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十五

译论选拔侍从之臣之一【丘濬】臣考察：古代天官冢宰掌管八柄，内史又掌管以此诏告君王，大概因为史官是公论所在；爵禄的授予废止、杀生赏罚的权柄如果有不公，史官便以直笔记载下来。吴澄说，内史相当于翰林的职务，因为他负责向诸侯、公卿、大夫发布命令，即代君王草拟诏命，犹如今天学士院草拟制诏。然而称为“史”，是掌管文书、辅佐治理之意。如今把史馆并入翰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我太祖皇帝在吴元年已经设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于是设置承旨学士、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以及待制、应奉等官。洪武九年，诏令确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都为正三品，学士为从三品，侍讲学士为从四品。洪武十八年三月，开始确定翰林官制，革去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名目，设置学士二员，秩为五品；讲读学士各一员，为从五品。其属官有侍讲、侍读、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此外又设置修撰、编修、检讨作为史官，都隶属于翰林院。学士，是代皇帝立言的官；讲读，是经筵的职务；五经博士、典籍，是前代秘书官属一类；侍书、待诏，是前代供奉官的名称；所谓史官，则承担前代著作、起居记录的职任。如今把这些都归属于翰林，因此本朝翰林这一机构，实际上兼有前代各种职务，其职责尤其不是其他官员所能相比的。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又选七人进入内阁，专门掌管制诰，充任顾问，参与机务，但他们的品秩仍只是五品。到仁宗皇帝时，又在本官职上加授卿佐、师保等职，其任用更加重要。任职时间久了，又改以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名衔任用。论选拔侍从之臣之二【丘濬】臣考察：编修、检讨专门负责修史，是从此前才见于本朝的；以前虽有所谓编修官，大概专门负责修撰《经武要略》，隶属于枢密院，名称相同而实际职务不同。然而前代的编修、检讨都称作官名，本朝只称编修、检讨。我曾因此通论古今史官。天下不可以一日没有史，也不可以一日没有史官。百官负责的是一时的事务，史官负责的是万世的事务。《周礼》所说宰夫八项职掌中就有史官辅佐治理。汉代制度，太史公的地位在丞相之上，天下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公，再抄送丞相。唐、宋两代宰相也都兼任史官，史官的重要性达到如此程度。自成周设有左史、右史，汉代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一类，都是所谓史官。本朝开国初年还设置起居注，后来革除，只用修撰、编修、检讨承担国史。遇到纂修史书时，便以大臣任监修，以学士任总裁，这种法制可以说简明而切要。然而史官这一职务，关系到是非的权衡，也是公论所系。大禹不能因为私情褒奖鲧，管叔、蔡叔不能贬抑周公，赵盾不能改动董狐所写的史书，崔氏不能夺走南史氏所执的竹简。公正地判断是非，记载善恶，以作为鉴戒。如果不是得到合适的人才，像刘知几所说兼具才、学、识三方面的长处，像曾巩所说聪明足以通晓万事的道理，道德足以认识天下实际用途，智慧足以了解难以了解的深意，文章足以阐发难以显明的情状，就不足以胜任这一职务。即使如此，这还不是根本要求。推究根本，必须得到像元代揭傒斯所说的那种人：有学问文章，通晓史书，并且心术端正，然后才任用；这样文采与质实相称，本末兼备，才足以成为一代良史。

