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三十一

译《尚书》说：“不把远方异物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归服。” 应当请颁下一道敕令，责成这次派来的陪臣崔景礼等人领回并晓谕国王李瑈：“你恭敬奉事朝廷，派人进贡，只应遵守通常礼仪；至于白鹊、海青等物，不必再送来。这样正足以彰显皇上的盛德，表明不以远方异物为宝；四夷听到后，也自然知道警戒。”此事关系到拒绝进贡，具题后奉圣旨：是。钦此。停止进贡使臣的奏疏【倪岳】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及礼科抄出，钦差镇守、巡抚两广等处太监等官韦眷等题称：赛玛尔堪地方阿哈玛特王派使臣哈札尔和沁等，携带狮子等物，从海道经满剌加国前来进贡。除将狮子、鹦鹉交所属支给官钱买办食物饲养，并派适当官员同番使等管理押送赴京外，已先具本，派舍人于铎亲自携带奏报。该本部官员在奉天门恭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再送司查办。查得成化二十年，该地方派人从陕西赴京进贡狮子、骆驼、马匹，本部查照旧例议拟题准，特赐番王阿哈玛特及其妻、儿各色纻丝、纱、罗、绢、布一百九十余匹，赐狮子、骆驼、马匹的价钱和彩段共六十八表里，给赏、加赏使臣辟勒温玛哈穆特等彩段七十三表里、白银一百七十五两，衣服绢匹等数目又无法计算。像这样优厚赏赐远人，他们仍然心中没有满足，接连上奏骚扰不止。又查得钦赐路费银两后，各夷人领赏完毕要从海道返回；宪宗皇帝曾特旨准许从海道回去。如今上述原因的案呈送到礼部，臣等查考认为：赛玛尔堪所进的狮子，是远方的野兽，不适合在中国畜养。把它留在宫内，既不是殿庭中的美观；放在宫外，也不是军队能够使用的东西。每天喂养的费用，以及前面所赏赐的银币等物，都是府库的财帛，是百姓供给的。况且狮子的真假还无法辨明；即使是真的，也免不了用他们无用的东西换取我国有用的财物；倘若不是真的，岂不是受远人的欺骗，贻笑天下，并且使远人窥见我国所喜好的东西，从而以为中国喜欢这些，实在不是用来发扬圣德光辉、取得治理太平实际成效的办法。臣等实在替朝廷感到可惜。大概是因为远人先前获利而去，所以这次接踵而来。如今如果不加处置，这次离去后下次还会再来；一处如此，各处也会仿效。朝廷以柔和怀远的仁德，本来不计较这点小费用，可是他们窥伺我国、无休止地邀功求取，又该怎么办呢？臣等曾听说，圣明帝王不把远方异物当作珍宝，所以周武王时西旅进贡獒犬，召公便加以劝诫；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下诏拒绝，史书都记载下来，流传后世，成为万世美谈。我朝宪宗皇帝在成化初年也曾下敕谕，停止朝鲜进献白鹊、海青。皇上登极之初，首先颁布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进贡、骚扰的弊端。随后释放禽鸟，放走鹰犬，不到十天便全部屏除驱逐，没有遗漏。弘治元年四月，因为迤西夷人进贡玉石等物，又命令把它们带回；本年七月，又因为云南镇守太监王举想进献宝石等物，严令申明禁止。善政善教，远近都称颂，认为圣德恭敬节俭，这大概与成汤不聚敛货利相合而一致。由此如果始终如一，即使尧舜那样的圣人，又怎么能超过呢？如今还不到三年，广东镇守、巡抚官员又要把赛玛尔堪进献的狮子起送到京。臣等仰察圣心，陛下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无益之物，以免成为圣德的累赘。但恐怕他们会以先年事例作为借口；一旦到了京城，沿途骚扰必多，赏赐犒劳也须依照旧例。况且按惯例，该处进贡使臣应在陕西、甘肃验放后起送。如今已有一批哈玛尔丹等十八人到京，因为后起的使臣还没有到，尚未来得及题请赏赐。至于经由海道，虽然有先朝特别诏令，但只是准许他们返回，并没有允许从海道入贡。如今如果听任他们从海道前来，那么下一次倘有附近地方的浮海商人和夷人，假称是该地派来入贡的，既没有勘合，又没有印信，凭什么知道真假？即使确实是该地派来的使臣，既走陕西陆路，又从海道滥行派人，耗费财物，终究没有尽头。而且还会使他们熟悉海道，开启意外的忧患。如今各地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人民贫困，却反而使中国百姓劳苦来供养远人，耗费有用之物去交换无用之物。臣等愚见，实在非常不妥。伏望皇上念及百姓财力的艰难，察知远人诡诈冒充的奸计，出自圣心决断，阻止其使臣，全部退回所贡之物；仍派一名适当的行人，乘驿站急行前往，沿途跟随查访；到达其所在后，会同巡抚或巡按以及有关司府官员，就地由官府支给官钱，酌量设宴慰劳，仍依旧例给与廪给、脚力，送回广东，并酌量赏赐以嘉奖其心意。将原来的船只由官府修理，命令他们驾船返回。仍请颁下一道敕令，晓谕阿哈玛特王说：你忠诚恭敬朝廷，朕已知道；但派人进贡，只应依照通常礼例，酌备骆驼、马匹，从陕西陆路赴京为宜。狮子、鹦鹉不是通常所有的物品，不必远涉海道前来进献。这样，远方之人就会明白天子的作为，有些是他们所不能揣测的；然后更加尊崇贤能，更加修明政治，使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礼乐兴盛施行，边境没有惊扰，万国宾服。这样，即使四灵全部到来，也不足以增加太平盛世的光彩，何况一头狰狞的异兽，又哪里足以用来衡量圣明时代的轻重呢？再查镇守、巡抚等官太监韦眷、都御史秦纮、安远侯柳景，都是内外重臣，均受朝廷重托；他们明知海南各番国中，只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瓜哇等处，凡有勘合的进贡者，才按例由广东布政司比对后起送赴京，其余一概不许起送，这是确定的旧例。如今赛玛尔堪派来进贡，既然已有委派的千户孙祥等呈报，各官本应派人把朝廷事例和诏旨事理告诉他们，阻止其返回才是。若其性情执拗，不肯听从，也应按理把他们留在当地，派人星夜疾驰具奏，等待圣明诏令，以决定进止。如今却立即派人起送，像这样故意违例，也应当参究。伏乞圣上裁决。此事关系到奉行诏旨、阻止进贡并参究镇守巡抚官员，以及奉钦依令礼部知道的事理，未敢擅自办理。

译弘治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题奏。次日奉圣旨：“这是珍禽奇兽，朕不接受进献；况且使者到来又不走正路，立即派官员阻止他们返回广东。镇守、巡抚官员违例起送，本来应当治罪，暂且把这一次都宽免了；仍发文告诉他们知道。”钦此。请求停止召取番僧的奏疏【倪岳】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司礼监太监韦泰传达奉行圣旨：四川光相寺国师领占竹，召来大慈恩寺居住，礼部知道。钦此。传奉到礼部，送司办理。除遵旨补具本部覆奏、送礼科备查外，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礼科掌科事给事中韩重等以及广西等道监察御史陈毂等，都题奏纠劾之事，其中说：法王领占竹等，不过是西番腥膻之徒，污染我中华礼义教化；他们锦衣玉食，耗费钱粮，前呼后拥，擅自作威作福，进献顶骨数珠、骷髅法碗，以污秽之物冒领升迁赏赐的荣耀，名义上说是祝祷皇帝长寿，实际是荒诞妄为，罪恶深重，法律难以容忍。伏望圣上独断乾纲，大彰天讨，将法王领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等。本部议定拟具覆奏，奉圣旨说：这些番僧以及汉人中学习番教的，冒滥升迁，侵蚀耗费钱粮，年久人数又多，本来应当追究治罪；但遇到革职时宽免他们，都依照降职革职办理，追夺历次诰勅、印信、仪仗以及应当归还官府的物件，立即发遣离开。钦此。钦遵。后来据大慈恩寺居住的番僧领占班着尔等分别申诉，称四川、陕西等处光相等寺的管事番僧中，有本寺国师领占竹等，先年进贡来到京城，住在大慈恩寺，如今奉例发遣回去。由于领占竹等先年来京，都有马匹、船只、廪给、脚力等项供应，乞请转行有关方面予以供给等情。本部已经题准，行文兵部给领占竹等酌量安排船只、廪给，送回原籍本寺居住。此外又查得，近来礼科左给事中夏昂题奏《应制陈言修省事》，其中一件遵照诏制命令说：教坊司额外乐官、番僧以及学习番教的汉人，都已经奉旨降职革职；近来却常有上奏请求恢复职务的人，竟不畏国法，故意违抗制命。伏愿皇上独断乾纲，迅速颁布诏令，通行各有关衙门；今后如有希求请托、故意违抗制命者，务必严加惩治，以杜绝将来等情。具题后，本部议定拟具覆奏，奉圣旨：是。钦此。又已经通行各处钦遵办理。如今根据前述情况查考，国师领占竹先因进贡来到京城，奉旨留在大慈恩寺居住，屡次升迁至法王名号，滥受恩赏，实在是其中最严重的。恭逢皇上登极之初，因为他罪恶深重，先后经科道官纠劾、本部议定拟具覆奏，已经奉有钦依，全部宽宥他的罪过，从轻按降职革职办理，发遣回原寺居住，朝廷内外臣民没有不称快的。如今想要下令把他召来京城，本部查不到召取番僧国师的事例，必须创制办理，事情有不便之处。况且四川布政司距离京城遥远，动辄万里路程；如果走陆路，经过陕西、河南等布政司以及北直隶顺德等府；如果走水路，则经过湖广、江西、山东等布政司以及南直隶地方。所到之处相互传报，必然说“钦取国师到京”，惊动视听，骚扰驿递，势必如此。何况当时大慈恩寺等寺奉旨，以及陆续奏请留居的国师、番僧等，不下百十余人，未必从今以后就突然缺少领占竹一人不可。而同时遣返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师、番僧等，多达二百余人；倘若有人借关系仿效，乘机求进，重新打开侥幸之门，恐怕难以堵塞，那么对于皇上初政的清明、制命的严正，也不免有所损害，实在不是小事。伏望皇上俯察臣等愚拙而真诚的心意，暂且搁置新的命令，免令召取领占竹。这样或许可以断绝小人觊觎的心思，向天下显示正确的趋向，实在是有利之举。臣等本来资质庸愚，承蒙任用，偶然有所见闻，不敢缄默不言。此事关系到传奉圣旨办理，未敢擅自处理，谨题请圣裁。申明旧例以端正体统一事【徐琼】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并准吏部咨文，称本部等衙门题奏，礼科抄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徐等的题本，其中说：本部查得，光禄寺与礼部、太仆寺与兵部，各自安守体统，从来没有混乱更改。如今太常寺与这两个寺的事体相同，乞请敕令多名官员查照《诸司职掌》《皇明祖训》以及历次奏奉钦依的事例，逐一议论明白，奏请定夺，以确定上下尊卑的分别，杜绝纷更之心等。题奏后奉圣旨：是，命多官共同议论明白后奏来。钦此。钦遵。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等、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屠等共同议论覆奏期间，又从礼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题奏《不遵旧例、故意违背祖宗成法事》，其中说：请赐下《祖训》条章、《诸司职掌》以及本寺洪武、永乐年间以来的旧例和历次奉行的圣旨，便可看得明白等。题奏后奉圣旨：命多官一并议论后奏来。钦此。钦遵。臣等查得，本部一切题奏奉钦依后，召集多官会议，都是由本部为首承行；如今太常寺又题奉钦依，命多官一并议论后奏来。钦此。钦遵。召集官员共同议论时，因所议的事情关系到本部要端正体统，难以由本部为首承行。查得吏部是各衙门之长，是否应由吏部为首承行会议，或者另由别的衙门为首等情，具题后奉圣旨：命吏部承行会议。钦此。钦遵。随后准礼部咨文称，本部题奏，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题奏《告补防役事》。据本寺防役余丁曹原等申诉，称他们是直隶保定等府、易州等州县民籍；其父兄曹軏等充任本寺防役，弘治十一年等年月日先后因病去世，他们本人都属于在营出生长大的亲生儿子、弟弟、侄子，自幼学习防役，一向承担余丁差使，申诉请求顶补等。又据防役董鉴申诉，称年老体弱、双目昏花，又患暗风等病，不能承担差役；考虑到在营出生长大的亲生儿子、女婿董刚等都年轻力壮，可以承担余丁差使，也曾学习防役业务，能够替代原役，申诉请求替补。又据防役魏普儿申诉，称没有丁男替补，请求依例放回原籍，另行签补。各项申诉送到寺中后，又据防役甲首孟惠等结保证明，查勘情况相同。

