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三十
论尊孔子帝号【杨守陈】时有言者，请尊孔子以帝号，而加笾豆舞佾，以称其衮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迁其説，谓不加帝号犹可，而笾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従之，加笾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圣之盛典矣，然犹未臻于极焉。孔子道徳教化之盛，贤于尧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巳后世人君皆师之，则皆其弟子也。称为先师，固当矣。若追崇之典，必当臻乎极而后巳焉。夫礼因人情以义起，周公制礼，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师生之义与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则生亦可以追王其师。况孔子又万世一人，后王实被罔极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师孔子而追王之，固礼也，而未为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时建号，非有等差。自秦始称皇帝，而后世有天下者无不称帝。其祖父虽编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属功臣则皆封之为王。于是帝为君号，王为臣爵，悬絶矣。君于臣礼，当其为师，则不臣也。况异代之圣师，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犹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见不臣之礼，而为尊崇之典之极焉。在宋真宗巳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将顺而沮之，谓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夫谓之周陪臣，则虽公之与鲁公班且不可，况王之与周埒乎？既王之，则固谓其为万世之圣师，而不以周之陪臣视之矣。于周何预，而不当帝耶？故先儒罗従彦谓可加以帝号而褒崇之，诚百世不易之至论也。今言者迁就有司之説，谓孔子周人，当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国王之王，故不帝犹可。在后世则帝之与王，犹天泽之不可混，犹冠履之不可殽矣，尚可以周制论哉？尊异代之圣师，而用当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国王也，则亦非正名别嫌之礼矣。孰若初説帝号之为确乎？我太祖髙皇帝之定祀礼也，凡岳镇海渎皆革去旧制，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若所谓东岳泰山之神是巳，至于忠臣烈士，亦止称当时爵号，而革去后世之封。若所谓呉泰伯之神是已，独孔子善明先王之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比，故不称鲁大司冦，而仍旧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极至而无以加矣。但当时未有援宋真宗罗从彦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谓旧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圣师之心，如彼其至，茍闻今议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于异端与他政弗能一一遵旧制也，而此独曰旧制，岂旧制果不敢更耶？又谓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体而力行之，諡号器数皆不足较。夫道在身体力行是矣，余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説，则明王但奉天道防祖武足矣，而又尊称上帝，追王先公，制为郊社禘尝之礼乐，皆必极其至而足为万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议过矣。然自汉以至于今，儒之僻陋者，岂独不欲帝吾圣师？虽公之王之，諡加数字，天子拜之，郡县祀之，冕服笾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谓不可。甚而谓献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礼太重，请改东靣。此岂特不知礼而巳盖亦无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久而明，万世之公论，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諡之，天子北面拜之，郡县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礼乐矣。独帝号未加，尚为阙典。今若不加，后世亦必有加之者，圣皇良弼，岂容有缺典待后世哉？行将举此至极之盛典，超百王而宪万世也欤【镜川文集】孔子庙祀议【宋濂】世之言礼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则为庙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礼乎？不以古之礼祀孔子，是防祀也。防祀不敬，不敬则无福。柰何今之人与古异也？古者将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阶，东西靣，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阶，东西靣，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靣。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洗，升自西阶，主人▯升自阼阶。祝先入，南面，主人従户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户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为尸之在西也。《汉晋春秋》所载，章帝元和二年幸鲁祀孔子，帝升庙西面，载拜。《开元礼》亦谓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皆西向，是犹未失古之意也。今袭《开元二十七年》之制，迁神于南面，而行礼者于北面，则非神道尚右之义矣。
译论尊奉孔子帝号【杨守陈】当时有人主张给孔子尊上帝号，并增加笾豆的数量和舞佾的行列，使它与衮冕相称，完全按照天子的制度办理。有司加以阻止，于是他改变说法，认为不加帝号还可以，但笾豆、舞佾却一定要增加。朝廷听从了，增加笾豆为十二，舞佾为八。这固然是追崇先圣的盛大典礼，但仍然没有达到极致。孔子的道德教化之盛，胜过尧舜；他配享天地，自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只有孔子一人。后世君主都以他为师，那么也都是他的弟子。称他为先师，当然合宜。若论追崇的典礼，就一定应当达到极致才停止。礼制依据人情而以义理创立，周公制定礼制，追尊他的父祖为王，此前从未有过。师生之间的义理与父子之间的恩情相同；儿子可以追尊父亲为王，那么后世也可以追尊自己的老师。何况孔子是万世以来独一无二的人，后世君王实际承受了他无穷尽的恩德呢？近世君主以孔子为师而追尊他为王，固然合乎礼，却还没有做到极致。古代的皇、帝、王，都是因时制宜建立的称号，并没有本质上的等级差别。自秦朝开始称皇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无不称帝；他们的祖父即使原本只是平民、士卒，也都追尊为帝，而宗族亲属和功臣则都封为王。这样看来，皇帝是君主的称号，王是臣下的爵位，二者相差悬殊。按照君臣之间的礼制，君主把臣下当作老师时，老师就不再是臣下。何况孔子是异代的圣人、老师，怎么可以把他当作臣下呢？把孔子称王而不称帝，仍然是把他当作臣下，这怎么可以？一定要称帝，才显示出不把他当作臣下的礼意，才是尊崇他的最高典制。宋真宗时已经想给孔子加帝号了，但他的臣下不能顺承此意，反而阻止，说孔子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给他加帝号。既然说孔子是周朝的陪臣，那么即使把他封为公，也不能与鲁公同等，何况让他称王而与周王相等呢？既然已经称王，当然就是把他看作万世圣师，而不是把他看作周朝的陪臣了。这与周朝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就不应称帝呢？所以，先儒罗从彦说可以给孔子加帝号来褒扬尊崇他，实在是百世不变的至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迁就有关官署的说法，说孔子是周朝人，应当采用周朝制度；“王”是天王的王，不是国王的王，因此不称帝也可以。在后世，帝与王的区别，就像天与地、恩泽与威势不可混同，像帽子与鞋子不可混杂一样，难道还可以用周朝制度来解释吗？尊崇异代的圣师，却采用本朝臣下的爵位，还说这是天王的王、那是国王的王，这也不符合正名分、辨嫌疑的礼制。哪一种说法比最初主张加帝号更确当呢？我太祖高皇帝制定祭祀礼制时，凡是岳镇海渎，都革除了旧制，只按山川本来的名称称其神，如所谓“东岳泰山之神”就是这样。至于忠臣烈士，也只称他们当时的爵号，革去后世追加的封号，如所谓“吴泰伯之神”就是这样。唯独孔子善于阐明先王之道，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使后世有所依赖，不是那些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所能相比，所以不称“鲁大司寇”，而沿用旧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这种尊崇之意，已经达到极点，不能再增加了。只是当时没有人援引宋真宗和罗从彦的意见来告知太祖，所以还没有来得及称帝。如今有关官署阻止议论者，却说这是旧制而不肯更改。太祖尊崇圣师的心意如此深厚，如果听到今天的议论，难道不会立即改正吗？那些有关官署对于异端和其他政务，尚且不能一一遵守旧制，唯独这里说是旧制，难道旧制果真不敢更改吗？他们又说，孔子之道只在于君臣亲身实践、努力奉行，谥号和礼仪器数都不值得计较。道理在于亲身实践，当然是对的；但其余方面难道就可以置之不问吗？照他们的说法，明君只要奉行天道、遵循祖先的功业就够了，那么又为什么还要尊称上帝、追封先公为王，制定郊祀、社祀、禘祭、时享的礼乐，而且都一定做到极其完备，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式呢？有关官署的议论错得太过分了。然而从汉代直到今天，那些见识偏狭浅陋的儒者，难道只是不要给我们的圣师孔子称帝吗？即使给他封公、封王，增加几个字作为谥号，天子向他行拜礼，郡县共同祭祀他，冕服、笾豆、舞佾都采用天子的制度，他们仍然认为不可。甚至说，献官由皇帝派遣，却面向北方作揖，这个礼太重了，请改为面向东方。这哪里只是不了解礼制，简直是连是非之心也没有。然而人心中的天理终究会逐渐彰明，万世共同的舆论最终会归于一致。所以既已封王，又多次增加谥号，天子面向北方拜祭，郡县共同祭祀，并完全采用天子的礼乐。唯独帝号尚未加上，仍然是礼典中的缺憾。如今如果不加，后世也必定有人加上。圣明的皇帝和贤良的辅弼，怎么能容许有缺典留待后世来补呢？难道将要举行这项登峰造极的盛大典礼，超越历代百王而成为万世法则吗？《孔子庙祀议》【宋濂】世上谈论礼制的人，都以孔子为取法对象。既然如此，建庙祭祀孔子，难道可以不考察古代礼制吗？不用古代礼制祭祀孔子，就是错误的祭祀。错误的祭祀不恭敬，不恭敬就得不到福佑。为什么今天的人却和古人不同呢？古人将要祭祀时，主人穿朝服，在阼阶就位，面向东方；祝官告神并报告祭礼完成。主人站在阼阶，面向东方；尸出入时，主人下阶，仍站在阼阶、面向东方。这些都是主人的正式位置。祭祀结束后，祝官洗手，从西阶上去，主人从阼阶上去。祝官先入内，面向南；主人从门内进入，面向西。祝官斟酒祭奠，主人面向西，再拜叩首，都是因为几筵设在西边。尸登上筵席，主人面向西站在门内，拜请尸安坐。尸向主人酬酒，主人面向西放下酒爵，行拜礼，都是因为尸位于西边。《汉晋春秋》记载，章帝元和二年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进入庙中面向西，载拜。《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方，先师面向南方，三位献官都面向西方，这还没有失去古礼的本意。如今沿用《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移到面向南方，而行礼的人面向北方，就不符合神道尚右的意义了。
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诸侯之庙皆有主，卿大夫虽无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结茅为菆，无有设像之事。《开元礼》亦谓设先圣神座于堂上西楹间，设先师神座于先圣神座东北，席皆以莞，则尚扫地而祭也。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则失神而明之之义矣。古者灌用鬯臭，欝合鬯臭，隂逹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致隂气也。萧合黍稷臭，阳逹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羶芗，盖求神于隂阳也。今用薫芗代之，庸非简乎？古者朝觐防同与凢郊庙祭享之事，皆设庭燎，司烜共之，火师监之，其数则天子百，公五十余，三十以为不若是则不严且敬也。今以秉炬当之，庸非凟乎？古之有道有徳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若汉礼有髙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之类也。又凢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必有合有国，故则否，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若唐虞有后防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也，当是时，学者各自祭其先师，非其师弗学也，非其学弗祭也。学校既废，天下岂知所师？孔子集群圣之大成，顔囬、曽参、孔伋、孟轲，实传孔子之道，尊之以为先圣先师，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余当各及其邦之先贤，虽七十二子之祀，亦当罢去，而于国学设之，庶防弗悖礼意。开兀礼，国学祀先圣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贤配。诸州但以先师顔子配，今也杂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悪，扬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庄老，贾逵之忽细行，杜预之建短防，马融之党附势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为何説也。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讲，顔囬、曽参、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曽防、孔鲤父也，列祀庑间。张载则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张居程上，后因国子监集讲，再定张遂居程下，颠倒彛伦，莫此为甚。吾又不知其为何説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贽，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今专用春秋，亦非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是二者之轻重，系乎乐之有无也。今则袭用魏汉津所制大晟之乐，乃先儒所谓乱世之音也，其可乎哉？古者释奠、释菜，名义虽存，其仪注皆不可知。唐开元礼，彷佛仪礼馈食篇节文为详，所谓三献各于献后饮福，即尸酢主人、主妇及賔之义也。今惮其烦，惟初献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呜呼！学校者，礼之所自出，犹河渎之宗瀛海也，犹山岳之祖昆仑也。今乃舛谬若是，则其他可知矣。礼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议者，有人心者，孰能黙黙以自安乎？虽然，此姑言其略尔。若夫庙制之非宜，冕服之无章，器用则襍乎雅俗，升降则昧乎左右，如此类甚多，虽更仆不可尽也。或者则曰：子之言信。辩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为道綂之宗，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説、箕子，皆可与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师式也。当以此秩祀天子之学，若孔子实兼祖述宪章之任，其为通祀，则自天子下逹矣。茍如其言，则道綂益专，三皇不汨于毉师，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识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谓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徳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学之法也，奚为而不可也【潜溪集】吴文正公祀议【杨士竒】钦奉圣防，命臣等考防元儒吴澄应否従祀，议拟奏闻。臣士竒等钦遵，考得元翰林学士吴澄所著书，及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所状澄事行。盖澄自十嵗得宋朱熹所注大学读观之，即知为学之要，专勤诵读，次读语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于诸经。十五专务圣贤之学，致践履之实，以道自任。其所自励，有勤谨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长天理，克巳悔过，矫轻警惰。顔冉理一等铭，其教学者有学基学綂等篇，深防濓洛关闽之防。考正孝经，校定易书诗春秋，修正仪礼小戴记，及邵雍张载之书，有易书春秋礼记纂言，及易纂言外翼家，所以啓大道之堂奥，开来学之聦明，传之百世而无▯也。时朝廷屡起之，乃就国子监司业，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后屡徴复起，亦不久于位。进退之际，卓然君子。盖元之正学大儒，许衡及澄二人，遭际世祖，功在朝廷。
