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二

译何况如今官军出动，交战就退却，战后论功却争着居先，也不是边将所喜欢的。他们请求增兵，只是因为事情办不成时，责任可以分担罢了。如今如果确实给边塞士卒以供养京军的办法来供养他们，以赏赐京军的办法来赏赐他们，十天之内，几万军队就可以在军帐下立即招募起来，何必一定要从京师出发呢？什么叫实行屯田以供给粮食？臣认为军队以粮食为根本，没有粮食就没有军队。边关转运粮饷，水陆跋涉千里，途中损耗丢弃，往往运十才能到一。因此兵法说：“国家因用兵而贫困，是因为远途运输；远途运输，百姓就贫困；军队靠近的地方物价昂贵，物价昂贵，百姓的财力就耗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军官既不能胜任战阵，又让他们无事坐享粮食，以增加边地的困窘，这就是在替敌人谋划。三边的戍卒，正因为战守不暇，不能耕种务农；如果确实让京军分屯在那里，供给种子，发给农具，等到秋收，让他们各自靠劳动所得的粮食生活。敌人到来就发给铠甲，让他们返回屯地，远远形成声势，互相牵制配合；敌人离去后仍旧恢复耕作，趁空修缮敌人拆毁的边墙、亭台、堡寨，以阻止敌人冲击。这样虽然不能完全供给塞下的粮食，也可以稍微减少运输供给的劳苦。这确实是有才智的人等待时机的办法，也是王师出动时万全的长久防御之策。什么叫施行法令以振作威势？臣听说李光弼代替郭子仪时，张用济被斩于军门；狄青到广南时，陈曙被杀于军旗下。因此他们都能振作疲惫涣散的士卒，摧毁正强盛的敌人。如今边臣中有贻误战机的人，往往凭借侥幸设法脱罪；早晨在东部边疆丧师，晚上调去西部边境防守，却没有受到惩罚。军纪因而放纵松弛到这种程度，就是陛下不但不把他们治罪，反而替他们设法曲意保全。这样他们又有什么顾忌而竭尽死力呢？法令不能施行，是因为上位者先违犯法令。如今总兵官的头目，动辄以一二百人计算。如果他们确实是凭武勇而被收录，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些人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就是豪门通过关系安排进来的，都是凭借权力强行委任。于是他们就索取、刻剥，骚扰道路，倚仗势力夺取功劳，没有劳绩却冒领赏赐，使战士灰心，激起边疆军民的怨恨。担任总兵的人又资助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彼此争先；既然是他委任的，怎么敢不接受？既接受了，又肯不庇护吗？如果他们违犯法令，又怎敢斩杀他们来严肃军法呢？这样一来，将军的威势固然已经因这些人而荡然无存了。又凭什么统率军队、使众人服从呢？臣愿陛下亲自下敕给提督等官，命令发布之日，就把先前丧师失机的人斩于军门，以端正军法；至于所谓头目一类的人，全部下令禁止并发回，不许他们骚扰、侵夺、冒功，以免妨碍将领的权力。这样士卒就会奋发努力，军威就会振作严肃，克敌制胜都由此而来。否则，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只是白白使国家空虚、使百姓劳苦，同样没有用处。什么叫广施恩惠以激发愤怒？臣听说，杀敌靠的是愤怒。如今军队刚刚失利，士气低落；三边的戍卒中，死去的人不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子弟，就是宗族亲戚。如今如果确实抚恤他们的创伤，询问他们的疾苦，救济他们的孤儿寡妇，赈济他们的贫困，使死者的亲属都没有怨恨，那么活着的人自然会受到感动。然后选拔其中强壮的人，向他们宣告国家的恩德，晓谕他们报仇雪恨，说明亲属天伦之情，以大义激励他们；悬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揭露敌人的罪恶来加深他们的愤怒，使他们痛心疾首，日夜磨炼自己，务必和他们一同杀死杀害父兄的仇人，以报答朝廷的恩德。这样我军的声势会一天天壮大，士气一天天振奋，而小小的敌人就没有不能攻破的了。什么叫牺牲小处以保全大局？臣听说兵法说：“想要从对方那里取得东西，必定暂且先给予他。” 又说：“假装败退，不要追赶；作为诱饵的军队，不要吞食。”这些都是舍弃小利、保全大局的意思。如今敌势正盛，如果我们按兵不动，他们必定出兵挑战；挑战不止，就一定会设下诈谋引诱我军，或者丢弃牛马假装逃跑，或者隐藏精锐强悍的士卒来表示弱小，或者诈败后设下埋伏，或者暗中出兵请求和谈，这些都是用利益来诱惑我们。我们如果相信而跟随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然而如今边关守帅各有自己的想法，敌情的虚实又难以及时处理；在敌人挑战诱骗时，如果蓄意忍耐而不回应，难免有小规模劫掠的忧虑，有人认为应当救援，有人认为可以借机取利；听从诱使就必然陷入危亡之地，不听从又害怕因坐视不救而获罪。这正是王师所以奔逐疲劳、损伤威严，而敌人所以得志的原因。如今如果允许他们相机自主处置，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他们放过敌人，不认为是坐视不救；他们舍弃小利，不认为是失去战机。蓄养威势、积蓄愤怒，只要求他们取得大功；至于小小的挫折损失，一概置之不问。这样我军就能经常安逸，军威也不会受损，这实在是决定胜败存亡的关键。什么叫严守以等待敌人疲弊？臣听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大体说来，中原军队擅长坚守，北方人长于野战。如今边军刚刚战败，敌势正盛，如果再同他们交战，就是把战场交给他们所擅长的方面，把胜利送给敌人。当前的计策，只有环绕城池坚固防守，派出远方斥候以防奸细，勤用间谍以谋算敌人，熟练训练以发挥我军长处，严格号令以整肃懈怠，同时频繁加以犒赏，使士卒都积蓄力量、保养锐气。譬如积水，等到水势盈满充溢，然后趁其怒急而决堤放出，那么水势会合力骤然冲向前方，直到崩山漂石也不会停止。从前李牧镇守边境，每天用牛肉和酒慰劳士卒，士卒都乐于一战，但李牧多次压制阻止他们，直到实在无法禁遏时才奋发军威、全军出击。若非不得已而不出战，等到不得不战时才与之交战，就可以一战击破强大的胡人。如今我军粮食已经充足，威势已经盛大，愤怒已经深重，军队已经得到休息，防守已经坚固，士气已经锐利，这就已经周密完备、万无一失，而所谓不可战胜的条件已经在我方了。这样，我军充足，敌人就会日益匮乏；我军强盛，敌人就会日益衰弱；我军愤怒，敌人就会日益理亏；我军安逸，敌人就会日益疲劳；我军坚固，敌人就会日益空虚；我军锐利，敌人就会日益迟钝。探求实情、比较计策，必定要等敌人疲惫逃奔之后，再使用奇谋设伏，出动全军，出击他们不趋赴的地方，攻向他们意料不到的方向，迎头截击、左右夹攻，从首尾两端横向冲击。

译这就是用我军的充足对付敌人的匮乏，用我军的强盛对付敌人的衰弱，用我军的愤怒加于敌人的理亏，用我军的安逸攻击敌人的疲劳，用我军的坚固攻破敌人的空虚，用我军的锐利进攻敌人的迟钝。这就是在万全条件下取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让敌人造成我军失败。以上是臣所陈述的，并不是有什么奇特、超出常人的见解，本来都是兵家的常谈，也是如今将领们共同知道的道理。只是如今边关将帅即使有的知道这些道理，却不能实行，大多把它们看作寻常议论，完全不加省察。形势一有变化，就推说无可奈何；事情一怕烦难，就因循苟且，因此玩忽惯习、废弛败坏，竟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不要忽视边防，乞请敕令兵部把臣所奏之事仔细议定可否，转行提督等官立即斟酌施行，不要让它被视为虚文。这样务必要求取得实际成效，或许对军务能有些补益。臣为国事忧劳恳切，实在无比。论用兵十二条便宜措施的奏状【夏良胜】臣听说，京师是朝廷的心腹，省防是肘腋，运输道路是咽喉，彼此联结如同一体，不能容许有一刻发生祸患。如今天下各路，聚集凶恶、纠合顽徒，攻城掠地，已经见于奏牍；而京城附近尤其炽烈。敌人拥船截断水流，使国家储备损失很多。这就像腹心、肘腋同时遭受奇病，而咽喉又不能容纳一粒粮食。即使有和缓之才，也有裹足不前、不敢出手而终于不能奏效的情况。如今朝廷之上，回顾形势、反复忧虑，辅佐皇帝谋划，而调遣将领、调动军队，每天都在增加烦扰。但重臣接连出动，也不能因此作出破釜沉舟的战歌；边军长期服役，又可能使人产生空壁可乘的疑虑。处于以重驭轻的形势，即使还没有倒持干戈，也有顾此失彼的忧患，实在难以预见何时能够迅速奏功，筹划必须预先确定。臣本是迂腐庸劣的下才，不通晓时务，但日夜忧虑，不敢贪图安逸，常惭愧自己没有效力。谨将行军作战的便宜措施，略陈条目；不能考察古今，哪里敢说能够随机应变？然而上天不因为厌恶坏树就废止万物生长，君主也不应因为世间有小人就废止听取意见。即使像樵夫所说的话，也未必一句可取。伏望陛下另命多位官员议定处理，各自陈述见解。从前马援尚且能够指示方略，说敌人仿佛就在眼前。堂堂天朝，难道敢说没有这样的人才吗？臣草率冒犯天威，实在战栗惶恐至极。因此条陈十二件事情，谨具奏章上闻。伏候敕旨。一、凡是军容，应当厚实集中，以此布阵来蓄养威势。如今从京城出发的军队，作为戍卒已经可以；边军足以充当战士。至于能够夺取敌人军心的将领，还必须召募敢死之士。如果认为贼军中有潜伏奸细混入，其中也可能都是上等将领。派遣得太早，就会断绝他们的退路；派遣稍迟，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暂且羁縻分散安置，随后设法诛杀，也足以剪除他们的羽翼。其中如果审明确是被胁迫而从贼、但可能有反叛意图的人，就用厚利诱导，这样兵法所谓的因势询问之术便可实行。真正以死士身份应募的人，要用忠义激励，用爵禄赏赐约束，令他们三五人结伴，有的装作商人而被敌俘获，有的号称盗贼而同他们合伙。只要有一百人进入敌党，那么向导和参与谋划的人就都是我们的人了。用代替谋划来攻伐、用离间来破坏交往，做到知彼知己，就一定没有忧患。如果等候他们出现空隙，在他们酣饮纵欲之时消灭敌方首领，被胁从者自然会瓦解。如果要同敌人交锋，臣认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树立红旗、带头作战的人。一、凡是敌军强盛，都是凭借从我方夺取的粮饷，不必劳烦运送，就能坐享肥甘。如今野外没有黍稻，凡牛马等军需物资，应该传达军令：敌军锋芒所能达到的地方，以及附郭市镇等处，都不得积存粮草等物；或运走，或隐藏，听从各自方便。臣认为夺去敌人所凭借的物资，再趁他们年老疲困之时进攻，或许可以将其擒获。一、用兵是诡诈之道。靠正面交战取胜，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了。如今敌人攻打沧州等地，城池久守不下，日积数日，彼此都困顿。上游如德州、下游如天津，应当相机防守救援，分路秘密

