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三

译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员，除管理墩台、城堡外，其余都分别派去督理屯田事务，使每个人都尽力耕作田亩，以振兴屯田。天下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没有不能务农的人，也没有不能栽种的庄稼。如今让闲散军士耕种荒地，按照土地所宜种植五谷，这其中的利益又哪里会有穷尽呢？臣私下看到，各镇每年常常调来客兵，粮草动辄不足，于是从内帑支出钱财，开放盐利来补助不足。如今如果依照臣的办法，不但不用调客兵，而且常额军士还可以十人中有九人耕种；不但不用支出内帑、开放盐利，屯田收入每年还可以达到几十万。臣又私下看到，从前兵败以后，按例必定查勘将领，重的处以极刑，轻的审问定罪、发配充军；这种惨酷的祸害也不亚于战阵之中。至于杀敌多少人、抢得多少头牲畜，守把、提调等官没有不获罪的。如今若依照臣的办法，不但士卒可以免受血肉横陈之苦，将领以下也可以免受因失机误事而受刑。伏望皇上明察臣的话，确认确实可用，特敕有关部门传令各有关巡抚都御史及镇守总兵官切实实行；察看地势，把各座墩台、城堡逐一修筑，坏的重建，缺的补全，未完备的增设，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处处相连，所有要害之处无不如此。依照式样多制造佛朗机铳，人人都教到熟悉发铳的方法；每座墩台由三人守一铳，每座城堡由十人守三铳；分别派拨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某官统领几座墩台，某官统领几座城堡；督促闲暇军士耕种，十人中抽一人轮班操备。仍请求敕令都察院下令巡按御史经常巡视，考核上述墩台、城堡是否完固，上述人员、铳械是否齐备，上述屯田耕种是否修治兴办；有一项不合规，就立即弹劾，务必使墩台、城堡没有空缺，人员、铳械没有废弛，境内没有荒弃的土地。这样做，所费力气很少而取得的防御效果很大，所立法令十分简明而带来的利益十分广泛；实行于万世，万世没有边疆祸患；实行于万万世，万万世没有边疆祸患。臣实在恳切期望至极，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谨具奏章上报，恭候敕旨。嘉靖九年八月初四日奉圣旨：看了卿所奏，完全看出你筹划边防的用心。户部、兵部还要再加以议处，务必做到可以长久实行，以周全边防大计。题为加强边防以使百姓生命得到休息安养的事【汪鋐】广西道监察御史呈上刑科抄出的刑科给事中王希文奏疏：臣原籍广东东莞县人，生长在海滨，所学浅陋，虽然对于国家大体一向并不熟悉，但民间隐情却曾经亲自了解不少。承蒙圣明恩德养育，选置于谏官之列，臣难道不知道重要的大事应当进言，而细碎之事可以略去吗？只是空泛议论不如亲耳亲眼所见真实，举说远处不如指陈眼前切实。何况天下事务没有比边防更紧急的，边防的祸害又没有比海疆更严重的；天下百姓没有比服役更困苦的，而服役的耗竭又没有比东南更严重的。臣谨将耳闻目见的事情，全部陈述出来。先说番舶一事：东南地区控制着夷邦，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进贡的航路都经过东莞。我祖宗一统天下，没有疆界之外的地方，万国前来朝见，不过是借此羁縻他们而已，并不是贪图他们的财物。所以来朝有固定期限，船只有固定数目，核对符验相同后，才允许伴送，并附搭货物，由官府发给钞币收买。祖训中记载，占城以下各国来朝贡时，常常带着行商，暗中进行欺诈，所以加以限制。从洪武八年限制到洪武十二年，才得以停止，祖宗已经谆谆告诫了。正德年间，佛朗机人隐瞒身份混入，突然来到省城，擅自违背规定，不服从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女，设置栅栏自我固守，火铳横行，气势如犬羊也不能抵挡，狼虎般的用心难以测度。幸亏有右都御史汪鋐，曾任海道副使，与他们合力驱逐。如今我皇上临朝，威势震动远方，边境安定，凡是俘获的夷族首领，全都依法判处极刑，民间叩头称庆，认为番舶的祸害可以永远断绝，边疆的防守可以永远巩固。为什么还不到十年，就有了减少俸禄、感叹缺少货物的说法？抚按官已经上奏请求恢复了。虽然一时廷臣集议并非没有见识，但切实考虑祖宗多年难以平定的敌寇，好不容易扫除；守臣经过百战才取得的功劳，却在一朝之间全部放弃，不能不令人惋惜。假如他们果然都是真诚前来奉贡，谁不会敞开心怀加以怀柔，以宣扬朝廷的威德？如果其中有像佛朗机这样的，冒充进贡而来造成祸患，又将怎样处置呢？在这期间，守臣、巡按往来巡视，频繁征用夫役马匹，官军搜查，居民受到骚扰，耕作、砍柴全都荒废，百姓束手无策，鱼盐贸易不能流通，生活日益困苦，这些都还不必说。以堂堂天朝，却接受这种轻慢亵渎的贡物，治理它显得没有武威，不治理又损害威信，实在没有一处妥当。臣私下仰望陛下控制驾驭西北各夷，恩威并用；如果确实知道他们骄横不服的情状，一定不会轻易听从这项建议。幸而今年番舶虽然还没有报告抵达，但守备已经先行戒严，搜查虏民船只，海岛发生变乱，边境冲突严重，实在令人忧虑。如果皇上重视威严、信守制度，防微杜渐，请敕令都察院转行巡按御史，除了约束备倭军队、使其不至于侵扰百姓外，还请求申明祖宗旧制：凡是进贡，必须有金叶表文和表衣；来船不过一艘，每船不过一百人；附带的货物不必抽分，由官府发给钞币收买；顽劣百姓不许私下接济。有人连人带货一并捕获的，全家发遣，那么夷货就没有销路，不用等到压制，其私下贸易自然会停止。番舶一断，备倭军队就可以不设，百姓也能姑且生活，盐货可以流通，琼州、儋州的利益也都能汇聚。再说珠池一事：雷州、廉州二府虽然隶属广东，但地处极边，接壤交趾，因为珍珠偶尔产于蚌中，所以称为珠池。我祖宗把四海都看作一家，虽然设置监守官，不过是防止百姓争夺罢了，并不是把珍珠当作宝物。因此采珠没有固定期限，采多少也没有固定数目，大概是因为它不是日常用品，难以责令作为正额贡赋。

译这在《会典》中记载得很清楚：不把它同物料列为一例，不同岁办贡赋一起征取，条理分明，有案可查。正德年间，奸佞宦官当权，祸害流布海滨；监守官进行搜捕渔猎，依靠爪牙助威，把商船诬称为盗船，把珍珠威逼乡民说成是藏匿宝物；传达内廷旨意强行采办，造成各种骚扰祸害，像蚕食一样侵吞百姓，终于激成变乱。经过多次抚按重臣奏请，我皇上即位后裁汰冗员，珠池少监也在裁革之列，民间欢跃庆幸，认为宦官的祸害可以永远消除，采珠的灾祸可以长期避免。为什么过了没几年，被裁革的官员又恢复了？采得的珍珠几斛还达不到规定数目，却又要再次采集。一时守臣没有体察钦奉的旨意，固然有罪；然而驱使无辜百姓去冒不可预测的危险，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却按照斗斛数目来要求足额。如果人力能够做到，谁不奔走逢迎来供皇上使用？假如天然产物有限，即使把鱼网撒尽、把水抽干，又怎能满足规定的数目呢？在此期间，雇佣船夫，层层连累里甲，横行海岛，抢夺客商，服役超过一年，荒废生业；风涛之中顷刻之间便关乎生死，这些都还不必说。只说在政治清明、国势盛大的时候，却把这种没有益处的货物看得如此贵重；它不能用来御寒，也不能用来充饥，似乎并不是急需之物。臣私下仰望陛下，凡是一切珍奇玩物都加以屏弃，不以为好。如果真知道采办这些东西的艰难，必定不会再采取这种做法。如今虽然已经暂时停止办理，但成命尚未收回，主管官员已经领取官银并限定日期追取，船夫害怕获罪，只得漂泊海上求生；这对地方造成的祸患，实在令人痛心。若陛下确实轻视货物而重视百姓，计算大事而顾及小民，臣请求敕令都察院转行巡按御史，除停止采办、罢免工食、停止追取之外，仍请重申开国初年的诏令：将珠池监守归并总镇，责令他们负责守卫巡察，并采取多种办法防范；严格禁止民间擅自使用珠饰，禁止私下相互贸易；盗采珠子的，凡查获赃物赃证者，从重审问定罪。这样，即使不设置珠池监守，百姓自然也不敢犯法了。监守一旦裁革，侵夺渔利的事情就可以避免，边远贫困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边防军备也没有空虚的忧虑了。这两件事，都是臣一向挂念的，臣是为朝廷爱惜大局、为百姓爱惜微薄的生命而痛心，有不能不说的道理。因此事关加强边防、使百姓得以苏息，事情的道理不敢擅自办理等情上奏。奉圣旨：交都察院议覆来奏。钦此。臣等谨敬遵奉，抄录下来送到本道，具呈送达都察院。臣等查得，刑科给事中王希文所奏前面关于番船、珠池为地方祸害，要求加以禁止裁革一事，臣等查考得海南诸国自祖宗以来就准许其来朝进贡；朝廷对他们施恩怀柔，可谓无所不至，而用法防范，也同样无所不周。谨按《皇明祖训》：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等国，都准许朝贡；只是如果夹带商人而多行欺诈，就暂时拒绝其入境。洪武十六年，又钦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南海各番国距离远近不等，每年常有番船往来进贡和做买卖；来人中有许多假名托姓，事情很不真实，难以查考，以致外国不能充分表达诚敬；又担心前往外国的人冒称朝廷差使，到那里滋事索取，扰害对方。于是命礼部官员设置半印勘合文簿，凡朝廷派去的人以及外国派来的人，都必须将文书相互比对，朱字墨字的式样相同，才可以相信；如果比对不同，或者没有文书，就是假的，都要拿来治罪。钦此。到了正德十二年，有一个来自西北极边、向来没有同中国往来的强番，名叫佛朗机，驾船南下，驱逐满刺加国王，窃据其国，假称进贡，突然来到东莞，直奔省城。布政使吴廷举准许他们朝贡，并为此上奏；后来查明他们是叛逆番人，诛杀其首恶加必丹末火者亚三等人，以杜绝边境祸端。这就是海南各番国通贡的大致情况。至于抽分的说法，自成化年间直到现在，时而实行，时而禁止，纷乱不一，难道没有最恰当的办法吗？臣鋐曾经担任那里海道副使，亲身处理过这件事，比较了解其中详情。海外各国叩头称臣，输送诚意、进献贡物，这固然是四方夷人来朝、悦服中国的本心。至于携带货物进入我国，互通有无，也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因此法律中有抽分的条文，是为了顺应远方夷人的意愿，并不只是打算抽取货物来充实国用。无奈法律施行久了便产生弊端，各夷人熟悉海道，大肆往来；又有奸民成百上千结群，驾造双桅大船，私自置备兵器，在海上纵横，暗中互相勾结引诱。到了东莞一带，他们掳掠居民，稍有一句话不合意，就动刀砍刺杀戮。巡捕等官害怕他们凶悍，没有人敢于过问。再加上负责抽分的官员多半不得其人，守候日久，在抽分以前就私下贸易，官军不能防范，于是贵重精细的货物已经损失了七八成。等到抽分时，又有各种欺诈，只把粗劣的东西用水浸泡灌湿，拿来搪塞缴官，因此押运官有赔偿的苦处，运输船有雇工费用的亏损；它对地方造成的祸害，已经不止一端。何况又有佛朗机横行，奸污妇女，杀害并吞食儿童，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鳌先后提出建议，户部详细查考历年奏准施行的事宜，题请后奉钦依：‘外国按照规定日期进贡，携有印信勘合的，朝廷自有抽分旧例。今后凡属私自来的番客船，原本没有携带勘合；即使有勘合但不在贡期，或者假借国王派遣、采买为名的，着令镇守、巡按官严加督责所属官员，立即阻止遣回，不许私自抽分，以致奸诈军民构成事端、引发衅乱、留下祸患。其余都依拟定办法施行。’钦此。到了嘉靖八年，提督两广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林富题奏《遵成宪通市舶以兴利便民事》。户部又申明前项防禁，通行施行。恭敬思考我朝祖宗对待外国，限定朝贡的年份，规定抽分的准则；对于横行的私番，严加重禁，恩威并用，情理和法令都不违背，本可以长久施行而不产生弊端。无奈奉行的人往往不得其人，不能仰体祖宗德意、俯恤百姓隐忧：不问朝贡是否按年，不遵循抽分的准则，不追究他们行商夹带的货物，不考察船只多少；法令虽然建立却不能遵守，禁令虽然严厉却无法实施。

译只要遇到番船到来，就成为地方的祸害。给事中王希文生长在这里，亲眼看见这些弊端，所以有了这份奏疏。是否可以再次请求明确禁防，命令当地抚按、镇守、市舶、海道等衙门务必遵奉历年题准的事例：凡安南等国载入祖训、按例应当入贡的，如果确实按期到达，比对朱墨勘合完全相同，所夹带的番货就按旧例抽分；应当解送京城的解送京城，应当留作备用的留作备用；抽分以外，准许良民公平交易，以顺应夷人的情意。其余不在应贡年份，或者超过贡期仍不返回，或者假借国王采买的名义，以及奸商勾结引发事端，和叛逆番人冒充进贡、连年横行进入内地如佛朗机者，一律立即驱逐出境。胆敢违例与之交往的，治以重罪。海道备倭、市舶等官，如果有威令不能施行、处置不当，或者贪婪坏事、给地方留下祸患的，准许抚按官员据实参奏。这样或许既能以恩德怀柔远方，使边境夷情顺服、祸乱平息，又有法令约束，使内地的奸邪也消除了。至于设置珠池监守，尤其关系到百姓疾苦。臣等查得，洪武三十五年，派内官征取蛋户采珠，这是一时因急需而暂行的办法，原本未曾写入正式法令，也不是设置官员监守珠池、使百姓废弃生业的制度。天顺八年，才开始派内使一员防守平江珠池，这已经不是祖宗的旧制。成化以来，杨梅、青莺、永安、乐民等珠池，逐次增设内官，有时分为两处管辖，有时分为三处；有的借机兼管地方事务，有的请求负责督捕盗贼。各官不能敬畏国法、安静办事，任意从事捕捞猎取的私事，以满足填不满的贪欲，千方百计谋求利益，没有穷尽。凡军匠、工商的月钱、货税，以及额外的廪给、口粮、铺陈、船只、轿夫、马料和一切折算成钱的项目，横行征取，纷杂交错，难以尽述。一年所得的珠子，甚至不足以抵偿一年供给费用的十分之一；而海滨穷困疲病的百姓遭受这种贪婪而无名目的征税，到正德末年已经达到极点。圣明皇帝即位，深知其中弊端，首先革除地方兼管，又召回以坏事著名的太监赵兰等人，以警戒其余内官；海疆百姓欢欣鼓舞，重新有了获得新生的希望。没想到嘉靖三、四年以来，派去的官员不能上体圣心、下恤民穷，在圣治变革更新的时期，竟然调动军队捕盗，干预地方事务。虽然仰赖圣明，没有赐予批准，但地方骚扰的祸害仍未能完全消除，因此给事中王希文又再次论奏此事。臣等私下认为，珠子这种东西，不过是奢侈的珍玩，对寒冷和饥饿没有益处。陛下效法祖宗、体恤百姓，致力于学习圣贤、敬慎修德，近处没有沉溺于玩物，远处没有追求采办的劳苦，古代圣王也未必能超过您。对于这种东西，朝廷内外都知道陛下一概屏弃，只是因为旧例仍在，没有来得及查明革除。臣曾考察，采珠、平江等珠池在东海之中，蛋人采珠，极其艰苦。他们每次把长绳系好，腰间带着竹篮下水，捡到蚌就放进篮子里，再摇动绳子，让船上的人把篮子提上来。一旦不幸突然遇到恶鱼，只见一线血浮在水面上，人已经葬身鱼腹了。臣又查考，南汉刘鋹在合浦县设置媚川都，命人下海采珠，溺死的人很多；宋太祖开宝五年，终于下诏废除。宋太祖这种爱护百姓、轻视珍货的心意，最终使宋朝享国三百年，保全了仁厚的根脉。陛下如果亲眼看见采珠溺死的痛苦，臣知道您一定不忍心为了没有用处的东西而使这些无辜百姓受累。臣愿陛下更加崇隆圣德，更加澄清圣心，一心以我太祖高皇帝和宋太祖为榜样，将负责监守珠池的内臣，按照近年各处市舶归并镇守带管的事例，立即召回。至于确实需要监守、采珠的事务，敕令镇守太监兼管；遇到上供不足时，命令他督同守巡、府县等官用心采办，进呈朝廷。仍命巡按御史严格禁止民间擅自使用珠饰，责令守巡、海道等官严加捉拿盗珠的盗匪，不得因循纵容。这样，珠池可以不设监守，上供也不会缺乏。陛下不看重珍异物品的德行，就会远播四海，而长期困苦、贫穷的百姓也可以稍稍宽解一些。因奉钦依，转由都察院议覆来奏，事情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嘉靖九年十月初五日奉圣旨：依照拟定办法施行。守卫边疆、巩固边防的谋略【丘濬】臣考察《月令》记载，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慎收藏财物，命有关官署巡视，积聚储备，没有不收敛的；又命有关官署修治城郭，警戒门闾，修理锁闭，谨慎掌管钥匙。这些说法大概兼指内地和边境。至于巩固疆界、备御边境、修完要塞、谨守关梁、堵塞小路，则专门是针对边境而言的。然而边境之内也有城郭，城郭也有门闾；门闾有时开启、有时关闭，就要由锁闭和管钥来掌管。所以既要修补城郭的残缺薄弱之处，使它坚固厚实，又要通过锁闭和管钥戒备门禁出入，还要加以修整治理、谨慎守护，用来防止内部人员外出和外部人员进入。至于巩固疆界、守备边境，所防范的，内面是担心盗贼突然发生，外面是担心敌国侵扰，即使在太平无事时，也一定要年年提前做好准备。对于要塞，就修完它来扼守交通要冲；对于关梁，就谨慎把守来限制人员出入。但不只是在人马能够通行的地方设置防备，凡是野兽往来的地方，即使仅能容下一只脚，也无不谨慎防守。由此可见，古人守护疆界、准备边防，是如此严密。