译论选拔侍从之臣之三【丘濬】臣考察：前代收藏图书的府库不止一处，掌管图书的官员也不止一种，名称和数量虽有不同，职务大致相同。如今本朝的图籍都收藏在内阁，所设置的官员只有典籍一职。大概本朝翰林官员虽有不同名称，实际没有不同职务；所储藏的书籍不只是保存前代遗存，也是为了供儒臣考阅讲究，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作为将来任用的重要准备。仰想太祖开创基业，设置翰林院、任用学士等官后，又考虑到人才若不加以储养、培养便不能成才，于洪武癸丑年命编修张唯等十人进入禁中文华堂学习，诏令宋濂任他们的老师。皇帝在听政之余，常到堂中，拿他们的文章亲自评定优劣，命光禄寺供应酒食；每次进食，皇太子、亲王轮流主持；又供应冬夏衣服，时常赏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年命学士解缙从新进士中选取资质英敏者，得到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加周忱为二十九人，让他们到文渊阁进学，并且告谕他们说：“文渊阁是古今书籍汇集的地方，你们各自享受国家俸禄，每天到阁下任意研读探索，务必真正化为自己的学问，希望国家将来都能任用你们。” 又命司礼监供应笔墨纸张，光禄寺供应饮食，分发钞币购买油脂蜡烛，赐给宅第作为居住之所。历代圣主相继承袭，依此作为成例；每逢开科取士，便从进士中选取才俊卓异者，如永乐甲申年命他们在内府读书以储养人才，前后得到的人才，比其他年份的进士多，在当时任用他们取得了得贤的成效，写入史册也成为儒者的荣耀，这实在是一代的盛举。臣恭敬地读到文皇帝告谕曾棨等人的话，其中说：“人必须立志，立志便能成就功业，从来没有不立志而能建功成事的。你们都是当今英俊，应当立下远大的志向，不可满足于小有成就。求学一定要达到道德精微之处，一定要全面掌握经世致用的学问；写文章一定要达到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的境界。古代有文学成就的人，难道都是天生如此吗？也是积累功力才达到的。”当时各位贤才都牢记圣训，无不奋发立志，努力增进学业，最终都有很大成就：留在朝廷的以文学著称，出任地方的以政事才能获得声誉。皇帝的话多么伟大！他用来主持文教、振兴人才、为世道谋虑的心意，是多么深远，三代以后也仅仅见到这一例。唉，贤才不容易得到，也不容易识别，必须随时选取，不能局限于一时；必须用多种方式考验，不能拘泥于一种技艺，然后贤才才能全部得到任用而不被遗漏。假如只在这个时候选取，其他时候便不选；只用一种技艺来考验，其他方面便不考验，却想任用的人都合适，那就困难了。臣请把它制定为固定制度：每逢一次开科，便进行一次选用。选拔之后，再分派到各司观政。等新进士到太学行完释菜礼，就命礼部传谕，让他们各自抄录平日所作的文章进献【所作包括诗、赋、序、记、略、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封存后送交翰林考订。其中有文辞尚未成熟、但学问可以进步的，另出题目考验。若所试文章与所投文章相称，就选入候选，不论年龄长幼、体质强弱。只要有才器、见识、才思，便依照旧例命官员加以教育，等待其成才。若文辞艰涩、意思诡异的，不予选取。三年之后，随其才器任用。每科不必多选，最多不过二十人；每次选取也不必多留，留下的不过三五人。这样，国家储备人才以待任用的，无不是通晓经学、学习古道、明白治体而适合实用的儒者；分布在各个职位、任职内外的，也都是文学博雅之士，使他们参杂于政事、法理之间，加以润饰。臣将看到天下文质彬彬，多有文雅之士；儒者都是真儒，吏员也不再是庸俗之吏。凡是他们所创制的制度能够使国家光彩、所施行的政务能够辅佐世道的，都有值得称述的地方。治理国家的要务、任用人才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译论东宫官属【王鏊】君主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天下的治乱；太子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将来的治乱。其重要性由此可知。贾谊说：“天下的命运，悬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处，在于及早教导，慎重选择身边的人。”如今平民之家有了儿子，也一定选择保姆来保护养育，选择良师来教导，何况太子关系神器的归属、宗社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祸呢？从前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太公任太师，用来保全他的身体、辅导他的德义、引导他的教训，这就是三公的职务。