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

译臣考察，海运之法自秦代已有，唐人也曾转运东吴的粳稻供应幽燕【见唐代杜甫诗】，但只是供给边方使用；用海运来充实国库，则始于元代。最初，伯颜平定宋朝后，命张瑄等人带着宋朝图籍，从崇明经海道进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正式建立海运之策，命罗璧等制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达直沽。当时仍有中滦运输，并非专走海道【元初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经黄河到封丘县，再由中滦旱站陆运到浚县淇门，里程一百八十里，进入御河】。至元二十八年，设立都漕运万户府督理每年运输。至大年间，以江淮、江浙每年办理的财赋粮食充作漕运；此后直到元末，专门依靠海运。起初从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水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有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到崇明州三沙出海，向东进入黑水大洋，抵达成山后转向西行到刘家岛，再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船行遇到顺风时，从浙西到京师有时不过十日。有人说，海运虽有风涛漂溺的危险，但与河漕的费用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所以整个元代海运从未废止。本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至永乐十三年会通河通航便利，才停止海运。臣考察《元史·食货志》论海运说，百姓没有挽运劳苦，国家有储蓄富足，是一代的良法；又说海运与河漕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撰写《元史》的都是明初史臣，他们都在前朝成长，亲眼见过海运的好处，所说并非没有依据。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走的道路有三种：陆运、河运、海运。陆运用车，水运用船，都依靠人力；运输量有多少，费用有繁简。河漕比陆运节省费用十分之三四，海运比陆运节省费用十分之七八。河漕虽然免去陆路运输，却仍要人力挽运；海运虽有漂溺之患，却省去了牵挽劳苦，比较利弊，大体也相当。如今漕河通畅便利，每年运输积存充足，固然不需要依靠海运；但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总是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考虑意外的忧患，宁可考虑得过多，也不要临事后悔。如今国家定都燕地，处在极北之地，而财赋收入都从东南运来；会通一河，就像人体的咽喉一样。一天粮食不能下咽，立即就有死亡的祸患。何况自古都是转般运输，以盐利作为佣钱；现在却专门役使军夫长途运输，还要加上折支损耗，年年运输不止。储积的粮食虽然多了，征戍的士卒却日益减少；粮食固然够吃了，军队不足又怎么办呢？迂腐的读书人也可以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请在无事之时，寻找元人海运的旧航道，另行开通一条海运线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仍照旧走河运，而浙西东部沿海一带【浙江布政司以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则改由海运，使人熟悉海道。一旦漕渠稍有阻塞，这一路不能来，另一路还可以来，这也是预先考虑祸患、提前防备的长远之计。臣家住海边，颇知海船的便利；船行大海，不怕深而怕浅，不怕风而怕礁。因此制造海船，必须做成尖底，船头船尾都要设置舵。突然遇到暴风，转舵困难时，应立即把船尾当作船头，任其顺势航行。而且暴风多发生在盛夏，今后应一律在正月以后开船；设置长篙以探测水角，使用罗盘确定方向，一切依照番舶的制度。海运的好处在于出海，而它的危险也在于出海。如今若想避免出海的危害，应预先派遣熟悉海道的人，从苏州刘家港开始，访问沿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按次序踏勘海岸，查明有无航道横阻、停船港汊、沙石多少、洲渚远近，亲自试航，周密设法处理：可以通行的就通行，可以堵塞的就堵塞，需要回避的就回避；绘制地图，具本上奏，作为沿海通运的办法。万一可以实行，也是一件很好的便利。至于观察风候的方法，沈氏《梦溪笔谈》中有记载：每天五更初起时，观察星月是否明净，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便可以开船；到了巳时就停船，便不会遇到暴风。航行途中忽然看见云气升起，就立即换舵返航，仍停泊在原处；这样便可以保全万无一失，永远没有沉溺的祸患。万一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先下令福建、广东两藩，访求过去从事防禁、通番、航海的人，准许他们自首，免除本罪。又下令广东盐课提举司及归德等场，征取惯于驾驶海船的灶丁，令有司优厚供给并遣送；到达后访询其中熟知海道曲折的人，关于海道事务，许诺事情办成后加以。官职和赏赐，并让他们监督工程，依照海舶式样制造运输船及一切所需器物，同时委派官员督领。让这些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直到直沽滨海各处，踏勘是否可行。先制造运输船十几艘，交给他们驾驶使用，发给月粮，让他们沿海察看航行、停泊的地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汊作为标志，询问属于哪一州县，一一记录，编成图册。即使让他们往返十几次，等到已经熟悉航道，便可保证确实能够通行无疑。然后在昆山、太仓建造船厂，把工部原来拨给的船料派官在这里收存，依照现行式样制造海运尖底船。每船酌定军夫若干，装载粮食若干。大体说来，海船与河船不同：河船怕浅，所以应轻；海船怕漂，所以应重。假如海船装载八百石，就应制造能装一千石的船，允许用二百石装载私货。三年以后，军夫自行装载的按三十税一征税，客商附载的依照通常税课征收；在直沽设立宣课司收取，作为每年制造船只材料的费用。粮食既由海运，脚费比漕河节省，折支增加的损耗也应酌量减少。

译大约海船一次装一千石，相当于河船所装的三倍；河船用十名役卒，海船增加五人或一倍，那么漕运士卒也比旧制节省了。这不仅可以充足国用，从此京城各种货物聚集，公家和私人都能富足。考察宋代朱子的文集，他的奏札说，广东海路到浙东较近，应在福建、广东沿海各处招募米商。记载《元史》，顺帝末年山东、河南道路不通，国用接续不上；至正十九年，议定派户部尚书贡师泰前往福建，用闽盐换粮供应京师，得到数十万石，京师依赖这些粮食。后来陈友定也不断从闽中海运进奉。既然如此，这条航道若把闽、广的纲运开通，也可以运来粮食，不仅限于两浙。何况如今京师公私使用的物资大多依赖南方货物，而货物运来苦于运河狭窄浅涩，船只拥挤堵塞，脚费是货物价值的两倍，所以货物价格上涨，用度艰难。这个办法实行后，南方货物每天汇集到北方，空船返回南方时必须装载实物，北方货物也会不断流向南方。如今使国家富足、物资充用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人若说海运危险遥远，恐怕损人耗财，请用《元史》来验证：元代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开始，到天历二年停止，史书详细记载了每年到达的数量，以显示损失情况，这并非没有意义。臣私下担心，今天河运粮食每年损失的数量不止这些。何况海运没有剥浅的费用，没有依次守候的拖延，而折支增加的损耗每石还应有所减少，恐怕减少的数目也超过河运的损失。这个办法实行后，如果确实利多害少，再酌量把江淮、荆湖漕粮的一半改由海运；裁减军卒，使其返回队伍，那么兵力、粮食两方面都能充足，国家还拥有水战力量，可以制服朝鲜、安南沿海的夷人。这确实是万世之利。臣不过是章句末儒，偶然有些私下见解，不敢说一定可行、万无一失。只是想到这关系国家千万年的深远谋划，姑且陈述这个试行办法，请求试用。试行后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屯营之田【丘濬】臣下考察虞集的这一策略，在当时没有实行，直到元朝末世才出现这种需要：海运不能到达，国家用度又供应不上，于是谋划国事的人想起虞集的话，这才设置了海口万户。大体上采用他的办法，每年也能得到几十万石粮食，用来补助国用。唉，也已经太晚了！如今国家定都燕京，京师军队的东面都濒临大海，数千里内烟火相接，居民稠密。正当天下完全安定、极其强盛之时，正是安居而思考危患的日子。请求把虞集的这一策略下发廷臣，让他们计议；特别委派有才干、善于谋划的大臣巡行沿海一带，专门负责此事。仍命令先在闽、浙沿海州郡修筑堤岸防御海水的地方，征召懂得田地事务的士民前来随行察看，共同研究是否可行及其中利害；事情确定后，再招募丁夫，因地制宜察看地势，划分疆界、确定田畔，按照土地多少授予官职，一切依照虞集的策略办理。虽然天下的事情，提出建议的人考虑得未必不周全，但办理事务的人实行起来却未必尽力。当初虞集议论此事时，议论者早已说：一旦有了这种制度，办事者必然会靠贿赂来完成，因而不可实行，于是此事就搁置了。等到万不得已时才采用他的策略，然而防备早已失去，事势也已经过去，已经无法实行了。唉，这难道不是后世永远的鉴戒吗！臣曾听闽、浙人说，凡是滨海之地大多含有盐碱，必须得到河水冲洗荡涤，然后才能成为田地。因此，开辟海田必须修筑堤岸，防止咸水进入；疏通沟渠，引导淡水流来；这样田地才可以耕种。臣在京东一带的海边虽然还没有亲自走过，但曾经乘船顺漳河而下，由白河到达潞渚，观察各处入海的水流，其中最大的不如直沽。然而直沽防水入海，灌溉并不多。请在河流将尽之处，依照《禹贡》中逆河的办法截断河流，横向开挖一条长河，收拢水流并分导水势；然后在低洼泥湿之地的尽头筑成长堤，随处设置水门，掌管开启和关闭。外面用来截住咸水，使它不能进入里面；同时泄出淡水，使它不至于泛滥。这样田地就可以形成了。凡是有淡水流入海中的地方，都依照此法施行，那么沿海数千里无不成为良田。不仅百姓可以靠它获得粮食，官府也可以依赖它取得财用。这样国家坐享富足强盛，远近各地都有所凭借。譬如富裕人家的东南漕运，是其别业所出；滨海田地的收获，是其住宅近郊所获。它对国家的利益，难道是小事吗！这样就可以使东南百姓得到宽舒，也可以使西北的形势更加壮盛。虞集的话当时没有被采用，却能够在今天实行。虞集虽然已经死了，他的事业却没有死。《国朝运法五变议》【邵宝】本朝初年实行海运，因为沿袭元朝旧制；海运供应不足，于是又用陆运来补济。陆运的劳苦，大概不比海运的危险少。等到会通河疏浚以后，于是有了漕粮分段接运，海运才停止。但遮洋船的海运仍未废止。不过漕粮分段接运初期，都是支运。后来议论者认为军民不便，于是改为兑运。当时支运仍占十分之四。再后来，又实行改兑，年年沿用。所谓支运只剩下四十分之一，旧法就几乎废弃了。今天看来，大体上共有五次变化，零星的小损益还不计算在内。这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在变通的时候，君子十分重视。一是海运。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苏州、松江、浙江等地的岁粮都输送到太仓【苏州地方】，由海道到达直沽。洪武三十年、永乐六年、十二年的海运粮额都有具体数字，见“岁运”条下。二是海运、陆运并行。永乐初年开始营建北京，江南粮食一部分由海运，一部分由淮河进入黄河到阳武，再陆运到卫辉，由卫河进入白河到通州。

译三是支运。在此以前，永乐五年，礼部官员议论说：北京所需的军饷，本地税粮的粮食以及黄河漕运，还不能完全救急，必须借助海运，然后才够用。眼下海船数量少，每年运输不过五六十万石，而且还没有设置专门衙门负责，事务不能统一管理。不如在苏州、太仓城内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堂上官从文武官员中选择公正勤勉、廉洁能干的人充任。其公文往来与布政司相同；各处卫所现有的行船和出海官军，都归其提调，按时防查，依法整顿。奉太宗文皇帝圣旨：运粮的事情再议定后上报。到永乐九年，根据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发动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人，疏浚原有的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共三百八十五里。于是漕船开始能够到达通州。永乐十年，宋礼认为海船制造期限太紧迫，议定制造浅船五百艘，利用会通河运输淮、扬、徐、兖等地每年一百万石粮食，以补足海运一年的数量。永乐十二年，平江伯陈瑄等开始议定：原来输送到太仓的岁粮，改由苏州、松江、浙江运送到淮安仓；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运送到徐州仓；徐州以及山东、兖州运送到济宁仓；河南、山东运送到临清仓，各处分别交纳收存。浙江以及直隶各卫所的官军，在淮安运到徐州；京卫官军在徐州运到德州，各自设置仓场收纳，合称支运，一年四次。永乐十三年，增加制造浅船一千艘，海运开始停止。遮洋船每年把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的三十万石粮食兑运到天津等卫的仓中收纳；其中二十四万石内的十四万石，连同损耗折合银六钱，都从直沽入海转运到蓟州仓收纳。四是兑运。在此以前，里河民运常常耽误农忙时节，永乐末年才开始命令民运在淮安、瓜州补给脚价米，交给军船领运，军民双方都得到好处。由卫所出具通关文书交付缴验，这是根据巡抚侍郎周忱等人的议论实行的。宣德八年，会将吴亮说：江西、浙江、湖广、江南的船只，各自回到附近水次镇兑；南京江北的船只在瓜州、淮安领取兑粮。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各仓仍实行支运十分之四；浙江、苏州、松江等地的船只，在本司府所属地方领取兑粮，未兑尽的仍在瓜州、淮安交兑。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等府在小滩兑运，山东济南州县在济宁兑运，其余水次依此办理。五是改兑。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议定，停止瓜州、淮安兑运，由里河官军驾驶江船，在江南水次交兑；百姓增加过江费用，按照路程远近分等。成化十年，议定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七十万石粮食，改在水次兑给军船，称为改兑。每年议定分派的数量大多以此数为准，但并不作为固定常例。《原漕河议》【陆钱】《禹贡》说：冀州夹带着右方的碣石山入于河；兖州的船顺济水、漯水到达黄河；青州的船顺汶水到达济水；徐州的船顺淮水、泗水到达黄河。山东的漕运，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吧？秦朝想攻打匈奴，命天下运输刍草和粮食，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出发，转运到黄河以北。汉高祖运输山东的粮食供给中都，每年不过几万石。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灭朝鲜、攻打匈奴、修筑朔方城，转运漕粮的路程非常遥远，山东百姓都承受了这种劳苦。宋朝初年定都汴京，京东的粮食经过曹、济、郓州，进入五丈渠到达京师。宋真宗时，京东分出广济河，从定陶到徐州进入清河，经历吕梁滩碛的险阻。到宋理宗时，在堽城修筑斗门以拦蓄汶水，增加泗水漕运来供给边境军队，于是漕运渠道才开通。元朝初年开通济州泗河到新开河，由大清河、利津等河流入海。后来海口被泥沙淤塞，又从东阿陆运到临清，进入御河；还开凿胶莱新河以沟通海道，劳力和费用不可估量，成效却很少。巴延开始创办海运，与济州河并行。没过多久，又采用韩仲晖等人的建议，从安民山开凿河道，向北抵达临清，引汶水截断济水，直接接入漳河、御河，称为会通河。汶水自古以来向东北流入大海，凭借人工和智力加以引导，使它南面连接淮水、泗水，北面通达白河、卫河，确实是从元朝人才开始的。然而河渠浅而滞涩，船不能承载重物，每年运输不过几十万石，元朝整个时期海运始终不能废止。本朝初年供给辽东士卒粮饷，海运照旧实行。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也曾实行海运。后来尚书宋礼等再次疏浚会通河，于是漕运的便利畅通，海运才停止，胶莱旧道也随即淤塞废弃。河运确实便利，但泉源堵塞就有疏浚的劳苦，堰闸蓄水、泄水就有征发劳役的繁重；徐州吕梁洪水泛滥，淮安、扬州咽喉要地阻塞，这些意外的祸患不能不防。海运难道可以不讲求吗？所以，漕河是万世通行的便利渠道；海运是防备意外变化的办法；胶莱旧道是辅助海运取得成功的道路。这些都不能废弃。天下的事情，处于常态时一定要考虑变化，选择利益时一定要想到危害，不过是通晓事势、权衡轻重缓急罢了。难道只有漕运政务如此吗？《成化七年漕利例奏》【滕昭】总督苏州、松江粮储都御史滕昭上奏：应天、苏州、松江等府的粮长徐汉等人分别申诉，近年民运粮食在过江后，于瓜州、淮安两处水次与军船兑运，以及淮安府常盈仓上纳的粮米，都按照户部原先制定的正粮、耗粮则例起运；又增加盘运所用的船车等米，每年在十二月以内运到上述水次。但军船先后到达不齐，百姓等候的日子无法计算，不免把粮食交入仓中，或被人盗取；应缴常盈仓的粮额，又被官府运粮人员刁难，因筛选、晾晒而亏折。应将成化七年民运在瓜州、淮安两处兑给军船的粮米，以及常盈仓上纳的粮米，都命令官军过江，在各水次仓听任交兑；每石依照江南官军兑粮则例增加耗米，又再增加盘运、脚价、船用等米；至于运往常盈仓的粮，也依照各年加耗的数额，在当地拨给官军领运。户部议定：常盈仓粮已经议定在当地拨给官军领兑；瓜州、淮安两处兑给军船的粮米，准许官军过江，在各水次仓交兑；每石除加耗外，再增加脚价米六升。《正德三年漕例奏一》【王琼】

译总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琼上奏：臣等恭敬地思量，我圣朝自永乐年间开设里河漕运以来，确定拨给湖广、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以及中都留守司各卫所官军十二万七千八百多员名，分为十二总，每年把四百万石粮食运到京城、通州、天津、蓟州等仓交纳。其中江西、湖广、浙江、南直隶都司卫所的官军运粮，经扬子大江到江北里河，由仪真、扬州、淮安、邳州、徐州、济宁、东昌、临清、德州、天津直达通州等九卫，都归漕运所管辖，不过是为了使运输路程前后接续、统辖联络方便，以便分段接运。直隶德州、天津、通州等九卫又临近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万一遇到天旱，边务又有缓急不同，运输稍有接续不上，就必须用北直隶官军转运到京，才能一声号令便集合起来。因此，北直隶通州九卫的官军，比迤南漕运官军更加重要。由于北直隶一总管辖德州二卫、天津三卫、通州四卫，共九卫官军一千七百六十四员名，应运粮米五万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余，这是旧制，到今天实行分段接运已经一百多年了。近来在弘治十三年，因为军情声息紧急、团营缺人，暂时抽调正军一千名补充操练，却连同原来负责运输的余丁七百名一并抽回，使他们都退离运输、闲置在卫。北直隶一总原定漕运粮米五万四千多石，只得命江南、北直隶遮洋船把总人员折银折米，减少原来负责办料的官军，轮流代运到京交纳；这大概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应当把抽调出去的北直隶一总通州等九卫运粮军余一千七百多人全部恢复原职，照旧领运五万四千一百三十四石粮米；京营操军另从空闲卫所拨补。或者保留通州等九卫现有操练的正军一千人不动，在各卫选补余丁一千人，连同原来运粮、后来被抽回的在卫余丁七百人，照旧办理漕运。遮洋船应运往蓟州的折银粮十四万石，照旧交兑本色粮，运到通州仓交纳；另将湖广、江西、浙江等处卫所中缺额、疲弱的军士折运十四万石，连同加耗、两尖，按每石折银七钱，解送蓟州交纳。若遮洋船中有运船数量不足的，就在各卫折银数中减下相应船额，凑足由其他船代运。这样，漕运的旧规就不至于破坏。路近的运输本色粮，路远的运输折色粮，又得到《禹贡》中纳总、纳秸的好处，最为便利。蓟州原来兑运的粮食每石折银六钱，如今改为南方糙米每石折银七钱，按照时价折成折色粮饷，又有剩余可以补足军用。兴利除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正德三年漕例奏二》【王琼】总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琼上奏：查得南京两总所管辖的旗手等卫，虽然衙门设在江南，但税粮船只却在仪真坝上停泊；官军前往浙江、江西、南直隶的水次交兑粮食，雇船装运，在仪真坝上船。这与江北三总官军在江南兑粮的情况相同。每石耗米只依照原定则例，没有增加过江脚价米，因此南京各卫运粮官军年年借债，债务转相累积，逃亡日益增多。谈到运粮军疲困到了极点，必然都会以南京各卫为例，这是众所周知的。多次经过议论上奏，其中曲折情况未必能够顺利传达。比如今年江北三总官军的船在江北，只到坝前往南直隶苏州等府兑粮装运，每石只能得到耗米五斗六升；两处运军在同一地方兑粮、使用船只，只不过一个过坝、一个雇船装运，情况相同，但所得耗米不同，这种不公平显然明白。大概南京各卫运粮耗米的规定在先，江北三总增加过江脚价米的规定在后；当初议定增加江北脚价米时，偶然没有顾及南京各卫，并不是有意在其中区别轻重。而且按事实和道理来说，两处的耗米不应有差别。因此应从正德三年开始，对南京两总所管各卫酌情增加耗米，使事务公平均衡，让运粮军士得到休息。《正德十年漕例奏》【丛兰】都御史丛兰、总兵官顾仕隆上奏：据南京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余果呈报，金吾前等卫运粮指挥江岳等呈称：各卫所官军领运各司府粮食，其折耗有二成、六成等不同；按例，轻赍银应随本色粮一起兑交，用来准备途中盘剥、上仓车脚等费用。无奈近来各管粮官员只知道交兑本色粮，轻赍银往往置之不顾。官军领兑本色粮米，害怕耽误日期，只能先行分段接运，把粮运先送前方，留下官军在那里等候。轻赍银有的两三个月，有的四五个月，才得以收完。船到前方，需要盘运上仓，急需使用，只能加利借贷，军士困敝也是由此造成的。呈请议处。臣等议定：轻赍银本来就是随粮交兑的数额；如今本色粮米兑完，却只发出通关文书了事。有关官府一拿到通关文书，就认为事情办完了，再不顾念军士的轻赍银是用于到京完粮时紧急脚费的。近的两三个月才能完纳，远的隔年还拖欠不足；雇车、盘船、仓中使用等费用，只得加倍借钱来完成官事。像这样故意违反新例，应当申明禁令并加以惩治。应请求有关部门覆议，今后命令浙江等司府，轻赍银务必随本色粮一并征收，交兑完足后才准发给通关文书。而有关官府必须以取得通关文书之日作为完粮期限的起算日；如果有人只把正粮交足，就强迫官军出具通关文书，听任漕运衙门和监兑官据实参奏，照例施行。《正德十二年漕例奏》【丛兰】

