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六

译如果蒙受恩准，乞请敕令吏部：今后各地按察司不论是问刑、管屯、整饬、兵备等官员有缺，一律从法司办事进士，以及历事年久、精干强健的举人、监生中选授，不应像以前那样一概滥授。还乞请敕令内外掌管刑狱的衙门，以钦恤为根本，以人命为重，务必查得真情，不要造成冤枉。还应行文各地巡抚、巡按等官员，不许把推官、理问、断事违例擅自派遣，以免耽误审刑。这样，掌管刑狱的官员各自都能得到合适人才，刑罚就不会达到冤枉和滥施的地步。一、责成考核成效，以革除奸弊。我大明朝设置按察司，总理各道，肃清郡县，无非是想振扬风纪，彰明宪度，使官吏守法，百姓得到安宁。分巡官出巡和返回的月份日期，也有确定制度。洪武、永乐年间，各地分巡、分管官员经常在外出巡，遍历所属地区，接受诉讼，禁止革除奸弊，宣布教条，访察民间隐情，所以贪污之人知道警惧，军民不受残虐。近年以来，很多官员顾恋妻子，不肯出巡；经过州县时，傍晚到达，早晨就走，甚至偏僻地方一年也不到一次，对地方事务完全不加留意。官吏贪婪残酷，他们仿佛全不知道，因此政令日益败坏，奸弊越来越严重。必须给他们规定期限，才或许可以责成他们尽职。如今乞请敕令各地巡抚、巡按等官员：今后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的分巡、分管官员，每年二月中旬出巡，七月中旬回司；九月再出巡，十二月中旬回司，务必遍历所属地区，每处停留不限定日期。凡是贪官污吏败坏政事、危害百姓，以及一切兴利除害、对地方有益的事情，都务必举行办理。每季度结束时，分巡官将审问过的贪污官吏人数、追缴的赃罚数目以及办结的勘合诉讼，分管官将催办完结的钱粮、安抚过的人民以及一切应办理的事项，分别开列报告巡抚、巡按处查考。巡抚、巡按返回时，还要把概要和分类总数列明上奏。乞请敕令有关部门，等到三年、六年考满时，依据这些情况进行黜陟升降。如果推诿奸滑、逃避事务，空占职位苟且享禄，不按期限办事而擅自回司，允许巡按御史据实参奏，追究审问。如果有地方紧急事务，应当返回与巡抚、巡按商议的，不受此例限制。这样，官员就不会有旷职失责的情况，奸弊也会得到较多革除。一是申严命令，以整饬各项政务。想我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在各边增设将官，授予他们节钺之权，让他们镇守当地；各地设置都、布、按三司，授予他们治理一方的重任，让他们分别管理各项事务，无非是希望振扬威武，整修边防，以防外来侵侮；推行恩泽、宣扬教化，激浊扬清，以造福百姓。那时各级官员奉公守法，完全符合朝廷的委托，所以朝廷没有顾虑外患的忧忧，百姓也免受流离失所之苦。近年以来，各边将官中有许多人以进贡为名，肆意向军士征敛，广置宅第，放纵享乐，致使军马衰败而不整顿，边防废弛而不修治，一遇警报，动辄请求增兵。各地三司官也都因循苟且，只盼升迁，对职守荒废、对上司逢迎，完全不想报答朝廷的委托；钱粮被侵吞耗费，诉讼不能清理，百姓申诉无门，盗贼任其滋长蔓延。这些都是当今的弊病，是应当痛加革除的。伏望皇上降下敕令，严厉责备各边镇守总兵，以及各地都、布、按三司和巡抚官员，务必下念享有俸禄官位的荣耀，上念朝廷托付的重大责任，洗心涤虑，改过自新。担任镇守总兵的，要用心操练军马，修整边防，务必使军士精锐，威武振扬，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担任巡抚和三司官的，要务使朝廷恩泽布施到各郡县，贪污行为收敛，仓廪充实，军民安定，所有政令无不整顿实行。如果仍然重蹈前非，准许巡按御史秉公纠举；国家法典俱在，决不轻易宽贷。这样，命令就会更加严明，各项政务也会更加整顿。一是驱逐术士，以防止煽惑人心。切实考虑到宫禁之门不许擅自进入，是为了防备大奸；禁绝左道邪术，是为了防止扰乱正道。所以我太祖高皇帝在《大明律》和《皇明祖训》中，都对此反复强调。他鉴戒前代的过失而制定万世之规，考虑得深远而周密。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邪异之人不敢轻易来到京师。近年以来，有的扶鸾祷圣，有的书写符箓、咒水，有的烧炼丹药，有的假称能传递耳报；各种邪术之人往往来到京城暗中居住。