译出兵夹攻。再派一支军队从水路出动，停泊船只截击敌人的逃路；或者把一支箭射入城中，约定开门攻击敌人的冲锋。使敌人腹背受敌，使我军形成掎角之势，就能取胜。臣认为这是制胜的第一条办法。一、战阵的方法，以识时务为上。敌人所凭借的是弓马的力量。正值秋天气候清爽，确实有利于他们，因此必应趁下雨时进攻他们。像雪夜袭取蔡州擒获吴元济那样，是可以做到的。况且敌人屡次获胜而骄傲，放纵心志、沉溺享乐，也不必等到更换更鼓的声音，就可以逼近敌人。然而行动的机密必须严密，使敌人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像狄青在昆仑关作战，获胜后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妙算。臣想，天下并不是担心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是边患缺少这样的将略罢了。一、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贵在机巧而迟缓。如今贼军处于安逸状态，我们却承担劳苦，不具备迅速取胜的形势。必须寻找城郭完整坚固的地方安营设寨，平定整训，使将领了解士卒、士卒了解将领；在关隘处可以侦察奸细，以威势声望震慑敌人；多次挑战而不交战，多次约战而不相合，先防守后进攻，即使不能取胜，臣也敢保证一定不会失败。一、军士所领取的器械，大多是积存已久、朽坏的锋刃，有的锋利不足，临时使用很不便利；弓弩的筋和漆有的已经败坏，强弱也与使用者不相称。神枪、火铳、石伏弩，适合用于狭窄关口，不适合在平坦空旷处施用。臣听说从前海寇施天泰作乱时，在军门任职的人新制火器，有一种名叫喷筒的，用一寻长、粗如屋椽的竹筒，贯通数节，外面围以铁皮，把火药和铁丸、沙石、雀舌箭混合后装满。发射时火光照耀一望之地，既可以移动，又能持续使用。敌人处于遮蔽之中，我军处于明处，火器射入人体会烧焦头发，创伤显现后也难以抵御。敌人在海上依仗它，尚且能够焚毁战船而成功，何况如今用于陆地野战攻取，都是有用的器具。一、凡是用兵，主客双方不能以固定方式相应。敌人向左，我军就向右；敌人向右，我军就向左；敌人用骑兵，我军就用步兵；敌人迅速，我军就迟缓，都要根据时机来应变。如今北方人所凭借的是马阵。我军还没有列成阵势，敌人突然奔驰冲来，京军怯懦，赶紧收缰催马，恐怕连坠马都来不及防备。如果列成步兵阵，拿兵刃迎击敌骑，仍然足以抵挡其锋芒。边军的游骑分路奔驰冲击，才会有效。臣考察到，狄人曾使用车战，荀吴却毁车改编为步兵行伍，乘车的编制改为参伍，所以取得了攻取太原的胜利。一、凡京城操练的军士，身体绵软、安逸懒惰，穿上盔甲后似乎不能承受，转动颈项、挥运手臂已经面有难色，能够骑在马鞍上作战的更少。尚且能拉开几石重的弓、拿着数寻长的兵器去作战吗？何况马匹即使强壮，所载的器械装备已经相当于两个人乘载，奔跑百里，水草又不能按时供给，损耗也很多。如果马匹平素已经疲弱瘦瘠，又会怎样？大体说来，骑马从军，如果不是边地长期训练的人，反而会成为败逃时所依赖的工具；敌人因此得到它们，强壮的用作骑兵，瘦弱的用作粮食。况且经历调度计算，一匹马的费用可以供养三名士卒。臣认为，除边军以外，其余调调用的军士不必发给马匹；这不只是夺去他们逃生的工具，也是坚定他们必死之心。古人渡河后焚烧船只，以及只携带三日粮食的意思，说的正是这个。一、凡各处行军，都由重臣总制，这本来是慎重的意思。然而对这样微小的防务也如此郑重，譬如下棋，这是把所有棋步都走尽了。况且爵位已经超过平素的期望，精力也不如当年，鞍马劳顿似乎并不适宜。常看古代建立功名的人，都是志气锐利、血气方刚，才能取得成效。而先有声威、后有实际功绩，也在于其威望一向能够使人畏服。若说德望深重，古人说过：“贪财可以利用，欺诈也可以利用。”陈平、吴起，是怎样的人呢？

译一、军威以杀戮为主，所以说：“战争之后，必有凶年。”古今完全取胜的功业能见到几次？敌人的军令严酷而且多杀人，所以前进就能生存，后退就必然死亡。我们屡次失败却没有被杀，一个将领和士卒都是这样，因此前进就会死，后退却还可以生存。胜败的差别，正是由此造成的。伏望陛下重申命令于主帅，使副将、属官以下都能够依法行刑。像杀掉庄贾来示众，即使最愚蠢的人，谁还敢不听命？战胜敌人难道不正是求得生存的办法吗？一、天下的运输道路被贼军阻截，长期休息停运没有期限，劫掠夺取也已成为惯例。万一贼军逃向南方，正好会把这些物资作为他们的军饷。臣认为天下的仓场都是朝廷的外府，如果让督运官军随船押运，各地官府和仓场依法收贮，再命各卫所官员督促集结运粮士兵，何止几万人？他们既可进攻，也可救援，随时调遣；必须等到功成、贼患平定之后，才允许通行关卡、缴纳报告。这样无论缓急，都应当有得力的人可以使用。一、凡天下遭受贼患的地方，巡守等官都被参劾提问，是为了警醒、聚拢人心。然而祖宗设置官职，所谓“卫”，是防卫城池的意思；所谓“守”，是防备抵御盗贼的意思；所谓“守御所”，也是防备抵御盗贼的意思。巡守有司，专门负责治理百姓而已；如果有紧急警报，准备粮饷才是他们的职责。如今因为军职官员习惯于宴饮安逸，所以不得已让文官参与军务。一旦出现差错，便立即受到弹劾追究，按照情理和法制，实在难以承受。况且失事也有不同等级：那些玩忽敌寇、助长祸乱而导致失事的，固然应当治罪；那些冲突交战、因来不及救援而失事的，也只是遭遇不幸罢了。况且军队以威势为主，臣下借用朝廷威势，所凭借的只是官服和官位的荣耀。如今把这些一概革除，就像一个人披着虎皮冒充老虎，连虎皮也一并剥去；没有虎皮，爪牙的锋利又能施展在哪里？伏望陛下体察其中情由，宽免这些人，应当会有尽力办事、图谋以死报国的人。请采纳臣的愚忠，以保全政体。疏 近来因本科题请申明遵循旧规、谨慎选任将臣一事，臣等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钦奉孝宗皇帝圣旨：两京五府各营以及亲军卫所中堂上管事官，和在外镇守、分守、守备、方面等武职官员的姓名履历，由兵部按季度编写进呈，以便皇帝阅览。钦此。又查正德十年春季的揭帖仍保存在本科，此后不知从何人开始废止，直到现在不再举行。乞请敕令兵部按照先年钦奉的事理，将两京内外武职官员的姓名、履历，连同籍贯、年龄，以及曾经受到大臣和抚按官举荐、弹劾的贤否考语，都详细编造揭帖两本：一本进呈御览，一本留在本科收存。每季度孟月初一日派官送到本科，次日早朝由本科掌印官到御前，与六科封驳意见的题本一同进呈。仍乞陛下留置宫中，遇到推举任用武臣时便赐阅一遍，略助圣明万一等情由。奏奉圣旨：这件事所说的是兵部看过后再来陈说。钦此。昨天兵部覆题，奉圣旨批准吏部文选司的手本：每年按季度终了，将两京堂上官及在外方面、知府以上官员的姓名履历编造揭帖，于左顺门进呈，并没有开送到该科。臣等看得，前项揭帖自弘治十八年四月奉孝宗皇帝圣旨以来，一直按季度编造进呈，只略写履历，不曾写明举荐、弹劾的缘由。这同吏部的事务相同，但兵部向来不曾具本随同进呈，以致本科怀疑此事已经不再举行，又担心只保存姓名而不具备贤否情况，即使经过皇帝阅览，对政事也没有益处。因此才有这份奏疏。是否应当今后仍按旧例按季度编造揭帖，同时把各官任内曾经受到大臣等官举荐以及抚按、言官论劾的情况，详细开列举荐、弹劾的大略词语；没有受到举荐、弹劾的，照旧只写履历，具本赴左顺门进呈御览等情由。奉圣旨：依照所拟实行。钦此。臣私下查考，兵部议拟上奏，要求在进呈揭帖中增加举荐、弹劾及贤否考语，按照事务体制来看，比过去更加详备，确实有益于皇帝阅览。但臣等任职本科，职责在于纠正选用将官方面的问题，掌科官实际上参与封驳推举之列，因此凡内外武官的姓名履历都应当知悉。前项揭帖实在不可缺少。况且各衙门一切奏本、文册、图籍以及附送选任揭帖之类，没有不送本科以备查照的。查得本科先年原有武职揭帖，都是兵部开送；当时皇帝阅览后的揭帖又发回本科收存，所以便于查考。如今自正德十年以后、嘉靖元年以来，进呈的揭帖既然一直留在宫中，而该部又不再开送。臣自到任以来，凡遇到抚按官举荐、弹劾将官的章疏，无不随手抄录，以备参考。然而不属于举荐、弹劾范围的官员，以及两京五府各营各卫官员的姓名履历，都无法得知。因此臣等愚见，应该命令该部开送揭帖两本：一本用来进呈，以便陛下阅览；一本存放本科，以便臣等查考，无非是共同谋求最公正的处理，以仰副陛下了解人才、任用官员的意旨，并没有别的用心。如今该部援引吏部的事例，认为并没有开送该科的规定，却不知道兵部与吏部的事务大不相同。文职官员资格任用，有非常严密的日常考核办法；京内外官员在任三年、六年、九年时提交的给由文册，连同上司及部院关于贤能或否的考语题本，都送吏科存照。况且一旦考中科举，姓名便显扬；一踏入仕途，才干谋略也都显露出来；知府以上官员的善恶廉贪，无不为众人所知。只有武职官员大多踪迹稀少、分散各处，本来就没有可以遵循的资格制度；况且都督、总兵以下，都司、守备以上，又都是按次递迁，所以容易通过钻营求进，却难以真正选拔。

译如果不是出于至公之心，贤能和不贤能的人就没有不被颠倒的。因此兵部用人，必须对外借助抚按官举荐、弹劾的公正，对内借助本科纠察的益处。这虽然是体制所在，本来也是职责彼此相关。前项揭帖正应该开送本科，况且事情并不难辨，理由也在于可以依从。如今该部的言辞仿佛故意设置困难，心意又有吝惜保留之处，恐怕不是开诚布公、推行公道的做法。再查本科的职掌，像守卫官军揭帖、刑科囚数揭帖，都是掌科官在御前奏进。况且武职官员的贤否专门供皇帝阅览，比各项揭帖的事务尤其重要。因此臣等愚见，希望在御前奏进，以表示光明正大的意思，并且在殿陛之前公开宣示，足以使群臣有所警醒和听闻，对政体也有益处。如今该部只想具本，仍从左顺门进呈，这就使臣等全都不能参与知悉，而本科完全无关。臣私下担心，实行日久以后，间或任用非人，那么将来对贤否的词语就可以任意增减，任意挥笔都足以造成弊端。陛下每日亲理万机，怎么能够通过察识该科的臣僚来纠正选任呢？这也不是明辨事务体制、区别嫌疑并加以防范的办法。臣等以浅陋之才，冒昧置身谏垣，只想勉力履行职责，以求不辜负圣明，实在不是为了沽名而故意多事。只是臣等进呈的狂妄言论，既已得到圣旨裁可，如今该部题覆却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臣等区区愚直朴实的忠心，似乎没有得到陛下听取意见、采纳善言的美意。臣等心中郁结不平，所以又再次陈述。希望圣慈俯察英明，稍稍舒解圣虑，加以考察臣等所说的话；倘若并不严重违背义理，对国体又有万一的益处，伏乞特降诏令：今后武职官员贤否揭帖，应该命兵科掌印官在御前奏进，该部仍编造一本送本科备查，实在有益于治理。仍乞宣付史官，作为永远遵行的法典。臣等不胜庆幸。冒犯天威，惶恐失仪，俯伏等待命令。因系请求采纳愚忠、保全政体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旨。嘉靖八年六月初十日题，奉圣旨：这揭帖照前项圣旨办理，着兵科掌印官同封驳意见的题本一并进览，仍用一本送本科，永远作为定例。兵部知道。