译都御史丛兰、总兵官顾仕隆上奏：议定从正德十二年开始，凡运粮把总官员分段接运勤勉谨慎，连续三年不借债的，升俸一级；连续五年不借债的，升署一级。如果该总一年借债达到五千两，罚俸半年；累计达到一万两以上，降俸一级，仍留任以备再用。以后连续两年不借债，军士称便的，准许恢复原有俸禄。三年都满一万两的，降官一级，立即罢黜退职；仍然查核其任内的钱粮和所借债银，如有侵吞欺诈等情弊，从重审问定罪。各卫总指挥以及守御千户所的所总千户，不借债负债，或者借债累计达到一千两以上；以及卫所分管的千户、百户借债累计达到五百两以上，或有侵吞欺诈的，也照此例升降俸级、问罪；这些处分只涉及本人，子孙仍依照原职袭替的规定办理。应罚俸、降俸的，由漕运衙门直接执行；按例应升官、降官的，移文有关部门执行。如果有关部门从把总官员中推选，或从卫总官员中推选另行任用，也照外地文职官员的事例办理；查明是漕运衙门曾经旌奖过的，还要再次访察，确认合适后再行举用。把总官有缺额时，就从卫总官中推补那些曾经受到旌奖、熟悉漕运事务的人。卫总官有缺额时，听凭漕运衙门先从应升俸、升等级的人中办理，至于卫官则按等级相当者选用。如果所官屡次升迁达到卫官级别，而卫总没有缺额，仍然管理所总的运输事务。如果各官员任内曾经借有债务，眼下暂时弥补遮掩、侥幸升迁调转，离开漕运岗位以后事情败露、事实明显，并且有侵入己有的，全部从重审问结案；没有侵入己有的，仍照前例降级、罚俸。《正德十四年漕例奏》【丛兰】都御史丛兰、总兵官顾仕隆上奏：据户部咨文节略，应江西都司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使王佐所奏前事，其中有一项是积累债务的危害。仔细考察，缺军、盗粮的危害，多半由积累债务造成。债务累积数额一多，旗军的月粮、行粮就不够分偿债主。经手的官军害怕债主逼迫讨债，胆小的便不敢赴京交粮，而抛弃船只逃回；胆大的则盗卖正粮偿还债主。又趁机作弊，所以危害到了这种地步。然而积累债务的原因，大致有五种：有的因船粮漂流、撞沉，不能勘查上报、免除责任，只得借债买粮赔补，这是第一种；有的因原来兑来的粮米受潮，经过三伏天腐烂亏折，借债买粮赔补，这是第二种；有的因费用不足，收粮时斛面给得过多，以致挂欠、筹补粮额，借债买粮赔补，这是第三种；有的因天雨泥泞，车驴脚价昂贵，轻赍银不足，只得借债赔补，这是第四种；有的因不才的运粮官为自己经营私事，假借雇脚、卖粮的名义骗借债务，最后推赖卫所偿还，这是第五种。五种危害不除，借债越积越多，官军逃亡、盗卖粮米，就是势所必然。何况如今积债已经非常严重，所以官军逃亡、盗卖粮米，使现任官军受到连累。运粮官有的自缢身亡，例如袁州卫百户王宗；有的剃发逃身，例如东昌卫指挥王镛。人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流泪。如果不采取权宜办法加以处置，设法改救，将来的漕运政务，臣不敢预言。查得弘治年间，漕运衙门曾经奏报，也因运粮军疲惫，每石粮外增加耗米五升，使运粮军稍稍得到缓解。如今疲惫已经严重到不是增加粮米就能挽救的程度。臣曾读《大学衍义补》，看到古代漕运的人，唐朝称刘晏，宋朝称李沆。刘晏的办法是用盐来雇用；李沆运输的船，命令装盐返回，所以都被称道为良法。如今漕运政务因积债造成的危害到了这种地步，再没有其他银两可以接济。应请求皇帝命廷臣从长远计议，行文漕运衙门，查照册籍中应偿还的债务以及欠债官军、船只的数量，造册具奏。户部准许令欠债船只按照官定价格，上纳长芦运司盐引各一百引，空船返回时顺便带回，择便变卖偿债。盐引的成本由各债主自行出资上纳，暂且借这一办法来清理积债。这样军民没有赔债、加赋的痛苦，债主也免除坑害资本的怨恨；运军的行粮、月粮各自能够用来养活家口并完成运输。这样政务自然就清楚了。据查，成化二十一年间，巡按监察御史谢文等曾题奏，获准通行钦遵；但时隔多年，因循废弛。何况如今漕运狼狈，军士困苦，又不是先年所能相比的。臣请求把其中缘故为陛下逐条陈述。先说在漕运岗位上应当偿付的物资，军士有家属，也有月粮，一家老小都靠此为生。近来由于各地灾害免征很多，又因有关官府催征迟缓，常有八九个月，或二三十个月，甚至五六十个月不能领取关支的情况。军士成年在外，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留下父母妻子，忍饥受冻，哭喊不止。其中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偶尔一个月能回家，又被逼着拿钱还债，按人情实在难以忍受；这是第一项无法置之不议的事情。军士在外还有行粮。从水次到京师，计算往返时间，近的五六个月，远的八九个月。所发米麦，多的三石，少的二石，连吃用都不够。况且每十名军士共领一只船，暑雨之中昼夜无人轮换；其中有负债逃亡的，还要依靠这些粮食雇人牵挽。中间忍受饥饿、竭力劳作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再把这些物资夺去还债，按人情如何能够忍受？这是第二项无法置之不议的事情。军士交兑时还有轻赍银。户部议定的单册规定，正米之外还有本色、折色加耗米；本色米用来准备上仓时明定的加耗米，以及盘剥、抛撒等项的数量；折色米用来准备雇车、进仓使用以及购买席子、木板等项的费用。近来车脚价格大涨，使用费用也增加很多，众口一词都说不够。正德十年，户科、户部看到了这种情况，各自提出建议，增加派遣户部郎中和漕司把总官各一员，领敕办理，以求公平。但车户脚价越来越高，这件事最终又搁置了。直到今天，知情者追想起来，也只能徒然感慨。从今以后，谁能抑制它呢？漕卒的负担尚且可以说。如今如果又把这项物资夺去还债，按人情如何能够忍受？这是第三项无法置之不议的事情。交兑时还有补润米。各省军民交兑粮食，有时因为天阴下雨日子很长，有时因为水乡地方狭窄，无法晾晒扬粮，担心耽误期限，于是议定增加数升，以补偿亏折。有时粮食在船中受蒸过度而损伤，有时到仓后晾晒扬粮损耗过多，有时还要用来换取蓬、篙、绳、缆等物，得到的少而花费的多，以致常常挂欠粮额。如今如果又把这项物资拿去还债，按人情如何能够忍受？这是第四项无法置之不议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官军北行还有钞贯：指挥有八锭，千户、卫镇抚各有六锭，百户所镇抚各有五锭，旗军各有四锭。比起先年，钞贯还值钱，完全够用来购买柴薪、蔬菜、盐等物。如今一年所得，连一顿饱饭的需要都不够。如果总把它夺去还债，又能还多少呢？这是第五项无法置之不议的事情。五项之外，再没有一分一毫可以凭借。增加米粮这一办法，先年曾多次实行，虽然不能一下偿清多年旧债，却足以稍微救济当前急难。衡量事情的实际情况，这也是相应的办法。应请求皇帝命户部计议，申明御史谢文等奏准实行的事例，行文户部监督委派的官员，会同巡仓御史督率各把总官员，等到今年各卫所完粮之日，就把欠债旗军逐一审查追究：所借债务因何使用？如果确实是粮米亏折、轻赍不足，事实已经明白，事情不是出于私欲，形势又不容不借，确实应当借债的，准许其在运输期间偿还，不分债务远近，只许加利三分。如果已经偿还原本和三分利息，却又改立契约、增加利息的，立即停止原契约，当众烧毁。胆敢隐瞒不全部报官，私下商议偿还，仍然重蹈旧路的，允许运粮官到法司或漕运衙门陈告；将经手的官员、旗军问罪革退，原有债务命令他们自行偿还。如果是总督、提督等官员以京中人情关系为名分派摊派，或者因为把总、卫总等官员经营私事，假借公事侵吞掠取，以致造成债务，就应据实指明上奏，从重谴责。以后每年运粮结束之日，也听任各官照前清查，把它作为固定制度，永远遵守。并且将正德十三年江西等布政司应征本总粮米三十万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每石酌情增加耗米五升，按照数额折成银两一并征收。命令把总官督率卫总官，等到次年交兑时另项收贮。运粮到京后，听任户部委派官员与巡仓御史共同查验，按照原来清查的数额偿还债务。如果有剩余，命令封存于本总，留作修理船只之用。所谓官军借债，多半因为脚价不足、受到拖累；正德十三年以前所欠债务，照御史谢文等奏准的事例清查议处。户部暂时从淮、浙二运司盐价银中支取十万两，解送太仓另项收贮。以后脚价不足，查算后补给，以杜绝借债的弊端。《正德十四年漕例奏》【臧凤】都御史臧凤、总兵官顾仕隆上奏：查得洪熙元年节略钦奉敕谕：官军远道运粮，经历寒暑，昼夜暴露不息；既有盘浅的费用，粮米又有耗折，有关部门还责令他们赔补，朕对此非常怜悯。今后除运输正粮外，附带装载自己的什物，官府不得阻拦。钦此。正统三年，户部复议：运粮官军应遵守敕谕，顺便带些土产货物作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兵等人借故生事阻拦。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马文升再次上奏申明。正德八年，又据户部钦奉圣旨：告诉户部，近年以来漕运军士因为流贼兴起，阻截运输道路，烧毁劫掠船只，十分困苦。先年已有奏准的事例，允许他们酌量带些土产货物，用来支付盘浅、修船等项费用。你们户部再行文告知漕运衙门。钦此。谨奉遵行。臣等恭敬地思量，朝廷优待抚恤运军的典章，已经十分恳切，作为臣下本应遵守奉行。无奈近年有关部门哪里肯体恤，运船只要带有柴、菜、竹、木等物，经过瓜州、仪真直到京城，各级大小官府都要拦阻搜查盘问，索取财物，肆意虐害；即使流泪哀求，最终也不加怜悯。至于空船返回，又借口盘查盐货为由，每处拘留三五日或十几日，强行索取结状，不让放行；即使是咸菜、鱼腥等物，也全都搜走，甚至连官军的行李、衣服、鞋子也公然挟制盗取，官军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样的危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说到底，获利只在瓜州、仪真；至于淮安、扬州官府进行盘查禁阻，本来还说得过去。如今德州、临清、济宁、东昌处处搜查盘问，何况那些地方地势寒冷较早，闸座又多年失修，年年返航的船只因结冰受阻，唯独滞留在那里。应请求皇帝命有关部门再次申明前例，反复行文沿河各有关衙门：今后运船所带土产货物，允许随便发卖，以帮助贫困军士支付盘浅、守冻、盘费等开支，不许违反条例阻拦扰害。如果官军乘机不把运船装满粮食，却装载客货，妨碍、耽误粮运，事情败露后仍照例追究，令其缴纳钞贯并抽分。如果返空船只确实夹带私盐，听任淮安、扬州官府依法搜查、禁止并惩治。《正德十六年漕例奏》【臧凤】都御史臧凤、总兵官顾仕隆上奏：每年各卫运粮大多要到六七月间才到京城，正值农事繁忙、大雨不时而至，车辆又少，道路泥泞难行，必须用高价雇车，车夫才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费不够，只好借债交粮，辗转拖延误事。臣等想到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的河道，是元朝时期的转运通渠，本朝永乐年间设置漕运，沿用这条旧河道，船只可以抵达京城交纳。后来张家湾水旱情形不定，车船人户以及包揽漕利的地痞等人想从中谋利，巧生奸计，妄加言论动摇人心，于是这条河就被废置不用。正德元年，有人再次提议兴修，题奏获准，工部派官员会同漕运总兵梁玺，用银二万多两，雇请夫役工匠重新加以挑挖疏浚，粮运也曾经抵达京城上纳。又被上述多年为奸的人设计阻滞，仍旧不能通行。历年营造所需的大木材，全都由此河拖运到京。由此推想，粮船虽然说难以通行，剥船一定有可以通行的道理。有人认为地势高峻、水流湍急，不能由闸逆流而上。臣等愚见，如果能够修整原来设置的五座闸，每座闸门稍加修理，每闸下放六七块闸板；水大时任其漫流，水小时任其蓄积。

译每座闸都要仔细测量河道宽窄，各自制造大小剥船五十只，每船用军士四名，共需一千名。等北直隶总督官员运粮到张家湾时，借用这些船驾驶运粮；恐怕人手不能整齐，就听任参将王佐委派官员雇人撑船。本总把总以及该运官交粮完毕后，就在当地管理这些船只。仍置办口袋一万条，各卫轮流领取装粮，把粮食盘运到剥船上，运军合力牵拉。总兵王佐总管提调，催促督办各闸盘运，即使遇到阴晴变化、道路泥泞，也可以到达京城。这大体与浙江各坝盘盐的办法相同；如果遇到天旱，也允许分别雇车、雇脚，水陆并进，希望能够得到补益。臣等每每想到漕运日益困顿，使用费用日益繁多，如果专门固守旧法，恐怕难以挽救。此河一旦通行，也可以稍微减少车脚费用。应请求皇帝命有关部门从长计议，行文臣等在淮扬地方动用漕运官银，雇募夫役工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工后送到总兵王佐处，听任他委派、调拨官军管理。船只通行后，节省下来的脚价银留作次年增造剥船之用，并在各闸及靠近城池的地方建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腾卸剥船，不使运输停滞。如果有人假托权势要人的名义包揽口袋，或者车户、地痞等人胆敢带头倡率，妄言阻挠破坏，或制造奸弊、盗决河堤，听任科道官员举发弹劾；并命总兵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查访捉拿，按重罪审问定拟，戴枷示众后仍发往边卫充军。这样庶几奸徒知道警戒，浮泛的议论自然平息，而漕运也可以通行了。《嘉靖元年漕例奏》【俞谏】都御史俞谏、总兵官杨宏上奏：据长淮卫运粮指挥使孙兴呈报，按照江南兑运粮米旧例，都是由民运到瓜州、淮安，与各卫军船交兑。自成化八年改变水次漕运制度后，浅船都不过坝，江北卫所分派官军到江南各府县水次兑取粮米；每船抽调一半旗军守船，另一半到各水次听候交兑，由有关官府另行发给过江脚价米，就地雇船装载运输，实行至今已经成为定规。先年有关官府征粮及时，交兑也早，船只没有滞留困难，人人都乐于服从。近年有关官府征粮过期，官军留船等候日久，以致船户害怕困难而逃避；旗军又怕耽误兑粮装运，只得在支河、小港寻找雇船。又被当地居民或豪强大户驱赶殴打、霸占扣留，甚至打伤而引发诉讼。官军想雇船却没有船，只能坐等延误。甚至有管粮、部运等官员，明知粮数尚未完足，故意把剥船驱散，拖延征收，扣留日月。又有奸猾官军，聚集捉拿船只，乘机恐吓诈骗，奸弊多端，因而引起争讼。像这样，请求敕令户部转行各处：应从嘉靖二年开始，凡应天、庐州、苏州、常州、镇江等府的民粮，应兑给南京、江南、江北卫所官军的，听任各把总官预先通知各府州县管粮、巡捕等官，酌量本州县应兑粮数和所需船只多少，在各自管辖的河道中按数拘留船户，等官军、旗军到达后，由军卫和有司共同议定价格，将过江脚价米按公平价格雇船转运，不许亏损脚价，导致怨恨叹息。剩余的脚价米仍作为过坝挑运、盘运的费用。如果卫所管辖的军士仍像以前那样强行催逼、恐吓诈骗，地方上的豪强仍像以前那样驱赶殴打、霸占扣留，应当逮捕审问的就逮送所在地官府问罪；应当上奏的就转呈漕运衙门施行。《嘉靖二年漕例奏》【俞谏】总兵官杨宏会同都御史俞谏上奏说：户部郎中赵载曾题请议论，漕运粮船原先由海路运到京城，都是经过文武大臣建议，开浚通惠河，分设十二总之后，才停止海运的。每年所运的四百万石粮食中，蓟州边储只有遮洋一总仍然保留；南京水军左等八卫、江北淮扬等五卫的军船，都在小滩镇等水边兑运。山东、河南粮米三十万石，仍由海道运到蓟州、天津两仓交纳。成化年间，又因海道不便，暂时从小直沽开通一条新河；当时把遮洋海船每两只所需的旗军三十六名，改造船五百二十五只，配旗军六千三百名。到这时，船只和运输路线虽然改变，卫所官军却仍旧承担原来的役务。即使这是珍惜旧制、保存旧例，但其中路程远近、往来耽搁、军船困顿、粮运迟误，确实如郎中赵载所说。何况南京给事中彭汝晏又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至于河南一总，上下两江催运相距很远，难免顾此失彼；赵载又谈到这些问题，都是漕运的重要事务，应当合并议处。查得南京淮扬等卫的官军，从前只是因为熟悉海道，才保留在遮洋总。如今既然改由新河催运，却让他们空身从南方赶往北方，不仅路途艰辛，按人情和事务来说也很不方便；而且江北船只多被抽调，江南就近兑运，每船还要增加过江一三脚米，南京的行粮又要额外支出，年复一年，尤其应当爱惜。况且遮洋近年议准折收银色的数额增多，军士可以减少留存，但办理船料的数额少，所需粮食却多，也应当设法处置。又查北直隶总下属的德州、天津两仓，不仅路途很近，而且原运正耗相当，民情也便利，应当改拨。是否可以把遮洋江北淮大、高扬、长淮五卫的旗军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旧不动，另将北直隶总下属德州、天津等九卫的旗军一千七百六十四名并入本总；不足的数额，再从附近徐州左卫、泗州二卫增拨旗军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合计抵补南京远运，共凑足原数六千三百名，以备每年运输三十万石的旧额，仍称遮洋总，命孙机管理。遇有减存时，临时酌量派拨，以使困苦军士得到舒缓；仍将孙机原来所管的额数退归南京领驾，并增补退下的水军南京左等八卫官军。

译进入江南后，分为上江、下江二总，分别由程鹏二人管理。旗军仍按每船十人配置，船不过坝时，各自留存过江米六升，但把原来的一三裁减为七升。各总截取上江兑运安庆、池州、太平、广德等府州的粮米；多余军船领取兑运江西未完的粮食。下江兑运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粮米；多余军船领取兑运浙江未完的粮食。这样连同原有的仍为十二总，但南京二总每年却分到江、浙两处把全部粮额拨给兑运，剩余船只才拨往江南。至于浙江等总的军船，虽有多有少，也都按就近原则计算派拨，事情并无大害，都应照旧办理，不必一概更改。改拨遮洋的行粮，查照议单办理：北直隶仍为每船二石，徐州左卫、泗州二卫都照淮安、太平的标准，每船二石八斗。这样，水军等八卫就可以就近领取兑运江南的粮食，免得驾驶空船北行；江南一总也可以分头催运，免除往来督促兑粮的困难。如此远近适当均衡，水路便利，粮运不会耽误，行粮和脚米也可以因此有所节省。议处本折仓粮，以减轻负累事。据山东布政司呈报，查得嘉靖三年户部颁降的征粮则例中规定：临清、广积二仓以及德州仓的夏税小麦折米，若在三百里以内，由州县运送本色米石交纳，每石加耗二斗，脚价二分五厘；若在三百里以外，每石连同正粮、耗米、蓆草、脚价共征银八钱，仍按例买米交纳。秋粮方面，运送到临清仓的民运米石每石加耗二斗，蓆草银二分五厘；应纳粮的州县不论远近，每石连同正粮、耗米、蓆草共收银八钱，趁米价低时前往临清及附近地方买本色粮交纳。除通行这些规定外，照常年各府县征纳上述仓口税粮的情况来看，按例应征本色并运纳的，脚价每石比官定费用还多；征收折色银的粮食运到仓时，又常被无赖揽头抬高价格，每石要银九钱以上，甚至有一两以上的。他们写立合同进行欺骗，所收费用十有八九不能完整交纳，往往使大户受到连累，被监守并追缴，倾家荡产，动辄数年也不能完纳。再看今年本省各地的收成，比往年颇为歉薄，粟米每石时价银不过七钱，而大户按例却应收银八钱。如果照旧按本色、折色运输交纳并买米入仓，就是拿小民剩余的财力作为揽头欺骗浪费的资财，不仅仍然连累大户，而且还会使国家储粮亏损滞积。是否可以通行所属各地：嘉靖二年临清、德州二仓的小麦折米以及运到仓的米，不分远近，每石连同脚价、耗米、蓆草，按例共征银八钱；每收银一钱折收钱七十文，收齐后换成银，铸成锭，盖印封存，由经收官和大户改用钱文，运到仓交纳，不必买米。嘉靖三年以前各年拖欠未完、现已被揽头欺骗取费的，也一并查出，不必再令其买米，只按原数追缴银两入官，到仓交纳；并与今年秋粮分别发给通关文书，听候本仓按例自行支放。这样或可使粮款早日完纳，大户不受损害，官民双方都便利。缘由送到案卷后，臣查得此前该司呈送的所属州县各年拖欠钱粮文册：临清、广积二仓自正德元年至嘉靖元年止，夏税小麦折米及秋粮米，除花户拖欠、奉例由官员查明蠲免的外，大户已经收足粮款、送到布政司改用钱文解纳但尚未取得通关文书的，临清、广积二仓合计米九万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仓米一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其中虽有年月先后远近不同，但没有完纳并领取通关文书的，已经据该司文书，提解济南等府章丘等县正德九年大户卨安等审问，他们供称已经把粮价银两交给揽头林杲等代为上纳，但尚未完纳；各大户也有侵吞欺骗等不同情形。及至提取林杲等对问，又据该司临清州回复说，林杲等名下不止骗取本省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连河南等地各州县的钱粮也骗取很多。现经监兑主事发文到州县监守追缴。又经案行该司：德州仓粮册交分守右参政吕经办理，临清、广积二仓交带管临清兵备副使钱宏办理；分别调取监兑主事的文卷、歇家保状、合同、仓廒经底簿，查对原来解纳的数目。已经交纳的，便发给截数仓钞；核对仓廒经文无误后，仍欠多少，若属大户名下侵吞，便按原收官价追缴；若属揽头名下骗取费用，便按原来写定的揽价追缴。各自穷尽家产，派能干官员全部变卖赔偿；追到的银两暂时发入寄库，另行议处。根据以上情况，臣会同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孙漳议定：临清、广积二仓以及德州仓的夏税麦折米、秋粮改拨兑给军士的粮食，以及改由民运送到仓的米，都是听凭兑运的数额，是国家急需的财用。如今从正德元年至嘉靖元年止，被揽头和大户侵吞欺骗、没有完纳并领取通关文书的，共计二十一万多石；即使变卖家产，也未必能够全部赔偿；即使按例把揽头戴枷示众、发遣，也只是小民的膏血已经被吞噬，国家的军储已经受到亏损，徒然增加痛恨，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不过，鉴于过去可以惩戒现在，依据前事可以妥善处理后事。嘉靖元年以前被揽头骗取费用、大户侵吞的，已经难以要求全部追究了。现在嘉靖三年以前上述各仓粮米，大户已将征收完毕，正陆续改用钱文解纳；如果不严行禁令，另作处置，任由他们仍像过去那样放任揽头包纳，难免弊端再次发生。如果严惩揽头骗取费用的弊端，而专门责令大户上纳，又恐怕纳粮米数额太多，乘机谋利的人仍会像从前的揽头一样代纳，另外产生许多弊端，阻挠不已。若只想令他们把银两交收在仓，作为账目支销，或解送京城，又恐怕原先议定听凭兑运的数额突然难以轻易改变。查得临清兵备副使文书中说，曾考察仓粮并制定革除奸弊的条文。可见朝廷谋划和廷议，考虑深远，原本就是有意采取这个办法。

译是否可以命令临清、广积二仓的主事，会同副使；德州仓会同守巡官一员，或该州知州，分别按照大户投递文书的先后，拘令各行户按当时价格，会同有关大户买米上纳。或者命富商大户先把粮米交入仓中，再令大户按照已经交纳的米数偿还价银。以后如果年成歉收、米价昂贵，暂把价银存入库中，等到丰年再买米交纳。嘉靖元年以前揽头骗取费用的，按揽价追收；大户侵吞的，按实际价钱追收，都收存入库，作为账目支销。如此，既往的弊端可以清除，将来的侵吞也不致发生，对官民双方都很便利。如蒙批准，乞请敕令户部再加详议，急速上奏请示，俯赐施行。若另有裁定，因这是议处本色、折色仓粮以减轻负累的事，臣不敢擅自办理，谨具本奏请裁示。催运粮储疏【唐龙】臣查照，先前奉户部咨文办理地方事务，其中说，漕运都御史、总兵官、参将每年都须在八月以内赴京会同议论漕运事务；相关题本已经奉到钦依，咨文也已送到臣这里。除恭敬遵行钦命外，查得嘉靖八年粮运经过淮河已经结束，议事日期将近。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的总兵官、南京后军都督府署都督同知杨宏议论说：漕运制度设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规划完备，法例也很详细，我们只来不及完全遵循而已。现在尤其应当使军士得到休息，这实在是今日的急务。选用把总尤其关系漕运，应当汇集众人意见，综合提出三件事：一是统一团造船只，二是慎重选举任用，三是严格执行事例。现上陈请圣上阅览，略尽愚见，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再次会同议论，早日赐予施行。如果能使军士得到一分宽减，使漕运政务得到一毫补益，就是军国的大幸，也是臣等的大幸。一、统一团造船只。查照规定，湖广都司所属武昌等十一卫所，原额设置浅船一千零一十二只。其中杉木船十年制造一次，每只连船底共需价银一百零三两；新楠木船七年制造一次，每只连船底共需价银九十两五钱；松木船五年制造一次，每只连船底共需价银七十三两九钱一分。按十分计算，军户负担三分，民户负担七分，每年按数出办。民户所出的材料银解送布政司，军户所出的解送都司，各自收存。民户材料分派给全省州县，尚且容易办理交纳；军户材料却分派给原来的十一卫所，各自扣除运军的月粮抵数，交给运军办理。运军终年劳苦，只有月粮，又要从月粮中取出造船费用，这等于连他们的口粮也一并剥夺，难怪怨声不断、逃亡接连发生。等到造船时，又采取分散团造的办法，没有厂所管理，也没有官员监督，只凭旗军领取料银，分散制造，侵吞克扣的弊端纷纷出现。油少钉稀，木料脆、板材薄，造船不合规格，运输又赶不上期限，其中弊端多得数不清。查得江北等五总造船，都是从杭州、芜湖两处抽分所得的料银中支出，并定委清江厂主事监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两〕 湖广荆州抽分的银两，从前也是为造船而设置的，也可以拿来使用。又见那里有工部主事一员，可以兼管此事。再查湖广所产楠木很多，如果把以前的船全部改用楠木，七年制造一次，把一千零一十二只分作七年，每年实际应制造一百四十四只多；每只连船底用银九十两五钱，每年共需银一万三千零七十七两多，这又是统一办理的办法。是否可以从嘉靖九年开始，查照清江浦的事例，在荆州水边总设一座船厂，把武昌等十一卫所应造的浅船全部移到那里集中制造，就使用抽分银两作为材料银；仍照清江浦事例，在十一卫所各选千户、百户一员管理造船，指定荆州抽分主事兼管监督。原来军户三成、民户七成的材料银，全部免除，其办理交纳办法永远作为定规。军民既可得到休养生息的恩泽，运船又有统一归属，漕运事务就能振兴。乞请敕令户部、工部从长计议，早日裁定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三千七十七两〕 一、慎重选举任用。天下的事情，亲自做过以后才知道；普通人的心理，有所羡慕就会受到劝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查得永乐、宣德、成化年间，把总官有空缺时，都是在各卫运粮指挥中推举老成稳重、没有过失、熟悉运输事务的人，奏请推用。因为运总长期负责兑粮，推举为把总后，漕运中的利弊、事情能否施行、钱粮的盈亏、军士的苦乐、河道的险易，没有一样不知道，办理起来就容易了。古人所说的“轻车熟路”，正是这个意思。何况把总以都指挥的身份办事，历次升迁到长印、挂印、坐营、坐府等职都可以达到。运总中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人人都会奋发，即使贪婪也不敢贪婪，即使暴虐也不敢暴虐。这就好比明珠摆在眼前，人人都会踊跃争取。当时漕运事务整治得很好，取得显著成效，正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正德年间，刘瑾掌权，各把总官不完全从运总中推举，往往任用生疏之人；他们既不明白事务，又忽视军情，因此失败的很多。从此运总也松懈怠惰，失去了从前进取的心，漕运政务日益废弛，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德十二年，漕运都御史张缙具题说：“把总官有空缺，仍照旧例，在各卫运总中推举曾经受到旌奖、熟悉运输事务的人补任。” 户部会同有关官员议定，拟具题本，奉到钦依准许推用。这对于军国大计来说，已经十分重要了。乞请敕令户部、兵部查照往年事例，再行议处；仍令漕运衙门在各卫总中长期管理运输事务的指挥里，慎重选取守持己身、体恤军士、有才能并且全面熟悉漕运事务的人，开列名单送交兵部候选。遇有把总官员缺额，就从其中选择合适人员，列名上奏请予简用，这样把总就能得到练达的人才，事务不会失败。运总也能发挥鼓舞劝勉的作用，人人都知道奋发了。