起初出入大臣之家，后来进入皇城之内，妄言祸福，煽惑人心。像往年的李子龙，近来的李孜省、邓常思之流，凭借关系肆意妄为，人人都愤怒，却没有人敢于过问。幸而上天厌恶他们造成的祸害，他们都已经败露。然而虽然一时败露，实在恐怕日后又会复起。若不严立重禁，凭什么警戒将来？因此乞请降敕有关衙门，命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以及锦衣卫巡捕官校，严格督责地方人员，在各自管辖地区逐一访查。除军匠、旗校、监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阴阳生、医士以及缴纳粮草的人之外，凡属邪术之人，不论有无文引，若无故来到京城暗中居住、妄言祸福，都必须驱逐出京。如果一个月仍不出京，依旧暗中居住在京城，就捉拿送交法司审问定罪：军籍发往极边卫所充军，民籍发往口外编为民户。又乞请降敕守卫皇城四门内外的官员，今后务必用心防守、搜查。凡有前述邪术之徒，以及不属于内府工作的人员擅自进入皇城的，就地捉获，具奏后送交审问。如有故意违犯，事情败露后一律治罪。这样，邪术就有禁令，人心也不至于受到煽惑。

译一是选择良好的守令，以巩固国家的根本。想我朝设置官员、划分职掌，各有体统，上下相互维系，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这也就是古代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属官，以倡导九州牧守、使万民富足的意思。如今在外任职的官员，方面官固然重要，而守令尤其重要。因为守令是亲自接近百姓的官，任用得当，百姓就受其福；任用不当，百姓就受其祸。自古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重视守令的。往年知州、知县未能完全选得其人，大学士李贤奏请批准：凡遇朝觐之年，吏部在听选的监生、举人中，不论附选时间和路途远近，都加以考选、铨除。臣任陕西巡抚时，也曾奏请在进士、举人中选拔任用；因此，大州大邑的百姓颇受其惠。近年以来，各地知州、知县有一年未曾任命的，甚至有两年仍未任命的。询问原因，大概是吏部每次选拔考试时，认为没有能够胜任守令的人，因此正官长期空缺，只好由佐贰官管理事务；职位空缺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祸害。况且堂堂天朝，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才吗？只是由于拘泥于附选的年月，所以不能越期任命。实在恐怕豪杰之才白白被岁月淹没，多数等到衰老，终究不能得到实际任用。臣实在为此感到惋惜。如果蒙准，乞请降敕吏部查照大学士李贤奏准的成例，每年一次在听选的举人、监生中，考选若干年力精强、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同时临时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中兼行选用，不许把杂流人员除授补缺。还要预先考察各州县事务的繁简，斟酌人才的高下，任命到四川、云南、广西、福建等路途遥远、江水险恶之地的官员，通常一年以上才能到任。若等到缺额到来才任命，不免太迟，也必须按照缺额提前一年任命。即使前任官员有事故，也不至于空缺一年之久。至于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和各府知府，他们是守令的纲领，所关系的事情很重大，更应慎重选拔升用，使他们严格考核守令的贤能与否，以便向抚按官报告；抚按官复核属实后，转达吏部；吏部再加以访察，以此作为黜陟的凭据。这样，守令大概就能任用得人，政事也会得到整顿。一是严格考核，以显示劝善惩恶。想我朝旧制，凡在京各衙门的属官，任满三年、六年、九年考核时，先由本衙门考核，然后都送都察院考核。初任称职的，朝廷赐给诰敕，封赠他们的父母；不称职的，不准给与封赠，而且还要降黜。这就是劝善惩恶、表彰廉洁、警戒贪污，也就是古人所说“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昏庸、升用贤能”的意思。前些年依照这一制度考核，人们没有异议。