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四十六

译论韩国公冤屈之事（代虞部郎中撰写，解缙、王国用作） 臣听说，君亲之间不能预谋加害，《春秋》诛责的是人的意图；臣子行事如果涉嫌不轨，本来就是天下人共同诛讨、幽明两界共同愤恨的事。然而，在涉嫌不轨的事情中，辨析并防范其细微征兆，正是祸患难以预料、骨肉之间难以启齿之处，只有明主才能察觉。臣私下看到，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同德，冒着万死取得天下，是功臣中的第一人，活着封公，死后封王，儿子娶公主，亲戚都蒙受宠荣，臣子的名分已经达到极致，志愿也已经满足，天下的富贵再没有超过这些的了。若说他自己图谋不轨，尚且还无法知道；如今却说他想要辅佐胡惟庸，按事理推断，实在大错特错。人的情感，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胜过爱兄弟的儿子；已经安享十全富贵的人，难道肯去侥幸追求万分之一的富贵吗？即使病狂，也不会这样做。李善长对胡惟庸，只是叔侄之亲；对陛下，却是父子之亲，难道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跟从侄子吗？即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成事，也不过仍是功臣第一罢了；太师、国公、封王罢了；娶公主、纳妃子罢了；难道还能有超过今日富贵的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靠侥幸取得，取得天下经历了百战、充满艰险吗？元朝末年，想做这种事的人有多少，哪一个不是自身化为齑粉、宗族覆灭、后代断绝？能够保全性命的有几人呢？这些都是李善长熟知的。况且人到了年老衰颓之时，精神、意志和思虑都已疲倦；苟且偷安、敷衍容忍，李善长或许有这种情形，难道还会有血气旺盛、强暴好动之心来感动他吗？又何况他的儿子侍奉陛下，托身于骨肉至亲之间，没有丝毫嫌隙，怎么会突然产生深仇、紧急变故和万不得已的谋划呢？凡是做这种事的人，必定有深仇、急变和万不得已的情势，然后父子之间有时才会相互挟持，以求脱祸保全；从来没有平日安然、全无迹象，却突然产生这种谋划的。这是事理上绝不可能有的。若说天象显示变故，大臣应当承受灾祸，那么杀人来应验天象，难道是上天的意愿吗？如今不幸因为刑罚失当，臣诚恳地为此说明，仍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作为将来的鉴戒。天下人谁不会说：功劳像李善长这样的人，尚且落得如此，又还有什么希望呢？臣恐怕四方因此离心离德。况且臣极其疏远卑贱，并非不知道一旦发言祸患必然随之而来；然而臣以身立于圣明朝廷，却没有一个进谏的人为耻。起初臣在私室侧耳倾听，又留心朝廷动静，以为群臣难道没有忠诚和智慧，左右近侍中一定有人会替陛下进言，公卿大臣中也一定有人会替陛下进言。台谏、御史也一定有人会替陛下进言；可是这件事冤屈拖延至今，仍未停止。群臣闭口不言，竟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说明此事。臣因此忘却自己的疏远卑贱，希望陛下万一能够感悟。臣甘愿赴鼎镬受刑，再没有什么遗憾了。考校钱粮封事【郑士利】上月九日，臣恭逢陛下发布德音，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这是二帝三王的盛大举措。臣私下听说，近来朝廷内外的臣民大多有所陈奏，唯独考校钱粮一事没有人进言。或许是在陛下赫然震怒之后，旧人各自谨慎自持了吧？不然，为何本来应该进言却不进言呢？臣是乡野布衣，见闻浅陋，对于政事得失、百姓利病，臣哪里能够知道？只是对考校钱粮一事略有所闻。俗话说“耳闻不如眼见”，若不是臣兄士原曾任怀庆府同知，办理考校钱粮、裁断发派工役的事情，臣也完全不知道。自从诏书颁下，臣想进言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臣兄的缘故，害怕陛下认为臣假借公事谋求私利，所以不敢进言。想进言又退缩，拖延了一个多月。臣私下又想到，陛下急切地征求意见，难道会厌恶直言之士吗？如果畏首畏尾，避嫌远疑，这就是忠臣义士的心意无法昭示天下。于是臣冒昧不自量力地进言，也不顾自己的能力了。从前有乡野之人吃芹菜觉得味美，便想把它献给君主；臣区区愚诚，正与这件事相似。希望陛下幸加察看。考校钱粮时使用空印，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并不是到了圣明时代才这样。陛下即位已经九年，诏令条文中没有见到禁止革除空印的规定，而律令中也没有载明禁止，上下都已经形成习惯，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罢了。