译查阅卷宗得知，洪武年间以来的旧例是：本寺防役凡有逃亡，立即呈报礼部，转行有关方面提解；在营中年老患病、没有人替补的，都由本寺查勘明白，分类呈送该部，把应当补充的余丁依例收取、发往本寺服役。没有丁男的，行文所属官司另行签补；年老患病的原役本人都送到顺天府发给凭引，按规定放回做民户。病故之人，如在营中有弟弟、儿子、女婿、侄子替补，都由本寺查勘无碍后直接具奏收补。近来本寺题奏，先奉礼部札付，因防役不足、难以差拨，要求把本寺防役造册送部等情。本寺查不到造册事例；又因防役替役一事，按照洪武年间的事例具题，奉圣旨：礼部查看后奏来。钦此。钦遵。随后礼部查看覆奏，奉圣旨：照洪武年间旧例办理。钦此。钦遵。后来礼部又发札付，含糊地命令本寺开造册籍。本寺又查不到造册事例；并且查考替补防役一事，洪武年间以来都是由本寺办理替役缘由，通行具题后奉圣旨：遵照旧例办理，通知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如今对于前面所说的防役，除逃亡提解、老病发给凭引放回、有丁替补、无丁另行替补等项应依旧例另行办理外，关于病故防役余丁曹原等请求顶补一节，既然已经遵奉钦依，就只遵照旧例办理，准备依例收补，命他们服役当差，未敢擅自开列办理等情。题奏后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司，查得所列项目中的防役蔡方，称是山东兖州府东平州文昌县蔡原之子；查得该府、州所属只有汶上县，并没有文昌县，通行案呈说明。查得替补防役，应由各人申诉送到本部，再转行该寺查勘明白，具结连同本人送到本部具题，之后才能替补，这是旧例。如今本寺因为看到前次题奏奉钦依造册，便重复申辩上奏，含糊请求直接替补；其中如蔡方所属县分不明，难保没有弊端；况且册籍没有报来，也没有凭据查对，对覆奏案件有所妨碍，暂且留候。后来奉本部送来的文书，据太常寺呈称，为了恢复旧例、恪守祖宗成法，奉礼部札付，要求本寺就前事备具札文，本司查照。此前奉钦依的事理，是将本部前次题准、行文本寺开造的现存以及逃亡、死亡等项防役文册，赶紧送到本部，以便清查并填写各项格目，施行等情。奉此案查得，先前奉本部札付，因防役不足、难以差拨，详细行文本寺，要求将现存以及逃亡、死亡、亏缺等项防役造册送部。本寺查得，洪武年间以来并无造册事例；题奏后奉圣旨：礼部查看后奏来。钦此。钦遵。后来礼部查照先年本部自行编造膳部文册作为防役文册的事例，覆奏后奉圣旨：只遵照旧例办理，通知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如今札文所说的前因是这样：防役文册自洪武年间以来已经查明没有这一事例，先前又奉钦依，照洪武年间旧例办理，那么不造册一事已经清楚明白。贵部札付却又发来，要求造册，本寺只得查照旧例上请；又奉钦依，只遵照旧例办理。仰思圣意，明白得像太阳高悬中天，人人都知道。贵部又发札付要求造册；礼乐制度以及朝廷的制令一经发布，臣民还唯恐遵守不及，何况造册一事本来既不是重大礼典，也不是重大制度，对上不能增益国体，对下不能有利百姓，无非是该司借此来增加自己的权势罢了。如今朝廷的制令一说“照洪武年间例行”，二说“只遵旧例行”，都是光明正大的原则，也是以先王成法为鉴的意思；作为臣子的尤其应当遵守而不能丢失。贵部历次札付，既把圣旨附列在前面，又在后面增添要求造册的意思，究竟是要本寺遵奉朝廷的命令，还是遵奉贵部的命令？本来想据理执奏，但圣旨已经昭然明白，是有见识的人共同知道的；如果又假装不知道而上请，那就是先怀有欺骗蒙蔽之心。即使圣明宽大，不立即加罪，作为臣子难道可以先存有这种心术吗？古人说过，宁可辜负公门，也不敢辜负私室。本寺衙门地位低微，只知道遵奉朝廷命令，不敢曲意顺从权贵。关于造册一事，既然已经遵奉钦依，只能按照旧例办理；可是本寺过去没有造册的事例，也没有旧例可以作为格式，因此难以造册申报。再查本寺过去病故防役的旧例，都是本寺查勘没有妨碍后，直接具奏收补。近来奉圣旨，只许按旧例办理，于是病故防役余丁曹原等告求按照旧例顶补其父兄曹軓等人的役名。本寺据各该防役甲首查勘无碍，已经按照旧例，于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通行具题，第二天奉圣旨令礼部知道，谨此遵行。如今案件搁置已久仍未施行，本寺目前陵寝以及社稷、山川、先师孔子等各项祭祀很多，而防役人数少，差拨不够。如果再拖延日久，难免还要覆奏，恐怕烦扰圣上。况且病故防役的替役，本来不是什么重大权力，本寺也不是敢于僭越，只是旧例如此实行；如今既已遵奉钦依，就只能依旧例办理。本寺如果只具呈贵部，请求奏准替役，那就是本寺只遵从贵部而不遵从朝廷了。因此通行呈报，烦请查照施行等情，具备文书呈送到部，转送有关司办理。又奉本部送交礼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人为告补防役一事所上的题本。根据本寺防役余丁曹原等人的申告，他们的父兄曹軓等人充任本寺防役，后来病故，曹原等具状请求依例顶补；因等待至今已久，贫困艰难，无法度日，守候十分困难，请求查照施行等情。查照此前此事，该寺题奏后奉圣旨，只按旧例办理，令该衙门知道，谨此遵行。如今申告的原因确实如此，各役守候艰难；况且本寺目前社稷、先师孔子、山川等坛的祭祀很多，现有防役人数少，差拨不够。又查景泰、天顺、成化等年间，病故防役李寛等人的弟、子、女婿、侄子李友等分别申告替役，均由本寺查明没有违碍，具题后奉圣旨，谨此遵行。如今既已遵奉钦依，只按旧例办理，拟将上述病故防役余丁曹原等照前例直接收役，以免久候者困苦，也不致缺人供奉祭祀等情具题。奉圣旨令礼部知道，谨此遵行。抄出送有关司查案，先前本

译部题奏防役不足、拨差一事，曾逐项下令该寺，将现有各防役的确切姓名、籍贯，以及先年原来佥补、后来解补或替役的日期和详细缘由，限一月以内送交本部，与逃亡、病故、亏缺等项防役一并办理。本部设置格眼簿，等待有逃亡、病故等情形而佥补防役者，便按顶替的姓名填写等情，题奏后奉圣旨，谨此遵行；并备文札令该寺依照本部题奏奉准的事理，将该寺现有食粮以及逃亡、病故、亏缺等项防役分类造册送部，以便填写登记、查办施行。后来又据该寺题奏遵循旧例、恪守祖宗成法一事，逐项说明诸司职掌并没有说太常寺隶属于礼部。臣等恭见《皇明祖训》说：罢免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别办理天下各项事务，彼此相抗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因此能够稳妥。谨遵祖训。其间所说的“等衙门”，就是指在京三品衙门与六部互不相压，并没有说太常寺隶属于礼部。又查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以来一百多年，本司只是将逃亡、病故防役呈报办理佥补，从没有造册送部的惯例，请求敕令该部查照洪武、永乐年间以来是否有造册事例等情，题奏后奉圣旨。礼部查阅了这份申说，谨此遵行。本部检查看《诸司职掌》，其中礼部所属的仪礼司、行人司、铸印局、教坊司、膳部等项俸给条目，明确列有太常寺等衙门。又查洪武十六年间奉钦依造报的职掌文册，其中记载太常寺防役四百一十名，光禄寺防役三千四百六十九名。太常寺的职掌专在供奉祭祀，防役只是祭祀事务中的一项；当时既已奉钦依造报职掌文册，假如不属于职掌范围，谁敢造报？可见祖宗以来职掌早已确定，清楚明白。又恭见《皇明祖训》说“不敢相压”，是说罢免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彼此各守职责、各办事务，不敢互相压制，并不是说在京三品衙门都与六部互不相涉。例如太仆寺也是在京三品衙门，如今却隶属兵部；而该寺办理祭祀牲口等物、乐舞生以及一切防役，都不敢自行发勘合文书，行文到各该司、府、州、县佥补，都要呈报本部定夺后转发施行。上下统属，事务秩序井然，这是圣祖的良法美意，应当万世遵行而不可改变。近来该司呈称防役不足、差拨困难，并列出多年逃亡、病故、亏缺等情形，请求转行佥补。本部认为，各防役没有册籍可查，便无从清查、解补。等候期间，后来南京太常寺奏请清查两京太常寺防役，按照旧例具题，分类行文各该司、府、州、县，分别按姓名佥补解送；仍下令该司将逃亡、病故、亏缺以及现有防役的姓名、籍贯、佥补替役的详细缘由，依限造册送部，设置格眼簿，分类填写格眼，以便有逃亡、病故等项时按顶替姓名填写，便于查核。此事已经奉有钦依，案卷中也可查到；该寺不遵奉钦依造册，却擅自援引《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又以景泰年间本寺自行奏准、按照洪武、永乐年间事例办理为说辞，掩饰辩解。因为当时本寺奏准之后，本部又依据旧例覆奏，奉景皇帝钦依，只准由礼部办理，不许径自行事，以免失掉体统，谨此遵行。如今该寺故意隐瞒本部前次覆奏中奉钦依由礼部办理一节，含糊奏扰，意在阻止造册，以免查出本寺长期积弊，怀藏奸心、扰乱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景泰年间本部尚书胡濙是洪武年间的人，历任官职多年，详细知道洪武年间的事例。假如这不属于本部职掌，当时覆奏时怎么敢说洪武、永乐年间防役由本部定夺，奉钦谕只按旧例办理？这就是大原则。弘治七年，本部因见该寺病故余丁仍像以前一样径自替补，查照前面所说的奉准由礼部办理的事例具题，奉钦依，谨此遵行；这正是要以成法为鉴的意思。该寺却说祖宗成法不能轻易改变，要求查洪武、永乐年间以来是否有造册事例，却不考虑洪武二十六年奉钦依造报膳部职掌文册一事，既然如此，造册本来就有先例。近年以来防役逐渐增多，按例造册，正是为了防止奸弊。该寺却百般含糊掩饰、隐匿欺骗，阻挠成命，不按期限造册送部。详细推究其本意，大概是因为本寺有许多在京富实之家想逃避繁重差役，通过请托谋求充任；又有犯罪、残疾之人贪图领取月粮；还有军匠应继的儿子，以及各处来历不明的人，假冒义男、女婿辗转替补；又有虚挂姓名，专门办理缴纳月钱，多年不来供役，公然在外游荡。近来外面又有假造余丁名目，滥收精壮之人，以谋利肥私。像这样的弊端很多，正是因为没有册籍可以查考，才得以含糊行事、任意妄为。一旦造册送部，分类填写格眼，有据可查，就很难再作弊。伏望皇上施展刚断，昭示如日月般的明察，将崔志端以及本寺佥书官吏逮送法司，查明并按罪论处，作为对含糊掩饰、隐匿欺骗、阻挠成命者的警戒。上述情由覆奏后，奉圣旨照洪武年间例办理，谨此遵行。本部已经行文责令该寺依照本部题奏奉准的事理，照洪武二十六年奉钦依造报膳部职掌文册的事例，将前次题准行文要求本寺开造的现有以及逃亡、病故等项防役文册，立即造好送本部，以便清查并填写格眼施行。随后又抄得该寺题奏查照先年病故防役余丁杨泰等人的事：他们虽然身着丧服，但本寺防役中凡有父母在原籍病故者，本部行文查勘属实后，按照路途远近确定期限，由顺天府发给引文，准其回籍奔丧，限期半年或十个月，仍送回本寺服役；这与病故防役的情形相同，请求敕令本部仍按旧例顶补。

译至于洪武二十六年奉钦依造报膳部职掌文册，那是该部自行造册，并不是本寺造册。如今礼部奏奉钦依照洪武年间例办理，便发文责令本寺将前次题准的防役文册立即造好送来，臣等不知道朝廷的用意在哪里，伏望圣明明白指示并作刚断等情，题奏后奉圣旨：只按旧例办理，令该衙门知道，谨此遵行。本部查得，洪武二十六年奉钦依造报膳部职掌文册，正是旧例；又曾发文责令该寺查照先后奉钦依的事例，将本部前次题准、行文要求本寺开造的现有以及逃亡、病故等项防役文册，立即造送本部，以便清查填写格眼。又查刑部山东等清吏司的手本，送来犯人黄福智、郑瓒、刘钺以及自首的逃防郭清，均已送到本寺，但查不到籍贯、来历以及先前奏请造册而尚未申报的情况，难以转行发遣，均先呈堂备案等候。又查弘治十一年五月间，为乞恩认罪检举一事，太常寺题奏，本部覆奏崔志端等人不懂祭祀礼仪，也不通晓法律，把虚耗粮米看作小事，把多收防役当作常态，因循积累，导致繁重差役越来越多，也应当治罪等情。题奏后奉圣旨：崔志端多收防役，本来应当追究；既然已经认罪检举，加上林防等人，这次暂且都宽免。谨此遵行。案卷呈送到本部后，本部查见太常寺奏称：防役除逃亡提解、年老患病发给引文放回、有丁可替补、无丁则办理佥补等项，都应照旧例另行办理。关于病故防役余丁曹原等申告要求顶补，拟照例收补，令其服役当差。后来又奏称，拟将上述病故防役余丁曹原等照前例直接收役。经查景泰七年本部题奏奉钦依，只准照洪武年间由礼部办理，不许径自行事，以免失掉体统；以及弘治七年题奏奉钦依的事例，不能径自行收补，只应由各人先到通政司告送本部，再由本部转行该寺查勘无碍，具结连同本人送部，以凭奏请施行。况且防役一事，逃亡提解等项都由本部办理，唯独病故防役余丁不由本部；即使其中有扶立、义男、女婿以及滥收等弊端，事务不归一处，又如何稽查？将来如果败露，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本寺只是因为本部题奏奉钦依，要求把防役造册送部、分类填写格眼，以便清查，却不知该寺有什么需要规避的地方，竟不肯造册申报，反复辩奏，甚至把本部奏准的替役旧例重新具奏，任意更改。仔细审察本部前面题奏奉钦依、照洪武年间例办理的旨意，以及该寺自行奏请奉钦依、只准遵行旧例的旨意，正与景泰七年所题奏奉钦依、只准照洪武年间由礼部办理，以及弘治七年奏奉钦依的事理相同。况且该寺所引用杨太等人替补的事例，是因为当时本部认为各役属于服丧之人，有碍供奉祭祀，才照例转发光禄寺当差，另行在原籍佥补。当时只是因为各役虽在服丧，且这些防丁一向熟悉，若发往别处另行佥补，不但业务生疏，临事还会误差，所以奏请本部仍按旧例替补；这也不是准许该寺径自收补。不知该寺究竟依据什么道理，竟把违例行为说成旧例，接受申状后反复含糊奏请，务求取胜以满足私心。先前又奏称本寺不属于本部统属，近日呈文中却使用“贵部”“烦请”等行文用语，这不仅轻蔑尊卑名分，也违背朝廷旧章。查光禄寺对于本部、太仆寺对于兵部，都是各守体统，没有混乱更改。如今太常寺与这两寺的情形相同，这样任意更改，关系不小。况且案内替补防役的填写含混不清，县分等弊端十分明显，本来应当逐一查究。由于上下之间的体统自有定分，若同他们一般争论计较，似乎只是各执一词、互相攻击奏劾，恐怕会损害大体。因此请求敕令多名官员检核《诸司职掌》《皇明祖训》以及历次奏奉钦依的事例，逐一会议查明，奏请皇上裁定，以确定上下名分，堵住任意更改的念头；这样事例可以统一，体统也不会丧失。上述情由题奏后，奉圣旨：令多官共同会议清楚后来说。谨此遵行，共同会议覆奏。其间又从礼科抄出太常寺卿崔志端等人为不遵旧例、故意违背祖宗成法一事所上的题本。该寺此前题奏后，礼部发文，办理防役不足、差拨困难一事，要求本寺将防役造册送部。本寺查说没有造册事例；至于病故防役替补旧例，自洪武年间以来，都是本寺径自办理；又检核《诸司职掌》，本寺也不属于礼部统属。题奏后奉圣旨：礼部查阅后再说。谨此遵行。后来礼部查阅覆奏，奉圣旨照洪武年间例办理。谨此遵行。随即奉礼部发文，又要求造册；本寺又查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等年间，都没有造册送部以及病故防役替补的旧例。自洪武、永乐年间以来，本寺一直径自收补、照常办理。到弘治七年十二月，礼部含糊奏请办理，说明由该部定夺的缘由，通行题奏后奉圣旨：只按旧例办理，令该衙门知道。谨此遵行。随后曹原等病故防役余丁申告请求照例顶补，本寺查明后按旧例收补，题奏后奉圣旨令礼部知道。谨此遵行。案件等待期间，又据曹原等申告说守候已久、十分艰难等情，本寺查照景泰、天顺、成化等年间本寺径自收补的缘由，题奏后奉圣旨：令礼部知道。谨此遵行。臣等仰想陛下每件事都遵循旧章，不喜欢更改，因此臣等多次奏请，陛下总是赐予允准。近来看到陛下敬天法祖的圣心，而礼部官员恼恨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不肯乐意听从，故意违背圣断，又把前面的事情含糊奏请多官会议。奉圣旨：令多官共同会议清楚后来说。谨此遵行。臣等深思，身世寒微，孤立而少有援助，每有行动，总被牵制。幸赖陛下明察，怜悯臣等孤立，每件事都不许更改，只想遵行旧例。这不是对臣等有私心，实在是为了严守祖宗成法。

