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二十七

译国家分设六曹来统理各项政务，礼部相较其他部门事务简少，在南京留守机构中事务尤其简少。进士林孟和君已经授任祠部主事，将要前往南京；替他惋惜的人说：“孟和为人慷慨，喜欢办事，才识过人，而且志向专一坚定，考虑事务、议论道理一定追究到底；写作时极力追求奇特，古奥处更是焦心劳思，眼睛因此受损也不稍停。他又出身于旧日门阀之家，熟悉官场礼仪，与普通士人不同；如果把他置于台谏，或交给繁剧部门，必定能充分显露他的才气。如今却把他投到闲散部门，为什么呢？”替他解释的人说：“执政者爱惜、保护人才，希望使人才得到周全使用，所以举措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对于简静朴厚的人，让他任职于烦杂之处，是为了补足他的不足；对于疏通而有智略的人，不交给具体吏事，是为了补助他的德性。大概是现在储备人才，等待日后任用，并不是没有用意。”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事务，粗浅的可以用才智处置，精微的必须等待人才才能办成，难道只有才智方面如此吗？正因为如此，尤其不可不设法求得人才。精微的事情没有超过礼乐的；以房玄龄、魏征的贤能，尚且不能回答唐太宗的提问，韩愈学问广博，尚且苦于《仪礼》难以阅读，何况其他人呢？祠部掌管国家的大祀，是主管礼乐的部门；主管礼乐却把他委任到闲散部门，真是奇怪！这正是他应当守职尽责的地方。仰想我国百年盛治，正是礼乐可以兴盛的时候；礼制的大纲和要旨依据旧典，不能稍有妄议，但沿革次序中若有万一应当施行的事项，也应考察古制。例如禘祫的制度、明堂的位置、谥号议定由太常负责，太常不得由僧道掌管，雅乐应以校定钟律为根本，俗乐另行简省训练，佛、老宫观的制度应削减，宋徽宗以后不可与孔子并列。所有这些都是礼官的责任。礼意的微妙、制度的严密、音律与治乱的关系、异教对人心的影响，都想精细研究并阐明后进献皇上，难道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吗？我恐怕有人只是顾虑怕烦，难道闲散部门的责任就比吏职轻吗？执政者的意思，大概不是这样。因此才想任用君，君应当前往尽职，以消除时人的疑惑。孟和说：“我发誓要用尽一生来完成它。”我在他出行之际，依次陈述这些话赠给他。《恭敬遵奉圣训、严禁奢侈事》【汪鋐】臣想到，皇上举行旷世大典，亲自从事耕田和养蚕，率先垂范于天下，将使天下百姓男勤于耕作，女勤于织布，把它作为衣食丰足的根本。又颁示圣训，列成条目，命令部院刊布天下，将使天下百姓重视农业、抑制末业，去除恶行、趋向善良，形成知礼义、知廉耻的风气。这是皇上惠爱百姓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厚周全了。臣恭敬诵读圣训，其中一条说：‘秋收以后，所得收获必须节省爱惜，不得轻贱抛弃，要储存起来以备荒年。’臣仰察圣谕，大概是说百姓对于财物，不勤劳就无法开辟财源，不节俭就无法节制流失；勤劳和节俭可以相互配合，却不能缺少任何一个。因此既以勤劳率先教导百姓，又以节俭进一步训谕他们。恭惟太祖高皇帝制定《大明令》礼仪定式，凡官民的服饰、冠带、房舍、鞍辔、坟茔、器皿、床榻，都各有等级，无非是要教导百姓节俭，使他们不得放纵欲望、败坏法度。奢侈造成的危害，不只是贫困而已。官吏贪婪，百姓就会成为盗贼；上级虐待下属，下属就会轻慢上级；礼义风气熄灭，廉耻之道丧失，这些都由奢侈造成。所以太祖高皇帝详定礼制，用来防止和遏制百姓的欲望。如今太平日子已经长久，人心懈怠苟安，即使有法令制度，也不知道遵守，财物越来越匮乏而奢侈越来越严重，民俗的弊病达到极点。皇上天资聪明，洞察幽微，所以‘节省爱惜，不得轻贱抛弃’的训示，仿佛亲自走遍民间、熟悉看见这些情形一样，确实是效法祖宗、奉行天道、振兴正道、实现治理的要务。臣欢欣感激，实在不能自已，于是忘却浅陋，谨将法令制度所载以及皇上训谕的深意，铺陈演绎，列为条款，开列上陈。恭请圣明俯赐采纳，责令御史和守令切实奉行，使天下百姓既致力于勤劳，又致力于节俭；从京师直到四海，全部欣然随从风教，那么礼义就可以兴起，教化就可以实行，治理的成效也可立即显现。臣不胜恳切期望之至，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进呈，奏报皇上。一、臣恭敬查见《大明令》规定：官民的服色、冠带、房舍、鞍马，贵贱各有等级。身份高的可以兼用低等级的，身份低的不得僭越高等级。职官的妻女，一品至三品穿浑金衣，首饰、钏镯使用金、玉、珠宝；四品、五品的妻女穿金搭子衣，首饰使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穿销金衣和金纱搭子，首饰使用金、珠，只有耳环准许使用玉珠。以上各等级都准许通用妆绣。庶民男女的衣服都不得僭用金绣，准许使用苎丝、绫、罗、妆绢、素纱。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其他只准使用银、翠。帽顶、帽珠都不得使用金、玉、珊瑚、琥珀。靴子不得制造花样，也不得用金线装饰。庶民也不得使用罗绢凉伞，准许使用油纸雨伞。鞍辔方面，职官一品、二品用金装饰，三品至五品用银，六品以下只用确石、钺斧等装饰。庶民不得描金，只准用铜铁装饰。职官一品、二品的器皿准许用金玉，三品至五品只有酒盏准许用金，六品以下酒盏用银。庶民只有酒盏准许用银，其余一律禁止。

译一、臣恭敬查见《礼仪定式》规定：衣服纹样方面，公侯、驸马用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用仙鹤、锦鸡，三品、四品用孔雀、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七品用鹭鸶、鸂鶒，八品、九品用黄鹂、鹌鹑、练鹊；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品、七品用彪，八品、九品用犀牛、海马。文武百官、军民、僧道等的衣服、帐幕、帽子，都不许使用玄、黄、紫三色，也不许织绣龙凤纹。官员营造房屋，不许用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楼房不属于重檐的例子，可以听凭自便。公侯府第前面设七门或五门、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房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兽面铺首锡环；家庙三间五架，都用黑板瓦，屋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桶用彩色绘饰，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装饰。其余廊庑、厨房、库房等从属房屋可以酌情营造，但都不得超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府第正堂五间九架，屋脊准许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桶用青碧色绘饰；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配兽面铺首锡环。三品至五品府第正堂五间七架，屋脊准许用瓦兽，梁栋、檐桶用青碧色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配铺首锡环。六品至九品府第正堂三间七架，梁栋只准用土黄色刷饰；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以上品官的房舍，除正堂外，其余房舍准许酌情营造，但必须比正房的制度缩小，不得过分。房门、窗户都不许用朱红油漆。公侯及一品、二品的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其余用磁漆；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其余用磁漆。木器都不许用朱红、棱金、描金，也不许雕刻龙凤纹。官员的床面、屏风、槅子都用杂色漆装饰，不许雕刻龙凤纹，也不许用金装饰或涂朱漆。官员的鞍辔，公侯及一品、二品用银，铁部件减省并局部描银；三品至五品用银，铁部件减省并局部油画；六品至九品用铺首锡，铁部件减省并局部油画。一、如今官民房屋违反制度的很多，应当下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县掌印官严格禁止约束。以前已经建造的违式房屋，责令限期半年内改正；文书到达之日以后新建而违反制度的，准许地方里老、邻佑据实告发，立即将本人和工匠依律问罪，房屋拆毁入官。如果地方徇情不举，事情发觉后一并追究治罪。年终时，府、州、县各自把改正、追问的缘由造册上报，巡按御史转报都察院查考。奉钦赐的宅第、亭院不在禁限之内。一、如今富民男女的衣服首饰僭越使用太过分了，满身锦绣，满头金宝，安然不以为异，应当下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县掌印官严格禁止约束。今后凡有上述违禁服饰，准许地方里老、邻佑捉拿送官，依律问罪，服饰追缴没收入官。如果地方徇情不举，事情发觉后一并追究治罪。一、如今富民所用器皿大多是金玉，应当下令巡按御史一体禁止约束，查究违禁物品，追缴没收入官。一、臣恭敬看到圣训所说的轻贱抛弃，正如如今官民之家一有宴饮，便动辄铺张盛宴；所吃不过一二成，所花费用却常达到十倍百倍，糟蹋上天所生的物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不应严格禁止约束吗？今后士大夫家中宴饮，每桌果品菜肴都不得超过五碟；庶民之家不许铺设筵席，只用圆桌聚坐吃饭，以适合口味为度；饮酒只准五七巡，不得奏乐歌唱。酒馆之内，不许三五成群、整日酣饮。在京师由巡城御史，在外由巡按御史，派人秘密认真查访；军民有犯，立即捉拿审问；职官有犯，据实弹劾上奏。一、居丧期间供佛、请僧人吃饭，出殡时大规模设置仪仗，送葬人数达到几百人，实在是轻贱抛弃米谷。至于趁着丧事嫁娶，奏乐饮酒、吃肉，实在是毁灭礼法。应当在京内京外一体通行，命御史督同有司严格禁止惩治，这样或许可以省去浮费，使风俗淳厚。一、富贵人家大多在院落中栽花种树、装饰假山；元宵节制作鳌山花灯、燃放烟火，争奇斗巧，花费不可计算；到了端午又制造龙船，竞渡没有节制，游玩湖山，寺院中男女混杂，应当一律通行禁止惩治。凡滥造的假山等物，都追缴入官，并将追查惩治的缘由造册上报。京师是四方的表率，职官是庶民的表率；法律施行必定从近处开始，也必定从尊贵者开始。请求敕令巡城御史严格督促五城兵马，把《令式》所载以及前面所说的禁约事项逐一切实实行；违犯者据实参劾。如果御史不能尽职，只是敷衍故事，臣等访察属实后，便依照敕谕中的事理参奏，将其罢免。嘉靖九年二月十六日奉圣旨：‘朕想到，礼制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百姓心志的；各种官民服饰、房舍、器皿等事项，我朝祖宗都有品级等第，制定为固定制度。近来贪官豪民确实陵犯制度、僭越名分，日益习惯奢侈，因此不免相互剥削兼并。虽然屡次有禁约，都因为巡按官不依法奉行，以致府县官徇情懈怠，只是敷衍故事。’ 朕阅览卿所奏，完全看到了振兴风纪、引导百姓节俭的深切用意，一概依照拟定的办法办理：在京师由巡城御史、在外由巡按御史立即通行张榜公布，晓谕百姓，切实施行。主管官员有不奉行法令的，官民有不遵守并改正的，都要指名参奏，治罪罢免。民政【方孝孺】

译治理天下的人，当然不能劳累天下百姓来供养自己。然而如果不能使天下百姓明白道理而容易役使，又怎么足以称为治理呢？在过去还没有君臣关系时，百姓愚顽得像猪鹿猿猴，饿了就吃，饱了就奔跑跳跃，无法制约。想驯服他们尚且做不到，何况想役使他们呢？圣人出现后，知道百姓散漫放纵、没有统属，并非长久安定之道，于是制定上下的分别，确定尊卑的礼制，使卑贱者侍奉尊贵者，使不贤者听从贤者。从吏胥直到大夫、公卿，从子、男直到诸侯，各自敬重应当敬重的人，各自侍奉处在自己上位的人。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又制定治理百姓的法则：五家为比，二十五家为闾，百家为族，五族为党，二千五百家为州，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隶属于司徒；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隶属于遂人。用五两、卒、伍、师、军把他们编联起来，以掌握人数；用师、田、饮、射、祭祀、读法来训练他们，以统一心志；记录善行来振作士气，惩罚恶行来挫折骄气。六畜、车辆、旗鼓、兵器等的登记，都可以按簿籍查知。老弱壮少是否可以任用，不必询问百姓，便可全部上报。遇有兴办工程的事，早晨发出一句命令，傍晚便已集合；让他们前进就向前，让他们后退就退却。百姓总是知道恭敬顺从、忠诚爱戴、侍奉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不敢稍有愤怒、怨恨、逃避退缩之意。三代之时，并不是不役使百姓，却从未有一个百姓敢说不逊之言，难道是威力足以制服他们吗？是因为法令一向完备，教化一向明白，百姓都懂得道理而容易役使。战国的君主不知道先王用心，专门采取苟且简略的办法，以为不必像先王那样烦琐严密、周详考虑，也可以治理国家。他们排斥断绝先代典籍，任凭私心行事，已经错了；秦朝又把它们一并烧毁、革除、断绝，不再有治理的法则，只是一味用刑罚劫持百姓。譬如除去悍马的缰绳嚼子，却拿刀刃逼近它；它只会踢咬、腾跃逃走，怎么能让有生之身去踏上必死的祸患呢？所以百姓到了秦代以后才兴起叛乱；后世亡国的，大多也是百姓参与其中，祸患实在从秦代开始。秦代的百姓就是三代的百姓，在三代时便尊敬君主、依附上级，在秦代却变得强悍凶暴，把君主看作仇敌，难道是百姓的过错吗？这是因为没有法令维系他们，没有教化使他们向善，也因为他们不懂得道理。两家的孩子，一个从小受到家庭教育，学习跪拜、恭顺、敬兄；另一个任意辱骂、出言不逊而无人禁止。将来犯上作乱、败坏伦理的，一定是从小没有受教育的那个人；受过教育的孩子必定不会达到有过错的地步。治理天下的人从来没有希望天下不能治理，却不修治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方法；这就像希望不死却不吃饭一样。导致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没有比治理百姓没有法度更严重的。治理百姓的法度既已确定，世间即使有叛将、逃卒怀挟奸谋、挑起事端，把他们捆起来杀掉是很容易的。乱亡之所以接连发生，是因为无赖之徒首先倡导，好乱的百姓都起来跟从。假使这些百姓都懂得君臣大义，即使其中有狂妄之人、怪异之民，众人也会把他捆起来交给司寇，哪里能形成什么叛乱？如今想恢复井田、实行周制，像先王时代那样，固然困难；难道就不能稍微取用先王的精神来制定法则吗？如今役使百姓，即使不能一年只役使三日，也还没有达到残害百姓的程度。百姓终年在家休息，县官役使他们不过是几天的事务罢了。若是让他们做不该做的事，他们便愤怒怀怨而上路，严重的甚至逃藏起来不肯服从。上级的威令正在施行，百姓已经如此；假如不幸威令有不能施行的地方，又怎能指望他们服从上级的命令呢？这是治理百姓没有法度、教导百姓没有方法，又不知道君臣大义造成的。做人父亲的未必都没有过错，但儿子不敢违逆父亲的命令，是因为父子之伦不可违背。君主的政令难道都能合乎百姓心意吗？如果不知道君臣大义，稍不满足自己的愿望，便挽袖而起，其危险也就严重了。怎么可以认为这不是急务而不去办理呢？想使百姓容易役使，没有比仿照乡、邻、酂、鄙、比、闾、族、党等制度更好的了；掌握其中的原则加以实行，设置正、长一类的官长。每月用读法申明教令，用古训启发他们；春秋时集合他们祭祀，以饮酒使他们和睦，教导他们忠顺的道理；对不遵守命令的人加以惩罚。遇有征发、需要赶办事务时，先行动的人列为上等，厚加赏赐来劝勉；以讥刺告发、败坏同类的人列为下等，屏退黜斥以使其羞愧。上位者又能亲身实行以形成风俗，建立学校以彰明教化，那么百姓就可以逐渐感化。然而必须先制定胆民的产业，使他们没有死亡的忧患，然后才行。假如驱使不能养活自己的百姓来服从我们的命令，即使有尧舜的仁德、周公的智慧，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何况三代的旧法呢？所以百姓容易治理，在于治理有法；法令能够施行，在于养民有道。成化【方孝孺】把控制天下的方法寓于迂远而不急迫的制度中，使人暗中服从君上却自己不知道，这是周所以能够得到民心的原因。若想让人服从，却明白地把使人服从的工具展示给他们，他们的服从必定不牢固。有意使人服从，首先用养育人民的办法对待他们，昭示于天下，使天下人都受到感化而归附，这才是真正能够使人服从的办法。秦、汉的君主没有不讥笑周代迂阔的，而他们治理国家的工具，原本正是周人所讥笑为粗陋而不肯采用的东西。恶犬爬上灶台偷吃稀粥，只须严加禁止、预先防范，使它不敢靠近就可以了。如果不能预先制止，等它已经吃了才把它挤进锅里，虽然可以一时解气，但锅里的粥难道还能吃吗？秦、汉的法令，就像把狗挤进锅里一样。对于百姓，不能教导他们懂得义，却只禁止他们不要作乱；不能教导他们懂得孝，却只禁止他们悖逆怠慢；把百姓看作顽劣愚昧、邪僻之人与熊、猪、麋、鹿没有区别，丝毫不放在心上，也不替他们设法。等到他们触犯刑法，便断然实行诛灭三族的典刑而不顾惜。威令一旦建立，使人把斧钺刑具看得像走近几席一样，不知躲避，难道不可怕吗？害怕到了极点便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到了极点便产生怨恨，到了某个时候就不再害怕了。所以，靠刑罚树立威势，威势既已衰败，祸乱便会产生；

译用礼义教化百姓，风俗形成、名分确定以后，能够使百姓像畏惧刑罚一样畏惧礼义而不敢触犯，那么刑罚就可以搁置而不用了。周代强盛时就是这样。五家设一位长，二十五家设一位胥，百家设一位师，五百家设一位正，这些事情似乎不切实际。每逢岁时便诵读法令，春秋两季便举行防射、搜狩，考察善行并记录下来，纠正恶行并加以告诫，百姓能够休息的时间很少，这些事情似乎又太繁琐。然而周代最终正是凭此而得到治理，谁能说它果真烦琐而不切实际呢？周代的成法都还存在，今天要实行这些并不困难，只是百姓一定会认为负担太重。改变他们长期的习惯，让他们去做从未见过的事情，不仅今天的人会感到困苦，即使周代的百姓也会如此。武王、周公用极仁厚的政道改变极暴虐的政道，百姓本来应当喜悦顺从；可是殷民纷纷想要作乱，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并不是因为法制施行得当才如此。大概是因为殷代的政教败亡已久，周代突然用礼义约束他们，使他们俯仰揖让都合乎规矩，劳苦不堪，于是便想念过去放纵安逸的生活；这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共同情状，何况如今的时代又是在大乱之后呢？然而，先王之道的特点，是只使百姓得到利益，而君上没有私利可图；如果能够逐步实行，不扰乱百姓而恢复旧制，只对其中应当损益的地方稍加调整，做到疏略适宜，百姓就不至于感到十分困苦。应当制定具体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睦，“睦”是说彼此亲近；十睦为一保，“保”是说彼此帮助；十保为一雍，“雍”是说人多而没有争斗。雍都隶属于县。雍设长，由有德行、有文才的人担任；保设师，由有品行、有文才的人担任；睦设正，由忠信笃厚、足以作十家榜样的人担任。同一睦的人，每月初一，都到睦正的住所集合。正居中坐着，其余人站立侍奉。老人坐着侍听，命年轻人中的一人诵读古代美善的训诫；读完，正解释其中意义，加以告诫劝勉，众人都作揖听讲。再由一人诵读国家法令，读完后正站起来宣讲阐明，众人面向北跪着听讲。读完后，正把众人的姓名登记在册，在旁边列出他们的行为，善恶全部记录。没有恶行的列为上等，善行多的列为次等，善恶相等的列为中等，恶行多的列为次中等，没有善行的列为下等。正请众人饮酒，座次都按照他们的行为等级排列。下等的人不给酒，也不命令他入座。三年没有恶行的人，报告县里，免除其本人部分差役。三年没有善行的人，予以惩罚，使其服色有别，不与众人同列；若能改过，便免除惩罚。善行的条目是：孝、悌、亲近邻里、防止贫困、帮助同睦之人、勤敏好学。恶行与此相反。保设学校，用来教育十睦中的优秀百姓；四时各举行一次防，制度仿照睦而较为简略。教育的方法，是选取他们孝悌忠信的行为，端庄和顺敏捷的德性，研治经书而懂得礼仪，射箭能够命中，学习礼乐而安适自如，懂得文字和算术并能实际应用。每月考试，根据成绩升降；升等的送入雍学。雍也设学校，教育内容与保相同而更加详备。雍试成绩优良的升入县学，并免除其家庭的差役；被黜退的降回睦中，让其家庭继续修治德业并取得声誉；若有进步，便再教育、再升等。凡睦中的百姓有不明白的，便询问睦正；正也不明白的，便询问学校。农事闲暇时，便只到学校游学，咨询善言，学习善行。同睦、同保的人相遇时，互相作揖行礼，互相帮助、说话谦让，饮酒时互相邀请。即使同族而不属于同一睦，也要依照同族礼仪行礼。儿童便向睦正学习，使他们在群体中相处和睦。正、保师、雍长、县官每年考核他们的成绩，据此升任或更换。担任【上下疑有缺误】者，其家可免除差役。凡百姓服力役时彼此争先，缴纳粮赋时互相带动；上面所发布的命令，胥吏和百姓都互相劝勉、迅速执行。埋葬死者和无后者，供养患病而贫困者，敬重有德有文之人，惩办强悍任性、败坏同类者，摒弃喜好谄媚和巧诈的人，这些是其中的要点。要坚持遵行，使它不至于败坏；要谨慎考察，使它不至于产生弊端。朝廷和都邑都用礼来治理，百姓哪有不受教化的呢？沿着这条道路，近则十年，远则几十年，周代的治理就可以重新看到了。唉！周代的盛治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都有求治之心，但最终治理不如古代，是因为他们没有效法古代的道路，失去了先王的本意。大道的施行，难道不是困难的吗？然而，治理天下，忧患在于没有志向；有志向便没有什么难以作为的。忧患在于苟且求安；寻求安定并不难达到。忧患在于畏惧任事；树立事业并不难成功。把这些举措实行起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匡正风俗【方孝孺】一种风气施行于一个人的身上，却能影响四海之内；考察它于数百年前，却能在数百年后得到验证，这就是风俗。因此，风俗形成的起点极其细微，而它的效果极其显著；所牵涉的事情似乎很小，产生它的原因却十分重大，不可忽视。从前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全国人都节食束腰，扶着东西才能站起，倚靠东西才能站立。伊川祭祀时披散头发而祭，聪明人便知道风俗已经发生变化而趋同夷俗。风俗的开端，难道可以不深入考察吗？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先代所崇尚的风气，传了十几代仍不改变，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当时的风俗已经基本确定，所以商代不能再实行忠厚，就像周代不能再实行质朴一样。周公难道不知道文饰不如质朴吗？到了商代末年，质朴渐渐消散，繁缛文饰兴起。周公知道已经无法恢复质朴，所以顺势加以文饰，又担心它流于浮华浅薄，便制定礼来节制，制作乐来调和。正因为如此，周代才能延续七百多年；然而后来也终于承受不了这种文饰的弊病。战国时代，游说之士像蝗虫聚集、蚊虫合群一样聚在一起，用谄媚之言和邪说诱骗诸侯，震动天下，这确实是夏、商、周三代从未有过的现象。由此百姓日益流于变诈，难道不是文饰胜过质朴所造成的弊病吗？