勘察处理倭寇事宜，以伸张国威、消除后患的奏疏 查得，先前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欧珠、镇守浙江太监梁珤题奏紧急夷情以及夷人仇杀、乘机攻劫、胆敢叛逆等事；又有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官、监察御史熊兰等官，以及兵部、礼部先后题覆，都是关于前项事情的各项情由，奉圣旨令该部知道。又奉圣旨：这些进贡夷人极其狂悖，围城劫库，放火杀人，抗拒官兵，占据城门禁地，逆谋已经明显；巡视、守巡等官事先不能防范，临事不能擒捕，以致他们逃入海中，杀死备倭官员，情节和罪责都很重，本应押解来京，但当前有事，暂且都停发俸禄；着镇巡官督率各官调集官兵，严加防守，设法追捕，务必将首恶及余党立即擒获，审问清楚，并将失事官员分别等第奏报处治。还要通行各有关备倭衙门一体防御，不得观望推托，以致贻误战机。至于是否应当准其入贡，由礼部看过后陈说。又奉圣旨：宋素卿着镇巡等官明白宣谕，让他从当地回到本国；其余一概依照拟议施行。又奉圣旨：由礼部、兵部的有关官员议定后陈说。又奉圣旨：宋素卿及宗设的夷党都要牢固监候，等待报告后发落。这件事还着镇巡等官尽快审查清楚后陈说。又奉圣旨：这里的巡视海道以及府、卫、所、寨的巡捕等官，正是为防备倭寇而设置的；由于因循日久，许多人懈怠玩忽，致使倭夷不畏惧中国法度，横行往来，杀人放火，甚至杀害方面官员，扰害地方，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清楚后参劾陈报。当地镇巡等官以及南直隶巡抚都御史，都要督促所属官员用心议处，设法擒捕。又近来兵部总议前项事情，题奏奉圣旨：这些进贡番船进入港口已经很久，各有关官员没有遵照旧例立即盘验，以致夷人在中国境内杀人放火，杀害总督、备倭官员而造成失事，罪情严重。冯恩等及张芹，着巡按御史提问清楚后奏报处治，不许回护包庇。赖恩虽然没有地方防守之责，但提督不够严明，本应追究，这次暂且宽免，着令改过自新，以谋求今后的成效。刘锦情有可悯，赠为指挥使；对阵亡的张镗、胡源，按例给其子孙袭陞一级。刘恩及詹尚等，都酌量给予优厚抚恤；其余一概依照拟议施行。钦此。除恭敬遵照圣旨办理外，臣等看得，前项倭寇竟敢在中华境内肆意叛逆，各地官员事先不能防御，临变不能剿捕，完全没有筹划防备，坐失时机，以致残害百姓，占据城池，劫夺库藏，焚烧官府，杀害将臣，辱没国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查考前后章奏，事情都涉及隐瞒掩饰，言辞多有逃避实情、习于宽纵之处，功罪没有辨明。该部先后覆题，也不过依据来文敷衍议拟；虽说要勘查，也只是沿袭旧例，所以屡次烦扰圣听，多半是曲意裁答。如今因循日久，仍未见回报，不仅赏罚拖延使人懈怠玩忽，而且法令废弛使欺瞒隐蔽肆意横行。昨天看见朝鲜国王李怿奏称：倭奴骚扰上国，甚至杀害官兵，不服天诛，苟且偷生逃到我国边境；朝鲜仰仗皇威，将其剿杀殆尽，并把贼倭二名林望古、多罗的首级三十颗以及长箭、船窗等物，派刑曹参判成洗昌等人携带前来，另将抢回的人口王漾等八名押解前来，在宫阙下献上。臣等相互对视而面露惭色，深感惭愧。

译事情传遍朝廷内外，舆论颇为喧嚣，都认为堂堂天朝统驭万国，而东南边疆的臣子忘却、忽视武备，废弃职守，反而不如外夷；此时还只顾设法掩饰，苟且逃避罪责。如果不严加勘治，凭什么警戒将来？参照镇守三司以及守巡重臣，他们滥受朝廷藩方重任，却不能共同谋划防御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备倭衙门也不能遵照旧规，严格整备武力来防禁祸乱。宁绍府、卫、所、寨掌印和巡捕大小官员，坐看夷寇在辖境内纵横往来，杀戮劫掠长达十多天，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没有抵御办法。以上各官职任虽然不同，却都不能逃避罪责。据查访，前面两起倭夷到来时，实因各官办事怠慢、处置不当，酿成祸乱。等到变乱发生，又一筹莫展，狼狈失措，贻害百姓，甚至把城门的锁钥交给贼人，用日本国号封闭我方东库；放火自焚，舶司派出的官员给贼人充当向导；边帅坠马逃走，藏匿于民家；守臣放弃城池，任由贼人焚烧劫掠；沿着余姚江呼喊杀人，地方受到的惊扰由此可知。到达绍兴城后，倭寇逼迫官员献出贼人，府、卫的官员在哪里？况且宗设所率倭夷不过一百一十多人，而宁、绍两郡军民何止百万，如今竟任凭他们凶残横行、肆意攻掠，始终没有人同他们作战，还能说国家有人吗？以致这些小小的海岛夷人蔑视华夏，蹂躏城郭，破坏民居，杀死都司、方面官员，俘虏指挥，给国家造成奇耻大辱。事情非同寻常，其中隐匿的情节，臣等从道路传闻中听到，难以全部列举。又查得指挥冯恩的奏词，也说其中情节还有很多隐讳之处，不敢全部揭露。如今如果只命镇巡官查勘回奏，臣私下恐怕上面会贻误朝廷处理事情的时机，下面会给地方留下灾害，法令几乎无法振作，功罪最终仍不能辨明。况且巡按御史当时仓促听闻便上奏，稽查并不精细；镇守等官自身负有罪过，哪里肯吐露实情？臣等日夜思虑，实在怀有隐忧。伏望皇上怜念海疆百姓遭受这样的凶变，又关系外夷扰乱华夏、国法纲纪，特遣一名平素具有风力和才望的近臣，持敕前往宁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项失事的缘由，明确区分功罪等级，参详后奏报；然后重新严明施行诛罚和赏赐，公正地黜免、升用，使人心能够安定，国威得以伸张，并使四方边疆都听到风声，知道警戒而且畏惧。再查，宋素卿本是宁波人，背弃中国，暗中投从外夷，正是本朝的叛贼，按法必当诛杀。正德年间，他勾引外夷一同前来进贡，事情败露后将要处以重刑，却用金银财宝厚赂逆瑾刘瑾，通过钻营取得特旨，侥幸逃过天诛。这一次又因为此人激成宗设的变乱。据查访，宗设的倭船先到而后盘验货物，宋素卿的倭船后到却先获准盘货，宗设心中已经不平；等到市舶太监设酒命令入座，又把宗设的席次安排在宋素卿之下，他心中的愤恨更深，于是酿成这个祸端，宋素卿实为祸乱的首谋。如果不明正典刑，在海边斩首示众，那么后来贪图利益、仿效他的人就会习惯于谋叛，无法禁绝。伏望特敕兵部，将这次朝鲜国捉拿献来的贼倭林望古、多罗二人，遵照明文敕令送都察院翻译审讯清楚，备案候审；仍将这两名倭人押送浙江，解到钦差官员处，令他们同宋素卿对质审问前项构祸的缘由，以及两国派遣使者的先后、勘合的真伪和来历，形成口供奏闻，一同处治。宋素卿及宗设党羽中现今被监候的人，其中审明有从中国叛变的人，都一律斩首示众；还要拘拿审问乡邻、里长、老人等，彻底查究宋素卿本宗以及平日知情、同他们交通贸易或充当向导奸细的人，审问清楚事实。按照律例审问拟罪后奏闻，从重禁治，以杜绝后患。其余审明没有其他罪情的，再请皇帝裁决。是否应当把他们编发到远离海道的边方，分散安置？绝不可放任他们返回本国，使远方夷人知道我国虚实，引发边患，遗祸无穷。再查臣等旁考典籍，日本位于东海之中，古称倭奴，自汉、魏以来已经同中国交往。其地与会稽、临海隔海相望，前代曾准许他们互市，直到四明沿海而来，战船数十艘，戈矛密集；他们拿出贵重货物同中国人贸易，如果不能满足所求，就焚烧城郭，抢掠居民，往往成为海边舟郡的祸害。我朝祖宗洞察其情，所以坚决断绝往来。开国之初，八方归顺，四夷宾服，即使西北强敌也都安静，只有倭奴有时侵犯我国海道。因此在山东、淮河、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处多设卫所，以备防御。后来又委任一名都指挥统领所属卫所，抽调官军，以备倭为名操练战船，时常出海，严格加以堤防。近年又增设海道兵备副使一员专门督理，可以说防范周密了。因此几十年来，他们知道我国有防备，不再侵犯边境。无奈近来事情久了便产生弊端，法令被玩忽而松弛，前项备倭衙门的官员徒有虚名，几乎没有实际成效。宁波是倭夷常年进贡的通道，法制尚且存在，仍然造成失事；其他沿海地方因袭日久，废弛尤其严重。近来宗设作乱，大肆叛逆，竟然扬帆出海逃走。该部题奏奉钦准，通行各处备倭衙门一体防御，并责令缉捕，务必擒获，结果也只是徒具文书，哪里真正整顿办理过？伏乞特敕兵部议拟：是否应当选派官员持敕前往，沿山东经淮扬、历经浙江到达福建，直至广东防区；会同巡抚官员，逐一巡历各地海道和备倭衙门，查照原来设置的官军，检阅原额墩堡；对盘验后发现的兵器、官军缺额，立即拨补；墩堡毁坏的，立即修筑；兵器朽坏钝劣的，立即更换发给；官员无才的，立即调换安置；法制不完备的，立即筹划办理。这样或许能使海防严整，内地安定，防备海疆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壮大国家全盛的声势。再查海外各夷国的国名，载于《皇明祖训》的共有十五个，日本也在其中。

译其下注说：日本虽然朝贡，却暗中勾结奸臣，图谋作乱，所以断绝同它的关系。臣又曾经看过本朝吏部侍郎杨守陈家藏的文集，其中也恳切地说，倭夷变化诡诈、凶恶残虐，常常用刀、扇等小物来蒙蔽天朝、图谋大利，不应同他们通好。由今日的事情看来，皇祖为万代留下的谋划仿佛亲眼可见；儒臣关于倭夷是否应当通贡、断绝盟约的议论，后世也足以验证。此事关系重大，臣等不敢擅自议定，乞请等到查明奏报之日，由礼部奏请下敕，命勋戚、文武大臣以及朝廷群臣详细议论，上请皇帝裁定。至于羁留编管的夷人，都等候他们本国后来派遣使者到来，然后明降诏旨严切责备，一并另行议定处分。又查朝鲜国送来的被抢人口王漾等八人，虽然审明了籍贯和来历，但也恐怕其中有暗中跟从外夷的人；是否应当解送回原籍官府，审明确实后才发落，使其回家安置。又查近日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奏称，有海上夷人几十人遭风漂船，逃到海岸乞食而被捕；如今每天逐关发给粮食，拨军防守，也准备伺机放回本国。臣等私下推测，这些人恐怕是宗设的余党逃窜到那里，乞敕兵部查行都察院，将倭贼中林望古、多罗翻译审讯，责令他们供出所知的宗设部下夷党姓名若干，再把福建捕获的夷人姓名拿来比对；如果有一两个相同，就无疑是宗设的党羽，应当解送浙江，以凭查勘。如果不是，乞敕兵部立即行文福建镇巡三司及市舶衙门，将前项捕获的夷人也要围绕宗设作乱的事情，令有关官员严加审讯、翻译；或者选取一两人施刑拷问。因为夷情诡诈难测，不能轻易相信，务必取得真实情形后从长计议，不许轻易释放而另有规避。各有关地方官员如果疏于报告，都应作为紧急案件查问定罪，议定后回报。再查宗设侵犯中华的罪行，不能让他竟然逃脱天诛；况且此贼抢掠中国船只，因不能抵御风涛而未能返回本国，必然还会出没海角，趁我方没有防备，确有侵犯劫掠的忧患。尤其乞请通敕沿海各处备倭衙门，整顿官兵，修理战舰，学习占测风候，按时出海追捕，使罪人能够被擒、国威得以伸张，也使圣天子的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正能够照临八方、震慑万国。请设置文武重臣，剿除凶悖之徒，以宣扬国威、安定地方。