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四十七

译《尚书》说：“君主说应当惩罚，或说应当宽宥；臣下则说不可惩罚，也不可宽宥。意思是不能顺从君主的意旨来决定人的生死，只应审察罪情轻重，取其适中。” 这是执法官员万世都应遵守的训诫。臣等为国家守法，岂能容忍沉默而放过大奸？根据王玘、卢能等十八名人员，似乎应交有司，依法明确治罪。太监张德玉以及当日值守门禁、守卫内外的官军，也应分别依法查究，这样才可以使群奸收敛，使积累的弊病一并清除。只是王玘、张德玉等都是内臣，又关系到惩治盗窃内府财物的臣下、防止损耗国计之事，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示。奉圣谕：王玘等已经各打五十杖，降为小火者，发往南京打更；张德玉以及当日守门守卫的内外官军，已经各自有谕旨了。钦此。《重惜事体以正朝廷疏》。近来东厂太监芮景贤接受民人赵纪的词状，奉钦依，派锦衣卫官校将知府郭九皋等人押解到京问理一事，已经被科道官连日上疏抗辩，指出其中的错误。奉圣谕大意是：赵纪所告涉及人命重情，又有数额很多的赃私，所以特意派官校押解来京；等押解到达之日，朝廷自然会处置。你们为什么又这样来说？着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赵纪的诉状称：定国公家上奏说土豪长期侵占功田，知府郭九皋因此判处他的儿子赵学充军，于是赵纪反过来诬告郭九皋及同知张守收受马甫广等人的金银，导致人命死亡等情。臣查得，定国公徐光祚去年确实有过这项奏陈，奉钦依，命抚按官会同原派的科道、部属官，选派公正人员审查勘验清楚，妥善议处后报告。钦此。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监察御史郭楠，确实会同臣及监察御史樊继祖、户部主事张希尹，委派知府郭九皋、同知张守，将定国公奏疏中的事情秉公查勘。后来该府勘明并申报称，奸民赵纪违反条例投状，捏造马甫广等霸占土地等事；都御史孟春已经会同具题另行报告。如今赵纪所告的前事，不过是从原来勘查的官员中搜拾材料，似乎其中有倚仗权势、互相勾结的迹象；奸弊既然明显，法律本应惩治，怎么反而开启互相告讦的门路，突然兴起逮捕官员的案件？况且朝廷设置官员、划分职掌，自有固定制度；臣下奉行法律、办理政事，也各有常规。如今天下一切诉讼，内廷由三法司办理，外地由按察司及抚按衙门办理，这是祖宗以来遵守的成法。何况东厂原奉敕谕，职责在于缉查案件，专管京城；永平府属于直隶地方，远在千里之外，即使涉及人命和赃私，也应归当地抚按衙门办理。东厂确实不应受理，更不应擅自听取后奏报。赵纪即使有冤屈重情，也应到本管上司处陈诉；若有现押的人犯，也应分别具本，交法司依法办理，不应突然到东厂首告。如今芮景贤不明白事体，擅自接受民间诉状，既然已经报告陛下，而陛下一时未察，又不直接交给主管衙门，反而擅自派官校押解。今天这样的举措，实在不合事体；况且陛下说：“等押解到达之日，朝廷自然会处置。”臣认为，朝廷处置也只能依法办理而已；如今押解的举措，已经是法律之外的行为。臣从未见过有超越法律之外的行事，却能够使天下人信服。况且朝廷施行政务，贵在明白体制和要领；君主要治理国家，应当掌握大纲。即使郭九皋押解到京后，审问得知其贪暴确实属实，陛下也难免以天子之尊，越权干预有司的事务，未免过于苛察，足以损伤朝廷大体。假如赵纪所告虚假，郭九皋被逮捕后死去，那么损害圣德，谁来承担责任？如今只凭赵纪单方面的供词，未经勘验审讯，真伪尚未辨明，郭九皋却已经被剥夺冠服，身陷囹圄，沿途之人都为之叹息，实在不是美事。四方听闻此事，人人都会离心离德，恐怕不是国家对待士大夫的道理。况且此案的根由，原本属于抚按衙门所查之事，案情和供词彼此牵连，人犯又很多，只把他们押解到京，终究难以结案。万一全属虚妄，对朝廷的损害就很大。臣愚昧地请求陛下俯察明断，向天下显示至公，不要先入为主，也不要同臣下争胜；特降明谕，将知府郭九皋押解回永平府审理，并就赵纪所告之事，选派刑部和锦衣卫官员各一名前往，会同北直隶抚按官逐一查勘。等查明郭九皋等人的赃私确实存在、人命案件确实属实，再将他们押解来京，按重法处置，作为天下贪暴官员的警戒，也并不算晚。如果赵纪所告之事属于诬陷欺骗，那么扰乱法律的奸徒罪不可赦，也请求朝廷从重治罪，以惩罚顽固不法之人。这样，事理不至失当，法令自然实行，议论自然平息，朝廷端正而人心安定。臣冒昧进言，惶恐失礼，恭请陛下留意省察，如此公道幸甚。应诏陈述意见以消弭灾异之事【汪鋐】。广东道监察御史将刑科抄出的臣汪鋐等关于前事的题奏呈上，奉圣谕命其重新议论，明确统一后报告。钦此。钦遵，将抄件送到本道案下。查照此前本道呈给刑科抄出的刑部尚书许瓒奏疏，奉钦谕：“近来远近百姓因饥饿而满路流离，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听到这些奏报，实在令人忧伤。你们部院大臣，是百司庶僚的首领，不可不加倍勉励。刑狱是重大事务，关系人命，情弊多端，最难一一列举，十分伤害和气。法司推议奏请，臣听到诏命，惊惧惕厉，惶恐得无地自容。切实考虑，天与人本来是同一条道理，感应召致也没有两样；灾变不会凭空发生，都是人的行为造成的。君主承受天命治理天下，是天地的宗子；大臣是宗子之家的人，辅佐君主总理上层政务，群臣分别治理下层事务。臣子的职守得到履行，各项政务就会修治，君主就能享受垂衣拱手的安逸；和气相应，祥瑞就会到来。臣子的职守废弛，各项政务就会败坏，君主就要承担夙夜勤劳的辛苦；乖戾之气相应，灾变就会发生。”恭敬地思考，皇上具有至圣至仁的资质，怀有敬天法祖的诚意，求贤纳谏，勤学好文；想到百姓的饥寒，便屡次颁布赈济救助的恩诏；忧虑边疆多难，便多次施行安抚、整顿和防御抵御的措施。

译近来因为四方不断奏报灾异，天时失去适宜的雨水和晴朗，皇上内心焦虑劳苦，反省自身而自责，以诚意应对天变，以实际德行率领群臣，诏谕恳切，期望与群臣共同谋划治理，并命令各自陈述消弭灾害的办法。皇上爱民求治的心意，即使二帝三王也不过如此。臣凭浅薄的资质、庸陋的才能，忝居掌管刑狱的职位，才力不能胜任，深深害怕无法仰报圣明慎重刑狱的盛意。造成灾害的原因，唯有臣的职守废弛最为严重，因此谨就职守所关涉的事项，分条陈述四件事，上达圣听。大义上是想仰承圣明体察深厚的钦恤仁爱之心，只是见识短浅，不敢自称可以有益于治理、挽回天变。伏望圣明俯赐采纳，择善施行。奉圣谕：“着都察院、大理寺重新参详律例，通行议定妥当后报告。”钦此。此前已经呈送都察院议覆，现在又奉前谕，呈请再次议论施行。案查，先因前事，该官奏奉前谕，臣等已经会同大理寺卿葛浩等详细议论，覆奏之后，如今又奉前谕。臣等会同大理寺卿葛浩等重新参详律例，明确议定，列出前述各条，对应覆奏，恭候命令下达后查照施行。如果另有裁定，也请一并定夺。此事关系到应诏陈言以消弭灾异，以及此前奉钦依命都察院、大理寺重新参详律例、通行议定后报告，又奉钦依命重新明确统一议论报告。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示：一、禁止嚣讼，以安定良善百姓。