一旦有人制造事端，搜集此事来做文章，便使忠良老成之臣都受到伤害。臣愚昧，请试着说明其中缘故。考校钱粮时，各府携带文卷，越过行省汇总编造，成百上千卷档案汇集在一册中，牵连查核、对照计算，难道会没有错误吗？所以说：“一寸一寸地量，到了一丈必然有误；一铢一铢地数，到了石必然有差。”因此必须使用空印才不会有弊端。假如有关司官吏想要偷盗、挪移、埋没钱粮而作弊，就应当先在本地文卷中补全，然后再赴省部汇编，这样岂不是把锋芒收敛起来，反而容易办理吗？又何必一定要先用空印，随后补填，反而因此产生弊端呢？况且钱粮的收支，各州府若没有省部的批准，不敢擅自办理；一丝一毫的出入，其源头都出自省部。因此，省部卷册中已有的府州文卷，不能被减少；府州文卷中没有的，省部卷册中也不能增加。这就像网系在纲上，有条理而不紊乱，只是分散在各卷中，还没有归并为一。查核、对照、汇编之间，不可能没有错误；空白纸印正是用来预防差误的，并没有弊端。况且各省府到户部，路程远的要半年多，近的也不少于半个月。偶尔有一个差错，按理必须扣留、换补、填正；如果等到再回到本地衙门，使用印信，即使不是十天半月也办不到。省部设置机构督促并汇编钱粮，有如星火般急迫。若这样辗转迂回，难道不会大误事情吗？所以必须使用空印，并没有弊端。如今公文移送，除了张缝处有印信外，后面必定写有年月；年月旁边必定有注语，然后由官吏在年月和注语之间签押，再使用印信。现在考校文册，下面张缝处的印信虽然很多，但后面年月旁的注语已经确定，而且只有一方印信。假使属吏想借这种空印来办理公文、暗中图谋不轨，那么下面张缝处固然有印信可以查验，但后面的年月既没有印信，又没有封皮，不知还能制作成什么公文来移送？何况哪里会不知道法律？铺兵便会替他们接收传送，而什么样的愚蠢官吏会随便凭信接受并施行呢？空印不能用于公文移送传递，这已经很明显了。臣私下考察前代兴亡的原因，大抵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就兴盛，亲近小人、远离贤臣就败亡，从来不是因为空印。空印不能成为国家祸患，更加清楚了。

译陛下具有上天纵赐的才资和日月般的明察，难道不能洞察这些情理吗？然而盛怒至今未消，或许是左右大臣从未把这些话进呈给陛下吧？臣愚昧地认为，考校官吏，只可以按不勤勉的罪名治罪，不应按重罪治罪。况且所犯之事发生在律令颁行之前吗？空印既不能用来移送公文，又不能用来挪移钱粮、作弊，免死，杖一百，工役终身；在此以前还有被发配充军的。假使他们偷盗、挪移钱粮，暗中图谋不轨，不知陛下还要加以什么罪名？陛下如果一定要禁止革除空印，不过治一两个人的罪，发布半纸诏书明白晓谕天下，使天下后世的人知道畏惧而不敢触犯，也就够了。何必牵连枝蔓，治罪到各省府呢？人才难得，自古如此；十年长期培养，十年教训，十年历练，到四十岁时，血气已经稳定，见识已经明达，然后才能适用。所以说，任用人才只在于求取旧臣。如今朝廷内的尚书，朝廷外的参政等官，尤其是所谓国家重臣，才能功业都很盛美。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没有过错；即使有罪过，臣还认为他们可以列入八议的科条。如今却都因为考校钱粮而获罪：有的不能保全性命，还要追缴俸禄；有的被剃发服工役，改发充军。朝廷内外的老成之臣荡然一空，反而让后进年轻人遍布内外；不知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种防范办法？难道他们在任期间所说所做的，果真全都只是考校钱粮的事情吗？还是也有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事情？如果全都只是考校钱粮，固然应当获罪；但如果也有一斑半点为国为民的作为，也可以取长补短，用功劳掩盖过错。三年的俸禄，也不足以影响国家大局；却要追缴它，这是引导天下人去贪污，能有什么补益呢？那些犯有贪赃私罪的人，服工役并使用空印者，也服工役而且终身如此。富裕的人固然不再忧虑，而贫困的人却要承受苦楚；那些平日贪赃枉法的人，到这时反而认为自己得了便宜。臣私下恐怕从今以后，廉洁谨慎的人更加没有受到劝勉的了。从前秦穆公赦免偷食马匹的人，后来还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考校官吏并不是岐下的乡野之人。陛下如果赦免他们，难道只会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吗？古人说：“人有所进言，是因为不得已。”臣兄已经被剃发服工役，当然不敢推辞，甘心服役来赎罪。臣如今仍然勤恳诚恳，不避斧钺，为陛下进言，并非不知道会触犯圣颜、罪在不赦；只是考虑到朝廷大体，应当务求公平宽恕，不宜执法过度，以致损害圣明的盛德，这也是不得已才进言，实在不是只为臣兄一人的打算。臣的言辞粗俗鄙陋，不能回护陛下；倘若陛下认为臣是乡野疏陋愚昧、不懂朝廷忌讳，能够宽恕臣狂妄无知的罪过，采纳臣的意见，那么岂不只是考校官吏会感恩无穷，天下士人也一定都会欢欣鼓舞，乐于入仕。