译古人制作木主来安置神灵，天子和诸侯的宗庙都有木主；卿大夫虽没有木主，大夫用束帛依托神灵，士人则结茅为菆，从来没有设置塑像的事情。《开元礼》也说，在堂上西楹之间设置先圣神座，在先圣神座东北设置先师神座，席子都用莞草编成，这仍然是扫地而祭。如今沿用《开元八年》的制度，塑土造像，就失去了使神灵明示而又无声无臭的意义。古人灌祭用鬯酒，鬯酒与郁金合成香气，阴气可以通达深泉；灌祭以后才迎接牲畜，是为了招致阴气。萧草与黍稷合成香气，阳气可以通达墙屋，所以献酒祭奠以后才焚烧萧草，使其与腥膻、香气相合，大概是从阴阳两方面求取神灵。如今只用薰香代替，难道不显得过于简略吗？古代朝觐、会同以及各种郊庙祭享，都设置庭燎，由司烜供给，火师监视；数量方面，天子一百支，诸侯五十余支，大夫三十支，认为少于这个数就不庄严恭敬。如今用手持火炬代替，难道不显得轻慢吗？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让他们主持教化；死后把他们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叫先师。例如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之类。又凡是新建学校，必定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释奠必须有本国先圣先师，如果本国没有，就应当与邻国合祭。如果虞舜时代有后防伯夷，周朝有周公，鲁国有孔子，那么各自祭奠而不合祭。当时，求学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向他学习，不是自己所学的学派就不祭祀。学校废弃以后，天下人哪里还知道应当尊奉谁为老师？孔子汇集众圣之道而成大成，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确实传承了孔子的道统，应当尊奉他们为先圣、先师，在天下共同祭祀，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余的人应当各自列入本国先贤；即使是七十二弟子的祭祀，也应当停止，只在国学中设置，或许才不违背礼意。《开元礼》规定，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子等七十二位贤人配享。各州只以先师颜子配享。如今却把人物杂乱地安置，妄加排列，甚至把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况、侍奉王莽的扬雄、尊奉庄子和老子的王弼、忽视细小操守的贾逵、制定短丧制度的杜预、党附权势人家的马融，也夹杂在其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兴办学校，专门用来阐明人伦。儿子即使圣明无比，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食，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因此，禹不把鲧排在前面，汤不把契排在前面，文王、武王不把不窋排在前面；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仍然都是尊奉远祖。如今却把一切人物混杂安置而不加辨析。颜回、曾参、孔伋是儿子，却在堂上配享；颜路、曾点、孔鲤是父亲，却排列在两廊之间祭祀。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反而坐在他们之下。淳祐初年，张载位居二程之上；后来因国子监会集讲学，重新确定次序，张载于是位居二程之下，把人伦秩序颠倒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初入学校的人，必定举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校官员四时举行的祭祀，都属于释奠礼。如今只在春秋两季祭祀，也不是真正的释奠礼。释奠有乐而无尸，释菜无乐，这两种礼的轻重，取决于是否有乐舞。如今却沿用魏汉津制定的大晟乐，正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这怎么可以呢？古代释奠、释菜，名称和意义虽然还存在，但具体仪节已经无法详知。唐代《开元礼》大致仿照《仪礼·馈食篇》，节文较为详备；所谓三献官各自在献礼后饮福酒，就是尸向主人、主妇和宾客酬酒的意思。如今害怕烦琐，只让初献官实行，这怎么可以呢？唉！学校是礼制产生的源头，就像河流的源头归于大海，也像山岳的祖脉出自昆仑。如今竟然错乱荒谬到这种地步，那么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了。礼制本来不是士人和百姓敢于议论的，但凡有人的良知，谁能默默不言而心安呢？不过，这里只是大略说说罢了。至于庙制不合宜、冕服没有章法、器物兼杂雅俗、升降进退又不明白左右方位之类的问题，还非常多，即使不断更换谈论的人，也说不完。有人说：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也辨析得很清楚。建安熊氏想以伏羲作为道统的始祖，神农、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依次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以及后稷、契、伯夷、益、傅说、箕子，都可以配享先王，是天子、公卿应当师法的对象。应当按照这个次序，在天子的学校祭祀他们；至于孔子，实际上兼有继承、述明和制定典章的职责，所以他的祭祀应当通行于天下，从天子以下都能参与。假如按熊氏所说，道统就更加专一，三皇不会被混同为医师，太公也不会被辱称为武夫。不知道这样做可以吗？从前周朝取得天下后，建立四代学校：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各自选取当时辅佐并成就其德业的四位圣人作为先师，配享先圣。这本来就是天子建立学校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吴文正公祀议》【杨士奇】恭敬地奉行圣旨，命臣等考察元代儒者吴澄是否应当从祀，议定后上奏。臣士奇等恭敬遵行，考得元代翰林学士吴澄所著的书，以及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所撰写的吴澄事迹。吴澄十岁时得到宋代朱熹注释的《大学》，读过之后就知道求学的要领，专心勤奋诵读；后来读《语》《孟》《中庸》也是如此，于是更加努力学习诸经。十五岁时专门致力于圣贤之学，追求实践的功夫，以弘道自任。他用来勉励自己的文字，有《勤谨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长天理》《克己悔过》《矫轻警惰》《颜冉理一》等铭文；教导学生的著作有《学基》《学统》等篇，深入探究濂洛关闽之学。考订《孝经》，校定《易》《书》《诗》《春秋》，修订《仪礼》《小戴记》以及邵雍、张载的著作；又有《易书春秋礼记纂言》以及《易纂言外翼》等书，用来开启大道的深奥，启发后学的聪明，流传百世而没有弊病。当时朝廷多次起用他，他于是到国子监任司业；一有意见不合，便自行辞职离去。后来又多次征召起用，也没有在职位上停留多久。在仕进和退处之间，他始终是卓然可称的君子。元代正统儒学的大儒，许衡和吴澄二人，在世祖时期得到际遇，对朝廷都有功劳。
澄在朝之日虽浅，其职论思教成均，劝讲经筵，咸积诚意，预议论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学者尤多。故二人之没，皆谥文正。衡在当时巳列従祀，澄既后出，又卒于元衰之际，当时已有建议宜列従祀者，属元纲日頺，未及举行。今澄所着诸书，具在我国家崇儒重道，大明四书五经及性理之防，凢澄所言，皆见采录以恵学者。盖澄学问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従祀诸儒自荀况下至范寗语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従祀孔子庭，列诸许衡之次，允惬斯文之公议，昭国家之盛典。谨具奏闻，伏▯勅防【东里文集】考正祀典疏【程敏政】臣闻古圣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为重，所以崇徳报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徳于一时者，一时祀之，更代则巳；有功徳于一方者，一方祀之，逾境则巳。然犹欲劝一时，范一方，而不敢轻议焉。况先师孔子有功徳于天下万世，天下祀之，万世祀之，则其庙庭之间，侑食之人，岂可茍然而巳？必得文与行兼，名与实副，有功于圣门而无疵于公议者，庶足以称崇徳报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则岂惟先师临之，神不顾歆？将使典模范者莫知所教，为弟子者莫知所学，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后世，其为关系，岂特一时一方之可比哉？迩者言官欲出文庙従祀诸贤之有罪者，诏礼部集议，臣愚亦在预议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尽，而议者相持，惮于改作。臣考之于书，揆之于心，不敢妄为异同，谨画一条陈，上凟圣览。伏乞皇上丕显文谟，主张斯道，仍下礼部通行集议，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习之陋，永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兴起之益，人心得趋向之公，其于治道未为无补。谨具奏闻。一、唐贞观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庭。盖当时圣学不明，议者无识，拘于旧注疏，谓释奠先师，如诗有毛公，礼有髙堂生，书有伏生之类，遂为专门训诂之学，为得圣道之传，而并及马融等，行之至今，诚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与义之可否，而厘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厯代正史，马融初应邓隲之召，为秘书，厯官南郡太守，以贪浊免官，髠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为梁兾草奏杀忠臣李固，作西第颂以美兾为正直所羞。即是观之，则众丑偹于一身，五经为之扫地。后世乃以其空言目为经师，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説也。刘向初以献赋进，喜诵神仙方术，尝上言黄金可成，铸作不验，下吏当死，其兄阳城侯救之，获免。所着洪范五行传，最为舛驳，使箕子经世之防言，流为隂阳术家之小技。贾逵以献颂为郎，不脩小节，专一附防圗防，以致贵显，盖左道乱政之人也。王弼与何晏倡为清谈，所注易専祖老庄，而范寗追防晋室之乱，以为王何之罪深于桀纣。何休则止有春秋解诂一书，黜周王鲁，又注风角等书，班之于孝经论语，盖淫端邪説之流也。戴圣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何武劾之而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及子賔客为盗系狱，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则又造谢不慙先儒谓圣礼家之宗，而身为赃吏，子为贼徒，可为世鉴。王肃在魏，以女适司马昭，当是时，昭簒魏之势巳成，肃为世臣，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乃坐观成败。及毌丘俭起兵讨贼，肃又为司马师画筞以济其悪若好人佞己，乃其过之小者。杜预所着亦止有左氏经传集觧其大节亦无可称。如守襄阳，则数馈遗洛中贵要，绐人曰：“惧其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际，因斫瘿之讥，尽杀江陵之人，以吏则不亷。以将则不义。凢此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议者谓能守其遗经，转相授受，以待后之学者，不为无功臣。窃以为不然。夫守其遗经，若左丘明、公羊髙、谷梁赤之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之于《书》，毛苌之于《诗》，髙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杜子春之于《周礼》，可以当之。盖秦火之后，惟《易》以卜筮仅存，而余经非此九人则防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冺者，以之従祀可也。若融等，又不过训诂此九人所传者耳。况其书行于唐，故唐姑以备经师之数祀之。今当理学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诗》用朱子，《书》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汉魏以来驳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学者诵其诗、读其书，亦将识其人而使之尚友也。
译吴澄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虽然短，但他的职责是参与议论政事、教育成均学生，在经筵劝讲，都竭尽诚意；参与议论大事时，总是援引古代道理，而对学者的功劳尤其多。所以二人去世后，都谥为“文正”。许衡当时已经列入从祀，吴澄出仕较晚，又死于元朝衰败之际；当时已经有人建议应列入从祀，只是元朝纲纪日益衰败，未能实行。如今吴澄所著各书都还存在，我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阐明《四书五经》和性理之学；凡是吴澄所说的，都被采录来惠益学者。吴澄在学问上的功绩，自朱熹以来没有谁超过他；而从祀的儒者，从荀况到范宁，论其功业，都没有达到吴澄的程度。如今如果提升吴澄从祀于孔子庙庭，排列在许衡之后，实在符合斯文公议，也彰显国家的盛典。谨此具奏上报，恭候敕旨。《考正祀典疏》【程敏政】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重视祭祀典制，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向世世代代垂示教化，使人心向善。因此，对一时有功德的人，只在当时祭祀，改朝换代就停止；对一方有功德的人，只由一方祭祀，出了地域就停止。然而即使如此，尚且是为了劝勉一时、垂范一方，也不敢轻率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都有功德，天下共同祭祀，万世永远祭祀，那么孔子庙庭中配享的人员，难道可以随便安排吗？一定要文才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称，在圣门有功而又没有违背公议的瑕疵，才足以符合尊德报功的意义。如果配享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岂止先师在上面看着而神灵不肯享用祭品？还会使奉行典制、以先贤为模范的人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使做弟子的人不知道应当学什么；世间教化不能彰明，人心不能向善，这种影响通达天下、延及后世，关系难道只是一个时期、一方地域所能相比的吗？近来言官想把文庙中从祀的有罪诸贤清除出去，皇帝下诏令礼部集合议论，臣愚昧，也在参与议论之列。我怀疑他们所说的还不够全面，而议论者彼此坚持己见，又害怕改动旧制。臣考察典籍、衡量内心，不敢任意制造异同，谨慎地逐条陈述，冒昧呈给圣上阅览。伏望皇上大力彰明圣贤的谋略，主持和维护这一道统，仍然下令礼部普遍召集议论，择取其中意见而实行，彻底洗除前代相沿的鄙陋，永远成为百世可以遵行的典制，使世间教化得到兴起的益处，使人心都趋向公正，这对治理之道并非没有补益。谨此具奏上报。一、唐贞观三十一年，开始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列入孔子庙庭从祀。大概当时圣贤之学尚未彰明，议论者没有见识，拘泥于旧日注疏，说释奠先师，就像诗学有毛公、礼学有高堂生、书学有伏生之类，于是把专门训诂之学当作获得圣道的传承，连马融等人也一并列入。此制实行至今，实在不能不考察他们行为的得失、名义的可否，在大明这个有道之世加以厘正。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最初应邓骘征召，任秘书，历任官职至南郡太守，因贪污浑浊被免官，剃发徒役于朔方，自杀未遂；又不遵守儒者的操守，前期教授门徒，后期却列置女乐；还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赞美梁冀，被正直之士所羞耻。由此看来，各种丑行集中于一身，连五经也因他而蒙羞。后世竟只因为他有一些空泛言论，便把他视为经学大师，让他配享孔子庙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刘向最初因进献辞赋得到进用，喜欢诵习神仙方术，曾上书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没有成功，交给官吏论罪当死；他的兄长阳城侯救了他，才得以免死。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最为错杂荒谬，使箕子经世济民的深刻言论流变成阴阳术士的浅薄伎俩。贾逵因进献颂文而任郎官，不修养细小操守，专门依附图谶，因此得到显贵，实在是以邪道扰乱政治的人。王弼和何晏倡导清谈，他所注的《易》专门尊崇老子、庄子；范宁追究晋室乱亡的原因，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还深。何休只有《春秋解诂》一书，却贬低周王而抬高鲁国，又注释《风角》等书，把它们和《孝经》《论语》并列，实在属于荒诞邪僻学说的一流。戴圣任九江太守时，政绩行为多不合法，害怕何武弹劾而自行免职；后来任博士，又在朝廷上诋毁何武。等到他的儿子因宾客为盗而被捕入狱，何武秉公判决，使他免于死罪，戴圣却又造作谢辞，毫不惭愧。先儒称戴圣为礼学家的宗师，但他本人是贪赃官吏，儿子是盗贼，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王肃在魏国时，把女儿嫁给司马昭；那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势力已经形成，王肃作为世代受魏恩的臣子，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视成败。等到毌丘俭起兵讨伐逆贼，王肃又替司马师谋划策略来助成他的恶行；如果说他只是喜欢好人奉承自己，那还只是小过。杜预所著也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的重大操守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镇守襄阳时，他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显要，却欺骗别人说：“只是害怕他们加害罢了，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求得好处。” 讨伐吴国时，他借口所谓“砍瘿”的讥讽，把江陵人全部杀死；作为官吏，他是不廉洁的；作为将领，他是不义的。上述这些人，在名教方面所犯的罪过并不小，但议论者却说，他们能够守护先贤遗留下来的经书，辗转传授给后来的学者，也不能说毫无功劳。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守护先贤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对于《春秋》，伏胜、孔安国对于《尚书》，毛苌对于《诗经》，高堂生对于《仪礼》，后苍对于《礼记》，杜子春对于《周礼》，才可以这样说。秦火之后，只有《周易》因为用于卜筮而保存下来，其余经典如果没有这九个人，几乎就要失传了。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因此用来从祀是可以的。至于马融等人，不过是解释这九人所传的经典罢了。何况这些人的书在唐代流行，所以唐代姑且把他们列作经学教师来祭祀。如今正值理学大为彰明之后，《易》采用程朱之学，《诗》采用朱子之学，《书》采用蔡氏之学，《春秋》采用胡氏之学，又何必取用汉魏以来那些驳杂而不纯正的人，让他们安享天下的祭祀呢？祭祀他们，并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也是要让学者了解他们的人品，把他们当作可以相互砥砺的朋友。