查《大明律》有一条规定：凡诬告他人笞罪的，加所诬罪二等；诬告徒罪、杖罪的，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最多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所诬告的徒罪犯已经服役、流罪犯已经发配，即使后来改正释放，也要按日期从犯人名下追征费用，用来偿还其路费。如果曾经典卖田宅，就责令犯人准备价钱赎回；因而导致被诬告者死亡，并且有一名有服亲属随行的，处绞刑，将犯人财产的一半判给被诬告者。至于被诬告的死罪犯已经处决的，诬告者反坐死罪；尚未处决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又查有一条：凡教唆诉讼，或者替人写词状，增减罪情、诬告他人的，与被教唆或被代写之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他人，与自己诬告同罪；收受财物的，计算赃物，按枉法从重论处。又一条：凡诬告他人充军的，民人诬告则抵充军役，军人诬告则发往边卫充军。又有一条规定：如果冒认他人，或者用欺骗、骗取、设局、拐带等手段取得他人财物，也要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但免于刺字。又有一条：凡恐吓他人取得财物的，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加一等，但免于刺字。又查《问刑条例》有一条：军民人等涉及自己的诉讼，如果无故不亲自携带诉状，又把壮丁隐藏起来，故意让老人、幼儿、残疾人、妇女或家人抱着诉状代为奏诉的，一律立案而不受理，并且提取本人或壮丁问罪。又一条：凡把自己的本状用钱雇人或托人带到京城奏诉的，以及包揽诉讼、受雇受托代为奏诉的人，属于有司管辖的，发往口外为民；属于军卫管辖的，一律发边卫充军，原诉状立案而不受理。又一条：外地刁徒背着黄布包、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接闯入衙门挟制官吏的，当地官司立即逮捕送审。如果确实关系本人事情且有冤屈，照常发落；如果不关系本人事情，又没有其他冤屈，还要追究主使者，一并问罪。属于军卫的，一律发边卫充军；属于有司的，一律发往口外为民。又一条：替人捏造、书写本状，教唆并帮助其赴京，或赴巡抚、巡按以及按察司官员处，奏告谋反等机密事项、强盗、人命重案，内容不实或者完全诬告十人以上的，一律发边卫充军。又有一条：朝觐、听选、给由等人员，以及押送军匠、物料、听奏仪宾、会试举人、岁贡生员等到京的人，如果在京城或从原籍来京的一切亲识、闲杂人员设法奏告，欺诈恐吓以取得财物，问罪枷号一个月，原诉状立案而不受理。钦此。以上律例不能说不严密，法网不能说不周密；但实行日久以后，人心轻慢，致使近来刁讼风气大为兴起。像杨孝、丁鉴这类人，制造奸诈手段，在京城肆意妄为，欺诈变化多端，效法者日益增多。确实如该官所说，如果不通行禁止约束，凭什么堵塞将来的弊端？臣等议定，以上律例的事理，应候命令下达后，通行两京内外各级问刑、缉事衙门；一面通行申明禁约，一面多方缉捕审问，以杜绝弊端源头。但其中又说，通政司收受本状后，如查出有雇人代写、冒名投递的奸徒，就立即严加拘系送审，本状不得封进。这一点经会议认为，通政使司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出纳皇帝诏命、通达下情，以防止上下壅蔽。如今说严加拘系送审而不许将本状封进，恐怕会助长壅塞的趋势。又查《大明会典》说，一切奏告词状中，如果查明属于革除以前的旧事，或者与本人无关，或者审出有增添捏造的词语，而情理上不应奏告，就应在奏状后明确批示，发给法司或有关道，再加以详细审查，立案而不受理。钦此。其中也没有明说不许将本状封进。又查洪武十四年的事例，通政司专门负责出纳文书，与内外各司不相往来文移；如果有人直接到通政司投递文书，就按违制论罪。钦此。这些规定都与该官奏词不合，因此拟请照旧施行。

译一、寻求实情，以解除冤屈。臣等议定，《大明律》刑律盗贼条下共有二十八条，其中反复以是否得财为标准。又有一条说：凡公开抢夺或暗中窃取都属于盗窃，器物、钱帛之类必须移动并离开盗窃地点，珠玉宝货之类只要已经拿到手并藏匿，即使还没有携带上路，也算盗窃。木石等重物不是人力所能搬动的，即使移出原处而尚未装载，也还不构成盗窃。马、牛、骆驼、驴之类必须赶出栏圈，鹰、犬之类必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构成盗窃。人命条下有二十条，其中规定了伤势成伤、轻重等级以及保辜期限。犯奸条下有十条，其中说：如果不是在奸淫现场捕获，或者只是指称他人奸淫，不予论罪。若奸妇怀孕，罪责归于奸妇本人。盐法条下有十二条，其中说：如果案件发作时只处理当场查获的人盐，主管官司不得辗转牵连攀指他人；违者按故意出入人罪论处。至于枉法、恐吓、欺骗的法律，虽然没有说必须有财物转送，也必须等事迹明确、原有赃物追查出来后，才能定罪。又查《问刑条例》有一条：斗殴伤人，在保辜期限内没有痊愈，拖到期限以外死亡，情形确实属实的，仍拟死罪，奏请裁定。钦此。这些律例写得详细明白，丝毫没有错误。为什么内外问刑衙门的官员，有的因为不明律例而把事情交给吏胥办理，有的因为不能真正明察而草率结案，有的拘泥于旧案，有的回避嫌疑，只知道事情对自己方便，却不考虑这样会使无辜之人获罪。确实如该官所说，应候命令下达之日，通行内外问刑衙门。今后推问囚犯、取得口供时，一律按该官所拟办法办理：人命案件必须审问被害者亲属，并验对尸体伤痕；盗贼案件必须查验失主，追查并检验真赃；因收受赃物而充军，必须寻找财物交付时的见证人；奸情、私盐案件，必须查明被发现、捕获的具体情形。如果尸伤不能相合，失主没有到案，或者不知道失主姓名、不知道地点，或者不知道失主姓名、不知道记名交付见证人，或者只是指称诬告奸情、牵连告发私盐等，一律不许据此成招问罪。若案件无法结正，奏请裁定。如果有上述含糊不明的口供送到刑部，一律照臣等前次奏请、奉钦定宪纲的事理办理，查阅其退还的口供文书：第一次不合要求，驳回重审；第二次仍不合要求，就据实弹劾。在外抚按衙门遇到所属衙门呈送的口供不明确，也照前例驳回查勘；第二次仍不明白的，也允许据实弹劾。这样才不致使案件枉断、百姓受冤，因而伤害和气。如果凶徒打死了人，就把尸体交付水火焚化。强盗在野外奔驰拒捕，伤害他人，或者成伙殴打流窜的盗贼，现已被擒获，审问明确的，又不属于检验尸体、追查赃物的通常情况；而且死有余辜，不容再议。皇上总揽万机，亲自阅览章奏，遇到这类案件，特地下诏，仍命原审衙门答复并具奏，无非是皇上慎重怜恤刑狱的本意。伏乞圣明，酌情裁夺施行，臣等不胜庆幸。一、明确法律旨意，以公平处理罪犯。臣等议定，人的犯罪情节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合并计算赃物和分别计算赃物，法律旨意各有适用。所谓“并赃”，条文有三项。第一项说：凡窃盗已经实施而只得到财物的，以一个物主的财物为重，合并赃物定罪；作为从犯的各减一等，并刺“窃盗”二字。第二项说：凡监临官、主守官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犯、从犯，合并赃物定罪，并刺“盗官物”三字。第三项说：凡普通人盗窃仓库钱粮等物，只要得财，不分首犯、从犯，合并赃物定罪，并刺“盗官物”三字。所谓“计赃”，条文有十项。