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三

译如果一旦出现差错，兵争就会没有止境，死者必定更多。臣看皇上每次审录死囚，常常怜悯他们而免除死罪、改令充军，仁慈之心如此，真足以与天地爱惜生命的心意相合。如今却一定要活捉一个逃亡的失地敌寇，而驱使十多万无罪的人走向死地，难道不违背爱惜生命的仁心吗？况且敌寇思机发在麓川，已经派人来进贡，显然有悔过、请求宽免的意思。如果诏令靖远伯王骥派人前往劝谕缅甸，不必劳师动众，只要生擒这个敌寇，斩下首级送来，便给予厚赏；仍然命思机发把四面土地全部割让出来，分给各寨新近归附的夷人掌管，授给他们较低的官职，使思机发仍居住在麓川，那么不用出兵，这一地区就可以安定平息。臣认为应当召回蒋贵，并停止四川、湖广、贵州的军队行动，以保全数万生灵的性命。第十，修治武备，以防御外患。《周易》说：“考虑到祸患而预先防备。”能够在祸患发生以前防备，才可以避免后来的灾祸。如今北方敌人连年入贡，但派来的人逐年增加而没有减少，他们暗中包藏祸心，实在难以察知。一旦率领那些临时拼凑的军队长驱入侵，祸患已经很深，不可不预先防备。不如趁现在有闲暇，多次派给事中、御史到京师和边境阅视、督促操练军队，预先使借调到各工场以及在私人家中服役的军士都接受训练；继续实行公开选拔武举的法令，以求得良将；制定招募军士的办法，以招来勇武之人；推广屯田制度，收取中盐所得的利益，以充实储蓄。这样武备就不会缺乏，对外患也有所防备。以上十项，都是今天的急务。要感动上天、使天意昭明下达，招致太平的福庆，关键确实就在这里。臣不顾自己的愚陋，冒死进言。恭敬地希望圣明裁决。《王振之变一》【李贤】正统初年数年间，天下得以休养生息，都是张太后的力量，人们称她为女中尧舜，确实如此。而且政权掌握在内阁，委任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若不是太后也做不到。正统初年有诏令规定，凡事都要先向太后禀报，然后才能施行。太后命令把事情交给内阁议决，宦官王振虽然想专擅，却不敢这样做。每隔几天，太后必定派宦官到内阁询问：“这些天曾有什么事情来商议吗？”同时让人用帖子列明：“某日，某宦官带着几件事情来议论，已经如此施行。”太后便用内阁禀报的内容加以核验。有时王振自行裁断，不交内阁议论，太后必定召王振来责问。由于这个缘故，直到太后去世以后，王振才得以专权。《王振之变二》【彭贯】正统八年夏四月，雷击奉天殿的鸱吻，皇上下诏征求直言。当时宦官王振专横放纵，士大夫都侧目而视。刘球先生上疏极力论说，认为权力不可下移。王振发怒，想嫁祸于他，却找不到机会。恰逢翰林修撰董璘自求任太常卿，被投入锦衣卫狱中。刘球所说的话中有太常卿必须由儒者担任这一条，卫使马顺迎合王振的意图，诬陷刘球与董璘结党奸乱，也把刘球投入狱中，最终刘球死在狱中。《王振之变三》【李贤】自从宦官王振专权以来，上天屡次以天象示警，灾异接连出现，王振却丝毫不惊惧，凶狠反而更加严重，并且忌讳谈论灾异。起初，浙江绍兴有山移到平田中，百姓报告官府，官府不敢上报。后来又发生地震，遍地长出白毛，上报时却像平常事务一样。又有陕西两处山崩，压塌折毁几十户人家；一处山移动时发出声响，连续鸣叫三天，移动了数里，却不敢详细上奏。又黄河改道向东流入海，淹没一千多户人家。又有王振在内府新建的宅第，建成还不到一个时辰便被一场大火烧尽。南京的宫殿也被一场大火烧尽。那天夜里下大雨，第二天殿基上长出两尺高的荆棘。于是才下诏说，盗贼无法遏止，蝗灾无法消灭，天意也无法挽回了。北方敌人侵犯边境，乘机大举进攻，军情十分紧急，每天报告几十次。己巳年秋七月，王振不与大臣商议，挟持天子率军亲征。第二天退朝后，皇上宣谕出兵。又过一天便出发，大臣仓促之间来不及进言，只能各自退下等待。我与验封郎中赵敏认为敌势猖獗，皇帝不应出京，便向冢宰报告，于是约集大臣上章挽留皇帝，但没有被采纳。第二天皇帝车驾出发，总兵官以下也都事先不知道，军士全无准备，文武大臣都匆忙失措地跟随出发。天时、人事都极其不顺。到达龙虎台扎营时，刚刚击鼓一次便发生虚惊，众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第二天经过居庸关，又一天经过怀来，再过两天到达宣府，连续多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人心惶惶，军情消息更加紧急。随驾的文武官员赶快上章请求皇帝留下，王振更加愤怒，命他们都列阵略战。第二天将经过鸡鸣山，众人都感到危惧，没有不叹息怨恨的。我无法抑制愤怒，与三五名御史约定说：“如今皇帝蒙受尘辱，六军士气沮丧，人人都对王振咬牙切齿。如果借一个武士的力量，在皇帝车驾前揪住并砸碎王振的脑袋，数说他专权误国的罪行，随即派将领率兵前往大同，皇帝就可以回来了。”想找英国公商议，却没有机会，事情最终照常进行，人人都感到自身危险。不到十天，士兵已经缺粮了。正值秋收，田野到处都是庄稼，但军队所经过之处全部抢掠一空。将到大同时，路上满是僵尸，敌人也故意退避，等待我们深入。到达大同后，又想继续向北进军；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秘密说此事绝对不可行，王振才有了回师的意思。第二天班师，大风刮来，晚上雷雨布满营地，人畜更加惊恐。后来又连续多日雷雨遍营。经过宣府时，敌人追赶上来。第二天在土木扎营，宣府的军情报告送到，朝廷派成国公率五万军队迎战。成国公有勇无谋，冒进到鹞儿岭，北方敌人在山的两翼拦截阻击，夹攻之下几乎把这支军队全部杀尽。于是乘势到达土木。第二天巳时已经合围，大营不敢行动。这天是八月十五日，将近午时，人马已经两天没有喝水，渴到了极点，挖井挖到二丈深仍没有泉水。敌人见我们不动，便撤退了包围。传令赶快拔营向南走，寻找水源。走了还不到三四里，敌人又重新包围，从四面攻击，竟没有一个人与之交战，全都解下铠甲、脱去衣服等死，有的逃进营中，尸体堆积如山。幸亏北人贪图财利，不专心杀人；二十多万人中，受伤的占了一半，死亡的占三分之一；骡马也有二十多万匹，衣甲兵器全被北人夺去，满载而归。自古以来北人取得中原财利，从没有比这次更多的；北人自己也说这是意外之获。何况连皇帝乘舆都被他们缴获，难道是偶然的吗？《王振之变》之四【刘定之】