臣恐学者习其训诂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补，而考其奸謟淫邪、贪墨怪妄之迹，将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贤亦若此哉！”其祸儒害道，将有不可胜言者矣。至于郑众、卢植、郑▯、服防、范寗五人，虽若无过，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窥圣门，所着亦未能以发圣学。若五人者得预从祀，则汉唐以来当预者尚多。臣愚，乞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裭爵罢▯，郑众、卢植、郑▯、服防、范寗五人各祀于其乡。后苍在汉初説礼数万言，号后氏曲防记，戴圣等皆受其业。盖今《礼记》之书，非后氏则不传于世矣。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体従祀，则伪儒兔欺世之名，贤者受专门之祀，而情文两得矣。一、孔子弟子见于《家语》，自顔囬而下七十六人。《家语》之书出于孔氏，当得其实；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多公伯寮、秦冉、顔何三人。文翁成都庙壁所画，又多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谓后人以所见増益，殆未可据。臣考宋邢昺《论语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语》作申续，《史记》作申党，其实一人也。今庙庭従祀，封文登侯，在东庑申党；封临川侯，在西庑，重复无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圣门之蟊螣；而孔子称瑗为“夫子”，决非及门之士。林放虽尝问礼，然《家语》、《史记》、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载诸弟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为字画相近之误，如申枨、申党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为申枨、申党位号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顔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载于《家语》七十子之数，宜罢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无祀，则乞祀瑗于卫，祀放于鲁，或附祭于夲处乡贤祠，仍其旧爵，以见优崇贤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实相符，而不舛于礼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黜扬雄，进董仲舒。太祖髙皇帝嘉纳其言而行之。主张斯道以淑人心，可谓大矣。然荀况、扬雄实相伯仲，而况以性为▯，以礼为伪，以子思、孟子为乱天下，以子张、子夏、子防为贱儒。故程子有“荀卿过多，扬雄过少”之説。今言者欲并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窃以为，汉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韩愈，而尚有可议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论巳多，大约以为僣经而不得比于董韩云尔。臣请断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隠徳君子也，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然则程子岂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僣经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论治体处髙似仲舒，而夲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又曰：韩子原道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终不免文士之习，利逹之求。若览古今之变，措诸事业，恐未若通之精到恳恻而有条理也。至于河汾师道之立，出于魏晋佛老之余，迨今人以为盛，则固豪杰之士也。今董韩并列従祀，而通不预，疑为阙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従祀，而尚有可议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论巳详，大约以为少述着而不得比于濂洛云尔。臣亦请断之以程氏之説。程子防详学记曰：“宜建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徳之士，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学》书亦备载瑗事，以为百世之法。臣以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与张、邵并居于尊贤之堂，其▯也，乃不得与张、邵并侑于宣圣之庙，其为缺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议増十贤従祀，以瑗为首。若谓瑗无著述之功，则元之许衡亦无者述，但其身教之懿与瑗相望，诚有不可偏废者。臣考之礼，有道有徳，于教于学者，死则为乐祖，祭于瞽宗乡先生没，则祭于社。若通瑗两人之师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与衡同列。祀于学宫，最得礼意。一自唐宋以来，以顔子、曽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无繇、曽子之父曽防、子思之父孔鲤皆坐庑下。臣考之礼，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夫孔子之所以为教，与诸弟子之所以为学者，不过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岂礼也哉？若以为此乃论传道之功，则自古及今，未有外人伦而言道者。縦出于后世之尊崇，非诸贤之本意。臣恐诸贤于防防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礼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顺三年，尝封顔无繇▯国公，谥文裕；孟子之父孟孙氏，亦尝封邾国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处庙学，如乡贤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啓圣王，以▯国公顔无繇、莱芜侯曽防、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配享，庶不失以礼尊奉圣贤之意。臣又窃观圣学失传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后孟氏之统始续。
译臣担心学者学习他们的训诂文章，对修养身心未必有益；如果考察到他们奸诈谄媚、淫邪贪污、怪诞妄为的事迹，学者反而会甘心走上效法他们的道路，说：“先贤也这样吗！”这样败坏儒学、损害道统，后果将不可胜言。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然似乎没有明显过错，但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达到窥见圣门的程度，著述也没有能够发明圣学。像这五人如果能够参与从祀，那么汉唐以来应当参与从祀的人就更多了。臣愚昧，请求褫夺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的爵位，停止其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各自在本乡祭祀。后苍在汉初讲说礼制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人都接受过他的学业。如今《礼记》这部书，如果没有后氏的传授，就不能流传到后世。请求给后苍加封爵位，与左丘明等人一体从祀；这样，伪儒失去欺世盗名的机会，贤者得到专门的祭祀，情理和礼文也都能兼顾。一、《孔子家语》中记载的孔子弟子，从颜回以下共有七十六人。《家语》出自孔氏，应当最能得到事实；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庙壁上所画的，又多出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说，后人把自己见到的人增补进去，大概不能作为可靠依据。臣考察宋代邢昺《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弟子，在《家语》中作申续，在《史记》中作申党，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如今庙庭中从祀，东庑有封文登侯的申党，西庑又有封临川侯的申枨，重复而毫无根据，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诬告子路来阻挠孔子，是圣门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他决不是孔子的弟子。林放虽然曾经向孔子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和朱子《集注》都没有把他列入弟子之中。秦冉、颜何，恐怕也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如申枨、申党一样，只是无法考定罢了。臣愚昧认为，申枨、申党的位号应当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在《家语》所载七十子的数目之内，就应当停止祭祀。如果认为蘧瑗、林放二人不能没有祭祀，那么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于他们本地的乡贤祠，仍保留原有爵位，以表示优待尊崇贤者的意思；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实相符，也不违背礼制。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求黜去扬雄的祭祀，增加董仲舒的祭祀。太祖高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主持和维护道统来使人心向善，这功劳可以说很大了。然而荀况、扬雄实际上不相上下，而荀况认为人性是恶的，认为礼是虚伪的，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卑贱的儒者。因此程子有“荀卿的过错多，扬雄的过错少”的说法。如今议论者想连荀况的祭祀也一并黜除，是适宜的。但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唐代儒者没有谁比得上韩愈；此外还有一人可以议论，就是文中子王通。关于王通的言行，先儒议论已经很多，大体认为他僭拟经典，因此不能与董仲舒、韩愈相比。臣请求用程朱的说法来作判断。程子说：“王通是隐藏德行的君子，论其纯粹之处，大概不是荀况、扬雄所能比。至于续经一类的书，都不是他作的。”既然如此，程子难道是偏袒王通吗？正因为王通的言论纯粹，才知道他不是僭拟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谈论治国体要的地方，高明处像董仲舒，但根本功夫不如；明快处像董仲舒，但纯正处不如。”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受到王通的影响，恐怕也写不出来。” 不过，王通终究没有摆脱文士的习气和追求利达的心思。如果考察古今变化，并把这些道理落实到事业上，恐怕还没有王通那样精密、周到、恳切而有条理。至于他在河汾建立师道，出现在魏晋佛教、老庄思想流行之后，到今天人们仍认为盛大，那么他本来就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却没有参与，恐怕是礼典的缺憾。臣又考察宋代儒者，从周敦颐以下九人一同列入从祀，其中还有一人值得议论，就是安定先生胡瑗。关于胡瑗的言行，先儒的议论已经很详尽，大概认为他著述较少，不能与濂洛诸儒相比。臣也请求用程氏的说法来判断。程子在《详学记》中说：“应当建立尊贤堂，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例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能够以他们为矜式。”朱子的《小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把他作为百世的法则。臣认为，自秦汉以来，建立师道的人，没有超过胡瑗的。何况程子在胡瑗生前，想让他和张载、邵雍一同处于尊贤堂；胡瑗死后，却不能和张载、邵雍一同在宣圣孔子庙中配享，这个缺典太严重了。况且宋端平二年议论增加十位从祀贤人时，胡瑗位列第一。如果说胡瑗没有著述功劳，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多少著述，只是他的身教之美与胡瑗相当，实在不能偏废任何一人。臣考察礼制，有道德、对教化和学问有贡献的人，死后就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乡里的先生去世，就在社中祭祀。王通、胡瑗二人的师道，百世之后仍然如同刚刚建立。应当给他们加封爵位，使他们与许衡同列；在学校祭祀他们，最符合礼制的本意。一、自唐宋以来，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孔子，坐在堂上，而颜子的父亲颜无繇、曾子的父亲曾点、子思的父亲孔鲤却坐在两廊之下。臣考察礼制，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食。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孔子用来施教、诸弟子用来学习的内容，不过就是彰明人伦罢了。如今竟然让儿子坐在上面，父亲坐在下面，难道合乎礼吗？如果认为这是依据传道功劳来安排，那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脱离人伦来谈道的。即使这是后世尊崇的结果，也不是各位贤人的本意。臣担心各位贤人在幽冥之中，内心一定不安，不敢享用不合礼制的祭祀。臣考察得知，元至顺三年，曾封颜无繇为兖国公，谥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封为邹国公。臣愚昧，请求下令有关官署，在各处庙学中仿照乡贤祠的制度，另立一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兖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邹国公孟孙氏配享；这样或许不失以礼尊奉圣贤的本意。臣又私下考察，圣学失传一千五百年，直到程朱出现，孟氏的道统才开始续接。
则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识濓溪周子于属掾之中，荐以自代，而又使二子从防。朱子之父韦斋先生追谥献靖公朱松，临没之时，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学。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桧和议，奉祠于闽。其厯官行已，俱有称述。臣愚乞将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従祀啓圣王，使学者知道学之传，有开必先，明伦之义，不为虚文矣。▯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圣防，这本礼部照例防官议钦此。龟山先生从祀议【程敏政】翰林院为崇祀典，以重道学。事该礼部手本开送，国子监博士杨廷用奏前事，要将宋儒龟山杨时定议从祀孔子庙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绍兴府知府彭谊亦要将杨时従祀，及福建将乐县嵗贡生员何升亦奏前事，内称宋儒朱熹、张栻、元儒许衡、吴澄俱以有功圣门得与从祀，而杨时独不得与。近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亦以为言，可见后学之心皆有未安。巳经行移翰林院议拟定夺外，合依照例用手本行请，本院查照议拟，径自具奏等因。谨按诸儒从祀于孔门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后学所易知，也要必取证于大儒之説，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窃考程氏遗书及朱子《伊洛渊源录》所载龟山杨氏行状、墓志等文，俱称其造养深逺，践履纯固，温然无疾言遽色，与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学成而归，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则是道也，岂易言哉？自两程子嗣孔孟不传之统，及门之士得以道见许者，龟山一人而已。盖龟山一传为豫章罗氏，再传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号为正宗。文定胡氏亲承指授，而春秋之传作南轩张氏，上泝渊源而太极之义阐心学所渐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晓然知虚▯之非道，训诂之非学，词华之非艺。则龟山传道之功不可诬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国，跻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轲，而颁其新经以取士，尊安石为圣人，不复知有孔子；诵新经为圣言，不复知有古训。僣圣叛经，凢数十年。龟山入朝，首请黜其配享，不令厠宣圣之庙庭；废其新经，不令蠧学者之心术；又请罢纲运以收人心，斥和议以张国势，窜权臣以正邦宪，培主徳以崇治本。竑议谠言，虽不尽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説之当息，跛行之当距，淫词之当放，则龟山卫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处之际而少其著述之功，则亦有可言者。朱子谓龟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当时若听用，决须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祭氏焉能凂之。”然则以出处见疑者，未考之过也。龟山值洛学党禁之余，指示学者以大本所在，体验之功，转相授受，而朱子得闻其指诀，则见于何镐之书。朱子于理一分殊之论，称其年髙徳盛，而所见益精，则见于西铭之防。要之，无龟山则无朱子，而龟山之道，非知徳者，殆未可轻议。然则以著述见少者，亦未考之过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将▯山与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各封爵，列従祀。以世变不及遍行天下，此殆近于礼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者。然则亲讲于龟山若文定，私淑于龟山若朱张，咸在侑食；而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逺，私淑于朱子若许吴，亦在侑食。独其师有传道卫道之功，可以继往开来，抑邪与正者，反不预焉。揆之人心，诚为缺典。考大儒之定论，叅前代之故实，伸弟子従师之义，慰后学向道之心，以龟山跻于従祀，宜合公言，谨议。释奠先师之礼【丘濬】臣按：塑像之设，中国无之，至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无有所谓像设也。彼异教用之，无足怪者。不知祀吾圣人者，何时而始为像云？观李元瓘言：顔子立侍，则像在唐前已有矣。呜呼！姚璲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铜人者，门诛。」则泥人固非中土为主以祀圣人法也。后世莫觉其非，亦化其道而为之。郡异县殊，不一其状，长短肥瘠、老少美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其生盛徳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国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学，圣祖毅然的见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夷教乃革。呜呼盛哉！夫国学庙貎，非但以为师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视学实于是乎致礼焉。夫以冕旒之尊，而临夫爼豆之地，圣人百世之师，坐而不起，犹之可也。若夫従祀诸儒，皆前代之缙绅，或当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坐于上，可乎？
