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二十五

译论《元声书》【杨廉】承蒙您寄来校正两山先生李公的律吕书，其中说明黄钟三寸九分的计算依据：十一月的黄钟到十二月的大吕，增加六分；由大吕到正月的太簇，增加九分；由太簇到二月的夹钟，增加九分；由夹钟到三月的姑洗，增加九分；由姑洗到四月的仲吕，增加九分；由仲吕到五月的蕤宾，增加九分；由蕤宾到六月的林钟，减少六分；由林钟到七月的夷则，减少九分；由夷则到八月的南吕，减少九分；由南吕到九月的无射，减少九分；由无射到十月的应钟，减少九分；由应钟回到十一月的黄钟，减少九分。增加的都以九分为单位，减少的也都以九分为单位；只有黄钟对于大吕、蕤宾对于林钟，增减数比其他各律不同，但实际上各自都有至理。大吕处在五阴最盛、阳气开始产生的时候，所以阳气虽在增长却还弱；林钟处在五阳最盛、阴气开始产生的时候，所以阳气虽在衰退却还强，因此它们的增减本来就应当只有其他各律的三分之二。律管的长短，根本上取决于阴阳升降之气；所谓律与历同一道理，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您大作中所说“黄钟三寸九分，阳气上升便逐渐增加，到蕤宾达到九寸；阳气回落便逐渐减少，到黄钟仍为三寸九分”，以及所说“三分损益，是从相对关系来说的；隔八相生，是从正徴来说的”，还有所说“喉、腭、舌、齿、唇的声音可以验证宫、商、角、徴、羽的音调”，凡是书中的要点，您都一一拈出展示给人，可以说已经透彻掌握关键而得到精髓了。现在按司马迁“黄钟九寸、上下相生损益”的算法计算：黄钟到大吕，减少六分有余；大吕到太簇，减少三分有余；太簇到夹钟，减少五分有余；夹钟到姑洗，减少三分有余；姑洗到仲吕，减少五分有余；仲吕到蕤宾，减少三分有余；蕤宾到林钟，增加二分有余；林钟到夷则，增加四分有余；夷则到南吕，增加二分有余；南吕到无射，增加四分有余；无射到应钟，增加二分有余；应钟到黄钟，增加四寸三分有余。历法家计算二十四节气，每一气都不差毫厘；如果一个节气短二分有余，另一个短三分有余，再一个短四分有余，再一个短五分有余，再一个短六分有余，另一个短四寸三分有余，那么大月会超过三十日，小月会不足二十九日，不仅不能构成一年，律管用来候气也无法使用。阳气自冬至以后逐渐上升，而律管反而变短，这就是气有余而管不足；阳气自夏至以后逐渐下降，而律管反而变长，这就是气不足而管有余。这不是背道而驰得太厉害了吗？说司马迁的差错，差错正在这里；说李氏律书的正确，正确也正在这里。至于从前宫、羽音的错乱，清浊次序颠倒，正是由于黄钟一处错误而必然导致的各种谬误，不必再说了。杨廉曾见歙县人鲍泰希止著《天心复要》一书，用来阐明历法大概，认为气朔八十年一齐；历法家每年二十四节气，在每时八刻之中往来没有定处。鲍氏书中排列节气交接，都有固定时刻；中气交接也有固定时刻。例如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定在十二时的五刻，年年如此。其余节气固定在哪一刻，也都是这样。朱子说历法有一定的规律，后人不知道，只是在追赶天体运行的度数。那么鲍氏的书难道不也是具有固定规律而如此吗？懂得历法的人掌握这一点，就可以据此推算。我曾经拿现行历法的节气、朔日相比较，相差只有五六个时辰，但这种情况从古到今一直如此，实际上是可以使用万年的历法。鲍氏书说郭守敬的方法不正确，而守敬的方法就是现行历法的方法。我朝仍沿用前朝的旧制，没有改动。历法自汉代以来都没有得到真正传承；如果李氏律书确实正确，那么钟律自汉代以来也都没有得到真正传承，而这两个人能有这样的独到见解，说不是上天授予也不可能。如今圣人在上，必定会有像轩辕命伶伦、放勋命羲和那样的盛举。可惜无法把这两部书献到朝廷，它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杨廉对于西山蔡氏的书曾编作《律吕算例》，对于郭守敬的方法也曾编作《缀算举例》，但不过是给两家作注解，最终也只是聚铁铸错而已。杨廉对李氏律书只窥见一斑半点，哪里敢贸然在其上妄加言论？还希望您明察我的意思。鲍氏的书一并寄去，您聪明过人，如果有所领会，幸望指教我。就此停笔。王朝的礼之一【丘濬】臣考察，前代朝廷仪式没有固定制度，时常有所更改。只有我朝自祖宗以来直到今天，大体都遵循旧章。一天三次朝见，是古代帝王没有过的制度。每天早晨，皇上起身后穿便服，驾临奉天门；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等鸣鞭结束后，鸿胪卿唱名入班，百官行叩头礼，分班侍立。翰林学士侍立在御座左边，锦衣卫官员在台阶西侧夹道站立，六科给事中分列左右侍立，御史分班面向北站立，鸿胪寺属官站在其后。前一天谢恩、入见、辞行的人，先在鸿胪寺报名；当天先到午门外，等百官叩头完毕，鸿胪卿在御前宣读姓名和人数；他们在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完毕。五府、六部依次奏报各主管部门应办理的事务；随后通政司引人到御前面奏请示，该司官员出班承接圣旨。大理寺以下各衙门有事就奏报，无事就停止。接着礼科引领出差、考满的官员；随后六科分别奏报圣旨意旨、题本、守卫公文、揭帖以及赏赐钞锭等事。然后鸿胪寺宣奏藩府、边境派遣来的使臣，皇上命令赐给酒饭和赏物。之后，两京堂上官中刚升任的，以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的官员，面行叩头礼完毕；鸿胪卿唱道奏事完毕，群臣都侧身面向皇上站立。

译鸣鞭结束后，皇上乘辇前往武英殿或文华殿阅览章疏，每天大多如此。到中午再次出来临朝，晚上也这样。这就是每天常朝的制度。每月初一、十五，皇上穿皮弁服驾临正殿，百官穿公服叩头完毕，分班侍立。鸿胪卿宣读谢恩、入见、辞行人员的人数完毕，皇上出奉天门视朝，礼仪如常。臣私下考察前代制度，有所谓卷班、放仗、入阁等名目，有的失于粗略，有的失于烦琐。只有今天的朝仪，斟酌古制、符合今情，确实做到了适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高皇帝对大臣说：“近来臣僚之间尊卑的体统多有不合适之处，你们应当制定礼仪，作为固定格式。”礼部尚书李原名等官员奉命编成《礼仪定式》一书，共三十七条。其中所谓朝参礼有八条。颁行已久以后，执行的人偶尔因一时便利，便沿袭成为惯例；旁观者虽然知道不对，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的人因而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也不是没有。臣私下看前代朝会的班次、仪注，都编成图式，记载在《文献通考》等书中，可以考察。乞请敕令大臣以及翰林院、鸿胪寺官员，考察历朝实录和《礼仪定式》等书，并查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的事例，详细讲求斟酌，删繁润色，绘成图式，悬挂在东西长安门，用来匡正百官，展示给各国，使人人知道应当趋避，世世能够遵守，永远成为定制。王朝的礼之二【丘濬】臣考察，这是后世大朝贺、大宴会礼仪的起源。汉代开始举行岁首庆贺礼，魏、晋以后又有庆贺冬至的礼仪，唐代中期又有庆贺皇帝生日的礼仪；都在这一天行礼完毕后，设大宴款待百官。我朝礼仪比前代完备：文臣四品以上及各位学士，武臣都督以上，在殿上设宴；经筵官、翰林讲读官、尚宝卿、六科都给事中，以及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挥以上官，在中左、中、右门设宴；翰林院中书舍人、左右春坊、御史、钦天监、太医院、鸿胪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在丹墀设宴。这天行礼完毕，应赴宴的官员换衣，站在殿外；等皇上登座，奏乐，入殿拜礼，进献鲜花、酒，跪着等皇上饮完才起身；入席后簪花、饮酒，酒共进九次，汤进五次，群臣则减少其中两次。每年三次大朝贺以及郊祀礼成后举行庆成礼，共四次。遇到事故而不能设宴，就赐钞代替宴会，只有庆成礼不这样。臣私下认为，正旦、长至遇到事故而免宴可以；唯独万寿圣节，天下藩属和重臣亲自赍表庆贺，有的从万里之外赶来，无不希望沾受皇上的酒食和恩德。请命礼官举行宴会。《礼仪定式后序》【刘三吾】天下各方所遵循的规范在京师，京师所遵循的规范在朝廷。所谓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就是这个道理。皇上统一四海、临御天下以来，治理安定，制定礼制。上至朝廷有仪注，次及京兆，再到外地府州县，有《洪武礼制》在内外奏请施行，也已经多年了。近来皇上在万机繁忙的空隙中，又命礼部官员和朝廷群臣共同制定朝仪，繁简适中后上报。尚书臣李原名、侍郎臣张衡依照圣旨条目上奏；当天又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春坊、大理寺等群臣当面折议其中的意见，只有确认允当后，才颁布示人，永远作为定式。其条目包括朝参八条、筵宴二条、出使三条、拜礼二条、公座司属见礼、公聚序坐三条、官员相遇引避八条、常从仪从一条，以及伞盖、冠带、服色、器皿、鞍辔、弓矢、屋舍、床榻之类，全都依照品级，不敢逾越。这是礼的常规。其间关于拜礼，先行稽首四拜，后行叩首一拜，是拜见君上的礼；拜礼止于四拜，是拜见东宫和各位亲王的礼。拜见父母也行四拜礼，拜见亲戚、官长只行两拜礼。宦官如果不是公侯、驸马的随从，而是自行出入，遇到文武百官必须下马让路。至于承宣召以下几件事，遇到应当避让的官员却不避让，以及司属官员行见礼时应当避路的情况，如果涉及亲戚之间尊卑的区别，允许行私下的礼节。这就是礼的因时制宜，关键在于以常规为根本，合乎人情罢了。总的来说，朝参第四条讲到圣谕告诫，不得放肆、怠慢、听任，要求思考修身克己的方法。各条中最为切要的，大概是能够把圣上告诫存于心中；这样才能对臣子的职责无不尽心，难道只是遵守仪式而已吗？奉呈三江先生论礼之书【夏良胜】良胜以前因罪重而处罚轻，闲居避迹，只恭敬地奉行明诏，洗雪罪名尚可图谋。虽然悲痛忧伤，攀号哭泣也来不及了，但我私下思量，这些改革确实是善治。又想到积累德政可以长久，而明君贤臣相遇，实在符合昌盛之时。像执事您这样正直清廉、声名美好的人，又应当承担国家礼制的重任。所以我知道天下将有兴礼之治，不只是法制修明而已。正因如此，我奉命赴职就禄，百事尚未办成一件，却急急惶惶，错误地把议礼当作第一要务。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又说礼在上层失传而到民间去寻求，或许会有所收获。何况庆贺万寿圣节，是臣下事奉君主的礼仪，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今却因为忌日改换日期，确实是礼经中有所未备，也是当代典章中前所未有的做法。因此我的见识浅薄，免不了心存疑惑；思考虽然苦苦用心，也仍不能自得。执事说其中有我尚未完全明白的地方，这确实如此。因为良胜只是勉强治学的书生，所遵奉的是古代训典；身为臣下，所守的是现行制度。这样看来，本来就不应当能够全部明白。只是这件事关系重大，所提出的说法又有一定道理，所以才敢把所听闻的意见一并陈述给您，也请有道之人加以匡正，正是要因尚未明白之处，求得完全明白。