译无奈郎中翁健固执于一时的小怨而不肯罢休，放纵私意妄行，在坐卧之间怅恨不平，又到权势之家哀求。他于是借众人的议论来挽救自己过去的过失，又向同党夸耀，以显示自己能干办事的名声。像这样浅陋短见，哪里会有长远打算？他所说的光禄寺隶属礼部、太仆寺隶属兵部，各守体统、没有混乱更改，意思似乎是说本寺也与这两寺一样同为属官。况且祖宗设置太常寺来奉祀天地神明，源流久远。它起源于有虞氏的秩宗，与四岳、九官、十二牧一同列为二十二人，从未听说它有所统属。传书又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战争由兵部专门掌管，祭祀则由本寺主管。” 确实如此。太常寺既然与兵部并列，它的品秩显然不能与光禄寺、太仆寺相提并论。因此太祖高皇帝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皇明祖训》《诸司职掌》两部书中，从未明说本寺属于礼部；即使说到防役这样的细节，也没有注明。本寺与光禄寺同属礼部，那么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况且光禄寺与精膳司的事务相同，说它属于礼部，似乎还说得通；而本寺的职掌专在供奉祭祀，所涉及的不过是佥补防役这一件事罢了。如果因为这一点就说本寺属于某部，那么本寺官员都由吏部选任，就应当是吏部的属官了；钱粮都由户部发出，就应当是户部的属官了。这怎么可以呢？拿这个来辩说，也实在是没有经过深思。况且本寺防役有过犯时，才责令送到光禄寺当差；本寺官员有过犯时，却都不得充任本寺执事，可见本寺与光禄寺自有不同。兵部是大司马，太仆寺掌管马政，事务必须呈报兵部后才敢办理，说它属于兵部似乎说得通；但本寺掌管祭祀事务，从未听说每件事都必须经过礼部。即使认为二者有所关联，也只是与祠祭事务接近，至于精膳事务，则更没有听说有关。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实在清楚明白。怎么能仓促断定本寺受其统属，只因为行文用语的格式便加以责难呢？况且防役替补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权柄，不过是遵守旧例罢了。本寺自洪武、永乐年间以来一直照例办理，直到现在没有改变；直至弘治七年十二月，才被礼部含糊奏请而夺取了办理权。当时本寺官员没有查明事例、据理辩解，于是被礼部乘隙侵夺。弘治十二年二月，礼部又奏请本寺将防役造册送部；本寺查明洪武年间以来并无造册送部的事例，惟有等待圣断，统一照旧例施行完毕。可是郎中翁健狡猾固执、刚愎自用，不遵圣断，又想借多官的口来压服臣等。臣等只担心多官不知道本寺旧行事例，不肯详细研读祖训、职掌诸书，反而听信翁健片面之词，把这种行为当作维护斯文、办理政事；这样臣等孤立无援，处处受侵侮，就将无法自立了。古人所说的好像站在矮屋下面，不敢抬头，正是说这种情形。伏望陛下怜悯臣等衙门地位卑小、无人扶持，赐准御览《皇明祖训》条文、《诸司职掌》等书，并下令查核本寺自洪武、永乐年间以来的旧例以及历次奉行的圣旨，这样便会明白，也就知道奸臣任意更改的缘由了。臣等感戴天恩，实在无比等情，题奏后奉圣旨：令多官一并议定后来说。谨此遵行。又查此前礼科抄出的户科给事中丛兰题本：臣以为遵循旧章，《诗经》中有明确训诫；以成法为鉴，《尚书》中有格言。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所建立、沿革的制度一旦成为成规，后世君臣就必须遵守，不敢轻率改变，实在是有道理的。仰想我朝祖宗聪明睿智、圣神文武，以深厚的精神心术，建立当代的典章法度，精密完备，尽善尽美，实在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常道。我朝历代圣帝以及当今皇上，凡是处理万机政务，无论大小，都把遵守祖宗成法放在首位；中外臣工办理各项事务，无论大小，也都以遵守祖宗成法为准。因此一百多年来，上下名分确定，法制清楚，宗社能够稳固如泰山磐石，都是依靠这些来维持的。谨查太常寺卿崔志端等人，生逢圣明之时，滥受重任，正应安守本分、尽职奉公、谨慎小心，唯恐来不及遵守成法才是。如今却不畏国法，不顾舆论，大肆策划奸谋，动辄改变制度，放纵一己越分的私意，破坏百年祖宗成法。他们坚持说本寺不属于礼部统属，屡次上奏辩解，务求达到目的。我国朝廷设置衙门，只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自分掌一职，彼此不相统属；至于太常寺、光禄寺隶属礼部，太仆寺隶属兵部，从开国以来直到今天，行文往来、名分确定，不仅缙绅士大夫知道，平民儿童也没有不知道的。崔志端等人在朝为官时间不算不久，任职也不算不深，为什么偏偏不知道呢？他们之所以不停辩论，是为什么？正因为崔志端出身道流，污秽行为广为人知，屡经弹劾却没有被罢黜，于是洋洋自得，不知止足，竟敢越来越肆无忌惮，忍心欺骗蒙蔽，简直想攀附六部，与九卿抗衡；小人一旦得志，竟到了这种地步。其余僚佐又都依附阿谀、结党相护，酿成此事；舆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能奈何他们。况且按照现行事例看，朝廷每逢大事会同议决，只涉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从未听说有太常寺。吏部每逢分派进士，也只涉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同样从未听说有太常寺。如今还想与九卿衙门并列，能行吗？现看本寺不过是祠部中的一项事务，与光禄寺属于膳部的一项事务、太仆寺属于驾部的一项事务相同，只是因为这三项事务比较重大，所以又分别设置这三等衙门专门掌管罢了。如今太仆寺已经隶属兵部，光禄寺已经隶属礼部，唯独太常寺却想与礼部平等，这可以吗？崔志端等人竟说本寺与光禄寺、太仆寺的体制不同，不属于礼部统属，荒谬妄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祖宗建立衙门，全都奉行如同天道；上下相承，体统不乱，施行万世而没有弊害。崔志端是什么人，竟想任意更改、扰乱它，以满足自己的私心？这件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呢？况且本寺衙门凡是祭祀天地、祖宗、社稷、先师孔子所需的仪式和器物，都由它掌管。由此看来，要说他们能够尽心履行职责、精诚感通神明，实在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因此近年以来灾异频频出现，即使宫闱、阙里也不能避免；推究其中缘由，如果说不是这些人不尽职导致的，又是什么呢？伏望皇上施展刚断，彰明上天惩罚罪人的至公之理，将崔志端等逮送法司，明正典刑，作为后来变乱成法者的警戒；仍请求另选贤能补任其职，这样或许可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杜绝臣子僭越的分际，而感通神明、平息灾异的效果，也都系于此。

译上述情由题奏后，奉圣旨：令该衙门知道，谨此遵行。本部查见所奏事情与前次会议相连，现将详细缘由连同案卷移送前去。烦请依照本部题奏奉钦依所规定的事理，敬谨施行。又据都察院咨文，转准礼部咨文，称户科给事中丛兰题奏前事，移文查照等情。臣等会同后军都督府等衙门掌府事、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等官查议，认为礼部与太常寺历次题奏的事情，大致有三件：一是防役造册，二是防役余丁补役，三是衙门体统。臣等查照洪武等年间事例，详细考察《诸司职掌》等书，共同议定：前两件事，本寺明知礼部已多次奉皇上圣旨，自应遵照施行，不应故意违背；后一件事，本寺明知事务原属礼部，也不应妄行奏辩。因此户科给事中丛兰弹劾本寺卿崔志端，说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忍心欺骗蒙蔽，简直想攀附六部、与九卿抗衡；其余僚佐又都依附阿谀、结党相护，酿成此事。要求将崔志端等逮送法司，明正典刑，作为后来变乱成法者的警戒，并请求另选贤能补任前职等情，实在并非没有道理。应当由都察院行文提拿崔志端、少卿马宗远、黄宝、寺丞赵继宗、王甫广、周序、郑常容，并查提首领官吏，依法审问拟罪；首领官吏先行处置，崔志端等人一并奏请裁定。因为崔志端等属于在京堂上官和京官，又奉有钦依，圣旨已命令多官共同会议清楚后奏报。如今既经多官一并议定来说，令该衙门知道，但有关事理不敢擅自处理。文书列明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本部等衙门太子太傅、尚书等官屠等具题；本月十一日奉圣旨：崔志端等以及首领官吏本来应当追究，姑且这一次都宽免。核算钱粮，以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裕；事务【此处原文标注“韩文”，内容缺失】。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副文，奉本部连同送来该本司案呈；又奉本部转准户部咨文，称该本部会同官员题奏。河南清吏司案呈：准山东等清吏司副文查得，弘治十五年四月以来，河南等处镇守、巡抚等官奏称，各地遭受水旱灾害，河南六十七个州县卫所、山东二十三个州县卫所、山西二十三个州县卫所、湖广四十四个州县卫所、陕西一十五个州县卫所、江西一十三个州县卫所、南直隶五十九个州县卫所、北直隶二十四个州县卫所，都请求减免夏税秋粮等项。查得本部每年会计天下各司、府、州、县的税粮，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五石有零，起运一千五百三万四千四百七十六石有零；马草存留四百万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运二千一百八十五万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绢二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七匹，布五十七万零六百三十七匹；花绒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三十五斤十二两；户口食盐钞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七十九贯有零，起运四千四百七十九贯有零；钞关船料钞大约二千七百一十九万三千六百一十一贯；各运司额定办理盐课一百九十五万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大约三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有零。又从本部历年支运的钱粮以及各处每年支用的卷册中查得，近年起运京城、边镇以及存留本地的钱粮，有的因发生事故而停征、减征，以致每年收入达不到原额；有的逐年增加，以致每年支出超过原额；甚至有的一年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支用。先说停征、减征的情况，例如漕运米四百万石，除天津、蓟州每年领取三十万石外，京仓、通仓每年收取三百七十万石；每年应当发放支用三百三十八万石。成化二十一年，因为腹里地区遭灾以及延绥等处边储急缺，从额定粮米中拨出变卖，减去米二百二十五万石；弘治七年，又因张秋河决口，在临清仓寄存米八十九万石；弘治十二年，又因运船延误，在德州、天津仓寄存米四十万石。河南、山东、山西起运到京城、边镇的粮料，每年都有定额。弘治八年，因为各地遭受灾伤等情，山东少起运八千九十八石，河南少起运三万八千三十九石，山西少起运一十三万七千二百石。又如内府供应库、内官监、光禄寺、酒醋麪局，每年收取粳米、糯米共一十三万零四百五十石，仅仅够勾销支用。弘治十五年，因为诏书蠲免二分，减去米五千二百一十三石，不久便报告不足，又重新征收补足。这就是停征、减征的大致情况。再说增加的情况，军官折俸银，景泰六年一季支用一万三千三十多两，弘治十四年一年支用一十三万九千九十多两，多用白银一十二万七千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三万四百五十石〕 军士冬衣布，成化十三年支用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多匹，弘治十四年支用二十三万零三百多匹，多用布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七匹。锦衣卫官军月粮，成化五年一月支用二万六千九百多石，弘治十五年一月则支用四万五千六百多石，多用粮一万八千多石。武骧右卫勇士月粮，成化八年一月支用一千五百九十多石，弘治十五年一月则支用三千一百五十石，多用粮一千五百六十石。象马等房的饲料豆，弘治四年一年支用二十三万九千四百多石，弘治十四年一年则支用二十九万零六百多石，多用饲料五万一千二百石。草束，弘治四年一年支用七百六十一万零五百二十八束，弘治十四年一年则支用九百零四万五千四百一十六束，多用草一百零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三束。又如外承运库，弘治十四年收绢二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七匹，当年发放支用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匹，多支出绢三万四千零七十五匹。

译又如内承运库，过去缴纳的金两只是供制造金册支用，银两只是供军官折俸以及军荒赈济支给；近年屡次称为不足，于是用税粮折纳，并在京城市场买入金八千三百八十六两有余。太仓银先后五次共取用八百九十五万两，甚至又把河西务钞关船料等项改为折银缴纳。光禄寺过去会同派定防料、牲口等项，各有定数，原本都只勾取一年供用；近来却数次借用太仓银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四两。又如各边过去除原定粮草之外，每年应当运送银四十八万两；自弘治十三年用兵以来，大同、宣府、延绥等处合计解送银四百二十三万零二百多两，开中盐六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多引，茶九百万斤，实行纳官、参吏等项事例三十多件。又如各运司每年办理盐课，过去只是供军荒之用，并没有王府支领食盐价银，也没有织造借补盐价的费用。近来各王府每年共支取食盐价银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两，织造支用盐六万引、银六万两。这就是增加支出的概况。以上说的都是内地情形；再说外地，例如河南布政司每年存留税粮共一百零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多石，本地各衙门及各王府每年支用共一百一十六万五千二百九十多石，比原额少粮一十四万多石。山西布政司每年存留税粮一百五十万一千四百七十二石，本地各衙门及各王府每年支用共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七百六十六石，比原额少粮二十九万多石。虽然各处还有折色折算之数，但也不多，以致湖广等处大多也是如此；只是册文不完备，最终难以查考，这说明官府所用已经不够了。以上说的是官府方面；再说百姓方面，例如山东、河南、北直隶起解各边的折色税粮，过去榆林每石不过二钱五分，宣府不过八钱五分；近年边地多事，改征本色，每石用银一两五六钱的有，一两八九钱的也有，像这样征收输纳，负担十分沉重。又如各地空闲土地，过去允许百姓开垦耕种，以帮助缴纳粮税差役；近来屡次被各王府及勋戚之家奏请占为产业，有的达到一千多顷，有的达到一万多顷，像这样侵占求取，实在太多了。再如内府供用等库所需的速香、黄蜡，每年解送都有定额。近来由于耗费浩大，广东增买速香四万五千斤，各司府增派黄蜡一十一万斤，顺天府又买速香三千斤、黄蜡八万斤，民间财力已经耗尽了。通常收入的赋税有时因停征、减免而不足，日常支出的数额又因增加而过多，由此可知，内外各地一年所收的财赋，都不足以供一年支用。何况如今天下灾害接连出现，供给军需又频繁，如果不早作处置，实在恐怕将来误事非同小可，按理应当呈请施行。案卷呈到户部后，除灾情方面另行移文巡按等官员勘查报告，等报告到日再行办理外，臣等深切考虑，按照地方情况制定赋税，是立国的大原则；根据收入安排支出，实在是理财的重要方法。所以《禹贡》承接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的治理，划分土地以制定贡赋；成周以九赋征收财物，必定又以九式均衡节制支出，此后历代大抵都是如此。至于汉、唐盛世，有的量度官府财力、核定官吏数目来征收民租，有的按丁口计算、授予田地以制定租调，这些都能推究治财用的本末之义，使征收与散发适合实际情况。伟大啊，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疆域治理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贡赋制度取法古代圣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洪武年间建都金陵，当时供给的重点是南京，其次是各边。自永乐以来定都燕都，此后供给的重点是京师，其次是南京，再其次才是各边。然而洪武年间供应南京，只涉及湖广、江西、浙江、应天、宁国、太平以及苏、松、常、镇等地；供应各边，只涉及山西、陕西以及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如今天下各司、府、州，除陕西、山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四川八个布政司，以及隆庆、保安二州的钱粮都在本地留存，再起运到边方备用外，其中福建、广东只有起运京库的折粮银两一项；湖广、江西、浙江以及苏、松、常、镇、庐、凤、淮、扬等地既供应南京，又供应京师；北直隶、河南、山东既供应京师，又供应各边。这样，前面所说的五个布政司和两直隶地区，过去只承担一份供给，如今却承担两份；过去的常赋很简单，如今的常赋却十分繁重。不仅常赋繁重而已，正统以前国家费用较为节省，所以各种输纳都没有超出常额；自景泰以来直到现在，国家供用日益兴盛，各项科需日益增加，有司为了满足上面的要求，不得已往往在定额之外加征、加派。例如河南、山东等地增纳边粮，浙江、云南、广东等地增买速香、黄蜡和金银，都是往年没有的。由此看来，就知道今日国用的紧迫、民力的穷困，确实令人忧虑。不过，所忧虑的还只是根据过去的支用来估计近日的费用；如果根据近日的情况来推测将来的费用，那就更有可忧虑之处了。为什么呢？过去时常年岁丰收，运河容易通行，边方没有长期调发，州县没有大量流离徒众，有司还可以借用往年的积蓄来安排一年的支用，或者把有余调给不足，或者用丰收之年补贴歉收之年，这还勉强可以维持。如今太仓没有数年积蓄，而冗食人员比过去增加；内帑缺少当年的支用，后面却每天都有等候领取费用的人。征收供需已经到了极限，而郡县旱涝灾害又无定时；输送已经穷尽，而边方请求供给仍没有停止。回头看后面，向前看前面，朝不保夕；万一日后河流水势稍有阻滞，漕运迟误，边郡发生警报、军饷空虚，那么京储需要每年收入三百七十万的数目，固然难以仓促达到；边饷需要四百万两银子，也难以立即筹集。