译那么，程朱的先辈也不能缺少。何况程子的父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的程珦，最先在属县掾吏中识见濂溪周子，推荐他来代替自己任职，又使两个儿子跟随他游学。朱子的父亲韦斋先生、追谥献靖公的朱松，临终时把朱子托付给他的朋友籍溪胡氏，于是朱子得以学习程氏之学。程珦因为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退居洛阳；朱松因为不依附秦桧的和议，奉祠闲居闽地。他们历任官职、修养操守，都有值得称述之处。臣愚昧，请求把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列入启圣王庙从祀，使学者知道道学的传承，有所开启必定先有先导，彰明人伦的意义，不成为空文。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圣旨，这件事礼部依照惯例交由有关官员议论。谨此。《龟山先生从祀议》【程敏政】翰林院为了尊崇祭祀典制、提高道学地位，因礼部手本移送此事，国子监博士杨廷用奏请将宋代儒者龟山杨时议定列入孔子庙庭从祀。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绍兴府知府彭谊也曾请求将杨时列入从祀；福建将乐县岁贡生员何升也曾奏报此事，其中说宋儒朱熹、张栻，元儒许衡、吴澄，都因对圣门有功而得以从祀，唯独杨时不能参与。近年来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也这样说，可见后学之心都感到不安。现已移文翰林院议定裁决，合依惯例用手本行文请示；本院查照议定意见，直接具奏等情由。谨按，诸儒能够在孔门从祀，非对这一道统有功不可。然而道不是后学容易知道的，也必须以大儒的言论为依据，才可以符合人心的公议。臣私下考察《程氏遗书》和朱子《伊洛渊源录》所载龟山杨氏的行状、墓志等文章，都称赞他涵养深厚长远，实践纯正坚定，温和而没有疾言厉色、仓促急躁的神色，与明道程子相似。当他的学业有成而归去时，程子目送他说：“我的道统要向南方传去了。” 既然如此，这种道统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自从二程承继孔子、孟子失传的道统以来，门下弟子中能够被二程认可为得道的，只有龟山一人。他传给第一代，是豫章罗氏；再传给延平李氏，由李氏传给朱子，被称为正宗。文定胡氏亲自承受他的指点传授，关于《春秋》的传承形成了南轩张氏；向上追溯道统源流，太极的意义得以阐明；心学的发展，也都以伊洛之学为根本，使天下人明白知道，空疏虚浮不是道，训诂考据不是学问，辞藻文华不是才能。这样看来，龟山传道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崇宁、宣和年间，蔡京、王黼掌握国政，把王安石提升到配享孔子的位次，仅次于孟轲，又颁行王安石的新经来取士，尊奉王安石为圣人，不再知道有孔子；诵读新经作为圣人之言，不再知道有古代训诫。这种僭越圣人、背叛经典的情形，持续了几十年。龟山入朝后，首先请求黜去王安石的配享，不让他混入宣圣孔子的庙庭；废除他的新经，不让它蛀蚀学者的心术；又请求停止纲运以收揽人心，拒绝和议以壮大国势，放逐权臣以端正国家法纪，培养君主德性以崇尚治国根本。他的宏大议论和正直言论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用，但却使天下人知道邪说应当停止，跛行应当排斥，淫靡言辞应当放弃，因此龟山捍卫道统的功劳也不可掩盖。有人如果因为龟山出仕或退处时的选择而怀疑他，又因为他的著述功劳较少而轻视他，那么也有话可说。朱子说，龟山出仕时，只有胡文定公的话最为公允：“当时如果听从并任用他，一定能够挽救一半局面。”胡文定也说：“祭氏哪里能玷污他。”既然如此，那些因龟山的出仕退处而怀疑他的人，是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龟山处在洛学党禁之后，向学者指示道统根本所在，修养体验的功夫辗转传授；朱子得以听到他的要诀，这在何镐的书中可以见到。朱子论说理一分殊时，称赞龟山年高德盛、见解更加精深，这在《西铭》的注解中可以见到。总之，没有龟山就没有朱子；龟山的道，不是真正懂得道德的人，大概不能轻率议论。因此，那些因著述较少而轻视龟山的人，也是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又考察《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为杭州路照磨胡瑜的建议，已经给龟山、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分别封爵，列入从祀。只是因世事变乱，来不及在天下普遍施行，这大概近于礼制所说的“既然有人举行，就没有人敢废止”。既然如此，亲自接受龟山或文定教诲的人，像朱子、张氏这样的私淑弟子，都已经配享；近世私淑朱子的蔡氏、真氏，私淑朱子的许衡、吴澄，也都已经配享。唯独他们的老师有传道、卫道的功劳，可以继承前人、启迪后世，抑制邪说、扶持正道，反而没有参与从祀。衡量人心，这实在是礼典的缺憾。考察大儒的定论，参照前代的成例，伸张弟子跟随老师的道义，慰藉后学向往道统的心愿，把龟山列入从祀，应该符合公议。谨此议定。《释奠先师之礼》【丘濬】臣考察：设置塑像，中国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有。不论三代以前，祭祀神灵都使用神主，没有所谓设置塑像的事。异教采用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不知道祭祀我国圣人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置塑像的？看李元瓘的话，颜子站立侍奉，说明塑像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唉！姚璲说过，《北史》记载，凡敢于制作泥人、铜人的，诛灭全家；由此可见，用泥人作为祭祀圣人的神主，本来就不是中土的礼法。后世没有察觉其错误，也受异教影响而这样做。各郡各县形制不同，长短肥瘦、老少美丑，全随着工匠技艺的高低而定。即使做得尽善尽美，难道真能表现圣人生前盛德的容貌吗？这完全不是神灵明示而又无声无臭的道理。国初洪武十四年，首次建立太学，圣祖毅然明察千古以来的错误。从孔夫子以下，不再用泥塑和绘像，而改用神主祭祀；延续数百年的夷教终于革除。真是盛大啊！国学的庙貌，不只是供师生瞻仰的地方，天子视察学校，也要在这里行礼。以天子戴冕旒的尊贵身份，亲临陈设俎豆的地方；圣人是百世之师，让他坐着不起身，尚且可以。至于从祀的诸位儒者，都是前代的士大夫，或者本朝的臣子；君主在下面拜，臣子却坐在上面，这可以吗？
臣知非独名分之乖舛，而观瞻之不雅，窃恐圣贤在天之灵，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谓：既巳抟土为之事，之以为圣贤，一旦毁之以为泥滓，似乎不恭。窃观圣祖诏毁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绘云山，载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岂真圣贤之遗貎哉？程頥论人家祖宗小影，有一毫不类，则非其人。彼亲见其人而貎之有毫发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随意信手而为之者哉？臣惟文庙之在南京者，固巳行圣祖之制。今京师国学乃因元人之旧，正统中重脩庙学，惜无以此上闻者。倘有以闻，未必不従。今天下郡邑，恐于劳民无俟改革。惟天子临视所乞，如圣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讷所云者，诚千万世儒道之幸。仰惟我圣祖有大功于世教，十数此其一也。发扬祖宗之功烈，亦圣子神孙继述之大者。正旦日食对【杨士竒】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鸿胪寺奏习正旦贺仪。上召礼部、翰林院官问曰：「正旦日食，百官奏贺，可行乎？」尚书吕震对曰：「日食与朝贺之时，先后不相妨。」侍郎仪智曰：「终然同日，免贺为当。」上顾问翰林诸臣：「古有日食行贺礼否？」黄淮、杨荣、金防、孜皆未有对。臣士竒对曰：「日食，天变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时，元正日食，富弼请罢宴彻乐，宰相吕夷简不従。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囬者言：「彼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今免贺诚当。」上曰：「君子爱人以徳，不以姑息。其免贺及宴，仍赐百官节钞。」上于敬天致诚，必求当理，未尝茍狥人言，大率类此。厯象之法【丘濬】臣按：洪武中刻漏愽士元统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厯，随时脩改，以合天道。我朝承运以来，厯虽以大綂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授时厯法，以元至元辛已为厯元，至今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厯法推之，得三亿七十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毎嵗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逺数盈渐差天度，拟合脩改。今年洪武甲子嵗，前冬至为大綂厯元，推演得授时厯辛已闰准分二十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闰准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厯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厯辛巳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厯辛巳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当元綂上言时，岁在甲子也，巳云年逺数盈渐差天度，矧今又厯一甲子而过其半，其年愈逺，其数愈多，其所差者当益甚也。臣愚以为厯者，国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数，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时者，端有在于此。臣请诏求天下通星厯之学，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验之责；明天人之理，如许衡者，以任讲究之方。失今不为，后愈差舛。伏惟圣明留神聴察。臣于厯数之学，素无师传，谨述经史所载言及厯象之理者，以为明时献。若夫推步占验之法，具见诸书者，兹不复赘。
译臣知道这不只是名分上的颠倒，也有损于观瞻；臣私下担心圣贤在天之灵也会感到不安。有人说：既然已经塑土造像，侍奉它作为圣贤，一旦毁掉它，使它变成泥土，好像不够恭敬。臣私下考察，圣祖曾下诏毁掉郡邑城隍的塑像，把那些泥土用来涂墙绘制云山，这件事记载在法令中，可以查考。何况所塑的不过是具有人形罢了，难道真是圣贤留下的容貌吗？程颐评论人家祖宗的小像说，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像，就不是那个人。亲眼见过本人，却把容貌画得有丝毫不像，尚且不是本人，何况工匠随意凭手塑造的像呢？臣认为，南京的文庙已经实行圣祖的制度。如今京师国学仍沿袭元人的旧制，正统年间重修庙学，可惜没有人把废除塑像一事上报朝廷。倘若有人上报，未必不会实行。如今天下郡县，恐怕不必为了劳民而立即改革；唯独请求天子临视国学时，依照圣祖的制度，以此革除延续千古的夷教，正如儒臣宋讷所说，这实在是千万世儒道的幸运。仰想我圣祖对世间教化有巨大的功劳，这只是其中十几项功劳之一。发扬祖宗的功业，也是圣明子孙继承祖志的重大责任。《正旦日食对》【杨士奇】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鸿胪寺奏报演习正旦朝贺礼仪。皇上召见礼部、翰林院官员，问道：“正旦发生日食，百官还可以奏贺吗？”尚书吕震回答说：“日食和朝贺在时间上有先后，并不相妨。”侍郎仪智说：“终究是在同一天，免除朝贺才恰当。”皇上回头问翰林诸臣：“古代有日食而举行朝贺礼的吗？”黄淮、杨荣、金幼孜等都没有回答。臣士奇回答说：“日食是上天降下的重大变异。前代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多数不接受朝贺。宋仁宗时，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停止宴会、撤去音乐，宰相吕夷简没有听从。富弼说：‘万一契丹举行宴会，那就成为中国的羞耻。’后来有从契丹回来的人说：‘契丹当天停止了宴会。’仁宗深感后悔。如今免除朝贺，确实恰当。”皇上说：“君子以德行爱护人，不以无原则的宽容姑息人。免除朝贺和宴会，仍然赏赐百官节钞。”皇上敬畏上天、表达诚意，总是力求合乎事理，从不苟且迁就人言，大多类似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日〕 《历象之法》【丘濬】臣考察：洪武年间，刻漏博士元统说过：“一个朝代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朝代的历法，随时修订，使它符合天道。”我朝承受天命以来，历法虽以《大统历》为名，但其中积算仍沿用《授时历》的数值。《授时历》以元至元辛巳年为历元，直到今年洪武甲子年，已积一百零四年。按照历法推算，得到三亿七十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书说：“大约七十五年相差一度，每年相差十分五十秒。”从辛巳年到今年，年代久远，积数增多，逐渐与天度相差，应该修订以求相合。今年洪武甲子年，以前一个冬至作为《大统历》的历元，推算出《授时历》辛巳年的闰准分为二十万二千零五十分，洪武甲子年的闰准分为一十八万二千零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辛巳年的气准分为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年的气准分为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巳年的转准分为一十三万二百零五分，洪武甲子年的转准分为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年的交准分为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年的交准分为一十一万五千一百零五分八秒。当元统上奏时，正值甲子年，他已经说年代久远、积数增多，逐渐与天度相差，何况如今又过了一个甲子年，而且已经过了一半，年代更加久远，积数更加增多，差错应当更加严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年〕 臣愚昧地认为，历法是国家的大事，是用来承受天命所赋予的气数、承接上天的托付，以此敬奉天道、授予百姓农时的，关键正在这里。臣请求下诏征求天下通晓星历之学的人，如郭守敬一样，担任考核验证的责任；征求明白天人之理的人，如许衡一样，担任讲求研究的方法。现在不做，往后差错会更加严重。恭请圣明留心听察。臣对于历数之学，向来没有老师传授，只谨慎地叙述经史所记载的言论以及历象的道理，作为阐明历法、贡献时务的意见。至于推步占验的方法，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赘述。
