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十七

译知印的资格是：两京五府的知印，以从八品出身；六部、都察院的知印，以九品出身；外地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的知印，以从九品出身。在外知印由农民佥充，服役期满后赴部戴冠束带办事半年，不经考核即可除授从九品职务；在京知印是服役期满后承差请旨，服役期满才戴冠束带。五府知印考核合格，除授从八品职务；六部、都察院知印考核合格，除授正九品职务；考核不合格的，一律降为杂职。并且外地知印不经考核即可按资格除授，在京知印考核合格后才按资格除授。这是正统、天顺、成化年间的事例，考核不合格便降职，事情并不统一。况且知印原本不是办理文案的书办人役，与吏典相同；考试取用时大多不合格，往往降授杂职，结果资格高的人所得官职反而低，资格低的人所得官职反而高，似乎不合适。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知印照旧不经考核即可选用外，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知印临到选用时，只考行移文书，按资格除授；考核不合格的，降一级任用。这样事情就适中，彼此都能安定。议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具奏补充政务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移送，抄出吏科关于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奏本如下，于是具奏。奉圣旨说：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除均衡劳逸、使士心满意一事已咨文礼部径自施行外，现将简选大臣以总领政务等七件事逐一议拟，开列如下，恭请圣裁。因奉钦依，交该部知道，事理不敢擅自处理，具题。奉圣旨说：南京户部、工部各增设尚书一员，吏部、礼部、兵部各增设侍郎一员；有两员尚书的，停止增写本监生名额；准许按数额增加两京取拨的监生，仍旧如此。吏典不必经过御史等官考送，只由各部严格考选，不许姑息。其余准照议定办理。钦此。查得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上奏说：南京户部、刑部、工部与其他各部相比，政务相当繁重，如今却只有一名侍郎；南京都察院也只有一名佥都御史。请求在各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中，请旨简选各一员，前来任职管事。查得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李益最近奉钦依改任南京都察院管事，加上右佥都御史虞瑶，已经足够两员，不必再增。南京户、刑、工三部确实政务繁重，堂上官太少，分理不周，应当增补。南京兵部也是事务繁重的衙门，左侍郎白昂最近奉钦依改任户部左侍郎，提督整理河南、山东河道，已经离任；现在只有尚书张蓥一人管事，又兼参赞机务，也应当增补。是否可以在户、刑、工三部各增尚书或侍郎一员，兵部增侍郎一员。命令下达后，本部照例会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大臣，在两京各衙门及外地巡抚、方面官中各推举相应官员两人，请旨简选任用。查得成化十七年，听选监生陈防等上奏，请求依照仓攒曹寛等人戴冠束带、守候支领的事例，戴冠束带听选。吏科参看认为：朝廷设立学校培养人才，是三代崇尚儒术的本意；科举、贡生有固定制度，任用也有等级。如今听选监生陈防等缺乏藏器待时的谋略，忘了“观我朵颐”的警戒，含羞忍耻，把自己比作杂流，希望得到冠带，恐怕有损大体。上述意见已经立案。如今南京吏部尚书王防又奏请，将赴选监生不论科举、贡生、纳粟等出身，凡年满四十岁以上的，以及考选中副榜而不愿就职的举人，不论年龄，都给与冠带。他的本意，是想使参加选用的监生年老者能够荣誉终身，使副榜举人没有考中正式名次者最终也能担任教官，这固然是疏通选法的一个办法。但是人的常情是喜好荣利的多，甘愿退处的少。以前奉诏书和恩例规定：监生有不愿出仕的，听其授予从七品，以便依亲坐监；授予正八品的，都要有司职名并填注衙门。岁贡生员到京后未曾坐监而不愿出仕的，也听其依照此例给与冠带闲住。这些都是现行制度。无奈不愿出仕的监生千人中也没有一两个，而减年冒进的却比比皆是。况且三考合格的吏典已经有资格按例戴冠束带，附选监生还没有确定品级，不能让他们戴冠束带。如今若一概给与冠带，不仅会使科举、贡生出身的人降低到与杂流相同，也不合崇尚儒术的旧规。查得在外司、府、州、县等衙门任职的官员，任满三年、六年都赴部给由。只有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官以及军职首领官，任满三年、六年考满，都赴本布政司给由、考核，并在那里领取复职牌册，分类缴送，等到九年再一并考核赴部。各地闸坝、河泊、税课司局以及驿递官，任满三年、六年考满而隶属布政司的，都赴各该布政司给由。南直隶的赴南京吏部给由，也在那里考核并领取复职牌册，全部派人缴送本部；北直隶的赴本部给由，引奏复职。任满九年一并考核的官员，不分远近都赴部给由。这是旧例。又查得成化六年，为申明旧制，本部题准：今后除边方军马、钱粮所涉及的官员，考满时须请示裁定外，其余不属于边方的大小官员，务必依例每三年给由。即使有专责、差占以及奉例纳米等情形，在三年、六年之间也要有一次赴部给由、接受考核，不许借故违避；违者查办究问。以上规定已经通行。成化二十等年，又经户部题准：受灾地区任满三年、六年的官员，依例纳米后准许给由，以便一时救荒；也已经通行施行。现在看来，前面所奏的原因确实有道理。除云南等处地方偏远，所属大小官员仍照旧由布政司发给由凭外，浙江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隶府、州、县等衙门今后所属大小官员，三年考满、六年考满，都必须依例赴吏部领取由凭并接受考核。驿递等官在外任职的，仍赴本布政司领取由凭。属于南直隶的，赴南京吏部领取由凭，并造具牌册送交吏部查考；北直隶的，赴本部领取由凭，由吏部引见奏报后复职。不许再像从前那样一概命令他们纳米，以致玷污名节。如遇地方遭受灾害、粮食缺乏而需要赈济，允许所属官司预先另行设法，或临时多方筹办。这样，考核官员的法令就不至于废弛，备荒赈济的政务也不会耽误了。

译一、查得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奏称：南京户部等衙门都有写本监生，只是南京吏部和南京礼部一直没有增设。又称各衙门的写本监生都应由本部转行南京国子监选取拨用，只有户部、工部直接自行选取，没有经过本部。等到服役期满，却又送回吏部附选，任职年限的长短便无从查考。请求在南京吏部、礼部各增设写本监生二名，兵部再增设一名；并将南京户部、工部的写本监生一律由本部选取拨用。这一节，是否可以准许其所奏，行文南京吏部依拟施行。又查照南京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鸿胪寺、尚宝寺的写本监生，都经过本部选取拨用；其中礼部写本，兵部清军、清黄、续黄中书舍人写诰，户部天财库收钞，工部清匠，都察院出巡刷卷等项监生，都是各衙门直接自行选取历用，任满之日才送到本部附选，任职年限的长短也难以查考。今后遇到上述各衙门写本、清黄等项监生有缺额，是否都应行文本部，由本部按缺额转行国子监选取拨用。这样，事务就可以归于统一，也便于查考。一、查得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奏称：办理事务所需的吏典人数很少，不论拨用何处，都应全数拨用福建、湖广所属府、州、县的吏典，或者从江西、福建、湖广偏远府分中抽调；并请求停止巡按御史考试的新例。这件事据查，天下吏员的出身资格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办理政事的人员；如果不经考核选送而一概收用，将来难道不会耽误政事吗？前项考核选送的规定，无非是甄别人才，以备任用，立法本意并没有什么不妥。况且实行时间还不长，也难以立即停止。两次考核后各处吏典赴本部领取由凭的，也有一定人数，拨用起来尚且恐怕不够。湖广、福建两省的吏员，难以准许全部拨用；是否可以酌量拨取福建邵武府、湖广德安州吏典给南京吏部。本部仍行文福建、湖广布政司，今后这两府及所属吏典役满之日，直接起送南京吏部拨用。这样，事情处理得比较适中，人员也不会缺乏使用。一、查得《诸司职掌》载明：吏员等人的父母年老而家中没有其他男丁的，必须经过本部行文勘验，确实查明后奏准，才允许离开服役；都要等到父母去世、服丧期满，再起复赴部听候任用。现在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奏称：吏典初次参选时，不考虑父母年老、家中缺人侍养，等到服役期满赴部时，才申告要侍奉父母；应当把充任吏员的农民审明确系独子者，不许起送收录参选。是否可以通行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今后选取农民充任吏员时，务必命所属官司和里老据实审勘；军户、匠户五丁以上，民户二丁以上，才允许收用充任；独子之家，不许一概含糊起送收参。充任吏员以后，如果兄弟死亡，父母年老而无人侍养，申告请求侍奉父母，仍照旧例施行。一、查得《诸司职掌》规定：京官遭遇丁忧，须具奏领取勘合回家守制；如果有接服守制者，申报本部改填勘合。其余官吏、监生、承差、知印等人，听闻父母去世服丧，或祖父母、继母去世而接服守制，起复到部时，查有原籍官吏、里老作保结的，都准许收用。现在南京吏部尚书王防等奏称：丁忧官吏有接服守制的，都要预先申报；起复之日查出没有预先申报的，送交审问，并将共同作伪证明的官吏依律究问。这一节是否可以准许其所奏，按照先年奏准的事例通行天下。今后丁忧官吏等人在服制未满时接服守制，应立即具告本州、县，由其审勘明白，申报有关部门备案；到起复之日，查无预先申报接服守制的公文，立即送法司问罪，并将共同作伪证明的官吏一并究问。如果声称已经申报，只是途中耽搁的，官员、监生不许赴选，吏典不予实拨，等查核文书到达后再行定夺。议论知府言芳请求提升科道官员的奏状【弘治王恕三年】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户科抄件，直隶广平府知府言芳等奏请工科给事中唐希介、监察御史李葵盘剥粮饷、专擅威福等事，由通政使司官员奏奉圣旨：这份奏本所奏的事情，交该衙门议覆后来说，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案呈到部。除专擅威福、伪造关防等事情属于其他部门掌管办理外，言芳所说清要的职位，是否仍应请求从其他官员中选取任职时间较长、才德素来有声望的人升用？那些新近入仕的年轻人，虽然一时之间纸面文章可观，但才德尚未显著，应该不要轻易授予，免得使他们傲慢地轻视世人，自以为聪明而违背治理政务的体制。这一节，查得给事中从前到现在大多是进士直接授职，并没有从其他官员中升用的先例。又查得弘治元年正月，南京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谅奏称：近年以来，前代奸贪之臣害怕被纠劾，含糊奏称新中进士不熟悉刑名事务，必须先选为在外有司的推官、知县，等到政绩显著后，吏部再行取选任御史。不知道这里面其实包藏奸术，正是要趁进士初中、正气刚直、意气激烈、独立敢言的时候，把他们一旦选为有司的低级职官，使他们奔走在尘埃和马蹄之间，俯仰于接受询问、听命办事之际，受到百般曲折和无可奈何的挫折。

译守职办事的人只能等候命令、按次序被行取，热衷奔走竞争的人却请托权贵保举、请求旌表破格，得到美官之后，只知道恩惠出自权贵，即使有奸恶行为，哪里肯轻易加以纠察考核。是否可以仍照旧制，在进士中选取年貌相称、学问品行优秀、平素名实相符的人，以及听候选用的举人；在外任职的进士、知县、儒学官员中，凡确实学问品行兼备、政绩著闻的，兼行广泛访察，精选任用，使贤才会聚而进，执掌监察风纪的官署得人，达到太平之治。”李谅因此具奏，奉圣旨：交该衙门议覆后来说，钦此。谨遵圣旨。本部议定：推官、知县和进士都读圣贤书，都出身科举，难道进士中没有练达老成的人，推官、知县全是不才而奔竞的人吗？关键只在于选择任用得当与否。如果选得其人，都可以任用；任用不合其才的人，就都不能胜任。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不可改变的论断。现在南京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谅奏请仍照旧例，在进士中选取年貌相称、学问品行优秀者，以及听候选用的举人，并从在外进士、知县、儒学官员中兼选任用御史，这一节确实适宜，是否可以准许其所奏。今后选用御史，在京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以及曾经考核一次且称职的行人、博士，还有进士、举人出身的推官、知县中选取，年龄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仪表端庄，言辞正当，操守廉谨，才识优秀的，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期满后听凭本院考察，各自注明考语，连同本人送交吏部。熟悉刑名事务而不适合担任御史的，另行任用。此前已经屡次题准，曾将进士陈震等选送理刑以及实授御史。现在知府言芳又奏陈前面的事情，臣等深思，科道官员是否称职，取决于人的贤能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新近入仕还是任职已久。确实有人出仕不久却端庄稳重、老成练达，也有人任官数年仍然浮躁如故，似乎不能只根据新进、久任来概论人的贤能与否。况且言芳所说唐希介等前项违法事情，尚未经实际勘查，不知虚实，难以凭知府言芳一人的话，轻易改变已经铨选确定的法令。如果等勘查唐希介等前项事情，确实属实，就交付法司论罪发落，自然足以警戒将来，哪里应该因为某个人而改变法令？是否可以等户部查核唐希介、李葵是否有前项事情，再奏请定夺。以后给事中、御史有缺，仍照现行事例，兼用进士授职补缺，永远作为定规。因为这件事是依照先前钦定、交该衙门议覆后来说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处理，谨具题奏，奉圣旨：是。钦此。议论知州赵源请求另设升格衙门的奏状【弘治王恕三年】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兵部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兵科抄件，广西龙州土官知州赵源奏称如此等情，由皇帝具奏，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抄出移文送到本司，案呈到部。查得广西龙州土官知州赵源奏称：本州地方与安南国相连，每逢交人进贡往来，都是臣率领兵丁迎送护持；其中有些官员伪称侯、伯、都督、侍郎，仗势逞狐犬之威，欺压守备官员，妄自尊大。请求按照冯祥县开设军民府的事例，将龙州改为龙州府，授臣土官知府之职，以壮声势、保固地方。这一节，臣等私下听闻《尚书》说应以先王成法为鉴，这样长久不会有过失；《诗经》说不出差错、不忘旧典，一概遵循旧章。这是古代的格言，也是后世君臣应当效法、守持的原则。前项地方自开国初年设置州治以来，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自赵帖坚归附、任土官知州以来，子孙世袭其职，到赵源已经是第四代，从未改制，因此边境纠纷没有发生，境内安宁。现在土官知州赵源目无上级，设下这个谋划，借用这番说辞，想把一百多年已经确定的州治提升为府治。如果答应他的请求，恐怕边境从此多事。这既不是地方之福，也不是赵源之福。是否可以下令巡抚都御史：今后如遇安南派使者入贡经过龙州地方，派官员开导来使，务必遵守礼法，不得生事扰害；同时也告诫知州赵源，必须安分守理，遵守祖宗成法，永享和平之福，不要再妄生异议，任意改制，以免给日后留下悔恨。因为奉钦定、交该部知道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处理，谨具题奏，奉圣旨：是。钦此。议论修筑卢沟河工程完工后，主管官员不应升职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内府抄件，钦差内官监太监李兴奏称如此等情，具题后奉圣旨：吏部酌情议定后再来回奏，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案呈到部。臣等深思，朝廷设置文思院官员和把总、人匠，无非是为了营造工程而设。如今副使潘俊等修筑卢沟河堤岸，工程完工，虽然确实出了力，但这是其职分内应当做的事，并非额外功劳。据查，天顺年间和成化初年也曾修筑河堤，本部查不到因此升官的事例，想来当时并未升官。只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筑卢沟桥决口完工，把总袁狗儿等十二人升职；八月盖造恭慎夫人坟茔完工，把总柴甫成等四人升职；九月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完工，把总金全等三十七人都升为文思院副使。正因为这样，滥升匠官以及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官员日增月多，动辄以千计，大大败坏官员名器，空耗钱粮，舆论为此沸腾，想要革除他们的职务却一直未能做到。直到陛下即位，因科道官员进言而一概罢免，人心十分痛快，都仰望太平。再如营造宪宗皇帝山陵，是新政开始时第一项、也是最大的工程，前后八个月，所役使的军夫、工匠等人何止三四万；然而工程告成，其中难道没有精通技艺、善于制作的人，也没有挑选吉日、修合药饵、书办文案的人吗？却没有听说有因此加升职务的。现在修堤的功劳还不到山陵工程的三分之一，比较事情的轻重，哪里只是百钧与一根羽毛的差别。营造山陵完工尚且没有升官，如今修筑河堤完工若允许升官，未免有失轻重。况且当前修城等类工程很多，如果工程完工都照此例奏请升官，将来拿什么理由拒绝？冗官滥升势必又会像从前一样，难道不是新政的负担吗？所防，副使潘俊等只可以酌量加以赏赐，以酬答他们的劳绩，恐怕不可以升官，以免开启弊端。这件事奉钦定，令吏部酌情议定后回奏，臣等不敢擅自处理。弘治三年五月初十日具题，奉圣旨：潘俊等不准升职，统统给予赏赐。钦此。复议运使周轸等选任盐运司官员的奏状【王恕】

译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吏科抄件，山东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周轸等奏称如此等情，具奏后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查得先前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夏英奏称：今后运使、同知务必选用年富力强、廉洁的人，副使、判官要任用进士中的英俊之才。官员年富力强，就没有日暮途穷之忧；任用进士，就有砥砺名节的劝勉；如果有人不被利益诱惑，三五年间便可破格升擢。相关事项经户部议拟具题，奉圣旨：盐运司官员由吏部照所奏选授。钦此。谨遵圣旨，已经屡次选授二甲进士万福等、三甲进士袁翱等为运使、运判。现在因前项事情案呈到部，检照《诸司职掌》载明：各盐运司设运使一员、同知一员、副使一员，判官员数不等。这是因为运使是掌印的正官，同知与运使共同管理事务，副使是运使的副手并办理事务，所以不论各运司盐课多寡，都各设一员。判官员数不等，是因为判官是分司催办盐课的官员；如两淮运司有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便设判官三员；长芦运司有沧州、青州两个分司，便设判官二员；两浙运司有温台、宁绍、嘉兴、松江四个分司，便设判官四员。由此可知，判官是分司催办盐课的官员。后来虽然颇有裁革，但职掌从未改变。现在运使周轸不知道为什么却说，运使负责总理盐课，实行公平派商之法；同知、副使、判官则应亲临盐场，尽力催办。这种说法如果不加辨明，实在恐怕人们迷惑，把周轸的话当成正确，使同知、副使竟然成为催办盐课的官员而不得参与运司事务，这未免有违治理政务的体制。他又说，本司运判有缺，应在第三甲进士中精选一员，或者在举人、监生中选一名年力精壮、可以确定有操守、有作为的人补缺。这一节，只是如今旧进士已经停止外选，新进士办理事务时间不长，尚未到选用之期。是否可以在举人、监生中选补这个缺额。今后各处运副、运判有缺，在进士、举人中兼行选用，并通行各盐运使司，使其知道朝廷设置官职的本意。若分司缺少判官催办盐课，暂时委派运同、运副催办，或监督稽查。盐等事务，也听凭差遣办理；如果判官没有缺额，且另无差遣，就命运同、运副与运使共同管理事务，或者共同在案卷上署押，或者分头办理，务必同僚协和恭谨，秉公效力，共同完成事务。不许彼此推诿，以致耽误公务；如有违犯，准许巡盐监察御史参劾究问。应当请示办理的，照例施行。这样，官职就不会长期空缺，职掌也不会紊乱。因为奉钦定、令吏部知道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处理。弘治三年五月初十日具题，奉圣旨：是。钦此。再次论述工程完工后请求恩赏的奏状【王恕】本部题奏的《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内府抄件，内官监太监李广等奏称如此等情，具题后奉圣旨：交该部议覆后来说，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查得先前内官监太监李兴奏称：奉敕提督官军、人匠修筑卢沟桥，工程完工后，想要将文思院等衙门副使潘俊、把总曲兴等酌量加升职务。本部查照，营造宪宗皇帝山陵，是新政开始时第一项、也是最大的工程，所役使的军夫、工匠等人何止三四万，历时八个月才告完成，从未听说有因此加升职务的。如今修筑河堤工程完工，如果允许升官，未免有失轻重。况且当前修城等工程很多，若工程完工之日都照此例奏请升官，将来拿什么理由拒绝？冗官滥升势必又像从前一样，难道不是新政的负担吗？所防，副使潘俊等只能酌量赏赐，以酬劳绩，恐怕不可升官，以免开启弊端。相关事项具题后，奉圣旨：是。潘俊等不准升职，统统给予赏赐。钦此。谨遵圣旨。现在因前项事情案呈到部。查得太监李广等奏称：修筑正阳等门城垣、河桥完工，请求将冠带把总以及天文生、医士和催工官尚礼等酌量增加俸级。这件事，修筑城垣、河桥与修筑河堤相比，工程相差不远；卢沟桥完工时，官员、工匠等既奉钦定不准升职而给予赏赐，那么所奏修筑城垣、河桥的把总尚礼等，似乎难以酌量增加俸级。是否可以照前例酌量赏赐，以酬劳绩，使事情处理统一，人人没有异议。此事奉钦定，交该部议覆后回奏，臣等不敢擅自处理。弘治五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具题，奉圣旨：冠带把总尚礼、王友道、王猪儿、杜鉴、罗祥，改授军器局副使；王福、董瓒、耿福、汪宽、朱显，都赐予冠带；董旺、叶森、杨承德、杨通、王穆、陈霁，各加赏绢一匹。钦此。臣等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关键无非赏罚和号令而已。赏罚不分二致，号令统一，人民自然信服；否则要使人信服就很难了。国家治乱的关键，难道在这些之外吗？仰望陛下即位之初，内外臣民一致爱戴，无不希望陛下万万年常居宝位，永远做亿兆百姓的君主。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祖宗的德泽深厚地施及百姓，也是因为陛下…… 刚即位便首先颁布诏旨，革除罢免传奉的冗官，驱逐妖僧邪士，不接受进献贡物，停止织造，裁减节省冗费。这几件事足以使人受到鼓舞。臣等承受陛下的大恩，惭愧地任职于铨选官员的部门，如果对于用人得失一概不置可否，只知道顺从圣旨办理，臣等私下恐怕会暗中败坏大事，失掉天下人心，那即使死了又怎么赎罪？因此不躲避斧钺诛戮，多次进献逆耳之言，无非想要匡正辅佐至治，稍微尽到臣子的职责罢了，哪里还有别的用意？譬如先前太监李兴奏请提升修筑卢沟桥河堤的管工副使潘俊等人的职务，陛下已经采纳臣等先前的意见，特降圣旨，不准升职，只给予赏赐。如今太监李广奏请将修筑城垣的冠带官尚礼等略加俸级，臣等也根据先前的意见具题，陛下却下达了前面所说升职赏赐的圣旨，这就是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臣等固然不知道李兴是否会因此感到不平，但这种情况对其他人来说必定难以避免，他们一定会再次援引此例请求。如果再请求而不准许，他们必然惶恐；如果准许，冗官的弊端就会更加严重。况且这次升用的尚礼等人大多是从前革除的传奉官员，前日革除他们已经获得众人拥护，今日又升用他们，难道不会再次失掉众人之心吗？

