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七

译《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 读了那部书却不探求它的意义，也没有益处。考察《大学衍义》所记载的内容，开头讲格物致知的要旨，必定把帝王知人善任的事列为首要；对于辨别人才的论述，尤其反复恳切。因为任用贤能、谋求治理，是人君的职责；所以任用得失、人才贤否，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安危，不是小事。伏望圣明因今日所讲的书，考验古人已经实行的事情，在圣心中独自运筹裁断，以谨慎对待任用人才的道理。凡内外文武臣僚，以及左右前后的职位，其中果真有忠实不欺、淳厚谨慎而可以托付，卓然自立而不徇党私，勤劳敏捷而足以辅助治理的人，愿皇上俯推委任的诚意，不要轻易动摇撤换；曲加保全的恩典，不要轻易受到离间阻挠。至于那些立心私邪、行为奸诡，执持左道以变乱政事，倡导异端以迷惑众人，把土木营建修缮当作奉承，把祷祠祈禳当作忠心爱戴，不顾耗费财物、不怜惜劳苦百姓，以至于依附逢迎、因循沉默，只求苟且取容而不知道窃居职位的羞耻，奔走竞争、冒昧求进而不知道屈己求荣的耻辱；像这样的人，都足以败坏事务、危害政务，违背天意、虐害百姓，应当立即驱逐、不予留用，拒绝任用、远远斥退。这样，朝廷大概可以永远清明，上天的意旨也会明白感通，灾害可以消除，政务可以修治，太平之治必定由此而来。一、节制亲藩。我私下认为，自古设置藩国，主要是为了屏障天朝，这是巩固根本、稳固宗室的办法。太祖高皇帝福德深厚，子孙众多，当时对他们慈爱均等，所以恩典和礼遇交相隆盛。历代圣君继承大统，皇族不断繁衍，分封建藩极其兴盛，几乎遍及天下。但近年以来，衡州、建昌等地接连遭受雷击，出现异常灾变，这一定是藩国营建修缮过于奢盛，上天明白地发出警戒；以至如今灾祸发生在宫禁之中，事情彼此相关，实在不是偶然。天下的人民，都是朝廷的赤子。亲王前往封国，车船、人夫等费用，按情理本是应当供给的，我不敢全部说尽。只是承奉等官不知体察朝廷亲爱亲族的意思，一离开通州便作威作福，克扣、损害夫役，凌辱欺压有司，经过地方时，势如劫夺；更严重的，方面官员还要遭受痛斥侮辱。若没有人加以节制，前往的接连不断，弊害会越来越严重，百姓将无法承受，将来必定有许多事情要烦劳圣上忧虑。天下的田土，都是朝廷的租税来源。亲王治理封国，宫室、禄米等供给已有定制，经费也有余裕。可是承奉等官不知体察朝廷亲爱亲族的意思，一到本国便生起贪心，占夺民房，侵夺民田，动辄奏报朝廷，妄称应当防范而准许赐给；更严重的还侵越市镇，强行收取税钱。如果没有人加以节制，田土有限而藩府日益增加，国家赋税日益减少，将来必定有许多事情要烦劳圣上忧虑。事情平静无事时提出的劝言，往往不足以取信；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再说，又来不及施行，所以自古进言都是困难的。伏望皇上明白敕令承奉等官，务必以正道辅佐亲王，并逐条说明禁令，严加防范。亲王出国途中，不许制造事端、扰害百姓；在封国期间，不许动辄上奏请求征取。如有违犯逾越，全部按照近来钦奉圣旨的意思办理，准许巡抚、巡按官员据实指陈，参劾逮捕首倡其事的人，依法明正其罪；再增置有关官属。这样或许可以巩固宗室、稳固根本，使百姓安宁、万物适宜，也可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一、惩治查究欺罔。我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君主，以不欺骗为根本。况且霜降之后才会结坚冰，祸患的到来总有逐渐发展的过程；作为臣子的职责，实在不能忽视苗头而发展到欺罔。明智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形成时看见它，聪慧的人能在事机尚未发动时察觉它，哪里可以等到事情已经形成、已经发动，才图谋掩盖包庇，只求眼前的安稳呢？近年以来，彼此沿袭成风：如云南木邦、贵州清匀、江西南赣，直到东西两广地区、西北三边之地以及南北两畿之间，受到侵犯的，不作收复的谋划；发生盗窃的，不听说有剿捕的防备；更有甚者，杀害良民冒充盗贼，假称战败为战功，捷报大多只是虚声，隐瞒防范失误反而被当作良策。负责此事的人辗转推托，只等升迁；当地百姓流离失所、遭受虐害，却无处申诉。堤防是用来阻挡水的，刚有小小缝隙，就应赶紧筑补堵塞；等到横流决口，再想用力就困难了。唐、宋末年，大都因奸诈欺罔的臣子误导国事，逐渐造成祸乱，这不能不加以警惕。如今大江南北，年成丰收却盗贼兴起，粮价低廉而百姓贫困，武备空虚，灾异接连发生，有见识的人对此不能不寒心。伏望皇上彰显日月般明察的智慧，振奋乾刚果断的决断，敕令有关部门查勘前面所说各地：如果地方尚未安定却说已经平定，边境尚未归服却说已经接受招抚；对盗贼隐藏而不报告、隐匿而不捕捉，军情消息被遮蔽而不上报，上报却不真实，虚报战功、冒请升赏的，一一秉公查究，以惩治欺骗蒙蔽。这样或许将来人人知道警戒，及早谋划防患于未然，不留下事后后悔的遗憾。一、使贫困者得到休养。我私下认为，事情有因革变化，道理贵在变通，这样才可以去除弊病，使贫困者得到休养。查得南京官军骑马操练所用的马匹，每年倒毙很多，都按照北京的事例，出钱办理桩钱和朋合钱，预备购买补充倒毙的马匹。整顿队伍固然是应该的，但马匹并没有倒毙，为什么一律都要出钱办理？后来兵部议定处理办法，估计将收到的草场地亩银，每匹补助三两。但在购买补充时，往往被有权势的人利用，故意把老病马匹精心喂养，乘机出售，以致旧马迟迟不能补充，新马却接连倒毙，连累管操官员；停发俸禄后，连养活供养自己尚且不足，哪里还谈得上战守？又查南京各衙门的快船，先前没有定为统一标准，只是平均派拨：有的卫有五七只、十几只，多的达到三四十只，严重的竟一只也没有，导致各卫船只多少不一，劳逸因此不均。船只损坏后，打造时，起初物料都由工部出办；近年奏定由官府承担六成，军余自备四成。官府承担的不能按时发给，打造因而停滞；自备部分又使军余负担沉重，出钱办料困难重重，交到官府后又被卫所官员侵吞花费；等到真正用来造船时，连丝毫物料也没有，船只因此无法完备，军余仍不断被勒令筹办价钱。

译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加以变通，官军的贫困又怎么能够得到休养？伏望皇上念及南京是祖宗根本之地，怜悯官军贫困的痛苦，特敕有关部门不要拘泥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派一名公正廉能的官员，查勘各营倒毙的马匹：自弘治十一年以前应当购买补充的共有若干匹，各营收存、出办的桩钱共有若干两；每匹应有银十两，实际只应购买补充若干匹，其中没有钱购买补充的还有若干匹。就把兵部每年原收的马草等项地亩银，按数发给；将这两项银两一并解送兵部，发交太仆寺收存。南京太仆寺分发以后，应送太仆寺备用的马匹，按数领取，以供官军骑马操练。仍令管操官员不时防护查验，务必用心喂养，不使马匹瘦弱损伤。以后遇到倒毙马匹的桩钱、朋合钱积到五两，再由兵部草场银补助五两，全部照前例解纳、兑领马匹操练。这样可以使军队免受购买补马之苦，百姓免受解送之劳，实在是双方便利。管操官员应当停发俸粮的日子，请按照屯田事例，只停一半。稍微保留其养廉的条件，才可以责成他们具有抗敌御侮之心。还要查勘各卫打造、修理未完的快船：已经领取物料、筹办价钱正在打造的有若干只；已经领取杉木、篙杆等物料而花费殆尽、船却没有留下的有若干只；人员和船只都无下落的有若干只。每船总计应使用银若干两，分别按照物料和价钱两项的比例多少计算；现有船只但物料不足的，应当补足；物料已经花费而船只无存的，应当全部补给。将所有查出的侵吞欺诈官员逮捕送交法司，按照条例从重问罪，监禁追缴先前的价钱。对于不足的数额，也把兵部每年原收的马草场等项地亩银按数挪借发给使用，并令南京工部立即把应给的物料紧急发下。除人员、船只都无下落的，免于开造外，其余船只都督促打造完备。将各卫原造文册全部查勘，按照各卫军余人数和船只多少：十只以下且人与船相称的，不作变动；二十只以下的减去两成；二十只以上的减去三成，平均分派给没有船或人多船少的卫分驾船。仍令管船官员不时防护查验，务必用心爱护，按时修补。以后仍照例，船龄十五年以上不能驾用的，由官府供应全部物料；十年以内损坏的，责令本船夫甲自备物料修理。这样，贫困或许可以得到休养，差役也可以均衡，民心喜悦而上天的意旨也可以挽回了。一、修复常平仓。我私下认为，农业没有年年丰收的道理，国家应有储备救荒的政务。考察古人已经实行的办法，大概只有常平法最为完善。因此成化初年，南京守备官员看到年成不好、百姓饥饿而无人能够救济，便仿照古代常平法的意思，奏请把没收入官的房屋改作仓廒，命名为常平仓；选任官员、设置属吏，掌管粮食出纳。每年将苏州、松江等地运到的粮米，免于入京仓，按照各卫官军三个月的俸粮，在船上折价支给，省下加耗和脚价；每年约有十万余石运到常平仓交纳。遇到灾年米贵，便减价卖出，银钱收入存入官库；年成丰收米价低廉，便加价买入粮米，收存在本仓。这是良法美意，实际上与古代相同。后来因为本仓积存粮米太多，南京户部奏请把它作为正常发放，常平仓的办法于是废止。仓廒虽然还在，已经有一半以上倾塌损坏。当时耗费的财力，如今弃置不用，实在可惜。何况京师如此广大，却完全没有救荒储粮，难道应当这样吗？