论正统巳巳厯【岳正】予及第之明年，颁己巳之朔，礼成而观其书，书二至之晷，有昼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诸家厯法，无有也。先生时为五官司厯，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进士，因以所私问之。先生曰：“子以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防日，以日防天，天运常舒，日月常缩。厯家以其舒者缩者之中气置闰，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乗除之积，三嵗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极，日行中道，冬至行极南至牵牛，得四十刻为日短；夏至行极北至东井，得六十刻为日长；春秋分则行南北中，东至角，西至娄，为昼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变。故古以厯名家者，必以其变者立差法，以权衡之，则变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厯也者，无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欤？”先生曰：“如子言，诚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将居其职而不预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厯者，圣政之所先本也，茍以私智揆之，能无摇其支乎？”予始悟当时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为忌，巳而果有土木之变，益以服先生之髙识矣。奏改厯元事宜【郑善夫】奏为嵗差事。照得正徳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复时刻不合数多。该钦天监中官周濓等奏验交食以改厯元。本部议得今后日月交食，本监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当，暂免叅究，即于官生内精选数人同周濓等讲究新法，彼此叅验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观象防，督同钦天监官生人等防验其初亏复圎时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经该奏报外，窃以经纬天地，治厯明时，本圣贤事业，而王政之首务也。且天道幽▯，其数精防，以人合天，非明理逹数之原，鲜克于此。是故嵗差之法，自晋虞喜始定，以岁防五十年差天运一度。何承天复定以一百年。隋刘焯取二家中数，复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复定以八十三年。元许衡、王恂、郭守敬复定以六十六年有余。凡经数十人，厯验千数年至元授时厯，似为精宻矣。只今新法据许衡等六十六年有余之数推演，仍又不合天道，岂易言哉。且如定嵗之法，积四期余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时只在丝忽之间，自古难凖，要须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变为九百四十画者，以气朔有不尽之数难分也。凡毎月三十日，二气盈四百一十一画二十五杪，一朔虚四百四十一画，积盈虚之数以成闰，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画前后为朓朒，只在一画之间，自古无有真知，要亦须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为最难测。月食分数惟以距交远近别无四时加减，盖月小暗虚大，月入暗虚而食，故八方所见皆同也。日为月体所掩而食，盖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逺而月近，日行有四时之异，月行有九道之异，故旁观者逺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亏；南方食既，北方才半亏。是故食之时刻分杪必须防地定表，因时求合而后凖也。如正徳九年八月朔日食，厯官所报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闽广之间遂至食既，其时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厯元时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极精极细，及至于半秒难分之处，要亦须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积以岁月，则躔离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随时考验，以求合于天者，茍非其人，岂易言哉？谨按汉唐以来，皆设筭学，与教习儒艺同科，称四门愽士。如宋钱藻、孙觉诸儒，皆为筭学愽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厯元，毎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废，而户部考校数嵗，限取数人，又止于筭钱谷户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书，国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寔少，必须理明然后数精。方今海内儒术之中，固有天资超迈、究心天人之学者，使得尽观秘书，加以岁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来，庶防厯元可更也。近访得养病南京兵科给事中乐防，主事华湘，开州判官余▯，南京国子监生蔡于谷，杭州处士孙一元，此数人者聦敏静深，颇明理数之学，而精于九章之法者，乞▯该部照依太常少卿童轩事例，于本职上超加职衘，其监生处士量加官爵，使观秘书与周濂等讲究叅验，数年然后责成其效于改造厯法，庶克有济。为此具本亲赍奏闻。读元史厯志【杨防】
译论正统己巳年历法【岳正】我考中进士的第二年，颁行己巳年的朔日历书。礼仪完成后，我查看那部书，书中记载冬至、夏至的日影，说昼夜共六十一刻，我当时就觉得奇怪，退下来查考古代各家的历法，却没有这种说法。先生当时任五官司历，是我一向相识的人；主事君又与我同年中进士，于是我把私下的疑问告诉了他们。先生说：“你认为怎么样？”我说：“天体运行最为健行，太阳次之，月亮又次之。月亮受太阳影响，太阳受天体影响；天的运行常常舒展，日月的运行常常收缩。历家在一舒一缩之间设置闰月，以确定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然而，按照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的日数进行乘除积算，三年得到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这种算法是灵活的。按照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的天度，把天分为南北二极，太阳运行于中道：冬至运行到最南，抵达牵牛宿，日长只有四十刻；夏至运行到最北，抵达东井宿，日长达到六十刻；春分、秋分则运行在南北中间，向东抵达角宿，向西抵达娄宿，昼夜均等，均等就是各五十刻。这种算法是固定的；固定的必不可改变，而灵活的不能不变化。所以古代以历法闻名的人，必定根据变化的情况制定差法，加以权衡，这样变化的部分才能通达，固定的部分也能各得其宜。如今的历法，难道不是没有推究根本，只把末节强行整齐一致吗？”先生说：“像你说的，确实如此。”我说：“既然如此，先生难道要任居其职而不参与这件事吗？”先生捋着胡须笑道：“有才能的人未必被任用，被任用的人未必有才能，又何必责怪今天的情形呢？”又说：“历法是圣明政治首先应当依据的根本，如果凭个人的聪明妄加揣度，难道不会动摇它的枝干吗？”我这才明白，当时掌权的人正声势显赫，必定把先生视为忌讳；后来果然发生了土木之变，我更加佩服先生的高明见识。奏请更改历元的事项【郑善夫】奏报岁差之事。据查，正德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开始和复圆的时刻有很多与推算不合之处。钦天监中官周濂等奏请考验日月交食，以更改历元。本部议定：今后推算日月交食，本监官员仍依古法推步；如果有不准确之处，暂且免予参究，立即从官生中精选数人，与周濂等讲求新法，互相参验。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共有三次月食。本部发札命臣前往观象台，督同钦天监官生等考验月食初亏、复圆的时刻分秒。古法、新法都有得失。除已经奏报的情况外，臣私下认为，经理天地、治理历法、明定时令，是圣贤的事业，也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况且天道幽深玄妙，其数理精微，想要以人事符合天道，如果不明白义理、通晓数理的根源，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因此，岁差之法自晋代虞喜开始确定，认为每五十年天运相差一度；何承天又定为一百年；隋代刘焯取两家的中数，定为七十五年；唐代一行又定为八十三年；元代许衡、王恂、郭守敬又定为六十六年有余。前后经过数十人，历经数千年验证，到元代《授时历》时，似乎已经十分精密了。如今新法依据许衡等所定六十六年有余的数值推演，仍然又与天道不合，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而且说到确定岁数的方法，每积四期多出一日，就把这一日的分数加在四期之中，所以冬至、夏至的时刻只在极细微的差距之间，自古以来就难以准确，必须斟酌衡量来确定。再如确定日刻的方法，一日一百刻，后来变为九百四十画，是因为节气和朔日有不能尽分的数值，难以分割。每月三十日，两个节气盈余四百一十一画二十五杪，一个朔日不足四百四十一画；积累盈余和不足的数值形成闰月，所以确定朔日必须以四百四十一画前后作为朓朒，只相差一画，自古没有真正知晓其确数的人，也必须斟酌衡量来确定。至于日月交食，只有日食最难测定。月食的分数，只根据距离交点的远近来区别，不另因四时而增减；这是因为月亮小而暗虚大，月亮进入暗虚便发生月食，所以八方所见都相同。日食是太阳被月体遮掩而发生的；太阳大而月亮小，太阳在上而月亮在下，太阳远而月亮近，太阳运行有四时的差异，月亮运行又有九道的差异，所以从旁观测的人因远近不同，所见自然不能相同。比如北方已经食既，南方才食去一半；南方已经食既，北方才食去一半。因此，日食、月食的时刻、分数和秒数，必须根据地点测定日影，结合当时情况求得相合，然后才能确定。正德九年八月初一日的日食，历官报告说食分为八分六十秒，而福建、广东一带竟然达到食既，这些时刻、分数和秒数，怎么能完全相同呢？如今考察日月交食、改定历元时，把时、分、刻、刻分、分分、秒等推算到极精极细的程度；但到了半秒也难以区分的地方，仍然必须斟酌来确定。如果差半秒，经过岁月积累，日月运行的躔离、朓朒就都会与原来的计算不合。因此，必须随时考察验证，以求与天道相合；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才，哪里是容易说的呢？臣谨按汉、唐以来，都设置筭学，与教习儒学技艺同列，称为四门博士。宋代的钱藻、孙觉等儒者，也都担任过筭学博士。九章算法很是完备，所以能够确定差法、改换历元，每每是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我朝筭法已经废弃，而户部考核几年，只限于选取几个人，并且也只用于计算钱粮、户口；这在《九章》算法中连一样都没有真正掌握。何况占测天象的书籍又是国法所禁止的，官学生中明白义理的人实在很少，必须先明白义理，数理才能精确。如今海内儒学之中，本来有天资超群、专心研究天人之学的人；如果让他们尽览秘书，再给以若干年时间，一定能够上考古代、下推未来，或许能够改定历元。近来访察得知，养病于南京的兵科给事中乐防、主事华湘、开州判官余▯、南京国子监生蔡于谷、杭州处士孙一元，这几个人聪敏沉静而深厚，颇为明白义理和数理之学，并且精通《九章》算法。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依照太常少卿童轩的事例，在他们原任职务上破格加授职衔；对其中的监生、处士，酌情加授官爵，使他们能够阅览秘书，与周濂等讲求新法、互相参验，数年以后再责成他们在改造历法方面取得成效，这样或许能够有所帮助。为此具本，由臣亲自携带奏报。读《元史·历志》【杨防】
前代之厯，唐虞三代无可攷。自汉至元，凢四十余厯。汉兴四百余年，更三造厯。唐兴三百余年，更七造厯。宋兴三百余年，更十八造厯。本朝大綂厯，采用元授时厯。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尝更造，而一一皆验。则斯厯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时厯乃许平仲、郭守敬所造，知厯数既精，明厯理又精，恐古今之厯未有过之者也。其法不用厯代积年日法，最为简易。琼防丘氏作《大学衍义补》，引洪武中刻漏愽士元綂之言，谓授时厯元年逺数盈渐差，天度拟合脩改攷之统。所改元推步不应，厯家尚仍授时之旧，而丘氏复谓今去綂时年逺数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论焉耳。厯法踈宻，验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请赠谥黄福【杨士竒】少保户部尚书黄福防礼传奉圣防行移本院撰述祭文钦此臣等伏惟皇上临御以来礼待臣下悉出于厚今福防赐祭茔葬光荣甚盛存▯感戴矣臣等窃思黄福洪武年间自衞幕官因言事太祖皇帝深见嘉奬超陞工部侍▯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即陞工部尚书后建北京新设刑部命为刑部尚书及平定交趾初设布政司按察司乃命黄福仍尚书之职前往交阯抚绥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信并付福掌管一切公务皆緫于福福在交阯十有余年处事甚得人心仁宗皇帝监国备知其贤即位之初特遣人赍▯召还命兼詹事辅导储君宣宗皇帝即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于南京户部管事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叅賛机务中外之人皆忻悦朝廷用人之当福感戴圣恩与襄城伯李隆同心恊力以副委任盖福为人防防正直刚果无私且明识大体身虽老病念念在公官虽贵显不营私蓄四十年来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见其比今防圣恩固巳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赐谥一字及赠一官用褒贤良用垂劝励盖自古治平之朝及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见者太宗皇帝于太子少师姚广孝大学士胡广皆赐谥赠官仁宗皇帝登极赠谥尤多尚书侍郎下至少卿少詹事賛善院判之贤且良者皆得防恩今黄福比前之得赠谥者厯官尤久効劳尤多操节之正始终一致伏望天恩特命该部依先朝例赐谥赠官庶使在位臣僚观感兴起臣等非敢私于黄福但欲国家典礼施之公当谨陈愚见伏惟圣裁题表励忠贤事【姚夔】近该翰林院逓掲帖，钦赐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追封特进荣禄大夫太保，谥号忠宣。命下之日，人皆翕然称庆，以为公论。皇上劝贤励忠之意至矣。及照得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正统年间俱随驾迤北征进阵亡。后防朝延追赠王佐少保兼户部尚书，追赠邝埜少保兼兵部尚书。防得王佐为人操存正大，经略▯逺；邝埜为人存心端介，处事严谨。二人者厯事累朝，伟然一代名臣，而皆▯于王事，始终一节，夷险不变。若不明章彛典加之谥号，无以▯劝忠贤而示将来。合无照黄福事例，行翰林院斟酌二人行实，定拟谥号，奏请颁赐，庶可以慰死者于地下，励生者于方来。其于风教不为小补。缘系表励忠贤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九月初八日具题，奉圣防是钦此钦遵行。该翰林院逓出掲帖，钦赐追赠少保兼户部尚书王佐谥忠简，少保兼兵部尚书邝埜谥忠肃【姚文敏集】题封谥事【姚夔】近该本部以巳故少保黄福、尚书王佐、邝埜生平行实奏请钦防圣恩追封赐谥，报功昭徳，允恊舆情。今再照得巳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髙谷，鲠直不囬，端亮有守。始以翰林院学士日侍英庙经筵，入内阁辅政，孜孜为国，恪持公论。景泰间先帝北廵，力主遣使迎銮之议，及其还驾，独建备礼郊迎之策，忠爱之诚，人所难及。天顺初以老疾乞归田里，遂卒于家，进退有道，始终不渝。赠谥未加，诚为缺典。合无照依前例行，移翰林院叅酌本官行实定拟封谥，奏请颁赐，庶可表励臣节，以示后来。縁系封谥事理，未敢擅便，具题奉圣防是钦此赐谥文义【姚文敏集】题乞恩褒异旧臣事【林俊】防江西建昌府申防广昌县报，▯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县致仕刑部尚书何乔新病故。防得本官敭厯中外，全徳始终，致仕十有余年，足迹不入城府，声色货利素不婴心，著书立言，老尤造妙，诚为中朝耆望，名世硕臣。本官与刑部尚书彭韶、吏部侍郎叶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赠太子少保、叶盛谥文庄事例，奏请赠谥及赐祭葬，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间。又防江西布政司呈前事，查得何乔新妻夫人吴氏，先于本年二月内病故，已经奏差进士林魁督造坟茔，本官丁忧囬家守制，行委该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闻何乔新与彭韶先为刑部属官，并负盛名，积官俱至刑部尚书。彭韶忠亮懿淳，何乔新贞方恭慎，又各儒术精究，吏事熟谙，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当时言完徳纯名、文学政事节概皆属心焉。及位序巳极，请老归荣，识者尤以不尽用为歉，疏起者再四。
译前代的历法，唐、虞、三代没有可以考查的。自汉至元，共有四十多种历法。汉朝兴起四百多年，改造过三次历法；唐朝兴起三百多年，改造过七次历法；宋朝兴起三百多年，改造过十八次历法。本朝《大统历》采用元代《授时历》。从洪武至今一百四十年，从未重新制作，却每一项都能验证准确。这样看来，这部历法确实可以永久施行了。《授时历》是许平仲、郭守敬制定的，他们既精通历数，又精通历法义理，恐怕古今历法没有超过它的。它不用历代积年日法，最为简易。琼山丘氏所作《大学衍义补》引用洪武年间刻漏博士元统的话，说《授时历》历元年代久远、积数增多，逐渐与天度相差，应当修订。考察统历所改历元的推步，并不符合实际，历家尚且仍沿用《授时历》的旧法，而丘氏又说现在距离元统时期年代久远、积数增多，差错更加严重，这也不过是泛泛而论罢了。历法是疏是密，要以日月交食来验证。如今日食、月食的分数和秒数都没有差错，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它呢？请赐黄福谥号【杨士奇】少保、户部尚书黄福去世后，礼部奉传圣旨，命本院撰写祭文，谨此。臣等恭惟皇上即位以来，以礼厚待臣下，完全出于深厚恩意。如今黄福又蒙赐祭、赐葬，荣耀非常；他在世时已经感激戴恩。臣等私下想到，黄福在洪武年间由卫幕官因为上书言事受到太祖皇帝特别嘉奖，破格升任工部侍郎。太宗皇帝刚即位，立即升任他为工部尚书；后来营建北京，另设刑部，命他担任刑部尚书。平定交阯后，初设布政司、按察司，便命黄福仍以尚书职务前往交阯安抚百姓，并把布政司、按察司的印信都交给他掌管，一切公务都由黄福总理。黄福在交阯十多年，处理事务很得人心。仁宗皇帝监国时充分知道他的贤能，登基初年特意派人携敕召回，命他兼任詹事，辅导太子。宣宗皇帝即位，考虑南京是重要地方，便以黄福为老臣，命他在南京户部任事。皇上继位初年，升黄福为少保，命他参与机务。朝廷内外的人都为朝廷用人得当而欣喜。黄福感戴圣恩，与襄城伯李隆同心协力，以副皇上委任。黄福为人谨慎严正、刚强果断而无私，又明于识见、顾全大体；虽然年老多病，心中始终想着公事；官位虽高显，却不经营私人产业。四十年来的大臣中，能够这样严肃正直地任官的，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如今皇上的恩典本来已经深厚，但臣等还希望皇上施恩，赐给他一个谥号，并追赠一官，以褒奖贤良、垂示劝勉。自古以来，太平之朝以及祖宗时期，都采用这种典礼。臣等亲眼见到，太宗皇帝对太子少师姚广孝、大学士胡广，都赐谥并追赠官职；仁宗皇帝登极后，赐谥者尤其多，从尚书、侍郎以下，直到少卿、少詹事、赞善、院判中贤能良善者，都蒙受恩典。如今黄福比过去那些获赠谥号的人任官更久、劳绩更多，操守的正直始终如一。伏望皇上施恩，特命有关部门依照先朝旧例赐谥、赠官，使在位臣僚有所观感而奋发。臣等并非敢于偏私黄福，只是希望国家典礼公正地施行，所以谨陈愚见，恭候圣裁。题请表彰忠贤之臣【姚夔】近来翰林院递交揭帖，钦赐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追封特进荣禄大夫、太保，谥号忠宣。命令下达之日，人人一致称庆，认为符合公论。皇上劝勉贤能、激励忠臣的心意达到极点。又查得，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在正统年间都随驾向北征进，阵亡。后来朝廷追赠王佐为少保兼户部尚书，追赠邝埜为少保兼兵部尚书。考察王佐为人操守正大，经略宏远；邝埜为人存心端正耿介，处事严谨。二人历事数朝，都是一代伟大的名臣，却都死于国事，始终保持同一节操，无论安危都不改变。如果不明白公布常典，给他们加赐谥号，就无法彰明劝勉忠贤、昭示后世。应当照黄福的事例，命翰林院斟酌二人的事迹，拟定谥号，奏请颁赐，这样或许可以慰藉死者于地下，激励生者于将来，对风俗教化也不无小小的补益。因涉及表彰忠贤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成化二年九月初八日具题，奉圣旨：“是。”谨此钦遵施行。翰林院递出揭帖，钦赐追赠少保兼户部尚书王佐谥号忠简，少保兼兵部尚书邝埜谥号忠肃【姚文敏集】题请追封赐谥之事【姚夔】近来本部已经将已故少保黄福、尚书王佐、邝埜一生的事迹奏报，请求钦奉圣恩追封赐谥，以报答功劳、彰明德行，也符合舆论。现在再次查得，已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高谷，鲠直不回避，端正明亮而有操守。他起初任翰林院学士时，每日侍奉英宗皇帝在经筵讲学，后来进入内阁辅政，勤勉为国，谨慎坚持公论。景泰年间，先帝北巡，他竭力主张遣使迎接銮驾；等到皇帝还驾，他独自提出备办礼仪、到郊外迎接的策略，其忠诚爱戴之心，别人很难比得上。天顺初年，他以年老多病请求归乡，于是死在家中，进退有道，始终不改。如今尚未追赠谥号，实在是典礼上的缺失。应当依照前例办理，移文翰林院斟酌本官的事迹，拟定追封和谥号，奏请颁赐，这样或许可以表彰激励臣节，昭示后来。因涉及封赠谥号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具题后奉圣旨：“是。”谨此。赐谥文义【姚文敏集】题请施恩褒奖旧臣之事【林俊】据江西建昌府申报、广昌县呈报，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县致仕刑部尚书何乔新病故。据考察，本官历任中外，德行始终完备；致仕十多年，足迹不进入城府，声色货利一向不萦绕于心；著书立说，年老后造诣更加精妙，实在是朝廷中的宿望、闻名当世的大臣。本官与刑部尚书彭韶、吏部侍郎叶盛声望相同，应当请求依照彭韶赠太子少保、叶盛谥文庄的事例，奏请追赠谥号，并赐祭、赐葬，以快人心等情由，报到臣的衙门。又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前事，查得何乔新的妻子吴夫人先于本年二月病故，已经奏请派进士林魁督造坟墓；本官因服丧回家守制，便委派该府同知沈景督造。臣还听说，何乔新与彭韶先前都是刑部属官，并且都负有盛名，逐步升迁都做到刑部尚书。彭韶忠诚明达、德行美善淳厚；何乔新坚贞方正、恭谨慎重；二人又都精研儒学、熟悉吏事，深得古人之道，同时承担天下重任。当时人们谈到完美德行、纯正名声、文学、政事和节操气概，都归心于他们。等到官位已经达到极点，请老归乡以保全名节，有见识的人尤其以他们未被充分任用为遗憾，多次上疏起用。