译又何况革除传奉官一千多名，如今看到尚礼等人又得到升职，难免各自寻找门路，攀附求进，不知将如何处置？想要使这种事不成为圣政的负担，难了。况且洪武、永乐年间营造两京城池、宫殿、山陵以及文武衙门，是否有升赏主管工程官员的事，臣等固然不知道。正统年间营建三殿两宫、包砌京城以及修造各衙门工程，规模那样浩大，升授的官员、工匠不过五六人。如今修补城垣桥梁，与以前的工程相比不到万分之一，反而升官如此之多，不也奇怪吗？况且军器局只有额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近来副使李安等十六人赴局考满，在任而尚未考满的，不知也有多少人。近来又升用尚礼等五人，似乎不是祖宗最初设官的本意。伏望陛下俯察采纳，收回前项圣旨，将尚礼等也酌量赏赐。这样，前后的恩赏就一致了，彼此心中都安定，也能堵塞日后无厌足的请求，使人自然信服，而太平之治的成效也可以很快显现。弘治三年十月初二日具题，奉圣旨：尚礼等既然已经升职并赐冠带，就罢了。钦此。议论太医院官员缺额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准太医院手本称：弘治四年五月，监太监覃文等在乾清宫奏请，奉圣旨，着令御医徐生升任院判，钦此。谨遵圣旨，现应行文施行，因此送到本司。查案，先前因太医院院判章渊病故，本院推举带俸院判刘文泰，请求定夺补缺。本部查照，刘文泰先前被科道官员弹劾，称其医术不精、用药荒谬，降职带俸，难以定夺任用，于是驳回，命其从公另行推举精通方脉、年资老成的官员一名送部，此后尚未申报。现在因前项事情，随即奉本部送通政司连同奏状送来，防御医许观告称：医士成化八年二月间，防御药房司设监太监覃文奉命选取本房供事，成化十三等年间用药有效，历次升为院判。成化二十三年十月间，因为陈述政事而与许观一同降为御医。弘治元年三月间，钦差给事中、御史等官考核许观为一等，通晓脉理，用药有效，于是留在院中供事。如今本院却将近年选取来的御医徐生推举赴部，保举补任院判缺额；如果不申诉，那么许观自从起送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也曾被考核为一等。徐生直到成化二十一年才升为御医，也只是考核为二等，和许观的情况不同，却越级妄图补任院判等情，送到本司。查得弘治元年四月，为严格考察以整肃百官一事，给事中等官孙珪等考核御医孙泰、许观、黄绶、钱钝、陈公贤、惠民药局谢惟广六员，通晓脉理、用药有效，列为一等；御医徐生、郑文贵、施鉴、金玺、吏目刘年、惠民药局卲忠、万冀、李华八员，颇通脉理、用药有效，列为二等。同年七月，本部议定：今后凡遇大小官员有缺，由本部铨选、推举，拟定后奏请裁决。所有人员不许经营请托内外权要奏请升职，违者听凭本部参奏，并将所举之人拿送法司问罪，不论原来有无官职，都发回原籍作为平民服差役，举荐者一并治罪。相关事项具题后，奉圣旨：今后一切人员不许经营请托内外权要，冒滥升职；违犯的治罪不宽，钦此。谨遵圣旨。通查案卷，案呈到部。臣等认为，太医院官员医术精湛与否，臣等固然不能确定，但从事情本身来看…… 院判刘文泰既然已经被弹劾，称其医术不精、用药荒谬，令其带俸，似乎难以再任掌管事务的职务。遇有员缺，应当在考核为一等的御医等官员中按次序举用。如今徐生以二等官员得到前项圣旨，这就是许观感到不平而提出这些话的原因。臣等深思，各司各府以及大小臣僚，都是充任皇上所差遣的人员。圣意难道不是想任用贤能、罢退不能胜任的人吗？假如知道徐生是二等官员，即使有人推荐他的才能，也一定不会越过一等官而先任用他，以免引起舆论。然而，这件事由他人举荐，已经妨碍先例；只是没有看到抄出的完整奏词，不知道太监覃文是如何奏请的，事情难以定夺。所奏徐生显然有经营请托的情状，是否应送法司究问。如果确有牵涉其中的人，应由法司直接奏报并提审。前项院判员缺，是否应依考核等第次序举用。具题后奉圣旨：既然以前已有先例，你们还是传谕礼部、太医院会同御药房太监，推选合适的人来覆奏。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部。查得太医院官员有缺，本院先具呈本部，由本部题奏后，再命其推举合适人员送来，请旨授职，这是自祖宗以来的成法。命臣等会同御药房太监推选前项官员，臣等不敢不遵从；但本部自祖宗以来，从没有会同内臣推选官员的先例。实在恐怕今日开创此例，祖宗的成法从此改变，末流的弊端将不可挽救。

译《尚书》说：“要以先王的成法为鉴，这样长久不会有过失。” 这说明不以先王成法为鉴而行事的人，必然会有过错，后来也不能妥善收拾。况且荐举可用之人、斥退不可用之人，是臣子的职责。臣等对此有所见而不说，就是不能尽职，罪责如何能够逃脱？伏望皇上俯察裁决，容许臣等冒犯死罪。是否可以不必由有关官员推选，只照现行事例，命太医院从公推举一名合适官员送部，请旨补授院判。如果推举不公，听凭本部查究；如果有人捏造言词申诉争辩，也一并治罪。这样，法制就有固定体制，事务不会反复更改，弊端可以断绝，人心也会信服。弘治四年五月十五日具题，奉圣旨：你们既然这样说，就不必再议选，徐生从前用药有效，升任院判。钦此。议论传奉官升职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吏科抄件，文华殿书办中书舍人杜昌等奏称如此等情，具奏后奉圣旨：吏部议覆后回奏，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又据吏科抄出浙江道监察御史滕祐的奏疏，具题后奉圣旨：徐生已经升职，就罢了；杜昌等交吏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全部抄送到本司，案呈到部。臣等查得，杜昌等都是从杂流出身，靠奔走竞争、请托求情，通过传奉恩旨，不到几年便连续升迁，甚至做到在京堂上五、六品职务，处在宫禁近密之地；后来即使降级，仍能留在任所供事，已经是幸运了。三四年来，他们希冀恢复职务的念头从未断绝，只是没有机会发作。一见传奉降级官徐生违例攀附求进而重新被任用，臣等本部进言，既未获圣旨覆议；科道官员进言，也未得到进一步省察，他们便立即仿效，敢于故意违例，奏请恢复原职。御史滕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反复恳切地陈说。臣等仔细体会他的奏言，若不是见理明白、怀有忠君实心、胸怀经国远图的人，很难达到这种见识。陛下应当留心再三省览，依照他的意见赐予施行，将徐生、杜昌等拿送法司，明正其罪，这样或许可以使纲纪不坏、官员名器尊重、幸进之门闭塞、弊端断绝，奔竞之徒不再觊觎。现在既然已经奉行成命，徐生已经升职，就罢了；如果将杜昌等也置之不论，那么其他被革除的传奉官和降职官员，还有什么畏惧而不来奏请扰乱政事呢？岂不是会败坏士风、扰乱朝政？想要天下无事，恐怕做不到。伏望皇上从内心裁察，是否可以将杜昌等七员照御史滕祐所奏，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作为将来的警戒。因为杜昌属于京官，又奉钦定令吏部议覆后回奏以及徐生已经升职、杜昌等交吏部知道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处理。弘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具题，奉圣旨：杜昌等具奏烦扰、希求复职，本应拿问；姑且都宽免这一回，仍令照旧办理事务。钦此。议论选用王府医官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恭阅弘治四年六月钦奉敕令：益王年已长成，依例立即选取学问品行端正的人授任王府官，钦此。谨遵圣旨，已经通行太医院等衙门，选取合适的医士授职。后来又据太医院手本称：防御马监太监陈富在乾清宫传奉圣旨：亲王奏请的冠带医士张锜等二人，照数拨给，钦此。谨遵圣旨。现将拨给的医士姓名按规定行文报送，前去施行，因此送到本司，案呈到部。臣等仰思，前项敕令可以看出圣意：命臣等选取学问品行端正的人任王府官，是想让王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人，用来成就王的德行。观察这道传奉旨意，又可以看出圣意一听到王的请求便立即依从，只怕拂逆王的心意。说是为了成就王的德行、爱护王；又说怕拂逆王的心意、爱护王。这两者虽然都是爱护王，但在爱护之中也不可不审慎处置。假如张锜等二人的医术确实当时最高，是王一向熟知的，又没有左右近臣为他们先行说情，而是王自己请求、陛下亲自准许，臣等只来得及奉行，哪里敢在其中置喙？如今王还年少，恐怕未必知道医术的优劣，或许是有人向王的左右求请，再由他们替王奏请，陛下又予以准许。这样就是打开众多不正之门，助长奔竞之风，使王每天同这类人相处，将来凭什么成就他的德行呢？从前蒋宗儒等人请求任良医正、副使，臣等进言，陛下采纳了；如今张锜等必定不敢再谋求此事，只是因为臣等从未进言，所以张锜等现在又来仿效。如果臣等再次不说，今后想任王府官的人就会都靠奔竞得到职位，而守分的人反而得不到，于是守分的人也将改变为奔竞之徒。臣等私下恐怕士风从此日趋败坏而不可收拾。然而这件事，陛下虽说是爱护王，实际上对王没有益处，对政体有损害，对风俗的败坏也不小。臣等愚昧，伏望陛下从今开始爱护王，应当用成就德行的方式，不可以姑息迁就。用成就德行的方式，王起初虽然不高兴，最终却能成就德行；用姑息迁就的方式，王起初虽然高兴，最终却无法成就德行。这两者的是非非常明显，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是否可以命张锜等二人仍按原职戴冠带办理事务，另行选取合适医士，授任良医正、副使。这样，奔竞自然止息，风俗不会败坏，公道得以施行，人心也会信服。今后凡…… 王所说合理的，陛下固然应当听从；不合理的，也应当经常晓谕王，说明为什么不能听从。这样，王身边的人都不敢用不正当的事情启发王去做，也不敢用不正当的话引导王，那么王的言行就都会归于正道，岂不是宗室的光荣吗？陛下友爱诸王的方式，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因为这关系到息止奔竞、端正士风，伏乞圣明留意裁察，臣等幸甚。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具题，奉圣旨：是。张锜等不予任用，仍命太医院从公推选合适的人授职。今后太医院用人，只照旧例办理，不许攀附请托奏请。钦此。议论设置选用进士规定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本部题奏查得，每科第三甲进士，前七、八成多选为在外知县等官，后两、三成全选为京职。因此，按例应当外选的进士，有的借口养病，有的因公差在家拖延，等到不授外任时，才赴部谋求授任京职。如果不加处置，实在恐怕彼此仿效，不仅会败坏选官法，也会败坏士风。是否可以规定：今后除丁忧起复的进士仍照常例，遇有缺额随众选授外，其余因养病、公差回还的进士，从上下名次中除去拣选给事中、御史、中书舍人以及王府官的人员外，已经选为外任的仍选外任，已经选为京职的仍选京职。这样，人心可以平服，选官法也不会败坏。因为这是处置选用进士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处理。弘治四年八月初八日具题，奉圣旨：是。钦此。议论保举任用典乐的奏状【王恕】

译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内府抄件，岐王奏称如此等情，具奏后奉圣旨：议覆后回奏，钦此。谨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查得徽王于成化十七年前往封国，弘治二年八月间，徽王奏请致仕典乐王信保举伊随行前来，只是乐舞生蒋真道任用本部已经查勘完毕，确认没有妨碍，便将蒋真道题准补授为本府典乐。查得亲王尚未前往封国以前，典乐有缺，应行文太常寺推选任职年深、条件相称的乐舞生，送部具奏补授，并行文太常寺典簿覆核手本，再覆核神乐观手本。查得魏道贤确实是李宗正的徒弟，虽然本人没有过错，但他是成化十八年七月充任乐舞生的，到现在才满九年。又拘集乐舞生张永常等五百二十四人到官审勘，查得乐舞生魏道贤排在张永常等三百五十一名现有人员之后，本观难以作出决定，于是回报到本司。案呈到部。查得魏道贤是神乐观的乐舞生，并不是典乐李宗正带在身边、随王前往封国的徒弟，这一点与蒋真道不同。况且魏道贤在观中任职年限尚浅，还排在现有三百五十一名乐舞生之后，按例不应越级授职。即使按照相应资格授予官职，也必须等有关部门举行选任手续后才能办理。如今本生前往长史司，具呈请王保伊担任典乐，这是自我推荐、自我推销，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才能而举荐他。若任用这类自荐之人，就是助长奔走竞争之风；以后王府官员有空缺，奔竞之徒都会前来自荐。不任用，别人就会援引此事作为先例；任用，则从此破坏选官之法。况且道士的称呼，接受业师教导便称师父，在老师面前自称弟子，这是正理。从来没有直接称老师为父亲而自称徒男的。如今魏道贤在内廷收受恩宠，自称徒男，称他的老师为父亲，可见他是邪曲谄媚之人，不是正直之士。他既称老师为父亲，自己已称徒男；老师去世还不到两个月，他却不服丧便来做官，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亲王身边必须有正直之人，亲王的德行才会日益长进。《尚书》说，君王的德行，只有臣下才能成就。像这样邪曲谄媚、不正派的人，怎么可以担任亲王的官僚呢？应当依照旧例办理，移文太常寺，从公推选一名资历深、条件相当的乐舞生，送交吏部，另行具奏，任命补授。此事属于援引成例奏请保举典乐，以及奉钦依由吏部核议后回报的事项，不敢擅自办理。弘治四年十月初二日具呈。题奏奉到圣旨，钦此。奏请扶持公道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查得此前吏科等科都给事中张九功等官员上题，如今法司会同议论奏报柳景、秦纮之事，陛下念及柳景祖上的功劳，赦免他的死罪，使他得以戴幅巾闲居；对于秦纮，则认为他奏报的事情也有不实，免去运炭差事，让他致仕。况且律条有说：‘控告两件以上的事情，重罪一件告实，轻罪一件招认虚假，或者数件之中有罪责相等的，只要有一件告实，都免罪。’如今秦纮所说柳景的事情，查实的轻重事项不止一端，偶有不实，也不过千件中的一两件罢了。按照律法本意，本来应当免罪。何况秦纮的举动，是风宪官弹劾的公议，并不是普通人私下告发的私情。即使说他有罪，也只是很轻的罪罢了。依照情理和法律，更应当怜悯宽恕。伏望皇上俯念人才难得，想到秦纮尽心为国，反而遭受排斥罢黜的冤屈，仍留秦纮办理事务，以安慰在任官员。因而具题，随即奉到圣旨：‘秦纮已经处置完毕，不准有关衙门再行知会。’钦此钦遵，抄录送到吏部，已经立案完毕。又读到南京六科给事中倪天民等十三道、监察御史杨璡等，以及肇庆府同知张吉，也分别论奏此事，文字虽不同，意思却相同，都奉到圣旨：‘有关衙门知道。’ 钦此钦遵，抄录送交本司，案呈送到吏部。臣等私下认为，帝王治理天下，赏赐和惩罚最为重要；处理得当，人人服从，否则人人不服，怎么可以忽视呢？参看都给事中张九功等所上的五道奏章，柳景、秦纮的情状和罪责，以及朝廷处置他们的情况，是非已经很清楚了。希望朝廷召回秦纮，以端正赏罚，并作为劝善惩恶的榜样。陛下本应采纳却没有采纳，是臣等不能辅佐成就陛下纳谏的美德，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柳景应当追缴赃物，又蒙圣恩免除，而恩典偏偏没有施及秦纮，这就成了给地方军民带来祸害的人可以宽恕，替地方军民除害的人却不能任用，凭什么使人心服、激励后来者呢？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伏望陛下采纳天下公论，召回秦纮，或者安排在都察院，或者安排在南京都察院，使他任职办事，未必没有补益。这样赏罚就会得当，举措就会适宜，人心也会服从，后来者也会受到劝勉。否则，臣等就不敢知道将会怎样了。伏乞圣明裁察，臣等幸甚。此事关系到分节奉钦依、由有关衙门知会办理的事理，不敢擅自处理。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题，奉圣旨：‘南京户部尚书黄绂，改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秦纮，着任南京户部尚书。钦此。

