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二十九

译有人说：“皇上是皇太后亲生的，怎么可以在这件事上薄待她而厚待另一个人呢？”慈懿皇太后与皇太后将来都合葬于裕陵、共同享祀于太庙，二人之间没有轻重之别、大小之分，既没有损害这一位，也没有增益那一位。假如慈懿皇太后先葬入裕陵，而皇太后日后失去应有的尊位；慈懿皇太后先祔享太庙，而皇太后日后不能参与，那么就有轻重之别、大小之分，就是损害皇太后而使慈懿皇太后受益了。如今并不是这样：慈懿皇太后葬在左边，皇太后百年后葬在右边；慈懿皇太后今天祔享宗庙，皇太后百年后也同样祔享宗庙，尊位相同、并列不分，彼此之间没有丝毫高低上下，怎么能说这是薄待这一位而厚待另一位呢？又有人说：“慈懿皇太后没有儿子，应当与恭让皇后一样处理。”这更不对。恭让皇后在宣宗时已经退居别宫，另行册立了孝恭皇后；慈懿皇太后当时从未迁居别宫，也从未另立一位皇后，怎么能说二人的情形相同？何况宣宗晚年追复恭让皇后的徽号，后悔也来不及了，还自我嘲笑说：“这是我少年时做的事，由此就可知道了。”又何况皇上继承帝位、承接皇统，本来就等同于她的儿子，怎么能因为不是她亲生，就来议论此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推究情理，合葬就是对的，不合葬就是错的；祔庙就是对的，不祔庙就是错的。是非之间存在最公正的议论，而这种公正正是出于礼义的天理，并不是勉强而成。一个人的心意如此，千千万万人的心意也如此，万世以后人的心意也无不如此。人心相同，礼义就相同；礼义所向相同，向往爱戴也就相同。即使施加势力也不能夺取这种人心，使用刑罚威势逼迫也不能使人服从，只有用礼义来统摄、归属、表率、引导人心，哪里只是像胶漆一样坚固，哪里只是像金石一样牢固呢？一旦失去这一点，人心就会像堤坝溃决、水流冲破一样解散，再也无法收拾。天命归属何方，要看人心向背。人心一旦离去，天命也不能独自留下。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件事就会使天命丧失；天命和人心的去留，只在极其细微的转折之间罢了。从前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取得天下，项羽杀害义帝而失去天下，都是由一件事招致的结果，怎么能不畏惧呢？伏望皇上将臣等所说反复向皇太后开导，使皇太后最终听从众议，不被其他言论迷惑。这样，皇上保全大孝的美名，皇太后保全贤明的德行，英宗皇帝在上享受祭祀，群臣在下得到慰藉，人心振奋爱戴，无不尊敬亲近，宗社和天地都增添光彩，而各种福祉也会更加隆盛。臣等不胜庆幸【姚文敏公遗集】李东阳关于陵寝、宗庙问题的答对记录【刘健】弘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大行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去世后，皇上在西角门召见，退朝后，派宦官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到门内的门扉处，随后关上门。皇上戴翼善冠，穿素服，腰系麻绖，穿麻鞋，来到暖阁的白色帷帐中，起身站在床前，左右侍从都退避开来，不敢靠近。臣刘健等叩头完毕，致辞慰问。皇上回头说：“先生们上来。”臣刘健等都进入帷帐内。皇上说：“为了陵寝、宗庙的事，要同先生们商量。”臣刘健等仰奏说：“昨天奉太监扶安传谕，孝庄睿皇后葬法不合礼制，想要纠正这一重大礼制。”臣等仰见皇上的圣明孝心远超前代，不胜欣喜仰慕。皇上从袖中取出一张裕陵图，指给我们看：陵门内有两条隧道，一条向西行后转向北到达，是英宗皇帝的玄堂；右边的墓圹空着，中间有道路可以互通往来。另一条向东行后转向北到达，是孝庄皇后的玄堂；两处相距数丈，中间隔断不通。皇上于是说：“这大大不合礼。”李东阳臣奏说：“这件事臣等起初并不知道。”皇上说：“先生们怎么会知道？都是宦官做的勾当。” 皇上又说：“宦官中有几个懂道理的？昨天看到成化年间彭时、姚昉等人的奏章，前朝大臣都忠厚而以国家为重，就是这样。”臣刘健、臣谢迁回答说：“英宗皇帝曾留下遗命，要把钱皇后与自己合葬，大学士李贤记在内阁档案中。”皇上说：“既然有遗命，当时为什么违背？”臣李东阳回答说：“臣等听说当时还有别的议论，事情曲折到这种地步，恐怕并不是先帝的本意。”皇上说：“先帝也是非常不得已。”臣刘健等奏说：“确如圣谕，只要今天由圣上亲自决断，不怕改动旧制，那么天下臣民没有不痛快的；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万世都会增光。”皇上说：“钦天监说恐怕会惊动风水，朕不认为如此。”臣谢迁回答说：“阴阳拘忌之说不值得相信。”皇上说：“朕已经驳倒它了。如今开圹合葬，难道不是惊动风水吗？皇堂不相通，就会使天地闭塞。”于是指着图纸比画说：“如果像这样打通，风水自然流行，怎么能说会惊动风水？只要出于一片诚心去做，想来也没有害处。”臣李东阳称赞说：“皇上一念孝诚，可以感通上天，必定无往而不利。” 臣刘健等都竭力称赞说：“皇上的见解远远超出寻常，愿不要再疑虑。”皇上说：“这件事并不难；至于祔庙的礼制，更应当仔细讲究。”臣刘健等奏说：“前些年奏议已经定下：慈懿太后居左，今天的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宗皇帝，并且引用唐、宋的旧例作证。”臣等依据这些说法，不敢轻率议论，然而其中似乎有疑问：汉代以前只有一帝一后，唐代开始有二后，宋代也有三后并祔。皇上说：“二后已经不合礼，三后就更不合礼。”臣谢迁回答说：“那三位皇后中，一位是后来继立的皇后，另一位是皇帝的生母。”皇上说：“事情应当以古人为师，末世鄙陋的事情不值得学习。”臣李东阳回答说：“皇上应当以尧舜为法。”皇上说：“是的。宗庙之事关系纲常，极其重大，怎么可以有丝毫僭越差错？太皇太后抚养朕长大，恩德深厚，朕怎么敢忘记？但这只是个人的私情。钱太后是皇祖册立的正后，我朝自祖宗以来只有一帝一后；如今如果并列祔享，就是从朕开始破坏制度，恐怕后世会杂乱而没有止境。况且奉先殿的祭祀，先生们还不知道：英宗皇祖只设置一座神位，每次祭祀只供一份饭、一把匙而已。”臣刘健等仓促之间没有领会皇上的意思，只回答说：“是，是。”