译后世执政者只图眼前苟且，对于边塞之地，平时无事就一概置之不问；一旦发生事情，往往在仓促之间惊慌失措。更严重的，有人因为砍柴烧薪而砍掉防护林，因为营造工程而拆除遮蔽物，因为游猎而废弃险要关隘，却完全不知道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如果没有险阻，尚且要想尽办法营造出来，何况本来有险阻却自行拆除，替敌人开辟道路，这是有智慧的人不做的事。后世君子，还应当思考如何提前做好准备，不要留下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的遗憾。臣私下认为，如今京师靠近边塞，所依仗的险固之地，内有太行山向西延伸的一带重重山冈和连绵高埠，外有浑州、蔚州等地的高山峻岭；小路狭窄，林木茂密，可以限制敌军骑兵奔驰突进。不知何人从何时开始，竟因为薪炭需要、营缮使用而砍伐树木取材，折断枝条作柴，烧柴制炭，以致树木日益稀少，道路日益畅通，险阻日益平夷。假使国家永远像今天这样太平无事，当然暂时用不上这些险阻；但不幸一旦有战事警报，将用什么来扼制敌人来攻、拒绝敌人进入呢？如果现在不加限制，臣恐怕情况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到那时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收拾了。臣请求下令工部，查考自洪武、永乐年间以来，所用的木材、柴薪和木炭取自何处，由谁掌管；凡是可以采取的办法、所需费用的数目，以及爱惜和节省的具体措施，都逐一上报。务必做到既不损害边关，也不减少国用，制定长久实行的办法。这件事虽然小，关系实际上很大。考察《诸司职掌》，其中关于工部抽分的条文只说：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贩运竹木、柴炭等物，就照例抽分；如果不够用，作出决定后上奏，请求出价收买，或者派人砍伐办理。这样看来，祖宗时期遇到营造材料不足，才实行采买，而且只说营造之用；那么当时大庖的防守、内臣的炊事，木材从哪里取得呢？或许洪武初年建都江南，沿江芦苇足以供应一时之用。芦苇容易生长，割掉后还会再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木材却不同，不经过十几年风霜不能燃烧，取用总有用尽的时候，生长则必须经过长久积累。何况如今京城附近没有别的大山密林，不从边关附近取得，又能从哪里取得呢？自从在易州设置柴厂以来，常常聚集山东、山西、北直隶数州的数千名民夫到这里，采办柴炭供应国用；又役使顺天府的百姓充任挑柴夫，府县增设佐贰官专门管理；又特意敕令侍郎或尚书一员总督此事。这件事不但本朝没有固定制度，前代也从未听说过。难道前代都不生火吗？古人一定有妥善处理的办法，然而史籍没有记载，无法查考。或许是因为这被认为不是紧要事务，只需根据时势权宜处理，暂且取得够用的数量，实在不必专门设置官员、拘泥督责，因供应我们的日常饮食而夺取百姓日常使用的物资。就今天的办法来说，应该把柴厂迁到靠近边境的地方，遣散民夫，让他们各自回原籍；按照各州县大小、人口多少，确定薪炭数量，分别派定，缴纳给内外各衙门。每年规定期限，使他们按期运输缴纳，一律像户部收纳粮草那样，缴足后发给关文作为查考凭据。又必须坚决禁革旧弊，废除印格；只要柴薪能够燃烧，就收取贮存，不必追问来源，也不要像宋朝末年那样规定所取木炭必须有核桃纹、鸬鹚色等式样，来困苦我们的百姓。这样不但可以巩固边关，京畿以及山东、山西的百姓也可以稍稍得到苏息。不过，树木生长在山林中，年年砍取，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种植不能接续，采伐终会把它取尽。臣私下担心，几十年以后，物资会越来越少，价格会越来越高，替官府采办的百姓也会越来越难以承受。臣又有一个想法：请在边关一带，东起山海关，依次向西，在靠近边境的内地，按照各地土地的宽窄、险易，沿山种树，一方面准备柴炭之用，一方面作为边塞屏障，以此限制北方人的骑兵驰骋[原文缺字]。把它作为官军埋伏的地方，在每座山丘旁边较平坦开阔之处，顺着地势的高低曲折，种植榆树、柳树；有的延续三五十里，有的延续七八十里。如果土地属于民产，官府就把附近方便的草场以及官府土地按数拨给补偿；不愿接受土地的，就按当时市价给钱，并免除其租税。又先下令司法部门，规定遇到按例应当罚赎的罪犯，制定具体标准：徒刑三年的种树若干，徒刑二年的种树若干，杖刑、笞刑以下依次递减。按照缮工司运水和炭的事例，让专门从事种植的人当面领取价钱，承认种植某种树若干，树木的长短大小都规定标准，务必收到成效。树木有枯死损坏的，就责令其赔偿所种的树木；树木之间必须相隔约一丈，成排交错排列，形成遮蔽，使北方马匹不能直线奔驰，官军可以据此设伏。仍命当地军卫和有关官署设法看守，委派官员巡察，每年派御史等人员督察，不许践踏砍伐；违犯者治以重罪。等到五七年后树木茂盛，每年派官员采伐枝条，用作薪炭。这样，国用因此可以宽裕，百姓困苦因此可以解除，边疆也因此可以更加壮固。另外，京城军民之家都用石煤代替柴薪。除大官之外，惜薪司应当供给柴薪的，不过是几千人的烟火需求，不到京城百姓的百分之一。难道就不能使用石煤吗？如果认为这样方便，请下令给那些便于缴纳和挑运石煤的州县，计算它们采买、雇工所需的费用，让它们按价办运送官府；官府酌量补给费用，让他们购买石煤来供应，这也是很便利的办法。列屯遣戍的制度之一【丘濬】

译臣考察，这是秦汉以来把获罪的人谪发到边疆戍守的开始，大概是把坏人安置到荒僻之地，用来抵御魑魅，这是古代的制度。秦始皇把审理案件不公正的狱吏谪发去修筑长城；汉武帝把有罪的官吏谪发到朔方，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但被定罪下狱的人，身份并不相同，有农民，有游民，还有工商、吏卒，并非一类人。那些以经商、务农、工商为业，平日习惯劳苦、服役、劳动的人，用来戍守边疆，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名列士流、属于宦籍的人，大多是懦弱脆弱之辈，平日只是呻吟诵读、占毕为事，从未经历劳役；一旦让他们穿坚甲、持利器，置身军队行伍之间，抵御强敌，用这种办法来警戒众人，固然可以，但误害国计又怎么办？何况边塞之地运输粮饷困难，内地一斛米运到边地，计算费用不止三斛。如今每年辛苦内地的良民运送三十斛米，来养活一个没有用处的人，难道不是错误的计策吗？如果一定要使罪人受到重重困苦，让他们知道警戒，难道没有别的办法，非要采用这一种吗？列屯遣戍的制度之二【丘濬】臣考察，汉人在边疆之间，既已经广泛设置屯田、增加戍守，排列营垒、设置堡坞；国家有征伐时，又借用京师的军队。内地有盗寇，可以派京师军队出兵平定；至于边境的敌人，却必须使用边军。为什么呢？因为边军生长在边地，习惯战斗，了解敌人的情况，熟悉道路的曲直远近，而且屡经战阵，见识熟、心神定。至于京畿军队，骄奢、脆弱、怯懦，眼睛从未见过边地情势，身体也从未经历边地战事；何况奉命统领军队的，都是天子的勋贵，随军出征、希望报效的，也都是权贵富豪的子弟，只是想希求战功来取得官职，并不是真有才干勇力、想要痛击敌人、建立功业。一到边城，既不能作战，反而役使善于战斗的边军为他们效力，还要给他们柴薪饮水、供应草料。等到敌人退去、论定功劳时，便虚报战功次第，夺取边军缴获的战利品，抢走他们的首级作为自己的功劳。因此边城一听说京军到来，没有不丧失斗志的。就今天的办法来说，应沿边一带划定疆界，专门责成边将负责守御；万不得已出动京军，也只把它作为边城的声援。例如大同，就在应州或浑源州建立一座大营；宣府，就在怀来或保安建立一座大营。辽东、甘肃等其他地方也都如此。敌人来得少，各边自行防守作战；敌人来得多，才准许上奏请求京军支援。如果敌人到大同，京军就驻扎在应州；敌人到宣府，京军就驻扎在怀来。用兵讲究先造声势、后用实力，每调一千人就号称五千人，用来作为边城的声援。并不是边军真的不能支撑，而是要使京军不得贪功冒进。这样，各边将士害怕京军前来扰害并夺走功劳，就会无不奋发心志、拼死效力。总论边务【许论】有人问许论说：“如今天下的忧患在哪里？”

译许论说：“北方敌患最值得忧虑，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忧患。” 问：“为什么认为它最值得忧虑？”回答：“论兵力，没有比辽、金、元更强的；论兵力的衰弱，没有比我朝更弱的；而敌势又在今天开始强盛，所以我知道这一点。自从我太祖高皇帝定都之后，元朝后裔有一半留在中国，逃入沙漠的没有多少。太宗文皇帝又重振北伐威势，三次犁庭扫穴，于是敌人在败亡残破之后，只剩下苟延残喘的人。因此九边戍卒所需不过四十万人，相比宋人防备西夏一路、屯戍七十万人，大约多出一倍有余。所以说敌势没有比我朝更弱的。无奈一百多年来，敌人人口繁衍，侵扰逐渐逼近，开平、兴和、东胜、河套等地都被他们占据。自额森和硕以后，他们更加轻视中国，倚仗自己的长处，往往深入内地，来去如风雨飘忽，动辄数万人。我军抵御他们，不过依靠险要扎营，以防冲突；只要能够不乱，就算万全。面对敌人驱掠，我军不敢过问。敌人的志气一天比一天骄横，我军的气势一天比一天被夺，完全没有堂堂正正交战的情形；即使对敌人的零散骑兵进行出没袭扰，稍有俘获斩杀，也已经非常困难，大概是因为双方人数多少的形势不同、强弱的局面不同。所幸北方人贪图利益，没有其他志向，计算日数和路程，不能长久坚持；每次大举出兵，晒肉、晾马，也颇为劳费。如果得失不能相抵，就会长久怀恨，因此边境才得以苟且免遭更大灾祸。” 近年来，敌势转为横行，既然连续获利，野心更加膨胀；而济农又在其中纵横活动，最为强悍狡黠，控弦之士有二十多万，再加上从中国掳掠去的逃亡众人，他们暗中知道内地的虚实。如果一旦改变想法，不再以抢劫掳掠为计划，那么长期疲敝的边境怎么能够在外部安宁？供应粮饷的困扰或许还会引发内忧，实在不知道边事最终会怎样。问：“如今的边防怎么样？”回答：“地方残破，兵马单弱，边臣欺瞒玩忽，草料粮食匮乏，法令松弛，到处都是这样。”这就是所谓最值得忧虑的事情。问：“谁能振兴边防？”回答：“我圣明天子能够振兴它。”问：“凭什么能够振兴？”回答：“圣明天子所关注的地方，赏罚必定施行；谋划国事的人不敢因循，负责事务的人不敢欺瞒玩忽，所以能够振兴。”问：“怎样振兴？”回答：“重视巡抚和将臣，这是第一要义；其余事情都要等有合适的人才去实行。”什么叫重视巡抚？第一，慎重选择；第二，延长任期；第三，授予权力；第四，明确功罪。边地巡抚责任极重，不同于腹里地区，必须有通达权变的才能、坚忍不拔的性情和奋发迅疾的志向，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早年最重视巡抚的选任，不肯泛泛授官；后来却把巡抚看作常规升迁阶梯，不论是否适宜。如果失去合适的人选，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臣认为，在无事时，应先命令科道以及吏部、兵部各自举荐熟知的人才，以备选用；遇到员缺，就在被举荐的人中酌量才力，推选补授，使众议能够一致，真正的人才得到任用，这就是慎重选择巡抚。军队长期由一人统领，之后威望恩惠才会普遍建立；事情长期操练，之后判断利弊才会周密；功劳长期积累，之后各项事务才会成就。如今巡抚刚到任，便立即盼望升官，怎么能有坚定的志向？没有坚定志向，怎么能有长远谋划？没有长远谋划，怎么会有良好政绩？没有良好政绩，朝廷还要他做什么？边事因循废弛，正是坐在这个弊端上。如果从今以后规定任期年限，未满两考不得升迁；六年之内，利害都切身相关，想窥伺回避也没有办法，即使想不竭力办理，也做不到了。这就是长期任用巡抚的办法，也是慎重之道。任期长了，但如果对他的信任不专一，最终也没有益处。近来边臣的奏议常常互相抵牾，言官苛细地挑剔小过，悍将动不动就抗衡，每每使巡抚束手无策；这样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才能，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朝廷必须不被浮泛议论迷惑，掌管兵事的部门也要推诚相待、同心协力。让所说的能够实行，所实行的能够达到目的，没有牵制、没有掣肘，或许才会有所成效吧？这叫作加重巡抚的权力。权力已经加重，如果劝勉和惩罚的制度不建立，又凭什么驱使天下豪杰呢？臣愿意把它著为法令：凡巡抚任职三年以上，兵饷有保障、地方没有忧患的，加升正卿职衔；仍命巡抚任职六年以上，就召来掌管都察院或六部。若有错失战机、败坏事情的，一律按败军之法处理；即使依照先朝制度得到末减，也不得废除禁锢之罚。这样，人们将忧虑失败而希望成功，边防大计自然知道如何谋划，所谓最值得忧虑的事情，也就不必劳烦圣主分心顾虑了。这叫作明确巡抚的功罪。什么叫重视将臣？第一，寻求实用人才；第二，慎重对待武举；第三，扩大任用范围；第四，惩治欺瞒玩忽。将才所需要的根本是战阵本领，何况在边地除了杀敌之外，哪里还有其他事务？近年倡导儒将之说，以致武职不务本业，争相追求浮华夸饰的雅言，迈着方步、雕琢辞句、铺陈文章。抚按把这种人当作可荐举表扬的人，本兵部门又因此任用他们，损害国家神武的威势，消磨英雄慷慨激昂的气概，危害不浅。何况宰牛的鸾刀，怎么适合用来杀敌？必须赶快洗除这种颓败风气，恢复武将本业，重新造就、更新他们；即使像盛怒的青蛙一样，也宁可有粗直、勇猛、暴烈的缺点，不要崇尚从容文雅的表面长处；这样或许能得到放纵不羁的人才，充分承担鹰扬奋击的职责。这就是所谓寻求实用人才。武举本来是用来选拔将才的，如今退学的生员借此逃避差役，平民和游手之徒也冒名求取进用；韩信、彭越那样的良将，难道会藏在这些卑劣庸人之中吗？即使侥幸挂名，也没有可以使用他们的地方。边方的赞画大多只是骚扰，真正挂印登坛、统领军队的武职从来没有见到。不如罢去这些闲散人员，只准武官参加选拔；同时分为边方和腹里两类。像防试的南北卷一样，多增加名额，以广泛选取贤能，不要偏重浮华辞藻而遗漏勇猛果敢的人才。这样，既然已经授官，就可以推举任用；他们自己也知道身份重要，不肯苟且同流合污，便可看到边方、腹里都能有所依靠，因得到人才而兴盛。这就是所谓慎重武举。国家推用武职，现在只准指挥以上官员参与，而千户、百户不得参加，这难道不会使人心败坏、阻塞贤能进身的道路吗？如果允许他们按功劳、积累事功依次升迁，既足以充实任用人才的来源，也能扩大对忠良的激励，不是很好吗？这就是所谓扩大任用范围。先朝军机法令严厉，边官不敢欺骗隐瞒，否则祸患会突然降临。如今却制造出一套敷衍套语，任意规避责任，巡抚、将臣都这样一律行事：本来是在阵亡，却说成回营后身故；本来是战败失利，却说成奔走而死；官马袭击杀死百姓老幼，却说成入寇斩获；敌军已经逼近城门，却说成追击敌人出境；杀掠达到万人也不上报；连续城池陷落却报告无事；死者含冤而得不到抚恤，活着的人愤懑却没有申诉之处。

