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九

译第三，谨慎办理大婚。臣听说，天子与皇后，犹如太阳与月亮、阳与阴，是相互配合才能成就的。因此礼制把大婚看得很重。自古圣王在婚姻开始时，都广泛访求善良的家族，谨慎选择有美好德行的女子，然后告知宗庙，依婚礼成婚。在尚未婚配以前，又一定要让她在公宫中受教，由师傅、保姆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育完成后再行祭祀，是为了使她成为顺从礼法的妇人。从前宋哲宗年幼继位，将要举行纳聘礼，他的大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谈到纳后应当先了解四件事：一是族姓，二是女子的德行，三是礼仪是否隆盛，四是广泛听取意见。吕希纯则说，应当寻求有德行的名门，不应当迷信阴阳术数，按照男女的年命来推算婚配。彭汝砺又说，应当及早选择，并预先教导她。因为王道教化的开端、万种福祉的根源就在这里，选择不能不精审，教育不能不预先进行，礼仪尤其不能不端正。伏望圣朝历代圣君，都有内在德行的辅助，才成就了盛盛相承、和谐融洽的治理，这并不是偶然的。如今皇上圣德英明，天资纯粹，上天降下命令并加以鉴察，必定会选择贤淑的女子来佑助皇家。近来听说已分别派遣内臣到各处采选，所得人选必定不止一人。伏望陛下远考先王礼制，近取宋代大臣的言论，上为宗庙、天地的奉祀考虑，下为万世子孙谋划，请命内阁及有关部门的大臣考察研究典礼，审慎处理相关事宜，一定要根据德行选取，不要只因容貌而进用。在这居丧期间，暂且推迟册立皇后的日期，等祥祭、禫祭结束后再成就婚礼；依照宋哲宗的旧例，把选中的女子暂时安置在太皇太后宫中，使她观察、效法宫中的礼仪，选择贤良的师傅、保姆，修习言语、德行、功容方面的教育，严格服饰的节制，陈列图画、史书作为鉴戒；凡是睡眠饮食、坐立、视听、行动举止，都一概用礼法约束，不使她陷入邪僻。教育完成后，还要每天考察她的行为，必须具有关雎、鹊巢所表现的德行，以及葛覃、樛木所表现的操行，足以成为天下母仪，表率端正六宫，然后在内宫设置帷帐，按照六礼成婚，以确定后妃的名位，端正天下的根本，以此来报答上天显赫而重大的美好命命；这样举行礼仪、告祭宗庙，史官也无愧于记载，不仅不违背古训，而且尤其能使孝道增光，成为四海的仪范，为万世垂下法则，使文王《二南》的教化在今天重新出现。陛下实行正德，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吗？臣年老而且昏耄，不通达时宜，但一片恳切爱君之心，早晚都不敢忘，冒着万死进献狂妄之言，希望圣明留意，天下万分幸运，万世万分幸运。第四，重视诏令。臣听说，君主用来鼓舞、推动天下的，在于诏令；诏令能够通行天下，靠的是信用。必须成为所谓“伟大啊，君王的言语”。如果发布诏令不轻率，并且坚持一定实行，坚固如金石，守信如四时运行，那么天下之内，没有人不肃然听命并心悦诚服。《尚书》说：“命令一经发出，就只应当实行。”

译《左传》说：“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 诏令难道可以不受重视吗？近来陛下刚登极时，发布明诏，昭告天下。诏中说国家财赋有限，议论裁减文武官员中领取俸禄而无实际职事的冗员，以及裁撤各门、各局、各仓库和各处增设的内官；又说盐和粮食是国家急需的财用，不允许有权势地位的人请求、讨要和占据盐引窝场，这是为了节省国家财用；又说皇亲和权势者接受别人献上的田地，侵夺百姓利益，要治以重罪；又说内外权势者占夺军民田地，要限定期限改正、退还，这是为了体恤百姓的隐忧。这几条全都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也是当今的急务。天下听到后，无不歌颂圣德，认为军民的困苦或许可以得到缓解。如今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但裁减、收回冗员，以及惩治权势者、令其退还土地的事情，都没有听说。于是内阁大臣有奏称政令壅塞、诏书所载全成空话；六科谏官也有奏称冗员重新留用、传奉官重新出现、号令失信。这样看来，陛下的诏令在耳目所及之处，已经有受到牵制、不能实行的了，又怎么能推行到天下呢？成汤所说“我不食言”，他的做法究竟怎样？汉代不奉诏的官吏，又应当获什么罪呢？臣希望陛下以刚决果断来主持此事，以坚定凝定的意志来守持它，不要因为豪门大族而宽纵，不要因为宠妃近幸而姑息；听从群臣的意见，治办不奉诏令之人的罪，那么法令从近处就能实行，恩泽遍及百姓，四方夷族也没有谁敢不服。这是正德的首要事务，希望圣明留意，天下就万分幸运了。第五，敬畏上天的警戒。臣听说，上天生育圣哲，非同寻常的君主必定会遭遇非同寻常的灾变，以警醒、震动其心，使他忧虑勤勉、警惕自励，修明政事、建立功业，以达到非同寻常的治理。像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周成王时的风雷灾异，周宣王时《云汉》所说的旱灾，没有一件不是上天仁爱之心的表现。所以尧、舜以警戒自己为念，成汤用六件事自我责备，成王因悔过而到郊外祈祷，宣王侧身修养德行，他们都能把灾害变成吉祥、把祸患转为福祉，是因为能够以诚心敬畏上天。臣又恭敬读到《五伦书》所记载的事情：我太祖皇帝开创基业之初，多次遭遇严重旱灾，圣谕认为若想弥补天灾，就应当谨慎修养自身，诚心爱护百姓，因此减省膳食，吃素，宫中也都如此，并免除百姓的田租。又曾亲自穿素服徒步到山川坛祭祀，铺设草席，白天暴晒在太阳下，夜晚睡在地上，三天之后大雨下得充分。还曾亲自祭祀百神，说：“如果有罪责，应当加在我身上，不要造成百姓的灾祸。”他自我修德已经做到如此，所以能够开创大业，最终达到隆盛太平，留下无穷的福泽，这并不是偶然的。如今皇上是上天所生的圣哲，初政清明，求言求治，孜孜不倦，本来应当治理成效更加隆盛，各种祥瑞全部到来。然而即位以来，星象显示变异，淫雨成为灾害，西方有天鸣，南京发生地震，陕西又有灾害，百姓哀号，有见识的人也战栗不安，深深怀有不可预测的忧虑。所谓非同寻常的灾变，难道不是上天仁爱之心，想让皇上振作非同寻常的志向，实行非同寻常的措施，以挽救这种灾变吗？《尚书》说：“上天所看的是从百姓那里看，上天所听的是从百姓那里听。”凡国家施行政事、任用人员，只要不合乎众人的情愿，就是违背天意。