译过去，我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驱逐前元，前元逃回朔漠。前元末帝托欢特穆尔去世后，太祖因为他曾经君临天下，给他谥号为顺帝，可以说是德行盛大、仁慈至极了。顺帝的后裔占据祖先的故土，仍在远方称王称长，世代次序已无法考察，只知道其地名叫威拉。当时在宣宗皇帝时期即位的君主名叫布哈，他们称他为可汗，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种称呼；推想一定仍僭用其先世的大号。所以他的臣下也都沿用从前的将相称号，这难道不是像尉佗自我娱乐、子阳妄自尊大一样吗？他们称丞相的有两人：一人是和宁王阿鲁台，一人是顺宁王托欢。他们曾经派使者向朝廷朝贡，朝廷赐给诏书，也称他们为王。后来二人相继去世，托欢的儿子叫额森，完全继承了二人所属的部众，号称太师。君臣分处各地，常常不能相见。布哈娶了额森的妹妹，以此互相结交巩固关系。自今上皇帝即位以来，额森每年冬天派人进贡马匹，朝廷优厚地回赐金帛。过了元旦郊祀之后，才遣使者回去。但时间久了，额森渐渐变得桀骜不恭，往来的通事等人反复欺诈，把中国的虚实都告诉了他。额森请求让他的儿子与帝室结亲，通事们都私下答应了。额森进献马匹是作为聘礼，朝廷并不知道这一层意思。答复他的诏书中没有答应结亲的意思，额森惭愧而愤怒，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出兵进入塞外，许多城堡陷落。边境警报接连传来，朝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名将领，各自率领一万兵马出兵抵御。井源等出发后，司礼监太监王振又劝皇帝亲自出征，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等人整治军队。朝廷大臣上奏请求皇帝留在京城，不被准许。十七日皇帝出发，命郕王留守。每天早晨，皇帝在阙左门面向西接受群臣朝见，与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等人同行，官军及私人随从共五十多万人，出居庸关到达宣府。井源等报告战败的消息接踵而至，皇帝到达大同。傍晚有乌云像伞一样笼罩军营，雷雨大作，王振对此感到厌恶，于是劝皇帝回师。八月十三日到达狼山，敌军追上来，派朱勇等率三万骑兵回头迎战，全都战败阵亡，没有一匹马回来。这天皇帝到达土木，太阳还没有过午，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想进入怀来城防守；但王振的一千多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到，只好留下等待，于是驻扎在土木旁边。那里没有水泉，又正处在敌军冲击的道路上。十四日想要出发，敌军已经逼近，不敢行动，士兵们束手无策，又饥又渴。十五日，敌军使者拿着书信前来，声称要求讲和。朝廷召曹鼐起草与敌军议和的敕书，派两名通事和敌使一同前往，于是军营越过壕沟移动。军队在回旋之间队列已经混乱，争先恐后地奔逃，势头无法阻止。敌骑践踏着阵势冲入，挥舞长刀砍杀。我军大声呼喊，表示脱下铠甲、丢下兵刃的人不杀。众人赤身裸体，互相践踏，尸体遍野，堵塞河川。宦官侍卫和勇士，身上插满箭，像刺猬一样。皇帝和亲兵骑马，被敌军层层包围，无法突围，敌人拥挤着把他带走。文武官员和士兵中，幸免的人蓬头赤身，翻山坠谷，连续多日饥渴，才到达关口。敌军搬走我军的辎重，只拿取其中的金银珠宝等贵重细物。实际上敌军只有两万人左右，而我军死伤超过一半。十六日，皇帝在敌营中，亲笔写信派使者对怀来守将说，自己被扣留，并且敌军索要金银财物。怀来城的关门不能进入，守军便用绳子把人吊上城。又派人把消息送到京城，当夜三更，从西长安门进入报告。十七日，百官聚集在宫阙之下，已经听到不少战败消息，私下相互传告，忧愁叹息，惊慌恐惧。出城来到紫陌，看见逃回的军士，伤痕累累，满身是血，狼藉不堪，但仍不知道皇帝在哪里。这天中午，朝廷派使者带着黄金珠玉、衮龙缎匹等物品，用八匹马驮着，前往额森营中，请求送还皇帝车驾。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朝，聚集在宫阙之下，命郕王暂时总理国家政务，在午门面南接见百官奏事，奉行皇太后的命令办理政务。众人都说郕王即将正式即位了。几天之内，朝廷内外人心汹汹，人人都不能自保。不久，皇太后下诏天下，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又过了几天，于谦等人弹劾奸臣王振危害宗庙社稷，历数他的罪行，写了上千万字。读完后，郕王说自有处置。于谦等人说：“王振罪恶滔天，今天如果不依法处死、诛灭他的家族，我们这些臣子都死在这里，决不能只这样算了。”于是哭声传遍宫内宫外。郕王起身进入内殿，命人将殿门关闭。众人簇拥着于谦等人跟着进去。太监金英在殿上传达命令，叫众人防止事态扩大并退下。众人奋力想揪住金英，金英害怕地说，现在应当籍没王振家产，派指挥马顺前往办理。众人说，马顺是奸臣的党羽，应当派都御史陈镒去。金英脱身到马顺面前劝解，言辞神色显得有些急迫。给事中王竑揪住马顺的头，众人争相殴打他，踢踏撕扯，片刻之间便死了。有人脱下马顺的靴子，用它打出去，眼中流血；殿门前众人更加愤怒，又要求交出内使毛玉等两人，金英命人把他们揪出来，众人也将他们打死。三具尸体被拖到东安门陈列，士兵们仍争相不停地殴打。