译执事请俯身听取我的意见。我私下认为，我朝以万寿圣节、元旦、冬至为三大庆礼，都要上表庆贺。元旦、冬至，南京以及在外各衙门只派首领官共同进表。只有万寿圣节，亲王和方镇官员按例不能擅自离开封地，袭封衍圣公、南京守备官中的堂上官、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的方面官、直隶府卫州所等衙门的佐贰官，以及朝鲜等国使臣，都要在这一天携表进呈。这种礼仪隆重完备，比元旦、冬至更加重大。上面有为君主祈求福祥的祝愿，下面有使臣安守臣节的意义，大则通行于天下，远则施及四夷，长久施行到万年并流传万世。所以说，臣下事奉君主的礼仪，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指这个。有的人说这种说法涉及荒谬妄言，也许确实如此。良胜起初也不敢自以为是，所以请求交付廷议，让各人充分发表意见，以求得到最恰当的结论。但所谓荒谬妄言，也应当分别辨明：哪些是曲折援引训典，哪些是凭空臆说，哪些违背义理，哪些妨碍章程；辨明以后，才可以自我反省。传说中议论礼制如同打官司，本来就有不能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必须贯通情理和义理，才可以长期施行；必须广泛考求古今，才可以成为定论。何况对于疑难之事，不应贸然质定；应当正直而不自以为是，就像铨选官员是吏部的职掌一样。京堂官则由九卿会同推举，刑狱之事由法司掌守；遇到疑狱，则由多名官员共同议决。大礼中的疑义，不可以把它看成小事，只当作皇家的家事，拘泥于一个人的见解，在仓促之间擅自裁断，随即定为礼制而不容许有异议。良胜因此说：这种礼，是朝廷的礼；凡是朝廷中的臣子都可以议论；它通行天下，天下人都可以议论；事情涉及夷狄，夷狄也可以议论；把它写入史册以垂示万世，万世之人也可以议论。我只是惭愧自己的学问不足以充分表达内心，言辞不足以通达心意罢了。然而所引用的依据，忌日之说、父母忌日不作乐，以及《檀弓》中远有终与曾子问答等，都是礼经中确实无疑的根本内容。有人却说，旅见被废止礼制，大概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能与议定礼制相提并论。但太庙失火后为防雨而失去仪容，说是偶然之事可以；至于日食，日月运行有固定的法度，是精通历法计算的人能够考察的。即使官员在分秒度数上有失误、容许有所不同，也没有听说过会相差整整一天。至于挑剔字句，说有的不是礼经全文，有的改动了原文一个字，那么孔孟断章取义以及文字家会合文辞、切合义理的做法，都不能这样说。每一件事都必须附带几种义理来完备说明。礼有三千三百个条目，即使堆满栋梁的礼文也不足以穷尽；但先儒说，如果把《易经》每一爻只看作包含一件事，也不过是三百八十四件事罢了。司马公说这是欺骗天下不通晓文义的人，良胜起初并不是存心在文字上较量；这一点我不敢深入论说。拿经筵的事理来比较，这正接近近来朝廷的议论。辅养君德确实是重要的典制，而所持的论点也认为，穿绯衣和举行宴饮，与圣节礼仪是举行得疏密、关系的轻重，也足以相互比较。君主不因忌日而对臣下简省礼仪，臣下却想因忌日而废止对君主的礼仪，彼此对照，恐怕不是可以继承和传行的道理。祭祀取法于幽暗之处，古已有明确训示。如今太庙的时享祭祀，孟春、孟夏、孟冬都在午后行礼，孟秋则因当时刚进入伏天，暑气郁积蒸腾，到午时牲畜就会变色，所以改为早祭，沿袭至今，并非最初的制度。因此说忌日祭祀可以移到午后，实际就是由此开始。况且礼制有依据经义而守正的，也有因时制宜、权且变通的。商汤去世，起初还未举行正式丧礼，伊尹穿冕服奉侍嗣王，只让他拜见祖先。成王去世而尚未下葬，召公、毕公率诸侯入朝拜见康王，君臣都穿冕服，群公听受王命，而康王脱下冕服恢复丧服。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太祝穿禆冕，置币帛祭告神明。仁宗章献皇后幸临慈孝寺，大臣鲁宗道请求皇后乘大安舆，认为母亲有随从儿子的义理；事情关系重大礼制，在父母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服丧期已尽的忌日呢？国初关于忌辰的典章没有资料可以考察，自从建立奉先殿以后，才在宫中举行致祭。太宗文皇帝在高皇后忌辰前两天，极力表达哀思，因为高皇后是他的生母，也认为孝道应当竭尽真诚。弘治十四年，奉孝宗皇帝遗诏规定：今后遇到忌辰，朝参官不许穿纻丝、纱、罗衣服；臣下因忌辰而改换服装，就是从此开始的。然而正月初三日是宣宗章皇帝的忌辰，如果遇到奉行祭祀，允许穿红衣服。又有明文规定，三月初一日是孝肃太皇后的忌辰，朔日不废止升殿，百官四品以上都穿大红公服。至于亲王去世以及有名望有德行的大臣去世，则停止上朝，不鸣钟鼓。忌日既然鸣钟鼓，朝仪照常，只改换衣带。比较这些事情，可见它们与万寿圣节礼仪的轻重相差悬殊，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自然能够辨明。有人说，高皇后的不祧之庙与父母相同；但庙主之所以不迁祧，是因为高皇帝的功德要流传万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历代皇后都作为祔庙的神主，从未听说因为皇后德行隆盛而不迁祧的。如今同时担任辅相的功劳，不知与淳皇后笃实生育圣祖的功劳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大？前一次没有因为淳皇后的忌日而改换经筵日期，这一次却因为高皇后的忌日而改换圣节日期，良胜更加感到有未能明白之处。有人说，生日不作乐，古代英明的君主也有人这样做；这确实是出于皇上的至孝，想到父母的劬劳，向内外宣布，普遍免除上表庆贺，然后才算相称，并不是臣下可以强求君主必然这样做的。圣明皇帝历代承继统绪，重视忌日来成就孝道，避开庆典来成就谦德，确实是盛德之事。如今礼仪确实难以由一人独断，这正是臣子应当竭尽心力的地方。臣下事奉君主，就像儿子事奉父亲一样。如今内外臣工遇到父母寿辰，却因为先代忌日而悲伤地穿素服侍奉；即使说这样合乎礼制，不知是否能使父母的心安宁？这就是良胜所说的尚不能心安之处。因此前日忽然改换衣带，如果确实是臣下不约而同地这样做，那么在廷议中也一定有人不能心安；皇上也会有不能心安之处。人心安定，就是天理纯正；礼，就是天理的节文。因此仪礼上的疑问，难道不应当以人心安定为取舍标准吗？

译可惜的是，庆贺没有按礼制完成，忌日也没有完全合乎情理，更使人感到不能心安。仰望执事您能够敞开诚心，宣明公道，汇集众人的思考，广泛采纳忠言，这本来就是论思之臣的根本职责。所思量裁断的事情，不拘泥于通常情理，而审察其中的义；所考察的依据，不局限于旧有案卷，而是到经书中寻求；所听取采纳的意见，不以名位为限制，而以义理加以衡量。堂堂天朝，豪杰俊才充满朝廷，难道竟没有可以共同议论的人吗？《宋史》记载，德明请求粮食，群臣议论不能决断，王旦请求把粮食备在京师，命德明自行来取，于是使夷狄惭愧服从，说朝廷中是有人的。如今所议论的是本朝一代的典礼，又不只是请求粮食的事情。良胜过去在南宫任职，曾一同校订文书，是同事；后来在铨曹掌管案卷，又是旧日属吏。同事关系使我不敢轻易自表异议，旧日属吏的关系又怎敢因此自我疏远？所以不得已写下这篇冒昧的启奏，也是想借此尽到自己的心意，并不敢一定要求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谨此启奏。题为《礼仪事》，作者贾咏。查得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逢万寿圣节，按例文武百官应提前演习仪式，到节日当天各自穿朝服举行庆贺礼。查考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都遇到武宗皇帝服制尚未期满，所以本部题请礼仪从简，百官各穿锦绣衣服，在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又因高皇后忌辰，本部担心皇上刚继承大统，又正逢大丧，如果在这一天行礼，实在恐怕圣心不能安宁，所以暂时有提前一日行礼的议论。后来吏部署员外郎事主事夏良胜上奏说：万寿圣节遇到高皇后忌辰，提前一日行礼；皇上诞生而承受祥瑞，作为九庙之主、万国之君，终究不能在圣节当天举行庆贺，那么内外臣工如何尽到饮水思源的道义，四方外国又如何表达进贡和仰慕的诚意？礼文说：“君子有终身之丧，说的就是忌日。”忌日是指父母的忌日。如今凡遇忌日都不废止朝仪，只是在衣带上不忍完全改用吉服，那么轻重也可以衡量。近来覆议经筵事理，经筵每月可以举行三次，尚且不愿因忌日废止；万寿节一年才举行一次，却反而想简省废止，就应当设法查求其中的原因。况且太庙祭祀在阴处举行，正是取祭祀于幽冥之义；想等丧服期满后，仍在当天早起于殿陛举行庆贺礼，午后在宫中举行忌日礼等情由。本部随后覆题：“等到嘉靖二年六月举行禫祭以后，恭逢万寿圣节，文武百官的庆贺仪节全部采用完整礼仪等情由。”随即奉到钦准，这就是钦此。如今万寿圣节临近，伏惟皇上自登大宝以来两年有余，前两次圣节都因服丧制度未满而未行完整礼仪，又因为忌辰暂时改在前一天，臣等百官无比仰望思念。臣等私下认为，我朝以圣节、元旦、冬至为三大庆礼，都上表庆贺；元旦、冬至各衙门只派首领官共同进表。至于圣节，亲王、方镇按例不能擅自离开，袭封衍圣公以及南京各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派堂上官，直隶府州卫所各派佐贰官，朝鲜使臣也都在当天携表进呈。与元旦、冬至相比尤其重大，上面有为君主祈福的祝愿，下面有使臣安守臣节的意义，大则通行天下，远则施及四夷，长久施行于万年而传于万世，臣下事奉君主的礼仪，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可以连续多年不行完整礼仪，终身都不在本日举行吗？这一天虽然遇到高皇后忌辰，既然不可以因为忌日而废止经筵，难道也可以因为忌日而废止圣节吗？只是说早起举行庆贺礼、午后举行忌日礼，似乎是以卑礼先于尊礼，恐怕难以举行。