臣谨在中书省投递此疏以使陛下听闻，冒犯天子的威严，惶恐战栗到了极点。为刘槩申诉罪状【王恕】臣私下看到，刑部河南清吏司审问认定，犯人刘槩应比照依照制造妖言的法律判处斩刑，秋后处决；汤鼐依照风宪官受财罪加等；其余官员受财而不枉法，有俸禄者一百二十贯，第二等罪止，依法减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照奏事欺诈、不以实情上奏的法律减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邹智都依照不应做而做、情理严重的法律减等，杖七十；都是职官，各按例运砖，直到期满；汤鼐属于有赃款的官员，革职为民；吉人、李文祥、邹智都属于浮躁浅露之人，送吏部查考定夺；东思诚、曹璘供认明确，各自恢复原职。大理寺审拟合律上奏，奉圣旨：这些人既然情节罪行深重，刘槩捏造妖言，依法处决；汤鼐作为风宪官犯赃，押送陕西肃州卫充军；吉人肆意奸诈欺骗，发回原籍为民；李文祥、邹智因私交而妄加议论，各降三级，调任边地，免除运砖；其余依照拟定办理。钦此，钦遵。抄录招状，用手本连同李文祥等送本部施行等情。除汤鼐、李文祥等人的罪不至死，臣不敢妄加议论外，只是刘槩比照前述法律定为斩罪，臣不能没有疑问。臣恭敬看到《大明律》说：凡是制造谶纬、妖书、妖言，以及传播使用来迷惑众人的，都斩首。钦此。前代儒者认为，谶纬如“亡秦者胡”的谶语及赤伏符等，以及各经的纬书；谶纬之书就是妖书，谶纬之言就是妖言，因为它们借未来的兴亡迷惑众人、扰乱百姓、败坏国家，所以禁令严厉，使人不敢触犯。如今刘槩的招状称，不合要求得到阿谀，汤鼐又捏造一篇梦书，其中说：分别之后，曾在梦中会见一位老人，梦见一个老人骑在牛背上行走，陷入泥淖之中；公用左手拿着一块五色石，右手抓住牛角，把他引到正路上，那人道谢后离去。于是想到“人骑牛背”俨然是一个“朱”字，正是我朝的姓氏，难道不是上天生出豪杰，想要依靠他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吗？只是五色石的意思无法理解，或许是说公从台中首先抗疏弹劾他，是第一等的大事吗？请试着想想这件事如何。臣仔细推究，刘槩的文辞固然狂妄，不能说没有罪；但他的梦是真是假，也还不能确定。推究他的真实情由，不过是因为看到汤鼐屡次建言，指陈政事得失而不计利害，便认为这是“上天生出豪杰，以正道侍奉陛下”的意思，也是与人为善的意思，并没有迷惑众人、扰乱百姓的情形。如今却比照制造妖言的法律，判处死罪，臣私下认为过重了。假如有人制造像“亡秦者胡”这一类的言论，迷惑众人、扰乱百姓，不知还要用什么罪来加处呢？过去曾经把忠诚进谏的人说成诽谤者，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者，至今人们还为此痛惜。陛下受上天光明的命令，正位于帝位，以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天下人爱戴陛下如同爱戴尧舜。如今法司根据这样的情由，把刘槩按妖言判处死罪，未免会损害陛下清明的政治；想让天下后世不为此痛惜，恐怕做不到。况且一个妇人含冤，三年不下雨；如今各处出现灾异，人心汹汹，这正是朝廷谨慎审理刑狱、征求言论、修养省察，以挽回天意、消除灾变、安定人心的时候。若让刘槩因此死在狱中，岂不是更加伤害天地和气，更加招来水旱灾害吗？而臣忝列六卿，知道此事却不进言，就违背先圣所说侍奉君主，有所犯当直言、不可隐瞒的戒训，臣将如何逃避罪责？

译因此臣不避斧钺，为陛下说明此事。倘蒙圣明裁察，宽赦刘槩的死罪，那么将会看到天下后世没有不称颂皇上怜恤的仁德的；这难道不能招来和气、带来祥瑞，使福庆滋长、国祚延续无穷吗？弘治二年四月初三日具奏。奉圣旨：刘槩制造妖言并加以引喻，法司比照此类法律审问拟定，并没有不恰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暂且监禁着，等以后发落。刑部知道。钦此。论不可内外异法奏状【王恕】臣私下听说，古人有言：“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臣认为，赏罚不当，与没有赏罚相同，靠什么来劝善惩恶，使天下人心服？天下人心不服，万事就会瓦解，即使有智者，也不能收拾后果。诸葛武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告诫后主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尽忠行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判定其刑罚和赏赐，以显示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偏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律。”