译奏论御医王玉不应当升俸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交吏科抄出的太医院御医王玉奏文，因而具奏，奉圣旨说由该部议核后回报，钦此钦遵，抄录送交本司，案呈送到吏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科道官陈述意见，本部查处具题，圣旨节略说：太医院堂上官按照额数和次序留用，院使施钦开列名单回报，钦此钦遵。随后本部按照额数和次序留用院使施钦、院判任义、章渊三员；其余左通政张伦、左参议丘钰、院使仲兰、钱钝，院判刘文泰、汪智、许观、庄元、金玺、李思勉、施鉴、陈公贤、徐生、黄绶、孙泰、潘泽、王玉，共十七员，都是额外设置的官员，因而具题。圣旨节略说：太医院额内的佥书，额外降授的，罢免；汪智、李思勉致仕；张伦降为院判；其余降为御医，各自供职。钦此钦遵。当时王玉正在家服丁忧，后来起复到吏部时已经逾期很久。本部想送法司问罪，题奏奉圣旨说：王玉逾期已久，本应送法司审问，姑且宽饶他，恢复御医职务办事。钦此钦遵。又查得此前礼科等衙门给事中孙珪等上题说，御医等官王玉等四员因丁忧离职，无法考察；本部题准，等各官起复到部后，仍由给事中等官会同考察。随后考功司吏目朱戡等上奏请求免除考察，本部认为各官都是题奏奉钦依而列入应考之数，不能准许免考，因而具题。圣旨节略说：丘钰、王玉、朱戡已经恢复原职，另加吴英，一并免于考察。钦此钦遵。又查得太医院以修省改正为由，想恢复曾被革除、由传奉任命的官员陈俊、宫良、甯铨、吴绶、聂整、朱俊等的旧职。臣等认为，如果恢复陈俊等人的官职，那么其余被传奉任命后革除的人都会来上奏扰乱，因此多次陈奏不可。皇上最终却将陈俊、宫良、甯铨、吴绶升授为御医。如今王玉上奏说自己应当在春官任职效劳，与陈俊等人的情况相同，请求恢复院判职务。太医院额设院使一员、院判二员；成化年间滥设人数过多，皇上即位初年遵照旧制，留院使一员、院判二员，如今并不缺额。现在王玉又要求升任院判，那么此前被降为御医的人，谁不是效劳之人？如果只恢复王玉一人的官职，其余人一定会来上奏扰乱；不为他们一并覆奏，他们必然怨怒，造谣诽谤，无所不至；若为他们覆奏，冗官又会恢复如前，连累陛下初年的政治，天下公论一定会说臣等阿谀奉承、窃取俸禄，不能匡正辅弼，还有什么脸面再站在朝廷上呢？假如院判出现缺额，而王玉的名字又排在一同降职的众人末尾，计算他的资历声望，考察他的医术，也未必超过众人，更难以仅凭他的奏请就立即升授。所说御医王玉，既然已经蒙圣恩免于送法司审问，又免于考试，就应当勤勉尽职，以求报答圣恩。如今他却不安于本职，希求升授，按道理说不通，按法律也难以容忍。臣等想把他逮送法司究问，以警戒后来者。因为奉钦依，需由该部议核回报，且此事涉及京官，不敢擅自办理，因而具题。奉圣旨：王玉免于送问，升俸二级；以后再有上奏扰乱的，送法司审问，绝不宽饶。钦此。臣等私下认为，赏罚是天下的公道，用来劝善惩恶。赏罚之事，由君主的臣下辅佐君主施行。君主想赏一个人、罚一个人，若符合天下公论，作为臣下能够辅佐赞成，使天下的善人受到鼓励、恶人受到惩罚，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良臣吗？君主想赏一个人、罚一个人，却不合天下公论，作为臣下不寻求正道，反而阿谀顺从，使天下的善人得不到鼓励、恶人得不到惩罚，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奸佞之臣吗？如今陛下具有尧舜的德行，处在尧舜的地位，所以臣等想效法良臣，不愿做佞臣。况且御医王玉只是粗通医术，行为也没有超过常人，却因传奉而升为院判，很多人都感到不平。陛下即位初年把他降为御医，舆论才稍稍平息。现在他谋求恢复院判职务，臣等的议论仍如前。陛下若依从臣等所言，把他逮送法司问罪，这是惩罚有罪之人，是法令的正当执行。免除送问，是宽宥有罪之人，也还说得过去。如今既免除送问，又升俸二级，这是奖赏有罪之人，怎么可以呢？如果臣等不说，今后遇到像王玉这样的人，臣等又把他们送法司问罪，凭什么使天下人的心服从？想让天下不说臣等是佞臣，能做到吗？然而，佞臣本来不是臣等愿意做的，也不是陛下希望臣等做的。伏望圣明俯察臣等草野般浅陋的意见，收回升俸的命令，令王玉仍按现在的职务办事，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下人的心服，也使后来像王玉这样的人不必等到参问，自己就不敢再来上奏扰乱了。臣等一片诚挚的报国之心，竟不自知言辞狂妄，罪该万死。伏望圣慈俯赐怜察，臣等幸甚。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具题，奉圣旨：‘你们既然这样说，王玉着仍旧办事。’钦此。奏议经历高禄升官的奏状【王恕】今天早朝退朝后，锦衣卫官员召见吏部堂上官。臣王恕偶然有病，不能上朝参见。臣王悦、臣经历前往左顺门，司礼监太监覃昌说：‘皇上想让通政司经历高禄升任本司参议。’臣王悦等回答说：‘现在没有缺额，又没有凭据批示，难以具奏。’臣王悦等回到部中，把前面的情况详细告诉臣王恕等。臣等仰念皇上宽仁厚德，为天下国家着想，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眷顾亲戚的恩典，也没有比这更厚的了。高禄是皇亲寿宁侯的妹夫，想做通政司参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长期坚持不给他，是担心招来天下的物议，连累圣政，因而如此。今天想授给他，恐怕并不是陛下的本心。况且高禄由举人出身，应当让他安于本职，任职多年、培养声望日久，遇到缺额后再升任，人们自然服气，他自己也安心。如今本官任职还不到三年，突然升任这一职位，凭什么使天下人心服，堵住天下人的议论呢？这是想抬举本官，反而连累本官，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伏望皇上以天下的官职任用天下的士人；如果因为亲戚而妨害公议，使天下后世得以看出圣德的浅深，这不是陛下所愿，也不是臣等所愿。臣等在铨选司任职，出于忠诚为国，不自知言辞狂妄激切。死罪，死罪。只愿圣明宽容，怜悯察看，臣等幸甚。弘治五年五月二十日谨慎具题说明。奏议进士石存礼授官的奏状【王恕】

译查得从今年六月起，本部大选官员，在三甲进士中选取了一员石存礼，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按照甲第次序，本官应当选授知县。臣等私下认为，知县是一县之主，各种责任集中于一身，百姓的安乐忧患都系于此，不是年少力弱之人所能胜任。查旧例，中举人、副举人都授教职；其中年龄未满二十五岁、申明愿意不任教职的，准许送国子监读书；二十五岁以上而不愿任教职的，不准，仍授教职。这是因为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年少，还不能充当别人的师表，所以准许不任教职。何况知县比教职责任更重。如今石存礼年仅二十二岁，气质清秀，身体孱弱，若授予知县，让他治理百里之地，处在群僚之上，督率各职官，分理各种事务，再加上接送往来人员、承上接下，劳苦之事很多，恐怕不能胜任。查得行人司行人也是三甲进士应当授官的职位，职务最为简易而没有繁重劳事。想把石存礼仍送交该衙门办事，等有行人缺额时，再另行授为行人；让本官读书求学，每日反省、每月修习，等他成熟老练后，再授予能够任事的职位，这样才可以要求他取得政绩。这是关于酌情选用年轻进士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五年六月初八日具题，奉圣旨：‘是。’钦此。奏议御史冯玘谋划治理的奏状【王恕】验封清吏司案呈：准兵部武选清吏司手本，奉本部连续送交本司案呈；又准职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来兵科抄出的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冯玘奏文等，因而具本奏报，奉圣旨说由该部议核后回报，钦此钦遵，抄录送交本司，案呈送到吏部。议得所奏四件事情中，处置边患等三件，本部直接查议具奏；至于驯服土官一件，其中宣抚、宣慰、长官、把事等官，由本部议奏；知府、知州等文职官员属于吏部掌管，连同送交该司，仰请吏部该司呈报堂上官后径自查照施行。案呈送到本司。查得土官进京承袭官职，固然是旧例；也有由镇守、总兵等官保结勘验明白后具奏，就地戴上官帽承袭的；也有进京具奏，因有人争袭而发回保勘的；也有到京后因没有保勘公文而发回、后来病故的；又有到京后查不到奏请承袭缘由而发回，等候奏请文书到达后另行办理的；还有本人奏称愿意留在京城等候的。天顺八年三月，钦奉诏书，其中规定：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四川的土官今后有人请求承袭，委派官员务必秉公审验，定名具奏；有关部门下令让他们就在当地戴冠带承袭官职，不必参驳。其间如有徇私不公，允许巡按御史检举，罪责归于原先勘验的官员。钦此钦遵。如今针对上述事情，案呈送到吏部。议得监察御史冯玘奏请令土官子孙依照旧例进京承袭，认为也可以驯服他们的心意，他的本意固然是好的；但土官衙门设在极边之地，承袭往返动辄经过万里，其中贫富不一，盘缠费用艰难。到了京师，或保勘不明、奏文未到，或被人争袭驳回，保勘多年仍不能承袭，正如前面所说；还有被无赖之徒冒称官府使用，骗取财物，无所不为，以致远方之人受到侵害，衙门也受到玷污。因此朝廷洞察这些弊端，特开恩例，免其进京，委派官员秉公审验、定名具奏，由有关部门下令让他们就在当地戴冠带承袭。这是怀柔远方夷人、革除弊端、节省事务的良法。若依照监察御史冯玘所奏，令其进京承袭，使他们知道朝廷的盛大，固然足以消除邪心；但恐怕邪心尚未消除，而前面所说对他们不便的事情却一样不能避免，不如仍照诏书的事例，令其保勘明白后奏报，由他们在当地戴冠带承袭为便。合 通行贵州等布政司。今后土官子孙承袭替代官职，保勘明白后，仍依照诏书恩例办理，令其就在当地戴冠带承袭。到任之后，如遇总镇、巡抚、巡按三司分巡、分守以及一切上司官员到当地，都必须同流官一起参见。总镇等官也要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恩德与威严，使他们各自怀有忠诚顺服之心；抚治夷民，办理缴纳粮税和差役。如果有人制造事端、扰害地方，国法本来具在，决不轻易宽宥。因奉钦依，需由该部议核回报，相关事理不敢擅自处理。弘治五年六月二十日具题，奉圣旨：‘是。’钦此。奏议都御史高崧请求保全体统的奏状【王恕】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交吏科抄出的巡抚贵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崧奏文等，因而具奏，奉圣旨说吏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录送交本司，案呈送到吏部。恭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垂示后世，在内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设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以及府、卫等衙门，这就是《周官》所说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属官，以倡导九州牧守使万民富足的制度。内外官署的体统，怎么容许紊乱？《大明律》又规定：凡奉制命出使，官吏殴打使者的，杖一百、徒刑三年；辱骂的，杖一百。这是因为皇上的命令最为重要，起初并不计较使者官职的高低。若从体统来说，都御史统辖布政使，而布政使本来就是他的属官；若从奉命出使来说，都御史奉命出使，布政使主管一方，更应当致敬尽礼。何况都御史高崧捧持玺书巡抚贵州，贵州境内无论大小官员，都应接受他的约束；政务无论大小，都应听从他的处分。如今布政使刘元自恃有些小才，不懂大体，竟敢轻侮都御史高崧，言语不恭敬。这就是破坏朝廷纲纪、扰乱内外体统，本来应当查究。但事情发生在革除旧制之前，想把刘元改调别任；只是如今地方事务很多，是否可以暂且不动他。本部多次行文贵州布政司，转行左布政使刘元：今后务必改过自新，安分守礼，恭敬修治职务，不得越礼犯分，轻视奉制出使的官员，自取罪愆。又行文都察院，转行都御史高崧，也要振肃纲纪，以礼自持；办理事务时尤其应当顾全大体，不得因小嫌隙而回避。今后刘元如果仍旧侮慢、自以为是，不听约束，阻碍破坏公务，查明后即行究治，以便逮捕审问。因奉钦依、吏部知道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具题，奉圣旨：‘是。’钦此。奏议给事中王钦拾遗公道的奏状【王恕】

译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交，准礼部咨文；仪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交礼科抄出的刑科给事中王钦关于前事的奏文，开列各项，题奏奉圣旨说由该部议核回报，钦此钦遵，抄录送交本司，案呈送到吏部。议得本官所奏广泛储备粮饷以防意外等事项，属于吏部、户部掌管办理的事务，拟应通行各处，开列清单移文告知，请其径自施行。案呈送到本司。现将本官所说各项逐一议拟，开列如下，伏乞圣裁。因奉钦依、需由该部议核回报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题，奉圣旨：‘准依所议。’钦此。一、臣等会同都察院右都御史白昂等查得：自宣德年间以来直到现在，都察院同佥书管事的都御史，有时一员，有时二员，最多不过三员，从来没有四五员同时佥书管事的。正统末年、景泰初年，都御史陈镒、王文轮流镇守陕西，回来后便在院中管事。其余各处巡抚以及协理军务的都御史，缺少一员便推举一员；所推举的多是曾经任事、老成练达的人，很少有不称职的。如今给事中王钦奏请依照各司职掌，原设左右副都御史二员、左右佥都御史四员，选补充足，在院中协同管事，以便熟悉刑名事务；如有巡抚员缺，就依次派遣。这一主意无非是想使巡抚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况且祖宗制定官制，都察院虽设左右都御史各一员、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员、左右佥都御史四员，共八员；想来当时在院管事和在外执行公务的，也不过这八员罢了。如今在院管事以及在外担任巡抚等职的，常有二十二三员，已经不能说不多。若再补足额数，让他们在院管事以备派作巡抚，不仅管事时议论纷纭、政令不能统一，而且舆夫、仆隶和俸禄也难以供养，似乎不便。如今都察院现有右都御史白昂、右副都御史翟瑄，另有左佥都御史李介服制将满，都足以办理事务。因此不必按照额数增添官员。今后遇到巡抚都御史缺额，本部仍照例会同推举合适人员，请圣上简选任用。这样官员不会冗滥设置，法度也有定规。一、臣等恭见各处提调学校御史、副使等官奉钦发敕谕，其中说：‘学校没有成效，都是因为师道没有树立。如今教官贤能与否不一，首先必须考察他们的德行，考核他们的学问。如果行为和所学都好，就必须以礼相待。若第一次考验发现学问浅陋、疏略或怠于教诲，暂且告诫激励他们，令其进学改过。若第二次考察仍无进步、也不改过，就送交吏部另行任用。’钦此。如今给事中王钦所奏，意思无非是爱惜人才、尊重师儒。应当行文都察院，转行各处提学御史、副使等官；今后考验教官，务必遵照原奉敕谕中的事理：应当礼待的礼待，应当告诫激励的告诫激励，应当起送另用的起送另用。不许徇私偏执，第一次考验不合格就一概起送另用。这样劝善惩恶不至于轻率，师儒也知道应当奋发自励了。一、查得此前广平府知府王衡等奏称：允许纳银听选，会使吏典不懂刑名，公文行移不通，楷书不懂计算之法。既然把缴纳财物作为出身的阶梯，必然把贪取财物作为经营家业的办法。奏请今后遇到灾害、伤亡、荒歉时，事先预防，临期赈济；所有长远谋划，任其施行，不许再拟定纳银充任吏员的办法，永远堵塞贪利之门。为此本部查访得知，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天下也有灾害，各边也有军务，当时从未实行缴纳粮草、缴纳银两来充任监生、吏典等官的事例；没有听说粮草不足，也没有听说军马困毙。近年以来，各边以及腹里少有灾害，地方守土等官只图眼前一点利益，不替国家谋划长远，便轻率奏请开放生员、吏典等人纳粮草、纳银的事例，彼此仿效，遂成为长久弊端。殊不知祖宗教养生员、选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所在。比如生员，是从民间俊秀子弟中选取，教养于学校；成材的通过科举贡举入国子监，不成材的充任吏员或还为平民，从未不分贤愚而一概滥进。吏役也必须在农民中选取识字能书的人充任，令其书办文案；等到两次考核、服役期满，赴部办事，数年后才调赴京城，考核期满，考中的才准许戴冠带，未考中的发回为民，从未不论能否而一概入选。近来因为有了前面的先例，所以在学校中没有志向的生员，以及没有受过教育的富家子弟，捏造生员名目，不分贤能与否、有无学识，一概进入国子监，以图取得出身；将来做官后不知道为政之道，难道不会误事害民吗？一切平民，不分会不会书写，也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一概听其纳银充任吏员；这不仅使官府得不到他们来书办文案，而且违背旧制。等到三次考核、服役期满，又免除考验，一概按照资格取得出身，所以多数人不称职。比起先前，监生只由科举、贡举产生，吏典也依循年资，没有其他杂途混入的人，因此听选的人不多，选官之法不至于壅滞，任用时也多能得到合适的人。自从有了这个事例，杂途进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以致正途出身的监生、吏典因此壅滞，不能取得出身；多的要十七八年，少的也不少于十五六年才得以选用，年纪已经衰老，谁肯尽心办事，不谋划回乡呢？甚至等候选用时已经年老，按例不能入选，只给冠带闲居。何况这类杂途进入的人中，很多是负债、破产、顽钝无耻之辈；今天既然知道可以凭财物取得出身，日后哪里肯用廉洁来约束自己？

译这样还想不贪财害民，天下的安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应当把纳银、纳粮草等事例限定在本年四月以内通行停止。今后遇到灾害、伤亡以及边方粮草不足，不许再奏请开放前述生员、吏典等人纳粮的事例，以免遗患将来。弘治元年三月具题，奉圣旨：‘是。’随后四川布政司奏请下令陕西等布政司，对考核一次、两次的吏典，制定则例缴纳银两；或者免去考试，直接调赴京城考核；或者发给冠带，各照资格选用。户部明知此事已题准，今后不许再奏请开放前例，却不让本部知悉回报，含糊地题准，行文到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四布政司招纳。弘治二年六月，四川布政司奏称年成丰收，本部查照前项禁革事例，具题行文该布政司，限七月停止纳银事例。今后各司衙门若敢再次奏请开放前例，准许本部参奏，或由科道官检举弹劾治罪。题奏奉圣旨：‘是。’钦此。此后已经多次通行，钦遵办理。近来巡抚山东左佥都御史王霁、巡抚南直隶左副都御史佀钟，明知本部题准不得再奏请开放吏典等人纳银事例，却竟敢故意违背。王霁先开此端，佀钟又随后跟进，户部也不查照，便轻率题准，这就使后来通过杂途进入的人越来越多，选官之法壅滞，以致正途按资历递进的人到白头仍不能取得出身，只好把怨恨归于吏部，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况且吏部掌管天下官吏选授的政令，户部掌管天下户口、田地、钱粮的政令。选官之法不清楚，是吏部的责任；钱粮不足，便使选官之法不清楚，这是自己想逃避责任，却让别人承担罪过。何况所得银物还不及一个贵族积蓄的多，救济的人不多，破坏的事情却很大，还使诏令和敕谕不能取信于天下；这对圣政的连累，难道是小事吗？如今给事中王钦所说的前因，确实可以说是深知其中弊端，应该加以禁止。应当通行各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行文所属各衙门：除已经留在官府、等候缺额的知印、承差、吏典按次序参补外，以后遇到有名额的缺员，提前三个月以内行文所属衙门，照例从良善农民中拣选身家清白、相貌端正、熟悉书写的人，不必纳银，直接令其参充。至于山东、直隶这次奏准的纳银事例，应当在弘治六年五月麦子成熟时立即停止。今后各地发生灾害，任由巡抚等官员多方筹划处置，不许再奏请开放吏典纳银事例。如有违犯，准许本部以及科道官检举弹劾治罪。若有关部门不查照执行，反而含糊覆奏准许实行，也听任科道官检举弹劾。这样，吏胥就没有杂途进入的途径，铨选也可以免除壅滞之患了。奏请严密稽查禁防以消除积弊的奏本【汪鋐】查得嘉靖十四年春，又到了朝觐之期，按例应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天下司、府、州、县大小官员；凡是应当禁革的事项，都已经题奏奉钦依，通行禁革完毕。臣私下认为，想治理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想使水流清澈，必须先澄清源头。所以自古圣贤谈论治理，必定以自身为根本；谈论施行法律，必定先从身边开始。京师是天下的标准，吏部是百官的表率。如果不在根本源头之地先加以整顿，却想让政令必行、禁令必止，怎么能够做到呢？臣曾观察外地大小官员，害怕考察的固然未必全都没有，但希望升迁的实在很多；正直守道的固然未必无人，但奔走竞争、谋求进身的往往占多数。因此让人来到京城托关系请托、私下交通贿赂，常常有之。被请托的人，自守廉洁、拒绝不受的固然不是没有；但自甘卑污、坦然接受的也不少。况且不接受的人也只是不接受罢了，最终从来没有能够揭发其中奸弊、依法处置的。这些人为什么不依法处置呢？大概认为不接受贿赂，自己该做的已经做完了；如果再依法处置，就未免过分了。这固然是君子忠厚宽大的表现，实际上却是因循废弛法令的开端。法令废弛，公道就不能施行，是非颠倒，因此人心没有什么忌惮，弊端最终无法禁止。考察往年朝觐时，虽然每次都有禁令施行，但人们把它看作空文，完全不知道畏惧，实在是因为在根本源头之地没有严格稽查防范罢了。又有监生、承差、吏典、杂职人员到吏部等候选用，被人哄骗敲诈，索求财物以谋求美职；有考核期满、起复的官员到部，被吏胥设置弊端刁难，索取诈骗财物；有地痞在外冒充身份名色，打通关系，玷辱各司属官的名节。于是使天下官府真以为美官可以用贿赂取得，黜罚可以设法免除，吏部这个表率之地真的可以钻营求取，臣等掌守纪纲的职位真的可以托关系请托、制造弊端。这就使圣朝清明的教化不能向外彰显取信，百官凭什么受到激励来坚定节操？贪婪懦弱的人凭什么受到惩戒来修治职务？奸贪横行，良民受害，太平的成效无从实现，灾异的变故连年频繁发生，正是这个缘故。伏望皇上明鉴采纳臣的意见，特别敕令厂卫缉事衙门，多派缉事人员在京城内外，以及臣本部和臣等居住的私宅前后左右，秘密加以察访；只要查访属实，有投递书信、馈送贿赂、私下打通关节，以及吏胥欺骗、地痞冒充等各种违法弊情，就立即逮送厂卫，审问取供，查明后奏送法司。