译一、严格执行事例。查得议单中有一款规定：漕运衙门题请，各司、府、州、县的折耗轻赍银两，每年务必随同正粮一并兑完，才准发给通关文书；不必因总类而拖延，仍旧称量、封装入鞘，派官员随运解送淮安，查验封记明确后交给运官，随船运赴京城，雇脚夫完成运粮。若不早日征收解送，致使官军受到连累、沿途追赶而耽误完纳，便照迟延运粮的事例一体审问治罪。这些规定都已经经过户部会同官员议定，题奏后奉到钦依，并已通行遵守。又据浙江杭州右卫运粮指挥佥事吴臣等呈报：漕运官军千里转运，艰辛万状；所得月粮用来安养家口，行粮用来充作路费。从前行粮都照例随同大粮一并派拨兑运，可以救济困乏。近年以来法令松弛、人情奸诈，有司竟令粮长等到稻麦收获后才催征发领，以致官军困守数月，不能随船取得食用；旗军只得侵食官粮，深受连累。请求议处。臣查照，轻赍是正粮脚价所需，行粮尤其是运军食用的物资；旧定事例必须随粮兑付、随军发放、随船前进，本来是为了杜绝奸弊、防备意外、救济军士的急需。无奈近年府州县管粮官员不顾国家大计，只图方便自己的私情，任意把轻赍银两不按例随粮交兑；粮食已经兑足，船也已开行，每卫只留下一个百户带二三名旗甲等候，过了很久才完纳，雇船装载，沿河追赶。不仅耽误交纳，而且另生侵吞欺骗；至于盗贼窥伺的忧患，更是大可忧虑。行粮方面，南京、江西等司府都随正粮兑给官军，各自能够得到使用；只有南直隶、浙江各司府十多年来分拨的多不是附近仓粮，催征又违背原定期限，直到帮船经过淮河到达湾泊处才发领。官旗等人把它说成公费，任意花销，因而军士往往连一升一斗也得不到，只好窃取耗米、盗食正粮，交纳时出现亏折、挂筹、借债，原因就在这里。乞请敕令户部计议，申明旧例，通行各该府州县掌印官，将各项轻赍银两与正粮一同派征；并令直隶苏州、松江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今后的行粮，都分拨附近仓分，等各运船到达之日，正粮、轻赍一时兑足，行粮也立即发领，当着军士面交割；船上的轻赍银两由众人共同防守。行粮随船，以便食用；船经过淮河之日，听凭臣等查验，不许再像往年那样迟误，以致前后失去联系，缓急时难以救济。这样既不会耽误交纳，军士也能得到实际好处，盗米、借债的祸患也可以消除。题请折收俸粮事【彭韶】切实考察东南地区的财赋，这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大部分供给内府，其次供给百官俸禄和军国所需，其中多数出自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历年户部只把秋粮正额派令起运，交纳于北京、南京两京；其中加耗、船脚等项没有别的办法筹办，只好在正米上每石加收五六斗，以备支用。支用完毕后，又令粮长、运夫在当年十二月以内全部起身，次年八九月间回来还没有多久，又要再次支拨，等待下一次运输。如今成化二十年，天气长期干旱，运河干涸浅阻，各府粮船至今多未回来，其艰苦情形真是无法说尽。臣仔细考虑，必须在此时采取权宜变通的办法，才可以既不亏损官府，也不损害百姓。大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每年起运南、北京白粮九万多石，兑运军粮一百零三万多石，这是本色粮食，不能缺少。至于百官俸粮，北京各衙门约七万多石，南京各衙门约十九万多石，这些俸粮权宜折解银价，似乎也可以实行。因为京官家属多半买米、面、谷物混合食用；南京的俸粮又全部拿出去发帖出售，官员并未亲自领取。至于南京，米粮容易得到，官员家中既有实际价格，也不必劳烦运送。臣认为折收银两最为便利。伏望圣明体恤三郡人民运输粮食的劳苦，稍加休息；乞请敕令户部会同官员计议：今后将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秋粮原派给北京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的俸米，每石连耗米、船脚等项折收白银一两；南京公侯、驸马、伯爵以及五府、六部等衙门各官的俸米，除留下每人一二石外，其余每石连耗米、船脚等项折收白银六钱，均不另加耗银。北京官员无论属于南、北二京的俸米，都解送北京各衙门交纳；南京官员则都解送南京各衙门交纳。这样或可略微减省东南百姓的运输负担，而官员俸粮折银也不致亏损，实在便利。因这是折解俸粮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办理，专派典史周瑜携带俸粮事项的题本，谨此奏请裁示。

译论禄米俸米【王琼】国家初建时，天下诸王都设置护卫并拥有兵权。到太宗即位后，便全部革除，不许他们来朝。最初的制度规定，亲王每年支取禄米一万石，后来因各地收成丰歉，有时减发。郡王、将军都有固定禄额，但也因百姓供给有限，全部减发一半，其中一半发本色米，一半折发银色；折色部分多不能实际领取。又如初封郡王每年支取二千石，后来袭封者都支取一千石；后来又有规定，初封郡王也只支取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达二三十人的也有，庆成王生了七十个儿子，却只按十个儿子计算，每年应支米一万零五十石，反而超过一字王的禄米。先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都从庆府一万石米中分拨，连军校也从大府中分出，不知道当时依据的是什么事例。又规定镇国等将军年满十二岁便可以请封号、领禄米；弘治十一年因灾异，礼部会同官员议论修省事务，郎中、慈溪人王纶向诸大臣说明，定议镇国等将军年满十五岁才准许拨发禄米，至今仍在实行。若从百姓方面说，供给日益不足；若从宗室方面说，他们往往衣食不能接续，反而不如平民之家能够自行谋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十石〕 还有宗室犯罪降为庶人的，按人口每月发给米石；与将军、中尉相比，反而确实得到宗室制度的好处。宗室按例不能种田、纳税、经商谋利，而固定禄米又不能按时供给，日益贫困，已经无法生存。国家初建时规定，百官俸禄都发本色米石；例如知县每月支米七石，每年支米八十四石，足以供养家属和日常用度。后来改为四品以上三分发本色、七分发折色，五品以下四分发本色、六分发折色。后来又改为外官每月发本色米二石，其余都发折色。折色以钞为标准，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算俸禄，四五年还不能发一次；外官则完全不能发。这样的俸禄制度难道还能真正守行吗？想要禁止贪婪，因此很难做到。

译论食货【王鏊】正统以前，全国每年征收税粮共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多石，其中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收银八十一万四千多两；户口税、商税除折米部分外，加上船料钞折银，可以得到四十三万九千多两；两淮盐场盐课银每年不少于数万千两；各地税粮折征共一百三万多两；云南闸办三万多两；各项钞关、船料四万多两；马草折征三十三万多两；盐课折征二十多万两。每年收入合计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入内库作为预备和制造等项费用的，有十多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多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多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的年例银共四十万两；若有军情，因紧急而奏请增加的有四五十万两，或二三十万两；圣诞、千秋节用银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多两；亲王、王妃、公主，以及皇帝使用和天下王府银盆、水罐、仪仗等项共用银十三万七千五百多两。每年支出总数一百多万两。正德以来，全国亲王三十人，郡王二百一十五人，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人，文职官二万零四百多人，武职官十万多人，卫所七百七十二个，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多人，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人，吏五万五千多人，各项俸禄粮饷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隶定额征派的夏税、秋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多石。收入少、支出多，所以王府长期缺少禄米，卫所缺少月粮，各边缺少军饷，各省缺少俸禄廪给。每年漕运的数额，每年运输正粮共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二十四万石到蓟州仓，改兑六万石到天津，其余三百七十万石运到京城、通州两仓。旧例是民运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边的四仓交收，漕运官再分派官军，其中一部分支运到通州、天津两仓。成化十年议定，四仓所收粮食令官军直接到州县水边四仓交兑，称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因派拨数额不足，每年在水边四仓支运九万零六百石，以补足原数。正德年间全部改为改兑，支运便停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万六百石〕 苏州每年运输军粮六十五万石，过坝的每石加耗七斗九升，不过坝的每石加耗六斗六升。另有金花银十七万两，折米六十八万石。凤阳、南京不在此数内。苏州留存七万石。河南每年漕运三十万石，浙江六十万石。太祖、太宗时期，每年的用度姑且只拿黄蜡一项来说：国家初建时每年用量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年间增加到八万五千斤，成化以后增加到十二万斤；其余各项也可以由此推知。正德十六年，工部上奏说：巾帽局缺少内侍，巾帽、靴鞋所需的纻丝、纱、罗、皮张等材料，成化年间需二十多万，弘治年间达到三十多万，正德八、九年达到四十六万，末年达到七十二万。东汉永平年间，开始规定宦官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增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唐太宗下诏，内侍不得列为三品；唐中宗时，穿黄衣的宦官达到千人，另有外置千人，穿紫衣的还很少；开元、天宝年间，黄衣以上三千人，穿紫衣的一千多人，凡称为监的，往往授为三品，在宫门排列侍卫。宋初，从供奉官到黄门共一百八十人，定为员额；孝宗时仍定为二百人，后来增加到二百五十人。今上即位初年，革除锦衣卫旗校三万一千八百多人，每年节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万多人，每年节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以下缺文】冗食议【王鏊】国家初建时设置官职，沿革变化一天不同于一天。洪武十三年废除大都督府，将中书省、御史台提升为六部；都察院与通政司、大理寺合为九卿；此外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国子监、太医院、翰林院各自统辖所属机构，并兼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的政务。到建文、永乐年间，仍不断有所增损，其纲纪体制都详细载在各司职掌中。《大明官制》通行万世而没有弊病，仿佛虞、夏、商、周的制度重新出现。然而，因事设官，没有相应官职，政务就不能举措；依靠人才施政，没有合适的人，政务也无法真正实行。比如翰林官不能拘泥于固定员额，给事中、舍人也不必一定足额；而采访、巡抚、镇守、经略等官由台臣、部职官员执行事务，巡盐、巡茶、巡仓、巡河、巡关、巡海、巡江、清军、清匠、兵备、守备、守御、管粮、提学等职务的设置越来越多。即使有人建议裁革，诏令也屡次颁发，但增设仍旧，官职已经设置起来了。沿袭常规等待任期届满，只想着升迁自己的品秩而已；至于官职事务无人办理，又该怎么办呢？这还只是有职任可以推托的情况。武职到都督以下属于升授官，指挥使以下属于世袭官；升迁途径的冒滥、旁支的混淆，终身如此，世代相继，老父长孙都不懂兵器、不识战阵，却照常享受俸禄。至于传奉、乞恩、报功、纪绩等途径获得官职的人，挤满道路仍没有停止；将校比士卒还多，戴官帽的比戴头盔的还多。土地所生产的、贡赋所收入的，每天都在减少。这样多人消耗粮食，难道不是当今世上的深重忧患吗？

译正德年间查抄刘瑾的财物：金二十四万锭，另有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两，另有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驹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四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盬五百件；四蟒衣一百七十袭；牙牌二匣；穿宫牌五百面；金牌三面；衮袍四件；八爪金龙盔甲三千副；玉琴一张；玉宝印一颗。以上合计金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嘉靖初年查抄朱宁的财物：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四箱；碎银十匣；金银汤盬四百件；金首饰五百一十一箱；珍珠二匣；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玉带二千五百束；金縧环四箱；珍珠眉叶缨络七箱；乌木盆二个；花盆五个；沉香盆二个；金仙鹤二对；织金蟒衣五百箱；罗钿屏风五十面；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面；苏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缎匹三千五百八十扛；绫、绢、布三十三扛；锡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匣，另三十扛；祖母绿一尊；铜铁狮子四百车；铜盆五个；古铜炉八百三十个；古画四十扛；白玉琴一张；金船二只；白玉琵琶一把；铜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 唉，胡椒八百斛，世人已经认为奢侈，并且还广为传说；如今看看这两个逆贼被查抄的财物，比唐代元载又怎么样呢？听说从前查抄王振、曹吉祥的财物，还要更多。官家的府库怎么会不空，百姓的膏脂怎么会不枯竭呢？国家富有四海，并不像宋朝偏安一隅。宋朝西北有两边，每年要出岁币百万；百官的祠禄、郊祀赏赐之类，今天都没有。宋朝制度中，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的官员，每举行一次郊祀便任用一人；两制以上的官员一年任用一人，儿子又任用他的孙子，孙子又任用他的儿子，任用侄子、外甥的也有。如今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有一个儿子入国子监，可以说是非常严格了。宋人流传到今天的民间器物，都极其精巧；如今的人却特别粗疏，不只是古今人的性情不同，也大概是由于贫困的缘故。看《梦华录》《武林旧事》，宋代民间如此奢侈，即使南渡以后仍然如此；近些年民间连隔夜的储蓄都没有，官府也没有经年累月的积蓄。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们都说：“本朝藩王府太多，武职太冗滥。”这固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却没有人提及。古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一定在百姓手中。如今百姓的膏血已经耗尽，官府的府库也全都空了，难道不是都归了这帮人吗？治理国家的人，为什么不认真想想这个问题呢！《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三 明·黄训编 户部【盐法、茶法】《盐法对录》【弘治，李东阳】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东阳病愈起身已经一个多月，皇上召我到暖阁，从袖中取出几本奏章，指着其中一本说：“太常寺拖欠行户的钱钞。昨天有人查考洪武等年间的情况，为什么市场不通行？户部查核回复得不明白，还须另行处置，务必使其流通。”臣徤等都回答说：“这必须从朝廷先实行起来，例如赏赐折俸之类；下面如盐钞、船钞，也必须使用旧钱才能流通。况且民间私自铸造劣钱，听任它流通使用，本朝通宝反而不能流通，实在没有道理。”臣迁回答说：“昨天命令查核，正是想使它流通；但如果不禁止私钱，官钱决不能流通。前年铸造弘治钱，曾经禁止私钱，但不到两三天，私钱就又泛滥使用如故。”皇上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回答说：“只是有关官员执行不到位。”皇上说：“现在必须严加禁止。”臣东阳奏道：“臣等访查得知，现在铸造的钱，白白耗费工料，所得不能抵偿损失，这也是有关官员不肯尽心办事。若只是这样，即使铸钱又有什么益处？”臣迁说：“昨天命令查核已经铸造和未铸造的钱数，也是这个意思。”皇上说：“对。”臣徤等于是奏道：“如今国库不充实，府县没有储蓄，边地储备空虚，流通的价格又不能抵偿成本，正是公私都困乏枯竭的时候，铸钱一事最为紧要。” 其余如屯田、茶马，也都是理财之事，不可不加以讲求。”臣东阳于是奏道：“盐法尤其重要，如今已经完全败坏，各地开中徒有其名，商人没有利润，都不肯再上纳了。”皇上问：“商人为什么不肯上纳？”臣徤等于是极力论述奏讨的弊端。皇上说：“奏讨也不过是几家而已。”臣东阳奏道：“奏讨之中有夹带，一份奏讨往往夹带十份；商人没有利润，正是因为这些弊端。”皇上说：“夹带的弊端确实存在。”臣徤等又说：“王府奏讨也败坏盐法。各王府每年的禄米本来就有万石，又奏讨庄田的税课；朝廷每每顾念亲亲之情，总是答应请求，常额有限，不可不加节制。”皇上说：“近来王府所奏的，多数没有答应。”我们都回答说：“确如圣谕，但只求今后更加不要轻易答应，他们自然就不敢再奏请了。”臣徤因而奏道：“臣听说国初茶马法刚开始实行时，有个欧阳驸马贩卖数百斤私茶，太祖皇帝说：‘我刚实行一项法令，他竟首先破坏它，于是把他置于极刑。’高皇后也不敢劝阻。这些旧事，人人都不敢提起。” 皇上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不肯说罢了。”于是说盐法必须整顿，臣迁等赞同道：“请下令户部查核议定。”皇上说：“好。”第二天下发批示说：“祖宗设立盐法，是为了接济紧急需要；边地储备关系国家要务，近来却几乎废弛殆尽。商人不再运往各边，开中虽多，完全没有实际作用。户部立即全面查核旧制，以及现今各项弊端，弄清楚后筹划妥当再来说明。”于是朝廷内外都称庆，知道皇上有这样励精图治的心意。这一天皇上的脸色十分和悦，问答详细周全，和蔼得像家人父子相处，实在是前代少有的情形。《织造盐对录》【正德，李东阳】弘治十八年八月【缺】日，讲读完毕，出到文华门，皇上派司礼监官员召臣徤等再次到暖阁，问道：“昨天派承运库太监王瓉、崔果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王瓉等奏请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只给了六千引，并给了一半价银，现在可以全部给他们吗？”臣徤等一同奏道：“给盐六千引，又给一半价银，已经足够使用了。”皇上说：“既然给了一半价银，为什么不把全部盐引给他们？”臣徤等回答说：“户部也是为了节省用度。”皇上说：“该部既然要节省用度，为什么不留下这一半价银，却把盐引给他们，任凭他们变卖，岂不是两全其美？”臣徤等回答说：“价银有限，不如盐引的费用多。”皇上说：“为什么？”臣东阳回答说：“盐引中有夹带，例如有一张盐引，便夹带数十引，因此私盐积滞，官盐不能流通。先帝临终时锐意整顿盐法，正是今日的急务，不可不作长远考虑。”皇上说：“如果发生夹带之事，朝廷自有正法处置。”臣东阳等回答说：“这些人如果知道有禁防，便在船上张挂黄旗，书写‘钦赐皇盐’的字样，声势显赫；州县、驿递的官吏稍有应对不合，就会遭到捆打，只能隐忍承受。” 盐商和灶户虽然吃亏，但终究谁敢出声说呢？所以不如在一开始就禁止。”臣徤等也共同这样说。皇上严肃地说：“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是几个宦官败坏的吗？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是好人，便有六七个坏事的人，这一点先生们自己也知道。”这样说了两遍，大概当时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说法了。皇上又说这件事务必要全部实行，臣徤等奏道：“容臣等回去再斟酌。”于是叩头出殿，司礼监官员追上来传达圣意，臣徤等也回答说：“已经奏报过了，回去再斟酌。”监官于是回奏说：“先生们已经承办此事了。”臣徤等到内阁后，又写好揭帖极力争辩，请求仍按先前的意见，第二天以内批发出，只给盐六千引，如户部所议。《盐法议》【王琼】

译第一，重视边饷。《诸司职掌》说：凡遇到开中盐粮，务必根据当地米价的贵贱以及道路的远近、险易，按例具奏，张榜召集商人开中纳粮；这是明白公布的成法，不可更改。天顺以前，只有户部召商到边地纳粮草。成化年间，才开始有各运司纳银的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庆请求恢复旧例，但议论尚未实行。此后开卖日益严重，大都把银子解送到太仓银库，虽说是为了备边收购粮食，但各方面的费用实在很多。边饷如果平时不预先储蓄，必定要等到空虚困乏后才设法，即使富有银货，又能把它用在哪里？只顾眼前的短期功效，而不顾长远大计，于是使商人废弃沿边籴买的规制，遵守运司纳银的条例。等到边塞有警，召商纳米谷时，商人观望不前，多数不来开中；即使有来的，所纳数量也很少。弘治十四年，巡盐御史冯允中也曾建议过，但提出不久，很快又废止了。为什么破坏旧制容易，恢复旧制却这样困难呢？有人或许说，用运司开中所得的银子解送边地买粮，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却不知道官府自行和籴，不如让商人流通转运购买，既不劳烦官府，利益也更广。请求申明确定的制度，明示后世永久遵行；或者等各边安宁、连续丰收之后，商人争相前来开中，自然会见到成效。这是整顿盐法的根本要点。云南、四川等地盐课不多，就在当地边地按数量准许折纳，不拘泥于两种折纳的规定。这样，边饷就有储备，寇患也可无忧。第二，确定勘合。据洪武年间的制度，茶盐引、田契原本用铜板一百一十片，都由南京户科收藏。每逢开中，由南京户部印刷勘合，发往各边填写；商人的姓名以及所纳米、豆和盐引的数目，都要加盖印章，不许涂洗改动。每张勘合，有的填写一万引，有的填写三五千引，不拘泥于固定数目。编造底簿和流通文簿，发给运司，等商人携带勘合到来，核对字号相同后，发盐场支盐并刷印盐引数目。运司领取后，发给商人凭照盐引运盐出售。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盐法各项事务都由行在户部掌管办理，只有盐粮勘合、盐引文簿的铜板仍收藏在南京户部；勘合底簿和流通文簿也由南京户部编造后转发。正统六年铸造更换印信，才确定行在户部称户部，原户部改称南京户部；但盐引、勘合和文簿仍由南京户部掌管。正统七年，户部因没有收到各地缴来的开中盐粮勘合数目，担心各商人增添、涂改勘合而无法查考，请求在年终由各边把收取的粮数填写在发出的勘合字号上。各运司根据客商带来的勘合字号和所纳粮数分别造册，缴送户部核对查考。又因册籍难以凭据，正德十二年户部再次奏请，命南京编造完备的勘合底簿，送北京户部抄录字号后转发各边。后来因为往返劳烦，仍命南京户部直接编造发出。臣到淮地时查验南京发出的勘合底簿，有的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仍然报告开中没有完成；盐课积压在盐场，难道没有淹没遗失的忧虑吗？况且客商投下勘合时，所收粮数，有的加盖布政司、都司或卫所印章；有的涂改字样而不盖印；有的虽有印章但印色脱落不清；有的开写得很清楚，写明所中过的斗数、价值和仓口；有的只混杂写明银钱、米豆的总数，具体数目不清。种种弊端如此，难道不是盐法的大蠹害吗？请求铸造盐粮勘合铜板一片，除去‘南京’二字后送户部收藏；遇到奏准开中盐粮时，由户部派官员和工匠到户科印刷，每五十引盐印一张号纸，送回户部，再转发开中地点，可以是布政司，也可以是都司、卫分等有印信的衙门收藏掌管。每张号纸填写三五千引、七八千引或一万多引盐，不必拘定一万引的数目。所填写的商人姓名、籍贯住址以及米豆、盐引数目，都要按规定加盖印章并留下印色制作，不得使印色脱落，以致能够涂改字样。如有多余的号纸，年终缴送户部涂销；仍设置内号、外号各半的印勘合底簿两套，内号一套由户部收藏掌管，外号一套发给运司收藏掌管。商人到边地纳粮后，将勘合投交运司，运司核对外号；发盐完毕后，将勘合汇总缴送户部核对内号，再与各边每年报告的钱粮文册核对是否相同，然后注销。每年还设置一套流通文簿，加盖印章后发给各运司收藏掌管，依次附录商人姓名和盐数，以便年终按照发盐数目核对。各开中盐场在发盐后，盐场登记‘发盐讫’二字；支取盐后，盐场登记‘支盐讫’二字。如果年终发盐场遇有事故，到第二年年终仍不能发出，就收回原来开中的盐课，改在别的盐场发给，以免积压停滞。还请求就在各司员外郎、主事中改派一员，或者改授员外郎职衔，专门掌管盐法册籍，核算盐课高低，追查办理通关文书的完成和拖欠，考察各边实际情况，斟酌开中数量的多少。并且核对勘合，查明并革除奸弊。有空闲时，也不妨兼管原有事务。这样，盐课就会整肃清明，边地储备也没有弊病了。《两淮盐法议》【霍韬】臣切实认为，立法必须公正，广泛施行法律必须严密；同时又要善于掌握变通的权宜，才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唐代刘晏只采用淮盐，便足以供应国家用度。臣现在姑且议论淮盐的利弊，由此就可以推知天下的情况。国初把两淮的盐碱地授给百姓煎盐，每年按数征收课盐，这也如同把田地授给百姓而征收赋税。淮盐课条例说：各灶丁除正额盐以外，把煎出的余盐夹带出场以及贩卖私盐的，处绞刑。既然如此，耕种的百姓缴纳赋税租税之外，把多余粮食拿去卖掉，也要处绞刑吗？这项法律本来有深意，只是后人失去了它的本意。淮盐原定每年办理三十五万引有余，后来改办小引七十万引有余。然而两淮除正额盐以外，仍然产出余盐三百万引有余。如今正额盐已经不能多取，余盐又不许私卖，那么三百万引余盐到哪里去消化呢？两淮行盐的地方，南到湖广，西至河南，东到东海，地域数千里，百姓亿万家，所依靠的食盐只有七十万引，日常饭食从哪里取得足够的盐呢？因此私盐泛滥、盐价暴涨，也就不足为怪了。国初灶丁办理盐，每引四百斤，发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