第一项说：凡白天抢夺他人财物，计算赃物后罪重的，加窃盗罪二等；作为从犯的各减一等，并刺字。第二项说：凡盗窃牛、马、驴、骡、猪、羊、鸡、犬、鹅、鸭等，都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并刺字。第三项说：凡盗窃田野中的谷、麦、菜、果以及无人看守的器物，都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但免于刺字。第四项说：凡恐吓他人取得财物，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加一等，但免于刺字。第五项说：凡使用计谋欺骗官府或私人以取得他人财物，也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并免于刺字。第六项说：明知有人强盗、窃盗，事后又分赃的，按其所分赃物计算，作为窃盗从犯论处，免于刺字。第七项说：凡抛弃、毁坏他人器物以及毁坏、砍伐树木庄稼的，计算赃物，按窃盗论罪，免于刺字；如果是官物，加二等。第八项说：凡官吏收受财物，计算赃物定罪；若办理事务收受过手钱财并有赃物，计算赃物从重论处。第九项说：凡监临官吏倚仗权势，以及豪强之人向所管辖地区索取、借贷财物的，计算赃物，按不枉法论罪。第十项说：凡有司官吏等没有奉上司明文，却因公擅自在所管辖地区征敛财物；以及管军官吏、总旗、小旗征敛军人的钱粮赏赐而据为己有的，都计算赃物，按枉法论处。若不是因公务而征敛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则计算赃物，按不枉法论处。所谓“并赃”，就是把众人的赃物合并在一起计算论罪；所谓“计赃”，就是分别计算各人据为己有的赃物，各自单独论罪。这些法律条文的文义非常明白，本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是在“计赃”之中，如十人共同抢夺银一两，又不得不合并论罪；如三人盗一匹马、五人盗一头牛，也不得不合并论罪；又如三人共同毁坏一张桌子、五人共同毁坏一张床，也不得不合并论罪。议论此事的人因此往往产生疑问，认为凡是计算赃物，都应一律按合并赃物论罪。臣等认为，法律用“并”字、用“计”字，文字本来就不同；如今把二者比较后混同，难免违背法律本意。人的犯罪情形各不相同，而法律旨意也像造化一样，随着事物不同而赋予不同形态，本来就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候命令下达后，通行内外问刑衙门：今后凡遇法律条文称“并赃”的，就按合并赃物论；称“计赃”的，就按分别计算赃物论。至于计赃之中有不得不合并计算的，也按合并赃物论。这样就不会违背法律本意，对人的实际情形也都恰当了。

译一、清理刑禁，以扩大仁政。臣等查得，《大明律》有一条：凡狱囚的案情已经审结，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审录后确认没有冤屈，也没有其他需要追查勘验的事项，应当判决的，限三日内判决；应当起发送走的，限十日内起发。超过期限仍不判决、不起发的，主管官吏每逾三日笞二十，每再逾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而拖延监禁致死的，如果囚犯本应判死罪，处杖六十；本应流罪，处杖八十；本应徒罪，处杖一百；本应杖罪以下，处杖六十并徒一年。又有一条：凡狱囚应当请给衣服、粮食、医药而不请给，患病应当解除枷锁、纽械而不解除，应当保管出外而不保管，应当允许家人入内探视而不允许的，司狱官、典狱、狱卒笞五十。因而导致死亡的，如果囚犯本应判死罪，处杖六十；本应流罪，处杖八十；本应徒罪，处杖一百；本应杖罪以下，处杖六十并徒一年。提牢官明知而不举发的，与上述同罪。若已经向上司申报，却没有立即施行，每迟延一天笞十，每再迟延一天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因而导致死亡的，仍分别依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并徒一年论处。又有一条：凡妇女犯罪，除犯奸和死罪收禁以外，其余杂犯交给丈夫收管；没有丈夫的，交给有服亲属或邻里保管，随衙门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又查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诏书有一条：两京法司和外地问刑衙门，近年以来审理军民诉讼不能及时办理，又听任犯人辗转攀扯，以致长期监禁，因此病死的往往有之，冤屈不能伸张，伤害和气；今后务必尽快审结，不得造成枉断和滥刑。又查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诏书有一条：两京法司和在外问刑衙门受理诉讼，不许听任犯人辗转攀扯，以致长期监禁、枉断滥刑，或施用酷刑拷打而伤害人命；故意违犯的，在京允许科道官、在外听任抚按官访查追究，依律例从重拟罪发落。又有一条：刑狱不明，是人情最痛苦的事。近来各处问刑衙门监禁强盗、人命等尚未审决的犯人，以及充军、追赃的犯人，其中有疑似案件、真伪未分的，大多因为最初审理的官司固执偏见，或者肆意贪暴，不加详细慎重查审；有的因刑讯逼供而强行定为有罪，有的因同姓名而误判，有的草率取供便形成案卷。豪猾之人反而侥幸逃脱法网，良善之人却无辜遭受祸害。随着年月渐久，官吏多次被拘提，已经结案的官员不肯为其申辩，害怕嫌疑的官员也不敢为其申辩，结果使怨愤积聚在狱中，实在伤害和气。都察院应当行文给各处巡按及审录官，人人秉持至公，不拘泥于成案，不回避嫌疑，确实发现冤屈就为其申辩审理，情节严重的奏请裁定，以洗雪百姓冤屈。钦此。以上律例虽然详细，但有司把它们视为废纸，贪图俸禄、苟且偷安，把人命看得如同草芥，实在令人痛恨。应候命令下达，将该官所议以及前述律例、诏谕，再次申明，令其遵守。今后审理诉讼时，如果关系重大的犯人已经到案，却不立即决断，反而听任牵连提取无关人员；或者轻罪犯到案已久，却等待提取关系重大的犯人而长期监禁，不依法召保；以及男子并非徒罪犯、没有重赃，妇女并非逃走或重刑犯，却一概滥行监禁，导致无辜枉死、遭受玷污的，在京听科道官、在外听抚按官据实奏报。至于两京冬至以后、立春以前四十五日内，凡应当枷号的犯人，参照天气炎热时钦恤刑罚的旨意，由各衙门分别开列奏报，请皇上裁决。法司通行酌量奏请这一条，是因为严寒酷暑时枷号都难以忍受，而严寒尤其严重。应候命令下达。今后从冬至到立春这四十五日内，凡有应当枷号的犯人，暂且停止枷号，召保候审；在外地则等到立春以后再照例枷号。这样既不至于法律上轻纵，也能体恤人情。嘉靖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奉圣谕：准许依此议施行。题奏《筹划收养净身男子以谋善后之事》【汪鋐】。巡视五城监察御史汪似等，将已经查审的净身男子王堂等共八千七百一十二人，陆续列名呈报到都察院。查此前礼部咨文所说，因这些人孤苦至极、无所归依，请求再次施恩，救活他们。