况且往年米价暴涨，达到每石八九钱，百姓都缺粮，盗窃纷纷发生。如果官仓有米，能够向市场卖出几十万石，米价就不会暴涨，百姓的饥荒也可以救治。像今年米价极低，达到每石二三钱，百姓低价出售粮食，损失到了极点。如果官库有银，能够买入几十万石粮食存入仓中，粮价就不会一落千丈，农民的生计也可以得到恢复。为什么却坐视米价涨跌的时机，不能救济农民和商贾交相困苦的局面，难道应当这样吗？因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查照先年奏设常平仓的事例，再加斟酌；仓廒损坏的，酌情修理。仍从弘治十二年开始，浙江等布政司、苏州松江等府应当运往南京的粮米，照例按三个月俸粮在船上折价支给，将所节省的耗米、脚价，有一年或两年的，运到本仓缴纳，作为常平仓的根本储备。命令主管官员随时观察米价贵贱，依照规定买入或卖出。如果本仓粮米积至四五十万石，恐怕陈旧浸坏、不能食用，才准许作为正常粮食发放。再把本年在船上折价支给所节省的粮米，照前面的数额运来缴纳，作为常平仓的储备。务必使新粮旧粮交替，米价贵贱彼此调剂；仓中有余粮，荒年没有缺粮之忧；市场有平价，丰年没有伤害农民之虑，实在是便利有益。一、归并解送文册。我私下认为，政务以清静为好，命令以简约为善，这样下属容易遵行，临事也可以避免废弛和扰乱。查得南京各卫所的军伍，都是永乐年间分调而来，现存人员十不存三四，人数减少而差役反而比过去增加一倍。比如一年之内，应当编造的文册不下二十多次，抄写的劳苦、搜刮的费用，难以尽言。近来虽然稍有减少，但劳民费事的情况仍然存在。比如每年春季，各卫把上一年已经支领的钱粮数目汇编成册，名为‘岁用’；到了冬季，又把下一年应支的钱粮数目汇编成册，名为‘岁支’，都要派人送官并赴京交给户部。南京共有五十多个卫，每卫一年派官两次，约有一百多人，编造文册时的费用和扰累可想而知。至于往返路费，都由各卫摊派办理，侵吞盘剥、摊派征敛日益增加，卫所疲困不堪，又怎么能够得到休养？况且所支用的钱粮都由南京户部主管办理，文册由南京户部查对，按理也是适宜的。交送户部并没有重大关系。因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将前述文册命令各卫按时编造，每年两次一并送南京户部查对清楚，等本部有公差官员时，再统一携带交缴户部。这样可以免除官员跋涉之劳，省去卫所摊派征敛的弊害，也是省事便民的一项办法。

译一、合并省去重复事务。我私下认为，体恤百姓没有比爱惜财物更重要的，爱惜财物又没有比减少事务更优先的。事务多，费用就广；财力耗费，百姓就贫困，这是必然的道理。查得南京内府各库，先前因管库官员作奸作弊、偷盗官物，年久以后竟借火灾来掩饰；这样不仅罪行得以侥幸逃脱，还要劳民费财重新建造。如今又奏请工部，每年春秋两季用工修理，任由有关库房拆换破损、损坏、渗漏的地方，动用物料和工匠，费用非常巨大。想到朝廷对于宫殿、宗庙、社稷等处的事务最为重大，却都没有每年春秋两季修理的规定，为什么南京各库独独反复劳费、没有穷尽？再查成化年间，钦差内官二员来到南京督理织造，开设织造局、安置织机，劳民动众，拘役的艰难和供应的骚扰逐月增加，百姓不堪承受。弘治初年已经仰仗圣明，特诏停止内官取回织造，中外臣民无不庆幸。近年又派内官二员前来，仍像以前一样织造。因为所织纻丝、纱、罗，确实是进贡给宫廷、供三宫使用的，虽使官府竭力营办、百姓承受沉重摊派，按情理本来应当如此，也不敢推辞。但所织造的东西不过是供内外官员不时赏赐罢了。各布政司以及南直隶各府每年织造的织物，酌量改作进用，也没有什么不可。我等已经在弘治十年四月因遇到灾异陈言议论，奏请暂时召回内官，尚未得到俞允。忽然在今年十月，又奏请派南京内官监太监郑山前往，也到前述织造之处管理织造。由于这是按年份轮流接续办理的事务，所管理的又没有其他事情，任用人员何必这么多？况且每天供应的费用和各项役使人员，都白白增加一倍，百姓实在不能承受。像这样同一件事，竟派到三个人，重复劳费，没有穷尽。伏望圣明俯察民间隐情，极力爱惜财用，对于重复事务稍加合并省减，特敕有关部门通行南京工部：内府各库每年春秋两季修理之事，暂且停止；确实到了渗漏损坏的时候，准许依例具奏，查勘清楚后才允许开工。新增加的织造内官，乞请革除罢免；所织绸缎等项，全部交给先前派来的内官管理。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减少事务，使民心安定；百姓稍得安定，上天的意旨也可以挽回。一、减少供应。查得南京光禄寺每年腌制腊肉和活鹿一百五十一只、天鹅四百六十三只，都是从直隶安庆等府、湖广等布政司所属地方捕捉后解送缴纳。有的从三四千里外运来，有的从一二千里外运来，都要等到小雪节解送到达。这些本是山林水泽中的活物，沿途喂养困难，大多变得瘦弱。到达这里后，按期宰杀腌制；盐用得太少，天气炎热就生虫；盐用得太多，又苦咸得没有味道。还要打造木柜装载，调拨马匹、快船递送。等到送到京城，已经不能用来供应。至于本寺制作菜台，都在每年二月分批开始，采集、晾晒、制作，每三天更换一次，需要差遣子弟余丁一百人，往往要用四五十天才完成。调拨马匹、快船，差遣经手官员监督解送，在路上拖延日久，停放超过期限，多有变味，不能供应。私下考察，活鹿、天鹅和菜台，北方各处都有出产，不像其他时鲜物品是北方没有的。按时进献，哪里敢有缺误？何况制作不合规，进用又过期，导致味道变坏，不能供应；而小民采办缴纳困难，道路上的应付供应又造成骚扰，耗费很大却没有益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每只鹿征收银二两，每只天鹅征收银五钱，命令各布政司、府按数铸成银锭，派人解送有关部门，再转发给光禄寺收存。凡遇到缺少天鹅、活鹿供应时，按照当时市价购买供应。菜台的制作暂且停止，这实在是便利有益的办法。一、署理掌管印信。我私下认为，体统端正，下面才有法度守则；委任明确，事务才容易遵行。查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堂上官，近年虽然设置正、佐二员，但偶遇事故，或正、佐官同时出缺时，堂上印信不得不暂时交由本部郎中等官署理掌管。可是署理官与各属官同属同僚，彼此不相统摄，凡有事务，谁肯听从？体统不正，事务难以办理。况且各官贤能与否不一，在钱粮、刑名等事务拟议裁定之间，利用这种空隙而任意加重减轻、上下其手的行为，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废弛公务、妨碍公事，大多由此而来。若照北京事例奏请另派官员署理掌印，又往来动辄数月，更加耽误事务。今后遇到上述衙门掌印官出缺，是否可以移文南京吏部：吏、户、礼、兵、工各部和通政司有缺，就在各衙门堂上官中轮流署理掌印；三法司有缺，就在三法司堂上官中轮流署理掌印。这样体统就不会紊乱，上下相安，公道得以施行，各项事务也能办理。一、考核名实。我私下认为，天下人才的培养都依靠学校，入仕进用都依靠科举、贡举。入官以后，考核政绩、黜陟贤否的说法虽然相同，但依照名声考察实际的办法却不一样。如今州县亲民官中，由进士出身的，有的三年、四年便有表彰提拔、调入京城的典礼；而不是进士出身的，则寥寥无闻。古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上天降生人才，未必就有不同，其中难道没有立志操守、奉公守法、想要与科第出身者并列的人吗？只是激励劝进的制度既然没有，等到实际任职后，考核政绩的办法又频繁反复，便不免只计算日子、谋求自身前途；即使妨碍政务、损害百姓，也无暇顾及。进士出身的人固然很多，朝廷顾惜名器；然而其中难道没有放纵心志、任意妄为的人吗？只是他们地位本已不同，别人对待他们也不一样，即使有尸位素餐、废弛职守、妨碍政务、危害百姓的，别人也害怕他们日后发达，曲意给予宽容。培养人才的方法，全在于鼓舞激励、促使改变；而考核政绩的原则，都是同样按照贤能与否进行升降。如今鼓舞激励的办法只实行于进士一科，考核政绩的办法却只对举人、科贡出身者特别严格，于是使有志之人变成无志，想要效力的人不能施展自己，追逐名声而失去实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因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今后州县亲民官，不必专门论定出身，只应考核其名声与实际。奉公守法的人，即使不是科举出身，也要加以表彰提拔；任意妄为的人，即使出身科举，也不能苟且容忍。请以公正之心一视同仁，使人人都知道奋发自立；按时发布考察命令，使人人都能施展才干。凡巡抚、巡按、监临等官，编具揭帖报告官员贤能与否，不得因为是否善于奉承而轻率判定高下；掌握任用、罢免、黜陟大权，也不得因为先听到一句话便停止广泛咨询。如果想推荐一个人，必须做到像虞廷所说的‘详尽列举他的事迹’；要罢退一个人，也必须像明诏所说的‘有明确指陈’，务必使贤能者得以长期任职、施展才能，使不贤者不能侥幸得到宽容。这样就会看到公道大为彰明，名实不再混乱，人人都会知道奋发图报。一、使铨选公平。我私下认为，自古设置官职，只要能够任用贤能，本来就没有内外、远近、亲疏的区别。果真贤能，即使在外地、关系疏远，也一定选用；果真不肖，即使在内廷、关系亲近，也一定弃置。我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制定为固定制度。