译这是因为洪武年间一贯钞值钱一千文，所以灶丁能够得到这样的实际利益；即使冒禁贩卖私盐，也可以处以绞刑。如今一贯钞换不到二升粮食，却还禁止灶丁贩卖私盐，这是逼得他们饿死。这里是后来施行法律的弊病，不是初年制度的过失。正统二年命令说：贫困艰难的灶丁，正额盐照旧收纳；其余盐收藏在本盐场，每二百斤官府给米麦二斗。正统十三年命令说：每二百斤余盐给米一石。若灶丁每二百斤余盐确实能得到一石米，那么私卖盐处绞刑也还可以实行。只是当时这道命令虽然颁出，米粮实际上无法筹措，所以官府只是拿这道命令来征取余盐，实际上不能实行。这个命令要给百姓米麦，而贫弱灶丁早晨有余盐，晚上等着米麦；米麦不能及时得到，就先向富户借贷，后来加倍偿还盐债的也有。因此盐禁越严，贫困灶户越多，原因就在这里。贫民卖私盐，官府立即捕获；富户卖私盐，官府却包庇隐瞒，所以贫困灶户的余盐必定要借助富户才能私卖。富户豪民凭借海滨险要，多招集贫民广占盐碱地煎盐私卖，富裕得可以与王侯相比。因此盐禁越严，富户越加横行，原因就在这里。况且法律越严，利润越大；强悍的百姓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法律。淮安强悍的百姓有数千万家荒废农田，专门贩卖私盐，携带兵器、背负弓弩，官府不敢追究。近年他们仗恃人多往来抢劫，如果不弥补这个漏洞，必将造成大患，不只是阻碍、败坏盐法而已。然而既不能讲求古法来处置余盐，又不能变通钞法来补给工本，那么贫民靠什么生活而不起来作乱呢？盐禁越严，盗贼越多，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盐场灶户的利弊。洪武年间招募商人开中盐，每引纳银八分，官府征收很少而商人获利很厚，所以盐价平稳低廉，百姓也受到恩惠。永乐年间，每引盐运送边地粮食二斗五升，商税虽然增加了，边粮却能够满足，百姓也受到恩惠。永乐以前，淮盐开中每年没有固定数额。永乐以后，每年定为七十二万引，又定七分为常股，三分为存积。所谓常股，就是通常发放的盐。商人先纳边粮，才发给盐引，守在盐场等待支取，这就是常年盐。有的守候数十年直到老死仍不能支取，如今还有兄弟妻子代为支取的，法令中可以考查。所谓存积，就是把盐积存在盐场，遇到边粮紧急缺乏时，便以加倍价格开中，越过次序发放的盐。这种囤积货物而不流通获利，不是王法的正常体制。成化以后，准许纳折色，每引盐准许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又有命令说，客商如果没有现盐，准许在本盐场买盐补足。所谓在本盐场买补，就是开放余盐私卖的禁令了。因此奸商借官盐引来掩饰私盐。但商人和灶户能够得到利润，州县百姓和士人也能吃到便宜盐。只是私盐越流行，官盐越积滞，盐法于是大为败坏。如今两浙盐课准许纳折色的命令，还可以查考。弘治、正德年间，有奸邪权贵奏请，有勋戚蒙受恩赐，都得到盐引自行购买余盐。因此盐法虽然大为败坏，盐价却也平稳低廉。又有各年开中未尽的盐，名叫零盐；称量支取后剩余、堆积在当地的盐，名叫所盐。这些都被权贵报中，借此掩饰私盐，阻塞正额盐。因此正德以前盐价虽平稳，盐课却日益减少。后来御史秦钺奏请革除所盐及称量支取的余盐，每二百斤作为一小引，税银一两，这样征取就过重了。御史戴金奏请降低盐价，每引盐纳银八钱，才大概适中。如今议论的人又说盐包太大，都是只知一端而不知根本末节的见解。洪武年间每引盐只纳银八分，永乐年间也只纳粮二斗五升罢了。如今每引却纳银七钱五分，权势之人出售窝价，又收取二钱银子的利润。再加上长芦、两浙盐还要兼搭配支取，商人一人要在三路支盐，劳费几乎无法计算。估计淮盐每引大概要用银二两有余。商人转运贩卖，还要加上市面利润，于是盐价更加飞涨，这正是必然的。正盐价格飞涨，私盐就盛行；私盐越流行，正盐就越滞销，也同样是必然的。这是商人开中纳盐的利弊。如今如果想恢复洪武的办法，有上策；想挽救今天的紧急局面，有中策；至于只修补近年的弊端和利益问题，那就是没有对策。什么叫上策？必须变通钞法。钞法价值提高，钱法才能均平，盐法也就能实行。如今如果立法使一贯钞值钱一千文，让灶丁得到实际利益，那么正额大引盐每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余盐小引也每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各盐场余盐全部归官府，私自挟带、私卖的，处绞刑，不准赎罪。这样，两淮正盐七十万引、余盐三百万引，都可以招募商人开中。或者依永乐年间的例子，每引运边粮二斗五升；或者依成化年间的例子，每引折纳银四钱，也都可以。如果国课充足，依照洪武年间的例子，每引纳银八分，把财富藏于民间，那就更好了。私盐流行，是因为正课太重；正课减轻，私盐即使不禁也会自行停止。私盐堵塞，正课流通，边地储备自然充实。因此说这是上策。什么叫中策？还必须另立法令：凡各商人开中正额盐一百引，准许附带开中余盐三百引。正盐纳边粮二斗五升，余盐纳边粮二斗，准许按价卖给灶户。又严令：客商借官盐引掩饰私盐，灶户不辨验官引便擅自卖余盐的，各依私盐律处绞刑，不准赎罪。又严令：正盐每引只二百五十斤，余盐每引也二百五十斤。革除近年大包盐的弊端，革除近年强劝借纳米麦的弊端，革除盐场多年欺压、侵害客商的弊端。三边选拔一名廉洁而有才干的人任提督都御史，兼任三边劝农使；遇到盐商纳粮就立即收受，粮价低时准许纳本色，粮价高时准许纳折色，使商人不至久留。凡多年给商人造成危害、阻碍并败坏盐法的事情，都一并革除。再选拔一名廉洁而有才干的人任漕运都御史，兼理盐法，使他自行举荐任用运使、提举等官。

译凡商人纳完粮料，就立即给他们支盐，不得长期滞留。凡多年危害商人、阻碍并败坏盐法的事情，都立即革除。漕运都御史和提督都御史在盐课、边储方面互相沟通，盈余和不足相互接济，利益和弊病共同处理。边地、附近地区和腹里地区共同一心；两位都御史如同左右手，这样才足以办成事情。实行数年，边地储备就可以充足，然后用余下的积储招募防边百姓，开垦边地，劝导督促农田生产；边地越开发，便是百年之利。因此说这是中策。什么叫没有对策？洪武初年，给灶丁盐碱地，又给草荡，所以对灶户的利益十分优厚。正额盐每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又免除灶丁杂差，所以对灶丁的资助十分优厚。每年盐课七十万引，所征取的却很少。只是余盐不许私卖，有余盐就给官钞收取，下可以资助灶户，上可以总揽盐利、使恩惠均等；天下人享受低价盐的好处，灶户也没有余盐积滞，这种办法极为完善。自从钞法不能实行，官府便没有办法处置余盐了。于是说：携带余盐的处绞刑，贩卖私盐的处绞刑。这样的办法能实行吗？严厉实行，灶丁就会空着肚子饿死；否则就会起来作乱。宽松实行，三百万引余盐的利益就会全部落入奸人的口袋。这是法律弊病走向穷困的第一种情形。灶丁穷困了，转而逃亡拖欠，于是官府不过零星招回复业；长期扼住他们的喉咙，突然有一天给他们食物，难道能够使他们勉强活下去吗？所以抚慰赈济只是徒劳，逃亡反而更加严重，这是法律弊病走向穷困的第二种情形。招募商人开中盐，每引银四钱已经很重，如今又增加到七钱，更加沉重。买窝、卖窝刻意收取二钱，边地罚款有三四钱，劝借米麦又是二钱，不知加重了多少倍。税越重，利润越大；奸人逃避重税而趋向大利，逃避重税使正课堵塞，趋向大利使私盐流行；私盐越泛滥，正课越堵塞。即使以绞刑惩治，也不能禁止遏制，何况还有赎刑的命令，以及‘只查获盐而未抓到人不追问，抓到人而未查获盐也不追问’的命令，这实际上是给私盐打开宽松的道路，向他们显示可趋赴的方向；那么私盐怎么会不更加泛滥，正课怎么会不更加堵塞呢？这是法律弊病走向穷困的第三种情形。私盐已经盛行，官兵捕拿私盐，始终没有安宁之日。强悍百姓携带刀刃，往往结队抗拒；在扬子江及各海港的地方，高桅大船成百上千聚集，行走时如乌鸦飞散，停泊时如群狼盘踞，杀人抢劫，无法禁止抵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日〕 官兵只敢远远观望，不敢靠近。相关情况见于两淮通州、泰州、宝应等州县：百姓厌弃农田，只想谋取盐利，所以十个盐场的百姓中，十五岁以上的都练习武艺；他们勇悍而又顽狠，连死刑也不放在心上。前年发生流窜抢劫，几乎造成大变。于是淮安官军不但不捕私盐，反而接受好处替他们办事，把他们护送出境。山东官军不但不捕私盐，反而向盐徒乞讨盐来充饥。成百上千的盐徒白天带刀直行州县，官兵不敢过问。州县不敢说，科道官也不肯说，陛下高坐不问，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或者也只推说事情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实在无可奈何。再过几年，官兵追捕日益严厉，盐徒结队抗拒日益锐利，抗拒捕拿的踪迹日益明显，罪恶情状也日益深重。官府列举罪状请求依法处理，愚民陷入法网，于是为求生而逃亡；迫不得已，还会激发出其他变乱。要把他们诛杀殆尽，情形又值得哀怜体恤；要宽缓放纵，顽强凶悍之势又会更加严重。祸患发展到极点，最终会出现无法言说的后果。这是法律弊病走向穷困的第四种情形。因此说是没有对策。臣私下曾说：治理盐利犹如治理河患。治理盐利不从弊病的源头防治，只防范末流；就如同治理河患不从雍、冀、孟津、怀、卫等地引水修筑堤堰、开凿沟渠，以扩大水利、分散水势，却只从徐、沛下游疏浚淤泥、加厚堤防，那么越疏浚淤积越多，越加固越容易溃决，这也是形势所必然。正统以后，讲求治理盐法，事例纷杂琐碎，对盐利没有益处，只足以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罢了。因此如今想要振兴淮盐的利益，必须选派淮安漕运都御史和三边提督都御史，讲求盐法并责令他们取得成效；选人得失、委托是否专一及时、成效是否真实，尤其应当责成吏部考核，限定数年期限。盐利不能兴起，边储不能充实，边民不能繁衍，边地不能开辟，不能取得长久宏大的成效，却想坐享治理安定，那么两位都御史以及吏部尚书、侍郎都应诛罚并连坐。这样以后，任用人的不敢苟且，受任用的人不敢懈怠玩忽，政务才会有实际成效。这就是两淮盐法的利弊；举两淮的情况，天下盐法也就可以知道了。《题盐法议》【梁材】查得先前为请求集合群臣议论、大力整顿盐政以充实边储一事，四川道监察御史周相上奏说：洪武年间，每引盐运粮二斗五升，官府征收少而商人获利厚，盐价平稳而边地供用充足。此后每年定为七十二万引，七分常股按次序支取，三分存积越次发给。成化以后，准许纳折色，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到正德年间，逐渐增加到四钱五分。如今虽奏准淮盐每引六钱，但近年来，有些奸商投托权势要人，便有占中卖窝的弊端；盐商上纳，又有经纪包揽侵吞的弊端；管粮衙门有例外劝借、私自增加斗头、多收火耗的弊端；搬运粮草时，又有各盐场官吏攒取索要常例、故意刁难阻留的弊端；粮草纳完后，还苦于守候查盘、难以取得勘合。况且长芦、两淮盐还要兼搭配支取，势必无法办到；又有其他商人要求低价盐引的弊端。必须由巡抚大臣彻底整顿边地，责求实际成效：一是清理废弛的屯田，二是禁止革除报中盐引的弊端。屯田扩大，粮食就会逐渐充足，商人上纳也容易，不会因旧有弊病而艰难；

译弊端革除，运输转运就会简便，商人乐于趋利前来，不会困苦。又考虑到边储的积聚要逐渐形成，运司盐课要按时支取。应该确定年限，例如嘉靖十年以前报过的盐引，暂且照旧称量支取，但不作为常例，不许放任打成大包。以后各边巡抚以及管粮等官，务必把屯种作为要务，以清除弊端为先，使商人有利而无害，运输转运长久便利，夹带的风气自然停止。获利丰厚而飞涨的价格自然平稳，余盐之利也就不必依赖了。又为筹划盐课以充裕国储一事，户科都给事中蔡经上奏说：国家开设盐课本来是为了充足边地供用，然而过去实行、如今受阻，储蓄不能充足，议论者认为过错在于余盐纳价，导致开中没有商人。但盐法败坏不只是余盐一件事。过去士卒众多，屯田没有受到扰害，屯种有收成，米谷价格低廉，时常有人上纳，开中并不困难。近来士卒大多疲惫，屯田不能兴举，边地米谷没有出产，价格飞涨，购买很艰难；又加上科罚太重，查勘拖延，两淮盐价增加到六钱，长芦又要搭配，难以支给。至于余盐纳价，虽不是旧有章程，但因时制宜规划以利国家，终究也有不能废除的理由。应该规定今后派往淮盐的盐引，全部按原价令商人纳本色；至于搭配，长芦、山东盐只令折银上纳，遇到年成丰收，商人愿意纳本色的，就按照当时估价听凭其方便。至于称量支取余盐，应规定期限；数量即使很多，也不得超过正引的斤数。其中如果有商人没有资金，或者一时难以收买，不愿附带余盐的，就把正盐称量支取，不必强迫他们多取多获。仍把余盐价格查照先年巡盐御史戴金奏准的事例，酌量减轻，斟酌制定适中的制度。如果想完全革除余盐，只开正课，那就从现在开始责成巡抚、巡按官员，全部恢复屯田定额，大力收取屯种的利益；数年以后，或许可以议论实行。该本部等衙门共同议定：洪武年间，每引盐纳银八分；永乐年间，每引运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间，准许纳折色，每引纳银三钱五分。近年来，浙盐增加到四钱，淮盐增加到六钱，商人已经困苦不堪。过去边地屯田不失原额，年成丰收，商人乐于上纳。如今屯政废弛，连年灾歉，商人诉说困苦，应当酌量处置余盐，查照近年事例，每二百斤盐，淮南纳银八钱，淮北纳银六钱，就以官定价格作为平抑市场的办法。仍要严禁各商，不许任意打成大包。余盐数量再多，也不得超过正引的斤数。偶有商人没有资金，或者一时难以收买、不愿附带余盐的，听凭其方便。他们所纳余盐，随时按多寡增减，不必拘定一律。不许在法令之外强行勒索；在尚未称量支取、尚未发卖之前，也不许强迫他们借贷预纳，以凑足一百万两的数额；多的多解送，少的少收取，多了不算功劳，少了也不认为有过。淮、浙正盐的正价太重，也应当斟酌，参照现在的情况制定适中制度。淮盐每引减去一钱，浙盐每引减去五分。至于甘肃地方孤远，比各边更为严重，应当把甘肃淮盐每引酌量减一钱五分，浙盐每引酌量减一钱。本镇只开中浙盐、淮盐，不必搭配；其他边镇也免除搭配，商人自然乐于前往。长芦盐价原定二钱，山东盐价原定一钱五分，似乎难以再增减，仍令照旧搭配支取。余盐课即使不增加，边盐价格也可以减轻，搭配的便利也可以酌情折中处理。然而这不过是暂时救弊的办法罢了。边地缺乏粮草，商人上纳艰难；既不能全部改为折色，以免失去祖宗开中召商、谋求节省运输的本意，那么盐法就会有穷困的时候。如果等到屯政修举，必须在数年以后；但如果像都给事中蔡经所说的那样，废弃而不兴举，可以吗？屯田败坏已经很久了，墩堡不修，武备废弛，夷人轻易侵犯，残害我们的禾苗。本来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却有不敢耕种的；粮饷赏赐不能按时发放，剥削又不能禁止，士卒疲惫，家中没有耒锄，也有虽有可耕田地却坐视荒废的；疆界不清楚，册籍不明白，又有官府豪强和权势要人乘机侵占吞没的。如今想要大力整顿，力量实在很难办到；加上边地事务不能和腹地相同，催逼急了会发生变乱，放缓了又会滋长奸弊。何况各边还有灾害，如果再分别派大臣整顿，也未免造成烦扰。因此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事情体重大而困难，责任尤其在专任巡抚。应该分别另请颁发一道敕令，恭请圣上明谕，命各边巡抚官督同管粮官整顿屯政，选派卫所中廉洁能干的官员专门办理此事；详细查考先年和近来的情况，斟酌分别处置，抓住纲要、统领细节，逐项制定条文并切实实行；开垦荒地，禁止革除权势侵占，查办侵吞欺骗；尤其必须修筑屯堡，遇有警报时严密设置烽火台，酌量加强防守，不使寇盗掠夺，使士卒能够尽力耕种农田，以取得收成；征收粮草，就在当地办理，自然可以充足边地供用。管理屯田的官员勤勉能干的，应当表彰奖赏；懈怠懒惰的，应当罢免斥退。到秋收后的十一月间，各边巡抚等官应当把兴举屯田的事情，如开垦荒田若干、清理出权势侵占的田地若干、追查出侵吞欺骗的粮草若干、征收到粮草料豆麦黍等各项若干、惩处和劝勉官吏若干，逐一写入奏本上报；仍命本部查考汇总，分别评定等级，上报请示，以示劝诫。对于长期废弃的事情，如果想在早晚之间就责成取得成效，按形势也很难实行；还应当根据时势斟酌，逐步举办，限定二三年间，务必使屯政兴修、边储有备。这样又何必完全依赖盐引的利益呢？盐利和屯田都可以救济边地，二者一向相互需要，不可偏废。臣等今日的议论，是降低盐价而革除劝借和罚科，按照地方情况免除搭配，以宽待报边纳粮的商人，使他们乐于前来上纳；余盐按正额数目交给商人，免除其附带，以控制余盐泛滥，使收入随宜办理。至于兴举屯政，这是士卒衣食的根本、边地储蓄的源头，足食足兵都有所依赖；等到正额盐引的利益自然充实丰盈时，余盐的数额才可以慢慢议论并全部革除。以上意见上奏后奉圣旨：盐课、屯田这些事，你们既然已经议拟。

译筹划妥当，就全部依照议拟施行。钦此。又为议处边储一事，户科都给事中管怀理等上奏说：国初供给边地，有屯田每年的收入，有盐引的运输转送，还有邻近省份供应边地的税收，因此每年都有余积，边地储备富足，威势震服四方。如今屯田不能兴起，盐法大为败坏，请求从长远加以筹划。该部议定：应该备文行文都察院，转行两淮以及各处巡盐御史，会同巡抚都御史，并督同运司等官，召集年老而熟悉内情的商人、耆老宿儒等人，把都给事中管怀理所奏的盐法，先查明各运司有没有余盐以及数目多少；务必弄清余盐课银，就在当地称量后卖给所有愿意开中边地的商人，查明江南、江北现定银两商人是否乐意接受，应不应该再增减余盐银两，直接解送各边运司是否便利。如果要全部实行边地开中价格，更须勘查处置妥当，不要使日后已经实行的边地开中又再次受阻，导致临时贻误边储，最终难以应对。或者加倍开中余盐，数目是几倍；或者另给凭照盐引，盐引是多少。余银全部解送边地后，若遇各衙门奏准支用，应当如何抵补。”}], 余盐既然被称为有损坏正课的问题，是否应当全部裁革，使官府和商人两方面都便利，盐课不致亏损，然后才算妥当。前面所说的两件事，应当委派官员逐一勘察处理，斟酌衡量时宜，务必合乎人情、适合当地风俗，不拘泥于眼前而求经久可行，不被浮泛议论迷惑而使事情归于统一办理。题奏奉圣旨：钦此。又因要重新议定盐法，使各种意见归于统一，以图长久施行，都给事中管怀理等题奏说：如果一定要把余盐全部收归官府，一是可以充足军储，二是可以止息私贩，三是可以赈济贫困灶户，四是可以宽解商人的困苦，一举而有四种好处。但户部的覆奏都没有涉及这些。该部议定：是否可以比照历年事例，特派一名刚正有声望、有办事能力的大臣，前往两淮、长芦、山东等地，把都给事中管怀理先后所奏的意见逐一勘察处理，查明余盐究竟是全部在边地开中，还是就地折解边地，哪一种更有益；是增加引目，还是另立照票，哪一种切实可行；某运司的余盐须增加多少才能全部收取，某运司的余盐须确定多少价格才便利商人等。题奏奉圣旨：钦此。这盐法关系到充实边储的紧急事务，祖宗自有成法。近年却被内外权势官员勾结奸商，串通买窝卖窝，以致阻坏盐法，流弊日益严重。你部应立即会同各该巡盐御史及抚按官，依照成法查办清理，务必兴利除害，禁革弊端，使制度统一而可行。文书到达之日起，限三个月以上回奏。官员不必另行差派。钦此。又为议处边储之事，总都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都御史马卿会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镐题奏说：裁革余盐不如收买有利，官府收买余盐不如商人收买便利，余盐折价解送不如开边有益，余盐使用照票不如开引可行；余盐的定额只可与正额相等，余盐引价应当权衡利弊后确定；严格禁止夹带，以防阻坏盐法；严格缴回退引，以杜绝冒名影射。又有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曾翀会同巡抚都御史周全、唐胄及巡按监察御史郑坤、郭圻，督同山东长芦运司议定十件事：一议占窝，二议开边，三议添引，四议守引，五议减征，六议缓罚，七议转输，八议官市，九议临德纳谷，十议私贩禁例。又有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王昺会同巡按监察御史姜润，督同河东运司议称：每年余盐的多少都没有固定数目，因此有时加倍开办余盐，有时另立照引。在淮浙应当酌情处理，在河东则没有什么可议的。至于把盐银直接解送各边的说法，在河东距离宣府不远，旧规本来已经实行；在淮浙、长芦、山东则势所不能行。又有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卢瓒督同两浙运司议称：余盐不可全部裁革，余盐也不可增加过多，引目不可增加印刷，照票可以另行设立。正盐和余盐全部开边，绝不是商人所乐意的。正课盐价近来已经减低，余盐的价格应当根据各地停卖之处酌定为适中价格。若余盐由官府收买，运司直接解送边银，巡按监察御史邓直卿、陈镐已经上疏详细论述其行不通、不便利之处，极其详尽。我等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等情。该部议复说：朝廷设置盐课、实行开中正是为了资助边地。近年以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边疆多有警报，加上拖欠赋税、征解不全，供给匮乏，常常请求从内帑拨给。因此都给事中管怀理等官广泛采纳群议，各尽所长，无非是体恤灶户、疏通商运、充裕边储、保卫国家的意思。但道理并无固定不变之处，应随时酌情采取中正办法；事物各有不同，情势难以完全划一。国初灶丁每年领取工本钱以资助年度开支，商人没有本钱，官府便给钞，规定以杂粮中纳完毕；归还各盐场后，灶丁若把煎制后剩余的余盐夹带出场以及贩卖私盐，处绞刑，如今似乎很难实行了。正统十三年，将脱剩的粮米收买灶户的余盐，每二百斤为一引，给粮米一石。景泰元年，将长芦引盐用遮洋运船运回，附搭运到仪真掣盐所收贮，都作为存积数目，以备开中。弘治二年，下令守支的客商收买灶丁缴纳的剩余盐，以补足官引，如今这些办法也都难以实行了。正引各有固定规制，余盐原本没有定数；遏制私贩、使官盐流通，是祖宗立法的正道。借用正额课数来处置余盐，实际上是今日救治弊病的适宜办法。若想裁革余盐，商人和灶户都会困窘，而私贩必然盛行。若加倍收取余盐，又会因旱涝不齐而难以办理，边引也免不了壅滞。正盐按例有引目，夹带余盐者处绞刑；如果再增加印刷引目，便违背祖制。余盐原来没有正票，总是装在正盐包内；如果又另立票据，便与引目相违。由官府收买发卖，不如听任商人在盐场收买，简便而可行。若把余盐全部开边，恐怕天时、人事各不相同，将来难以持续。淮浙正盐减价，无非是为了便利商人。运司直接解送边银，众人已经说不便利。至于两淮、山东、长芦所议，大体相同。

译两浙和河东，则都希望仍旧办理。他们所议的严格禁止夹带、严格缴回退引、禁止占窝、严守引盐、缓罚纳谷、禁治私贩等事项，考虑周详，对盐法都有补益。既然各官会同题奏前来，应当移文各该巡抚都御史，并咨请都察院转行各巡按、巡盐监察御史。除两浙、河南的事务听其照旧遵行外，两淮盐斤应依各官所议：每包共计五百五十斤，其中二百八十五斤连同包索为正引，原定价格六钱，近来减一钱，实收五钱；其中二百六十五斤为余盐，淮南原定价格八钱，今减一钱五分，实收六钱五分；淮北原定价格六钱，今减一钱，实收五钱。两浙每一正盐引连包索共计二百五十斤，原定价格四钱，近来减五分，实收三钱五分；余盐通融二百斤为一引，嘉兴批验所银五钱，杭州批验所四钱，绍兴批验所四钱，温州批验所二钱。长芦、山东共计四百三十斤，其中二百零五斤为正引，长芦定价。长芦每引定价二钱，山东一钱五分。其中二百二十五斤连包索为余盐，长芦南掣盐所银三钱，北掣盐所三钱五分，山东三钱八分。商人嫌分量太重，不愿乐意承办，如今减七分，实收三钱一分。以上正盐都照旧开边报中；两淮、两浙都命令缴纳本色粮草，长芦、山东都命令缴纳折色价银。遇到丰年，愿意缴纳本色粮草的，听其自便。余盐不必开边，照旧由运司收银，解送户部，再转发各边买粮，以供客兵粮草支用。甘肃险远，只开淮浙二盐。淮盐再减五分，每引实收四钱五分；浙盐再减五分，每引实收三钱。其余各边如果开淮盐并搭长芦盐，便不必再搭其他盐；山东如果开浙盐并搭山东盐，也不必再搭长芦盐，这样才便利掣取支用，不致顾此失彼。以上正盐、余盐的斤数，各该巡按、巡盐御史都要严格禁止夹带，各商人恭敬遵守前列数目，不得在定数之外夹带，以免阻坏盐法；违者依律问罪，并将夹带数目按照当时价格追收入官。卖完盐的当天，将引缴回所在布政司及直隶府州，按季度汇总缴给运司和巡盐御史。年终全面查核各司、府所属地区的数目，查明应缴回的退引数目；若未缴达到三五千引以上，将掌印正官参奏提问，不必等到考满给由。关于占窝一项，本部今后开中引盐时，发给印信文簿一册，命管粮郎中办理；没有郎中的地方，交巡抚都御史收掌。遇到商人报中，查验其实际拥有的粮草数目后，才准许办理；随即把该商人的籍贯、年龄相貌以及缴完粮草的数目详细登记在册，发给勘合实收凭证，并一并按照簿册填写。事情办完后，将簿册加封，派人送部，转发给巡盐御史收存以备查验。若有诈冒，严加查究，牵涉内外人员一并参奏提拿，从重治罪。关于守引一项，本部今后每年正月将分派给各运司的引盐数目汇总行文各有关衙门，先把库中私盐纸赎等银按照每引三厘扣算，预先办理支取，派官解送南京户部，按数造引领回；等商人投到勘合，就发给引盐。所派收取的纸价仍分别贮存在库中，以备来年解送、造引的费用。关于缓罚一项，除前面所说应当夹带的余盐外，只要有超出规定数目夹带盐斤，仍照前议问罪。追缴盐价入官，以免阻坏正法。若已有开中勘合完结，商人到达迟延、超过期限，或因丧事、疾病等事故耽误，听任巡盐御史审查勘验确实后，准许分别豁免。若是故意规避，照旧罚纳粮食入仓，以备赈济。弘治七年，长芦、山东额盐积压滞销，临德二仓空虚，所以运使宋钺建议命商人就近纳谷，以疏通一时的变通办法，后来终于不能实行。根据前面所说的引盐，应当照旧开边报中。私盐不禁，官盐就不能流通，律例写得明白，只是奉行还没有到位。本部应再次通行各该抚按官，转行各该军卫有司，长期巡查缉捕私盐，拿获到官后，查照律例从重定罪发落。若有不肯用心巡缉、守财纵放等弊端，听任抚按及巡盐御史参奏提问治罪。再查两淮运司额盐七十万五千引有余，其中除去水脚、灶丁盐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折纳价银解部的数目，现有灶丁实际办理以及召商买补逃亡盐丁的数目，共计开边正盐只有六十九万六千三十引有余，每引都按五钱计算，共应得银三十四万八千一十五两。每包夹带余盐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约都按六钱计算，共应得银四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八两。两浙运司额盐四十万引有余，每引都按三钱五分计算，共应得银一十五万四千两。每包夹带余盐二百斤，嘉兴、绍兴、杭州、温州大约都按三钱计算，共应得银一十三万二千两。长芦运司额盐一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钱五分，共应得银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八钱。每包夹带余盐连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盐所大约都按三钱一分计算，共应得银四万二千九十两三钱。山东运司额盐八万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一钱五分，共应得银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八两四钱。每包夹带余盐连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应银三钱二分，共应得银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两二钱。以上正盐共银五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七两二钱，余盐共银六十一万八千三百七两五钱，总计正、余盐。