比如有罪而不诛，有功而滥加赏赐；或者宠幸之门从旁边开出，使大臣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或者权势者从中把持，使各部门不能履行职责；百姓已经穷困，征敛索取却更加急迫；财物已经匮乏，奢侈浪费却没有节制。像这一类事情，都是上天之心所不悦的，也是灾变产生的原因，不能不察觉。伏望陛下远以帝王为师，近以圣祖为法，先以侧身修德的诚意向上天谢罪，又以自责求言的心意昭告天下，每天和身边、朝中的大臣讲求造成灾害的原因，以尽到消除灾害的办法。凡是任用人员、施行政事中违背天意的，都一概纠正；内外同心，上下共同修治，以承接上天仁爱之意。这样或许可以使精神暗中相通，和气受到感召，百姓心悦，上天之意也能得到，那么陛下的正德就不至于成为空文。希望圣明留意，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译《论裁撤中官疏》【汪循】臣近日恭敬阅看朝廷邸报，工部尚书曾鉴等在题本中开列，军容、安辔二局增设的管事内官，请求裁减，这大概是奉行诏书中有关事项的意思。陛下不但不裁减，反而命司礼监查考正统、天顺年间的旧例来办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不想裁减内官，本不必写入明诏；既然写入明诏，就必定认为内官滥设是可以革除的。既然可以革除就应当立即革除，何必再查？应当裁决裁撤，何必再查看旧例？君王承受天命，号令应当明如日月，守信如四时，威严如雷霆，坚定如金石。上天不改变，法令也不改变；山可以移动，判决却不能移动。何况陛下即位之初、发布命令之始，已经写成诏书，颁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人心归向，臣民都抬头仰望。维新政治还不到三个月，就有前后两道不同的命令，凭什么统御天下、承受天运，又怎样慰藉亿万臣民的希望呢？朝廷内大小群臣和各部门，又依据什么遵守，以向四方统一民心呢？然而这件事的意图不只是出自陛下，臣私下听说，先帝时已经有成命了。实在是因为中官管事，危害不小，不只是各门、各仓、各局如此，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他们管理一件事，就败坏一件事；到一个地方，就祸害一个地方；又倚仗天子私人臣属的声势，令人畏惧，没有人敢过问。至于镇守地方、掌管军队、抽分以及管理仓场钱粮的机构，中官造成的危害尤其大。他们的危害不只是百姓不能忍受；下有怨言产生，上天就出现灾异，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就有。先帝修养德行以消弭灾害，明白地知道其中缘故，想实行裁撤，不幸中途驾崩，臣民都很失望。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周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事业，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圣人赞美他们，称为达孝。况且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陛下从先帝那里继承，又要传给子孙。如今陛下发扬达孝之心，想述行先帝已经做过的事，完成先帝尚未实行的志向，那么祖宗本来就有法度在那里。内监的设置，官员有固定名额，职掌有常规事务，只掌管宫禁和服饰器用的需要，从未干预朝廷政事，这些都完整记载在《皇明祖训》中，明明白白可以查考。陛下不查这些，反而命人查正统、天顺年间的事例，那就错了。英宗皇帝是英明睿智的君主，却仍沿袭洪熙、宣德以来轻易改变祖宗法度的做法，增设中官，宠信过度，以至王振售卖奸谋，吉祥图谋不轨，皇帝出行蒙尘，几乎危及社稷。正统、天顺年间的善政固然很多，但中官这一件事，只可以作为鉴戒，不能作为法则，这一点是很明白的。等到前后两道命令已经下达，大臣却委靡不振、顺从承受，不再陈述意见；科道官也坐视旁观，不立即匡正挽救，使陛下开始陷于不明，最终失去信用，这是谁的过错呢？自古天下的事情，常常起于微小，形成于逐渐发展，到了极点便盛大；一旦到了极点，势力就沉重而难以改变。宋代儒者周敦颐说：“天下不过是形势罢了，形势有轻重。到了极重就不能反转，能够认识到它沉重而赶快扭转，还可以做到。扭转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及早认识，所需力量就不容易具备。”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形势也将变得沉重了；如果不能及早认识，扭转又没有力量，恐怕将来难以收拾。臣曾读史书，读到唐代天宝之乱、宋代靖康之变，没有一次不痛心捶腕：祸患刚开始还没有显现时，没有有智谋的人谋划于开端；变化将要发展到极点时，又没有勇敢的人妥善收拾结局。君主拒绝进谏而喜欢宴饮安逸，臣下奸诈贪婪而从事蒙蔽，君子忍气吞声、意志消沉，小人却安于危乱、从灾祸中谋利，最终酿成大祸。因此自古贤明君主励精图治，无不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方略，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尤其一定要进用君子，听取忠言，使上下同心，然后才能成就一代的治理。例如唐太宗能够容纳王珪、魏征的直言，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的风范；宋仁宗能够采纳范仲淹、唐介的忠言，所以达到了庆历之治。贤臣进献言论，也一定在祸患尚微时谨慎防范，在祸患初露时考虑，多有超过实际情势的劝告。汉文帝崇尚节俭，治理成效可与成王、康王相比，贾山仍以秦朝的覆亡作比来劝谏，贾谊还为此痛哭；宋仁宗恭敬节俭、仁慈宽恕，朝廷中君子很多，苏辙仍拿六位君主作比较，苏轼还为此深深悲叹。这两位君主没有认为四位臣子的言论过分，反而赞许并采纳，因此享有隆盛太平的利益，成就了英明贤德的名声。这些都是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治理时思考混乱，君臣彼此投合、上下共同修治，从而成就治安的明显证明。何况如今正是人事纷扰的时期，天命将要断绝或延续的关头；自陛下即位以来，阴雨和□▯已经超过三个月。阳刚是君主的象征，阴柔则是臣下的象征。