译退朝后臣等思考此事，才明白奉先殿大概只能容纳两份祭祀，而孝庄太后还没有配享。皇上又说：“孝穆太后是朕的生母，只尊称为皇太后，另在奉慈殿祭祀。如今仁寿宫前殿很宽敞，朕想把太皇太后供奉在那里，将来四时祭享一如太庙，不敢稍有缺失。”臣刘健等都不敢应承皇上的意思，因为想到今皇太后百年之后也要如此。臣李东阳称赞说：“皇上谈到孝穆太后，更显示出至公至正的心意，可以使天下人信服。”皇上说：“这件事很难处理：实行它，义理上有不安；不实行，又违背先帝的意思，也违背众人的议论。成化年间的议论还可以不管，可是先帝的意思怎么办？朕曾经思考此事，夜里不能入睡。先帝固然重要，但祖宗的制度更加重要。”臣李东阳回答说：“愿圣上确定主张，臣等无不奉行。”皇上说：“朕也难以下达诏令，先生们是朕的心腹大臣，要替朕好好处置。”臣刘健等说：“应当交给礼官，令各官共同议论。”皇上说：“即使各官也不敢独自作主，仍须先生们来办理。”臣刘健等说：“请容臣等计议。”皇上听后说：“先生们辛苦了，暂且回去办事。” 这一天皇上三次称臣等为“心腹”，称“先生”十多次。臣刘健等感激称谢，都叩头起身。皇上走到前面的下板阶处，回头命宦官打开门，站着送我们出去。当时尊谥的议案已经呈上，奉旨撰写册文尚未进呈，主管几筵礼仪的臣刘健等便拟具题本说：“当时先帝处置困难之事，群臣所说的只是曲折迁就、顺从先帝的话，其中或许不能没有疑问，请敕令礼部会同各官再次详细议论。”第二天退朝后，皇上起身召内阁臣刘健等到殿阁帷帐前站着，问道：“先生们昨天所进的题本，命令各官会同议论，是哪些衙门？”臣刘健等回答说：“就是前几天进呈谥议的那些衙门。”臣李东阳逐一回答说：“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詹事府、翰林院。”话还没说完，皇上立即说：“有翰林院最好，考据古今大典礼必须用翰林院。”又问：“有科道吗？”大家都回答：“有。”皇上又说：“好。”过了一会儿说：“没有别的话了，回去办事。”看来这一天专门是为了询问翰林院。从此以后皇上每次召见，都在退朝后站着呼唤内阁，从未直呼姓名。二十一日又召见，皇上从袖中拿出会同议论的奏本，问道：“这件事怎么样？” 臣刘健等回答说：“议论得对。”臣李东阳奏说：“不知道圣上的意思怎样？”皇上说：“就按照先生们所说的办。”臣刘健等说：“这正是古礼。”皇上说：“仍然称太皇太后，可以吗？”大家回答：“既然另立一庙，就应当这样尊称才合适。”皇上说：“批答该怎么写？”臣谢迁回答说：“必须说得委婉周全。”臣李东阳说：“要让人看出这是重大事情。”皇上说：“是的。宗庙之事很重要，要体现让今后世世代代子孙尊崇奉祀、永不缺失的意思。”这份奏本随文书发下来，臣李东阳说：“臣等领回去办理。”臣刘健也这样说，于是皇上把奏本交给臣，臣等接过后退出来。二十二日又召见，皇上从袖中取出奉先殿图，指着说：“这里与太庙寝殿的规制大致相同，平时荐祭都在这里。”又指着廊间一扇通往西面一区的门说：“这里是奉慈殿，原来是神库，如今廊庑和水井都没有动。”又指着东面另一区，那里另设朝南的五间房，东西两廊各五间，说：“这里是神厨，想在此处建庙，可以吗？”臣刘健等都回答：“这个地方很方便。”臣李东阳说：“只是还不知道宽窄如何。” 皇上说：“宽窄是有数目的。”于是指着旁边的小字说：“东西十丈，南北二十丈，后面有墙，墙后是米仓；与奉慈殿的区域相比，纵深少不到八尺。”大家请示说：“墙可以向外扩展吗？”皇上说：“必须扩展；西边偏处有一座井亭，也必须拆去。”又说：“想把孝穆太后迁来，也在这里祭祀，怎么样？”臣刘健等说：“非常合适。”皇上再次询问，臣等再次回答。皇上说：“神位次序怎样安排？”臣刘健回答：“太皇太后居中间一室，孝穆太后在左室或右室。”皇上说：“必须在左边；后来若有这样的，就居右边。”臣李东阳说：“太皇太后居中才可以。”臣谢迁奏说：“会同议论的奏本，不知道今天能否发出？”臣李东阳说：“外廷已经瞻仰这份奏本好几天了。”皇上说：“正因为庙址还没有确定；现在既然确定了，就发出去。”大家像前次一样行礼退出。二十五日皇上批示说：“祭祀享祀是重大事情，礼制应当详细慎重。卿等考察古典以及祖宗宗庙制度，既已明白，准许专门建庙奉祀，仍称太皇太后，以伸张朕尊敬亲人的心意；后世子孙都应遵守尊奉，永远作为定制。” 于是朝廷内外一致称赞，认为礼制处理得当。自从丁巳年召见臣等以来，未曾接见臣等已经过了八年；皇上的面容温和，言语周详，比过去更加亲切，而且熟悉国事、洞察义理，勤恳地把宗庙纲常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实在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境界。陵寝之事最终没有实行，大概是钦天监认为这一方位当年犯岁杀，不利于动工；内官监也说这是英宗皇帝陵寝，难以轻易改动。但圣意始终没有停止，最终在陵殿神座中，将英宗皇帝移居中央，孝庄居左，孝肃居右。题请议定陵寝之事

译近来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提出建议，想迁改显陵，迎请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梓宫，改葬到天寿山，以完成大孝这一方面；这与先前被革职的锦衣卫百户随全、闲住的光禄寺录事钱子勋的说法相同。最近又有因事牵连的监生詹某、温州府武举生杜承美、被编为民籍的兵马周密、湖广生员萧时用、致仕佥事宁河相继上奏，也与王福、陈升所说完全一致。他们的动机究竟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是真诚还是虚假，固然无法知道；但根据他们的议论，他们都自称是在尽忠，想成全圣上的孝心。本部已经多次会同议论、题奏覆答，始终不敢轻率议定施行；尚书席书先前已经详细论述过，今天大学士李时又在后面极力陈说。先前工部尚书赵璜曾说：“人的形体不可轻易触犯，神灵精气不可轻易泄露，国家根本不可轻易动摇。”这话确实正确。至于引用本朝旧事，太祖没有迁移皇陵，太宗没有迁移孝陵，这个论断也很正确，都与文武大臣和各官的意见相合，归根到底不能超出这个范围。难道忠于君上、爱戴皇帝的心，以及谋划国家、判断事情的智慧，竟然全都不如随全、钱子勋、王福、陈升、萧时用这些人吗？有见识的人应当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臣私下认为，迁陵的议论，想来本来是出于圣母百年之后的考虑和陛下终身不尽的思慕，凡做臣子的，怎么敢不顺从成全？臣等最终不敢轻率议论，并不是因为才能见识浅薄、不能奉行，也不是因为畏惧困难、苟且求安，存心欺骗而不肯办理；也不是因为有义理难以说明、考求不到根据的事情，故意诡辩而不敢办理；也不是因为胆敢压制别人的言论、推卸国家事务，只顾个人利害，因有所畏惧而不肯办理。只是私下想到，先皇帝衣冠安葬在那里已经多年，显陵的工程营建也经历多年，规制已经完备。恭敬地看到陛下登临大宝至今十年，各种福禄接连而来；如果根据已经存在的福气来验证地理庇荫之说，似乎神灵已经安定。近来又多次颁布圣制，封此山为纯德山，命此府为承天府，表彰显赫，似乎事情已经确定。如今突然议论迁陵，老臣们长期思虑国家安危，因此多感惊骇，是因为这关系国家祸福，一旦变动便有无法后悔的忧患；而首先倡议、附和的人，将来还会有罪不容诛的责任。不过近来的进言者借口当初安置梓宫时土壤不吉，不能不使陛下动心，也使圣母极为忧虑，所以臣等遵奉圣意，本部又奉命令各官从长计议。昨天尚书汪鋐上奏，又奉圣旨，命令一并由各官详细议论后奏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钦此。臣仰承严旨，不胜惶恐，早晚思量，只见事情体大而关系重大，不是臣下所能独自承担其罪责的。何况迁葬的举动，整治棺木、改制服饰，事情与最初安葬相同；万一要改动祔葬的梓宫，重新更换殓服、收殓棺柩，礼制上又必须皇上亲自参与，这也不是臣下能够代替办理的。这些都不能不预先考虑。议论者甚至说陛下皇位长久没有皇子，是显陵造成的灾祸，这未必是真的；又说陛下从江汉地区登基，是显陵带来的福气，这也未必是真的。