译如果不痛下决心惩治这个弊端，赏罚怎么能够分明？赏罚不明，边防事务就不可知晓。必须重申并严厉执行败军之法，再制定欺瞒玩忽的罪例，使将臣害怕并担心失败；失败后又不敢隐瞒。这样在警戒震慑之下，人人自然求得保全，边防事务或许可以振兴。这就是所谓惩治欺瞒玩忽。唉！百步之外的箭，发力在于一寸的箭括；千钧重物的运转，关键在于一只车轮。如今议论的人谁不知道巡抚、将臣是当务之急？只是所说的不能实行，实行的不能达到目的，因苟且因循而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圣明天子锐意讲求，大臣竭力辅佐，做到有赏必赏、有罚必罚，彻底洗除积习的弊端，那么即使言官直言不讳，朝廷议论反复劝告，因循的根源终究不能消除，苟且敷衍的做法又会蔓延开来。九边怎么办？九边怎么办？俗话说“根本在朝廷”，这是抓住要害的话。谨将这些附在后面，姑且用来表现臣子期望的心意罢了。治理盗贼【刘基】郁离子说：“劝使天下人起来作乱的，恐怕就是招安的说法吧！”不是士师却杀人，叫作贼；不是自己的财物却从别人那里夺取，叫作盗。诛杀盗贼，法律没有宽宥。秦朝用苛酷的政治网罗百姓，汉王进入关中后，把这些禁令全部废除，只约定三条法令：杀人、伤人以及盗窃而已。秦地百姓果然大为喜悦，归附汉王；汉王最终取得天下。由此看来，难道不是其他禁令可以废除，唯独这三条不能废除吗？上天生育百姓，而百姓不能自行治理，于是设立君主，把生杀之权交给他，用来禁止暴行、诛讨乱贼，压制顽恶、扶助弱小和善良。暴行不禁止，叛乱不诛讨，顽恶者不受压制，善良者日渐衰弱消亡，愚昧的人受到感化而跟随作恶，也已经太过分了。可是反而给这些人加上爵位俸禄，用宠命使他们荣耀，假借给他们大权，使那些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无辜百姓，竟然放下仇恨去服侍他们，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于是使天下义士丧失志气，勇士气得瞪裂双眼，贪婪之徒和凶悍之人挽袖挥臂，羡慕仿效，以求取利禄。所以说：“招安的说法，是在劝使天下人作乱。”可是世上的君主却没有醒悟，真可悲啊！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舜帝舞干羽而使苗民归服，难道不对吗？”回答：“俗儒拘泥于文字，竟至于误害天下，实在太严重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舜典》说：“把三苗流放到三危。”又说：“使三苗分散离析。”所谓“窜”和“分北”，都不是抚慰接纳投降归附者的说法。那么，难道会因为他们前来归服，就这样对待他们吗？这不合人情。圣人难道会这样做吗？一定是先用军队威逼，然后使他们分散离析；愿意归服的就安置他们，顽固而不悔改的就流放他们。何况干羽并不只是文舞，因此更清楚地说明，并不是因为广泛施行文德，就放弃征伐苗民的计划。皋陶说：“苗民顽固，不肯趋向善治，帝王要记挂啊！要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由此可以想见，有虞氏的君臣没有片刻忘记苗民。哪里像后世衰微偷惰的君臣，把姑息迁就当作幸运，反而用授予爵禄来奖励天下最大的恶人呢？遏制盗贼的办法之一【丘濬】建国初年在南京设置四十八卫，每卫各有军营，军营两侧各设一门，本卫官军就住在其中，遇到紧急警报，召集起来很容易。又在五城各设置兵马司，设立弓手，专门巡逻京城内外，这就是《周官》中修闾氏的职责。又在各坊、里、巷设置火铺，轮流值更守夜，这和修闾氏所说的相互巡查、追捕、征发没有区别。大概卫所有固定居所，召集军队就容易；巡逻有专门机构，追捕征发的责任就有归属。祖宗考虑祸患、预先防范的用意深远。只是如今京师沿袭前代旧制，街坊里巷交错而不整齐，卫所分散各处；登记在军籍中的士卒聚散无常，更有甚者住在数十里外的野地。幸而太平无事，一旦不幸发生意外变故，在仓促之间急于召集军队，难道不困难吗？臣愚昧，想在无事之前预先做好有事时的准备，请恢复祖宗南京的旧制。不过时势已经改变，在守成之后谋划创始，并不容易。既然如此，请采用祖宗的用意来作为今日的防备，可以吗？南京的卫有四十八个，如今京卫有七十多个；各卫署分散设置，其中还有没有设置卫署的。而且军士虽然登记在卫所，领取粮饷，至于操练以等待调发时，却又分散在各营。若一定要使每卫各自集中一处、彼此相连地居住，确实做不到。如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归将领，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则分别归各兵马司管辖。如今京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聚集四海之人，混杂五方风俗；太平日久，人口繁盛，奸邪之徒确实很多。一座城这样广大，却只设置五司十几名官员、一百多名士兵，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户人家，力量有所不够，势力也有所不能达到。臣请根据每城土地的广狭、远近，增设若干行兵马司；每处增设副指挥一员驻守。各司署相距以能够听见鼓声为限；司署前用四根木柱建一座鼓楼，增添士兵设置更鼓以值夜；每更击鼓，火铺就击梆回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在所辖地方，除官员、百姓和工匠之外，凡是在当地居住的现操官军，不论租住、寄居还是当班，都让他们报名登记入册；就在本地现居的军官中推举一人负责统领操练。官阶最高的，无论侯伯、都督、都指挥；如果没有，就推举把总、指挥中最受众人信服者，上奏任命为地方总领。每季编造一次名册，名册完成后各分为三份，一份留在本司，一份送兵部，一份送总领官。

译每季由行兵马司率领本坊现居官军，催促他们到总领官的私宅参见。每年参见四次，除此之外不许擅自前往问候。旧例中每个兵马司每年派御史一员督察；如今既然增设了分司，就应当根据地方的广狭增派分管御史。遇到紧急警报，兵部下令给兵马司，由负责督察的御史命令所属分司召集该地区官军，赶赴总领官处听候使用。这样一来，仓促发生事情时就有准备，可以无患。虽然这不是祖宗最初设置军营的制度，但如果其中的处置适宜、运用得当，也算是接近祖宗遗意。又京城内外一向的街坊，都沿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而没有区别；应命令各有关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员划分界限、绘制地图，另立新名。每处设置一个大铺，分统小铺；每个小铺设置更夫六名，每夜从二更第一班开始守夜，直到四更第三班停止；初更和五更不禁止行人通行。每更由两人值守，一人守铺、一人巡逻；大铺的更夫人数加倍。大铺必须设在本巷通往大街的巷口旁，竖立木桩，桩高二三尺以下，悬挂三道铁索截断道路。二更第一班以后，就横起铁索断绝往来；到四更第三班才打开，其他小巷口凡是能够通往大街的地方，都设置栅门。初更三次巡防后就锁门断绝通行，直到五更进行一次巡防时才开门。各行司马制作数十面加盖印记的牌子，遇到公事以及人家发生水火、昏丧等紧急事情，允许先到行司领取牌子，夜间凭牌放行；没有牌子而擅自出入，或擅自开门的，都要依法治罪。每个大铺设置一面大铜锣，小铺各设置一面小铜锣，遇到盗窃就敲锣互相应答。城中的大街和城墙下面不必设置铺兵，住在大街中和城下的人都负责守卫各巷口。大铺大约只需设置在京城南北大街上的几处。例如，崇文门从城门到四楼为一段，再从这里到城下为一段；每段夜间拨派马军十五名，每夜只巡查二更、三更、四更，轮流派五名骑兵来回巡逻，其余地方照此办理。九座城门城墙下面，也以城墙为界，每城拨派军士的数目同样如此。巡逻的军士，由五军大营每天在参加操练的官军中轮流派遣。这样一来，人家有盗贼警报时，更铺可以拒绝其擅自出入，盗贼也不能进出；国家突然发生变故时，军士容易召集，盗贼也不能任意横行。这虽然是细小的事情，但所关系的实在重大。替国家作长远考虑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重视吗？臣因此又有一个想法。从前周幽王点燃烽火来戏弄诸侯，可见三代时期不只是边境设置烽火，宫禁之中也有烽火。如今国家气运昌盛，恩德深厚，正是所谓亿万年如磐石般稳固的宗室根基，像泰山成为四方支柱一样，绝不会有意外之事。然而，杞人忧天，天哪里有会坠落的道理而杞人却为此忧虑呢？忧虑这件事确实愚蠢，但也不失为深切爱护上天。臣愚昧，请在皇城中预先储备两根高竿，突然发生意外时，就在琼台上竖起高竿，悬挂红灯作为号令。事情的缓急，以红灯的多少作为标志，并预先遍告各位总戎大臣，使他们知道其中缘故。又在九座城门上各竖高竿，用来悬挂红灯，预定灯的数目，以显示缓急的区别，并遍告各军，作为进军、停止、分散的信号。这样做，就不必烦劳三令五申，六军和万民都可以不待言语便明白，不待召唤便到达。这也是愚者的一点考虑。遏制盗贼的办法之二【丘濬】臣考察：盗贼突然发动，往往利用妖术迷惑群众。我恭读律文，其中说：‘凡师巫假借降邪神之名，书写符咒、咒水，扶鸾祈祷神圣，自称端公、太保、师婆，以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凡一切以左道扰乱正道的法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间聚集、天亮散去，假装修行善事，煽动迷惑百姓的，为首者处绞刑，跟从者流放。’这项法律可以说是严厉了。圣祖制定法律之初，他的考虑是多么深远啊！但是要禁止绝其根源，应当从京师这个首善之地开始。应当敕令巡城御史和兵马司官员：凡京城内外有人假借鬼神降神之名、书符并以治病办事为名的，立即命街坊火甲具名向官府报告，查究治罪并驱逐。对于本应禁止惩治却不禁止不惩治，以及容许并参与此事的人，都以重罪论处。并通行天下：凡人家收藏异书的，都允许到官府交出并领取价钱。三个月以后仍不自首的，若被他人告发，处以重罪。这也是治理朝政、遏制祸乱的一种办法。遏制盗贼的办法之三【丘濬】臣考察：富弼、苏轼二位大臣的见解大致相同。盗贼突然发动，古今历代都有。他们那些纷纷扰扰的徒众，都是被人劫持控制的，心志没有定向，只为利益而行动，既可以用诱骗胁迫使他们来，也可以用哄骗恐吓使他们离去，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那些粗通文义、了解古今的人。他们的言语足以煽动众人，才智足以设谋策划，行动诡秘多变，机谋策略变化无常，尤其容易惑乱世人、欺骗百姓。这种人如果平时没有办法收罗任用，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肯作恶，那么一旦不幸发生事变，他们在中国境内就会成为盗贼的主谋，到了境外就会为夷狄效力。他们造成的祸害，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消除的。臣恭敬思考，祖宗任用人才，除科举、岁贡之外，另设贤良方正、才识兼茂以及经明行修等科。即使下至富户、老人，也在任用之列。这是因为天下广大，人才有能有不能，所以用这些办法来对待人才，使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而不被遗漏。近来执掌政事的人却把这些科目全都废去了，只专门采用科举、贡举两条途径，实在很不合祖宗的本意。臣愚昧，希望恢复旧制，通过各科收罗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又敕令有关官司：凡士子不学习科举业，但有其他才能技艺值得称道的，都允许荐举上报，根据其所长加以考试，酌情授予一项官职。