译银一百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三十四两七钱。正盐既已开边，余盐随同引盐前往各边缴纳银两，似乎也可以实行。但查考余盐价格，只有山东统一；两淮、长芦分别有南、北不同价格；两浙的杭州、嘉兴、温州、绍兴各地也不同。又各运司盐场的优劣不一，行盐地区的价格高低、地域大小宽窄也不相同。若一概开边缴纳银两，商人只趋逐利益，各自选择便利之处，最终会使下等盐场的余盐无人收买，灶户便苦于分配不均。运司按盐场分派、随盐收买的办法，必然发生龃龉而不能协调。因此余盐难以开边缴纳。况且每年春夏以及十月是旺盛煎盐期，其余月份是衰弱停闭期。若天时晴朗，盐场有产盐，随到随支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假如风雨连绵数月，煎盐不足，或者盐滩崩塌，淋卤、晒盐没有地方，运司难以追催补齐，商人坐守而没有期限，正引拖延，商人和灶户两方面都陷于困境。本部应再次通行巡盐御史：今后商人到盐场，除按正引数目称量、掣取应带的余盐外，如果余盐因煎盐不足而难以收买，准许商人到巡盐御史衙门陈告查勘；查实后命运司只称量、掣取正盐，不必强行逼迫收足余盐。如果各盐场勤于煎盐的壮丁缴纳剩余余盐很多，商人一时收买不完，全部听任巡盐御史临时设法分别处理：或者命有本钱的商人报数收买，随同正引一并称量、掣取、发卖；并将应缴的价银按照发卖月份斟酌确定期限，全部到运司缴纳，解送户部，以备各项支用。违者问罪并监禁追缴，缴清后发落等情。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题奏，奉圣旨依照拟议施行，钦此。代为题奏议处盐法利弊事【章懋】臣听说，盐是百姓调味饮食的急需，也是国家经费的资助来源。盐这种物品虽然微小，但利益非常广大，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然而虞、夏之时，不过把盐作为贡品，还不曾由君上专擅其利。成周盛世，虽然有时以盐命名设置官职，也不曾不让百姓分享其利。由于齐相管仲，盐法才开始整顿；汉代采用桑弘羊、孔仅的办法，盐禁才开始加重。盐利之源一旦开启，后来的弊端就无所不至了。臣以浅薄的才材，蒙受台察官职，敬奉圣旨，奉派前往两浙等地巡视盐课，巡行所属郡县，访求民间隐情，了解到几件应当施行的事：第一，保存体恤灶户。盐虽然由土地物产而出，但制成盐必须依靠人力。海滨以煎盐为业的百姓，称为灶户。他们采办柴草，早晚烹炼，劳苦不堪，本来都是应当体恤的。至于单丁、老弱、家计贫困艰难的人，煎盐办理不前，盐课缴纳不足，屡屡遭受鞭打之苦。盐缴入官府后，有时又被雨水销蚀融化，还要被追究赔偿，这是贫困灶户中尤其值得哀怜的人。若能下诏减轻他们每年的盐课，使其缴纳折色银，或许可以使百姓稍微宽缓一些，让他们勉强得以存活，这就是使人起死回生、如同骨肉亲人的恩德。对于丁力众多、家道富裕、充任总催大户的人，煎盐既多，私自卖盐也特别广泛，也应当有办法处置。应当按照黄册的事例：凡民户所属里甲有缺额，就把该图内丁粮较多的人家分拆出户来充当差役，以补足人数。若灶户中有丁多家富的，也应当实行分户充役，按照丁数办理盐课，以补充灶籍中逃亡、绝户的缺额，并且都免除杂泛均徭，这样差役可以均平，年度盐课也不会亏缺。第二，减轻盐粮负担。国初曾命盐司把掣取后剩余的盐，命各县派人到盐司关领，运回县里分给小民，按人口发盐，并缴纳钞币偿付盐价。百姓感念皇上的恩德，得到盐而缴纳钞币，本来是乐意的。后来盐司长期没有余盐可以关给，而盐钞又改为盐粮；只有城市居民仍然可以缴纳钞币，乡民却都要缴纳盐粮，还让他们远道运送到外郡。这样不但米价高贵，远途运输的劳费更是缴纳钞币的十倍，因此乡民所受困苦更加严重。若能依照城市居民一体缴纳钞币，当然是大幸；如果不能，那么也请改照秋粮折色的事例，缴纳银两作为钞币，给百姓一分恩赐，也如同大旱时遇到及时雨。第三，申明禁止盐窝。从前我朝圣祖因为边城险远，军队粮饷不足，而粮食运输劳费很大，于是命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仓，发给引盐以补偿运输劳费。商人乐于得到厚利，也愿意输送边饷，公私双方都便利，这是最好的法令。近年以来，法令实行久了便产生弊端，每逢开中之时，权豪势要之家用假名义托请，占据盐窝再转手卖出；商人若不向他们求取，便没有办法报中纳粮。因此报中纳盐的人少了，边饷不足，国家失去盐利，危害非常严重。先朝虽然有禁止的条例，但权豪玩弄法令，仍然沿袭旧日错误，未能彻底革除。伏望特赐皇帝诏令，重申并严格执行旧例，有犯者必定诛罚，使人知道警戒畏惧，那么这种危害就可以消除，边饷也不会不足了。第四，盐商夹带私盐。商人把粮饷运到边地，从官府领取盐引，运到外地平价出售，利润已经很厚了。但有些贪得无厌的人，竟在正额之外，向盐场官员行贿求情，私自增加斤数，有一引达到三百多斤的。掣盐之后，他们又把盐运进江船，再购买私盐夹带在船中，混在一起发卖。有的经过关津，向批验、盘诘人员行贿，使其不按照引盐截角，或者十船中只截一两船，商人便径直越过关卡，到所住地方发卖。盐卖完以后，他们不立即缴回盐引，又购买私盐，仍然拿原来的盐引冒名影射过关，继续发卖，如此往返数次，多次牟取价利，直到上司催促索取，才缴回盐引。运载盐货的船户也购买私盐，夹带运去，混在一起发卖。这些都是商人倚仗官府、夹带私盐、冒名影射的行为，应当禁止惩治。臣对于前面所说的奸弊，虽然听人说过，却没有取得实际证据，难以立即追究。律令中已经有夹带余盐以及用旧引影射的条文，那么从前一定发生过这种事情。与其等事情发生后再治理，哪里比得上在未发生之前就禁止？请敕令有关部门移文各处巡盐风宪官，选派廉洁能干的官员，按照盐场发盐的数目称量掣取，并责令商人出具郑重的甘结文书。如有前述奸弊，务必查实惩治，将其全部财产、资本没收入官；运盐船户有犯，也将船只没收入官。并且派人访察沿途关津的有关官吏，凡是容许盐引不截角，或者对旧引影射不予检举查觉的，都按收受贿赂的罪名审问治罪。这样人们知道警戒畏惧，就不敢夹带私盐，官盐也不至于阻滞了。第五，禁治盐徒。盐商倚仗官府夹带私盐、冒名影射，臣已经说过了。那些肩挑步担、沿街贩卖盐的，也同样是私盐。

译又有座船、红船的水夫以及各处船户，到杭州承揽装载钦差、内外官员和各地过往官员的行李，暗中在船上连夜收买私盐藏在船里，经过关津时官员不敢盘问，便随船到所住地方贩卖。这些人所得不多，危害也小。如果严格巡察，他们就不敢这样做了。唯独有一种亡命无赖之徒，不从事本分生业，十五人为一群，驾着小船出没江上。他们的船上多备篙楫，满载私盐，沿江上下贩卖给往来的客商、各种杂人等。有不肯购买的，就把一包私盐丢进对方船中，口称巡捕，恐吓索取财物，得到钱财便离去。等私盐卖完后，他们便漂浮在江中；遇到客船遭风或搁浅不能行动，窥见船中人少、孤舟无伴，便聚众登船，肆意抢掠。船夫见他们势凶力强，无法抵敌，只能任其取走财物，不敢抵抗；一旦抵抗，必然遭到伤害。他们抢得财物后，众人回到船上一起划桨，使船迅速驶走。江面宽阔遥远，顷刻之间不知驶往何处，失去踪迹，无处追寻，只有仰天痛哭而已。又有船只行驶到天晚，还来不及停泊住宿，或者开船太早、天色未明，也同遭风搁浅的船只一样，全都被抢劫。这些盐徒肆无忌惮，积习成风，恐怕会酿成其他变乱。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元末的张士诚，都是盐徒出身，不可不早作处置。请敕令巡盐御史选派府、卫佐贰官各一员，带领巡捕军余及应捕人员等，以巡江为名，沿江上下往来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以及江两岸的小港，一律遍行巡历，务必使盐徒全部散去，官盐流通，国家也能经常获得盐利。这几件事，都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前两件，是因为看到百姓的疾苦不可不体恤，正是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后三件，是说明财用不可不治理，正是因为财用是养民的根本。能够推行仁民之政，使百姓不至于失去生计，那么他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事情必能有始有终，国家根本就稳固了。能够尽力治理财用之道，使财物不致散失，那么就能聚集人口、取得众人，生财有道，国用也就充足了。长久治理、长期安定的道理，难道还有在这些之外的吗？臣学识浅陋，不能提出高明建议，只因职居言责，不容缄默，冒昧把一点所得见解上奏，烦扰皇上的听闻。如果皇上准许臣的意见，请敕令有关部门详细核议事情原委，斟酌时宜，选择可行的办法赐予施行，那么天下将十分幸运。整理两浙盐政议【彭韶】一、各盐场灶户大多艰难困窘，府、州、县的预备仓粮食又不多，哪里能够有多余粮食赈济灶户？近来命各盐场设立预备仓，请下令今后巡盐御史以及大小问刑衙门，凡是提问徒罪以上的灶户，以及一切涉及盐法司事案件中被判杖罪、徒罪以上、依法应当纳米赎罪的囚犯，都发往所在盐场仓缴纳粮米。凡应当入官的船只、牲畜、货物，也分别变卖成银送到盐场，责令官攒监督看守。没有仓的盐场，则在有司官仓另设库房收贮，都报请巡盐御史查考、盘验。遇到灾年赈济贫困灶户，秋收后按数归还官府。一、各盐场都有现任的总催头目，不过是一个人服役。无奈有些无知的官攒，每逢分司官吏到盐场，或相识的官员经过，以及衙门拜见、注销牌文、解送册籍等事项，都派总催头目出钱办理、应酬。每年所花银两有十两的，也有十四五两的，灶催本已艰难不堪，再加上这些负担，尤其成为严重祸害。应当命巡盐御史不时提调查问。一、灶户的优免本来都有现成条例，为什么奸民暗中把田地和粮税诡寄到灶户名下，以图滥免？又有豪强灶户占有田地一千多亩、丁口一百多人，却只承担几名灶丁的名额。对于有司推托、不肯承担应办差役的情形，请将灶户应办的全部盐课核定清楚；二十丁、三十丁以上的，分别全部给予优免。其余承担全部盐课的盐丁，每一丁配给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亩免除差役、夫马之外，其余多出的丁口、田地都发给有司充当差役。对于奸民诡寄田粮以及豪强灶户冒占差徭的，就把多余的丁口、田地按数收取补足。逃亡、死亡的灶丁，如果诡寄田粮不多，依律问罪，并把田粮改归正户。淮盐盐场图诗疏略【彭韶】自古圣明的帝王没有不把农耕收获的艰难放在心上的，忠臣贤士也没有不把陈述民间事务放在首位的。因此，有人进献《邠风》《无逸》一类的篇章，有人进呈农桑耕织图，有人献上流民图。总之，只要能让深宫之中的君主看见这些、受到触动，就不至于把百姓视如草芥。然而百姓之中，灶户尤其困苦，可惜古今还没有为他们绘图作诗。臣如今近距离走访盐场，才开始了解其大概。海盐的煎制，全靠灶户。虽然各有分工，但盐场道路泥泞、积水遍地，粮食不足，安歇也没有地方，免不了预先向别人借取应缴的课盐余额，所得全部还给债主，其中艰苦难以尽说。几间小屋不能遮蔽风雨，糙米粗饭也不能吃饱，这是居住和饮食的苦处。山地、荡地辽阔无边，别人偷取、牲畜践踏，想守护却无人可用，不守护又没有收入，这是储备柴薪的苦处。淋卤、晒盐时，全家登上盐场，刮泥吸海水，中午汗流如雨，严冬寒气刺骨，也必须劳作，这是淋取卤水的苦处。煎煮时烧灼熏蒸，蓬头垢面，形貌不像人；酷暑如汤，也不能离开，这是煎盐办理的苦处。无论寒暑、阴晴，每天都有定额课业，前面的还没有完成，后面的又来了，这是征收盐课的苦处。客商到盐场后，没有盐可以抵价，便受到百般逼迫侮辱，全家忧愁惶恐，这是赔盐的苦处。遇到疾病、死亡，更加不堪；逃亡后本人和家口漂泊零落，想恢复旧业又家计耗尽，离开或留下都为难，没有安身立命的办法。这些情况应当特别用心加以怜悯体恤，遇事宽缓抚恤；他们将会感动而仰承安慰，即使困苦到了极点，也不再怨恨了。臣如今把两浙盐场的景物和事情大略分为八节，分别绘成图，每一节各作诗说明，装订成册进呈，希望皇上能够亲眼看到贫困灶户的情状，这将是臣非常愿意、非常荣幸的事。应诏陈言疏【王朝用】

译据两浙都转运使司经历司呈报，查得成化二十年以前，两浙运司的额盐都是征收盐斤，等待客商报中。因为征收后留待发给商人，年久便卤水流失、盐量消折，负累灶丁赔偿。监察御史林诚题奏：将成化二十年以后盐课的一半折纳银两，每年十月以前解送户部，这也只是权宜处置，并非立法的本意。臣到户部后私下认为，天下的财赋全都出自东南，而盐利尤其是使百姓富足的重要资财；天下的战事大多在西北，而粮草尤其是守备边疆的紧急物资。因此用盐粮召集商人报中，称为飞粮挽刍，确实是筹划边防的上策。但引额原有定数，而前后因革不同。按臣愚见，旧额应当恢复的理由有六条，谨逐一陈述。两浙行盐地区包括浙江十一府、南直隶五府一州，以及江西广信一府。国初民间户口还少，灶丁也不很充足，额盐尚有四十四万引有余。近来民间人口逐渐繁多，灶丁中的空缺也多，不仅食盐的人多，办理盐课的人也多；如果不加以变通，那么民间食盐每天都会显得不足，灶户盐课每天都会显得有余。想要禁止他们私自贩盐，也很困难了。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一条理由。先前把一半盐折价解送京师，是因为滨海灶户靠近海边，容易办理盐；水乡百姓不熟悉煎盐烧盐，容易办理折价银。况且办理盐斤的只能办理本色盐，收贮时间一久，容易消耗折损；折价解送京师，也只是当时优恤小灶户的权宜办法，并非原先设立的正当法制。近年以来，不仅解送京师的盐折价，在盐场存留的盐也多折价，等待发给客商。因为这样灶丁便于缴纳，没有消耗折损的负担；商人也容易关领，不必守候等待。每年解送京师二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余，每引折银二钱三分七厘，共应解银五万二千七百零五两有余。如果把价银留在运司，额盐全部发往边地开中，就把前项价银一并发给客商收买，那么商人愿意办理，灶户也称便。况且每盐一引按价四钱计算，在边仓已经达到八万八千九百五十三两。若连同余盐价银一并计算，每一千引由三个盐场兼派，又应增加银一钱，共应增加解送价银二万二千二百三十八两有余，比折价解送京师增加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六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二千七百五两〕 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二条理由。每年运司汇总解送折色价银到户部，户部再转运发往边地，免不了要限定月份和日期，迟延数月甚至一年；一旦边地军情紧急，哪里能够及时济事？只有这种盐粮勘合，人人争先赶赴，不但像过去一样迅速，而且还加倍超过平常；驿站传递免除了转运粮草的劳苦，道路上也没有被劫掠的忧虑，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三条理由。灶丁煎盐办理，和农夫耕种一样；农夫收获，除缴纳税粮外，自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道理。灶盐既然减半折解，那么缴纳剩余余盐，难道可以听任它消失而不设法变通吗？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想收买却受限于没有引，灶丁想变卖又害怕犯法，于是私自兴贩的人接连而来，运输发运的船只成群而至，势必如此。大概天下的利益不归官府，就必然归于私人。如果官引不足，又禁止私贩，难道要让人忍受淡食而不吃盐味吗？这哪里是人情所能接受的？一旦被人捕获，又陷入法网；百姓犯法，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四条理由。各地行盐地区近来盐价高贵，一方面由于上纳的价格太重，另一方面由于照额发卖的官引太少，所以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向那里。虽然已经严加禁止治理，但一时之间很难立即止息。大概源头清洁，水流才会清澈；这一方兴盛，那一方便会衰退。如果使引目足够多，那么一年中正式商人就足以收尽灶丁生产的盐，各地官盐也足以供应民间食用，私贩又凭什么施展力量和阴谋呢？不但盐价可以平抑，私贩也会不待禁止而自然停止，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五条理由。自从折价解送京师以后，百姓食盐逐渐感到困难，所以先前的巡盐御史有的奏请开办残余盐，有的奏请开卖空额引，也有借用旁引、私囚等名目召集纳盐，这些都是一时补足不足的权宜办法。但厚利所在，多被权势之家占有；一旦奉行先年的明诏裁革，几乎全部革除，近来又因为执法者查办过于严厉，小商人都自行感到危险。以裁革、查办商人为名，说起来似乎是对的；但追究实际情况，却又不完全如此：利益已经归于权势之家而无法取出，祸害却又落到小商人身上而无法避免。财利交关之际容易产生嫌疑，负责此事的人大多设法规避，谁肯多存怜悯之意？如果把原有引目全部开出，小商人哪里会困苦到这种地步？这是应当恢复旧额的第六条理由。这个定额一旦恢复，百姓食盐就会充足，私贩容易止息，边储得到充实，国家盐课不致缺少，商人也能获利，灶。丁可以免于困苦，一件事情的实行就可以兼得数件事情的好处。请除去以前年度已经解送到户部的价银，凡名义上属于空额、按条例有碍而不能开办的，暂且不论；此后年度有额的空盐折纳价银，留在运司，不必解送京师，每引定价四钱，全部发往边地开中。前项价银，听候商人携带勘合、仓钞相互核对，确实相同后，一体支领，用来买补盐斤并办理掣销；仍照条例严格禁止在腹里及京师开卖，以杜绝争端。如此地方幸甚，商人和灶户也幸甚。无基贫灶沙荡碑记【田惟祜】

译谨按，天下产盐的地方不止一处，其中以海滨和淮地最为突出。因此自从吴王煮海以后，海盐的利益冠绝天下。我朝初年在杭州设立转运司，而仁和场是紧靠府城的盐场。东面连接海口，西面连接城市，所以不隶属于分司，而直接称为本司仁和场。它所管辖的有五座仓：中仓、东仓、茶槽仓，都是附属于盐场的；钱塘仓，是灶户属于钱塘的百姓；伍围仓，是土地属于萧山所属地区的。总之，这些地方都濒临海边，没有不煎盐并用来进贡的。盐场有官吏，所属地区有催役，征收有法，赋敛有时。有时折纳钱币运送京师，有时用盐发给商贾。这大概是很好的法令。成化初年，海水沸腾，潮势冲击，盐碱地于是变成巨大水浸之地，其中钱塘尤其严重。加上年成歉收、赋税烦重，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拖欠逃亡、流离分散，无法维系。掌管国家财计的人往往拿拖欠的盐课责罚他们，催役官没有不逼得百姓破家的。当道官员把这些情况上疏朝廷，皇上命都宪彭公主持此事，招抚流散百姓，不追究他们过去的欠课，安抚招徕新归附的人，仍然免除他们新近的赋税。他亲自到盐场，命令像张珪这样熟悉世情、富有经验的人，携带文书寻访百姓。不久，海沙又像从前一样涨起来了。于是，虽然稍稍向四面扩展，但原来的产业已经被豪强占有。珪把这件事禀告彭公，彭公说：“宋朝有臣子进献《流民图》，我朝湖河等处也有抚治流民的官员，难道我独不能效法宋臣，体察并贯彻朝廷的意旨吗？”于是命珪筹划经营，察看适宜居住的地方，在仁和中仓外海中的一处沙洲上安置他们，取名为“无基沙荡”，永远作为他们的产业。又约束强横之人，禁止争夺。到如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其间虽曾有豪强横行者控告争夺，幸亏各位巡盐公、转运公遵守旧案，才使此事停止。盐场中有些恶少年，不知旧事，又到巡盐江陵李公那里提起诉讼。李公命都运黄公向乡中老人查访，珪的儿子世防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具文上报。不久，李公升任，巡盐南昌刘公到任。刘公说：“竟有这样的事吗！”便命运司在盐场立碑，用来警示那些强横之徒。唉！无基的产业从此确定下来了。天下的恶行本质相同，天下的善行也本质相同。用刑罚惩治恶行，用赏赐劝勉善行，哪里只是我朝如此，这也是历代忠厚仁慈的极致啊。如今朝廷用来存恤贫民的政策究竟怎样，而豪强却这样驱逐贫苦灶户呢？黄公能够仰承并充分实现宪臣的意旨，又能体恤流离失所的百姓，可以说是忠于朝廷的人了。这件事应当刻石记载，使它流传不朽。《长芦运司志》序【伦以训】嘉靖癸已年秋天，柱史东塘邓先生出任长芦、山东两运司盐政的巡按。这年冬天，《长芦运司志》编成。在此以前，邓先生认为山东运司大体可以附入《山东通志》，唯独长芦没有志书，于是把编纂之事交给运司诸位君子。于是都使郭五常、运同冷宗元、运判韩子义、徐子官协力办理事务，不到一个月，志书便告成，请邓先生审定。邓先生把它拿给同乡史伦看，史伦说：“自从邓先生来到这里，我听说百弊革除，百废复兴。创修这部志书，是兴利除弊中的大事，难道可以不看吗？”完成校阅后，史伦又回复邓先生说：“这部志书分为十四个门目，共七卷。我已经从诸位君子那里接受了书稿。大凡读志书的方法有三点，也可以为诸位君子说说吗？志书并不是用来供人观赏文辞之美的，而是要彰明往事、告诫后来，作为官府办事的准则。因此，看其中关于供给费用的记载，就应想到把事情办好；看其中关于收入定额的记载，就应想到使百姓富足；看其中关于禁令防范的记载，就应想到整饬法令。这三点是政务的纲要，也是志书的要旨。盐课辅助国家经费，已经很久了；而长芦所供给的盐课，上则供给郊庙百神的祭祀，帝后宫府的膳食，百官有司凡是由国家供给的食禄，一年四季都遍及供给。并且供给京城之下的宫廷，以及数以万亿计的军民；剩下的才卖给商人，均分供应京畿赤县八郡，西至河南彰德、卫辉，北通居庸，东至辽阳，绵延数千里，供应范围之广，大略与其他运司相同；但上供之盐必须精良，这是其他运司所没有的。凡是储备物资精良的地方，不一定富裕；富裕的地方，也不一定精良。既精良又富裕，只有长芦之盐如此，所以应当想到把事情办好。虞夏时期青州进贡盐，齐国管仲开始兴办盐政防禁；长芦设置运司，沧州处于古代燕、齐所辖之地，设有二十四场，东临渤海，与登州、莱州相望，大概是古代兴办盐业的最初地区，但盐课收入比其他运司稍差。土地山泽的利益，以百姓的力量为根本；百姓力量不能承受，土地山泽的利益就无法充分开发。赋役沉重，逃亡就会增多；草荡被侵占，本业就会废弃；盘剥削减过多，务农之力就会懈怠；兼并盛行，国家盐课就会减少。凡是征收盐课，目的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在于除去那些危害百姓的人罢了。所以应当想到使百姓富足。天下的禁令防范本来是一致的，而禁防被破坏，必定要从豪贵之人开始。两运司以及淮司处在两京往来的要冲，长芦尤其靠近京师，是豪贵势力聚集的地方。淮盐价格高于天下各地，正德末年，宦官出使西域、织造东南时，公然破坏分地行盐的规定，上奏请求领取长芦盐引，动辄数千引，船只首尾相接，拦截掠夺商旅，互相争夺。南北贸易都从中获利，却使长芦受到祸害。近几年虽然重新开始严厉禁止，但依仗权势经营私盐的事也时有发生。上天只凭稍差的盐课收入，来供应极其沉重而繁多的供给；如果弊端不能止息，将用什么防范来供养国家呢？所以应当想到整饬法令。如今盐利遍布天下，譬如水流；适时制定政令来疏导盐利，并使它上下流通，譬如治水导流。使百姓富足，是疏浚它的源头；整饬法令，是防止它泛滥；把事情办好，是澄清它的水流。谨慎处理这三件事以后，才可以说真正懂得这部志书了。邓先生说：“啊，你说得尽善尽美了，这正是我的志意。希望您把这些话写在序中。”邓先生名直卿，字正与，是丙戌年进士。郭先生、徐先生都是进士，徐先生与史伦同年登科。冷先生在京师做官，与史伦交情深厚，因此请史伦作序。《山东巡盐察院记》【高尚贤】