译等到秦朝为医治这种弊病，便坑杀儒生，把先代圣贤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法一把火全部焚毁，竟不以古人为师，却任用深刻、巧诈、苛酷的法律，不久便灭亡了。是因为它所崇尚的不是正确的治道。汉朝兴起后，致力于用宽大政策改变秦制，法令疏简、禁令宽松，四百年的基业便凭此建立起来。然而当时朝廷上下没有人不知道应当以礼义形成风俗，但所因袭的制度大体仍是秦制，怎么能指望它像三代那样呢？到了近世，只有宋代的风俗接近古代，尊崇儒术，用礼义逐渐浸润百姓。三百年间，宰相大臣没有受到戮杀，内外庶官都顾惜名节、培养廉耻；虽说纲纪还不完备，但它所崇尚的东西，远不是秦、汉以后各代所能比的。因此到了灭亡之际，太后和幼主已经被俘，而宋臣抱着君主遗孤奔走海岛，对天发誓、指日为誓，拥立遗孤为帝，早晚请示命令，如同侍奉神明，最终没有一人怀有叛逆背弃之心，直到投海而死才结束。即使三代灭亡时，也未听说有这样忠厚恻隐的情形，谁能说风俗对国家没有益处呢？况且秦始皇死后不久，百姓便一起拿着木棒呼喊，希望吃他的肉；汉、唐衰败时，都被篡位弑君的臣子逼迫而夺取政权，宋朝却独独如此，这是为什么呢？秦朝抛弃礼义，汉、唐不懂得用礼义治理风俗；宋朝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风俗，是因为风俗淳厚美善。假使宋朝没有靖康之祸，仍尊重前代的风俗，国家怎么会突然灭亡呢？由此可知，风俗是最紧要的事情。宋朝灭亡后，元朝统治中原八十多年，天下百姓中，思想和习惯不随世道盛衰而变化的少之又少。元初还有一两个贤者教导百姓，参用古法，也颇以宽大施政，所以百姓还能安处。等到暴君接连出现，贤人相继亡去，身居要职的人贪污财货、扰乱法令，最终因此败坏政事，造成严重破坏，一直延续到今天。譬如破旧的钟和漏壶，不经过重新铸造和重鼓调试，它的声音就不可能调和。想要依据乱国的风俗达到治理，即使圣人也做不到，因为形势不允许。风俗一旦败坏，只会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增加；没有办法匡正维持，难道会自行停止吗？如今北方百姓中，父子、兄弟、妻子同室而睡，污秽而轻慢，几乎没有人伦礼法。盛一碗饭，拿着匙箸，呵斥着呼喊自己的父亲，彼此坐在地上吃饭。那些求学的人，顽劣而不知道接受教化；他们对于人伦大纲竟悖逆抛弃到这种程度，实在很不利于国家。上下之间有规范，正是引导百姓的方法。所以古代士民不敢非议自己的大夫；如今小民却可以抓住郡县官的短处，击鼓到朝廷前申诉。弟子有的控告自己的老师，子侄有的出来作证指控叔父，礼义不足，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法令并不是不明白，有司审查四方的罪案也并没有稍有懈怠，可是犯法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狡猾的胥吏和贪暴的大吏张口便肆意向百姓征取财物，面对质问，就说：“马上就要被送去服劳役，不收取这些，拿什么作为费用？”有的说：“我死了，妻子儿女靠什么吃饭？暂且取这些来供养自己罢了。”他们自以为精明通达，看见许多贫穷而守法的人，还成群地指着嘲笑他们。那些守法的人也很不幸，最终没有获得赦免而死去，于是更加坚定了贪婪者的念头。小民日益陷于穷苦，剥削搜刮到肌肤骨髓，卖掉产业、租赁房屋，以满足这些人永无厌足的欲望。不仅如此，国家可以用来造成贫富差别的重要权柄，只有宝钞最为明显。无赖之民聚集同伙，刻板伪造宝钞。御史、中使本是国家用来防察天下的人，却有男子假冒他们的衣冠符印，乘驿传横行。伪造钞票、伪充官员的法律处罚极重，他们难道是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而去冒犯吗？难道真是不爱惜性命吗？他们看见被处死的人太多，因而不再畏惧死亡。况且人即使极其愚昧，怎么会不怕死？他们确实是看见活着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如果知道活着值得快乐，怎么肯轻易谈死呢？近来富民在官府受到挫辱，有的被揪住衣襟跪下，有的在庭院中被拖拽、辱骂，内心极为羞耻，蒙着脸不敢见人。乡里前来吊慰的人挤满门户，杀羊置酒为他祓除不祥；那个人终身仍把这件事当作耻辱，何况触犯明文规定的法律而陷入死地呢？如今的人却全然不在意，受一百鞭刑后，被人扶到外面，揭开伤口给人看，还谈笑着讲述，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一百下刑罚，竟不如旧时的一顿辱骂；刑罚越多，人越不知道羞耻，那么刑罚不足以教化百姓，也就很清楚了。所以想要百姓重视死亡、难以犯法，不如减少无用的刑罚，而用礼义教育他们。牧羊人对于羊，只拿着长鞭远远挥动，并不打到羊身上，羊就会接连前行。如果每走一步便鞭打一次，羊必定狂奔冲撞、四散逃走而无法控制。所以刑罚不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根本手段，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百姓知道刑罚是在不得已时才使用的，怎么忍心触犯它呢？风俗败坏到这种程度，若稍稍拖延而不改变，法令将不足以禁止它，不能不深入谋划。三代改变风俗，都根据前代的情况加以变革。元代的风俗到今天已经不合适，所以今天应当以礼义为根本，实行周代的制度。如今周代的制度也有已经施行的，学校并不是没有建立，乡饮酒礼也不是没有修举；然而风俗还没有变好，是因为从未鲜明地向百姓说明所应崇尚的东西。向百姓昭示礼义，就是朝廷上下都不谈别的，而以礼义作为御史出巡郡县的准则；不以攻击弹劾他人为职责，而以礼义责求他们。考核守令教化百姓的政绩，不以兴利、增加户数来要求，而以刑罚案件减少来要求。学校兴办后，每年选举孝悌忠信的百姓，尊崇并区别对待他们，使小民都知道朝廷的意旨在于形成良好风俗，而不在于谋求财利；在于任用有德之人，而不在于专任刑罚。这样诚信谦让就会确立，羞耻之心就会兴起。羞耻之心兴起，百姓重视自己的性命以后，再把先王防范天下、延续七百年的法度全部实行，三代的风俗必定能够重新出现，成王、康王的治业也不难达到。世人常说古今风俗不同，难道真是这样吗？今天的百姓吃粮食、喝水，与三代百姓相同；养老、养育幼童，也与三代百姓相同，难道唯独君主不能实行三代的政道吗？采用元代的法令，却想达到古代的治理，就像吃乌喙却希望延年益寿，攀附一根独木却想渡过大河一样。严格表彰善恶，以显示劝善惩恶【丘濬】

译臣考察：天下的兴起，建立在一个个家庭的积累之上；没有一个家庭不能得到治理，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太平的根基也由此建立。《易》不是说过吗？方形之物按类别聚集，万物按群体分别。鸟兽必定共同聚集在山林沼泽，鱼鳖必定共同聚集在江河湖泽。只有能够结群，才能生存繁衍。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人的生存，有父子、兄弟、亲属和姻亲，必须有恩情来相亲，有礼仪来交往，有诚信来相互信任，然后才能长久相处并发展到长远广大。假如肢体相连却彼此分成你我，同住一井一宅却分割门户，互相争夺，甚至互相争斗、诉讼、伤害，却不想想：我们的身体，就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身体；我们的兄弟，就是父亲的儿子；我们的伯父、叔父，就是父亲的兄弟；我们的儿子，将来也会彼此成为兄弟。我们的兄弟，就是我们的伯叔；把亲人分开区别、推远疏远，看起来虽像疏远异姓，但追溯到最初，都是同一个人所生，血气源脉本来相同。先王看到了这一点，对于百姓中有孝行义举、连续多世不分家居住的，必定加以旌表。虽然说这是为了敦厚人伦、移易风俗，实际上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达到太平的根基。我圣祖承接元末纲纪败坏的局面，尤其痛恨兼并土地、财产的风气，豪门大族往往因失道逾制而获罪。唯独对浦江郑氏，因为其家族素有恩义和功绩，即使有人诬蔑他们，也总是赦免而不追问。既旌表其家门，又多次提拔其子弟为显要官员，常常以他们为榜样来警戒当世。登基初年，便下制令说：“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志向品行特别卓异的人，由有司正官举荐明报，监察御史、按察司核查属实，转报上司，旌表其门闾。”历代圣君相承，基本都遵循旧章。凡向天下发布诏令，总要记载这些事，以告诫有司。又在律文中规定，凡盗贼被刺字后，收编充任警迹。这里也体现了先王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的良法和深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采苓子郑处士墓碣录》【方孝孺】周代的文治非常兴盛，到末期便流变为浮夸欺诈。孔子大概多次为此叹息，教导人一定要讲忠信，难道不是因为忠信是树立德行的根本吗？如今距离孔子时代更加遥远，机巧的风俗盛行，而敦厚诚实的风气衰微，却有像郑处士这样的人，他难道不值得尊崇吗？处士名濂，字仲德，别号采苓子，居住在金华浦江。他的七世祖郑绮教导子孙不要分灶另过，至今已经传了十一代。元代和国朝都曾表彰他的家门，天下称之为“义门郑氏”。处士生于世上八十四年，主持家政共十七年。从成年起直到年老，他说话必定诚信，行为必定笃实；侍奉长辈、抚养孤儿、对待兄弟、交接朋友，全都以诚实自守，没有丝毫虚妄。远望他的仪容，和乐安详；走近与他说话，语气和悦。长久同他交往，从未见过他有忿怒的言语和神色。急躁的人受到他的熏陶便会后悔，欺诈的人接近他便会惭愧。与他交游的士君子，如翰林承旨宋公濂、教授胡公翰、赠翰林学士王文节公祎，都是以文学闻名当世的人，无不推重佩服他，认为他贤良。乡里的子弟听到处士的名声，也都敬畏他，认为自己无法赶上。唉，真可以称为忠信之士了！处士治学通达大义，长着美须和高大身材，容貌和善而气质淳厚。他家因田赋收入多，被推举选任为粮长，多次因公事入朝觐见太祖高皇帝。皇帝认识他以后，有妄人诬告他家与权臣互通财货。当时严厉惩办通财党羽，犯罪者不问事实是否属实，都必死并抄没全家。处士与堂弟郑湜两人争先到官府接受审讯，皇上唯独怜惜他们，说：“我知道郑氏义门没有这种事，是有人诬陷他们罢了。”于是提拔郑湜为布政司参议，并将所征收的财物全部归还郑氏，又询问处士治理家族、使家业长久的办法。处士一一回答，皇上非常高兴。处士感念皇上的恩德，每逢皇上生日，便捧着香到宫阙下拜贺；皇上没有一次不高兴并慰劳他。当时，浙江东西两路的豪门世家多因获罪而使宗族倾覆，唯独处士之家数千人得以完整保存，大概就是忠信所得到的报偿吧。关于处置节妇孝子的奏议，以彰明风教的奏疏 仪制清吏司呈报案情说：查本部历年稿簿记载，凡民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现行的办理惯例是，先由有司具奏送到本部，再发回有司复核，回复文书到达后，又发往当地掌管监察的衙门核实，取得结状送到本部备案，等候汇总具奏旌表。文书往返之间，按地方远近计算，时间长的三五年，时间短的也不少于一年有余。况且民间节孝之人多出于贫困之家，有司结勘时，里胥往往借机作奸，假借保结复核之名肆意索取。因此有财力的人或许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贫困艰难的人便不能通过复核；甚至有勘合已经发下，最终却湮没不报的，也常常有之。何况有司具奏的节妇中，许多已经六七十岁以上，年老衰暮，文书勘复动辄经过数年，还没有沐浴到恩宠的光辉，便已经先逝了；因此一生守节行义却终身不能获得表彰荣誉的人，比比皆是。是否可以规定今后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只要是有司核实后奏请的，免行有司复核，只由风宪官核实；若是风宪官核实后奏请的，则免除再次核实，统一等到季度终了汇总奏报旌表。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有司文书往返，使里胥不能作奸，而且可以使有善行义举的人及时得到善报，恩宠光照所及，确实足以激励劝导世俗。谨请转达等情由，案呈送到本部。臣等看得，该司呈文请求：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中由有司核实具奏的，免除复核，直接由风宪官核实；若由风宪官核实具奏，则免除再次核实，统一等到季度终了汇总奏报旌表，以便利人情、杜绝弊端。这一条按现行旌表节孝的事例，本来是朝廷激励劝导风俗的盛典，所以必须反复核查，是担心其中有虚伪，无非是想考察真实情况。然而文书辗转往返，动辄耽误岁月，吏员借机作奸，使恩典不能下达到底，也不能不设法解决。如今根据该司所呈，确实便利而且足以消除弊端；况且这关系到风教，应当依照所拟办理。臣等恭候命令下达后制定为定例，通行今后：凡民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只要是有司核实具奏的，免除复核，直接由风宪官核实；若风宪官核实具奏，则免除再次核实，统一等到季度终了汇总奏报旌表一次。这样，人情便利而弊端革除。嘉靖十年十月十三日具题，十五日奉圣旨：钦此。就是这样。《乡饮酒记》【叶盛】

译乡饮酒礼，是盛大的礼仪。古代先圣先王都十分重视，不敢轻视。我们的太祖皇帝尤其留意此事。我曾看到前吏部尚书、昆山人余熂茂本所作的《乡饮酒序》，似乎说乡饮酒礼始于洪武十二年。等到考察《余干县志》所载，却又说是在洪武五年、八年实行。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一并记录在这里，等待考证。余序说：皇帝登基十二年，特地下诏天下实行乡饮礼。昆山县人、臣子李无逸，崇尚义理、读书有成，当时任万石长，恭敬谨慎地奉行诏令。于是按照乡饮宾礼，远近的老人和贤者全都到来。其中有周寿谊，年满一百一十二岁，头发全白，坐在席上；九十八岁、七十岁的人，按年龄次序入座。盛列举了升降、揖让、拜伏、周旋等礼仪；献酒酬答，仪态从容；诵读法令，胥吏都来听告。观看的人像围墙一样拥挤，无不感动受化、和谐归附。不久，醉酒的人被扶回去，归家的人一路歌唱，男女老少满路欢笑交谈。乡里的士大夫记录这件事并作诗歌咏赞。我的朋友余彦智带着书信赶到京师，请我为它写序，我没有答应，他请求得更加坚决。唉！乡饮礼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头发花白的老人，耳朵听不到《鹿鸣》之歌，眼睛也不认识宾主相见的礼仪，这种情况大概已经一百多年了。大明兴起后，一举恢复了历代久已废弃的礼典，是多么容易啊！而李无逸生逢圣明时代，能够看到盛大礼仪的实行，于是率先乡人，戴着高冠、穿着宽带，与白眉长者和年长者一起，在酒席之间从容行揖让礼；又以忠君孝亲、和睦家庭、亲比乡邻相互劝勉，可以说是不受流俗迷惑、笃信古道的人了。世上有藏钱数百万，便自称富家翁，宰羊烤羔，举杯痛饮，带着吴地歌姬、侍奉赵地女子，弹筝击鼓，歌唱喧呼以尽一时之乐的人，哪里知道所谓乡饮酒礼是什么呢？听到李无逸的风范，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假使每个乡里都像李无逸这样，那么古礼不难恢复，何况孝悌可以兴起，风俗可以敦厚；改变风俗的契机，大概就在这里吧！唉，在纷纷盛开的百花中，竟能见到这样一枝独秀的蕙兰，这也是君子所赞许的。我替你致意说：圣明天子在上，你要善于自我约束，以感化乡人。将来皇帝的玺书一定会专门嘉奖你，还要努力啊！洪武己未年春正月十六日，承敕郎、同县人余熂叙述此志说：乡里社坛举行乡饮酒、读律仪式，并附图。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朝廷颁下乡饮酒、读律仪式，命有司官会同儒学官，率领士大夫中的老者举行，使百姓懂得礼仪、知晓法律。每年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以一百家为一会，共同准备酒菜。有粮长的地方，由粮长担任主席；没有粮长的地方，由里长担任主席。入座时，以宾客中年龄最长者居中，众人按年龄次序坐在左边，主席坐在末位。坐定后，选一人诵读法律以及宣讲申明戒谕。诵读完毕，举行饮酒、拜礼。年龄长一倍以上的人坐着接受礼敬，年长十岁的人站着接受，年龄相近的人相互抗礼，不分高下。这大概是参酌唐、宋制度制定的。当时本县还没有实行，洪武八年又命令下达到知县毕福，要求实行。每个都由大户率领士民，在申明亭上诵读法律和戒谕，饮酒行礼，风俗很快和谐地改变了，可以说是盛事了。水【《东日记》】宗法【方孝孺】井田制废弃了，天下就没有良好的风俗；宗法废弃了，天下就没有世代相传的家族。圣人制定法度，是为了挽救万民之心，使他们聚合归于一体；这是治理之道的极致、治功的盛大之处，不可忽视。因此，只要有“一”的统摄所在，智者无处施展谋略，辩者无处施展言说，勇者无处使用力量。它像衣服的衣领、网的总绳、头发握在手中、车輹连接车毂、马的缰辔、牛的纼绳。握紧它，众人便收拢；放开它，众人便散开；招呼它，众人便聚集；防止它，众人便退避。屈伸、行动、停止，都只听从上面的命令，不能掺杂私意。先王时代的百姓，并没有与后世百姓特别不同。他们喜好义理、容易役使，服从教化、畏惧法令，宁愿死于饥寒，也不忍作乱，难道是斧钺刑具所能禁止的吗？用他们本来具有的善性来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向往善良时安然而自然；用他们容易明白的道理来命令他们，所以他们趋向教化迅速。当时，同田相邻、同闾相接的人尚且互相亲爱和睦、诚信顺从，大小宗法又在宗族之间实行。做百世宗主的，百世子孙奉其为宗；做五世宗主的，五世子孙奉其为宗。奉宗子为宗，便遵守他的训诫；凡有谋划作为，都接受宗子的命令，于是强悍暴戾、争斗相攻的风气无从产生。如果不是大奸大恶、首恶魁首、狡诈成性而无法教导命令的人，哪里会有不善良的呢？所以三代的风俗并不是本来就美好，而是治理的工具完善，长期教习才使人变成这样。后世有志于治理的君主、辅佐君王的贤臣，接连出现于世，最终却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难道是民性不可教化吗？只是那些治理工具废弃已经很久，世上的君主安于因循而害怕改革，才干之士不明白长远谋略而专务眼前功效，只是局部修补破损、填塞漏洞，没有达到政教的完整。民心更加离散，风俗更加涣散，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君子也负有责任。我曾经对此忧虑，却未能实行，于是想先教化我的族人；但族人不能只靠空言教化，便请求以追本溯源作为开端，迁建祖祠来维系族人的心。如今族人分散居住，有的成一户，有的成十户，有的成百户，各自只顾私利，这是人的常情。任凭他们沉溺于私情，却不向他们说明根本所在，最终就会纷争而无法控制。现在让他们每月在祠堂聚会一次，向他们说明族谱的意义，使他们知道十户百户的根本都出自同一个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有一肢患病，心便为之烦忧，面容为之憔悴，口为之呻吟，手为之抚摩。想到一个身体分化为十户百户，怎么忍心彼此残害而不顾呢？怎么忍心看见族人颠沛困苦、处于危难而不去救助呢？为什么不归合于一体，反而把彼此看作路人呢？所以制定和睦宗族的办法：祭祀祖祠之后，再设置族田，多的数百亩，少的也有一百多亩，储存其收入，让族长和族中掌管财物的人管理。每年根据族人缺乏的情况加以补助；有余下的钱粮，就用来置办棺椁、衣衾，救济无力安葬的人。生子、婚嫁、丧葬、疾病等事，都用私人财物互相赠送。设典礼一人，由有文才的人担任，使他主持族人的吉凶礼仪；设典事一人，由敦厚和睦而有才干的人担任，使他辅导族人的品行和伦理。选择子弟一人为医生，为全族治疗疾病，药物费用从补助剩余的钱粮中支取。有多余财物的人，随时加以补充。族中富裕而贤能的，设立学校，让他担任老师；取其品行来施行教化，以孝悌忠信、敦厚和睦为要旨。自族长以下，掌管财物而徇私，主管事务而懒惰，主持礼仪而粗野，不能使宗族和睦的，死后便告于祖先，贬斥其主持之职，不再祭祀。富裕却不以教育族人为事的，不祭祀。老师有道德学问的，祭祀他；不能胜任老师的，便不祭祀。

译郡国之礼（一）【丘濬】臣考察，先儒说乡饮有四种：一是三年一次以宴饮礼宾请贤能之士；二是乡大夫宴饮国中的贤者；三是州长练习射礼；四是党正举行蜡祭。如今所实行的，只保留了乡大夫宴饮国中贤者这一种。至于所谓州长习射、党正蜡祭，世上不再讲行；三年宾兴贤能时的宴会，如今称为鹿鸣，也不以乡饮为名。乡饮之名始于成周。汉、唐以来也间或举行，但没有固定制度。我太祖皇帝取得天下之初，就下诏天下府、州、县每年举行两次，永远作为定制。恭敬诵读御制《大诰》，其中说：“乡饮酒礼不过是申明古代先圣先王的教令罢了，所以乡饮酒礼要叙明长幼，评议贤良，区别奸顽，区分罪人。席间年高有德的人坐在上位，年高淳厚的人与他们并列，其余人按年龄次序排列。曾经违律犯法的人列坐在外面。同类罪人另成一席，不许混入善人的席位。主持者如果不加区别而使贵贱混杂，被察知，或被席中人揭发，主持者便以违制论罪。奸顽之人不听从主持者，扰乱正规席位的，全家迁出教化范围之外。”唉！这种礼是古代先圣先王的制度，使良民安处于天下，从古至今，通过兴行乡饮来安定邻里、和睦长幼、排列无穷的快乐，意义多么重大！君王的话所说的，正是顺从者昌盛、不顺从者灭亡；其中垂示后世、警戒风俗的意思深远啊。传记说：“礼的教化作用，是在邪恶尚未显露时就微妙地制止它，使百姓每天迁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还不知道。”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郡国之礼（二）【丘濬】臣考察，这是古人举行乡饮酒礼的第三种形式。我私下认为，按如今的制度，一年共举行两次乡饮酒礼，既在正月十五日举行，又在十月初一早晨举行。岁首的礼仪，应当按照常制，合并供养在官府和民间的老人，以端正长幼的座次。至于孟冬十月，百谷已经告成，农夫整年辛勤劳作，才开始得到稍许休息，请略微仿照周人蜡祭的礼仪，准备牲畜和甜酒来祭祀鬼神，聚集百姓中的老人，用饮酒慰劳他们；然后以年高有德者为大宾，以能够率领子弟耕种庄稼的人为众宾，这样大概符合古礼的本意。家乡之礼（一）【丘濬】臣考察，《易》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大概太极发动而产生阳，静止而产生阴，阴阳之气凝聚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属阳，女属阴，男子的阳气与女子的阴气相配合，便成为夫妇。由此产生父子，由此形成君臣，由此排列出尊卑上下、亲疏的分别；礼义就是由此建立的。因此君主治理国家，必定以端正家庭为根本；家庭之所以端正，在于统绪关系明确，内外有所分别，秩序井然，各有相应的礼仪。礼首先始于谨慎对待夫妇关系；夫妇关系的谨慎，在于端正男女的地位并加以区别。君主既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来约束家庭，又必须命令官员敦厚典章、奉行礼仪，把德教施布于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男女大防所在：男子尽到男子的礼，女子尽到女子的礼，各自以自己的丈夫为夫、以自己的妻子为妇。由此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美善教化，移易风俗，治理太平的根基就由此建立了。三代的盛治，大体都遵循这条道路。汉、唐以来，治理夹杂霸道，甚至有人行为邪僻而不知错误。宋代虽号称崇尚文治，然而藩属、府郡、县邑都设置营妓，号称士大夫的人也蓄养歌姬，时常带出来娱乐宾客；民间所谓养娘，也都是立契雇用。到了前元进入中原的末年，风俗败坏，又加上群盗淫掠；我朝承受其后的局面，严厉加以禁止革除，制定官吏留宿娼家的法律，士大夫一旦犯此，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宋朝与我朝相比，惭愧之处实在很多。从前汉朝承接秦人苛