译如果被请托的人没有与对方交接、容纳其请托，就不得牵连到他；如果已经交接、接受请托，就一并究问。所缴获的财物，不论多少，全部赏给缉拿者，并照强盗事例升给等级。若等候选用、考核期满或起复的人员到部后，被人恐吓敲诈财物，缉查捕获后，只治罪于敲诈钱财的人，被敲诈者免予追究。还请敕令都察院，严格命令巡抚都御史及五城兵马司一同派人缉拿；仍在京城内外寺观以及军民官宦之家发布榜文，并不得容留前述私下打通关节的人，事情败露后一体治罪。其他文武各衙门，凡钱粮、军马、保卫袭职、科举、册封、刑名、工程等各项政务，只要有私下交通贿赂以及冒充、欺骗缉事人员的，都一体缉拿举发。这样，大公至正的法令在上面施行，礼义廉耻的风气在下面兴起，奔走竞争、请托求进的私心自然消除。臣为此请奏，不敢故意激烈以沽名，也不敢标新立异以惊骇世俗，实在是想端正国法、彰明公道，以万分之一的力量辅佐圣朝清明的教化罢了。臣不胜恳切祈望之至，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慎具奏。伏候敕旨。嘉靖十三年闰二月二十一日上奏，二十三日奉圣旨：‘这份奏请，着都察院查照往年奏准的事例加以禁止约束。’ 《名臣经济录》卷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十八 明代黄训编 吏部【文选下】陈述灾异的奏疏【马文升】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交，准礼部咨文，分节记载：巡抚四川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缨等分别题奏说，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南北直隶等地，发生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河水浑浊、地震如雷、摇倒城墙，以及听到天上声响如鼓、星星大如车轮、红光照亮天空、黑夜如同白昼、江水白浊、旋转翻涌如豆浆等灾异，各地陆续奏报前来。本部具题，奉圣旨：‘各地灾异屡次出现，朕心敬畏，尔等文武群臣应当一同加强修省，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不要只做空文；凡是有应当施行的事项，各衙门把重要事情具体列明后奏报。’钦此钦遵。除痛切加强修省外，臣等私下认为，灾异出现必定有其原因，这是上天怀有仁爱之心，希望君主因此恐惧修省，转祸为福，从而长久保有天位。上天把滋生万物作为本心，君主把养育百姓作为责任，而群臣正是代替君主治理百姓的人。必须上下共同修省，各自竭尽诚意，使百姓得到安养，各自完成自己的生计，那么精诚相感相通，上天之心喜悦，祥瑞就会屡次出现；百姓遭受困苦，却得不到安置，天心就会震怒，灾异便接连发生。天人与人的关系，感应从来不会有差错，往古的事例可以作为鉴戒。仰惟皇上即位以来，以至诚感格上帝，以孝心奉事两宫，以仁德惠爱百姓，以至诚驾驭臣下，理应各种福瑞和祥兆都纷纷降临。然而如今仍有前面所说的灾异，实在是因为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却没有救济的办法；群小肆意作奸为害，却没有禁止收束的命令；织造没有停止，府库反而日益空虚；斋醮频繁举行，供办所需也日益窘迫；官吏贪婪残暴而无所畏惧，法令废弛而未能振作施行；军民的田土被豪强霸占；修造宫殿的徭役使士卒疲劳；赋税沉重、徭役和防务繁多，百姓困顿，财力枯竭；怨恨之气上冲于天。这也由于臣等苟且窃取厚禄，忝居铨衡之职，却不能奉行宣达皇上的德意，明察甄选人才所造成的。难道只是朝廷某一项政令有所偏失、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当，

译就突然造成这样的灾异连年不息、无处不有吗？古代君主遇到灾异后修身反省，因而使功业更加兴盛的，很多很多。伏望皇上想到今日所处的帝位是祖宗的帝位，就一定会思考守成极其艰难；今日的百姓是祖宗的百姓，就一定会思考应当极其爱护养育他们。应当效法上天刚健不息的精神，勤于治理万机；体察《易经》节制的道理，实行节俭以节省财用。凡臣下所上的奏疏，请敕令各有关衙门明白查核后奏报。还乞皇上亲自裁决采纳施行，长久不改变，如此天意可以挽回，灾异可以消除，宗庙社稷长久安宁，天位也可以永久保持。现将本部应办理的紧要事项开列上呈，伏乞圣明留意采纳。一、裁减冗官以节省财用。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节制财用更优先的；节制财用，又没有什么比裁去冗员更优先的。冗员不裁，财用就不足。一旦遇到战争和灾荒，必然会陷于无计可施，这是自然的道理。财物取自百姓，百姓能够供给的有限，而国家所需使用的没有限度。如果不在经费有余时加以品级节制，必然会泛滥使用、任意搜取，百姓不至于困穷流离的就很少了。所以周代太宰用九赋征敛财货，用九式节制财用，大概是想做到量入为出，不至于匮乏。仰惟我朝祖宗效法古制建立制度，官员有定额，俸禄有常数。近年宗室职位增多，武职泛滥，禄米俸粮耗费极大，而京储和府库所剩已经不多。况且京城各衙门按额设置的大小官员，总共不过一千三百多人，而传奉授官的大小官员将近八百人。除僧道等官员以及戴冠带的匠役外，其中实际支领俸禄、拥有皂隶的，还有五百九十一人；每年应支给的食米不少于一万余石，折合银、绢又不止数万两。如果是因大规模营建、修造宫殿而效劳很多，传奉升一级，固然不算过分。至于有的只是负责织造，有的只是染作、修整乐器，有的只是办理銮驾等事务，这些都是职分本来应当做的，另无重大功劳，却一概传奉升授官职，每年领取文官俸禄、米粮并占用皂隶，这是冗官泛滥，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这些官员，大概是因为各内外衙门的官员把所管属下视为私有，哪里会顾惜国家财赋的耗费？皇上又哪里知道这些人不应轻易授官？因此引发公论沸腾，使国体逐渐受损。况且古代以官职对待有功之人，以赏赐酬报有劳之人；有功才加官，有劳才受赏。如今这些人不过有一点曲艺小能，完全没有功劳，却冒领官职，妄费俸禄粮米。按月计算似乎不多，按年计算就有余数。何况如今京储不多，府库空虚，民力已经竭尽，民财已经耗尽，灾异又显示警告，意思或许就在这里。正是应当淘汰冗员、节制浮费的时候。宋代司马光说，天地所生的财物只有这些，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当今天下土地所产有定数，而国家所耗费没有定数，今后损耗匮乏的祸患一定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因此文武大小臣僚曾多次恳切地向皇上陈说此事。如果能减少一个官职，就能节省一个官职的供给；如果使百姓宽减一分负担，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惠。消除灾异，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伏望皇上大振乾刚，俯从臣等所拟定的意见。请皇上亲自裁决：凡传奉授官中额外滥支俸禄、粮米、皂隶而妨害国家赋税的，除进献药物有效以及书写制敕者外，其余一律裁革。或者只允许他们戴冠带以荣耀自身，仍按技艺供事；如果圣恩还要优容，可照成化年间的事例，酌量减支一半俸禄。又乞皇上今后对于不是修建大宫殿、没有重大功劳而请求传奉升授官职的人，明察其情，按义理加以防止，不要徇私于

译左右近侍。请严格遵守祖宗的成法，以节省国家钱粮。这样人心既得到安慰，天变也可以消除。

译一、杜绝奔走钻营以彰明国家法典。臣近来看到，三年一次朝觐、明确考核官员升降，是国家的定制，祖宗以来从未改变。何止我朝如此？从三代直到汉、唐、宋，也从未改变。所以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又说：“诸侯分别到四方岳镇朝见，明确考核升降。”有功而不升，有罪而不黜，即使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从前有人论述君主的职责，只在于进用贤能、斥退不肖而已。天下人才，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许不能全部了解，所以君主不凭一己之见任用，而交给吏部；吏部又交给都察院。吏部、都察院几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能全部了解，所以也不凭一己之见，而交给公论。什么叫公论？就是谏官所论列的意见、方岳官府所开报的情况，以及众人的议论，把耳目所听见、看见的互相参验，向众人核实后再独自审察。吏部认为不可以留用，而都察院认为可以留用，就不敢立即罢黜；都察院认为不可以留用，吏部也认为不可以留用，但台谏和公论仍认为可以留用，也不敢罢黜。这样反复参验，必定要做到不辜负朝廷委托的本意，然后才罢黜他。如今既然已经罢黜了，陛下却认为不对：是认为臣不足以信任吗？如果认为臣足以信任，就不应当让臣继续居此职位吗？既然不应当，又不该再加以牵制。已经罢黜又重新留下，那么被罢黜的人谁不自我陈述，希冀获得重新留下的侥幸？过去范仲淹任宰相时，凡是不称职的监司，一笔勾销。富弼说：“怎么能顾全一家人的哭泣呢？”范仲淹说：“顾全一家哭泣，哪里比得上顾全一路百姓哭泣？”古今都把这话视为名言。圣贤经典以及古今诸子、史书，对于小人都唯恐铲除得不早、清除得不果断，从未听说因有所爱惜而不忍斥退他们。陛下仁德如天，曲意加以保全防护，可是小人不能使其滋长的道理又怎么办呢？中外之人窥见这种意向，纷纷活动起来，所以胡孝之后，王璠接着来；王璠之后，邵贤、方志接着来；方志之后，朱瓒又接着来。即使是多年前的钟越、任谷之类，也都相互告知，奔走而来。后来纷纷而来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何况如今九年考核政绩的制度只有升迁而没有黜退；如果三年考察的制度又不实行，那么贪官污吏遍满天下，残害陛下的赤子，谁还敢斥退他们？陛下认为这几个不称职的人可惜，那么天下数千万困苦的百姓，难道偏偏不可惜吗？臣等对于这几个人，难道曾经有什么怨仇吗？只是因为国法所在，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如今幸而依赖皇上遵守祖宗制度，顺从众论的公议，使胡孝等人未能得逞其奸，人心无不称快。近来奏请办理此事的稍微少了，更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如果再有因考察黜退官员而上奏扰乱的人，就赫然发怒，交付法司，明确判定其罪，使贪婪残酷之人有所畏惧，奔走钻营之徒有所阻止，不敢肆意妄为。一、革除滥进以疏通选官制度。臣切实认为，达到大治，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官职用得其人，政事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没有不能安定的，天下就治理好了。自古统治天下的君主，必定把培养储备人才作为首要事务。仰惟我皇上效法古代治理天下，凡庶官用人，只从科举出身者中选取，进士、举人以及岁贡生、监生才可以授官，此外各种杂流不得一并任用。从前三年一次的大比，各布政司设置科举取士，乡试录取的举人不多，会试、殿试录取进士也有定额。岁贡生员方面，每府每年贡一人，州每三年贡二人，县每两年贡一人。岁贡生员入监之后，过不了几年就取得历事资格，总共不过六七年，吏部就为他们选用；在吏部听选的举人、监生，也没有长期淹滞积压的。因此他们年纪还未衰老，志气和见识也很清明，一旦任官，知道遵守法度，不敢贪污。到了天顺年间，宪臣建议将天下在学、年满四十岁的生员送入国子监读书，无奈各地学生员托关系作弊，有的才三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岁，也冒充四十岁送入国子监。送到京城的总数竟有五千多人。后来陕西强盗侵犯边境，急需战马，于是又允许生员纳马入监读书，纳马的人数又有七千多人。此后四川、陕西地方荒歉，军民缺食少粮，守臣上奏请求赈济，又允许生员缴纳粮食入监，前后总共有数万人。其中大多是武夫，自来没有在学校读过书；既然成为监生，就必须分派历事。他们和那些年壮气盛的举人、监生一起按次等候选用，始终要二十多年才能出身；年长的已经老迈，年轻的也衰弱了，家境贫困，难免负债；授官到任时，债主又逼迫他们，于是便贪取他人财物，哪里还能施展才干办事？所以官职得不到合适的人，百姓多受其害。直到今天，尚未选用的纳粟监生还有七千多人，严重破坏选官制度、堵塞人才流通，大都由此造成。本部虽曾奏准不许生员纳粮入监，但一遇兵荒、府库空虚，难免又要上奏请求开放此例。何况免除富民的徭役，反而加重贫民的困苦，对国体的损害很大，不可不严加禁止。应当通行京城各有关衙门以及在外巡按等官，今后责成各有关官司多方预先准备赈济粮食；凡遇战争灾荒，如果钱粮不足，应另行设法筹措。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到了缺乏财物的地步吗？今后再不许上奏请求开放生员缴纳银粮入监的办法。允许他们入监，会破坏选官制度，贻误国家大事；如有故意违犯者，准许科道官据实弹劾奏报，按重罪治办。这样才可以使选官制度疏通，人才不至于壅滞，官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百姓也能真正得到实际的好处。弘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题，奉钦依：裁减冗官，通行查核来文，其余准予施行。钦此。重申诏令、取信老成，以慎重初政疏【马文升】

译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到吏科抄出的吏科给事中安奎奏称：近来御马监太监王瑞等上奏请求“紧急缺少书篆人员”，奉圣旨：“这批急缺的书篆人员，吏部立即访求七八名精通者来呈。”钦此。吏部据此题称：“一向内府各衙门所用的杂办事务人员，都不经过本部选送，宜由御马监直接访求善于书写的人来使用。”奉圣旨：“仍然选取来使用。”钦此。后来吏部考试得到吴一中等八人，颇为通晓楷书等字体，请求转送御用监收用。奉圣旨：“吴一中等八人以及先前革退的李鼎等六人，都送到御用监一并考试优劣后再来奏报。”钦此。吏部又坚持上奏：“吴一中等八人送去御用监收用即可，李鼎六人不必一同送去。”奉钦依：“仍照前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奏报。”钦此，谨敬遵行。仰惟陛下以英明盛年，承当国家盈成的时运，颁布明诏，裁汰黜退冗员，一时仕途顿然清明，积弊全部革除，人人都说这是圣天子革新政治的美政，是可以长久施行的良法。为什么才过了十来个月，竟大多发生变更？况且杂流之徒一向没有廉耻，惯于奔走钻营，认为通过传奉请托本来就可以得到官职；遇到裁革时又应当全部罢黜。不如经营谋求吏部访取的名义，作为长久保全自身的计策。于是导致太监王瑞等上奏称“缺少书篆人员”，误使圣上批准命吏部访寻并选取人员来使用，又把已经革退的李鼎等六人一并命令送去考试。虽然吏部再三坚持上奏，陛下最终仍未答允，使大臣低头丧气，认为受到牵制而难以办事；冗员依靠权势庇护，往往通过请托钻营而得逞。臣愚昧地认为，吏部是朝廷负责黜退昏暗、升进贤明的机构；如果已经退黜的人又重新进用，吏部就只是徒设了。大臣是陛下所托付的股肱心腹；如果他们的论列不能实行，大臣就只是充数的人员。诏旨是朝廷鼓舞群臣百姓的手段；如果早晚更改，诏旨就成了空文。何况诏旨一经发布，便布满天下，借此调和上下情意、更新天下耳目的作用都在这里。所以凡是继承帝位的君主，必定颁布诏令以维系人心；但诏令还必须坚如金石、信用如四时运行，使臣下有所遵循，然后才可以称为诏令。否则人们把它看作寻常文书，没有人信从；既不信也不执行，政事就会败坏，世道日益走向崩坏，最终不可救治。陛下刚刚继承帝位，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太平，难道可以徇从左右近臣请托交结的私情，使已经罢黜的冗滥之徒重新进用，而同诏旨彼此违背吗？古人说，南山可以撼动，但这个判决不能改变。陛下难道忍心让诏旨反而比不上一个判决吗？臣曾经查阅冗员，每每没有不感到惭愧的。其中像双线匠之类，竟然也能通过传奉授官，这同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有什么不同？没想到圣明之朝也会容有这种事情。李鼎等也属于招收工匠的名目，滥领俸禄已经多年。考察他们的才能，不过是书写篆字、弹琴一类小技；有他们并不足以使事情变得重要，没有他们也不足以使事情变得轻微。不知这样怎能符合圣上的心意，却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况且吏部遵奉明诏，裁革冗滥官员七百多人，如果让李鼎六人的奸计得逞，臣恐怕一旦打开这个侥幸之门，后来就会成为惯例。比如御药房想援引被裁革的医士，就会说“修和缺人”，请求考选；内官监想援引被裁革的工匠，就会说“造作缺人”，请求查取。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如今朝政多有缺失，边事十分紧急，灾异频繁发生，府库已经空竭。陛下自即位以来，没有召见一位大臣、询问一项重大政务，却偏偏在这种不急迫的事务和冗滥之徒上，既责令吏部访寻，又责令吏部送去考试，使这些人不只是暂时苟且取得俸禄以容身，简直还想为日后取得名正言顺的进身资格。即使老成正直的谏言屡次进呈，也不顾惜；即使诏旨被废置而不能施行，也不顾惜；即使国家大体受到损害、公论不能满意，也不顾惜。然而天下事情在开始时尚且应当极其谨慎，还恐怕很少能够善始善终。陛下在新政开始、谨慎开端的时候，施政却如此，想要将来始终保持美善的政治并取得成效，就困难了！痛惜先帝已经驾崩，如今中外人心所依赖、能够扶持世道、整顿纪纲、遵守成宪的，不过三四位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是朝野公认的贤能，即使只是冗员一事，陛下对于老臣马文升的论列尚且置之不信、拒绝不从，如此我不知道究竟还有谁值得信任、听从。臣听说，怀着狐疑不决的心情，会给盗贼以可乘之机；抱着不防备的意念，会打开群邪的门路。近日马文升坚持上奏前事，竟至十多天留在宫中而不发出。臣仰测圣意，想采纳文升的意见，就会违拗左右近臣恳切请求的私情；想满足左右近臣的私情，又不合大公至正的道理。因此辗转之间最终还是依从了此前的意见，只是迟迟才发出罢了。如果事事都这样，今后群小就会放纵自己的意志，贿赂公然流行，逐渐导致君主的威势在上面不能振作，政权的权柄在下面暗中转移。新政所受的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裁革冗员虽然属于吏部的职掌，但举发纠正欺弊，实在是臣所任科道的职责。因此臣不忍缄默不言，急切地为陛下陈说。伏惟圣明俯纳臣言，收回成命，敕令吏部仍遵照诏旨，将李鼎等六人革退为民，或者再逮送法司，追究他们交通请托的奸弊，以作为将来的警戒。吴一中等八人，务必照吏部所拟定的办法办理：必须等办事期满十年，才给与冠带；再办事期满五年，酌量授予鸿胪寺序班，仍照旧办事，不必经过考满另行升用，并将此定为成例。以后如果有人通过请托传奉谋求升职，准许有关部门及臣等据实弹劾奏报，使弊端根源永久堵塞，政体不受损害；上可以彰显圣明纳谏的美德，下可以实现老臣报国的心愿。以上意见具题后，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谨敬遵行。抄送有关司查得，近来御用监太监王瑞等上奏称：儒士李鼎等六人革退为民后，各自不再服役，如今制造御用器物以及宝纛、龙旗、龙床等物，没有人书写楷书、篆书，乞敕令吏部查照先年事例，考取精通楷书、篆书、西番、西天等文字的人员，酌量送六七人到御用监办事。