译嘉靖甲申年秋，八月，山东巡盐察院建成。巡按监察御史古洛景进，提学佥事高尚贤对他说：“盐课是古今都需要的。禹贡记载青州贡盐，《周官》设盐人，吴国靠煮海制盐，齐国建立盐政防禁，后代不过是在这些制度上有所损益罢了。我朝疆域比过去扩大一倍，政事也比过去完善。盐产有淮、浙、沧、潞等地，也有井、池、陂、泽等处；煎炼、捞取、运输、转运，都各有主管之地和主管官员。只是担心没有人统摄管理，所以设置宪臣来监督考核盐政官员的贤能与否，罢免或推行其盐政措施的利弊；不是盐课之事，只要便利适宜，也应准许办理。这与巡按清军相同。只是东北一路，连接直隶、河南、山东三境；山东又是古代青州之域，山中采盐、海边煎盐，所产咸卤最为丰盛，却没有专门官员管理，岂不是制度上的缺失吗！”嘉靖癸未年冬，藩司、臬司长官二林公廷珍、潘公玉卿等人在清察审院左侧勘察土地，说：“这里合适。”于是筹措防余，简选能干吏员，向我请求办理；我认为很好，并催促他们尽快建成。盐利辅助国家，大约占收入的十分之二三；人的生活只有在饥渴逼迫时才需要盐，平时如果没有盐，食物总是没有滋味。盐业的组织不协调、陆运的味道不均衡，百姓的生计也几乎困顿了。所以世道安定时，盐业流通；世道衰败时，盐运阻滞。盐业的兴衰，关系着天下的盛衰。如果没有重臣掌握政权，盐利就会被强者吞并、贪者渔取，既不能供给国家使用，又会把百姓的盐池盐坑变成枯竭的井阱。自从设置监临官员以后，商人不受阻滞之苦，百姓不受盐价和盐味之苦，官府不至于侵夺，盗贼不至于逞凶，盐利也只归国家所有。巡按官有无，关系着盐政是否通畅。居处安定，志向才坚定；志向坚定，政务才宽裕。否则居无定所，公文不能长久办理，心志也会惶惶不定，政务便由此受到影响。察院是否设置，难道不是巡按官权责轻重的体现吗？土地关系到官员，官员关系到政务，政务关系到国家，其中的关系实在广泛。如今工程正好建成，察院用来整肃宪令，宪令用来彰明藩政。此前，志书已有明确记载；此后，守职之人还会继承下去，这些都值得记载。察院地基宽阔，长宽共若干丈尺；中堂、后堂各五间，重门大体比正堂制度减去五分之二；穿堂之后的防书房也是这样，旁边的厢房又以此为标准增加一间。房屋排列整齐，大小都加以修饰，尺度参照巡按清军察院而加以增高增广。最初谋划此事的，是巡盐桂阳范公、古闽郑公、浮梁卢公、潜江初公、庐江黄公；协助此事的，是巡抚静斋陈公、南皋王公，巡按四明孙公，以及清军平崖林公。工程完毕后，由知府钟君梁负责撰写告成文书。这就是事情的大概，您何不替我记载下来呢？高尚贤拜谢说：“先生所说的，是为国家筹划的长远谋略，实在高远，我还能增加什么呢？”先生巡按历经三地，任期尚未届满，祸害已经被堵塞，利益已经畅通，奸邪之徒有所收敛，官民都归于正直，已有仰望泰山般的威信。察院又借助巡按公的威重而建立，而巡按公也并非凭借察院才有威重。罢了！唉！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宁可让我尊重他，还是宁可让他尊重我呢？如果能如此，那么景进公的志愿就会与这座察院一同长存。因此推衍其意而作此记。茶法 陕西清吏司呈上案卷：查得应天府批验茶引所、直隶常州府宜兴县张渚批验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验茶引所，先后关领茶引，自成化元年起至成化十年止，陆续共关领茶引五十八万三千六百六十一道，发给各地茶商销售；但按销售茶斤数多次催促，仍不见销缴。查得本部早在景泰五年，因为各地商人多拿旧引影射私茶而不销缴，便依照《清理盐法事例》具奏，户部依拟奏准，张榜晓谕，并行文各处巡按、巡盐、巡河、巡江监察御史、监收船料、提督洪闸郎中等官，严禁搜检各批验所，追缴退引等事；这些规定已经通行遵守。如今上述退引屡次催缴仍不交纳，其原因大概是批验所不设置簿籍，附写茶商姓名、籍贯、住址；或者不依茶商路引查验，听任冒名开报；或者把引由成千上万地卖给贪利之徒，携到产茶地方转卖给别人。这样想取得确实的姓名籍贯并追缴茶引，就很困难了。何况茶货出山后经过官司，既不公开盘查，又不依法批验；即使查出夹带超重，大多也收受财物予以放行。他们还有什么畏惧，怎会不囤藏旧引、影射私茶呢？又如南直隶常州府、庐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严州府、衢州府、绍兴府，江西南昌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广武昌府、宝庆府、长沙府、荆州府，四川成都府、保宁府、重庆府、夔州府，以及嘉定州、泸州、雅州等处，都是产茶地区，距离上述三个批验所远的数千里，近的也不下数百里。若按茶引条例，听任茶商直接到产茶府州纳课买引，再凭引运茶出境，对茶商来说方便，按理必然乐意遵从，谁肯不买引由而公然触犯茶禁？如今却令茶商都到这三个批验所买引，路途遥远，往返不便，还希望他们一一遵守而不重蹈前弊，也很困难。何况为茶引盖截角、搜检有无夹带，本来就是批验茶引所的职责；退引也应当盖截角。如今上述三个所却只由官府卖引而不行批验，名实不相称，也违背职掌。谨请施行。以上事项送到户部后，臣等深切考虑，印造茶引、盐引，禁治私茶、私盐，是太祖高皇帝的旧制；如今官员不履行职责，百姓不遵守法令。

译茶禁废弛，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重新申明禁约，不仅会亏损国家的赋税收入，也恐怕会败坏祖宗的制度。是否可以请颁发圣旨和榜文，通行天下晓谕？今后园户卖茶、茶商贩运茶货，以及告领引由、到批验所纳课等事项，都务必遵守引由中的条例。其中买引一事，免除缴纳钱钞，只照现行事例办理。每道引纳钞一贯，中间夹纸一张。仍命各产茶府州斟酌所管辖地方每年可以出产茶货若干，预先具报数目，派人到本部关领前引，回来后收存。张榜召集商人购买，仍须辨验茶商的路引，确实没有欺诈伪造，才把其姓名、籍贯、住址附录入簿，并发给引。年终，各府州把卖出的前引造册，将收取的纸钞一并派人解送本部。钞送交有关库收存，纸张用于造引，仍须具报数目再来关领。次年各批验所使用引由，遇到茶商经过时，务必依例逐一批验，并在引上截角。没有夹带的，立即放行；有夹带的，连人带茶押送当地官司审问。年终，将批验过的客商姓名、籍贯、住址、引的数目，以及查获私茶的数量和缘由造册，申报有关上司，转送本部查考。如果有人把以前停藏的旧引存留下来，尚未缴报，从榜文到达之日起，限三个月以内到所在地官司告缴，可以免除原来的罪。若有敢不遵守这些条款而贩运私茶的，准许巡按、巡盐、巡河、巡江监察御史、监收船料、提督洪闸郎中等官员，以及各该军卫和有司把守关隘的人员，将其拿获审问。挑担、装载私茶以及引领茶商的牙行和窝藏私茶的家庭，都依律治罪。查获的私茶，以及查获的车辆、船只、牲畜等物，全部没收入官。如果持引运茶，依例批验并截角，卖完后立即到销售所在地官府缴纳原引，由官府封存，送回原来领引的衙门，并报告有关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提问追缴。这样一来，职责明确，政务得到修治；法令清楚，奸弊得以止息。这是因为要申明旧例、清理茶法，臣不敢擅自办理。现将茶引由内的条例逐条列出，谨具题如下。一、茶引：茶引一道，缴纳铜钱一千文，准许运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缴纳铜钱六百文，准许运茶六十斤。现行事例是，每道引由纳钞一贯，中间夹纸一张。一、凡有人犯私茶罪，与私盐罪一体治罪。如果将已经批验、截角的退引带入产茶山中，借此影射私茶，或凭此运茶，都按私茶论处。一、客商贩运茶货，必须先到产茶府州，具报所买茶叶的斤数，依规定纳课买引，凭引将茶运出境外；运到销售地点后，卖完立即向当地官司缴纳原引。如果停藏旧引、借引影射私茶，都按私茶论处。一、山园茶户，若把茶卖给没有引由而贩运的客商，初犯笞打三十，仍追缴原价并没收入官；再犯笞打五十；第三犯杖打八十，均加倍追缴原价并没收入官。一、茶引不得与茶分离；有茶无引，或夹带超过规定数量，都依私茶定罪。一、客商贩运茶货经过批验所，必须依例批验，在引由上截角，确认没有夹带，才准放行；违犯者笞打二十。一、伪造茶引者处死，籍没本房家产；告发并捕获罪犯的人，赏银二十两。一、茶叶销售地的商人，要到宣课司，依例按三十分抽取一分；芽茶、叶茶分别验定价值，缴纳课税。一、贩运茶叶，不论所在地区，拟令两淮、山东、长芦三运司使用盐引纸，每张纳钞一贯。【奏状】《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四 明代黄训编纂 户部【课程、赈济与防务】《市籴之令》【丘濬】臣考察：互市之法，自汉朝与南越互通以来开始，历代都实行。但设置专司，并以“市舶”合称，则始于宋代。大概在此以前，互市还兼通西北；到宋代才专门用于航海贸易。元朝沿袭宋制，每年招集藩属诸国的海舶商人，交易珠翠、香料等货物。到第二年返航时，验看货物并抽取税款，然后才允许他们出售。抽税比例，细货在二十五分中抽一分，粗货在三十分中抽一分。漏税者没收货物，并且禁止金、银、铜、铁以及男女私自流出境外。本朝虽然沿用市舶之名，却没有抽分之法，只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处设置市舶司，用来接待海外诸蕃进贡者。大概是为了怀柔远方之人，实际上并不是要从他们入贡的货物中获利。臣认为，国家富足，万国归附，本来就不需要依赖海岛之利。然而中国的物产足以自用，本来不需要夷人；而海外夷人所需用的东西，却不能没有中国货物。私下交通、货物溢出的祸患，防范也不能完全杜绝。虽然法律有明确禁令，但只要有利益所在，百姓就不怕死。百姓犯法便治罪，治罪之后仍有人犯，于是又因此治罪那些本应负责禁止的官吏。这样一来，我们不但得不到贸易之利，反而还会受到它的危害。臣考察《大明律》，户律中有“舶商匿货”条文，可见本朝本来允许人们出海经商，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禁止。臣私下认为，应当采用前代互市的办法，使设置市舶司的名义与实际事务相称。有人或许说，恐怕会招惹边境祸患，臣请求根据前代史册考察此事。海上各蕃国，自古以来没有成为我国边寇的。况且暹罗、爪哇等蕃国，隔着大海，地势并不相连，不能与西北边境相比。只有日本一国，号称倭奴，人工技艺巧妙而国力贫困，多次成为沿海盗寇。应当遵守祖训，不与日本通商。如果认为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议论上报，然后颁令滨海各处：有想经商贩运的人，先期到市舶司告知，由有关部门下去审查勘验；确实没有妨碍的，允许其自行陈报，自己制造多少料的海船，收购贩运多少种货物，经过某处、某些国家，在何年何月何日返回，并且不许私自携带违禁物品。返航时不得泄漏货物；等船回帆后，派官员封验检查，抽取税分，剩余部分才准出售。这样一来，在每年的正常赋税之外，未必不能有所补助。何况当今朝廷每年常常把番夷进贡的椒木折抵京官的正常俸禄。这样既不扰害中国百姓，又得到外邦的资助，也足以成为充实国家用度的一种办法。与前代按房屋间架征税、经总制钱之类相比，滥取百姓的钱财，难道不是还要好一些吗？《铜楮之币一》【丘濬】臣考察：上天设立君主，把养育百姓、掌握利益的权力交给君主，使他调剂流通，以救济天下，并不是专门给一家一人私用的。用来使各种货物在四方流通的，是货币。金银一类，若细分便会损耗；布帛一类，若剪成碎片便会废弃。只有铸造铜钱，货物多就给它相应多的钱，货物少就给它相应少的钱，随所需使用而都能适宜。况且金银是上天所生，布帛是人所制成；钱则是合天地与人的作用而制成的器物。铜是天生的，铜铸成钱，就有人的作用在其中了。自古议论钱法的人很多，只有南齐孔顗所说“不吝惜铜，不爱惜工费”两句话，是万世铸钱不变的良法。铜由天生，不必吝惜；人工由人完成，也不必过分爱惜。这样铸出的钱，形体厚实，钱肉与钱孔比例适当，制作精工，轮郭周正。铸造一钱，成本就要一钱；本金多而工费高，即使驱使人去铸造，他们也不愿意做，何况冒禁犯法、偷偷铸造呢？然而自太府制定圜法、以铜作货币以来，有时铸半两钱，有时铸榆荚钱，有时铸八铢钱，有时铸四铢钱，不知变化了多少次。只有汉代五铢钱最为适中。五铢以后，有赤仄钱、当千钱、鹅眼钱、綖环钱、荇叶钱，又不知变化了多少次。只有唐代开元钱最为适中。除了这两种钱以外，有时一枚当三枚使用，有时一枚当十枚使用，有时一枚当百枚使用，但都流通不久便又改变了。只有形制像开元钱的，才一直流通到今天。可惜世道衰落，巧伪日益增多，流传于世的古钱已经很少。如今市场上流通、用于交易的，全都是私铸的伪钱。钱文还是旧的，钱体却是新的。法律并非没有明文禁止，但他们把禁令视若无物，铸造者毫无顾忌，使用者也不怀疑；熔毁古钱来铸今钱，废弃真钱而出售伪钱，处处如此，最终也没有办法制止。罢了！为今后的办法计，不如把私铸盗钱的人拘来充当工匠，收取新铸的钱作为铜料。采用孔顗的说法，另铸一种新钱，以革新天下人的视听，使天下货物流通，革除天下积弊，使百姓得到利益。请先命有关部门派人分赴天下，访查私铸盗钱的所在，亲自到当地，拘集私铸者；免除他们的罪罚，就在他们私铸钱的地方设场开炉，使用这些人作为工匠；现有成年男丁都服役，登记入册，规定期限，发给廪食；设置官员监督。这样，铸钱的工匠不用向百姓征取就可以获得。其次命令内库，精选唐宋以来的真钱，如开元、太平钱之类，取得一百万枚，发下户部分发。把这些真钱分发到天下各处的街市集镇，用来防止钱串相连。古钱每百文，随处悬挂作为式样，使百姓知道这种样式的是旧钱；不是这种样式的，都让他们列明数目到官府首告。官府替他们收取，每十斤伪钱，酌量赔偿新钱六七斤，这样百姓不至于失去利益，官府也得到铜料使用。如此，铸钱所需的铜就不用向百姓索取而可以获得。虽然如此，贫民之家往往只有千百文钱，依靠这些钱维持生计，一天没有它们就失去依靠。官府改铸新钱，动辄要经过一年半载，他们哪里等得起？请在法令发布以前，预先命令内外库藏搜集清查无用的铜器；没收的伪钱全部送到开炉铸钱的地方，照样铸造。一年以后，新钱铸成，才实行兑换命令。兑换多次进行，逐步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就会全部消失。这样，天下使用的都是前代的真钱和今日的新制；实行久了，虽不能保证毫无弊端，却也可以维持一百年，有利而无害。至于新制钱应当怎样制作？回答说：每枚钱以十分作为重量标准，中间的钱文必须用古篆，可以使用年号，也可以另取美好的名称；钱面空白处另加楷书二字，上写“皇”，下写“明”；轮郭旁边周围凿刻花纹。

译每一文计算用铜十五分，锉磨去除的部分去掉五分，保留十分。新钱铸成以后，又命天下把旧钱交给官府兑换新钱；将所得旧钱周边凿刻细纹，使钱的形制如同新钱，钱面也刻上两个字，可以在左右两边，也可以在上下，然后分发流通。仍然诏告天下，不是这两种样式的钱不许使用；同时申明废铜送官出售的法律，禁止私自熔铸成器，流出外国者处以刑罚。这样，钱法就能流通，公私双方都便利了。有人说：凡是兴办制作，都要核算工费和成本；如今耗费铜料、人工如此之多，国家有什么利益呢？臣所以说，正是因为上天设立君主来养育百姓，把利益权力交给君主，使之调剂流通以救济天下，并不是专门供一家一人使用。《铜楮之币二》【丘濬】臣考察：上天产生万物来养育人，把掌握利益的权力交给君主，使君主权衡物价的轻重，以便利天下百姓，并不是让君主用来供一人私奉。君主不能权衡轻重，导致货物有的偏多、有的废弃，已经违背上天授予权力的本意；何况还设置阴谋诡计，暗中掠夺，以无用之物换取有用之材，作为自己的私利呢？这更是严重违背天意。自从宋人创制交子，金、元两朝承袭它作为钞票。所谓钞票，成本不过三五文钱，却用来购买价值千钱的物品。唉！世间万物虽然由天地生成，但都必须借助人的劳力，才能发挥作用。物体有大小、精粗，制作功力有浅深，价格有多少；价值达到千钱的东西，若不是体积很大，就是质地精细，必定不是一天的功夫能够制成的。如今却用一尺见方、价值三五文的纸，去购买这样的东西，难道可以吗？下层百姓如果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上层官府不能禁止，已经失掉了应尽的职责；何况上层官府自己这样做呢？百姓起初受其欺骗，后来又害怕其威势，不得已勉强服从。流行日久，天理和人心终究会胜过它，最后再也不能推行。不但得不到千钱的利息，连原来花费的三五文本钱也一同损失，还因此失去人心，损害国家用度，导致乱亡的祸患，元朝就是前车之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既然如此，钞法终究不能实行吗？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实行的？把可行与不可行两端掌握起来，取其中道实行，就可以推行。为什么呢？上古时代，以珠玉为上等货币，以黄金为中等货币，以刀币、布币为下等货币。中古时代，周朝制定圜法，同时把黄金、布帛作为货币。即使王莽时，也铸造金、银、龟、贝、钱、布等各种货币。后世专门使用铜钱和纸钞两种货币，却不以金银为准绳，因此使用货币的人无法权衡，流行久了就不可能没有弊病。所以货币制度开始创立时未尝不好，但最后都因处置不善而失败，古今都是如此。本朝铜钱、宝钞并行使用，至今已有一百年，没有改变。然而实行久了，意外弊端产生：铜钱的弊端在于伪钱，宝钞的弊端在于滥发更换。防范伪钱的办法，臣已经在前面陈述了。至于使钞法通行，臣请求考察古代三种货币的制度，以银为上等货币，以钞为中等货币，以钱为下等货币；以中、下两种货币作为公私通用的工具，而一律以银作为衡量标准。大概自建国初年以来就有禁银令，是担心银流通后会妨碍钱钞；而铜钱的使用范围不出福建、广东，宣德、正统以后，铜钱才开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宝钞的使用更加衰微了。如果一定要恢复宝钞以贯为单位、同金属货币相配的旧制，每贯折合钱一千文、白银一两，那就非使用严刑不可。但严刑并不适合圣明时代。用法令强制百姓，只能实行于一时；不如用道理使百姓心服，可以施行于长久。依据天理，按照制事的义理，为百姓谋利，因时制法，随时采取中道，这才是圣贤处理政事的权变。臣私下认为，今天制定货币使用办法，不如使银、钱、钞相互权衡而流通。每银一分兑换钱十文；新制宝钞每贯兑换钱十文四角；完整而未经折损的宝钞，每贯兑换钱五文；中间折损的，每贯兑换钱三文；昏暗破烂但仍有“一贯”字样的，每贯兑换钱一文。应当诏告天下，作为固定制度，并严定擅自增减兑换数目的罪罚。即使物产有丰歉、货物有贵贱，银与钱钞交易的数额也固定不变。这样实行百代，通行四方，官府账册可以查考，不会有挪移侵占的弊端；百姓心志不受迷惑，不会有欺骗的忧患；商人出行、贾人居市，都不会因折价而亏损。制度确定之后，钱多了，就发行货币收回钱；钱钞多了，就发行货币收回钞票。白银的使用，除非十两以上，禁止用来交易。白银的成色，以火试后呈白色的为标准。使宝钞、铜钱上下通行，并一律以白银来衡量，这是充实国库、便利百姓的办法，大概也差不多可行了。臣愚昧的私见就是这样：只是根据可行与不可行两端加以权衡，取其中道，再请皇上裁决，并不敢自以为正确而擅自改变成法。是否可行，请询问众人的意见，再由圣心裁定。《山泽之利》【丘濬】宋朝金、银、铜、铁、铅、锡等矿冶总共有二百七十一处，都设置官吏主管。大体说来，山泽的利益是有限的：有的突然开采很快就枯竭，有的开采多年，所得还抵不上费用；而每年应缴的课额不足，有关官府必定责令主管者补足。臣考察，宋朝的矿冶场所如此之多，元朝的矿冶又比今天多十几倍，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天地所生的万物，有的能够生生不息，如谷粟、桑麻之类；有的与土地一同生成，如金、银、铜、铁之类。从前圣王制定向百姓征收赋税的制度，有征收米粟的，有征收布帛的，却没有所谓金银铜铁之税，难道不是因为山泽之利与土地一同生成，采取得尽而再生者无法接续吗？譬如山林上有草木，也有土石；草木取尽后，新的草木随即接续生长，所以即使天天取、年年取，也看不出会枯竭。至于山中的土石，挖走后地面就变深形成洼地，搬走后便空缺留下痕迹，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形状是固定的。因此矿冶之利，前代多，后代少，沿历到今天尤其少，并不值得奇怪。

译我朝矿冶之利比前代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偶尔有矿，也会随采随尽。从前已经在浙江温州、处州以及福建建州、福州开设矿场、设置官员，命内臣守护，派宪臣督察；但所得抵不上费用，正如宋人所说。如今大多已经革除停办，把原来的课额均摊到民赋中。即便如此，今天不但得不到矿冶之利，往往反而遭受其害，因为山泽之利，官府开采就不足，百姓开采却有余。如今处州等地的矿场虽然关闭，但其中不能没有防止渗漏偷采的措施；利益遗留在那里，一些不法之徒仍在其中结伙争利、制造骚乱。现在的办法，应当在矿场遗利所在之处严密执行守卫和捕盗之法：能够筑塞的就筑塞，能够设置栅栏、开挖壕沟的就设置栅栏、开挖壕沟，使他们不至于聚众争夺，以致危害一方百姓。《论理财》【李堂】国家的贡赋，比古代什一之税还轻，足以成为万世遵行的成法。只是近世那些没有名目的费用、没有定额的征收，超出经常定额的部分，每天增加，远远不止增加一倍。况且粮税、丝绢、金银、仓库等定额征收本来都有常规，但宽免、减免的诏令频繁发布，加上收入不能抵偿支出，流失而耗尽财源，这难道不是国家财政应当忧虑的吗？况且国用匮乏的原因不止一项：王府的禄米，军职的俸粮，额外设置的官员，勇士、旗校、工匠因乞求恩典、传奉而升职。这几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无可奈何。然而还有一些本来可以整治却没有整治的事：灾伤减免了，冒领减免者却不治罪；欠税逃户准予蠲除，侵吞税款者却仍照旧；盗窃欺诈已经定案，戍边遣发者却立即回来；仓库查盘了，满载货物的人却被免罪。开中是贸易获利的渠道，漕运却成了官府债务的罗网。盘点粮食的人指着仓廒虚报数目，盗取草料的人放火作奸；至于盐课，私贩者上奏请求，利益全被侵夺殆尽。《易经》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就是义。”大体说来，明确刑罚、整饬法令，正是施行保卫国家、惠及百姓的政策。如今对贪污满贯本应处死的人，全部按杂犯收赎处理，难道是祖宗制定法律、惩治奸邪的本意吗？从前王介甫因为理财受到君子的议论，苏明允撰写《权书》而受到当时宰相的非难，有谁能够把话全部说尽而甘愿承受罪责呢？《题钞关禁革事宜》【梁材】南京户部为银两不足，预先筹划处置办法。奉户部咨文，据受委官、云南清吏司主事陈钦呈报前项事务：嘉靖九年五月初三日，本部尚书梁材等具题；本月初五日奉圣旨：“这些监收船料等项，虽然说已经造册具数上奏缴纳，但所收多少，难免有侵吞欺骗的弊端，以致上面亏损国家课税，下面损害百姓，却没有凭据可以查考。你们户部还要议定妥当，列出禁止和革除的条款，奏报上来，听候裁定，通行各钞关遵守，以除去积弊。”钦此，谨敬遵行。查得嘉靖四年，为响应诏令陈述意见、辅助圣政、挽回天变之事，本部设置带印信的空白稽考文簿三本，发给各钞关，由受委官主事收掌，命他们每日填写船料、商税的数目；任期届满时，一本留在本关备查，一本由受委官收执，一本派人解送本部查考。又因陈述时弊、辅助国用之事，云南道监察御史杨彝上奏，本部议定：各钞关受委官从文书到达之日起，在附近府、州、县中委派一名佐贰官，与检查钞关的人员共同查收钱钞；不必另印号纸，只把原先设置的稽考文簿中的一本交给府州县受委官，命其与各役当面登记所收钱钞，呈报主事查核实际数目；并把另外两本文簿立即由受委官亲笔在前述事项下面，按照条款填写清楚注明。钱钞照常发往府州县收存，季度结束时解送本部汇总进呈。任期届满之日，仍将三份簿籍一并留下，以备该部查照，相关事务都照旧施行。如此仍有不整饬品行、不顾名节廉耻的人，这就是所谓的“衣冠之盗”；听凭本部查明实情，参劾送吏部办理，不必等到考察，立即罢黜，以示惩戒。至于皂隶、门子、书手、书算等项人役，听凭各该有司审编，按平常定额派役，不许自行收取、更换，以免引起舆论；仍须严加访察，如有多年充任以及各种作弊情由，径自拿送各府州县问罪。征收抽分之时，各商人所装载的柴薪、米粮及自用物件，不得一概混同抽取，以上各项。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尚书邹等具题；本年六月初二日奉圣旨：“各钞关征收商税、船料，虽然稽查考核严密，但积弊实在不能完全革除，派去的官员也多有苛刻取盈的行为，往来商民多有怨言。今后务必派遣老成廉静的人前去，严加关防察觉；如果再有贪鄙而不顾操守的人，你部便参劾送吏部办理，不必等候考察，就予以罢黜。”钦此。又为改定征收船料税，以便利商民、补济国用，事情涉及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魏有本的奏题。本部议拟：是否应行令各该钞关委任官员、主事，将经过的军民船只应纳钱钞，自嘉靖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起，照例每钞一贯折银五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倾炼成锭后，转发各该附近府州县官库收贮；每季派委经收人役，依限解送本部，再转送内府内承运库交纳，以上各项。奏上后奉圣旨：“准照所议施行。”钦此。此后都已通行各处，敬谨遵守。现据上述缘由，全部查核案卷呈送到部。臣等议定：按照规定设置关卡征税，对上可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对下可以使商民往来通畅，实在不是小事。虽然说整饬自身、严格治理在于任用其人，但挽救积弊、防止奸弊，应当以法令为严。祖宗所创立的制度，今日所筹划的防范，都是良法美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臣等仰承圣明旨意，因循旧制而加以更新，谨将应当禁止、革除的事项分列条款，上陈圣上，伏候命令下达之日，通行各钞关主事，务必切实奉行，以革除积弊，以上各项。嘉靖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尚书梁等具题；本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准予通行遵守。故意违反的，着令该地方抚按官查访，查明实情后纠举。”钦此。一、出纳官银，其中的弊端有四种：有的在称收之初没有全部交入官府，有的在储藏之处得以私自取用，有的在倾炼之时隐藏多出的银两，有的在汇总解送之时巧妙地调换。必须彼此互相稽查，才能除去奸弊。应行令各该巡按御史，在所属府州县内选派一名廉能的佐贰官，每季更换一次，每日到银场听从钞关主事监督，会同公平称量收取，当即封记牢固，送到本府州县入库。积存到一千两，仍共同倾炼成锭，凿刻明白分量，并注明官员、银匠姓名，再寄存于该库。等一季任期届满，照数核对清楚，派官汇总解送本部，再转送内府交纳，领取回执，注销关文。所委任的府官，文书到达之日便应离任；有关事务必须彼此前后交代、接管，违者治罪。