类推而言，阳代表男子，阴代表女子；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阳代表中国，阴代表夷狄；阳代表生发，阴代表肃杀；阳代表庆赏，阴代表刑戮；阳代表和悦，阴代表悲惨。所以天道运行，晴天总是多，阴雨总是少；阳气总使事物有余，阴气总使事物不足。如今上天的运行反常，必定有相应的原因；上天仁爱之心，难道就在这里吗？孟子说：“在内没有守法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外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这也是说，事情的征兆往往在无形之中出现，祸乱产生于人们忽视的地方。如今上天在上面显示变异，敌人在面前交相逼迫，百姓在下面困苦，亲眼所见、内心所思都是应当不得安宁的事情，陛下必定应当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涤除杂念、洗濯内心，反省德行以挽回天意，安定内部以抵御外敌，消除已经显现的变异，使它不成为灾害，倾覆将要闭塞的运势，使它转为通泰。这实在有赖于陛下和那些守法辅弼之士。陛下正当年富力强，初次处理万机，不应当长期深居宫中，只让几个宦官传达命令到外面。臣私下听说，先帝驾崩时，曾亲自握着辅臣的手，把陛下托付给他们。如今少师刘健、少傅李东阳、谢迁等大臣，确实是亲自接受先帝顾命的；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等大臣，也是先帝曾不时召见、共同决断大事的人。陛下应当召他们到便殿，与他们讲论朝廷政事的得失，询问天下军民的利弊疾苦；群臣的章疏也一定要亲自省览，与他们共同斟酌取舍，依次施行。至于已经颁布、通行内外的诏书，难道能不守信用吗？

译俗话说：“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百姓只是普通人，舍弃信用尚且无法自立，何况万乘之主如果没有信用，凭什么立定朝廷、安定天下、统一民心呢？臣希望陛下毅然实行，不被浮泛之言阻挠，不被谗言迷惑，不被近幸亲昵之人牵制。诏书中若有尚未完备的地方，就推类扩充，以补足其余；继承并完成先帝的志向，光复祖宗的旧制；区别贤能与愚昧，辨明忠臣与奸佞，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审察公私，明定赏罚，把乾刚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日月般的光明高悬中天，成就一代大有作为的君主，给万世留下无穷无尽的事业。这样，陛下才没有辜负先帝的托付，这就是微臣奉献犬马之忠、图求报答陛下的心意。然而想到自古直言的臣子，大多有利于朝廷而不利于权贵宠幸，有利于天下而不利于自身，往往话一说出口灾祸就随之而来，计策实行之后自身便遭杀戮。臣并非不知道保全职位、守住俸禄，凭资历升迁便可以获得富贵；只是仍不顾忌讳，去撩拨蛇头，踩踏虎尾，危险得像撼动大山的蚂蚁、扑向灯火的飞蛾一样不肯停止，难道是厌恶长生而喜欢速死吗？只是因为我所追求的东西有大于生命的，我所厌恶的事情有甚于死亡的罢了。堂堂天朝，上要驾凌唐尧虞舜，下却反而不如汉、唐、宋，而朝廷大臣、言官却想把自己置于汉、唐、宋诸臣之下，臣实在以此为耻。臣的才干比不上贾山、贾谊二人，文章不如苏辙、苏轼二人，职位又不在王珪、魏征、范仲淹、唐介诸臣之列，只是亲眼看到当世的弊病，心中怀有忧虑百姓的悲愤，所以不惜万死千刑，只希望让陛下广泛地有所觉悟，我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也是因为志向相同，但我仍不敢以诸位大臣所达到的境界限制自己而停止学习。孔子、孟子的门徒对陛下所抱的希望，我也不敢只以汉、唐、宋诸君所达到的成就为标准，而是希望超过尧舜之上，这就是臣的志向。所谓奉献犬马之忠、谋求补报君恩，说的就是这个。臣面对纸笔写下这些话，极为愤激，也极为战战兢兢、警惕自励。《弹劾宦官疏》【韩文】臣等私下想到，君主以辨别奸邪为明智，臣下以冒犯君颜进谏为忠诚。所以群小奸邪逼近君侧，势力足以危害社稷、扰乱天下，在尚未发作时叫作祸根初萌，因此说“萌芽不可任其生长”。臣等有幸在股肱大臣之列任职，正逢君主年少、国家疑惧的时期；仰观天象，俯察舆论，瞻前顾后，内心如同被割裂，甚至半夜起身叹息、面对食物哭泣的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臣等私下思量，与其叹息哭泣，不如冒死进言；即使因进言而死，难道不仍然胜过闭口沉默、苟且容忍吗？这是臣的志向，也是臣的职责。臣等恭敬看到，近年以来朝政日益败坏，号令不合适；自入秋以来，陛下临朝渐晚，臣等仰望圣容，见日渐清瘦。众人都说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制造巧伪之事，放纵、迷乱皇上的心志；有时击球跑马，有时放鹰逐犬，有时让俳优杂剧交错陈列在面前，有时引导万乘之尊同外人交易，亲狎亵渎，完全没有礼体；白天游乐还嫌不足，夜晚又接着继续，劳损精神，亏损志行德性，于是使天道失序、地气不宁，出现雷电异象、星辰变异、桃李秋季开花等现象，考察这些征兆，都是不吉利的征象。实在是因为这些小人只知道蛊惑君上，以便实行自己的私欲，却不想想赫赫的天命、辉煌的帝业，都系于陛下一身。如今大婚虽然已经完成，储嗣还没有建立；万一游宴损伤精神，起居失去节度，即使将这些人剁成肉酱、腌成肉泥，又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从前我高皇帝历经艰难、百战取有天下，历代圣君相继承继，传到先帝，再传到陛下；先帝临终顾命的话，陛下亲耳听过。为什么竟姑息群小，把他们安置在左右，进行长夜游乐，放纵无穷的欲望，以此拖累圣德呢？考察前代宦官误国的事例，他们造成的祸害尤其惨烈，汉代十常侍、唐代甘露之变，就是明显的证明。如今马永成等人的罪恶已经显著，如果放纵而不治罪，将来他们便无所顾忌，造成的祸患绝非小事。伏望陛下奋发刚断，割舍私恩，上告两宫，下谕百官，把马永成等逮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挽回天地间的变异，发泄神人共同的愤怒，暗中消除祸乱的根基，永远保全国家长久的基业。这样，皇上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臣等也将成为太平时代称职的臣子。