如今凡遇郊社祭祀以及孟秋时享，都在当天黎明以前行礼，礼毕才出来视朝。如果按照这个旧例，当天早起先在奉先殿举行忌祭，事情办完后出朝，接受庆贺，似乎也相合。又遇到孝惠皇太后服制尚未期满，但宫中已有敕谕，服齐衰一年；这样情感可以纳入礼制，事情也可以根据义理酌情创行，庆贺礼仪本应议定举行。是否可以在这次万寿圣节，文武百官于八月初七、初八日前往灵济宫演习仪式，初十日各穿朝服庆贺，全部采用完整礼仪，只有再另行裁定。伏乞圣上裁决等情由。题本奉到圣旨：“你们部里再议定后来说。”钦此，钦遵。臣等仰惟皇上孝心纯厚，出于天性，想来是因为孝惠皇太后期服尚未终满，不忍完全采用吉礼，所以命令再次议论。臣等充任礼官，怎敢不体察皇上的孝思，从简议定，是否可以提前暂时免去演习仪式。到初十日早起，在奉先殿举行忌祭礼，随后出朝接受庆贺，仍免除鸡唱、山呼、舞蹈等礼仪。请皇上穿黄袍，驾临奉天殿；锦衣卫设置卤簿，车驾照常规仪式；鸣钟鼓、鸣鞭，教坊司奏乐；文武百官穿朝服，先行四拜礼，致贺词，再行四拜礼；表文、敕牒暂免宣读，陈设之物送交内府收存，不敢擅自处理。嘉靖二年七月十九日，本部左侍郎贾【缺字】等具题。二十二日奉到圣旨：是。题为《石彪失仪弹文》，作者张宁。臣认为，见到君主却不知道谨慎，这是背弃礼制；知道自己有罪却不能恐惧，几乎就是倚仗强势。背弃礼制的人败坏常道，倚仗强势的人没有忌惮。犯有这些罪过，难以逃脱刑罚。查定远伯石彪，本来疏懒庸常，早年承受世袭封爵；近来因军功，越级升至大官。皇上的生成之德深厚，已经超过草莽之人的本分；恩养深重，他常怀犬马报效之心。为什么却不用心谨慎，竟至于很少能够遵循礼法？近来他因有疾病，皇上对他施以极大的仁恩，允许他调养治疗，把他看作与自己休戚相关，并不责令他上朝。到了天顺二年七月初六日，他既然病愈入朝觐见，就应当更加恭敬而不忘礼法。等外朝礼毕，本应到内廷随班侍奉。哪里料到本官操守不谨，使幞头坠落在地，已经没有更加恭敬的诚意；礼毕后又不进入内班，也失去了正常朝见的礼仪。御史纠劾时他不在，皇上宽宥他而他却不知感恩。先前虽然是过失，后来实际上却是执意不改。臣等切闻，古代臣下见君主时，君主若正在路寝，臣下才敢退去；哪里有君主正在视朝，却敢背弃礼法自行方便的？又听说诸侯朝见天子，有的袒露上身以告罪；哪里有明知自己所犯之罪，却敢倚强自纵的？根据事情、推究情由，依法应当不予赦免。惩罚一个人以警戒百人，按理不能徇情两全。伏望皇上以法度裁断恩情，以义理制约处置，将本官逮捕送交法司，公开严正治罪，以彰明国家典法。因为他属于应当交议的官员，臣等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旨。题为《宗人府题名记》，作者孙清。

译题名使志向不至泯灭，其中保存着史学的意义。事情保存在遗迹中，沿革便有了考察的依据；道理保存在人物身上，善恶便有了考察的依据。二者使事迹不泯灭是相同的。然而世代久远，制度有时会失去详细记载；人物距离久远，流传有时不合事实。因此题名记很有赖于此。我太祖高皇帝建立宗人府，主管亲睦宗室族人的事务。制度规定由亲王中年长者主持府事，其次为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品秩为正一品，并由勋旧大臣辅佐。凡是玉牒的派演、宗支亲疏、立嫡请名以及章奏文移，都必须经过审阅核查后才能办理。因此宗人府位列各府部诸司之首，祖训和《大明官制》中记载得非常详细。洪武年间的沿革已无法完全考察。永乐初年，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改为行在，命驸马都尉、永春侯王宁署理府事；宗人令、宗人正、宗人等官员，则在洪熙、宣德年间都由皇亲武定侯郭玹专任府事。到正统三年，才在吏部北面、东公生门南面建立府治，革去“行在”二字，由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掌管。从此成为定制。景泰、天顺年间，太保、宁阳侯陈懋因是皇亲而掌管宗人府。成化改元后，由驸马都尉石璟掌管。不久，诏令派石璟奉祀孝陵，于是改由驸马都尉周景掌管。弘治乙卯年，周景去世，孝宗敬皇帝命驸马都尉蔡镇继任。蔡镇为人方正，才思敏捷，熟悉典章，通达文雅，受到公卿推重；公务之余，还留心规划，全部加以整顿修正。比如知印、贴书、吏典、仓厫、经库、籍册以及印色纸札等职事，都请示朝廷创立制度。府治的正堂、台阶、廊庑、翼室以及防阼、行马等处，全都增修设置，规模焕然一新；又请给置待漏、寓直之所，建立公会簿册，严格管理文卷簿籍，裁减革除吏员贿赂和冒名代办的弊病，并把这些刻在石上，永远流传。唉，可以说他审察沿革的适宜之处而善于恪守职守了。况且创制者做得好，后继者便能在无穷岁月中承接其统绪；继承者做得好，发扬光大的功业便能使前人的成就更加光彩。蔡公以驸马都尉的尊贵身份，处在受宠而被选择的任职位置上，广泛考察并远溯前代，没有沿袭现成制度，而府中的许多建置都是他创始的。他的谋划宏大深远，垂示后世的法则深厚长久，确实可以留作百代的规范，难道不是显著伟异、远远超过常人吗？举行题名，把它寄托在坚贞的美石上；府治创建的开始以及主持者相承任职的情况，都灿然完备，既可从沿革的源头考察制度，也可据此观察善恶并作为劝惩依据。这样做，难道只是有益于后世传信的事实而已吗？既然如此，题名记就不能仅仅按照普通文章来一概论定了。都尉公的考虑实在深远。公字孟阳，是凤阳定远人，别号东轩。他娶英宗睿皇帝第三女淳安大长公主为妻，读书而喜爱士人，是当时寿俊中的美誉人物。署理府事时，请公把姓名、履历详细写在左边，而空出他的职位次序。孙清记宗人府。题为《传奉事》，作者倪岳。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司礼监太监邓敏传达圣旨：圣祖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年事已高，想到叔父崇王想来见她，立即写敕书派官员把崇王接来，相关衙门知道此事。钦此，钦遵。内外臣民听闻诏敕，都知道太皇太后的慈爱出于至情，皇帝陛下顺承长辈的孝心，即使大舜、周文王也不能超过。只是臣等私下认为，朝廷办理事情，必须上合天意，下察人情，务求万全，才可以有所行动。臣等曾在弘治二年等不同年月，会同中军都督府等衙门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等，多次会议，认为崇王来朝从天时、人事方面看都有不便的缘故，于是上奏请求圣恩俯允，免除崇王来朝。然而从今天的情况说，又有三件不便之处，并且不是前次议论所涉及的。近来听说黄河水势泛涨，水高出河岸，平日水流湍急，船只航行已经困难，加上水位上涨，必然比平时更加汹涌。崇王若来朝，必定要经过这段水路，那么震惊受害的祸患不可能没有，保卫防护的责任谁敢承担？这是第一件不便。又听说河南的彰德、卫辉二府，从春天到夏天一滴雨也没有下，寸草不生，千里土地一片赤地，百姓流离迁徙，几乎达到三分之二，其艰难困窘不言而喻。崇王若来朝，车马必经这里，不仅沿途供应的费用没有可供筹措的来源，万一盗贼乘机突然发动，那么震惊受害的祸患不可能没有，保卫防护的责任谁敢承担？这是第二件不便。况且两年之间，三位藩王的封国，近则从京师的军民，远则涉及所经过的郡县，所需供应增加百倍，骚扰十分严重，官府无从下手，百姓不能存活，说起来令人寒心，亲眼见到的人都想流泪。如今如果再加上崇王来朝，消息一传开，人心惊疑，迎送往来，劳费增加一倍，受到疮残的百姓如何承受？这是第三件不便。这些都关系到今日急务，按理不能不预先考虑。伏惟皇上想要仰承圣祖母慈爱的心情，更应先想到祖宗、社稷和百姓的重要，请委婉奏请暂免崇王来朝；这才是天下共同的义理，不能只按照一时母子之间的常情来论断。亲王来朝固然有旧制，但自洪熙、宣德年间已经很少举行；英宗复辟初年，曾颁诏敕亲王来朝，固然是为了敦厚亲亲之谊，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慰消除嫌疑之心。

译从今天的情况说，已经不是通常的惯例，何况如今天下奏报灾异，所见所闻都令人惊骇，祸患变故的发生确实无法预测。正应当上下相互修省，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亲王与国家同享安乐，更应当谨慎守护封疆，以巩固藩屏，怎么可以轻易出动，反而加重忧虑？伏惟皇上至孝感通上天，诚敬深厚至极，因此圣慈仁寿太皇太后享有天下供养，万寿无穷。崇王是太皇太后亲爱所寄托的人，所受恩礼隆重，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如今果真奉命来朝，虽然暂时稍微满足了相见的愿望，但到了分别时，难免产生眷恋不舍的感情；离去以后，必定更加增添忧思不忘的念头，将来上达圣上而使圣虑忧烦，到那时即使想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崇王来朝一事关系重大，臣等如果有所见解，不敢闭口不言。伏望皇上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请命太皇太后暂时免除崇王来朝，另派亲信内臣带着丰厚赏赐前去探视，以安慰她的心，这样公义和私恩就都能尽到。臣等冒犯天威，十分惶恐，等待命令到来，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旨。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题。当日奉圣旨：你们说得对，但朕承顺圣祖母的心意，已经下敕把崇王接来了，罢了。钦此之后，又奉圣旨免除崇王来朝。题为《保全宗室疏》，作者马文升。臣深切地认为，亲情没有比宗室更亲的，法令没有比祖训更严的。宗室奉守藩国、遵循礼法，恭敬遵守祖训，朝廷亲亲之恩就更加深厚；纵情妄为、败坏法度，违背祖训，朝廷黜退惩罚的典制就必然施加。过去周成王灭商以后，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监督殷地；后来二叔挟持殷地的武庚反叛，并散布流言倾覆王室，所以周公奉命东征，诛杀管叔、囚禁蔡叔，孔子对此表示宽恕。郑庄公的弟弟叔段因母亲宠爱，庄公没有及早防范约束，反而把他封在京地，放任他的行为，等到他的罪恶深重后才发兵讨伐。按对待普通人的标准看，春秋仍讥刺庄公。一件事关系国家社稷，显示上天讨伐的公正；另一件事则没有预先防范约束，损害了亲亲之义。或宽恕，或讥刺，这是天下最公正的法则，也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原则。