上天深厚地降生圣人，使其成为中兴太平之主，必定能够生育圣明后嗣，开启万世相传的基业，不是地灵鬼神所能掌握其中关键。至于先皇帝玄宫长久封闭、形体精魄长久安定，就像树木根本培植已经牢固；如果突然摇动它，似乎不是求得枝叶繁茂的办法，因此尤其不能不慎重。今天这件事，确实在于圣明之主留心详察，深谋独断，与圣母共同商议，日夜筹划，以便亲自作出决断。千万不要轻易被众人的议论动摇迷惑。何况近世精通地理之术的人实在很少，至于士大夫涉猎粗浅、妄加讲论的，更有许多荒诞不实。常见有人迷信风水，无故迁移祖先的坟墓，往往反而自己招来新的灾祸，白白损耗自己的福气。真正的异人很难遇到，能以道眼看地理的人也难以相逢，地理家的书中又有天意相助、神灵主持的说法，所以这种吉地可以遇见，却不能强求；可以相信，却不能完全相信。从前宋代儒者朱熹曾议论寿皇的葬地不吉，上疏请求迁改，还采纳孙逢吉所说的“稍宽日月，另求吉兆”为上策，认为这是至理。当时朱熹明知寿皇葬地不吉，认为应当改葬，但也必须像这样从容慎重地选择。何况如今尚未选定新的土地，不能确定所谓吉地就一定适合安葬，也不能确定显陵果真是不吉之地、一定应当迁移；而提出建议的人只是纷纷议论，并未通晓事情的重大关系。即使再次命令各官会同议论，凡是真有忠心和爱国之心的人，恐怕也不能再提出别的说法。臣任礼官，怎么敢不恭敬承受圣明命令，广泛汇集众人的意见？但事情关系重大，实在难以轻率议定。如果圣明能够采纳臣的意见，臣愚昧地请求英明决断，特令停止会同议论，立即下令停办，这实在是宗社无疆的福庆。还请求再次颁下严旨，禁止小人，从今以后不得妄议园陵这类重大事情，以损害国家大体；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进呈，初四日奉圣旨，皇上说：“朕已经承受圣母慈训，说陵寝是根本重地，不可轻易动摇。” “这些各自上奏骚扰的人役，本来都应当逮捕审问、从重治罪；如果还敢再次上奏骚扰，必定不予轻易宽宥。”钦此。国家日常祭祀的礼制【丘濬】臣考察：郑司农解释《周礼》中的“四望”，认为是祭日、月、星、海。郑玄说礼书没有祭海的文字。考察《周颂·般序》和《礼记·王制》，其中说三王祭祀河川，先祭黄河，后祭大海，可见祭海之礼在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怎么能说没有祭海之礼呢？三代时中国的疆域不出九州之外，只有扬州、徐州、青州、冀州四州靠近大海；所谓四海，只有东北方向靠近中国，南海、北海则在荒服以外。汉代以后，南越开始并入中国，才有了南海；但西海究竟在哪里，却始终不知道。所以现在在登州祭东海，在广州祭南海，两处祭祀都临海举行。西海则在蒲州遥望祭祀，北海则在怀庆遥望祭祀。宋朝都城在汴梁，怀庆在汴梁以北；当时幽州、燕地被割据者占有，以白沟河为边界，无法到辽、蓟一带，出国都向北遥望祭祀，也可以。国初都城在金陵，沿袭这种做法祭祀，也不算过分。至于今天都城建在燕地，却向南方去祭北海，难道符合天子居天下中央、统临四海的道理吗？况且古代称青州为北海郡，青州距离登州不远，所以仍以北海命名。如今京师东北方，正是古代碣石沉入海中的地方；在此建立祠庙，就近面海祭祀，从地势来说顺便，从道理来说也合宜。

译何况如今北境的医无闾山位于辽海之滨，山既然可以作为北境的名山，难道独独不能作为北海吗？至于中国正西方在秦、陇一带，西北方是蜀地，稍向南则是云南。云南最西南边，在百夷以外，听说有大海，通向西南的岛夷之地。这个地方前代还未纳入中国，如今既然成为羁縻之地，就是王化所及之处。应当在云南遥望祭祀，这样四海的祭祀就都在我国疆域之内了。议论礼制之事，不是臣下敢于擅自决定的，谨记录自己的愚见，等待采择。整顿、纠正祭祀典制的奏疏【马文升】查考记载，帝舜继承尧之后，开始划分十二州，封禅十二座山。大概每一州都要标志性地封立一座高大山岳，作为一州的镇山，如同五镇、五岳之神。封泰山为东岳，今在山东泰安州；封沂山为东镇，今在青州府临朐县南。封衡山为南岳，今在湖广衡山县；封会稽山为南镇，今在浙江会稽县西。封华山为西岳，今在陕西华阴县；封吴山为西镇，今在陇州北。封恒山为北岳，今在大同府浑源州；封医巫闾山为北镇，今在辽东广宁卫境内。封嵩山为中岳，今在河南府登封县；封霍山为中镇，今在山西霍州。又封立四海、四渎之神：东海之神在今莱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广东南海县，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怀庆府济源县。地方志记载，因为济水的源头通向北海，所以在此祭祀。淮渎之神在今南阳府泌阳县，江渎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渎之神也在蒲州，济渎之神也在济源县。三代以后，历经秦、汉、隋、唐，都仍然祭祀原来封立的山岳。到了五代，河北地区失陷；宋朝拥有天下却未能统一，北方为契丹所有，后来以白沟河为边界，所以在真定府曲阳县祭祀北岳恒山。民间流传有山峰飞来的说法，却不知道究竟把医巫闾山祭祀在什么地方。大概宋朝建都汴梁，而真定在汴京以北，这也是不得已采取的权宜办法。等到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拥有广大天下，建都金陵，看到真定远在京城北方，所以沿袭旧制，没有纠正。到了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而真定反在京城南方，当时礼官仍未说明此事，仍在曲阳县祭祀北岳，只有北镇仍在北宁祭祀。如果认为北岳原在真定，那么《周礼》记载恒山是并州的镇山，位置在正北；我朝《一统志》也记载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由此看来，北岳应当在浑源州无疑。如今本州北岳庙的旧址还在，当地老人仍能相传。我朝洪武初年确定岳、镇、海、渎之神的祭祀，删去历代加封的帝号，只按山水本来的名称称呼其神，这确实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唯独北岳仍在京城以南祭祀，不是原来封立的山岳，实在是祭典的缺失。臣虽然不是礼官，考据未必完全准确，但此事关系国家重大事务，不能不予以纠正。如果圣旨允许，请敕令礼部再加详细考察。如果臣所说正确，就明确具奏，行文通知山西及大同巡抚官员，等到年成丰收时，在浑源州恒山旧址筹措钱粮，修建北岳神祠，务必做到不奢侈也不狭小。如果旧殿还在，就不必新建，只须修缮。工程完毕后，由有关官司具奏。还请求命翰林院撰写碑文，刻石立于庙中，以流传永久。今后凡祭祀北岳之神，都在这里行礼；数百年来祭典的缺失便能在今天得到纠正，我朝的盛举也能昭示后世。因为此事关系考察神祇封典、纠正祭祀制度，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奏请旨。弘治六年七月十七日具题，次日奉钦依：礼部会同议论后奏来。钦此。纠正祭祀典制的奏疏【倪岳】礼科抄出本科右给事中张九功的题奏：臣恭敬地想，陛下刚登大宝，祭天、告祭宗庙，又遍祭古代圣帝明王、岳镇海渎，这就是大舜类祭上帝、禋祭宗庙、遍望山川群神的意思。