译不幸再遇到数千里范围的水旱灾害，需要普遍赈济借贷；又接连有十几万军队出征，都需要发给粮饷。到那时想向百姓征税，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想向官府借钱，官库也已经空虚。不知道又将从哪里取得供给呢？所谓还有可忧虑之处，正是指这个。臣等以微薄的才力，承受任掌国家财计的职位，如今天下仓库处处空虚，军民到处疲惫，臣等日夜思虑，却没有办法防备。伏望皇上怜悯天下民物凋敝之后的情形，顾念国家财赋供用的紧迫，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谋划，这样才会有准备而没有祸患。请下敕给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以及科道掌印官，共同计议：京师和通州的粮储支用日益增加，怎样节省，才能不滥费？大仓库的银两亏损日益严重，怎样控制，才能使它充实？内库告急缺乏，多次取天下银两来充实，但随充实随又空虚，怎样才能使它经常充实而不耽误紧急支用？边方军需物料缺少，屡次借用别项银两供给，但随给随缺，怎样才能节省开支，使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各边军储怎样调度，才能使小民免受征输之苦？各运司盐课怎样节制，才能使边境有警时仓促之间有粮可用？禄米、庄田怎样处置，才可以应付无休止的需求？马房草料怎样筹划，才可以节省无穷的费用？速香、黄蜡以哪一年所用的数额作为适中的标准，才可实行而不滥取？布匹收受以哪一条例为准则，才可以遵守而不伤害百姓？河南、山西留存粮食的短缺，怎样补助？湖广等地留存粮食是否充足，怎样查核处理？至于天下灾伤时蠲免税粮，又怎样处置，才能真正做到抚恤百姓？请普遍议定，办理妥当，列出条款，上奏请皇上裁定施行。这样或许对圣明的政事有所补益，使天下百姓都蒙受恩泽。以上各项。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日，本部尚书佀等具题。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旨：‘你们共同议定、办理妥当后再来说。’谨此遵行。臣等谨遵圣旨，会同后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臣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马等，共同将前述各项事情逐一议定，列出条款如下。伏望皇上怜悯天下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到了极点，体察祖宗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的用心，稍加留意审阅，亲自从内心裁断，俯赐施行，臣工无不庆幸。此外，凡供应、兴造等浩大费用，也应酌量减省；近臣、贵戚的赏赐，也应稍加节制。这样或许保全一分国家财力，就有一分益处；宽减一分百姓负担，就使百姓受到一分恩赐，对国家的财计也大有依赖。臣等恳切至极。缘由是会计钱粮、充足国用、宽裕百姓以及节省供奉，奉行钦依‘你们共同议定、办理妥当后再来说’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现将事项开列如下。弘治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具题。弘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奉圣旨：‘卿等所议的事情，深切合乎当前弊病；关于京储，另有旨意发落；节省供应、统一禁例，已有旨意施行；清理盐法，禁止盘剥，再议定后来说；其余都准许按所议施行。’谨此遵行。拟应通行施行，除去另行办理的事项外，现将缘由备文开列，移文送去，烦请按照本部会议、具题并奉钦依中所载事理，谨遵施行。送到司后，拟应通行施行。所涉及慎重库藏、充实内帑两件事，属于仪制、精膳二清吏司掌管办理，现一并送去，请交付各司按照该部会议、具题并奉钦依中的事理，谨遵施行；一并送到贵司，现交付前去，烦请径自施行。现开列如下：一、慎重库藏：查得太仓银库，往年收贮盐价折草等项银两，不下三二百万两，专门用来预备兵荒紧急之需，以及各营征用马匹草料的价钱、各卫军士冬衣布匹折银等支用。弘治三年以来，礼部因急需牲口，工部计算征取物料，共借用了一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四两有余。虽然户部已经奏请追取，并奉有钦依，命令按数补还，但直到现在没有看到一分一厘送交户部、奏请批准，只把各处拖欠以及钞关折银拿来补还太仓；即使细数每一铢、凑成一两，又能有多少呢？又因为陕西、大同各边军情紧急，分批支取解送，如今库中银两不过八十余万两而已。按照先前的数目计算，借取的已经超过一半，而现有的却不到三分之一，库藏空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等共同核算认为，太仓银两专门准备供应紧急、兵荒等项支用，确实不应挪作别项花销。如果平时不能收蓄，仓促之时还能依靠什么？况且如今各处灾伤接连出现，边方烽火频繁，如果不预先处置以备将来，实在会有接济不上的危险，深为可忧。伏望皇上忧念库藏空虚，深思国家财计重大，痛加节省，不应滥费，仍请皇上亲自裁断，定为固定制度。今后太仓银两，除非用于兵荒等紧急事项，请免得取入内库作别项支用。礼部、工部借用的数额，命令按数补还；以后连一分一厘也不许再借，违犯者听凭有关部、科论奏。这样或许库藏可以充实，兵荒之时也有所依赖。边情疏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鲁番以及天方国等地的苏勒坦莽苏尔等所派遣的各使臣玛哈穆特、和尔纳温等赴京进贡。本部将各国使臣送到的方物验收，并将各番王请求的事情一并具题、给予赏赐后，便命差官督促各国使臣起程。查得这次土鲁番入关进贡共二百九十人，天方国一百三十七人。按照旧例，各国入贡者每十人准许起送一人；土鲁番等处来贡，只允许同哈密按时一同前来，并不许超过十人。后来为放宽禁例、缓和边境关系，又准许每十人起送二人。土鲁番、天方国两处往年赴京人数最多不过二十多人，只有这次到京人数多了一倍，而且列出的各地王号动辄数千，以至于请求事项的文书多得无法胜数。不仅违背旧规，也不符合以小事大、维护名分体统的原则。如果不及时处置，将来相沿成习；赏赐方面难以应付，体统方面也难以控制，恐怕不是长久妥善处理后事的办法。以上缘由，案卷呈到本部。

译查考可知，西域各国载于《会典》的，只有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等是国号；称王的也只应有一人。此前请求事项的番文，除国王外，多的不过十几纸，大体都称王母、王弟、王子、头项，其余部落、地方大多称头目之类的名号。可是这次土鲁番开列称王号的有七十五人，天方国称王号的有二十七人，不区分谁是国主、谁是部领。这次颁发敕书、回赐物品时，如果一概按照他们所称的王号答复，那就等于承认所列各地都是进贡之国，而他们国内也从此没有君臣的区别了。这类事情关系重大，朝廷应当有所处置：一方面尊重中国的体统，另一方面使远人心服。况且他们的称号名目既然很多，贡物即使微薄，也应按惯例给予赏赐；请求事项相同的，也应逐项答复。并且一旦准许，日后就会成为成例，将来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无休止的请求，他们便可能拿此事作为借口挑起事端，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宋朝每年给辽国岁币的事情，实在可以作为鉴戒。所以富弼在国家形势逼迫之时，仍竭力争辩不能使用‘献纳’二字，古人对事体如此慎重，敌人哪里敢不畏惧？我朝拥有堂堂统一的国家，国势尊严强盛，岂是前代可以相比的？列圣相承，神威圣武，使四夷震服，有如泰山压顶，哪里不能压服？而一个小小的国家，竟敢肆意施展狡诈，一概擅称王号，冒犯天朝。按照天下不能有两个君主的道理和以小国侍奉大国的原则，他们将有什么话可说？为此，臣等议定：这次回赐的敕书，除各国国王一人应当按照本国原有称号称呼外，其余人员恐怕不能一概以王号答复。这样是否应请圣上裁决？请敕令内阁辅臣从长计议，撰写一道敕书，阐明华夏君臣的大义，详细说明祖宗以恩威并施对待远人的旧规，以恳切的圣上言语，申明统一的法令，责成进贡夷使携带回本国，向国王宣示，使他们知道遵守。这样，怀柔之道和控制驾驭的方法各得其宜，才是圣王驾驭边远民族的上策。臣等见识浅陋，不知长远谋略，恭请圣明裁择。缘系边情事理，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旨。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具题，本月十五日奉圣旨：依照所议。谨此遵行。裁革冗食、节省冗费奏 礼部为银两缺乏、库藏空虚等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户部咨文：该本部等衙门会同具题。广西清吏司案呈：该户部具题。此前钦差总督粮储本部右侍郎陈，以及钦差总提督京通等处仓场、御马等监太监蔡用，还有兵科给事中徐忱，都曾就前事具题。本部议定：财赋是国家储备的大计，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必须仓廪充实，才能维系天下人心；府库充足，才可以预备军国费用。自祖宗以来，圣圣相承，财用出入都有固定制度。支出虽然繁多，但积蓄一向有基础，因此随取随有接续，从未出现缺乏。近年以来，灾异频繁发生，年收入有限；又近来因为先帝升遐，事务更加繁多，军饷接连供给边疆，却仍说不足；赏赉典礼大规模施行于内外，尚且还有未周全之处。所以一年之间，用掉的银两将近五百万。往年冬季军官俸银还没有发放，已无从筹办，不得已奏准把太仓余米折价发放数万石。如今举行大婚礼，需要使用的金银很多，各衙门不时催促，又从哪里取得供给呢？事情的难办，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所以侍郎陈清、太监蔡用、给事中徐忱等交相上章论列，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臣等主管国家财计，日夜忧惧。此前也曾恳切上奏，请求召集朝廷大臣，预先计议处置；虽然说已经施行，却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其间可以节省的事项，有的被先朝旧制所拘束；可以取用的财物，又因涉及贵近而不易施行；事情本应权宜变通的，又受现行禁例限制。甲说可以，乙说不行，始终没有定论。国家财力日削月减，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臣等深思远虑，想到头发发寒；反躬自责，寝食俱废。臣私下听说，天地所生财物有定数，不在官府便在百姓；向百姓征取有固定制度，增加上面的收入必然损害下面的百姓。如今若想效法远古、垂示后世，建立长久稳固的制度，对于不应做的事情，即使因财力而暂时采取权宜措施，也未必不可。伏望皇上怜悯财用极度匮乏，顾念百姓供给负担的艰难，请敕令在京各衙门官员共同抒发忠诚恳切之意，一起救济当前的艰难。凡是生财的方法、统筹治理的办法，各自把所听闻的情况全部列具上陈，等事项下达到本部后，再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以及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共同计议，分别处置：哪些事情应当实行，并且可以开辟财源；哪些事情应当革除，并且可以节省财源流失；哪些事情应当抓紧办理，必须依据义理果断决定；哪些事情应当暂缓，必须依据情理裁断。有些事情从道理上可以实行的，不必拘泥于禁例；有些公家的财物可以取用的，也不必拘泥于成规。逐一计议妥当，列奏上请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汇集众人的意见，采用各人的长处，审慎权宜与常规是否适当，以求应对变故。府库因此可以充实，国家财计也会由此自然宽裕。正德元年四月十三日，本部尚书韩等具题。次日奉圣旨：‘是。’谨此遵行。随后户科都给事中张文等题为《经制国用以救乏困事》。户部具题：此前总督粮储侍郎陈清、太监蔡用、给事中徐忱各自上奏，称太仓在库银两荡然一空，完全没有积蓄，应当采取措施。该本部具题奉钦依，要求各衙门陈述意见，以便会同官员议处。复奏后奉圣旨：‘是。’谨此遵行。随后户部多次送来手本，臣等于是转行；作为在言路上任职的臣下，掌管户科，正逢时局艰难而才力不足，日夜惭愧恐惧，不知用什么来尽职。

译而户部再三催促，臣等哪里敢再沉默。查得往年各处救荒时实行的事例，有生员纳粮的，有经过三次考试者纳粮的，有军职人员纳粮的，有罪人纳粮的，有中纳盐粮的，有发给度牒、允许出家者的，有采办矿课的，有向在京贵戚富室借贷的，各种办法都曾实行。虽然足以救一时之急，但利益到来，弊害也随之而来，所得不能补偿所失。我孝宗皇帝节制施行禁约，大概是害怕弊端重新开启，认为这对治理体制不便罢了。然而难道只有我朝如此吗？古人也有实行这些办法的。考察前代史书，本来清清楚楚可以看到。即使朱元晦在浙东赈荒买粮时，请求数百份告身、数百份度牒，难道他不知道名器不可轻易借给吗？不知道异端不可助长吗？只是当时就像衣服破了用旧麻絮补，船漏了用灯炷堵，国家形势危急到了极点，即使大贤君子也没有别的办法。近来都御史杨一清等人提及纳粮的办法，太监秦文等人略微提出开办矿课的端绪，给事中徐忱说禁例不必拘泥、户部成规不必固守，虽然没有明说其中原因，但各自的意图都是有所在的。臣等想到我朝廷富有四海，自祖宗以来积累了一百五十年，府库充盈，古今没有能比的，本来应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一旦空乏，竟至于向州县索取；州县又从百姓那里搜刮而陷于困惫；百姓又因财物穷尽而被邻国困扰。如今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合为一国，哪里还有什么邻国呢？取用以前的各种办法，又有人说方便，有人说不方便；甲说可以，乙说不行，众说纷纭，究竟听谁的呢？所以各位大臣报告财用匮乏，并不是说得不切实。朝廷命令下达已近一个月，可满朝官员相互观望，悠悠然竟没有一个人谈论此事，难道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说吗？还是认为统筹国家财用各有专职，不应参与呢？古人谦让他人而自己急于救治疾病的道义，如今既然不明白，那么日后扶助倾覆、支撑危局的忠诚，又怎能指望呢？上述各官都难以推卸责任，请都让他们回奏说明，只是再给他们一次自新的机会。以后凡是水旱、盗贼、军队、百姓、财利等关系国家大计的事情，大臣不论职掌范围，只要有所见闻，都可以上奏请示，不许推诿逃避。这样或许大臣忧国爱君的职责能够尽到，也可以免去误国误朝的罪责。以上具题，奉圣旨：‘这份奏本所说的统筹国家财用，是重要事情，户部立即会同各官从长计议，逐一详细列明再来说。’谨此遵行。臣等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以及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查核京库银两：按年收入说，夏税共应收五万五百余两，秋粮九十四万四千八百余两，马草二十三万七千余两，盐课折银二十余万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合计各项实为一百四十万九百余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请吏部查核冗官，兵部查核冗兵，工部查核冗匠，礼部查核光禄寺，司礼监查核内府各监局，清理各项冗费。又命户部估算祖宗以来官、兵、吏、匠的数目以及每年本部赋税收入的数额，酌情取其中的比例作为固定制度，以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以备陕西、山西各边的兵荒和非常之需。此外，土木工程、斋醮、游赏、宴乐、贵戚近幸无名的赏赐、不合规制的费用，都应裁减节省，不使妄自支用。政令从简，费用因办事简省；希望经过数年，积蓄有余，物力稍稍宽裕，自然就会富强。否则即使把泥沙当作粮食、把瓦砾当作金子，物资齐备而使用没有节制，怎么会不匮乏？古人说：‘国家用度的盈亏，在于节制与否。不节制，即使充盈也必定耗尽；能够节制，即使耗尽也必定重新充盈。’这是至理名言，伏乞圣明留意。臣等又认为，大臣可贵之处，在于有所知就一定能进言，既进言就一定能说尽。幸而能够正直进言，哪里比得上把话说尽呢？如果只说些浅薄的话，姑且用来塞责，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切实考虑尚书韩、侍郎顾，既然知道事情受到牵制，本部难以独自施行，就应当把实情具奏上请，以等待圣上裁决。为什么却姑且持两端之说，没有一定的谋划？在朝廷议论中迟缓拖延，在文书末节上猥琐琐碎，这是想靠作揖谦让来救火、画龙却求雨吗？他们存的是什么心？难道不是只想分担责难罢了？再说九卿大臣，彼此利害休戚相关，命令下达已经很久，却像没有听见一样，难道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谈论吗？还是认为统筹国家财用各有主管部门，不应参与呢？古人谦让他人而自己急于救人之义，如今既已昏昧，那么日后扶危持颠的忠诚，又怎能指望？所涉及的各官都难辞其责，请一律令其回奏，只再容许他们自我改过。今后凡水旱、盗贼、兵民、财利等关系国家大计的事，大臣不受职司限制，只要有所见闻，都可以上奏，不许推避。如此或许大臣体恤国家、爱戴君上的职责能够尽到，迷误国家、耽误朝政的罪责也可以免除。以上具题，奉圣旨：‘这份奏本所说统筹国家财用，是重要事情，户部立即会同各官从长议处，逐一详细列明再来说。’谨此遵行。臣等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查核京库银两：按年收入计算，夏税共应五万五百余两，秋粮九十四万四千八百余两，马草二十三万七千余两，盐课折银二十余万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合计各项实为一百四十万九百余两。