近年以来，各衙门属官因为看到本堂上官考核称职，而都察院访察其操行平常、考为不称职，便捏造言词具奏，或者制造诽谤，使原先负责考核的御史多被牵连。从此因循敷衍、虚应故事，以致贤能与否不能区分，廉洁与贪污不能辨别，祖宗劝惩的法典几乎完全废弛。若不秉公考核，就无法警戒百司。如果蒙准，乞请降敕六部等衙门堂上官，今后考核属官，务必察看他们平日的操行，斟酌写出考语。如果都察院考核为不称职的官员，竟敢像从前那样捏造言词、妄奏原考御史，准许十三道御史将该官实际政绩弹劾奏报；有贪赃的，审问定罪并罢黜；操行平常的，降职调往外任。如果该官确实廉洁有才干，而御史挟私怨把他考为不称职，也一并治罪。这样，大概旧有的典制不至于废弃，官僚也会知道警戒。一是禁止借公事罚取财物，以激励士大夫的风气。切实考虑到科罚、科敛，是法律最应严禁的行为。近来人心不如古时，贪婪之风越来越盛。天下府、州、县官员中，无才无德而犯此禁的固然很多，其中有些人曾受旌奖，或受到上司礼遇，被称为贤能，却往往假借公事营求私利，用各种名目罚取财物。一年之中，罚取的银子不少于数百两，甚至超过一千两。恐怕有人议论，便想掩人耳目；或声称领支银两修理学校，或发给银两建造衙门公用之物，但一百人中不过一两个确实用于公事，十有八九都收入自己囊中。三司官也以公用为借口，滥罚财物。宪宗皇帝明察这种弊病的严重，曾降下戒谕之敕，把这种人比作穿墙入室的盗贼；如今弊病仍然存在，却还不知道改过。况且两京是天下的根本，是四方的表率；源头清洁，水流就清，表率端正，影子就直。两京各衙门属官中，持守正直、操行廉洁的固然很多，但也有滥罚财物的。等到供应柴薪、皂隶来到京城，正额已经足够，却纵容家人强行索要银两，致使百姓嗟叹怨恨，有损士大夫的风气。如果蒙准，乞请降敕各处巡抚、巡按以及布政司、按察司，分别命分巡、分守官员，严格禁止所属官员像从前那样以公事罚取财物，虐害小民。胆敢不改的，秉公调查属实后，不论有没有原告，都立即依法捉拿审问。三司官尤其必须约束自己、端正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如有故意违犯，巡按御史立即纠举弹劾。又乞请降敕南京堂上官，各自告诫所属官员，以革除从前的弊病，进一步敦厚廉耻之风，共同辅助维新的治理。这样，百官大概都会知道警戒，士大夫的风气也不会日益偷薄。一是广泛积储，以充足国家用度。切实考虑到自古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战战兢兢、自我约束，节省财物、节制用度，常把国家用度不足视为忧患的。想我朝历代圣君相承，有的能够爱惜民间财物，不肯任意浪费；即使赏赐四夷，也不过是布帛，所以内库金银常有数百万的积储。近年以来，群小执掌政事，妄自兴建制造，欺瞒蒙蔽手段很多，以致府库因此空虚，天下因此困顿。皇上继承皇位之初，赏赐还未周遍，而内藏已经空空如也了。何况天下府、州、县仓廪都没有几个月的粮食，各边也只够两年的用度，万一边方有事，或者发生水旱灾害，将拿什么来救济？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如果蒙准，乞请降敕户部全面查核：在京及天下各方面、府、州、县、卫所的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各王府宗室支派的一切军士，共应支给本色俸禄粮若干、折色银钞若干；再总计天下每年征收的税粮、金银若干，钞贯若干，是否有挪用支取。如果不足，应如何筹划使其不致缺乏；以及内库前述已经空虚的数额，如何处置才能使它充盈起来。可以制造钞贯，可以铸造铜钱，可以清理盐法，可以查勘屯田，可以整顿办理天下税课，也可以清查各地的船料。

