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二十六

译臣考察，太学的教育，是为了汇聚天下贤才，使他们讲明经史，互相切磋琢磨，成就他们的才器和学业，以供天下国家任用，并不是专门计算年限、比较高下，把它作为做官晋升的途径。三代的制度是，每年入学，中年考核，必须到七年才算小成，到九年才算大成，然后才予以任用。按月记录、按季度考核，考察课业进度，尚且被认为是教育中应当争取的事。为什么士子还在学校之中，就仓促制定升迁晋级的办法，把它同私试的等级相比？这样一来，文章和行为上的竞争尤其严重。这难道是三代明辨人伦的教育、古代大学的制度吗？本朝洪武十六年，规定生员分为三等，以学业高下区别：凡是通晓四书而尚未通晓经书的，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学习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学习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都优秀的，升入率性堂。升入率性堂的，才允许实行积分。积分办法是：孟月考本经经义，仲月考论以及内科诏、诰、表、章，季月考史策以及判语二篇。每次考试文理都优秀的给一分，义理优秀而文辞较差的给半分，文理全都荒谬错误的不给分。一年内累计达到八分的算合格，授予出身。没有达到积分的，仍然坐堂学习，完全依照科举学校的制度。后来这项制度被废止，监生只按入学年月先后，分拨到六部各司历事三个月，由主管部门考察其勤勉谨慎程度，奏报送吏部参加选拔，按次序录用。此外又有抄写文书、抄写诰命的人，从中选取善于书写者充任，这也是太学出身的一种资格。当他们在学校时，每月听讲、背书都有固定日期，每季考试一次，只比较高下作为激励手段，与授予出身没有关系。又轮流派到内外各司，使他们熟悉政务；半年后回学，白天到各司办理事务，晚上回斋舍住宿，用岁月使他们从容积累，以义理琢磨提高，以规章法度约束。由学校供给廪食，是使他们学习经史；到各司历事，是使他们学习政法。遇到大比科举，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这样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本末兼顾了。近年以来，因为边境发生战事，建议者想保存并节省京师储备，以备紧急使用，于是开始实行依亲的条例，教育方法稍稍改变了祖宗的旧制。如今疆场没有战事，储蓄日益充足，请敕令主管部门申明旧法，恢复祖宗供养士人的旧制。设置学校以树立教化之六【丘濬】臣考察：设置太学、教育供养生徒，是为了国家任用，关系极其重大。张载说：‘人才从国家中产生，国家将会昌盛；子孙有才，家族将会壮大。国家拥有贤才，就像人家拥有子孙一样。’培养人才，怎么可以不加以用心呢！祖宗供养贤才的制度，比前代更为完备。各门设置宣课司，征收商税，全部用来供给士子的费用。设置典簿掌管钱粮，设置掌馔主管饭食。膳夫三更、五更不得起床，如果耽误供应饭食，就要责罚；三次犯错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管理不严肃，也要重加责罚。唉！圣祖创业草创之初，许多事情尚未完备，供给廪食供养众多士人的制度，已经如此周密。何况历代圣君相承，太平日久，反而供养士人还不如创业初期，这可以吗？臣请求申明祖宗旧制，恢复供应饭食，以供养太学士子，这也是尽圣上孝心、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大事。提督学校条例 礼部为学校事务上奏：正统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准许行在礼部抄录少师兼户部尚书黄福建所陈事项。行在通政使司官员奏报，奉圣旨，由该部察看，钦此，谨遵。抄录所见：近年来，各地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官员，不把朝廷培养人才看作要务；有的因为地方广大，多年不能遍行巡视，有的因为政务繁忙，数月没有空暇亲临察看，有的因为政务妨碍，只把征收科派作为急务，有的又不通晓文学，只知道办理事务便算能干，白白耗费廪膳，辜负朝廷培养人才的本意。拟定是否可以在浙江等按察司各增设佥事一员，在南、北直隶选派御史二员，专门提督学校；应当由行在吏部照例，从官员举荐、保结的文学才行兼优、足以作为后学表率的人中选用。正统元年四月初四早朝，本部官员题奏，奉圣旨：是。钦此，谨遵。行文到部后，会同都察院堂上官共同举荐、保结盐运司同知胡轸等十二人，于本月二十七日具题，任命他们为副使、佥事等官，前往浙江等地。奉圣旨的节略说：职任专在提调学校，这是朝廷培育贤才的紧要事务，还着礼部、翰林院计议应行条例，具奏后撰写敕书，发给他们前去。钦此，谨遵。臣等会同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官员议定了应行条例，理当开列如下。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早朝，本部官员奏报，奉圣旨：是，全部依照这份议议办理，写成敕书发给他们前去。钦此，谨遵。现拟定应当通行的条款，特此札付。