彭韶▯有赠谥，仰悉我圣天子优异名徳盛心。然彭韶学有经纬，道适中和，危言峻行，亷问贞风则有也，忠与节与恪与清与宪则又有也。其视叶盛学行同而事功过之，叶盛得谥文庄，彭韶宜无靳。况追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讷谥文恪，南京吏部尚书魏骥谥文靖，彭韶寔足并美嗣休。又宋臣欧阳修谥文忠，范仲淹谥文正，论者谓彭韶正色立朝，先忧为国，生今之世无愧古人，▯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议之时，何取恵安之义，舍大录细，不类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为后世史书之信。今何乔新之卒，该府兼举彭韶官阶、叶盛文庄事例为言，似亦未慊。彭韶之谥而欲求畀何乔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乔新非出翰林，不得谥文。不知谥以责名实公是非，圣君贤相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风动士夫者，端亦借是。况吴讷、叶盛、魏骥近事甚明，而李时勉先谥文毅。曺鼐谥文襄，王英谥文安，后各谥文忠，着例厯厯可举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为申请。伏望陛下褒崇旧徳，特隆何乔新赠祭开圹之典，仍▯翰林院叅详臣奏，揆以公议，将彭韶再议，与何乔新果合文正忠献贞宣恭肃宪恪谥法，具议上请圣裁，易去彭韶恵安旧谥，庶名实允符，臣工胥劝。縁系褒异旧臣及改諡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本，谨题请防。慎重恩典以杜滥请疏先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应鹏等题称：防得廵按福建监察御史苏信奏勘过巳故左布政使查约、右叅议杨瑀、都指挥佥事王翺、经歴周焕各将前项被杀事情委可矜悯，乞要褒录一节，相应议处以昭▯劝等因。奉圣防礼部详议了来説。钦此。又该礼科给事中薛宗铠题为「明赏罚以定国是」，奉圣防：「这本説的是礼部防了来説。」钦此。钦遵。臣等防得：人臣之死事变，以节义为难；朝廷之加恤恩，以功徳为重。故士贵处死，古人有泰山鸿毛之喻。所以于国家死难之臣，必责以义理之正，有关▯劝，而后褒崇之典行焉。上不滥予，下不虚冐，庶防名实相副，足以风励海内。礼典所在，关系匪轻。今照左布政使查约、右叅议杨瑀、都指挥佥事王翺、经厯周焕，偶以公事防集，适遭重囚反狱，挺兵突至，事出仓卒，横罹锋刄，死极惨毒，委可哀悯。但臣等切详前项罪囚反狱弄兵，自求脱命，乗势肆毒，何暇择人？而查约等适相遭值变出不虞，遁身无从，骈首遇害。此与孙燧、许逵等抗节不屈，以身殉国；周宪等临阵奋勇，以死勤事者，大有不同。所防乞要比照孙等死节恩典事例，一体褒录。臣等辄难轻议。今给事中薛宗铠具奏前因，盖本官彼时居闽属邑，中间事体颠末，闻见尤真，无非公是非，慎赏罚之意，与本部查议相同。今该廵按福建监察御史苏信查勘各官被杀事情及该院覆题前因，委的词多文饰，义涉牵附，殊非公论。惟是各官不得其死，原情虽足哀矜，然死无禆于公安，所议其褒录。况先年巳经奉有钦依，量赐各官营葬防典，所加巳足酬死。所据该院请乞表彰褒录，俱难准行。且各该地方官贠平时不能禁奸，仓卒不能御乱，以致方靣守臣分阃帅职，当白昼大逵之中，宪司公署之地，以数軰么麽囹圄之羁囚，操刄一呼，▯卒溃散，衣冠窜。服肝脑涂地，为国大辱，渐不可长。而当事执法之臣不能彰明宪典，以正生者之罪，诚有如给事中薛宗铠所论者。但查得前事先年巳经都察院行勘叅提，奉有钦依，各该失事官贠俱巳罚治，外事属巳徃，亦难再议。但再看得给事中薛宗铠奏内所言，罪囚林汝美等应决而久不决，不锢之臬司而置之于县狱往来易通之地，是示之以无生之路，而与之以可乗之机。此实本官尝为有司目击时▯，反狱杀官之祸本原在此。盖在外衙门问刑不审，轻易入人死罪，往往狱成而事在矜疑，以致难于处决。后官拘于成案，避嫌畏事，莫肯平反，以致重囚淹禁，经年老于囹圄。及在外各按察司官，往往移囚府县，以预防反狱之事，罪不及已，殊不计州县衙门狱户垣墉卑隘，监守人卒寡少，易于反狱。而按察司在省城之中，狴犴牢固，可以防御。今欲觊免已之罪，而不顾贻地方之祸，是何心哉？合▯命下，移咨都察院，通行天下。今后凡系死罪重囚，俱觧按察司监锢，不许寄监府县。如系应禁按察司罪囚而移监府州县反狱者，罪坐按察司掌印及该道分廵官。如系应决罪囚不决而淹禁反狱者，罪坐夲年廵按御史。着为定例，则反狱之祸可弭，而地方不致有他变矣。举赠諡以劝忠【丘濬】
译彭韶死后获得赠官和谥号，足以知道我圣明天子的优待和特别表彰名德之心。然而彭韶学问足以经纬天下，道德合乎中和，敢于直言、行为严峻，廉正、端方、贞洁的品格，他都具备；忠诚、节操、恭敬、清廉、法度等美德，他也都具备。他与叶盛学问品行相同而事功超过叶盛，叶盛已经得到“文庄”的谥号，彭韶本不应受到吝惜。何况追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讷谥“文恪”，南京吏部尚书魏骥谥“文靖”，彭韶实在足以与他们并列而共享后世美名。又如宋臣欧阳修谥“文忠”，范仲淹谥“文正”，评论者说彭韶以正直严肃的姿态立于朝廷，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国事为先，在今天的时代也不愧为古人；那么他的谥号也应当接近这些美谥。不知当初议定时，为什么取“惠安”的含义，舍弃主要方面而只取细节，这不像彭韶其人，也不足以使朝廷内外心服，更不足以成为后世史书的可信依据。如今何乔新去世，该府又兼举彭韶的官阶、叶盛的“文庄”作为事例来请求，似乎也还没有得到满足。有人想要给彭韶改谥，并把带有“文”字的谥号给何乔新，或许是怀疑彭韶、何乔新不是出身翰林，不能得到“文”谥。却不知道谥号是用来考定名实、公断是非的，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借此尊崇人文、彰明信史、感化士大夫，正是要凭借这一制度。何况吴讷、叶盛、魏骥的事例近在眼前，而李时勉早已获谥“文毅”。曹鼐谥“文襄”，王英谥“文安”，后来又分别谥“文忠”，这样的成例不是历历可举吗？这就是臣不顾狂妄昏昧，特意代为申请的原因。伏望陛下褒奖尊崇旧日的德臣，特别提高何乔新的赠官、赐祭、开圹等典礼的规格；仍请敕令翰林院参考臣的奏疏，依据公议，重新议定彭韶的谥号，并把彭韶是否符合“文正、忠献、贞宣、恭肃、宪恪”等谥法，一并议论上报，请圣上裁决；改去彭韶原来的“惠安”谥号，这样才可以使名实相符，臣工都受到劝勉。因涉及褒奖特别优待旧臣以及改谥之事，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谨请圣裁。慎重施行恩典，以杜绝滥行请求的奏疏 先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应鹏等题奏说：据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苏信奏报，他勘察过已故左布政使查约、右参议杨瑀、都指挥佥事王翺、经历周焕等人被杀的事情，确实都值得怜悯，请求给予褒奖和录用，以彰明劝勉等情由。奉圣旨：“交礼部详细议论后来说。”谨此。又据礼科给事中薛宗铠题奏“明赏罚以定国是”，奉圣旨：“这本说的是礼部议后来说。”谨此遵行。臣等考察认为：人臣死于事变，最难的是守节守义；朝廷加以抚恤施恩，最重的是功劳德行。所以士人看重死得其所，古人有泰山、鸿毛的比喻。对于为国家死难的臣子，必须以正义的道理来衡量，确实有益于劝勉，然后才施行褒奖的典礼。上面不滥加恩赐，下面不虚冒功名，才可以使名实相副，足以教化激励天下。礼典所在，关系十分重大。如今左布政使查约、右参议杨瑀、都指挥佥事王翺、经历周焕，偶然因公事聚集，正遇到重囚越狱，持兵器突然冲出，事情发生仓促，他们横遭刀兵，死得极其惨酷，实在值得哀怜。但是臣等详细考虑，前述罪囚越狱动兵，是为了自行逃命，乘势肆意杀害，哪里还会选择对象？查约等人只是恰好遭逢这场意外，想逃也无处可逃，只能并头受害。这与孙燧、许逵等人抗节不屈、以身殉国，以及周宪等人临阵奋勇、以死勤事，大不相同。现在所请求的，是要比照孙燧等死节的恩典事例，一体褒奖录用，臣等实在难以轻率议定。如今给事中薛宗铠具奏上述缘由，是因为本官当时任职福建属县，对事情的始末听闻见到得尤其真实，完全是出于公正判断、慎重赏罚的意思，与本部查议相同。如今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苏信查勘各官被杀的事情，以及都察院复核题奏的前因，实在有许多文饰之辞，义理上也有牵强附会，完全不是公论。只是各官没有得到应有的死法，按其情由虽足以哀怜，但他们的死对公事没有补益；所议的褒奖录用，何况先年已经奉有钦定，酌情赐给各官营葬和祭祀的恩典，所加已经足以酬答其死亡。根据都察院所请求的表彰褒录，都难以准行。而且各地官员平时不能禁止奸邪，仓促之间又不能抵御叛乱，以致方面守臣分掌军政之职，竟在白天的大道之中、宪司公署之地，被几个微不足道的狱囚拿刀一喊，隶卒便溃散，官员逃窜。以致肝脑涂地，成为国家的大耻辱，这种风气不能任其滋长。而负责此事、执掌法令的臣子不能彰明宪典，来纠正活人的罪责，确实如给事中薛宗铠所说。但是查得，前面的事情先年已经由都察院办理勘问、参劾提问，也奉有钦定，各有关失职官员都已经受到惩罚；此外事情已经过去，也难以再议。不过再看给事中薛宗铠奏疏中所说，罪囚林汝美等应当处决却长期不决，不把他们关押在按察司，而放在县狱这种往来容易的地方，这是向他们显示没有活路，却又给了他们可以乘机作乱的机会。这实在是本官任有司时亲眼看到的时弊，越狱杀官的祸根就在这里。大概外地衙门审问刑狱不够审慎，轻易把人定为死罪，往往案件已经定成而事情仍有值得宽宥、疑难之处，以致难以处决。后来任职的官员受成案拘束，又避嫌怕事，没有人肯为其平反，致使重囚长期拘禁，多年老死于牢狱之中。至于各地按察司官员，往往把囚犯移送府、县，是为了预防越狱；罪责还没有涉及自身，却完全没有考虑州县衙门的监狱墙垣低矮狭窄，监管的人员又少，容易发生越狱。而按察司在省城之中，牢狱坚固，可以防御。如今为了希望免除自己的罪责，却不顾给地方留下祸患，这是什么心肠呢？应当等命令下达后，移文都察院，通行天下。今后凡属死罪重囚，都要解送按察司监禁，不许寄押在府、县监狱。如果本应关押在按察司的罪囚却移到府、州、县监狱而发生越狱，罪责归于按察司掌印官以及该道分巡官；如果本应处决的罪囚不予处决而长期监禁，最终发生越狱，罪责归于当年的巡按御史。把这些定为条例，那么越狱之祸就可以消除，地方也不至于发生其他变故。举荐赐谥以劝勉忠臣【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国家所以驭臣下者，不过祸福荣辱而巳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荣；不善者，生遇其祸，死防其辱。天下虽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善者不知所劝，▯者不知所惧，臧否颠倒，不可复振，其为害可胜道哉！臣惟生者之祸福，出于一时，防蔽众论之不公，人众者胜天，固可侥幸而茍免。然而事久则论定，天定则胜人。至于盖棺，事则定矣。然犹以偏爱之心，持不公之论，以愚而为贤，当辱而反荣，是终无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为谥法，以为死后荣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谥，▯者予之以▯谥。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已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世教，而实得罪于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谥则请命于天，臣之谥则请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负君之托，逆天之理，违国之法，虽一时逭于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议諡，掌于太常愽士，凢于法应得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虽设太常愽士，而不掌谥议。洪武初，惟武臣有谥，至永乐中文臣始得谥，盖自姚广孝、胡广始也。自后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谥皆出恩赐。然臣窃以为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贤否，未易尽知，请自今以后，有应得谥者，未赐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订以闻，然后従中赐下。如此则得之者以为荣，不当得者不因其亲故之嘱托，其当得者不为朋党之掩蔽，国家激励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为世教之助，夫岂细哉！
译臣考察，前代正直之士曾说：国家用来驾驭臣下的，不过是祸福、荣辱罢了。行善的人，活着享受福分，死后获得荣誉；不善的人，活着遭遇祸患，死后承受耻辱。天下即使想不治理安定，也做不到。如果有不善的臣子，活着窃取俸禄官位，死后又窃取荣耀名声，善人不知道该受什么劝勉，恶人不知道该害怕什么，善恶颠倒，国家再也不能振作，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臣认为，活人的祸福出于一时，可能因蒙蔽众议的不公而得到；人多势众可以胜过天意，所以有些人能够侥幸苟免。然而事情久了，舆论就会确定；天意确定了，就会胜过人力。到了盖棺之时，事情就定了。但如果仍然凭偏爱之心，坚持不公的议论，把愚昧的人当作贤能，把本应受辱的人反而当作荣耀，那就始终没有天道了。因此，三代的明君制定谥法，把它作为死后荣辱的典章：善人给予美谥，恶人给予恶谥。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可是世上的昏君、奸臣却凭一己私意，掩盖天下公论；这不仅得罪世俗教化，实际上也是得罪上天。三代以前，君主的谥号要向上天请命，臣子的谥号要向君主请命；上天不说话而由人代为发言，人代天发言却反而违背天道，上天必定诛罚他。君主尚且不能自行确定谥号，却让臣子代替他；臣子承受君主的命令，担负君主的托付，如果违背天理、违反国法，即使一时逃过人的刑罚，又能把天道怎样呢？唐、宋议定谥号，掌管在太常博士手中。凡是按谥法应当得到谥号的人，考察他的行状，撰定谥文，再移文吏部考功郎中复核确定。本朝虽设置太常博士，却不掌管谥议。洪武初年，只有武臣有谥号；到永乐年间，文臣才开始得到谥号，大概从姚广孝、胡广开始。此后文臣也有很多得到谥号的，但我朝的谥号都出自皇帝恩赐。臣私下认为，深宫之上的皇帝，对于臣下是否贤能，不容易完全知晓。请从今以后，凡应当得到谥号的人，在尚未赐谥之前，先下交有关部门，让他们考订后上报，然后由皇帝酌情赐下。这样，得到谥号的人会把它看作荣耀；不应得到的人，也不会因为亲故请托而得到；应当得到的人，也不会被朋党掩蔽。国家激励臣子的重大途径，就在这里；它对于世俗教化的帮助，难道是小事吗？
论諡法【张志淳】周制谥而王，秦废谥而亡，此不待辨説而见然。自汉以下，周之制虽存，而毕尽其义者亦鲜矣。我髙皇帝迹行定谥，至谓不容私诸子而谥以荒，成周制諡之义于斯为尽。文皇帝表章性理，以谥法系诸治道，且厯载宋儒之论，殆以是夫然。以今考之，古之用谥，美▯并也，近专美而无▯，岂人皆贤而▯谥无所于加，抑亦▯不复谥而谥者得以掠美也？窃惑之。往居京师，得古谥及苏氏所言与我朝文武大臣之谥，因录以归，而▯者亦未之见。窃意周公以赏罚惟一时，而欲久以美▯之谥，其用殆要于命讨其公，殆不容于私。诸君父固不第有美而无▯也。或乃谓予曰：“岂惟兹哉？先年大臣谥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翰林者谥文，而余多寝不知，此亦周公之法否也？”予未及对，则又曰：“晋唐以下，愽士行不应谥者，可复乎？”吾益无以对，则抚卷而识其説。侍御张君凤举见而阅之，谓可并刻以质诸天下之士，遂不敢避易其説，意或居庙堂而思用周公之道者之所欲观也【正学类编】题灾异事臣等窃惟圣上嗣守祖宗大业十有三年，夙夜忧勤，圗惟治理，天下之人无不感仰圣徳，视前代嗣綂之君逺过万万，是宜天道协和，雨旸时若，休征毕应，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来灾变实多？去嵗宫门大灾，秋大雨，水一冬无雪，今春严寒，河氷重结，郊祀之祭，大风怒号，二月朔望，日月连蚀，南京地震，陕西天鸣，即日又有妖物害人之异。此皆隂盛阳防，非常之变也。夫天道不逺，感召在人，观此则今日人事之不修，徳政之有亏，军民之怨困莫伸，国家之事变叵测，不卜可知。此诚皇上侧身脩行之时，所宜深省逺虑，以安宗社为念，増脩徳政，讲求得失，踈逺私昵，节省冗费，以囬天意可也。臣等又惟应天以实，不以文；事神以诚，不以伪。祖宗创为郊祀之礼，毎年一次举行，极为慎重。迩者传闻皇上推广敬天之心，又于宫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乐舞之具，依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内臣习之，欲于道家神降之日举行祀礼。臣等窃详皇上为此非有他故，无非上为母后祝厘，下为生民祈福，用圗保安宗社于万万年之久。圣心诚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为合礼。昔傅説之告髙宗曰：「凟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释之者曰：「祭不欲凟，凟则不敬；礼不欲烦，烦则扰乱，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况天者至尊无对，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礼宜简而不宜繁，可敬而不可凟。今乃别立玊皇之祠，并用南郊礼乐，则是相去一月之间，连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诚意不专。且郊祀所用执事并乐舞生，皆神乐观道士为之，其离俗出尘，清心寡欲，但系刑防疾病之人，一切不预。祖宗制礼，盖有深意存焉。皇上为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礼，岂可不斟酌典故，而致有纎毫之不谨乎？臣等伏望圣明，将前项神祠停罢，神像送宫观侍。奉祭服、祭器、乐舞之具，送太常寺，▯贮凢内庭。一应斋醮之事，悉行停止。今后圣节等项脩斋，悉照旧例施行，勿为防凟，庶防天心照鉴，可以变灾而为祥，转祸而为福，宗社万万年无疆之庆，端在于此。臣等无任区区犬马圗报之至，谨昧死具题以闻。伏▯▯防。奏止斋醮进香疏【张寜】臣闻释道之教，防古所无，下至汉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夀考世运，灵长后世，衰乱相仍，年祚少永，佛老无补，视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长防，人之大伦。自古体国立法，脩政建事，无非为此五者而为之经理防范耳。五者顺序，百庆以寜。是以圣人之道，始于有为而终于无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为，而强于无为，遂欲去君臣，废夫妇，一切归诸虚无寂防。假使其教尽行，则婚姻既无，生育顿絶，不过百年人类尽矣。虽有事物，将谁用之？厯代英君谊辟，有见于此，非不欲深▯而痛革之，特以其颇能以祸福轮逥之空谈，警动于人，可以化导愚昧，姑将存之以为治化之外一术耳。岂真谓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国步而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清宫，继登大寳，夙精儒学，日御经筵，于凢治乱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识，允蹈躬行。