后来开始营建北京，改称南京，但各司的设置没有改变，各官的职任仍旧，这实在是建立万年而不可动摇的良法。无奈近年以来，两京官员的出身相同，除授也没有区别；到了转迁升调时，差别却悬殊。比如在北京的科道、部属官员，在外地可以升为佥事、参议、知府、副使、参政；在京内可以升为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寺丞、通政司参议。如今南京的科道、部属官员，只能升为佥事、知府，而且还要滞留七八年之久才能得到升迁。间或有一两人升为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按察司副使，其他稍微尊贵的职务则完全不能指望，以致各官退职后都私下议论，认为两京官员都是京职，所效劳苦也相同。如果不肖者降职罢黜没有不同，那么贤能者升迁也应当相同。如今却把他们看得像秦国、越国一样不同，彼此隔着藩篱。南京是祖宗的根本重地，更不是其他疏远地方可比的。即使说两京官员人数多少不同，大体也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占有其中两份，南京独独不能得到其中一份吗？因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今后对南京官员稍微均衡升迁叙用。其中果真贤能的人，不妨授予较为尊贵的职务。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不再有不平之叹，也使铨选达到公平的道理。一、照例附选。我私下认为，铨选固然贵在公平，长期滞留也尤其应当加以疏通，这样人们才不会有南北之分的遗憾，事务也能达到彼此统一的好处。查得两京国子监监生，都是朝廷培养的人才，分拨到各衙门历事的年限完全相同，唯独附选的先后不同。查得北京各衙门历事监生，三个月考勤以后就可以奏请吏部将其姓名列入选簿；附选以后仍令历事一年，等候按次取用。如今南京各衙门历事监生，三个月考勤以后，要一直到历事期满才可以附选；中间如果遇到丁忧、事故等情形，必须回原籍服满丧期后才来补足历事，滞留的岁月逐渐增加，人也渐渐衰老，其中的抑郁不必说也知道。既然都是三个月考勤，南京与北京附选的期限却相差长达一年之久；即使说南北人数多少不同，也不应悬殊到这种程度。因此今后南监监生历事考勤以后，应一律照北京事例，听任南京吏部先将名籍奏报吏部附选，依旧例历事满一年，等候按次取用。这样事务可以统一，人才也可以免于长期滞留。一、洗雪过错、清除官员名籍上的污点。我私下认为，天地生成万物的恩德不因远近而不同，朝廷培育人才的恩典也不应因远近而有差别。何况南北都称为京师，大小官职都称为京职，而南京又是祖宗根本之地，尤其应当优厚对待。伏见每年十二月内，按规定钦奉敕谕，礼部和三法司宣告：如今春阳开始运行，万物都通达兴盛；在京文武群臣，除犯贪赃罪以外，凡有触犯公罪、私罪，过名被记载在官府的，全部给予洗除，使他们能够谋求自新。钦此、钦遵之外，人的本性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一旦蒙受恩诏，都可以改过自新，除去瑕疵、洗净污秽，不至于被废弃，谁不会感激奋发，争相图谋报效？唯独南京各衙门大小官员，授予的职务相同，所办理的事务也没有差别，即使有细小过错，也不能享受洗除罪过的恩典。其中考核一次称职的官员，无法请求封赠；署理职务六年的官员，无法授予实职；九年进行通考时，又妨碍叙迁，仕途有这样的耽误，内心难免郁闷。近来礼部题奏十月二十五日，钦奉敕谕文武群臣，钦此、钦遵；抄录黄榜送到在京文武衙门钦遵之外，如今考虑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其文武衙门与北京事例相同，是否应当将誊录的黄榜转行兵部，派官员骑驿传送、捧持前往南京各有关衙门，一体钦遵知会等事。奉圣旨：是。钦此。伏想日月的光明，连微小的光亮也一定照到；雨露的施布，没有遥远而不到的地方。皇帝诏令的恩典，哪里会在远近之间有所区别？伏望圣明体察孔子赦免小过的言论，思念周武王不遗忘远方的用意，特敕礼部：今后遇到年终颁降敕令、洗除罪名的时候，乞请命令依照以前的事例，抄录黄榜，派人捧持来到南京各衙门，将有过错的官员一体洗除，使其谋求自新。这样或许可以使恩典均等沾被，使人心感动奋发，实在是便利有益。一、疏通郁滞。我私下认为，和气可以带来祥瑞，乖戾之气会招致灾异，这是自然的道理。从前一个妇人含冤，三年大旱；一个男子积愤，六月飞霜。天人之间的道理彼此流通，人的心中有郁结愤懑，难道不会伤害和气而招来灾变吗？查得近年以来，文职官员中有很多因事降职调任：有的是因为陈述意见，有的是因为小过，有的是被豪强权贵排斥，有的是被诬告上奏而陷害；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表面看他们的行为似乎有罪，推究他们的内心，也不过是想竭尽忠诚，稍微谋求报答国家万分之一罢了。然而一经奏请降职贬谪，长久不能恢复原职，那么他们的郁结滞塞，哪里只是普通男子妇女可比？伏望圣上怜悯人才仍有用处，念及过失可以宽恕，敕令吏部把弘治六年以后钦奉诏令降职调任的官员全部查考；原先拟定应当恢复职务的，仍令恢复职务，以充分施布宽大恩典，保全公平的体制。这样，凡是在朝为臣的，难道不会加倍感激，竭尽力量图谋报效吗？郁结之气消散，和气就会到来。

译一、宽免逾期。查得现行事例：举人告请入监以及监生自愿改任教职、考核不中而恢复监生身份的，除水程四十五日外，另给三个月期限；如果患病，有足以取信的文凭，也另给三个月；超过期限的，送交审问，除此之外均照此执行。所谓举人入监，是指新近中式、尚未入监的人；已经中式并坐监的旧举人不在此数。所谓监生复监，是指旧贡生已经入监者；新贡生从未入监者不在此数。如今告请入监的举人，不区分旧中已经坐监者，以及自愿改任教职、考核不中而复监的监生，不区分新贡生从未入监者，只要逾期便一概送问，似乎与前例不合。又查得除授官员赴任逾期，要超过凭限半年才送问治罪；举人、监生却只允许四个月，未免过于严苛。况且各生逾期到监后，坐班的月份实际上荒废，本监自会查算，不得因此出身，这与官员赴任不同；而各生多是贫困的远方人，所带盘缠有限，一经送问，连赎罪的银钱也无从筹办，更加窘迫。因此乞请敕令礼部议定：今后新旧举人和岁贡监生，无论入监或复监，超过期限，只要有患病等足以取信的文凭，均免予送问；仍令有关监严加查核虚废的月份，务必到了应当拨付历事的日期，才准许拨历出身。没有患病等足以取信文凭的，才依照官员赴任逾限半年以上的事例送问。这样法令就适中，贤才也能得到适当安置。一、慎重任用将官。我私下认为，将领是军队的生命所系，国家的安危也系于此。设置将官一职，重要而不可轻忽，是十分明显的。近来我等听说大同总兵神英、副总兵赵防各因私怨互相攻讦，严重惊扰圣听。派官员前往核查，尚未裁定；宣府总兵官阮兴又奏请召回另行任用。大同、宣府是朝廷的北门，而将官正掌管北门的锁钥。如今边境尚未安定，灾异屡次显现，将官如此重要却没有完全任用得人，万一北方敌寇听到风声、乘机侵犯，造成的祸害就不小，有识之士都要寒心。实在应当及早处理，不能视为寻常之事。又听说各边将官有缺额时，大多从京营选补。但这类官员刚到地方，不了解夷情，也不熟悉边务；一遇警报便手足无措，又怎能指望他们克敌制胜？乞请敕令有关部门，把历年各官公举的将才全部汇总，照例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以及掌科道官，秉公逐一评议原先举荐的人，考察其是否适任主将、副将。其中有的精通武艺，有的熟悉军务，有的弓马娴熟，有的通晓韬略，有的智谋过人，有的勇敢出众；适合用于北方的，北边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等处有缺额时，依次奏请补用；适合用于南方的，南方云贵、两广、四川、湖广等地有缺额时，就近选用，依次奏请补用。凡不符合公议以及因攀附请托而被举荐的，都命令革退；没有经过公举，或已经举荐但未经评议的，不得任用。至于京营将官没有经过实战陈列，只可以保留其职，拱卫京师。这样，南北将官或许可以任用得人，各边地方也可以确保无忧。一、减少差遣。查得针工、巾帽二局每年奏请派遣内臣四员，前来南京取用麂皮等项物料，往往经过一年，才返回北京。每名内臣调拨六百料马船，计用船八只。每船每月索取贴帮银五两，一年约索取银四百八十两。启程时，每船又要脱帮银五两，夫甲贫困难以缴纳，船行不得不前，便遭到各种辱骂殴打，随船器物也因此被强行搬走，怨声四起，听到的人都不忍心。实在是减少一个这样的官员，就可以减少一只船；减少一只船，就可以没有这种祸害。况且南京针工局每年本来就有物料起运。因此乞请敕令各衙门：今后取用上述麂皮等物料，免得派北京内臣，改由守备太监命令南京针工局和巾帽局按数制造办理，选派一名得当官员负责起运押送；仍照例会同官员装载，务必装足，不许多占船只，也不许无理凌虐夫甲、索取财物。如有故意违犯，准许科道和兵部委派官员据实具奏，禁止惩治。这样或许可以除去祸害，而事务也不至于废止。一、禁止约束索取。查得南京马快船，专门准备装载官物。近年以来，差遣繁多，驾船的夫甲横遭管理运输的内外人员索诈，艰苦难以形容。姑且说其中危害最严重的：如南京内官监每年的惯例，要运输黑沙洲的芦柴，计算起来不下千万把。占用六百料马船十六只，随船水夫约五六百人。每年芦柴都派水夫各自砍伐、装载，管押官每船索银二三十两。水夫贫困，多半要卖掉按月发的粮食来凑钱，才能免受杖打。交纳柴薪时，管场官又要索取，每束柴要钱一文；柴薪达到千万束，钱也就达到千万文。钱不够的，便受到百般刁难。又查南京内官监等四个衙门装运芜湖抽分厂的板枋，使用马船三十多只；南京中运都督府装运烂泥洲等地芦柴，使用马船十只。管押人员往往仿效这种做法，逼迫追索人夫，因而逃跑的人很多，船只也荒废损坏。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乞请敕令兵部查照条例，严加禁止约束。今后管押等官胆敢仍像以前一样索取诈骗，准许巡江御史秘密严密访察，参奏逮捕审问，以示警戒。受到侵害的人，也准许据实指陈告发。芦柴每年照数砍伐、装载、交纳，并由管理抽分的御史到现场验收。这样，夫役和船只不受拖累，装运也不会耽误。