礼部题奏认为，古代刑罚有五种，其中一种是宫刑；成周时期，酒人、浆人、醯人、染人等职类都使用宦官，大概是先王不忍因罪过而抛弃这些人，又重新收养救济他们，借用其劳力。我朝内府各监局由宦官掌管，完全遵循周代制度；而按照自行宫刑的禁令，甚至以不孝论死，正是想保全人道，体现先王以生道杀人的意思。但自宣德、正统以来，宦官收入逐渐增多；到武宗时期更加兴盛，锦衣玉食的荣耀几乎比拟王者，替宦官做弟侄的人往往因此获得封拜，甚至仆役杂役也能身着紫衣、佩金带。于是民间小民贪羡富贵，往往自行残害身体以求进用。当时收充海户的有几万人，每年耗费月粮，无法计算。恭逢皇上即位后几乎全部裁革；几年来，这些人因饥寒死亡而日渐减少，如今在世的不过三四千人。如今王堂等私自净身，虽然违反禁令，但自从裁革以来，他们无处栖身；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违法私下使用他们，民间又不敢违禁藏匿他们，以致上面没有求取富贵的门路，下面又没有衣食的办法，流落狼狈，饥寒切身。严重的甚至拆箱穿墙，只为谋求一口饭；求食不得，便纠集朋党，在街巷呼号、击鼓、冲撞宫门，控诉自己的苦楚。皇上曾多次下令驱逐他们、向他们宣示极刑，但他们刚离开又回来，顽强得不怕死。这难道是他们情愿如此吗？先王的仁慈尚且不忍使一物不得其所，何况这些人的处境也实在值得怜悯。况且如今上林苑、南海子灌溉田地、牧养禽兽，都各自缺少人手；即使酌量收用他们，也并不过分。只是恐怕奏报中的人数有许多捏造姓名、企图顶替补缺的，而在外没有向官司投状的人还很多，尚未查审清楚，不能一下子全部混收。应候命令下达，命巡视御史督同五城兵马指挥等官，将现有净身男子逐一验看，与奏报中的姓名相互核对，查明有无捏造，核实确切人数，并查明各人的年龄。

译每年贡额限于三月十五日以前开具清册，报送本部，同时防备同司礼监官员查考往年收充海户的事例，再从长计议办理，请皇上裁决。如果现有人数与往年相比并不十分泛滥，就把王堂等人收充为海户，供役并支给口粮。各王府以及在京贵主之家，只要有缺少内臣供事的，准许具奏报来，照例差遣。三月十五日以后，如有人陆续前来奏扰，就是借用虚造的姓名顶替人数；查照弘治十三年的事例，定发边远地方充军。仍令都察院转行各处巡按御史出榜告禁：私自净身的人，一律照弘治五年事例，本人及替其动手的人处斩，全家发往边远充军；两邻以及知情不报的歇家同罪。巡按御史还须取具所属府、州、县及卫所等官员依期办理、限期缴送本部的文书，以凭查考。如果所属地方再有净身之人，本管官吏一体防范查治，这样才可使法令严明，人人不敢轻易触犯。为此上奏，奉圣旨：依拟办理。钦此。钦遵。文书备咨送到都察院后，已经通行各处，钦遵札令巡视五城监察御史督同查审办理。现在据实开列送来，除按姓名咨送有关部门施行外，臣等查得，永乐、宣德、正统、弘治年间以来，禁止净身的条例不可谓不严，但禁令刚施行，随即又收用这些人，不能坚守禁令，因此禁令虽严，民间却往往触犯，形同没有禁令。查得嘉靖七年奉明旨：这些净身男子，令原籍官府拘束在家谋生；如有赴京奏扰的，立即捉拿审问，严惩不贷。嘉靖八年又奉明旨：净身男子余瑾等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已经题准发交五城查审；年力精壮的，准许发往各王府供役，老弱者严加拘束。如纵令他们入京再次奏扰，一体查究重治。后来又来了范玹等一千多人，并不属于原先奉旨收发的数目，竟敢听到风声便聚众观望、告扰，着巡捕将官和五城兵马共同防范，全部驱逐出城，发给执照，令各自回原籍谋生。九门官军今后务必认真把守、盘问查验；再有拥众入城而不听阻拦的，立即报告巡捕及五城官员，捉拿送官问罪处死。都察院还要通行各该有司，申明旧例：今后如有私自净身的人…… 本人及替其动手的人处斩，全家发往边远地方充军；两邻、里老知情不报的，各按罪治罪。有司官员不能严加防范的，抚按衙门予以降职调任。钦此。臣等仰见皇上对这项禁令严厉施行，坚定不移，正是鉴于往年禁而复收的弊病，不再因循苟且、姑息迁就；这是为了保全人的本性和生命，也是为了消除祸患，忧虑深远，正所谓仁德至极、义理尽备。如今又奉明旨，依拟收用，难道是皇上出于本意吗？这大概是天地好生之德，想使天下没有一物不得其所，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罢了。臣等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今日收用与前日禁止，似乎彼此相反，恐怕又重蹈往年禁而复收的覆辙。人们见法令不能取信，便无所畏惧，觊觎富贵的念头难免再次萌发，残毁身体的事自然也不会停止。恐怕今日收用一千人，明日民间又增加一千个净身者；今日收用一万人，明日民间又增加一万个净身者。法令若失去信用，即使咬钉嚼铁般坚决，也无济于事。况且有关部门原先题奏说现有者不过三四千人，如今人数几乎达到一万人；一万人聚集在一处吃粮，升斗之粮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势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那将怎么办呢？何况他们还会源源不断地前来，人数岂不是无法限量吗？古人说：“蝮蛇咬伤手，壮士便会割断手腕。”这是说要忍痛来避开毒害。如果姑息一只手，毒性就会蔓延全身，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伏望皇上深思远虑，出自圣断，敕令有关部门从长计议，设法制定良策，使这些人分散开来；处理既不急躁，也不迟缓，务必使法令一定施行、禁令一定止息，在祸患刚刚萌发时便消除，在祸害尚未形成时便平息，这才是善后之策，也是大圣人至仁至义的施行。臣等不胜恳切，此事关系到筹划处理净身问题以求善后，未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旨。嘉靖十一年四月十七日题奏，十九日奉圣旨：“这些私自净身的男子，明明触犯律条；况且先朝对于冗食之人，早已有诏令查革。你们屡次纠集众人来京奏扰，又多次有明旨驱逐禁约，礼部各自发给票帖，令他们回原籍谋生。为什么却又来京奏扰，动辄以万计？卿等所奏，实在是为国家作长远深切的考虑。礼部还应查考诏旨，妥善筹划处理后再来说明，不可一味姑息，以留下后患。” 题为反狱事【汪鋐】福建道监察御史呈报刑科抄出的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施山、镇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务的内官监左少监师章关于前事的奏疏，奉圣旨：都察院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于是将奏疏通抄送到福建道，具呈送到都察院。臣等查得，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施山、镇守福建地方的内官监左少监师章分别奏称：侯官县监候人命、强盗等重犯卢坚等十九人，手持刀斧越狱，杀死左布政使查约、右参议杨瑀、都指挥王翺、知县黎文会、按察司经历周焕；又打开福州府和怀安县的城门，进入各监，把斩刑、绞刑重囚张九等五十七人一同放出，打开城门逃走，杀死守门百户及民兵郭清等人。贼众正在逃走，副使郭持平等陆续擒获，并上奏报告。至于巡捕指挥仲钦等未能严密防守缉捕一节：福建省城设有都、布、按三司，以及一府、三卫、三县等衙门，各衙门掌印官、佐贰官都在任，又有巡按御史和镇守内臣同在一城。如今侯官县监狱中的囚犯突然手持刀斧，公然越狱，杀死方面大臣，劫放府县囚犯，杀死守门官员和民兵，一齐逃逸，如入无人之境；由此可见，对上是镇守及三司法令废弛，对下是府、卫、县官员没有尽到职守。

