夺窃取的资本；那还不如把权势分开、以力量相抗，使一切归于至尊，或许不至于国家大坏大弊而最终无人挽救。因此，诸葛孔明是汉朝的宰相，最终辅佐后主，抗击曹操，没有辜负昭烈帝的托付。曹操也是汉朝的宰相，最终杀害太后，逼迫天子，把汉家的基业全部夺去。从此以后，晋、宋、齐、梁、陈、隋的君主，都一一承袭曹操过去的谋略而行事。即使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秦桧、贾似道，未必像曹操那样严重，但他们误导君主、使国家灭亡，结果是一样的。唉！假使做宰相的人全都是孔明这样的人，天下怎么能一天没有宰相呢？只是三代以后，想求得像孔明这样的人却不可得，所以宁可废除宰相而不设置，把他的权力分散到六部。这就是我圣祖为亿万年作深远长久的考虑，超越汉、唐、宋而更高明的地方。家庭与国家，虽然大小不同，但其中的道理和形势却是相同的。家庭有宗子，就像国家有君主；宗子的伯叔兄弟，就像君主的宰相。宗子不幸而孤弱，如果宰相得到合适的人，外来的欺侮就不会发生，家道就会昌盛。否则，宰相将要制造谣言、挑起事端，表面给予、暗中夺取，天天忙于被凌辱、侵吞、吞噬还来不及。即使有疏远的亲族，他们也会自称并向人宣告：“这是我们家的家事罢了。”又有谁能抵御他们呢？由此我又知道，“哪里用得着那个宰相”的说法还不足以说尽道理。所以如果宰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还不如把政权分散到各处，使纲纪全部张立，名分和义理一向确定；这样即使扶立遗腹子、让幼主穿着朝服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不幸而有像曹操那样的人出现在其中，那么他用来祸害人家、国家和天下的手段，难道会有止境吗？唉！这是曹操给万世留下的永远鉴戒，也是我圣祖深深看清这一点而急于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我朝超过历代的五件事【谢铎】过去邵康节说过：“我朝有五件事，是历代所没有的：第一，改朝换代的那一天，市场不改变店铺；第二，平定天下是在即位以后；第三，从未杀害一个无罪的人；第四，百年间才传了四代；第五，百年没有心腹之患。”臣愚昧地认为，我太祖皇帝远远超过宋朝，也有五件事，确实是历代所没有的：第一，扩展并清理边境，以收复中原诸夏；第二，从南方起兵建立基业，进而统一天下；第三，威势加于前朝，双方却没有交锋；第四，亲自创建基业，并且在位时间最长；第五，申明祖训，家法最为严厉。自古以来，剪除暴乱、完全平定天下的君主有过，但没有扩展清理边境、收复中原诸夏的。自古以来，从江东崛起、凭一方之地称霸的君主有过，但没有从南方建立基业、统一天下的。自古以来，诛杀其君、篡夺其国来取代其位的君主有过，但没有兵不交锋、刃不沾血而取得其国的。自古以来，中兴继世、在位享国长久的君主有过，但没有在创业之初就临御天下达到三十年的。自古以来，开创基业、垂示统绪，制定大纲、举明细目的君主有过，但没有家法如此严厉、垂示训诫如此反复周详的。” 啊！像我圣祖这样的神明功业，可以说高出万古、绝异超群了，哪里只是远远超过宋朝而已呢！《名臣经济录》第一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二卷 明代 黄训 编 保治【永乐、洪熙、宣德】《蹇义墓志录》【杨士奇】洪武甲子年，考中四川乡试。第二年，考中礼部会试和廷试，赐同进士出身，提升为中书舍人，授征仕郎。太祖高皇帝很看重他，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往往称赞他，而且多次受到赏赐。起初他名叫瑢，有一天奏事完毕，皇帝问：“你是蹇叔的后代吗？”亲自挥笔写下“义”字赐给他，用来改换旧名。当时正逢罗夫人去世服丧，皇帝赐给他路费，并命令他乘驿站快马回去，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服丧期满后仍任原职，任满三年，吏部奏请调任，皇帝特意命令他任满九年。早晚都在皇帝身边，凡是机密文书，皇帝一定交给他办理；而他小心恭敬、谨慎周密，时间越久越加笃实。建文年间，升任吏部右侍郎，授嘉议大夫。太宗文皇帝入朝继承大统后，转任左侍郎，几个月后升为吏部尚书，授资善大夫。当时政令制度中有不合洪武旧制的，皇帝下诏全部恢复。蹇义从容地向皇帝说，制度的增减贵在适合时宜，并间或举出几件事，陈说其始末。文皇帝认为他忠诚诚实，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有小人诬陷蹇义不忘建文帝，幸赖皇上圣明而没有听信。有人因为授官没有得到好地方，便控告蹇义不公平，皇上都斥责了他们。永乐二年，册立仁宗皇帝为皇太子，命蹇义担任詹事。