译一、慎重刑狱。我私下认为，刑罚是辅佐治理的手段；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以此为根本而施政的。《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审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尚书》说：‘敬慎啊，敬慎啊，只有用刑之事值得忧恤！’可见用刑不能不慎重。因此，主管刑狱的人，应当存有仁慈宽恕之心，持守法律而做到公平，才可以使刑罚不至于滥施冤枉。我等曾见两京法司审问轻重罪囚，都发交大理寺审录；情节与罪名相当的，评议批准后执行；情节与罪名不相当的，驳回重新审问，这样可以说是慎重用刑了。然而常有声称冤枉、不服罪名的囚犯。各地有关衙门审理刑狱时，秉持公正、刑罚适中的人固然有；其中也有一些矫饰情态、求取声誉的人，不能体察皇上重视、爱护百姓生命的意思，把苛刻暴虐当作能干，把刻薄剥削当作尽职。审理案件时，把人命看得如同草芥，使用刑讯逼成罪案，拟定斩、绞等罪名，监禁等待呈报详审；有的供词尚未明白，有的声称冤枉、不服罪名，担心翻供改口会造成不便，于是趁案件尚未定成，便一概命令狱卒用各种办法把囚犯逼死。他们却不知道古人用刑‘罪疑从轻’的意思。冤枉关系到人的生死，实在值得哀怜；它会上干天地和气、导致灾变，而灾异没有不由此产生的。等到法司奏请施行，派官员前往各地审录重囚时，往往只图取道方便、顺便经过家乡，来不及详细审理刑狱；虽有审录的名义，实际上只是敷衍公事。因此，伏望圣明扩充天地好生之德，体察日月照临万物的明察，特敕法司：凡遇派官审录，不得徇私，务必南方的刑狱派北方官员，北方的刑狱派南方官员。审录时仍要留心详审，不要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案卷；情节真实、罪名相当的，监候后奏请处决；其中情有可怜、罪有可疑以及情节与法律不相当的，都要具备紧急关文，略述缘由，奏请裁处。原先审问的官员确有故意出罪、入罪的，依律以故意出罪、故意入罪论处；如果是过失出罪、入罪的，以过失出罪、过失入罪论处。这样或许在外审理刑罚的官员会稍微知道慎重用刑的意思，不再施行惨酷刻薄的刑罚；刑狱也可以洗清冤屈，进而使人心得以昭雪、和悦，灾异也可以消除。一、查明禁例。臣私下认为，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规范百姓，说的就是法制禁令，也就是今天的律例。然而，如果政令没有确定的体制，又怎么能使刑罚公平呢？如今正值天下遵行同一文教之时，哪里有两京政令不同的道理？南京是祖宗根本之地，山陵、宫阙都很重要，曲意设置禁令、周密防范，是政务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比如南京内官监在皇城四门守卫官军中，每门每天拨军一百人看守、打扫；南京司苑局每天拨金吾后卫府、军后卫上直官军一百人，在东西二园栽种。又如孝陵神宫监太监等官烧用的柴薪，都是发给军人票帖，让他们到拦牲门外捡取。又以免除差使为名，收取军人的铜钱，因此旗军中到公所效力的人很少，乘机私自役使军人的却很多。到这件事发觉后，法司审理时，发现近年京城皇城各门以及长陵等陵寝的一切禁例，多未行文移送，南京衙门也不知道防范，所以各监局查报时，往往援引很久以前的事例。内官监说：“宣德年间奏请奉准，设有定额。”司苑局说：“洪武、宣德年间就有差拨留存的规定。” 孝陵神宫监关于烧用柴薪则说：“本监以及南京浣衣局的内官、吏员、堂官、长随、内使，往年旧例都在本山用手扳、脚踢捡取柴薪烧用。”关于收取军钱则说：“是用来买办姜种，以及供应蒜头、山药、芋苗，已经用尽了。”这些制度都没有确切的年月，也没有原来奉行的防范旨意，全文究竟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因缘附会、影射牵连的弊端日益滋长，以至山陵的严肃、宫阙的禁令，防范得过于疏漏，而防微杜渐的办法却完全不知道警惕。如今灾异降临，如果仍不反省查究，难道可以这样下去吗？况且京城皇城各门以及长陵等陵寝的事体既然与南京相同，那么一切禁例也应当与南京没有不同。必须统一制度以便遵守。臣请求敕令法司，全面查考近年京城奏准现行的事例，将其中与南京门禁相同的，详细行文南京法司，一体遵行。仍请求敕令南京内外守备、参赞官弁，由南京兵部转行南京各有关监局、军卫，务必查清前述洪武、永乐、宣德等年间原来钦依及奏行事例的确切全文，再由兵部、法司将其与京城现行禁例合并参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确实只是出于一时权宜，就应当以近年的事例为准，明确奏请，定为成法。在南京颁行；如有违犯，便依据此法论断。若仍拿年代久远而不明的事例含糊搪塞，应由法司径自查究施行。这样，两京就没有不同的政令，众人的心里有确定的遵守标准，山陵宫阙也会更加尊严了。一、申明旧例。据查，先前南京总督粮储右都御史周瑄奏称：南京不许借军民人等名义，称作“跟子”，迎接、押送纳粮人到歇家，哄骗诱取银两，收买嘱托官攒人员，共同作弊；犯满贯徒罪以上的，就在仓场前枷号三个月，期满后照包揽坑陷纳户的事例，发往边远地方充军等情，具奏上报。户部议覆认为，前述跟子、歇家犯满贯徒流以上罪的，按通常例枷号一个月发落。其间奉宪宗皇帝圣旨，禁止革除欺骗这件事，又准许他们各自说明，钦此；钦遵通行之后，后来钦奉的诏书已经把前述新行条例革除了。近来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王轼又具奏说明，户部议定前述跟子、歇家犯满贯徒罪以上的，仍照旧例枷号三个月，连同同房妻小发往边远地方充军；职官有犯，奏请皇帝裁夺。奉圣旨“是”，钦此，钦遵通行之外，臣等认为，办事贵在合乎人情，法令贵在合乎中道。各司、府、州、县的纳户初到南京，不能熟悉道路，难免要找人引路；又没有官房可以住宿，也难免要寻找歇家，这是人情上不能没有的事情。

译查现行事例，包揽纳粮者坑害纳户，以及搅扰仓场、虚开通关文书的，只问罪充军，并不曾枷号。如今跟子、歇家不过是在晒晾、驮载、籴买等事项上多收工钱和价钱，与包揽纳粮作弊相比，轻重不同。既枷号三个月，又发遣充军，法令似乎过重，以致近年纳户往往露宿仓前，民家也不容他们安歇。一进入歇家，就立即受到哄骗恐吓，所受损害很多。近来法司审拟案件，又都拘泥于旧例，有的连情节轻微的犯人也一并问作枷号充军，远近都称冤，损伤了和气。今后南京法司遇到跟子、歇家犯罪，如果是冒称官吏名义骗取财物达到满贯，或坑陷纳户，超过期限仍不完纳，或与官攒勾结虚开通关文书的，都照原拟事例问罪充军，免除枷号。如果只是因为晒晾、驮载、籴买等事项多收工钱、价钱和财物，达到满贯的，枷号一个月；未满贯的，都依律问罪，照通常例发落。这样刑罚就公平，和气也会相应恢复了。一、减少制造军器。臣私下认为，军器是用来抵御敌人的，固然不能不预先制造；但财力耗费在无用之物上，也尤其不能不酌量处理。查南京兵仗局前厂，年年制造盔甲、枪刀、弓箭、撒袋、圆牌等军器，共七万零六十余件，收藏在南京戍字库，听候使用，确实是国家未雨绸缪、修治武备以抵御敌寇、流传万世的良好防备。然而太平日久，军器很少使用，难免制度产生弊端。如今计算该局每年使用生铁、熟铁十一万七千九百余斤，木炭、木柴四十余万，生水牛皮、黄牛皮、白硝皮、麂皮等三千三百余张，翎毛、筋角、箭竹、杂木约二千七八万，其余铜、锡、银朱、朱砂、靛青、油漆、鱼线、水胶、绵、苎布、丝绢、纸札等材料，动辄以千百计；军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另雇工银二千八百五十余两。然而所制造的前述军器，大多被克扣工料，制成后不能使用。虽然工部和科道委派官员按季度盘验，也不过大略看过，不能一一查清。何况南方地势低洼潮湿，收藏三五年后，箭羽、弓弦大多已经脱落腐坏，枪刀、衣甲也都生锈腐烂，实在担心一旦出兵，士卒急需使用时，只是有名无实，误事非同小可。查戍字库从洪武、永乐等年到现在，陆续收藏、现存的军器共有四五十余万件，颇为足够使用。又查先前工部议定，天下军卫、有司每年制造的军器，数量多而积存日久，恐怕不能使用，题奏奉准，均自弘治二年开始减半制造，确实很合适。请求敕令工部议处：是否可以暂时停止本局每年制造军器，仍将戍字库原有军器委派官员盘验现数，其中堪用的依法安置、晾晒；不堪用的按确定的年份，逐步修理；需要添补的物料，只在各库中查有粮银可以支用时办理。