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圣明神武，驱除前元，全部占有中原，扫除一时的鄙陋风俗，恢复百代的淳厚风气，功德盛大，远远符合尧舜，后世没有能够相比的。因此皇室本支繁衍，也不是前代所能相比。分封诸王，以作为王室的藩屏。藩王的儿子封为郡王；郡王的长子承袭郡王，其余诸子都封为镇国将军，爵位逐级下降，世代成为奉国中尉。藩王府内设置承奉正、副各一员，典宝、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员，内使六名，各门正、副各一员，内使司乐二名，司弓矢二名。府外设置长史司，有左右长史二员、典簿一员；其余审理、典膳、奉祠、典宝、纪善、良医、典仪，各设正、副官二员；伴读四员，教授一员。内外各设官员，来治理一国的政务。当时都选拔才干见识老成的人来充任，辅导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亲王如果有过错，先责罚辅导官员。所以各王读书行善、保守封国，称为贤王的很多。纵情妄为而遭黜退惩罚的，间或也有。从正统年间到现在，除秦、晋、蜀、肃、淮、德、吉、徽、崇等府以及新封的兴、岐等府内官不缺之外，其余王府内官有缺额却不办理具奏。有的府只剩一名承奉，甚至全部缺员也不补充。宫门传事多由妇女担任，其他郡王府也不补充人员，往来传事全由外人承担。各种出入都没有禁约管理。虽然有藩王，但有些郡王和将军是尊属，或与亲族关系较疏远；他们即使知道行为不合礼法，也不敢劝戒告谕，辅导官员也不敢进谏纠正。镇守、巡抚以及三司官员害怕他们捏造诬陷，上奏后受到欺侮离间，动不动就派官员勘问，也不敢据实具奏，于是他们更加肆意妄为：有暗中蓄谋、淫乱无道的；有强行掠取军民子女并打死人命的；有骨肉相残而结成仇敌的；有秘密夺取外人之子作为嗣子的；有召唤乐妓入府奸淫的，甚至宫闱不严肃，招致外间非议。其他将军有潜入乐院宿娼的，有与市民饮酒赌博的，以至衣食不足，欠债于人，完全没有鞍马，只能徒步走在市集上。虽然有禄米，也难以供其挥霍。等到事情败露，派官员前去勘问，事实大多不虚。因为违反祖训，关系宗社，有的不能终享天年，有的被幽禁于高墙，有的被削去爵秩，有的被革去禄米。况且这些丑恶事情传遍内外、天下皆闻，又恐怕史册将其记载下来，留给后世讥笑，确实有损朝廷声誉。如果原先设置的辅导官、外官、内官都能各得其人，及早进谏纠正，藩府亲王肯加以戒谕，镇守、巡抚等官预先据实具奏，哪里会有上述事情？与其在事情败坏以后惩治，显示黜罚之典，不如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保全，以完全体现朝廷亲亲的仁恩。因此请求敕令各藩王：除本府内官不缺、不必具奏外，其余内官、内使有缺额的，都要明确具奏，说明缺少内官若干员、内使若干名。仍请求敕令司礼监，从相应的内官、内使中挑选年老稳重且读书识字的人具奏，按照缺额赐给派去。以后有缺额便具奏补充，以便彼此维持府中事务。所需的衣服、饮食等物品，由本府按例发给，使他们得到安置，不许凌辱妨害。各郡王府每府赐给内使二名，专门管理宫闱事务以及宫门禁卫。至于长史、纪善、伴读、教授，请敕令吏部，今后有缺额务必从国子监以及外地有学问德行的儒官中访察选授。藩王所作所为不善，长史等官要从容进谏纠正；如果不听，再三匡正劝谏，事情严重而仍不听的，要秘密据实具奏。郡王所作所为不合礼法，教授和藩王要秘密戒勉；如果仍不听，由藩王具奏。情节较轻的，降敕严加责备；如果事情关系宫闱且严重，便派内官和皇亲前去实地勘察，到达后秘密严肃处理，不应向外泄露。如果属于外部事务，仍派内官和法司官前去勘问。

译藩王有过错，专门治罪辅导官员；郡王有过错，专门治罪内使和教授。这样防范约束，自然不会有过失行为。藩王府的辅导官员也要每天请亲王到书堂，讲读经史；王子、王孙也要讲读学习礼法。各府将军如果有上述行为，各府郡王自行禁治。如果藩王府、郡王府相互包庇隐瞒，不予禁治，允许镇守、巡抚等官将其违法行为会同具本，据实奏报，请求朝廷处置。藩王府选用妾媵，务必具奏并奉有明文，确定人数；不许在本府军校之家选用，不许超过规定人数，也不许强行购买民间子女。郡王、将军使用使女，都要按照会官奏定的事例和人数办理；如果擅自买用女子、人数过多，或者让外人进入府中，允许镇守、巡抚官员纠劾奏报，长史、教授降职调往远方任用。乐工如果纵容女子擅自进入郡王府，或者容留各府将军在家中暗中行事，以及军民旗校等人胆敢与将军赌博、欺骗哄骗，或擅自进入王府教唆引诱他们为非作歹，事情败露后发往边远地区充军；邑长依律问罪，并革去管事职务。保全宗室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臣忝任大臣，每当看见宗室行为不善，事情败露后若包容他们就违背祖训，因此不能保全宗室的情况很多。臣深切怜悯这些事情，所以才冒昧上言。伏望圣明留意。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题，奉钦准：这件事让有关衙门知道。钦此。题为《王府丧礼议》，作者彭韶。一、臣恭敬地看到，自祖宗以来，凡亲王、郡王去世，听闻丧讯、举行祥祭、禫祭等祭祀，都各派使臣一员到封国致祭，用来加厚亲亲之恩，这是礼制的根本大义。但当时藩国数量少，这样做合宜；如今宗室支派繁衍，吉凶事务繁多，而使臣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似乎应当变通。是否可以规定今后藩国若有丧礼，亲王仍依旧制；郡王初丧时派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祀请派当地官员行礼，这样亲亲之恩也不会失掉。此前各王府郡王去世，从听闻丧讯到禫祭结束的祭祀，按例都应派行人携带祭文前去致祭。如今奏请上述事项，查得近年来各王府派遣祭官确实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往来没有断绝，役夫受到劳扰。是否可以规定今后遇到郡王丧礼，除闻丧、七日祭、百日祭、下葬祭仍照旧派官一员致祭外，其余周年、二周年以及除服祭祀，就派当地布政司官员行礼，以免烦扰。一、臣恭敬地看到，自祖宗以来，凡王国母妃丧亡，都派内臣一员到宫中致祭，这是为了严明内外之别，也是礼制的根本大义。但当时藩国少，内臣又没有出镇各地，所以适宜从中央派遣。如今宗室妇女众多，各布政司又都有太监等官员镇守，而再劳烦内臣跋涉，似乎应当略作更改。是否可以规定今后藩国若有宫内丧事，除没有镇守官的地方仍照旧外，有镇守官的地方，请派镇守官本人行礼致祭，这样内外之体也不会失掉。此前亲王、郡王妃去世，按例都应派内臣一员前去致祭。如今奏请上述事项：除藩国内有丧事而没有镇守官的地方仍旧派内官致祭外，所说有镇守官的地方就派内官行礼一节，臣等不敢擅自决定。一、近年奉行的事例规定，凡坟墓中夫妇同穴，所以王国修造坟茔时，不论夫妇先后，都一并修造，这对办事很方便。但最初修造时工程费用巨大，或者墓地位置尚未安定，所以派官员监督修建、选择地点，这是合乎丧礼大本的做法。到了后来开圹下葬时，事情已经办成、墓位已经确定，完全不费什么力气，却仍然多次具文派遣官员，只能徒然造成烦扰。是否可以规定今后凡有开圹下葬的，请免去派官，只命当地上司官员提调，并由阴阳学择定日期，这实际上并不妨碍丧礼。此前奏请的事项，如今关于以后开圹免派官员一事，已经交工部再次具奏；至于所说选择阴阳地理之人，除亲王及王妃仍照旧派遣外，郡王以下应在当地阴阳学中选取通晓地理阴阳的人派用。工部“力”字六百三十号勘合。此前的事情，屯田清吏司承接本部转送的文书，该司案呈称：准礼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奉本部转送礼科抄出的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彭韶奏本，其中说：近来奉行的事例规定，凡坟墓中夫妇同穴，所以王国修造坟茔时，不论夫妇先后，都一并修造，这对办事很方便。但最初修造时工程费用巨大，或者墓地位置尚未安定，所以派官员监督修建、选择地点，这是合乎丧礼大本的做法。到了后来开圹下葬时，事情已经办成、墓位已经确定，完全不费什么力气，却仍然多次具文派遣官员，只能徒然造成烦扰。是否可以规定今后凡有开圹下葬的，请免去派官，只命当地上司官员提调，并由阴阳学择定日期，实在不妨碍丧礼等情由。具本由通政司官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转送该司，连同手本送到本部、该司。查得天顺二年三月间，礼部关于下葬的议论原本没有定例，但夫妇同穴按礼制是合宜的。近来文武官员之家按例应当接受谕葬、谕祭的，有的拘泥于阴阳风水，往往各自另选地段修造坟墓，重新修建享堂，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也有违礼法。

译今后凡文武大臣中有官府为其营造坟墓的，如丈夫先去世，就同时营造其妻的墓圹；如妻子先去世，就同时营造其夫的墓圹；继室则附葬在旁边。夫妇无论先后去世，只为他们营造一处坟茔，共用一座享堂，不许另行营造，这样可以使百姓节省费用，而礼制事务也不失妥当。此议题奏后，奉英宗皇帝圣旨：这是合葬，本来就是古礼；今后为亲王以下人员营造坟墓，一律遵行。钦此，钦遵，已经通行遵照执行。凡遇亲王以下去世以及文武大臣病故，无论夫妇谁先去世，都分别派官一同营造坟墓，确实十分简省便利。后来开圹合葬，往往又请求恩准派官办理，似乎重复烦扰，很不妥当。今将上述缘由呈报到本部，参照按察使彭韶所说，今后凡应当营造坟茔、享堂，已经派官一并建成完备的，及至后来开圹时，只令当地上司提调，不必再重复派官，这项意见确实有道理。是否可以准许其奏请：今后凡亲王以下去世及文武大臣病故，曾蒙恩典派官营造坟茔、享堂的，除亲王及王妃开圹仍照旧派官外，郡王以下无论夫妇谁先去世，已经营造坟圹的，后来去世者只令当地上司查照先行事例，酌量备办工料，开圹合葬、祔葬所需的明旌，照例制成，交给原先派遣的人员顺带携去使用。文武大臣无论夫妇谁后来去世，就令本家开圹直接合葬，都不必派官再次扰民。这样礼制有定规，事务也不烦扰了。因这是陈述意见的事项，又奉有钦定依准，本部不敢擅自处理，谨具题奏。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本部尚书王复等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是。钦此。” 题奏处置地方事务〔项忠〕 钦差总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项忠题奏一事：迁移郡王府，以节省转运费用。臣谨考虑，陕西是关中的战略要地，屯驻军马比其他地方常常多出数倍；本地额定征收的税粮、马草、籽粒有限，供应常常不足。