陈镒等奉命查抄王振的住宅，以及他的党羽彭得清、内使陈宦等人的家产。他们把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押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朝廷上，众人一起唾骂他。下令防止事态扩大并劝告百官各自回去处理政务，百官拜谢后离开。第二天，把郕王的座位移到奉天门左侧，接受朝拜，从此关于正式即位的议论更加急迫。王振的住宅在宫城内外共有几处，重重厅堂、深邃楼阁，几乎可与皇宫相比，器物服饰华丽，连尚方也比不上。直径一尺的玉盘有十面，珊瑚树高六七尺，金银有十多个库，马有几万匹，肉在市场上堆得像山一样。他的族人无论老幼，全都被斩首。王山的弟弟王林也是锦衣卫指挥，随皇帝出征，死在敌军手中。王林尤其凶悍，姬妾有一百多人。二十二日，敌军拥着皇帝来到大同城门，城门却不开。校尉袁斌随侍皇帝，用头撞门大声呼喊。于是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一同出城拜见，献上蟒龙袍，皇帝把它赐给知院巴延特穆尔和额森的弟弟大通汉王。皇帝说：“秋收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军士长期饥饿，可以让他们割取庄稼送入城中。”又说：“敌人想要回去，他们的真情假意难以测度，仍要严密防备。”刘安献上酒，皇帝把酒洒在地上，饮完后离去。敌军下令搜括城中犒劳军队的物资，以及内官郭敬等人的金银，共一万多两，前来迎接皇帝。献上之后，敌军没有回应。

译二十三日，皇帝索要西瓜、雪梨，和敌军一起吃完后，便经过猫儿庄。到了九十海子，看见苏武庙和李陵碑。二十八日到达黑松林，额森的营地就在这里。皇帝进入营帐就座，额森拜伏叩头，然后陪坐。额森宰杀马匹设宴，叫出四名妻妾，依次向皇帝敬酒，以歌舞娱乐。后来又把皇帝安排住在巴延特穆尔的营中，距离额森营地十多里。巴延特穆尔和妻子按照额森的礼节拜见皇帝。巴延特穆尔每两天献羊，每七天献牛；额森每七天献马，两人每次出猎，又把所捕获的野马、黄羊等猎物送来进献。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郕王早日正式即位，以安定国家。有关部门选定日期举行礼仪，率众到文华殿，请郕王出来相见，郕王推辞不肯。众人一同说：“祖宗的神器不能空置，圣母有命不能违背。”郕王得到随从的劝请后，便拜了两拜，高呼万岁，走了出来。杨善出使北方事【李贤】正统十四年春，北方敌人派两千多人进贡马匹，却报称有三千匹，权臣恼怒他们欺诈，削减马价。敌使回去报告后，于是失去了和好关系。秋季七月，敌将额森等人大举入侵，锋芒不可抵挡；大同失利，边将有弃城逃跑的。权臣挟持天子亲自出兵，百官上言恳切请求皇帝留京，皇帝不听，被迫匆忙出发。到达大同后，见敌军势力猖獗，才感到害怕，随即回师到土木。守边军队将领没有斗志，人马饥饿困乏，敌军来袭，前锋无法抵挡，敌军追击并包围我军，我军大败，于是皇帝乘舆被敌军夺取，皇帝被拘留在北方，时间是八月十五日。天下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恐不安，幸赖今上皇帝以太弟身份即位，尊奉兄长为太上皇，人心才开始安定。太上皇在北方，一年多音信不通；有从敌营逃回来的人，才知道太上皇平安无恙。敌军也派使者来通报消息，但他们狡诈不可信，不能派使者前去答复。左都御史杨善慨然想要前往，皇帝同意了他，众人都替他感到危险。杨善说：“太上皇在北方，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内心能安吗？这是臣下为君主效命的时候。”于是出发到达敌境，北方将领额森秘密派遣一个机敏聪慧的田姓人来迎接，并且探听杨善的意图。相见时，杨善说：“我也是中国人，被拘留在这里。”于是问起先前土木被围时，南朝军队为什么解下衣甲逃跑。对方回答：“太平日子太久了，将领和士卒彼此安逸，何况这只是随从皇帝出行的扈从军，起初根本没有接到与敌人交战的号令；因为四方没有忧患，只是营造修建寺庙罢了，哪里曾经操练过？被你们的敌兵突然冲击，怎么能不逃跑？”杨善说：“虽然你们国家侥幸获胜，却未必是福。如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采纳谏言像流水一样。有一个人献上防御之策说：‘北人敢于进入中国，只凭借良马，攀山越岭，越过关隘而来。如果命令沿边一带守军都制作铁顶撅子，上面留一个空孔安放尖头锥子，只要是人马经过的山岭，到处埋下锥撅，来犯者没有不中伤的。’皇帝已经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人献策说：‘如今大铜铳只使用一枚石炮，所以打中的人少；如果装入鸡蛋大小的石头一斗发射出去，炸裂后有数丈宽，中者人马都会死亡，打中目标的数量也最多。’皇帝也采纳了他的计策。又有一人献策说：‘广西、四川等地射虎所用的弩弓毒药最为猛烈，如果把这种毒药涂在箭头上，一旦射入皮肉，人马都会死亡。’如今也采纳了这个计策，已经取来毒药，天下选出三十万名有力且善于射箭的人进行操练，曾经拿罪犯试验，箭射出后只要碰到皮肤就会死亡。” 又有一人献策说：“如今使用火铳的人，虽然有三四层，他看见前面发射后又装填火药，敌军便会驱马冲来践踏。如果把火铳制成大号，两头铳中装入数枚铁弹子，蘸上毒药，排列成四层，等敌马一齐到来时发射，都会打穿马腹。”曾经试验过，在三百步以外也都有效，献计的人都升了官、加了赏。天下有智谋的人听说后，没有不来训练的，军马也更加精锐，可惜已经没有用处了。来使问：“为什么没有用处？”杨善说：“两国已经讲和了，还用它做什么？”来使听到这话，暗中离去报告。第二天来到营中，额森问：“你是什么官？”杨善说：“都御史。”额森说：“两国和好已经很多年了，这一次为什么削减我的马价和给的缎匹？