译按年支出计算，宣府年例五万两，大同五万两，辽东一十五万两，延绥三万两，甘肃、宁夏共六万两，发给京卫官军俸粮共三十三万五千余两；内府制造宝玩等项，数目无法确知，大约连同前述折发俸银不下五六十万余两，合计各项实为一百余万两。其中马草等银两，户部曾分批题准，全部送太仓收存，以备边方紧急支用，不许作别项开支，所以太仓积蓄多时有三四百余万两，少时也不下二百余万两。为什么近年以来，上述额办银两有的因灾伤而减免，有的因小民拖欠，有的因诏令而蠲免，年收入已经少于原额，而年支出却超过常数？姑且就近日说，宣府年例之外又运送了六十一万余两，大同年例之外又运送了七十七万余两，陕西各边年例之外又运送了四十万余两，辽东预先运送了三十二万四千余两；这是因为边方紧急、粮草缺乏，镇守、巡抚等官额外奏请的数目。又征调进京的军队发给赏赐六万九千六百余两，在京官军人等共用银七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余两，各边官军共用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两；又拨陕西赈济银二十万两，密云、紫荆、居庸、倒马关等处召买粮草银一十二万八千余两，买金送入内府二万六千五百余两；直到如今举行大婚礼等各项支用，一年间实际用掉四百余万两，连同前述年例将近五百余万两。这已经是在旧例年用之外，又增加到四倍多了，府库怎么会不空，财用怎么会不竭呢？臣等私下听说，沧海也填不满漏水的瓦罐，邓林的木材也供不起野火燃烧，这是形势使然。如今正逢海内虚耗、百姓愁苦之时，又加上兵灾荒乱接连不断，供给费用浩大，不合规制的支出日益超过过去，奢侈浪费的习气也逐渐比从前更盛，却想应付变故、安排财用，在仓促之间使财库充盈，难道不困难吗？臣等承蒙任用，受恩深重，假如能够有一点一滴的补益，哪里敢推辞效犬马之劳；只是白天思考、夜里筹划，却没有办法可出。想稍稍顺应人情，又恐怕损伤国家体统；想满足眼前需要，又恐怕给将来留下祸患；有时增加很少而损失很多，有时危害重大而利益微小，辗转忧思，如同芒刺负在背上。臣等之所以不敢轻率议论，原因就在这里。臣曾上观往古，下至唐宋，远考先王制度，近察祖宗法令，无不把财货按照收入来量入为出，以勤俭爱惜为根本，以奢靡妄费为戒。因为财物的产生有限，而使用却没有穷尽，如果平时不节制，临时又怎能渡过难关？然而节制费用的道路，没有不是从君主自身开始的。伏望陛下想到天命最为重大，祖宗基业至为宏大，民事至为艰难，亲自实行俭约，做天下的表率；请将臣等议定的条款留神阅察，亲自裁断，务必实行。这样或许可以把节省转化为丰足，把收缩调度转化为有余，解决一时的支用，培植万年的根基。臣等内心的忧虑和警惕实在无比恳切，仰望圣上裁决至为迫切。除有禁例难以实行以及各官另有条陈、由户部直接复奏的事项外，现将会议议定的事情逐一开列，上请裁定。缘由是银两缺乏、库藏空虚，以及统筹国家财用以救济匮乏困顿，并奉钦依‘这份奏本所说统筹国家财用是重要事情，户部立即会同多官从长议处，逐一详细列明再来说’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部等衙门尚书等官韩等具题。本月二十五日奉圣旨：‘这份奏本中所列事项都准许按议施行。近年支用为什么比过去逐渐增加，竟多到数倍？以及各边解送银两数目、用过数目和留存数目，都要详细查究明白；连同其余另有可行的长久办法，再行议处后来说。’谨此遵行。现开列：一、裁革冗食。查得近来奉行的诏书以及各衙门奏准施行的事理，已经把冗滥的官员、军士、工匠普遍裁革。但其中裁革仍有未尽之处，也有已经奉旨裁革，却仍然设法钻营、企图照旧掌管事务的人，因而冗食人员依旧存在，支出也不合规制。在这样匮乏的时候，如果不采取裁革、变通的办法，怎么能够使民生宽裕、国家财用充足呢？请礼部把光禄寺历年按科征取鸡、鹅等项的防料通行查核裁革，这些都是不急之用，应全部裁减节省。一、崇尚节俭。臣等考察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是靠勤俭兴国、靠奢靡败坏政事的。汉文帝亲自穿粗制黑绢衣，用黑色袋子拼作帷帐，爱惜平民的财产，停止修筑露台的费用，以致天下富足，这是明显的证明。近来皇上体察民穷财竭、风俗僭侈，特意敕令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黄、紫三色，军民及下层贱民不得穿罗、缎、纻丝，三品以下官员暑月不得执扇使用。朝廷内外听闻后，无不欢欣称颂，认为陛下亲自实行俭约，其成效一定会由此开始。君主自身是一切教化的根本，君主能够亲自实行，不下命令人民也会跟从；君主不能亲自实行，即使下令人民也不会遵从。臣等伏望皇上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忧虑国家财用极度匮乏，保持恭谨、实行俭约，崇尚节省。一银一钱虽微小，都是小民的脂膏；一衣一帛虽细小，都关系到府库中的公物。请省去无益的工程，停止不急的用度；仍请敕令司礼监、御用等监，凡是供皇上使用的车舆、马匹、服饰、器物、玩好，除去过度精巧的制作，务必采用朴素的样式，使规制不比以前增加，并使法制可以流传后世。再请敕令光禄寺查核内外近侍官员每天所用的桌席、酒肉等项，凡属费用过滥、应当减革的，一一请示节省，使天下臣民仰观圣意所在，一致受到教化。这样，俭约的风气可以兴起，奢靡的习俗可以革除，财物和费用自然就会充足。

译一、裁革冗费。臣等恭敬考虑，我祖宗朝代财赋都有固定制度，费用支出也有通常的原则。例如天下每年办理、解送京库的银两共一百四十九万两，每年支用仅九十余万两；漕运粮食共三百七十万石，每年支用仅三百余万石。其他料豆、草束、绢布、花绒，以及光禄寺防料、内府颜料等，大多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以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来备兵荒支用。近年以来，官、兵、吏、匠中的冗食人员日益增加，水旱灾伤造成的拖欠日益严重，又加上土木工程接连兴起，斋醮相继举行，勋戚、贵近所受的赏赉无法计算，宴乐游赏费用没有限度。掌握兵权的只管动用钱粮，不计算费用；掌管财赋的只图储蓄增多。姑且举大的说，像内承运库从来制造金册，只使用库中现有的金两，近年却屡屡声称不足，向外索取。户部先后买过黄金一万四千八百余两，本库银两只准备供军官折发俸粮等项支用。自弘治十五年至今，户部以及太仓送入的银两不下三百万两。锦衣卫官军月粮，成化五年一月只应支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弘治十五年以后则每月支四万五千余石。武骧右卫勇士的月粮，成化八年一月只应支一千五百九十余石，弘治十五年以后则每月支五千余石。军士冬衣布匹，成化十三年只应支一十九万六千八百余匹，弘治十四年以后则支二十三万余匹。内承运库绢匹，弘治十四年以前每年支二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七匹，以后各年增加到三十一万余匹。又如光禄寺往年会同派办防料等项，都是核定在每年用度之内；近年却屡次上奏不足，借用太仓银十万余两。往年各边除原定派办的物料、草料外，每年应解送银四十八万两；自弘治十三年陕西、山西用兵以及近来宣府、大同二镇敌人为患以来，已经解送银八百余万两。又如京营人马原来没有听征、供给草料的制度，如今却有听征并支给草料的例子。京城附近关隘原来没有防守军队，如今又新设防守官军的名目。调度越发繁杂，供饷就越发紧急；国用越发枯竭，上下就越发困窘。如今的办法，如果不赶紧裁减节省，年复一年，到后悔时哪里还来得及？请敕令户部估算祖宗以来每年赋税的数额，查照正统以前每年的支用，酌定一个适中的标准，永远明示遵守。今后除制造皇上使用的物件以及王府宝册等项外，不得使用黄金；除圣旦、千秋等重大事项外，不得使用白银。主管办事的人员都应遵守旧制，不得有丝毫浪费。对于因花费、妆造佛像，以及借斋醮、赏赐等名目含糊其辞奏请索取的各种费用，该部每年仍应扣除核算，所进送银两不得超过五十万两。京城官、兵、工匠、役夫中，凡属传升、乞升、收充等项，各有关衙门都要立即查明上奏。凡曾奉旨裁革的，一律按照原旨裁革；准予留存的，照例只发给一半俸粮。今后光禄寺供应，也应全部裁减，务必恢复祖宗旧制，形成清廉俭朴的美好风俗。至于军队出征等重大事务，虽然由兵部主管，其中涉及钱粮的，大多应先具奏，再开具咨文通知户部拨办，事情办理上确实不便。况且国家财计的盈亏以及制度是否应当施行，一时计议处理未必都恰当。今后凡调度人马、招募军士等涉及钱粮的事项，都要会同户部计议后办理。此外凡有可以节省的冗费，听凭户部逐一查出，奏请施行。题陈当时适宜革除弊政事 礼部精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的礼科等衙门左给事中等官田秋等题文，各自按照本衙门关文、札文，备录奉钦依中的有关事理，会同礼部精膳清吏司主事王汝孝、太常寺卿陈道瀛等、光禄寺卿黄宗明等，亲自到该寺调取文卷，把现有的防役逐一清查，造册奏缴。臣等私下认为，太常、光禄二寺的防役，专门用来准备郊庙祭祀、供奉宫中的膳食、宴请四夷宾客以及供应百官粮食，其职责不能说不繁重。太常寺原定额一千五百人，现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光禄寺原定额六千八百余人，现有五千一百余人。虽然没有达到旧定额，但人数已经不少。只是自正德年间以来，因循日久，奸弊逐渐滋长，占用人员越来越多；买闲例起膳夫，成为贪吃者填充私囊的工具；官府粮饷成了供养游民的资财；煎调烹割的本业荒废了，而执掌礼仪、供奉祭祀的人却困苦不堪。比如尚膳监等处占用光禄寺人员一千四百七十余人，已经占去四分之一；神宫监等处占用太常寺人员七百一十余人，竟达到三分之二。应役人数不足，势必会滥收国家俸禄，造成浪费。有识之士都想整顿振作这一弊政，却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幸逢圣人在上，百事都归于正当，威严果断大力施行，皇帝身边的近臣也收敛畏惧。于是朝廷大臣亲眼看到这些弊端，多次提出建议；有关部门主管此事，逐项请求施行。如今臣等奉命办理此事，尽心查核处理，各官也能够仰承陛下的德意，把所有超额役使的人员退出；斟酌事务繁简是否适宜，使每个人劳逸相当，编成执事文册作为固定格式，并将冒滥占役者革退，占用的人员收回，一时之间弊政似乎已经肃清。臣等又认为，法令确立以后有关部门才能守住成规，禁令确定以后奸人便无法乘其[疑字：▯，疑为“弊”]。谨将尚未完善的事项斟酌后逐条列具，呈请圣上阅览，乞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并载入正式法令，永远遵守。这样，天家冗余食禄人员可以稍加节省，天下百姓的民力也可以稍得宽缓。以上事由，开列呈请，奉圣旨：着礼部议定后奏来。钦此。钦遵。抄出送有关司查办。此前行人司行人王禛曾奏陈此事，臣恭敬拜读敕谕，见陛下只是忧悼灾变，不忍百姓受过，归罪于己，自责退让说自己不敏，又广泛谋议、博采众问，这正是仁爱君主抚恤百姓的旨意、圣人采纳谏言的胸怀。