这话实在是公用于天下的格言，是使人心服的要道。虽然是告诫后主，实际上也是告诫万世的君主。臣恭敬看到昨日处置南京御史姜绾等人的圣旨，似乎与武侯的话不同，大大震骇了人情。实在担心天下听闻后会说，如今圣明之世竟然内外异法，难道不会损害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吗？臣实在不忍心，怎敢不冒死进言？况且姜绾等人与太监蒋琮互相揭发奏告，彼此都有虚假和真实之处。姜绾等人既然降职调任，侍郎黄孔昭等被他们牵连，也各自罚俸三个月，怎么可以唯独宽免蒋琮的罪而不给他处置呢？难道为了蒋琮一人，就废弃天下的公论，败坏国家的政体吗？这难道是陛下的本心？只是陛下还没有想到罢了。臣蒙受圣恩，在退职之后又被起用，加授一品官职，并不只是为了使臣享受富贵，而是希望臣能够早晚进献劝诫，匡正辅佐，实现最好的治理。臣知道此事不妥却不进言，这是不忠。倘若将来陛下自己觉察到错误，难道不会以不忠责备臣吗？即使陛下始终没有醒悟，臣又怎忍心坐视不管？从前子思对卫侯说：“君主您的国事将一天比一天坏。君主发言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发言自以为正确，士人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自以为贤明，下面的群臣又异口同声称他们贤明；称贤明就顺从而有福，纠正错误就被视为忤逆而有祸。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由此说来，君主不能不听取进言，臣子不能不进言。臣伏愿陛下追回先前的裁决，另行处置，务必符合公论，使彼此心服，天下无从非议；这样就会看到，盛德大业可以同天地一样长久。若认为臣的话狂妄而不加省察，请把臣罢职遣归田里，作为多言者的警戒。臣冒犯天威，战栗不安，恭候治罪。谨具题，弘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奉圣旨：“这件事已经发落了，罢了。”钦此。再论不可内外异法奏状【王恕】臣昨日上奏处置太监蒋琮以及南京御史姜绾等人的事情，圣旨认为蒋琮、姜绾等都是有罪的犯人，姜绾等降职调任外地，侍郎黄孔昭等被他们牵连，也都罚俸，唯独蒋琮蒙受恩典得到宽免，又不对他处置，人人都感到不平。因此臣冒死进言，希望陛下收回先前的圣旨，另行裁处，以彰明公道，使人心服，也免得天下后世议论内外异法。这是臣拳拳为国之心，并非敢徇私妄言来迷惑圣听，自取诛杀之罪。臣恭敬接到圣旨：“这件事已经发落了，罢了。”钦此。臣认为人的大伦有两种：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

译《传》说：“侍奉君主，有过错就直言规谏而不隐瞒；侍奉父亲，有过错则隐讳而不当面触犯。” 这说明侍奉君主和侍奉父亲，进谏的方式不同。又说：“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逆，辛劳而不怨恨。”这说明做儿子的应当向父母进谏。又说：“君子侍奉上级，入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下后想着弥补过失；顺势成就他的美德，匡正挽救他的过错。”这说明做臣子的应当向君主进谏。臣读圣贤之书，所学习的就是忠君孝亲之道。如今臣已经老了，父母也已经去世，虽然想尽孝，又向谁尽孝呢？幸好圣明天子在上，而且臣身居臣子的地位，匡正辅佐、进谏规劝正是臣的职责。因此对于政治上的缺失，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尽的，希望能够补救缺失、成就美德，以求万分之一的报答罢了。如果陛下说可以，臣也说可以；陛下说不可以，臣也说不可以，那就不是陛下起用臣的本意，也不是臣的志向。然而此事虽小，关系到治理国家的大体甚大；假如处理得不恰当，即使改十次也不算过分，一定要处理恰当才停止。若说已经发落，就不可更改，那么古人所谓听从进谏如流水，难道所听从的都只是尚未发落的事情吗？汉文帝想要加重犯跸罪，张释之说：“应当罚金。” 汉文帝想要把盗窃高祖庙器物的人灭族，张释之说：“应当在市集处死。”文帝虽然发怒，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并没有因为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不听从。臣伏愿陛下显出日月般的明察，听取草野之人的言论，扩大如天地般的度量，赦免臣狂妄无知的罪过，请将前一件事重新加以斟酌，另行处置，使朝廷内外不分彼此而人心信服，使国家治理的大体不受损害，从而使朝廷更加尊严。臣万分祈愿。弘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题，第二天奉圣旨：“朕认为蒋琮担负守备的重要职务，不宜轻易调动，为什么你又这样说？