译据此具题，奉圣旨：“这批急缺的书篆人员，吏部立即访求七八名精通者来呈。”钦此。本部查得，李鼎等六人先因御用监招募能够通晓楷书、篆书、西番、西天等文字并能抚琴的人，工部随即参奏说：李鼎等既然称为舍人，当然不是御用监工匠一类；他们所学习的文字技艺又不是该监应有的匠役类别，把他们混同招收，不过是为日后通过传奉授官寻找媒介。奏报后奉孝宗皇帝圣旨，改作儒士，在御用监办事；才满三年，又奏请按照儒士彭勉循的事例授官。工部又参奏说，不应妄引事例，应送法司问罪。具题后，摘录奉孝宗皇帝圣旨，准许给与冠带。钦此。又查得赵世也属于传奉授官之列，几人都在近期奉行明诏，本部查奏革退为民。如今御用监制造御用器物，需要通晓楷书、篆书等文字的人员，应由该监直接访取使用。具题后，奉圣旨：“仍然选取来使用。”钦此。本部访得京城官舍等人员中，邢溥等五十七人都通晓楷书、篆书等文字；考试后，其中吴一中等八人颇为通晓上述字样。经议定，这些人都是白衣出身，必须办事十年后给与冠带，再办事五年后酌量授鸿胪寺序班，不必考满后另行升用。以上开列具题，奉钦依。仍照此前圣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奏报。钦此，谨敬遵行。在覆奏期间，如今上述案情送到本部。臣等认为，给事中安奎所说，大意是想遵奉明诏，革除侥幸进用之徒；体恤舆论，慎重传奉授官的发展，不让李鼎等人重新得到进用，从而破坏革新的政治，这也是该官员职责本来应当做的事。臣等也深切思考了这一点。李鼎等不过是书写篆字的小技艺，先以匠役名义招收，后来改称为通晓楷书、篆书、西天等文字，已经被工部参奏为传奉授官的媒介。后来又请求授予官职，工部又参奏其妄引事例的罪过；再加上他们应当通过请托谋求进用，前后奔走钻营的情节，与其他一时传奉升官的人相比，又大不相同。臣等坚持上奏，并不是与李鼎等另有仇怨，也不是故意要阻挠他们，只是因为皇上新政开始、中外都在期望的时候，如今却因李鼎这五六个小人扰乱，使明诏不能取信于下，朝廷物议沸腾，传奉授官一旦重新开启，后续弊端难以禁止，损害国家、导致灾异，实在由此而起，关系到治理国家的大体，确实不是小事。伏乞圣明留心省览，应当俯从谏官的意见，仍依臣等所说，将李鼎等不必送去考试，照旧革退为民。吴一中等八人中，本部送到该监考试、考中的留下任用，考不中的也予以黜退。考中者每月支领俸粮以及办事、授官等事项的起算日期，都依照臣等拟定的办法办理。以后如有通过请托谋求升职的，准许本部及科道官据实弹劾，逮捕审问。这样，皇上听从谏言的美德可以追比祖宗，用人得当的善政可以更加发扬，冗员所食的俸禄自然减少，侥幸进身的门户也会稍微堵塞。此事关系到重申诏令、取信老成、慎重初政，以及奉行钦依的事项，仍照此前圣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奏报，并告知有关衙门，臣等不敢擅自办理。正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具题，第二天奉钦依，谨此。荐举陈献章疏【彭韶】臣私下听说，有名望、有德行的贤才，成就起来非常困难；把他们储备在朝廷，关系极其重大。因此古代圣帝明王都广泛咨询、搜求人才，不遗漏遗逸之士；小则把他们招来，大则起用他们。行动时便依赖他们建立显著的功业，静处时便借此维系士大夫的仰慕之心，使声望风采蔚然成为国家的光华，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只有善才值得珍视”。臣切见广州府新会县依亲监生陈献章，心术正大，见识高明，平素涵养深厚，德性坚定，立志向古人学习，不把荣辱放在心上，实在是超出当世的儒者。从前成化五年参加春闱考试，偶然未能取得甲第，获准休假回乡，闭门养志，沉潜研读圣贤之书，确实窥见其中的纲要，洞彻处理事务的道理，见解精深透彻；他的才干虽然还没有实际施展，但可以保证其能够胜任。今年已经五十多岁，读书践履更加纯熟，孝行义举著称于世，人人都受到感动。臣等自量才德远远比不上献章，却还忝居厚禄，反而使这样的醇厚儒者未被任用，不仅臣等内心实在不安，也恐怕国家来不及收用他，白白失掉这样为善的宝贵人才。臣近来看到，天顺年间英宗皇帝听说抚州百姓吴与弼文才品行高古，特意以礼聘请，安排他担任宫僚；无奈他因年老多病推辞不任职，所以没有看到他发挥作用的成效。如今陈献章年力强盛，远不是吴与弼可以相比的。伏乞圣明以礼征召，酌量安排京城儒官的职事，那么他一定能够补益圣德，使士类受到风教感化。臣等任职于藩司，对于所属州县的人才，不敢不举荐，因此特具奏本上报。后来承准吏部辰字七百六十五号勘合，查核本司所奏前事，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谨敬遵行。抄出送到本部后，适逢广东布政司也为前事发来咨文，一并送到本司。查得陈献章五十一岁，属于前述府县人，由举人、监生出身，成化三年在本部历事期满，收候听选；期间通政使司连名送呈公文，本人申诉请求取回盘缠，已经发文送顺天府给凭引，照准回乡。如今据上述案情，广东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等奏称：监生陈献章请假回乡，闭门养志，读书践履更加纯熟，年力强盛，非吴与弼可比，请求以礼征召，酌量安排京城儒官职事。由于陈献章先由乡贡出身，历事后听选，是朝廷按次等待选用的人才，与吴与弼作为山林布衣的情况不同，应当连同此事送交该司，责成本司转行办理。应由该府、该县亲自到陈献章住处，以礼起送他赴京；本部另行具奏请旨定夺，以激励士风，不列入通常的选官授职。为紧急补充六科官员，依照成例选拔补充，以扩大谏诤言路疏。

译臣私下查照，六科额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共五十八人。其中事务有繁简，所以员额有增有减；但负责掌管谏诤、准备献纳意见，则六科的职责都是一样的。祖宗以来员额一向齐备，后来才有不全部补足的情况。不过遇到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缺额五人以上，就一定奏请升补；各科给事中缺额十五六人以上，也一定奏请选补，这也已经成为成例。先朝曾经一时补足五十八人，当时以此作为美谈。增加谏官设置，本来就是盛世的事情。因此，收储人才广泛，真正的人才必定能够得到；耳目见闻广博，公论就有归依。何况如今圣人在上，纳谏如流水，求言如饥渴，难道负责献可替否的官职，反可以推说缺乏人才吗？这确实是应当特别注意的事。如今查得六科在任官员只有二十一人，不到额数的一半。除都给事中六人掌管印信外，其余十五人都领有敕令、奉旨办理各种差遣，几乎没有空闲。六科一切日常公务尚且办理不完，假如一时奉命出差，就会达到无官可派的地步。现在吏科缺左给事中一人、给事中四人；户科缺给事中七人；礼科缺五人；兵科缺九人；刑科缺七人；工科缺四人，共缺三十七人。六科除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之外，只剩给事中四人，供职奔走，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想要从容侍从，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文书、论议和思考方面的长处，安闲退食，以实现恭敬协同、谋划议政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可能了。这恐怕不是朝廷当初设置官职、确定员额的本意。近年以来，六科出现员额空缺，吏部不肯按数选补，每次补充不过五六人。问他们，就说在外的推官、知县尚未达到行取条件，行人、博士任职未满三年的进士又不在选取之列，所以即使有缺额也全部停置不补。然而其中上奏论事的人接连遭到斥退，触犯时忌的人又多被调任外地，人数逐年减少，直到今天已经无法恢复。臣考察祖宗旧规，凡给事中有缺，只在年满三十岁的进士中考选奏补。弘治年间才开始将行人、博士一并选取；正德年间才开始把在外推官、知县照御史的成例选补。正德末年，大臣畏惧忌恨新进而敢于直言的人，才开始完全废止进士考选的旧例。陛下登极诏书命令今后照依旧例，给事中有缺，应当在进士中考选奏补；御史有缺，则在进士和行取人员中一并考选授官。钦此，谨敬遵行。然而这项诏令只实行了一次，随即又被搁置；连吏部也曾奏请庙堂大臣，但暗中加以阻挠，往往借口说这些人没有经历世故。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公正的言论和确切的议论。用人之法，只在于按公心访求，精心选择，使任职与才干相当，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得到合适的人，进士、行人、博士本来未尝就一定不可任用；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推官、知县长期从事官政，也未见得就一定可用。古人中本来就有未曾徒劳于州县、却早已具备经邦治国才略的；也有做到台辅大臣、功名反而不如治理州郡者的。人的品德、才器自有一定价值，考察名册的人自然应当辨别出来，怎么可以一概拘泥？如今六科的选任，竟完全废弃祖宗旧制，唯独舍弃进士而必定从推官、知县中选，这是偏重一端。后来推官以任职三年考满者可以参加行取，而知县却必须限定六年，这是对推官、知县又区别对待，同样是偏重。臣私下想到，朝廷的良法美意，对于有关官员要求久任，都是为了百姓。假如是为了百姓选择官员，那么如今任县的官员果真有实在的德惠和政绩，像古代循良之吏一样，任职越久百姓得到的利益越多，就不必行取，应当依汉代的办法增加秩禄、赐给金帛，从那些政绩卓异者中选拔，依次等候公卿职位的空缺即可。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全部用科道官职来酬报，之后才足以作为劝勉呢？假如是为台谏官选择人才，那么知县中任职三年、声誉政绩显著、才能足以担任侍从和风宪官的，当然可以同推官一起参加行取，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六年之后才可以呢？这就是臣对用人之术不能没有疑虑的地方。何况朝廷设置言官，自有其用意，所以应当取其风裁气节，不应只取其德行分量；应当取其刚直敢言，不应取其圆通世故；应当取其具有廊庙大臣的端庄气度，不应只取其处理簿书、米盐事务的能力。司马光说：“凡是选择论事官，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是不爱富贵，其次是看重并珍惜名节，再次是通晓治国的根本体制。”臣认为，今天选择言官，应当采用司马光的话作为取人的标准，也应当采用臣的话来求得设置官职的本旨。如果只是把年老成熟、熟悉事务作为选择言官的标准，那不过是想得到圆滑柔顺、阿谀逢迎、爱惜自身而固守俸禄的一类人，只取他们不伤害自己罢了。更严重的，还有人扶植一两个不肖无良之徒作为私人，借助他们充当爪牙，攻击吞噬善类，暗中肆行威权；这对大臣有利，却不是国家的福分；使正直之臣难以立足，也不是圣主明断、不能庇护忠臣的表现。臣待罪任职已有多年，任职以来没有什么成绩，自己惭愧不足以进言。关于言路的有无，臣私下看到，近来侍从官员极其寥落，弹劾纠察的气势委靡不振。如果不精心选拔才德贤能之士，充分补足员额，恐怕不足以承担陛下耳目之寄托，扩大朝廷议论政事的机构；国家的元气血脉也终究不能得到培植和流通。伏望圣明深加体察，特敕吏部遵循祖宗旧例，奉行陛下明诏，扩大用人的公心，破除大臣的私意，务求事情允当合宜，法制贵在因时变通。应当把现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任俸超过二年的行人和博士，以及在外任职三年考满后到吏部的推官、知县，先依照旧规和现行事例查核，具奏后公正考选，以补充六科现有的给事中缺额。在外已经三年考满的知县，如果才识英明通达、政绩特别卓异、足以备选台谏官，即使未满六年，也乞敕令有关部门公正查访，审慎确定人名，奏请行取来京，以备急需风宪官之用。遇到给事中有缺，也听任在这些人员中一并选补，这样用人的道路就不会偏滞于一途，补救时弊的办法也不会拘泥于一法。如此就会看到吉祥贤能之士汇聚进用，忠诚正直的言论日益听闻，国家体制自然尊严，朝廷纲纪自然振作，而奸邪专横放纵之人也会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上题，奉圣旨：吏部知道后奏报。钦此。确定职官的品级【丘濬】

译臣考察《周礼》，每卿统辖六十属官，六卿共统辖三百六十属官。六卿所分掌的属官，在唐代分为二十四司。如今制度中，吏部设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户部设十三司，分别隶属浙江等十三个布政司，又酌量兼领直隶府州；每司内部又分为民、度、金、仓四科。礼部设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兵部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刑部如户部制度设十三司，每司又分为宪、司、门、都官四科。工部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四司设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分别主管各部掌管的事务，而统属于尚书、侍郎。吏部所掌，是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的政令；户部所掌，是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钱粮的政令；礼部所掌，是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的政令；兵部所掌，是天下军卫、武官选授和军务的政令；刑部所掌，是天下刑名、诉讼覆核、关禁的政令；工部所掌，是天下百工以及山林川泽禁令的政令。六部统辖各司，各司分别掌管天下事务，就像网有纲、丝有纪一样，上下相承，大事小事都能举措周全。所属官员虽没有三百六十之多，但其中脉络相通，体制不乱，得到了《周官》六典遗留下来的精神。自从有《周礼》以来，二千多年中，只有今天实行的制度最接近这种精神。臣恭敬地看到《皇明祖训》说：“自古以来，三公讨论治道，六卿分掌职务，并不曾设置丞相。自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便灭亡了。汉、唐、宋沿袭这一制度，虽然也有贤相，但其中所任用的，大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如今我朝废除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别处理天下各种事务，彼此抗衡，不敢互相压制，事务都由朝廷总掌，所以稳妥。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一概不许设置丞相。臣下如果敢奏请设置，文武群臣将上疏弹劾，犯人处以凌迟，全家处死。”唉！这是我圣祖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谋虑，超过历代帝王，确实符合成周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民为根本的意思。那么今天的五府、六部卿佐，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都是前代三省两府执政官的职能，虽没有宰执的名义，实际上办理宰执的事务，只是这些事务总归朝廷，而不专由一人掌握。因此一百多年来，朝廷没有纷乱更改的弊病，臣宰也没有专擅权力的祸患，朝廷上能安定政事，臣下能保全职位，如同一日形成。议论者还说：政权一定有归属；如果没有统属之人，也必然有归结之处，其中难免有权力旁落、下移，以及暗中掌握、默默运作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来掌握，弊病将不可胜数。因此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立即选拔七名有文学才干的臣子，让他们居于内阁，专门掌管制诰。凡国家的大典礼、大政令和重大事务，他们都可以预先参与知悉。谋划商议确定后，再交给有关部门执行，不给他们相应的名位，却给他们实际权力。此后便作为成例，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不授予名位，臣下就没有作威作福的凭借；授予实际权力，朝廷就能得到咨询谋议、广泛访察的好处。这种处置的完善、防范考虑的深远，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公论铨选之法一【丘濬】本朝入仕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岁贡，二是科举。岁贡制度是每年由学校选送贡生员赴礼部考试，考中后补为国子监生。府学每年贡一人，州学三年贡二人，县学二年贡一人，按照领取廪饩的先后排列次序，这样在学校中的人便已经取得资格。科举则每三年举行一次，参加乡试中选者赴礼部会试，中试者授予官职，未中者送入国子监学习，等待下一次科举。屡次落第的人，也按照监生的资次进入仕途。科举有规定名额，岁贡有固定人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所提供的人才，正好大致相当，没有明显过多或不足的数量。洪武、永乐以来，任用官员从未听说缺少人才，需要选用的人也从未听说长期滞留，大概是因为祖宗制定的法制固定，有司奉行，不敢擅自更改。近世议论者怜悯在学校中的士子大多衰老，于是开设四十五岁可以入监的例子。后来又因国计不足，设立纳粟入监、上马入监等名目，从此在科举、岁贡之外另开旁门，选用人才的条目只增加到这些，而入仕道路比旧制更多。人才日积月累，终于达到从前的数倍。旧制规定，各司历事监生历练三个月，考核确实勤谨后，把姓名附列在选簿上，仍留在本司办事，临到选用时才取来任用。实际上，历练日期长的达到二三年，后来因为坐监读书的人数太多，便减为历练半年或一年，就送吏部附选，发给假期回家居住。如今有等待次序十年还不能被选用的人，积累日久，人数越来越多，几乎将达到一万人。因此，一时之间，在监肄业的人数少，在吏部听候选用的日子多。臣恐怕积累得越久人数越多，不会止于这个数字。国家培养人才却不能任用，等到任用时，都是衰老昏聩、不能办理事务的人；这不只是人才本身的损失，对国家造成的拖累更大。士子在学校里喧闹拥挤，学校甚至容纳不下，这本来是国家人才兴盛的表现。可是如果人才充塞在选调之中，老死而得不到一个官职，难道是盛世应当有的现象吗？这不只是士子的不幸。国家对待人才，也如同人家对待子弟；子弟年老而没有成家，做父兄的一定替他忧虑。国家储备培养人才，直到白头还不能得到一项任命，做君主和宰相的难道能不为之忧虑吗？所以，既然忧虑这件事，就不能不预先采取措施加以调节。