译再查布政司、按察司的监狱以及府监，都设有司狱官吏和数十名以上狱卒，防范仍然严密。如今重犯不关在司、府监狱，却关在县监狱，其中经管官吏的弊端也就可想而知。又查前述重犯的口供既然说案情属实、因害怕处死，然而此前审查时却没有处决，反而含糊地监禁起来，那么巡按御史以及三司掌印等官，难道能够推卸责任吗？臣等又查访得，骚乱发生时，御史及三司等官有的翻墙逃走，有的躲入民居，四散奔逃藏匿，丧失官府威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无辜百姓横遭刀兵的，不下六七十人；贼首逃亡未获，奏报的情形又未必属实，人心惶惶，确实如都给事中赵廷瑞所担忧的那样。查得巡视浙江等处都御史胡琏已经到任，本院想等命令下达后，咨送该官，令其立即亲赴福建地方，从公查勘此次越狱事件：查明越狱囚犯何年收监、由何官审理；为什么不关押在司监、府监而关在县监；为什么拖延不予处决；现在斩获的是否确是真正的贼犯；逃逸的贼首林汝美、车卜二人等是否已经捕获。军民被杀的有多少人？各贼经过乡村时，曾否杀人掳掠财物？务必一一从公勘问清楚，分别查明各有关贻患、失事官员及罪犯的罪责轻重，并把擒捕有功人员分别论功定罪。关于被杀左布政使查约应当抚恤的缘由，也一并奏请施行。此事关系到越狱案件以及奉钦依办理的事理，未敢擅自处理，谨题请圣旨。奉圣旨：是。请为冯恩辨明罪状的奏疏【王廷相】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司礼监太监张钦传奉圣旨：如今天气温热，法司及锦衣卫现押的囚犯中，犯笞刑且没有牵连他人的，释放；徒刑、流刑以下的，减等拟罪，审定发落；重囚中情形值得怜悯、可疑以及戴枷示众的，都写来呈看。钦此。钦遵。臣仰见皇上好生之德，与上天同体。臣充任法司官员，岂敢不敬承美意，奉行皇上的德意呢？臣在去年会同吏部尚书汪鋐等奉命审录罪囚，查得刑部犯人冯恩犯有上书称颂大臣德政之罪，应处斩刑。臣与汪鋐等认为冯恩的罪状与律文不相符合，且情节确有可怜悯之处，拟定以有疑点而再行审问。伏候圣旨，依照所拟办理。如今已经数月，却没有看到刑部重新审问清楚、拟罪奏报。现在又奉到皇上钦恤囚犯的命令，臣是执掌法律的官员，若隐忍不言，导致皇上的钦恤之仁不能施及下民，那罪责就深重了；这样还凭什么执法呢？臣恭读《皇明祖训》说：凡官员、士人、庶民，若敢上书陈述大臣德政，务必审问清楚情由，依法治罪。注文说：例如汉朝王莽为相时，操弄威权恩福，汉平帝把新野二万五千六百顷田地增加封给王莽，王莽却不接受。官吏百姓上书颂扬王莽功德的，前后共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于是威权归于王莽，汉朝国统被倾覆。《大明律》的条文旨意也与此相同。臣私下思量，圣祖制定训诫、法律的用意，是担心后世宰执奸邪之人暗中邀取人心，以危害社稷。因此，冯恩所犯的情状，与此实在不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汪鋐掌管都察院时，冯恩曾挟私怨妄加弹劾汪鋐。后来汪鋐升任吏部尚书，冯恩以为汪鋐必定会加害自己，所以先行上疏论列，使汪鋐不敢发作；同时还牵连一两位辅臣，以表示自己弹劾汪鋐并非出于私怨。这是小人之心揣度君子的心思。考察他的情状，确实可恶。至于他举论尚书夏言、王宪等人的贤能，也不过是假借言官论列的公义，来达到害汪鋐的私心罢了。把这与称颂王莽功德相比，本来就不相同。臣与汪鋐等拟定认为有疑点、应当再审问，原因就在这里。伏乞陛下怜悯他。臣又听前辈说：我朝自祖宗以来有三项美政，都是前代所不能及的：一是不与异域和亲；二是不让外戚参与政事；三是不因论谏而杀言官。言官，是君主的耳目。耳目聪明而不受蒙蔽，君主就能洞察奸邪，照见万里之外，这是社稷之福。所以古代圣王对于言官，言论正确就采纳实行，言论不正确也宽容优待，这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听闻、镇压奸邪反逆。言官一旦遭到杀戮，台谏之臣无不闭口自保，谁还敢冒着危险进言？奸邪并非天生就有，往往乘机滋生；如果言官害怕祸患而缄默自保，正是奸人得志的时候。蒙蔽君主、夺去他的聪明，奸党隐藏在身边，君主孤立而无从听见、看见，这难道不危险吗？我朝自祖宗以来不杀言官，大义就在这里。伏望陛下明察。况且冯恩是狂妄小人，杀了他也没有什么可惜，只是朝政大体实在可惜。伏望陛下再次敕令刑部辨析律文的意义，查明与冯恩所犯情节是否相合，再行具奏，请皇上裁决；这样皇上钦恤囚犯的仁德才不会遗漏，可怜悯的囚犯也能得到重新获得生命的恩泽。臣不胜庆幸。此事关系到辨明律义、怜恤人命以彰显钦恤恩例，未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旨。治国要旨【方孝孺】没有法律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天下也不是仅靠法律就能治理的。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能只靠威势制服，于是把革除奸邪、铲除暴行的用意寄托在宽缓而不急切的教化行为中，使百姓在其中从容地互相谦让，无不战战兢兢地有自重知耻之心。他们没有看见刑具和斧钺，却畏惧威严；没有等到审讯，便远离罪过；在田野乡里默默修身改过，好像有人临近督责他们一样。他们难道是依赖那些微小的法律吗？法律的作用浅显简陋，容易了解；百姓的情性却深隐诡变，难以测度。用难以测度的人情去对付容易了解的法律，法律已经穷尽，而人情的变化却没有穷尽，未有不被人暗中讥笑诽谤的。善于使用法律的人，常使百姓知道法律不可触犯，却不使他们仅仅知道法律确实可怕。人们敬畏上天、畏惧上帝，是因为上天上帝的威严不可测，又从未亲眼见过它们诛杀人。假如鬼神临到人的庭院，揪住人便殴打，那么愚夫愚妇都会想拿棍子赶走它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想使人不再重犯，关键在于法律不可轻易使用。对百姓施法时，如果我把杀戮看得轻而且屡屡使用，他们也会轻视我的杀戮而屡屡犯法；如果我把笞打辱骂看作极大的耻辱而慎重施用，他们也会认为笞打辱骂足以羞耻而畏惧躲避。