事情关系安危，情势出于迫切，臣等不胜战栗、恭候命令之至。《自劾疏》【李东阳】先帝临终顾命，恳切地把陛下托付给臣等，臣等痛心刻骨，发誓以死报答。等到陛下开始处理政务，臣等竭尽力量匡正扶持，不敢轻易请求退职。近来地动天鸣、五星凌犯、星斗白昼出现、白虹贯日，各种灾害异象叠加在同一时期。京城及近郊道路上发生杀人事件；西北各边，强敌猖獗，损失军队、折损将领，交战时没有兵力，守备时没有粮食。百姓生活穷苦，府库空虚，风俗衰败，纲纪废弛；赏赐不与功劳相当，刑罚不与罪行相当，法令不能实行，官号爵位滥设。各部门的弊政日益增多，千疮百孔，随补随漏。在这种时候，内外臣僚同心协力还怕不能支撑，却有人只顾保禄固宠，任性制造弊病，公开进谗诽谤，奸邪之人得意，颠倒黑白，是非混乱。百姓在下怨恨，却没有人知道；上天在上显示变异，却没有人畏惧。臣曾经遍览史籍，通观古今，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国家不发生动乱的。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诏书一下，天下伸长脖子盼望太平；但朝廷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改动，始终没有安宁的日子。百官各府纷纷效仿，已经成为风气；不但使政令被搁置而不能实行，甚至几乎全被改变。提出建议的人被说成多嘴，办理事务的人被说成无事生非。

译多次执掌奏章进言，就被说成再次扰乱；查考、革除旧例，就被说成纷纷更改。忧虑百姓生活和国家计策，就好像没有听见；知道事情涉及近幸、贵戚，就牢牢坚持、不可改变。为了一个、两个小人的私恩，毁坏百年的既定谋略而不顾；为了一个、两个小人的邪恶谗言，违背满朝的公论而不顾。臣等忝居重要职位，只是徒然拥有虚衔；有时命令从宫中发出，略微都不让我们预先知道；有时我们已经议拟了某事，却被径直改动。多次陈述意见，大多得不到允许。这次是兵部、户部等部门议定功劳等级等事项，臣等具本上陈，极力说明利害，拱手等候数日，却没有得到批答。若认为臣等的话对，就应当俯赐施行；若认为臣等的话错，也应当明白地加以斥责。然而奏本却留在宫中不予答复，视若无物，使臣等不知道应当趋向何方，进退都没有依据，忧虑到了极点，睡觉吃饭都不得安宁。臣也知道内心明白、对外顺从，是臣下通常的做法；但政令从多个门户发出，过错最终归到臣等身上。抚心回顾自己，没有办法自我申明；内心辗转，实在是事情迫不得已。如果只是借用先帝顾命大臣的名义，却没有尽到辅导陛下的实际责任，因循拖延、消磨时日，窃取俸禄、苟且容忍，既辜负先帝，也辜负陛下。伏乞圣明怜悯察看，特许臣等退休，另行选择贤能之人代替这一重大责任，那么陛下优待旧臣的心意和振作精神推行新政的主张，就可以两方面都得到实现而没有遗漏了。圣旨批答：卿等恳切地为治理国家操心，朕已经知道了。你们所说的事情，等待斟酌后施行；应当用心像从前一样辅导朕。《论时政疏》【李东阳】我私下听说，接受重托、以身事奉君主，是人臣通常的职责；受托辅佐幼主、寄托身家性命，则是天下最重大的责任。必须处在常职之中而不失其身，承担重任而不辜负托付，这样才可以问心无愧。若只是荒废职守、尸位素餐，借用“委质”事君的名义，却不能扶助倾危、挽救危局，辜负托孤的重托，那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痛心地回想孝宗皇帝病危之时，召臣等到乾清宫御榻之前，亲自赐下顾命遗言，谆谆叮嘱数百言。臣等叩头拜受，悲痛得不能自持。当时司礼监太监陈宽也确实共同听闻此事。自陛下即位之初，臣等辅导启沃，多有意见得到施行，很少能够有所报答。可是近几个月以来，往往防命从宫中直接发出，臣等全不预先知悉；凡有所议定拟办的事情，也径直被改动。诏书失去信用，政令失当。臣等不敢一一细说，姑且只谈其中较为重大的。商人谭景清等依附皇亲，上奏请求领取余盐，既不肯奉诏交还官府，又不肯领取原价，借此挟制朝廷、动摇官府，阻挠陛下的善政，连累母后的盛德。论其情节和罪行，即使处死也罪有余辜。况且皇亲之家既然已经辞退这些家人，明明已经表明与这些商人无关，却反而曲意加以庇护，宁可使国库空虚、边饷匮乏也不顾及，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一件事。大同随征军中所登记的冲锋破敌功名次第，按照旧制，都不应升迁。何况纪功官原先登记的是按伏之功，并非对阵作战；侍郎等官勘查后，发现功劳没有明显事迹，也没有明确证据，姓名彼此不合，人数多少也不一致，却反而借查究近年弊政之名，想要升迁数百名冗员，把官法用于徇私，把爵禄看得如同粪土。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二件事。内府冗员奉防命裁减节省，佥书、守门、分守、守备等官被裁革的，百人中不到一二；而南海子净身人又选取八千多人。不仅耗费财物、伤害百姓，而且败坏风俗。至于蟒龙袍、玉带被滥行赏赐，数量无法计算，严重败坏名器，尤其不可，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三件事。御用监缺少书写印篆的人，吏部奉防命考选，却命令被裁退的人役一并送到本监考核优劣。这是不信任铨衡官员的职责，却信任受宠幸的臣子。况且吏部查出的那些被裁退人员，都是通过夤缘请托、由传奉取得任用的，奉诏裁革才没有多久，便突然开此先例，那

译么匠官、术士就会竞相仿效，形成风气，把邪门歪道当作正当途径，把诏书看成废纸。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四件事。其他如皇庄田土，已经命令巡抚官查明数目，却又再次派官员踏勘；前一批查取的人还没有回来，后一批差官又接连派出，带领人役骚扰地方。京畿百姓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哪里还承受得了？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五件事。驾帖被发往外地拿人，已经屡次被各衙门上奏议论，担心由此产生欺诈伪冒。近来因为皇亲家人上奏诉说京畿百姓侵占田土，便动辄出具文书，将人提解到京；镇抚司审问情节后，发现都与原奏不同，因而不得不亲自押解到当地官府审理，牵连负累，导致家破产尽，冤苦之声四起，以至伤害天地间的和气。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六件事。