疏 近来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化题奏地方事务，据温州府知府丁瓒呈报：磐石卫逃役军四百多人，各自披甲持刀，摇旗呐喊，拥入馆头地方，把主簿吴永捆绑起来；军中通判粟廷用被逼迫胁持，翻墙逃走，生死尚未查明。他们扬言要我们归还扣发、支取的月粮，才肯退兵。本府随即调取官银三千多两发给他们；该卫各军仍未退去等情。又据浙江按察司水利佥事江良材呈报：常州府江阴县贼首侯仲金等聚集数百人，连结船只几十艘，劫夺民间财物，攻杀金坛等县官兵二百多人；把主簿梁瑾肢解，百户任臣杀死后投入水中。贼首虽然已经擒获，人心尚未安定；并且弹劾镇江府知府刘可、同知徐万璧，要求先行降职调任等情。题奏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昨天兵部参照此事覆题，奉圣旨：这些各地贼情以及逃军导致变乱的事情，依照拟议施行；着直隶巡按御史将失事缘由以及有功、有罪人员逐一迅速勘查清楚，奏报皇帝；仍行文巡江都御史，严督各府、卫守备、巡捕、巡司等官立即设法合力缉捕；以后再有像先前那样怠慢坐视的，抚按官务必切实指名参究陈报。等到浙江巡按御史会同三司掌印官、守巡等官，秉公查勘：磐石卫的逃军为何发生变乱，其中必定有主谋和煽动带头的人，务必等查访确实后，擒拿到官府审问，不许一概滥及无辜。各守巡府县的掌印、管粮、备倭、把总等官，有没有激变、通同的情由，也要追究清楚，一并具奏，听候裁决。钦此。后来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问行又为海贼掳掠地方之事上奏说：据温州府呈报，据蒲岐千户所报告：嘉靖八年四月初八等日，贼船上岸，贼人三百多人掳掠人口财物，放火烧毁房屋。又有贼船十四只，约五百多名贼人登岸，杀死民兵方露等十四人，烧死男子陈玩一人，杀伤男子孔琏等五人，掳去男女汪济等四十九人，烧毁房屋二百三十多间、盐场七十五间；官军交战伤亡二十多人，铳伤军人赵亚中一人；防御海盗的海道副使傅钥、指挥胡琏、曹鸾等，都应当予以戒饬并提审等情由。奉圣旨：都察院知道。钦此。臣等私下认为，前面三件事同时发生，关系重大，不能任其渐渐滋长。实在应当上烦圣上谋划，再请圣上重加筹画，以振兴国法，以安定人心，以防备将来意外的祸患，不应把它看作寻常事情，只降下一道督责的圣旨，徒然下发查勘文书而已。往年甘肃、大同的变乱，正是由于最初处置不当，因而效法者接连而起；山东、河南流贼的祸患，也是因为对小的警报没有戒备，酿成了大盗。直到今天，国法在边疆受损，而隐患仍在中原；军队疲于战斗，严重的困困仍未恢复。这些都是前日执政大臣谋划国事的方略疏漏，前车之鉴就在眼前，给宗庙社稷留下忧患，说起来令人痛心。今天的事情，依臣看来，忧患正大着呢。何况圣明的陛下临朝，仁德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英明决断如神，理应威德盛大，四方全都服从，坐享太平。然而守土任事的臣子，不能仰体圣意、尽力辅佐，反而使精勤振作的风气更加衰颓。如今竟有叛卒在海边逞凶，奸民在江海上动用兵器。况且浙江是天下首要的省份，号称声名文物之都，承担东南一半的财赋；镇江、常州又是江淮的咽喉，是留都南京的甸服之地。假如浙江东部的士卒尚且叛乱，那么四方荒远边地，如何能够控制？江海上的贼寇不除，南京这个根本之地就难免动摇。

译又何况仪真、瓜洲是漕运的门户、朝贡往来的通道，假使这些贼寇更加猖獗，那么大江南北都不得安睡，沿江州郡也会首先受到祸害。福建经历两次藩军变乱之后，江西正处在平定逆藩之后，实际上都与温州接壤。况且近年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各省存留的钱粮大多被蠲免，官军的月粮哪里能够全部征收并按期发放？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止息，众人就会相继作乱，都能找到借口，祸变接连不断，哪里会有尽头？这就是臣等独自怀抱着火藏在柴薪下、祸患即将积聚的忧虑，不敢不冒死向陛下陈说。仔细看东南的都防，没有比浙江更重要的了：南面连接大海，北面控制长江，辖有府十一、卫十六；田赋和物产的丰盛，居天下第一。只是百余年来，武备废弛，百姓不懂军事。虽然设有海道兵备副使、备倭都指挥等官，却只是徒有虚名，看不到整顿兴举的实际成效。嘉靖二年，倭夷前来进贡，彼此仇杀，于是封闭城门，焚烧官署，抄掠乡村，杀害都指挥等官，在宁波、绍兴二府横行；所到之处人们奔逃躲避，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当地镇守、巡抚、三司、守巡以及府卫巡捕大小官员，束手无策，竟不能擒捕一人，只能放任他们夺取港口，乘风逃走。后来这些倭夷漂泊到朝鲜国境内，才被捕获。朝鲜国王派刑曹参判成洗昌押送他们前来，在宫阙之下献俘。当时臣任给事中，深以堂堂天朝的疆场之臣废弃职守，反而不如外夷为耻，因此上疏弹劾镇守、巡抚以下各官，请求派给事中前去查勘处置，希望国法能够稍稍得到伸张。如今磐石卫逃军的变乱，按法律尤其难以容忍。温州本是濒海的鱼盐之区，生计富裕。前面所说的卫所安置在海滨，军士坐享每月粮饷，苦于没有征调任务，与西北边军的困苦、危险相比，何止相差百倍。有关部门因为他们逃避军役而扣除月粮，事情必有根据；即使有冤屈，难道没有上官可以申诉吗？何至于聚众称兵，捆绑官员、拘执吏员，竟敢辜负国家平日供养他们的恩德，自陷叛逆之罪？有关官员不幸遇到这种事情，只应当晓谕祸福，宣布恩威，自然应能禁止平息，怎么竟然动用府库官银三千多两同他们讲和？这种举措实在非常悖谬，助长乱事、滋生奸恶，损害重大，严重伤害国体，实在不是用来让众人看待的办法。如今又加上海贼侵犯我边防，杀人放火，猖獗异常，想来事情将更加难以应付。如果到了现在朝廷还不重重加以处置，实在恐怕法度会逐渐败坏，那么地方将来恐怕会有无法收拾的祸患。臣愚昧，想请陛下裁察，查照往年事例，增设巡视浙江等处都御史一员，奉敕前往，授予他督军的重大权力，并兼管邻境；务必把磐石卫叛军的事情查勘清楚，把主谋和首先倡乱的人立即公开处死，以端正宪典，不得有所姑息隐瞒；仍命他设法剿除海寇。凡地方上一切兴革等重大事务，都交给他整顿办理，所希望的是谋求百年无事的长远计划，以分担圣上忧虑东南的负担。再查镇江等处江海上的贼寇，本来都是盐徒，贼首侯仲金等就是镇江往年叛贼施天泰的余党。查访得知，近年只是因为官盐法令败坏，私盐盛行，滨海奸民起初违法谋利，后来乘势行劫。昨天因官兵搜捕不尽，遂使他们大肆猖獗。如今他们支解奉命办事的官吏，杀害武臣，凶暴残酷，罪不容诛。查访得知，这些贼船专门装载私盐，大量陈列兵器铠甲，从海口狼山出发，经镇江、仪真，上达南京、芜湖、九江，远至江西、湖广；大江数千里之内，沿江逆流顺流，上下往来，纵横出没，随处停泊，毫无畏惧和顾忌，而沿江兵力单薄，全无防备，没有人敢于过问。近来巡抚都御史孙修上奏说，擒获陈表等一百九十多人，只剩侯仲金等人，已经可以限期捕尽。臣等当时访闻，也认为这话不实。现在才过了多久，他们又重新猖獗起来。据所掌握的情况，贼寇杀死金坛等县的官兵二百多人，连主簿、百户也杀害了，可见这些贼徒声势浩大，仓促间难以消灭。如今又上奏说贼首已经捕获，臣不敢就此认为是真实情况。臣所忧虑的是，这股贼势不断蔓延，最终分裂四处出动，那么江淮道路就会阻塞，农田失去耕作，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当前的办法，必须派大将统领，用重兵压制，这样才有希望把他们剿捕干净。臣愚昧，想请陛下裁察，专门设置镇守江淮总兵官一员，驻扎在沿江紧要之处，凡沿江守备、备倭等官，都听从他的节制。仍命他会同操江官以及各该巡抚都御史，调集江南、江北各卫所的官军和民兵，互相防守支援；首先务必把前面所说的贼徒全部剿灭，严格限期奏报，希望这样可以做到责任专一，使大盗得到平息。如蒙圣明采纳，请敕令吏部、兵部赶紧详细议定。至于都御史，则应慎重选择内外臣僚中通晓治体、具备文武才略的一人，前往承担巡视之任。至于总兵官，则应从南北武臣中举荐一人，既有谋略又有勇力，熟悉江防和海道，把专门征讨的责任交给他，这样事变就可以暗中消除，军民能够安居，也能使四方知道朝廷的施政措施远超寻常，实在是宗庙社稷的幸运。臣等充任近臣，此事关系安危，不敢默默不言。伏望圣上特别施展英明决断，因请设置文武重臣剿除凶暴叛逆，以宣扬国威，安定地方。事情关系重大，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旨。奉圣旨：这所说的都依照拟议施行。吏部、兵部立即从官员中推举一批素有才望、谋略勇力的文武大臣，各举两三人，送来审看。军伍的制度之一【丘濬】

译臣曾经根据汉、唐、宋的军制加以论述：汉代的材官沿袭秦制设置，唐代的府兵沿袭隋制建立，宋人鉴于五代的弊病而把军队集中在京师，但也大多沿用旧制。本朝虽然承接元朝之后建立，却不曾沿用元朝旧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元朝起于朔漠，兵制简略，不能作为法式，所以如此。我的祖宗取得天下之初，在京内设置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守卫宫禁；设置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守卫京城。上十二卫属于亲军指挥使司，轮番上京值宿守卫，不隶属于其他机构；京城各卫则隶属五军都督府，遇到出征时便调发。如今全国都指挥使司共有十六处，其中作为行都司的有四处，近来又在湖广增设一行都司，共为五处。内外各卫共有若干处，所设置的军士都有定额，大致以五千五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一十二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各卫军数有的多有的少，但千户所、百户所的统属编制则相同。每个百户所内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负责统领约束，以编成队伍。这就是本朝军伍的制度。臣私下考察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增减，只有今日所立制度固定不变，百世也不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这是因为前代制度大多沿用前朝旧制，或者临时因势制宜，或者根据时势救治弊病，往往都出自有关部门的处置和臣子的建议。只有我圣祖长期经历军旅，彻底洞察古今制度的利弊，独自从皇帝的心意出发，制定出统一的法制，可以长久遵行，万世没有弊病。所以从开国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圣子神孙谨慎地遵守成规，把它作为宗庙社稷不可动摇的根基。