译掌握要领的人，能使百姓把笞打辱骂看得和杀戮一样可怕；不得要领的人，即使在市上接连处刑，人们仍然谈笑，犯法也不会稍微减少。人只有把死亡看得极其重要，才会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快乐，所以凡是可能损害身体、败坏名声的事，都会谨慎戒惧而不去做。假如人人都不爱惜死亡，就会纷纷惊扰放纵，奔逐于法令之外，奔向死亡而毫不顾惜；即使有法律，又怎么能制止他们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百姓畏惧我的法律，而依靠他们畏惧名声；不依靠他们畏惧名声，而依靠他们畏惧义理。戴纩冠、系白色丝带，戴黑色冠、系白色冠带，让人坐在嘉石上并在衣服上作标记、给本人穿戴，这些并没有毁坏形体、伤害肌肤的惨痛；但若让怠惰游荡之士、为人所不齿者穿戴这些，便会使他们羞惭、悔恨、惭愧、怨恨，与戴着木枷铁索的人没有不同。这何必一定要用刑呢？加上这种羞辱，本来就比刑罚更重。孝、友、睦、姻、任、恤，先王用这六项来劝导天下百姓，并不是逐家劝说、逐人诱导，而是人人以能做到这些为荣耀，做不到为耻辱。《尚书》所说的党正、族师登记名册，仿佛奉王命到朝廷受命、到司寇那里受刑；他们内心通达义理，所以知道畏惧义理，唯恐稍有违背。事情本来有看似不紧急却极其重要、作用很小却教化广泛的，圣人常用这种办法，把治理天下、统御百姓的精微用意寄托其中，使百姓奔走追慕、欣喜接受而不感到厌倦，却不知道原因所在。世俗之人不明察这一点，以为这种办法迂远，不如使用法律见效，这是错误的。君主无不希望人们兴起孝悌、礼让之风，但人们仍难免违背德行、轻视教化；无不希望官吏奉行职守、遵循义理，但官吏仍难免怠惰放纵、乖僻妄为。那么，法律果真能够禁止这些吗？法律加在人的肢体上，人尚且不服从，却以为虚名可以使其内心服从；这似乎不合人情，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能不察。两个人治理家庭，一个以变脸色、不说话来表示愤怒，一个以棰打、斥骂来表示愤怒。从严厉者的角度说，变脸色而不说话已经是不肃敬了。表示愤怒的方法虽然不同，作为愤怒却相同。人们见他脸色一向不轻易改变，偶然在脸上显出怒色时，所感到的畏惧与害怕，和遭受棰打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法律不必严酷，只需显示其意向罢了。最大的耻辱，是不能与普通人相同。宴饮时举杯让众人饮酒，只有一人饮水，他的羞愧比受刑还重。等到他因为以醉酒者的身份被人轻笑，善良淑慎的百姓便都戴上黑色布冠。对于德行受到百姓尊重的人，就给他加以标识；对于行为被人鄙视的人，就使他不能与普通百姓同列，那么百姓无不修养自己值得尊重的方面，去掉自己可被鄙视的方面。以廉洁著称的官吏，回乡后就穿戴相应的服饰；不能凭义理退职的人，给他换上不同服饰使他羞愧，那么官吏就无不尽职。由此类推，可以把田里等级分等，把住宅区别开来，使百姓不论贵贱，都以德行高下决定贵贱；做官不论职位高低，都以政绩大小决定尊卑。有罪的人，开始只改变他的冠服，继而使他居住的里巷不同。这样仍不悔改，便确实不能同他共同为善了。然后才施加刑戮，人们就知道刑罚确实是不得已才施行，是因为实在不能不惩处。人若能自重其身，知道触犯法律是可耻的，礼义风俗就形成了。只要能够改变风俗，即使是很难、很遥远的事情，先王也乐于去做，何况容易的事呢？容易的事却被忽视，认为过于疏略而不屑去做；困难的事又被看重，认为高深而不敢去做。这样一来，圣人的道路最终无处施行，真可悲啊。论制定刑狱器具之一【丘濬】臣考察：从汉文帝废除肉刑到现在，大约三百年了，一旦想要恢复，实在困难。孔融的议论，专门是因为爱惜人的生命，这正是所谓即使想改过自新，也已经没有道路可走。肉刑有五种，宫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惨的一种。其他四种刑罚只伤害身体，宫刑却断绝后代。人有生命，是承接祖先、传续后代而来的，延续不止一世；一旦在自己身上断绝后代，难道不是人生的大惨事吗？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以后，有人提议恢复，仁人君子一定会痛切阻止。对于有罪的人，尚且不忍心伤害他的生命、断绝他的后代，却有一种悖逆天理、没有亲情的人，竟自行阉割身体以求进身，把祖宗百世绵延的血脉、万世相传的后代，换取自己一身的富贵宠荣。岁月如流水，人生能有多少时日，为什么竟不深思呢？愚民无知而自投陷阱，上面的人也安然看着，不知道禁止，为什么呢？这也是败坏常伦、破坏风化、伤害天地和气的一端。拥有国家的人严厉禁止此事，并惩罚主使及动手之人，这也是不忍伤害百姓的仁政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论制定刑狱器具之二【丘濬】臣考察：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以来，都使用肉刑。到汉文帝时才废除肉刑，改用笞刑。其源头大概是承袭虞舜刑法中的鞭扑。除死刑外，自墨刑、劓刑以下，大多用笞刑代替。但当时还没有制定笞刑条例，所用的棰打器具没有固定形式，棰打的部位也没有固定。汉景帝制定棰刑条例后，棰具的制度才开始规定使用竹杖，专门打臀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君臣有仁暴之别，风俗有厚薄不同，所使用的刑罚各不相同。隋文帝才制定为今天的五刑，凡是前代拷讯用的捧束杖、车辐、鞋底之类刑具，全部废除不用。唐、宋沿袭这一制度，制定的刑具各有等级。本朝在《大明律》卷首绘制横图，用来记载狱具：笞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直径一分七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直径三分五厘。以上都用荆条制成，长度都是三尺五寸。枷用干木制成，长五尺五寸，头部宽一尺五寸。死罪犯人的枷重二十五斤，徒刑、流刑及杖刑以下各有差等。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铁索长一丈，脚镣重二斤。凡制作笞杖，都要削去竹木的节疤，用官府降等校勘合乎式样后才能使用，不许用漆胶等物装钉。

译应当施刑时使用小头，臀部所承受的粗细厚薄，也比照唐代大致相等，比宋代尤其轻。这是祖宗爱惜生命的仁德：即使是作恶的罪人，也唯恐有所伤害，所以为他们制定较轻的刑罚。正因如此，仁恩厚德浸润民心，到现在已有一百年了。近年以来，却有一些残酷暴虐的官吏，任意制造刑具，如夹棍、脑箍、烙铁之类，名目数量不一。这不只是违背祖宗的法制，实际上也伤害天地的和气。伏乞圣明申明旧制，凡内外有承袭使用这些刑具的，一律命令抛弃销毁。但禁止此事必须从宫禁内部开始，谁敢仍像从前那样故意使用，就用他所制作的刑具施加在他自己身上。这样才可使太祖皇帝谨慎用刑的意旨、体恤刑狱的仁德，明载于律文，万世之后仍如同今日一样。因此，扩充皇上的仁德于天下、延续国家国运至万年，关键就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阐明流刑赎刑的意义【丘濬】臣考察：废除肉刑以后，只有宫刑还存在。但多数是把反叛余党施以此刑，也有生来就被隐宫以及自行阉割以求进身的人，官府并不把这当作刑罚。唐初虽然曾斩断犯人的右脚趾，唐太宗认为肉刑废除已久，不忍恢复，房玄龄也说如今肉刑已经废除，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若再砍断人的脚，就是六刑了。于是废止。宋人在现行五刑之外，又制定刺配之法，难道不是所谓六刑吗？把获罪而被废弃、无所事事的人聚集在牢城中，使他们结群积怨；他们愤懑不平的心情无处发泄，即使心里想改过自新，脸上的刺字也已经无法去掉。