不准；以后不许再来奏扰。有关衙门知道。钦此。” 奏请依法处置、守护法度的疏【林俊】四川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闰四月十六日，校尉陈贤捧持驾帖，太监崔文题奏说，有人分辩推脱、妄造虚词陷害良善、代为发泄私愤等事，奉钦依：陈泰、曹浩、宋钰、张奉、宋铎、李阳凤、梁方、小陶儿，都由锦衣卫拿送镇抚司，严加拷问，审问明白后奏报。钦此，钦遵。案卷查得，这是漏网余党挟私仇指使、安插内臣殴打公差人役之事。奉本部转送，依据工部咨文：作头宋钰告称，工部派遣城垣工程所跟随委官六员在外监看工程、计算材料。有一个崔太监管下被革职发充军匠的李阳凤、梁方，常常对宋钰说要向铺户等征敛财物；计划没有得逞后，宋钰禀告崔太监。崔太监便派写字小陶儿督令军牢把宋钰捉到工所，下令重打二十五棍，以致内伤严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本部，再咨送到本司。已经行文提取李阳凤、梁方等到官，小陶儿、张奉尚未到案。后来因修浚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帖送刑科抄出。巡视南城监察御史刘黼题奏，据牌儿头陈泰等呈称：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年闰四月，每日拨派夫役十人，每名夫役贴补好钱五十文；交给夫头曹浩。曹浩供称，崔太监吩咐五城每天拨派夫役十人，每人办理钱五十文，用来打点管家以及掌案李阳凤、梁方等人。因此题奏奉圣旨：有关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后粘连送到本司查究。现在承接前项缘由，发现前述犯人尚未审问，有碍职守，呈请施行等情，连同案呈一并报到本部。臣等认为，该司所呈称的作头宋钰所告以及巡城御史刘黼所弹劾李阳凤等拨置科敛的事情，并不算很大，却忽然听说奉诏将他们取送镇抚司拷问，臣等十分惊骇。切实考虑，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凡大小罪犯无不由三法司审理。锦衣卫称为亲军，是用来侦察机密、纠察奸细的；镇抚司则审讯大盗、妖言案件。洪武二十年，太祖认为镇抚司非法凌虐囚犯，烧掉它的刑具，把所拘囚犯送交刑部。洪武二十六年又申明禁止越权审讯用刑，凡罪囚都送法司。永乐以后，对镇抚司的任用待遇逐渐增加，但职掌仍旧；《大明会典》记载的就是这样。历代圣君相承，谨慎遵守而没有改变。到了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等相继专权，凡是个人心中喜爱或憎恶的人，动辄夺来交给镇抚司，罗织罪名制造案件，以遂行奸谋，于是祖宗的法度大为败坏。剧盗四起，巨逆接连发生，这些都是陛下平日熟知并深为痛恶的。天启我皇登临大统，拨乱反正，把先朝的牢固奸弊一举剪除，天下正仰望中兴之治。没想到忽然有了这种未经思考的举动，难道是崔文有所诬告，或者假借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法律本来极其公正，罪行必定各有归属。假如宋钰所告崔文等人属于虚假，自有反坐之律；如果所告崔文等人确有实情，也有必须依法处置的条文。这是祖宗制定的成法，即使对陛下来说也有不能徇私之处，何况我们这些微末臣子呢？如今不等法司审理结案，便把人交付镇抚司，这固然说明我们这些臣子奉职无状，只可治我们的罪，却不能废弃祖宗的法度。况且如今风霾夹杂雨土，红日无光。土是处在下面的东西，土反而飞扬到上面，这是下位蒙蔽上位的征兆；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太阳被遮蔽，这是臣下蒙蔽君主的应验。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戒，意义十分明显，正是上下内外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日子。如今小事尚且如此违逆天意，万一发生比这更大的事，将会怎样呢？实在恐怕将来的变故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伏望皇上顾念祖宗法度，敬畏上天警戒，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仍把李阳凤等交给法司，依据公正审究结案；并将臣等褫夺职务、罢归田里，作为法官失职的警戒。此事关系到端正法度、惩治失职、杜绝祸患根源，谨将事理具奏上闻。闰四月十六日进呈，十九日奉圣旨：宋钰、李阳凤等仍送镇抚司审问。依法守护法度再疏【林俊】