译刻统治之后，全面反其所为，但路温舒仍说秦代十项弊失中有一项还残存。如今元代的弊政污习固然已经荡涤无余，却仍不免还有一项残存，就是男女没有分别。现在燕、赵、齐、晋一带，是古人所说的中州，古代圣帝明王、大贤君子教化流传、精神存续之地，也是礼义和羞耻之心的发源地。然而如今民间，贫寒低微之家，内外仍没有界限，男女同炕而睡，夫妻直呼其名，公公与儿媳、嫂子与叔叔之间不相回避，继父、继母的子女彼此通婚，诸如此类的事情仍有发生。请求敕令有司严加禁止约束，一举洗除从前积久的习俗，以彰显盛世的文明，不要让丝毫的阴翳和瑕疵成为大明的污点。家乡之礼（二）【丘濬】臣考察：黄润玉说，大宗绝嗣可以立后，小宗绝嗣不立后，这是如今的制度。然而考察宋儒陈淳所说，古人继承宗嗣，大宗没有儿子，便从族人中选择儿子续承，却没有说到小宗。这样看来，我朝亲王藩国初次受封时，如果没有承继别支的儿子，国家绝嗣便不为其另立继承人，大概是古礼。亲藩尚且如此，何况庶民呢？既然如此，如今庶民无子的人，往往援引律令争取承继，难道不是这样吗？谨按，圣祖取得天下之初，制定《大明令》，与天下约法，其中说：“凡无子的人，准许让同宗中昭穆次序相当的侄子承继；先尽同父的周亲，再及大功、小功、缌麻亲；如果这些都没有，才准许从远房及同姓中选择继承人。立嗣之后如果又生了亲生子，其家产允许与原先立的嗣子平均分配；并不许请求收养异姓人为嗣，以免扰乱宗族。立同姓人为嗣，也不得尊卑失序，以免扰乱宗族。”后来天下安定，又命官员制定律文，其中“立嫡子违法条”说：如果收养同宗人为子，所收养的父母无子而又将其舍弃，杖打一百，发付给所养父母收管；如果收养者有亲生子，或者被收养者的亲生父母没有子而想要把他领回，听凭其办理。如果立嗣虽属同宗，但尊卑次序错乱，便让该子归还本宗，改立应当承继的人。对于被遗弃的三岁以下小儿，即使与弃儿不同姓，也仍听任他人收养，并随养父姓。臣详细考察律令中的文字，所谓“立嗣以后又生了亲子”，以及“所养父母无子而将其舍弃”和“如果有亲生子”等说法，都是指此人在生前已经立嗣，并没有死后追立嗣子的规定。圣祖的意思，大概是说要使灭绝的宗族复兴、断绝的后嗣延续，必须是前代帝王、功臣、贤人的后代，不能让他们断绝后嗣，以致无人祭祀。先王制定礼制，不下达到庶人。庶人之家，如果人在生前自行立继嗣，或者自行收养与昭穆次序相合的人，就听凭其家自行处理。然而又担心他们先前已经立了继嗣，后来又生了儿子，或所收养的人中途被抛弃，以及尊卑失序等情况，所以制定律令加以禁止和戒约。诏令应当像汉高祖入关时的约法，法律则是萧何所编定的。审断这种案件，应当以律文为准。至于此人死后，有人前来控告争夺继承权，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想承继宗族，完全不过是贪图他的财产罢了。如果此人属于军匠户籍，官府即使强迫他承继，他难道肯听从吗？《春秋》推究隐微之处而诛责人的本意，请求从今以后，如果死者是前代名人的后代，或者在本朝曾有很大声名、做过显要官职，就以宗法为主，先寻求继承其父亲宗祧的人。小宗中，先继承继祖这一支的宗祧，其次继承继曾祖这一支的宗祧，再其次继承继高祖这一支的宗祧。这四种宗族都没有人可继承后，才轮到疏远的旁房、远族以及同姓之人。如果此人在生前曾收养同宗之子，虽然其世系比近支稍远，但只要昭穆次序不乱，也不必再到别处寻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所收养的人有抚养教育

译之恩，血缘虽然没有延续，内心却已经彼此相合。凡是给别人做后嗣的人，除大宗外，其余必须有父亲在世，承奉父亲的命令，才允许出继。已经成为孤儿的孩子不许出继，是因为做别人的后嗣就是做那一家的儿子；既然是人家的儿子，就要按照对方的排行称呼其所生父亲，或称伯父，或称叔父。如果不承受父亲的命令，却擅自把自己的父母称为伯父、叔父，可以吗？这是贪图利益而忘却亲情。这样一来，继承次序既清楚，争讼也就平息了。家乡之礼三【丘濬】

译臣考察《周礼》以六项本地风俗来安定万民。郑玄注说，本俗就是旧有的风俗。臣私下认为，“本”是人生本来所遵循的道路，是淳朴古代所实行的；如今却变得浮薄衰败了。因此应当申明它、恢复它，使万民各自遵循根本、保持旧俗，从而获得安定。不过，万民是由一个个人民积累而成的，万家共同的情形又是由一家一家的积累形成的。所以古代先王治理天下、安定万民，总是从本地风俗开始；要端正本地风俗，必定从百姓之家开始。因此要顺应百姓的宗族，使同族之人的风俗一致；居住必须同处一室，规制不得各自不同；安葬必须同处一块土地，墓域不得各自区别。使兄弟联系起来，按辈分相互称呼；使师儒联系起来，共同使用砚台席位，互相学习。所交往的朋友必须有共同的道义，不得与异类为友。所穿的衣服必须采用同一制度，不得另作奇异服饰。这样，家族就不会形成不同的风俗。由一家合为一方，由一方合为四方，没有不如此的。那么天下太平的根基就在这里了。淳朴古代的本地风俗，难道不可以由此恢复吗？先王时代，对于百姓的房屋、坟墓、兄弟、师儒、朋友和衣服，都一一作了安排，却唯独对日常饮食略而不言。张紞说，圣人不是不想规定，而是难以制定相应的制度。唉，确实是很难啊。为什么呢？古代一名成年男子受田一百亩，上养老父母，下养妻子儿女，通常一家以五口或八口计算。孟子告诉齐、梁两国君主时所说的“八口之家”“数口之家”，就是这个意思。百姓年满六十岁，就把所受的田传给长子；次子则称为余夫，十六岁时另受田二十五亩，等到成年娶妻成家后，再另受一百亩田。一百亩田之外，又受五亩宅地，其中二亩半在田野，二亩半在邑中。由此看来，三代以前大概没有累世同居、共同烧火做饭的制度，这是可以知道的。那么，汉、唐以来，往往对累世同居的人家表彰门第、免除徭役，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大概是因为世道一天天衰落，民俗一天天偷薄，才有一家人在道德隐微、民众离散之后，独自举行合族立宗的举措。这样，掌握治理百姓权柄的人，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来实现治理，怎么能不以自身德行作表率、勉励人们修养品行，使百姓知道应当受劝而努力行善呢？然而这只是君主暗中施行的一种权力，并不是百姓长久共同居处的常道。天下土地有限，而人口生息无穷。考察史书可知，自唐代以来，百姓同居最长不过十代，超过十代仍不分散的，大概没有几家；这虽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也是事理发展到尽头后必然发生的变化。张紞说想仿照古代诸侯的宗庙制度，每五代建一所住宅，各自设立祠堂，再总共修筑墙垣包围在外，希望奉养父母、举行祭祀时，各得其所。臣私下认为，一个姓氏之家、一个宗族的产业，到了十代以后，如果不把居地扩展到邻近之处，哪里有土地容纳他们呢？既然如此，应当怎样为之筹划呢？回答是：对于已经形成的情形，朝廷应当替他们维持，补助他们做不到的，帮助他们不足的，免除他们不能承担的负担。子孙中才德优异的，提拔任用；不遵守教诲的，惩罚治罪。这样，家族规范就能长久实行，宗族聚居也不会分散。至于人家自己应当如何筹划，何不想一想：合族而居、共同烧火做饭，难道不是美事吗？可是我们的固定产业有一定限度，子孙人口却不断繁衍。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挨饿，一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受寒，一个人不能得到合适的安置就会忧愁。刚创立时，三四代之间，本来似乎容易办理；到了六七代以后，人口日益增多，费用日益扩大，住在哪里才能使全家安身？从哪里取得财物来供给日用？难道可以不预先考虑、周详筹划吗？况且三代圣王治理天下的典章，原本是留给子孙的长远谋划，数代以后尚且不能不有所变更，何况普通人家呢？大概人人都必须有居住的地方，天天都必须有饮食用品；形势发展到土地容纳不下、财力供给不起，就一定要考虑变通的办法。应当一概以《周官》为准，依据本地风俗，却不失其本意。因此，居住必须希望房屋相连；如果土地容纳不下，不得已而分迁，也必须集合众人之力修建，不失旧有的美好规制。安葬本来希望坟墓相连；如果土地有所妨碍，不得已而另行安葬，也必须按各支派排列，不失宗族合葬的旧制。兄弟相联，称呼必须合乎辈分；命名则采用相同的偏旁。师友相联、共同学习，必须统一道德规范；交游必须有相同的志趣。至于衣服，必须采用宽博的制度，不崇尚诡异的装饰，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家同宗的子弟。家族必须共同遵守一种风俗，个人各自学习一种职业：年少者为将来谋生，壮年者为自身谋划，衰老者为养老谋划，老年者为身后丧葬谋划，无子者为后嗣谋划。还要时时修订族谱，详细说明世系；祭祀要有祭田，坟墓要有墓田，供给力役要有田，聘请老师教导子弟要有田。不仅要有合族共有的公田，而且要有各房各室的私田；私田之中，又各自设置公田。大宗实行按时举行的祭祀，小宗实行按节令举行的祠祭，使他们既共同出力侍奉大宗、奉祀祖庙，又各自竭尽力量侍奉自己的亲人、祭祀祖先和父亲。亲属关系尚未断尽时，不得分居、分割财产。即使丧服期限已经服满，也不得分户另立户籍。私人家族既然这样做了，就应当以家规约束并率领族人，务必遵守祖训。官府也应制定禁令，限制百姓各自遵守本家的家法。这样，即使不一定同居共灶，本来的人伦之道仍然存在，淳朴古代的风俗也可以恢复。臣编纂《家乡之礼》，把普通人家应当实行的事项，已经像前文那样分类叙述；又引用《周官》依据本地风俗安定百姓的方法作为总结，希望天下人家实行古礼、乡里恢复本地旧俗，务必如《周礼》大司徒那样使万民安定，以此树立天下太平的根基。奏论故官房屋之事【万观】

译臣近来察看已故官员的家属，过去有些人因父亲、祖父、伯父、叔父任官时遵奉本朝稽考古制所制定的规制，按照品级建造房屋居住。后来父亲、祖父、伯父、叔父病故，往往被小人控告，说其子孙僭越居住不合规制的房屋；受理案件的官司也不追究房屋建造的缘由，动辄便依照告状提审，按照律令将房屋断没入官。臣私下考察唐朝制度，祖父舍宅、门第和恩荫已经被剥夺，子孙即使恩荫尽绝，也听任他们仍按旧制居住。上述意见如果符合规定，乞请敕令工部转行内外衙门：凡已故官员之家，过去曾依品级建造房屋的，除因贪污被罢黜、应令改建拆除的以外，只要本人能守法奉公，至终仍任本等职事，就允许子孙长久居住。这样不但可以加强任官者谨慎守法的心意，也体现祖父遗留住宅、门第和恩荫庇护子孙的盛典。上述意见经有关官员议定，认为应准许所言，宜交行在工部施行。臣不敢擅自办理，于正统三年三月二十日早晨，各官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钦此。”除恭敬遵行圣旨外，现将公文移送到部，拟请通行；除上述事项外，还应由本司转行所属机构，按照奉钦依准许的事项，一体敬谨遵行施行。题论公差之事【张宁】近来行人司司正李寛上题，要求申明职掌。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礼部议定：凡应当差遣行人的事项，如宣读诏赦、宣谕慰劳军务、办理赏赐祭祀、赈济灾民、征聘贤才、整顿防守大军、出使四夷，都应当差遣行人。奉特旨差遣的，不受此比例限制。各官在奉天门奏报，奉太祖高皇帝圣旨：“整顿防守驿传、审决重罪囚犯，不许差遣行人。钦此。”敬谨遵行。近至正统八年，因为本部擅自差遣进士陪送哈密使臣，该司人员刘澣奏报，请都察院差遣御史曹泰查究。查得陪送使臣终究属于出使四夷之事，如今郎中叶臻不差行人，却差遣进士，事情确有违背。具题后奉太上皇帝圣旨：“这一次都宽免。”钦此。后来正统十四年，又有御史杨刚上题说，行人职掌出使；今后宣读诏赦，必须先差遣行人；行人不够，才差遣进士；进士不够，然后才差遣各衙门官员。具题后奉钦准。可是近年来，奔走钻营的人肆无忌惮，倚仗权势提出要求，越过职掌进行差遣。请求查考洪武年间以及御史曹泰、杨刚奏定的事例，永远遵守这些规定等情。具题后奉圣旨：“着令有关衙门查考洪武、永乐年间的旧例。”钦此。本年二月十七日，本部已经通行覆奏，奉圣旨：“今后只按照洪武、永乐年间的事例办理，再来搅扰的，决不宽饶。”钦此。谨遵圣旨。臣深切思考，太祖高皇帝设置官署、确定职掌，各有专司；在京各衙门的郎中、主事等官，都有各自的职责，不应因一时差遣而荒废职守，所以特别设置行人这一官职，用来通达使命。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只以承差人员充任使者；后来希望他们通晓国家体制，不辱没君主使命，才开始专门从进士中选授任用，可见朝廷对此事十分重视。自从制度确定以来，一切应当差遣的事务都归行人办理；偶有差遣其他官员的，无非是一时特旨，或者因为行人不足。哪里料到沿袭日久，竟渐渐成为常例，如今各衙门官员一概以此提出要求、托人请托、收受贿赂：有的因为亲友在任，便借出差之便谋求私利；有的因为离家日久，便绕道回家；有的因为懒于在衙门办事，借此游荡享乐；有的因为有所规避，借此疏远、逃避职务。提出请求的人没完没了，掌管此事的人也不推辞；容易取得、容易办理的差遣都归于请托，难以办理、难以供给的事务却必定推给行人，致使担任此官的人群体坐困、无所作为，束手无策。等到臣请求申明规定、作出裁定时，礼部又巧立说辞：有的说他们沿途扰民，不便办理；有的说他们只是争着要差使。扰民的罪过，应由犯事者承担，怎么可以预先怀疑，便剥夺行人所掌的职权？差使本来就是行人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事，怎么反而说成是他们争着求取呢？况且李寛所奏，正是洪武二十七年的事例。太祖高皇帝的旧制明明如此，如今祠祭司郎中萧总、员外陆通、主事周骙等人却想方设法搪塞，不立即据此作为证据。何况洪武年间的差遣条例现存于本司，与本部后来查出的永乐十一年以后差遣人员的条目完全不同，他们却说文卷都在南京，此外没有可查考的资料。御史杨刚奏准的事例，正是奉命查考所得的实迹。本司明明看到原奉钦准的内容中有“行人不足，才允许差遣进士”等事例，却故意隐瞒，不予执行；行人杨显又与李寛所奏的内容毫无关系。本司明明看到原奉圣旨中有“再来搅扰不饶”的意思，却故意援引，意在希求圣旨宽免。自永乐十一年至今，其间朝廷事务并非只有一类，所差遣的行人大概也很多。本司存心遮蔽事实，只想证明可以多差遣其他官员，因此只列出禁茶、陪送、葬祭三件，也不明确说明当时是否有奉旨另行差遣，以及行人不足的原因；也不知道本部是否因循过去的错误，只是含糊地列出事项。他们却说没有明确裁定，这种巧于欺骗圣听的情形，显然可见。臣考察认为，萧总等人奏答不诚，奸邪之事由此渐渐滋长：下则侵夺百官职掌，上则欺蒙君主。追究他们今天创设这种说法的缘由，实在是为将来替自己谋求便利，请将他们逮送法司审问，以彰明擅变法制的罪过。再考察本部尚书胡濙、侍郎薛琦、姚夔不肯用心查考，却依凭萧总等人的奏稿便一同具题，也应当一并追究治罪。仍请求收回原来的圣旨，重新查考旧制和近来的事例；遇有事务，先全部交给行人办理，之后才允许差遣其他官员。奉特旨差遣的，仍旧不受此例限制。如果发现请托等情形，一律治罪。这样才可以使祖宗制度不被违背，官员各有确定的职守，官府难以作弊，人人也不敢苟且求取。因为萧总等人是堂上官，并且牵涉在京官员，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旨【《方洲集》】。行人司题名记【顾清】

译行人司的题名碑，起初由仰君世用倡议；不久他调任离去，继任者也不止一人。司中石匠家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刻成。谢君弘谟想继承并振兴这件事，杨给事中士宜曾替此事请求撰写记文，但尚未完成，谢君又调任离去。戴君丝材、夏君公谨又把尚未刻完的部分和后来任职者一同刻上，作为续刻题名。碑记完成后，他们请朱君大武来重申先前的请求，以完成谢君未竟之事。行人，是古代掌管宾客和出使使命的官员，其名称见于《周礼》。春秋时期，郑国任用公孙子羽担任此职；他的贤能，竟与子产并列。吴国的季札、鲁国的叔弓、齐国的高子，也都是各国选拔出来的人才。他们乘坐四马高车，车轴相连，在中原往来奔驰，由此可知行人这一官职的重要。两汉和唐代，行人属于大鸿胪。到了宋代，变成替各路使臣奔走、承受差遣的职务，地位就衰微了。大明朝依据六典设置官职，参照近代制度，把宾客事务隶属于鸿胪寺，同时设立行人司，专门掌管出使使命。凡国家有重大诏令，或者亲王藩国、外族夷国的封建、吊祭，以及有所宣谕、巡行宣告，都由行人承受诏命办理；不是这些事项，不得差遣行人。又规定，行人司正、副官以下，全部由进士担任，不是进士不得列入其中。给事中、御史以及各省郎官，或外台的佥事、佐贰官出现空缺，就从行人中选取。可见他们的品秩虽然较低，选任却非常严格；俸禄虽然微薄，责任却很重大。今天的行人，确实成了周代盛世的行人。官府刻立题名碑，虽然是为了记录任职履历，实际上还包含着借鉴和警戒的意义。行人的职掌，在周代比现在重要，在近代又变轻，到我朝才恢复古制，难道只是恢复了名称吗？孔子说：“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而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才可以称为士。”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所谓能够独立应对、能够不辱君命，正是圣人所说的出使者应具备的体质和能力；春秋列国选用人才的标准，也正是出使者应遵循的方式。如今天下统一，四海共奉一君，皇帝的威灵所到之处，荒远之外的夷族都奔走听命。担任行人的人，乘坐使车，凭借宽阔大道，从容前往，那么宣扬皇上的德行、传达下情、尊重君主威严、提高国家体统，难道没有应有的方法吗？谢君最初刻碑，从南京吏部尚书黄公宗载到太常少卿李君阳春，共二百六十七人。续刻题名的，从武冈州守唐君荣以下，又有一百五十三人。考察并评论前代贤能之士，这也足以劝勉后来者了。继承其事业并使之兴盛的人，大概应当有所思考吧？追随吴国季札的美好足迹，超过郑国子产而先行，以免有负孔子的教诲，使后世永远有所记述。这样，三位君子的志向就不会落空，也差不多可以符合我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的本意了。《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八 明代黄训编纂 礼部【祠祭上】总论祭祀之礼【丘濬】臣考察：朱子说，这一篇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祭祀时的诚意，又记录孔子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所谓“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大概是说在应当祭祀时，偶有疾病等不得已的事情，只能让别人代行；若不是非常不得已，决不可以这样做。然而代祭的人，必须与主祭者气类相通，并且职掌相合，这样才可以让他代行。否则，恐怕没有感通神灵的道理。因此，内祭应当使用亲属，外祭应当使用礼官。后世选择官爵尊贵显赫的人代祭，是不对的。臣私下考察洪武年间的礼制，开国以来，各布政司、府、州、县的社稷、山川等坛，原先规定行礼献官由守御武臣担任初献，文臣担任亚献、终献。洪武十四年，圣祖敕谕说：“今后祭祀，一律由文职长官行三献礼，武官不参加祭祀。”礼部大臣说：“官员各有职掌，礼制贵在诚心专一。古代掌刑的官员尚且不让参加祭祀，何况兵职又是刑职中更重大的呢？”不让武官参加祭祀，是为了严格奉事神灵的原则，沟通幽明之间的交接。这项规定写入礼制，颁行天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臣请求朝廷今后遇有派官代行祭祀，也准照这一制度办理，改由礼官行礼，这样差不多符合《周官》大宗伯所说“君王不能亲自参加，就由人代居其位”的文字。郊祀天地之礼一【丘濬】臣考察礼书所记载的祭祀典制，没有早于《舜典》的。祭祀上帝一事，在此以前还没有这一名称。虽然《易经》有“隆重地祭祀上帝”的卦象，但所谓“象”是孔子写下的。《尚书》所说的“类”，大概是虞廷史官的用语，距周代有一千多年。臣私下推想，所谓“类”，是史官记载舜刚接受天命时，向神灵祭告；一切祭告都类比、会合于上帝。没有说后土，是因为说了天，地就包含在其中，正如《中庸》所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注释说这是省略文字。分别祭祀天地的说法，开始见于《周礼》。虽然说“必须顺应阴阳，依据高下而各随其类”，以求神灵降临享祭，但天与地相对，皇天与后土相对。六经谈到天，必定与地并提；孔子谈郊祭，也多与社祭并说。天地一同祭祀，就如同父母同牢受祭，怎么能说是亵渎呢？何况一年之中夏季在冬季之前，如果合祭天地，反而会被认为杂乱繁复；先祭地后祭天，难道不是越过次序、让地先享祭吗？虞、夏祭祀上帝的礼制，因时代久远，未能在典籍中明确见到。只有《周礼》记载祭天在冬至举行，大概是成周以建子之月为一年的正月。在岁首之时，还来不及办理其他事情，首先举行祭祀上天的礼仪。到了建午之月，才祭祀大地。这大概是一代所制定的制度，后世沿用它可以，另据义理创立新制也可以。“类于上帝”既然经书有明确文字，那么舍弃周制而采用虞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怎么能因为合祭天地的礼制起于王莽，就认为它不合经典呢？只要事情合乎义理，本来就不应因为施行者是谁而废弃，何况在周代以前明明有《虞书》的文字；所谓“类”，怎么知道不是当时对某种祭祀的名称呢？汉代儒生解释《周礼》的“类造”之说，并不是在解释《尚书》。周代有冬至祭天，所以凡是不合时令的祭祀，称作“类”或“告”一类的常祭是可以的。那么有虞时代所谓常祭叫什么名称？行礼在什么时候？这里所说的“类”究竟指什么？我朝圣祖刚取得天下，就修筑南郊、北郊祭坛，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完全依照《周礼》的制度。实行了几年后，风雨失时，天象多有变异，于是圣祖独断圣心，恢复合祭天地的礼制，改在正月行礼。凡所谓六宗、山川、群神，都各自设坛陪祀，大概是在四千多年以后又恢复了有虞的典制。每年正月初一等吉日，天子亲自祭祀天地，并让祖宗配享；分别命令群臣各自献祭二十四坛。这样实行了一百年，神灵享用祭品并作出回应，吉祥征兆屡次应验。圣祖能够以诚心享祀天地，使众多神明普遍降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万世都应遵守的制度。郊祀天地之礼二【丘濬】臣考察先儒说：从形体来说称为天，从主宰来说称为帝，天与帝是同一的。周礼说祭祀昊天上帝，后来又说祭祀五帝，也是这个道理。所谓昊天上帝，是兼说天与帝，因为主宰上天的神，其尊大者就在这里。所谓五帝，只说帝而不说天，是随着时令和方位各自立名，因为各自主管一方的气。汉代儒生不明白这个道理，牵强附会，形成六天之说；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太一感生帝之类，都不是正统礼制。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本来就没有两个帝的礼制，何况六个、五个帝呢？本朝只在大祀殿祭祀昊天上帝，凡是天皇、太一、五天帝之类，一概革除；三代以后祭祀典制的正统，只有本朝才偶然可见。只是道教一流沿袭前代旧制，至今仍未革除；他们所奉祀的体系，竟把昊天上帝列在所谓三清之下，又塑造上帝像，与天皇、紫微并列。至于他们给上帝所加的称号，又在昊天之下加“金阙”，在上帝之上加“玉皇”。金玉是有形之物，拘滞于形质，是世俗所看重的东西，并不是大道寄托之处。只是把世俗所崇尚的东西用作上帝的尊称，这种亵渎实在太严重了。况且老聃生于周末，死后有坟墓和子孙，本是人鬼；把他提升到天神之上尚且不可以，何况置于上帝之上呢？唐玄宗、宋徽宗本来想尊崇上天，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亵渎上天；后来他们流离困厄，灾祸殃及百姓，怎么知道不是上天的谴责呢？圣明的君主应当重视并纠正这种做法，不能推说这是异教徒内部相互尊崇的事情，与国家祭祀典制无关。郊礼议