每年户部从江南各地解送折粮银十万两，河南解送大布十万匹，来此凑合使用，也仅仅够勉强支撑，并不充足。一旦边境有警，奏请征发盐粮等项，缓不济急，免不了惊动军民。如今成年男丁运送粮草，父亲去了儿子来，车辆损坏，牛只累死，其中苦楚难以言说。臣等会同勘察，平凉韩府和宁夏庆府两处的郡王极为接近边境，宗室支派繁多，仪宾人数众多；由于城池狭窄，府地无处容纳，终究不得不分迁。如今每年所需禄米共五万二千六百多石，此外还有防卫、仪卫司、群牧所、长史司等衙门旗校人员的俸粮，尚不在此数之内。两府向内地转运粮储，因为道路遥远，每石粮食约需付出两三倍的费用，百姓实在难以供给。查得往年陕西巡抚官员曾建议，将各郡王府依照山西晋王、代王两府郡王的事例，迁移到腹里地方；当时礼部奏请等丰年时另行议奏定夺。由于陕西百姓边运困苦已到极点，若早日酌量迁移，百姓每年可以免除万石粮食的转运，所受恩惠就多了。若等到丰年再议奏定夺，公文辗转，事情终究难以办成。现恳请下敕礼部，奏令各府长史司、教授启奏王府，自行陈述；本部仍选择腹里以南有府地且靠近水运、供给便利的地方，奏请迁移就禄。这样既可厚待宗亲，又可节省陕西税粮以供边储，巩固国家根本。计算迁移王府的费用，还不到一年供给的数额，实在有利。以上缘由具题，奉圣旨令本部妥善议定后再来说明。钦此，钦遵。又据总兵官、都督同知刘玉也奏报前项事由，一并抄送到部。本部查得，襄陵王奏称平凉城池狭窄、土地出产有限，请求迁往江西、湖广居住。本部议定，各地百姓贫困，迁移王府是重大事务，难免劳扰军民，应等丰收之时再定夺。天顺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本部覆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已经行文通知该府。后来襄陵王又奏称，子孙众多，平凉城池狭小，水路不通，民间转运艰难，请求迁移到江西。迁往建昌府居住，以节省民力。本部议定，考虑到当地盗贼即将发生，人心惊惶，粮草运输困难，难以准许。成化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覆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另行通知办理。后来襄陵王又奏称，平凉城池狭小，军民众多，粮草不足，请求将本府迁往江西居住。成化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覆奏，奉圣旨：“分封已经确定，不必迁移。写信给王知悉。钦此，钦遵。”另行办理。查得此前钦差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陈奏为宽减民力一事，建议将陕西秦、肃、韩、庆四府迁往湖广、江西居住。本部认为，河南地方王府众多，湖广荆、襄一带盗贼发生，江西连年旱灾，百姓困苦；何况迁移王府是重大事务，难免劳扰军民，应等丰年时另行议奏定夺。成化四年三月十四日，本部覆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后来真宁王又奏称，宁夏居住的府基地势狭窄，请照山西代府郡王迁移的事例，将本府郡王迁入凤阳府城居住。本部认为，陕西地方如今正有盗贼发生，征讨尚未平定，应等地方安宁、年成丰收时，再另行具奏。又曾分类行文通知该府。如今右副都御史项忠、总兵官都督同知刘玉又奏称：平凉韩府和宁夏庆府两处郡王，迁往内地南部及靠近水运、供应便利的地方，以节省陕西税粮供给边储；此事关系迁移王府，是重大事务。如今陕西用兵之后，百姓困苦，难以一概听任各王自行奏请迁徙。是否可以将原先奏请的襄陵、真宁二郡王酌量迁移，以稍微减轻转运劳苦？查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各有王府，宗室支派日益繁多，势必无法容纳。又查得广东韶州府在天顺年间建有乐平王府第一所，现仍存在；但那里远在岭南，盗贼时常发生，并不适宜居住。臣等看陕西内地的凤翔府，原有郑王居住之地，后来郑王迁入怀庆，旧府仍然保存，且与平凉韩府相近，适宜襄陵王迁居；庆阳府与宁夏庆府相近，适宜真宁王迁居。是否可以责令工部行文陕西镇守总兵、巡抚、巡按以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共同勘察地势是否合宜，等秋收之后再行办理。

译使后来的人民逐渐苏息，将凤翔府原有的空闲府第酌量修理，在庆阳府城内勘察空闲公廨中合适的处所，酌量改造；等修理完备后，再另行具奏定夺。因这是会议迁移王府的事务，不敢擅自处理，谨具题奏。奉圣旨：“是。钦此。” 谏止宁府使用琉璃瓦疏〔林俊〕 臣近来得知，宁王殿下屡次请求使用琉璃瓦，蒙圣上恩准，从引钱中拨给二万两银子更换。臣由此仰见陛下圣德仁厚广大、厚待九族的盛大心意；而宁王依据礼制、坚守常法，也并非没有道理。然而看镇守、巡抚等官员会同议奏，想要等丰年再定夺，说明这项请求不应准许。工部覆奏说，规制虽然相合，但事情本可停止，又恐怕加重地方负担，若为各府开此先例，说明这项请求不应准许。等到宁王再次奏请，工部又坚持上奏反对，说明明白表示决不能准许。陛下先让工部议论，是明白表示不应准许；后来只同意其中一半，是委婉表示不愿全数准许。士大夫以及年高有声望者的公论，都说宁府此举多余，可见朝廷内外人心都认为不应准许。宁王读书明礼，聪明明察，通晓事理，决不会为了此事损害贤王的名声，只是偶然没有想到罢了。事情有可以做的，也有不可以做的；有可以停止的，也有不可以停止的。江西公私财力都已枯竭，百姓日益困苦，盗贼尚未平息，这是什么时候啊？或许有人以为引钱与百姓无关，却不知道国库积存仅有二万七千多两；益王府宫殿已经被蚂蚁蛀蚀，益王殿下如今迁居东寝，十分惊惧忧虑，将来责任由谁承担？修缮覆盖的费用约三万多两，这正是不可不做的事。淮王府营造坟墓，顺昌王、崇安王、镇国将军营建府第，已经支出五千三百多两，后来还未计算在内，这也是不可不做的事。现存的儒学、文庙倾颓破败，询问原因，都说科例严格，主管官员有所顾忌而不敢修缮，才造成这样，这也是不可不做的事。各地预备仓储的粮谷很少，询问原因，都说罚赎所得要解送户部，主管官员没有经费来源，这也是不可不做的事。官军俸粮即使通融节省，每年支用仍短缺四万四千多石，这也是不可不做的事。臣曾见楚王府宫殿毁坏已久，尚未修盖；荆王府多有破损漏雨；淮王府也是这样。江西一带只见颓墙朽柱，东边支撑西边，瓦片飘落、椽木断裂，大半脱落，俨然成为废墟。百姓住宅尚且不能如此，唯独宁王府完整美观、坚固精致，金碧辉煌。既然按道义有不可不做、可以做的事，即使从内帑中拨钱营造，也不算过分；有可以停止、没有必要做的事，又何必做这些事情呢？古人说，椽木只削取不加雕琢，茅屋茅草不必修剪；土台阶足以赞美尧帝，低矮宫室足以赞美禹王；儒服可记河间王，乐善好施可记东平王；湘州有约定崇尚节俭，镇西将军以轻视财物著称。这些正是圣帝明王用来彰显盛德、留给后世美名的地方。宁王府迁封之初，先王亲自到达，亲疏关系最近，尚且没有使用琉璃瓦重建的圣旨。国家已经极其富足，尚且不用琉璃瓦，难道也是仰慕采用粗椽茅茨的盛德，崇尚古代、专守质朴，以此向后世垂示法则吗？如今历经百年，传了数代，一旦没有缘故却突然改变它，孝子顺孙用来顺从祖先的道义，不应当是这样。前人的过失，后人尚且为之讳饰；前人的善政，后人难道忍心改变吗？一旦改变，就会把前人的美德全都湮没。湮没前人美德，不是孝子；湮没前人美德，不是顺孙。难道贤王忍心这样做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只是偶然没有想到。何况人的性情习惯很难安静，容易躁动；节俭难，奢侈易，即使努力操持尚且担忧，若放纵它，哪里不会流于奢靡？贤王年纪正盛，德业才刚开始，若从身心修养考虑，自有专门应当致力的事情，却拘拘然遵循常规，在这些表面文饰之间毁坏前人的法则，臣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可取。臣多次侍奉贤王，见其言论多以古人为师，又承蒙礼遇厚爱，唯独对臣更加深切；臣若对贤王没有帮助，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臣往年曾奏论王府第宅的规制，因不用琉璃瓦而赞美宁王先王；按道义不应因为如今使用琉璃瓦而奉承今王。小人先迎合后违背，君子则和谐相处而不苟同。臣想要爱护贤王的德行、成全贤王的名义，不愿进献谄媚、顺从圣旨而损害至孝。孟轲说：“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齐王。” 臣是拘泥的儒生，不懂得通权达变，只知道报答王道就应当如此，竭尽忠诚、尽我愚见侍奉陛下也应当如此。宁王静心思考而彻底醒悟，一定会从臣的话中有所创获。伏望圣明笃厚亲亲之恩，亲自裁断大义，作出妥善处理，使贤王的德行如纯玉一般无瑕，声名如完整的瓯器一般完美；不要涉及吴王获赐几杖、叔段请求京城和鄙地那样的事情。愿裁断正大明白，使恩典不掩盖义理，成为世世代代称颂的美事，臣就万分庆幸了。臣不胜惶恐，等待治罪。因这是斟酌大义、保全贤王孝行的事务，谨具题请圣旨。题定礼仪，以统一典章事务〔毛澄〕 臣详细查照《皇明祖训》所载，出使官员穿便服行礼；又有洪武十八年规定，出使官员一律随班行礼。两项规定的年月有先后，因此执行时必须统一。不过，总兵、巡抚、巡按等官都是钦差人员，只是祖训没有说明是否属于出使名目；朝廷内的出使官员也没有明确列出具体职衔。他们到王府时，究竟应穿便服，还是随班行礼？实在难以遵从。况且事情涉及祖训和旧制，不是臣等敢于轻率议论的。是否可以由本部会同官员参酌礼制，请圣上裁断，使之有法可守。正德十三年四月初九日，本部尚书毛澄等具题；本月十八日奉圣旨：“是，重新会议后再来说。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臣等会同吏部等衙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书等官陆议认为：洪武十八年所定庆贺王到国以及正旦、冬至、王寿日等礼仪，除王府官属至今仍遵照礼仪执行外，关于在外卫府等衙门抽调佐贰官随班行礼一项，查得洪武十九年礼部奉太祖高皇帝圣旨：今后亲王所在之处，凡遇正旦、冬至、千秋节，只许本国城内军民官员庆贺；在外府州县、卫所及守边衙门不必庆贺。