译陛下亲具尧、舜那样至圣的资质，每天亲自处理万机，谋求中兴之治，本来应当和气致祥、百姓丰足。然而灾变仍然不断，年年歉收。陛下不说罪在臣僚，而把罪过归于自己；不说灾咎在于天数，而认为灾咎是由人的作为造成的。您减免租税和徭役，大量发放国库储藏，广施恩惠并宽宥罪犯，施加恩惠直到万物。即使像夏禹因姒姓之国的罪过而自责，或如周武王大规模施赐，也不过如此了。况且您仍深思弊端，详细考察政务中的缺失。只是颁降的敕谕中说，守令的选任还没有听说真正得到合适的人；说储蓄的政策尚未见到实际成效；说军功中有冒领赏赐而蒙受冤屈的；说对神祇有所怠慢而虐待百姓；说刑狱中有冤枉滥判却无人申诉；说激励与贬黜、报复处理不公。这些事情只要有一项存在，就足以伤害和气，招来灾害。凡是使至尊忧心的，都是臣下的作为。臣下仰知日月光明，即使倒扣盆子遮蔽，也终究会被照见。内外臣僚凭什么能够逃脱罪责？这样做，固然足以消除灾变。然而臣下深切思考，消弭天下的灾变，应当追究导致灾变的原因；谋求天下的治理，应当探求实现治理的根本。今日灾变发生，实在是由于阴阳不和；而百姓财力不足，实在是由于浮费太多。而且浮费的弊端有三种：一是裁减抑制没有制度，二是设置的人员和机构过于冗杂，三是禁止革除没有一贯的原则。这些都不在陛下亲政以后，而是武宗时期积累下来的旧习；不在陛下正常的经费之中，而在冗余人员虚耗俸禄。臣请求详细陈述：勋戚的宅第高大，连绵在交通要道；庄田、客店遍布京畿附近，他们侵夺民间利益，遗留下的祸害很多。内臣出任镇守，满载私人财物；楼台园池仿照内苑，他们贪赃枉法、私自受贿所涉及的财物，动辄以百万计。这就是裁抑没有制度的弊端。官吏太多，又不断添设、鬻卖官职，虚耗俸禄，不知是古代的多少倍。军队太过冗杂，招集新旧人员，只是徒然扩大虚报的数目，不知是古代的多少倍。工匠、防役，以及医、卜、伎艺之人，不断新增、续设，也不知是古代的多少倍。这些都是设置过于冗杂的弊端。国家初建时，对异教徒私自剃度为僧道设有禁令，对游荡懒惰的人也有惩罚。现在释、道之徒日益增多，而那些不从事生产、坐在京师领取冗余俸禄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这就是禁革没有一贯原则的弊端。百姓有限的财力，用来供养这种没有边际的费用，难怪征敛越来越急迫，民众怨恨而灾变发生了。如果只想救治今日的灾变，却不革除弊端的根源，这和扬汤止沸有什么区别呢？臣知道，即使想选择贤能的守令来治理百姓，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没有循良之吏吗？但赋税征收、力役期限都已经确定，只以办成事务为急，哪里能够任意停止或减免？即使想广泛积储粮物，以便在郡县之间赈济，京师粮料和边地储粮的起运，留下来的没有多少，又凭什么作为买粮的本钱而作防备呢？至于重视祭祀、审查军功、清理冤狱、公正地考察弹劾，虽然可以消弭灾变、恢复和气，何况未必能达到陛下所求的效果呢？就今天而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而冒领功劳升官授职，难道能够全部革除吗？刑部等刑狱机构是天下观法之所，却制定这种拘泥律文而导致错判的做法，也还是会触类旁通，要求进一步查求，于是逐条陈述、逐项说明：例如奢靡尚未完全节制，孤贫者尚未完全得到怜恤减免，孤立的臣子心怀不同意见而不能和谐，获罪被逐的臣子仍在谪籍而没有恢复身份，这些都是导致阴阳错乱乖戾的原因。所以臣说：消弭天下的灾变，应当追究导致灾变的原因；谋求天下的治理，应当探求实现治理的根本。今天百姓凋敝困苦已经到了极点，不是沿袭旧弊所能救济的，必须由朝廷实行改革更新才可以。《易经》说：“困穷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所谓变，并不是轻易改变常道；所谓变古，是说改革那些弊政，斟酌增减损益，恢复祖宗旧制，建立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罢了。人情往往乐于因循旧习而害怕改革，害怕承担事务而躲避浮泛的议论，而且还担心弊政一旦改变，浮费冗食之徒必定有许多人不高兴。那些预先制造空泛说法来迷惑陛下聪明判断的人，根本在于陛下在上面确定圣明的意志并独自裁断，在下面辅臣专心谋划任事并承顺执行，务求实现长久治理，不作浅近谋略。应当总计天下的财赋，一年收入究竟有多少；详细计算天下的俸禄，一年支出究竟有多少；官吏多少、士卒多少、工匠及各种役夫中确实需要、不可缺少的有多少；侵耗财物而没有益处的有多少。对这些人员或酌量裁减，或全部禁止革除。庄田若不是皇帝钦赐的，就归还原来的百姓；贪赃枉法所得，就追缴入库。借此裁省冗员，使官员不必配备过多，胥吏只求足够使用；文官根据贤能与否决定去留，武官根据功过决定升降；只有技艺谋略完备的人才允许承袭职位，酌量增加其管理事务；才能平庸不足的人，仍让他们充任操练之职，等待以后承袭。其他凭借侥幸门路求取进用的人，一概停止罢免。这样士人各自勉励，职额有所增减，大概可以节省十分之二三。借此裁减冗兵，选取精锐，淘汰老弱；京师的团营、禁兵要经常教阅，轮替出戍；各郡县则分别征派少壮民兵，以备守卫疆域。陛下在王畿之内蓄养精兵一二十万来辅助守卫，那么内部就没有不强重的地方；外部边疆的镇堡，也都屯聚精强的士马，完全可以实际使用。再在沿边各处招集当地勇武百姓作为屯军，又选拔有文武才略的人为将领统率他们，那么外部就没有不充实的地方。让士兵一边耕种一边作战，使粮食和兵力都充足，也可以省去过去的一半以上。僧道不再准许剃度，时间久了自然会减少；游荡懒惰者有所惩罚，就把他们驱集到南甸。凡是没有名目的赏赐、不急需的工程，都属于应当革除的浮费。规划详细以后，制定为经常实行的制度，颁行天下。敕令各有关部门，命台谏官负责纠察，选择监司负责推行。陛下振作刚健果断的意志，明确赏罚劝惩，严格执行命令以示遵守。循良之吏奉行法令，就赏赐以劝勉功劳；昏庸之吏怠慢命令，就处罚而不宽宥。始终如一，不稍加迁就更改。还要抑制兼并的弊端，减少科派征调的繁杂，崇尚教化，督课农桑。每年节省的费用，不会少于数十万。按照“九年的耕作，必有三年的积蓄”的原则，就会如此。由此忧愁叹息不再产生，灾变不再发生，百姓享有丰足富裕的快乐，天下仰望改革更新的治理。即使发生水旱灾害、盗贼或战争的祸患，积蓄既多，防备也早已具备了。

译何况再用盐利来补助，用茶马贸易来增加，用常平仓来积储，又有财物可以资助馈送军粮、补充军需，不必动用内库的银两；增加粮价来准备买粮，外部自然就有余裕。陛下可以高居无忧了。贾谊说：“积蓄储备，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而有余，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能胜利；招致敌人归附，使远方归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这难道不就是陛下今天的治理目标吗？史书称汉文帝时富足，太仓的粮食多到红腐而难以食用；京城和地方的钱多到钱串朽烂而无法清点。探求汉文帝之所以达到大治，只有恭敬节俭罢了。陛下约束自身可比舜，克制自己类似禹，天德之美远远超过汉文帝，而富庶的成效尚未达到，恐怕就是浮费冗费还没有节省吧？这就是臣反复恳切向陛下陈说的原因。臣见识浅陋、思虑短浅，本来不负有进言之责；承蒙陛下下谕鼓励进言，臣以管窥所得，怎敢不竭尽陈述？仰望陛下宽恕臣愚昧冒犯，俯赐采纳选择，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不胜战栗惶恐之至。以上事由，奏上后奉圣旨：有关部门看过后奏来。钦此。钦遵。抄出送有关司查呈到部。除上述事项外，关于防役的事项，应当一并送交，仰请精膳清吏司呈报施行。以上事由，移交到司。查得先前因纂修事务，据太常等寺典簿防手本逐项查开：太常寺防役，洪武年间定为四百名，景泰六年增加三百名，成化十五年增加三百名，弘治五年增加三百名，共一千五百名。光禄寺在宣德初年为九千四百六十二名，宣德十年减去四千四百六十二名，只留下五千名；正统四年又增加三百八十名，正统七年增加一千零四名，成化十一年增加五百名，共计六千八百八十四名。又查得嘉靖六年六月，为“裕京储、安里甲、顺孝情、革奸弊，以裨圣明修省事”，该部议定，按照光禄、太常二寺防役各项中有占用过多的，太常寺由收牲口御史、光禄寺由巡视科道官分别彻底清查，令占用者全部退出，不许隐瞒吝留。题奏后奉圣旨：准照议定施行。钦此。嘉靖八年三月，又因应诏陈言以消弭灾异之事，监察御史穆相等上题；本部议定，按照二寺厨役近年有冒名顶替的，有的父亲是太常寺防役而儿子又是光禄寺防役，有的一家有三五名役夫，应当令二寺委派公正官员造册，会同收牲口御史、巡视科道官全部裁减革除，直接具奏请旨定夺。题奏后奉圣旨：是。钦此。各寺已经分别办理，一体钦遵，会同清查裁革之后，随后又因按照旧例告补防役以补足额数、便利供奉祭祀之事，太常寺防役王通等奏报：本寺现有领取粮饷的防役一千一百九十二名，逃亡、死亡一百一十三名，尚未解送一百九十五名，应役不足，要求把在册余丁吴进等收补以补足人数。又因遵照旧例，请求施恩，将在册余丁补足额数以减轻困苦，光禄寺防役葛升等奏报：原额防役六千八百八十四名，历年及近年逃亡、死亡共一千八百名，现有领取粮饷者五千八百零四名，其中拨给大庖防役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御酒供应库、蜡烛、旛竿及二寺一百一十六名，钦拨给尚膳监跟随太监等官五百八十九名，内阁、翰林院、尚宝司、吏科等衙门一百二十六名，大烹门关防、搜检、巡风二百五十二名，本寺只剩防役二千八百一十五名，差役太多而人数太少，难以支撑。现有在册余丁黄洪等，请求派人拣选、验补。以上事项具奏后，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又已移文各寺催促查报，但仍未上报。现在根据前因，将全部查核案卷呈送到部。臣等看得，前项防役专门用于供应皇帝所用的膳食，以及内外祭祀、差使、执[疑字：▯]、司味等事务，各有定额。本部近年遇缺即补，空余已经不多，但仍据各役分别申告人数不足，似乎很难把原定名额一概议定革除。不过查得太常寺洪武年间只有四百名，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名；光禄寺除洪武年间无从查考外，宣德十年还只有五千名，后来增置到六千八百八十四名，确实比旧额增加过多。而且根据葛升等奏报，寺监等衙门跟随官员等项杂差很多，实际供役的人却少，必定是过去占役、冒名顶替的弊端因袭未除。嘉靖六年、七年等年，本部曾两次题奏并奉钦依，命令会同巡视、收牲口的科道官清查明白并逐项开列，不许隐瞒吝留。直到现在多次催促，竟然还没有办完上报。如果不严定期限、依实查办，不仅冗食人数会日益增加，也恐怕劳逸不均，使贫困者受到偏重负担。名额计算虽多，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根据行人王[疑字：▯]所奏，防役新增、续设的数量不知是古代的多少倍。应当仔细计算，真正需要而不可缺少的有多少，侵耗财物而无益的有多少。酌量裁减，或者全部禁止革除。这一条应当依照拟定意见核查处理。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备文通知都察院，命该科选派老练而有办事魄力的给事中、御史各一员，本部选派属官一员，前往太常、光禄二寺，会同各堂上官调取人员档案，迅速查明上述防役过去设置、后来增添、逃亡死亡、现有总数各为多少；某项官厨实际需要多少名，某处供奉祭祀实际需要多少名；某些衙门跟随官员、听事、书写人员是在何年何月题奏并奉明旨确定拨给的，或者只是一时暂拨借用而后来沿袭成为定例；实际应当保留、裁减多少名，以及除此之外尚未尽列的条件，都要查清楚，斟酌事务繁简，制定适中的制度，逐项开列呈奏施行。本部查照汇编制作防役文册，永远作为固定名额。每年该寺仍要奏请委派一名堂上官长期督率属官，依法查核并革除奸弊；满一年更换时，具奏考核。名额中如果再有纵容私自占役、役使人员、让人缴纳月钱、借名冒用而不自行查举的，光禄寺由巡视科道官、太常寺由收牲口御史纠察，按照管理军队人数多少的条例奏劾治罪。以后防役逃亡，除按例逃亡三个月以上送问、两次便充军为民外，如果一次逃亡三年以上，按照正统九年题准的事例，长期服役一年；第二次者，长期服役二年。

译遇有缺额时申请补充，务必选取精壮之人；如果有违反条例、冒用姓名、冒籍投托权贵、企图花钱买闲职等事情被查发，就连同原来的保结人和乡官一并送审。防役这样革除、区分，名额既然明确，劳逸也相当，官署没有冗余役夫，而供奉祭祀的事务也因此大为振作。以上事项复议题奏，奉圣旨：是。依拟议施行。钦此。已经通行各处，钦遵，并奏请差遣官员清查办理。现在根据前因，案卷呈送到部。臣等看得，礼科左给事中田秋、广东道监察御史陆琳清查防役并陈述意见，各有见解，适宜依照拟议列出前述各条，请圣上裁定。此事关系到陈述时宜、改革弊政、使治道隆盛、为万世垂下治安之法，且奉钦依，命礼部看议后奏来。事情关系重大，不敢擅自办理，逐项开列题奏，奉圣旨：是，依拟施行，计算开列。一、神宫监、奉先殿、尚膳监等处的太监、少监、丞、奉御、长人等，滥用防役人数很多，依法应当查究。但这些弊端长期相承，时间已久，如今又能在事前主动退出，是否可以免予追究？收回的防役共一千九百多人，都应分别拨回原来当差的地方。前项查得，嘉靖六年六月，为裕京储、安里甲、顺孝情、革除奸弊、辅助圣明修省之事，本部题奏并奉钦依：各项有占用过多的，按照题准事例，太常寺由收牲口御史、光禄寺由巡视科道官再次清查，把各项占用的役夫全部令其退出，不许隐瞒吝留。此后，如今科道等官奉命查审各监，也能够事先主动退出，适宜免予追究。但是各监退出的防役共有一千九百多人，人数既多，未免有敷衍故事的情况，只有退出之名而没有退出之实。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之日，仍令有关寺及原来委派的科道官按照名册逐一查核防役，以便收受并分拨当差，这样或许能够清除私自占役的弊端，而供事也不至于缺少人员。一、先前礼部题准的远年逃亡、死亡防役允许由同乡之人顶补的事例，是因为未经清查时应役人数不足，而且从原籍清勾十分扰民，所以采取权宜办法，以解决急需。如今各有关衙门占用的役夫都已经收回，该寺应役人员已经足够使用，应当停止前例。何况顶补之人大多是军户、匠户、权势豪强之人，使用假名、冒充籍贯。除已经革退的太常寺二十九名、光禄寺四百零二名外，以后如果太常寺防役减少到不足一千名，光禄寺减少到不足四千名，才允许从在册余丁中选取有力量、有产业的人，送部验中收役；不许滥行到原籍勾取扰民。仍然每三年编造一次余丁名册，以备取用。如果果真余丁不足，再另行议处。前项查得，此前本部右侍郎桂题奏，为裕京储、安里甲、顺孝情、革除奸弊、辅助圣明修省之事，本部议定：太常、光禄二寺逃亡、死亡的防役，行文原籍暂免清勾，以减轻百姓困苦；其中有逃亡、死亡的防役，允许户丁及同乡愿意顶补者到部申告补役。题奏后奉钦依准照议定施行，已经通行并遵照收补；这无非是为解决一时急需而采取的权宜办法。这个办法并不是不好，只是法令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以致冒用姓名、冒充籍贯、混杂滥收的人很多。如今科道等官清查后，各有关衙门占用的役夫都已经收回，该寺应役人员已经有一千九百多人，同乡顶补这一时权宜办法自然不必再用，应当停止前例。以后太常寺防役减少到不足一千名、光禄寺减少到不足四千名时，才允许从在册余丁中选取，送部审查验收为役；不许再滥行到原籍勾取扰民。这些处理都已审议妥当，适宜依照议定办理。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之日，本部令太常寺将同乡顶补的二十九名、光禄寺将同乡顶补的四百零二名查照退革；被革之人不许含糊上奏扰乱，如有故意违犯，查究治罪。以后各处如果防役减少到低于本次题准的数额，才允许选取在册余丁送部审勘验收为役；仍每三年编造余丁文册送部查考，不许像以前那样一概滥收，以滋生弊端。如果余丁不足以补充使用，本部另行议处并奏请定夺。这样，防役自然足够使用，也没有冒名顶补的弊端了。一、这次清查之后，占役的弊端既已清除，以后每年确定委派一名堂上官、太常寺博士一员、光禄寺署丞四员，专门清查厨役，斟酌事务繁简，分拨牌局人数多少，务必使贫富负担适当均衡；所有替补事务、月粮弊端，都听任督察。年终会同巡视、监收钱粮的科道官以及部里委派的官员查考一次，具本题报。如果有占役诈冒的弊端，就立即参奏革退。神宫监大烹门以及该寺各署的写字人役，也在年终一并查核更换，以防生出弊端。今年是立法之初，尤其在于用人得当。臣等认为太常寺少卿王学夔、光禄寺寺丞彭黯，都精明敏捷、清正强干，适宜立即命令他们管理，或许能够使制度规模确定，法令操守不致毁坏。前项事务，臣等看得，前述防役在太常寺固然有占役的弊端，在光禄寺占役的弊端尤其严重，而且其中替补事务、月粮弊端及写字人役长期惯于生事，实在不能没有问题。如今科道等官已经清查明白，还要每年确定委派一名堂上官、光禄寺署丞四员专门清查并革除奸弊，年终会同巡视、监收钱粮的科道官及本部委官查考，无非是防微杜渐、慎始虑终的意思，适宜依照拟议施行。不过，文中提到太常寺少卿王学夔、光禄寺丞彭黯，都精明敏捷、清正强干，适宜立即命令他们管理；所举用的人固然合适，但恐怕各官升迁调转不固定，难以指定姓名长期委任。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本部备文通知太常、光禄二寺，每年轮流委任各堂上一名官员，督同博士、四署掌印官制定办法并查核防弊。到满一年更替时，仍会同巡视、监收钱粮的科道官及本部委官查考一次，具本题报。防役如果还有像以前那样混杂私占的，就奏请从重惩治。各项写字人役在年终一并查核更换，以防奸弊。这样，奸弊既然清除，法令操守自然就确定了。