译题为“申明郊祀礼制，讲明国家法令，请圣上裁断以端正人心、确定大典事”。臣于上月初十日恭敬承接圣制，圣上询问南北郊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仪。臣当时就想把所听闻的意见陈述回答，但因为臣此前所上的奏疏已经略作陈述，奉有允准的圣旨；如今圣上正广泛询问朝廷大臣，以求取得公正的意见，臣本来可以不再发言。臣日夜期待公卿大夫必定具有考察古制、通晓治理的学问，必定能够竭尽心力，详细陈述先王典制，以仰承圣上美好的诏命。没想到十多天以来，臣私下听闻议论纷纭，各人怀有不同意见，实在令人惊讶；到了昨天看见詹事霍韬的奏疏，更是大为惊惧，臣心中也不能没有疑问。臣早晚反复思考，始终不能理解他的说法，于是考察先王遗训，查核本朝典章，实在没有发现郊祀不可分祭的根据，这才知道霍韬的说法过分了，臣因此不能不发言。请先就郊祀礼制作答，然后辨明霍韬言论的错误。臣听《中庸》说：“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吧！”又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这是说上天赐予君主禄位，君主就实际承担神灵之主的职责；君主接受天命，只有以礼典侍奉神明。武王讨伐商朝，是因为商朝不祭祀上帝；周公所说的继承先志、述行前业，也只是为了尽孝、祭祀鬼神。陛下圣谕议论到这里，大概正是敬天的诚意，也是礼敬神灵的至高表现，实在是天地、神灵和人的共同福庆。臣听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说得很详细，大宗伯掌管礼仪，开头便谈天神、人鬼、地祇三类祭礼。这正是有虞时代秩宗掌管三礼的意思。因此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祭祀地祇有血祭、埋、沉、疈、辜之礼，享祭人鬼有献祼、馈食、祠、禴、烝、尝之礼。大司乐记载冬至在地上圜丘祭祀的制度，称为“礼天神”；夏至在水泽中的方丘祭祀的制度，称为“礼地祇”。圜丘礼天，方丘礼地，天地分祭由来已久。宋儒引用“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的诗，说郊祀不分天地；刘安世又以“丰年”“潜有多鱼”两首诗为证，认为郊祀天地都歌唱这些诗，但何曾说过要合祭？朱熹则断定这些诗多是在歌咏成王的德行。朱熹怀疑这是祭祀成王的诗。如今看来，整篇诗没有一句涉及天地，朱熹的话确实明确可靠，而《诗经》小序不值得作为准据。况且《周礼》说掌次为君王举行大规模祭祀上帝时设置毡案、设置皇邸，司裘制作大裘以供给君王祭天的服装，这些都只说天而没有涉及地。宗伯所掌的六器中，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说明祭祀天地所用的玉器有区别；典瑞则用四圭祭天，用两圭祭地，说明祭祀天地所用的玉器不同。冬至祭天，是因为阳气在冬至开始向上天复生；夏至祭地，是因为阴气在夏至开始在地下潜生，祭祀时间不同。用圜钟于震宫，是取阳气从震方出发的意义；用函钟于未方之地，是取坤位居于未方的意义，所用的乐也不同。小宗伯说到五帝，只说在四郊各自设兆坛，并没有说与昊天上帝一同在郊外祭祀，何况能与后土、地祇合祭吗？由此可见，天地不合祭，也由来已久。所以宋儒叶时说：“郊祭、圜丘分祭或合祭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论。”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把社祭当作祭地，却不知道天子的社有三种：大社、王社、亳社。大社是为百姓设立的，王社是为借田设立的，亳社则是迁国之后设立的社；这些都不等同于祭地。朱子解释《中庸》说：“社是祭地，不说后土，只是省略文字。”祭地的名称也叫社。祭地之社，是总括大地而言，与天相对。大社则是从君王所辖千里王畿之地而言，所以诸侯国的国社，以及庶民乡里的乡社，都是祭祀各自所主管的土地。因此“社”字从“示”从“土”，其中自有意义。况且议论者既然已经把大社当作祭地，那么南郊本来就不应再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认为分祭不可以呢？议论者又怀疑古代没有北郊，但《郊特牲》说“在南郊设兆坛，是为了趋就阳位”，南郊明明见于经典。祭天在南郊设兆坛，是为了趋就阳位；那么祭地在北郊设兆坛，是为了趋就阴位，有什么不可呢？程子说：“北郊不能废除。”何况陈氏《礼书》直截了当地说：“在北郊方丘祭地，就是北郊的丘。”丘坛上方下平，用来象征大地，可见古人确实曾这样实行。议论者又说：“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人其实只是天地中的一个东西，不必另行祭祀。”这就是把天看得尊贵、把地看得卑下，认为地不应与天抗衡。然而天地合祭，就是把天地看作同样尊贵、同样广大，是抬高地而抗衡天、把地视为与天敌对；这种做法却不认为错误，为什么呢？程子说：“郊祭天地时共同祭祀，和父母一同祭祀不同；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必须各按其类别分别祭祀，怎么能在同一时间举行呢？”又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有什么需要占卜的？”朱子说：“古代天地一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也没有在同一时间合在一起祭享的礼制。”又说：“天下有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天地，不应当在南郊合祭。”程子、朱子是三代以下著名的大儒，难道他们的话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吗？秦代离古代还不远，却不在圜丘祭天，而在山下祭天；不在方丘祭地，而在水泽中祭地。汉代的制度是在甘泉祭天、汾阴祭地，可见秦、汉祭祀天地仍然分开。到了元始年间的制度，才在南郊把天地同牢祭祀；这是王莽暗中讨好元后的计谋，想把妣与祖并列，所以不得不把地与天并列。合祭的说法确实从王莽开始。自汉至唐、宋都实行合祭，而单独祭地的情况少了。汉代以前都以分祭为主，汉代以后也间或分祭，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实行分祭。

译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后，才专门以合祭为主。元丰年间一次议论，元祐年间再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最终不能改变，是因为宋人举行郊祭时赏赐的费用很大，每三年一次郊祭，甚至耗尽府库财物也不够办事，所以必须合祭，是为了节省约束、求其简便，并不是认为分祭不合礼。苏轼说，祖宗数年合祭，一旦改为分祭，恐怕会招致灾祸；朱子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不过，天地分祭在宋代似乎难以实行，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本朝丘濬的说法，把“类于上帝”的“类”字强行解释成“合”，大概只是主观臆说；又认为元始年间天地同牢祭祀并不亵渎，不可以因为王莽而废弃；还说夏至祭地，就是让地先于天享受祭品。这些说法大多归结为赞美本朝制度，大概是出于遵从周制的意图，却不知道其言论在义理上相互违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大多支持丘濬的说法，往往把太祖的制度视为可疑、可怕。然而他们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现行的制度，不可改变，却不知道分祭本来也是太祖最初制定的制度，同样可以恢复；只知道大祀殿的文字是太祖明确的训诫，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也是太祖著明的典章，同样可以遵守。况且这些都是太祖的制度，只需采用其中合乎礼义的就是了。何况敬天与法祖并没有两套不同的道理。陛下已经清楚看到了礼制的实质。当时学士解缙也曾请求恢复扫地祭祀的仪式。假使太祖还在世，懂得礼制的大臣也一定会请求改正。何况陛下是圣明的子孙、神圣的后代，具有圣人的德行，又居于天子之位，难道反而不能掌握制定礼制的权力，以发扬继承先志的孝道吗？而且陛下今天的举动，是想恢复古礼，以隆重报答上天；想遵循太祖最初的制度，以求尽善尽美；想远法三代盛世，一举纠正千古以来的错误；将要建立一代中兴的事业，使汉、唐、宋都相形见绌。所谓光大祖宗功业、把事业传给后代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已经完备，周公又制作礼乐使之完成，从没听说周公改变文王、武王的旧制。何况礼乐必须积累德政一百年后才能兴盛，如今按时势考察，正是可以兴举的时候。我朝太祖开创天下于草昧之中，规划宏远，伟大的谋略和美好的法则有很多都可以守行、效法。至于礼乐的兴盛，恐怕也不能不等待后世。等到振兴并扩充礼乐，即使是我圣祖的心愿，难道对后世圣明的子孙、神圣的后代就没有期望吗？这正是今天应当做的事。难道可以拘泥于祖宗已经实行过的旧迹，便一经形成就永远不能改变吗？《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订文字。”孔子说：“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既然如此，所谓天子，难道全都只指开创基业的君主吗？如果确实如各位大臣所议论的那样，那么守成的君主就都无事可做了。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敢谈论礼乐了。所谓“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也都无从发挥作用了。这不是把道理说得太过了吗？霍韬的奏疏说：“扰乱朝政，就叫变乱成法，必须有人承担责任。”随后又说：“谏官首先提出这个议论，大概指的就是臣。”霍韬说这话，是被私心蒙蔽了。他想把灾祸加到别人身上，却不知道祖宗的大法，因此霍韬常常自己践踏祖宗大法，却不知道把这种罪名施加给别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臣请求借此把道理讲明，并不只是为了使霍韬明白，也是为了使在朝诸臣明白。律法中有关于奸党的条文，开头规定：“如果在朝官员交结朋党、扰乱朝政，都处斩刑。”这指的是国家一切法度政令，关系到纲纪名分；奸臣结党，纷纷更改、破坏法令，互相勾连、附和，作奸作弊，欺骗君主、蒙蔽上级，虐害百姓、损害政务。今天所议论的，只是郊祀礼制而已。这是古代先哲君王的法典，也是我太祖高皇帝已经实行的制度，记载在典章中。《大明律》也有毁坏大祀丘坛的条文。解释律文的人说：“丘坛是祭天的地方，圜丘祭地，方丘坛是登临祭祀的地方。”这是法家所知道的。言官议论礼制，本来不是要改变法律，却把这件事说成“扰乱既定法制”，并援引律令中讲读律意条下的条文：“凡国家律令，参考事情轻重，制定罪名，颁布天下，永远遵守。各部门官吏务必熟读并讲明律意，以便判决事情。”末一款说：“如果官吏等人怀挟欺诈，欺骗公家，妄自产生异议，擅自更改、扰乱既定法制，处斩。”这里所谓既定法制，就是太祖所制定的。大明律令中，也从未听说把礼乐制度称为既定法制。我曾上奏说：“有禄人接受枉法赃八十贯，按律处绞；想要把在外的知县以上等官，只要犯赃八十两，就拿解到京城处绞。各都城不许按徒刑准赎，这是把杂犯改成真犯。”这就不是既定法制了。臣曾恭读太祖御制《大明律》序，其中说：“今后法司只依照律文和《大诰》议罪。现在施行黥刺刑的，除逆党家属以及律文明确载有此刑的之外，其余犯罪者一概不施黥刺刑。” “杂犯死罪以及徒、流、迁徙、笞、杖等刑，都按照现在制定的赎罪条例科断。”臣又曾恭读《皇明祖训》，其中说：“守成之君所使用的通常法律，只遵守律文和《大诰》，不许使用黥刺、剕、劓、阉割等刑。臣下如果敢上奏请求使用这些刑罚，文武群臣立即弹劾。”又说：“以后不许设置丞相，臣下如果敢上奏请求设置，也要立即弹劾，都处以重刑。”这一类规定，才是我太祖的既定法制，不是臣下敢于改变扰乱的。难道不只是臣下，即使是皇上，也可以任意改变它吗？可惜韬还没有通晓这一点。臣充任谏诤之职，即使万一触犯祖宗的典章法宪，难道敢随意违犯吗？臣虽然至为愚昧，也不至于如此。至于毁弃《周礼》一书，更是妄加议论，臣不敢逐条指摘，只对其中重要的地方加以辨析。韬说：“宋儒胡宏曾说：‘《周礼》不是周公的书，是王莽、刘歆伪造的。’韬自称读书知礼，而且身居儒臣之位，为什么考察得这样不深入？”胡宏这话，并不是胡宏自己的创见，而是承袭错误、沿袭讹说。至于《周礼》出自刘德，最初使《周礼》蒙受牵累的，也是刘德开始的；

译《周礼》得以确立，是从刘歆开始的；诬蔑《周礼》，也是从刘歆开始的；《周礼》得到传授，是从郑康成开始的；败坏《周礼》，也是从郑康成开始的。从前秦人焚书灭学，《周礼》藏在山岩和屋壁中，幸而得以保存。汉武帝时，季氏得到它，献给河间献王刘德，于是用《考工记》补足五官篇的缺失。汉代臣子诋毁它，认为是末世亵渎混乱的书，实际上是刘德的这一举动使它受到了牵累。到成帝时，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秘书，独自知道它是周公实现太平政治的遗迹；不幸他后来身为国师，取用此书辅佐王莽，于是形成了泉府理财的学说。这样一来，六官立法，便都设置了市场官员。当时汉儒讥讽它，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这是刘歆用一项制度诬蔑《周礼》的结果。先儒曾说：“使《周礼》受牵累的人，罪小；诬蔑《周礼》的人，罪大。诬蔑《周礼》的人，他的法术就在于败坏周礼。”礼的法术一亡，礼就亡了。然而礼经之学能够依靠历代相传，流传到今天而没有坠失，实在是各位儒者讲明它的功劳。如今韬不把诸儒讲明《周礼》的言论献给陛下，却独独取用胡宏凭个人臆断作出的这一句话，来深深诬蔑《周礼》。这不只是为了争辩一时而误导陛下，还会误导天下后世，使人相信《周礼》是王莽伪造的，不能加以表彰、刊行和遵行；这关系到名教，绝不是小事。臣私下为韬感到忧惧。臣怎么敢隐瞒而不把全部意见说出来同他辨论呢？诸儒讲明《周礼》的功劳，没有比朱子、程子更大的。朱子说：“《周礼》是周代盛世圣贤制作的书。”又说：“《周礼》一书，是周公建立许多条理制度的书，都是从广大的心胸中流露出来的。”又说：“《周官》条文分布周详精密，是周公熟练运用天理的著作。”又说：“讲述制度的书，只有《周礼》《仪礼》可以相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又说：“《周礼》不是圣人不能制作。”程子说：“《周礼》一书，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都在其中。”又说：“必须先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仁厚心意，然后才可以施行《周官》的法度。”此外，文中子居家时片刻也不舍弃《周礼》，甚至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部书前去实行。”又说：“难道《周礼》会违背天命吗？”又说：“我考察千年以上圣人在上位的情况，没有谁能像周公那样。他的道理是一致的，而经典制度极为完备，后世治理政事的人都有所凭借遵循。” 东莱吕氏说：“按照典籍所载，以六官的职掌为纲，在内统领各端事务，使治理通达于外，枢机发动于上，政令施行于下；这就是圣人善于把握要领而又使百事详备的原因。”范氏说：“君主如果想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假如舍弃《周官》，没有看到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杨氏说：“《周官》这部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事务，不可不讲习。”那么，韬的学问果真纯粹出自程子、朱子几位先生吗？至于他竭力诋毁《天官冢宰》篇，说它是王莽欺骗天下的手段，那就更令人十分诧异了。《天官冢宰》一篇，朱子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则，其中用意最为深切的地方；如果想知道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在这里考察就能看出实质。朱子又说，冢宰这一官兼管君王的膳食、服饰和嫔妃宫御，这正是设官者最深的用意。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后世虽然不能实行，难道可以把圣人的良法美意全部废掉，反而诬说是王莽伪造的吗？况且在王莽以前，本来就已有《周礼》。如今却把它说成周代制度的糟粕，而说王莽把它集大成。韬又说：“合祭以后，配地之礼是从王莽开始的。”既然王莽已经伪造了这部书，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 的制度、祭祀天神地祇的制度，而要自立一套说法呢？他的说法是无法贯通的。因此，怀疑《周礼》的，是汉武帝、何休、谢氏、黄氏这类人；程子、朱子、东莱、横渠这些人则本来没有疑问。用《周礼》误导天下的，是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散公等人则从未误导过人。韬说皇上如此笃好古制、如此有志于恢复三代，真是千万世才有一人。这句话说没有儒臣用三代纯正王道之学来辅佐圣主，确实是对的。然而既然说皇上笃好古制、有志于恢复三代，那么分祭天地本来就是古礼，是三代的典章，为什么要说它不合礼，而一定要让皇上沿袭王莽亵渎混乱的旧制呢？辅佐君主的学问，周公之道最为纯正。如今却想把《周礼》全部废弃，使它不能在世上施行，那么祖宗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及大小政体，其中仿效《周礼》的地方很多，难道也一定要一举改变、扰乱吗？还是不知道除此之外另有什么办法，才算纯正的王道之学，可以辅佐圣主呢？所以韬的说法，臣不敢认为正确。只是奇怪韬的意见一提出，附和的人便纷纷而来。何况近年礼部发布文书，命令设立小学、学习诵读《周礼》，又命令科场一定要用《周礼》策问士子，这些都是奉行陛下明确的防范而施行的。却没有听说韬上奏请求停止这些事。等到韬编修《大明会典》时，曾具奏想把内府各监局的职掌归属礼部，又引用《周礼·天官冢宰》的文字。这说明韬平日并未否定《周礼》，怎么能因为议论郊祀，突然就想全部抛弃自己所学呢？实在令人不能理解。臣私下愤懑，今天这件事，是陛下光明俊伟、超越古今的盛举，却得不到群臣同心协力、恭敬辅佐，实在是韬有以启发造成的。在朝群臣的奏疏，有的说事情重大，害怕更改；有的说合祭天地由来已久，应当仍旧；有的认为会耗费钱财、劳师动众，恐怕损伤国力。这些本来是出于私下忧虑、过度计较的言论，自成一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奇怪有人牵强附会、背离决裂，把圣人的话说成不必完全相信，那就未免欺骗了。况且提出建议，是言官的职责；议定可以实行，是执政大臣的事情。至于议论礼制的权力，又只有天子可以独自掌握，不是臣下敢于参与的。

译何况臣在前一篇疏中已经说过了。臣又私下思量，今天这件事，主管的是礼官；考订折中、寻求定论，应当由礼官负责。谋划国家大事的是大臣，议定方案并奉行实施、亲自承担责任，也应当由大臣负责。臣已经分别把自己的意见上陈了。但上月恭敬承受圣上询问，十天之内就把奏疏呈上，私下恐怕考究未必完全精审，意见也不可能没有差异。其中固然有诡辩之词、邪僻之说以及结党为邪、惑乱众人的言论，大概不值得深入计较。因为议论礼制的人，名义上是聚集争论，按常情所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天地大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在距今一千八百年之后，兴起三代以前的盛大典礼，更应当格外慎重。一定要使损益取舍合宜，足以作为天地间的典范，不留下丝毫遗憾，以免成为后世议论的话柄，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伏望皇上扩大如天的度量，敞开宫中的聪明耳目，怜悯愚昧而听取众议，曲意表示宽容。大小臣工一定能够克制私见，仰体圣明，深入探求古义，以奉行明诏。至于圜丘、方丘、朝日、夕月等神坛坛壝的规制，自有我太祖刊定的典章，完备记载在《存心录》一书中，不必另行创设，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只须完全依照旧制罢了。但是，大祀殿若用来祭天，就不符合经典义理；若用来祭享上帝，则□符合《周礼》。然而祖宗共同配享，父子并列，考察经典和制度，仍然不能没有疑问。周人郊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臣认为我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足以当此。周人在明堂祭祀文王，让他配享上帝。臣认为我太宗体天行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足以当此。臣这点愚见，既有所见，便不敢不献上。若蒙皇上再次下发臣的奏章，命礼部一并会议。这样贵在朝廷群臣同心同德，深入考察、广泛求证，务必符合经典训诫，破除臆说，不拘泥于苟且的情绪，不被众人的言论所左右。以忠诚纯洁之心，仰承皇上中兴、奋发有为的志向，光复太祖创立的制度，使天下后世知道祭祀天地的郊礼能够完整保存古礼，洗刷千古以来的浅陋，从陛下开始，难道不是大好事吗？伏望圣明观察其中的脉络，取其公正中和之处，裁断后施行，以使万世获福。臣不胜战栗恐惧，冒死献上最忠诚的意见。嘉靖九年三月初三日题奏。初五日奉圣谕：“这份奏疏所奏，都是阐明古典的，朕已经全部知道了。礼部立即将各官所奏以及这份奏疏一并详细审阅，逐项开列，务必要根据古制斟酌处理，将礼官议拟的意见说明白，奏请朕裁定，不得拖延回避。”钦此。