又设置三少，称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宴饮游玩的官员。又从天下选取端正、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来辅翼保卫太子，陪他居处出入。逐去邪人，不让他看见恶行，所以太子生长后所见的是正事，所听的是正言，所行的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他自身怎么会不正呢？古代教育太子的制度就是这样。如今国家东宫的官员，从师保以下，有庶子、谕德、洗马、校书等官，也已经齐备了。然而官员按资序递进，未必都是天下选出的贤才。学习的日子，早晨授书，授完便退下；中午进讲，讲完便退下。何况严寒、暑雨之时，学习还会间歇。间歇的日子，太子同谁宴饮游玩？同谁居处出入？这些都无从知道。近世的弊病，又在于上下不相交；然而太子尚且没有完全同于君主，如今却已经俨然端坐沉默，有话也不敢进言，那么等他成为君主之后又会怎样呢？想求上下相交、德业成就，怎么可能办到？从前三王的教育，世子在学校里一定按年龄与众人同列，国人见了便问：“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为什么现在却同我们按年龄互相谦让呢？”回答说：“他的父亲还在，所以礼制如此。”于是众人懂得了父子之道。又问：“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为什么现在同我们按年龄互相谦让呢？”回答说：“他的君主还在，所以礼制如此。”于是众人懂得了君臣之义。又问：“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为什么现在同我们按年龄互相谦让呢？”回答说：“这是敬重年长者。”于是众人懂得了长幼的礼节。这就是通过学习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使太子也像普通人一样与众人相处。到了汉、唐以后，这种用意消失了。然而汉明帝曾向桓荣授书，后来即使做了天子，还亲自拿着酱料馈送，拿着酒爵敬酒。唐代刘洎、岑文本、马周轮流每天到东宫谈论治国之道。李泌与肃宗原是平民时的朋友，出行便联辔同行，睡觉便同榻相对。国朝洪武初年，建立大本堂，搜集古今图书充实其中，延请四方名儒教导太子、亲王，分班轮流夜值，以才俊之士充任伴读。读书时，皇帝不时赐宴赋诗，讨论古今，评论文学，没有一天空闲。仁宗还在潜邸时，臣曾恭敬地看到他的教令。长至节宴饮慰劳时，东宫臣僚如同家人父子；又跟随学习诗歌，学习撰写表章。本朝初年，也不曾像如今这样制定制度。英宗年幼时，当时大臣没有深远见识，迎合时俗所好，专门强调尊君卑臣，这并不是祖宗法度的本意。如今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稍微减省君臣之间的仪式，厚待师友之分，使宫僚每天侍奉左右，从容讲读。讲读之余，宴饮、出入、居处都可以同太子相处，直到傍晚才退下。即使太子有剪桐折柳之类的游戏，也要随事劝止；至于游戏、翰墨等兴趣，也应加以端正。宫僚有不守法的，由三师纠正；严重的斥退，不让邪人参与其中。这样才是所谓一人为天下储君，万邦因此端正；三代能够长久，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汉宣帝时，想让外戚许氏监护太子府，疏广认为太子的师友必须选天下英俊，不宜只亲近外戚。太子的官属已经齐备，又让舜来监护视察，这种做法鄙陋，不是用来使太子的德行推广于天下的办法。贞观年间，制定太子接见三师的仪礼：三师出殿门迎接太子，先行拜礼，太子答拜；每到一门都让三师先坐；给三师写信，前面署名惶恐，后面署名惶恐，再拜。宋真宗天禧二年，庶子张士逊等说：“臣等每天到资善堂参见皇太子，虽然命令我们登阶列坐，但随后仍跪着接受召见。希望令皇太子坐着接受参见。”诏令不许。至道元年，皇太子每次见宾客，必先拜迎、拜送，常常下阶迎至门口。宋孝宗乾道七年，讨论东宫开讲以及庆贺、辞谢的礼仪，宫僚讲读应仿照经筵，礼仪略微降低。詹事以下直到讲读官上堂，都用宾礼参见，依官职次序就坐。皇太子在正席，讲读官轮流起立，依礼行事。延英殿讲读完毕后回到原位，节日朔日不接受宫僚的参贺。元日、冬至，詹事以下以笺文庆贺、致谢，开始按平常参见礼，后来离开座位致辞，再回位就坐。