韦兴、齐玄蛊惑先朝，盗空府库：一个因夤缘而任分守，屡次被弹劾却不退职；一个上奏请求追究，只被命令取回，拖延到今天仍未依法处刑。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七件事。各营执事官军以及内府军匠、各仓军斗，都已经奏准查调到团营及各衙门乞留，却仍然照旧使用，废弃营伍名籍，给私人使用打开方便之门。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八件事。内承运库银两支销，累计数百万；内府支用却不给印票，该库内官从前已经查算，竟然一直不办；司钥库的铜钱，该部多次奏请支用，却辗转推诿拖延，直到今天还没有发出。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九件事。饶州磁器奉诏免除两年赋役，却又下令起运进京使用。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十件事。像这类事情，还不容易全部列举。臣等坐视而无可奈何，有时封还诏令、据理奏争，也不能彻底制止；这样的失职，实在难以推辞。追念先帝临终时的顾命遗言，仰念陛下委任旧臣的心意，即使我们的力量如同涓埃，只要稍有补益，即使像犬马一样有知觉，也应当报答恩德，何况如今君主年少、国家多疑，四方多事，哪里忍心洁身离职、只求自身安逸？只是我们的忠诚不足以感动君主，才能不足以济世，智慧已经穷尽，力量也已经耗竭，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臣等所陈奏的事情，曾奉有圣谕说“朕即予以处治”，至今却没有施行。如今所奉圣谕说“待斟酌施行”，这一定是认为臣等所言没有可采纳之处，既然如此，还让我们照旧辅导，也不过是继续以前的失职罢了。先帝赫赫在天之灵在上监临，难道愿意我们冒充辅导的虚名，却承担荒废职守的实际罪责吗？难道竟是这样吗！古人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也是明确的训诫。与其亲自毁坏自己，不如让位给有能力的人。伏望圣明俯察洞鉴，体谅臣等为国的心意并非矫饰，确认臣等失职之罪，特别赐令罢职归乡，赶快选拔非凡的人才，使他们担任难以办理的重任，如此或许可以上回天变，下慰人心，承继先帝托付的重任，保全祖宗基业的根本。圣防所说的事情，着令各衙门查奏后定夺。你们要尽心办理职务，以副朕的倚重任用。《李东阳年谱录》当时府部等衙门因灾异上陈言论的奏疏很多，李公担心朝廷来不及一一省览，于是进呈揭帖说：“臣等查得府部等衙门关于灾异的陈言，原文和旨意都很恳切，其中有些事情是臣等所不知道的。臣等私下担心万机事务繁多，陛下无暇全部阅览，所以谨慎摘录奏本中紧要的词语，开列在后。伏望皇上留神警省，把它放在座位旁边，早晚加以省察，以成就圣德。臣等的忧诚恳切，实在无以复加。”一项是单人骑马奔驰，轻易出入宫禁；一项是频繁临幸监局；一项是在海子泛舟；一项是鹰犬和弹射之物不离左右；一项是内侍进献饮食，也屈意接受。十月，府部、科道等衙门上疏，请求赶快铲除群奸以保全圣躬。司礼监传话说：“圣谕已经醒悟，痛下决心加以改正。”但对于所弹劾的某些太监等人，只姑且表示宽容。李公与刘、谢二公上疏说：“这几个人蛊惑引诱，罪大恶极，得罪祖宗，并不是皇上可以擅自赦免的。臣等不能及早匡正救助，罪责

译已经难以推辞。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又哪里敢阿谀顺从，以加重损伤圣德？伏望圣明刚断，俯察群臣的言论，将他们拿送法司，从重究治，以断绝祸根；这样圣德才能光辉，圣躬才能安泰，上可以慰藉先帝在天之灵，下可以符合天下臣民的期望。”

译司礼监又传达圣意，想要把某些人宽贷。李公等再次上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近年来龙颜日渐清瘦，内心十分忧惧。听说陛下每夜嬉戏享乐，有妨碍睡眠和饮食。皇城禁门开闭没有节制，甚至进入市场交易，完全没有扈卫，这都是左右近侍之徒诱导所致，以至圣心荒怠、政令乖违、财尽民穷，并上干天变。臣等认为宗社最为重要，继嗣最为紧急，所以屡次陈述忠心，仰望能够上达圣听，每每承蒙宽容，却没有料到陛下真正省悟。昨天府部、科道等官员联名多次上奏，所论事情还有臣等未能知晓的，都说太监某等数人亲狎近习、淫巧惑乱，罪大恶极，请求明示典刑；他们披露肝胆，言辞激切。臣等读奏未完，眼泪就纷纷落下。近日司礼监太监李荣等三次到内阁，传示圣意，说陛下已经彻底明白以前的错误，决意痛加改正。臣等仰叹圣明，惊喜不已。但圣意又说某等人自幼服侍，不忍立即斥逐。臣等已经两次陈请，并详细附奏，不敢阿谀顺从。臣等私下认为，改过不吝、去邪勿疑，是古代圣贤的明确训诫。君主对于小人，如果因为不知情而误用，过失还算较小；天下还希望君主明知其为小人而将他们罢黜。如果已经知道却不罢黜，那么小人相互狎玩就会更加放肆，奸邪之人和正直之士都会陷入危险和疑惧。”一旦被他们离间，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办，必定要发展到动乱灭亡才会停止。如今这几个人已经在朝廷上暴露，天下都知道了。陛下既然已经醒悟前日的诱导都是这几个人所为，那么只求早早赐令斥逐他们，使罪责有所归属，圣德也不受损害。如果含糊迁就，即使陛下在内心自我修省，天下谁肯相信呢？况且邪与正的形势不能同时并立。如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官员，都想赶快除去这几个人，而他们仍然留在左右，不仅满朝臣子都会怀疑恐惧，这几个人也恐怕不能自安。上下相互猜疑，内外不能协调，祸乱的根机，都从这里开始。关系宗社的事情，实在不是小事。这几个人如果退去，自然有忠诚谨慎、老成持重的人来充任职务。如果满朝文武都不能安居其位，陛下还能同谁治理天下呢？臣等身居此官，亲眼目睹此事；若曲意阿附，苟且逃避刑罚诛戮，那么古人所说的把忠直之臣视为仇敌、把奸邪之人当作骨肉，欺君误国，死有余辜，又凭什么报答陛下委任的恩德、完成先皇顾命的托付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因此我们倾尽心血，冒犯天威，仍希望陛下俯察并采纳。如果认为臣等不能顺合圣意、遵从圣防，那么请求罢职归田，以避开群奸，另选贤能之人来充任职务；他们一定能够感格君心、端正法度，辅佐成就太平。