译大江以北的人才质朴鲁钝，本来就有心里明白而口头不能表达、口头能够表达而手不能书写的人。其中有了解边境情况、熟悉军事事务，以及膂力和技能超过常人的，也允许具名上报，酌情任用为都司、卫所的幕官，或者补任、添注，或者在武职中试任。其中才能特别出众的人，如果确实取得显著成效，就破格任用，使之成为将帅、方面大员，将来为国家建立功名、捍卫边防，也未必不能依靠他们发挥作用。这样，天下有才能的人都有用武之地，也就没有超越本位求取富贵的念头；国家所任用的人才没有遗漏，也就没有意外之患。黄巢一定不会贩卖私盐，张荣一定不会成为阡能草写檄文，樊若水一定不会测量江面，张元、吴昊一定不会被夏人任用，黄师宓一定不会替侬氏主持谋划，徐伯祥一定不会引导交人入侵。遏制盗贼的办法之四【邱濬】臣考察：大盗兴起，必定劫掠刑狱，必定抢夺公库，必定杀害官吏。自古祸乱兴起，都从这里开始，逐渐发展到极点，四海生灵涂炭、宗庙社稷成为废墟，都是从一州一县积累而来。有国家的统治者，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怎么能拖延呢？从前一群盗贼劫掠淮南，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不能抵御，便命令富民拿出金帛，准备牛肉酒食，派人迎接慰劳，并且厚赠财物送走他们。盗贼高兴，径直离去，没有再作盗贼。事情被朝廷知道后，富弼想杀晁仲约，范仲淹想宽赦他。臣私下认为，富弼想杀他，是依法处理；范仲淹想宽赦他，是出于情理。请在情理和法令之间斟酌：高邮有城池和士卒，而晁仲约不抵御，却让盗贼越过辖境，当然有罪。如果没有城郭可以屏蔽，没有士卒可以拒敌，又没有邻境可以救援，那么与其空手受害，不如用计策拖延盗贼，难道不胜过坐看一郡百姓失去生计吗？这件事的过错在朝廷，不在州郡。州郡的罪过，在事情发生以前没有预先防备，而不在临事之际。譬如接受别人的牛羊替他放牧，却不设置围栏和栅栏，致使牛羊被盗，那么牧人不能说没有罪。追究他没有设置围栏栅栏的罪过，是可以的。如今盗贼来了，而他能够用计策把盗贼驱退，使牛羊没有损失，却反而以牛羊损失之罪治他，那就过分了。臣所说州郡的罪过在事前而不在临事之际，指的就是这个。即便如此，城池没有设置、兵卒没有定额，难道只是州郡的罪过吗？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也应当分担责任。臣请从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在要害之处没有城池的，就议定筑城、设置军队；不能设置军队的地方，就命巡按方面官员和守令共同谋划，或使用民力，或用官钱雇工，依次办理，并就近征用附郭市民，免除他们的杂役，编成丁壮夫甲，按规定人数守卫。其余州县地狭民少、不能筑城防守的，也酌量编给丁夫守卫。凡当地所有仓库、钱粮、甲仗，都寄存于郡库；犯罪的重囚，都关押在郡狱。有城池的地方这样办理，那么凡有官司的地方都有城池防守，百姓有可以依附的地方，军队有防御的装备。将来遭盗贼攻劫时，罪责有所归属，而他们也就没有借口了。这虽然是一州一县的事情，但逐步积累起来，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是由此而来。替国家作长远考虑的人，应当对此深切留意。遏制盗贼的办法之五【丘濬】臣考察：彭城是天下南北交通的要冲，它的形势、风俗、物产，苏轼已经说得很完备了。不过，汉、唐建都关中时，彭城当时只是远郡；宋朝建都汴梁时，彭城当时是陪辅之地。到了今天，它位于南北两京之间，是漕运道路必经的地方。如今天下十三藩，其中九藩都要经过这里北上或南出。再行数百里就是帝乡和兴王之地，也是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重大，已不是汉、唐、宋时期所能相比。臣在京辅屯兵条下曾请求，把这里设为大镇，命一员大将统领江淮上班官军，在此镇守：一方面守护漕运，一方面屏蔽皇陵；对于一方的盗贼，也可以借此镇压遏制。这样，两京之间就有相互通达的形势，万里之内没有隔绝的忧患，宗社的安定就会像磐石一样牢固。遏制盗贼的办法之六【丘濬】臣考察，前代正直的大臣曾说：‘元朝失去天下，是被招安的主张误了。为什么呢？君主用来建立国家，是因为有纲纪；用来振举纲纪，是因为有赏罚。赏赐一定施加给善人，刑罚一定施加给恶人，使天下人知道应当受到鼓励和惩戒的对象，这样治国的根本就建立了。方国珍在天下无事之时，突然敢于首先起事；替元朝考虑，应该痛加诛讨，用来惩罚那些不安分的百姓，这才可以。可是元朝听信他人之言实行招安，不但不加罪，反而授予官职，这是把奖赏善人的手段用来鼓励作恶。于是各类不安分的人纷纷仿效、互相诱骗胁迫，事情侥幸成功的，有的得以称王称霸；事情不成的，也不失去州县官职。因此盗贼蜂起，元朝也因此灭亡了。可是，难道只有元朝如此吗？宋人有诗说：‘仕途捷径没有超过做盗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安。’可见这种弊端由来已久。那么，国家迫不得已在这种时候遇到这种盗寇，应当怎样处置呢？要平息祸乱，必须折断它的萌芽。国家无事之时，平民无故首先兴起祸乱，必定要集合天下之力攻打他们，遏制断绝其萌芽，使它不至于蔓延，绝不能采用招安的办法。’ 万一迫不得已而采用招安，也必须公布宣告：‘除了首恶某人一名不予赦免外，他的同党中有能自首，或能把首恶捆来的人，一律宽免罪过，并酌情加以赏赐。’要使当世所有人都知道朝廷对于首先作乱者严加诛杀，明确不会轻易宽恕，这样祸乱的根源就被堵塞了。’ 遏制盗贼的办法之七【丘濬】

译臣考察：自古议论盗贼的人很多，只有宋代秦观的话最切中关键，所以谨慎地全录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秦观说：太平安定的时代，内无大臣专权的忧患，外无诸侯不服的忧虑，所需要防备的兵事，不过夷狄和盗贼罢了。夷狄的危害，士大夫讲论得很详细，议论得很熟悉；至于盗贼的变乱，却从未有人谈论。难道是才智不够吗？他们的意思是认为盗贼不足忧虑。天下的祸患，常常就产生于认为不足忧虑之处。从前秦朝已经称帝，认为六国已经灭亡，天下再没有值得忧虑、能够危害秦朝的，只有胡人而已。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可是陈胜、吴广的叛乱，却在军队和田野乡里之间兴起。由此说来，盗贼从来没有不存在过。平定盗贼与守卫边疆的办法不同，为什么呢？塞外的军队，铠甲战马如云，箭石如雨，牛羊、橐驼的运输不断；士卒熟悉战事而整齐，武器锐利而精良。因此他们侵犯边境时，适宜进行远距离作战，以挫败他们的锐气。盗贼却不是这样，他们凭借险阻，以抢掠为资财，聚集亡命之徒；胜利时只是乌合，既没有法制约束，也没有败时则像野兽一样逃窜，既没有恩信把他们团结起来。然而，他们不过是举竿持棒，郡县的士卒有时却不能制服他们，只是因为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罢了。因此，当他们成群兴起时，应当迅速作战以挫败其锐气，不要逼迫过甚以离散他们的心。因为不迅速作战挫败其锐气，拖延下去就会使其势力放纵；不避免逼迫过甚而离散其心，仓促之中就会发生变化。虎这种动物，吼叫就会生风，发怒则百兽震恐；它的气势凶猛强悍，可以杀死却不能侮辱。因此捕虎的办法，必须先设置机关陷阱，布置网罟，用利器撞击，用强弓射击，鸣金击鼓趁势进攻，不一会儿就能消灭老虎。至于蛇和蝮则不是这样，虽然它们的毒足以伤人，却没有生风的勇猛；贪食足以损害物类，却没有震慑百兽的威势。然而不能仓促捕捉它们，是因为它们一着急就会钻入洞穴。所以捕蛇、捕蝮的办法，必须围绕洞穴守候，用艾草熏，用水灌入，使它们因无处觅食而出来，这样一根短棍就可以取它们的性命。北方敌人是虎，盗贼是蛇和蝮。虎不能用艾草熏、水来灌，蛇和蝮也不能用弓箭射、用利器撞。因此说，平定盗贼和守卫边疆的办法不同。即便如此，盗贼平定并不难，断绝根源却很难；平定而不能断绝，弊害有两项，不可不知。大致说来，就是招降和穷究严治两种办法。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祸害没有比穷治更深。凡盗贼兴起，必定有凶悍杰出、难以制服的人；负责追讨的官员平素没有奇谋，不知道计策如何施行，往往就招安他们的首领使其投降。那些奸恶之民看见负罪的人未必会死，便说：与其低头屈服、卑躬忍受饥寒的羞辱，哪里比得上抢掠攻劫而又不失去爵位官职的荣耀？由此说来，这就是诱导百姓作乱。所以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盗贼的首领已经伏法，而刀笔吏不能作长远考虑、不能顾念后果，反而节略不当、罗织过疏或失度，往往穷追同党并加以治罪。受胁迫的百姓看见那些被污指的人一定不能免罪，便会说：与其被镣铐拘禁、束手等死，哪里比得上逃到山海之间，脱身求生？由此说来，这就是把百姓驱使去作乱。所以祸害没有比穷治更深。况且王者使天下感服，靠的是恩惠和威严。仁恩施及有罪之人，就会损伤恩惠；杀戮牵连无辜，就会损害威严。威严和恩惠两方面都丧失，却想让天下人心中畏惧、力量上服从，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夏书》说：‘杀尽他们的首恶，胁从者不治罪；过去受到污俗染染的人，都一同获得更新。’ 把首恶全部杀掉而不赦免，就足以夺去奸雄的气势；对受胁从、受污染的人不加治罪，使他们获得自新，就足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者的心。这样一来，天下人谁肯舍弃求生之路而投入必死之地呢？唉！自古以来制定平定盗贼、已经发生的祸乱的办法，没有超过秦观这番论述的。他的三篇论说，后篇就是苏轼代李琮起草的奏疏。国家治理得好，如果确实能够减轻徭役赋税，减少刑罚、约束官吏，遇到水旱灾害就及时赈济，自然不会产生盗贼。不幸发生盗贼时，在他们刚开始兴起、尚未形成气势之际，就应迅速剪除，不能稍有拖延。如果他们的气势已经形成，就必须委曲周详地谋划，不能有轻视他们的念头。臣自从出仕以来，曾三次见到叛乱盗寇。起初都是官军轻视他们，反而被他们击败，并资助了他们的器械甲兵，使其势力于是壮大。后来又调集官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往往持重坚守，他们便落入我们的计策，一举将其消灭；这已经是事实证明的明显效果。为什么呢？盗贼刚开始兴起时，用来煽惑平民、鼓动恶党的人都说：朝廷政令不能执行，卫所官军一向怯弱，城池防守不牢固，于是动辄和他们约定期限说：‘某日攻打某城，另一日再攻打某城，不到一个月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 后来到了约定日期，他们都没有应验。众人看见他们的话没有效验、谋划没有效果，知道事情绝不会成功，自然就解体散去了。由此看来，秦观所说平定盗贼与抵御夷狄的办法不同，和臣亲眼所见的情况相互印证，更加可信。

译论治盗【王廷相】我曾考察百姓成为盗贼的情形：有的是受到外在侵凌掠夺，饥寒又逼迫自身，形势上不得已才这样做；也有的是无赖恶少，不从事生产，习惯于卑下恶劣的生活，本来可以不这样做却故意这样做。这些人难道天性就和别人不同，厌恶生存、喜爱死亡而乐于作盗吗？实在是因为上面没有好的政治，因而使他们丧失了善良本心；下面又没有法律守则，逐渐形成了偷盗的风俗，所以才会这样。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总是把安定抚恤、怀柔招来的实际措施放在首要位置，用来培养百姓乐于生存的心；又不懈怠于提撕警觉的政令，用来收束他们放纵旷达的气习。所以风俗淳厚，盗贼的警患不会发生。假使治理国家的人不致力于安辑保育的辛劳，只专门从事攻击、捕捉、消灭盗贼的办法；即使聚众作乱、在民间弄兵的人被平定剿灭，树立了武力、显示了威严，然而良民也受到荼毒，就太过分了。这难道是治理政事的上策吗？近来盗掘矿藏的凶徒都已经被杀，其尚未起事的同党也都因此寒心。现在正是平定之后安抚安辑的时候，不宜深究过分，以激起他们的反侧之心而重新引发骚乱。为什么这样说？平定乱略之后，如果仍然急迫督促捕盗，就可能使官吏迎合上意、借此立名，使捕盗者趁机作奸，也可能使许多百姓不得善终，还可能使原来的同党疑惧而不能自安。郡县官吏，都是观察上司的意向来办事的。假使抓获一个盗贼，功劳和赏赐就立即增加；捕得一个盗贼，脸色马上就变得和悦。于是他们借此买名声、借此升官，彼此仿效而起，奔走唯恐落后，带剑率众，在山泽芦苇之间四处搜捕，没有一天空闲。唉！盗贼横行之时，这样做特别可以激励功劳、劝勉众人；但安定太平之后，实际上只会产生烦扰罢了。所以说，这会使官吏迎合上司、取悦上司来树立名声。捕盗的命令虽然出自官府，但拿兵器驱赶捕捉盗贼，却要借助民间快手。这些小人只考虑利益。假使上司不把捕盗看得过急，刑罚清楚公正，良民和恶人分别明确，他们本来就不能借机作奸。可是如果刑罚一味偏重，只求捕到盗贼，那么死生和真伪都由他们任意决定，诬指无辜，搜查财产，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所以说，这会使捕盗者借机作奸。禁止盗贼本来是为了百姓，真正捕到盗贼，百姓才会安宁。听到风声就捕捉的人，没有盗贼事实；妄加攀扯而捕人的，没有可以依据的赃物；挟带私仇而捕人的，大多是诬陷之罪。这不是使百姓安宁，实际上是在给百姓带来祸害。何况那些像鹰鹯、豺狼、猛虎一样的官吏，只想多捕人，大肆张扬声势，以求取得奇功。上司相隔遥远，一时不能亲自审讯，只凭巧饰文辞的案牍办事，不能识破欺骗蒙蔽，真正的盗贼只有一个，而良善百姓却有十个，监狱满如大海，玉石俱焚，贫弱之家无处申诉，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说，这会使许多人不得善终。治理盗贼的关键，是杀掉首恶，解散并宽宥同党，不违背人心，这样容易安定，也能使地方减少事情；这是古今不变的原则。如今大盗已经平定，应当稍稍显示休息安静，以安抚余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不作谋划，反而更加严厉治理，那么郡县巡捕的官吏难道能逐一斟酌事机，连根带蔓地搜查穷究细小过失吗？一旦激成变乱，形势也可能如此。海翁对待海鸥，并不是一定要用罗网弹丸加以捕杀；只要一有想捕取它们的意思，海鸥已经惊飞，不再落下。何况人比海鸥更有灵性，却又亲自触犯必死的机会，难道会不惊惧而变乱吗？所以说，这会使原来的同党疑惧而不能自安。唉！如今山东所忧虑的事情，其凶恶形势和悖乱心志，没有比矿徒更严重的了。他们聚集时就有成百上千人，不敢逼迫捕捉；分散时一夜之间就逃走，无法追踪。依愚见，应当用不加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他们，不必刻意求取平靖，局势自然会平靖。为什么这样说？这些人的欲求只是矿藏罢了。假使矿洞没有可以进入的缝隙，他们还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而去盗采呢？所以首先应当责令把封塞矿洞的事情办实。封塞矿洞的方法不止一种：有的把泥涂在荆棘上，有的用巨石加灰泥，有的用坚土夯筑。这些办法虽然费工，却可以长久，不能轻易挖开。如今封塞矿洞，一概草率办理，只是把巨石填在洞口，再用小石头填补缝隙罢了。因此矿徒一来，很快就能打开。他们知道利益容易取得，所以行动像风驰电掣，三两日夜就能完成。等到官府知道并前来捕捉时，他们已经获利散去了。所以说，首先应当责令把封塞矿洞办实。现在矿徒大多来自四方，必定要找靠近矿洞的人家作为住宿歇脚之处，这样踪迹才能隐藏，纠集也才能成功；否则容易暴露，他们哪里敢放肆去做呢？所以其次应当让近矿百姓互相保结、互相察访：每十家为一保，保设保长；每十保为一总，总设保正，使一保之中彼此察觉查访。只要有面生可疑的人，就必须追问其来历，使他们不能潜藏作奸。有司还应委派公平廉能的官吏，不时巡察，以提醒警戒保甲众人。这样，矿徒既不能与近矿百姓勾连作奸，矿洞又不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打开，那么盗采矿藏的念头就会逐渐自行受阻，捕盗治盗的官吏也可以不用了。所以说，其次应当让近矿百姓互相保结、互相察访。汉代渤海郡盗贼很多，郡吏不能平定。宣帝任命龚遂治理此事，龚遂说：‘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加体恤，所以才作盗。我请求采取办法安定他们。’到了郡中，他撤罢捕盗的官吏，让百姓休养生息。凡是拿着锄头、耰等农具的人，一概不追问。于是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成为良民。这就是所谓用不加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不求平靖而自然平靖。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说：‘民间有弓箭的便利、长枪的锋利，所以百姓容易作盗。想要严明法令加以禁止，非官府不得制造。’臣愚昧地认为，这样谋划是错的。弓箭、矛、鋋等武器的锋利之处，百姓依靠它们来保卫家园、抵御变故。平时百姓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一旦遇到盗贼警报，不过是束手就擒罢了；这就会使盗贼轻视禁令而肆意横行，良民受到束缚反而遭受祸害。法令不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百姓成为盗贼，是因为他们没有乐于生存的心，并不在于拥有锋利兵器。