译一、神宫监、奉先殿内臣原先私自占用的防役都已经革除收回，但各官私宅和灶上也需要用人，应当令太常寺每月轮流拨给防役二百名，代替他们承担烧火供薪的劳役；一概不许像以前那样包纳月钱。遇到祭祀、打扫等公事，仍然要召回供役。至于惊赶寒鸦等项人役，每天辰时进入，巳时出去，不许留在里面私自做事，也不许在庙城种花种菜、浇灌污秽之物。以上如有违犯，都听任太常寺纠举。前项事务，臣等看得，神宫监、奉先殿内臣原先私自占用的防役都已革除收回，但各官公所、住居等处也需要用人，虽然不属于原额定例，却合乎权宜时势，也应斟酌处理。如今科道等官议定每月轮拨防役二百名，代替薪水之劳，不许仍令包纳月钱；遇到祭祀、打扫，仍召回供役。其余惊赶寒鸦等项人役，详细规定出入防范，严格禁止在庙城污秽，十分妥当，适宜依照拟议施行。但是神宫监等监有太监、少监、丞、奉御、长等官，品级大小既然不同，分拨人数多少也不能没有区别。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本部札付太常寺分别等级，酌量人数多少拨给各官役使；祭祀、打扫等事务，都依照原拟施行。这样，大概就能使防役不被滥用，革除包纳月钱的弊端；出入不敢混杂，污秽的祸患也能消除。一、太常寺原有值守防守门、库等处的役夫，这与光禄寺的事务不同；跟随官员、看守门户等事项，不应轻易使用防役。但香帛、祭品存放在内，必须严加看守；各官入坛供事，又不是防役便不敢擅自进入。因此历年沿袭下来，私自占用原本没有固定名额，未免过多，应当确定一个适中的制度。除看门、看库、看仓由兵部另行签派外，守护牙牌、祭服这两项各定四名；卿五名，少卿四名，寺丞三名，典簿、博士二名。不许额外多占，违犯的听任监收钱粮科道官纠察。前项事务，臣等看得，太常寺值守、看门、看库、看仓等役，既然已有兵部签派的人数，似乎难以一概滥用防役。但该寺的香帛、祭品存放在内，这正是防役所主管的事务；各官入坛执事，确实不是防役便不敢擅入，所以沿袭役使已经很久。如今科道等官清查议处，要求确定适中的制度，无非是衡量事务性质、斟酌时宜，适宜依照拟议施行。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之日，本部札付该寺逐一分拨：牙牌、祭服每项定四名，卿六名，少卿五名，寺丞四名，典簿、博士二名，永远作为定例。不许额外巧立名目，冒支钱粮、多占役夫。如有违犯，准许监收钱粮的科道官纠察检举。这样，事务有了确定的体制，长期沿袭的私自占用弊端就可以革除了。一、大庖防役有一千一百多人，如今查得其中五百三十七名是实际执役之人，照旧留用；其余六百三十六名都声称奉钦依跟随太监、少监、丞、奉御、长人等。臣等议定，该监内臣都是列职近侍之人，既没有上朝参见、办理事务的劳苦，可以免除车马随从、仆役之劳。何况内庭是机密之地，岂能让六百多人滥入？是否只留下二百名，供应各官直庐的薪水劳役，不许仍像以前那样包纳月钱；违犯的听任巡视科道官纠察。其余四百三十六名，仍召回该寺分署执役。臣等看得，设置防役专门是为了供应皇帝所用的膳食以及内外祭祀差使，起初并不是内监等官所敢使用的。后来虽然声称奉有钦依，跟随太监、少监等人，不过是乞求恩典、请求讨取，沿袭下来成为惯例罢了。然而又不按照原来准许的数目，有的本来只准八名，却占用到二三十名；有的占用三四十名，最终竟有六百多人跟随而滥入。臣等私下认为，该监内臣都是列职近侍，既没有上朝参见，也没有催办远行劳役，滥用防役实在没有根据。何况内庭是机密严密的地方，却让六百多人得以滥入，更加不合适。如今科道等官议定查明革除，确实很有见地，适宜依照拟议施行。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之日，本部札行光禄寺转行掌印官查照：除大庖防役五百三十七名原本是实际执役之人，照旧留用外，六百三十六名中酌量留下二百名，分别等级，拨给各官承担直庐薪水之役。仍令该监大小官员务必恭敬遵守皇上裁定节省的旨意，不许再像以前那样占用防役、包纳月钱；违犯的由巡视科道官参奏治罪。其余四百三十六名，查照原来各署分拨服役。这样，历年滥冒占用的弊端就全部革除，该寺实际服役的人也都能得到有效使用。一、各处禁密之地，由内臣执役，非防役不敢擅自到达。臣等已经共同议定，酌量裁减革除，并编造文册以备查考。前项事务，臣等看得，禁密之地哪里是平常人敢于擅自到达的？事务简少的地方，即使人数多也没有什么作用。如今科道等官审度事务性质，斟酌繁简，逐条陈述应当保留、应当裁减的事项，分别清楚。这样的节省合乎人情，规划也合乎适中的制度，十分妥当，长久实行也可行。适宜依照拟议施行。是否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本部备文通知太常、光禄二寺一体遵奉，永远作为定例，使事务有统一的规章，人员不再承受偏重负担。为科举主席事【席书】。

译精膳清吏司案卷呈报：奉本部移送礼科抄出的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勋题奏。后军都督府咨文，经历司呈报，准礼部仪制清吏司手本：本部题称，嘉靖五年三月十五日殿试，十九日赐进士荣宴，在礼部举行，需要大臣一员主持宴会等事，着武定侯郭勋担任主席。钦此。钦遵。查得历科进士赐荣宴的宴图，设席时钦命的主席大臣居中，读卷等官分列左右，已经成为定规，施行多年。本科宴图却不分主席、读卷官员而平均分列左右，似乎超越以前的规制，也看不出朝廷钦命主席这一盛典的意义，只恐临期会使礼仪错乱，有失大体。以上事由题奏后奉圣旨：只照旧规施行，有关部门知道。钦此。钦遵。臣亲自到礼部中门内，见礼部堂上官迎接我，向我说明圣旨只是“照旧规”，少了一个“是”字，意思有些不明；又说正德年间有两三次都分别坐在左右席位，这就是旧规。臣思考，正德年间改变扰乱的弊政，已由各有关衙门全部厘革完毕，怎么反而把科举恩荣宴的席位次序当作旧规？又想到所谓旧规，应是我太祖、太宗以及历代圣上相传的规制，怎么能把近来未经奏请、任意更改席位的做法当作旧规？臣见各官坚持不从，又说圣旨意思不明，只得舍弃小的忿怒而保存大体，面向宫阙叩头行礼。饮酒完毕，臣就在左席分坐。臣切实认为，前项旧例一旦轻率废弃，未免有损盛典，也看不出朝廷命官的深意。恭请皇上俯察大体，乞敕礼部把自洪武年间历代圣上开科以来，恩荣宴中钦命武职大臣居中主持的事例详细查明：究竟从何人开始居中主持，哪一年由何人首创左右分席；如果有应当奏请的事项，请定夺。这样，主席和与宴官员就能永远有定规，使本朝典礼明确、礼乐兴盛，免得临期不便。这并不是臣敢再次希望将来处置的事，实在关系到国家政体。以上事由题奏后奉圣旨：恩荣宴是君臣之间的盛大典礼，已有明旨说照旧规行，礼部却不遵守，擅自议论圣旨意思不明。今后务必遵循法令规矩，不许再来烦扰亵渎；仍着该部查明后奏来定夺。钦此。钦遵。抄出送有关司查核。先前又准仪制清吏司手本：本部题称，本年三月十九日赐进士荣宴。在礼部举行，需要大臣一员主持宴会等事。题奏后奉钦依：由武定侯郭勋担任主席。钦此。备文送到本司，再转行光禄寺准备。到期举行宴宴时，又从礼科抄出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勋再次题奏前事，奉圣旨：只照旧规施行，有关部门知道。钦此。钦遵。除依照上一科宴图，主席公侯坐左，大学士首臣坐右的分例与宴外，如今查得，礼部弘治以前的卷宗稿本被火烧毁，无法查考。又查得正德三年、六年、九年赐进士荣宴，钦命英国公张懋主席；正德十二年由成国公朱辅主席；嘉靖二年新政初年赐进士荣宴，也由成国公朱辅主席，都与大学士李东阳、梁储、杨廷和等分列左右席位。历年稿本中查不到主席居中的事例。再查《大明会典》，其中只记载赐进士荣宴时钦命大臣一员待宴，也没有列明座次。全部查核案卷呈到本部后，臣等私下认为，臣下的职责只是遵从成命，部里的规制只是守护旧章。何况恩荣赐宴是朝廷盛典，作为臣子，哪里敢不恭敬遵守圣上命令，轻率扰乱旧章呢？《大明会典》是国家的旧章。会典记载：“张榜的第二天，在本部赐状元、进士宴，命大臣一员待宴，读卷、执事等官都参加进士宴，各官都簪戴恩荣宴牌花。”臣等恭敬阅读圣制，其中并没有记载待宴大臣在中席就坐，也没有说要与内阁大臣分坐左右。自洪武以来相传已久，人事变迁，已经无法考查；但从正德年间到嘉靖二年，赐进士荣宴都是待宴公侯坐左手第一席，内阁首臣坐右手第二席，其余依次分坐，历来相传作为旧规。近来奉钦依只照旧规施行，臣等恭敬遵守上命，只得把嘉靖二年以前宴图的座次作为旧规，不敢另行改作以扰乱成法。如今武定侯郭勋请求详细查明武职大臣主持宴会并居中的事例，请求命本部查明后奏报定夺。臣等考察会典，既没有记载座次，查考远年也没有中席就坐的凭证，只有正德以来的宴席图仍然存在，参加宴席的人也都在，这就是旧规，此外没有疑虑。再详考会典所载国初礼仪定制，只说“命大臣一员待宴”，从未说“命大臣一员主席”；“主席”二字不知见于哪部典籍。本部题本改称“主席”，也不知道始于哪一年。所以朝廷每逢远国朝贡，凡是命大臣出席，都称为“待宴”。按今天的道理说，接待远方之人尚且称“待宴”，不称“主席”；哪里有接待状元、进士、九卿、翰林，反而称“主席”而不称“待宴”的道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历年修书、筵宴，都是待宴大臣坐在右边，内阁大臣坐在左边；唯独宴请状元、进士时，待宴大臣反而坐在内阁首臣的左边。臣等曾经疑惑其中的道理，实在很不通。没想到钦命的公侯尚且不以坐左边为安，又想坐在中间，只求完全保全自己的尊位。这并不是武职大臣故意尊大。他的想法是：既然宴会以“主席”命名，奉命办差的大臣如果不坐中间，恐怕会辱没朝廷的任命。因此武定侯郭勋两次具奏，确实是有原因的。只是他不知道，礼制没有比区别名分更大的，名分没有比名称更重要的。恩荣宴是朝廷的宴会，“主”是朝廷对尊位的称谓。能够当得起这个名称的，只有庆成宴：天子屈尊亲自接待百官，才可以称作“主席”。作为臣子，如果称为“待宴”，尚且可以；如果称为“主席”，万万不敢。多年承袭错误、习惯谬误，却不知道已经违背义理、冒犯名分。