译凡是理财的方法、充足国用的谋划，只要不扰害百姓而有益于国家，都应当采纳办理，具奏请皇上裁定。这样，积储就可以扩大，国家用度也会稍微充足了。一是抚恤降人，以防后患。切实考虑到思考祸患、预先防备，是有国家的大事；防微杜渐，是保全治理的良策。臣亲眼看到，顺天府所属的固安、永清、武清、漷县以及保定等州、河间等地，洪武、永乐年间原先安置的降人不少于一千户；经过一百一十多年，人口日益繁衍，虽然与本地百姓同列编户，终究还是远方之人。如今精壮男子恐怕有一万多人，他们做官只能凭俸禄，而俸禄有限；在乡间的全靠田地，而田地又不会增加。况且他们领取折色俸银，先前按季度领取，近来却有人过两三个季度，甚至一年也领不到；他们依赖这些俸禄养家，此外没有谋生之道。一旦收入不足，势必盗窃抢劫，难以避免。万一边方有警，他们未免会乘机掠夺，这件事的可忧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必须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大概可以保证没有后患。如果蒙准，乞请户部、兵部共同筹议：在京各卫的官军折色俸粮务必按季度发给；至于在外各地的降人，如果田地不足，或拨给空闲土地，或把没收入官的庄田分给各人耕种，使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不致失去生计，从而断绝他们做盗的念头，杜绝觊觎之心。也可以选立屯长，使他们有所统属；或者拘集官军操练，并给他们口粮。主管官员要特别加意存恤，确有违法者就依法治罪。凡是能够建立长久制度、消除日后祸患的办法，都应当采纳办理，具奏请皇上裁定。这样，抚恤就有方略，也不会给日后留下祸患。一是清理僧道，以杜绝游食。切实考虑到天下事务中，有些事情表面上应当缓办，但关系却很紧急，僧道问题就是如此。所谓应缓办的是僧道，关系紧急的是百姓的粮食。如果把僧道视为缓办之事而不严格清查，那么游食的人会日益增多，百姓的粮食就总是不足。我朝廷规定，每府僧道各不超过四十名，每州各不超过三十名，每县各不超过二十名。如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定僧道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所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所度僧二十万人；此前各年所度僧道不少于二十余万，总计应有五十余万人。按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计算，共需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够京师一年使用的数额。何况他们不耕田、不养蚕，又不承担赋役，于是吃粮的人多而生产粮食的人少。军民壮丁私自剃发而隐藏在寺观中的，又不知有多少。还有人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的经典多于儒书，败坏教化、灭绝伦理、侵蚀财物、迷惑众人。从京师到四方，公私财物用在僧道身上的超过一半。百姓粮食不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只是势不能把他们全部革除；如果不通令严禁，将来游食的人哪里会有尽头？如果蒙准，乞请降敕礼部，全面查核天下以及京城内外寺观共多少处、僧道各有多少人，除额定人数外多出多少。如果人数过多，而又已经领取度牒，难以追回剥夺，就查明后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直到额定人数不足时，才准各有关司具结，按数目起送，领取度牒。胆敢故意违犯、再行请求度僧的，准许科道官纠察查办、捉拿审问。又通行各处抚按等官，督责有关官司严格查勘。凡新修、私创的寺观，立即拆毁；古刹、大寺观中凡有原本没有度牒的行者、道童，一律令其还俗服差。胆敢私创庵观，或者容隐藏未度的行者、道童并收为徒弟的，各自审问后发往口外编为民户。寺观住持还俗编民；僧道官如果软弱不举发，罪同上述；主管官员有容隐行为的，也依法治罪。还要通行天下，令抚按张榜，严格加以禁止约束；并令各寺观按月开报，不得故意违犯，另具重罪甘结文状，交所在官司查考。这样，僧道就没有滥度的弊病，百姓的粮食也不会被耗费。一是敦厚怀柔政策，以安定四夷。切实考虑到四夷前来朝贡，是仰慕教化的诚意；朝廷优待他们，是怀柔远方的道理。这是前代实行的做法，也是我朝沿袭的旧例。想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明命，扫除前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势震动朔漠，四夷八蛮没有不来朝贡的。