译假使他们已经乐于生存，即使有百千件利器，他们也知道珍惜性命而不去作盗；假使他们不能享有生存的乐趣，那么凡是可以苟延性命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拿锄头、耰的农夫，砍断树木、举起竹竿，也可以灭亡秦朝，又何必要等到有长枪利器之后才作乱呢？汉代公孙弘对武帝说：‘十个盗贼张弩，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臣愚昧地认为，禁止百姓携带弓弩是有利的。武帝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议论，吾丘寿王回答说：‘公孙弘之所以主张禁止，是因为盗贼用它们攻打劫夺。那些攻打劫夺的盗贼，明知会死仍然去做，是大奸之人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躲避。臣担心坏人凭借这些武器获利，却不能阻止良民用它们自卫而触犯禁令；这就等于助长盗贼的威势，夺去百姓自救的手段。’武帝以此诘难公孙弘，公孙弘理屈服从。由此可见，禁止弓弩、长枪等武器，对劫贼有利而对良民不利，古今共同的情形就是如此。严令禁止，似乎也不可行。大抵事情形势的变化，关键在于时机；缓急轻重只差毫厘，而时机便随之升降，事情也因此成败。这对政事关系重大，实在不可不反复思考、谨慎处理，以求恰当地把握时机。至于详细制定办法以制止盗贼，而捕捉不宜过急；宣示恩惠以救恤百姓，而兵器不必一概禁止，这正是今日应当把握的事机。伏望陛下采纳其中适宜的办法施行，这样地方就十分幸运了。送锦衣卫张侯出巡序【罗玘】年岁将尽，燕赵之间，那些恶少吃喝赌博，钱财将要用尽，便想着做盗贼，情况更加急迫。他们常常等到朔风卷起尘土，便跃马冲出大道，箭声飕然。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和千夫之勇，手脚冻裂、身体生疮，又在饥饿虚弱、困顿憔悴之后，也不免战栗恐惧、面色失常，伏地献出钱囊，在片刻之间求得免祸，实在是畏惧他们。何况南方人一向柔弱，道路遥远而疲惫，三尺童子都可以制服他们；他们所携带的本来就是自己的财物，又哪里会区别公家和私人呢？在这种时候，人的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真是强悍如翼虎。国家南出的三条道路，比其他地区尤其多盗贼，大概是因为河水结冰不能行船，天下贡道都从这里经过。因此按令甲，三条道路每年派遣锦衣卫支帅三人，手持符节，率领卫士分路出巡。出巡必在子月望日，又派三名侍御史一同到场。凡掌管军民事务的官司，都接受檄令指挥，协同办理，期限只是平靖盗寇、安宁百姓，使国用充足、财货丰阜。今年中路属于张侯养直，张侯是我的朋友。他年轻时做武学生，武艺考试不如意，却仍然进入武职阶序，当时还只是百户。曾多次与建州诸寇交战，因如今的官职清廉刚毅，为其大帅所知，由大帅以他的姓名请用，于是有了这次任命，并非通常的任用。今天张侯在郊外树起军旗出发，竟骑着披虎皮的鞍马，佩弓着鱼皮服，仆姑插在冰上；卫士屏息低头，不敢吐唾沫、打喷嚏，也不敢抬头仰视。靠近他时像小孩子快步趋前，离开他时像鸿鹄般挺立；队伍整齐如斧，肃穆如尸。人们都认为张侯能够整肃士卒，盗寇当然已在他的掌握之中。我却知道，他在建州作战时，半夜斩下敌首献到军门，就像杀死狐狸和獾一样容易。如今抵御这里的盗寇，他固然确实强健敏捷，但难道还敢指望胜过北方人吗？盗寇出没奔突，必定骑轻快的马、放松缰绳，毫不停息，哪里像带着车辆、住穹庐、驱赶骑兵并集中全部人马来增加声势呢？在我看来，剪除这些穿墙盗窃、撬箱劫财的徒党，不过一筹而已。假使道路上的行旅除去畏惧之心，合力支持抵抗，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形势相互制约，他们本来就不能有所作为，哪里还劳烦天子派遣勇士出动呢？何况张侯斩杀盗寇之后，勇气把这些人看得不只是虱子跳蚤，他们已经无从下手了。整肃士卒也只是末节，饯别宴上有诗，我概括其中的意思写成这篇序。《名臣经济录》第四十三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四十四卷 明代黄训编 兵部【武库】

译论兵备疏【杨士奇】臣私下看见，如今派监察御史清理军籍，有的把陕西、山西、山东、北直隶的人解送到南方极边充补军伍，有的把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湖广、浙江、南直隶的人解送到北方充补军伍。南北双方都不适应当地水土，南方人死于寒冻，北方人死于瘴疠；而且他们所属卫所距离本乡，有的达到万里，有的七八千里，路途遥远艰难，盘缠又得不到接济，在途中倒毙的很多，到达卫所的很少。负责长途解送的人往往也被牵累，不仅获罪，还有人艰难地死在沟壑中而无人知道，实在可怜。何况如今西北两边急需防守，而西北强壮勇敢的人却被发往南方，实在很不恰当。查得永乐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圣谕：‘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的，今后因发生事故而前去勾取丁男补役，不要再发往远处，只在河间设置一卫或一所，让他们就在那里当军，原卫所的军伍另行派人补充。如果是在北京卫分当军的，不要调动。’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批准兵部奏请：‘命云南、四川、两广、福建、湖广应当勾取的军丁，除逃军本人及已经解送的军丁外，其余留在当地附近卫所，带管粮食并操练备战。’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批准兵部奏请：‘今后全部留在当地收操，沿海地区的人也就留在当地卫所操练备战。’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批准兵部奏请：‘江西、贵州等布政司应当解送辽东、甘肃等处的军丁，以及山西等布政司应当解送云南、两广等处的军丁，动辄相距万里或七八千里，都照例留在附近卫所带管、收操、当军。’又奉圣谕：‘腹里地方应当勾取的军丁，距离原卫二千里以内的仍发去，二千里以外的全部留在附近卫所收操。’这些都是祖宗确定的成法。洪武年间，有人因犯罪应死，蒙恩宽宥免死，不分南北都发往边远地区充军，这是太祖皇帝为了惩治有罪之人的仁德。后来犯罪者已经死亡，补充军役的人都不是犯罪之人，朝廷怜悯他们远道艰难，留在附近卫所操练备战，这是太宗皇帝、宣宗皇帝的仁德。陛下即位以来，又把陕西应解往腹里、山东、河南、大宁都司等处卫所的军丁，都收发到陕西靖远卫；又因为广西缺军，命令南方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四处应当勾取的辽东军丁，等处军丁全部发往广西都司所属卫所收操，这也是仰体祖宗的仁德。近来兵部却坚持说原有队伍难以改发，只是畏惧文书案牍繁重劳累，而不思考这样会使兵备流于空虚，也不顾念下层百姓的艰苦。近日兵部虽然因清军御史的意见，奏请清理出的军丁暂时发往附近卫所带管收操，但由于南北都有边境，如今都缺少军队，如果只在本地附近收用，近边卫所一旦有缓急，也无法得到支援。臣等愚见，如今急需补充边军的地方，除逃军之外，今后清理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的军丁，应各就近发往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充军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理出的军丁，应各就近发往四川、云南、贵州、两广以及边地卫所补充军伍，都应确定所属卫所后发去；等这些地方的缺额补足后，再有清理出的军丁，改在腹里卫所补充军伍。这样，兵备就有实际力量，百姓也不受困苦。臣谨陈愚见，伏望特命年老成熟的公、侯、伯以及都督、尚书、侍郎、御史等共同议论可否，谨此具奏上闻，恭候圣恩裁定。关于申明条例的奏疏【张本】本部尚书张本等奏称：天下卫所多年以来勾取逃亡等项军人，因为先前没有奏定条例并颁布申明，各该卫所往往泛滥地申报填造勘合，派人到各府、州、县勾取。每年所派人员不少于二三万人。应当勾取的军士又不如实写明原报姓名、乡贯、充军来历及缘由，以致派去的官旗同有关司的里老人等相互勾结作弊：有应当勾取的人，就捏造缘故回报说不必勾取；没有应当勾取的人，却辗转攀扯到应当勾取的名单中；其中应当分豁免除的又不给分豁，反复勾扰，连年不断。被勾取次数少的三五次至八九次，多的十多次至二十次不止，因此军伍不能清理，百姓受到祸害。今后勾取军士，除已经三次以上回报丁尽户绝等项、确实无可勾取的，依照先前奏准的事理暂且停止勾取，等各处卫所造册完毕后，汇类奏请开豁。其余逃亡等项军士，应当将条例通行申明，遵照执行：逃军每三个月或半年勾取一次；故军以及残疾等项军人每年勾取一次。务必要把各军原报姓名、乡贯、充军来历以及逃亡、死亡等缘由造册，填写在勘合上，责成派去的人员按例勾取，这样才可以革除奸弊。将条例逐条列明后，宣德四年六月初九日早朝，在奉天门恭敬奉行圣谕：‘这件事准许施行。’谨此记录遵行。本月十三日早朝，本部官员又奏请：想把条例抄发给各都司、卫所以及布政司、府、州、县，恐怕以后传抄有误，又担心日久埋没而不遵守，请求刻印成书发下去，永远作为遵守的依据。奉圣谕：‘准。’谨此恭敬遵行。现今把条例列在后面。一、逃军除自首后免予追问、限期起解之外，其余被捕获的，就在原籍以及所在官司审问清楚。初犯、再犯，依律决杖，派其亲属、邻里押解回原卫所服役。第三次犯罪的，先行监禁候审，申报详核后依律处决。先前把户丁解送补充军役的里邻人等，仍按照隐藏逃军的榜例治罪。窝藏逃军的人发往附近卫所充军；如果窝藏者是军人，就发往边远卫所充军。窝藏者如果害怕获罪，不应将逃军转送到别处藏躲，却这样做的，不分军民，一律发往烟瘴地区充军。所在官司明知而故意放纵的，依律治罪。一、逃军本人尚未捕获的，先将其户丁解送补充军役，同时责令限期追捕本人；捕获本人后，替换出原先解送的户丁，使其回家。

译一、各地有司起解逃军以及军人、军丁，务必根据路途远近，规定行程期限，责令长解人等按期限押送。若长解人等纵容他们留在家中，拖延不立即起程，依照榜文条例办理：超过期限半年以上的，依法治罪；超过一年以上的，收发到附近卫所充军。犯人发往边远地区充军。一、旗军有逃回原籍的，或诈称病故的，或改换姓名，在各衙门充任吏卒、主文、书写、发配等职，侵害百姓；或出家做僧、做道士，或投充生员；或到豪强、权势显要官员及军民之家充当家人、伴当、防守庄田、种田等名目；以及冒领文引外出经商，或在乡境别处妄称民户、另立册籍的，依照榜文条例，允许其自首申明，改正错误，押解到原卫所服役。胆敢违犯的，逃军发往边远地区充军；邻里、窝藏人家等，依照窝藏逃军的榜文条例审问定罪。一、勾补军役时，如果正军户下本来有人丁，先前却朦胧捏造为无可勾取之人，应立即改正，勾取解送，并免除此前的罪责。如果仍然扶同捏造，回报申说后，依照榜文条例办理：军丁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原来作保结的里邻人等，收发到附近卫所充军；官吏依法治罪。一、勾军人员应当依照宣德四年二月内奉准的事例，选派得当人员，并派营中有丁的人前往，不许泛泛差遣单身而无凭借、无依靠的人。一、新勾取的军士应当依照宣德元年四月内奏准、奉行的圣旨和榜文办理：限半个月内领取帮贴的月粮，用一个月整理房屋，等安置确定后，才允许出差操练。若有不遵守规定、惹事生非、虐待侵害军士的，在京由监察御史、在外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及镇守官员巡察；对故意违犯的人，军吏、总旗、小旗立即拿问，军官则具奏请旨定夺。原来颁降的榜文，都司、卫所应立木板榜文，各处在公署前长期悬挂，永远遵守。一、抚恤军士，应当依照宣德四年二月内钦奉的敕谕办理：每名军士，优免其原籍户下一个男丁的差役；如果营中有多余男丁，也免除一个男丁的差役，令其专门供给军士的盘缠。一、勾军违限，应当依照宣德四年二月内奉行圣旨的意思办理。超过期限两年以上的，官员追缴俸禄，旗军就在本户中选取男丁补入军伍；再限一年以内仍不到京的，全家调发到别的卫所，舍人及余丁也从户下照样起调；正犯者由各该卫所轮流拘拿，解送京城。官吏等若徇情容隐而不举报掌管，不予宽贷；仍依照榜文条例，允许巡按御史、按察司拿获解送。一、勾军务必填发勘合，差遣人员前往勾取。各该卫所不许擅自使用关牒、批帖，直接到有司衙门勾扰；违犯的，准许所在地官司将差去的人捉拿解京。若是职官，奏请提问。一、各卫所军士中，有些富实人家，本人以及户下精壮男丁不肯服役，却买通官吏，把买来的软弱家人、小厮、义女、使女和招来的女婿等冒名顶替，致使队伍不精。又有顽民与军士勾结，变乱户籍册籍，把户下人丁过继、典卖、招赘为婿，以此逃避差徭。若有这类作弊的人，准许改正，男女归还本宗；违犯的，官吏依法治罪，正军全家调发到别的卫所充军。顶替的人就在本卫收取补入军伍；如果正军户下无人丁，才允许把少壮义男和同籍女婿收取补充，仍须严禁有司：今后勾解军人，务必选取应当承继的壮丁，不许徇情，把买来的软弱小厮、家人、义女、使女及招来的女婿，含糊顶替解送；违犯的，一并治罪。一、各地军户中应当承继军役的壮丁，往往害怕充当军役，因而自行伤残身体。今后若有这类人，准许邻里首告并擒拿，全家发往烟瘴地区充军。一、凡有申诉父亲、兄长、弟弟、侄子、儿子早年充军后逃亡，被捕获定罪后调发，以及多年前歇役后被勾发到别的卫所的人，原籍又勾取男丁补入军伍，经查勘确实没有其他缘由的，准许转达兵部复核勘验，免除重复勾取，将被重复勾取的户丁就近发往宁家，听候补入现在服役的卫分军伍。一、凡有申诉说本户属于民籍，只是与已故军人同名同姓而被冒名勾取补役的，应从公查核，逐年黄册相互勘验属实、确无关系的，即行分别豁免；宁家仍须从正军户内查取应当承继的男丁补入军伍。如果正军户已经绝户，或查遍没有名籍，应转达兵部复核，免除军役；但同名同姓之人已经到卫所充军、领取军粮三年以上的，不准免除。一、有些族属关系疏远，以及异姓之人，原来同籍，后来分户。如果在分户以前因事充军，应令原户人丁解送补充；如果在分户以后因事充军，只许在犯事者名下勾取。若听说亲属因事充军，害怕受到牵连，便捏造文凭，妄称分户在前，或称祖孙、父子分居，以及称充军领取粮饷年限已久的，不准采信。一、同籍的父、祖、伯、叔等人在生前分别充军，发生事故需要勾取补充时，先尽量从本房人丁中解送补充。如果本房没有男丁，别房有三丁以上的，按名勾发到各卫所补入军伍；别房男丁不足三丁的，将本房无丁的缘由转达兵部裁定，免除勾取。一、同一户中有两名、三名壮丁分别充任各卫军役，后来衰败贫困，只剩下两名防丁，应等他们出防后，转达兵部，由兵部确定卫所：一丁充军，一丁听候补充军役，其余卫所的军伍免除。一、招募等类军士，如果先前全户现有男丁都因事充军，这次便全部按姓名勾补。应先解发一名，同时将实际有的男丁全部申报，议定后奏闻，请旨裁决。一、正军正在营中服役，已有壮丁收取补入军伍的，不许再从原籍勾取。如果已经发出勾取命令，有司查勘属实后，应回报原卫；应将营中的男丁收取服役，军卫不许违例勾扰。一、义子、义女、女婿替义父、妻父之家充军，后来死亡，需要勾补的，只许在义父、妻父之家勾取。如果逃亡，应通行责令限期根究捉拿。若义父、妻父之家已经绝户，应转达兵部复核，免除勾取，不许一概到义子、义女、女婿之家勾扰。一、已故军户下只剩年满七十岁以上的人，或重度残废、疾病而不能充军的人，经保结勘验属实，应明白回报，听候裁定。不必把保结送交官吏等人，官吏也不许借此作弊。若把不属于这类老弱病残的人含糊妄报，以逃脱军役，违犯的依法论罪。