他们逃亡做盗贼、挺身作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宋江率三十六人在黄河以北横行，最终不能制服他们，都是因为各处都有刺配之徒为他们充当耳目。慎重对待因灾赦免的过失【丘濬】臣考察：“赦”的意思，是释放罪过。后世的赦令，却把免除拖欠债负、举荐隐逸之士、让子孙封赠祖先，甚至制定法律、施行禁令等，都放在赦令中办理，这就失去了古人因灾害而大赦、赦免过错、宽宥罪人的本意。臣愚见，颁布赦令时，除宽宥罪人外，免除欠负、减轻税赋、减少刑罚、停止责罚、放宽工役、停止徭役、宽缓征发、招抚逃亡等凡是宽待百姓、惠及下民的措施，都可以借赦令施行。除此以外的事务，一概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每当起草赦文、拟定条款时，必须召集执政大臣，让各人分别拟定本部门应当施行的条目，从公计议；务必做到不违背律例、不违背事体、不拂逆人情，并且确定可以实行。还必须没有后患：如免除欠负，所免之物必须确实可以除去，绝不能日后重新追征；如宽缓征发，事情必须确实可以停止，绝不能再次恢复；文意必须不会因解释不同而产生两种意思；前后条文必须不会互相矛盾。既然处置好了事务，又把文理讲解得明白准确，然后写入赦文，颁行天下，那么上面所说的颁布就不是空文，下面受到的恩惠也都是实惠。阐明复仇的意义【丘濬】臣考察：复仇的道义，是百姓与生俱来的常道，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事情虽然似乎会发生变化，但变化而不失正道，才是常理。用五行的道理来讲：金生水，金被火所克，水必定为金报仇；水生木，水被土所克，木必定为水报仇；木、火、土三行也都是如此。人禀受五行而获得生命，有所生养自己，就必有所报答。人知道自己由谁生养，必定报答使自己得以出生的根由，因此彼此保护爱护、彼此防卫，不敢互相残杀。这不只是畏惧公法，也是畏惧私义；不只是顾念天理，也是顾念人情。人之所以能与人相安相忘，得以享受生命的快乐，正是这样。然而人世间有无穷的变故，王法有达不到的地方，天理也有尚未判定的时候，于是有时会发生相杀。若杀人不是因为他的罪过，使他的踪迹湮灭，不容缓延，那么被杀者的父亲、儿子就会说：“父亲是生我的人，别人却杀了他，这等于使我不能存在。我凭什么活着？一定要杀死仇人，以报答生我的父亲。”被杀者的兄弟就会说：“兄弟是与我同胞共生的人，别人却杀了他，这是蔑视我。一定要杀死仇人，以报答与我同生的兄弟。” 如果我不替他报仇，假如别人杀了我，而我的兄弟又不替我报仇，我还把他当作什么人呢？被杀者如果是他的朋友、交游之人，他的朋友、交游之人就会说：“他是与你交好、与你相从的人，仇人不是不知道，却仍然杀了他，这是轻视我。一定要杀死仇人，以报答我所知交的人。”如果我不替他报仇，假如别人杀了我，而我的朋友、交游之人又不替我报仇，我还把他们当作什么人呢？天下的人，凡是有生命的，都相互为对方舍命。因此，那些不得志的恶徒、不仁不义之人不敢生出不仁的念头，因为他们担心被害者有儿子孙子、兄弟，或有朋友交游，必定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到有关部门申诉，在鸣冤鼓、鸣冤石前陈诉冤情。可是王法虽然公正，司法官虽然明察，如果没有人申诉告发，冤情也不能上达。所以圣人把这件事制定在礼制中：凡是做人的儿子、兄弟，如果父母兄弟有仇，就必须到官府申诉。不幸没有子孙兄弟，那么他的朋友交游虽然不是血亲，也可以替他伸张道理。如果已经向公家申诉，而公家不替他报仇，或者因为地势偏远、力量微弱，事情紧急、情势迫切，一时不能把冤情上达官府，于是奋发义气为他报仇，这也在公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礼所说的“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大概是说做人子的、做兄弟的、做朋友的，常常把这些原则存于心中：一定要为父亲报仇，一定要为兄弟报仇，一定要为朋友报仇；否则，我就不与杀父之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杀兄弟的人，我遇到他必定不放下武器；杀朋友的人，我必定不与他同处一国。这些话是极其明确地说，一定要杀死仇人来报仇，并不只是说到此为止。解释礼的人却只把它看作私下报仇，意义就狭窄了。礼是兼说公仇和私仇的：不能通过公法报仇，就一定通过私下报仇，防止和断绝仇杀，正是必然如此。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三代盛世，君主树立大中之道，公道彰明；除非司法官，没有擅自杀人的官吏；不是承受天命处死，没有被冤杀的人。因此不但没有无法报的仇，也没有可供报的仇。然而先王以爱惜生命为德，常担心有人不能保全生命，或有人残害生命，所以既依据天地相生的道理，制定刑罚的常制来辅助教化，又依据五行相克的道理，阐明报仇的义理以垂示训诫，使人知道杀死别人亲属朋友的人必死，杀死自己亲属朋友的人必遭报复，从而不敢互相残害而丧失生命，也不敢互相包庇隐瞒而忘记死者。

译这就是古代盛世人间没有冤声、上天没有乖戾之气、世间没有祸乱发生的原因。自秦汉以来，这个道理不再明白，人们一概只用法律维持社会，只知道上面有法律，却不知道下面还有义理，所谓复仇之义，世上也不再讲论。到了唐代，陈子昂、韩愈、柳宗元，才因恰好有人为父亲报仇，而分别说出自己的见解；总的来说都正确，却还没有说尽。我谨按《周官》所载朝士之职：“凡报仇的人，要把事情登记在士官那里，杀死仇人不治罪。”所谓报仇，并不是说做儿子或弟弟的亲手持刀刺杀仇人，而是凡把仇人不当死的原因以及被杀者被杀的缘由，向官府说明的，都属于请求报仇。既已登记情状、向官府告发，而仇人或隐藏不出，或逃亡，或凭险固守；报仇之人能够把他杀死，以报答亲人的仇恨，就不治罪。这是因为君主立法，既要保护无罪之人，不容许被人枉杀，也不容许有罪之人被人擅自杀死，以此彰明上天的诛讨、安定人的生命。假如杀人者又被人杀死，人人都说“我是在替亲人朋友报仇”，不分道理是否可行、事情是故意还是过失，互相报复永无休止，又哪里还用得着国家法律呢？孟子说：“担任士师就可以杀人，明白地说，不担任士师就不可以杀人。”朝廷应当明确制定法律：凡有父亲、兄长或亲属被人杀死的，除误杀、戏杀、过失杀人外，如果是有意或无理致人死亡，亲属、邻保就替他申诉，带着仇人的儿子、孙子以及一切应当报仇的人到官府告发。如果没有亲属，他的邻里、朋友、交游都准许替他申诉。府县有阻碍，就到藩司、臬司申诉；藩司、臬司有阻碍，就到朝廷申诉。直接越级赴诉的，不受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情、畏惧权势，拖延数月，不拘拿有关人员替死者伸冤，后来报仇的人奋发义气杀死仇人，所在地立即上报，特旨命理官审讯。如果被杀者确有冤情，而有关部门不拘拿仇人、不具备案件，那么就追究经办官府的责任，以贪赃罪论处，除名；报仇者不连坐。若有关部门正在拘捕，而因其他原因拖延，就以擅自杀死有罪之人的罪名论处，但不判死刑。若不向官府告发，且不在当日出面，而自行报仇杀人，官司审讯后，如果杀死的确实应当抵罪者，不治罪。