译钦此，钦遵。出使官员随班行礼，也是洪武十八年所规定的。自洪武末年《祖训》颁行以来，凡遇王国庆贺，出使官员都穿便服行四拜礼，前面所说的随班礼仪早已停止。况且《会典》的编纂，一概遵照孝宗皇帝的敕旨，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以事务、名数、礼仪等级为目；凡有文籍可作依据的，都按先后详细记载。对于因革损益而与现行制度不同的，也保存旧制。所以王国礼仪虽然是洪武十八年制定的，有的与《祖训》不同，也都载入《会典》。再议论《大明律》“出使不复命”一条，其中规定：“凡奉制敕出使而不回报，及不缴纳圣旨符验等。”如今各处总兵、巡抚、巡按等官，正是奉有制敕、圣旨符验的人员；他们与持节制使、携带诏书的行人，以及凡京官领敕在外办公者，都属于出使。况且《祖训》也规定：“朝臣奉使到王府，即使是三公、大将军，也必须行四拜礼。”只是抚按等官大多是历年增设的，所以皇朝礼制诸书没有记载出使官员的具体职衔。如今宁王具奏，请求通过集体议论把事情说明白，使行礼制度归于统一。臣等奉钦定敕旨，按上述内容会议。是否可以规定，今后王国礼仪一概遵照《祖训》执行。总兵、巡抚、巡按等官，都依出使官员的规定穿便服行四拜礼。但此事关系礼仪这一重大典制，臣等不敢擅自办理，伏请圣上裁决。等命令下达之日，通行各王府及有关衙门，永远遵守。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等衙门尚书等官毛澄等具题。二十八日奉圣旨：“是。这项礼仪既已议论明确，总兵、巡抚、巡按等官都要遵照《祖训》以及历朝相承的事例行礼。再写信给王知悉。”钦此。奏为陈述愚见，以使圣治更加隆盛〔汪鋐〕 近来丰林王台瀚具奏前述事务，奉圣旨令礼部议论后再来说。钦此，钦遵。随即礼部尚书李时等会同臣等多位官员议定：丰林王所奏四条，其中一条是加强辅导，以远离宗室的祸患；一条是兴办学校，以激励宗室中的贤者；一条是均平差役，以平息宗室中的奸弊。这三条按照事理来看，都可以实行。唯有“确定子女名额，以杜绝宗室欺诈”一条，其中说：臣等看到，近来礼部题准的事例规定，凡各宗室都按照爵位确定妾媵的数目，登记在册；如果违例增添，就革去俸禄。这是因为地方有限而宗室无穷，想使其不至于发生冒滥的弊端。然而宗室中的弊端难以查究，即使已有确定的数目，也不敢多加。至于把没有名分的李氏所生子女，冒报为有名分的张氏所生，奸诈行为不一，真伪难以详察。况且王府宅第深邃，内外隔绝，谁能辨明？即使有人互相告发而告到官府，其中也有以贿赂求免的，也有被诬告而受冤屈的；即使整天查考，也未必能把每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全部查清。案牍文书纷扰不止，不仅会耽误政事，也不能节省一丝费用。假如不作筹划，人口日益繁多，用度越来越大，终究不是长久便利之计，难道可以拘泥于常制吗？臣的拙见认为，不必计较妾媵究竟有无，只确定子女的多少。伏望皇上笃厚亲亲之恩，敕令有关部门会议：亲王除嫡长子作为继承人外，限定五个儿子，并都照旧受封；超过五个儿子而又多生子女的，其余只给冠带，以荣身而已，不授爵位俸禄，令其自行谋生，或经商、或务农，听其方便。郡王以三个儿子为例，将军以下各按等级递减。这样或许可以减少国用，冒充欺诈自然停止，宗室也能得到安宁，才是长远之计。以上意见虽然极有道理，但与《祖训》有所冲突，不敢擅自制定，请圣上裁决。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法令实行已久，自然不可能没有弊端；根据弊端稍作改变，并不是改变法令本身，而是救治它的弊端。救治弊端，正是为了守住法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建立分封藩王的制度，制定了确定的法则，凡是用来厚重恩义、端正伦理、严明礼制、区分嫌疑、明辨内外的措施，无不完备。无奈宗室日益繁多，人心日益懈怠，习俗风气日益变化，于是《祖训》也有不能一一遵守的地方。祖训所规定的，是一般的人事常情；一个人却生几十个儿子，这是古今天下从未有过的人事变化。近来确定妾媵数目的条例虽然已经施行，但正如丰林王所说，冒充欺诈者违背《祖训》，也已经到了极点。如今限定生子数目，是限制他们不得再进行冒充欺诈；使礼制更加严明、伦理更加端正，实际上正是遵守《祖训》，为什么不可以呢？臣听说各地郡王有连续数月领不到禄米的，有整年领不到的；将军以下甚至有两三年领不到的。大概是赋税收入有限，而俸禄供给没有穷尽，形势自然使其不得不如此。臣又听说陕西一省每年增加禄米两万石，那么十年应增加二十万石，百年应增加二百万石。陕西的赋税每年不过三百万石，而禄米增加到这种程度，这正是丰林王所请求解决的问题。臣愚见认为，确实应当实行而不可更改；如果不这样，生子冒滥既不能革除，日常俸禄的缺额又无法供给，恩典日薄而亲义日疏，其祸患恐怕难以言说。伏望皇上果断实行，不要疑虑，并在其中更加宽厚：亲王若限五子，就增加二子，限定为七子；郡王若限三子，就增加二子，限定为五子；将军增加一个儿子，限定为三个儿子；中尉增加一个儿子，限定为两个儿子。超过名额的子女，虽然没有爵位俸禄，仍各按月发给食米二石；女子只给其中一人名分和封号，第二人及以后不再如此。这样，亲亲之恩与救治弊端之义就能同时实行而互不冲突。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不胜恳切期望，因此亲自携带奏本具奏上闻，恭候敕旨。奉圣旨：这项奏议交礼部一并议定后再来说。分条陈述事务，以重视修省的奏疏

译查得此前本部题奏，因灾异而修省，通行九卿衙门、六科、十三道，各自逐条陈列时政得失上报。屡次奉圣旨，依照拟议办理，务必访求确实情况，不许挟持私意、泛泛援引，借公事报私仇。钦此，钦遵。臣等愚昧，不清楚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也没有足够见闻周知；何况重大政务，陛下正在上面依次裁断，各司臣僚也正在下面依次陈述。臣等不敢另行论列，谨将本部应办事务逐一议拟，共九项，伏望圣明采择可否，赐予施行，或许对政务的漏洞也能略有补救。因这是修省陈言事务，不敢擅自处理，谨列条款题请圣旨。第一项，议请封婚。查得现行事例，凡宗室将军、中尉的一切子女，都等到十五岁选择婚配；其中若年龄不合规定，或庶出子女的生母入府经历不明，都要通行驳回查勘。所依据的前例已经遵行很久了，但近来各府长史司多有不遵守法令、任意拖延的；有的说使用经费不足，谋求未成，等子女年龄超过规定后，才类同奏请恩典。其奏本中的来文又常有月份、日期不一致，母亲氏族记载错误；至于应当婚配的夫人姓氏，有的原本送到却没有结文，有的结文送到却没有原本，彼此矛盾，拖延下来，以至查驳之间动辄经过几年，使圣明的厚恩郁积而不能流通，宗室至亲婚姻失时、无所归宿，伤害和气，关系十分重大。是否可以等命令下达后，行令各王府长史司启奏王府：今后将军、中尉的子女凡年龄已经达到规定，就立即具奏请求婚配；如果奏本中的来文或年龄略有差错、母亲氏族不明确，本部一面驳回查勘，一面允许选择应婚子女，一并开列具奏。若逾期不奏请，夫人的奏结又不齐全，拖到三个月以上的，都听凭本部查考；查明后，将该府长史等官究问。这样法令严明，公文简便，婚配也不会失时。第二项，禁止奸弊。查访得知，各王府派来的内使、仪宾、官校等人，都是多年混迹的无赖，熟知欺骗和钻营关节的门道。一旦因王府差遣、请求恩典等事务来到京城，便设法骗取大量金帛，任意花费使用；有的又收买土产，往来买卖，装满表文箱和担子，额外索要民夫接送运输，以至于多次损害驿传。到了京城，先投靠多年的窝户，窥探宫廷动静，然后报名朝见；有的还私自潜居京师，动辄经过数年，往往设法钻营谋求批答。各王府不知道，本部凡遇应办事务，自有公正处理；一切公务自有成例和期限，不是吏书人员能够预先干预的。应等命令下达后，移咨都察院，令各地抚按衙门转行各王府长史司启奏王府知悉。今后凡遇公事奏报，不得听信派来人员，浪费大量金帛，借口进京使用、谋求批答；也不许这些人员私自携带银两货物。批文务必规定期限和到期远近，按期销缴；到京当天直接报入会同馆住宿，事情办完立即回去。凡有长期潜居京城的，以及京中各色人员容留他们住宿、串通作弊的，准许厂卫缉事衙门和五城兵马司查访捉拿，并分别据实参送法司，按欺骗、钻营求批等相应罪名审问。还要令都察院张榜禁约，这样作奸犯科的痕迹无从隐瞒，弊端源头就可以平息了。第三项，便于关领物件。查得各王府将军以下应得的冠服等物件，已经由本部议定并题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后授封的，令各有关布政司给钱制造办理。至于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前授封而尚未关领的，因器物不是一个监局所制造，关领也不可能一次齐备，所以各府派人往返，劳费日益增加。派来人员等候日久，有的将领取的金银、彩缎等物任意花费，无从查考，于是朝廷已经承担制造费用，而有关王府却没有实际得到恩惠，实在应当议处。应等命令下达后，本部责令现在各王府派来的人限期返回；仍令各有关布政司转行长史司、教授启奏王府知悉，逐一查明：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的该府将军、中尉、夫人等，以及郡县乡君、仪宾等一切宗室，除已经关领的外，其余未领取的和前些年遗留下来的寄关物件，都逐一开列名位、应得冠服等项目及件数，造册盖印，限于嘉靖十二年春季类奏时携送，赴本部及内府，全部查对清楚，陆续制造完毕。等到本年各府册封之日，将前述物件领出，交给副使顺带送往该府。不属于册封府分、但应当关领的，责令该府派出的圣节、冬至庆贺人员顺带携往该府，并逐一交割。仍令各有关长史、教授启奏王府，将收取的钱粮和发给的名位登记造册，奏报缴送，以便查考。历年工部所制造的物件，都是内府各监局负责制造，本部没有凭据催查，仍请求敕令各监局查照本部原先行文，逐一制造并发给领用。如有拖延，一体查出革禄，则各府不必久候，实际恩惠也能得到。第四项，杜绝请乞。查得王府孝行等事，按照旧例只应请求颁敕奖励。弘治十八年十二月，鲁府镇国将军阳铢孝行可嘉，想要自行准备工料，各建坊门，请求赐给坊名，蒙受特别恩典准许；从此开创了表彰孝行的先例，于是亲王、郡王、将军的妃及夫人便往往援引前例，不停请求。臣切实考虑，朝廷对庶民之家凡有节操孝行，赐予旌表，是为了表彰其乡里，使其特别异于普通百姓。至于天下各王府，都是朱墙门户，本来就不必等到旌表之后才显得尊贵特殊。何况朝廷颁发敕书奖励，是以亲亲之美德，特别用天子言语加以褒奖，除宗室之外还有谁能承担这样的荣典？因此历朝以来，宗室有善行，只是书写敕书奖励，不建立坊牌；这样既尊崇宗室，又区别贵贱，立法最有意义。况且天潢宗室后裔，谁不是有美德的人？如果有所表彰，既然分别不同，善恶也会互相显现，这也不是敦睦亲族、共同一体的道理。何况如今藩王宗室日益繁衍，乐于行善者无穷无尽；如果不在现在加以限制，恐怕将来没有止境。是否可以通行议定：除过去已经建立的外，今后各王府如有节孝等事及卓异行迹，由亲王、郡王或抚按官查奏此事，本部都照旧例请求颁敕奖励；同时通行天下王府，今后不许奏请建立坊牌。这样体统就端正，风教也能一致。