译一、先前把年幼男孩过继给别人作为儿子或女婿，各家都属于正军户；如今因事故，户中只剩过继子或女婿一人，应将义父、妻父之家作为绝户免除军役，留下过继子和女婿，听候补充亲生父亲之家的军役。如果亲生父亲之家属于民籍，仍令其补充义父、妻父之家的军伍。一、官员、军民之家中，家人、义子女、女婿等自愿投充军役，或因本人事发被充军的，发生事故后只在本人所属房支的男丁中勾取解送补役；若该房已经死亡绝户，应转达兵部复核，免除勾取，不许一概混同勾扰。一、有些军户依仗豪强势力，因为充任粮里老人，每逢勾取军丁时，便买通官吏和勾军人员，胁迫小民、佃户，含糊作保结。又有里老人等都属于军户，年年相互捏造事故，回报申说。准许依照榜文条例首告并改正。若仍不改正，事情败露后，正军解发回原卫，在户下再罚取一丁，发往附近卫所充军。一、山西等地抽丁等类军士，原先选取以及后来续勾的军丁，都是精壮之人；到卫所不久，往往买通贪污的头目等人，令户下软弱男丁私下轮流替换，致使军伍不精。今后胆敢仍像从前那样作弊替换的，应依照榜文条例，准许原籍里老人、官司人等捉拿；也准许原卫同伍旗军及各色人等据实到亲临上司以及把总、操备官员处陈告，依法按例审问定罪，对案件中作弊的人立即拿问。若军士确有残疾或软弱不堪差操，依例验看明白后，才准许勾丁替换。一、军户之家常有全家逃亡躲避的情况；官司年年勾取，里老人、邻里、保正明知他们已经逃避离去，却暗中索取财物，徇情容隐，不予捉拿解送。今后若有这类作弊的人，依照榜文条例，正军发往边远地区充军；知情并作保结的里老人、邻里，发往附近卫所充军。一、因事编发及调往卫所的旗军，很多改换姓名、籍贯，到卫所后又不如实供报原籍、原卫及男丁人数；服役后有的逃亡，有的死亡，卫所只凭原来申报的籍贯姓名进行勾取，有司却回报说没有名籍，类似这样失去线索的很多。今后若有这类作弊的人，依照榜文条例，正军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军户家中另选壮丁补入军伍；邻里知情而不首告的，依法审问定罪。一、今后记录在册的军丁，年满出防时，应发去补充军役。如果原卫所距离原籍在千里之外，应依照榜文条例，发往附近卫所收役充军，并把缘由具文申达兵部，由兵部转行原卫所，注销其原来军伍名额。一、僧道因事发往各卫充当军役，后来死亡而需要勾补的，应依照洪熙元年二月内钦定的事例办理：僧道因事充军而死亡的，都按照力士死亡不勾丁的条例办理。前项余丁，除已经解到卫所的以外，今后依例停止勾取，转达兵部注销军伍。一、各州县勾解逃军及补役军丁，很多在所在地官司冒领家人文引，随同供送；其实家人并未随同押送前来，到了卫所后不过一两个月，便拿着冒领的文引和身份证明逃回原籍，或借名潜居各处，或经商，或受雇于人。今后若有这类作弊的人，依照榜文条例，正军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家中另选一名壮丁补入军伍。一、已故军户下只剩一名男丁，出家为僧或道士的，如果在尚未充军以前出家，并且领有度牒，应转达兵部复核，免除军伍；如果在已经充军以后出家，仍发往充军。一、已故军户下只剩一名男丁，充任生员的，起解到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试；如果考试有成效，依例免除军伍；如果没有成效，仍发往充军。一、今后所勾取的军士，如果男丁已经用尽、户籍已经绝灭，以及山后等地百姓查遍没有名籍等情况，确实无法勾取，军卫务必查明各军从军的缘由，差派得当人员，会同有司官吏、里老人等，从公勘查三次；有司作保结回报，确实无从勾取的，由军卫、有司分别另造册籍，详细开列各军来历根由，以及三次所差人员和回报官吏等人的姓名，明确说明无从勾取的缘由，转送兵部，凭此免除军伍。经办官吏不得推诿、调换、拖延、辗转办理，泛泛填写勘合、制造虚文以扰害百姓；勾军人员也不许妄指平民，违犯的治罪。《计议处置清理军务事宜》【王宪】兵部武库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批示，送据本司主事王学益呈文称：查得清理军伍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建国初年，各卫所军伍中有缺额，都可以径自差人勾补。宣德十年，本部题请革除这一做法，节录本部题准的事例：各卫所应将历年应当勾取的逃亡、死亡军士全部查出，分别由各司、府汇总编造底册，发给两本，一本留在兵部存查，一本转发各司、府，按姓名清查勾取。仍须每年将各卫所军额汇总编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清勾五项花名册一本送部，以备查考冒清、漏清等事；各司、府也每年将收到本部转发的清勾军册，逐项开列前述事项，汇总编造实际有事故的册籍送部复核。立法也算周详，但查得在京各卫所每年编造上述册籍，名数多的如府军前卫，耗费银两数十两，名数少的也不下六七两；又有各衙门每年应造送的册籍不止一二十种，每种耗费与此相当，都是从百户俸禄和官军月粮中扣支使用，极为繁扰，难以承受，在外各处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何况各卫每年清查勾取军士，多的有几千人，少的也有一千多人，而计算实际解到的军丁，每年多不过二三十名；甚至一个军士被勾取几十次，耗费不知多少，最终却不能得到他一天的服役，实在不便。各处承办、督造军政的指挥官，也不得不责成各所千户、百户等办理，但其中很多人不通文理；面对前述册籍年年照旧编造，徒然耗费，收效很少。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例行公事，而且有时还产生厌烦之心，往往只凭识字的人任意抄写，只求敷衍塞责。大抵汇总编造的次数越多，差错就越严重；而且弊端横生：有的把现有军伍写成缺额，把有男丁写成无男丁，以图解送补充而从中取利；有的故意逃亡以等待勾取，勾取后又再次自首，以图解送补充而取利；有的迁移姓名、变更户籍，以图解到后谎称无凭而收取入伍之利；有的新军刚到便勒索钱财逼其逃亡，收钱后又放纵其逃亡，致使刚解到就又被勾取。虽然禁例很严，却没有办法核查，势必难以全部杜绝。又查得各司、府每年收到清勾册后，抄发给所属各处，里长、书手等人增减字画、隐没名数，作弊手段很多；他们造送的回报册也多只是纸面上的虚文，甚至勾取几十名军士，实际却没有几个人；又有

译一军士回报了几十次，最终却没有下落；又有虽然声称确实有人丁，却不立即解送补充的。已经解送的军丁，又有一到即逃的，有伪造批文印记办理回销的。虽然近来已有命令卫所填报勘验的条例，但道路辗转，岁月拖延，册籍浩繁，日力不足，最终仍归于草率。各处清军官员又因为本部原定三分的数额，有时人数不足，便把按例不应勾取的缺额未满军伍、营中已有男丁的人数编入册外清出，以强行凑数、免除罪责；还有把男丁用尽、户籍绝灭的人，责令里甲顶认，或者妄指无关人员。这给百姓造成的祸害，无法尽数说明。如果不趁现在制定简明扼要的办法，将会看到卫所清勾徒然耗费，军伍却难以充实；有司虽然频繁回报，文书具备又有什么补益？还会使奸猾军士有机会实现图谋，平民也可能受到冤屈。考核查验既然疏漏，奖惩又不能落实，军政的败坏就会逐渐没有止境。应当通行各该卫所：从嘉靖十一年开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亡、死亡的军士已经题准停止勾取外，宣德四年以后至嘉靖十年以前应勾取的逃亡、死亡军士，不必每年造册发下清勾，听由本部裁定。军单的格式，命令照式刻印，预先把宣德四年以后、嘉靖十年以前逃亡、死亡的军士编入军单，每名军士用结实洁白的厚纸填写一张，加盖印记。隶属本部的直接送本部；隶属都司的汇送本部挂号，再转发各司、府、州，按姓名清查勾取；仍照旧由司、府、州各汇总编造底册一本，送部存查。以后各年只把本年逃亡、死亡军士造册填单送部办理，已经发过军单的都免于再次编造。本部仍在每年年终把各州县逃亡、死亡军士军单的总数汇总填写在勘合上，催促勾取。那五项册也不必每年造送，听由本部斟酌确定格式，改名为军总册，命令各处按照所属卫所原来设置的五所或十所，把每所钉成一册，照发下的册式交给百户，让他们按照各军充发的年月依次抄写，不许遗漏。每张纸分作八格，每格填写一户；上面的横格写军祖姓名、籍贯，下面分八行写明充军、调发、承接、补役、顶替的来历，并先写管辖该户的百户、总旗、小旗姓名，其余各行留空。每个百户之下，除填满原额军役外，还要各留空白纸六张，按同样格式编两本，一本送部，一本留卫；仍照前册，分别由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各造一本，以备转发。收贮以后各年册籍时，只须把本年新收、编发军士的缘由以及解送补到的军士人数编造送部。本部清军委官督令所管人员，把本年逃亡、死亡、解到等事项填写在原军相应格下，把新充军的缘由填写在所管百户的空余格内。该卫所以及各司、府、州也照此格式填写，以备查考，即使过了一百年也可以免于重新编造。各该司、府、州也不必每年把逃亡、死亡军士全部造册回报，只须按照本部发去的军单逐一清查审验。其中户下有男丁的，立即解送；遇到按例优免以及免于勾取的，立即予以豁免。每年年终，将各处解送过来的军丁中收到批回的，以及按例免除的，编造小册，连同原军单汇送布政司及直隶所属府、州，由差遣的得当人员送部销案。若有应勾的军丁，从军单到达之日起超过三年仍不解送，即使只有一名，府、州、县清军官也都要参问。男丁用尽、户籍绝灭以及山后人民查遍没有名籍的，查照军政条例和历年题准的事例，等勘查五次以上后，送清军御史处审验属实，汇总缴送，免除再次勾取。本部及该司、府、县仍分别设立停止勾取册，每卫一本，以备查考。年老、年幼而不能解送的，等勘查三次以上后，编造小册送部备案，原军单留在该州、县，等到幼者长成可以解送卫所，或老者因疾病死亡、户绝之日，再行缴送。逃亡迁移而跟踪捉拿的，等三年仍未捕获，由该州、县另造册登记，缴送原军单给部，并通知该卫所另发军单勾取。如果再次经过三年勾取仍未捕获，仍照此条例办理，虽然时间长久也不得废止。当年负责清查审验的官员职名，以及里甲、邻里、保正的姓名，都照格式填写在军单后面，并分别取得亲自押署。如果里甲人员等相互勾结作弊，把有男丁捏造为死亡绝户，把壮丁捏造为幼小，把不是老病的人捏造为老病，把现存的人捏造为逃亡迁移，一旦事情败露，应解送的军丁按例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如果原本是发往边远地区、烟瘴地区或极边地区的，仍令在户下签取一丁补入军伍。里甲、邻里、窝藏人家等，各按条例发往附近卫所充军；官吏依法治罪。以后清军御史定为五年一次出差，务必把五年内发下的军单责令各清军官逐一办理完毕并销案，仍调取各司、府原来收存的停止勾取册查验，其中有捏造作弊的另册送部。事情办完后即可回任复命，不必一定以三年为限。考核各清军官员，只以能否明白销完军单、没有作弊、没有冤枉平民来判定贤能与否，以此表示奖惩。各卫所及有司送交的册籍、军单，缴送册单的期限以及逾期等事项，都依照旧例施行。这样，卫所方面的清勾，在嘉靖十年如果还与旧制大致相同，那么从嘉靖十一年以后，各卫所编造册籍的费用至少减少十分之一，省下的官军扣粮之害更不知有几千万了。有司方面的回报，在嘉靖十年尚且会认为烦琐；但从本年军单销案以后，后来每年发出的军单已经没有几张，所省去的官司、里甲扰害不知有多少，费用也不知每年省下几千万。况且军单一经发出，就不能妄自销毁；不解送的条例既然严厉，捏造死亡的条款尤其重大；停止勾取的册籍仍然保存，御史的查验也不会停止。这样，军卫中凡属应当勾取的，有男丁就一定解送，无男丁就一定免除；即使想用虚文敷衍了事，也做不到，即使想凭刻薄苛细行事，也做不到，军伍可以逐渐充实，无辜百姓可以免受祸害。军总册的设立，可以等待一百年而不必更改；勾军单的发放，又不烦琐重复而容易查验。这不只是可以杜绝辗转抄写、产生讹误的根源，也使卫所擅自妄勾的积弊、各府官吏书手多年玩弄法令的积弊，即使想要自行逞强，也无从下手。军士逃亡达到三次的，属于指挥、千户、百户管辖；逃亡达到若干名以上的，凡法律条例中要禁止的事项，都可以一看军册便知道，法令施行后也没有无法追究的忧虑。这样以后，清军的职责在武库方面，册籍不至于堆积混乱，所以考核核查可以精确；在有司方面，承办执行不必担心烦难，所以可以尽心尽力；