其间固然有军伍空缺的地方，也有将领积滥过多的弊病，只要设法补足、调剂，就可以达到完善了。军伍的制度之二【丘濬】臣考察：苏轼对汉、唐、宋兵制得失的论述，清楚明白。就这三代而言，宋代禁军不如汉代的践更，汉代的践更又不如唐代的府兵。三代的制度不能立即恢复，但如果一定要复古，逐渐壮大国势、节省国家费用，都没有比唐代府兵更加完善的。然而唐代实行不到一百年就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府兵制度规定，无事时轮番上京值宿守卫，有事时调发出征；四方虽然说是寓兵于农，农闲时耕种，但军府夹杂在郡县之间，士卒混编在平民之中，其他徭役和征发并没有完全免除，何况又承平日久，军政废弛，轮番更替常常不按时，非法征求、额外驱役不断。这说明它的立制并非不好，但实行久了，终究不能没有弊病。假使当时能知道弊病所在，补上漏洞，纠正偏颇，振兴废弛的事务，即使延续到今天也未尝不可。如今圣朝建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大概就是古代幽州、冀州的地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的地方，这里的人深沉勇悍而多有才力，重然诺、耐劳苦，厚实地以种五谷为根本，以兵器弓矢为事；其他地方不能驱荡的，又能产健马，下等的马每天也能奔驰二百里，所以这里的兵力常常冠绝天下。唐朝自天宝末年失去这个地方，后来竭尽天下的力量经营恢复，也不能得到一尺一寸的土地，人们看待它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没有人敢窥伺。杜牧说如果想使百姓安生无事，关键首先在于去除兵祸；但山东之兵不可去，那么战争杀人就永远不会停止。由杜牧这句话来看，就可以知道今天京畿的地势险要和物力资源，天下没有可以匹敌的。那些小小的叛将，以叛逆之身侵犯顺从之地，如果得到地势便利，尚且敢于抗拒王师，何况身居万乘之尊，拥有天下众多人口，又占据有利地势的人呢？文皇帝在这里建都，已经六十多年了；太平日久，百姓不懂军事，武备也不免稍有松弛。从前一卫以五千六百人为标准，如今一卫有的只达到这个数目的一半，甚至十人中只有二三人。朝廷并非不时常整顿，年年派御史分区清查勾补，司法部门也往往把有罪的人谪发戍边，但最终仍不能恢复建国初年的旧额。臣愚昧而过于长远地忧虑，实在担心从今以后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错过时机不谋划，恐怕以后会比现在更加困难。请在国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另行制定寓兵于民的办法，采用唐人的意旨而不拘泥于旧迹，顺应今日的便利而不改变常制，不知是否可行？可以的话，请允许臣试着说说。如今京畿八府中，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确实处在京城脚下，辖有十七州、八十九县。如果把现有成年男子全部编为兵，可以得到四五十万人。假使今天京城周围有这样强劲的军队，那么国势自然尊崇，国威自然壮盛；与那些分屯各处、坐享粮食的军队和游手好闲、被豢养的人相比，实在大不相同。万一臣所说有可采纳之处，请敕令大臣集体议论。如果对旧制没有妨碍，对治理有益，又不违背民情，就委托有心计、懂治体的臣子专门主持此事，详细讲求利害，确认确实有利而无害，然后付诸施行。每县依照原有的里社制度编成队伍，一概以居住地和所占田产为定。里社中的丁户不足，就把人数少的迁并到人数多的地方，使编制整齐而有定数。每一里一百户，分为两队；每十名设一总甲【相当于军卫的总旗】，又把十队合为一都甲【相当于军卫的千户、百户编制】，隶属于州县，州县隶属于府。每十年轮值充任里甲的制度，都仍按旧制。凡百姓的差役，如皂隶、柴夫之类，科派如岁办、和买之类，都一概免除；每年只负担养马、纳粮两件事，其他赋役都不涉及。

译民籍每十年编造一次，依照旧例。兵籍每年春秋各编造一次，登记的不是户而是丁；两名丁合为一名，单丁就同其他人合并。每名丁都自行准备军装器械，依照军伍制度办理。有关部门每年按时阅视，若不合规格或破损，就予以更换。百姓二十二岁入籍，五十八岁免役；瘦弱、重病、残废的人除去兵籍姓名；秋粮酌量减免，有的减去三分之一，有的征取五分之三。士兵不轮番戍守，粮食不调运。每年十月把兵籍上报兵部。五郡【指顺天等五府】的兵，分别隶属五军；州县各自设置教场，每月会操一次。每府又选择平坦的地方设置一个大教场，初冬农闲时，兵部奏请派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帅在那里召集民兵，依照京营的方式操练，分别命御史监督，并纠察不依法办事的人。兵部派官员和校尉管理马政，工部派官员检阅兵器。事情结束后，各自据实开具文书上奏。遇到出征，就按兵籍起调【又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的政策，是计算村庄中有五十户以上民居的，设置一个马厩；不足五十户的，就同邻近村庄合并；每三名丁户共同准备一匹种马【俗称骒马】，合力饲养。白天分开放牧，夜晚合在一起饲养；选择其中有财力、有才干的人，立为群长。每年春季播种时，督促百姓按丁数种粟，收取秸秆并种豆，以取得饲料。到秋收时，按田亩收取，预先在马厩附近的仓场积存草料，作为牧养费用。没有土地的百姓，由官府发给土地。凡境内原有的草场被豪强上奏夺取作为庄田的，一律查明清理，归还官府，再分给百姓。不仅养马，还兼养驴骡，用作驾车、驮运和传递之用。繁殖的马匹中，强壮的印烙完毕，就分发给壮丁，使他们骑乘操练。官府按时查验，若有疲瘦损伤，就治罪饲养者。这样国家不但能得到士兵，而且还会有马匹了【详见《牧马之政》条】。有人说：五郡紧靠京师，内外各种需求都由这里供给，各种差役也集中在这里；如今一概免除，从哪里安排供给？请下令各部查勘，统计顺天等五府每年需要的夫役多少、物料多少，总计需要费用多少，然后下达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各项收入的数目，每年总收入有多少，旧日积存有多少；扣除经费之后，预备余款再酌量多少，足以供应而不致缺乏。其中有余 surplus 的，另行收存，作为这五郡雇用差役的工价和购买物资的费用。凡这五郡每年通常需要的夫役，由官府计算工日、确定工价，拿这笔钱雇用闲民来代替。凡这五郡每年应当办纳的物料，由官府事先计算，拿这笔钱随时估价购买来代替。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而充实兵备，也可以收纳市井中游荡懒惰的人；官府所需的物资都能得到实用，不必过多科派扰害百姓。既然国家财计仅仅够用，不能动用余钱，那又怎么办？回答说：设法筹措，随时通融，减少有余之处来补充不足之处，捐弃不急需的费用来使它充足。大致计算，顺天一府一年所费不过二十万，其余各府不过十万，或者五七万而已。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国家每年收入的夏税、秋粮，如今已有二千六百二十三万多；其他盐粮、课钞也不少于千万。拿出这五六十万的资财，来宽缓今天京畿百姓的负担，恢复古人府兵的制度，壮大国势，张扬国威，对内巩固京师，对外震慑夷狄，对国家财计也没有大的损失。有人说：从前宋代韩琦在陕西编练民兵，也说是取得了唐代府兵的办法，但司马光却六次上章认为不便。后来不到十年，果然因为用他们运粮，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完全如司马光所说。臣实在担心，把百姓编为士兵以后，州县的科派差役仍照旧进行，百姓既要承担有关部门的劳役，又有征战戍守的苦难，必然更加不堪。因此臣提出这个议论，只保留州县原有的制度，而不把他们隶属于军卫。所谓会操，每月只举行一次，不像宋代保甲那样频繁。农闲时教习作战，朝廷派将帅，只在冬月举行一次，而且一定与御史一同前往。士兵不轮番上京，粮食不调运；只在三季农事空闲时，疏通沟渠，修筑堤坝、引水，以防旱涝；或者修筑京城，作为紧急防备；或者转运京城储粮，以补充近边地区的不足。除此之外，不许再承担其他劳役；有其他劳役的，必定按罪治处。况且这五郡的百姓差役繁重，已经无法生活，实在太苦了！一旦获得这种宽闲待遇，就像从汤火中出来，进入清凉爽适之地；他们上承国恩，恩德深入肌肤骨髓，欢欣鼓舞，铭刻在心而思图报答，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这种办法不但可以充实兵力，也可以节省费用；对内可以壮大中国的声势，对外可以震慑外夷之心。法令确定以后，实行日久而成为习俗，还要随时因势制宜，补救偏失、振兴废弛，这就有待于日后的良臣贤辅了。修整兴办团营事务疏【王廷相】臣等深切认为，蓄积威势、彰明德行，是君主掌握的大权；居于重要位置而驾驭轻要之地，是建立国家的最高谋略。仰想京师是皇帝居住之所，实为诸夏的根本，是四海的防御极点。假如没有居中控制外部的形势，就不能享有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福祉。敬思我太宗文皇帝迁都以后，京师设置七十二个卫所，约有官军三十多万；京畿内设置五十多个卫所，约有官军三十多万。从外部说，汇集各边的兵力不能超过这个数；从腹地说，汇集各省的兵力也不能超过这个数。圣明的谋虑、神妙的策划，超过唐朝、胜过汉代；这种居重驭轻的谋划，深远宏大，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只是太平日久，军政一天比一天松弛，军籍虽然存在，但逃亡者无人查考；营伍虽然具备，但兵马不精，因此士卒比建国初年的额数大大减少。偶有逆贼盗寇突然发动，反而要借助边方的士卒，居重驭轻的形势又在哪里呢？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臣等谬以平庸愚昧，专门办理营务，早晚警惕勤勉，恐怕辜负重托，谨将营中最紧要的三件事会同太监麦看议论：士卒必须精壮，军队才可以强大，所以先论选军；马匹必须肥壮，作战才有力量，所以论惜马；