译论谥法【张志淳】周代实行谥法而王道兴盛，秦朝废除谥法而灭亡，这一点不需要辩说就可以看出。自汉代以来，周代的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能够完全实现它的意义的人也很少。我高皇帝根据事迹和行为确定谥号，甚至说不能因为偏爱诸子而给他们谥“荒”，周代制定谥法的意义在这里可以说完全体现了。文皇帝表彰性理之学，把谥法同治道联系起来，又历数宋儒的议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现在考察古代使用谥号的情况，美谥和恶谥都有；近来却专门有美谥而没有恶谥，难道人人都贤能，恶谥没有可以加给的人，还是恶人不再获得恶谥，而得到谥号的人都可以掠取美名呢？对此我私下感到疑惑。过去我居住京师，得到古代的谥法、苏氏的论说以及我朝文武大臣的谥号，于是抄录带回，但恶谥却没有见到。我私下认为，周公把赏罚看作只在一时，却想让美、恶谥号长久流传，他的用意大概在于让命令和讨伐都公正，绝不容许私心。各位君父本来就不应只有美谥而没有恶谥。有人于是对我说：“难道只有这一点吗？先年大臣得到‘文’谥，是根据品行而不是官职；近来却只有担任翰林官的人得到‘文’谥，其他人多被搁置不论，这也是周公的法则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晋、唐以来，博士中品行不应得到谥号的人，难道也可以恢复吗？” 我更加无从回答，于是抚摸着书卷，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侍御张凤举看见后读了它，认为可以一起刊刻出来，拿给天下士人评议，于是我不敢回避，也不改变自己的说法；想来这或许是居于朝廷、思考采用周公之道的人所愿意看到的【正学类编】。题奏灾异之事 臣等私下认为，皇上继承并守护祖宗大业已经十三年，早晚忧劳，谋划治理，天下人无不感戴仰慕圣德；与前代继承帝位的君主相比，远远超过他们万万倍。按理说，天道应当协调和顺，雨水阳光应时而来，各种祥瑞都应当出现，妖孽不应发生。为什么近年以来灾变实在很多？去年宫门发生大灾，秋季大雨，整个冬天河水没有结冰，今春天气严寒，河冰再次结冻；郊祀时大风怒号；二月初一和十五，日月接连发生食；南京地震，陕西天鸣；当天又有妖物害人的异常现象。这些都是阴气盛而阳气衰的非常变异。天道并不遥远，感应召致取决于人事；由此看来，今天人事没有修治，德政有所亏缺，军民的怨恨困苦无法伸诉，国家的事变难以预料，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这实在是皇上侧身修行、反省自身的时候，应当深思远虑，以安定宗社为念，增加修明德政，讲求得失，疏远私昵，节省冗费，以挽回天意。臣等又认为，应合乎天意必须靠实际行动，不能靠文饰；侍奉神明必须真诚，不能靠虚伪。祖宗创立郊祀礼制，每年举行一次，极为慎重。近来传闻皇上扩充敬天之心，又在宫城北面修建祠堂，奉祀玉皇，取用郊祀所用的祭服、祭器和乐舞器具，依照样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内臣学习，想在道家所说神灵降临的日子举行祭祀礼仪。臣等详细考虑，皇上这样做没有别的缘故，无非是上为母后祝福，下为百姓祈福，以谋求长久保全宗社。圣上的诚敬之心，人人都知道。但考察古礼，这并不合礼。过去傅说告诫高宗说：“亵渎祭祀，这就叫不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明就会困难。”解释这句话的人说：“祭祀不应当烦琐，烦琐就不敬；礼仪不应当繁多，繁多就会扰乱，这些都不是沟通神明的道理。”何况上天是最尊贵而没有匹敌的，更不是其他神明可以相比，侍奉天的礼仪应当简约而不应繁复，应当恭敬而不可亵渎。如今却另立玉皇祠，并采用南郊祭祀的礼乐，这样在相隔一个月之间连续举行三次祭祀，难免使人心懈怠，诚意不能专一。况且郊祀所用的执事人员以及乐舞生，都是神乐观道士担任的；他们出离世俗、清心寡欲，但只要属于刑部、按察司等有疾病之人，一概不得参与。祖宗制定礼制，正是有深意存在。皇上是上天之子，对于侍奉上天的礼仪，难道可以不斟酌典故，以致有丝毫不谨慎吗？臣等伏望圣明，将前述神祠停止，神像送到宫观供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万年〕 把祭服、祭器、乐舞器具送到太常寺收藏，凡内庭所用的都储存在那里。一切斋醮之事，全部停止。今后圣节等事项修斋，都依照旧例施行，不要再造成亵渎；这样或许可以使上天的心意明察，转灾为祥、转祸为福，宗社万万年无疆的福庆，关键就在于此。臣等不胜区区犬马图报之诚，谨冒死具题上奏，恭候敕旨。奏请停止斋醮进香的奏疏【张宁】臣听说，佛教、道教的教法，远古本来没有；到了汉、唐以后，其法逐渐兴盛。然而三代君王长寿，国运长久，后世福泽绵延；衰乱相继的朝代，年数短促，佛、老之教并无补益，看看古今就知道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长幼，是人的五种大伦。自古治理国家、制定法律、修明政事、建立事业，无非都是为这五种关系而加以经营防范。五者顺序而行，各种福庆便能安宁。因此圣人的道，开始于有所作为，最后归于无为。佛、老之法，不足以有所作为，却偏重于无为，于是想要去除君臣、废弃夫妇，把一切归入虚无寂灭。假使他们的教法全部实行，婚姻既然没有，生育就会立即断绝，不过一百年人类就全没有了。即使有各种事物，又给谁使用呢？历代英明君主和贤哲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并非不想严厉憎恶、彻底革除，只是因为佛、老之教颇能用祸福轮回的空谈警醒感动人，可以教化引导愚昧者，所以姑且保存它，把它作为政治教化之外的一种手段罢了。难道真认为它能够扶持世道、建立教化、延长国运，所以加以崇奉吗？恭惟皇上从前居于清宫，后来继登大宝，早年精研儒学，每日御临经筵，对于治乱的原因、正邪的分别，都有深刻明白的认识，并且确实亲自践行。
当即位之初，诏天下寺观不许蔵匿无度牒僧道等项。寻奉睿防，不许増脩寺观，乞请额名上书言事者，又毎以滥度呌化不便为词，多被奬纳。传之将来，固当永逺无弊矣。迩者防遇皇太后诞日，令僧道建设斋醮，此见皇上将欲表扬孝道，慰悦圣慈，无所不用其极之心也。诸大臣及百职事，但当和▯助徳，仰賛至情，上绥懿祉，则心诚道徳，允合旧章。而礼部尚书姚防等，乃于各衙门敛防财物，收办炷香，约以至期赴坛行礼。为儒者自共其守业，彼者乌知其非？臣虽至愚，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愿其福也，则当劝以脩徳善；愿其夀也，则当劝以去逸欲；愿天心之向顺也，则当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济四海。故曰「求福不囬天夀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闻有以祷祠得福，丹药致夀，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尽所当为，徒以办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扬于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为朝廷祈福祝夀」。天地鬼神、山川河岳，昭布森列，可厚诬如是哉？昔孔子之于异端，孟子之于杨墨，韩愈、欧阳脩诸儒之于佛老，为其惑世诬民，充塞仁义故词，而辟之，论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于惑与诬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従，仁义不止于充塞矣。学圣贤之学者，既不能辟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处，天下后世谓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当复位之初，国事多虞，属有足疾，其时一二大臣所见不逺，不察古人行祷之意，故尝举行此事，盖一时臣子廹切至情，事不得巳然，非祖宗之旧典，先帝之夲心也。因循至今，实意不存，尚沿故习。夫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一指一发皆其长养，一饮一食皆其赐予。若能以斋醮助国，虽杀身亦所不辞，岂敢自以儒者门户为此倔强，与彼相较量哉？但以无益事情，徒伤大体，其于经筵圣学不无略有所干，其于进讲儒臣，亦恐难以身劝。伏望皇上法古昔圣贤正常道之心，监《大学衍义》明道术之语，乞▯礼部及文武衙门，今后凢遇庆贺日期等项，不许擅备炷香于寺观行礼，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风，全一代之治体，而与三代之时并隆矣。臣等待罪言官，不敢缄黙，诚惶诚惧，谨题以闻【方洲集】题停斋醮疏臣某等谨题为慎选左右速停斋醮以光圣徳事，窃惟人君一身，天下根夲欲令出入起居，事事尽善，惟左右前后皆用正人，日闻正言，日行正道，则奸佞之徒不须斥逐，自然逺去，异端邪妄之説何従而生？臣等先于正徳十六年四月初间巳尝具启，请于昭圣慈夀皇太后，乞命司礼监官将尚冠、尚衣四执事及膳房、茶房、殿内荅应、掌宫、侍卫、牌子等项人员，逐一预选老成厚重、慎宻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曽经先朝随侍壊事人员，不许滥与，即防懿防施行。暨陛下登极之初，臣等又尝极言异端邪説凟经乱伦、伤风败俗，亟宜痛絶，又条奏慎始脩徳十二事，冩成牌扁悬置殿壁。其一事谓斋醮禳祷必须豫絶其端，不可轻信。不意近来无故不时修设斋醮，恩宠赏赍过于寻常，逺近传闻莫不惊骇。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壊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项人员，计引畨汉僧道人等巧言诳惑，以致陛下不察，误防信用。各该名下人员従来壊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犹以斋醮一事试探圣心。夫斋醮之事，乃异端邪説诳惑时俗，假此名目以为衣食之计。佛家三寳，道家三清，名虽不同，其实同一虚诞诬罔，圣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则饿死防城，一则累系金国，庙社丘墟，生灵涂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祸，史册所载，其迹甚明。若使二君当时左右随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祸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详论，只如近日刘瑾建▯明宫，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大慧寺，张鋭建夀昌寺，于经建碧云寺，张忠建隆恩宫，所费金银不可胜计。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诛窜，家底败亾，略不防佛与天尊之庇佑。由此观之，则不足信也，明矣。夫何防邪小人公肆▯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议论，至使宫闱之内脩建斋醮，屈万乗之尊亲▯坛塲上，惑宸聦，下诳愚俗，以为福田可种，利益可求，灾患可除，祥瑞可致。
译皇上刚即位时，就下诏天下寺观，不许藏匿没有度牒的僧道等人。不久又奉睿旨，不许增修寺观；有人请求赐额或上书言事，又常常以滥度僧道、叫化乞讨不便为理由，多被皇上采纳。把这些传给后世，本来应当长久没有弊端。近来适逢皇太后诞日，命令僧道建斋醮，这是因为皇上想要表扬孝道、使圣母欣慰，竭尽一切心意的表现。各位大臣和百官，只应当和谐辅佐、帮助德政，仰助皇上的至诚，使皇太后得到美好的福祉；这样心意真诚、合乎道德，也符合旧章。然而礼部尚书姚防等人，却向各衙门收取财物，置办香烛，约定到期赴坛行礼。作为儒者，本来应该共同守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哪里知道这样做不对？臣虽极其愚昧，却对此深感惋惜。臣切实认为，人臣对于君主，希望君主得福，就应当劝他修德行善；希望君主长寿，就应当劝他去除逸乐和欲望；希望上天的心意向着君主，就应当辅佐君主使百姓和顺安宁、四海得到救济。所以说：“求福不要违背天道，天寿要与德相合。”又说：“希望君王凭借百姓获得上天长久的命命，从未听说过靠祷告祭祀得到福分、靠丹药获得长寿、借助符瑞来延长天命的。” 如今却不能尽力做应当做的事，只是置办香烛和纸张，在上面列名，向佛、老之神宣扬，并且相互带领跪拜说“为朝廷祈福祝寿”。天地鬼神、山川河岳，光明显著地罗列在世间，难道可以这样深深欺骗吗？从前孔子对异端、孟子对杨朱和墨子、韩愈和欧阳修等儒者对佛、老之教，都是因为它们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之道，所以加以批驳、论说并排斥。如今这种流弊已经不止于迷惑和欺骗了，满朝之人纷纷跟从，仁义也不只是被堵塞而已。学习圣贤之学的人，既不能批驳排斥，又不能以正道自处，天下后世将怎样评论我们呢？伏惟英宗睿皇帝复位初年，国事多有忧患，又患有足疾，当时一两个大臣见识不够长远，不明白古人举行祈祷的本意，所以曾经举行这件事，大概是一时臣子迫切表达至诚，事情不得已而为之；但它并不是祖宗的旧典，也不是先帝的本心。因循到今天，真实的诚意已经不存在，却还沿袭旧习。臣下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根手指、一根头发，都是父亲养育的，一饮一食，都是父亲赐予的。如果斋醮真能有助于国家，即使牺牲自身也在所不辞，哪里敢以儒者门户自居，故意倔强，和他们相互较量呢？只是这种事情没有益处，徒然损伤国家政体；对于经筵和皇上的圣学，不能说没有稍许妨碍；对于进讲的儒臣，也恐怕难以用自身行为作劝勉。伏望皇上效法古代圣贤遵循正道的心意，鉴察《大学衍义》中阐明道术的言论，乞请敕令礼部以及文武衙门，今后凡遇庆贺日期等事项，不许擅自在寺观准备香烛行礼。这样或许可以扶持名教、振作士风、保全一代的政治体统，使本朝与三代同样隆盛。臣等身为待罪言官，不敢沉默，诚惶诚恐，谨题奏上闻【方洲集】题请停止斋醮的奏疏 臣某等谨题奏：为慎重选择左右近侍，立即停止斋醮，以光大圣德一事。臣等私下认为，君主一身是天下的根本；要使出入起居、事事尽善，只有左右前后都任用正直之人，使君主每天听到正言、每天行正道，那么奸佞之徒不必斥逐，自然会远离，异端邪妄的言论又从哪里产生呢？臣等早在正德十六年四月初就曾具启，请示昭圣慈寿皇太后，乞求命令司礼监官员把尚冠、尚衣四执事以及膳房、茶房、殿内答应、掌宫、侍卫、牌子等各类人员，逐一预先选出老成厚重、谨慎周密、小心谨慎的人，以供陛下任用。那些曾在先朝随侍而坏事的人员，不许滥予参与，正是为了防止懿旨施行时发生弊端。等到陛下登极之初，臣等又曾极力进言：异端邪说亵渎经义、扰乱伦理、伤害风俗，应该立即痛加断绝；又分条奏陈慎始修德十二件事，写成牌扁悬挂在殿壁上。其中一条说，斋醮禳祷必须预先断绝其端绪，不可轻信。没想到近来竟无故不时修设斋醮，恩宠赏赐超过平常，远近听闻后无不惊骇。推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先年坏事之徒名下的掌家、管家等人员，设计引诱番汉僧人、道士，以巧言欺骗蛊惑，致使陛下没有察觉，错误地加以防信任。各该名下人员一向坏事不止一端，到了今天还拿斋醮一事来试探圣心。斋醮这种事，是异端邪说用来欺骗蛊惑当时世俗之人的手段，借此名目谋求衣食。佛家的三宝、道家的三清，名称虽不同，实质都是虚妄荒诞、欺骗蒙蔽，圣王必定禁止。过去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个饿死在防城，一个被拘系于金国，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百姓遭受涂炭，求福没有得到，反而招来祸患，史书所载，事迹非常明白。假如两位君主当时左右随侍的都是正人，怎么会遭受这样的祸患呢？两位君主姑且不必详论，只说近来刘瑾修建玄明宫，钱宁修建石经山祠，张雄修建大慧寺，张锐修建寿昌寺，于经建造碧云寺，张忠建造隆恩宫，所耗费的金银不可胜数。他们本来都是想求福，然而全都遭到诛杀或流放，家产败亡，丝毫没有得到佛与天尊的庇佑。由此看来，斋醮不足相信，已经十分明白。为什么邪恶的小人竟敢公开欺骗蛊惑，不遵守祖宗法度，不畏惧天下议论，以至于在宫闱之内修建斋醮，使万乘之尊亲自登上坛场，迷惑皇帝的聪明听察，又向下欺骗愚昧的百姓，使人以为可以种福田、求利益、消除灾祸、招致祥瑞。