译调节裁减，必须使已经入仕的人确实能够及时发挥作用，使被淘汰退处的人不至于有后来无所归宿的叹息，这样才可以。然而，如果居上位者不权衡轻重、辨明缓急，不能果断决定一定实行，反而以害怕人们怨恨作为推托，那么即使有可以调节裁减的办法，也不能实行。古人说过：“使一家哭泣，怎么比得上使一路百姓哭泣？”臣也说：“一个人的怨恨，怎么比得上千千万万人的怨恨？”一时的怨恨与无穷无尽的怨恨相比，哪一种更多呢？何不想一想：“我国家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是人才。”如今任用人才，必须遵循资格，而等待选用的人往往老死在选调之中，不能及时进用；等到任用时，大半已经衰老了。衰老的人志气消沉，体力衰退，不替自身、家族和子孙打算的，没有几个。现在如果不替他们处理，正如患了七年的病却不去求三年艾草一样。这样一来，将来任用的都是衰老之人，衰老之人遍布天下，却想使事务治理、百姓安定，就困难了。事务不能治理，百姓不能安定，就是国家动乱灭亡的征兆。而且国家培养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百姓。天下的百姓多，还是士人多？议论者为什么只害怕士人的怨恨，却不防范百姓的怨恨呢？那么，今天的对策应当怎么办？请敕令吏部全面统计本部等待选用的监生，从某年起至某年止，总计若干人，其中已经到吏部的若干人，给假回家的若干人。吏部以一年为期限，大略计算每年能够任用若干监生，合计计算到某年才能全部选尽。又通令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核统计在家听选的监生，详细开列年龄、籍贯和日期，造册申报吏部。然后请防选差遣卿佐中有文学才干和办事能力的人，携带敕令到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召集听选监生，在总会集处设场考试，大略依照科举考试的办法。第一天从经书中出一道论题考试，第二天考时务策和行移文各一道。三题全都通晓的为上等，通晓两题的为中等，通晓一题的为下等，完全不通的为不合格。合格者造册送吏部，依次选用。不合格者编为平民。合格者中有不愿做官的，上等者遥授京官品秩后准其致仕；有文学才干的授予助教、学录一类职务；有政事才能的授予通事、序班一类职务，并免除其户下三名丁男的差役。中等者授予外地八品职名，优免两名丁男。下等者赐给冠带，免除一名丁男的差役；没有丁男的，就从本里以内的闲丁中给予免役。有人在考试前申告愿意免试，也按照下等的例子办理。这样，入仕的人能够发挥作用，不入仕的人也不至于无所归宿。虽然如此，这只是因一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救弊办法，难道是祖宗当初教养人才的本意吗？圣朝设立学校，选拔师儒来教育生徒，优厚地供给廪饩，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从容在学校中学习多年，是希望他们成才，以供国家任用。士子立定志向，努力学习，达到成材立业，以图报答国家，这才是不辜负国家培养教育的恩德。可是有些人竟苟且拖延年月，白白耗费廪饩，直到衰老，还不能说出一点成就。像这样的人，上辜负圣恩，下玷辱学校，即使按照成周裁汰不肖之人的办法，把他们屏弃到远方，终身不许参与仕进，也不算过分。但他们之所以衰老固然是因为不能奋发勉励的罪过，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事体，妄自开启侥幸之门，堵塞仕途，对他们有所扼制的缘故。他们既然知道自己的过错，又不愿参加考试，姑且制定这个一时不得已的救弊办法；总之，不能把它作为常法。此后，凡是科举和历事，都一概遵循祖宗成法，除这两条途径之外，不得另开入监门路，以恢复洪武、永乐时期的盛况，那么人才就不会长期滞留，贤能与不肖也不会混杂了。今天求贤以治理国家的事务，确实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有人说：这样一来，选官途径固然清明了，可是各郡县学校中有些生员年纪已经接近五十岁，还没有取得出身资格，应当怎样处置？回答说：学校中的生员，年纪已经长大而又不通文理的，充任吏员或编为平民，朝廷已经有固定条例。只是有些人学问有成、年纪已大，要进用则资次还不相应，要退处则学业品行又可取，往往老死在学校中，实在可惜。我私下看到，如今吏部岁贡生员中，初次考试尚未入监的，往往参加考试后被选为教职，其中很多借助他人来图谋侥幸，不如在学校生员中查考年满四十五岁、领取廪饩将近十年，以及曾经参加乡试六次入场的人，命令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和藩臬二司，每五年考验一次。其中有三场都通晓的，考试中记录其所作文字，连同本人送到吏部考试，仍令其坐监学习一年，依照资次等待缺额，作为教职。这样，学校中的生徒也不会有老死而不被任用的人了。公论铨选之法二【丘濬】臣考察认为：天下事务的利弊得失，通常各占一半，朝廷所制定的法律也一样。比如按照资格任用人才，议论者说，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庸碌之人容易按级历升，不至于沉沦废弃；而杰出之才反而不能脱颖而出，终于辗转迁延，那么资格制度就不应当存在。可是，在没有这个制度以前，选官部门注授官职，有人老死于低位三十年，出身后仍得不到俸禄，这又说明资格制度不可没有。那么，按照资格任用人才，其利弊得失究竟怎样呢？唉！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贤能聪慧的人总是少，愚昧不肖的人总是多。天下事务中重大繁重的，往往不如轻微细小的那么多。因此君主治理国家，任用天下的人来处理天下的事务，难道不想人人都发挥贤能聪慧吗？然而人的品格有高下，事务有大小，官职有尊卑；应当根据事务设置官职，随着官职任用人才，必须使官职与事务相称、人才与官职相称，这样事务就没有不能治理的，政务就能全部办成，治理之道也就成功了。但是人的品格高下之中还有高下，事务大小之中还有大小，官职尊卑之中也还有尊卑，不能一概而论。

译正因为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要设置官职来总括掌持，使每个人都得到适当的分量。就像用秤称量物品、用尺测量物体，轻重长短各自合宜，而不偏于一端；但这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行。然而合适的人不是经常能够得到，于是不得已只好用法令来任用。假如朝廷经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那么即使没有成法也可以。可是，如果合适的人不能经常得到，怎么办呢？古人任用人才，贵在把人治与法制兼用。把数百上千人的才品，交由一两个人凭耳目裁决，如果没有簿籍考核、法制禁限和资次循历，想逐一记忆、人人选拔，我恐怕他们的智慧有所不周，力量有所不及，时间也不够用。何况还有虚伪妄诞、冒名顶替、请托求情、挪移遮蔽、奸诈计谋百出的人呢？由此看来，固然不能不任用人才，法制也不能不确定。守一定的法，任用善于通权达变的人，使他们根据资历经历的适宜程度，随着才器所能，衡量着加以任用；既不完全不用资格，也不纯粹只用资格。不用资格，是为了对待非常之才，任用其担负重要职务，办理艰难繁剧的事务；用资格，是为了对待才器较小、资历较浅的人，以及办理冗杂职务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把它制定为法令，就应当固定如此；同时还要得到公正明察的人掌管铨衡，随才授任，根据时势和制度的适宜程度，在常规调选中加以调节裁量，从而设置非常规的调选。调选虽然看似不合常规，实际上也不超出常规调选的范围。人才逐步任用，出类拔萃的人才却不必逐级授官；官职按次序升迁，紧要职位却不必按次序补授。若不是有大功德、大才能，或者国家突然发生非常变故，绝不会骤然任命平民为将领，使其徒步之身直接成为卿相。我祖宗立法完善，超过前代，从来不是不用资格，而是在某些地方可以不用资格。虽然看似不区分流品，实际上从未不加区分。为什么呢？按照现行制度，文职四品以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员有缺额，都要列名上报；五品以下，吏部才可以铨注。这就是采用资格而又有可以不采用资格之处。从尚书、侍郎以下，只以才干为标准任用；看似不分流品，但翰林院、国子监不是通晓经学、能够作文的人，不能授予，因此在流品上也从未不加区别。臣僚在任时，虽可通过推举破格任用；任期届满到吏部后，则一定考核功绩，按照常规调选任用。祖宗的良法和美意就是如此，这也是万世都应当遵守、不可更改的制度。选择百姓中的长吏一【丘濬】臣考察认为：九年考核、黜陟官员的制度，开始于唐虞；后世任用官员，只有西汉实行得最久。黄霸在颍川任职达八年，但当时还没有固定制度。只有我圣祖考察古制、制定制度，才恢复了有虞的典制。内外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六年再考一次，其中平常而不称职的，都准许其留任，希望他们后来能有成效。到了九年总考，然后根据三次考核的功过相抵，依此黜陟。对于外官，其中有善政著名、受到官吏百姓申诉保举的，以及部使者上报的，就立即实行表彰优异的典礼。任期届满的，又增加俸秩、加授官职，仍留在原任，所以官员安于职守，百姓安于生计。做官的人没有奔走道路的劳苦，留任的人也没有送旧迎新的费用。一百多年来，大体都遵循这条道路。近来从选官制度长期滞塞以来，才实行一切苟且的政务，屡屡变更，实在很不是祖宗当初立法任人的本意。何况继任的人与被罢退的人，才能相差很远吗？选择百姓中的长吏二【丘濬】臣考察北齐制度，把郡分为九等；唐、宋制度，把县分为七等，确定等级差别，是为了区别疆域的宽窄、人口的多少，并使赋税差役的轻重相均。根据所辖地域的大小、所统人口的多少、所治理事务的繁简，衡量它所能容纳的事务，估计它所拥有的资源，计算它所能收取的赋税。这样就没有偏重的弊病和不均的忧患，这也是君主平治天下的重要原则。我朝取得天下之初，郡县大多沿袭前朝旧制，名称有些不同，疆域却没有改变。那时战争刚刚平定，流亡迁徙者还没有复业，人口没有确定数目。如今太平日久，户籍已经确定，人口日益增加，然而郡县仍沿用旧制，大小相差悬殊，人口多少也极不相称。有的府统辖数十州县，最小的县竟至于不满一里。设置官员虽有全设、裁减的不同，品级却没有大小之别。臣仰念祖宗官制已经确定，实在不敢轻易改革。至于斟酌唐、宋制度，确定府县等级，似乎可以实行。臣愚昧地请求把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州县的等级也如此划分。上等县以编户居民达到方圆百里为标准，中等县在五十里以上，下等县在四十里以下。县的疆域超过百里的，有的升格为州，有的析分为一两个县。县中人口少的，就划入附近的里来补益。州中人口少的，有的降为县，有的增加附近百姓来补充，府也是如此。这样，官吏所治理的地方有繁简之别，便可据此考定其政绩优劣；土地所产有厚薄，便可据此征收财赋；人民聚集有多有少，便可据此确定徭役。这样将会看到疆域整齐，事务和力量均衡，差役赋税公平，太平的根基就在这里了。有人说：祖宗成法实行了一百年，突然加以改革，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呢？回答说：浙江嘉兴府只有三个县，宣德年间却析分为七个县。景泰初年，浙江倭寇作乱，于是分设温处；福建倭寇作乱，于是分设建剑；广东倭寇作乱，于是分设南海。与其在残破之后析分，哪里比得上在全盛之时设置呢？何况如今远方县道，有的地方方圆四五百里，跨在三四个县之间，百姓距离县治很远，往往凭险固守、强行专断；遇到拘捕征召时，公然抗拒官府，官府害怕引发变乱，便因循姑息。过去福建、浙江，近来的荆襄，都可以作为鉴戒。选择百姓中的长吏三【丘濬】

译臣考察认为：黄帝设置四监，唐虞设置四岳、十二牧，三代设置方伯、连帅，这些都是后世监司所承担的职务。不过当时实行封建制度，所监察的是诸侯的国家。秦、汉以来，开始设置郡县、任命郡守县令，土地分割而官员增多，所以监察官更不可没有一定的制度。汉以来虽然设置刺史、州牧、观察、节度、转运、提刑等职务，但官制没有固定规范，治理也没有固定机构，其流弊终于造成职责分割而不能统一、权力沉重而不能运转；虽有监察之名，却没有举荐人才、兴利除弊的实效，甚至出现官吏无所惩戒、百姓得不到恩惠的情况。国初沿袭前朝制度，设置行中书省，后来废除它，把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每司设置布政使、参政各二员，分为左右，统掌一方承流宣化的职责。又设置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按察司主管法律制度，三者并列而立，称为三司。治所既有固定地点，官员组织又有固定制度，德政与刑法一并施行，文官与武官同时任用，体制彼此维系，关系相互贯通。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以后，对地方进行治理的制度，还没有比这更详备完善的。又每年派遣一名御史巡按该地，临近边境就专门任命大臣镇守，有事则分别派遣大臣巡抚，因此一百多年来，官员没有空缺职守，百姓没有积压的冤屈，祸乱也没有发生，正是采用了这套办法。仰想祖宗治理地方的制度，已经极其完善，确实可以说超过历代了。然而，能够振兴并维持它的，又在于圣明的子孙后代。古人说，天下治理的根本在郡县的责任，郡县的责任交给监司，而其中的大纲和要领又专在朝廷。如果确实能够委任大臣，让他们选拔监司，在任用之前预先广泛询问访察；遇到官员缺额，就根据才能选任，或者从现任班行中举荐，或者从州郡中选拔，或者因任职经历逐级迁升，或者因为才能特别优异而破格提拔。任用之后又责成他们取得实际成效，果真有特别才能的，就加以表彰；明显有实际功绩的，就不按常规次序公开荐举；而对于不肖、庸碌、懦弱、贪鄙之徒，则不顾及使其一家哭泣，也要罢退。这样，十三道的藩臬官和数十名正佐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郡县就没有不良官吏，田野乡里的百姓就没有不安定的，达到治平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伏望皇上和圣明之人加以留意，天下百姓将得到极大的幸事。论官制一【王琼】国家的制度，废除了中书省，提升六部的地位。起初我也对此有所怀疑，认为自古以来难道有不设宰相却能够达到治理的吗？后来看到宋朝南渡以后，专门任用奸贼秦桧，杀害忠良；此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窃取政权，群小又跟着附和，日益走向败乱而不自知，这不正是因为权力过重吗？那么今天废除宰相并不过分。我朝设置六部，仿照《周礼》六典，最为简明扼要而又有体制，只是名称仍沿袭唐、宋旧制。唐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仆射、右仆射。如今中书省已经废去，只保留中书舍人，作为七品官，负责撰写文书而已；门下省也已经废去，只保留给事中，虽为七品官，却有封驳的权力。尚书省不再设置，尚书令、仆射的职能升入六司；尚书分掌六部，品秩为二品，大概就是仆射一类的官。中书、尚书的名称与古代相同，实际职能却不同了。论官制二【王琼】国家初期的官制，完全按照历任俸禄的深浅来转迁升授。例如京官六品，考满六年升一级，为从五品；再历俸三年升一级，为正五品；外官则必须九年考满，按照治绩繁简来决定升迁，这是固定制度。比如宋景濂，洪武二年授为学士，洪武十年致仕，终身止于五品。洪熙以后，这个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大概因为四品以上官员逐渐减少，五品以下官员逐渐增多，低品官员应当升迁而高品官没有缺额，不能升迁；或者低品官尚未达到升迁年限，而高品官突然有了缺额，也必须升补，因此便有不等待缺额就升迁的情况。如翰林院学士、春坊殿阁大学士，有升到尚书、侍郎而只带虚衔的；通政使、太常卿、国子监祭酒，以及由序班出身升到鸿胪寺卿、由医士出身升到太医院使、由写字出身在内阁书办中升到编修、郎中等官的，也都有升到尚书、侍郎而只带虚衔的，这是因为应当升迁却没有实缺。又有紧急缺额但没有达到升迁资格的人，于是暂署其职，如六部署郎中署理员外郎。可是署职的例子只实行于六部司属，其他衙门没有这种制度。如给事中以上、监察御史以上、序班、行人、中书等官之上都没有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只有五员，因此都没有署职。国家初期曾有御史升任主事的，如佥都御史升任侍郎一样。但是翰林、科道官职掌讲读、弹劾，属于近侍清要之职；又因为外地四品以上官员的缺额较多，于是便在科道和部属中分别按照历俸年深的人破格升补。翰林官不经历政务，所以不补任外官；满九年才得以升为行人。内选补任科道、中书，也满九年才得以升任各部员外郎。只有序班这一官职，满九年才得以升为外官，八品官最为困苦。这就是建置官职的制度发生变化而不能长久的情况。大概转迁虽然有资历次序，官制却有固定员额。如果资历次序虽已达到应当转迁的条件，但官府没有员额缺额，就只能仍任原职而不迁升。其中年资深、政绩卓异的，可以加升俸禄品级；一定要等有缺额时才迁升补授，这样黜陟官员的制度与规定员额两方面就不会互相冲突了。

译论官制三【王琼】天下官员规定有一定员额，计算取士人数也有一定数目，足以相互配合任用。如果官员多而人才少，官职就会空缺；如果官员少而人才多，人才就会壅滞。洪武初年，天下学校供养士人，每年贡一人，后来改为三年贡一人，总计三年不过一千多人。后来设置举人科、进士科，每省取士最多不过四十人，进士最多不过一百人。取士人数足以与任官人数相当，而且罢黜的人多、久任的人少，所以人才常常不够任用。科举、岁贡之外，又有选拔人才的途径；此后人才虽然逐渐充足积聚，但等待吏部选用的超过三个月，也都被选除。如今各部历事监生超过三个月，考核勤谨后列入选用，旧法仍然存在。只是因为历次开放贡举、科举，又加上纳银、纳粟等事例，监生积累到数万多人；考核勤谨后，过了一年多仍留在吏部，或者放回家听候选用，必定要十四五年才按次序取选，往往是衰颓迟暮之人才进入仕途。因此吏治不精，百姓不能各得其所。如果取士贵在精而不贵在多，任用以后贤能者长期任职，不贤者迅速罢去，使各部门各府衙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百姓还有不安生的吗？天下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我不相信会有。而且科举、岁贡两条途径未必能够网罗尽真正的人才。如黄福凭贡士身份入仕，杨士奇凭儒士身份入仕，胡俨凭举人身份入仕，因此进士未必都优于举人，举人也未必都优于贡士。进士、举人、贡士之外，未必没有奇才异能之士；只有让他们在事务中接受考验，才能看出真实才干。重要的是能够考察识别并破格提拔他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一代人才的作用，科举取士也就能够与之并行而不相冲突。吏部文选司题名记【汪鋐】嘉靖癸巳年，文选司公署破旧已久，于是修葺一新。文选司过去没有题名记录，到这时便建亭凿石，把从前到现在的姓名、籍贯和履历记载在石上，以流传永久。郎中吕希周与员外郎李学诗、主事林春、陈鲸，请我为此撰记。我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完全遵循成周的制度，天下大政都由六部掌管，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所属官员。吏部统辖百官，调均四海，把所属分为四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凡内外百官迁改、除授、升降之事，实际上都由文选司掌管。《周礼》说，司士掌管群臣名籍，以治理政令；每年登记升降、增减的数目，辨别他们的年龄和贵贱，全面了解邦国、都、家、县、鄙以及卿、大夫、士、庶子的数目，以此帮助君王治理国家；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授予俸禄，根据才能安排事务，根据任职长久程度确定俸禄。如今文选司掌管的，就是这些事情。因此按旧例，文选司的权力比各司尤其重要。任用和罢黜的权柄，统归冢宰，决定于君上，文选司仿佛没有什么可发挥力量的地方；但用人制度根源的形成、条目的划分、考核的精审和甄别的恰当，却没有不与文选司相关的。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名分与实际就会颠倒，真假就会混杂，这是势所难免的；而施行任用、罢黜等措施，也很少有不违背法度而失败的。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以公正为根本，以明察相辅，以勤勉实行，以谨慎持守，尤其要以忠信不欺的心来主导，然后才可以称职而无愧。此石所刻，始于洪武丁丑年，共有一百三十人。过去诸位君子，人品有高下，才识有优劣，事业建树有厚薄，名位有显达隐晦；如今观察他们的姓名，考察他们的实际，清清楚楚，如同指在手掌上。题名本来只是题写姓名，使其流传不朽；然而他们实际上的美恶，也自然会随着姓名一同流传不朽。实际品行如果不美，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能掩饰或改换。唉，难道不令人畏惧吗！这就是记。论选举【李堂】国家的人才远远超过汉、唐，而选举制度也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洪武圣祖神武出于天授，群臣少有能与之匹敌的，起初任用中书，后来又提升吏部，规划制度、周密安排，没有不做到的。后来因胡惟庸、汪广洋而败坏，因《大诰》而有所警戒，所以官员的进退、刑罚和赏赐全都掌握在朝廷。建文革除之后，永乐改变制度，吏部选任长期由蹇义掌管，后来郭资、黄淮相继主持铨选，权力转移到保举方面。当时常常获得“用人得当”的称誉；三杨退休后，权力又回到吏部。王文端公在内任职于属司，在外凭借巡察，虽曾在天顺年间参与咨询辅弼，后来便成为定例。成化以来，凡是重要职务的征召、授官、升迁、除任，都以巡抚、巡按表彰优异的奏疏为主要依据，所以巡察的权力与正统年间的保举合并了。然而，荐举人才的精审或滥用、纯正或驳杂，以及考察荐举者的公私、廉贪，制度从来没有不公正的。自王端毅公之后，吏部害怕承担责任，虽有连坐荐举者的条文，通常不能实行。到倪文毅公时才完全实行，依制度参究问责，舆论一致称许。近年逆贼刘瑾专权，改革削除过于严酷，于是不敢再上报表彰优异的奏疏。然而贤能与否的事迹，吏部仍凭借巡抚、巡按，巡抚、巡按仍凭借两司，制度本身不能废除，只是徒然纷纷更改罢了。虽然如此，孟子谈论人才的进退，从左右诸大夫直到国人，可以说是公正的；但一定要说见到贤能与否以后，才决定任用或罢黜。如今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之所以能够参酌众议、审察个别情况，成为如同造物主一样掌管命运、主持权衡的人，哪里是那些浅薄之人所能从区区法制条文中窥见的呢【《堇山集》】《名臣经济录》卷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十九 明 黄训 编 吏部【验封、稽勋、考功】关于封赠、荫叙的议论 广东都指挥使狄崇、王臻上言，请求将他们已故妻子阮氏等封为淑人后，仍准许把次妻何氏等封为淑人。诏令下达廷臣议论，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以及礼部等官员议论说：“礼制没有比名分更大的，名分没有比名义更重要的。妾不能成为嫡夫人。所以鲁庄公的妾成风，是僖公的母亲，却称为夫人，《春秋》对此加以非难。哀公的庶子荆的母亲受宠，准备立为夫人，宗人衅夏献上礼仪，对答说：‘没有这样的礼。’从前周公、武公娶薛国女子为妻，孝惠娶商国女子为妻，自桓公以下娶齐国女子为妻，这些礼制是有的；如果把妾立为夫人，旧典中本来就没有这种礼。大概古代夫人去世后，尊贵的妾可以代理家事，却不能称为夫人。即使庶子尊贵，能够推恩封赠他的母亲，也不能称为夫人，使她与嫡妻并列。如今狄崇、王臻想任凭私意，废弃大礼，扰乱嫡妾名分，不能答应。”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命礼部和翰林儒臣制定嫡妾封赠的条例，颁示内外。于是议定：凡是在正妻在世时娶的侧室，都称为妾。正妻去世后，诸妾不许再立为妻。如果按照礼仪聘娶良家女子为妻，准许接受封赠。前妻没有儿子，她所生的儿子便作为嫡长子。如果正妻在世时没有儿子，后来不再娶妻，而诸妾有儿子，应当由长子承袭父亲的职务；其子按照本人的品级推恩封赠其母，这些都予以准行。庚申日，诏令制定拟定文官封赠、荫叙的制度。封赠条例共十一条：第一，文官从一品至七品，只封赠散官和职事官。应当封赠一代的，父亲与儿子同受封赠，妻子随丈夫的尊贵而尊贵；应当封赠二代的，祖父比父亲降一级；应当封赠三代的，曾祖父比祖父降一级。父亲正在任职的，不予封赠；已经致仕或已经死亡的，予以封赠。在任官员愿意辞官接受封赠的，听凭其自便。第二，应当封赠父母的，嫡母在世时，生母不得封赠；嫡母去世后，可以并封。若生母尚未封赠，不得先封其妻。第三，父母有两个儿子都应当封赠的，按照品级较高者办理。妇人因儿子受封，而丈夫和儿子都有官职、需要封赠的，按照品级较高者办理。父母原本有官职，去世后又因子孙而获得封赠的，晋升一阶。第四，应当封赠妻子的，只封正妻；正妻去世，也可以追封。凡继室，只封一人。第五，命妇因子孙品级而受封的，一律加“太”字；如果本人已经去世，或者曾祖父母、祖父母尚在，则不加“太”字。第六，凡从七品或正七品升至正、从六品，封赠一次；升至正、从五品，封赠一次；升至正、从四品，封赠一次；升至正、从三品，封赠一次；升至正、从二品，封赠一次；升至正、从一品，封赠一次。第七，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恶、奸盗、除名等罪，或者其妻不是依礼聘娶的正室，或曾再嫁，或者属于娼、优、婢、妾的，都不许申请封赠。第八，封赠以后，凡犯贪赃营私等罪的，一律追夺封赠。第九，凡妇人因丈夫显贵、母亲因儿子显贵而受封的，不许再嫁；违犯者依法治罪。第十，京官四品以上经过试任而实授的，颁给诰命，取决于皇上裁定。已经授予诰命的，也必须任满一次考核，才准许封赠。五品以下官员试任一年，考核称职后实授，颁给诰敕；不称职的，罢黜或降级。已经授予诰敕的，也必须经过一次考核，才准许封赠。第十一，凡外官任职三年为一次考核，称职者颁给诰敕；再考仍称职，准许申请封赠。才干特别卓异、出于特别恩典的，不受此例限制。荫叙条例共五条：第一，以荫补嫡长子；如果嫡长子残废，则依次荫补嫡长子的子孙，直到曾孙、玄孙；如果嫡长一支没有子孙，则依次荫补嫡长子的同母弟及其子孙，直到曾孙、玄孙；如果又没有，才轮到继室和诸妾所生之子；如果仍没有，则旁荫亲兄弟的子孙；如果还没有，再旁荫伯叔的子孙。第二，关于降等：孙辈降子辈一级，曾孙降孙辈一级，旁系荫庇者都按应叙品级降一级。第三，正一品官荫叙其子为正五品；从一品官之子为从五品；正二品官之子为正六品；从二品官之子为从六品；正三品官之子为正七品；从三品官之子为从七品；正四品官之子为正八品；从四品官之子为从八品；正五品官之子为正九品；从五品官之子为从九品；正六品官之子，则在未入流上等职中叙用，如行人、巡检、司狱之类；从六品官之子，则在未入流中等职中叙用，如各关仓库、税课司局、批验铁冶所官之类；正、从七品官之子，则在未入流下等职中叙用，如递运所、驿丞、闸坝等职。第四，凡职官的子孙，只许荫叙一人；年满二十五岁、能够通晓本经和《四书》大义的，予以叙用，不能通晓的，发回继续学习。第五，应当叙用的人，各自在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属地方铨选任用。皇帝全部准从其议。