朝廷赐给他们布帛、衣服，给他们下程、筵宴，待遇十分丰厚，使他们吃饱喝足，所以他们畏惧威势、感念恩德，蛮夷都悦服。自成化年间以来，光禄寺官员不用心办事，局长作弊尤其严重。凡遇四夷朝贡到京，朝廷赐给筵宴，所用酒饭和大宴的物品还算可以，但朔望日接见、辞行时所供的酒饭却十分菲薄。每碟肉不过几两，骨头却占一半；饭都是生冷的，大多不能食用；酒里多掺水，淡薄无味。因此远方来人到席上没有可吃的东西，完全不举筷子。礼部、光禄寺官员以为廉价可以远人、堂舍高大，竟置之不理。安南、朝鲜是知礼之邦，难道不会讥笑吗？臣过去前往辽东整饬边防时，曾听到远人怨言，也曾具奏。蒙宪宗皇帝敕令礼部、光禄寺，凡遇宴请远人，礼部有关司官和光禄寺堂上官各派一员巡防，当时情况一度有所改善。如今仍和过去一样。臣如果不再说，年复一年只会更加苟且，不仅会与外国结怨，实际上也有损中国的体面。这件事虽然小，关系却很重大。如果蒙准，乞请降敕礼部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的成例，以及钦奉历朝奏请而蒙诏令实行的规定，命光禄寺今后凡遇外夷朝贡到京，不论是举行筵宴，还是朔望日接见、辞行时供给酒饭，都务必依照先年定例，派官监督，核定供饭的斤数，不许短少；饮食菜蔬都要能够食用，酒也不许掺水。今后除筵宴外，午门外供远人的酒饭，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防。凡有像从前那样克扣酒肉、供应十分菲薄的，准许将光禄寺官和局长等参奏捉拿审问。这样，怀柔就有了方法，也能得到外夷的欢心。

译一是节省财用，以缓解百姓困苦。切实考虑到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爱护百姓，必须先从节省用度做起。如果不节省用度，必然导致财物受损；财物受损，必然危害百姓。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也享受不到它的恩泽。仰想皇上刚继登皇位之初，郑重颁下宽恤诏书，表明怜悯百姓、凡事减省的心意。这正是大禹勤劳节俭、周文王视百姓疾苦如同自身受伤那样的盛德。天下百姓无不欣然拥戴。况且我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军民富足，所以即使对外征讨北方敌人、对内营建宫殿，大家也乐于从事，从未诉说劳苦。自正统十四年以后，天下多事，百姓才开始感到困顿。自成化年间，各地镇守等官争相进贡，巧立名目征取财物，百姓更加凋敝。加上山西、河南、陕西连年荒旱歉收，有司向来没有积储，百姓死亡过半，田地荒芜，而税粮照旧征收。北直隶、山东的百姓要养马、供应柴薪，征发徭役尤其沉重。江南各省百姓轮流缴纳京师储粮以及供应两京物料，百姓困苦、财物耗尽，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若不节省财用，让百姓休养生息十多年，哪里能够使他们的困顿稍稍缓解？然而节省用度的办法，必须从内府减省开始。如果蒙准，乞请户部、礼部、工部各自查核内府衙门自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以来一切供应使用的物品，例如油、蜡、猪、羊、鸡、鹅以及抬运柴薪夫役的工价银两等，查明某年用了多少、某年增加了多少，逐项上报供皇上阅览，由皇上亲自裁决，酌量加以减省。每减省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的恩惠，并据此定为成例，不许各衙门再行具奏增添。尤其希望皇上从今以后凡是各种用度和赏赐，都更加节制；停止不急需的修造，裁减冗余食禄人员。这样，帝王勤俭的盛德就会重新显现于今日，百姓的困苦也会稍稍缓解。一是充实军备，以抵御外来侵侮。切实考虑到治理国家的道理，以军备充足为先。军队不足，如何抵御外侮？《尚书》说：“整饬六军。”兵法说：“忘记战争就会陷入危险。”由此可知，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军务的。想我太祖高皇帝创制之初，设置卫所、登记军籍，天下军队共有数百余万。到如今经过一百多年，逃亡、死亡、断绝军籍的超过一半，大概是由于里老隐瞒埋没而没有可查的户籍册，卫所作弊而没有可以凭据的文卷。