茶汤礼毕，詹事参见，拜皇太子，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次上堂参见，皇太子接受其拜礼，庶子、谕德才开始讲读。虽有坐着接受参见的礼节，但只是五礼中所定的三师朝贺东宫仪。皇帝认为东宫师傅都是有功勋的旧臣，应当以特殊礼节相待，朝贺礼不应同普通僚属一样，于是命令考定礼仪：“按照唐制，群臣朝贺东宫行四拜礼，皇太子在后两拜时答拜。三公朝贺，前后都答拜。近代答拜的礼节不再实行，但三师的礼节不可不加重。现在拟定：凡大朝会，事先在大本堂设置太子座位，在堂中设置答拜褥位，在堂前设置三师、宾客的拜位。到日期，太子穿常服升座，三师、宾客穿常服入内就位，面向北站立。皇太子起立，面向南。” 赞礼官唱“四拜”，太子接受前两拜，答后二拜，然后退下【《震泽文集》】。

译论内阁【王鏊】我在翰林院时，曾与陆廉伯谈到杨文贞。廉伯说：“杨文贞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过的魁首。”我问：“为什么这样说？”廉伯说：“内阁原来有丝纶簿，杨文贞晚年因为儿子杨稷的缘故，想讨好王振，便把丝纶簿交给他，所以内阁的权力全转移到了宦官手中。”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等我进入内阁，历朝诏诰的底本都还在，难道这不是所谓丝纶簿吗？没听说送入宦官手中；何况宦官能否专权，并不取决于一本簿册的存亡，而取决于君主信任谁、信任到什么程度。廉伯的话不知道从哪里得来，天下却都在传说。嘉靖初年，言路大开，谏官纷纷争相议论利害。有人说杨文贞居丧时谋求夺情起复，于是把丝纶簿奉送给王振，却不知道杨文贞晚年回乡祭扫祖墓，根本没有居丧。更有人说文渊阁印也被司礼监夺去，请求追查收回。诏令询问：“印和丝纶簿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命提出此说的人亲自前来追查并收回，最后说此话的人认罪，事情才结束。论史官【王鏊】前代修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宫中设有起居注官，像晋代董狐、齐代南史氏，都至死守住自己的职分。司马迁、班固，都是世代任史官，因此通晓典故，亲自见到朝廷君臣的言论，事情确定后便记录下来。后世读这些史书，就像亲眼见到当时的事情。本朝翰林官都是史官，虽然列班的位置接近螭头，也仍远在殿下。成化以来，君主不再同臣下接触，朝廷之事也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凡修史，便取各衙门前后的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馆。事务繁多的分为两馆，再分派给各人，按年月编次，杂合编成。副总裁删削，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立传，而且大多只记出身、官阶、升迁罢了。偶尔有褒贬，也未必完全公正。后世将从哪里取得可信的史实呢？论翰林【王鏊】宋代的两制官，都是以文章名闻天下的人，才开始进入选任。即使是殿试一甲三人，也要先出任地方官，然后召回考试，是想让他们了解民间事务。其余参加制科考试的，大多是当时内外都声名显赫的人，这就是所谓制科。因此有文学才能的人不至于被遗弃，又能通晓民间的利弊，因为他们曾经在地方任职。国家的翰林侍从，也属于两制一类，大多任用高科进士，其余则任用庶吉士。一甲三人始终不出任地方官，庶吉士每科有时选取，有时不选，留下的人或多或少。国家的本意，是想让他们积累学问、写作文章，作为将来公卿的储备。士人一旦进入这种选拔，就可以安坐而获得清要职位，不再刻苦求学，也不再通晓民间事务。天下以文学著名的人，反而不能参与其中，遗漏的人才很多。所以还不如制科制度更好。制科一旦实行，人人都会自我奋发求学，以求得到上面的知遇，不必等待督促责罚。