译论诰敕的奏议【李贤】臣听说，诰敕是劝善惩恶的良法，是激励人们重视名节的美事，难道会是没有益处的费用吗？我朝制定各司职掌时，对于诰敕一事规定得极其详细完备，足以作为万世遵行的法程。凡大小官员有私罪的，终身不得请给诰敕；没有私罪的，才允许申请颁给。颁给以后，稍有私罪，立即追夺。因此，做官的人在没有得到诰敕以前，都战战兢兢、谨慎小心；得到以后，更加谨慎。这是驾驭士人的要道。此法一实行，天下士人无不感动奋发，弃恶从善，修养自身、整饬操行，顾惜名节。因此，所费很少，而所劝导的很多。如果此法不实行，士人都会失望，善恶混淆，名节不能振作。那些廉洁自守的人，反而会被贪婪之徒讥笑，说：‘和我没有什么不同，何苦这样？’于是天下士人相互跟随，纷纷走上逐利之路，百姓所受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这就是朝廷所吝惜的很少，而百姓所受伤害的很多，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然而这件事不只是劝导在位的士人；那些尚未出仕的人，看见已经出仕的人因为获得这种恩荣，恩及父母、光耀乡里，无不争相磨炼自己，奋力攻读经史，明白治道的根本并求其适用于实际，竭尽才智，希望为国家所用。这就好比用饵诱鱼，投饵的费用小，得到鱼的利益大。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舍弃这件事而不做吗？我朝自洪武、永乐以来，这项制度虽已实行，却还不够盛大；到洪熙、宣德年间，才开始大力推行。于是天下士人欢欣鼓舞，无不感激。皇上即位以来，也一向遵循旧章。近来行在吏部钦奉圣意，规定今后诰敕都要等到九年考满后才颁给，不许照各司职掌施行。臣愚昧，不知圣意究竟在哪里。如果是认为织造诰敕费用太大，那么臣先前已经说过，所费少而所得利益多；如果是认为各官容易得到诰敕而且多数不能守持，所以很快又被追夺，那么臣亲眼所见，能守持的十分之九，遭追夺的十分之一。何况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善，也可以作恶，授职三年便得到诰敕，感到非常荣幸，于是改过向善，战战兢兢地守持名节，成为端正之士。若等到九年，他们必定不能长久坚持，终于流于贪婪。况且九年以后能够获得诰敕的，十人中不过二三人，不能获得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为什么呢？内外官员在九年之中往往不能任期整齐：有任职四五年便调迁的，有任职六七年便保举升迁的，有父母年老将死而不能等待的，有自身多故而终于不能申请的。这样一来，天下士人受到感发而努力的少了，懈怠失志的多了，使国家劝善惩恶的法令、激励名节的制度无所凭借，百姓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危害。伏望皇上留意，守祖宗定下的成法，遵循先帝的良法，彰明这项久远的典章，扩大恩惠。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今后的诰敕仍照各司职掌施行。在京官员三年考满，依例申请颁给；在外官员任职三年，加上本身六年资历，请求封赠。这样，天下士人，善行不必担心无人劝勉，恶行不必担心无人惩罚，名节不必担心不能振兴，百姓不必担心不能安宁。臣任验封主事，职掌颁发诰敕，既然有所见闻，岂敢隐瞒不言？若因避嫌而不说，就是不忠；以所掌之事为由自陈，又会被认为是求取名声。臣宁愿承受求名的责难，也不愿犯下不忠之罪。因此陈述愚诚，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惶恐至极。议论给继母封赠的奏议【王恕】验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准南京吏部咨文称，南京太仆寺寺丞文林照例请求给故父文洪、故母陈氏、故继母顾氏以及现存继母吕氏颁给敕命等事，送到本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钦奉诏书，其中一款规定：两京文武官员中尚未得到诰敕的，七品以上至四品官，若父母在世，先给诰敕封赠；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给与应有的诰命，不作为常例。此诏钦此。后来本部查照天顺年间钦奉诏书的恩例，分条议准：各官父亲在世的，兼封其母；母亲在世的，兼封其父，共给诰敕一轴，以节省过多费用。具题后奉宪宗皇帝圣旨，照天顺年间办法给与，钦此。钦遵办理。又查得，本部现行事例规定，凡儿子应当为父母请封的，继母也应当受封；但《诸司职掌》中没有说明有两位、三位继母时都封赠，也没有说明继母只封一人。只有在应当封妻时，规定继室只封一人。如今据前述事项呈到本部。臣等认为，儿子对于继母，按礼应服斩衰三年之丧；继母无论一人、两人或三人，遇到重大丧事，作为儿子的都应依例守制。遇到恩例时，似乎不应只限一人。现在寺丞文林请求给父母及两位继母颁发敕命，按天理人伦，似乎应当准许。但过去没有见过两位继母同时受封赠的事，所以再三犹豫，不敢轻易奏请。若照继室只封一人的例子不为他奏请，那么今后遇到现存继母在奉养方面有所缺失或有违法行为时，应当如何治罪？她的服制又应当怎样服守？现在文林照例请求颁给敕命，若不为此讲求并陈请裁定，不仅会辜负恩典，还会使做继母的自认为有彼此之分，心中产生厚薄之别；而儿子对继母虽想保持同样的孝心，却不能充分做到。这不是使仁恩均等、劝人慈孝的办法。是否可以准许寺丞文林为父母和两位继母封赠，共给诰命一轴？以后凡遇到应当申请诰敕的官员，若有两位、三位继母，也照此例一体申请颁给，使恩典普遍施及，母子之心都能安定。此事关系恩典，也关系事例是否可行，臣等不敢擅自决定，伏乞圣明裁处。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题，奉圣旨：‘《诸司职掌》原本没有封继母的文字，后来允许封一人，已经是加厚恩典了。文林……’ 敕命，只照现行事例给他，钦此。议论给现存继母封赠的奏状【王恕】

译验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准户部咨文称，广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批转，据山西清吏司主事唐锦舟呈报的事项，送到本部，再送验封清吏司。查得，主事唐锦舟是正六品官，按例应封赠父母及妻子。又查得，他的故父唐仁曾任吏科给事中，已经领取敕命；故母周氏、故继母周氏也都已经封为孺人。现在本官请求为现存继母舒氏封赠。若拘泥常例，只封一位继母；但前一位继母是因其父亲申请领取敕命而受封，并不是本官申请领取敕命时所封。如今请求给现存继母封赠，也仍然只是封一位继母，并非封两位继母。若不准许他给现存继母封赠，只准许封其妻，就会使他的继母穿着常服，坐在上位，而他的妻子戴珠冠、穿霞帔，站在她旁边。作为儿子的，难道能够心安吗？作为媳妇的，又怎么忍心？这似乎不是圣朝教人尽孝的意思。是否可以准许主事唐锦舟给现存继母舒氏封赠？今后凡应当封继母的，只封现存继母一人；如果前一位继母曾因父亲受封，后一位继母仍在世，也照此例封后一位。这样姑媳同享荣耀，母子都能安定，恩泽均等而人伦更加敦厚。这正可说是圣朝以孝教人的用意，把其中的情理都充分顾及了，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此事关系申请颁给敕命，也关系现行事例，臣等不敢擅自决定。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题，奉圣旨：‘准许唐锦舟给现存继母封赠。’钦此。议论知府王衡陈述停止纳财充吏的奏状【王恕】验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吏科抄出的直隶广平府知府陈衡等人的奏疏，内容如下；具本后，通政司官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转送本司查考。成化三年十月，浙江嘉兴府知府杨继宗曾奏称：‘纳米的农民都是奔走钻营、没有操守的人，营求请托，借债纳米；如果得到防充资格，就会欺瞒官府、作弊。请求革除这一办法，照洪武年间旧例，由里老呈报，选取相应识字的农民防补。’本部已经依拟议奏准，并通行天下遵守。又查得，成化二十一年等年间，陕西、山西、宣府、江西等处巡抚右副都御史郑时等官员，因为各地灾荒，赈济军民所需粮草缺乏，先后奏准制定条例：生员缴纳银米入国子监读书；在京、在外的吏典、承差、知印缴纳银米草束，可以免办事考试，直接拨充当该；或免当该考试，直接给予冠带；都按照资格出身，或者听候选用，不拘年限，不按次序选用任职。生员纳资的事例已经停止，除此以外的都仍在施行。又查得，从成化二十一年起至弘治元年二月底，吏典等人缴纳过粮草等物、已经送到本部的，共有二千一百五十多人；生员缴纳银米、已经入监的，共有六千多人。全面查阅案卷并呈报本部后，访问得知：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天下也有灾荒，各边也有军务，当时却从未实行缴纳粮草、银两来充任监生、吏典等项的事例，粮草没有听说不足，民兵也没有听说困毙。近年以来，各边和腹里即使只有小规模灾荒，当地守土官员也只图眼前一点利益，不为国家长远谋划，动辄奏请开放生员、吏典等人缴纳粮草银两的事例，彼此仿效，终于成为长久的弊端。他们却不知道，祖宗教养生员、选充吏役，其中自有良法美意。比如生员，是从民间选取才俊子弟，在学校中教养；成才的通过科举、贡举入监，不成才的充任吏役或平民，从来没有不分别贤能与否而一概滥进的。吏役也一定从农民中选取识字能书的人充任，让他们书写办理文案；等到经过两次考核、服役期满，再到本部办事数年，才拨到京城考试；京考期满，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冠带，不合格的发回为民，从来没有不考察能力而一概选用的。近来因为有了前述事例，于是在学而没有志向的生员，以及尚未入学的富家子弟，便捏造生员名目，不分贤愚、不论有无学识，一概进入国子监，只图取得出身、将来做官；他们不知道治政之道，难道不会误事害民吗？一切平民，不分能否书写，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一概听凭缺额充任吏役；这不仅使官府得不到他们来书办文案，也违背了旧制。等到三次考核、服役期满，又免除考试，一概按照资格出身，所以很多人不能胜任职务。过去，监生只由科举、贡举而来，吏典也遵循年资，另无杂途进入的途径，因此听候选用的人不多，选法不至于壅滞，任用时也多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自从有了这种事例，杂途进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以致正途的监生、吏典因此壅滞，不能取得出身；多的要十七八年，少的也不少于十五六年，才能得到选用，年纪已经衰老，谁肯尽心办事？不考虑退身归计，甚至等到听选时已经年老，按例不能入选，只给冠带，闲居不用。何况这些杂途进入的人，其中多是负债破产、愚钝无耻之徒；今天既然知道可以凭财物取得官身，日后哪里肯用廉洁来约束自己？想要他们不贪财害民，天下的治理安定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如果不及早处置，日复一日，不仅会破坏选官制度，使正途人员遭受壅滞之苦，还恐怕授官给了不合适的人，使百姓遭受无穷灾祸，实在不能不加以考虑。如今广平府知府等官员王衡等奏请：今后遇到灾荒，凡是有利长远的办法都可以任意施行，不许再拟定纳财充吏的办法，永远堵塞贪图利益的门路。这一条实在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意见，很有道理。现在皇上刚继承帝位，万事更新，凡是这类弊政，正应当革除。是否可以准许他们所说，将前述陕西、山西、宣府、江西奏准施行的纳粮、纳草等事例，限于本年四月以内一律停止；仍命户部及各处巡抚、巡按、镇守等官，预先考虑，多方储蓄，务必使缓急时都有准备，不致临到事情发生时才告粮草缺乏。今后遇到灾荒和边地粮草不足，不许再奏请开放前述生员、吏典等人纳草等事例，贻害后世。在外补充吏典，仍命天下各司、府等衙门遵守旧制，从农民中选取充任，不许一概滥收。这样，不具才能的人不能侥幸进入，选官制度自然通畅，任用可以得到人才，民生也自然顺遂，实在是有利的办法。

译此事关系停止纳粟等项事例，以防止后患。奉钦依，关于命吏部知道此事的处置，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元年三月初四具题，奉圣旨：‘是。’钦此。议论裁革布政使所属承奉司吏员的奏状【王恕】验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内府抄出的徽王奏疏，内容如下；具本奏报后，奉圣旨：‘吏部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再送本司查考。查得，《祖训条章》和《诸司职掌》中都没有规定各王府承奉司应当设置吏典的缘由；如今内府各监局也没有设置吏典，秦、晋、周、楚等王府承奉司也没有吏典到本部考满。由此看来，自来就没有设置，只是查得天顺七年，德王府长史司手本称，本司及所属衙门没有吏员办理文书，请求定额拨补，送到本部。本年七月，本部拨给长史司吏、户、礼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兵、刑、工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审理所司吏二名、典吏四名，良医所司吏一名，典膳所、奉祠所、工正所各司吏一名、典吏各二名，典簿所典吏一名，广受仓、广受库攒典各一名，却没有拨给承奉司典吏。本年九月，又拨承奉司司典各一名，分别送去服役完毕。草稿簿册中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增加拨补。后来秀王、崇王、吉王、徽王等府相继都拨有承奉司司典吏各一名。如今徽王奏称，河南左布政使徐恪发文要裁革本府承奉司吏典二名等事。臣等不知道，徐恪是因为见《祖训条章》和《诸司职掌》中没有记载承奉司吏典，或是因为周、伊等王府承奉司都没有吏典，唯独徽府承奉司设置吏典，疑为滥设而要求查革，还是另有原因；未经查勘，难以裁定。因此，是否可以由本部行文河南布政司，查明前述吏典为何要予裁革，令其据实回报，再另行奏请裁定？具题后奉圣旨：‘是。’钦此，钦遵。已经行文河南布政司查勘。如今据前述事项案呈到部。臣等认为，前述承奉司吏典，《诸司职掌》既未记载，周、赵、唐、伊、郑等王府自来又未曾拨有；况且本部先前拨送德、崇、吉、徽四府各承奉司吏典时，也没有奏请并奉圣旨的缘由。左布政使徐恪主管此事，遵循祖宗成宪加以裁革，确实是对的；但前任吏员沿袭已久，不行咨文呈报本部查勘，等待回复便径自裁革，虽无其他私情，却也不能推脱处置轻率的罪责。拟转行德、崇、吉、徽四府…… 将长史司和承奉司的吏典一并裁革，送交各该布政司改为另行拨补；并命都察院转行河南巡按监察御史，将徐恪就地提问查明，依例发落。此事关系裁革吏典、查问地方官员，以及先前奉钦依命吏部看过后奏报，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二年九月二十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祖训条章》和《诸司职掌》既然都没有规定承奉司吏典，就写文书通知各王府，照例裁革。徐恪处事轻率，本应提问，暂且饶过这一次，但罚俸两个月。’钦此。