虽然有清军御史，但清查出来的百人中不过两三个；虽然解送到卫所，随后又逃亡的十有八九。这种军士耗损的弊病就是如此。现存军士中，江南的都各自守边防倭、运输粮储；江北的都赴京师和边地轮班操练备战；而留在卫所守城的不过是老弱军士数百人，都司操练的只有余丁一两千人。以重兵驻守重要处所、以轻兵控制次要处所；京师军士虽有二十余万，南京官军虽有五万以上，但多是有名无实，何况骑射不精，器物装备也不齐备。再加上连年服役做工，疲困已经到了极点，轮班往返更为艰难。这就是现存军士的弊病。已经耗损的军队既不能恢复，现有的数量又不能承担军务，实在是不足。遇到警报将如何调遣？何况如今北方贼寇在甘州、凉州一带猖獗，出没于西北，强盗又在江右聚集窥伺；这些都是心腹之患，非常值得忧虑。如果蒙准，乞请降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分别命所属卫所、州县有司，把所管各里军户以及充入军卫的官员、旗校姓名逐一查核清楚。卫所要把所管军人的姓名、籍贯、充军来历和年月审查核对无误，各自编造册籍。江南的送南京兵部，江北的送在京兵部。各处要拿洪武以来的旧册逐一核对，如有差错立即改正，并收存备查，务必核验清楚。除去年代久远、已经完全绝户的，将宣德年间以来逃亡、死亡的数目每省各抄录一本，由兵部照例通行。各清军御史要严格督促所属用心清理，不许把它视为寻常事务而敷衍塞责，以使奸诈之徒不敢作弊隐没。京营官军要等到营建宪宗皇帝山陵完工之日，乞请降敕兵部直接具奏，请命本部堂上官一员会同各营总兵官，将现有操练的军马逐一查核，先使团营完全补足原额。南京各营官军，乞请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官员会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体清查；同时分别禁止管军官员私自占用、役使军士以及擅自调拨他们做工等事，以免导致逃亡。清查完毕后，各自另行回奏，并编造册籍送兵部查考。现有军士务必切实操练，精通骑射，养成锐气。一旦遇到征调，使他们能够建功成功。这样，军队就不会继续耗损，战守也会有所准备。弘治元年某月某日题奏，奉钦依。这份奏疏所说的，多切中当前弊病，有关衙门立即阅看后来说。钦此。题请赦免言官，以彰明圣德【储巏】臣等私下看到，都给事中厐泮等人、监察御史刘绅等人，近来因为上言请求免除差遣官校提解武冈州知州刘逊，皇上震怒，将他们一同交付锦衣卫监狱。几天以来，内有臣工，外有军民，没有不私下忧虑、暗自叹息的。大家认为厐泮等不明白事体，触犯了圣心；即使他们所说的确有罪，令人惋惜的是，皇上的盛德和国家的大体，不应因这一件事而有所损害。仰想皇上即位以来，明察四方、广听意见，接受言论和劝谏，对狂直之人常常加以宽容，对意见抵牾之人从未斥逐；虚心接受善言，以义断恩，有些方面连古代帝王都比不上，圣德昭彰已经十年了。如今却因为他们进言中有一处不当，便把六科十三道的官员全部下狱，这件事即使有泮等自取其祸的一面，但以皇上十年来采纳谏言的美德，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传到四方不能不引起议论，写入史册也不能不令人疑惑。因一件事遮蔽从前的功绩，因小过妨害大的德行，这正是臣等私下替皇上惋惜的地方。况且泮等进言，也是他们的职责；只是这次议论刘逊之事，意图失于急切，言辞失于委婉。然而推究他们的本心，大概是仰赖圣明在上，平素一向能够听取、采用他们的意见，所以遇事便尽忠进言，不避烦琐频繁；这样看来，他们的情状实在值得怜悯，罪过也可以从轻处理。

译况且科道官是朝廷的耳目，凡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危、时政的得失、百官的邪正，都可以进言。因此古代帝王以及我朝祖宗设置言官时，必定选取天下正直诚信、敢于进言的人来充任其职；有一句话说得好，就立即赐令施行；即使多有言论不当，也不加罪。之所以特别奖励并宽容他们，只是为了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使他们森然立在殿陛之前，借此扶持正论，打消邪谋，为宗庙社稷造福。如果把他们摧折、囚禁起来，世上守道循义的人就少，趋利避害的人就多；他们只知道闭口沉默、观望形势，保住俸禄和职位罢了。