臣于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皇上命令，派遣祭祀北岳恒山之神。臣担心敬意不足以感通神明，诚意不足以回应圣上，辜负陛下怀柔百神的心意，因此斋戒、明洁、警惕戒惧，不敢安闲。臣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典制不正，神、人之间就会混乱亵渎，妖妄荒诞之说由此兴起，人心也由此不正。所以祭祀必须有正当理由：统治天下的君主祭祀古代圣王，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功德；祭祀日月星辰，是因为百姓仰望它们；祭祀山岳河海，是因为它们的利益恩泽惠及人们。祭祀典制所记载的，只有这些类别，考察《祭法》便大致可以知道。如今圣明的皇上统治天下，如果想首先端正人心，就必须先修明祭祀典制；否则人们祭祀的不是应祭的鬼神，奸邪迷惑人心的事情就会发生，焚烧香气、妖妄荒诞的说法纷纷出现，想让天下百姓致力于仁义、端正风俗，就困难了。若蒙圣旨，请敕令礼部通行天下各有司：除祭祀典制规定应祭的神祇依例祭祀外，凡神祇不在其应在的地方、神性不属于该类、对百姓没有功德、不是天地正神的，一律革除，不许用来迷惑人心，务必仿效狄仁杰毁除淫祠的办法，推行西门豹投巫治妖的用意。凡民间拜天告斗、修斋设醮、假称邪神降临、妄称弥勒佛，以及一切借禳灾修善之名煽惑人心的行为，都要严加禁止；有违反者，依法治罪。如果把它们视为寻常小事，纵容而不谨慎处理，也要一并治罪。这样可以端正人心，也可以澄清风俗。然而朝廷是天下的根本，要治理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臣观察，除朝廷常规祭祀外，又有祭祀释迦牟尼文佛的，有祭祀三清三境天尊的，有祭祀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的，有祭祀金阙真君、玉阙真君的，有祭祀金阙元君生辰的，有祭祀神父神母的，宫观中又有水官星君、诸天诸帝等名号的祭祀，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异端昏暗荒诞的说法，祭祀典制中并未记载。人所敬奉的天只有一个；汉儒郑玄所谓五天、六天的说法，已经乖谬不合经典，何况道士所说的诸天诸君之名号，岂不是更加荒诞？天上有两个太阳尚且不可以，难道还会有这么多的天吗？即使说确实有这些天，不在郊外祭祀而在别处祭祀，也是亵渎，当然不可以；如果知道它们并不存在，却徒然祭祀，那就是妄行，也同样不可以。从前秦、汉祭祀四帝、五畤以及各种怪诞荒诞的神祇，不就是这一类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若蒙圣旨，请敕令礼部在各宫观、寺庙中，逐一查出这类不在祭祀典制内、属于非礼之祭的祭祀，全部停止。又将一切逢七、逢九举行的斋醮、清醮、火醮之类一律禁止。这样，朝廷端正了，天下就没有不端正的了。臣今天因为参与祭祀之事，所以谈及这些，冒犯天听，不胜惶恐至极。上述意见具题后，通政司官员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礼部会同各官考察详议：哪些神是在什么朝代设立的？哪些神对国家有功？哪些神的恩泽惠及百姓？如今是否应当祭祀，明确奏来。钦此，谨遵圣旨。礼部会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等官员谨慎详议：古代制度是天子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天下著名山川和五祀，凡记载于祭祀典制中的，都有功德流传后世。正如《祭法》所说：施行法令恩惠于百姓，死后仍以勤劳国事著称，以劳绩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就应当祭祀；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在祭祀典制之内。所以孔子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是谄媚。”又说：“淫祀不会带来福报。”先儒也说：“帝王不应无故妄加祭祀，也不应借祭祀求福。”又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会被神怪之说迷惑；知道万物的真实情状，就不会被不属于同类的事物欺骗。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秦代以后，淫祠逐渐增多；从汉代到元代，有的因袭，有的革除。到了本朝太祖高皇帝即位第三年，首先向天下颁诏，其中说：礼是用来使神、人各有正名、名分明确的制度，不能有僭越差错。现在命令依照古代确定的制度，凡岳镇海渎，都删去前代所封的称号，只按山水本来的名称称呼其神；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所封的实际称号；后世过分赞美的称号，一律革除，以符合朕按礼事奉神明的心意。天下神祇中凡对百姓没有功劳、不应列入祭祀典制的，有司不得祭祀。钦此，谨遵圣旨。《大明律》中又有一条：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放天灯、亵渎神明的，杖责八十；僧道修斋设醮，却拜青词表文、祈求禳解火灾的，同样治罪并勒令还俗。又有一条：凡师巫假称邪神降临，书写符箓、以咒水治事、扶鸾祷圣，自称端公、太保、师婆，以及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名号，凡是以左道扰乱正道的法术，或者藏匿神像、烧香，聚集众人夜里聚会、到早晨才散，借禳灾修善煽惑百姓的，为首者处绞刑；作为从犯的，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钦此，钦遵。它对于拯救▯俗于千古、给万世留下极深切的警戒，意义实在深远。历代圣君相承，都谨慎遵守成法；间或因感应之事而增加祠祭，或者在万寿、千秋等节日修建斋醮，一时施行时没有察觉其不当，后来便沿袭成例，因循不改，增设日益繁多。异端之路彼此煽动，怪诞之说相互承袭，假托欺诬尤其严重。至于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合对象的祈祷，近代帝王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然而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严格区分幽明，是帝王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若不是圣明之君卓然有识，必定不能深加禁止并痛加革除。这正是给事中张九功的话之所以对今日寄予深切希望。伏望圣明之主，恭敬地事奉天地，孝敬地事奉宗庙，严肃地事奉山川百神；除此之外，凡一切斋醮、祷祠之类，通行革除。不仅可以屏斥异端的奸邪，也能节省无益的费用。