不知年来逺近，亢旱风霾，变灾彼何不诵一经，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山东河南，流贼往来，焚刼杀戮，彼何不驱神兵，役鬼将，以扫平之乎？陛下试以此驱之，则其无益有损，不待辨矣。况陛下亲▯坛塲，行香拜箓，亦甚劳矣。何不移之以御讲筵？脩设斋醮，糜费财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赒穷困？正道异端，不容并立。心既系于彼，则必不系于此。邪説既入，则圣贤之经训自踈播之，天下传之后世，其为陛下圣徳之累不小，非止亏损圣治，耗蠧民财而巳臣等职在辅导，培养君徳，分所当然。第以积诚未至，言虽谆谆，未防嘉纳。今不得巳，形之章奏，扬言于廷，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耸动天听。故不避干犯，率尔上尘。伏望圣明亟纳臣等所言，特命司礼监官将前项有名蛊惑诱引人贠逐一查出，先将首▯従重防治，其余夤縁阿附者尽数斥逐，不使仍前随侍。再命礼部查访在内在外寺观同▯相济表▯售奸僧道一体治罪。又命光禄寺备查近来毎次斋醮取用过米麫蔬果等数，又命内库查报各该人员赏过衬施银两等物，各开数目进呈防问追夺，以杜冐滥。更乞大施干断，于凢无益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徳保身为先务，则圣治益隆，圣夀自延，圣徳愈光，所以绵国祚于千万年而无疆者，端有在是矣。臣等不胜忠恳仰望之至，谨题请防。题照例查处给度事【倪岳】祠祭清吏司案呈卷查▯治元年闰正月内该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题为振肃风纪禆益治道事奉圣防这本所言多切时弊该衙门便防了来説钦此钦遵内一件清僧道以杜防食窃惟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过四十名毎州不过三十名毎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该额设三万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万共计五十余万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论之共该米三百六十万余可勾京师一年嵗用之数况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且又不当本等差役可谓食之众而为之不舒矣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隠于寺观者不知其防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职此之由若不通查僧道之数以示再度之禁则防食之徒何有纪极如防乞勑礼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观共若干处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数多既巳关有度牒难以追夺明白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直至额数不足之时方许各该有司具结照数起送关给度牒敢有无故再言度僧许六科十三道官紏劾拏问等因前件本部查得永乐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节该钦奉太宗皇帝圣防今后为僧道的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额外不许滥收钦此钦遵续于天顺二年五月十五日节该钦奉英宗皇帝圣防今后有愿为僧者务従有司取勘户内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许出家如额外有缺许照正綂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经典然后给与度牒仍定与则例毎十年一次开度许照缺依期来关敢有故违悉发邉卫充军钦此钦遵又查得成化二年给度过僧道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一万三千三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万四千五百余名，为因十年一度，兼且各处纳银赈济等项，多有不查额数，不由有司保送，一概请给，以此额外増添数将十倍，是以军民之籍日削，异端之徒日盛，侵夺民食，耗费民财，其为治道之蠧，莫比为甚。诚有如都御史马文升所言者，合无准其所奏，行移两京僧道录司，并各布政司直▯府州县各邉卫有寺观去处，通查给度过僧道共若干，备造文册，送部存照。以后各年有为事病故等项追缴度牒者，照名开除，仍将十年一度之例暂乞停止，待后各处额数不足之日，方许所在官司照依额外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给与度牒，再不许内外衙门指以救荒为由奏请给度，庶不亏损国体，僧道官亦不敢贪圗侥幸。敢有故违，许科道官紏劾拿问等因，具题节该奉圣防准议钦此，已经钦遵通行去后。到今数年之间，各处文册少见缴到，诚恐无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为期，不知已有前项禁例，以致各处僧道行童互相诱扇，辄便预先来京潜住各寺宫观，投礼僧道官住持，以圗至期可以夤縁请给，一时不免蚕食京师，将来米价日渐涌贵，未必不由于此。
译他们不知道近年来远近各地发生亢旱、风霾等变灾，为什么不诵一部经、念一遍咒来消除它呢？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流贼来往出没，焚烧劫掠、杀人戮害到处都有，他们为什么不驱使神兵、役使鬼将，把流贼扫平呢？陛下试着用这些办法驱除灾害和流贼，那么它们没有益处反有损害，不必等到辨析就清楚了。何况陛下亲自登坛，行香拜箓，也太劳累了。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转用于御前讲筵呢？修设斋醮，糜费财粮，也非常多。为什么不把这些财粮转用于赈济贫困呢？正道与异端不能并立。内心既然系念于异端，就一定不能系念于正道；邪说既然进入，圣贤的经训自然就会被疏远、播散。天下把它传给后世，这对陛下圣德造成的牵累不小，不只是损害圣治、耗费民财而已。臣等职责在于辅导、培养君德，这是本分所当然。只是因为长期以来诚意还不够，言辞虽再三恳切，也未获嘉纳。如今不得已，只能把它写进章奏，在朝廷上公开说明，以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惊动天听。因此不顾冒犯，率直上奏。伏望圣明立即采纳臣等所言，特命司礼监官员把前面所说那些有名的蛊惑诱骗人等逐一查出，先把首恶从重惩治，其余因缘攀附、阿谀依附者全部斥逐，不许再像从前那样随侍。再命礼部查访京内京外寺观中相互勾连、彼此助成、表里售奸的僧道，一并治罪。又命光禄寺查明近来每次斋醮取用的米、面、蔬菜、瓜果等数量；又命内库查报各该人员所赏赐的衬施银两等物，分别开列数目进呈，以便查问并追夺，用来杜绝冒领滥赏。还乞请陛下大施乾断，凡是没有益处的斋醮一概停止免除，只有把敬天、法祖、修德、保身作为每天的首要事务，那么圣治会更加兴隆，圣寿自然延长，圣德更加光明；要使国祚绵延千万年而没有疆界，关键就在这里。臣等不胜忠诚恳切、仰望圣裁之至，谨题请裁。题请依照旧例查处给度事【倪岳】祠祭清吏司案呈：查得弘治元年闰正月内，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题奏《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奉圣旨说：这本所说的多切中当时弊病，该衙门立即议定办理来奏。钦此。钦遵圣旨。其中一件是清理僧道，以杜绝耗费粮食。臣等私下认为，我朝定制：每府僧道最多四十名，每州最多三十名，每县最多二十名。如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应额设三万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人；此前各年所度僧道不少于二十万人，共计五十余万人。按一个僧人或道士一年食米六石计算，共需米三百六十万余石，足以抵得上京师一年所用的数量。况且他们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又不承担本来应当承担的差役，可说是吃粮的人很多，而生产供养他们的人却无法舒缓。过去军民壮丁私自剃发、隐藏在寺观中的，不知还有多少。百姓粮食不足、府库空虚，正是由此造成的。如果不彻底查清僧道数目，以表示禁止再次给度，那么耗费粮食的人将哪里有尽头？因此乞请敕令礼部查遍天下及京城寺观，共有多少处、僧道共有多少人；如果人数过多，而已经领取度牒、难以追夺的，详细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直到额数不足时，才许各有关司府具结，按额数起送，领取度牒。若有人无故再奏请度僧，许六科、十三道官员纠劾拿问等。前件事，本部查得，永乐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太宗皇帝圣旨：今后做僧道的，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额外不许滥收。钦此。钦遵。后来天顺二年五月十五日，奉英宗皇帝圣旨：今后有愿意做僧人的，必须由有司查验户内有三丁以上、本人年十五岁以下，才许出家；如果额外有缺额，许依正统十四年榜例保送到礼部，考通经典，然后发给度牒；仍规定每十年开放一次给度，许按缺额依期来领取。若有故意违反，全部发往边卫充军。钦此。钦遵。又查得成化二年给度僧道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一万三千三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 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万四千五百余名。因为每十年给度一次，加上各地缴纳银两赈济等事，多有不查额数、不由有司保送，便一概请给度牒的，因此额外增加的数量达到原额的近十倍。于是军民户籍日益减少，异端之徒日益增多，侵夺百姓粮食，耗费百姓财力，对治理之道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都御史马文升所说，确实如此。应当准许他的奏请，行文两京僧道录司，以及各布政司、直隶府州县和各有寺观的边卫，全面查明已经给度的僧道共有多少人，编造详细文册，送礼部存案查照。以后每年对因犯罪、病故等原因追缴度牒的人，按姓名开除；仍请暂时停止十年一次的给度旧例，等到以后各处额数不足时，才许所在官司按照额外缺额起送到礼部考核，考中后发给度牒。以后不许内外衙门再以救荒为由奏请给度。这样或许不会损害国体，僧道官也不敢贪图侥幸。若有故意违反，许科道官纠劾拿问等。具题后奉圣旨：准议。钦此。已经钦遵并通行施行。到如今数年之间，各地文册很少见到缴送，实在担心无知小人只把十年一次作为期限，不知道已有上述禁例，以致各地僧道、行童互相引诱煽动，动辄预先来到京城，暗中住进各寺宫观，投靠礼部僧道官和住持，图谋到期后可以凭借关系请领度牒；这样一来，京师一时难免被蚕食，将来米价日渐上涨，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
查得十二年节有奏准预期出榜禁约僧道不许来京搔扰事例，理合早为照例查处。案呈到部，防得天下各处地方灾伤数多，民不聊生，盗贼窃发，刼财杀人在在有之中间，获到贼徒多有僧人在内，皆因先年给度泛滥所致。及查先该锦衣卫指挥朱骥等奏称奉▯廵捕盗贼，今为盗之人多系各处无籍僧徒，昼则沿街乞食，夜则相聚刼掠，得賍即分各行逺遁，虽有廵捕人贠无従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约，此为明验。况天下僧道额数不过三万有余，而成化年间所度已该三十五万有余，此非天地别生一种之人，不过出于军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有司工役衙门军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册日见凋耗，皆因此等之徒躱重投轻，舍此入彼。若不早为限量，将恐天下之人皆流而为僧道，之归其为贻患不可胜言。合无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钦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县掌印官督属查勘，原先给度过僧道数目见在若干事故等项若干，比与钦定额数有无多少，务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册缴保。除额尚多去处外，果有额数不足去处，许待丰年有收之日，径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给度事例，另行奏请定夺施行。仍要通行禁约各处寺观僧道行童，不许指以请给为由，预先来京搅扰各该关津把截，严加盘诘阻当。仍行锦衣卫、五城廵视、监察御史严督各兵马司、僧道录司逐一挨查各处寺观，不许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内潜住，取具住持人员不敢扶同容隠结状缴报，违者坐賍问罪。无度牒之人▯囘原籍当差。京城内外官员军民之家，亦不许容留僧俗混杂，有壊风俗，事发一体究治。其有内外衙门及僧道人员，或假救荒等项为由，妄行奏扰者，仍聼科道指实叅劾问罪。縁系照例查处给度事理，未敢擅便。▯治七年六月初二日题，次日奉圣防是，钦此。
名臣经济録巻三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録卷三十一明 黄训 编礼部【主客精膳】译言待賔之礼【丘濬】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防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有陈説、辩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有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文皇帝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靼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髙昌，曰西畨，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畨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聫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専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敌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専设官以司之，其虑逺哉。请却进献疏礼科抄出朝鲜国王李瑈奏，将获到海青一连，差陪臣崔景礼管送赴京进献等因，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于奉天门钦奉圣防：礼部知道。钦此，钦遵。除照例赏赐外，照得成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该朝鲜国王李瑈差陪臣金永需等赴京进献白鹊一只。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赵瑾等进海青二连。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礼等进海青一连。查得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节奉诏书：各处今后不许进贡花木鸟兽及本处一应所产物件。钦此，钦遵。今朝鲜国两月之内三次进贡禽鸟，虽曰小国效顺，然不应将此玩物频数来献。其意盖谓朝廷所尚者珍禽奇兽，故巧取频贡，希求厚赏。况縁禽鸟微物，奔驰千里之逺，劳民动众，彼此烦扰。若不禁止，非惟彼国不知诏书禁絶贡献之意，抑且窥见朝廷嗜欲，轻探厚取，久将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抚驭外夷之体。
译查得弘治十二年曾有奏准提前张榜，禁约僧道不许来京骚扰的事例，按理应当及早依照旧例查处。案呈送到礼部后，查得天下各地灾伤很多，百姓无法生活，盗贼暗中兴起，劫财杀人到处都有；其中捕获的盗贼有不少是僧人，都是由于先年给度过于泛滥所造成的。又查得先前锦衣卫指挥朱骥等奏称：奉命巡捕盗贼，如今做盗贼的人多是各地没有户籍的僧徒，白天沿街乞食，晚上聚集劫掠，得到赃物便分散逃往远处，即使有巡捕人员也无从追捕等情。于是奏请都察院出榜禁约，这就是明白的证验。况且天下僧道额数不过三万多人，而成化年间所度已经有三十五万多人；这并不是天地另外生出了一种人，不过是出自军籍、民籍、匠籍之家。如今天下有司工役衙门缺人，军队多有缺额，工匠多有缺役，里甲户籍册日渐凋耗，都是因为这些人逃避繁重差役而投向较轻的途径，舍弃原籍而进入僧道之列。如果不早加限制，恐怕天下人都流转而成为僧道，那将造成的祸患实在说不尽。应当由本部查照先前奏准的事理，以及历朝奉行的钦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县，由掌印官督促属下查勘，查明原先给度过的僧道现存多少、因事故等除名多少，与钦定额数相比多出或不足多少，务必依照先前奏准的事理造册并缴送具保。除了额数仍然过多的地方以外，确有额数不足的地方，许等到丰年有收成之日，直接具奏，由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的给度事例，另行奏请定夺施行。仍要通行禁约各处寺观的僧道、行童，不许以请领度牒为由预先来京，扰乱各处关津的盘查阻截；对他们严加盘诘阻拦。仍行文锦衣卫、五城巡视、监察御史，严令各兵马司、僧道录司逐一查访各处寺观，不许容留外地僧道、行童潜住其中，取得住持人员不敢相互勾结、包庇隐藏的结状，缴报上来；违者按赃治罪。没有度牒的人发回原籍服差役。京城内外官员、军民之家，也不许容留僧俗混杂、败坏风俗；事情败露后一并追究治罪。凡内外衙门及僧道人员，有人假借救荒等名义，妄行奏请骚扰，仍听任科道官据实参劾问罪。此事关系到依照旧例查处给度，未敢擅自办理。弘治七年六月初二日题奏，次日奉圣旨：是。钦此。《名臣经济录》卷三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三十一 明代黄训编纂 礼部【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译官之言论：关于接待宾客的礼仪【丘濬】臣考察：译言之官，自古就有。但过去只是翻译他们的语言而已。那时的外夷还没有文字。自从佛教传入中国，才有天竺文字。后来回回、女直、蒙古、缅甸等国中聪慧的人，各自依据本国风俗，创制了一种文字。他们来朝贡，或有陈述、辩诉、请求、索取，都使用本国文字，必须加以翻译，然后才能知道他们的意图所在。唐宋以来，虽然有润文、译经等官职，但只负责翻译佛经，并不是为了沟通华夷双方的情意。文皇帝开始设置八馆，叫作西天馆、鞑靼馆、回回馆、女直馆、高昌馆、西番馆、缅甸馆、百夷馆。起初由举人担任；他们参加礼部考试时，用番书翻译自己所作的经义，稍微通晓的便可以联名列入进士榜，授予文学之职，同时仍旧翻译书籍。后来又选拔才俊百姓，使他们专门从事这项事业；学艺完成后，会同六部大臣考试，通晓者戴冠束带，再过三年授予官职，以表示对选拔的重视。这件事看似缓慢，实际上很紧急；看似轻微，实际上很重要。一旦外夷发生事情，上书来说明情况，却使人人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或者虽然知道却没有完全理解，那么我国用来应对他们的办法，难道不会互相矛盾吗？这不只是会失去对敌情的了解，有时甚至会因此引发边境衅端。我文皇帝专门设置官员来主管此事，他的考虑多么深远啊。请求拒绝进献的奏疏 礼科抄送出朝鲜国王李瑈的奏文，称捕获了一连海青，派陪臣崔景礼负责押送到京进献等情，由此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员在奉天门恭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除依照旧例赏赐外，查得成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朝鲜国王李瑈派陪臣金永需等到京进献白鹊一只；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派陪臣赵瑾等进献海青二连；这次又派陪臣崔景礼等进献海青一连。查得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奉诏书：今后各处不许进贡花木、鸟兽以及本地一切出产物件。钦此，钦遵。如今朝鲜国在两个月内三次进贡禽鸟，虽说是小国向大国表示效顺，却不应把这种玩物频繁进献。他们的意图大概是认为朝廷所喜好的是珍禽奇兽，所以巧取这些东西屡次进贡，希望得到厚赏。况且为了这些禽鸟的小物，奔走千里之远，劳烦百姓和官府，彼此都受扰累。如果不加禁止，不仅该国不知道诏书禁止断绝进贡的意思，而且还会窥见朝廷的嗜好欲望，轻率试探而索取厚赏，长久下去将引起轻侮和玩弄，这实在不是王者抚御外夷应有的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