一匹剪成两匹，还把我的使臣关在馆舍里不让出来，这样计较、设防是为什么？”杨善回答：“从前你父亲派使臣到太宗、宣宗皇帝面前进马，不过三十多人，所要求的物品即使有十份，也不一定能得到两三份，当时一直彼此和好。如今你派来的使臣多达三千多人，每人一见皇帝，便赏赐一套织金衣服，即使十几岁的孩子也同样赏赐；殿上还设宴款待。为什么只为让你们官人的面子好看？” 临回去时又加赏设宴，派人送他们回去，哪里曾经拘留过他们？有的是他们带来的小厮到中国后作奸犯科，害怕使臣知道，便从小路逃走；有的遇到虎狼，有的投奔别处，中国留着他们有什么用？至于削减马价，也有缘故。上一次你们的官人寄来一封信，让使臣王喜送给中国某人。王喜没有找到那个人，误把信交给吴良，吴良将信呈给朝廷。后来那个人害怕朝廷疑怪，便结交权臣，于是说：‘这次进贡马匹的并不是真正的头目，怎么能同样赏赐他？’因此削减了马价和缎匹。等那个人送使臣回去时，反而说是吴良施行诡计削减马价，意图让你们的官人杀掉吴良，没想到果然中了他的计。”额森回答：“札札，这是北方话，意思是说辞说得对。”杨善又说起购买铁锅的事情：“这种铁锅产在广东，距离京师一万多里，一口锅卖两匹绢；使臣去买时却只给一匹，因此争斗起来，卖锅的人关门不卖。皇帝怎么会知道？假如南朝人向使臣询问买马价格，价格太低便不肯卖，难道也是你们官人吩咐他这么做的吗？”额森笑说：“札札。”杨善又说，剪开缎匹是回回人干的；他把一匹剪成两匹，送给你们的官人充作贡课，如果不相信，可以搜查他的行李，好的缎匹都在那里。

译额森说：“者者，都御史说的都是真话。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都是小人从中挑拨破坏；听了你的话，看来两国已经和好了。”又说：“你们的官人作为北方大将，掌领军马，却听信小人的话，忘记大明皇帝的厚恩，于是前来杀掳百姓。上天爱惜生命，你们的官人却喜欢杀人，把无罪的百姓掳走。有些人思念父母妻子而逃跑，被抓住后就剜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难道听不见吗？”杨善回答：“我没有命令杀他们，是下面的人自行杀的。”又说：“如今两国和好如初，可以立即下令收回军队，免得上天发怒降下灾祸。”额森笑说：“札札。问皇帝回去后还做皇帝吗？”杨善回答：“皇位已经确定，不能再更换。”额森说：“尧、舜当初是怎么做的？”杨善回答：“尧把帝位让给舜，今天兄长把帝位让给弟弟，正与尧舜相同。”知院巴延特穆尔说：“把这个使臣留下，再派人去问清楚，让原来的皇帝继续做皇帝，然后放他回去；否则就不要放他回去。”额森说：“当初我要求你们派大臣来迎接，既然已经派来了，又再去询问，是我失信。让他去迎皇帝回去吧。” 平章昂克说：“你来迎接皇帝，带了什么财物来？”杨善回答：“如果带着财物来，后人会说你们官人贪爱钱财。如果空手迎接皇帝回去，便能看出你们官人有仁义、能够顺应天道。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好男子，我负责修撰史书，会把这些详细写下来，让万代人称赞。”额森笑说：“札札，都御史写得好。”第二天，杨善才见到太上皇。第二天，额森设宴为太上皇送行，额森亲自弹琵琶，妻妾奉酒。额森说：“都御史请坐。”太上皇说：“太师让你坐，你就坐吧。”杨善回答：“我虽然身处草野，也不敢失去君臣之礼。”额森回头赞叹说：“礼数真好。”宴会结束后，额森为太上皇送行。第二天又设宴为使臣送行，到午后才结束。又过一天，巴延为太上皇送行。再过一天，又为使臣送行。第二天，皇帝车驾启程，额森率众头目拜伏告别。巴延特穆尔率领大军护送到野狐岭，痛哭告别而去，又命大头目率五百骑兵护送到京师。走了还不到几里，忽然有五十多名骑兵追来，太上皇脸色骤变，大为惊恐。等他们追上来，原来是平章昂克送行回来，打猎射得一只獐子，前来献上，太上皇接受后，昂克便离去了。车驾进入关口后，护送的头目紧紧跟随太上皇，寸步不离左右；到东华门停下，太上皇乘舆揭帘看见他们，等进入大内后，才前往馆舍。这件事虽然是因为额森等人屡次受到朝廷恩惠，一念善意终于无法遏止，但如果不是杨善作为使臣，怀抱忠义之气，在言语应对中无所不至，使他们震动于所见所闻，暗中折服凶恶之心并开启向善之意，那么他们未必不会犹豫拖延，反复索取利益。又怎么能在一天之内慨然无疑地答应，把皇帝乘舆从不可脱出的境地迎回来呢？前代如晋、宋，几位皇帝陷入敌境，迎接不回来，只能看到他们所受的羞辱。唉，使臣能做到这样，千年也只有一人罢了。《建言时务疏》【刘定之】臣看自古以来，边疆的祸患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古代如晋怀帝、愍帝陷于匈奴，宋徽宗、钦宗陷于女真，当时都是因为边塞被外敌攻破，藩镇在内部崩溃，救援不能会合，迁徙逃难而无处可去，然后才有皇帝蒙尘受辱的祸患。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天下如此广大，几十万军民拥送上皇到漠北，把他交给威拉。至于晋、宋遭受这种祸患以后，元帝继承帝统，高宗继承皇位，都放弃旧都，偏安一隅，但仍然能够振作已经衰弱的力量，抵御正在强盛的敌人，使刘曜、石勒收敛残暴的气焰，不敢侵犯皇帝的灵柩，使韦后因两国讲和而得以归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额森乘胜入侵，直抵京城，带着上皇前来；天下如此广大，几十万军民既不能奋勇作战击破敌人，又不能约定和议迎回皇帝，只能听凭敌人自己来，又听凭敌人自己离去。国家势力衰弱，已经很久了；虽然不是陛下能够立即使它强盛起来的，然而难道可以不思考自强的办法并努力实行吗？臣愚昧无知，冒昧分条陈述所见，等待陛下采纳选择。第一项是战阵。臣看昨天的战斗，只知道关闭营门、坚固营垒，借口说要持重，却不能出奇制胜、竭尽力量取得胜利，甚至前队战败，后队不救；左哨出战，右哨也不跟随。