请该部仍通行天下：除应当祭祀的神祇照旧致祭外，其余没有功德恩泽惠及百姓，以及未经奏报查勘、不合祀典的，便都属于淫祠，一律查考，全部革除。僧道修斋设醮，师巫假借降临邪神，使用旁门左道扰乱正道的，要严加禁止约束；胆敢故意违犯的，依律治罪。京城各宫观寺庙所奉神祇，若出处不见于正经，功德恩泽也无法考察其显著事迹，只要属于非时令派遣官员祭祀的，一律停止免除。其中有些经过历朝累代崇建，难以轻率废除的，也应当厘正其名号，减省其礼仪，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在朝廷之上真正符合圣祖以礼事神的本心。至于保留正祀典礼，也足以达到帝舜以至诚感通神明的妙处，使和气相应，国运绵长，人心明正，风俗端正；对于治道来说，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现将查到的京城各项祭祀列出：除太乙之神、汉亭侯关羽、宋丞相文天祥属于祀典规定应当祭祀外，其余各寺宫观神祇是否应当祭祀的缘由，逐一议定拟稿，分项开列，伏请圣明裁决。此事是因节录奉钦依礼部防官稽查详审明白来说明事理，不敢擅自决定，谨具题请，并分项开列如下：释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谨按传记，西方有佛国名叫天竺；天竺有五个中天竺，是释迦出生的地方。后汉明帝时，佛法才开始传入中国；后来信奉这种教法的人，便以释迦为师。所谓三世佛，是把释迦的本体称为法身，把他的德业称为报身，再连同他的真身合为三身；其实本来只是一个人。如今却分作三尊佛像并列供奉，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唐代儒者韩愈说过：“夏、商、周三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中国还没有佛。明帝时佛法才开始出现，此后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宋、齐、梁、陈以来，奉事佛教越来越虔诚，朝代寿命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舍身布施给佛，后来却在台城饿死；事奉佛以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事奉，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道家以老子为师，所谓三清，大概是仿照佛教的三身而设置的，更加荒谬。宋代儒者朱熹说过：“玉清元始天尊既不是老子的法身；上清太上老君也不是老子的报身。即使设置两尊神像，也并不与老子合为一体，而老子又自称为上清太上老君。这是仿效佛教的错误，却又进一步错上加错。”何况庄子明明说过老聃之死，那么老聃也不过是人鬼罢了，怎么可以僭越居于昊天上帝之上呢？由此说来，三清三境天尊实在没有根据。

译何况像宋徽宗那样亲自主持祠醮、全心崇奉道教，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最终却北迁被囚，宗庙社稷覆亡。千年以后，这也可以作为明显的警戒。只是由于信奉异端佛、老之教的人相互仿效，迷惑世人、欺诬百姓，历代都因袭下来，没有废除。因此近年来每逢万寿、千秋等节日，便奉钦依修建祈求吉祥的道场；或者遇到皇后礼七七，修建荐扬亡灵的道场，都在节日前一天派官员到大兴隆等寺祭告释迦牟尼文佛，到朝天宫祭告三清三境天尊。这些都是因袭而行，不合祀典。现在议定，斋醮既然应当停止，前述祭告也一并罢免。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谨按《象纬书》说：“北极五星，在紫微垣之中，一名天枢，一名北辰。其北面第五颗星名为天枢，大概就是位于紫微垣中的极星；万神所宗仰，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以及众星都拱卫它，是天文的正中。”又说：“紫微大帝所坐之处，是天子通常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朝廷宫殿所在之处，是它的象征。”本朝正统初年，在大德观东面建紫微殿一所，设置大帝神像；每逢万寿圣节、正旦、冬至，都派一名大臣祭告。现在议定，日、月、星、辰一同照耀于天，所以古代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的礼文。自祖宗以来，每年南郊大祀内坛已有星辰坛合祭的礼仪，如今却把极星塑成人形，称作大帝，在异端的宫观中专门祭祀极星；考察祀典，实在没有根据，前述祭祀伏请罢免。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谨按传记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在内部而不能透出，便奋击而成为雷霆，并不是异端所说的龙车、石斧、鬼鼓、火鞭那种怪诞荒唐的说法。”雷声普化天尊，道家认为是玉霄一府的主神，总管五雷，雷部诸神都由他统辖；又把六月二十四日附会为天尊示现之日，所以朝廷每年在这一天派官员到大德显灵宫祭祀。现在议定，风、云、雷、雨都是阴阳的神妙作用，是鬼神盛大德性的表现。自祖宗以来，每年南郊大祀外坛已有合祭之礼；八月望日以后，山川坛又有秋报之祭。况且从二月开始雷声发动以后，无不是雷霆震动奋发之日，却偏偏只在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这在道理上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塑像和名号，礼制上也没有根据，所有祭告伏请罢免。梓潼帝君，谨按图志：英显王庙在剑州，就是梓潼神；姓张，名亚子。他的祖先是越嶲人，因替母亲报仇，迁居剑州七曲山；在晋朝做官时战死，百姓为他建立庙宇。唐玄宗西行入蜀，追赠他为左丞；僖宗入蜀时，封他为济顺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王。又据考，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是上天的六府；道家说上帝命梓潼神掌管文昌府的事务以及人间的禄籍，所以元代加号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下学校也多建祠祭祀他。京师在北安门外有一座庙，景泰五年间开辟并重建，钦赐匾额为“文昌宫”；每年以二月初三日为帝君诞辰，派官员致祭。现在议定，道家说梓潼因孝德忠仁在蜀地显灵，在当地享受祭祀，这合乎礼制；在京师为他建祠，却不合祀典。至于文昌星，与梓潼神并无关系，如今却把二者合为一体，实在是出于附会。前述祭祀伏请罢免，并通行天下学校：原有文昌祠的，也应拆毁。祖师三天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谨按传记：张道陵，字辅汉，光武十年出生于吴地天目山，善于用符箓治病；桓帝永寿元年在灵峰白日飞升，时年一百二十岁。