当时师傅一职都由勋臣兼任，而辅导太子的责任交给文臣詹事，因为詹事是东宫旧属。皇上想要向皇太子有所谕告，通常先谕告詹事前往传达意旨，蹇义也总是委婉周详地办理。皇太子尤其爱重蹇义，他所说的话没有不信任采用的。任满三年，升为资政大夫。永乐七年，皇帝车驾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监国；中外一切事务，只有诸王和远方夷族有奏请，须到皇帝行在，其余全部上报皇太子听取并处理。蹇义熟悉典章旧事，通达政务体制，勤勉不倦，不动声色，而事务因此得以办成。皇帝赐给他诰命，按其官秩封赠两代。任满九年，赐给他的敕书中有“秉心正直”“淳良笃实”“裨益国家”等赞语。多次奉命兼理礼部事务，虽然职务堆积，也处理得从容自如。永乐十七年，父亲去世，回乡服丧。第二年，随皇太子朝见北京，皇帝于是命他巡抚直隶应天等府州县，询问军民的安乐疾苦以及文武官吏的贤能与否，并据此升迁或贬黜他们。蹇义认为国家多事之时，如果全部用法律绳治官吏，将会处理不完，于是只特别惩治其中罪行最重的几人，其余大多宽免；至于军民的利弊和应当兴革的事项，则全部上奏施行。仁宗皇帝刚刚继承帝位时，凡一切政事谋议，预先参与的只有三四人，而蹇义居于首位。升任少保兼吏部尚书，两份俸禄都领取。赐给他冠服、象笏和两条玉带，随后升为少傅，又升为少师。皇帝赐给师傅大臣每人一枚银章，章文是“绳愆纠缪”。蹇义首先得到赐章，皇帝谕告他说：“朕如果有错误的举动，卿就立即写成奏疏，用这枚印章封识后进呈，朕正是希望卿等匡正朕啊。”又想到蹇义侍从皇太子监国时的旧日劳绩，特意铸造“蹇忠贞印”赐给他，敕书中称赞他善于辅佐君主。他劳心焦思二十多年，无论处于平安还是险恶环境，操守始终如一。当时正在修撰太宗皇帝实录，命蹇义监督修撰。宣宗皇帝继位后，一切政事谋议都交给蹇义。像仁宗即位初年一样，后来又奉命监督修撰仁宗皇帝实录，书成后，皇帝赐给他白金、文绮、鞍马。他随军征讨庶人高煦回来，得到的宠信赏赐尤其丰厚。又随皇帝巡察边境，回来以后，皇帝因为他年老，不愿再用有司事务烦劳他，赐给他敕书说：“卿侍奉祖宗，长期积累功效，勤劳忠诚；自朕继承统绪以来，更加依赖卿辅佐，早晚都记在心中，希望善始善终。考虑到卿年事已高，主管繁重事务实在优待老人并不合适；何况师保之职重要，职责在于敬辅君主，不必烦劳于一般政务，这才符合朕对卿的倚重和委托。可以停止吏部事务，早晚在朕左右，共同讨论至高的道理，一同安定国家。卿应当专心思考、慎重谋虑，更加提出美善的谋议，以符合朕眷顾倚重老成之臣的心意。”随后又赐给他一枚银章，章文是“忠厚宽弘”，是用来褒奖他的德行。蹇义为人深沉质朴，温和厚重、简约宁静；内有孝友的品行，侍奉君主忠诚，与人相处宽厚，从不触犯违逆别人，从未轻易说一句伤害人的话。至于议论法令，也不苟且行事，凡事包容，最终必归于中正。他历事五朝，共五十年，所经历的道路平坦安稳，没有一天有跌倒失足的忧虑。退朝空闲时，手不释卷；身居显贵而能谦逊，富有而能节俭。在皇上面前所说的话，从未退朝后拿去对人谈论，大概天下有许多人暗中受到他的益处。士奇曾私下评论他说：“鲁简肃的忠实不欺，李文正的不伤人害物，张忠定的不修饰玩好，傅献简待人以诚，范忠文不设防人之心，蹇公大概兼有这些优点。” 《夏原吉传录》【王鏊】洪武三十一年，升任户部右侍郎。太宗即位后，转任户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凡贡赋和徭役制度，都命令他详细制定。两浙发生大水，命他前往治理，并命都御史俞某带着《水利集》赐给他。他遍访当地老人，了解水流的源头和下游；当时役使数万军民，他安抚慰劳他们，使人人都尽力。自己穿布衣、徒步行走，昼夜谋划，眼睛都因此熬红了。盛暑时有人有时拿伞给他送来，他说：“众人都赤身暴露在烈日下，我怎么忍心独自求凉？”他疏通壅塞，修筑堤岸和浦口，疏浚沟渠，修治桥梁，引水入海，水患于是消除。又上奏发放一万多石粮食赈济饥民，给贫民发放耕牛、农具和种子。吴地百姓都怀念他。姚广孝从浙西回来，皇上首先询问夏原吉的情况。姚广孝说：“夏某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有德爱民之臣。”皇帝召夏原吉回来掌管户部事务。他请求裁减冗余的俸禄人员，平衡赋税徭役，调均收入和支出；不让权势显要之家私自经营盐业以妨碍商贾，不让富贵之家专擅钱币以阻碍货物流通，禁止包揽侵吞欺骗的弊端，清理仓场，扩大屯田播种，这些都建立了确定的规章。最初修建北京宫殿时，采伐木材、运输粮饷的事务，皇帝命夏原吉外出巡视，给他锦衣卫官校四十人，并依法惩治怠慢事务的人。夏原吉登车后，就谕告各处官吏、军民说：“这件事我将亲自巡察，是因为恐怕违犯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