译论起复和夺情不可作为常例的奏状【王恕】稽勋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内府抄出的内官监太监黄顺等人的题奏，内容如下；具题后奉圣旨，准许他们，吏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转送本司查考。查得，潘俊等人听闻父母去世后，已经移文通知本部，领取勘合，回乡守制。如今奉有前述事由，案呈到部。查《诸司职掌》规定，凡内外官吏等按例应当丁忧的，仍以听闻丧事的月份为起始。皇上以孝治理天下，臣民正受到感化而奋发向善，怎么可以因为几个小官便打开夺情起复的门路，违犯祖宗的典章制度，损伤国家的风俗教化呢？伏望圣明收回前命，仍令潘俊等守制期满后依例起复。这样，祖宗的法令不会败坏，陛下仁孝之道可以上通神明、光照四海，美好的征兆都会到来，圣明的美名也将无穷无尽。此事关系扶持风化，以及奉钦依准许他们、命吏部知道的处置。弘治元年十月初六，本部具题；次日奉圣旨：‘匠官属于手艺人，已经准许他们了，罢。’钦此。臣等私下认为，孩子出生三年以后，才免于依恋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儿子服丧三年，是为了报答根本。这是古代圣人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的本意，万世实行而不可改变。又听说，古人居亲丧时，有三年不说话的，有泣血三年的，并不是故意矫饰感情，而是因为不忘父母。我朝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礼，制定当时的制度：凡文职官吏、监生、生员、知印、承差等人听闻父母丧事，都命令丁忧守制，以此教导他们尽孝；守制期限止于二十七个月，以表示丧礼有终。如今潘俊等虽是手艺人，但已经居官食禄，也属于应当守制的人员。陛下因该监官的请求，允许他们夺情起复。臣等之所以陈奏，是因为这显然违背前述事例，忠臣孝子听见后议论此事，内心实在不安。如今陛下特意降下恩旨如此，臣等固然不敢违背；但若不再陈奏，只恐后人便以此为常例，相互仿效而忘记孝道，损伤圣明的风化，这就是臣等不进言的罪过。伏望陛下把它定为常例：从今以后，凡文职官吏等听闻父母丧事，除亲身担任军务者外，都必须依例守制至丧期终满；如果有人营求请托、奏请夺情起复，准许科道官纠弹，按本人隐匿丧事论罪，奏保之人按违制论罪。这样，人们就知道警戒畏惧，互相劝勉尽孝。这样，还怕风俗教化不能敦厚、天下不能得到治理吗？此事关系扶持风化，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元年十月初九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钦此。议定钦天监官员奔丧问题的奏状【王恕】稽勋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钦天监呈报的前项事情。据五官司历刘玉呈称：其母张氏于弘治二年正月十九日病故，祖坟在顺天府东直门外迁民屯，已经在本年三月初三日安葬完毕。考虑到本官是嫡亲儿子，按例应当守制，理应具呈，请求查照裁定等事，送到钦天监。据此查得，洪武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本监官员在奉天门钦奉太祖高皇帝圣旨：‘你们阴阳官人们都不要丁忧，永远作为常例。’钦此，钦遵办理。现在查照本监，并没有守制的事例；又考虑到本官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安葬完毕，若要守制一事，因为本官是提督造历的紧要官员，正值兴工之时，加上有前述事例，本监难以擅自决定，所以备文呈报，请求查照裁定，送到本部，再转送本司案呈。查得，永乐二年二月十七日，本监五官司历潘缉熙的父亲去世，他请求回乡奔丧，该监官奏报后奉太宗文皇帝圣旨，准许他回去，钦此。天顺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五官灵台郎方钦的母亲去世，呈请回乡奔丧，该监官援引先例奏报，奉英宗睿皇帝圣旨，照例办理，钦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日，监正谷滨的母亲去世，他奏请回乡奔丧；本部具题后奉宪宗纯皇帝圣旨，照例办理，钦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官灵台郎吴英的父亲去世，他奏请服满丧期；本部具题后奉宪宗纯皇帝圣旨，准许他回去奔丧，钦此。成化十年三月二十日，监副杨瑛是顺天府人，其继母病故，他奏请亲自安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官正皇甫敬的母亲去世，他设置坟茔于顺天府地方，奏请安葬。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漏刻博士袁洪的父亲去世，他在顺天府地方置办墓地，奏请回乡奔丧、安葬。本部先后照例具题批准，都限定三个月内奔丧，安葬完毕后照旧办事。前述奔丧事例已经实行八十多年；袁洪的父亲去世后在顺天府置地，与刘玉的情形相同，又是眼前的事情，本官和本监官员怎么会不知道？如今本官既然有母丧，自应立即向监中呈报，再转呈本部，照例奔丧才是；却拖延数月，等安葬完毕后才具呈，显然是想免除奔丧，表现出贪恋俸禄而忘却亲人的情状。然而该监官却隐瞒奔丧事例不说，只说查不到守制事例，又说本官是提督造历的紧要官员。虽然表面上说是呈请裁定，实际上也有意使本官免于停俸奔丧，不能排除受人请托的嫌疑。况且该监官听闻父母丧事，既然已经免除其守制，若又不照例奔丧，就是对送终之礼完全不顾人情，哪里还称得上孝子？况且在圣明之世，食禄人员岂能容许这种不孝之人？据此，刘玉和该监的佥书官吏本来都应当追究审问；但呈文中有‘呈乞定夺’的字样，是否可以免予送问，命刘玉照例奔丧，满三个月后到本部报到，再送回本监照旧办事？以后凡遇到本监官员听闻父母丧事，务必照前例立即具呈奔丧；若有借故不去奔丧的，按违制论罪；堂上官明知而不令其奔丧的，也一并治罪。这样，法令严明，奸顽之徒就会畏惧；人伦清楚，风俗就会美善。此事关系查照裁定钦天监官员奔丧的处置，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二年四月十七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钦此。议论给事中卢亨修明治道的奏状【王恕】

译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兵科抄出的本科给事中卢亨的题奏，内容如下；具题后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本司案呈。查得，本部现行事例规定，在外司、府、州、县等衙门任职的官员，任职三年、六年，领取给由赴部考核；不论称职与否，都依例引奏，复任原职；必须等到九年任满，经过总考后，才评定其功过，决定降黜或升迁。这就是唐虞时代三年考绩、三次考核后黜陟幽明的良法。若有年老、患病、疲弱等不称职的官员，听凭各该巡抚、巡按官考察黜退；三年朝觐时，也有明确的黜陟制度，其中果真有治理政绩特别优异的，还有加以旌表、升擢的制度。这个法令可以说周密完备，没有遗漏。现在看给事中卢亨所说，大意是认为官员任职不久，政务就多有变更；政务多变，百姓就没有固定遵守的规矩。今后官员三年考满，确有卓异政绩的，酌情升一级，仍留任办事；必须等到九年考满后，才破格升迁，知县升知府，知府升布政使。这一条用意固然很好，但三年升一级、留任办事，似乎不是旧制；知县必须等九年才升知府，又恐怕御史出现缺额时没有相应的老成官员补任知府；布政使必须等九年才升任，不仅恐怕布政使缺额时缺少相应官员升补，也恐怕布政使任满时没有相应缺额可以调迁。况且按照资格等待，只适合一般人才，不按资格拘限非常人才，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是否可以仍照旧制办理：除巡检、仓场等官任职三周年考满外，其余司、府、州、县等衙门都等到九年期满时考核其功过，决定升降。确有政绩卓异的，府、州、县官必须曾经参加一次以上考核且考核称职，遇到相应缺额时酌情升用；方面官不拘任职年限，遇到相应缺额时照例推举。仍命各处巡抚、巡按都御史等衙门，今后府、州、县官确有廉能干济、政绩卓异的，务必循名责实，出于公心举荐保奏，以便具奏旌擢；不许把阿附奔竞、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的人员一概滥举。如果所举非人，以致败坏政务、危害百姓，听凭本部及科道官纠弹参奏。这样，进用就有次序，各级官员也不至于空缺。此事奉钦依命该衙门知道，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钦此。议论鲁府镇国将军陈述便民事项的奏状 【王恕】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准礼部咨文称，鲁府镇国将军阳□奏陈若干事项；具本奏报后奉圣旨：‘该衙门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除‘开放言路以扩大见闻’等三件由本部另行办理外，其余‘严格黜陟以安定百姓’等事项属于其他衙门掌管，抄录清单移咨到本部，送本司案呈。现将所说事项逐件列出，逐一议拟，伏乞圣裁。此事奉钦依命该衙门看过后奏报，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具题，次日奉圣旨：‘王府辅导官不作为常例，命巡抚、巡按官会同考察后奏报处置；其余准照议拟办理。’钦此。一、查得本部钦奉诏书以及先后奏准的考察官员事项，都已经行文巡抚、巡按和布政、按察二司等官，要求对所属守令等官员严格访察，务必做到至公无私，不许颠倒是非；到了所属官员任职三年、六年、九年考满时，也务必秉公严格考核，不许徇情而敷衍塞责，以致黜陟不公。此前已经行文办理。如今镇国将军阳□所说，巡抚、巡按考察官员，不过是根据布政、按察二司列举的贤能与否来决定黜陟；二司官员同府、州、县官难道没有亲故、仇嫌，从而导致考察不公、黜陟不明吗？他要求各处巡抚、巡按及布政、按察二司官员，每逢考绩黜陟之时，都要设法实地访察，提升贤明者，黜退昏暗者。这一条说得有理，深深切中当前弊病。是否可以准许他的意见，通行各处巡抚、巡按及布政、按察二司官员：今后凡遇所属府、州、县官，无论是三年、六年、九年考核，还是朝觐考察，或保举、纠劾，都务必秉公设法实地访察，取得其贤能与否的真实情况；每一黜退、升用，都必须符合舆论，不许徇情夹私，以致颠倒是非、黜陟不公、众心不服，责任各有所归。一、查得近来吏科给事中廷玉题奏称：近来纳粟监生人数很多，他们既然凭财物取得出身和官职，难道不会拔除民生根本、任意鱼肉百姓吗？应当预先把他们分为上、中、下三等，到临选时由吏部出题，严格考试：文理通畅的为上等；文理稍通、字写得端正楷正且不请托求情的为中等；不通文理、字写得粗劣、又请托求情的为下等。上、中两等，衡量高下，与科举、贡举出身者一体选用；下等者，填写衙门职衔，让其戴冠带闲居。并行文国子监和天下学校，明白晓谕各生，使他们知道及时勉学，不要导致日后后悔。本部认为所说有理，是否可以依拟议，在临选时严格考试，分为三等，照前述办法选用或给冠带闲居？并先行晓谕各生，使他们更加勉励，奋志进学，以求日后取得成效。题奏后奉圣旨，准照议行。除钦遵通行外，如今镇国将军阳□又提出此事。前项题准的事例实行尚不久，如果再次改变，不仅政体不一致，而且恐怕人情也难以承受。一、镇国将军阳□说，各王府辅导官往往不得其人；他要求巡抚、巡按不作为常例，普遍考察，将年力精壮、文理优长、平素操行清白的留任，将年老体弱、无所作为、阿附逢迎而无才的就地罢黜。这一条固然有道理，但查《诸司职掌》记载，各王府官不属于常规选用，任期届满后的黜陟由皇帝裁定，似乎难以命令巡抚、巡按官考察。又查得，先前藩王曾奏称：各王府官中有年过七十却不肯告老致仕的，以及未满七十但因疾病等原因愿意告老致仕的，都照例加升品级等事。本部已经议定奏准，并通行办理。阳□所说请求选用端谨有为的人充任其职，所说有理。是否可以等各王府长史等官出现缺额时，本部照例在教官中访察推举相应、堪任的人，照例铨选补授，使辅导官能够得人，王府宗室得到辅弼匡正。严格考察以激励百官的奏状【王恕】

译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吏科抄出的河南道监察御史吴泰等人的奏疏，内容如下；具题后奉圣旨：‘这件考察的事，吏部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抄出送本司。查得，成化四年，科道官魏元等奏请考察两京大小衙门官员，本部奏报后奉宪宗皇帝圣旨：‘有堂上官的，也命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钦此。已经命有关官员考察后，成化十三年，又有御史戴缙奏请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本部查照前例具题，先后奉宪宗皇帝圣旨：‘照例命有关官员考察。’钦此，钦遵办理。又经有关官员考察完毕。如今案呈到部。臣等认为，南京、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吴泰等奏称：两京堂上官以及在外司、府、州、县官已经考察，唯独两京各衙门五品以下官员，长久没有考察，其中才干品行称职的固然很多，但贪婪冒进、苟且偷安的人也有。他们请求命两京吏部会同两京都察院，并与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共同秉公逐一考察。这些臣等私下认为，两京堂上官和在外司、府、州、县官已经多次经过纠劾、考察、黜退，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确实很久没有考察，难免贤愚混杂，确如吴泰等所说。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的奏请，照前例办理：在京官员由本部会同都察院，并与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共同秉公逐一考察五品以下现任、带俸以及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类官员。除廉洁能干、公勤尽职、才干操行特别突出的，遇到内外相应缺额时另行具奏提拔任用；职业颇有修治、操守行为没有失当的，留任办事；其贪淫、残酷暴虐、疲弱无能、年老多病、平素操行不谨慎、浮躁浅露的，列具姓名职衔，奏请裁定。如果考察不公，仍听凭科道官纠举。被黜退的人如果造谣生事、搜罗琐事妄加奏报，治以重罪，发遣为民。仍行文南京吏部会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门一体考察，直接具奏裁定。至于他们所说应严格建立按年考察的制度，在京各司堂上掌印官，以及在外布政两司和各府掌印官，每到年终，都要把本衙门及所属官员廉洁或贪婪、能干或无能、勤勉或懈怠、得失缘由，斟酌确实写成考语，造册三本：一本奏缴，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只是考虑到我朝既定制度中，内外官员已有三年考绩、三次考核后黜陟的典制，在外官员又有朝觐考察的事例。如果再另立按年考察的制度，难免使事务反复更改，因此难以准许所拟。是否可以仍照旧例通行：在京、在外前述衙门的堂上掌印官，每逢所属官员三年、六年、九年考满之日，务必秉公严格考核。所作考语也必须符合公论，不许徇情、敷衍塞责，以致贤愚混淆、黜陟失当；事情败露后，连带治罪。此事关系考察官员以及奉钦依办理‘这件考察的事由吏部看过后奏报’，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弘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具题，当日奉圣旨：‘是。’钦此。严格考课的制度【丘濬】我恭敬地想，本朝制度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朝觐。天下布政、按察各司以及府、州、县的官吏，都携带须知文册来朝。六部和都察院核查他们办理的事务，有尚未办完而上报的，便当廷弹劾，以实行黜陟。近年以来，因为选调积压滞塞，设法加以疏通，却往往只凭巡按御史开具的揭帖，来决定天下官员的升降，不再核查他们的实际政绩，记录所谓罪状，立下“老疾罢软”“贪暴”“素行不谨”等名目，将他们黜退，这实在不是祖宗当初的本意。按照旧制，官员考满并取得给由到部，考核只是平常或不称职的，也都让其复任，必定要等九年任期届满、三次考核结束，然后才黜降。有因事降职、除名的，也允许他们申诉明理；即使已经临刑，也一定要复核奏报。祖宗爱惜人才，不轻易弃绝他们到这种程度，真可说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也尽到了极点。究竟是什么人，制定出这些名目？其中所谓“素行不谨”，尤其毫无道理，这就等于不再容许人改过向善。经书中所说的“改过不要吝惜，犯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全都成了空话。一个人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所存的心志和所做的事情，怎么可能事事尽善而没有过错呢？不做官也就罢了，一旦出任外官，稍微被人憎恶嫉恨，即使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德行，也难免遭此厄运。我私下考察汉代的制度，长吏不能胜任职位，三公便派属官查验，然后黜退。后来不能胜任三府职责的权力，归给了负责刺举的官吏。朱浮说：“有罪的人心里不能服气，无罪的人却平白遭受空文牵连。”意思是，当时的长吏即使心里不服，毕竟还有可以指称的罪名；即使受到空文牵连，毕竟还有文书可以考核。如今却加上空泛的名目，如同死后才用美称为人定谥号一样，受着这种暧昧不明的恶名，直到终身都带着遗恨。何况贪婪的人未必暴虐，暴虐的人未必贪婪，所谓老疾者未必真老病，所谓罢软者未必真疲弱，所谓素行不谨又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这样又怎么能使他们心服呢？宋代韩亿任执政时，每次看到天下各路搜罗官吏的小过失，总是不高兴地说：“天下太平，圣主的心愿，是即使天下的昆虫也都想使它们各得其所。做官的人，大的希望做到公卿，其次希望做侍从，再次也希望做京朝官，为什么要在圣明时代把他们禁锢起来呢？”唉！在圣明时代禁锢人，当然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但是让天下失职的人布满郡县，难道又是朝廷的福气吗？伊尹说：“一个人不能获得应有的生活，便是我的罪过。”当权的君子还应当谨慎地思考这句话。奉王冢宰书【周叙】

译太保、冢宰抑庵大人先生阁下：周叙想，我的故乡吉安，自宋代直到今天，贤能之才接连出现，成为世道的重望、乡邦的光荣，有九位贤人。此后虽不是没有人才，但像他们那样俊伟光明、卓然著称，成为无瑕之玉、无疵之珠的人，大概也很少见了。我在永乐、宣德年间，曾仰望少师东里先生，认为他可以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然而考察他的举止，窥察他的内心，士大夫的公论是无法掩盖的。我私下想，堂堂名郡，正值今日圣明、大一统的时代，难道不会再有欧阳子、胡澹庵、周平园、杨诚斋、文信公这样的人出现吗？我为此徘徊叹息，翘首等待、思念仰慕，已经很久了。如今竟在大人先生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人，这岂不是我吉安贤才的时运，以及国家培养士人的成效集中体现了吗？不只是我和本郡士人无不欣喜，天下士大夫也无不因此更加庆幸，彼此道贺。伏惟先生处在艰难动荡之际，辅翼拥戴当今皇帝继承大统，处理重大事务，渡过巨大艰难；其时势和事情，比起前代诸贤更加困难。我私下认为，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必须把天下的大忧患放在心上，完成天下的大计，然后才可能有所成就。其中的关键没有别的，只在于任用君子、远离小人罢了。如果两者都保留，就好比秤的形势：这边重了，那边就轻；那边轻了，这边就重，难以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人容易进用，却难以退斥；君子没有不被他们排挤的。如今正值革新的开始，主上内外都只倚靠先生，难道不能毅然多承担一些责任，而不稍有回顾迟疑的顾虑吗？如果稍有回顾，不只是朝廷大事难以办成，就连所谓成为世道重望、乡邦光荣的事业，也难以指望圆满。周叙近来私下观察人物，像如今的某公某、某公某，都是君子。已经同朝任职的，应当竭尽全力倚重信任；在远方或居家的人，应当立即派驿使召来，与他们朝夕谋划，齐心同德地处理大事、渡过大难，那就太好了。对小人的处置，应当慢慢谋划：强壮的，让他们承担一方重镇的职务；年老的，允许他们接受弹劾后回家致仕；其余尚无明显劣迹、但怀有可用才能的，暂且保留下来，他们自然会彼此激励，洗心革面，磨炼修养，归入君子之列。其他内外防务和政事，应当同三四位君子根据各人所提出的意见，不动声色地逐步处理即可。这不正是慎终如始吗？又说：只有能够果断行事，才不会留下日后的艰难。我私下想到，我朝在三杨先生开始辅政的时候，也曾面临一次机会；他们没有深思熟虑，亲自承担责任，只是表面收敛、暗中施行，掩人耳目，虽说是为了自保，实际上却误了国家，所以导致今年七月的祸患。如今先生和诸位君子开始辅政，又面临一次机会。应当鉴戒覆车之辙，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作长远谋划，开创天下后世太平的治理，使欧阳子、周平园的事业重新在今日出现，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现在失去机会而不谋划，恐怕将来后悔时噬脐也来不及了。难道现在就能效法张子房跟随赤松子、裴晋公营建绿野堂那样退处吗？伏愿先生坚定不移，像殷代的伊尹、傅说，宋代的韩琦、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只推说“还有某人、某人，所以不敢独断”来作借口。如果这样，史官们将手执彤管、磨刻崖石，记载镌刻先生的大功勋，使其流传无穷，恐怕还来不及；如此，天下的大忧患、大计谋就可以收到成效了。周叙承蒙朝廷恩典和先生的惠爱，以一个书生做到学士，已经荣耀了。寄居南京，官秩清闲、事务简少，也很快乐。除此之外，我没有丝毫求取升进之心；何况又承蒙参与修撰《宋史》，倘若不立即死去而能完成这件事，我就可以在天地之间留下名声，其他富贵都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只是我的学识浅陋，不能胜任罢了。我所挂念的是国家安定，这样我们这些人或许也能苟且活着，完成平生的志愿。今年以来，因为朝廷屡有更张改革之事，我不敢为了避祸而缄默，也屡次有所陈奏，无非是为了求得天下安宁。恭敬地请问，朝廷的议论认为这些意见可以采纳吗？从今以后，我也不敢再冒昧多说一句了。伏乞先生施加仁爱，诱导扶助，曲加保全，我将感戴恩德，感戴恩德。周叙两年来患脾疾，今年秋天又发作，加上左半身风痹，不知还能不能逃过死亡。我仗恃平日曾在先生门下交游，又蒙受教诲和爱护，所以不得不说这些话。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未敢专门致书问候。如今借论救济时局的急务，不免琐细陈说，冒犯尊严，望先生宽恕接纳。不再详述。《名臣经济录》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