唐天宝七年册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为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熙宁年间加封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大观二年册封号为正乙靖应真君。张道陵的子孙历代相传，都有封号。到了本朝，仍命其后裔承袭；正乙嗣教真人的封号，品秩相当于二品。每年以正月十五日为祖师示现之辰，派官员到大德显灵宫告祭。又据宋代邵伯温《闻见录》：建安二十年，曹操攻破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在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鹤鸣山中学道，制作符书，迷惑百姓。接受他的道术的人，每人拿出五斗米，当时称他们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互相传授这种法术，张鲁自称师君。他的部众称为鬼卒、祭酒，大体与黄巾相似。朝廷无法讨伐，便授张鲁为汉宁太守，让他镇守夷中。由此看来，张陵本来并非异人，道家把张陵尊为天师，只是因为天宝年间诏书称他为汉天师而已。现在议定，正月十五是他的生日，本来应由他的子孙在自己家中祭祀。前述祭祀伏请罢免。大小青龙之神，谨按碑记：从前有位名叫卢的僧人从江南来，寄居在西山尸陀林秘魔岩。一天，两个童子来拜见他，卢和尚收留了他们；他们以卖柴供养和尚，虽历寒暑从不懈怠。当时久旱不雨，两个童子对卢和尚说：“我们能够限定降雨的日期。”说完，便投身龙潭，不一会儿化成两条青龙，一大一小。到了限定的日期，果然下了甘雨。事情传开后，赐卢和尚法号感应禅师，建寺塑像，并立碑记载此事。又在龙潭上另建祠庙，春秋两季派官员祭祀两条青龙神。本朝宣德年间，钦建大圆通寺，二青龙显现，祈祷它们便有应验，于是加给它们封号。直到现在，每逢春秋两季，都派顺天府官员致祭；遇到旱灾，又派官员祭告。大概是因旧传两条龙能够招致云雨，所以历朝崇奉到如此地步。然而虽称为二龙，其实是蛇。蛇中有神蛇，名叫蜦，也能招雨。如今这两条蛇，在西山寺院中到处都有，完全没有灵异。近来京师连年大旱，屡次祭告祈祷，却毫无应验，那么这两条也不是蜦蛇，只是普通的蛇罢了。

译可见妖异是由人兴起的，时间久了自然衰息，没有什么值得崇奉，这是明白的。从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天庆观有一条蛇极其怪异，人们把它当作龙。孔道辅用手板打它的头，把它打死，祸患便平息了。程明道任上元主簿时，茅山池里有一条像蜥蜴的小龙，人们把它当作神物崇奉。程明道捉住它，把它制成肉干，使人们不再迷惑。后来也没有听说那条小龙怎样了，那么这两条青龙的怪诞，正属于这一类。前述春秋祭告的礼仪，伏请罢免。东岳泰山之神，谨按图志：东岳是鲁国境内的泰山，如今在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庙。自黄帝以来，封禅的君主有七十二位；唐、宋、元都给神加封号，称王、称帝，好像是在祭祀人鬼。本朝洪武三年，诏令去掉封号，称为东岳泰山之神，由有关官署春秋致祭，有事时则派朝廷大臣祭告。如今京师朝阳门外也有东岳庙，实际上始建于元代延祐年间；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买地建宫，奉祀东岳天齐仁圣帝。本朝仍旧保留而未废，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万寿圣节派官员致祭。镇守五岳四渎，是因为山川灵气有生发和滋润的功效，所以历代祭祀它们。而泰山在鲁国封域之内，按时已有常规祭祀；况且每年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都有合祀礼仪。前述祭告，考察祀典，既繁琐亵渎又没有根据，应当罢免。北极佑圣真君，谨按传记：北极佑圣真君，大概就是真武神。真武本来称玄武，宋真宗崇尚道教，为避圣祖的名讳，把“玄”改为“真”；玄是龟，武是蛇。玄武本来是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危二星，因形状相似，所以得名。后来竟把玄武说成真圣，又在神像下面塑作龟蛇。这则是道家附会荒诞的说法。考察图志，又说真武是靖乐王太子，出生便神异灵验，长大后勇猛有力，立志除去邪魔；遇到紫虚玄君，传授给他道法秘术；向东游历时，天神授给他宝剑；于是进入武当山修炼，功成后白日飞升，奉上帝命令前往镇守北方，披散头发、赤脚而行，竖立黑色旗帜和玄色旗帜，统摄玄武之位。这些都是道家附会的说法，极其荒诞。考察本朝御制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时，兵锋所到之处，多有神灵暗中保佑。等到在金陵定都，便在鸡鸣山建庙，以崇奉祭祀之事，并载入祀典。太宗文皇帝从藩王府起兵，因真武神有显著的辅助之功，又在京城东北角和武当山分别重建庙宇。两京每年春秋以及京师每月初一、十五，都派官员致祭；武当山则命内外官员专门在那里提督管理。历代圣君崇奉的心意，可以说到了极点。宪宗纯皇帝在位时，常常铸造金像，多次派宦官陈善携带金像前往武当山安奉，大概也不过是继承先帝的志意，以祈求神灵降福。哪里料到陈善援引旁门左道之人邓常恩等，上则迷惑圣听，浪费内帑，下则骚扰道路、虐害百姓，并且又奏请重修京城庙宇，改名为灵明显佑宫。陈善长期居住其中，引进邪术，竟使这处香火之地反而成为奸盗聚集之区，这当然不是朝廷崇奉真武的本意。即使玄武有神灵，难道会乐意听到这种事吗？现在议定，真武神既然对国家有功，历朝崇奉的礼仪固然不能废除。但本来只是一位神，一年之中两京都有春秋祭祀，京师又有朔望等祭，过于繁琐亵渎；应当依照南京洪武年间以来的事例，每年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各用素食，派太常寺官员致祭，其余祭礼全部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九日〕 武当山神像之类，连年派人携送，未免过于频繁；何况已经有内外官员奉敕在那里负责，一切供奉物品，自应责令各官严加办理。襄阳府县每三年一次定额供应并发给道士的宽白绵布二千四百匹、宽白苎布二千四百匹、祭神油蜡香炷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四斤，虽说已经输送日久，但都出自王税；如今民力疲敝，也应酌量裁减。应令湖广巡抚、巡按官员自行斟酌，奏请裁定。今后派遣宦官铸造、运送神像等事，也请一律禁止革除，这样既可防止神祀断绝，又能稍微节省国用。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谨按道家的说法：崇恩真君姓萨，名坚，是西蜀人；宋徽宗时，曾跟从虚靖天师张继先以及王侍宸林灵素学习道法，多次显现灵验。隆恩真君则是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曾跟从萨真君学习符法。