译论郊社【黄润玉】《中庸》说：“郊祭和社祭的礼，是用来事奉上帝的。”朱子注说：“郊祭天，社祭地。郊祭之礼，主要祭祀上帝，同时统摄地祇。”考察《郊特牲》篇说：“郊祭用一头特牲，社祭和稷祭用太牢。”又说：“社，是用来使大地之道神圣化的。”大地承载万物，上天显现天象；从地上取得材用，从天上取得法则，所以尊崇上天而亲近大地。《礼运》篇说：“政事一定要以天为根本，顺应天象而降下命令；命令降临于社，就叫作顺应大地。”又说：“在郊外祭祀上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都祭祀社，是为了排列地的利益。”又说：“礼在郊外实行，百神便各司其职；礼在社坛实行，各种物产便可以充分利用。”又考察《尚书·泰誓》说：“以类似天子的礼仪祭告上帝，以相应的礼仪祭告大地。”《召诰》说：“在郊外用牲祭祀，牛二头；在新邑祭社，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以上经典和传注相互对举“郊祭天、社祭地”的文字，最为明白。又考察《祭法》：“在泰坛燔柴，是祭天；在泰圻掩埋牲体，是祭地。”至于用赤色小牛祭泰昭以下六宗、四坎坛的百神，都埋葬少牢。这是君王郊祭上天而同时祭祀大地的重大礼仪。《周官·大宗伯》篇说：“祭祀天，以祭上帝为开始；祭祀地，以祭社稷为开始。”只有《司乐》篇有“夏至在方丘祭地”的文字。《祭法》说：“君王为百姓设立大社，而王社就是宗庙右边的社稷坛。”并没有另外出现北郊的名称。上天包容大地，天尊而地卑，本来不能把南郊、北郊并列而论。《礼》说：“器物使用陶器和匏器，是顺应天地的本性。”这也说明郊祭上天而同时祭地。草庐吴先生说：“天地并列为尊，似乎违背《易传》所说‘天尊地卑’的意义，所以写下这篇议论。” 宗庙飨祀的礼制【邱濬】臣考察：古代天子有七庙，每庙各自为一室；自汉明帝以后，才开始实行同堂异室的制度，沿用了千余年。若一下子革除它，恢复古制，大概也很难。一定要斟酌古今制度，究竟怎样才能适合今天的情况而又不失古人的本意呢？臣私下认为，应当采用周人宗庙都宫的制度，七庙各自为一室，太祖庙居中，分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的，另行建立为世室，正如刘歆所说。兄弟相继为帝的，名义上算作一世，但各自设为一室。每年举行四次祭祀，就是《周礼》所谓祠、禴、尝、烝。春祠单独祭祀，夏、秋、冬则举行祫祭，依照《王制》的说法。春祠在每年孟春举行，从初一日斋戒开始，初四日祭太祖庙，隔一天祭一庙，前一日察看祭祀准备，祭祀完毕立即举行绎祭。十四天遍祭七室，每室各自祭祀，这样各庙神主都能各自伸张尊严，又不会被太祖压抑。至于夏季的禴祭、秋季的尝祭、冬季的烝祭，都在祭期前分别到各庙告知将举行时祫的意思，到了祭日，各自迎请神主到太祖庙合食；已经迁祧的神主不参加。这样，主祭者不劳累，执行起来也不困难。所谓大祫、大禘，解释者说五年举行一次禘祭，三年举行一次祫祭，这不是古制。大儒程颐说：“立春祭祀先祖，冬至祭祀始祖。”朱熹说，祭先祖似乎就是祫祭，祭始祖似乎就是禘祭。两位儒者的话虽然是针对士大夫家庭说的，但按义理衡量是相合的，推而上之，似乎也可以施行。请在每年立春这天举行大祫礼，凡是已经毁庙和还未毁庙的神主，都在太祖庙合食；大禘礼则在冬至这天举行，在始祖庙祭祀，并且追溯始祖所出自的帝，以始祖配享。后世君主多是突然兴起，不一定都像三代那样有明确可据的世系和积累的功业。所谓始祖，就是创业的君主。始祖所出自的帝，根据能够考知的情况，请以宋朝为例，直接考察光宗一朝。所谓始祖，就是太祖；太祖是宋朝创业的君主。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迁祧，作为两座世室。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六室作为亲庙。在此以前，顺祖、翼祖、宣祖三祖以及真宗、英宗二宗都在三昭三穆之外，亲属关系已尽而迁祧。所谓僖祖，是太祖的高祖。开国之初，就追封他并把他的神主供在亲庙中；关于他的情况，所知道的只有这些。再往上就无法考证了，这就是太祖的祖先渊源。应当另建一座庙来收藏太祖的神主，并把顺祖、翼祖、宣祖三位祖先的神主附祭在其中。举行禘礼时，应请僖祖神主出迎到太祖庙中祭祀，并以太祖配享【顺祖、翼祖、宣祖三祖配食，位在左边】；举行大祫礼时，则由太祖居正东向的尊位，凡是已经毁去和尚未毁去的庙主，都按常规合祭于太祖庙中。这样，太祖的名号就同宗庙相称，也不失追尊僖祖、崇奉祭祀他的本意了【宋人让僖祖居正东向的尊位，把他当作太祖；然而宋朝的太祖其实是建隆帝，因而太祖名号与庙号并不相称。后来迁去僖祖、不再祭祀，又失去了太祖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生者的心意】。至于祭天、享帝，只应以太祖配享。这样，尊敬尊长、亲爱亲亲，各自都合乎适宜，古代礼制或许就可以在今天实行了吧？这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人的制度，但古人的用意或许也大致可以得到仿佛。

译《传》说：“不是天子，就不能议论礼制。” 只是臣是什么人，竟敢妄自议论？不过是叙述所听闻的情况，用来同前代制度作比较，并不敢认为今天就可以实行。臣冒死谨慎陈述。《庙制疏》【倪岳】敕谕礼部：朕想，古代天子设九庙，祖先有功、宗祖有德的，即使百世之后也不迁毁；其他神主则依次迁入祧庙，有固定的制度。恭敬地思念我太祖高皇帝，他统一天下，开创并端正纲常，追祀德祖、懿祖、僖祖、仁祖四位祖先，同殿而不同位，情理与礼文都相称。历代圣祖相承，昭穆排列有序。到了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庙已经完备。如今皇考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的山陵将要完工，升祔太庙已有日期，应当确定迁祧制度。况且皇妣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的祔葬完成之日，也应当制定奉享神主的礼仪。你们礼部应会同文武大臣，以及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左右春坊和科道掌印官，详细考察古制，斟酌情理与礼文，议定处理意见上报给朕，务必遵循典礼，足以垂范万世，以成就朕尊祖敬亲的大孝。敬慎执行！特此谕令。钦此。礼部钦遵敕谕，会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等官张懋等议定：礼制必依据人情而确立义理，事情应当援据古制来验证今制。谨按成周制度，天子设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庙；文王、武王作为世室，不计入七庙之数，所以总称九庙。这是因为以​​后稷为始祖，文王、武王为世室，都是百世不迁；其余祖先则依次迁祧。在周以前，商朝以契为祖，以汤和三位宗祖为百世不迁；在周以后，宋朝以僖祖为祖，以太祖、太宗为百世不迁。当时迁祧僖祖一事，虽然反复有不同意见，但大儒程颐、朱熹都认为奉僖祖为太祖符合礼制的正道，也合乎人心的共同愿望，这就是所谓“既然有人提出，就没有人敢废止”。本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宏大的基业，追祀四位祖先，直到英宗睿皇帝驾崩，九庙才最终完备。当时尊德祖为高祖，是因为再往上已经没有可以推求的亲属；如今尊德祖为始祖，是因为往下确实有可以迁祧的神主。恭敬地思量，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的功德隆盛，如同周文王、周武王一样，万世不迁。懿祖以下依次递迁，正是古代制度。如今恭逢宪宗纯皇帝升祔太庙之日，懿祖皇帝神主按义理应当迁祧，仍应在太庙寝殿之后，略仿古代夹室的制度，另建一殿九室，奉事并收藏神主。况且古代举行祫祭时，是把祧庙与未祧庙的神主合并到太祖庙中祭祀，所以称为“祫”。“祫”就是合祭的意思。如今也应在岁末享祭之日迎请懿祖皇帝神主，仍安置在旧位，举行祫祭之礼；这样每年祭祀一次，比照古代三年一次的祫祭，在礼数上反而更为优厚。近来钦天监选定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宪宗纯皇帝神主升祔太庙之礼，但后殿尚不能立即营建，是否可以暂时请懿祖皇帝神主安奉在德祖皇帝室内，等待后殿建成？这正是所谓把毁庙之主收藏在太祖庙中，按义理也说得通。又按《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职掌，演奏仲吕，舞《大濩》，用来享祀先妣，说的是姜嫄。她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所以特意建庙祭祀她。到了宋朝，元德、懿德两位皇太后都有另庙享祭；章献、章懿两位皇太后于是建有奉慈殿，每年五次享祭，四时荐献新物、进献食物，都同太庙一样。如今恭逢孝穆太后祔葬茂陵，她的神主应在奉先殿附近的宫室中改建别庙，按礼安奉；每年按时祭享，一律依照太庙、奉先殿的仪式办理。仍请敕令负责奉迁的官员，在祔葬完成之日，暂时把神主奉安在茂陵献殿，等到二十四日宪宗纯皇帝祔享太庙的礼仪结束后，再启程迁奉。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自穿着丧服出城迎接，进入大明门后，前往别庙依礼安奉。这样反复考察情理与礼文，大概可以完全符合典礼。由于此事关系到钦奉敕谕、由有关官员议定上报，臣不敢擅自决定，谨题请敕令有关部门会同议处。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西角门题奏；本月二十三日奉圣旨：“奉先殿附近没有可以改建为别庙的宫室，你们再议定后说明。”钦此，钦遵。二十六日，礼部会同有关官员议定并题奏，奉圣旨：“你们既然已经考察论证清楚，准许依议办理。”钦此，钦遵。后来在奉先殿东边另开一座门，改建一座殿，仍题匾为“奉慈殿”，用来奉祀神主【《青溪漫稿》】。《题礼仪事》【杨守陈】从前，钦奉敕谕说宪宗纯皇帝将要祔祭太庙，应当确定九庙迁祧的制度，于是命文武大臣以及臣等会同议论。臣愚昧无知，认为应当依据古礼，只定为七庙，迁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庙，于是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宪宗纯皇帝作为七庙，另在太庙后面建殿，奉祀这三庙的神主。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此后仁祖以及仁宗以下的祖先，亲属关系尽了就迁祧，都迁入三祖之庙；只有太祖、太宗百世不迁，这样大概不会违背礼制。臣的意见就是如此。众人主张建造别殿收藏迁祧神主并举行祫礼，这一点同臣的意见相同；只是因为明诏已经说是九庙，难以违背，又认为德祖应当作为始祖而不迁，所以只请求迁祧懿祖，这一点同臣的意见不同。臣退下后思考此事，私下认为诏书所说九庙或许还可以遵从，但如果德祖不迁祧，把他作为百世不迁的始祖，则不可行。孔子说：“祖有功，宗有德。”这是万世不变的论断。天子设七庙，太祖庙百世不迁，其余都迁毁，这是四代帝王沿袭的成法。

译请允许臣详细陈述如下：唐尧、虞舜的文祖姑且不论，夏朝的颛顼已经称帝，而鲧没有功劳，所以以禹为始祖；商朝的始祖是契，周朝的始祖是后稷，他们都有大功，所以称为太祖，并在郊祀时配享上天，其庙不迁。汉朝及魏晋时期，帝王上代祖先没有功劳，都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为太祖。李唐祭祀上溯四代，给高祖谥号为宣简公，曾祖为懿王，父亲为元皇帝，而其祖父谥为景皇帝，因有功劳，实际称为太祖。赵宋也祭祀上溯四代，称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而把开国的艺祖庙号定为太祖。凡称太祖的，必定配享上天；这些都是依据礼制来确定名号，已经表明哪些应当迁祧、哪些应当不迁的意思。所以魏晋的宗庙制度中，太祖以上亲属关系尽了的都迁祧，而太祖历代不迁，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唐朝到中宗时，已经把宣简公迁祧到夹室；玄宗仍恢复宣简公的祭祀，改谥为献祖，又把懿王改谥为懿祖。到代宗时，一并迁祧献祖、懿祖；德宗又迁祧元帝。于是太祖位居第一室。然而到了祫祭、禘祭时，献祖却居尊位而面向东，太祖列在昭穆之中，当时人心仍然不满，议论纷纷，最终把献祖、懿祖迁到兴圣庙，不参加祫祭，而让太祖居正东向的尊位，作为不迁之祖；唐朝终世再没有人提出异议。宋朝到神宗时，已经把僖祖迁祧到夹室；等到王安石执掌政事，又恢复僖祖的祭祀，并把他定为始祖，使他占据历朝【缺字】祭祀中空置的东向尊位，同时把顺祖迁到夹室。当时的名臣如韩维、司马光、孙固、王介、张师颜等群起议论、竭力争辩，却无法改变这一决定。哲宗迁祧翼祖，徽宗又迁祧宣祖，但僖祖仍居尊位，太庙仍按昭穆排列，人心也仍不满意。因此自高宗以来，董棻、王普等人多次上疏论列。宁宗于是采纳赵汝愚、郑桥、楼钥、陈傅良等大臣的意见，把僖祖、宣祖一并迁祧，另建四祖殿，奉祀迁祧的神主。当时只有朱熹一人争论而没有获胜；于是太祖才开始居于第一室，并在祫祭时居东向尊位，宋朝终世不迁，再没有人提出异议。这说明凡是称太祖并配享上天的，必须居于尊位、百世不迁，这样才符合典礼、合乎人心，也才无可非议。本朝开国之初追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为德祖、懿祖、僖祖、仁祖四祖，也只是把他们作为四代亲庙，起初并没有把他们视为有祖功的始祖。因此郊祀配享上天时，以仁祖配享，也只是取尊奉父亲的意思，并不曾把德祖比作商朝的契、周朝的后稷而让他配享上天。太宗继承帝位后，才尊高皇帝为太祖，并让他配享上天，仁祖也就不能参与配享了。这样看来，他的本意也是认为四祖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迁祧，而太祖有功则不迁，应当像夏朝以禹为始祖、汉朝以后以开国君主为太祖那样。在礼制上，太祖就是始祖。高皇帝既然号称太祖，如今却又把德祖称为始祖，难道符合先王的礼制和祖宗的本意吗？况且古代一位帝王一座庙，庙都面向南方。后世同堂而分室，也都面向南方。举行时享时，各位帝王都面南而立，各自尊贵；只有举行祫祭时，太祖面向东方而独居尊位，其余神主分列左右、分别朝向，地位都低于太祖。本朝举行时享的礼制，却只有德祖面南而独居尊位，其余帝王都东西相向而居下位，已经像祫祭的仪式了。如今若迁祧懿祖，就以德祖为始祖，使他百世不迁，永远居于面南的尊位而常居尊上；太祖却永远居于面东的位次而常居下位。后世臣子瞻仰此情形，谁能不感到惆怅？将来必有博闻达礼的儒者公开陈述正当意见，群臣也响应，天子采纳，最终迁祧德祖而尊奉太祖，这件事才会结束。唐、宋的事情，就是明白的鉴戒。如果迁祧德祖，将来三祖依次迁祧殆尽，太祖就可以居于面南的尊位，使名号与实际相称；这是天下人心共同的愿望，即使传之万世，也一定不会改变。何况另建的殿宇紧邻太庙，举行祫祭时，德祖仍居面南的尊位，太祖及其他帝王都分列左右，并不损害太祖的尊位；不像唐朝把献祖迁到兴圣庙、宋朝把僖祖迁到四祖殿那样，彼此相隔遥远而另行祭享，抬高孙辈的尊位，却废弃对祖先的祭祀。这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说德祖仍同宋朝的僖祖一样；王安石曾经议论尊僖祖为始祖，后来朱熹的庙制议论实际上也采纳了这一说法，难道现在还敢提出异议吗？臣认为并不是这样。王安石说僖祖有庙，同契、稷的情形恐怕没有不同；朱熹也说不如把僖祖比作稷、契，祭祀在太庙的第一室。他们说“恐怕”，说“不如”，难道真认为僖祖可以比作稷、契，符合礼制中“祖有功”的原则吗？大概他们的意思是：如果迁祧僖祖，就不能把他的神主降祔到子孙的夹室，也不能另立一座庙，所以才说出这种不得已的话。可见“祖有功”的礼制原则，终究不能泯灭。何况时代不同、制度各异，怎么能还拘执那种在宋朝尚且难以实行的说法，而一定要在今天实行呢？如今太庙既没有夹室，如果拘执那种说法，即使另立一庙也无法办理。迁祧的神主将安置在哪里呢？如今既然已经另建殿宇奉祀迁祧神主，就不存在把神主降祔给子孙的问题，德祖又有什么不能迁祧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强行把没有功劳的祖先作为始祖，却使有功的太祖反而不能像夏朝的禹、汉朝以后开国的君主那样受到尊奉呢？孔子明明说过“祖有功，宗有德”，这是世世代代都不能违背的原则。王安石只谈血统本源，不谈功德，已经违背了孔子的意思；朱子有所采纳，他的说法虽然很多，也不过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意思罢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没有察觉，制定礼制不遵从孔子，却还拿朱子的说法作为依据；宗庙祭祀不尊奉有功的祖先，反而强行把无功者比作始祖。这样对上不能符合祖宗的本意，对下不能满足臣子的愿望，名义与实际相违，礼文与人情相悖，怎么可以作为典制流传万世呢？陛下如果姑且沿用近来的制度，那么保留九庙、迁祧德祖也可以。即使依从如今的议论，每年举行一次祫祭，也没有不可。古礼是在四时都祭祀，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如今四时祭祀之外，实际上每年岁末还要祭祀一次，所以众议主张把岁末的时享改为祫祭，这是礼制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变通，而且更为优厚，也可以采用。如果务求完全遵循古典，就应当全部采用臣的意见，一并迁祧三祖，只保留七庙，三年举行一次祫祭，这才符合四代帝王的典制，足以作为传之万世的法则。臣恭请圣明裁决。关于宗庙的数量、祖宗名号的含义、庙主应当迁祧还是不迁，以及哪些制度适合古代而宜于今天，臣已经像上面这样详尽陈述了。

译至于历代群臣的议论，其中的是非得失有可以借鉴的，臣再分条列在下面。谨按宋神宗治平四年，因英宗将要祔入宗庙，太常礼院请求迁祧僖祖；两制官员，如翰林承旨张方平等人，认为合乎礼制，于是迁祧僖祖神主，收藏在西夹室。到了熙宁五年，平章事王安石上奏说：“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所以先王制定宗庙祭祀制度，有疏远而不能断绝的，有遥远而不能遗忘的。商、周以前，截取稷、契以下作为祖先，并不是要断绝帝喾以上的祖先、遗弃他们，而是因为另有本统可以承接。至于尊卑的位次、先后的次序，即使子孙平等圣明而有功，也不能超过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这是天下万世共同遵循的原则。本朝从僖祖以上的世系次序已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有庙，恐怕同契、稷没有不同。如今毁去他的庙而把神主收藏在夹室，是降低祖考的尊位，使其反而降祔到子孙之下，不是顺应祖宗孝心、奉事亡者如同奉事生者的道理。沿袭旧制而确定礼制，正值圣明之时，请下诏让两制官员详细议论。”臣考察郊祀、宗庙的礼制，谈到宗庙祭祀祖宗时说“祖有功，宗有德”，这些话各有适用之处。王安石引用孔子论郊祀的话来讨论宗庙祭祀，所以谈祖宗时只论血统本源而不论功德，可以说是错误了。商朝的契、周朝的后稷，确实是因为有功而不迁，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是本统的起点吗？宋朝的僖祖，则是因为没有功劳而迁祧，这正是先王的典礼，也是后世公认的论断。难道子孙因为有功，就可以把祖父、父亲置于自己之上，从而失去尊卑、先后的伦常吗？后稷的先世，从帝喾上溯到黄帝，谱系十分清楚，并不是因为世系次序无法考知，才把他定为始祖；所以他同僖祖本来就不同。大概后稷之所以有庙，是因为有功；功业建立，神主就不迁。僖祖之所以有庙，是因为亲属关系；亲尽之后，庙就应毁，怎么能说二者没有区别呢？如果认为把僖祖的神主收藏在夹室不妥，难道就可以因此废弃“祖有功”的重大礼制吗？当时孙固、张师颜的说法也可以采纳。各种说法都详见后文。翰林学士韩维等人议论说：“先王拥有天下后，考察其基业兴起的源头，奉为太祖，契、后稷就是这样。后世拥有天下的人，有的特然兴起，并无所承因，于是成为一代的太祖。本朝太祖皇帝功德卓著，作为宋朝太祖，没有人稍有异议。僖祖虽然是高祖，但看不出他有什么功业渊源，世系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把契、后稷那样的礼遇奉给他，古代没有依据，在今天也不妥当。如今的宗庙同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位祖先各有一座宫庙，现在祖宗同处一堂，而西夹室又在顺祖右侧，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天章阁待制孙固说：“后稷播种五谷，使万世都有粮食可吃，他的功劳太大了，所以尊为始祖，配享上天。如今太祖皇帝削平各种祸乱，功业上达于天；一百多年间，天下百姓受到涵养、生息和养育，能够安享太平，都是太祖的功劳，应当尊奉太祖为始祖。倘若僖祖的德行不能明显地施于百姓，也不能明确地惠及后世，怎么可以把他提升到后稷之庙，享受始祖的礼仪呢？如今毁去僖祖之庙，把神主收藏在西夹室，位于顺祖右侧，这已经是合乎顺序的做法，并不是要让僖祖附属于子孙而取代祖先。若仍认为这样不可，那么可以专门为僖祖建立一室，把所有已毁庙的神主都收藏其中。举行禘祭、祫祭时，让僖祖居于面向东方的尊位，太庙和各庙的神主都按昭穆次序排列，跟随僖祖合祭，这样僖祖的尊位自然也有所伸张。若认为另立一室不合礼制，那么周人本来就有别庙，姜嫄也不能说是不合礼。判太常寺张师颜等说：商、周的稷、契都有大功，又都是最初受封建立国家的人，所以奉为太祖。后世受天命而有天下的君主，功业特别兴起，不承袭前代，因此亲庙按世次递毁，君主本人便成为祖。魏祖武帝即位为祖，于是处士之庙被毁；唐祖景帝即位为祖，于是弘农之庙被毁。” 这正是前代把世祖作为最初受封之君，按照契、稷的明确先例来处理的。僖祖虽然是圣人后裔的先祖，却不是最初受封且有功之人，亲属关系既已尽，按理本来就应当迁入祧庙。如今想以“有庙的始祖”为说法，援引僖祖而使其进位为始祖，这本来就与契、稷不同了。假使契、稷原本没有功德，也没有最初受封，却拿他们作为依据，或许还可以；若不是这样，怎么能据此类推呢？太祖首先创立宏大的基业，使国统传于万世，本来就应当作为帝王的始祖。至于僖祖的神主，则应略仿周人守祧的制度，另建别庙收藏，这也是根据实际情理创制礼制的做法。臣考察：自汉代以来，议论这一礼制问题的人很多。汉代韦玄成等四十四人，都认为高皇帝是太祖，请求把太上皇的神主埋葬在寝园；魏代钟繇、高堂隆等儒者，都认为武皇帝是太祖，请求把处士的神主迁到园邑；晋代范宣、蔡谟等群臣，都认为宣帝是太祖，请求建造别殿收藏三位祖先的神主；唐代张齐贤认为景皇帝是太祖，弘农及宣光二位的神主都应迁入祧庙，陈京等大臣请求建别庙收藏祧主，颜真卿、韩愈则请求把神主收藏在夹室，举行禘祫祭时再按时请出享祭。这些都是有功者为祖、无功者入祧，合乎古礼，与宋代诸贤的议论如出一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韩琦看到孙固的议论，感叹说：“孙公的这番议论，足以流传不朽了。”司马光的意见与韩维相同，神宗也认为韩维的话接近正确，却都被王安石阻挠，实在可惜。翰林学士元绛等议论说：自古受天命而拥有天下的人，都要推究本统的来源，以尊敬地奉祀自己的祖先。商、周的祖先契、稷，都是为了承接本统，而不是以有无功劳、是否受封来决定轻重。诸儒因为契、稷在唐尧、虞舜时期有功，所以称他们为祖。若一定要有功才能称祖，那么夏后氏就不应在郊祭中祭祀鲧了。如今太祖受天命之初，建立亲庙；从僖祖以上的世次已无法考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就没有疑问了。假如说僖祖不应当像契、稷那样作为始祖，这就会使天下人不再懂得尊崇祖先，反而让子孙可以凭借自己的功劳凌驾于祖考之上。”