等修理完毕，再照减半的事例制造。这样财力不会白白浪费，军器也都能发挥作用了。一、酌量停止制造。臣私下认为，上面的供给有缺少，固然不得不向下面征取；下面的财力有限，也不得不向上面申诉。下面有余力，上面就没有供给不足的忧患；上面如果征取过多，下面就有不堪承受的忧虑。这些都是国家用度最急迫、百姓感受最切身的事情，都不能不详细思考、谨慎处理。查本部先在弘治十年十一月间，收到南京内官监为奉钦依起运急缺供用物件而发的一件揭帖。太监李广奏请征取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万斤，银朱各三万斤，分派应天等府办理交纳。随后又令本部制造装盛用的箱桶、瓦坛、雨罩共一万九千八百个，双铁锁九千二百把，单榜纸三万一千六百张，黄蜡、白面、桐油等共一千六百余斤。本月内又收到本监为奉钦依制造急缺供用物件而发的一件揭帖，也由太监李广奏请制造朱红漆、戗金云龙、黄铜火罩等物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副、个。除该监通行南京丁字库等衙门，将库中有的银朱、黄熟铜、生漆、金箔、木炭等材料共六十万五十二斤块直接发出外，对库中没有的生漆、银二朱等材料共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斤根块，也行文应天府，令各铺估价，支取天财库钱钞买办；又令本部制造装盛用的箱桶、木匣、锁钥、黄毡、黄红绵布、绵花套、桐油、木杠、雨罩等共六千八百九十余件，黄单榜、黄白中夹纸四万零八百五十张。到了弘治十一年八月，又收到南京兵仗局为上用、供用物件以及军器等事发来的一件揭帖。该局署理兵仗局事务的内官监太监杨穆等奉钦依，制造御用象牙鹁鸰头弰弹弓等物八百件，供用竹竿、绵紫、鱼义等物共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件。该局估算现有生铜等材料一万五千七百零六斤；从南京甲字库关支宽白锦布等材料共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七匹、斤；从龙江瓦屑埧二抽分竹木局关支煤炭、木炭等材料共六百五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斤、块；由应天府支取天财库钱钞买办青纻丝、绒线、象牙、铜铁、油漆等材料共七十万一千四百四十二匹、块。本月内又收到工部为制造神器而发的咨文，该署理兵仗局事务的内官监太监杨穆等题奏奉准，制造各类铜将等物共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个；分派苏州、松江等府买办水牛、黄牛等皮九千五百三十张；由应天府支给官钱买办鱼线胶、红熟铜、油灰、黄丹、黄麻等材料共十四万五千四百余斤等情，分批行文到达本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千七百六斤〕

译除奉钦命遵照分派制造外，臣等详细考虑：各监局制造御用、供用的器皿物件，确实非常繁多。然而天下司、府、州、县每年办理的皮张、油漆、铜铁、银朱、二朱等材料也不少，必须量入为出，依次制造，才能使国用不缺、民力不困。如今在一年多几个月之间，各次分派前述物料，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不仅府库钱粮供给不足，而且让百姓出办，怎么承受得了？况且应天府是南京的根本重地，苏州、松江等府又是京师仰赖供给的地方，加上连年灾害歉收，公私都困乏，哪里能漠不关心而不加以抚恤？铺行买办，名义上虽是关支内库钱钞偿还，但交纳物料时，要在各道关卡以及有关库中打点财物；等到领取钱钞，又多是破烂钞票和低劣钱币，都不能使用，因此往往弄得破家荡产，卖儿卖女，也无法赔偿。又如各府、州、县大户解送生漆、桐油、银朱、二朱、纸札等材料，都已有原来装盛的箱桶等物件，却又克扣下来，另行要求本部重新制造，更加烦劳浪费。像这样假借公事谋取私利，损害财物、残害百姓，实在有伤国体，严重触犯和气。臣请求敕令工部，全面逐项查核前述原先分派供应的物料、器皿等物，把急需使用的再行奏请，下令催促制造，先行解送交纳；可以缓办的，暂且停止。今后京城各监局如有奏请制造器皿等物，工部务必查看先后次序，酌量缓急，另行奏请下令，不得集中在一年一月之间办理，使主管部门仓促而无措。仍行文南京制造监局的衙门，所需物料务必会同本部及科道官员，严格督促各作匠役人员秉公估算：比如某种器皿应使用某种物料若干，以及制造完成后需要装盛，也要估算某种物料若干、使用什么样的箱桶及锁钥、扛索、毡片各若干，全部估算清楚、数量相称，才准办理。有库存的，令各库局关支；库存没有的，令有关有司买办。不许各衙门只凭作头等人含糊多估，动辄关支、买办。解户交纳物料时，铺行所关支的钱钞，也要由科道官秉公及时收付，不许刁难、索要财物。各司、府、州、县解纳油漆、银朱等材料时，如果原来已有箱桶等物件，不许再要求重新制造，以免浪费工料。这样，上面的御用供应可以不缺，下面的财力也不会被无端耗费，百姓的困苦或许能够稍稍缓解。一、遵照恢复旧制。据查，山东临清州、直隶淮安、扬州、苏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处，都是客商船只聚集往来的地方。祖宗旧制，各地都设有钞关征收商税，均委派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实行了一百年，虽然不能说没有弊端，但商税钱钞也没有见到亏折，客商船只也没有见到受到留难。这是因为通判等官职位低而责任重，受巡抚、巡按、分巡、分守等官节制，稍有不才，便随即加罪罢黜，所以不是极其妄为无知的人，就不敢在关卡惹事扰乱客商。近年以来，改由户部官员出任管理商税，他们贤能与否不一，往往把增加税课作为能干，把严酷刻薄作为威势，盘算到骨头，连极小的利益也不放过。在法定税额之外，又巧立名目，任意搜刮。船只往返超过期限，便指为罪状，随意加以科罚。客商资本稍多的，就称为富户，又进行劝借。有的本来应交税银十两，科罚、劝借却达到二十两，少有不服从的；轻则严厉笞打，重则借其他事情治罪，甚至连船拆毁。客商、船户在水边号哭，见到的人无不为之怜悯。增加税课是为了国家，即使有人称赞聚敛，至少还有名义可说。至于科罚、劝借，有的借口修理公廨，有的借口打造坐船，大多是假借名义收入自己囊中，无法查核。何况这些官员既然是户部派出的，各地巡抚把他们当作宾客，巡按官也与他们相互抗衡，因此肆无忌惮，没有人敢追究。以致近年客商害怕被征索，很多人卖掉船只、放弃业计。这难道是祖宗设置关卡、便利通商、充裕国用、宽裕百姓的初衷吗？恭请圣明俯察民间隐情，敕令户部停止新例，遵照恢复旧制；仍敕令镇守、巡抚、巡按等官经常纠察，各府委派的官员依法奉行，务必使公私两便、商民不受损失。这样或许人心欢悦，怨气消除，天意也可以转回了。

译一、裁抑侵克。臣私下认为，抑制末业固然是治理政事的道理，但通商也是富国的办法。如果任凭官府肆意侵夺克扣，最终使道路上渐渐充满愁怨，损伤和气、招来灾异，哪里是王政所应当有的呢？据查，旧制规定，天下商贾聚集的地方，各设税课司衙门，依法抽取商税，都有固定的成法。只有南京龙江、大胜港，原设抽分竹木局，抽取竹木、柴炭等物，有三份取一份的，有十份取二份的，有三十份取二份的，征取很轻而使用有节制，远近商旅聚集，上下都感到便利。近年工部奏准，在浙江杭州府、湖广荆州府、直隶芜湖县设置抽分衙门，派部官管理，不仅地方相邻而重复抽税，而且官员贤能与否不一，宽严各不相同，只知道增加税课来显示自己的能干，不顾侵夺克扣成为百姓的祸害。更严重的是，连器皿、货物中不应抽分的物品，也一概任意劝借、留难；所得财物无法稽考，因而侵吞入己，难保一定没有这种事情。又查龙江、大胜港抽分的旧例，有内官兼管；只是因为洪武、永乐年间允许从抽分中取钞三十贯作为茶果食用，今天却借此为名，百般巧取。比如杉木、楠木板每块筹取二根，收银二钱四分；柴炭每百斤筹取一根，收银三分四厘，按筹索取钱财，毫无限度。总计春夏水盛、船只多的月份，每人约可得到银六七百两；秋冬水落时，也不少于一二百两。因此抽分过重，终于使客商断绝往来。等到各工所关领竹木等材料，又被索取起筹、出厂等钱，辗转刁难，不肯秉公发给，月月增加、年年增长，祸害没有止境。臣请求敕令工部转行各处抽分官员，务必奉公守法、约束自己、便利他人，不要把克扣下属、讨好上级当作能干，只应以称量物品、公平施行作为职责。已经抽分过的地方，要发给凭照，不许重复抽分。仍请求敕令南京守备太监，今后抽分内官只按旧有数额派遣，不得过多；还要严加禁止，不许像从前那样按筹索取财物，也不许纵容家人、伴当在那里生事。各工所关支物料的文书一到，就应立即发给，不许刁难。如果仍沿袭旧弊而不悔改，全部听凭管理抽分的监察御史等官径自奏劾、查究施行。这样，侵夺克扣的弊端可以稍稍除去，愁怨之声也可以稍稍平息了。一、防止革除积弊。据查，礼部所收的只有药材和历日纸札两项。药材由湖广、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属州县以及应天府所属州县解送交纳；历日纸札由浙江布政司所属州县以及直隶府州县解送交纳。每年解送到本部后，都发给太医院和钦天监收纳。