应当仿照宋代吴玠、吴璘兄弟三叠阵的方法：第一排刀盾兵蹲伏，等待敌阵最低处；第二排矛兵和大枪兵站立，等待敌阵稍高处；最后一排是骑兵和弓箭手，敌阵最高处由他们应对。敌人到来时，各排可以互相交替救援防护，希望不至于狼狈失措。敌骑奔走冲突，必定要靠刀斧来制服。过去郭子仪击破安禄山，作战时使用八千名骑兵，手持长刀像墙一样推进；韩世忠击破金军拐子马，使用五百人手持长斧，上砍敌人胸部，下砍马脚。由此说来，刀斧挥舞灵活迅速，优于火铳行动迟缓、进退艰难。第二项是守御。昨天紫荆关、居庸关等关隘，既不能抵御敌人进入，也不能阻止敌人出去，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是平坦通途。敌骑到来，就像大风驱赶云雾一样，畅通无阻。大概是兵士少而弱，亭障残缺，路径隘道疏漏简陋，这不是一天两天积累成的。如今应当增派兵士，修缮亭障，堵塞小路隧道，像古代划定边界、分区防守那样：根据陆地地形，纵横挖掘壕沟，称为“地网”；根据水泉所在，到处蓄水，称为“水柜”；或者多种植榆树、柳树来限制敌军冲突；或者多招募土兵来帮助官军。

译这些办法都是古人曾经实行过、确实有效的。如今武夫悍将大多说，古法不可拘泥。但商代的贤相不是说过吗？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便不能长久治理天下；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臣这个老生腐儒相信的正是这句话。第三项是通使。通使的职责，是内心怀有忠臣之心，外在具备善于言辞的才能。从前汉文帝派陆贾出使南越，能够使赵佗屈膝，去掉僭越的称号；宋仁宗派富弼出使契丹，能够缔结华夷盟约，平息战争。像陆贾、富弼这样的人，都是内怀忠信而又善于辞令的人。为什么从前专门让译员和商贩来担任使臣呢？今后应当任用文武贤臣，预先选定正式使臣的人选，让通达敏捷的人担任副使或联络。把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详细记录下来，回国时一定上奏报告，希望不至于招致衅端、引起战争。第四项是降人。近年来，投降的人都留居京师，授予官职，发给全额俸禄。这些人毕竟不是我族类，内心必然不同。所以昨天有的冲破关塞，逃回故土；有的乘机窥伺，抢掠京畿。如今应当趁大军聚集之际，迁徙他们，远远安置在南方。禁止他们的部落之间自行婚配，不许继续遵循旧俗；改变他们的衣服，不许仍穿旧式服装。或者把他们编入军队，使他们与中国军队交错编制，以便牵制；或者把他们编为百姓，使他们与中国百姓分属不同的里甲，以便教化。何况这样还可以节省发放全额俸禄的费用，减少漕运转输的劳苦。臣在上皇在位时曾经说过这些，因智谋浅陋短浅，不足以让陛下垂听。然而今天的祸患，正可以作为鉴戒。第五项是练兵。天下百姓中，农夫生产粮食，织布的妇女生产布匹，而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大多是用来养兵的。天下的士兵，从仓库领取粮食，从库府领取布匹；他们操练武艺，是为了国家。过去士兵从官府领取粮布，却把每月的钱交给私人家中。于是手上不练习攻伐、击刺的方法，脚下不练习坐、起、进、退的规范，眼睛不认识旗帜的颜色，耳朵听不懂金鼓的节奏。只见他们有的挑担贩卖货物做商人，有的学习手艺做工匠；而工商所得，仅仅够补贴每月钱粮的费用。百姓的膏血、士兵的气力，全都变成了金银，来便利奸邪盗贼。一天把他们全部带去面对敌人，就像赶牛羊去抵挡虎狼，哪有不失败的？如今应当彻底革除发放月钱的弊病，创立新的操练制度。将帅中有沿袭旧弊而不改的，杀掉也可以；怠慢新政而不努力的，降职也可以。士卒操练已久后，选拔其中勇猛精锐的，淘汰其中疲弱无能的。粮饷和赏赐可以有厚有薄，费用也就可以节省缩减了。第六项是抚恤百姓。养兵的费用既然出自百姓，军队战败的祸患又由百姓承受，开始时百姓出钱，最后又遭受祸害，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何况地方长官对百姓的刻削，就像将帅对士兵的刻削一样。如今对于平时考核中应当罢黜的官员，以及三年一次朝觐考察中应当弹劾纠察的官员，都应加以严惩，不能宽纵。至于大臣举荐的官员犯有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必须牵连追究举荐他的主官。恩惠不施给贪官，贪官就会少；处罚不宽贷举荐者，举荐者就会谨慎。百姓难道不会因此蒙受好处吗？百姓安定，国家的根本就稳固；即使敌人从外部入侵，国家内部根本稳固，这就是保卫国家、长久安定的良策。难道可以因为眼前无暇顾及，就说这些是迂阔缓慢之策吗？第七项是选将。将帅之才很少是上天自然生出的，将帅之才难道只在将门之中吗？贩卖丝帛、屠狗的人，汉朝依靠他们成就帝业；身穿粗布、抚摸虱子的人，秦国依靠他成就霸业。至于赵括，难道不是赵奢的儿子吗？然而他的首级最终被白起斩下；王离，难道不是王翦的孙子吗？然而最终被项羽擒住捆缚。如今国家任用将领，有出自将门的，如石亨、杨洪；也有出自将门之外的，如于谦、杨善。然而将领能够了解将领，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不拘泥于出身门第；有的凭勇力，有的凭谋略和防御才能。其他公卿、侍从，也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衡量才能而任用，希望能够选拔十人得到五名真正人才，听到一点便能推知更多。将帅人才由此就会充足了。第八项是赏罚。有兵将而没有赏罚，就如同没有兵将一样。将领没有赏罚，便无法统率士兵；君主没有赏罚，便无法统率将领。昨天派石亨等人率兵抵御敌人，没有听说他们摧毁敌军、迎回皇帝车驾，只是互有胜负、彼此杀伤罢了。虽然不够处罚，也不够奖赏。