译兵强马壮，如果不设置操练的方法，武艺就不会熟练，作战时就会胆怯，也不能任用，所以要论训练。伏乞敕令有关部门议定处置，把将军、马匹、钱粮合在一起计算，不要顾忌事权不统一，也不要拘泥于事例不相符合，只在于衡量事情，斟酌时势和措施，务必使武备得到整顿兴办，足以成为国家长久的计划。再行具奏，请皇上裁定营务，臣等幸甚。臣等幸甚。因所涉修整营务、振兴武备的事情，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旨。一、选军。臣等恭敬看到《大明会典》中关于营操事例的条文：永乐初年设立五军营，又有三千营掌管宝纛、令旗，神机营掌管神铳、火器，这就是三大营。又从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的卫所中抽调官军，轮班上京操练，对内守卫京师，对外准备四方征伐，都隶属五军营操练。景泰初年，选取三大营的精锐官军，分设十营进行团营操练，以备紧急调用，这就是团营。每营官军一万人，到成化三年又分为十二营，共有官军十二万人。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兵部为选军、给马、预先修备武器以防外患而上奏说：当初选编团营时，京卫八万人，外卫分为两班，每班四万人，连同京卫八万人共十二万人；三大营内外另行拣选留下的官军数目不包括在内。臣等看得如今团营内外官军虽然有十二万人，但京卫被调去捕盗的已经有五千六百人，外卫被调往各处做工、拉木头等事的常常不下二万多人，虽然说是暂时借用，营伍却终年空缺。现今参加操练的人中，老弱疲病、不能执兵器和学习武艺的很多，校阅时已经不堪入目。假如有紧急边情需要调遣，又怎能指望他们投石、超距，奋勇抵御敌人呢？到了现在如果还不及早设法精选，终究只是虚应故事，白白耗费粮饷，对军队没有益处。臣等认为营伍不能充实、军士不能精练，主要有三点：军队没有固定用途，这是第一；替代服役困难，这是第二；隐藏逃避的奸弊，这是第三。什么叫军队没有固定用途？军队想要战胜敌人、攻取城池，就必须平时养锐气、精通武艺，不让杂役夺去操练时间，这样志向专一，奋发果敢，勇往直前而无敌。如今团营军士被派去承担杂差，被调去做工，被留下拉木头，一年到头不能参加操练，困苦劳累身体，因而敌忾之气消减；拿畚箕铁锹等杂役夺去学习时间，弓马技艺也因此疏荒。虽有团营听候征调的名义，实际上与田间、市场中的百姓没有区别，想让他们战胜敌人、攻取城池来壮大皇威，哪里敢指望？什么叫替役困难？军士大多贫穷，下面的吏胥没有贿赂就不办事；文书到了卫所，卫吏百般刁难；文书到了司，司吏又勒索阻挠。即使是真正的子侄，也必须花钱打点，才可以保证平安无事。贫穷的人连维持日常生活都困难，哪里能办这些事？因此一年到头，老弱留在营中苟且应付，应该服役的精壮子弟反而不能收操。什么叫隐藏逃避的奸弊？团营军士都是从大营挑选出来、听候征调的壮丁。往年有很多富裕而奸猾的人，害怕营操和出征的苦处，就买通求托主管人员，把自己列为不堪任用的数目，留在原营，因而没有被选出；贫苦的人则因为无力营办而常年操练，富裕的人却整年安闲得以逃避。由于这三种原因，军士才不能精练。臣等伏乞敕令兵部通行议处，派本部验军官会同防军科道官员，把三大营和团营的官军按照各卫真正的户口文册，逐一挑选；确实年力精壮的才准许留在团营，其中年老、有病、瘦弱、相貌猥琐而不堪教练的，全部选退；有少壮子侄的，立即摘牌替役；没有子侄的，发回三大营。对于年老有病、逃亡、死亡、犯罪、长期不回营等人员的子男、弟、侄，也要查出，照册秉公拣选。凡是年力精壮、武艺颇为熟习、册上有名的，以及往年欺瞒没有入册的，都给予收补。外卫两班轮操的官军上班时，也照此例选拔；仍查照往年团营额数，使内卫、外卫合计达到十六万人，编造详细的年龄、相貌、籍贯文册存档，不许各卫擅自更换；确有事故，才准另行补充。各营操演、教习武艺，专门准备听候征调使用。团营的杂项差役以及各处做工、拉木头等事项，只许从三大营拣选留下的人员中调派；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兵部为修整武备、壮大国威而题准的事例，团营军士一律不得差拨。这样军队就都精壮，威武也不会有不能振兴的忧患了。二、爱惜马匹。查得团营的马匹关系朝廷武备的大计，军士领养以后，大多变得瘦弱，甚至倒毙。这些马是出自小民的膏脂，如今对待它们轻如草芥，实在可惜。臣等看得马匹瘦弱死亡，原因有三：草料不足，这是第一；发给领养不适当，这是第二；饲养没有方法，这是第三。什么叫草料不足？查得团营马匹有一种称为“存操”的，从四月起到九月底，只有料没有草；有一种称为“下场”的，从四月起到九月底，既没有料也没有草。只有十月入操以后到次年三月底，两种马才都有料，但所发的草又都只够三个月。按一年计算，“存操”马有料无草共九个月，似乎料还足而草不足；“下场”马只有半年的料而没有草，也是九个月，似乎草和料都不足。马匹由官府发给，并不是军士自己的财物，自己准备草料是切身的负担。即使军饷稍有余裕的军士，也不愿意贴钱养马，何况贫困军士连自己的生活都无力供给，哪里还能顾及公家的牲畜呢？所以在营的马匹每天只是饥饿瘦弱而大量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情况非常真实，道理也十分明白，没有什么难以知道的。

译可是有关部门总是拿旧例来限制这件事。法律很难一概而论；祖宗以来，各司因时制宜、随时改变的事例也很多。比如下场的马，弘治以前还可以随场牧放，如今草场有一半变成田地，民间已经缴纳租银了。营马也随意放牧，而军士却不出京城。那么牧马的费用除了军士自己准备，还能从哪里来呢？此时仍然拘守下场采青的旧例，难道不是名实相违、近于胶柱鼓瑟的做法吗？官府因为不合事例而不肯发给，军士又因为不是自己的财物而不肯赔补，那么没有足够食物的马，就只能等着它死亡罢了。如此一来，马匹的性命难道不是太冤枉了吗？况且一匹马的价格，小民解送分发到京所花费用不下三四十两，竟然吝惜这几个月的草料，导致马匹瘦死；所吝惜的是一倍的利益，所损失的却是数十倍之多，难道不是颠倒错乱的计算吗？大概是因为掌管马匹的人权力涉及不到钱财，掌管钱财的人又不把马匹当作急务，各自只争着把自己的职务办好、以此为胜，所以才会这样。假使把事情统合起来作为一家办理，那么草料、马匹都成为切身相关的事物，一定会斟酌事情轻重，分别利害多少而办理，哪里肯吝惜一点草料的费用，却使价值数十两的马匹受到损伤呢？伏乞敕令户部再行筹算处置，是否可以给存操马匹再增加三个月的草，按月发给筹半根，六个月共十二根；给下场马匹再增加六个月的料、三个月的草，通融发放，也足够使用一年。再查兵部团营草场，本来就是为牧养马匹设置的，如今把所收租银用来养马，正是其本来用途。现在却把牧马所收储存在太仆寺，用作买马费用，似乎不合适。而且自嘉靖七年题准以后，到嘉靖十二年，共计六年；每年租银八千四百五十六两三分八厘二丝，六年共计五万七百三十六两二钱二分九厘二丝，至今竟没有一分一毫征收解送到太仆寺，难道不是怠慢拖延、侵吞钱财，严重损害国家税收吗？是否可以请兵部再行筹算处置：今后草场租银，由该部指定廉洁能干的官员，会同州县官员，按期征收；征收完毕全部解送户部，用来补充营马草料不足的费用。臣等又查得蓟州、霸州牧马尚未开垦的土地，蓟州还有地七百二十三顷九十七亩五分，霸州还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顷二亩二分四厘四毫五丝。如果再通行召集百姓租种缴纳，每亩照旧收租银三分，这两处一年共应得租银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八两六钱三分三厘二丝，全部用来供给军士养马，也足以帮助户部支付草料费用，似乎很方便。什么叫发给领养不适当？军士家境稍有余裕，就一定有房屋居住，交给他养马和草料，供应不会短缺，马匹安置也不会露天。如今各营中家境过得去的军士，认为领马是负担，就用贿赂托人、百般设法买通脱免，侥幸躲过差拨，务求取得清闲。富裕的人既不领马，所领养的必然落到贫困军士身上。这些贫军租房居住，依靠粮食生活；租房居住，马匹必定没有栖息处，只能露天安置；露天居住，遇到雨雪就没有遮蔽，马匹便受苦。依靠粮食生活，食物必然没有剩余，连自己都养不活；生活不足，草料费用反而拿去养人，马匹就会饥饿。马匹又苦又饿，想让它不瘦弱、不死亡，能够做到吗？是否可以请兵部再行筹算处置，派官员会同防军科道官，把三大营和团营军士秉公查审；凡家境宽裕的军士，都一律审查出来，把贫军租住的房屋和他们所领的马，一匹匹交给这些人领养。这样或许马匹都能得到适当安置，不致损伤，也算妥善。什么叫饲养没有方法？军士关领出来的草料分散在各处，任凭他们自行饲养，无法查考。其中畏惧法令的人爱惜马匹，用实在的草和料饲养，马匹始终肥壮，没有其他疾病损伤。有些奸猾顽劣之徒，还没有领到实物，就已经把筹票卖给别人；领到折色银后，只把它作为自己吃用的东西，而马匹只给吃酒糟。酒糟性质燥热而味道恶劣，性质燥热就能使马生疮受伤，气味恶劣则不能使马长膘，反而损伤力气。即使强壮的马，几个月以后也会变得瘦弱生病，不能骑乘操练；严重的甚至不能吃酒糟，因而死亡。虽然有比较马匹肥瘦的命令，最终却没有办法查明草料是否真实。如果不制定饲养方法来约束，终究无法挽救伤害马匹的弊病。臣等查得，在营中每个把总所属的马，有一百匹的，也有七八十匹的，其中有上等肥壮的、中等肥壮的和没有膘的。除上等、中等肥壮的听任其自行饲养、不予计较外，没有膘的马，是否可以请兵部再行会同防军科道等官全部挑出，马留在家中调养，军士仍到营操练？每个把总部下各自集合在一处，或在街上，或在巷中，或在空地上。每天申时、酉时两个时段，把总官亲自到那里逐一查看，都用煮熟的饲料和细草喂养。喂完后各自散去，臣等也不时派人验看。夜间听任军士自行饲养。一两个月以后，由防军科道官验看，凡已经长膘的，免除集中喂养；对于有膘而自行饲养的，科道官仍要严禁，不得用酒糟喂养。如果被地方邻居告发，或者在营中查出，都送交法司问罪。这样瘦马就有了安置之处，军士也知道警戒，确实妥善。再查听候征调的马匹，即使遇到大规模边情调遣，最多不过二万匹；再有一万匹留在营中操守，也足够使用。倘若事势紧急，还有各州县寄养备用的马匹二万匹，可以就近调取。如果军士中能够饲养马匹的人少，也不必滥行发给。是否可以请兵部再行筹算处置，把团营听候征调的马匹拟定一个固定数额。每次遇到事故，死亡、损失马匹五百匹以上，就由太仆寺兑给补充一次，作为常规。这样不但可以爱惜马匹的性命，户部用于草料的费用也可以节省。