译一、各关往来的船只每年没有固定数目，但缴纳船料的轻重，旧已有定规：根据船只梁面的宽窄计算，再依据梁面查定应纳银两的多少，每年收入的数目本来是可以稽考的。但每日放行船只、收取料银、发给船户收据，都有挂号簿籍，只在钞关掌管。如果不彼此稽查，也难以保证没有弊端。应行令各该主事，今后将号簿装订成册，每种两份，并将收料文票都发给该处官司编号、用印钤记，送到银场收掌。一份由委任官收执；遇到船户缴纳船料，就把船梁丈尺以及料银分量明白写在票内，并按照票上的数目填写在簿中挂号，核对无误后，将票给船户收存。每日分别船梁宽窄、料银多少，汇总计算总数，令收银委任官在本部发下的稽考簿内逐一登记清楚。年终将全部号簿发给该处官司收贮。每逢起解料银之时，主事依照稽考簿，委任官依照挂号簿，分别开列船梁丈尺、料银分量总数，申报本部。该处官司将原来填写的一份号簿加盖印章封好，交给解银委任官一同携送到部；逐一查对、核算无误后，才准汇总解进。如有不明之处，听凭本部查明实情，参究治罪。一、船料的征收条例，原来以装载货物的多少为标准，后来为了简便，改为检验船梁的宽窄，确定所收船料银两的轻重。大致从五尺以上开始征收船料，至于一丈、二丈的船只也有。只是船只大小不一，一丈以上的，船越大，船料越多；一丈以下的，船越小，船料越少。丈尺之外又不免有零数，如果逐寸征收，那么所收船料就要计算到毫厘。一方面，验船时条例繁多，下人便可以借机扰乱；另一方面，倾炼汇总时，数字容易出现差错，侵吞克扣很难保证完全没有。应行令各该主事，今后丈量船只务必亲自验看，不得听信下人，让他们欺瞒官府、任意增减、诈取财物。所收船料，各自按照当地原定旧例，只以整尺为限；此外如果有零数，全部捐弃以让利于民，不许逐一征取，以免滋生弊端。一、各钞关只收船料，只有山东临清、杭州北新关兼收商税。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者在当地发卖，都按照货物的精粗确定所收税银的多少，并且有条例可以遵循。应行令各该主事出具告示，晓谕商人：每车每船到关，不许投托铺户，必须自行开写货物名称，如实报官。主事监督委任官检验清楚，按照条例折收银两，发给票帖，详细开列某项货物若干、收过银两若干，并在印信簿内逐一填写挂号，以备清查。至于汇总计算总数、分别申报稽考等事项，全部照所奏船料事务一体遵照施行。一、各钞关主事公差期满，都应当办理交接。只有九江距离京城很远，风浪水道多有阻碍，任期届满的主事恐怕违反批文规定的期限，往往先行回京，把一应事务交给府县委任官办理；旧有政务既然废弛，百般弊端便逐渐产生，实在很不便利。今后是否应在任期届满前，不等到任满文书送到本部，预先于四个月前题报差遣人员更替；任满主事须等接管官员到达当地，将钱粮、文卷交割清楚，并把应办事项逐一当面交代，才可离开任所。违者听凭本部参究；即使有事故，也不准以此作为理由。一、各钞关所需的笔、墨、纸张、心红、油、炭等物，每天都不可缺少。大约每月需要呈文纸二百张，价格银四钱；刷票、装订簿册用纸二千五百张，价格银一两五钱；毛边纸二十张，价格银一钱；墨三块，价格银七分五厘；笔四十枝，价格银一钱三分三厘；心红十两，价格银四钱；更楼灯油三斤，价格银七分五厘；糊封皮用纸二斤，价格银一分五厘；煎银用炭一百五十斤，价格银三钱；银鞘铁箍，价格银二钱；凿刻银锭字样的工匠工食银一钱。合计三两九分八厘。一年十二个月，共计银三十九两五钱七分六厘。应行令各该主事，每日从本关发问犯人所得的纸价、赃罚银中支取。应令所在地州县按公平价格收买；如有不足，就在船料银两中监督委任官明白支取，凑足购买使用。并在按季解送银两的数目中作为正项开除，年终一并造册奏缴。不许再劳烦州县，动用里甲和官银买办、运送供用；违者参究治罪。一、各钞关的书手、门子、库子、皂隶等人役，过去大多任用积习已久的市民，造成的危害有百般之多。近来虽然查办革除，积存的弊病仍然存在。应行令各该主事通知该府州县：每关从均徭中审编门子二名、库子四名、皂隶八名，并按照当地审编的年份更替。仍通知该府每年拨一名吏员在关内办理文书、收掌卷宗；州县每月送二名吏员，填写票簿，计算银两，务必严加禁约，以整肃衙门。凡一向作奸作弊的人役，一律查办革除，不许容留宽纵，使罪责各有所归。商税巡拦、地方总甲如有滋事害人的，全部听凭主事约束、拿送所在地官司问罪。一、各钞关中有一类无赖之徒，专门招引、接待船户，靠索取、骗取银两为生。每逢船户到关，他们便替船户引写报单，借口打点关防、缴纳船料，多派银两，骗取到手，只把应缴的料银倾炼销纳。他们所使用的银两数目，是正料的两倍，其中一半分送给在关官员人役，一半归自己。民间有“船户落入铺户手中，一料变成两料”的说法。船户等人明知其中弊端，只因往来必须经过这条道路，担心结怨，不敢出声。所以在招揽装载时，他们往往多收商人缴纳船料等项银两，商人也甘愿投托于他们，危害很多。现在发给告示张挂晓谕：今后商人雇写船只，只许支付水脚、工食等费用；应缴船料，由商人自行备办足色银两，径直到银场照数申报缴纳，不许船户插手干预；违者各依法治罪。《临清增修钞关记》【林琼】

译临清是天下交通要道，商人趋集，货物汇聚。考虑到应当加以抑制，于是有关大司徒，每年选拔所属官员中的贤能者，督理这里的税务。辛巳年秋，莆田林君汝桓来代任。林君考中进士，接受现任官职，三次出任外官，德行充实、才干周洽，尤其严格辨明义与利的区别，自己廉洁，并辅助官府办理事务，所以多有创建。先前他在通州疏通济漕泉、开凿公田水道，在昌平兴修官柳。到这里又开辟直道，从关门通到河边；因水流冲刷，便购买砖石加固三十丈长的地基，上面栽柏，下面植柳，用来排列修筑二十级台阶。台阶尽头建坊，坊内建阅课水亭，用来处理商贾事务；亭柱朝东，四面各以房屋作翼，亭柱两侧各有二间房。亭南面的出口叫远心亭，用来延请接纳宾客，也朝东，形制如翼室，另外在三面增设门窗。折道向西北，买下市中的空地建防厅，朝西，形制如阅课水亭；戈、盾、戚、柲陈列在前面，属吏居住其中。门上题匾为“防事”。防厅中间高耸地建有重屋，就是玉音楼；高度为四层，宽度相同，深度约为宽度的一半。用来安置圣谕，厌恶低矮简陋，所以楼上严谨管理漏刻，楼下谨慎关闭门户，取得古人设置重门、击柝警夜的用意。到第二年春二月丁酉日完工。林君带我前去察看。我感叹说：只经过一番规划，就把九种德行都具备了，想来这就是防厅的含义吧？开辟道路，是为了端正内心；巩固地基，是为了谨慎行走；种植不同树木，是为了彰显节操；经过层层台阶，是为了崇尚循序渐进；通过牌坊，是为了区别险要。处理商贾事务，就能明辨真情和虚伪；延请接纳宾客，就能集中文雅礼仪；使下人安逸，就能完全体现爱护；仰承圣谕，就能思考忠诚。这九项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并且有次序。因此君子务求远离利益诱惑以端正内心，内心端正之后才能行走；能够行走之后才能守节；守节必定要逐步前进。前进上升之后才知道险要，知道险要就是智慧。以智慧面对众人，所以内心的真情和虚伪必然显露于外，于是文雅礼仪聚集而成为礼。所谓礼，就是合乎事理；事理存在，仁爱便具备，所以接下来是爱人。施行仁爱而合宜，叫作义；义必然使人急于忠君，所以最后以忠来结束。林君听了起身说道：‘啊，真有这样的含义吗！如果不是你，谁能了解我？你和我同姓同源，情谊上应当为此作记。’我说：‘好。’于是写下这篇记。《新迁九江钞关记》【王汝宾】关址之所以重新迁移，大概是因为旧址不能继续使用，已经到了不得不谋划迁新址的地步。迁移能够得到合适的地点，又能遇到合适的人来办理，难道是偶然的吗？九江钞关此前从未听说设置过，始于景泰初年，因为国用不足，征收船税以补充国用。四方商船聚集于此，而关址正处在各水流汇合、分派的要冲。船只放行虽没有固定时间，但越过关卡却有禁令。船只从西面顺流而下，驶入小江口最为便利；只有向北上行、等待缴纳税款的船只，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一遇突然的风，帆樯相撞，立即就会倾覆沉没，往往怨声震天，而钞关苛待商人的情形就是如此。我还是儒生时，曾私下谋划过这件事，但负责此事的人总是因为害怕改变成规而不敢改建。嘉靖改元辛巳年，我有幸在朝廷任官。第二年壬午，主持户部事务。李君经奉命督理钞关，开始得以详细了解情况，因此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他起初还像没有完全相信一样。到了夏季三月，我也奉命顺道省察，与李君在端溪署中饮酒；当时突然刮起暴风，我预料会发生船只损坏的事情。不久官吏来报告，果然如我所料，李君这才知道我的话没有错，于是迁关的意图便决定了。巡按御史程君启充、分巡佥宪王君崇庆、兵备宪副周君广继，以及谢君迪遇，当时议论相合，便一同前往勘察地基，在龙开河西、海天堤北找到了现在的地址。事情确定后，李君陈述利弊，并计算所需费用，赶往禀告大司徒孙公，说现在迁建的关址处于水道腹心，船只从两侧收拢；从北面上行、等待缴税的船只可以停泊在龙开河，能够免除水流冲击之患。大司徒孙公认为可行，具奏请求，得到允许，于是发文施行。李君立即在冬十一月兴工筑基，远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便。地基刚完成一半，李君便因任期届满离任了。第二年，接任的员外郎张君居仁专门负责督造，正值歉收、船只数量不足，便多方处置，日考核、月计算，终于建成。关前面临江岸，用木石交错构筑以抵挡水势，关堂的高度和宽度大体都比旧址增加。前堂深约五寻，后堂稍微小些。堂前有两座大门，距离堂基约等于堂深；旁边有几间小房，用来安置皂隶和库役。门外树立两座相对的牌坊，将钞关牌坊移到中间，左右设置鼓楼，十分高耸，便于登高望远。地基高七尺，横向长度为高度的四十倍，纵向长度为横向的一半。四周用窑石砌墙，约四百多步，墙高接近一寻。这就是此关规制的大概。至于所费，取自盈余；劳役则由五县供应，负责督理的是检校兰栋。至于前任提调，有太守王君念；后任有方君仕；还有同知范曰初、通判安曰节、推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我说：‘世道兴盛在于众人协力赞助，这座关所以能够建成，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曾因这件事而深受感触。此前有人想迁关，刚开始选择地点、修筑房屋，水道却最终没有通到那里。那两年水还没有到达岸边，又缺少建造梁栋的大木，想求取也没有得到。忽然有一株合抱粗的楠木顺流而下，江上的人划船把它捞到。几年之间，关口一带都被水冲塌，民居倾斜，关道逐渐不能通行。仅凭这些事情看来，无一不是迁移旧址、建造新关的契机。如此说来，关的兴废难道是偶然的吗？工程将要完毕时，张君在甲申年春正月丁卯日迁任，前去听政。商民因这次创始的新建而得到便利，都为远离水患、趋于安定而喜悦，欢呼声充满道路，也足以说明这是当时的一件盛事。如今张君要离去了，继任者如果能够以这座关为基础继续更新，那么今天的迁建，难道只不过使百姓耳目感到一时快意而已吗？张君认为工程成功，应当有文字记载，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因欣喜于天时、人力共同助成，又庆幸自己的话有了寄托，于是不推辞，写下此文作为记。《淮安户部分司题名记》【唐胄】

译楮纸用于货币，是低劣的材料；然而必定要设置专门官员来治理它，也确实是形势所必然。古代百姓不能具备各种物资，必须借助货币来流通调剂；珠玉是上等货币，金银是中等货币，铜铁是下等货币，随着等级使用便可以使物资周转而不至于缺乏。后世风俗奢侈而货币轻贱，况且金玉难以取得，泉贝又难以远运，所以从飞钱、券钞、钞引等办法，后来变为纸币，都是用盈尺而容易腐败的楮纸来解决寒冷炎热、饥饿温饱的问题。纸币品类虽低劣，但实际用途却超过金玉，既然如此，怎么能不让百姓重视它，并设置官员加以治理呢？我朝处于元人困窘衰败之后，深切体恤百姓，宣德初年开始设置关税钞，诏令反复叮咛，先由台官督理，继而由户部属官管理。从九江、浒墅、北新、淮扬、临清、河西共七处设置钞关，难道是有意承袭汉人对舟车的苛征吗？大概是因为天下人的交易使用我朝钞币，百姓就容易富足。近年钞币贬值，在各关受阻，于是改为收取钞币的折价银。过去设置关卡，本来是因为金玉难得，想推行容易制作的钞币以便利百姓；如今钞币不能流通，不能便利百姓，反而借此索取百姓难以得到的金银，这难道是设置关卡的本意吗？淮安板闸处在四条水道汇入陆路关卡之处，尤其是重要关口，设置已经近百年了。历任官员有的因为故缘没有每年更换，任职者不止百人；然而没有碑刻记载可以考察。不是因为一年事务不足、无可记载，就是因为每日忙碌困顿、没有时间举办公事。如果说事务不足，就是自己轻视自己的善政；如果说没有时间，就是自己苟且对待自己的善政。如此还希望什么光耀前人、作为后世观瞻呢？正德壬申年，南京户部主事毕君亲自掌管此事，出于对此事的重视，便访求父老，得到几位知情者，于是立碑把他们列出，并说：‘某年某人，某籍，只要有一天在这里任职出力的人，都不应湮没。’这就是立碑的意义，使后人因此得到楮币时，可以议论说：‘某人怎么样，某人怎么样。’从而有所激励，也有所畏惧。这就是立碑的本意。如此，用来体恤百姓、使百姓富足的措施，将会得到法令之外额外的一分恩赐，难道只是说不敢轻视、苟且对待自己的善政而已吗？毕君名廷拱，字敬夫，是广东番禺人，早年在乡里考中，有远大志向；没有通过铨选任官的常规，直到如今才以进士身份授任此官。他首先主管南畿军储各仓，政绩很有可称道之处，却未及更替便被夺去职务。此后，他省察整顿废弛、兴起科举，士人都称颂他；这样看来，他所立的碑不在石头上，而会永远留在人们口中，难道一定只是借此把自己的名字寄托于不朽吗？我有幸与他同乡，又共同在淮安任事，看到他的志愿实现而感到高兴，所以他请求我作记时，我乐于写下此文，并以此告诫后来的君子。《浒墅镇钞关部使题名记》【刘煜然】《周礼》所说的九种赋税中，有“关赋”，意思是关卡有赋税。这是古制，所收用于供给君王的膳食和服饰。联门市掌管市场的治禁事务，运输货物财物时要传递符节，凭符节才准出入；否则便没收货物，惩罚本人。这就是司关的职责，关卡设有专门官员，正是如此。王制说：“关卡掌握禁令，以稽查行人。”解说者认为这是司徒所属的职务。如今钞关隶属于户部，是在修明古代职守。苏州的镇市叫浒墅，国初设置钞关，由它统领，郡县长期著于法令。景泰初年，开始派户部属官分任其务，表示有专人主管。其制度仿照周代，每年交接一次，就是古代按年成向大司徒报告、再由大司徒向天子报告的制度。它的法令很严。嘉靖癸未年，我来这里任职，只是勉强充任，才干不足以称职，深怕妨害利益而使府中怨恨，招来诽谤而玷辱官位。明白职责艰难而有所依恃，因而没有恐惧，得以守住官职、充任其位。一定是有所凭借，才使我来到这里；尚书部取来批准的圣旨和檄文交给我，说：“手持圣旨，秉公办事，禁止并革除奸弊。臣子的职责就在这里！”我怎敢不承当这项职务，竭尽精力，专心尽力，只求取得成效？但一定要有明确的征验，作为办事的规范。汉人说，不善于做官吏的人，只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善于做官吏的人，则善于教导后人。宋代曾巩也以师法自己亲自试验过的做法，来比较它与任意自用者的得失？大概事情施行要有考核，功业要有成效；否则道义不能一贯施行，便没有可类比、可遵循的标准。因此我考察前任同僚，任职长久而有远大成效的，可以记述并使人志向有所取法；那些事迹静默而又显著、可以让人了解的，虽然各人性情有动有静，取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其实情都可以看见。应当质朴地守持这些长处，简约地实行，去掉过失，补足不足，摒弃不善，以成就可取之处。人人各有所长，事情各有所得，只是我尚未做到，愿意学习。只要学习可取之处，持守众多美德来效力于职守，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如果这样，前任同僚在这里建功立业，对我也有德惠，这是善事。善事不可以湮没。老泉说，平时听到一件善事，一定要询问那人的姓名、籍贯和所在乡里，以便想见他的为人；这就是把他们的姓名题写在石上的意义。此前各位王臣使者往来，传达朝廷命令，运输货物财物，叩关而入者接连不断；我竭力接待、供应他们，每天事务迫近、杂务丛集，尚且忙不过来。与这种情形相比，如今虽然事务不多，难道能推辞执笔，使前人的事业不能流传、后人失去观鉴吗？当时义理如同《春秋》所载之事，法令也必定要记录，所以我记下此事，并私下把姓名列在上面；相关议论也随之附上。推心置腹、光明守节在这里，遭逢过失、承受罪咎也在这里。这块石碑，不知会有荣耀，还是会有余辱呢？还会有余下的耻辱吗？只希望赖有公正的议论者来评判。能够作出公正议论的，是公正的人；能够做到公正，是因为有上天。姑且记下这些，等待后人的评议。嘉靖甲申年秋九月立碑。《杭州北新关题名记》【何瑭】财富，是天下的大计。国家的命脉、百姓的生命，都系于此，所以君子对此竭尽心力。太古时代，上层的用度很节俭，所以取用于民的办法很简略。中古以后，用度逐渐繁多，所以取用于民的办法也逐渐严密。看《禹贡》《周官》所记载的大概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当国家兴盛时，山林川泽的利益与民共享，商贾的征税又常常有所减免，百姓还没有受到太大困扰。到了后世，山林川泽的利益全部归于官府，农民的税收不止十分之一；从事商业的人，不仅货物要纳税，还要按舟车和缗钱计征，可说把百姓的财物一丝一毫都取尽了。百姓所受的困苦，哪里说得尽呢？议论者多说商贾的各种税都可以废除，宋儒范仲淹却说，既然国家用度不能减少，与其向农民征取，不如向商人征取，这还没有失去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意思。他当然不是说这种办法尽善尽美，只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本朝对商贾，既征货物税，又征舟船税，大概也是仿照近代而实行的。浙江省的货物天下第一，所以四方商贾都汇聚而来。货税、船税的收支，往年只由有司管理。地方当道担心有侵吞克扣的弊端，于是弘治六年开始请求诏命，派南京户部员外郎或主事前来监督，每满一年更换。

译然而财富仍然是污浊之物。近来它容易玷污人的名节，所以那些以廉洁自守的士人，大多把这种职任看作可疑之事，稍微失于谨慎防范，往往就会招致物议。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身份奉命来到这里，有人对此感到忧虑。潘君忧惧地说：“财富是天下的大计。假如人人都因避嫌而不肯办理，那么将把它交给谁呢？不过是处理它要有正确方法罢了。”于是他命税课司局商税和北新关船税的收入，都寄存于杭州府库，自己只掌管簿籍并加以统一稽核。这一年征税较少，而税收收入却比往年增加一倍，听到的人都说潘君秉公办事、革除弊端，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众口一词称赞他的贤能。潘君听后忧愁不乐，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每年收入的增减，取决于商船的多少。近年北方道路阻塞，商人都聚集在浙江，所以税收收入最为丰厚。如果不察明这个原因，竟把这一年的收入作为标准而一定要取足额外盈余，那么给后世造成的危害就多了。”于是他详细写明其中缘故，陈报给地方当道。听到此事的人认为潘君见识高明、考虑长远，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更加称赞他的贤能。甲申年春天，潘君任期将满，想到古人登高眺览的乐趣，尚且有时题名留给后人以寄托感慨，何况自己在此监督任事，经历了很长时间，其中任职者的贤能或不肖、得失成败，也有可以取法或警戒的地方；如果姓名不能流传，后人凭什么得到惩戒和借鉴呢？于是查考案卷，询问旧日的老人，得到曾在这里任监督之职的共若干人，全部刻在石碑上，空出左边的位置等待后来者，并把不知道姓名的缺列出来。间或请我何瑭写文章说明他的用意。何瑭并不是善于作文的人，但对于财用轻重、本末的道理，颇听闻过君子的议论，谨此写下文字归还给他。唉，仁人志士看到这些，难道不会有所感触吗？难道不会有所警醒吗？《奏招抚流移填实京畿事》【商辂】臣听说河南开封等府以及南直隶凤阳等地，近年因为水灾，田禾没有收成，那里多年逃亡的百姓都分别迁徙到济宁、临清等地，四散谋食居住。其中有些是正统十四年以后山西、北直隶以及真定、保定等地的军民，被达贼惊散逃移不久；加上原籍尚有田产的人家，虽然已经陆续回来恢复产业。那些在正统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时间已久的军民，以及陕西、山西所属艰难州县、口外地方的人和原本没有田产的人家，都不肯回乡复业，流离迁徙，动辄以万计。近来听说各处有司遇到外县逃民到来，便一概驱逐，不许在境内偷偷居住。如果果真能够驱使他们回乡复业，固然是好事；但恐怕前述贫困地区、素来没有产业的人，或者在外逃亡的工匠、囚犯等宁死也不愿复业的人，被当地官司急迫驱逐，无处依归，必然会流离失所，甚至引发变乱。如今水患已经平息，又担心他们逃回河南、凤阳原来的地方居住，将来即使再行招抚，也一定不肯听从；他们去留的关键实在系于此事，不可不加考虑。臣仔细察看，京畿以内顺天等府所属共一百三十多个州县，除官府草场、官员庄田以及军民正在耕种的田地不计外，其余多有抛荒和空闲而没有妨碍的田地。因此请求下敕给户部议定，制作榜文，通行到山东等地逃民聚集之处张挂晓谕。前述逃民中有志于恢复产业的，就命令他们回乡复业；不愿复业、又无处依归的人，准许他们在顺天等八府所属州县中自行选择、分别居住，有司按姓名分拨田地，设法赈济。榜文中应当写明的宽恤等事项，都应完全依照本部历次奏准的事理，明白写出，张榜晓谕施行。一方面行文给各府巡抚、巡按等官，监督各该有司；遇到逃民到来，立即命令他们报名登记，再由官府斟酌乡村大小、田地多少，分散安置。比如某州田地少而逃民多，就把他们遣往有田的州分居住；某县田地多而逃民少，也把别县的逃民相互分拨。或者某州可以安置一千人，却只安排五百人；某县有一千顷田地，却只拨给五百顷，因为人口少容易赈济，田地多可以留备后来迁入者。口粮、种子、农具等物，有的可暂时借用官府储存发给，有的可劝富民借贷；等到有收成时按数追还。都听凭巡抚、巡按等官设法整顿，酌情处置；平时还要经常往来抚慰安置，及时劝导督促耕作。等三五年后，生计建立，有家可以留恋，有土地可以依怀，然后再按户编定差役，丈量田地征收赋税，清查军籍、勾取工匠，随着情况逐步办理；把新归附的户籍合并进去，增加旧有的版图。强固农业根本、安定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为此事关系到招抚流离百姓、充实京畿的事务，我不敢擅自决定，谨此具题说明，伏候圣上裁决。《奏请紧急简便施行以救活饥民事》【席书】臣切实看到，今年南畿地区夏秋旱涝接连发生，百姓饥荒非常严重。起初卖掉牛畜，接着卖掉妻女；老人和弱者辗转困顿，年轻壮丁流离迁徙；有的在家中上吊而死，有的在道路上饿死。父老都说，今昔从未有过这样的灾情。各官已经上奏，朝廷也已议定并下令赈济，但饥民很多，钱粮极少，按现有的几项钱粮来救济，如果想按图册逐户发放，就像汲取一水去浇灌干涸的河流，徒有虚名，绝无实际补益。为今日计，首先必须分别等级，酌量缓急。按地区说，江北的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以及滁州、和州二州最严重；江南的应天、太平、镇江三府次之；徽州、宁国、池州、安庆、苏州、常州又次之。地区有三等，不能一概处理。按户口说，有家产断绝、饥饿迫近腹心、生命危在旦夕的人；有贫困已经非常严重，只要设法得到一餐便可免于死于沟壑的人；有秋粮完全没有收成，但还能够借贷的人。百姓也有三等，不能一概施救。如今赈济南畿，应先救江北，其次救江南；按三等地区分辨州县即可。赈济户口，应先救将死之人，其次救可以缓一缓的二等、三等百姓。况且如今江北地区，前任巡抚已经离去，后任巡抚尚未到任；在本地挨饿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流徙到江南的人也没有人抚恤收存。