如今石亨从伯爵升为侯爵，于谦从二品升为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却只看见他们得到升赏，难道不会使忠臣义士灰心吗？从前汉朝谋求恢复，所依靠的是诸葛亮；宋朝谋求恢复，所依靠的是张浚。这些人都一向以忠义著称，功业也已经建立。后来街亭之战没有获胜，诸葛亮便降低丞相的名号；符离之战没有取胜，张浚便解除都督的职务。等到取得后来的成效，才恢复原来的官职。如今应当让石亨等只任原职，不接受新的升迁，以崇尚廉耻气节，激发抗击敌人的士气。将来功勋声名显著、爵位赏赐增加，又何必在意晚一些呢？已经给予而不忍心收回，是姑息的政策；已经升迁而不肯退下，是患得患失的心理。上面不实行姑息政策，下面不怀有患得患失的心理，那么天下太平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至于昨天，有在阵前战死的，也有抛弃关隘而苟生的，也应当立即加以赏罚；希望恩惠能够施及卑微的人，使人人知道应当受鼓励的方向，法令能够施行于贵近之人，使人人知道应当戒惧的事情。第九项是议政。从前御史建议，想让大臣入内议政，这件事后来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权纲，亲自决断机务；大裘的衣领不能倒过来提，太阿剑的柄不能倒过来拿。凡政事在早朝时来不及决定的，应当每天到便殿处理，让近臣在旁侍奉，大臣在前奏议，言官察看其中的邪正并加以纠弹，史官记录君臣的言行，用来显示劝善惩恶。君臣之间互相询问谋议、反复咨访，彼此讨论可否，以求得到最恰当的处理，这是前代的旧例，也是祖宗的成法。陛下遵循实行，就会对万机决断得更加周全，对百官的了解更加深细，对政事的洞察更加明白，圣明政治会更加更新，天命也会更加隆盛。如果仍像前些日子那样，每件事只让臣下写奏本送入，皇帝隔着宫门批示发出，臣担心偏听会滋生奸邪，独断专任会造成混乱，政治教化就没有办法达到雍熙太平。

译以上各项，都是臣对政治事务的看法；但尤其必须以道德和学问为根本。臣请求把最后一项说完。第十项是道德和学问。君主的德行，应当希望他的智慧像日月一样明亮，这样才能明察曲直；仁爱像天地一样广大，这样才能覆盖养育众生；果断勇敢像雷霆一样迅疾，这样才能收掌威权。所以《中庸》说：“知、仁、勇这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行。”宋代贤相司马光告诫仁宗、英宗、神宗，也都以仁、明、武为说。司马光所谓的仁、明、武，就是《中庸》所说的知、仁、勇。然而这些难道能够轻易获得吗？必定要以学习为根本。成汤那样的圣君，也向伊尹学习；武王那样的圣君，也向箕子询问。难道能说圣帝明王完全靠天资，不借助学习的力量吗？然而五经诸史内容广博，即使儒生也不容易全部读完，何况君主呢？臣认为经书没有比《尚书》《春秋》更重要的，史书没有比《资治通鉴纲目》更正当的。陛下应当留心阅读，不应只看其中的善而回避其中的恶。善恶兼看，就会在做君主方面，既知道禹、汤、文王、武王凭什么兴盛，又知道桀、纣、幽王、厉王凭什么衰亡，从而明确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在驾驭内臣方面，既知道吕疆、张承业的忠诚，又知道仇士良、陈弘志的邪恶；在驾驭外臣方面，既知道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的贤良，又知道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任用和舍弃都应当以他们能否帮助君主具备知、仁、勇来决定，这意义难道不重大吗？如果只是像前些日子那样，让儒臣诵读历史上的善事而回避恶事，就像担心道路上有陷阱，闭着眼睛不看；又像担心鱼肉腐败变坏，捂住鼻子不闻。这样不至于误食后呕吐、因为防备行走而跌倒的，实在很少。伏惟陛下以世所罕有的圣德，处在大有作为的时代，如果确实以道德学问为根本，并把它贯彻到政治上，那么天下广大，仍将像金□一样完整坚固而没有缺损。臣看国家势力可以强盛，仇恨耻辱可以洗雪，兄弟之间的恩义可以保全，祖宗的治理可以恢复，这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冒犯天威，战栗恐惧不能自胜。恭请陛下择取其中的言论而赦免臣的罪过，臣将十分荣幸。《于谦怜忠录》【夏时正】正统己巳年，敌人额森进入独石、宣府一带，到秋天尤其猖獗。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出征，于谦与尚书邝埜竭力进言：“只应严令宣府总兵杨洪谨慎防守，随着情况应对抵御，不必劳驾远征。”皇帝没有听从。吏部大小臣僚一同上言请求皇帝留京，也没有被采纳。于是皇帝出发，这一年是八月三日。军队驻扎在狼山时，到了土木却疏忽大意，没有防备，敌骑突然到来，王师战败，死亡者填满沟壑，尸体多得满处都是。英宗皇帝向北巡狩远去，宣府、怀来等卫所只能勉强保住残余力量，边境城堡纷纷逃避，变成空城。京师大为震动，于谦当时留在京城，听到消息后悲痛万分。他想到军旅事务从此正要兴起，司马掌管国家政务；我如果不承担，谁来承担？于是把一切事务都揽在自己身上，疲倦了也忘记睡觉，饥饿了也忘记吃饭。圣烈慈寿皇太后听说于谦的名声，提升他为尚书；于谦坚决推辞，后来才接受职务。当时三营的精锐都已经挑选出去征战，留下的都是老弱残败之兵。京师聚集了百万民众，时局中事情纷繁复杂。于谦事先防备，临机摄权制变，运筹全出于一心，众人共同注目，把他视为国家安危轻重所系。景泰帝当时住在郕王府，权宜代理监国。于谦上奏，请求赶快先派官员清理、选补京卫官军；又分头到各处招募军士、舍余、义勇、民壮、签防民丁，替换京营、漕运和江北卫所的官军，全部隶属于三营操练备战。紫荆等处关口上奏保举杨洪等人督率操练，三营都御史轩輗等人巡抚浙江等地，安抚百姓并负责防御。又征集民间工匠打造兵器，帮助兵仗局制作军械。