臣等虽然不能逃脱以往荒废职守的过错，至少还可以免除将来辜负国家的责任。皇上不准，于是李公等便以去留来决定，各自上疏请求退职。附录《李东阳年谱》正德五年庚午，李公六十四岁。六月，久旱而风尘蔽日，人心惶恐。皇上下防命令百官修身省察，特意斋戒九日。李公因为法令过于严苛，百姓不堪承受，便上疏说：“臣等身居辅导之职，内心急切想要效忠，每有见解，不敢一一烦扰圣听。臣等私下认为，近来皇上励精图治，威令广泛推行，内外臣民无不惊惧。但霜雪之后必有阳春，雷电过后必有甘雨，这是上天的规律，也是君主应当效法的道理。如今不敢多举，姑且把近来而又紧要的事情逐条陈述一二，呈请陛下阅览。伏望圣明特别加以鉴察采纳，俯赐施行，这实在是宗社之庆、百姓之福，不只是臣等的幸运。臣等忠诚爱戴之心，恳切到了极点，谨具题请防。” 一、近来逃军以及拐带马匹的人犯，押送本人到边卫充军；窝主、邻佑、火甲等人，押送到附近地方充军，这固然是惩治奸恶的本意。但人情长期懈怠，突然实行便难以承受，何况窝主、邻佑中也有不知道实情的人。如今正值天气炎热，羁押在监的人很多，请敕令问刑衙门：逃军正犯中没有拐马、或者马匹已经有下落的，送到军营操练服役；窝主、邻佑等人暂且释放；马匹仍无下落的，继续追究。并且规定逃军，近处以三个月、远处以兵备铺马送达文书之日为起始，再限六个月自首，可以免罪；以后超过期限才被发觉的，从重治罪。这样实在便利有益。” 一、近来各衙门把历年曾任佥书职名的官员全部查出，逐一追究惩治。这固然是除奸革弊的本意，但却因为一时的过失，追究一二十年前的事情；因为一件事情的差错，连累几十名人员。不仅人才难得，而且其中也有值得怜悯的情由。请敕令问刑衙门：除侵盗钱粮、接受赃物、打死人命等重大情节不可宽宥外，对于历年牵连的人犯，若属公务过错，应由原本犯错误的人承担罪责；经手办理的人只承担当年责任；已经升官或离任的，依律发落。这样实在便利有益。” 一、近来各地查盘粮草，发现亏折、受潮腐烂的，巡抚等官员多被监禁追赔原价，甚至还要加倍赔偿。这固然是慎重钱粮的本意，但职务有大小，责任有专属。赔补亏折，法律已有明确条文。管理粮务的部官、分守分管屯田的官员，固然难以推辞责任；至于巡抚的职务，一方各种政务都由其统辖，但具体事务并非都亲自经手，每天也没有余暇。请敕令有关衙门：都御史等官如果确有侵盗，依法追赔；如果只是督理不严，从宽发落，或者罢黜不用，同时申明并严格执行禁令。今后若再犯亏折等罪，从重处治。这样实在便利有益。” 一、近来各处派出的官校，真假难以辨别，间或有人假称校尉，向各衙门索取官员财物。朝廷震怒，拿解本犯并治罪有关官员，这固然是杜绝奸弊的本意。但这类官校既然奉朝廷命令，一出国门，远近都会惊恐。与其在末端治理，哪里比得上从根本上纠正？请敕令法司：凡是在外衙门应当审问的人犯，情节轻的，只令巡抚、巡按等官审理；情节重的，解送京城处治。前述官校不再派出，真正的官校不出差，伪冒者也就无从产生，这样事情或许稳妥，人心可以安定，实在便利有益。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秘录》【李梦阳】

译起初，当今皇帝即位，青宫旧日的宦官们每天引导皇上玩狗马、鹰兔，观看歌舞和角抵，渐渐荒废万机政务，不能亲理时政，人称“八虎”。段敏、黄伟虽然也是旧日宦官，却因为端正谨慎而被斥退，不受信用。防段因患病得以免死后，户部尚书韩文每天退朝后，对属吏说话，常常流下几行眼泪，都是因为宦官的缘故。郎中李梦阳偶然劝他说：“您是大臣，理应与国家同休戚，只是流泪有什么用？”韩公说：“那怎么办？”李梦阳说：“近来谏臣有奏章送入，交相弹劾诸宦官的奏章已经送到内阁了。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听说他们会极力坚持谏官的奏章。您若趁此时机率领诸大臣拼死争辩，阁老因为诸大臣共同争辩，也一定会更加坚持；这样措辞和办事或许能够成功。”韩公于是捋着胡须、昂起肩膀，毅然改变神色说：“好！即使事情不能成功，我这个年纪也足以死了。不死不足以报国。”第二天早朝，韩公秘密叩见三位阁老，三位阁老答应了此事，并倡议诸大臣参加，诸大臣也无不踊跃欣喜。韩公大喜，退朝后召来李梦阳，让他起草奏疏。韩公读后删改，说：“这篇文章不能写得太文饰，写得文饰皇上就不会省览；也不能写得太多，太多就不会读完。” 王岳也是青宫旧日的宦官，性情刚正严厉而不阿谀，也很厌恶那些宦官同类。起初内阁商议要扣住谏官奏章、不下发给宦官时，已经把他们逼得窘迫相对、流泪哭泣。等到诸大臣的奏疏又送入，皇上便派八名司礼监宦官一同到内阁请求；一天之内派来的使者有三批，但内阁商议后始终坚持不肯下发。王岳是八人中的一人，却独自说：“内阁的议论是正确的。”第二天忽然有防命召集诸大臣，诸大臣人人都感到不安。进入左掖后，吏部尚书许进首先归罪于韩公，说：“您的奏疏说了些什么？”韩公于是故意拖着鞋慢慢走，让吏部侍郎王鏊快步到内阁探听动静。阁老刘健对王鏊说：“事情已经有七八分成功了，诸位只管坚持，不要轻易下发。”到了左顺门，宦官首领李荣手里拿着大臣们的奏疏说：“有防命询问诸位先生，诸位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无非都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人；只是奴辈长期侍奉皇上，不忍心立即把他们交付法司，希望暂且宽容一些，由皇上亲自处置。”众人震惊恐惧，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回答。李荣当面问韩公：“这件事本来是由您发起的，您怎么说？”韩公说：“如今海内百姓贫困、盗贼兴起，水灾旱灾频繁，天变一天天增加；我们这些充任卿佐的大臣，没有什么匡救补益，而皇上刚刚即位，就荒废万机，游宴没有节制，亲近藏匿群小，我们怎么能不发言？” 韩公的话虽然正直，但气势不强，也很少说中要害。于是李荣讥笑着说：“奏疏已经写得很完备了，皇上不是不知道你们今天的意思，只是想宽贷他们罢了，诸位公卿。”说完便喧然退去。大概这一天诸宦官处境窘迫，已经自行请求安置到南京，而内阁的意见仍然坚持不从。诸公最终就这样退去了。只有王鏊仍旧对李荣说：“假如皇上不处置他们，那怎么办？”李荣说：“难道我的脖子是用铁包裹的吗？我哪里敢破坏国事。”李荣入内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当夜立即召刘瑾进入司礼监，并逮捕王岳、范荣。诏令把他们贬窜到南京，不久又在途中杀死二人。