若超过当日仍不告官便擅自杀人，就以知情故纵罪治亲属、邻保。至于报仇者所杀的仇人确实应当被杀，就按情有可悯拟罪而免其死刑。如果官吏借王法把人置于死地，律法本有固定条文，不许私自报仇，必须明确到官府申诉。若多次申诉仍不能伸冤而杀死仇人，就上报朝廷，委任大臣审讯。如果被杀者确有冤情，而有关部门不替他伸冤，就免除报仇者死罪，改为流放，如胡氏处置张瑝的办法，同时加重追究经办官府的罪责。如果被杀之人并非完全无罪，但罪不至死，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形权衡轻重。这样一来，在经义和律法两方面都没有违背；人们知道仇恨必定会得到报偿，便不敢互相杀害以保全生命；又知道法律有所禁止，便不敢任意私杀而触犯法律。如此，天下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国家没有难以裁断的案件，人世间没有无法报偿的仇恨，地下也没有冤死的鬼魂了。戒除滥用刑罚、纵容违法的过失【丘濬】臣考察：宋朝到理宗时，土地已经缩减，穷苦百姓勉强残喘，只有等待死亡；朝廷多方像哺乳一样救济他们，尚且担心不能使他们存活。然而当时的监司、守令却制定严刑苛法，籍没百姓财产，残害百姓生命。理宗在位时，只把崇尚道学当作追求虚名的事务，却轻视实际政务。在那个时候，做监司、守令的，难道没有学习道学的人吗？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迎合时好、追求名声的人，并不是真心存养敬意、穷究义理，以救济人民、利泽万物。最终伤害天地和气，损伤国家根本，造成败亡的祸患。唉！难道没有原因吗？如今距离宋朝末年还不远，那些滥施刑罚的器具，如所谓脑箍、超棍之类，世上仍有人沿袭使用。伏望国家以仁德立国，乞敕令有关部门严加禁止革除。若有人在律文规定的讯杖之外，巧立名目用刑，按违制律治罪；制造者重罚，使用者除名。这也是顺应天心、延续国脉的一件大事。广东司题名记【彭韶】建国初年，元朝遗风还没有完全消除，百姓喜好诉讼刑罚。当时虽仿照古代设置六曹，稍稍改变刑曹所辖都官、比部的制度，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山东、北平、四川、山西、湖广、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十二部。云南隶属于陕西部，后来改称清吏司，都是为了砥砺廉节、使任用更加完备。永乐年间，安南归附内属，设置交阯司；又从云南、四川交界地区分置贵州，设置贵州司；北平升为北京，开始设置北京司，后来又废除。合计十三司，每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四人。当时官署设在金陵，北京设置行部；皇帝巡幸时，又称为行在官署，随驾停止时则撤除，没有固定员额。永乐十九年辛丑，北京建成，于是设置各曹司，完全依照金陵旧制；后来增加行在，又废除交阯司，云南则单独设置为一司。刚定都时，百事草创，大多只是权宜地借处办公；今天城隍庙西面的惜薪司，民间俗称旧刑部，就是当时的遗址。正统辛酉年，改建到这里，才去掉“行在”二字，正式称为六曹；金陵称为南京，官制编制依旧。不过那里主事只有一人，而这里定额为三人，加上正、副郎官共五人，并且选任十分严格。几十年来，政务平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君子们认为各位诸公对此有所助益。赠送按察使陈子的序【彭韶】

译陕西按察司副使、大竹人陈子升任浙江按察使。国家所定制度中，按察官总掌各地刑狱，每年审理案牍，年终上报政绩。他的职责有两项：一是查究奸恶、依法定罪，二是审问冤情、平反案件罢了。查奸定罪，是义的体现；审冤平反，是仁的体现。以仁为经，以义为纬，天下的刑罚才会公平。然而义偏重震慑彰显，功劳显著而声誉容易兴起；仁则着重宽缓抚恤，德泽隐微而容易遭人嫌弃。因此，有些人把精力全用在详密查究百姓奸罪、依法定刑上，天下便没有遗漏的法网了；至于审理冤情、平反案件，却说没有空暇办理。这就是显扬义而仁泽缺失。有人说，执法本来就应该这样。其实法律只是求得中正罢了：罪重的应当依法收治，罪轻的应当依法释放，这才叫掌握法度；如果只说掌法，却只附会定罪、不肯从轻释放，那么法律残害人，便比刀枪还惨，圣人也就不会使用法律了。自古称为善于执法的人，有像张释之这样的吗？犯跸者免死而罚金，盗取玉环者宽宥其族人，弃市之刑也常常有出罪的道理。鹰、鹯、鸾、凤，各自祥瑞不同；药石与美食，功效也各不相同。大竹说：“说得好啊！这些正是凡掌管刑狱、决定人命的人所希望听到的。” 赠主事陈君赴南京任职序【彭韶】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准绳，而官吏就是掌管这把准绳的人。在汉代，只有张释之运用法律能够做到这样；到了张汤，法律却变得怪诞百出，史书已经把这些情形记载得很清楚了。我年轻时，是非好恶还很分明，感慨于张释之的事迹，半夜里都想起身舞蹈，难道仅仅愿意给他执鞭随从吗？等到我入仕以后，前后都任职于刑曹，在种种纠葛之中，内心也随着时势变化，考察我迁就随俗的用意，大体上已经走向张汤那一边了。难道只有我如此吗？同僚之中，彼此公然传袭这种风气，想求得像张释之那样敢于在朝廷上执法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以至于善良正直之士无所仰赖，我实在不忍心说下去。唉！我岂敢凭自己不肖的身份去约束别人，又岂敢凭自己不肖的内心去宽恕别人呢？幸好有这样一个人，我本来就希望他能替我们这一类人雪耻。余姚陈君直，是这样的人吗？当初君直年轻，取得进士就像拾取芥子一样容易，议论英迈奋发，平生的抱负，自然会说得宏大高远；但他涉世不深，尚只是听说过那些令人困心衡虑的事情，却从未亲身实行过。听闻与实行，意味大不相同；这还不能作为自我许诺的根据，也不能据此决定一生的谋略。大凡使法律公平，在于用人；能够持守公平，在于内心。张释之必定是端正内心、克制私欲的人，所以他所执行的法律公平；张汤必定是心存偏私、嫉贤妒能的人，所以他的法律条文反而成为祸害。君直最初被授任刑曹属官，并没有得到张释之、张汤那样的寄托和声望；但只要内心公平、守持法律，又何尝要因彼此不同而区别对待呢？关键一定要时时提醒、约束这颗心：宁可降低身份而不可自居高位，宁可显得笨拙而不可玩弄巧诈；当时想要治罪的人，我就拿法律条文来衡量他；想要释放的人，也同样拿法律条文来衡量。这样，豪强之人不必用巧言诋毁，贫弱之人也不必曲解文法；长期防范涵养之后，内心淡泊而深沉，只需随着具体事物自然应对罢了。将来若逐步得到推举任用，终于担任重要职务，遵循法式、恭敬办事的成效，我知道受益的人会很广远。即使不得已而当面折辱、在朝廷上直谏，又不得已而以自身行动决定进退取舍，仍可以说，国家还有这样的人才；君直将要取法古人，而我希望他成为张释之那样的人。这大概是出于同僚之间的情谊，把最急切的事情作为赠言，并不是说君直只能做到这里。虽然如此，张释之的境界难道又是容易轻易达到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名臣经济录》第四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