译论内阁官制【王琼】朱子著《中庸或问》，至“敬大臣”一章时说：“假如大臣贤能，那当然可以；如果不贤，那么所谓偏听就会滋生奸邪，独断专任就会造成祸乱，欺下瞒上，以成就自己的私欲，而君主又没有觉察，这怎么能不令人忧虑呢？”又说：“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不懂得‘九经’的意义。假如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一定会以正心修身为根本，并找到合适的人来任用他。如果不幸出现赵高、虞异、李林甫一类的人，也应当赶紧寻找贤能之人来替换他们。假如不是这样，我恐怕君上的权力不在大臣手中，反而会转移到身边近臣手里；这样给国家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朱子的这番话，是希望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并且都能用得其人。然而自古以来，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常常被奸臣蒙蔽，导致政治混乱、国家灭亡，哪里能够保证君臣都用得其人呢？只有我太祖皇帝留下训诫、制定法令，远远高出千古：废除丞相，任用六卿，没有偏听偏信、独断专任的弊病。只要世世代代遵守这项制度，把朝政全部交给六卿办理；如果有人违背法令、处理不公，台谏官就可以纠正并论劾。这样朝廷端庄安静，君主高居上位照临天下，万世都没有弊病。我曾见到《纪国初事迹》一书，其中记载洪武年间设置殿阁大学士，他们的职务不过是代拟诏令而已。但他们每逢有所触犯，往往立即获罪罢黜。凡是制诰、碑文、祭文，大多出自皇帝亲自撰写。如今天下各衙门所用的表笺、祝文、祭文，虽然供臣下使用，也都是皇帝亲自撰写的。至于武臣的诰命，都是织成的，并不书写。皇帝每天听取群臣奏事，臣下当面奏报、取得圣旨完毕后，各衙门把奉到的圣旨意思批写成底本，再送有关科抄录奉到的圣旨意思，复奏皇帝；哪里有大学士、学士敢于擅自拟写口头圣旨，送入内廷批示后附在奏本上发出的事情呢？永乐年间开始在东门以内设置内阁，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七人在内阁办事。不久升为侍讲。仁宗皇帝即位为太子后，他们都转任春坊官。凡草拟诏制、纂修书籍等事，只由翰林院掌管，并没有由内阁掌管的说法。例如永乐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成书，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可见，他们虽然担任春坊官，但必须兼有翰林院职衔，才可以参与纂修事务；从来没有殿阁大学士独自专管纂修事务的情况。何况永乐年间胡广所兼任的不过是春坊大学士，由此可见，当时殿阁大学士已经停设很久了。如今虽然尚书在内阁办事，但六部请发敕令的手本，只说“应使用的手本送到翰林院撰写敕令施行”，可见旧有的制度意旨仍然保存着，足以考证。永乐一朝结束时，杨士奇、杨荣二人的官职只到五品，大概是受衙门编制限制，当初还没有衙门小官而官位超过六卿的例子。仁宗登极后，才把东宫旧臣杨士奇升为礼部侍郎，不久升为少保，又转任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任太常卿，升为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又升任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在永乐年间入狱十年，到这时才获释，提拔为翰林院学士，不久升为太常卿兼学士，在内阁办事。这三人都是皇帝登极后破格升迁，委任情况不能按常例评论。后来杨溥因父母丧服离职，起复后没有进入内阁。宣德年间，因任职满九年、官品达到三品，才升为礼部尚书，学士职衔依旧。英宗即位后，又命他入阁。正统四年，《宣庙实录》修成，杨溥升为少保；杨士奇、杨荣都升为少师，号称“三杨”。起初杨荣升任尚书时，不过是工部尚书，因此可见当时不敢让兼任其他官职的人压过六卿的用意。但从此以后，官制发生了变化。后来竟使那些以杂流出身、在内阁任书办多年的人，也能够升到尚书。至于序班、道士，也凭资历升到尚书，掌管鸿胪寺、太常寺事务，这些都由“三杨”开了先例。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已经与设置宰相没有区别；六部的权力逐渐减轻，凡事大多要接受内阁的指示然后施行。最终使祖宗规定的官额得以增加，日久沿袭，便再也无法改回去了。《名臣经济录》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十六 明代黄训编 吏部【文选上】题为裁减官员事【商辂】臣忝居近侍，便把一些愚见逐条写出进呈，恭请圣上阅览。