译本部上奏前一件事，奉圣旨：宋钰、李阳凤等仍送镇抚司审问。臣等听到命令，惶恐疑惑，不知所措。立即奉行诏令，就会废弃法度；守护法度，就会违背诏令，仿佛悬在利刃之下，再没有容身之地。然而臣等伏地思考，法律是祖宗用来向天下昭示最大信用的；诏令则是陛下一时权宜的处置。奉诏稍有迟缓，罪过只涉及臣等自身；若守法稍有改变，便是辜负祖宗、辜负朝廷，得罪于天下后世。因此臣等宁愿冒犯违诏之诛，也不敢废弃祖宗法度来遵从陛下的命令。君主说应当处死，臣子说不可处死；君主说应当宽赦，臣子说不可宽赦，古代本来就有这样做的人。汉代张释之任廷尉时，渭桥有人冲犯皇帝车驾，他上奏应罚金。汉文帝发怒说：“这个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法；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百姓，百姓将如何举手投足呢？”文帝说：“廷尉这样判是对的。”唐代戴胄任大理少卿时，有选人诈冒资历，太宗命令判死刑，戴胄根据法律判处流放。太宗发怒说：“你想要守护法律，却使朕失信吗？”戴胄回答：“陛下因愤恨选人多有欺诈，所以想杀他；后来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又依据法律判处，这正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存大的信用。” 太宗说：“你能够守护法律，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张释之、戴胄能够执法而不阿附，文帝、太宗能够听从正确意见而不违拗，所以汉廷没有冤民，贞观之治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国史把这记为美事。陛下励精图治，正要比肩隆盛的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的盛德，难道反而要违背内心接受进言，顾虑自己会低于文帝、太宗吗？自正德以来，权奸煽惑，案件因贿赂而兴起，即使是元恶大奸，只要想要出入罪狱，便从法司夺走交给诏狱；一旦被认为是奸党，就交给诏狱，祖宗的成法因此大为败坏，民怨天怒，国家几乎危险。若不是陛下在上面果断整顿纲纪，辅臣在下面拼死尽力承担，哪里会有今天？没想到如今又有从刑部夺取正在审问的囚犯，交付镇抚司，作为替人解脱的办法。臣恐怕这条路一旦打开，今后遇到重大案件，都可以设法请求内降诏令，以图侥幸免罪；这会严重耽误陛下的政事，并使祸乱的根源再次产生，而臣将成为始作俑者。伏愿陛下谨守成法，收回成命，把李阳凤等仍交本部或都察院，公正审问结案；将臣等罢职遣归田里，作为守法不谨者的警戒。此事关系到端正法度、惩治失职、杜绝祸患根源，谨将事理具奏上闻。嘉靖二年闰四月十九日进呈，二十一日奉圣旨：宋钰等只按照前旨，拿送镇抚司审问；林俊等显然是违背圣旨，叫他们回来说明。乞求恩典、回来说明的疏【林俊】本部具奏此事，是为了端正法度、惩治失职、杜绝祸患根源。奉圣旨：宋钰等只依照前旨拿送镇抚司审问；林俊等显然违旨，叫他们回来说明。钦此。臣等恭敬遵奉，听到命令后惊愕失措，无地自容。臣私下认为，祖宗分别设立各司，各有职掌系统；刑狱归法司办理，罪无大小，都必须经过法司。镇抚司缉拿大盗、奸细，审讯取得实情后，拟定罪名必定交给法司，从来没有夺取法司尚未审问的囚犯，交给镇抚司审理。这是我朝祖宗一百五十多年形成的法度。一旦崔文为了脱罪的私心，竟敢请求内降驾帖，从刑部取人交给镇抚司，纲纪就大为紊乱。臣等伏地思考，臣子应当以奉公守法为职责，以敢于犯颜进谏为忠诚。唐德宗任用裴延龄为宰相，阳城想取来白麻诏书烧毁它；唐文宗下诏说左藏史盗窃度支的缣帛，直接赦免不治，狄兼谟把诏书草稿退还。自古忠诚爱护君主的臣子，往往就是这样。臣等私下仰慕古人，想报答国家恩典，实在不忍看到漏网的奸人崔文蛊惑君心、希求宠幸，借旁门左道兴办斋醮，扰乱皇上的心志，耗费宫廷财物，煽动邪俗，污浊扰乱我嘉靖朝清明的治理。言官接连弹劾，崔文却把它们当作没有看见，反而敢于阻挠、毁弃成法。这条路一旦打开，祸乱将会达到什么程度？臣等对此深感恐惧，所以再次论说祖宗大法不可废弃；虽然臣等愚昧直言，竭力想挽回天意，行迹似乎违背诏令，罪当万死，但仍伏望圣明将臣等罢职遣归田里。该司主事熊宇因为此事，郎中、员外郎都因没有官署印信，暂且列名，不参与决定是非，请求一并宽宥。至于李阳凤等，似乎应改交都察院审究，以端正事体，使圣政公平。臣等恐惧感泣，无任至诚祈愿。此事关系到乞求恩典、回来说明并认罪，谨将事理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嘉靖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进呈，二十五日奉圣旨：李阳凤等只交镇抚司秉公审究，林俊等这次都宽免。钦此。题请谨慎维护圣治疏【林俊】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马录题称：审问得知，张龙所犯罪名，是各衙门官员如果同近侍人员相互结交，泄露机密，攀附作弊，并串通共同上奏，依法斩首，秋后处决，妻子流放二千里安置。