宪宗年纪尚小，正居东宫。景泰帝不久因朝廷大臣共同拥戴，大家一同劝他即位；又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把第二年改为景泰元年。天下这才知道有了君主，南北道路通畅，各地朝贡都前来。战守器具一个月内准备完毕，士气重新振作，人心于是安定。朝廷纲纪肃然，法令也得以施行。太监喜宁本是异族人，土木战败后投降额森，因为被额森任用，把我国大小事情全都告诉他，于是成为向导，带着英宗前往紫荆关。京师戒严，人心惶惶，没有坚定守城的意志，常常带着家人向南逃跑。又有侍讲徐珵妄言占卜星象，倡议迁都南方。事情传到后宫，几个大臣又在其中犹疑观望。于谦在朝廷上痛哭，抗言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山陵、社稷都在这里，百官、百姓、府库、仓储也都在这里；不守住这里，还能守什么地方？如果一动，天下大势就全失了，宋朝南渡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他又说：“不幸即使都死在这里，也不能退离一步。”等到太监金英特意说明这是于谦的意见后，朝廷才坚持固守的主张。于谦上奏挑选亲信以及外戚中的重臣来环卫宫城。宫阙守卫九门，每门都派强干而有志节的给事中等官员，如王竑等人负责监守；又命令城外百姓携带家属财物入城，同时实行敌人所经过地区的坚壁清野，坚守城池，不要出战。于谦于是请求率先带领将士，亲自披挂铠甲，在德胜门外驻军，关闭城门，发誓一定死守；他流着泪告谕三军，说明国家的恩德应当报答，忠义很难得到，一旦战机丧失，祸患立即到来，活着还不如死去。人人受到感动而奋发，勇气增加百倍。十月初一，额森进入紫荆关，传言说要送皇帝回京，长驱直进；他的先头部队分散突进，我军坚守不动。敌人知道我军已有准备，稍稍自行退却。额森随后来到城下，和我军营垒相对列阵，英宗在额森那里。敌军窥见我军阵容整齐、从容不迫，难以测度，不敢再向前进逼；我军也不敢向敌人轻易发射一箭。朝廷每天派使者到额森营垒问安。喜宁唆使额森邀请我方六七名大臣出城议和，声称护送皇帝回京，索要的财物多达数百万万；这正是他狡猾凶诈的本意，想借此制造事端，责难我方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朝廷议论犹豫不决，礼部使者来询问于谦，于谦说：“今天我只知道军旅之事，其他事情不敢听闻。”

译喜宁常常跟随来问安的使者入城，暗中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只看见他侍奉英宗从不懈怠；朝廷因此更加防备，而额森却每天等待议和，所盘算的就是金帛。这样，从敌军驻扎城下到这时共七天，已经到了既望；我方侦探获得的情况更加清楚，敌军把皇帝车驾带到宽阔干燥的地方，使其营垒与敌营相隔较远，于是我军炮击敌垒，敌军死在炮火下的有数万人，额森大为沮丧，连夜逃走。他又带着皇帝一同离去，我军奋勇想乘势追击；但谏官不愿攻击穷追，于是停止追击，任由敌军自行逃出境外。当初紫荆关失守时，于谦召集众人商议抵御敌人的方法，大家都说：“额森善于作战，而我军刚刚聚集，又脆弱不堪。”于谦说：“听说敌人善战，不如不战而使人屈服。”于是始终以忠义作为国家屏障，最终做到连一支箭也没有发射，敌军自己退去；而且敌人离去时本来可以乘势追击，却放任他们不追，这难道是因为敌人防备顽强而毫无察觉吗？难道不是他们内心已经欣悦诚服了吗？平日里，担负天柱地维之位的重臣成排罗列；于谦刚从外地入朝，不到一个月便正逢许多灾难，却独自能够整顿补救，使国家不致倾覆，这种天资纯厚、积储福祐以等待时机，并不是偶然的。后来晋升为少保，总督三营，他像从前一样坚决推辞，更加闭门谢客，口中几乎不谈这些事情，只说：“如今的宋代李纲，也远远比不上他。” 公说：“四郊遍布敌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如今敌军只是在城下没有订立盟约罢了。现在只有向他们问罪，并恢复皇帝的车驾，其他事情都不适合说。”于是立即定计，命都督杨俊等擒获喜宁，将他依法处死，同时悬赏重金，设法使额森本人受到惩罚。朝廷于是整顿训练军队，蓄养威势，磨砺精锐，限定日期大举进攻，务期达到目的。恰好若有所监视察觉到形势，额森悔过归顺，请求亲自护送皇帝车驾回京。他只说这件事，不涉及其他事情，双方长期相持不能决定。事情定下以后，朝廷议论多认为敌情诡诈，不可相信。公说：“这是上天的意思。君臣之间的大义，兄弟之间的至亲，正应当赶快派使者前去迎接，以顺承天意。如果额森果然说话不算数，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可说了。”众议于是决定下来。第二年，英宗皇帝回到京城，众人都认为这是公一句话的重大作用。《名臣经济录》第三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四卷。明代黄训编。《保治》〔景泰、天顺年间〕。《休庵诗序》〔何宜〕。兵部尚书王公因病请求归乡，河州已经奉命办理，于是取古人以“休休”命名亭子的意思，也用“休”来命名自己的庵。朝廷士大夫惋惜公离去、希望公重新回来，都作诗来表达心意，何宜便把这些诗汇集成册。于是冒昧说道：“古人用‘休休’命名亭子，大概是因为自认为才力有限，第一种应当休退；估量自己的身份处境，第二种应当休退；年老耳聋，第三种应当休退。公以著名进士身份任给事中，任都御史，任尚书，历任官职将近三十年。凡是他所做的事情，无不合于忠义和应做之事，当然不能全部列举。姑且只说公的忠义大节：公任给事中时，我国家被权奸误导，以致发生土木之变，朝廷内外喧扰不安，都担忧国家社稷。公退朝用膳时，与夫人及诸子谈到此事，总是流泪，因而连饭也咽不下去。于是首先倡议各位廷臣上抗疏，论列权奸误国的罪行，想要诛灭他的全族。