译臣恭请皇上下敕给本部：今后一切筵宴，凡题本请命大臣主持的，不许擅自拟写“主席”二字，应遵照《会典》所载祖宗钦定的礼仪定制，只称“待宴”。凡文举赐宴，钦命武臣仍坐在左边，内阁大臣坐在右边，读卷官按图示次序就坐。凡武举赐宴，钦命文臣也按次序分坐左边，公侯按次序分坐右边。其余筵宴照常按序就坐。这样名分就会端正，礼乐自然兴盛，旧典得以恢复，陋习也可以洗除，而且彼此势力平等，在一堂之上便能和和敬敬。此事关系科举以及奉钦命举行的恩荣宴，是君臣间的盛大典礼，已有防范规定，应照旧规办理。礼部却不遵守，动辄议论说防范意旨不明。今后务必遵循法规制度，不许再来扰乱亵渎。还应令该部查明后奏报，听候裁夺。有关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嘉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部尚书席题奏。四月初四日奉圣旨：今后待宴官员居中席，读卷官分坐，该部不许擅自更改。钦此。庆成筵宴，即使遇到灾害歉收，也不免除这一惯例。【汪俊】礼部题奏筵宴一事。精膳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礼科抄出的翰林院修撰唐臯奏疏，题为“举行旷废的大典以备大礼事”。臣听说祭祀的礼仪，没有比郊祀更为重要的；君臣之间的感情，必须通过宴享才能沟通。古代帝王用来尊重根本、报答始祖，并厚施慈惠恩德的事情，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所以，大祀礼成之后举行庆贺，确实是不能废止的礼仪。查嘉靖二年正月举行大祀天地，按例第二天应当举行庆成赐宴。皇上因礼部的请求，考虑到灾害歉收的缘故，特意下令免除。这确实是敬畏灾害、体恤百姓的盛大仁心。臣私下认为，郊祀是尊奉祖先配享上天，是孝道的极致；宴享是接受神灵赐福并承受福佑，是仁德的极致。一举而仁孝之道都具备，这是帝王所看重、祖宗所详细制定并世代遵守的制度，难道可以偶然因为水旱灾害，便把它例同其他筵宴而废止不举行吗？自武宗末年，皇帝巡幸在外，有时废弃郊祀，有时举行郊祀却不设宴，神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灾变接连发生，这些情况都可以追寻考见。皇上登基继承大统后，百事焕然一新，敬天事神，神灵的福佑也迅速回应。如今临朝已经足有三年，君臣却还不能在同一天共同欢庆，难道不是缺失的大典吗？此前说是妨碍国防，如今又推托年岁凶歉，议论一定会说：“正旦早朝发生日食，前代曾因接受朝贺而受到讥责；灾害歉收接连报告，今天应当以节省礼仪为宜。”礼仪有大有小，大礼不可削减，小礼不可增加。郊祀是祭祀中的大礼，庆成宴也是大礼。如今竟特意下令免除，削弱报答上天的礼仪太过分了。礼仪就像人的身体，肢体不完备，君子便说他不是完整的人。郊丘祭祀由钦天监选择日期，是礼仪的开始；光禄寺设宴，是礼仪的结束。首尾完备，才叫大成。如今减少郊祀之后又废止宴会，有开始而没有结束，能说是礼仪完备吗？臣实在浅陋，没有什么知识。考察周公制定的礼仪，尊奉后稷配享上天，而《行苇》诗所说的，正是祭祀结束后举行宴饮并奏唱歌诗，由此可知郊祀必定有宴饮。唐代张九龄曾告诫他的君主说：“上天是百神之君，也是王者所受命的对象。自古继承帝位的君主，敬奉上天，以报答所受的天命，所以郊祀之礼不因德泽尚未遍及、年谷没有丰登而缺失。”由此又可知，灾害歉收也不能废止郊祀。宋朝郊祀之后大赦天下，并防补官员、赏赐财物，费用不可估量。郊祀礼毕，必定在紫宸殿设宴；废止郊祀，也就废止了宴会。然而，景祐年间并没有因为淮水、汴水泛滥，澶河决口而废止郊祀；乾道年间也没有因为一府八州军发生饥荒而废止郊祀。景祐年间正是吕夷简掌权任用之时，乾道年间则在朱熹被召入朝廷、对答垂拱殿之后。没有听说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因此又可知，灾害歉收不能成为减少郊祀并废止宴会的理由。臣近来看到江淮地区报告灾情，陛下悲悯忧虑，发放公帑，派遣重臣前往赈济，对百姓的体恤已经达到极致。关键在于大臣任用得人、处置得当，使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不辜负皇上的任命。何况礼仪在郊外举行，百神各自接受职掌，那么风雨就会调和，寒暑就会按时，吉祥的征兆也会应验，这也是转祸为祥的一种办法。难道可以吝惜一天的欢乐，而不能承受百神赐予的福佑吗？臣恭请皇上深思报答上天的大礼，彰明完备盛大的仪式，俯察臣愚昧的言论，特赐批准，下敕有司照例举行。这样，废弃数年的大典就能在一朝重新见到，神人共同得到喜悦的吉祥，君臣也能共享同游同庆的盛况。以上意见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又有兵科给事中裴绍宗题奏，题为“举行大礼以沟通上下感情、取悦上帝之心事”。臣私下认为，祖宗制定郊祀庆成大宴，是认为上天既已享用祭品、大礼已经完成，所以让君臣共同庆贺。近日礼部题奏筵宴一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举行大祀庆成，按例第二天应当设宴，奉圣旨说，既然各地都遭受灾害歉收，准许暂时免除宴会。钦此。臣一听到成命下达，便深深惋惜大礼被废止。万寿圣节免除宴会而赐钞，以及正旦、冬至等节免除宴会而赐钞，都是陛下节省财用、体恤百姓的意思，本来是可以的。至于庆成宴，是庆贺上帝临降享用祭品。如今郊祀结束却不庆贺，难道要说上帝没有享用祭品吗？臣认为不能不庆贺。况且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三年，先前因为国戚之事两次废止大礼，如今又顺从这种做法废止悦天的举动，在义理上如何说得通？如果陛下在郊祀以前，减少营缮，免除织造，罢去冗官，整治刑狱，以尽到防灾的实际努力，使光明的德行如馨香般上达，这当然是应该的。大礼既然已经完成，自然应当以天心享用祭品、神灵降临为喜悦。所以《易》卦把“殷荐上帝”说成“豫”。郊祀以前，百万费用也不吝惜；郊祀以后，却连酒一杯、肉一豆都舍不得，这在义理上如何说得通？从前孔子爱惜礼仪而保存祭羊，所以文王、武王即使正值出兵征伐的时期，也没有忘记《天保》《鹿鸣》的歌诗。因为君臣之礼一旦疏远，上下之间的感情就不能沟通；

译上下之间的感情不能沟通，阴阳之气就不能调和；阴阳之气不能调和，天地的祥瑞感应就不能到来。所以君臣协和，也是消除灾害、平息变异的方法。臣考察礼经，父母之丧服丧三年可以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即使正在服丧也要解下丧服的绳带前往行事。服丧尚且不废止这些礼仪，何况灾害歉收呢？所以，这一礼仪在上位者举行，是在郊祀之前敬奉上天，是在当时效法祖宗，并不是不畏惧灾异给百姓带来的影响，也不是不防备百姓的穷困愁苦。因为这是祖宗制定的奉天大典，即使陛下也不能任意废止。更何况国家历经一百五十年，陛下中兴帝业，却在这里突然废止此礼，对上使朝廷失去延请款待的诚意，对下使群臣失去欢庆拥戴的期望。在礼法和人情上，岂不是都不可以吗？昔日唐宪宗元和二年郊祀时降雪，众人都欢喜愉悦，大概是上天对先前诚意有所感应。何况陛下要做大禹那样率领诸帝的君主，做商汤那样自我责备的君主，难道反而要轻视唐宪宗而不这样做吗？陛下为什么不寻求防灾的实际措施，却只为名义上的理由废止这项大礼呢？臣恭请陛下召集大臣和礼官重新议处。如果臣所说不谬，请收回新的命令，敕令礼部、光禄寺修复举行大宴，依照仪式行礼。这样君臣感情融洽，汉代官员威仪的盛况就能在今日重新看到，上天未必不喜悦，灾变未必不能消除。以上意见。奉圣旨：已经有防范了，该衙门知道。钦此。查得先前本部题奏如下：奉圣旨说，既然各地都有灾害歉收，准许暂时免除宴会。钦此。如今前述案件呈到本部，本部认为，修撰唐臯、给事中裴绍宗分别上奏说，祭祀礼仪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君臣感情必须通过宴享沟通；先前因为国戚之事两次废止大礼，如今又值吉日举行庆成筵宴，不可以因为灾害歉收而废止悦天的举动，请求照例举行。关于取悦天心这一点，与本部原题所说君臣庆会的盛典、不应吝惜天下费用，大意相同。上述筵宴确实应当举行，但四方灾害歉收，本部也不敢不一并奏闻。先前奉明旨免宴，已经足以让人仰见皇上体恤灾情的德意；如今各官又有论述请求，更希望皇上俯赐施行，以彰显听取谏言的公正。请敕令本部照例施行，光禄寺准备办理，到期举行筵宴。这样盛典就不至于长期废缺，朝廷内外也能共同欢悦。此事关系筵宴并奉钦命办理，请该衙门知道，已有圣旨，请该衙门知道。有关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裁。嘉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本部尚书汪等具题。初十日奉圣旨：仍照旧例设宴。钦此。光禄寺修订供应数目和事例 礼部题奏修订典籍、考核经费，以备查阅并确定成规一事。精膳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礼科抄出的光禄寺卿黄宗明题奏。国家财用之所以能够制定适宜的经费、考核收支数目，最先要依靠典籍。况且光禄寺所掌管的，就是《周礼》天官宰夫的职务，负责制定法式、掌管祭祀所需的戒具和祭品，以及朝觐、会同、宾客之礼，按照牢礼的法则掌管牲牢、积储、膳食、进献、饮食、宾客赏赐的餐食及其陈列数目，无不由此办理。费用浩大，供应事务繁杂，每天都忙不过来，因此设置典籍极为重要。臣自到任以来，随事考察搜求，查核簿册档案，但年代久远，卷宗档案脱落毁坏，洪武、永乐年间的旧档已经大多无从保存。成化、弘治以来，偶尔还可以考查，但都是随时增删变更，条例繁多。弘治年间，本寺少卿赵竑；正德九年，本寺卿沈冬魁；嘉靖七年，本寺少卿史道，都曾修纂《光禄纂要》，然而那些都是为翰林院纂修之用，并没有斟酌折中形成可以长久继承的成规。因此各署供应没有统一标准，内外相互隔绝，也没有相互照会；吏胥贪婪，反而从混乱浪费中获利，挥霍珍贵物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臣与同僚官员相互查阅，共同考订，删去繁杂、取其简要，舍弃缺点、采用长处，编成定则。全书共五卷，并分别按类别附列名称，题为《光禄须知》。又摘取其中的要点，以备皇上御览，谨慎缮写装订后进呈。其中如祭祀供应一类，皇上曾经下令革除或改正，但各类事项还没有完全处理的，臣等不敢擅自办理，恭候圣裁。考核名实、谨慎出纳、防止奸欺，这还只是小事。殊不知帝王谨慎修德，供奉御用饮食，是最切近的事情。何况宗庙和群神每天都有进献祭祀，这是竭尽诚意以报答神灵、防止奢侈、节制欲望、修养德性和身体的事务，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如蒙准许，请敕令礼部再次详细订正，使内外宫禁都采用统一标准，以确定成规；务必使祭祀有固定仪式，供献有固定品类，膳食有固定味道，宾客赏赐有固定规格，数量有固定标准，使贪婪者无利可图，卷宗档案不至于埋没，并转行各衙门，一体知会，通行遵守，实在便利有益。此事关系修订典籍、考核经费以备查阅并确定成规，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奉圣旨：礼部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抄出送司查得，先前关于供应牲口一事，本部议定每年上下半年…… 按日逐项供应，仅这些项目共需猪、羊、鸡、鹅十万头（只），分别派给南北直隶及各布政司、府、州、县采购办理并解送缴纳。其中浙江、江西等处布政司、府，应天府以及南直隶府州路途遥远，牲口往往因而瘦弱损耗，不能使用，便命令折合办理，将价银解送本部，再转送收买使用。山东、河南等布政司，顺天、北直隶，淮扬等府以及徐州，都是附近有产地的地方，采购实物解送。其中特别肥大的绵羊、羯羊和祭祀用猪最难饲养，也要按数折合办理，将价银解送本部，再送到光禄寺，以备一年供应支用的需要。一切祭祀进献、膳食、筵宴、下程等物，都由此项供应支出。如今前述事项一并查核后呈到本部。本部认为，光禄寺卿黄宗明所奏，制定各项经费的统一标准并编成成规，充分表现出该官员留心职务、节省费用、革除弊病、谋求长久的本意，应该依照拟议办理。但其中宾宴四夷时钦赐下程，关系到怀柔远人的盛典；先年题奏奉钦命，其中规定，会同馆宴请夷人时，本部派属官一员，光禄寺派堂上官一员，照旧巡察查看，务必使席面丰盛、酒味纯正。送给夷人下程的酒肉等物时，光禄寺派属官一员押送到会同馆，由主事验看后发给，以免酒中掺水、肉斤短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万口〕

译这项命令施行已有多年，很多人却玩忽职守，现在应当一并申明，等候命令下达之日，本部将光禄寺所题报的物件和《须知》事项抄写装订成册，每个署发给一本。凡遇供应、筵宴以及一切事件，还有御用膳食、供献祭祀的物品，都必须依照规定执行，不许擅自增减。另送一本给本部备查。筵宴外夷之日，该寺务必遵照钦命，专门委派堂上官一员，会同本部属官查看验收，不许视为寻常事务而推避不去。应当送给下程的各项物品，该寺仍须派属官一员押送到会同馆，由本部提督主事验看发放；如有不遵守的，本部将据实参奏。这样，膳食物品都能遵守成规，筵宴和下程也都能让有关人员得到实际利益，礼仪得以通达、名分得以确定，内政严整而远方之人也会服从。此事关系修订典籍、考核经费以备查阅并确定成规，以及奉钦命办理，请礼部看过后奏报。有关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裁。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部尚书夏等具题。本月二十八日奉圣旨：“是，依照拟议办理。”钦此。《名臣经济录》卷三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三十二 明代黄训编 兵部【武选上】关于旁系承袭和犯堂之事的奏疏【王宪】武选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的羽林前卫亲军指挥使司佥事、指挥使刘永昌奏疏。臣听说，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等年间，军职承袭更替并没有堂兄弟、堂侄等旁系之分。自成化十七年都御史何乔新提出建议以后，议论才纷纷出现。到弘治十八年，兵部会同官员议定：凡武职中立过功的人，若其亲弟、亲侄因故绝嗣而曾经承袭过的，都允许相沿承袭；至于侄孙以下，以及堂兄弟、堂侄等旁系，一概不准承袭。从此，亲侄的孙子、子孙被革除官职，悲苦不堪，往往不断上奏申诉。到正德十四年，武选司议定：立过功的人因故绝嗣，其亲侄曾经承袭过的，既然允许相沿承袭，那么侄孙也属于应当承袭的人数；或者亲侄因故而由亲侄孙直接承袭的，就不得承袭。由于这一议例不一致，人心不平，往往不服而不断申诉。又有前任兵部尚书、现任三边总制尚书等官王琼题奏说：查洪武、永乐、宣德等年间，军职因故绝嗣，不论堂兄弟、堂侄都可以承袭。自成化十七年都御史何乔新建言并获准施行的事例，只是针对现任军职因故绝嗣，经查不是立功之人的嫡系子孙，不许承袭；并没有追论以前立功之人因故绝嗣时，不许堂兄弟、堂侄等旁系承袭的理由。本部历年议奏，也没有侄孙不许承袭的条例。弘治十八年的新例才规定侄孙以下不许承袭，但侄孙就是亲侄的儿子，亲侄允许承袭而亲侄孙却不许，中间有很多已经承袭了三四代的人，却突然被革为总旗，成为无罪而被革职的人，人心实在不平。能否把官舍李宏等人的父祖原属立功之人、且亲侄孙曾经承袭过的，都依照弘治十八年以前的旧例，以及成化十七年官员议准的事例，允许相沿承袭？以后军职承袭更替时，查明属于立功之人的亲侄孙，已经相沿承袭一两代以上、与李宏等情况相同的，都依照旧例允许承袭；以前已经减革、曾经承袭过的，等到其子孙承袭更替时再查照改正，仍旧允许承袭。这是遵循恢复旧例、承袭军职的事理。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奉武宗皇帝圣旨：仍照弘治十八年官员议定的事例办理。钦此。随即该官又奏称：臣等私下认为，武职选授自洪武、永乐以来直到弘治十八年以前所实行的，是祖宗旧制，是一百多年相承的制度，应当遵守；弘治十八年所议定的，只是一人一时的意见，应当改正。臣等既已知道它不对，不敢默然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