因为犯罪发生在革除该法之前，奏请裁定。参照张龙的罪行，虽然遇到革除之例，但他品行卑污，不顾廉耻，结交权奸，中伤善类，情节罪行可恶；若照常发落，无法警戒将来。伏乞圣裁，是否应将张龙从重发落，或另有定夺，谨此具奏。奉圣旨：法司知道。钦此。臣谨遵，将抄件送到本部。查得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马录题称：审问犯人张龙，罪当各衙门官员与近侍人员相互结交、泄露事情、攀附作弊、串通上奏，按斩罪论处；犯罪在革除该法之前，以及参奏张龙结交权奸、中伤善类，请求从重发落这一节。查张龙先任给事中，选升通政司参议，已经为朝廷舆论所不容，被弹劾降为滦州同知；后来攀附内侍，历次升为府同知、知府，又结交钱宁，升为右通政。科道官员多次纠劾，他倚仗钱宁等为心腹，极力营救，放纵行事，毫无惭愧之色；打着钱宁的名义，骗取王通白银一千一百两、徐汉兴白银五百两、黄金一百两，以及金宝、绦带、环钩、带子等物。

译他私下收受和经过手的银两，又不知道有多少。他奔走钻营、结党营私、攀附关系升官、贪财养奸、改变扰乱成法，罪行不只是扰乱政务。如果依照原拟革职免罪，确实涉及宽纵。应当把张龙改拟比照在朝官员结交朋党、扰乱朝政的法律，判斩刑，秋后处决；仍咨报都察院，转行直隶监察御史监候审决，这样才能使王法无私、巨奸知畏。奉圣旨：张龙依照拟定处决。钦此。覆奏辨明冤屈疏【林俊】题为辨明奸党仇陷、全家性命冤屈无从伸诉，恳求天恩，按照比例发遣充军，分别说明情罪，怜惜残生等事。现监犯廖鹏、齐佐、王瓛各自具本申辩，都奉圣旨：法司看过后奏报。钦此。臣谨遵，全部抄送到本部。案卷查得，先前本部等衙门会同审问，认定廖鹏、齐佐、王瓛都犯有在朝官员结交朋党、扰乱朝政之罪，判斩，秋后处决，妻子没为奴，财产入官。先后奉圣旨：廖鹏等三人各依法处决。钦此。正在监候处决期间，如今奉前项缘由。臣等看到，现监的朋党乱政斩罪犯人廖鹏等，因为诏谕派官录囚，奏请按比例宽宥发遣这一节。查廖鹏、齐佐、王瓛与已经处决的纳贿招权、结党作恶的钱宁关系密切，罪恶已经满盈，天人共愤；而且廖鹏出入诸兄之间，把祸害扩散到两省，尤其是首恶元凶。先前多名官员已经会审清楚，后来屡次会审，情节确实，科道等官类奏请求处决。如今尚未执行典刑，已经使下民人心不服、上天降下变异。这些犯人竟敢粉饰言辞上奏申辩，希望侥幸免罪。有关科道官员分别弹劾论列，确实是有见识的。臣等恭敬看到敕谕中说：多次审理、情节已经查实的案件，法律难以宽宥。又明旨说，不应宽宥而宽宥，都足以招致灾祸。钦此。臣谨遵。根据廖鹏、齐佐、王瓛三人，法律上没有可以生还的理由，上天也憎恶他们的罪恶，并且已经多次审理、情节确实，不应宽宥。应当命令有关司把他们牢固监候处决。此事关系到奉钦依、由法司审看后奏报，谨覆奏。奉圣旨：各自依照前旨，依法牢固监候。钦此。题奏侵欺钱粮事【林俊】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监左少监贾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长随段仲、张仲堂、姜辅、阎川，以及内使任信等人，侵盗供养牛只的饲料豆三十九石。仓官徐钧未能察觉此事。浙江清吏司拟定：贾全等按杂犯斩罪论处，徐钧减等按杖罪论处。于是具奏送审。奉圣谕：“将贾全送司礼监奏请发落，徐钧等送大理寺审理后再来报告。”钦此。钦遵此旨，将抄件送到刑部备案。臣等认为，刑部、大理寺都是古代掌刑的官署，虞舜时称士师，周代称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狱，案件先由刑部审讯，再由大理寺复核，然后报告天子听裁，这是祖宗确定的法制。近来内侍犯罪，多交司礼监处理，似乎没有刑部；如今交刑部后又立即交司礼监，又似乎没有大理寺。臣私下认为，这终究不是祖宗的成法。伏望圣明，将贾全等仍与徐钧等一同送大理寺审录，然后再交司礼监，或可使祖宗成法完整保存，成为圣子神孙万世不变的定制。臣等不胜欣幸。此案既奉钦依，命贾全等送司礼监奏请发落，徐钧等送大理寺审理后报告，谨据此陈奏。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具题，十八日奉圣谕：“你们说得对，贾全已经发落了。”钦此。《名臣经济录》第四十六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四十七卷。明代黄训编。刑部【题奏杂论】。题奏平正大法之事【林俊】。陕西清吏司呈报：先前因建言民间祸患一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实谕称，内史葛景卢佐违法。刑部覆奏，奉圣谕：葛景卢佐浪费廪给，占用民夫船只，本应提审追究，姑且宽免这一次。钦此。