译《传》说：“已经毁去的庙，其神主陈列在太庙；尚未毁去的庙，其神主都升入太祖之庙参与祭食。” 如今把僖祖的神主迁出，收藏在太祖之庙，那么举行祫祭、禘祭的日子，四位祖先都降居而合祭，情理和礼文没有比这更不顺的了。请把僖祖作为太祖，这才符合先王制礼的本意。臣考察，元绛的议论中有沿袭王安石说法的地方，前面已经辨析过了，我也认为仍不妥当。祖是因为有功，宗是因为有德，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典礼，也是孔子的格言，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原则。若说祖不必有功，那么宗也不必有德吗？如果祖不以功劳为标准，那么商代三宗以前、周代王季以前，哪一个不是祖，为什么唯独尊崇契、稷？如果宗不以德行为标准，那么商代太甲以下、周代王季以下，哪一个不是宗，为什么商代独取太甲、太戊、武丁，周代独取文王、武王？夏代虽然一度在郊祭中祭鲧，却没有让鲧世世代代配享宗庙，正因为他无功，不能作为祖，所以只尊禹为祖。汉代因高帝功劳大而尊为太祖，文帝德行盛美而尊为太宗；以后历经魏、晋，没有不是有功者为祖、有德者为宗的。难道是元绛考察古礼还不够详尽吗？若说四位祖先降居而合食不对，那么天子既建立始祖之庙，又追推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在始祖庙中祭祀他们，这同样是降居而合食，难道也属于情理和礼文不顺吗？” 先王的礼制本来就是有功者为祖，而且太祖之庙只有一座，已经毁去的庙不再重建。宋朝既然已经把有功者称为太祖，元绛却想为无功者重建已经毁掉的庙，又把他称为太祖，太祖为什么有这么多呢？不知道他所谓的礼，究竟合的是哪一种礼？元绛本传说：“元绛有威望名声，却没有特别坚定的操守；在翰林院谄媚奉承王安石及其子弟，士人舆论鄙视他。”既然如此，元绛这番议论难道是出自本心吗？众人的议论上奏后，王安石上奏说：“圣王议定礼制，本来有因循旧制的地方；至于逆顺这种重大的伦理关系，难道能够违背并改变古今常法吗？有人因为夹室在右边，就认为那是尊奉宗祏；至于本统所承接的祖先，安置在别室……”大概都属于违背经义、背弃礼制的话，我们实在不敢理解。于是朝廷最终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臣考察，孔子说：“殷代因袭夏礼，哪些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殷礼，哪些有所损益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可见，圣王的礼制固然有因循，也有损益。因此，祖有功、宗有德，历代因循而没有不同；祧主另行收藏，则历代因时制宜，损益各不相同。鲁国举行禘祭时把僖公升居尊位，《春秋》讥刺这是违背祭祀次序；宋代举行禘祭却从来没有把僖祖升居尊位，只因僖祖无功而将其祧迁，这也是因循旧礼，并非改变古制、违背逆顺的大伦。” 古代的太庙，只有太祖因为有功而永不迁毁，其余各庙都按世次递毁。这种制度在夏、商、周三代因循实行，已经有一千多年了。自汉、魏以来，一定推举有功者为太祖，使其永不迁毁；无功者即使辈分尊于太祖，也必然按世次递毁，这确实合乎古礼。这种历代因循，又有一千多年了。然而王安石轻率地强行把无功者作为始祖，把有功者空称为太祖，情理和礼文不顺，名分和实际更是乖违。把三代以来数千年的良好典章一朝扰乱，敢于违背常法、改变古制的，除了王安石还能是谁？至于祧主的收藏，历代因时制宜而有损益，本来就各不相同。像韩维所议的夹室、张师颜所论的别庙，也都是适当的损益。若依据古礼，庙制是同门而异宫，庙毁之后不再建立。所谓“祖有功”，就是指太祖；太祖只是始祖的称号。唐代张齐贤说，礼经中的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没有另外的始祖。宋代王普说，太祖就是宗庙的始祖，这是庙号，不是谥号。唯独我朝太祖的庙号已经确定，即使历经多朝举行祫享，也必须空置面向东方的尊位，因为不是太祖就不能居此位。到了熙宁年间，才尊僖祖为始祖，而太祖却始终列在昭穆之中，名实已经相违了。” 假如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么僖祖就应当称为太祖，太祖也应当改换庙号。两种说法如果确实正确，王安石既不能改为同堂异室、恢复古代的庙制，却又另行奉无功者为始祖，把他置于太祖之上，重新建立已经毁掉的庙，这同样是违背经义、背弃礼制。为什么还要凭此排斥群贤呢？祖因功、宗因德，历代因循，这是礼的根本；根据人情建立典章，万世通行而不能改变。祧主另行收藏，历代因时制宜而有损益，这是礼的形式；随时制定适宜的制度，各代各行其是，不能拘泥。王安石只拘泥于各代各自施行的权宜，却轻率改变万世通行的根本典章，可以说是不知事情的轻重缓急。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强辩的口才，竭力排斥众议而自行其是，这正是他推行新法时所表现出的智力。《周官》的法制本来就不是后世的时势所能实行的，他却强行实行；殷、周的契、稷本来不能与后代君主的祖宗相比，他却强行类比，都是同样的窒碍。新法的法令，当时造成了祸害；始祖的议论，至今还有人沿袭其错误，怎能不令人叹息！高宗绍兴五年，吏部员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普都请求祧迁僖祖，在祫祭时恢复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高宗和宰相赵鼎都认为正确，但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到了绍熙五年，宁宗即位，太常少卿再次提出意见，像王普、董棻的意见一样，言辞更加恳切。不久，吏部尚书郑侨等又借大行皇帝祔庙祭祀之机说，这是祖宗万世不变的礼制，应当破除熙宁年间不合经义的议论，请求祧迁僖祖，恢复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诏令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郑侨等又说：僖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皇帝的制度，另立别庙奉祀；顺祖、翼祖、宣祖的神主也都附葬收藏在那里，遇到祫祭就在别庙举行祭享，这才合乎礼制。诏令有关部门集议，楼钥、陈傅良等儒者都认为可以。宰相赵汝愚赞同，于是在太庙西面另建四祖殿，奉祀四位祖先的祧主；每年命礼官在太庙荐献，以太祖端居面向东方的尊位。正当集议时，朱熹在经筵任职，单独提交集议状说：如今群臣的议论虽然很多，却都有可疑之处。若把神主收藏在夹室，古代从未有把祖考的祧主收藏在子孙夹室中的情况。太祖最初的正室与夹室相比，就如正殿与偏殿相比；让子孙坐在正殿，却让祖考居于偏殿，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至于祫享时，又在夹室前设置帷幕而另行祭祀，既不能说是合食，而且僖祖的神位正好位于太祖神主的后面，形成孙在前、祖在后的次序，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译如果说另立一座庙，那么不但丧事中迁远之庙应当毁去而不再建立，所建立的庙也必定处在偏僻的方位，其栋宇、礼器和仪仗必定不能像太祖之庙那样宏盛，这就是名义上说尊祖，实际上却降低了祖先的地位。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又，群庙的神主在太庙合祭，四庙的神主却在别殿合祭，也不能称为合食，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果说把神主收藏在天兴殿，那么宗庙和原庙古今礼制不同，不能混杂使用；而且这与别庙一样不能真正合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以上这些问题，议论者也都知道不妥，只是因为他们急于尊奉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实际上，这对太祖的尊崇没有益处，反而使两座庙的威灵仿佛常常在冥冥之中争较强弱，使四位祖先疑心自己受到摈斥，徘徊不前，不知归宿，令人悲伤而不能自已。如今只要按照太祖当日推尊帝号的心意默默推想，那么太祖在天之灵一定有所不忍，也不敢承受这种安排。何况僖祖的祧主在治平年间不过迁了几年，神宗又重新奉僖祖为始祖，认为这样才合乎正礼、符合人心；又何况《戴记》所谓“已经举行的礼，没人敢废除”呢？况且孔子评论武王、周公的孝行说：“登上先王的职位，实行先王的礼制，演奏先王的音乐，爱护先王所亲近的人，敬重先王所尊敬的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对待亡者如同对待存在者，这就是最大的孝。” 如今皇帝既然已经登上太祖的职位，实行太祖的礼制，演奏太祖的音乐，本来就应当爱护太祖所亲近的人，敬重太祖所尊敬的人；侍奉太祖如同他还活着、还存在时一样，这才是至孝。可是议论者却想贬黜太祖所追尊的祖考，而且又没有确定的安置之处，这难道是爱护、敬重太祖所尊敬和亲近的人，像对待生者、存在者那样对待死者、亡者吗？议论者提出这种说法，只是因为太祖承受天命、取得天下，把家业化为国家，而王业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僖祖。然而后稷最初受封于邰时，不窋已经逃到戎狄之地；公刘、太王又多次迁徙，后来才安定下来；文王、武王兴起，又何尝完全依靠后稷呢？只是推究王业的本源，认为它出自后稷，所以不能不祭祀他，祭祀他又不能不尊崇他，难道是计算他的功德大小、有无吗？何况周人虽然把后稷作为太祖，祭法却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这正是“祖有功、宗有德”的意思。文王因此另立世室，百世不迁，置于各庙之上；这样也不一定非要在祫祭时面向东方，才能表达尊崇之意。如今不如把僖祖比作后稷，祭于太庙最初的一室；顺祖、翼祖、宣祖都把神主收藏在西夹室；太祖以下各按昭穆在太庙祭祀。这样僖祖仍旧面向东方，顺祖以下直到孝宗、亲宗都能合食，礼理就顺了。” 尊太祖面向东方，是礼义，也是天下臣子今天的愿望；尊僖祖面向东方，是恩情，也是太祖当日的心意。与其伸张礼义、屈抑恩情，以满足天下臣子的愿望，哪里比得上屈抑礼义、伸张恩情，以体察太祖当日的心意呢？韩愈所说“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正是这个意思。并且四时分别祭祀各自的庙，所伸张的祭祀次数常常很多；三年才举行一次祫祭，所屈抑的祭祀次数很少，这也切合实际情形。因此朱熹私下认为，群臣的议论都错乱而难以贯通，不如把僖祖送回太庙，三年一次在祫祭时面向东方，这样顺当而少生事端。臣考察，群臣所说的四点虽然似乎不可行，但如果违背圣训而让无功者成为祖，我恐怕更加不可行。如今我朝太庙没有夹室，祧主又不敢毁掉或埋葬，就必定应当另建别殿，不能拘泥于“有毁无立”的古文。太庙既有庙和寝，如今另建殿，就可以把已经毁庙的神主收藏在后寝，把尚未毁庙的神主仍收藏在前寝；庙则作为时享、祫祭共同使用的场所，不存在把祖考收藏在子孙夹室中的问题。太庙地面也足够宽阔，别殿位于正北，栋宇、礼器和仪仗可以比旧制更盛，不存在名义尊祖而实际上卑下祖先的问题。” 如今把年终的时享改为祫祭，那么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每年都能在庙中合祭，不存在受到摈斥、另行祭享而不能合祭的问题了。这样难道还会有朱熹所怀疑的那些问题吗？既然如此，所谓四个不可行之处，现在都可以解决了。如今德祖已经祧迁，而朱熹还在世，难道也会没有异议吗？他说两座庙的威灵争较强弱、四位祖先疑心受到摈斥而徘徊无所归，恐怕未必如此。朱熹曾说：“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并不以选择为嫌。所以给人加上幽、厉这样的谥号，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之后也不能更改。”他又说：“祖功宗德，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但程子偏偏这样解释，就等于说子孙可以选择自己的先祖来祭祀，这实在不对。”商代三宗、周代世祖，经典中都有明文记载；他们有无功德的事实，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如果一定以此为遗憾，那么秦始皇的罪恶、孔子议论父亲、臣下议论君主，以及废除谥法，岂不都算过错了吗？况且程子晚年曾议论本朝庙制，也说太祖、太宗应当成为百世不迁的庙；由此推论，前一种说法如果不是记载者的错误，或许只是他一时的言论，未必是终身确定的主张。” 既然说天下后世自有公论，那么这种公论就不是太祖一人可以专断的。即使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承当，又能把天下公论怎么办呢？如果说僖祖作为始祖已经取得了礼制上的正确地位，也符合人心，那么当时依附王安石的只有元绛等几个人；像韩维、张师颜等几十人，都认为这违背礼制、违反人情而竭力争辩。后世如董棻、王普等几个人，也都认为这违背经义、违反古制，请求改正。再后来赵汝愚、郑侨等几十人，又都认为这是不合经义的议论，最终将其纠正。哪里能说它取得了正确的礼制地位、符合人心呢？连朱熹自己也说：“尊崇太祖，就能满足天下臣子的愿望。”既然是臣子的愿望，那么尊崇僖祖显然不合人心。他又说：“礼，就是使鬼神顺适、使人心相合，并以此治理万物的道理。”难道有不满足臣子愿望的做法，却可以说合乎人心吗？既不合人心，又可以说是正礼吗？《戴记》说：“已经举行的礼，没有人敢废除。”但僖祖既然已经祧迁之后，朱熹援引王安石的旧例，又主张改回去，难道忘了上文“已经废除的礼，没有人敢重新举行”这句话吗？总之，礼制的兴废应当根据礼义来衡量，不能拘泥执着。

译所引用《中庸》中“爱护、敬重所尊敬和亲近的人，对待死亡如同对待生存”的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僖祖固然是太祖所尊敬的人，顺祖、翼祖、宣祖这三位祖先，难道不是太祖所尊敬的人吗？留下僖祖而贬黜三位祖先，那么对于所尊敬的人便有尊敬的，也有不尊敬的了，这难道是太祖活着时的心意吗？如果说周家的兴起不是由于后稷，那么《尚书》说“先王建立国家、开拓疆土”，《诗经》列有《生民》《思文》两篇，诗序又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史记》说古公亶父重新修治后稷、公刘的事业；《论语》说“禹和稷亲自耕作而取得天下”，这些都成了虚妄的说法吗？如果说祭祀稷只讲本源，而不考虑功德，那么这与前面所说“祖有功、宗有德”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相互背离？孔子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从这里逐一推数，最后以“祖有功、宗有德”作结，那么所谓有功者，正是指太祖。《祭法》只说“以文王为祖”，并没有说文王是太祖，朱熹却把“祖有功”解释成文王，岂不是失去了其中的界限吗？况且《祭法》中“禘、郊、祖、宗”等说法有不少错误，现在还来不及辨析。” 把僖祖比作后稷，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并在祫享时面向东方，诸位贤臣的群议前面已经充分说明了。至于所确定的昭穆次序，马端临也曾议论过此事，但没有详细说明。说尊太祖是恩，尊僖祖是义，本来就应当如此。普通人的感情往往以恩情压过礼义；圣人制定礼制，却一定以礼义来裁断恩情。如果只顾恩情而不顾礼义，那么至亲的丧服是否可以用服期来裁断，祖考的谥号是否可以称为幽、厉呢？既然如此，“屈义伸恩”的说法恐怕也不妥当。所引用韩愈文章中“臣另有意见”是在后文，大概是朱熹一时的看法，偶然与王安石相合，于是便主张他的说法、排斥群议；对于各部书籍和众人的议论都来不及顾及，连孔子的话也未详细考察，既与他平日的言论相抵触，一篇文章中又自相矛盾，这难道是最正确、值得信从的论断吗？如今的议论者只是因为朱熹是大儒，就认为他说的话必定正确，竟不探究其中的是非得失，纷纷跟从，把不同意见合并成一种说法，牢不可破。更有人说：“如果把太庙第一室的神主祧迁了，就等于没有祖先。”然而第一庙如果不像稷那样有功，就与第二庙相同；把神主祧迁而不毁掉、不埋葬，只是迁居别殿，并且还在那里举行祫祭，难道能说是没有祖先吗？” 有人说，皇家的祖先，怎么能说没有功劳？然而功德有无自有天下公论，难道可以掩盖事实来迎合世俗吗？有人说，朱子的言论，怎么敢不信从？然而选择言论、处理事情，只应当看是否合乎道理，怎么可以迎合个人呢？大概任何物件都有长短，聪明和愚笨的人也都有得失，所以先哲的议论，后世儒者有时会加以更正；即使是普通人的话，圣人也还要选择。朱熹的话如果不合乎道理，怎么可以一定盲从？况且朱熹虽然是大儒，也没有孔子那样的大圣，为什么要听从朱熹而不听从孔子呢？这都是因为没有详加考察、深入思考。朱熹的小帖说：我既然提出了这个议论，后来又访得元祐年间大儒程颐的说法。程颐认为，太祖之上有僖、顺、翼、宣四祖，先前已经祧迁过僖祖。介甫认为不应祧迁顺祖以下的祖先，祧迁僖祖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本朝推尊僖祖为始祖，僖祖以上已经无法再推。有人质疑说，僖祖没有功德，也应当祧迁。对此可以说，英雄取得天下，是凭借自身力量做到的，并不取决于祖先的德行。有人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万物难道会无本而生吗？如今天下的根基，大概就是出自这个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朝廷重新建立僖祖之庙，是合乎礼制的。介甫的见解，终究高于世俗儒者。” 我详细考察程颐的议论，平素本来与王安石不同，但谈到此事时，却深深佩服王安石，认为他的见解高于世俗儒者；这足以说明义理和人心本来有相同之处，确实有不约而同的情况。如今只依据程颐的说法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公正的议论，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是非，也可以坐定判明了。臣考察，自古英雄取得天下，也很少有人自认为功劳全在自己，却不思念祖德、不祭祀祖先。只有继承世业的君主，才必须审察天下公论，确定谁是有功之祖。况且晋代琅琊王德文说：“七世之庙，自然是因为德行深厚、流泽久远，并不是为了替太祖伸张尊祖之礼。”这句话难道不是有所警戒吗？宋代的僖祖，就像商代的报乙、周代的亚圉，都不过是王者的高祖罢了。如果认为天下根基出自某人就是他的功业，那么商、周只祭祀报乙、亚圉为太祖就可以了，何必还要祭祀契、稷呢？既然如此，重新建立僖祖之庙本来就不合礼制；王安石违背圣训、改变古制，他的见解哪里高于世俗儒者呢？程颐这番话没有载入他的遗书，外书中的记载或许如朱熹所说；如果不是记录者的错误，那么也可能只是程颐一时的言论，并非他终身确定的主张。义理之心人人都有。自孔子以后，汉代韦玄成、魏代高堂隆、晋代蔡谟、唐代张齐贤、宋代司马光等人，动辄几十人，经历十多个朝代、上千年，总计数百人，前后议论都不约而同，为什么偏偏只以王安石和程颐意见相合，就足以说明义理人心的共同之处呢？”},{ 难道韦玄成以下几十人都愚昧不贤、没有合乎义理的心，而唯独王安石和程颐才有这种心吗？议论能够公正，必定出自众人的口，所以公正的议论称为舆论。朱熹不考察孔子的话和韦玄成等数百人的议论，来作为公论，却只考察程颐一人的说法作为公论，凭此来裁判百年来未决的是非，哪里能够裁判清楚呢？赵汝愚等贤臣不听从他，也是应当的。朱熹当面上奏札子说：“僖祖，是太祖的高祖。虽然相隔历代久远，功德没有流传下来，但四代之后，降生了神圣的后代，顺应天意、响应人心，使万民安宁；这样的功德，难道一定要亲自成就了这些事业才算盛大吗？因此太祖最先尊崇僖祖，把他作为初庙的主位；在这个时候，大概是把功德归于祖先，而不敢把功德据为己有。如今却因为想尊崇太祖，就一定要让太祖夺占僖祖面向东的位次，臣恐怕僖祖在天之灵对此有所不忍，不敢承当。”臣考察，朱熹先前的议论已经说，周王朝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后稷，只是推求始祖根本而不计较功德罢了。不久又因程颐说“僖祖怎么能说没有功业”，转而说僖祖的功德盛大，这样立论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呢？