译有一则关于训练的古语说：“训练士卒三万人，就能横行天下。”所以齐桓公有了节制严明的军队，秦国锐利善战的士卒也不敢与之抗衡；岳飞率领五百名背嵬军，乌珠的数万大军也不能敌。由此看来，军队必须经过训练、形成战斗力，才可以战胜敌人。假如士卒和战马虽然精壮，却不熟悉武艺，那么临敌时就没有可以依靠的本领，两军对阵时也缺少敢战的气势，又怎能指望他们出奇制胜、抵御外侮呢？这正是训练之法不可缺少的原因。臣等查考团营操练的旧规，除了下营、行军布阵的法度整齐，进退有序，旗帜、金鼓、号令都很有节制，以及多年在营的旧军武艺颇为熟练、足以听候征调之外，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如今新选士卒以后，加上各营新补充的户丁，全都是从未操练过的军士，人数还很多。如果不严格制定赏罚，按时加以比较、考选，即使精锐，也终究只会成为无用之人。查得《大明会典》记载训练军士的方法：骑兵必须善于骑射以及使用枪刀，步兵必须善于使用弓弩以及枪刀。凡射十二箭，其中远箭能够射到规定距离、近箭能够命中目标的，才算考试合格；远射以一百二十步为准，近射以五十步为准。凡使用枪刀，以进退动作熟练作为考试合格。臣等认为，从今以后，各营每逢操练的五天中，三天教习，二天操演。教习的日子，不得仍旧只射九轮箭、落旗便散。各营把总、管队等官，应督促各类马步教师逐一传授方法：怎样拉弓，怎样发箭，怎样驰马，怎样挥舞刀、戈、矛、牌、铳，无不教习，以教得多为能，不拘泥于次数；黎明开始，辰时、巳时才散。没有达到标准的，当场责罚；责罚后再教，一定要使其合格才停止。此后两天操演、调队、比较，仍依照旧规。教习不知疲倦，骑射技艺就会精强；骑射技艺精强，胆气就会增加一倍；胆气增加一倍，遇到敌人就不会害怕；遇敌不惧，就能以少击众、以精锐制服强敌。再由熟悉韬略的将领统率他们，那么无论采用正兵还是奇兵，都随着指挥调度，顷刻之间变化，行动又都符合战机，哪还有不能战胜的敌人呢？号头、把总、管队等官督教一年以后，臣等将会同兵部堂上官进行试验，以其所管军士中考试合格者的比例为标准；不满六成的，奏请处罚。考试合格的军士达到八成以上的，由公同考察举荐，升迁、赏赐、推用，每二年举行一次。这样才差不多能使营中操练落到实处，使士兵都经过训练而可以任用。战阵的方法【丘濬】臣考察：西汉时，会稽郡的治所在今天的苏州，那么吴地的海船能够通到闽地，已经很久了。臣曾因此而全面考察天下的海道。秦朝运送背负海粟的船粮来供给北方边地，以及吴、徐承帅领水军准备从海道进入齐地；汉武帝征伐东越，也从会稽率水军乘船进入闽地。由此看来，燕地可以到齐地，齐地可以到吴地，吴地可以到闽地。大概从秦朝以前，海道就已经通行了。吴地既然可以到闽地，那么从闽地到广东，更是容易。臣在论述治理国家财用的条目中，曾请求恢复元人的海运。今天如果确实能够使用军队三四万人、船四五千艘，从海道运输粮食，并趁机训练水战，那么向东可以制约朝鲜，向南可以制约交阯。唉！元朝强盛时如果知道为此作准备，那么张士诚、方国珍哪里敢起兵作乱呢？可惜当时只把海船用于运粮，却没有训练水战。考选军士的教法【丘濬】臣考察：教阅军队的方法，完备地见于《周礼》。春夏有振旅、茇舍的制度，秋冬有治兵、大阅的制度。仲春举行振旅，天子执路鼓；仲秋举行治兵，天子载太常旗。大概一年四时的训练，天子要亲临两次。文治与武备并不是两条道路，六礼之中，军礼占有一项。我国家各种礼制都取法古典，唯独军礼中所谓检阅众军、讲习武事的制度缺失。每年虽有教阅，却只是命将领练习坐、作、进、退的礼节，而皇帝车驾并不亲临。请下令礼官研究《周礼》以及汉、唐、宋遗留下来的制度，以《开元礼仪注》为依据加以增删，制定一代讲武之礼。每年冬月举行一次，用以恢复古礼、讲习武事、振作士气，并为一代制度作准备。论将领的才能【李堂】国家设置军队有三类：京营、外卫、边兵。而军队能否统率成功，关键在将领。将领，是三军的主宰。天下太平日久，内地安逸，外部嬉懈，京营的团营、哨兵，外卫的操练、值守，边兵的作战、防守，都只是为了防止变乱、抵御外侮而已。然而蛮夷、寇贼不能不成为忧患，四边的祸患中，北方最为严重。从辽阳到关陕，西北三边屯聚驻军，重要将领绵延数千里，常常根据敌情相机防御、应对。敌军势力强大，就请求调京军增援，这大概是以重兵控制轻兵，使统属彼此呼应。但也有内地发生变乱、兵力不足而调动京军，京军不能支撑又调边兵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军队没有固定制度，而是因为将领缺少真正的人才吗？军政部门逐级选拔推荐，台省保举，司马部门考核，已经详细而精密了。近年设立武举科目，参照各项合格条例而汇集其全部标准，凡京城、外地、边疆、圉卫、所的武官、军官、儒生、佩印骑弁之士，只要能够在品行、操守、办事能力、文章技艺、才干和勇略方面称职的，都一并举荐，不遗漏一个。考试合格的官生逐级升迁，直到将帅，实在是当代极好的选拔制度了，还要再增加什么呢？然而腹地军队的软弱、边疆军队的精强，本来并不是因为将领不同。只是训练懈怠与严格练兵不同罢了。如果真能在边疆训练军队，而把这种军队用于内地，激励懦弱、振起孱弱，使懒惰者勤勉、胆怯者奋勇，这不就是储备将领人才吗？近年流贼作乱，扰乱郡县，甚至震动京师；没有城池的地方，百姓奔逃，有城池的也弃城而走；卫军自相残杀，京军溃败，直到调遣边将统率边兵追击，经过数月甚至数年后才侥幸平定，实在令人忧虑。正德初年，科场中主持议论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主张把武举考试合格的官生送到边地操练，作为候选将领，考察、历练他们的才能，试验其功绩后再任用，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有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于是阻止而没有实行。如果以公心执行公正的制度，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译论时政书【何乔新】去年周佥宪回来时，承蒙寄给我蓍草；今年秋天欧阳知县又来访，还辱承赐下华美书信。我远在炎热荒僻之地做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阁下却如此殷切，不肯把我遗忘，难道不是因为深厚的同年、同乡情谊才能如此吗？我居闽已经五年了，德行浅薄、才能低劣，对圣明时代没有什么帮助，实在深感惭愧。可是您的来信褒奖称誉过分，更使我惭愧不安。八闽自从沙尤发生变乱以来，百姓强悍桀骜，下级欺凌上级，卑贱者冒犯尊贵者，彼此相率成风；强宗大族依仗城社之势，横暴尤其严重，这大概是我们江右所没有的。郡县官吏宁可违背上司的命令，也不敢违背豪强势家的意志，因为他们认为上司不过是督责而已，豪强势家却能使人陷入重罪。凡是治理政务的人，圆滑逢迎、依违两可，往往就能得到美誉，不到两年便升迁；否则怨恨诽谤纷纷而来，有时还因此获罪。我不能随波逐流，一概用法律约束他们，桀骜的风气虽然稍稍收敛，却已经无法承受各种诽谤了。然而诽谤和赞誉哪里值得忧虑呢？我所担心的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却不知道挽救的方法，这是最令人忧虑的。我朝鉴于前代藩镇的弊端，以都司掌管军队，布政司治理民政，按察司执掌法律；凡军事调发的政务，布政、按察二司不得擅自专断；没有符验，都司也不听从调遣。军队之所以能够前进或退却，只是依靠三尺法。一旦发生事变，利刃逼近自身，厚利诱惑内心，三尺法还能制约他们吗？我认为应当稍微改变旧制，特别诏令布政使、按察使兼掌戎政，并精心选拔一向以勇略著称的人担任都指挥使；稍微放宽擅自兴兵的法律，遇到紧急情况时，允许布政、按察二司专门调发军队，不必经过中枢制度，如此或许可以防患于未然，挽救尾大不掉的弊端。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看国势强弱，而看任用的人是否贤能。如今任用的人，是贤能还是不贤能？我不能完全知道，只见升一级官、进一等秩，士人舆论就哗然说：“某人是因为有亲旧在当权位置上才得到的。”有人说：“某人是因为与政府官员通书信才得到的。”有人说：“某人是因为向权贵之家行贿才得到的。”我起初听到这些话，认为人们的议论不可信；后来慢慢考察，发现善于钻营的官员大多越级提拔，能够自守的人却常常被埋没抛弃，也不能不相信了。平时既然已经追逐利益来求得升进，国家多事之秋，哪里肯舍身报国呢？不用等聪明人也能知道。我恳切地认为，应当尊崇、褒奖淡泊退让的士人，压制、疏远奔走钻营的人，在风俗衰败的时刻共同振兴名教。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大体说来，刚正耿介而少与人合流的是君子，柔媚逢迎而容易亲近的是小人。按照这一点考察，大概十个人中能得到七八个判断正确。果真是君子吗？就选拔任用他，不必因为亲近，不必因为旧交，也不必因为认识他的面孔。果真是小人吗？就贬黜退处他；亲近的人也不能过分亲昵，仇人也不能因此回避；众人的议论纷纷而来，也不能顺从。这样处理，差不多就能使“不召而来，不挥而去”的士人出现了。这两件事，是当今时弊中最严重的。阁下官职是学士，职责号称论思，对于时政哪些得当、哪些失当，人才哪些贤能、哪些不肖，您平素本来就很清楚。您在经筵进讲之余，应当从容陈述这些，使天下暗中受到恩惠，这是可以做到的。从前欧阳永叔、司马君实担任翰林学士时，他们所论奏的，难道只是阐发经义而已吗？如果舍弃这两位公而另取别人作为效法对象，就不是我对阁下的期望了。您的尊兄少保先生，实际掌握国家大权。古人说政事将要传给儿子，难道可以不预先考虑、周密谋划吗？阁下试试看今天的政治是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朝廷中任职的人，谁可以比作李纲、张浚？镇守一方的人，谁可以比作宗泽、张所？遇到缓急可以依靠的是谁？面临危难而不改变节操的是谁？如果这几类人都没有，那么抱着火种睡在柴薪上，恐怕还不足以比喻其危险。请您留意这件事。我的狂妄浅陋之言，不知道是否恰当？只是倚仗您的爱护而冒昧发言，希望您宽恕。不再多说。京城周边的屯兵（一）【丘濬】臣考察：自古建都的人，都在京城四周近地设置辅郡，用来作为京师的屏障。汉朝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朝也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郡；宋初还来不及建立，到徽宗时，也在京畿郡设置四辅。每一辅额定屯兵二万人。我朝在江南建国，在凤阳屯驻重兵；京师的军队都分散在江北滁州、和州等地屯田，虽然不称为辅郡，却俨然有藩篱屏障的意思。太宗皇帝从北平入承大统，于是把都城建在这里。起初还以“行在”为名，设置行部总管其事。后来遍设五府、六部，大小衙门都依照旧制；京卫军队都抽调一半到这里，又征召江南富民来充实人口，去掉“行在”的名称，这就是万万年不可动摇的根基，永远确定在此了。然而京畿之间仍然没有设置辅郡，大概是有所等待。臣考察：汉、唐、宋的辅郡，都是依照郡治设置；至于今天的建置，则是凭借地势险要、形势有利之处来固守。汉、唐都城在长安，宋都城在汴梁，都距离边地遥远，不像我朝定都燕地，自然以都城作为北方边境的屏障；北面最近，东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南面最远。请依照汉、唐、宋的旧例设置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利用原有建置，再增加藩守军队，使它守住国家的北门；东面以永平为辅，守卫松亭一带的关隘以及扼守辽庄的要害；西面以易州为辅【或作真定】，守卫紫荆一带的关隘；南面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总扼河南、山东的交通要冲。再从这里向南，在徐州屯兵，以打通两京的咽喉。每处屯驻重兵一二万人，根据轻重缓急决定人数多少；停止两直隶以及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的轮班军，利用就近的屯兵守卫，作为京师的屏障。京师有事，就调发他们。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必须先巩固外部以屏蔽内部，以重兵控制轻兵。譬如人家居住，必定有藩篱、墙壁，然后厅堂居室才能坚固；内部呼叫，外部便能响应，如同设置了关锁，只要内部有一点动静，四面的机关都能响应，这样盗贼想要轻易侵犯、夺取我们的财物，就不敢了。近年以来，调发两直隶、河南、山东的军队到京师轮班操备，半年更换一次。新班军已经出发而旧班军还没有回来时，虽然设置了城池，却有队伍空缺的情况；幸而没有事便罢，万一有不法之徒……