日后如果突然有大事，谁还会替皇上进言呢？由此看来，摧辱言官，并不是人主的利益。自从泮等下狱以后，科道官几乎空缺，代理事务、掌管印信的人员，以及纠察仪仗、侍班的人员，都荒废了本职；只有这种异常之事，难道适合清明的朝廷吗？皇上临朝之时，视线所及之处，以及闲暇独处之时，思虑所经过之处，未必不会感到悲悯而有所触动。过去唐太宗曾对侍臣说：“近来我见有人来奏事，大多害怕恐惧，以致说话失去次序；何况进谏呢？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要进谏诤言，必然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当有人进谏，即使不合朕意，朕也不把它看作冒犯；如果立即发怒斥责，深恐人心怀战惧，哪里还肯进言？” 贞观六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皇帝意旨，太宗认为这是讥讪诽谤；侍中魏徵进言说：“自古以来上书，大多言辞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触动人主之心。言辞激切便好像讥讪诽谤，关键只在于详细考察其内容是否可取。”太宗说：“除了您，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种话。”于是命令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所以臣等曾经评论唐太宗：他不只是能够容纳臣下的劝谏，还引导臣下使他们进谏；不只是不会因臣下进谏而发怒，还赏赐臣下使他们进谏。因此贞观之治差不多赶上成康之治，实在是他屈己纳谏所造成的。恭敬地想我朝历代圣君尤其喜欢听取谏诤，臣等不能全部列举，谨举一两件来说。洪武初年，朝臣有人上万言奏疏，太祖厌恶其迂腐铺陈，发怒想治他的罪；群臣中有迎合皇帝心意的，指着奏疏说：“这是不敬，这是诋毁诽谤，罪当处死。”皇上的怒气尚未消解，宋濂回答说：“他是应诏上书，心意是为了朝廷，怎么可以重重治罪呢？”皇上阅览奏疏，发现其中有值得采纳的内容，便召来那些迎合者斥骂说：“我发怒时，你们不能进谏，反而激使我下令杀他，这和拿油脂浇在火上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宋濂的话，这份奏疏岂不是会使进言者被错误治罪吗？” 洪熙初年，大理少卿弋谦多次进言，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故意表现刚直；杨士奇回答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只希望陛下容纳他，否则进言的人就会害怕。”仁宗虽然没有治弋谦的罪，却免除他参加朝参，命令他专门坐在大理寺办公。从此一个多月，进言的人少了。仁宗对杨士奇说：“自从免除弋谦朝参，进言的人就不来了，难道果真没有事情可以说吗？”于是命杨士奇到跟前起草敕书，说明自己的过失，命弋谦照旧参加朝参，并命百官进言，不要把弋谦的遭遇当作戒例。这是祖宗的圣德明训，也是皇上应当继承、效法的准则。如今厐泮等不明白事体，被戴上枷锁下狱，已经显示了惩罚。伏望皇上扩大天地般的度量，收敛雷霆般的威严，发布明诏，不久便赦免他们；这样不但厐泮等心怀感激惭愧，更加谋求报答，内外大小臣工、六军和万民，也无不歌颂圣德，欢欣交相传告；四方传闻会把它当作盛事，史官记载会把它当作美谈。德业的盛大、声誉的美好，真可以与祖宗相匹敌，甚至贞观之治也不足称道了。然而这难道是高远难行的事吗？只在于圣心独断，不过是一转念之间罢了。臣等身为待罪大臣，与国家休戚相关，因此冒死竭尽所言。这是臣等恳切而愚拙的忠心，只希望皇上赦免臣等的罪过，并予以采纳。《名臣经济录》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七 明代黄训编纂 《保治》【弘治年间】《灾异陈言疏》【倪岳】此前礼部已经发来咨文，开列说：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的题本中开列：贵州安南等地失火，烧毁军民房屋共一千八百余家，延烧城楼、公廨等房屋共六十余间，烧死官军、舍余等人共一百余名；直隶寿州以及河南府等地，风雨冰雹倾倒房屋、铺舍共三百余间，淹倒军人房屋三十余家以及垜口两处，共计三百余丈；乡村麦苗、牲畜，江上大小船只，也多被毁坏；有时地震突然发生，房屋因而摇动；有时天鼓连续响动，人心因此感到危险恐惧。