译况且程颐所说的天下根本、朱熹所说的降生神圣后代的功德，难道只有僖祖才有吗？顺祖、翼祖也无不如此。至于宣祖，他降生了圣明的儿子，而且极尽养育教诲之功，他的功德难道不是更加盛大吗？如果僖祖应当迁祧，太祖却不忍夺占他的庙室，那么宣祖应当迁祧而太祖夺占他的庙室，就更令人不忍了。由此推论，真宗以下各帝的心情，也都会不忍夺占祖先的庙室；即使经过百代，也没有一座庙可以毁弃，那么所谓先王的典礼、后世的公论，又将施行到哪里呢？朱熹曾作《韩文考异》，在《禘祫议》下考证说：“现在考察韩公的本意，献祖是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居于第一室，百世不迁；懿祖的神主则应迁入太庙西面的夹室，太祖以下依次排列在各室。四时祭享，只有懿祖不参加，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本室受祭；各室自有尊位，彼此不因尊卑而降等、厌弃。这就是所谓所伸展的祭祀通常很多。举行禘祫时，只有献祖居面向东的尊位，懿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排列，南北相向于”——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下位，而屈居下位的祭祀通常很少。韩公的礼学精深，大概是诸儒所不能及的，所以他的议论深深契合孝子慈孙报答根本、追念始祖、不忘自身由来根本的本意，确实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准则，不只是当时可以施行而已。臣考察，唐代宗即位时，立即把献祖、懿祖二位的神主迁祧到夹室，把太祖的神主迁入第一室；举行禘祫时，献祖、懿祖不参加，而由太祖面向东居尊位。这样经过十八年，到德宗建中二年，因颜真卿的议论，才改为献祖神主遇到祫祭时暂时出来居面向东的位次，祭祀完毕仍藏入夹室。又经过二十年，到贞元十七年，有人说太祖百世不迁，而献祖亲尽应当迁祧，祫祭时让献祖居面向东的位次是不对的，于是命令百官议论。议论的人多认为献祖神主或者应毁弃、或者应埋葬、或者应迁移而不让他与诸祖合食，以此取代太祖面向东的尊位，所以韩愈都认为不可，只想仍旧把神主藏在夹室，举行禘祫时再把它请出来暂居面向东的尊位；并不是说献祖不应迁祧，也不是说他的神主不应藏在夹室。这样看来，所谓献祖是始祖、其神主应居第一室而百世不迁，只是朱熹自己的见解，并非韩愈的本意。况且韩愈关于屈伸的说法，固然包含尊卑之义，但只是针对太祖而言。朱熹说各室自有尊位、彼此不因尊卑而降等厌弃，那么各座祖庙都尊贵，并不只是太祖尊贵。大概在平时的时享中，献祖不参加，太祖尊贵地居于第一室，这是献祖屈居而太祖伸展。举行祫祭时，献祖尊贵地居于面向东的位次，太祖卑列于昭穆之中，这是献祖伸展而太祖屈居。时享经常举行，太祖又常居第一室，所以韩愈说平常祭祀很多，而太祖得到伸展的祭祀尤其多。祫祭三年举行一次，太祖只是暂时列入昭穆，所以韩愈说合祭很少，而太祖屈居的祭祀最少。如果像朱熹所说，献祖居第一室而太祖居第二室，那么无论平常祭祀还是合祭，献祖都处于尊位，只有伸展而没有屈居；太祖始终列于昭穆，只有屈居而没有伸展，就不能说伸展多、屈居少了。商、周起于契、稷，宗庙以契、稷为太祖，没有比他们更尊贵的祖先，所以时享、祫祭无不尊崇他们。唐朝兴起是由于景帝，宗庙以景帝为太祖；在景帝之上还有献祖、懿祖，且二祖相继迁毁，所以时享尊崇太祖，祫祭尊崇懿祖，这就是韩愈所说事情不同于殷、周，礼也随之改变。如果像朱熹所说，献祖居第一室并在祫祭时面向东，那么就完全与商、周的礼制相同了，怎么能说事情不同而礼制改变呢？况且韩愈又有关于迁移玄宗庙的议论。考察他的言论可知，唐朝的宗庙制度十分明确。他说，本朝九庙的制度取法周朝的制度。太祖景皇帝起初为唐公，开始建立天命，其意义同于周朝的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开创基业、奠定根本，使隋朝转变为唐朝，其意义同于周文王；太宗文皇帝凭神武顺应时势，建立并拥有天下，其意义同于周武王。其下三昭三穆，称为亲庙，与太祖合计为七庙。由此看来，韩愈的本意何曾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把献祖作为始祖、让他的神主居于第一室而百世不迁呢？朱熹既然说韩公礼学精深，是诸儒所不能及的，他的议论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准则；韩愈关于禘祫和迁庙的议论，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能够通行于万世。朱熹却只支持王安石的说法，完全不详细考察唐代典制，深入研究韩愈的文章，竟把自己的见解当成韩愈的本意，怎么可以全都相信并一定遵从呢？考察王安石和朱熹的议论，用历代圣贤的论说来验证，如同前面所陈述的那样，那么僖祖不能比拟契、稷而作为始祖，是非常清楚的。我朝德祖，实际上与僖祖没有不同，也应当迁祧。迁祧德祖而让太祖比拟契、稷，正如殷朝的契、周朝的稷以及唐朝的景帝、宋朝的艺祖一样，这是万世通行的典制。迁祧的神主藏在后寝，祫祭礼在前庙举行；平时祭享尊崇太祖，祫祭则尊崇德祖，这就是每一代各自施行适宜的礼制。能够把握根本而不拘泥于表面形式，难道不是正确的吗？参酌古今，慎重处理宗庙制度，请求皇上明断此事的奏疏【廖道南】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称：臣恭敬地考察洪武元年二月初一日，我太祖高皇帝敕令诸位儒臣说：“自古圣帝明王拥有天下，没有比祭祀更为严肃的，所以遇到祭祀之事，内心一定要竭尽诚敬，对外一定要完备仪文，用来沟通神明。朕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命令，统一天下，首先建立郊祀和宗庙，以崇重祭祀之事。只是创业草创之初，典章礼制还不完备，凭什么沟通神明、获得神灵的赐福呢？你们各自把沿革情况详细陈述上来。”于是辅臣李善长、傅瓛等，学士陶安等上奏议论说：“《尚书》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由此可知天子的七庙自古就有，并不只是周朝的制度如此。如果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按世次排列，这是万世不变的礼制。现在拟定四代各立一庙：德祖玄皇帝居中，懿祖恒皇帝居东第一庙，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庙，仁祖淳皇帝居东第二庙；每年四时加岁末除夕，共举行五次祭享，只有孟春在高祖庙举行特祭，孟夏、孟秋、孟冬则分别在各列庙祭祀。”臣以为，我圣祖制定的制度，斟酌夏、商、周三代，垂范于万世，记载在国史中，编入《集礼》，是圣明的后代和神圣的子孙应当世代遵守、用来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的宏大谋划。恭逢我皇上中兴大化，光大继承伟大的功业，遵循并恢复四郊祭祀天地日月，整顿订正百项礼制以祭祀神祇；帝王的情意和礼文都相互协调，显明与幽微也彼此贯通，已经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

译但唯独对于宗庙制度，皇上屡次在御札中表露意见，又在召见询问时加以宣示，似乎有不能自我安处的地方；这实在可以看出圣人的大孝和天子的盛大礼制。既然有圣人处在天子之位，怎么可以不施行这件事呢？朱熹说：“天下有两件极大的事情：一是天地合祭，二是太祖不单独立庙，而与各位祖先同在一座庙中。”一千五六百年来没有人整理这件事。他又说：“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不能深入考察古代制度；从此以后，历经魏、晋，直到隋、唐，其间并不是没有奉祀祖先、思念孝道的君主，也不是没有依据经典、恪守礼制的大臣，但都不能有所裁正，以至于太祖的位次向下与子孙相同，而且还偏处在一隅，既无法显示他作为七庙尊主的地位；群庙的神主又向上奉祀献祖、懿祖，使太祖不能成为一庙之主。按人情来说，活着时居住在九重深宫，享尽壮丽，死后却只在一座不过几丈见方的屋室中受祭，甚至没有地方容纳鼎俎，孝子顺孙的心情应当有所不安。”朱熹在经筵进讲这些话时，正值宋朝偏安一方，何况我朝疆域统一，我太祖高皇帝崇高的功勋和伟大的事业远远超过历代帝王，丰厚的恩泽和广大的仁德光照九州。有拥有万世不朽功业的人，就应当享有万世不迁的祭祀报答。然而如今太祖不能独享，只是另立专庙来完整保有他面向南方的尊位，使他端居宗庙而统领各座列庙的神主；尊卑长幼共同排列在一座殿堂中，而边上的笾豆、鼎俎等祭器分列在一隅。确实有朱熹所说的情形，这正是我皇上至仁大孝的思虑，因而特意发自内心，不能自我安处的原因。如今议论认为此事不可行，其说法有四条：一是地势狭窄，二是礼节繁多难行，三是应当遵守既成的法制，四是应当爱惜劳力费用。臣请求为他们解除疑惑。那些以地势狭窄为理由的人，臣考察《周礼》所说匠人营建国都，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坛；庙门可以容纳七个大扃，闱门可以容纳三个小扃。郑玄注说：‘闱门，是庙中的门。大扃，是牛鼎，长三尺；小扃，是膷鼎，长二尺。’以周尺衡量，周朝九庙的制度也十分节俭。臣此前愚昧地上奏《禘义》篇说：‘请把现在的太庙作为我太祖万世不迁的庙，把太宗以下各帝分别在现在两廊的地方建立专庙。’制度不必追求高大，而应以质朴为贵；仪文不必追求繁缛，而应以简素为贵。可以设置一座总宫来统领各庙，却不必让每庙各自修建门墙；可以设置夹室来收藏神主，却不必再另建寝殿。遵循古制的精神而不失其本义，斟酌今日的实际需要而都能恰当合宜。这样或许既能尊崇尊贵者而使太祖的位次永远安稳、不再迁移，又能亲爱亲属而使各位列圣的尊位各自完整、不受亵渎。那些以礼节繁多难行为理由的人，臣考察《周礼》说，外宗掌管宗庙祭祀；王后不参加祭祀时，便协助宗伯。郑玄注说：‘因有事故不能参加祭祀，宗伯代行其事。’所以天子献一次爵，卿大夫依次代为献爵，这是古代的礼制。陈祥道也说：‘君子用义来处理礼制，祭祀就不会达到烦琐频繁的程度；用仁来处理礼制，祭祀就不会流于疏忽怠慢。’因此，即使某项礼制不是先王已有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何况古礼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做法呢？如今如果分别建立列庙、举行专享祭祀，我皇上亲自在太祖庙行礼，同时像古代诸侯助祭的礼制那样，派遣亲近大臣代为献爵，也未尝不可，又何必拘泥于邱濬所说十八日行礼的臆测呢？那些以应当遵守既成法制为理由的人，臣考察《中庸》说：‘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吧！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 陈栎注说：“祖父有想做某事的志向却未能做成，子孙善于继承他的志向而成就它；祖父有已经做成且可供效法的事业，子孙善于沿用其法而遵循发扬，所以武王、周公被称为通达孝道的人。何况我皇上善于继承太祖的志向，善于遵循太祖的事业，以此仰见太祖的光辉，发扬太祖的伟业，正是为了遵守我太祖制定的成法。有人以劳费应当节省为理由，臣考察《礼》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先建宗庙，后建居室。’孟子也说：‘君子不会因为治理天下而节省奉养亲人的费用。’何况今日的每一尺土地，都是我祖宗创业、建立世业所遗留下来的；百官万民，都是我祖宗休养生息所成就的。用祖宗的土地修建祖宗的宗庙，用祖宗的臣民供奉祖宗的祭祀，怎么可以不实行呢？臣愚昧，在嘉靖九年二月间陈述郊祀之事，其中涉及宗庙制度，皇上降下御札询问辅臣，他们都不以为然。臣再次上奏说：‘郊祀与宗庙祭祀是一体的，祭天与祭人遵循同一道理，从来没有郊祀应当急办而宗庙祭祀应当缓办的道理。’后来又奉明命下令礼官议论，不久皇上独断圣裁，亲自确定图式，举行孟春特享之祭，确立太祖面南而坐的神位，分别设置帷幄，以权宜处理九庙制度，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 又开始举行大禘、大祫，以伸展仁孝的思念，尽到诚敬的极致。《礼》说：‘尊崇祖先，所以尊重尊长；敬奉宗祖，所以亲爱亲人。’我皇上尊重尊长、亲爱亲人的道理，可以说已经尽到了。臣愚昧，先前又上奏说：‘各自居于一座帷幄，是一时的权宜；各自建立一座宗庙，则是万世不变的常法。’伏望圣明采纳臣这样的草野之言，不要嫌弃微薄的意见，远远效法商、周的常典，光复圣祖的旧制，那么亿万年太平的根基，确实就在这里了。臣近来恭敬地看到泰神殿落成，我皇上亲自前往，安奉皇天、皇祖以及诸神的神位，行礼刚刚结束，天上便降下瑞雪。到冬至的晚上，我皇上亲自到圜丘举行大报礼，这天晚上天空澄澈晴朗，日月星辰光辉明亮，这大概是至诚感通上天、吉祥征兆应声而来的嘉瑞。臣谨撰写《泰神殿礼成感雪赋》一篇、《圜丘载祀庆成诗》九章，并把皇上御札中恩宠涉及臣名的三条，以及臣原先所上的奏疏三通，装订成两册，随本进呈，仰望皇上慈爱地俯察阅览，臣实在惶恐战栗至极等情由。奉圣旨：‘这次进呈的诗、赋、奏疏，送交史馆采录宗庙祭祀典礼制度。’”

译“朕曾经谕令辅部大臣：礼部即刻会同有关官员议论后呈报。”钦此。又从礼科抄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所上的题本，题为会同议论宗庙之事。臣近来曾听说皇上在重华殿东室召见大学士李时、翟銮。尚书汪鋐臣随后到达，首先听到圣谕：‘天地百神的祭祀典礼都已经整理订正，只有宗庙制度不合古制。’臣回答说：‘确实如圣谕所说，只是古人建造宗庙，恐怕规模卑小。如今本朝太庙规模宏伟，如果突然改建，恐怕事体重大。’陛下也谕令臣说：‘事体确实重大。’臣奏说：‘各自建立宗庙本来是古礼，但日后举行祭祀时，陛下若想一天之内遍历各座宗庙，恐怕形势上无法做到。’皇上说：‘今天谈的是庙制，还没有谈到行礼的地方；即使难以亲自遍行，派遣官员代行也可以。’臣又奏说：‘古礼恐怕也难以全部恢复。’皇上说：‘完全依照古礼固然困难，但大体上不可不依据古人；各自建庙只是为了各自完整地体现尊崇，这些地方却应当依从古制。’臣奏说：‘太庙应当怎样处置？’皇上说：‘太庙自然不应当动。’臣又奏问：‘寝殿、祧庙应当怎样处置？’ 皇上又说：‘寝殿、祧庙都不动。’臣这才仰见圣上思虑深远，只想在太庙之外增建各座宗庙，使历代圣祖各自专享尊崇，这样大概既合于古礼，也符合圣意。臣于是奏说：‘三殿不动，事情就容易办理了，只须由我们测量地方的宽窄，具奏请示。’皇上说：‘应当如此。’最后皇上又谕说：‘我的皇考顾得以在世庙专享祭祀，从我的文祖以下，历代圣祖却不能各自拥有专庙接受祭祀，朕心中很不安。’臣等当时都叩首回答说：‘圣谕说到这里，真是圣人大孝之心。’臣又听到圣谕：‘你们礼官应立即具奏。’臣奉旨退下，整夜思考，仰知圣心广大，见道分明，锐意兴复古典。臣有幸列职礼官，得以仰承圣意而辅佐，岂不是非常幸运？何况礼制把郊祀和宗庙祭祀看得同样重要，二者本是一体。臣先前建议分别祭祀，实在是曾受到宋儒朱熹这段话的感发：‘天地之间有两件极大的事：一是天地不应当在南郊合祭，二是本朝没有为太祖特意建立宗庙。’这是臣年轻时所听闻的，立志于此已经很久了。哪里想到竟能遇到圣明之君，而南郊大典终于得以光复。” 如果宗庙制度焕然一新，那么这就是朱子所说的两件极大的事情都在当今得以举行；陛下制作礼制的志向可以不留遗憾，议论礼制的人可以不再留下非议，而臣区区仰承圣明、兴起礼乐的愿望，也差不多可以完整实现了。臣正要具奏时，恰好见大学士时、銮对臣说：‘昨天皇上在文华殿西室召见我们，因为臣等奏议建立宗庙之事，恐怕今年天气严寒，不便开工，且等到明年春天。’随后听到圣谕：‘昨天所谈只是偶然议及，但地方狭窄，恐怕势难实行，暂且作罢。’臣仰听到内阁大臣私下传达的话，便不敢再冒昧上奏。昨天中允廖道南奏报，奉圣旨：‘宗庙祭祀典礼制度，朕曾谕令辅部大臣，礼部即刻会同有关官员议论后呈报。’钦此。臣这才惶恐不安。仰思圣意正要举行，并没有停止议论，而臣却因为辅臣的话而耽误了陈奏，致使此事仍留在圣心，尚未作出定议。臣实在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但自从接到命令以来，就应当踊跃办理。后来思考筹划，已经无不周全。所不能完全如愿的，只是地方有限，恐怕在规制上不能没有妨碍。况且太庙两旁的空地很少，东边受世庙限制，西边又逼近前朝。” 如果要建立各座宗庙，就必须规模宏大深远，合乎古制而适合今日，不能苟且简略。宗庙是重大事务，应当慎重谋划开端。臣愚昧，伏乞圣上慈爱，特命内阁辅臣、司礼监、内官监官员以及尚书汪鋐、蒋瑶和臣，会同恭敬前往太庙，步行丈量地方，审察地势方位，筹划规制，逐项计算，议定明确妥当，先行具奏请皇上裁定，然后才可令礼官定议上请。这样才能使圣上的谋划确定，公议也协调一致。等情由。奉圣旨：‘你们只遵照前次圣谕，立即会同议论后呈报。’钦此，谨遵。公文抄送到礼部后，臣等会同中军都督府等衙门、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勋等官，以及吏部左侍郎严嵩等官议论认为：私下听闻古代天子的宗庙制度，唐虞为五庙，夏后氏沿用，商、周的制度大体都是七庙；但《祭法》《王制》所论以及刘歆宗庙无定数的说法，又各不相同。宋儒朱熹论古今庙制，引用《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共七庙的制度：这些庙都在中门左边，外面是都宫，里面各有庙和寝，另有门墙。太祖在北面，左边为昭，右边为穆，依次向南排列。” 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作为宗庙，也百世不迁。二昭二穆是四亲庙，到了高祖以上亲缘已尽，就毁去并依次迁移。昭常为昭，穆常为昭。后来又说：三代的制度，虽然不能知道其详细情形，但大体不过如此。汉朝承袭秦朝的弊病，不能深入考察古制，各帝的宗庙分别建在一处，不能合建为都宫来排列昭穆。汉明帝遵循节俭、自我抑制，不再另外建寝庙，子孙于是形成同堂异室的制度。此后历经魏、晋，下至隋、唐，都不能加以裁定整治。至于谈论宋代的事情，也把没有为太祖特意建立宗庙视为遗憾。这是朱子的说法，后来的学者都遵守这种说法，认为它是确切的论断。恭敬地思考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拥有天下。起初为四位亲祖分别建立宗庙：德祖居中，懿祖居东边第一庙，熙祖居西边第一庙，仁祖居东边第二庙。各庙都面向南方，东西两侧有夹室，两边有廊庑，三道门。门上设置二十四扇扉，外面为都宫。正门南面另建斋次，西面为馔次，门东为神厨。这一时期的制度，严整地符合古礼。后来改建太庙，才完全遵循同堂异室的制度。”},{

译既然已经遵循古制，分别建立各庙，却又突然沿用汉、唐旧例，这大概是因为其中有神明般的谋略和英明决断，必定有这样做的道理。议论礼制的人最终仍认为这不是古制。恭逢皇上德行崇高、合乎天道，圣学考察古制，天地百神的祭祀典章，都已经厘定、纠正了制度和仪文，清楚明白，足以记述。唯独宗庙制度还没有恢复。因此，皇上已经把这件事写在御札中，发布诏令征询意见，并多次与辅臣、礼部大臣谋议。臣等恭敬听到圣谕，仰见大圣人制定礼乐的志向和奉祀先祖、思念孝道的诚心，大概是想恢复三代的礼制，成就一代圣王的制度，并将其垂示万世而永不磨灭。臣等亲逢这盛大的时代，仰承圣明的指示，哪里敢不思考如何回应、发扬圣意呢？只是臣等广泛汇集众人的意见，愚昧之中或许有一点所得，不敢不向陛下陈述。臣等曾听说：庙，是用来象征活人有朝见之处的；寝，是用来象征活人有寝居之处的。把庙建在宫门以内，是不忍使祖亲远离自己；把神位安排在左边，是不敢把祖亲当作已经死亡。它的营建制度和奠基位置，各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任意决定。如今太庙南边的墙，东面靠近世庙，西面又被前朝宫殿阻隔，地势有限。辅臣和礼官已经奉有圣谕：太庙三殿都不能移动，那么太庙周墙以外，左右两侧的空地也不过几十丈而已。如果依照古制，把三昭三穆的宗庙建在太庙前面，依次向南排列，那么从如今太庙都宫的南面到承天门墙，并不十分遥远。即使把这块地方全部开辟出来建造群庙，恐怕地势也容纳不下。如果想缩小规模，不另设门墙、寝殿和廊庑，又不合古礼。况且古人七庙、九庙的制度，营建规模都和太庙相同，已经极为宏大壮丽；若群庙却破败低矮狭小，恐怕不能与先王生前居住九庙的规模相称。有人想拆除太庙两侧的廊庑，这不仅不合典礼，而且削减庙制，事体尤其重大；况且诸王、功臣的祭祀又将安置在哪里？这是臣等不敢听闻的。臣等又听说：庙就是“貌”，是用来显现祖考形貌、明白地致礼的；寝就是寝息，是让祖考安寝、使神灵安妥的地方。寝属于幽隐之处，有庙而没有寝，神灵将在哪里安栖？有人想把神主收藏在夹室之中。夹室就是侧室，是用来收藏祧庙神主的地方。把尚未迁祧的亲庙神主收藏在夹室，恐怕不合礼制。至于说周人的庙制简约节俭，应该仿效施行，这又只是耳熟能详地陈说旧话，而没有认真核算。周庙的大门可容纳七个大扄，闱门可容纳三个小扄；这样算来，大门实际宽二丈一尺，小门实际宽六尺，它的制度宏大，甚至超过今天，哪里说得上是简约节俭呢？况且臣等恭敬考察世庙的制度，规模已经比太庙小了许多。如今要建立群庙，其规制和高度宽广，难道还能比世庙更小吗？再说太宗的功业盛大，可以和太祖相当；宪宗又是我献皇帝的父亲，这两座庙的规制比世庙更不应有丝毫降低才可以，否则圣心对此又会极为不安。如今太庙中的神主，从我太宗以下共有七位圣主；现在想分别为他们建立庙宇，是依古制按三昭三穆只建立六庙呢，还是依商、周制度，以太宗作为百世不迁的宗，再增立七庙呢？庙宇规模既不能降低，却想仿照世庙，在太庙南面森然并建七庙，岂只是地方狭小、无法容纳，恐怕还会使宫殿居于左偏，宫室过于盛大，依阴阳家的说法，难免有偏缺、压制的嫌疑。这些是从地势和规制来说，臣等不敢轻率议论的。臣等私下认为，即使各庙建成，陛下以一人之身，戴冠冕、佩玉，执圭、穿衮服，沿着曲折的道路，想在一天之内遍历群庙，为各庙行兴、俯、拜、起礼，升降并进献尊酒，即使体力强健、内心肃敬，也将疲惫不堪。不仅筋力有所不能胜任，连一天的时间也不够用。议论此事的人于是援引《周礼》中宗伯代替王后献祭的文字，说群庙之中可以派官员代理祭祀，这又是没有深入思考礼意。古代宗庙祭祀，君王和王后轮流献祭；因此王后不参加祭祀时，宗伯可以代为献祭，这说的是宗伯在同一座庙中代替王后行亚献礼，从未听说臣下可以代替天子行事，进而主持一座庙的祭祀。况且古代诸侯协助祭祀，多是同姓之臣，派他们代理尚且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祖宗的子孙。如今陪祀、执事的臣子，能够比作古代诸侯协助祭祀的人吗？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没有祭祀一样。”这是说有原因不能参加祭祀，即使如此，内心仍然认为如同没有祭祀。何况陛下仁厚孝敬、诚心恭敬，难道能够终年举行祭祀，只面对太祖之庙，却一次也不到群庙吗？而且规制必须完备，就是庙门、墙垣、正堂、廊庑、寝室都要具备；仪文也必须完备，就是礼仪、陪祀臣子的名位、乐舞的数目都要具备。如今想建立七庙或八庙的制度，那么每座庙在祭祀时，都应有相应数量的乐舞和陪祀位置，才可以。如果说降低规格、从简行事，墙垣和寝室不完备，乐舞不陈设，主祭者不亲自参加，那么这就是本来想尊崇它，反而使它卑下。本来想亲近它，反而使它疏远；只看见贬低、削减，却看不出有什么尊崇厚重之处。以前大学士邱濬说，应该隔一天祭祀一座庙，经过十四天遍祭七庙。这大概是因为没有妥善办法而勉强提出的说法，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话流于迂腐空疏。这些是从礼节和仪文来说，臣等不敢轻率议论的。臣等私下听说，先儒马端临说：“后世失礼的地方，难道只有庙制这一件事吗？关于庙制的学说，自汉代以来，诸儒讲论考究，不是不详细明白，但最终不能恢复古制，是因为昭穆的位置过于受拘束。若一定要像古制那样建立宗庙，就必须是世世相继、父子相传而拥有天下，才可以；如果兄弟相继承袭，那么次序就会混乱。”周孝王以共王的弟弟、懿王的叔父身份，继承懿王即位，所以朱熹所作的庙图在宣王时期，把穆王、懿王、夷王列为昭，把共王、孝王、厉王列为穆。穆王按世次属昭；共王是穆王的儿子，按世次属穆；懿王是穆王的孙子，所以继穆王而列为昭，这是对的。孝王是共王的弟弟，却因为继承共王而列为穆，按世次虽不混乱，然而这是以弟弟占据孙辈的庙位。至于夷王是懿王的儿子，按世次应属穆，但庙图反而列在昭位。