如今访查得知，各院、监堂上官以及所属官员很少肯守法，每次收取药材、纸札，多方刁难；有的本来合格，却捏造为不合格；有的不收实物，强行收取折色；有的按一倍收取却加收到数倍；甚至与包揽交纳的人串通，多收价利，借修理为名罚取银两，以致经过十天半月乃至数月仍不能交纳完毕，解送人受到严重损害。今后遇有前述药材、纸札解到，应由本部委派官员前去，会同监院官员陆续监收；只验看是否合格，不论是否当地土产，合格的立即按数收受，不许刁难、折纳或收取罚银等项。收完后即出具实收，交给解送人缴结。如果委派的官员扶同包庇、纵容不予举报纠正，本部将奏劾查究。这样，过去的弊端或许可以减少，解送户也能得到缓解。一、祛除民间疾苦。臣私下认为，如今百姓的疾苦不止一端，臣等不能全部知道，姑且把耳闻目见中最严重的民病说出来：例如均徭中的下户，往年保留而不编入差役，本来是为了优待、抚恤小民。近年州县官员不能体会这种用心，往往一概追征银两；每一石粮、每一丁，有追征一两银子的，粮食达到千石、丁口达到百人，就追征到千百两。以一个州县计算两三年，不知道总共追征丁粮银究竟有几千万两。又如囚犯纸札，往年官府审问囚犯，只有对有罪之人追征纸札以备公用；如今却不分有罪无罪，甚至一纸诉状批到老人亭，也照名数追征，而且不收实物，统统追征折价银。一张状纸有十人，就追十份纸价；有一百人，就追一百份纸价。按一个月、一年以及千人、万人计算，不知道总共追征纸价银有几百、几千两。又往年犯法的人只是依律问断，如今官府既按本罪名问罪，又在法律之外加刑，滥罚银两，少的三五十两，多的一二百两。如果罚及百人、千人，又不知道数目究竟有多少。至于盗取各项银两，有的名义上说是凑办科差，有的说是预备赈济，有的说是用于修理、制造之类，却不知道全是虚列的数目，实际上是侵吞入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百千两〕 其中也有被人告发的，但因为没有卷宗案籍可以查考，以致上司难以追究。何况听说远近都一律仿效，已经形成风气。放宽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如今贪官用尽各种办法搜刮到这种地步，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请求敕令有关部衙门议处，通行天下，严令巡抚、巡按官加以禁止。司、府、州、县官员今后遇到均徭事务，应照旧优恤下户，不许追征银两。如果编余户中确有财力较为富足的人家，也要在当年全部编派完毕，不许遗留下来，给贪官侵夺克扣留下机会。对于有罪囚犯，只许官府追征本罪所需的纸札，除公用以外，按季度分类解送本管上司支销，不许把无罪之人以及老人亭一概追征纸价。对于犯法之人，官府应完全依照律例问断，也不许在法律之外加刑、滥罚银两。胆敢故意违犯从前的做法，或追征下户、编余户银两，或追征纸价银两，或罚犯人银两，一旦事情败露，都按赃罪论处；即使没有收入自己囊中，也应从重问罪、革职。这样或许贪官知道畏惧，良民得以安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译一、惩戒奸贪。臣私下认为，十只羊由九个人放牧，必然产生纷扰；一群狼来牧羊，又怎么逃得过被它们吞噬的危险？所以奸贪造成的祸害不小，要除去这些祸害，使满目疮痍的百姓恢复生息，实在不容易。据查，浙江等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运送到南京的粮米，以及一切客商、军民等人的船只，大都要经过龙江关进入。本关设有内官把守；各布政司、府、州解送的一切钱粮，都送到南京内府承运等库收贮，各库也设内官兼管。但近年因为守备官员奏请派内官前来，人数很多，以致又增派许多各处管事人员。这些官员不考虑朝廷钱粮的重要和百姓的艰难可怜，所到之处大多带着家人、伴当，势如狼虎。往来的船只，不论装的是竹木、柴炭、粮食还是杂货，甚至装载灰粪，也都要收取过关钱财；财物必须满足他们的欲望，才允许船只出入。解送钱粮的人，虽然经过户部、工部各司掌印官员辨验合格、加盖印封送入库中，他们仍百般刁难，不肯收受；各自照数额索取银两，甚至把解户吊绑、锁押，苦害得难以忍受。重的如布绢、钱钞，轻的如丝绵、蜂蜜、蜂蜡，没有一样不是如此，必须满足他们的欲望，才肯让有关官员收受。又查东安、西安二门的守门内外官军等人，也乘机作害。每当钱粮进入，便加以拦截阻挡；有的把解户赶走，有的把脚夫赶打，拖延一两天的都有，作害千方百计而没有止境。以致解户背负拖累，借贷钱物，多年不能办结；等拿到批单回家，债主又来逼取，弄得倾家荡产，无辜之人受尽苦害。这些都是奸贪的明显罪状，应当酌量惩戒。臣请求敕令南京守备太监，将守关、管库的内官中确实淳厚谨慎、遵守法律、不肯生事的人，只按旧有名额留用；近年新增加的冗员以及惹事害人的，全部革除。仍要严加禁止，不许像从前那样害人。守门官军如有犯罪，或者受害之人告发，应由监守、科道官员径自奏劾查究施行。这样，关津就没有阻碍，输纳容易办结，人心和畅，天意也会彰明显应了。癸巳年封事【谢铎】具官臣某谨奏：为讲学图治之事。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等传奉到《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命修撰罗璟与臣谢铎等二十人校勘讹误，准备翻刻以供皇上阅览。臣谨遵命办理之外，退下后私下想到，此书成于宋儒司马光、朱熹之手，向上取法《春秋》，向下轻视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实在是经世的大典、帝王的龟鉴。从前在宋代，神宗、理宗两位皇帝虽然曾经留意此书，最终却不能把书中的道理推广到政治上。百世之后，有识之士没有不对陛下今天的举动寄予期望的。这不只是此书千载难逢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的幸运、天下百姓的幸运，臣等怎能不欣喜庆贺、欢欣踊跃到极点呢？臣在翰林任职至今八年了，常常私下感到惭愧和恐惧，想要仰报圣恩于万分之一，却愚庸迟钝、浅陋昏暗，不懂得治国之道应当怎样。凡是臣不能说的，以及想说却没有说出的，大臣可以说，谏官可以说，百司庶职也可以说；因此臣常常与自己的内心谋划，犹豫退缩，不敢没有缘由地冒犯越职，直到今天。臣愚昧地观察今天天下的形势，好像太阳正当中天、月亮正逢望日、四时正值夏季，是《易经》所说的泰卦、丰卦、大有卦的时代。陛下在上面端坐守成，群臣在下面奔走仰承成就，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为私事忧虑、过度谋划。然而太阳当中正是西斜的开始，月满正是亏缺的开始，夏天正是秋天到来的开始，所以圣人在《易经》中，泰卦有“艰难守正”的告诫，丰卦有“不要忧虑”的告诫，大有卦有“要有所准备”的告诫。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长久的丰盛、安泰和大有，如同始终停留在同一天一样。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过是广泛求取贤臣，如泰卦九二爻所说得到守中而行的人，如丰卦六二爻所说具有诚信而能发扬光明的人，如大有卦九二爻所说用大车装载的人，彼此共同讲习学问、谋划治理，以永远保全泰、丰、大有的事业罢了。然而帝王所谓的学习，难道只是局限于寻章摘句之间吗？孔子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美德。”必须有足够的明察来洞见事理，才可以称为知；否则认识就不精确，甚至会把君子当作小人、把小人当作君子。必须有足够的义理来战胜私欲，才可以称为仁；否则实行就不坚定，甚至会明知某人是君子却不能任用，明知某人是小人却不能斥退。必须有足够的气概来匹配道义，才可以称为勇；否则即使知道了也去实行，也会半途而废，甚至会明知应当任用君子，最终却不能果断任用；明知应当斥退小人，最终却不能果断斥退。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达到知、仁、勇，都清楚地记载在经书中。臣愚昧，不敢远引详述，姑且就本书所说的汉、唐两代君主而言，他们在君子小人的进退、任用和舍弃之间，也大略可以看出。像汉昭帝辨明上官桀的欺诈，从而信任霍光，才可以说是知；但苛细察察的聪明不是真正的知。像汉文帝割舍对邓通的宠爱，听从申屠嘉，才可以说是仁；但姑息迁就的仁不是真正的仁。像唐宪宗不被群臣的议论阻挠，最终任用裴度，成就平定淮蔡的功业，才可以说是勇；但刚愎暴烈的勇不是真正的勇。唐代宗深信佛法，被元载关于报应的话迷惑而不能察觉，因此贪昧而使自己的知昏暗。唐玄宗沉溺于声色，明知李林甫嫉妒贤能、憎恨有才之人却不能罢黜他，因此受爱欲蒙蔽而损害了仁。汉元帝屈服于石显、匡衡等人的谗毁，不能为萧望之申雪冤屈，因此柔弱懦怯而丧失了勇。像这样的人，他们当时的政治治乱安危究竟如何呢？