而苏州、杭州等地的潮河、池塘、湖泊等水面，在没有风潮的情况下却翻腾沸涌；更严重的是，雍府新建的宫殿遭迅雷震击。清宁宫是太皇太后恭敬接受上天福佑的地方，也是陛下奉行极重孝养的地方，如今竟被烧毁殆尽，尤其是切近宫廷的灾异。应当命令两京文武群臣洗心涤虑，思过反省，务必竭尽交相修省的诚意，以完全落实应天之实等事。奉圣旨如此。钦此。随后礼部又发来咨文：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钦奉敕谕文武群臣：朕认为天道与人事相互流通，感应的机理快如影随形，实在可怕。近来上天以灾异频繁降下警戒，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清宁宫发生灾祸，从半夜一直到天明，朕心中惊惧，睡不安、吃不安，担心自己有过失而上干和气，反省数日仍没有查究出原因。现在特意斋戒内心、竭尽诚意，派官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山川。你们文武群臣，有官守职责的，有进言责任的，都是与朕共同承担上天职分的人，应各自反省自身、思考过失，去除污垢、洗涤弊病，竭尽心力效命，不得因循怠惰、玩忽职守，仿佛没有听见、不知道一样。凡百司政务的弊病、奸贪的明显罪迹，以及一切军民的利弊疾苦，都要直截切实地指陈，不得有所隐瞒，以帮助朕励精图治，答报上天仁爱之心，使国家绵延万载的隆盛福祚长久不断。敬慎执行。因此特此晓谕。钦此。誊录的黄榜由官员捧送前来，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送达，南京礼部通行各衙门，恭敬遵照办理。身在外地的臣等听到命令后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措置。仰想圣明临朝，勤慎处理万机，每日御临经筵，精心探求治国之道，实在应当使和气大为应验、祥瑞全部降临。为什么近年以来灾异频繁，所听所见令人惊骇；到了这次清宁宫灾祸，更是极不寻常的变故。臣等从远方听闻，已经加倍惊惶；何况圣心正隆重奉行孝道、尽奉养太皇太后之礼，突然发生这样的变故，怎能免除震惊忧惧？这正是臣等早晚悚惧不安的原因。以至夜里无法安睡。哪里还顾得上想到臣等各以浅薄的才干，错误地承担重任，不能努力修明职守，仰答皇上的恩德，只是白白坐享仓廪俸禄，招致罪过，上干天意；想到这些，惭愧更加深重。臣等恭候罢黜，过分承受恩诏，只命我们修省；除已经面向宫阙谢恩外，还要反省自身、思考过失，痛切地加以涤除。臣等私下考虑，圣谕所说天道与人事相互流通，感应机理快如影随形，实在可怕；由此足以仰窥圣明，深刻通达天人之理，彻底探究灾异的根源。然而皇上仍屈己求言，让臣等能够指陈利弊，这正是古代帝王不自满自足、向草野之人询问的盛大心意。想要通过反省来挽回天意，必须先有顺应民心的措施；想要顺应民心，必须先有宽缓民力的措施。因此，营建修缮频繁兴起，是民力困顿的原因；征收敛取横行而出，是民力耗竭的原因；赏罚冗滥，就会使无功之人得到录用，百姓凭什么来获得劝勉？用人和罢黜颠倒，就会使不肖之人进用，百姓凭什么依靠来获得安定？大概民心嗟叹怨恨日益深重，上天的谴责警告就必然降临。按照这些逐一推究导致灾祸的原因，差不多可以稍尽消弭灾害的实际行动。臣等各自陈述浅陋的见解，略微贡献微薄的力量，共二十八件，逐一上报皇上。这些都是臣等职守所掌管、耳目所能见到的事情，伏望圣明俯察并加以采纳。其中或许对圣政略有补益，也不辜负臣等犬马般恳切的私心和至愿。因灾异陈述政务事理，现将奏疏内容开列于后，专门差遣办事官罗宪捧送，谨题请圣旨。一是推行圣学。近来臣等恭敬听闻，皇上勤于御临经筵，每日讲学不曾中断，讲明圣贤的格言，谋求天下安治的要道；继承光明事业的功效、启发辅弼的益处，于此最为重大。三代的治理，端在今日；这是宗庙社稷之幸，也是百姓之幸。臣等私下认为，朝廷每日讲学的制度，必须依次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