译厉王是夷王的儿子，按世次应属昭，但庙图反而列在穆位。这样一来，只因孝王即位，夷王、厉王的昭穆位置就发生了颠倒。于是朱熹也无法处理，只好按照继承即位的先后排列昭穆，不能坚持他最初的说法。何况宣王时期三昭三穆是六代，所祭祀的应当从昭王开始。如今由于孝王插入其中，到了第六世祖昭王，虽然还未到应当迁祧的时候，却已经在三昭三穆之外，这样名义上虽是六庙，实际所祭只到第五世。然而这里说的昭穆、祧迁混乱，也不过是一代而已。周以前是商代，商武丁时期所谓的六庙，是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南庚是祖丁兄长的儿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又都是祖丁的儿子。姑且以祖丁为昭来说，南庚到小乙都属于祖丁之子，都应列为穆，于是成为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祭祀的上面还没有达到曾祖，尚未应当祧迁却已经祧迁的有四代。周以后是唐代，唐懿宗时期所谓的六庙，是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然而穆宗、宣宗都是宪宗的儿子；敬宗、文宗、武宗又都是穆宗的儿子。姑且以宪宗为昭来说，穆宗、宣宗属于穆，敬宗、文宗、武宗属于昭，于是成为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祭祀的上面还没有达到高祖，尚未应当祧迁却已经祧迁的有三代。到这里，不仅昭穆的位置偏废不均，祧迁的法则也再次混乱。如果一定要祭祀到六世，那么武丁时期除太祖之外，必须另建十庙；懿宗时期除太祖之外，必须另建九庙，才可以。况且世代继承皇位的人，不能预先确定一定是弟弟还是儿子；建立宗庙时，又怎么能预先确定后世君王中哪些人会进入宗庙呢？可能出现穆多昭少，如殷代；也可能出现昭多穆少，如唐代。若一定要使昭穆不混乱，建立宗庙的制度就必须把属于昭的一系建在太祖庙左边，把属于穆的一系建在太祖庙右边，这样才合宜。如此，预先建立六庙、确定三昭三穆并按次序递迁的说法就不可实行了。这样看来，反而不如东都以来同堂异室、合为一庙的混成制度。这是前代贤哲的论说，足以证明今天的事情。这些是从昭穆和祧迁来说，臣等不敢轻率议论的。臣等仰望并思念陛下孝敬父母之心纯厚至极，天鉴高明，制定礼制、制作乐章，远远超过前代圣王；如今却还退居谦让，把此事下交廷议咨询。只是臣等愚昧，并非不知道古礼应当恢复，而是事情和道理有些难以实行。只是圣谕认为，皇考献皇帝已有世庙，可以在那里享受太祖、太宗以下历代圣帝的祭祀，于是不能独自拥有一座庙来完全体现其尊崇。这样的话，皇天和列祖实在都在鉴察，天下后世也可以仰见陛下纯厚孝顺、至公至正的心意了。但依臣等浅见，列圣共同享受太庙祭祀，已经极为尊崇；皇考独居世庙，仍然属于退让。如果庙宇制度的大小不相称，举行祭祀时亲自摄行或有所不同，那么尊卑、厚薄的区别反而不足以称扬陛下孝敬的诚心，恐怕又不免留下遗憾。臣等私下见到今年孟春，陛下重新确定特享的议案，端正太祖面向南方的尊位，把他作为太庙的始祖；又为列圣各自设置帷幄，祭祀时都面向南方，各自奠献并诵读祝文。臣等仰服陛下斟酌古制、参照今情、因时制宜，庄严地实行各庙专祀的仪式，即使古人制定礼制的精微用意，也不过如此而已。何况臣等从前恭敬地听说陛下曾在给辅臣的御札中谕示说：“祭祀典制应当端正，庙制却难以更改。意义重大啊！” 皇上的这番话，实在是万世应当遵守的宝贵训示。如今臣等再次议论，九庙九间同在一座大殿之中，虽然设置了帷幄，却没有彼此隔开，难免有混同之嫌，不能充分体现专门尊奉之敬意。请用木材制作黄屋，庄严地依照庙庭的制度，每一庙在殿中的一间设置一座，又在其中设置帷幄。太祖居中而处于最北面，太宗以下列圣按照昭穆次序依次稍向南排列，位置如同古代营建宗庙的制度。这样，太祖和列圣各自都能专享尊崇，足以表达陛下尊敬尊长、亲爱亲属的情感，对古礼也差不多可以符合了。臣等认为，这足以作为万世的准则，不能只看作迁就现实的权宜办法。朱子所说的宋太祖偏处一隅，以及设置祭祀的一室，甚至有时连鼎俎都无处容纳，与此事的情况大不相同。陛下广泛考察前代史书，自然可以查考明白。只是宗庙是重大事务，臣等愚昧，不敢擅自拟定，恭请圣明特赐裁断。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题，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圣旨：“郊祀、宗庙之礼是国家的重要典制，朕对天地百神的祭祀典制都已经厘清订正，只有宗庙之礼还沿袭同堂异室的制度，未能恢复古制，朕心中对此很感歉然。朕曾考察我圣祖开国之初，已经建立四亲庙，确实是鉴于汉代制度的错误；如今这些制度都载入《大明集礼》，收录在《存心录》的祭祀礼仪中，朕认为是子孙应当遵行的。” 现在太庙前堂、后寝都有既定制度，不必迁移昭穆的世次和庙次。你们礼部即刻会同众官，察看两庑的地方，议定并妥善安排规制后再来说明。为分别说明荐新事务而上奏的疏文【罗玘】臣等自从任职以来，谨慎奉行本寺每年惯例，进荐新鲜物品，逐年按月、按品类派遣官员供奉进荐，每每战战兢兢，常常担心误了期限，有违陛下日夜操劳、孝思不懈的诚心。依仗天威，又凭借既成法令，水路陆路都没有耽误，按时送达，常常得以免受责罚，实在是超过臣等所望。今年正月间，据香橙园户葛川关等联名呈状控告，状中说明：他们都是应天府上元县北城等乡的百姓，洪武年间编入本寺荐新香橙园户，每年九月按例应当供荐；到了八月下旬，本寺派官员携送文书前往。自开始至今，一年又一年，没想到正德四年入冬以来冰雪异常，香橙树全都冻死枯萎，连根也没有保存，恐怕耽误供荐，因此请求准许他们在夏末以前前往苏州、松江等府有产地的地方转买。本寺不能轻易相信，便派铺排傅隆到园中实地查验，结果与呈告相同，已经准许他们自行前往转买以供荐。到七月初十日，又续据他们称，前往上述地方转买的香橙树也都冻死了，又请求发给批文，前往江西、浙江等地转买。臣等考虑此事关系重大，如果拘泥于惯例而不稍作变通，必定会误事，于是立即一面具呈南京礼部知会，一面发给批文，命令他们前往购买。

译到八月初六日，他们的呈告仍然全都空手回来，众人一起悲号，从早到晚，仿佛无法活下去。臣等听说后，也都彷徨无措，当即想根据他们的实情和道理上奏，请求分别免除责任。只是他们第一次呈告时，只派了一个铺排去实地查验；这些园户都是应天府上元县的百姓，橙园也在该县地方。用一个查验者来证明当地众多百姓的情况，而且既没有刑罚威势，又不是管辖此事的官员，也难免含糊，怎么能作为确凿依据？何况他们呈告说要前往转买的地方，一会儿说是苏州、松江，一会儿又说是浙江。本寺虽然发给了批文，假如他们其实公然留在家中，到期时拿着批文向有关官府呈告，故意编造情状，侥幸请求准许分免，这种情况在情理上也未必没有。并且，假如上述果品在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街坊市井之间还有互相转卖的，那么就是本寺徒然相信下属，一方面不顾祖宗百年来的法令，罪责固然难以宽容，臣等内心又怎么忍心这样做？于是将上述事情和道理逐一列明，移文应天府，转行该县查勘，务必查实，不得欺瞒。后来收到应天府的关文，称上元县申报：据北城乡里长、总甲供称，香橙树确实全部冻枯绝种；葛川关等也确实在六月内前往苏州、松江等地，七月内持批文前往江浙等地转买，结果空手而回，并已提交重具保证的结状等情由，随文备送到本寺。臣等查见，去年冬天冰雪降临，南京城内官寺、民居、园林中的树木冻萎得非常严重，甚至连竹子这种最为坚硬、最能耐寒的植物，也都枯死绝种。何况柑、橙、橘、柚一类柔脆而适宜温暖的树木，先行枯死，无法采集进荐，也是理所当然。又何况苏州、松江与江浙一带地理相连，气候相差不远，不同于福建、广东等炎热地区；这些地方大体都遭受了同样的冰雪，橙树枯死殆尽，无法买来进荐，也在情理之中。但臣等思考此事，如果是上供之物，偶尔有所缺乏，凭陛下覆盖庇护万物的仁德，固然会怜悯而宽宥他们；可是这实际上是宗庙荐新的物品，又正值圣上孝心感通宗庙之时，臣等怎么敢希望陛下在其中有所轻重取舍呢？实在是因为臣等这些主管荐新的官员，诚意没有得到彰显，私心却有很多邪曲，因而伤害了和气，招致上天降罚。又因沿袭旧例，不能事先及早察知，预先命令他们修整覆盖物、编扎篱笆、堵塞向北的窗户、封闭门闩，多方设法防备，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谁的过错呢？至于那些园丁和下役，不过是最愚昧无知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蒙准，请敕令礼部议定处置办法，只把臣等的罪责明白地加以谴责，或者宽免斧钺诛戮之刑，并明令吏部根据臣等官职的尊卑、职权的正署或佐贰、任职时间的长短，或予以原职留任，或降职，或削去官职、遣归田里；那么臣等将感戴不尽。因为荐新的事情和相关情由，臣等不敢擅自处理，特此具本，派协律郎王古玄携奉上呈，谨慎具奏，请皇上知悉。遵循成法以彰明典礼的疏文【唐胄】臣想到，自古帝王兴起，上天必定会降生辅佐天命的大臣，作为他们的辅弼。因此，君主在大统已经建立之后，必定隆重举行褒奖功臣的典礼，这不只是为了报答功劳，也是为了尊崇自己的德业，并向天下万方昭示。我太祖高皇帝在南京建立功臣庙，这是开国的一项大典，如今已经一百六十九年了，天下至今没有人敢议论此事。近日武定侯郭勋无故上奏，想把他的始祖郭英增加列入祭祀，以致礼部请求并会同众官议论，却不敢直接驳回他，因为要说郭英与原来受祀的徐达等人功劳处于同一时期；但徐达等人去世后，各自在功臣庙建立之时便已列入祭祀，唯独郭英因后来才死而未能参加祭祀，这是被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了。等到都给事中邢如默的奏疏已经把此事说明白，而我皇上慎重其事，还想让礼部查考后再来说明，难道是因为邢如默的论说虽然很恰当，但叙述事实还不够详细吗？臣想到，皇祖在开创基业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日，命令在鸡笼山建立功臣庙；六月丙寅日刚刚建成，便评定功劳，列入祭祀的共有二十一人，命令为死者塑像，为生者虚设神位。这是因为当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八人已经去世，先前已经在卞壸、蒋子文等庙中安置神位，如今又在此庙祭祀；所谓为死者塑像，指的就是这些人。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华高、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当时都还在世，所谓为生者虚设神位，指的就是这些人。也就是说，在评定功劳、决定祭祀人选的时候，已经把在世者和已故者的功劳合并考量后作出了决定。郭勋有什么依据，竟敢提出这样的说法呢？等到仔细阅读郭勋的奏疏，其中说郭英在洪武十七年评定开国功劳、受封爵位，到永乐改元时才开始享受祭祀，并不是功劳有高下，而是死亡有先后；由此才知道，郭勋是因为不学无知而产生了错误。洪武十六年云南平定后，第二年评定功劳，封大将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国公；对于已经封侯的副将蓝玉、仇成、王弼，准许其爵位世袭。说到偏将副将，则称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等人自战争兴起以来屡次辛劳，如今功勋尤其显著，于是分别以都督佥事陈桓封为普定侯，以胡海封为东川侯，以郭英封为武定侯，以张翼封为鹤庆侯，子孙世袭爵位和俸禄，各食禄二千五百石。功臣庙确定祭祀人选到这时已经十六年，而郭英才被封侯；他所评定的是云南之功，郭勋却错误地认为是开国之功。况且《大明一统志》按天下郡县的惯例记载人物，所以凤阳志记载郭英，也只是因为他属于该地人物而记述。韶尹直、杨防所撰《皇明名臣录》都没有记载郭英。只有《黄金开国功臣录》收录五百九十三人，凡是在国初建立功勋的人，不论大小都记录在内，郭英也在其中；这是分别从人物角度记载的。《皇明祖训》首章“议亲”条下，列出三公、二侯共五家，郭英因为与皇妃、王妃、驸马有尊贵的亲属关系，他的家族也列在其中；这是专门从亲属关系角度记载的，都与功臣庙祭祀无关。但郭勋把这些泛泛引用来作为证据，又是受了迷惑。太庙配享方面，在廖永安尚未被撤除之前，共有十三人。已经去世的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在洪武二年正月丁未日举行太庙祭祀时已经升列配享，直到洪武九年才加封名号、追赠谥号。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六王，则分别随着他们去世的年份进祔配享，都是皇祖亲自决定的，正合乎古语“你的祖先在大祭中随从享祭”的意思。这种太庙祭祀，典制尤其重大。郭英连功臣庙的祭祀都没有参加，却又想求得太庙配享，岂不是更加糊涂吗？郭英的功劳累积至侯爵，不能说不大，而且他恭敬、俭朴、谦虚的德行也为世人所仰慕。

译而郭勋如今只是承受皇上的眷顾，以此成全、顺应圣德之美，这一点也值得看重。所以，他尊崇祖先却陷于无知，情节虽然轻微，但关系到我朝开国的大典，影响却很重大。何况前代帝王举行这类事情，如西汉元勋的十八个位次、东汉云台的三十二位，以及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显赫于天地之间，历经各代从来没有异议；想要使其位次参差变动的人，至今仍会被青史照鉴。我圣祖的祭祀，则是以享受血食来寄托褒扬，报答尤其重大，所以入祀的品级尤其精审。六王和元勋配享庙祀，分列两行，陈设上俎；六王以下现今配享的共有六人：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都是选取为国战死的人。当时茅成也属于战死者，只能参加功臣庙祭祀，却不能配享太庙。六王以下的十五人，在五百九十三人中因为功劳较多，只选取冯国用、丁德兴、华高、吴良、吴祯、康茂才、吴复、曹良臣、孙兴祖九人，以此区别功劳高下。即使在如今配享的九人中，也只有胡大海、赵德胜、耿再成、俞通海、张德胜五人同时享有功臣庙祭祀；桑世杰虽然列入配享，却不能兼列功臣庙祭祀。其中神灵化育、感通的奥妙，不是口头和笔墨所能完全说明的。所以如今神位排列的差等次序，尚且不能轻易移动更改，何况有无名额，哪里敢任意增加或减少？郭勋即使知道这些，也应当低头收敛，退避不争；何况郭英后来只是因为南征建立功劳，怎么还敢开口请求呢？恭请皇上对于郭英配享太庙的请求，暂且搁置不议，使郭英在天之灵得以慰藉圣祖当日的心意，使名额、次序和席位能够取悦众臣一向聚集的英魂；这样，郭英平生谦让的精魂可以在家庙中安享百世，不至于在不相称者旁边感到不安和羞惭，郭勋也可以洗清只知孝敬而不知学习的过错，从而保全臣子始终如一的节操。这样，我朝的大典就能在圣明时代得到尊崇隆盛，也将成为史籍流传万万年、永无穷尽的光辉！臣因为此事涉及祖宗既定的法制，所以才敢竭尽诚心、披露陈述，冒昧触犯天威，惶恐战栗地等待治罪。恭候圣恩俯察采纳，那么舆论人心就会完全协调，礼乐制度就会彰明，神灵与人众也都会心悦诚服。奉圣旨：交有关衙门知道。《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九。明代黄训编。礼部【祠祭中】。题为《陵庙疏》【商辂】。臣等仰思，大行慈懿皇太后为英宗皇帝的配偶，正位中宫；及至皇上继承帝位，又尊她为慈懿皇太后。这是先帝成全夫妇之间的大伦，皇上成全母子之间的深恩，天下后世都无从非议。如今尊号在天下显赫了几十年，那么她寿终之后，理应奉安梓宫附葬于裕陵，将神主祔祭于太庙；这是古今不变的礼制，也是先帝和皇上成全夫妇大伦、母子深恩的本意。如今听说圣上打算另行选择葬地，臣等实在十分疑惑恐惧。臣等私下思量，皇上这样做，必定是考虑到今皇太后在千秋万年之后，要与先帝在陵、庙中同受尊崇，担心两位皇后同时配享，不合本朝制度。然而有两位太后同时存在，是从现在才开始的，那么陵、庙制度也应当从今天起考察古制，协调义理来实行。臣等考察前代，一个皇帝有两位皇后同时祔葬、祔享于陵庙的事例，难以全部列举。只如汉文帝尊奉他的生母薄太后，对于嫡母吕太后，虽然吕太后曾获罪于宗社，仍然让她与父亲高帝一同葬在长陵，没有改变；这正是汉文帝号称孝文、远远高出汉代诸帝的原因。又如宋仁宗追尊他的生母李宸妃为太后，对于嫡母章献刘太后，虽然刘太后本来没有儿子，仍然让她与父亲真宗一同接受太庙祭祀，没有嫌忌；这正是仁宗被称为贤君、高出宋代诸帝之上的原因。”}], 皇上对于慈懿皇太后，过去尽力奉养她，今天又竭尽哀痛，即使汉文帝、宋仁宗也无法超过。至于陵寝、宗庙的祔葬祔享之礼，如果稍有不合礼制，就会给后世留下非议，反而掩盖先前的美德。何况在千秋万年以后，今皇太后与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庙，彼此并不妨碍，更足以显示两位太后生前和睦融洽、没有隔阂，死后永久并列，美名无穷，记载在史册上，增添我大明皇朝的光辉，也增添皇上孝德的美名，这是臣等深切希望的。但臣等见识浅陋，不敢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最恰当的。伏望皇上体察先帝的心意，考察前代制度，重视纲常大义，将臣等所说交礼部办理，令其会同皇亲、公侯、驸马、伯爵以及文武群臣共同会议，求得最为妥当、合乎天理、又能使人心满意的方案。如此，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等惶恐至极，谨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题奏。奉圣旨：着礼部立即会同各官，并翰林院共同计议妥当后奏来。钦此。题请议定陵寝、宗庙礼制的奏疏【姚昉】昨天大学士彭时等官员奏称，大行慈懿皇太后去世，按理应当将梓宫安奉在裕陵，将神主供奉到太庙。奉圣旨，命礼部会同各官计议妥当后奏来，钦此，谨遵圣旨。礼部会同皇亲、公侯、驸马、伯爵、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锦衣卫、六科、十三道等衙门议定：大行慈懿皇太后的梓宫应葬在先帝陵寝的左边，皇太后百年以后应葬在先帝陵寝的右边，这完全符合天下后世最公正的议论。上述意见覆奏后，尚未得到允许。臣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用来凝聚天下人心的，只有礼义。礼义是人心本来具有的天理。礼义亡失，人心就会离散；人心离散，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天下还能够治理吗？况且山陵、宗庙是礼义中最重要的方面，父子、君臣、夫妇之道都系于此，不能不慎重。大行慈懿皇太后自从册立为皇后，正位六宫，侍奉先帝，自始至终都像音乐和谐一样，从未有过被废黜的命令，因此妇道是完整的。皇上继承帝位后，尊她为慈懿皇太后，向天下颁诏，与皇太后一同尊奉、共同奉养，也从未有过越礼之举，因此母道也是完整的。如今她寿终正寝而去世，向天下发布遗诏，陛下为她剃发、赤足，早晚哭临，举行大丧，一概依照孝章恭皇后的礼制办理，没有缺漏典礼，因此陛下的子道也是完整的。假如先帝在世时曾有废黜她的命令，那么妇道便有亏损，皇上必定不会给慈懿皇太后加上尊贵的徽号；假如她居于慈极宫时有过越礼之举，那么母道便有亏损，皇上也必定不会举行今天这样隆重的礼仪。如今她在先帝在世时妇道完整，在皇上继位后母道完整，那么慈懿皇太后可以说是德行盛大；生前皇上尽力奉养，死后又尽力哀悼，那么皇上可以说是至孝。母亲有盛大德行，合葬、祔庙的礼制就不能废止；儿子有至孝之心，合葬、祔庙的礼制就应当实行。这是人心和礼义的天理，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是天下最公正的议论，既没有丝毫差错，也没有一点疑惑。如今无缘无故地想让梓宫不与先帝合葬于裕陵、神主不在太庙祔享，人心既惊骇又疑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纯真诚恳，本来已经洞察礼义所在，屡次召见询问，认为臣等所说才是正礼，只是迫于皇太后的命令，尚未赐予裁断。近来进言的人接连不断。臣私下观察，皇上若想顺从皇太后的命令，在义理上便有不安；若想听从众人的意见，在恩情上又不忍心，因而日夜辗转思虑，似乎难以裁决。臣听说从前桃应问孟子：舜做天子，皋陶做士，瞽瞍杀了人，应当怎么办？孟子回答说：“把他捉拿起来就是了。”天子的父亲杀了一个人，似乎可以容忍，却一定要捉拿他，为什么？因为“不能用恩情掩盖义理”。《礼记》说：“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要和颜悦色、放低声气地劝谏；劝谏不被接受，就更加恭敬、更加孝顺；父母心情好时再劝谏，一定要使亲人处在没有过错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正是要用义理来成全恩情。恭敬地想皇太后陛下聪明、仁慈的德行闻名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以来，她从未干预外朝政事，人人都说她是女中尧舜，这话并不过分。如今只是在慈懿皇太后一事上，显得礼数尚未尽全；若用义理向她开导，她很容易改变主意。希望皇上极尽诚敬，语气和缓，慢慢劝戒，反复劝说，皇太后一定能够受到感动而听从，这样恩情和义理就都尽到了。万一她不能听从，就应当用义理作出裁断，遵从天下的公论。皇太后即使偶然发怒，陛下仍仁慈、孝顺、诚敬，和颜悦色，更加尽到极致而不敢违背她，这样恩义也不会两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