朝廷对公等人的意见还没有深切采纳，公与各位廷臣俯伏在地放声痛哭，有个依附奸党的人大声呵斥，想制止他们。公说：‘国家被权奸误害到这种地步，你们这些正是奸党中应当诛杀的人，今天还敢这样吗？’于是奋不顾身，与众人一起将那人击杀。朝廷知道公的忠义不可动摇，终于深切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公等人才退下。当时权奸余党还很多，都惶恐不安，而敌军骑兵又到处充斥。朝廷想暂且安定余党的心，同时严密谨慎地防备敌人，于是命卫士向各位论事者传达宣谕，大概是想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朝廷的这一真实意图，外界还不知道，余党却立即制造流言恐吓各位论事者。公与夫人及诸子诀别说：“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忠义激发出来的，自己不能停止。忠臣为国而死，就是安然无憾；如果有不测，你作为我的妻子，应当为守节而死。我留下的幼小孩子，难道就没有崇尚义理的人来替我抚养吗？”于是与各位论事者一同入朝，朝廷只把先前的意思告诉他们，不再说别的话。众人这才知道那是余党散布的流言。公退朝后，便全心筹划防备敌人的措施。不久敌军骑兵逼近都城，公督率军队抵抗防守，敌人知道已有防备，便逃走了，朝廷内外的忧虑才开始解除。公忠义的发作，足以安定国家社稷，就是这样。公任都御史时，曾奉命巡抚徐州、淮安等州郡，正赶上连续几年水灾，百姓非常饥饿，流离死亡的人数多得无法统计，甚至有人互相煽动成为盗贼，将给朝廷带来忧患。公于是日夜劳苦，竭尽精力筹划救荒办法，以至忘记睡眠饮食；大量发放官府粮仓的粮食，并征集富人输送的粮食，厚加赈济并设法安置他们。各处粮仓都已经空了，只有广运仓所储存的粮食还很充足。但这座仓库的储粮本来是供应京师使用的，所以朝廷每年派一名内臣和一名户部官员共同管理。公想先打开这座仓库赈济，然后再上报朝廷。主管此事的人提出为难的说辞，公强令他执行，他的推辞反而更加厉害。公对他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百姓困穷到这种地步，我恐怕会给朝廷带来忧患，所以才想赶快打开仓库。你若不听从我，假如发生变乱，我先杀了你，以治你招致变乱之罪，向众人的愤怒谢罪，也免除朝廷的忧患；至于我自己，则请求朝廷治罪。”主管者不再有推辞的说辞，于是大量发粮赈济流离百姓。由此可见，公忠义的发作足以巩固国家根本，就是这样。公任尚书时，有人谈论古北口、密云的边防事务，皇帝命令下到兵部议论。公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依照他的意见上报。因为触犯皇帝的意思，过了两天仍没有得到答复。公对何宜说：“我身居大臣之位，应当以正道侍奉君主。如果因此获罪，也不过恳切上疏请求归乡罢了；大臣这个职位却不能再由我担任了。”于是写好奏疏等待。但皇帝一向知道公的忠义，又想借此求取正直的言论，所以最终没有说一句责罪公的话，对那位论事者也没有加罪。公写好的请求归乡奏疏于是没有呈上。有替公担忧的人，私下对公说：“从今以后凡事应当慎重；事情如果有重大利害，为什么苦苦坚持而不考虑后果呢？”公说：“从今以后如果不再遇到这类事情就算了；假如遇到这类事情，我仍会这样处理。即使利害关系还有比这更大的，我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替公担忧的人因此惭愧而心悦诚服。公的忠义发自内心，足以使人折服。过去汉代汲黯在汉武帝时任谒者，因为严正而受到敬畏。河内发生火灾，延烧了一千多家，皇帝派汲黯前往视察，他回来报告说：“百姓家中失火，火势连烧邻屋，不值得忧虑。我经过河南，那里水旱灾害造成伤亡，贫民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我谨慎地根据实际情况，持节擅自打开仓廪赈济贫民，请求归还符节，伏请接受擅自发布诏令的罪责。”皇帝认为他贤能，便释放了他。汲黯的忠义就是这样，所以汉武帝曾称汲黯为古代社稷之臣。宋代韩琦身居宰相职位，处在危急疑难的局势中，知道应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有人说：“您所做的确实很好，但万一失败，哪里只是自身不能保全，恐怕连家人也无处容身了。”韩琦叹息说：“这是什么话？人臣应当竭尽力量侍奉君主，把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成败，那是天意，难道可以预先担忧事情不能成功，便停止不做吗？” 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惭愧而心悦诚服。韩琦的忠义就是这样，所以前代正直的吕中丞曾称韩琦为社稷名臣。至于李纲任兵部侍郎时，痛惜国家被奸臣误害，形势危急得如同头发将断，于是想诛除内奸以快人心；整治军队、抵御敌人以守护国家社稷，奋不顾身，承担天下的重任。不幸遇到李邦彦等社稷之贼，他们只嫉恨李纲，毫不顾惜国家大计。李纲提出的谋略和议论，多被他们阻挠，不能被君主听取，因此靖康之祸最终无法避免。然而李纲忠诚的谋划和正直的议论，虽然没有被君主听取，但他的忠肝义胆却为天地鬼神所知。李纲的忠义就是这样，所以太学生陈东等人也称李纲为社稷之臣。公痛恨权奸误国，奋不顾身为国家社稷谋划，与李纲痛惜国家被奸臣误害、奋不顾身承担天下重任，本来没有不同。公担心徐淮饥民发生变乱，先打开广运仓赈济借贷，然后上报朝廷，这与汲黯担忧河南贫民父子相食、先根据实际情况持节开仓赈济，以及替公担忧者的话与韩琦的回答，又有什么不同呢？公的忠义大节既然与汲黯、韩琦没有不同，那么与李纲一样，公也是社稷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