译第五项，统一条例。查得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以前，多位官员奉诏会议，制定王府条例十七条；以及本部历年题准的各项事例，数量不一，但都已经遵行很久。只是现行条例载在刑书，历年条例收藏在案牍中，虽然屡次申明，也不过是遇到事情才就事论事，所以各宗室支派不能全面知道有关事例，只知道专门谋求请托；本部的事例日益繁多，难以查阅，实在很不方便。应等命令下达后，容臣等将王府现行条例及历年题准事例编成书册，请朝廷大臣集体议论；如果认为可以实行，就具奏刊刻成书，本部遵照施行，并请求普遍赐给各王府宗室，使他们都便于诵读查阅，有所遵守。本部其他可以施行的条例事项，也容臣等逐一抄录编纂，一并刊刻遵奉。这样朝廷严正明白的法令就能谨慎遵守、始终不变，有关部门统一的规章也能恭谨执行，法令容易遵循，奸弊就不会发生。第六项，议定王谥。臣等看得，各王府亲王、郡王去世，必须有谥号来表彰其品行。旧制都是在请求恩准祭祀、安葬时，立即赐给谥号。弘治年间，唐玉奏准：凡亲王去世，行令巡抚、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令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等官，各自核查其善恶事迹；到达时根据贤能与否评定，然后赐给谥号，至今一直通行遵守。但是，各王府请求恩准祭祀、安葬的文书送到本部后，本部才行文给有关衙门核查事迹，等回报到达后，再题请谥号，填写明旌送去，之后才能安葬。比如四川蜀府、广西靖江王府都路途遥远，公文往返动辄超过一年；派去掌行丧礼、礼仪的行人要在那里等到安葬完毕，才能返回，因此往往请求宽限；同时有关部门供应繁多，派出人员滞留日久，难免耗费财力，增加许多怨言。何况各王府亲王、郡王的棺木暴露在外，动辄经过数年，也足以伤害天地和气，实在很不妥当。是否可以规定，今后凡遇各王府亲王、郡王去世，由本府一面行文给有关衙门核查死者平生事迹，不必等本部行文，直接具结呈送本部，以便本部题请谥号。这样宗室遗体可以早日得到安置，事务也简便，长久可以实行。第七项，安抚远方之人。查得我朝疆域一统，四方宾服，厚待来者、薄取其贡，各有定制。自正德年间以来，贪官奸吏却借此营利，所收的段匹、布帛稀疏粗薄，不能穿用。远方之人往往递交番文，鸣冤叫屈，动辄说先朝赏赐丰厚，今日赏赐太薄。虽然本部屡次题请，行文工部及有关监局衙门查办，但所赏之物仍旧粗薄不堪，无法使人心满意，也关系到尊重国家体统的大事。是否可以敕令工部再次依照前次敕令申明，转行各有关织造地方的巡按衙门；在解送段匹时，必须委派确当官员防验，务必使经纬坚实精致，能够供进用的才许起解。如果各处解到的仍然稀疏粗薄，就立即退回，并令主管官员和工匠一并提问治罪。收纳时，有关衙门不许勒索常例，贻害小民。凡遇各国使者到馆，奉圣旨发赏并关领有关监局的物品，不得推诿拖延，以致远方使者久住而产生怨恨。务必使赏赐丰厚、迅速返回，这样才足以感化四方归服的心情，使悖逆之心消除。第八项，处置贡马。查得天下各王府，凡遇圣旦、冬至、元旦以及谢恩、庆贺等事，按例都应进贡马匹。本部先前准许御马监奏请，为了进贡马匹不至于不堪饲养，预先查验以节省国家的虚费，奉钦定依准：务必将马匹送到本部辨看，毛色、牙齿和年龄合格后，才送御马监验收。已经执行三四年了。但各王府进贡的诚意虽然相同，远近、贫富却不一样；加上派来的人多是多年惯于作弊的，有的领钱到京后临时买马，有的在途中调换马匹；事情办完回府，又说有若干百项杂费，层层侵吞克扣，偶尔还有马匹因不堪验收而被退回。这样不免行文责备有关王府，结果利益归了奸人，罪责却落在宗亲身上，实在不合事体。是否可以行文各王府长史司，启奏王府知悉：今后应当进贡的马匹，必须使用印记烙记，并将毛色、牙齿、年龄、尺寸详细造具清册一份，由长史司盖印封送本部，以便比对查验；查验后即转送御马监收受，不得故意留难勒索，过分求全，以免违背朝廷亲亲之情。如果马匹的毛色、牙齿等与原造清册不符，就是派来人员作弊，必须依法究治。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国家体统，使宗藩仰承德意。第九项，救济百姓困苦。现在整个陕西连年遭受灾害，加上战争，百姓无法安生，而每年应缴纳的牲口数量，必定有难以办到的。查得光禄寺历年节省下来的银两，积存颇多。是否可以将陕西遭受兵灾荒歉的地方，嘉靖十二年应缴的牲口暂时免除一两年，再用前项剩余银两补充，这样上面既不缺少光禄寺备办物品的费用，下面也可以稍微宽解一方百姓的负担。嘉靖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题奏，二十四日奉圣旨：看了奏疏，充分看出你们忠诚体国，谋划考虑周详，全部依照拟议施行。钦此。议定亲王继承封爵并一并查勘的奏疏 荣泽王表檈奏称：晋王知烊去世，没有子嗣，应当取亲近宗室支派中伦序相当的人承继；承奉等官却不奏请，擅自把新化瑞和王长子新防换到府内，想让他承袭王嗣。况且瑞和王所生还有次子新墧，应当承袭晋王爵位，以继承晋王的宗嗣。晋王继妃王氏又奏称：丈夫去世而断绝子嗣，请求让瑞和王知防的妾尚氏所生庶长子新防袭封晋王爵位。又有晋王府长史司申报：荣泽王教授传达本王意旨，想让亲近支系的郡王暂时管理府事。查照制度，亲王没有子嗣，都应由伦序相当的人袭封王爵，这是确定的制度。查得唐成王去世无子嗣，他的弟弟文城郡王弥钳有五个儿子，便以长子文城王宇温袭封唐王，次子宇潜等都封为镇国将军，不得袭封王爵。沈宪王的嫡长孙▯桤病故而绝嗣，便以宪王长弟次支灵川荣懿王铨鉌所生的嫡长孙宪裕王勋潪所生长子灵川王▯移来承继沈王；他的弟弟▯榳如今封为镇国将军，不得袭封王爵。这是因为历朝旧例规定，凡亲王绝嗣，按例可以继承封爵。

译如果郡王入继亲王的爵位，其本支郡王不得再请求承继亲王封爵；他的次子也只能封为镇国将军。这是因为重在继承统系，而不是继承子嗣。所以自本朝以来，从来没有舍弃长子而立次子的先例。查得晋靖王所生六子中，嫡长子表荣如今传报知烊已经去世，嫡次子表槏所生的新化王知防也已经去世，另有庶出的两个儿子新防、新墧，其中长子新防的继承次序相承。又查得新防现年十七岁，近来晋王知烊曾分类奏请封他为新化王，本部已经行文准许，宗人府查报之后，尚未来得及题请。如今晋王去世，按例应由新防承袭封爵。因此，是否可以先将新防作为新化王的长子，请发一道敕令，命他暂时主持并管理晋王府事务，等服丧期满后，本部再行奏请派官册封他为晋王？这样既合乎继承伦序，也完全符合典章制度。再查荣泽王表檈先说新防等年幼，想让郡王管理府事，后来又推举新墧前来，这是想让新防仍然承袭新化王爵位，而让新墧承继晋王封爵，实在不符合朝廷典礼。查不到郡王次子继承亲王封爵的先例，难以准许。不过查得本部收藏的该府所造报玉牒册中记载：新化瑞和王知防，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母妃为苏氏，嫡出。又查妾媵册记载：瑞和王府的妾尚氏，先于弘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娶太原府阳曲县民人尚贤的长女入府，正德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庶生第一子，请求赐名新防。如今根据册籍记载，新化瑞和王所娶新防之母尚氏入府的年月，推算当时知栉才六岁，按理不应立即纳立妾媵，此事尚未明了，应当一并查勘。荣泽王又说，晋王府承奉等官没有经过奏请，擅自把新防换入府中承继王嗣。如果确有此事，专擅之罪依法也难以容忍。应候命令下达后，通行各巡抚、巡按官查勘，务必查明新防生母尚氏入府的确切年月日、现年多少，以及其奏报册籍是否有差错，逐项开列清楚，并取得该府宗室人员的结状，回报送来，以凭本部复奏，请旨裁夺施行。该府内外辅导、长史等官，如有擅权放纵、肆意扰乱、制造事端的，也一并奏报。仍行文长史司及内外辅导等官，敬遵圣明命令，暂时听从长子新防的约束。不过，新防父亲知防娶妾尚氏的年月尚未查明，谨请圣上裁决，是否另有定夺。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题奏，二十二日奉圣旨：新防暂且着令管理府事；尚氏仍着巡抚、巡按官查明她入府的年月，详细回报；其余依照拟议办理。钦此。考核古代典章，以备采择酌用之事【严嵩】臣考察到，尚书黄绾所奏，要求把安南黎氏受封的始末等事项查考记录送去，以备应用。臣等谨敬遵奉此意，考得：安南古称交趾，秦朝兼并天下后，在那里设置象郡；汉代分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时被刘隐兼并，到宋初才开始封为郡王，但仍授予中国的官爵勋阶，尚未以国家相称。后来封为南平王，奏章和文书仍称安南道。宋孝宗时才开始以王号封立为国，不再是中国的郡县。安南先由李氏传承八代，后来传至陈氏。太祖高皇帝登极后，陈日煃首先归顺，派翰林院学士张以宁等前往册封他为安南国王；使者尚未到达，日煃便去世了。他的侄子日熞请求受封，于是派吏部主事唐仁册封日熞为安南国王。后来日熞被叔明杀死，叔明又被陈炜杀死，陈炜又被陈煓杀死，三人都因违背大义而被责罚处置，没有出兵讨伐。永乐元年，安南国权理国事胡奆派使者奉上表章和土产，祝贺成祖即位，声称自己是陈氏的外甥，为众人推举而暂理国事，并请求封爵。成祖文皇帝派使者前去访察，随后又派郎中夏止善携诏前往，册封胡奆为安南国王。后来因为他诈称欺骗，朝廷出兵征讨。此后简定、陈季扩、陈日暠相继作乱，时叛时服，反复无常。洪熙元年，交趾海滨头目黎利作乱。宣德三年，黎利替陈日暠上表，请求立他为陈氏后裔，朝廷派侍郎罗肃前去册封日暠为安南国王；使者尚未到达，黎利便篡夺了他的王位。不久因雷击震动并烧毁黎利的居室，黎利借机上表谢罪，随后自立为王。又翻阅本部保存的案卷，正统年间，安南国黎濬奏称自己是国王黎麟的嫡长子，父亲黎麟患病去世。本部复奏，依例让黎濬承袭安南国王。到天顺四年，安南国黎琮谋杀国王黎濬，蒙混请求受封，国人不服；黎麟的嫡次子黎灏便与国人谋划，继而摄理国事，黎琮自己上吊而死。随后黎灏具奏请求讨伐黎琮，本部又奏准派官员携文书，会同广西三司、御史等官实地访察，证明确有其事。天顺八年，朝廷让黎灏承袭安南国王。又查得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安南故国王黎灏的世子黎睴奏称：‘臣的父亲国王黎灏，于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患病去世，遗嘱命头目黎永等让臣代理国事，谨派部臣潘综等携带国人请求册封的表文及进献的土产赴京。’ 陈奏之后，本部复奏，依例请将黎睴册封为安南国王，请求节略及诏书，派正使侍讲梁储、副使给事中王缜携捧前往，举行册封礼仪。又查得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安南故国王黎睴的第二子黎谊奏称：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父亲国王黎睴患病去世，遗嘱命世子黎敬暂时管理国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黎敬患病去世，临终嘱咐头目黎广度等，让臣黎谊继而管理国事，谨派陪臣阮宝珪携带国人请求册封的表章及进献的土产赴京陈奏。本部复奏，准照旧例让黎谊承袭安南王，请求节略和诏书，派编修沈焘、给事中许天锡携捧前往举行册封礼。又查得正德六年八月，安南故国王黎灏的孙子黎晭奏称：臣本国国王黎谊宠信任用母族阮种、阮伯胜等人，任意行凶作恶，扰乱纲常，致使阮种等权势倾覆内外，恶党日益肆虐，图谋窃取国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人胁迫黎谊迁居旧宅，逼令他自尽，企图拥立阮种的亲弟阮伯胜。