译在御史方面，按察治办不必害怕没有凭据，所以弹劾和奖拔都有章法，希望能够简明而掌握要点，不因迂腐疏漏而误事；变通又适合时宜，不会被说成纷乱更改，这对于军政也可以略有补益。又查照各卫所先年编造的清勾军册旧例，都是由新选官员和复任官员顺便携带，水路供应红船，陆路供应脚力。近来本部题准，只允许进表官以及抚按等处的公差人员顺便携带，也照例水路供应红船，陆路供应脚力。但各卫所路途远近不同，原来的册籍不肯一一按期送到本部，常常与进表官员到京的时间错开。各抚按等处的公差人员往往贪图携带公文讨取马匹，不肯带册讨取驴匹；南北直隶又都不是交通要冲的府分，没有人愿意绕道携送，致使册籍多有滞留。如今既已规定每名军士只允许发给军单一次，文书自然减少，应咨文吏部：新升任、除授的官员，凡属两司以下州县正官以上的，每季由各布政司选派一人，直隶各地则依照巡按辖区选派一人，开列送到本部，把该地军单全部交给他们，顺路携带到浙江等地，送交各布政司交割转发；直隶的送到各巡按御史处交割转发。按例不支给廪粮，水路供应红船一只，陆路供应本官马匹，并根据军单多少确定供应几名扛抬人夫。本部仍按季度另填勘合，发给各司、府、州查验。这样，驿递既可以不受扰害，军伍也能及时清理。再查照前述清理军务的办法，对于各军卫、有司等衙门虽然极为简便，但该司考核、填写各项册籍，实在是天下军政的根本，更应精细周详。按原来设置的当该吏员十名计算，只有两名属于拣选拨用，其余都是大拨来的，多有不通书写的，恐怕误事。应咨文吏部，将该司册科、令典的缺额都改用拣选拨用人员补来，这样才有益便宜。因为这是计议处置清理军务、便于遵守的事项，理应呈请议处施行等情，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本部题准，在京、在外都司、卫所不许填发勘合、差人勾军，只把历年逃亡、死亡军人的姓名、籍贯、住址造册送部，再由本部转发清勾。成化十一年，本部题请陈述意见，汇送军册以备考核、查究多年隐瞒军伍的事情；于是行文都察院，转行各处清军御史，会同都司、卫所督办；南京、北京卫所则由本部各自委官，责成各该军政官及首领官，把所管旗军逐一查出，查明原额旗军多少、现有多少、逃亡多少、改调多少，务必将原来充军、改调的来历、年月、籍贯、住址，以及历次补役的户丁、正丁、余丁姓名，详细汇总造册。每个布政司汇总一处，直隶府汇总一处，各编两本，依照历年清册差人送部，再转发清勾。正德十六年，本部题请遵奉恩命整顿国家政务，文中规定：制定统一册式，以防隐瞒作弊。谨按勾军文册，先年虽曾颁降格式，无奈日久之后人们怠慢，因此应照都察院咨送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清勾五项册式，通行天下汇总编造；编花名总册一本以防隐瞒作弊，再编有司回报册一本以便查考。又按天下有司收到勾军文册、清查解送完毕之日，除将清过的军数呈报清军御史、奏缴外，另造回报册送部查考。正德十六年，本部题请陈述愚见以整顿军政，其中规定：“除宣德四年以前逃亡、死亡而无从勾取的军籍，照例停止勾取，以节省费用、杜绝纷扰。宣德四年以后逃亡、死亡的军士，除按例准许开除军伍、不再勾取的以外，其余都列入奉册清勾的数目，每三年造册一次送部，转发清理。成化元年以后逃亡、死亡的军士，列入按例实际勾取的数目，每年造册一次送部清勾。”又查得军政条例中有一条：“所勾军士，如果男丁用尽、户籍绝灭，以及山后等地百姓查遍没有名籍等情况，经过有司三次作保结回报，确实无从勾取，军卫、有司各自另造册申缴兵部，免除军伍。如果有人故意违犯，查勘属实，依照原奏准许的榜文条例查问有关官吏。又有一条：“已故军户下只剩年满七十岁以上的人，或重度残废、疾病而不能充军的人，经保结勘验属实，应明白回报，听候裁定，不必起送官吏等人；不许借此作弊，把不属于这类老病之人含糊妄报，以逃脱军役，违犯的依法论罪。”又有一条：“勾补军役时，如果正军户下本来有人丁，先前却朦胧捏造为无从勾取，应立即改正勾解；如果仍然扶同捏造，回报申说后，依照榜文条例，军丁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原来作保结的里邻人等收发到附近卫所充军，官吏依法治罪。”又有一条：“逃军除了自首、免于审问并限期起解的以外，其余被捕获者，由原籍所在地官司审问清楚；初犯、再犯依律杖决。先将户丁解送补充，里邻人等仍依隐藏逃军榜文治罪，窝藏人家发往附近卫所充军；如果窝藏人家是军人，发往边远卫所充军。窝藏人家如果害怕获罪而不肯捉拿，反而把逃军转送到别处藏躲的，不论军民，都发往烟瘴地区充军。所在地官司知情故意放纵的，依法治罪。” 又有一条：“军户之家常有全家逃亡躲避的；有司年年勾取，里老人、邻里、保正明知他们逃避的去处，却暗中索取财物，徇情容隐，不予捉拿解送。今后若有这类作弊的人，依照榜文条例，正军发往边远地区充军；知情作保的里老人、邻里、保正发往附近卫所充军。”又查得正德十六年本部题请清理军伍，文中规定：“各类军册，等候吏部新选、复职官员到部，将原来领取的文凭查对相同后，陆续封装发往各衙门交割。”陆路供应驴匹，水路供应红船；所有廪粮、马匹等供应一并革除抚按公差应得的脚力。愿意携带册籍的，除供应原有物资外，应酌量增加驴匹，用于防护册籍。嘉靖四年，本部题准：今后该司预先将上述军册分别按司、府封记册数，只等各处进表官员办完事务返回时，行文礼部开列送到本部。如果上半年不是进表时期，遇到各处公差返回，告请讨取脚力的，就顺便搭配公文，责令他们携带，只按原有规格供应；如果册籍确实很多，酌情增加脚力，并在原来的批文中明确列出所携带的数目。

译属于各省的，携送到布政司交割；属于直隶的，送到该府、州交割。嘉靖八年，本司主事廖云龙呈称，军册积压滞留，应当议定处理办法。本部题准，咨文礼部，酌情命令进表官在公务尚未办完以前到本部领取军册，照例供应等事。综合查阅案呈送到本部，查得主事王学益呈称“计议清理军务以便遵守”一节：按照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必须变通，法令贵在简明而可实行。清军一事积弊已久，凡有见识的人都想变通；推究其原因，是法令繁琐而缺少要领，耗费很大而收益很少。法令繁琐而缺少要领，就难以考核；耗费大而收益少，就容易被轻视。下属轻视法令而上级又难以考核，所以文书虽然详尽，弊端却无法察觉；禁令虽然严厉，奸弊却不能止息。如今主事王学益具呈前述事由：一方面可以免除年年清勾的扰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卫所编造册籍的费用，革除弊端，公私两便，应依照所议办理，等候命令下达后施行。五军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卫所以及浙江等布政司、直隶各府、州，一体通行；各该军卫、有司衙门全部照本部题准主事王学益所呈事项办理。卫所依照格式编造军总册和清勾军单完毕后，都要用牢固的木柜锁好并加盖印记，选派得当官员用心押解。在京限于本年五月以内送到；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限于本年六月以内；浙江、江西、湖广、福建限于本年七月以内；四川、两广、云贵限于本年九月以内，全部送到本部。各都司掌印官员务必严格催促督办；如有逾期未到，各都司官与各卫所官一并从重参究。以后各年应送的军册，仍依旧例，都限于五月以内送到本部。又行文各司、府、州：如果收到本部发到各卫所的军总册，务必置备木柜，整齐堆放架藏，另设库房收贮，以便百年后仍不出差错。各官离任时，都要交代清楚；如有疏忽违误，接管官应申报该清军御史；如果没有清军御史，就申报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文本部参究。各都司、卫所及各司、府、州携送册籍、军单的人员，如有逾期、损失等情形，都照例送交审问，严加治罪，并咨文都察院，转行各巡按清军御史，严令各属切实执行。以后清军御史全部照本部这次题准的事项定为条例，五年出差一次；只要把五年内发出的军单全部办理完毕并销案，就允许回任，不必一定以三年为限。这样费用可以节省，人员也便利，法令简明而弊端可以查考，军伍逐渐充实，平民不受冤屈，军政大概可以得到整顿。又查各处进表官员以及抚按等处公差人员领取、携送军册，确有不便，应咨文吏部：从嘉靖十一年夏季开始，每季在新升、除授官员中，凡属两司以下州县正官以上的，每布政司选派一人；直隶各地按照巡按辖区选派一人，开列送到本部，将该季所有册籍、军单全部交给他们，顺路携带前往；各省送到各布政司交割，直隶送到各巡按御史处交割、转发清理。按例不支廪粮，水路供应红船，陆路供应本官马匹，并根据册籍、军单多少确定若干扛夫。这样不但可以节省驿递供应的扰害，军册、军单也不会迟滞。该司当该吏员十名中，只有两名属于拣选拨用，其余都是大拨来的，确实多有不通书写的，也应移文吏部，查照该司令典名额全部改用拣选拨用人员补来，以免误事。因为这是计议清理军务、便于遵守的事项，不敢擅自办理等情。嘉靖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太子太保、本部尚书王宪等具题。二十一日奉圣旨：“这是应当钦遵的。” 《陈述边防事务疏》【张瓒】武库清吏司案呈：准职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来兵科抄出的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金灿奏疏，其中一件为“权宜补充边军以资助防守”。臣私下认为，近日边关要务，急需补充缺额人员。臣钦承敕命，查核防守军士，发现各处要害之地逃亡者有十分之四、五，除上班做工之外，留下的十人中不过二三人。虽然严令各衙门掌印官限期清勾，却没有一个军士解送到来，北方人乘虚入寇，如入无人之境，实在令人深为忧虑。请求敕令吏部查复清军御史，使各司有所警惧，不再只做虚文等情。抄出送到本司后，本部尚书张等具题：清军御史是否应当查核复任，恭候圣裁。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圣旨：“准照所议。”钦敬遵行。查御史金灿所条陈的事情很多，本部已经列出前述事项，议定后上请；虽然奉有前项钦依事项，但清军御史是否应当重新差派，尚未奉到明确圣旨。恭查《大明会典》载：宣德二年敕令各道掌道监察御史推举廉能御史十四员，具奏后差往各处清理军伍。天顺二年奏准，清军御史每三年一次赴京查考更替。弘治十五年奏准，清军御史从到达地方之日起计算，满三年赴京复命。正德五年议准，在京、在外都司、卫所不许差人勾军，只将逃亡、死亡等类造册送部，选派能干御史十七员，分定地方，请敕前往浙江等布政司以及直隶保定等府、州、县清理军伍；每年八月底仍将清解过的军数回京具奏。嘉靖十一年题准，清军御史定为五年一次差派，只要办完五年内发出的军单并销案，就允许回任，不必一定以三年为限。嘉靖十二年，吏部尚书汪因急缺风宪官员一事上奏，奉钦依：清军、刷卷事务由巡按御史兼理，确实符合事务需要，也可免除冗员。今后巡按官果能兼理并尽职的，依照本部查奏不次升用；废职失责的，照旧认真考察罢黜，著为法令。钦此。综合查阅案呈送到本部，臣等查考认为：军营队伍的充实，必须依靠军士，然后才能聚集成军；军士的逃亡，必须依靠清理，才能查考。从一百多年来分派御史清理军政，职责专一，下面各级都可以责成办理；期限宽远，事务也不至于草率。军士已经离散的

译恢复清军事务而设置营伍，已经空缺的逐渐补充；近来把此事归并给巡按御史办理，似乎也很简便。但巡按御史按察所属地方，公文往来繁多，勤勤恳恳办理一年尚且应接不暇，何况还有时间管理军政呢？考察他们的内心，并非不想办，只是实际能力确实有所不及，因此免不了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况且提学、巡盐、巡茶、印马等差遣，也都分别专门委派御史办理；军伍一事尤其关系国家安危，难道可以不设专官来治理吗？如今该御史金灿具奏上述缘由，无非是想遵循恢复旧有章程、充实军营编伍，实在很有见识，应当议处。等命令下达之日，移文咨告都察院，依照旧例：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福建各差御史一员，两广一员，云贵一员，南直隶二员，北直隶一员。本部各请敕书一道，命他们恭敬遵行，前往各该地方清理军伍；仍照嘉靖十一年题准的事例，每五年差遣一次，但以五年内所发军单全部销清之日回道，不必一定以三年为限。各该所属清军官员，也以军单全部销清、手续明白而无弊端，以及不冤枉平民，作为考核贤能与否的标准；也不必以往年清出的数量多少作为奖惩依据。其余事项，都有历年军政条例明确规定，可以据此办理；只是还应恢复遵照嘉靖十二年尚书汪所题准的事例，由巡按御史兼理清军事务。臣等不敢擅自拟定，恭请圣裁。此事关系边务，并奉钦依准许议处，臣等不敢擅自办理等情。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本部尚书张等具题，奉圣旨：清军官依拟定差遣任用。清军奏【曹习古】一件妄指军役的事情：查得直隶苏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的百姓，洪武年间因事被法司提审，其中有尚未到京便在途中病故的，也有在监狱中病故的；案件中的人犯后来审判定罪，发往卫所充军。有的人逃回原籍，制造事端诈骗钱财；有的人同案犯罪者已经病故，便图谋侵夺其子孙的财物；又有冒充差役回来勾取逃军的，拿着带来的勘合，擅自增写前述病故者的姓名，诈骗索取各家子孙的盘缠，不给钱的；这些逃军中又有被粮长捉获解送卫所的。他们各自怀着仇怨回到原卫所，却把先前病故者以及粮长、里长的姓名捏造在一起，作为同案犯罪、发充军后在逃的名目，虚报为仍在营中。那些卫所的官员和旗军不查原卷，趁着这些人的欺骗隐瞒，便轻率相信，糊里糊涂地发文勾取，因循扰害百姓。如今发下册籍，按名勾取各人，他们都诉说冤枉，要求分别剖明。为此，请下敕令有关部门移文各有司、府、州、县，责成各该清军官员公正查勘上述被诬陷而虚妄勾取的军籍姓名；查明后立即为他们分别剖白，以免造成冤枉。前项请求应当准许。现拟清理军政，由监察御史以及直隶苏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所属衙门办理，责成各该清军官员查勘；凡有这类妄行勾取军籍的，将勘合、保结呈送本部，本部转行有关卫所，提取审问，查明事实；对于怀仇妄报官军的，依法治罪；被害之人立即为其分别剖白。一件关于重复服役的事情：宣德四年，行在兵部颁发的军政条例中规定：逃军自首以及已经登记、现已成年者，都发往附近卫所收操。此后，直隶府、州、县以及各布政司，便把自首的逃军和已经成年的军丁，依照条例陆续收发到附近卫所操练。如今原卫所发下册籍，要求提取归还；有司却把不属于广西的军士，也一概要求将户内壮丁起解原卫。这样一来，先前已经收发到附近卫所的人又被认作领粮服役，仍令他们在原卫所操备，军政因此不统一。请下敕令有关部门移文有司：前述原先收发的逃军和成年军丁，除了属于广西、应当发往广西的以外，其余仍旧在附近卫所操练；并移文原卫所，从军伍册籍中开除清楚，这样军政才能统一，也可以避免重复办理。前项请求应当准许。现拟清理军政，由监察御史以及直隶苏州等府、浙江等布政司转行所属，责成各该官吏办理；除广西军士应当发往广西外，其余各都司、卫所的军士照旧收操；仍将各军原属军伍情况详细申报本部，以便开除清理。题请刊印《武经总要》以培养将帅人才的奏疏【马文升】臣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文德与武备必须相互资助、并用。武备没有比任用将帅更重要的，将帅用人得当，武备自然修治，军威大振，可以威慑降服四夷，暗中消除奸邪。况且古代做将帅的人，一定要向老师学习，经过十几年才能成才，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得到。兵法始于黄帝，以井田制度为根本，流传已经很久。大禹征讨三苗时誓师的言辞，其中已经具备兵法。此后周代的太公、吴国的孙子、齐国的穰苴、魏国的吴起、汉代的张良、唐代的李靖，都长期学习兵法，被称为精通军事。如今《武经七书》都是诸子所作，文字古奥，义理深邃，世上能够讲解阐明的人很少。虽然两京设有武学，用来教育幼年武官以及应当承袭官职的舍人，但教官大多只是普通流品，不能讲明七书的义理。何况本朝机密兵书有禁令，人人不敢学习，所以将帅人才极难得到。近来本部已经多次奏请，命内外大小衙门访求举荐，只要有通晓韬略、可以担任将官的人，便起送来京；但到现在已经很久，仍没有举荐一人。目前除在京各营提督等武职大臣出自将门、素来通晓韬略，确实还有一些这样的人。