又因请求惩治倚仗权势、挟私报仇、诬告并逼死平民的凶犯一事，刑科给事中刘济等奏称，原镇守太监刘实及其弟锦衣卫中所副千户刘文挟私报仇、诬告等事。刑部覆奏，奉圣谕：刘文已经受到惩处，刘实既已离任，都免予提审。钦此。又河南清吏司呈报皇城守卫一事，该犯梅清供称，西中等门左少监李举用，带同内使范宝、薛安、奉御刘孟阳强行索取赃银等情。刑部覆奏，奉圣谕：李举用等不必提审，都交司礼监奏请发落。钦此。又广东清吏司呈报陈情辩明、分辨诬害一事。刑部题奏认为，内官监右监丞刘景爵、李文昌，长随刘景翚，阳和史监张驰，保内使甄受、刘景爵、李囊强索财物，应当提审追究。奉圣谕：李文昌等不必提审，交司礼监奏请发落。钦此。又广西清吏司呈报守卫一事，给事中王瑄等奏称，长随李文贤在金水河中溺死，家人李优子等涉案。刑部覆奏，奉圣谕：死者已经验看明白，相关官员都免予提审。钦此。钦遵圣谕。臣等认为，内使葛景卢佐强索廪给、占用民夫船只、罗织罪名并挟势欺骗，倚仗权势低价买物；千户刘文争夺乐妇，挟私报仇陷害田澜致死；太监刘实听信挑拨、锻炼罗织以害人；这些人都难以轻易宽免。左少监李举用、内使范宝薛安、奉御刘孟阳剥削军士、索取赃银；右监丞李文昌等奉命管理工程而强索财物；长随李文贤在禁密之地造成他人溺死。这些都属于违法，应当提审。如今却都奉钦依而免予提审、不必提审，这不仅会废弃法令、助长奸恶，而且案件也难以归结查办。案卷送到刑部后，臣等私下认为，法律由祖宗制定，由陛下守护，并由执法官奉行。汉武侯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不应偏私，使内外适用不同法律；这样才能防止官员奸邪，统一民众意志。”如今法律受到内臣干预，甚至涉及内臣亲属的案件，都可以得到宽免。这样一来，法律只在外廷实行，在内廷却不实行。陛下圣明神化，左右近臣自然都会改过自新；但万一有人作奸犯科，却没有法制约束，这就是教唆他们犯罪，这种后果怎么能够制止呢？人的情状大体相近，若论细小过失，难道内臣就没有吗？即使宽纵外臣，也难免只宽纵外臣，因为外臣有六年考察、三年黜陟以及科道官纠劾、抚按二司和守巡官弹劾等制度；一旦受到吏议，终身不得起用。大约三五年之间，被淘汰罢黜的外臣不下三五千人，这些都是内臣所没有的。因此内臣容易犯法，而且无论事情大小，都还必须具奏，所以只看见奏请发落的奏疏很多。若说这是偏袒外臣，实在不是臣等敢于在内外之间区别轻重。根据以上各案，内臣似乎都应交各法司，依法明确判罪。若判罪不当，自应罢免违法的官员，不应废弃祖宗的法律。司礼监奏请发落，也必须等案件审结后再呈上奏疏。对于一切贵戚之臣，都不得有所宽假，这样奉行皇上旨意才没有私心，法令才统一而不二。无论亲疏、内外，都不能超越朝廷的防制，人人相率迁善，不敢干预政事，太平和谐的治理就可以实现了。若彼此猜疑，几乎不是国家之福，也不是内外臣下之利。臣等对此殷切忧虑不已。此事关系到平正大法、招致大和，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处理，谨具题请示，奉圣谕：已经各自有谕旨了。钦此。题奏查访捕获之事【林俊】。锦衣卫镇抚司题奏称：少监王玘等、军匠陈俊等以及任氏偷盗内府财物的缘由。奉圣谕：将陈俊和任氏送法司拟定罪名后报告，王玘等送司礼监奏请发落。未捕获的，继续搜捕送审。守门、守卫的内外官军本应查究，但既然没有明确记载日期，就罢了；张德玉等宽免。钦此。钦遵圣谕，将陈俊等列名送来，分别问罪，送大理寺等待回报发落。刑部看得：内府是严密之地，内监是皇帝亲近之臣，内库财物交给他们看守，责任本已专一。谁知王玘、卢能、韦祥、霍通、韦训、范诲、防浩、孙忠、李忠、董镛、息堂、玉廷、佑甄、得李进等，大肆贪奸，与陈俊等串通，任意侵盗。盗取银两共二千零七十九两，纻丝、绢、布共一千多匹，纻丝、绫、绢制衣服共二百领，还有金纽、玉束等物。一次侵盗就如此严重，平时侵盗又会怎样？一次案件被发觉如此之多，其他各起尚未发觉的又会怎样？其中隐匿侵吞的财物，还有无法计算的。正值正德年间弊乱达到极点，嘉靖皇帝即位而承应亨嘉之兆，豹房等处的财物，实是上天为中兴积储的财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七十九两〕 然而道路间相互传说，常常看到这些财物被侵吞。如今被有关厂卫查出，正应当用来严明警戒；怎么反而只送司礼监奏请发落呢？近来内臣犯罪，不交有司处理，即使不是大盗，也已经属于失刑。如今王玘等所犯的是大盗，难道还可以不交有司吗？成化年间，刑部陕西司审理过一件内使张来保盗窃彰德宫财物的案件，赃物折合银约一百两，拟以盗窃内府财物斩罪，奏报后奉宪宗皇帝圣谕，立即押赴市曹处决。掌宫太监因知情人未被捕告，也被连坐，发往南海子充作净军。彰德宫的财物尚且属于私财，还要用来严明警戒；内府公家的积储，内供大礼、外供大项费用，都从这里支出，难道反而不严明警戒吗？实在恐怕长江黄河也不足以填补漏斗般的耗损，群盗纷纷效法，国家财计一空，那种弊害哪里说得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