本朝永乐年间，杭州道士周思得凭借灵官之法在京师显名，借人附体降神，祈祷便有应验，于是在禁城西面建天将庙和祖师殿。宣德年间，改庙为大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位真君，左边称崇恩殿，右边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观为宫，加上“显灵”二字；每年四季更换袍服，三年一次小规模焚化，十年一次大规模焚化，又换成新制的珠玉锦绣服饰，耗费极大。每年万寿圣节、正旦、冬至以及二真君示现之日，都派官员致祭，其崇奉可以说到了极点。现在就这些说法加以议论：萨真人的法术因王灵官而流行，王灵官的法术因周思得而显扬；他们的法术来源，都是宋徽宗时林灵素一类人所传，这种一时流传的附会之说浅陋荒谬到如此地步，本来就不可信。何况近年那些借附体降神行事的人，乃是奉钦命发配充军的顾玒、顾纶父子；他们的鄙陋荒诞尤其严重，往往祈雨祈晴，却毫无应验，其怪诞也就可知了。但这些宫观经过历朝创建，一时难以立即废毁；前述祭告礼仪，全部罢免。四季袍服，应命本宫住持和库役人员在每年应当更换之日，仍会同道录司掌印官，按照旧例依期更换，依法收存，不必焚化，永远作为定例。

译仍请敕令内府各衙门，今后袍服等物不必再行制造。这样，国用不至于无谓浪费，邪术也可以稍稍衰减。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谨按《大明一统志》：福建福州府闽县南面旧有洪恩灵济宫一所，祭祀两位徐真人，就是如今的金阙、玉阙二帝真人。两位真人是五代时徐温的儿子：徐知证封江王，徐知谔封饶王；他们曾率兵平定福州，福州父老感戴他们，画下像来祭祀。宋朝赐予现今的宫额。又考察御制碑文说：太宗文皇帝即位十五年时，恰好患病不适，各种药物都无效。有人说神灵很有灵验，祈祷便立即应验，皇帝很快康复；于是大规模修缮闽地庙宇，命有关官署春秋祭祀，每年按季节更换衣服，供给门户洒扫之费；又在京师建庙祭祀，加封为金阙真人、玉阙真人。十六年又加封为金阙真君、玉阙真君，赐宫额为洪恩灵济宫。正统初年重新修建宫宇，加号为金阙崇福真君、玉阙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又加尊号：长者为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次者为九天金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宏静上帝。近年来，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万寿圣节、正旦、冬至和二位真君的诞辰，都有祭祀并派官员行礼，按时还进献时令食物和新收物品，至今没有缺少。四季已经有皮弁冠、大红纱罗苎丝织金云龙朝服，近来又增加平天冠、明黄色纱罗苎丝衣服。黄服五年更换一次并焚化，红服十年更换一次并焚化。这些神的世系、年代可以这样考察清楚，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神异之处。先前只是因为他们在福建有功，在当地享受祭祀；后来又因保佑太宗文皇帝圣体，所以京师另建庙宇奉祀。但福建本地既然已有春秋两祭，京师一年之中又有前述多次祭祀，未免过于繁琐亵渎；而且只有皇天上帝主宰于天，兄弟二人却并称上帝，其僭越冒拟显而易见。至于袍服等物，在京师更换焚化，费用已经极其巨大；又屡屡派宦官前往福建携送，骚扰道路、虐害百姓，无法尽言。现在议定，宫庙既然始建于福建，那么神灵如果有感应，本来就应当往来于福建。福建旧庙的祭祀，宜仍照旧。京师圣节、朔望等祭祀以及进献时食和新物，全部伏请罢免。如果认为有庙而没有祭祀不妥，那么在二位真君诞辰各派本宫住持致祭一次；仍请革去帝号，依照永乐年间加封的事例，只称真君，冠服仍使用相应等级的服色。在京师的冠服，听任本宫住持、庙户等人在每年应当更换之日，会同道录司掌印官依期更换，依法收存，不必焚化，直到破旧损坏之日才允许奏请重新制作；对已经不能使用的，照旧焚化。福建的也依照这一条例办理。遇有破旧损坏的，听任布政司督属就地处置修理，以后不再派人前往，永远作为定例。现有的平天冠、明黄袍，责令交付本宫库内收存；同时通知内府各有关衙门，不得再行制造。这样既不失报答神功的礼典，祭祀礼仪也不至于过于繁琐亵渎。神父圣帝、神母元君、金阙元君、玉阙元君。谨按《徐仙真录》和本朝御制碑文：神父、神母，就是徐氏二位真人的父母；金阙、玉阙元君，大概就是他们的配偶。宋理宗朝，封其父为齐王、忠武真人，母亲白氏为仁寿仙妃，配偶许氏为助顺仁忠仙妃，陶氏为善助慈懿仙妃。本朝永乐年间，加封其父为翊亮真人，母亲为淑善仙妃，许氏为真应仙妃，陶氏为恭静仙妃。后来又进封其父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为高上神主慈悲圣帝，圣母加封为安宁护国恭静元君，金阙妃为天房卫保节静元君，玉阙妃为天房众母显佑元君。每年万寿圣节、正旦、冬至都派官员祭祀，金阙、玉阙元君又有诞辰祭祀；都是因为二位真君一时祈祷有应的功劳，所以推及其父母妻妾，像这样加以崇奉。现在议定，神父徐温在五代吴国时专权并弑杀君主，实在没有功德；祭祀他以报功，怎么可以滥加到他身上？何况父母和妃妾都获得尊贵称号，有的称帝，有的称君，僭越冒拟更加严重。所有名号，请依照永乐年间最初加封的称号作为正称；此后增加的名号以及一切祭祀，全部革除。京都城隍之神，谨按《易经》坎卦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说统治人民的君主观察坎卦的卦象，知道险阻不可逾越，所以设置城郭、沟池来守卫国家，保护百姓。人们在传记中说，城郭沟池的制度始于黄帝；历代建立国家，必定有高城深濠，对上保障宗庙社稷和朝廷，对下捍卫百官万姓，它所关系的事情非常重大，所起的功劳也不小。所以本朝的制度是，天下各府、州、县都有城隍庙祭祀。京都城隍庙旧在顺天府西南，历朝都加以修缮；每年以五月十一日为神的诞辰，以及万寿圣节，都分别派官员致祭。城隍庙所祭的神本来不是人鬼，怎么会有诞辰？可以说是荒谬妄诞。况且每年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都有合祭礼仪，礼制已经很重；这与天下府州县的祭祀不同。前述祭告既繁琐亵渎又没有根据，全部罢免。前件奏章奉圣旨：“修建斋醮、派官祭告，以及东岳庙、真武庙、城隍庙、灵济宫、金阙、玉阙的祭祀，都照旧办理。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妾仍保留旧封号；上帝等称号全部革去，冠服等物由有关衙门更换收回并焚毁。今后福建所需冠服，每六年派官更换一次；其余释迦、三清、北极、雷声、梓潼、祖师、青龙、崇恩、隆恩、神父、圣母、二妃等祭祀，都准许依拟办理。钦此。”【《青溪漫稿》】内外群祀的礼仪【丘濬】