译臣等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而已。臣私下认为，君主以厚禄供养臣下，臣下就应当代替君主养活百姓；百姓出赋税供给官府，官府就应当竭尽力量为百姓办事。如今百姓有急难，却坐视不救，难道独独忍心这样吗？臣日夜筹划，现在有司仓库已经没有储备，户部钱粮又难以及时调拨。考察古代救荒办法，大多与今日情况有所妨碍；只有煮粥这一办法，不需要审核户籍，不需要防范奸弊，最简单、最重要，可以立即实行。眼下可以救人性命。现在世俗都说煮粥不可轻易举行，原因是曾经有一座城这样做，却没有推广到各县，致使四方饥民听到消息都聚集而来，主持者势力难以供给，死者堆积而无法处理，于是便说煮粥的办法不宜轻举，这是可悲可惜的。如今考虑南畿适合施粥的州县，江南应在应天、太平、镇江三府分布十二县；江北选择最急迫重要的地方，宜分布三十个州县，总计四十二个州县。大约大县设置粥厂十六处，中县减少三分之一，小县减少十分之五。如果臣所拟赈粥事项和条款已经发到各该州县，就设置粥厂，约定日期一齐举行。凡是贫困饥饿者，不分本郡、外省，不分江南、江北，不分军户、民户，不分男女老幼，一家三口、五口，只要到粥厂，都一体救济。发给粥食赈济，从今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到麦子成熟时停止，以四个半月为期限。江南十二县约需米五万余石，江北三十州县约需米十万余石。所需银米方面，江南应天等三府，除现有积存的银粮外，再从原先发出的淮浙盐银十万两中支取五万两。江南各府不知道现有积存多少，也不知道本部已经发下多少。如果尚未发有银两，请尽早在十二三万两中支取十万两，连同前项买米煮粥，其余银两分别发给次贫困的民户。总计用米不过十六万余石，按价格计算银十六万余两，可以救活二十万余人。所用数量有定额，不至于过度耗费；所赈济的对象有等级，不至于虚耗。办法简便直接，奸弊难以发生；事务平易，有司能够办理。此法一经施行，穷困饥饿的人早晨来，午间就能得到救济；来三四次，就能免于死亡。它见效极快，功效极大。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办法，不是今日创立的。扶助危亡、救活濒死、拯救火灾水患，没有比这更应优先、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臣私下认为，这个办法不但适合南畿，实际上也可以推广到天下。若舍弃此法，却想把现有银两先审核是否为贫民，再点名发放，那么饱人往往会冒领，真正饥饿的人反而多被遗漏，死者仍然死亡，逃亡者仍然逃亡；想求得一分一寸的补救，绝对不可能。只是赈济一事专门负责，职责在巡抚。如今江北巡抚尚未到任，所幸应天等处有巡抚尚书李以臣署理管理。南京户部曾与臣等共同商议。臣认为，如今江南流民聚集，大半是江北百姓；百姓不分南北，都是朝廷的赤子。现在想通过施粥救活百姓，就必须如臣后来所拟，将南北合在一起兼顾救济。这只是臣愚拙的一点想法。如今谈论治理的人，凡是说到制定礼制、制作乐章，然后才能使人恭敬听从；如果说煮粥救活百姓，大多厌恶听闻。然而衣食充足之后，礼乐才可以兴起。如今让百姓饥饿而死，即使每天讲习射礼、祭礼、冠礼、婚礼，每天演奏《咸》《英》《韶》《濩》等乐章，对治理又有什么补益呢？臣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会被人笑话愚痴，臣自己也知道它鄙陋。即便如此，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若真想使天下治理太平而有完备的办法，水旱灾害无所忧虑，只有靠天子、公卿、上下官员一律恭敬节俭，节省浮费，裁减冗食，减损上层而增益下层，重视司农，整饬守令，广泛储备粮食，遇到灾荒便开仓赈济。这才是尧、舜、三王的仁政。区区煮粥救活百姓，哪里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呢？臣私下痛惜眼前的灾难；已经死去的人不能再救，尚未死去的人还可以有所作为。伏望皇上怜念民生，请敕令户部再加议处。如果蒙赐准施行，那么江南、江北那些命悬一线、坐等死亡的百姓就可以重新活下来了。为此，谨将赈济施粥、救活百姓的具体事宜分条列出，装订成册，专门派办事官陈敬随本赍送进呈，恭候敕裁。

译论抚恤典礼事宜【郑善夫】我读《嘉靖维新录》，私下想到新天子仁慈圣明，痛念天下百姓长期遭受苦难，于是说：“从今以后，和百姓重新开始。”那么，收揽天下人心的关键是什么呢？财赋就是百姓最关心的事。于是又说：“嘉靖十五年以前的赋税全部免除。”又说：“已经征收、存于官府的，准许抵作下一年应纳的数额。”又说：“嘉靖元年以十分为标准，一律减免五分。”我仔细体会这些抚恤典令，实际上是三年之内免除百姓一半财赋。为什么这样说呢？十五年全部免除，十六年全部征收，元年减半，这就是抚恤典令的本意。全部免除的赋税中有已经征收的，如果不准许抵作下一年全部应征的数额，就难免让狡猾的人侥幸获利。因为嘉靖十五年百姓知道有赦免，所以狡猾之徒有的征收了却不缴纳，有的缴纳不全，有的缴纳三成，有的缴纳七成。如今应把十五年已经缴纳的数额，不论多少，都折抵进下一年应全部征收的数额：缴纳三成的再征七成，缴纳七成的再征二成，使十五、十六两年都与元年一样，百姓受到五成减免的恩惠，这才合乎圣上体恤百姓的本意。可是现在主管此事的人，有的却认为十四年以前凡已征收和拖欠的，也都应准许抵作下一年应纳之数，一概设置同样条款而不加分别，却不知道十四年以前百姓哪里知道会有赦免呢？在夏楚的刑罚之下，那些拖欠赋税的人，难道是情愿不缴吗？朝廷议定这一条时本来很有斟酌，只是所说“已经征收、存于官府”，本来指的是十五年，却没有明说；所说“准作下一年之数”，本来指的是十六年，也没有明说十六年。这大概是一时言语没有把意思说尽，致使主管此事的人产生疑惑，似乎想迁就成例，不能立即顺承圣意、成全善政。近来下令全部征收，难道上会伤害圣天子的仁德，下会伤害万民的心吗？况且我听说，君子重视宽厚。这位圣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是我们这些人施展志向、推行大道的时候。即使圣意有尚未涉及之处，也应当像长孺发仓粟赈济百姓那样加以实行，何况抚恤典令已经如此明白，怎么反而在文字法令似是而非的地方迟疑，使百姓更加困苦呢？如果是以处置军粮储备为考虑，三年之内仍有五成赋税可以征收；假如把各色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的赋税奏请补入军储，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据一项盐课截留转用，每年余盐就可以有八九千，以补充军储，又有什么做不到？我私下认为，全部征收的用意，难道不是因为进贵之变吗？进贵之变的防备，并不完全在于军储。我过去曾与见素公反复极力议论导致祸乱的原因，有好几条。假如万不得已要在这两件事中舍弃一件，应当先舍弃哪一件？回答说，应当舍弃粮食；粮食耗尽而百姓不作乱，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说三个月没有粮食就足以导致作乱，那么三边的健壮士卒应当最先变乱了。三边士卒甚至有三年没有粮食，为什么却没有变乱？何况进入福建的军士，参加征战的日子少，而且还有谋生的机会；只要处置得当，即使拖欠十年，也可以保证不发生变乱。如今只是听到“老虎”就变色，却不探究导致变乱的根本原因，我恐怕全部征收这件事一旦实行，不仅会伤害万民的心。过去孝庙朝有君无臣，忧虑时世的人都为此悲伤。如今皇帝仁慈圣明，正依赖诸位贤臣辅佐、顺承圣意，共同成就太平盛世，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第一件事就使朝廷失信于天下，我恐怕有志之士不能不因此遗憾，和孝庙时一样。我自从回到山中，已经料定自己将填尸沟壑；有幸又见到圣明之世，能够有所见闻，怎敢不为知己之人把意见全部说出？如果蒙采纳施行，我将不胜荣幸。怜悯百姓的困穷之一【丘濬】宋崇宁元年，下诏命各路设置安济坊；绍兴二年，下诏命临安府设置养济院。臣考察：在此以前，惠民之政施及无所依告的人，往往因事而行；至于设置专门院所来施惠，开始见于这里。我太祖开创基业后的第五年，下诏天下郡县设立孤老院，凡百姓中孤独、残疾、不能自行生活的，准许进入院中，由官府供养；每人每月给米三斗、柴薪三十斤，冬夏布各一匹；年幼者给三分之二。不久又把孤老院改为养济院。最初载入法令说：凡鳏、寡、孤、独，每月发给米，每年发给布，务必要加以存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应经常加以察访。后来又载入法律说：凡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之人，贫穷而无亲属依靠、不能自行生活的，所在官司应当收养而不收养的，杖责；应当发给衣粮而官吏克扣减少的，按监守自盗论处。不仅如此，后来又以《宪纲》重申：存恤孤老，是仁政首先要做的事。府、州、县所属各处，凡有鳏、寡、孤、独、残废疾病而无所依靠的人，都应收入养济院，经常加以存恤；应得的衣粮按月发给，不得使他们无所安置。遇到疾病，要督促医治。唉！历代圣主相承，发布政令、施行仁德，都把这件事放在首位；凡是颁布诏令条文，必定反复申令告诫，可以说仁德达到极致，义理也尽到了。臣私下认为：京城聚集着百万军民，无所依告的百姓多得无法计算；主管部门拘泥于办事成例，必须由本人到通政司申告，再送户部下达所属官司，取得里邻的结保证明，然后才能列入居养之列。公文上下往来，动辄要经过十几天，这些无所依靠的穷民哪里能够承受？如今的办法，应请求敕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员，凡遇到在街道上悲号、乞讨食物的人，立即拘集送到官府，询问其籍贯和旧居，逐一查究有没有亲属、产业；有产业的，责成管理产业的人负责；有亲属的，责成有服亲属负责；如果产业、亲属都没有，就发交顺天府，收入养济院供养。这样，无所依靠的百姓都能得到实际的恩惠，街道上也不会再有悲号声了。怜悯百姓的困穷之二【丘濬】

译臣考察：宋朝南渡以后，建都临安，既在京府设置养济院，又在两赤县靠近城墙的寺院中设置安置坊，登记收养年老、贫困、乞丐，按日发给米和钱来供养。我朝在京府设置养济院，又在京城中东西两处就近利用两座僧寺，由官府供应柴米，煮熟饭食给贫困乞丐，每寺每日支米三石，恩惠十分优厚。臣私下认为，两寺的设置每天都有费用，但两处施饭寺都在偏僻安静的地方，容易滋生弊端。臣请求把东寺迁到崇文门大街，把西寺迁到宣武门大街，设在行人聚集的地方；每处派部属官一员专门提调，派光禄官一员掌管饭食。每到用饭时，兵马司官兵沿街催促召集，发给木筹，依次分发饭食；仍命巡城御史监督，凡有不依法办事以及制造弊端的，治罪。这样不仅贫困者有饭吃，也可以使街道肃清。不过，这件事关系不小。京城庄严整肃，是天下四方的表率；却让衰弱、残疾的人扶老携幼，低头叹气，爬伏在大道旁，悲号在通衢两侧，连皇宫车驾所在之处、耳目所能看到听到的地方尚且如此，拿什么向四方显示观瞻呢？难道不是要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吗？伏乞圣明在通衢张挂敕谕榜文，把责任交给巡按御史、兵马司官员；今后凡有在道路上爬伏悲号的人，就以违制之罪论处。怜悯百姓的困穷之三【丘濬】臣考察：先王对待百姓，制定养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供养；有得不到供养的，就施行救济贫弱的政令。又制定安葬死者的办法，使他们得到埋葬；有不能得到安葬的，就发布掩埋的命令。他们不只是怜恤活着的人，也怜恤死去的人。圣祖洪武三年，考虑到天下贫民很多因水火葬法而有伤风化，便交礼部议论。礼部奏称：“民间死者下葬，不许焚化；贫穷而没有土地的，由所在官司选择靠近城墙的空地，设置义冢，作为埋葬的处所。”祖宗的良法美意，如今都废弛了，乞请敕令有关官司重新实行。这也是仁爱百姓的大政。救济百姓的灾患之一【丘濬】臣考察：饥荒之年，百姓大多卖掉子女，天下都是如此，而淮河以北、山东以东尤其严重。唉！人最疼爱的就是子女。平日一时见不到，就会思念；孩子受到棍棒刀刃伤害，就会忧戚。年景调和、收成丰足时，即使有人出千金买一个幼儿，孩子的父母也会伸长脖子甘愿受刀刃之刑而不肯卖给他。可是遇到饥荒，家中粮食接不上，只怕把孩子卖出去还没人买，所以即使十多岁的孩子只能换来三五天的食物，也会卖掉。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知道父子一起死亡也没有益处。然而在这种困饿之后，疫病很容易到来，彼此传染，遇到的人有时也不加顾惜；即使有人买去，也因饮食失调，往往导致死亡。因此荒歉之年，饿死者充满道路，尸体堵塞道路，其中惨状实在不忍说。臣愚昧地认为，唐太宗赎回饥民所卖子女，固然是仁者之心；但等到他们卖掉以后才赎回，那些卖不出去而死亡的也很多。不如遇到饥荒之年，百姓有卖子女的，由官府出钱买下；每一男一女，费用以五缗以上为标准，酌量给卖子女的人作为抚养之资，再用剩余钱财作为调养费用；沿用他们原来的姓氏，另赐新名，送往边郡，编入队伍，发给粮食和赏赐，配给军士之家，让他们抚养。已经死亡的，不许勾取补充军丁。这样既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又可以救济他们的父母；内地郡县不受损耗，边城得到充实，这是在救荒之中兼有充实边防的成效。有人或许说国家府库有限，费用没有出处。如今江南百姓中有被谪戍西北两边的，勾取补充军伍，简直如同被弃于市；到了戍所，大多也不能任用。今后遇到荒年，可以预先借官钱买下这些子女；以后对于江南民户中被编入极边军伍的人，如果愿意出五百缗以上，就免除其军籍；出二百缗以上，就改隶近卫。这样，除去一名军丁可以得到一百名军丁，调动一名军丁可以得到四十名军丁，再按照所得数目抵偿归还官府。数十年以后，边境军队会日益增加，而南方军伍也不会缺额。有人问：因饥荒而招募军队，古代有这种事吗？回答说：富弼在青州时，因饥民而招募军队达万人之多，史书可以考证。救济百姓的灾患之二【丘濬】臣考察，朱熹曾说：“自古国家覆亡的原因，何尝不是从盗贼开始？盗贼发生的祸患，何尝不是从饥饿开始？唉！天灾流行，国家世代都会遇到，所以先王对待百姓，在尚未发生荒灾以前就预先防备，在将要发生荒灾时就加以救济，在荒灾已经过去后又加以养护。实在是因为礼义生于富足，一旦饥饿逼身，我们的百姓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有的就会违犯礼法、逾越本分；这不仅是担心他们的身体不能生存，也担心他们的心志或许因此放荡。所以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总要考虑乱离反叛的忧患；在丰收有余的日子，总要考虑荒歉不足的忧患。这没有别的原因，天生君主，是让他作为养育百姓的主人；必须体察上天的心意，使百姓安定生活，然后才能保住自己的君位。不然，平安无事时我们就资助、使用百姓；等到他们遭遇祸患时，我们却抛弃他们、不加顾念，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思吗？也难道是君主之道吗？”因此古代盛世，耕种三年余下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余下三年的粮食；按三十年计算，就有十年的余粮了。如今不能完全按照古制实行，臣请求把仓米以尖量收入、以平量支出所剩的米，以及逐年积存所得的米，全部作为预备储粮。

译每年年末核算用度时，在量入为出的开支中不计入这些米，仍留在仓中，登记保存其名目和数额，以备荒年使用。还应制定固定制度：凡藩府、州、县民间诉讼中属于户律的案件，如户婚、田土、坊场、津渡、墟市之类，诉讼而得理的，让当事人量力出粮；无理的一方，也罚米赎罪，全部贮存在仓中，以备荒政使用。至于以前征集百姓所得用来赈济的粮食，也都归入官仓。平常年份，依照成例按次序支取陈粮；荒年则另行发关给粮，分发救济。积累日久，必然会有余粮。如果仍然不足，还要多方设法筹措，随地灵活调剂补充，一定要做到充足才停止。一旦遇到灾害，就有准备而无忧患了。大体说来，备荒的政事不过两端：一是收敛，二是发散。有的只收敛而长期不发放，米粒受潮腐烂便不能食用；有的只发放而完全不收敛，仓廪空虚便无法接续。负责守仓的人有破产之患，贫民又没有偿还官府的资财。有关官司只草率地做些文书、逃避责任，往往还未荒歉就先把粮食发光；等到真正荒歉时，储粮已经空了。饥民担心日后被追偿，宁愿流离死亡，也不敢领取；甚至官吏还凭此牟取奸利。发放时，饥饿的人未必能得到粮食，得到粮食的人未必真的饥饿；收取时，应偿还的人并不是原来受粮的人，受粮的人又未必有能力偿还。弊端不止一端。如果一定要做到有利而无弊，不如全部施舍给百姓，不要求他们偿还，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又担心气运没有常态，丰歉无法预料，只发放而不收取，日后将无法继续。应根据积粮多少，估量百姓产业有无。积粮如果确有富余，可以不要求偿还。若土地偏狭、人口众多，遇到灾害，在领取赈粮救济饥民之后，丰年再偿还；可以把百姓分为三等：上户按原数偿还，中户偿还一半，下户全部给予。又应在户部十三司之外，依照工部缮工司的成例另设一司，增设官吏，专门负责备荒。每年夏六月麦子成熟、秋九月以后百谷收成之时，藩府、州、县要把民间所种作物是否成熟及成熟比例逐项上报。十月以后，汇总申报一年的情况，同时核算来年粮食是否充足：有收成的是多少乡，没有收成的是多少乡；每乡有多少户可以度过难关，多少户必须赈济；官仓储粮多少，富户有没有积粮；邻近县哪座仓有米，附近乡里哪家有积粮；或者借官帑作为储备，或者招募商人到市场购买，或者请朝廷蠲免、借贷，或者向上级申报请求办理。凡是可以用来准备赈济的事情，都应在尚未荒歉以前预先筹划。年年遵循常规，事事制定制度，人人尽心办理，即使有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带菜色。至于临事救灾的方法，臣已经在各条之下详细分别作了安排。不过，这些都只是末节。至于根本上首先应做的，正如朱熹所说，执政者应当顺应五行，修治五事，以安定百姓。如果只是在荒灾发生以后才赈济，即使安排得再好，得到恩惠的人也少，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伏惟皇上仁慈圣明，体察上天托付的重大责任，扩大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怜恻隐之心，广泛施行蠲免、借贷、赈济、防灾的政令，不只是为了救济百姓的灾患，也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根本。天下百姓无不感到万分幸运。《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五 明，黄训编 礼部【仪制上】总论礼乐之道【丘濬】臣考察，宋代儒者朱熹向君主上疏说：秦朝焚书、禁绝学术以后，礼乐首先败坏；汉、晋以来，各位儒者加以补缀，最终也没有完整的书，保存得较多的只有三礼。《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礼仪、法度、数量，则《仪礼》才是根本经典，《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只是解释其义理的疏文罢了。在此以前还设有三礼等科目，礼虽不能实行，但士人还可以诵读学习，知道其中的学说。自从王安石废除《仪礼》科，只保留《礼记》科，抛弃经典而专任传注，不过是学习虚文，以供科举取士之用。至于音乐作为教化，更是完全没有老师传授；律管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人懂得其中的学说，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缺失。朱熹想以《仪礼》为经，把《礼记》和各经史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及各位儒者的说法；但私人家中没有足够书籍，也无人查阅校检，抄写至今未能完成。至于钟律制度，士友之间也有人得到其中遗留的要旨，私下想再加以参证考订，另编一书，以补足六艺的缺失，也还没有完成。臣看到朱氏这篇奏疏，其中所谓以《仪礼》为经、以《礼记》和诸书为传，虽然当时没有被采用，但他的弟子黄干、杨复大概已经私下编成《仪礼经传通解》。所谓士友之间有人得到钟律遗意，指的是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如今《仪礼经传通解》在南雍有刻本，已经流传于世；《律吕新书》在永乐年间也已经收入《性理大全》一书。这样看来，朱氏的话虽然当时没有实行，实际上却在圣明时代得到表彰。臣私下听说，开国之初，太祖皇帝无暇顾及其他事务，把礼乐视为当务之急，设立礼、乐二局，征召天下年高德劭、学问深厚的儒者，分局讲求典章礼仪和乐律，准备制定一代制度。然而当时正值草创之初，又经历废学之后，考订古代礼文的事情，各位儒者或许有不足以符合皇上意旨之处。当时虽编纂了《大明集礼》一书，但也没有对礼乐作出足够取舍裁定；至于乐，则还没有完整的著作。古人说礼乐要经过百年才会兴盛，如今承接六位圣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谓圣人处在天子之位而制定礼、制作乐，难道正是现在吗？礼仪的节文【丘濬】臣考察，成周盛世以礼维持天下。凡是建国、辨别方向、确定位置，统摄国家、治理郊野，设置官署、分掌职事，用来成为百姓准则的，都叫作礼，并不只是把祭祀、燕享、冠婚、宾射称为礼。大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治典为先，而礼典只居其中之一；但这部书不称为“治”，却称为“礼”，其中的意义是可以看出的。秦、汉以来则不是这样，凡是用来治理的都称为政；只有施行于郊庙、朝廷、学校而有节文仪则的，才称为礼。三代以前，把礼作为治理天下的大纲；三代以后，把礼作为治理天下的一项事务。古今治理成效有盛衰不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太祖皇帝刚取得天下，洪武元年就命中书省、翰林院、太常寺拟定三礼；第二年再次命令集体议论；第三年又广泛征召民间有道德、有文章的人，共同考订，以制定一代制度。如今仍存的书有《大明集礼》《洪武定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以及各司职掌中所记载的内容。乞请命掌礼大臣编成一部书，颁赐内外，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我朝一代的制度，永远遵守，也使后世修史者有所依据。进呈《大乐律吕元声书》【范永銮】题为《正大乐以复古乐事》。臣考察，自秦朝分散、毁弃六经以后，律吕之学已经失去传承，大乐失正的时间也很久了。治理之道不能像古代那样，或许确实有其原因吧？臣的老师、已故的前任桂阳县儒学教谕、后来升任思南府儒学教授的李文利，以刘恕《通鉴外纪》、长孙无忌《隋志》和《吕氏春秋》所载“黄帝命伶伦取竹制律，截断两节之间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称为含少”为依据，详细考证：以三寸九分纠正司马迁“黄钟九寸”的错误；以太极、阴阳、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到多，说明黄钟数少才是极清，纠正把宫声定为极浊的错误；以左右相对各得一百二十九分，纠正“三分损益上生下生至仲吕而穷”的错误；以徴声循环无穷，纠正隔八相生只能前行不能返回的错误。他绘图立说，明白可考，绝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谈，而是有依据的定论。只是著作即将完成，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寿命，几乎将要泯灭失传。他的兄长、前任庐江县知县李元，怜惜他的志向远大而未能完成，便取来再次校订补充。臣的叔父、江西按察司副使范辂，也曾与臣一同拜李文利为师，听过这套学说的大概，于是互相校订，编成一册，沿用旧名题为《律吕元声》，拿给臣看。臣私下想到，自己本来对这门道理所知浅薄，茫然不能测知其中深奥；如今得到这部书观看，恍惚间好像有所领悟。也许大乐终究不能完全晦暗，所以刘恕、长孙无忌、吕氏在灰烬遗存中保存了它的尺度；而臣的老师李文利、他的兄长李元以及臣叔范辂，又在大毁坏之后不懈地互相阐明它吧？臣如果不为此书加以表彰说明，那么文利的志愿终究不能伸展，音乐是否纯正、治道是否兴盛，也终究无法考验。于是抄写进献，伏乞敕令朝廷大臣再加详细议论。如果文利的著作果然有助于大乐，就交给主管部门试行，实在是万世的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的功劳，也可以稍稍显现于天地之间。缘由是《正大乐以复古乐事》的道理，臣不敢擅自处理，特此具本，并抄写完成《律吕元声》一册，专门派承差焦明魁亲自赍送，谨题请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