如有可以施行的，请下敕令给有关衙门执行；其中如有难以实行的事情，请赐令停止。冒犯天听，臣不胜战栗，谨具题奏报。一、贵州、湖广先前因为猫贼猖獗，奉圣旨命钦差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来以及参将等官，统领官军前往征剿。如今贼势已经平息，地方稍稍安宁，但总兵等官在那里长期驻扎，军马众多，供给十分困难。何况听说四川、湖广的百姓聚集运输粮饷，疲惫不堪。请敕令有关部将梁珤等召回；当地只命都督方瑛、陈友按照原奉圣旨的事理，调度两地官军往来抚谕、捕剿，视情况防守或作战。贵州方面以及府、州、县的流官，都是额外增设的人员，也请一并召回，这样可以稍稍缓解百姓的困苦，对地方大有好处。一、临清不过是一县之地，先前奉圣旨命平江侯陈豫前往镇守，修筑城墙，设置卫所，操练军马，如今已经逐步就绪。只是担心当地巡按、巡河、管闸、管粮、收钞、收砖等事务的御史、主事等官，常常不少于七八人，未免官员太多而扰民。请敕令有关部将陈豫召回，只令本卫指挥等官照例守备；巡按御史经过时加以提督，实在更为便利。臣又查得，真定、保定二府已有佥都御史祝暹在那里巡抚，并兼守备倒马关；易州镇守又有参赞军务佥都御史陈泰。近来听说祝暹患病尚未痊愈，能否让陈泰继续参赞，并依照邹来学的先例，命他巡抚真定、保定，提督紫荆关、倒马关，将祝暹召回另行定夺，这样可以使责任归于一人。一、正统年间，各布政司辖地都增设佥事一员，专门管理屯田；南北直隶也各设佥事，寄禄于河南按察司，命其提督顺天、凤阳等府的屯种事务。由于河南按察司与直隶各有司并不相互统属，办事时难免互相牵制，贻误事务。今后南北直隶的屯田事务，能否仿照提调学校的先例，另设御史管理？或者仍只令一名清军御史兼管，并裁革现有的佥事，这样才便于办事。一、山东等布政司以及直隶保定等府，在正统十四年征取民壮后，有些没有赴京，如今仍在当地操守。当时敕令曾郑重说明，告诉他们事情平定之日就放他们回家安宁度日；如今已经过了三年，却还没有定夺。何况前述民壮都是丁口多而家境殷实的头等人户，大县有五六百名，小县也不少于二三百名。除此之外，有司每年征派差役，难免进一步损害下户贫苦百姓，使他们更加无所安身。请敕令有关部行文各处，把现正在操守的民壮全部放回家，一律按照常例服差役。在京操守的民壮以及舍人、余丁等人，也请敕令有关部计议酌情释放，这样既可使皇恩和信义两全，日后也更容易征用他们。一、荐举本来是为了寻求非凡人才；如果国家科举尚未开设，荐贤之路确实不可不扩大。如今科举大开，豪杰之士都由此进身，荐举之道哪里还容许过度泛滥？臣深切看到，各地保送来的儒士，按例都授予教职，其中许多人学问浅薄，礼貌粗疏，未经过学校教育，根本不懂大体。这样的人一概让他们担任人师，难道不会误导后学吗？请敕令有关部把现已保送来的儒士发回原籍，允许他们参加本地乡试，按常例取得出身。今后教官都从副榜举人中三十岁以上者选授，这样学校可以得到合适的人才，人才也有所培养。如果山林之中确有隐居守义、不求闻达，年满四十、学识卓异的人，必须由地方方面官、府、州、县官共同举荐保结，经风宪官复核属实，送到吏部严格考验，然后登记录用。若有不实，举荐者一并治罪。题为任用贤能事【商辂】臣切实考察到，现任春坊司直郎林聪，原籍福建人，正统四年进士，历任刑科都给事中，升任现职。此人学识优长，操守清正，存心公正，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先在刑科任职时，众人都推重佩服。如今任司直郎，固然是清美的职位，但所掌政务颇为简单，未免把有用的人才放在闲散位置。况且现在吏科都给事中张某久病不能出任，如果降下一道特别圣旨，命林聪兼任吏科都给事中掌管事务，这样恩典出自朝廷，不仅林聪会更加竭尽忠诚、努力报答，凡是负有言责的人也都会闻风感激，各自想着效力。况且如今春坊官员多兼任翰林等衙门的职务，林聪原本就是都给事中，现在令他以司直郎兼任此职，俸禄不增加，品秩仍旧，对体制没有损害，对政务却有益处；并且能使朝廷内外听闻此事的人都说陛下确实诚心求言、善于任用贤能。所谓任用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喜悦，岂不是很美好吗？臣身居近侍，偶然有所见闻，不敢缄默不言。覆议给事中韩鼎关于公正选官法的奏状【王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