译臣考察《祭法》说：圣王制定祭祀礼仪，按常规典制应当祭祀的有五类。下文又历数自古以来君臣中有道德、有功勋的人来充实说明，共十四类，其中君主八人，臣子六人。后世在宗庙祭祀前代帝王，并让他们的功臣配享，源头大概就出于此。本朝洪武初年，在南京鸡鸣山南面建立帝王庙，用来祭祀三皇、五帝、三王、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祭只包括统一天下时代开创基业的君主，这与泛泛祭祀前代无统治权者不同。又下诏让历代名臣配祀帝王庙，于是列入风后、力牧、皋陶、龙、防风、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济、齐拉衮、巴延，共三十七人。这些都是前代君臣，德行始终相同，君臣一心的人。不过其中有的没有祭祀其君主而只祭祀其臣子，大概只是取其纯正的德行和巨大的功劳，不论官位排列而共同祭祀，并不像前代那样随着君主分别让其臣子配享。臣私下愚见：从前建都南京，历代帝王庙因此设在那里；如今郊庙已经建在这里，那么帝王庙也应当随之迁到北方来。议论礼制之事，本不是臣下所应涉及的，谨将所见陈述如此。【有人说元世祖对中国没有功劳，而他的臣子木华黎等也都是中国的祸害，不祭祀他们也可以。】国家常规祭祀的礼仪【丘濬】臣考察：大蜡祭，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在周以前，夏称为嘉平，商称为清祀；到了周代称为大蜡。秦朝开始称为腊，不久又改称嘉平；汉朝又恢复称腊。冬季最后一个月，星辰运行回归，年终将尽，阴阳交合，农民举行盛大的腊祭。腊，就是交接的意思，新旧相接；人们猎取禽兽，用来享祀百神，报答一年终结、谷物成熟的功劳。魏晋以后，都举行这种礼仪。古代祭祀的只是八位神，而且都是对农事有功的神。后世所祭的神，竟多到八十五座、一百九十二位，这是为什么呢？本朝对于古代祀典中应当举行的祭祀，从未有废止过，唯独缺少蜡祭。大概这种祭祀与籍田礼相互首尾呼应：当春耕刚开始时，先举行籍田礼，在春天祭祀先农，以率先示范农民，激发他们重视农本的心；那么百谷成熟之后，就应当在冬天举行大蜡礼，报答先啬，并以此慰劳农民，报答他们辛勤劳作的苦楚。这固然是举行先王最重大的礼仪，也是在广施圣君最深厚的恩德。倘若不弃置臣的愚见，恢复举行这一盛大礼仪，那么幽明之间、人鬼上下，都将承受其福佑。题为扶正抑邪以崇奉祀典事【王洧】臣等私下认为，太常寺掌管天地神祇、人鬼的祭祀，就是有虞氏所谓的秩宗、周成王时所谓的宗伯；职责重大，责任深重，是官职中第一等清要的职位。若不是学问冠绝儒林、才艺通晓礼乐，并且老成清慎的人，不足以担任。近来太常寺缺少卿，吏部依例推举，选得丁忧起复、原任提督四夷馆的太常寺少卿王佐，以及丁忧服满的太仆寺少卿储巏，二人都能胜任；奉圣旨另行推举两人。钦此，钦遵。圣旨屡次下达，舆论沸腾，都认为王佐列名太常，向来以清廉谨慎著称，担任少卿旧职实在很合适。储巏、陈朂、李堂也都出身科举，学问品行同样优秀，选用他们也没有不可。如今不在这些人中选用，却一定要从堂上官中推举；臣私下观察，如今太常寺堂上官中正途出身的少，杂流出身的多，彼此援引，各自逞说。这样不让紫色压过朱色、郑声扰乱雅乐的情况，恐怕很少。传记说：“太常实在是掌管礼乐的部门，不是儒者不能任职。” 何况寺丞赵继宗等人，戴着道冠、穿着道服，是道教一流的人，背弃天理常道，损害名教；把他们置于这种清要职位，实在不合适。对于郊祀大典，他们哪里知道应当增损什么？即使熟悉音律、习练仪文，也不过是乐工、舞师和协律、赞礼人员的末等技艺罢了，凭什么统和神人与人，掌管礼乐，而担当这种夷夏大典的重大职责呢？伏望崇重儒术，扶持正道，请将所推举的少卿缺额，仍从儒臣中选任一人来充任其职，臣不胜恳切激烈之至。【《正学类编》】《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三十 明，黄训编 礼部【祠祭下】论孔子封王【吴沉】后世的礼制中，有些事情表面上非常相似，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可不加以辨察。姑且以追封夫子为王这件事来说：夫子是圣人，生前没有得到王位，死后却用面向南方的王者礼制来尊崇他，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王”是君主的称号，夫子是人臣，生前没有王爵，死后却给他谥为王，这可以吗？从前我们的夫子曾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又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把臣子称为王，在名分上正当吗？在言辞上顺理吗？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有僭越称王的，麟经以笔削之法贬黜他们。名，是事实的显现；没有事实却拥有名号，叫作滥名。夫子在世时没有得到一尺一寸的土地，如今却把拥有天下的称号归给他，他在天之灵难道会享用这种祭祀吗？唉！有德行的人必定有相应的地位，这是常理。有德而没有地位，这是夫子的不幸。难道可以说没有事实根据的称号足以成为圣人的荣耀吗？有人说：夫子的道，是王者之道。称仲尼为“素王”，由来已久，为什么到了今天给他封王反而不可以？回答说：说夫子具有王者之道，可以；说夫子拥有王者之号，不可以。从前夫子患病，子路让门人充作臣下，夫子责备他说：“仲由实行欺诈，已经很久了！没有臣子却装作有臣子。”没有臣子，就不可以装作有臣子；不是王，难道可以让人以王的称号来尊称他吗？圣人尚且不敢欺骗上天，世人难道可以欺骗圣人吗？那么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夫子的恩泽当时没有遍及天下，但他的教化确实流传到了万世；用王者的尊贵来褒崇他，哪里比得上以老师的尊贵来事奉他呢？《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树立君主，又为他们树立老师。”古代治理与教化的职责并不分开，君主就是老师，老师就是君主。二帝三王，都尽到了君师的责任。至于夫子，则是没有成为君主而成为老师的人。老师，是君主也不能把他当作臣子来对待的人。所以说：“即使奉天子诏命，也不面向北方行臣礼。”这正是尊师的意思。那些把王爵的尊贵看作崇隆、把尊称老师看作不足的，是受习俗影响的看法。考察经书，在当时圣门高足称呼老师时，有称“孔子”的，有称“夫子”的；他的孙子子思甚至直接称他为“仲尼”。大概因为夫子既没有爵位，也没有谥号，所以称呼他的人不叫“仲尼”，就一定称“夫子”。从他的门人弟子不敢超过礼制、擅自给老师加尊号这一点看，就知道把没有事实根据的谥号加在圣人身上，必定不是圣人的本意。天下的议论，常常受困于追随众人、厌恶异议，而不以至公至当的道理为根本。谈到给夫子封王，众人就一定附和，认为这是夸大；说夫子不应封王，众人又一定群起喧斥，认为这是狂妄怪异。唉！这就是这种做法施行数百年之久，却没有人敢议论它错误的原因。他们不敢议论，必定会说：“我是敬畏圣人。”这不是敬畏圣人，而是害怕获天下人的罪。像我的说法，即使因此得罪天下人，我也不遗憾；我只怕得罪圣人罢了。有人问：“那么现在应当用什么来尊崇圣人？”回答说：“在于彰明他的道，不在于他是否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