译臣愚昧地观察今天天下的治理，上面安稳、下面安泰，文事松弛、武备闲散，积习沿袭、因循成法，追求虚名而废弃实际。天下的事情，常常发布的命令并不是君主真正喜欢的；天下的人，都迎合意旨而不遵奉法令。比如说要振作纲纪，但小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情形依然如故；比如说要振兴风俗，但士大夫没有廉耻的情形依然如故。整饬官府，污浊暴虐反而更加严重；充实百姓和军队，疲弊反而到了极点。减省事务有制度，但兴作工程却常常使人疲于奔走；免除赋役有诏令，但征收催促却常常使百姓困苦。考察官吏并非没有实行，但侥幸取利的门路日益增多；选拔训练并非没有举行，但私人干扰日益严重。赏赐耗尽府库财物，有功者却未必受到鼓励；刑罚穷尽复审案件，有罪者却未必受到惩处。凡是这些情形，其弊病的根源一定有所在。臣实在不足以知道它。凭陛下天纵聪明，日夜勤劳，如果像今天这样留意此书，难道不知道讲学、任贤、谋划政治吗？难道是故意让事情变成这样吗？只是人心不能同时专注于两件事，有时一念之间被那边夺去心思，便不能专心于这边；被外在事物迷惑，便不能专注于内在。因此即使辛劳求贤，只要一有妨碍自己的地方，贤者未必能得到任用；即使勤于建立政治制度，只要一有妨碍自己的地方，善政也未必能够实行。只有陛下秘密察看自己的内心，在还没有发生时就警惕，一定要拓展内心所具有的知，一定要努力实行内心所具有的仁，一定要奋发激发内心所具有的勇，竭力追求所谓守中有信、以大车装载的境界；对贤能有知之人，一定要深加任用，务必每天置于身边，让他们熏陶启发、开导滋养；以经传为考察，以此书为质证，直接用今天的事情来验证：看到过去任用某人而兴盛、施行某种政令而成功，就问“今天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形？”看到任用某人而败亡、施行某种政令而失败，就问“今天难道也有这样的情形吗？”反观内心，时时自我反省，长远思虑、回头审视，战战兢兢地守护这颗心，不分内外，不分始终；根本一旦树立，万事自然随之而行。那么前面所说的积习因循、追逐虚名而废弃实际的弊端，都将一旦革除，没有什么困难，而泰、丰、大有的事业就可以保全而不失，达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境界了。汉唐那样的治理，按此书记载的内容来看，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些话本来只是小小的、狂妄浅陋的儒生常谈，世上的豪杰、才辩之士未必不会认为迂腐而不能实行。然而臣竭力探求古今、反复考察思索，归根结底，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没有比这更切要的；挽救时局的急务，也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舍弃这个道理而想另外设计奇谋良策，坐等获得唐尧、虞舜、三代的治理，臣愚昧，不敢违背自己的内心来欺骗陛下。凭陛下圣明，处在大有作为的形势中，掌握着大有作为的权力，就像上天对待万物一样，想让它春天就春天，想让它夏天就夏天，想让它秋天就秋天，没有什么牵制，也没有什么阻挠，果断地施行，实际上只是圣心转变之间的事情，这有什么困难呢？恭请陛下察看臣的愚见，怜悯臣的志向，不要责怪臣越出职位，也不要因为臣的话尚未得到信任而嫌弃，试着把臣今天对这部书的恳切心意实行一番，那么宗庙社稷的福分、天下百姓的福分，都将由此而来。臣对于这番恳切惶恐、待罪的心情，实在难以尽述。我当初出于狂妄，写下了这篇文章，幸而没有立即获罪，已经把它丢弃并烧掉了。过了十年，偶然读到曾南丰论孔光焚烧奏稿的事情，他说：一定要烧掉奏稿，使后世看不到奏稿的是非，这一定是因为过错总在君主，而美处总在自己，这样可以吗？况且孔光这样做，又怎么知道他的言论不是根本没有说出口，却故意烧掉奏稿来掩盖自己的奸诈，欺骗后世呢？我因此感到害怕，于是从官府的案牍中搜集出旧稿，保存下来，用来记载、警戒自己的过错，同时也用来彰显我君主的美德，使之亿万年不被遗忘。成化十八年秋八月，某谨慎题记。《奏请停止奉送神像疏》【马文升】查得近日，御用监太监王瑞等上奏说，奉命派往湖广、江西等地办理公务，需要黄快船六十只，并带去官舍、勇士、工匠共八十六员名，请求供应等事，奉圣旨说“是”，谨此遵行。抄出此事后，除照例供应外，询问所需船只的人都说，是要前往武当山送玄帝神像。近日又有司礼监太监陈宽传奉圣旨：“朕的弟弟汝王即将赴国，凡一切应办理的事项，相关衙门便照例开列具报。”谨此遵行。近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丘天祐又上奏说，直隶池州等府贵池等县，从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骤雨连绵，山洪暴涨，水势约三丈，淹死男女二百六十一人，冲走居民房屋一千九百多间。臣又听说，河南、山东、南北直隶、辽东、山西自七月以来骤降暴雨，平地积水数尺，冲倒城墙，淹没庄稼；从通州直到湖广，江河两岸没有一处不遭水灾，其中河南黄河水患尤其严重，各地秋田必定没有收成。何况如今陕西北部的敌人在河套一带势力猖獗，还没有剿平，劳苦波及三省，百姓无法生活；东北各边也还没有安定；湖广、贵州的苗夷正在倡乱，正用兵之时。这正是天下多事的时期。臣仰思皇上奉送玄帝神像到武当山，固然是为国家、百姓祈福的心意，而神明也以爱惜生命、怜悯万物为本心。臣巡按湖广，亲自到武当山察看，见宫殿雄伟华丽，神像尊严庄重，这些都是太宗文皇帝所建造，制度规模已无以复加。皇上如果想奉送神像，必须等到年成丰收、边境无事时，尚且不应过分劳民伤财，何况如今全国水旱交加、蝗灾频发，边境用兵，亲王赴国，正值百姓困乏、财力耗竭之际，却举行这样的举动，实在非常不合适。恐怕神明也会不安，福气也不会降临。奉钦命派出的内臣还带着这么多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需要征发民夫，动辄数千人；派官前去固然是为了安静行程，终究还是劳民伤财。况且从京城到通州道路泥泞，人马难行，更加不便。臣多年承受历代圣上的莫大恩典，任官五十多年，幸蒙皇上隆重委任，掌管军务，官居保傅，责任在于辅弼皇上。如今正值天下多事之秋，却做这种完全可以停止的事情，实在担心后世史书一定会记载。臣如果不恳切地向皇上说明，便辜负了皇上的眷顾和挽留之恩，我将以负国之罪，何以逃脱呢？臣如果不恳切地向皇上说明，便辜负了皇上的眷顾和挽留之恩，我将以负国之罪，何以逃脱呢？恭敬地希望皇上怜悯百姓，体察臣的一片愚忠，把前往武当山送神像的事暂且停止，等年成丰收、边境安宁、百姓困苦稍稍缓解之日，再派官员送去，也不算晚。倘若采纳臣的意见，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弘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上奏。七月十八日奉钦依：“卿所说的话，充分表现了忠诚爱国之心。但事情既然已经举行，难以中途停止。派去的官员等人，不许沿途惹事扰民，已经下敕严加戒谕了。”相关衙门知道。钦此。关于地震陈述意见的奏疏【马文升】

译查得近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忠上奏说：“据西安府以及长安等县申报，弘治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时，忽然发生地震，有声音从东北方响起，向西南方传去，震动军民房屋。当日酉时又响，声音如前。到第二天寅时又像先前那样震响。又据本府朝邑县申报，本年正月初一日以及初二日寅时发生地震，声响如雷，从西南方起，将本县城楼、垛口以及各衙门、仓库、监所等房屋和全县军民房屋震得摇动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间，压死男女老幼一百七十人，压伤九十四人，压死牲畜三百九十一头只。县城东北、正东南一带安昌八里十九处，遍地孔穴涌出水来，深浅不一，泛流之中震裂地缝，长一二丈的有数处，长四五丈的也有数处，水涌出漫流，很久才停止。察家堡、严伯村等四处涌水几乎汇成河流，并且不时震动。从这天起直到十五日，地震仍未停止，百姓惊惶，四散逃避，在高地搭建草庵居住等。”随后又据延安、庆阳二府以及直隶潼关等卫申报，所属州县与先前长安等县在同一时间发生地震，声势相同。臣据此上奏。礼部抄送的材料以及臣查访得知，河南府灵宝等县也都发生了同样的地震。臣认为，大地是安静之物，本来停止而不动，动起来就是失常。考察古代典籍，地震是臣下不服从君上、夷狄不服从中国的征兆。历代固然有地震，却从未有在正月初一发生的，也从未有震得地面裂开、涌水将要汇成河流的。这是异常的灾异，是古今少见的。况且朝邑县南边靠近华岳，东边连接黄河，潼关的山又确实与华岳相连；潼关、朝邑地震如此严重，那么华岳、黄河必定也会因此震动泛滥。况且征兆不会无故显示，必定会有相应的事发生。陕西是关中重地，四面都有番寇，而延安、庆阳二府又紧邻河套。正月初一发生地震，北方敌人又在十五日聚众入侵榆林，这就是侵犯中国的征兆，也已经很明显了。臣听到这种重大灾异，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除了痛切地修身反省之外，还查得如今北方敌人小王子的部落日益增多，精兵有数万人；其中首领和硕，是个凶悍狡黠的枭雄，往往用诈计打败我军。近来他们入寇时很少分散抢掠，专门攻围城堡，烧毁草束来用兵，而且精于号令。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志向并不小。