译本国头目黎广度等人与国人共同声讨阮种、阮伯胜等人的罪恶，阮种伏法被诛。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黎广度等请求臣暂时代理国事，并谨慎守护钦赐印信，请求朝廷任命臣，谨派陪臣阮纲等携带国人请求册封的表文及进献的土产赴京陈奏。本部认为，该国送来的表文中称，黎晭是黎灏第五子黎玿的弟弟，其中恐怕有不合之处，于是取得主管通事范荣的执据记录；本国陪臣阮纲等也分别执据证明，本国国王没有嫡出或庶出的子孙，只有黎灏的孙子黎晭适合承袭。于是准予册封为安南国王，请求节略和诏书，并将钦赐的皮弁、冠服等物，请命敕书备载，由正、副使湛若水等携捧前往举行受封礼。正德十一年夏，陈暠父子作乱，黎晭遇害。本国头目和耆老黎纲、郑江、黎叔祐、郑簉、黎悆、邓鸣谦、黎□、武洤等共同推举黎晭的长兄、故黎灏的嫡长子黎譓即位。陈暠窥伺于阴山，途中道路阻绝，无法请求册封。嘉靖元年秋，莫登庸与阮时雍等谋划作乱，黎譓秘密出走，逃居清华地方，都城和陵寝全被莫登庸占据。黎纲、郑江、邓鸣谦等率众共同讨伐莫登庸。莫登庸害怕被诛杀，便胁迫众人拥立亲王。故黎灏的庶出子黎防，其一切号令都出自莫登庸之口，本国因此更加混乱。这年冬天，朝廷派编修孙承恩等携带诏敕、采段等物前往，后来竟因道路阻塞未能到达而返回。莫登庸所拥立、号称光绍的人被赶到海边，鸩杀黎懬，伪立自己的儿子，行迹隐晦，尤其无法查知。嘉靖四年夏，黎譓派陪臣黎啔、阮正卿等携捧岁贡奏事、请求讨伐等礼物前来，却被逆臣莫登庸拦在路上不能前进。随后又派防萃黎景、朱埴带着本章，取小路秘密请求援助，也没有成功。莫登庸更加得势，肆无忌惮，于嘉靖六年五月间公然篡位，僭号明德。本国人民虽从腹背两面夹攻，莫登庸却猜疑身边的人，不肯让他人统率军队抵御，始终没有成功。嘉靖九年春，他又伪立自己的儿子莫登瀛，僭号大正，妄自尊称为太上皇帝，每每亲自领兵拒战。四方之人见其不得人心，他更加放纵凶残，扰乱危害京畿，国内陷于极大困境。黎譓流离迁徙已久，本年秋天因忧愤成疾而死。国人黎公亮、郑惟、阮有严、郑伯蓬、黎如、避阮、均范、珏等，都认为黎寜的孙子、世子黎譓的嫡长子应当承袭王位，于是共同推举他继承王位。然而臣下与君主相互争斗，名分颠倒；逆臣莫登庸的党羽窃据要冲，文书和消息无从传达到中国。因此干戈扰攘，割据至今。以上就是事情始末的大概情况。不过，前述事迹繁多，年代又相隔久远，本部查考的资料还不能完全详尽。记载在历朝实录中的材料，以及内阁收藏的稿籍，必须一并查录秘府所藏资料，才能详细确凿。本部已经行文内阁查录，现将本部查出的前述缘由一并抄录进呈，仍等内阁所录进呈御览完毕后，恭请下发本部另录一本，交给黄绾携捧前往，以备应用。奉圣旨：是。钦此。《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六 明代黄训编撰 礼部【仪制司中】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一【丘濬】臣考察：真德秀说，古代的法制越接近百姓，教化就越周密，所以二十五家组成一闾，闾中设塾，百姓早晚都在那里学习。四闾组成一族，每年举行读法十四次。士人在那个时代，不必离开乡土故里，就有学校和老师；能够敬重长辈、勤敏做事、承担责任、救济贫弱的，由闾胥记录；能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友爱姻亲的，由族师记录。他们施教的方法，也都是顺应人的本性来开导百姓，使他们进入至善的境界；以礼陶冶，以乐融洽，从而成就他们的德行，发挥他们的才干。古代教人的功效，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世道，里是最接近百姓的基层单位，却没有学校；士人往往轻易离开本土，远游求学，品行修养好坏，没有地方考察。至于设置教化，又把雕琢辞藻、抠搜文句当作巧妙，把诡异背离圣人之说当作才能，不仅不能改善人的品德，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败坏。真氏这番话，切中了秦汉以来教育的弊病。我的圣祖慨然想恢复古代庠序制度，在尚未登临大位之前，就建立了国子学。洪武二年，下诏设立府、州、县学；八年，下诏设立社学。皇上曾谕告中书省臣说：‘从前成周时代，家家有塾，党有庠，所以百姓没有不懂得学习的，士人凭借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善。如今京师和郡县都有学校，而乡社百姓乐于看到教化，应当命有司重新设置社学，延请师儒来教育民间子弟，这样或许可以引导百姓向善、改善风俗。’ 臣私下观察，三代以后那些凭武功平定天下的君主，往往把文教之事放在较后。汉代经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到武帝时，经过五代才建立太学；宋代经历太祖、太宗、真宗，到仁宗时，经过四代州郡才开始有学校。我的圣祖在登极前三年建立国子学，登极后第二年建立郡县学，到第八年便建立社学。它们虽然与古人家塾、党庠、术序的名称不同，但用本土学校教育本地人的做法是相同的。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二【丘濬】臣考察：郡县设学，始于北魏献文帝时期；学校生徒有定额，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唐代制度规定，天下的都督府、州、县学校都有生徒，各按州县等级确定名次和人数，每年把学业有成者选送尚书省。《史记》所说‘从学校出身的叫作生徒’，就是这个意思。本朝在府、州、县分别设学，府学廪膳生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至于增广生，则不限定名额。圣人对于人，并不是不想让人人都受教育、得到供养，只是形势不可能全部做到，于是选择其中尤其优秀的加以厚待，并不是说一郡一县的人才只有这些。土地有大小，人口有多少，供养他们虽各有定数，但教育他们却受条件限制。把他们教育、供养到大成之后，才选贡入朝；此外又有科目，从常贡之外选拔人才。虽然如此，天下太平日久，人才日益增多，应该供养的人才也不能拘泥于旧规。比如松江的华亭、江右的临川，村里多的达到七百，而汉中的平利、广右的恭城只有一二里，然而两地生徒的人数却没有差别。请仿照唐代制度，根据各郡县人口多少，确定供养士人的名额。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三【丘濬】臣考察：三代以后，文治首推宋朝。然而宋朝建立学校，已经是在第四代之后。从开国到那时，差不多八十年了。我的圣祖在戊申年开国，第二年就下诏府、州、县设立学校。太学的建立，则在尚未登极前三年，即乙巳年。学校刚建立时，提拔许存仁为博士，专门负责学校事务。洪武四年，提升学官品秩为四品，设置祭酒，随即任命许存仁担任。许存仁是元代儒者许谦的孙子。许谦承继考亭正学，许存仁承奉圣上命令施教，完全宗奉朱氏之学。不读六经、四书以外的书，不讲濂、洛、关、闽之学以外的学说。这就是所谓兼具根本和实际功用的学问。所谓治理事务，本来已经包含在经义之中。当时学校里的士人，没有不通晓经书的。通晓经书后用来处理事务，凡是水利、边防等事情，都由此推衍出来。宋人却把二者分成两件事，这就是把体和用分成两回事，而不是圣贤之学了。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四【丘濬】臣按《礼》说：教师受到尊重，然后道义才会受到尊崇；道义受到尊崇，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祖宗以来最重视教官的选任，往往从年高德厚、学问深的儒者中选取。后来科举兴盛，才从乙榜举人中选任，其中特别优秀的，不按常规越级提拔到显要职位。所以担任这种官职的人个个都奋发自励，既然都以道义自重，一时的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也都敬重他们；因此他们既乐意担任教官，又无不谨慎修身、端正行为来示范教化，严格树立规范来实施教导。善人增多，风俗美善，朝廷能够得到人才任用，都是师道得以树立的结果。近世以来，师儒的职任日益轻贱，公卿、藩臬几乎不以礼相待，乙科举人多不屑于就任，于是改从岁贡士人中选任，只是拿来充数而已，所谓教化之法荡然无存。臣私下认为，国家的重要事务，没有比储备贤才更急迫的；储备贤才，必须先从教育和培养开始。代替君主施行教养的，就是师儒之职。这个职任表面上轻，实际责任很重，从今以后应当像宋人那样慎重选任。假如一府连同所属共有十所学校，应当设置教官三十五人，不必区分教官、训导的职名。一个郡所选的教官如果足以分任各学校，就不必凑足员额。朝廷既然精心选取人才，就不能轻易授官；人们把得到这一职位视为困难，自然会更加看重它。官员既然不多，供给俸禄等费用就会稍微充足，他们也不会嫌俸禄微薄。仍应敕令有司申明宪纲，以礼相待教官；教官坐着听讲，不实行跪拜礼，违者按风宪失职之罪治罪。这样，教官能够选得合适；教官合适，生徒就能专心成就学业；国家也就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这是成就世间事务、延续国家命脉的根基。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五【丘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