随后又接连斥退刘、谢两位阁老，却唯独恳请挽留李荣；而韩公也被斥退，众人都像拔去茅草一样散去了。事变的起因，大体已经无法详细考究。李荣却说：“诸大臣退下后，刘瑾一伙围绕在皇上面前，跪伏痛哭，把头撞在地上说：‘若不是皇上的恩典，奴辈早就被磔杀后喂狗了。’皇上因此有所动摇，而刘瑾等又进言说：‘害奴辈的人就是王岳。’皇上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王岳以前掌管东厂。’皇上又对谏官说：‘先生们虽然有话，只是在你们进言、内阁议论的时候，王岳又独自说内阁议论正确，这件事其中的情由是什么？’况且皇上所喜欢的狗马鹰兔，王岳曾经买来进献过吗？” 这正是皇上心里明白的地方。如今却只归罪于奴辈。不久皇上又更加伏地痛哭。于是皇上发怒，收捕王岳。刘瑾又说：“狗马鹰兔，能损害什么万机政务？如今左班官员竟敢喧哗而无所顾忌，是因为司礼监没有人。只要有我们这些人，一切都听凭皇上所欲，其他人就不敢说话了。”于是皇上下诏让刘瑾进入司礼监。这种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只是难以完全相信。又听说内阁商议时，刘健曾推开案桌哭泣，谢迁也喋喋不休地指责不止，只有李东阳没有开口，却得以恳请皇上挽留。《请求宽宥言官、铲除权奸以彰明圣德疏》【王守仁】臣听说，君主仁慈，臣下才会直言。大舜之所以圣明，就在于能够隐恶扬善。臣近来私下看到，陛下因为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意命锦衣卫派官校将他们拿解到京。臣不知道戴铣所说是否合乎道理，只是料想其中一定有触犯忌讳、触怒陛下雷霆之怒的地方。但戴铣等身居谏司，以进言为职责；如果所言正确，自然应当嘉奖采纳、施行；如果不够妥善，也应当包容掩护，以开辟忠直敢言的道路。如今陛下赫然下令，远道拘捕囚禁他们，在陛下心中，不过是稍微表示惩戒，使他们以后不敢轻率妄言，并不是真的有意恼怒而断绝言路。可是下民无知，妄自产生疑惧，臣对此深感痛惜。如今朝廷上的臣子无不认为这一举措不妥，然而没有人敢替陛下进言，难道是他们没有忧国爱君之心吗？是害怕陛下又因替戴铣等人说话而治罪；这样不仅不能补益国事，反而徒然增加陛下的过失。如此一来，从今以后，即使有关系宗社安危、疑难而不能裁决的事情，陛下还从谁那里听得到呢？陛下聪明超绝，如果想到这一点，难道不会寒心吗？况且如今正值严寒，万一派去的官校督押过于严厉，戴铣等人在路上出了意外，竟然填塞沟壑，使陛下留下杀害谏臣的名声，引发群臣纷纷议论，那就更不可了。到那时陛下必定会追悔责怪左右之人，但如果已经没有人敢进言，就太晚了。伏愿陛下收回先前的防令，使戴铣等仍旧任职，以扩大圣明无私的仁德，彰显知错即改而毫不迟疑的勇气；圣德昭彰于远近，人民无不喜悦，岂不是美好之事吗？臣又想到，君主是人的头，臣下是君主的耳目、手足。陛下想到耳目不能被堵塞、手足不能瘫痪，必定会恻然不忍。臣只是暂任低级官员，越级进言，实在是罪过。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明发防令，规定对政事得失允许诸人直言无所隐瞒，所以才敢冒死替陛下说这一番话。伏惟陛下俯察宽宥，臣对冒犯天威的恐惧战栗，实在无以复加。《刘瑾之变》【李东阳】

译三月退朝后，宫中降下敕谕，命百官留在金水桥南，跪着听宣读。敕谕叙述从前伏阙进谏的事情，认为这是结党朋比，指摘公卿、台谏数十人，尚未退职的勒令致仕。后来又说张懋等人的名字依照同佥名册，姑且不再查究，大概是指李公等曾经联名上章进谏。没过多久，司礼监把用黄纸誊写的稿本交给内阁，删去底稿后，李公认为这份敕令没有经过内阁审定，怎么可以混杂记录，便命中书在下方默记：“四月二十三日递出，大概是慎重此事。”刘瑾的威权逐渐强盛，口中仿佛含着上天的权柄，暗中把松江罢学生张文冕及其侄女婿、罢职司务孙聪养在家中。凡有批答，多让人增删，严重的甚至另行撰造，使真假混杂发出，而且文理也多不通；看到的人都知道不是内阁拟定的。每天送进敕稿，有时用朱笔涂改，李公总是命制敕房在底簿上也用朱笔逐一记下被改动的地方，以备日后考查。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请求便宜行事，刘瑾实际上支持他。李公极力表示不可，于是上奏说：太祖高皇帝设置官职、制定制度，在地方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都司掌管军队，却不掌管钱粮；布政司掌管百姓，却不掌管军马；又有按察司官员纠察弹劾，专门审理刑名，却也不掌管军马钱粮。它们的权力大体上是分掌而不兼任，这正是祖宗防微杜渐的深意。永乐以后，逐渐派都御史在外巡抚；有番夷聚居的地方，则设置镇守总兵官，后来又派内臣一同镇守，抚安军民，防御贼寇。他们的权力相同却不专断，所以敕谕中说：“应当共同计议妥当后施行，不得偏执违拗。”从来没有一个人专制一方的。比如四川所奏之事，王府、宣慰司都在其统辖之内。亲藩地位尊贵，土官又强悍，如果他们内心不服，必定会产生嫌隙。又如旧敕中记载：“草寇发生，就调兵剿捕；如果要征讨剿灭土官，必须奏请。”其中关系尤其不是小事。如今既然撤去巡抚，如果一并交给镇守衙门，任凭它自行进止，不仅事情处理不便，恐怕镇守一人自己也担当不起。这是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怎么敢在一天之内增加？如果天下各地镇守都依此办理，那么所关系的就不只是一方而已。于是宫中批示允许便宜行事，其余事项依照所议办理。陈俊获罪时，刘瑾又牵连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熊，把湿润米等项银两说成赃物，终于酿成大狱，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李公极力争辩。刘瑾说陈熊所犯罪行严重，不应姑息。李公说：“我确实是在姑息，但不是姑息陈熊，而是姑息陈瑄。”陈瑄在太宗朝开通济宁河道，以沟通漕运，有大功，获得金书铁券，子孙都可以免死一次，难道可以全部废除，伤害天下武臣的心吗？刘瑾说：“开国初年的功臣如常遇春、邓愈、汤和等人，立下百战功劳，如今他们的子孙也都已经被革除爵禄。陈瑄不曾厮杀作战，不过是有功于当代，哪里值得特别惋惜？”李公说：“汉高祖亲自确定十八功臣的位次，以萧何为第一。萧何不曾厮杀，只因为供应粮饷从未中断，便被认为是万世之功。