译各边的将官，也不过是有的号令严明，有的弓马娴熟，有的操守颇为廉洁，有的爱护士卒、颇为仁慈；要寻找洞晓韬略、谋略和勇力兼备、像古代名将那样的人，也不多见。从前宋朝因为有契丹、西夏的祸患，最为重视武备，多次命儒臣编纂兵书，书目十分繁多。只有《武经总要》一书，是宋仁宗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编定的，仁宗亲自为它作序，颁赐给内外武职重臣。书中所记载的战阵、攻守、行军、布营、边地地理，以及各种器具和军中适用的事项，斟酌古今，没有不包括的。武职官员如果肯熟读讲解，把它牢记在心，施行于事务，即使不如古代名将，也可以胜任边疆重任。况且这并不属于机密兵书，律条也没有禁止。各地不敢擅自刻板印行，所以武职官员大多没有见过；偶尔有抄写的旧本，字样也多有差错。国家太平日久，武备逐渐松弛，将帅人才缺乏；边事虽然不能与赵宋相比，本来似乎不足为虑，但是西北敌人同我国边境紧密相邻，自古以来就不能彻底消灭，屡屡成为中原的祸患。万一发生警报，敌势十分猖獗，仓促之间边疆缺少良将，将靠什么抵御呢？臣等主管兵政，国家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今天不培养将帅人才，将来凭什么得到人才？臣等日夜思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想要学习武事，没有比这部书更优先的了。为此，请下敕令内阁儒臣访求查验，如果有古本《武经总要》，校正清楚后进呈。请下敕令司礼监将此书重新刻板印刷，务必字样准确，使用好纸刷印数百部，颁赐两京公侯伯、都督等武职大臣，以及各边镇守总兵、太监、巡抚都御史、副参、游击、守备等内外官员；本部以及两京武学也各赐一部，命令依照规定收藏。在边疆永久传承，凡遇交接任职，不许带走，也不许损毁遗失。各官务必时时阅看，达到十分熟练，不得把它当作徒具形式的文书，或置若罔闻。巡按御史按时查考；如果有人带走、损毁或遗失，也要追究下落。这样或许可以广泛传播《武经》，得到将帅人才，使军事重任不至于无人承担。此事关系刊印兵书、培养将帅人才，臣等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裁。论军器的便利之一【丘濬】臣考察：自古以来谈论军事的人，都认为弩是中原最擅长的兵器。因此汉代兵器以弩为贵，将军有“强弩”“积弩”的称号；使用弩的人，则有“材官”“蹶张”等名称。平城被围时，陈平请求使用强弩，装上两支箭，弩口向外；夏侯婴缓缓前进，弩都拉满弦向外。淮南王叛乱时，也想用强弩临江防守。卜式也愿意和临菑郡善于用弩的人请求出征，拼死作战。至于弓弩拉满、抱弩背箭囊等事，在《周亚夫传》《韩延寿传》中都有记载。自古使用弩取胜，史传中记载不胜枚举。如今世上只使用弓箭，而所谓弩，在军队中已经不再使用了。想来是因为有神机火枪可以替代它，所以不再装备了吗？但依臣看来，这两者都不可偏废。敌人只有弓箭一种远射兵器；现在我国既使用弓箭，又使用火枪，再恢复使用古人的弩，那么敌人的长兵器只有一种，我国的长兵器就有三种。以一制三，敌骑想冲突而来，还没有接近短兵相接，我方三种技艺已经能在百步之外把他们击毙了。论军器的便利之二【丘濬】臣考察：古代所谓火攻，是借着风势放火，并没有今世所谓的火药。宋太祖时才开始有火箭，宋真宗时才开始出现“火毬”的名称；但有的或许是假借木箭发射，还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火药。如今的火药用硝石、硫黄、柳炭制成。硝石之名见于《本草》，汉代张仲景的方论中已经把它用作药剂，那么汉代时应当已经有了。然而陶隐居、日华子以及宋代《图经》《衍义》等书的注释，从未说它可以用于军事。硫黄从海外船舶运来，唐代以前海岛诸夷还没有同中国交通，因此唐代以前没有硫黄。自古中国所谓的炮，是利用机械发射石块，借机械运石使其飞出，目的只是射得远。近世把火药装入铜铁器中，也称为炮，又称为铳。“铳”字韵书中没有，大概是俗字。用纸制成的，俗称爆；所谓爆，就像用火烧竹子而发出声响，如同竹子爆裂一样。如今炮的制法，是用铜或铁制成筒状器具，中间装满火药，炮口用石子堵塞，旁边开一条引线，用火点燃发射。石子射到的地方，不论人还是物，全都会被打得糜烂；但这种武器只用于攻城和守城。作战时则借助它的声响作为号令。近来有一种神机火枪，用铁制成箭镞，点火发射，可以达到百步以外，确实精妙如神，听到声响，箭便已经射到了。永乐年间征讨南交时，交人制造的这种火枪尤其精巧，皇帝命内臣依照其方法监督制造；在内地命大臣统领神机营，在边疆命内官监理神机枪，大概是对此十分慎重。历考历代制度，都没有记载，不知这种火药始于什么时候，起源于什么人？想来或许是在隋唐以后，开始同西域以及俗称的烟火一同传到中国吧。上天保佑国家，赐给我们自古以来没有的兵器，在五种兵器之外又增加一种五行兵器；而且它有三种用途：可以代替弓箭、石块的攻击，可以代替鼓角发号施令，可以传递侦察哨所的信号。一件器物而有三种用途，全部具备。唉，真是神奇啊！自从有了这种器械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四方取得胜利，往往借助于它。然而使用久了，人们便轻视它，敌人熟悉了它的规律，或许会施展巧计来躲避，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士卒拿着这种枪使用时，每个人只有一件，临战时才自行装填火药，发射一次以后，仓促之间无法接续。敌人知道这一点，凡是临战列阵，必定伏低身体，等我方开火、火力间歇之后，立即冲突而来。请从今以后，凡是火枪手必须五人编为一伍，从中选择一人或两人，专门挑选心神镇定、手稳眼快的人，专司持枪发射，其余三四人轮流装填火药，依次前进，专门让一人负责发射；发射时或高或低、或左或右，随机调整，便可以做到发无不中。至于那种发射一枪便退下、心志不定、射击高低没有准头的情况，就会有间隙可乘。又应当使用纸爆，声音与火枪相同；每发射一枪，必定连续放三五个纸爆，或在前面，或在后面，以此混淆敌人，使敌人不知道如何躲避。这样一来，它的用途就难以预料，可以无敌于天下了。臣是书生，没有经历战阵，只能凭想象斟酌而提出这个说法，请下令让曾经经历战阵的人议论其可行与否，再行上报。

译论军器的便利之三【丘濬】臣考察：设置官员制造军器，确实是严格整备武备的重要事务。我朝祖宗以来，把这件事交给工部。各种军器，专门设置军器局；军装则设置针工局、鞍辔局掌管。平时经常整治修理；如果有缺少或需要使用的，立即下达给本局，计算材料，委派官员监督，规定工期，依法制造完毕，送入内库。遇到需要领取时，奏报后发给。外藩府、州、县呈报请求制造，也具奏下令，按式样制造完毕后发给。如果各地有司每年制造的数量解送到部，便检验合格后送库交收；有不合格的，便治监督官员之罪。边军使用的弓有两等：角弓、交阯弓；枪有两等：鱼肚枪、芦叶枪；刀的式样有马军雁翎刀、步军腰刀、将军刀三等；又有马军义黑漆盾子、箭红油团牌等器械。至于铠甲头盔，则有水磨头盔、水磨镴子防项头盔、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钢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挲长身甲，以及枪马赤甲之类。这些都是开国初年制造的式样。后来内府兵仗局各自用巧法增加的新式样，就更不止这些了。臣考察汉代史臣，称颂汉宣帝能够综合考核名实，甚至说技巧工匠都精通自己的技艺。这虽然是有司的事务，但同样关系到朝廷的政务。因为有这样的君主，才有这样的臣子；有这样的臣子，才有这样的政治。政治中重大的事情，不只在于文治，也在于武功。文治方面有一件事被遗漏，就是文治还不明备；武功方面有一件兵器缺损，就是武备还不完备。因此，治理武备中具备五种兵器，正如修明文治中具备六部经典。六经没有讲明，固然是文治的缺典；五兵没有备齐，难道不是武备的失误吗？汉宣帝对于技巧工匠尚且如此留心，何况这些兵器是用来修整武备、建立战功、保卫国家、安定百姓并使国运延续亿万年的呢？论皂隶之事【罗伦】罗伦告知：用光贤弟，先前承蒙你来谈论处理皂隶的事情，我听了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我的弟弟提出这个主张，虽然是一时权宜之计，还没有完全符合圣贤之道；但从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从污浊之中脱壳而出，彻底自我更新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然而我还有话要说：难道我不相信弟弟能够改过吗？我是担心他会被众人所认同的意见喧嚣压倒。对于一件错误的事情，同十个人谈论，认为错误的只有一个，认为正确的有九个；听到的人大多会顺从多数人的“正确”，违背少数人的“错误”，因为认为正确的人多，认为错误的人少。如今这件事，一两个人谈论，一两个人认为对；三五个人谈论，三五个人认为对；几十、上百人谈论，几十、上百人没有不认为对的。偶尔有人认为这件事错，也只是满面污垢、缩着嘴混在其中，不能有一丝一毫表现出不同，因为害怕被众人的认同和喧嚣压倒。众人都认为对，唯独我的弟弟认为错，这就是我既高兴又害怕的原因。弟弟明白什么是错误，又果断改正过失，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证实我的喜悦，使我的忧惧落空。况且君子处理事情，应当以义理作为是非标准，不应当把人情世故当作是非标准。这件事古代没有，祖宗之时也没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种做法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我曾看过《东里先生三朝圣谕录》，其中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它是在东里先生时期才出现的。顾佐担任都御史，是东里推荐的。有一天，有人说顾佐卖情放纵皂隶，宣宗皇帝召杨士奇询问说：“顾佐有这件事吗？身为大臣却不检点到这种程度，凭什么能够统领风宪官员呢？你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杨士奇回答说：“确有此事。近来做官的人俸禄不足，连臣也是这样，并不只是顾佐如此。”唉，东里错了。东里认为增加俸禄来供养士人，不能使他们在家中生活得好，时代的人把这看成他的过错。真的是担心俸禄不足吗？今天的天下，本来就是唐虞三代的天下。如果用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道辅佐君主，那么天下这样广大，尚且可以做到家家富足、人人有余，何况做官之人的俸禄呢？八口之家有百亩田、五亩宅，生产有方法，使用有节制，老人穿丝帛、吃肉，年轻人免于饥寒，还能拿余力救助邻里亲戚，何况占有四海的财富呢？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应当取法什么呢？一件事不合乎道义，或许会给四海留下忧患，给千百年留下祸根；替国家谋划，却不弘扬经久长远的谋略，只贪图一时眼前的小利，这就是三代以后没有善治的原因。东里先生得到君主的信任，主持政务像这样专一而且长久，见识却没有超出这一层，为什么呢？从前高允侍奉元魏，魏国百官俸禄不足，高允以清廉自守、安于苦节。东里即使不能以唐虞三代的臣子自我要求，难道还可以处在高允之下吗？他的见识没有超出这一层，为什么呢？不过，他当初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利益的源头一经打开，后来的流弊便无所不至。如今看来，已经比当初增加了五倍、十倍、百倍。它像捶打人的骨头、剥取人的骨髓一样，使天下百姓的生计受到伤害，蛀蚀士人的心志，损害国家体统，玷污一代的治理教化，给千百年留下羞耻，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君子厌恶那种最初制作陪葬木偶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假如士人没有固定产业，只能以官职作为家业，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费用无从取得，那么像我的弟弟这样去做，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合宜的。如今士大夫中那些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的人，贪得越多越好，四处钻营巧取，都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分内之物，正像李赤被厕鬼迷惑，身体陷入污秽之中，路过的人无不掩鼻，而他却得意洋洋，自以为身在天帝的都城，竟没有察觉。可是，凭借人与生俱来的义理良知，我的弟弟努力这样做，同道之士怎么知道不会汇聚而起呢？这虽然不能立即革除一代积累的弊病，但凡是做我们这一类人的，或许可以稍稍免除污秽的羞辱；这样一来，弟弟所能影响的人就多了。善于对待自己生命的人，能把百年看作千载；关系千载的大事，就在这次行动。弟弟努力去做吧。《名臣经济录》卷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五 明·黄训编 刑部【律例】进呈《大明律表》【宋濂】臣听说，上天生育众民，人不能没有欲望；欲望一动，感情胜过理智，诡诈虚伪便日益滋长，强暴者放纵侵凌，柔弱者无法自立，所以圣人出现，顺应时势制定治理办法，设置刑罚作为防范，使作恶者知道畏惧，使善良者获得安宁。传中所说的狱讼，是万民的性命所在，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养育众生。譬如禾黍，必须割除稂莠，禾苗才开始茂盛；又如洁白的精米，必须除去沙砾，食物才可以下咽。如果任凭败坏教化、破坏风俗的人存在而不加诛治，即使尧舜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自轩辕黄帝以来，各朝都有掌管刑狱的官员，五刑之法也逐渐完备，但其中详情已经无法完全知道。到了魏文侯向李悝学习，才开始采集各国刑法典籍，制定《法经》六篇。汉代萧何又增加三篇，合称九章。曹魏刘劭又把汉律推衍为十八篇。晋代贾充又依据魏律增修为二十篇。唐代长孙无忌等人又取汉、魏、晋三家的律文，选择可以施行的，定为十二篇。大体上都以九章为根本。历代的律法到了唐代，也可以说汇集而成了大成。伟大的皇帝陛下接受亿兆百姓推戴为君师的天命，登上皇帝之位，保卫安定臣民，勤勉不懈。陛下训导群臣，反复谆谆教诲数千言，唯恐群臣触犯自己慈爱仁厚的本意；这种心意常常流露在言辞之外，这正是大舜对刑罚审慎怜悯的意义。陛下怜悯愚昧百姓无知而陷入罪过，法司奏报审判案件时，常常为之悲悯而心中不安，许多案件都得到宽赦；这正是神禹见到罪人而哭泣的仁心。只有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承袭元朝留下的弊病，如同精米中的沙砾、禾黍中的稂莠，于是陛下不得已借助严峻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因此自登临帝位以来，多次诏令大臣重新修订新律，达到五六次仍不厌倦，都是为了使百姓得以生存。如今又特别敕令刑部尚书刘惟谦，重新汇会各项律文，使之合乎中正；对于近代繁多的比附条例，以及奸吏可以借此上下其手的条文，也都痛加革除。每完成一篇，便抄写整治后上奏，张贴在西廊墙壁上，陛下亲自挥笔裁定。由此可以看出，陛下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同虞舜、夏禹等帝王一样，都是哀怜慎刑。《易经》说：“山上有火，旅；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狱案滞留。”这是说审理狱讼不可不谨慎。《尚书》说：“施刑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以刑罚制止刑罚，百姓自然不敢犯法。”陛下圣明深远的思虑，上考天理，下察人情，制定了百代共同遵守的准绳，实在蕴含《易经》《尚书》的深奥原则；可以预见，爱惜生命的德行将深入民心。凡是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处，有血气的生灵无不承受神圣教化，改正过错、趋向善良，完全达到和乐兴盛的太平之治。这是多么盛大啊！臣刘惟谦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接受诏令，第二年二月书成。篇目完全依照唐律：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捕亡、断狱。采用已经颁行的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文三十六条，因事制定的律文三十一条，从唐律中摘取以补遗缺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其中有的删减，有的增补，有的仍沿用旧文，务求轻重适宜。于是臣等俯伏在宫阙前，进呈这篇表文上报。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言。洪武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等上表。奏请讲明律意的奏疏【马文升】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有一条规定：“凡国家的律令，参考斟酌事情的轻重，确定罪名，颁行天下，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各部门官吏务必熟读并讲明律意，以便分析裁决事务。每到年终，在京由都察院负责，在外由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员按照所辖地方进行考核。如果不能讲解、不明白律意，第一次犯罚俸一个月，第二次犯杖责四十，第三次犯则记过于本衙门，逐级降等任用。”臣谨此钦奉遵行。臣又私下认为，国家大事没有比刑狱更优先的；刑狱之中最重要的，没有比人命更重要的。因为死人不能复生，被砍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一个女子含冤，三年不下雨；一个普通人结下怨恨，六月也会飞霜。由于冤抑之气能够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招致水旱灾害，自古帝王没有不对此慎重的。古代《舜典》有敬慎怜恤刑罚的言论，《周书》有恭敬谨慎用刑的训诫。下至汉、唐，法家多设专门之学；赵宋刑官还设科考试选士，都是为了慎重刑狱、重视百姓性命。仰想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统一拥有天下。登临帝位之初，多次诏令大臣重新制定新律，达到五六次，仍不厌倦，以求达到最为恰当。又命刑官重新汇会各项律文，亲自御笔裁定，务求合乎中正，尤其对人命极为重视。因此当时掌管刑狱的官员大多用心办事，务必讲明律意。审讯判决之时，很少有失于公平的，阴阳因此调和，风雨因此按时而来，天下也就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了。近年以来，两京法司的官员，有的由进士初任大理寺正、大理寺副、评事、主事，有的由知州、行人升任员外郎、郎中；御史也多由知县升任。他们到任以后，没有经过刑狱审问的历练，就立即承办断狱的公差，所以律条大多没有熟读，律意也没有讲明。审问囚犯不过是牵强附会地把情节套进律文，草草发落。况且笞、杖、徒、流即使有所冤枉，危害还不算太大；至于人命一旦有冤，关系就非同小可。比如强盗窝主，关键在于是否首先策划；如果只是窝藏强盗而没有参与策划，也难以拟判斩罪。又如官吏怀有私仇，故意拷问平民以致其死亡，关键在于是否怀有私仇；如果是因公事把人带到官府，只有笞刑之罪，即使拷问致死，也只能拟以因公殴打他人致死的徒罪。又如故意杀人和斗殴杀人，如果两人发生争执，互相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就称为斗殴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