译趁着空虚作乱，将用什么来支撑抵御呢？假如设置辅郡，利用就近屯兵守卫，那么军士就能满足成家立业的愿望，人口和家业日益繁衍；国家也省去转运粮饷的劳苦，调发军队容易集中。边地有足够的防御装备，关隘也有人守卫。这样一来，都城就会巩固，国家社稷也会安定。如果臣的话值得采纳并付诸施行，对于国家的谋划也不是没有补益。郡国的守卫【丘濬】臣考察，前代各州的军队都没有固定制度：有的由当地百姓自行守卫，有的由禁兵出屯，有的从户籍中选取，有的通过招募而来，有的因发生警报而由百姓团结自守。这些都是根据当地土地条件，顺应当地民俗便利，人数有多有少，制度有废有置；不仅没有恒常制度，也没有固定人数。只有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就设置卫所来防卫州县。卫必须有五个所，每所必须有一千名军士；又分设藩司、总兵等镇守机关加以总领，并设置都卫。后来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已有一百多年。与汉、唐、宋的制度相比，可以说是十分完备了。然而太平日久，兵备不能不松弛，军伍不能不缺额。旧制遇到军伍缺额，卫所派旗军到原籍，直接勾取补充；其流弊竟发展到被勾取的人反而少于派遣的人，得不偿失。于是采纳言官的建议，每年分派御史清查勾补，但也只是徒有其名，对事情没有益处。近来又有人建议考核御史勾取的数目，以此作为黜陟标准，但也只是徒然伤害平民，对军政没有益处。臣曾考察历代制度，都是草创初期军伍人数少，到末期才出现冗员泛滥的弊病。只有我朝却是先多而后少，这是为什么呢？前代的制度，大多因一时需要而随事制定，只有我圣祖斟酌古今，建立一代制度，使子孙百世遵守。当初制定军伍时，内地多是抽丁、垜集而来，边地多是因罪谪戍而来。岁月久了，奸弊日益滋长：有的改换姓名，有的篡乱户籍，有的暗中分户，有的私自分居，彼此互相隐瞒，上下互相防范，终于使簿册难以清理，追查也没有踪迹。其中当然也有男丁尽绝、户籍断绝的，但正户仍在、却连累旁人的情况也不能没有。为今后的计策，请求敕令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都要造册，详细开列本卫及所属州县原来设置的额数多少、如今实际在籍多少、缺额多少，不论军户存亡，都要详细造册，并注明籍贯及充军的缘由。同时命户部下行天下布政司：各府、州、县也要造册，开列各州县军户多少、现今正在充军服役者多少、查找不到姓名籍贯者多少，彼此核对，以查明实际人数。各卫所现今领取粮饷者多少、缺额而未补者多少，由兵部汇总奏闻，并请文武大臣集议。对于缺额，必须制定什么办法，才能使军伍人数足额，恢复建国初年的旧制，必须做到不违背民情而使百姓产生怨恨，不成为民害而激起变乱；应当把根由查明，反复研究两三次，然后付诸施行。这样，在众人议论之中必定会有良法善策，不会徒劳无功。天下的事，好比器物一样，有新的就必然有旧的；旧的坏了，就再制造新的，这样它的功用就不会穷尽。今天的军伍，可以说已经又旧又坏了。如果现在不及时为它制定制度，我恐怕情况会一天比一天严重，积累到最后一无所有；一旦发生事变，却想仓促使用这些军队，那时一定会后悔也来不及了。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军事更大的；国家安危所系，国运长短所关，实在不能不对此加以重视。那些只求充数的官员，不作长远考虑，只想勉强把眼前的事情办完，把责任留给后人，大概是因为官职并非世代相传。至于圣明的君主，承继列圣的宏大基业，要把它传给万万世的圣明子孙，怎么可以不作长远考虑呢？唐人有话说：“蔡州的功业，只有果断才能完成。”淮蔡之地，不过一个州的土地，尚且不能没有决断；何况这样宏大的根基，疆域广及万方，延续亿万年，其所以使皇帝深深挂念、效法上天创造万物那样作出雄断，又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呢？臣对此实在忧心牵挂，不能自已。《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三 明代黄训编纂 兵部【职方司下下】奏陈愚见以消弭边患事【汪鋐】臣先前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正好有强悍的番夷佛朗机驾船在海上作乱。那种船用夹板制成，长十丈，宽三丈，两旁安装船桨四十多枝，四周设置铳三十多管。船底尖、船面平，不怕风浪。人站立的地方用木板遮护，不怕弓箭和石块。每船二百人，船桨多、人员众，即使没有风也能快速航行。各铳一齐发射，弹丸像雨一样落下，所向无敌，号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成，大的重一千多斤，中等的重五百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每管铳配备提铳四把，大小依铳管而定，均用铁制成。铳弹内用铁、外包铅，大的重八斤。它的火药制造方法与中国不同。铳发射时，远处可以达到一百多丈，木石碰到它都会粉碎。正德十六年正月间，臣根据东莞县白沙巡检司巡检何儒的访查得知，他上一年因办理抽分事务曾到过佛朗机船上，见到中国人杨三、戴明，详细得知他们已经多年投在佛朗机国，完全知道造船、铸铳以及配置火药的方法。臣于是命何儒秘密派人到那里，以卖酒米为名，暗中同杨三等人通话，晓谕他们归向教化，并给予重赏。他们于是乐意服从，约定日期和夜晚，何儒秘密驾小船把他们接到臣这里，经审查询问，情况确实如此。于是命人依照样式制造，试验果然有效。后来臣率兵驱逐佛朗机，依靠使用这种铳，将其击败杀灭，无一遗漏，并缴获大小铳二十多管，与杨三等人制造的形制全都相同。臣私下认为，佛朗机凶狠无状，只是依仗这种铳；这种铳的猛烈，是自古以来的兵器没有能超过它的。用来抵御敌人、用来守城，最为便利。比如北方敌人来犯，在平原旷野同他们交战，就使用重一百五十斤的铜铳，装在手推车上，每车装一铳，火药、弹丸和提铳都放在车上，前后推拉，同时发铳。每车用四人；一开始应使用三百铳，敌军势力很大就增加到五百铳，布列在前阵，等候时机一齐发射。顷刻之间，一铳可以发射数枚弹丸，声音震动天空，战马一定惊恐溃散，碰到弹丸的就会死亡，没有碰到的也会奔逃。敌人如果看见我军这样布阵，调转马匹向别处去，我军就迅速推车追击；敌人向左走，车就向左转，敌人向右走，车就向右转；也可以预先观察地形、估量形势，用车从三面等待敌人，临战时再斟酌决定。夜间就把车辆围成营地，白天再像原来一样展开布置。在要害之地、险要关隘，应筑成城堡，布置使用重五百斤的铜铳。敌人来到城下，发射这种铳，他们决不可能越过。凡是边塞的一切要害之处，都应筑造这样的堡，用这样的铳防守。至于京师防守城池，则大小三种型号的铳兼用，分别布置在各城。一旦有警，敌势大就用大铳，敌势小就用小铳。臣此前曾把原来缴获的佛朗机铳四管以及制造的手车四辆，责令巡检何儒带领杨三等人，呈送梧州军门，再转送朝廷。已经依照拟议派何儒等人携带进呈，请求敕令有关部门，等送到之日进行检验；如果确实可用，就大量铸造，依臣所说用来御敌、守城，没有不能奏效的地方。臣又私下考虑，南畿是根本重地，防守不能不严。操江虽有船只，但或许还不尽完善，是否可以依照蜈蚣船的式样制造几十艘，把现在的船改造成用桨、用铳的船，完全按照这种方法训练军士，使他们长期熟悉娴习，那么防守就会更加牢固。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再行查议，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特赐实行，那么在紧急时刻，未必不能成为万一之助。臣实在恳切期望至极，谨具奏章上报。奉圣旨：交给有关部门知道。再奏陈愚见以消弭边患事【汪鋐】臣私下认为，西北两边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古以来抵御边患的方法，以防守为上，交战次之。敌人来时有所准备，敌人离去便不要追击，这就是所谓防守。帝王以保全自身来取得胜利，关键就在这里。我国家察看地势形胜，沿边各设重镇，如陕西有甘肃、延绥、宁夏，山西有大同、宣府，这就是五镇，实在是西北的重大屏障。每镇官军不少于六七万人，沿边设置墩台、城堡，作为防守的谋划，本来没有不周全的地方。然而敌寇到来，最终却没有能力抵御，敌人冲突奔逃，所向无前；一旦交锋，总是敌胜我败，官军伤亡动辄达到数百上千。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墩台起初没有拦截敌人的军队，只是用来瞭望；城堡又多半没有完备防守，即使偶尔有守军，所持兵器也打不到远处，没有拦截敌人的作用。我军遇到敌人，人数和力量都不相当，失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的办法，只有采用臣进献的佛朗机铳：小的如重二十斤以下、射程可达六百步的，配置在墩台；大的如重七十斤以上、射程可达五六里的，配置在城堡。每座墩台放铳一把，由三人守护；每座城堡放铳三把，由十人守护。每隔五里设一座墩台，每隔十里设一座城堡。城堡不必很大，纵横都只要五丈，比墩台大三分之二，这样既省工力又容易建成。外面设墩台，里面设城堡，排列成两层，或三四层，大小相互依托，远近彼此呼应，像星星和棋子一样分布，没有空缺。敌人从东边来就从东边打击，从西边来就从西边打击，那么敌人自然没有立足之地，可以不用交战便坐收全胜。臣又计算过，每镇的要害之地、敌人必经之处，大约不过千里。每十里一堡，则一千里应设置一百堡；每五里一墩，则一千里应设置二百墩。一堡十人，一百堡用一千人；一墩三人，二百墩用六百人。这样，一千六百人就可以遍守一镇。按照轮番更替的办法，一年分为四班，一千六百人就应当使用六千四百人，这只是一个镇军士的十分之一，已经绰绰有余了。使用十分之一而让十分之九闲暇，那么闲暇的军士本来就有五万多人。再把这些人全部督促去屯田耕种，边耕种边守卫，仍从中每十人抽一人到镇城操练备战，轮班更替，也不妨碍农事。将领以下，除了额定的军士和随从外，不得占用一名军人服杂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