粮食充足然后军队才能强盛；假如当时粮饷不能接济，即使有一百个张良、十个韩信，难道能够取得汉家天下吗？况且萧何供应粮饷，只是一时争战之日的事情；陈瑄沟通南北漕运，每年有四百万石粮食运到京师，对国家万年基业来说，实在是万世之利。”刘瑾无法回答。宁夏安化王寘鐇与千户何锦等人谋反，朝廷命太监张永总督军务，起用致仕都御史杨一清与泾阳伯神英提督军务，并告祭太庙出师，发布诏书告知天下。起草诏书刚刚送出，刘瑾不得已同意，却还想拖延几天。李公立即催促礼部派官员、监生、锦衣卫设置云盘、卤簿，鸿胪寺准备礼仪，第二天颁行。刘瑾看到李公捧着诏书交给礼部，出来后愤然对同僚说：“暂且让他们高兴。”这一天李公到东阁，说皇上认为诏书要把派往各处的官校召回，是要革除行事衙门；这属于历朝旧制，怎么可以革除？李公说：“旧制中的行事衙门官校只在京城活动，如今却派到四方，声势显赫，使天下惊疑；奸诈之徒也因此假托官校名义，真假难辨，近来已经屡次犯事，烦劳朝廷处置。如果把真正的官校召回，伪冒者就无处容身了。”天顺元年的诏书曾有这样的条例，李公便取出旧稿给他看。刘瑾于是哑口无言，退下后叹息说：“我花费三四年心力办成的几件好事，被这一张纸全改掉了。”后来从远方来的人都说，各地军民官员受苦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是这份诏书安定人心，灾祸将无法尽言，其中宁夏尤其紧急。寘鐇叛乱时，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官都督姜汉、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遇害。朝廷担心一个镇没有主帅，急忙改换安置人选来维系人心，一天之内降下十多道敕防。李公迅速起草奏议，刻不容缓地发出，几乎没有疑滞，往往正合军事机宜，见到的人都惊叹。起初传闻游击将军都指挥仇钺已经进入城中，兴武营守备都指挥保勣又是他的亲家，众人正疑虑不定。李公说，仇钺入城或许是想有所作为，不可预先猜疑；如果改用别人，就断绝了他的归路。于是请求以副总兵都督杨英代任主帅，让仇钺担任副总兵，保勣担任防守将领。大概是认为仇钺如果感激而奋发，就可以成功；如果已经任用了他而他反而辜负恩德，也就没有地方容身了。众人认为有理，随即得到保勣的奏疏，说：“臣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宁夏城中，如今无暇顾及，只恨不得飞渡黄河，吃贼人的肉。”言辞气势激烈，看到的人不由得落泪。不久接连得到报告，知道仇钺已经斩杀周昻、杀死丁广、擒获寘鐇；但仇钺很久没有自行陈奏，等到奏疏送到，也只是直述事情经过，从未流露夸耀功劳、希求赏赐的意思。由此可知朝廷的筹划已经周密无遗。

译王师出发才几天，捷报已经送到，于是下敕令神英回师，让张永仍然前往宁夏安抚整顿当地。刘瑾也害怕张永，不敢命令他带兵回师，听任他自行酌情处置。张永便在敕令中极力说明年年饥荒、道路上供应军需的困难。张永知道这是暗示他，于是停止进军，只带几十个人前往，并把所属三千多名官军全部送回；所节省的粮饷数也无法计算。李公因为灾异上疏辞谢圣防，皇上批示说：“卿是历朝重臣，已经接受先帝遗命，辅导朕躬；才德兼备而隆盛，内外都知道，声誉和威望显著，天下都听闻。卿尚未到随心所欲的年纪，精神容貌强健，正当辅佐朕处理政务；凡事用心，足以看出你为国的至诚。近来宁夏叛贼被剿平，都是依靠卿裁度谋划之力，朕心十分满意，怎么忍心听你恳切地以疾病为由请求退避？有病应当亲近药物，好好调养。朕已经多次降防挽留你，使你安心办事，不要辜负先帝遗命；朕的意思是你辞职请求不准。”李公又上疏辞谢，皇上批示说：“卿以衰病为由，多次请求退休，已经两次三次，朕历次降防挽留，应该尽心办理职务，使朕心满意，不必固执辞退。有病就多访求良医，好好调理。”八月十三日，宁夏进献俘虏，进入东安门后，皇上亲自赐宴慰劳。太监张永趁机从怀中拿出奏疏，奏报刘瑾十七件罪事，并且说刘瑾将要图谋不轨。皇上震怒，当夜派人逮捕刘瑾。第二天早晨，命太监温祥等拿着张永的奏疏到内阁。李公读完后，慢慢问：“现在应当怎么办？”温祥等说：“老先生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李公说：“这件事情极其重大，必须由朝廷作出重大决断。”温祥等说：“已经逮捕了。”李公说：“这是圣明的政举，天下盼望这一日已经很久了。”温祥等便说：“必须传达防令才能施行。”李公于是提笔起草进呈。皇上下达数百余言的防令，所列罪行都符合死刑律条，末尾说：“刘瑾所败坏的事情，科道官员把确实情况指实来说明。”另一天，科道官员列举刘瑾罪恶三十多条，于是把刘瑾交付镇抚司监狱审讯，并在午门前公开审问；查获他私自制造的兵器铠甲，起事日期也已经刻定，罪状明确，按谋反罪论处。于是皇上下达防令极力说明罪状，特命凌迟三日。各受其害的人争相拾取他的肉来咀嚼，一会儿便吃尽了。天下听闻后都感到痛快。这时查抄刘瑾的书籍，发现秦府永寿王为刘瑾祝寿所写的诗序，其中称谓过于卑下谄媚，皇上非常愤怒，想要降敕严厉责斥。李公上疏说：“自古以来治理乱臣贼子，都是正其名、定其罪，诛罚只及本人。从前汉光武帝平定叛贼王郎，得到官吏百姓往来的文书数千章，一份也不查看，下令诸将把它们烧掉，说：‘让那些心怀反侧的人从此安心。’历代相传，把这当作成例。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的威福，挟制天下，生杀予夺都随自己的欲望；内外臣民，谁不违心地迎合他？往来的书信和礼物，虽然在律法上有不合之处，但都是因为畏惧获罪、躲避祸害，多半出于不得已，情理上可以原谅。况且王府是皇室近亲，更应当优待。除非确实知情并共同谋反，属于法律不可赦免的罪行；至于细小的事情和轻微过错，也应当曲意加以包容。如果逐一指认定罪，确实降敕严厉责斥，那么凡是给他写信、送礼的人，不知有多少；消息传出后人人惊骇，各自不得安宁，有的终身惭愧恐惧，有的甚至因此失去生计和居所，不能不替他们考虑。”如今刘瑾罪状已经明确，典刑也已经执行，请求圣明洞察，扩大宽容，把这篇祝寿诗置之不问；其余一切与谋反无关的书札文字，也一并烧毁，消灭痕迹，使人心安定，事情处理稳妥。” 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刘瑾往来的全部文书都烧掉，没有牵连到其他人。《名臣经济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