如果不使他们遭受重大挫败，远逃阴山，或者让他们自相仇杀、部落离散，那么他们年复一年地获得我们的厚利，夺取我们的兵器，凭借他们马匹的力量，借用我们的技术，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仰望陛下日夜忧劳、励精图治，即使古代帝王也不过如此。按理说天地应当各安其位，四方夷狄应当宾服。如今陕西发生这样异常的地震，都是上天出于仁爱，特意以此警告陛下，希望陛下及早修身反省，从而使国家宏图保全于亿万年。现在天下百姓困乏、财力耗尽，军队衰弱、将领怯懦，纲纪没有大振，法令没有大行，文臣安逸、武将嬉游，奢侈靡费成为风气，北寇猖獗，人心涣散，正是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时候，也是修养德行、消除灾害的日子。恭敬地希望陛下敬畏灾变，修身反省并严格责己，施行仁政以安养百姓；重视台谏官，以广开言路；府库中的金帛重新加以节省，以备紧急之用；没有益处的斋醮暂且停止修设，以节省繁多的浪费；考虑钱粮空虚，停止传奏没有成例的官员；怜悯京畿百姓的艰难困窘，禁止奏请占用有妨碍的土地；遵从圣祖的训示，每天清晨视朝；效法历代圣上的规矩，每日两次处理奏事。如今敌人驻扎在河套，正是用兵之际，请将陕西织造绒褐的内官尽早召回京城，以缓解一方军民的困苦，保存其余力量，以备东西两边运输军需的紧急需要。又请下敕翰林院撰写祭文，由礼部奏请派官员携带香帛，前往陕西祭祀西岳华山之神和西镇吴山之神。还请下敕陕西巡抚都御史，将被地震震倒的房屋以及被压死、压伤的军民之家，酌量发给若干两银子，作为救济、抚恤和安葬费用；并将所属一切不紧急的事务全部暂时停止，凡是安定百姓、整顿地方的办法都切实实行，同时仍须操练军马、修缮城池，务必使地方安宁、军民获得安全。内部治理修明之后，北方敌人就不足以畏惧了。臣承受国家厚恩五十多年，官居保傅，掌管军务，国家安危实与臣休戚相关。看到这样的灾变，忧惧万分。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诚，怜悯臣的劳苦，使前面所陈各项一一俯允施行；如此臣安享厚禄，便不至于面有惭色，而陛下也以采纳臣言、听从臣计，不辜负历次恳切挽留臣的诏书。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题，二十日奉钦依：“览阅奏疏，充分见到你的忠诚爱国之意。视朝、奏事之事，朕自当加以反省；织造绒褐的内官立即召回，其余各项都准许施行。” 相关衙门知道。钦此。体恤百姓困苦以巩固国家根本的奏疏【马文升】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英明仁厚的君主，没有不把仁爱百姓作为首要事务的，因为百姓的安乐忧患、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成周以农事开创国家，以仁爱养育百姓，所以传国三十代；即使有五霸的强盛，仍然知道尊奉周室。炎汉距离古代不远，以仁厚养育百姓，所以历经四百年；即使有中途衰败的灾祸，也很快恢复旧有基业。这些都是因为施行仁政而深得民心，百姓仰慕拥戴、永不忘怀的结果。后来隋、唐、赵宋的君主，开始时有的也励精图治、亲自实行节俭，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宋代仁政不能长久施行，又有突厥、吐蕃、契丹的祸患，战争不停，百姓无法生活，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危亡而无法挽救。这就是仁政不能长久结于民心的验证。相关事实记载在史册中，清楚可考。再往下说到衰败的元朝前期，残害中国百姓，完全没有仁政，本来就不值得说了。仰望我太祖高皇帝扫除残元，统一天下，始终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诚恳地把忧虑天下作为念头。丈量田地、征收赋税，按十分之一征税；凡是买办物品，免除其征收和缴纳，从未对百姓轻率征敛，永远作为定制。因此百姓感受皇恩，深入肌肤、浸透骨髓；所得民心，确实与三代相同，万万年的国运，大概已经由此奠定了基础。

译历代圣上相承，都遵循这条道路。但自正统十四年以来，太平日久，军政废弛，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广东黄萧养在南方聚众作乱，敌人额森等又侵犯京师，从此天下多事，百姓逐渐凋敝困顿。皇上即位之初，崇尚节俭，尤其急切爱护百姓；内府各衙门供应使用的物品，都规定有一定数额，即使光禄寺奉上的物品，也要经皇上批示后才取用，因此节俭的德行传播天下，仁厚的政策继承了祖宗。近年以来，因为北寇侵犯边境，内府制造军火器械等物以及增加百工技艺人员的酒饭供给，所以内府各衙门派发的物料、牲口数量很多；况且又常常应当使用一份，却派发三四份，不论实际有无需要，年年派发，没有止息。有关部门按数额分派，有司按数额追征，害怕获罪于拖延，便以均徭为名确定征派。有的大县一年派银五六千两，有的三四千两，至于小州县也派银数百余两；此外粮草、驿站、京班皂隶砍柴、抬柴夫役、收买备用马匹等所需银两不下数百万两，还不计入均徭之数，全都是取自百姓的脂膏。前一批派征的还没有完成，后一批派征的又来了；加上宗藩人数众多，冗官过滥，俸禄等项支出，以及运送京城储粮、边粮之外，存留下来的粮米已经没有多少。所有买办都由百姓供应，与祖宗时期大不相同。因而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道路上怨声载道。皇上深居九重宫禁，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臣询问天下各地到京的方面官员，以及各地乡官中在京任职的人，他们都说买办频繁、均徭出银使百姓困苦，国家根本受到严重伤害，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何况如今两广、江西盗贼滋生，善良百姓受害；浙江、湖广等布政司、应天府以及南直隶各府州县，都有水旱灾害，百姓多有缺粮。幸蒙皇上钦命宪臣前去巡视，又下敕巡抚等官用心赈济，爱护百姓的仁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如果对于历年派征的物料不许酌情蠲免，有司害怕获罪，便严刑追征，那么得到赈济的人少，遭到征收的人多；想让百姓不逃亡，怎么可能呢？自古以来，百姓安定就思考治理，百姓困苦就思考作乱；和气就招来祥瑞，乖戾之气就招来灾异，这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如今徭役赋税已经很重，灾害接连发生，武备衰弱，仓廪空虚，盗贼遍地，又不断出现灾异。在这种时候，如果不广施恩惠，使困苦疲惫的百姓稍得苏息，实在担心缺粮的百姓和奸邪之徒会乘机聚众，处处蜂起，最终难以扑灭；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收拾后果。事情可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恩惠贵在预先施行，祸患要及早消弭，所以《尚书》说“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易经》说“君子因为思虑祸患而预先防备”，这实在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深思的。恭敬地希望皇上以社稷为重，以百姓为念，请下敕户、礼、兵、工四部，分别查核自弘治元年至十六年间，历次派往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应天府、顺天府以及南北直隶府州县的一切买办物料、牲口、果品，以及兵部正在追征的历年亏欠、倒失马匹、草场等项银两，还有制造并解送京城的军器和一切物料已经完成、尚未完成的数目，详细查明，直接具奏。再由户部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以及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从长计议：哪些物料应当蠲免，哪些物料应当暂停，哪些物料确属急需，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买办；凡是可以节省财力、宽裕百姓、长久实行的良好规章，都议定妥当后上请圣裁。这样才可以广施恩惠，取得仁政的根本，使困苦的百姓稍得苏息，并避免意外的祸患。臣忝居六卿之首，任职三孤，责任在上辅佐君王的德行，在下安定百姓，永远巩固国家基业，使它安稳如磐石。这份心意至死方休。如今听到百姓的祸患，如果不把古今治乱与百姓的安危疾苦联系起来，恳切地向皇上说明，及早消除祸患，万一给地方留下祸患，那么臣负国之罪将如何推辞？恳请圣明俯允施行，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将不胜庆幸。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具题，次日奉钦依：“该部看过后再来奏报。” 《名臣经济录》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