一，求学的人不只是读书作文，必须首先遵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且一定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以端正根本。一，士人贵在实学。近来风俗衰败，不致力于亲身实行，只是记诵旧有的【原文至此残缺】。文章以图侥幸，如今应当首先革除这种弊病。凡是生员所学的四书、本经，必须讲读精熟，融会贯通；至于各经以及诸子、史书，也都必须讲明，并且经常考试、勉励，希望将来朝廷能够任用他们，不辜负教育培养。一，学生所作的四书文、经义、论、策等文章，务必典雅充实，说理详细明白，不许浮华空虚、夸张荒诞。至于练习书法，也要端正工整。一，学校没有成效，都是因为师道没有树立。如今教官贤能与否不一，首先必须考察他们的德行，考核他们的学问。如果行为和所学都好，就必须以礼相待。如果第一次考核，发现学问浅薄、疏漏，或者怠于教诲，暂且告诫勉励，使其进取改过；如果第二次仍没有进步、也不改过，就酌情施以杖责等处罚；第三次考核仍无进步、不改过，就送交吏部罢免。如果贪婪淫乱、不成材而且罪迹确凿，不必考察其学问，立即具奏逮捕审问。吏部另选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前往补缺。

译一，学校一切事务，都必须遵照洪武年间的卧碑规定，不许擅自改变违背。一，师生每天坐在斋舍讲书，并按日供应廪膳。府学命有司配给膳夫四名、斋夫八名；州学膳夫三名、斋夫六名；县学膳夫二名、斋夫四名。不许违误、缺役，也不许超出额数滥行增设。一，生员领取廪膳六年以上仍不通晓文理的，全部发去充任吏员。增广生员入学六年以上仍不通晓文理的，罢黜为民，承担差役。一，生员有缺额，就在当地不论官员、军户、民户之家，选择俊秀端庄稳重、有志于学习的子弟，考核后补充。不许听信有司和学官，也不许他们接受私情而滥行举荐。一，生员之家，全部依照洪武年间的旧例，除生员本人之外，优免户内两名丁男的差役，有司不许故意违背。一，凡巡视学校，水路乘驿舟，陆路乘官马；仍在本司带一名书吏随行，陆路乘官驴，所需费用都由廪给支取。一，各地有司应当用心提调学校，严格约束师生教学读书，不许放纵他们在外游荡作非。学校殿堂、斋舍等房屋损坏，应立即命有司筹办材料、估量工程修理，不许借此滋生事端，因而严重扰害百姓。今后有司如果倚仗按察司副使、佥事或御史专门管理学校，推托理由而不尽心提调，或者学校中一切应办之事不加整治，允许据实指明，移文有关上司；在发给任职凭由时，以此作为降职罢黜的依据。一，经过的地方，遇到军民利益和疾苦，以及无才的官吏贪婪残酷、危害百姓等事情，都应据实奏报。一，经过的地方，军民有人申诉冤屈等事，允许接受他们的状词。情节轻的，发交卫所、府、州、县，依据实情处理；情节重的，送按察司审问。本职专门督察学校，不办理刑名案件。一，科举本是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如今南北选取举人的名额已经有定制。近年以来，奔走钻营的人利用其他地方读书人少，往往前往当地投充增广生员，假冒乡贯，隐瞒过恶，一概参加考试。当地教官把这种侥幸录取当作自己的功劳，使弊病越来越严重。今后不许这样做；违犯者，听任本职以及提调科举官、监试官拘捕审问。一，提调学校的副使、佥事、御史，或者前往其他地方时，经过的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以及巡按监察御史，还有当地府、州、县官员，都应当用心提督，不许怠慢推托、不加管理；也不许侵越提调官职权、贪婪淫乱、行为无状。若有这种情况，允许巡按监察御史据实具奏，但不许擅自加以凌辱。一，在所辖境内遇到卫学、所学、学校，都要一体提调整治。武职子弟全部命令他们学习《武经七书》《百将传》，并练习武艺；其中有能力学习科举业的，听其参加科举。以上札付国子监，依此办理。正统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论太学情状。臣私下认为，太学是天下贡士汇聚之处，是培育贤才、成就人才的地方；天下士人之所以成为贤才、成为有用之材，都从这里产生；贤才兴盛还是衰落，也都系于这里。既然如此，百姓的安乐或忧苦，风俗的美好或败坏，国家的安定或危险，难道不都与此有关吗？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圣明神武，平定统一天下，在金陵定都，首先尊崇这一事业。当时宫殿、城池还没有全部完工，百官府署和各部门还没有全部创设，佛寺道观也没有全部兴建，却在国都建立太学，扩大其规模，使其极为壮丽。凡是教育士人的方法、约束士人的条文、士人居住和供养的制度，无不详尽审慎、周密完备。又考虑到表率众人的职责实在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务必选择天下学问明通、品行修养、德望都高，国内人人仰慕、士大夫都归依，足以作为一代师表、名望冠绝一时的人，然后任命为祭酒，以师道尊崇他，用来振兴文风、增长士气。他爱惜诸生，像慈母照顾婴儿；珍视他们，像珍爱席上的宝物，恩惠极其深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于是天下士人进入太学后，居住无不端正，学习无不规矩，衣服无不齐备，饮食无不充足，没有饥寒扰乱身心，也没有邪僻行为的堕落。他们所从事的，是修习礼义、阐明人伦、穷究修身治人的方法，致力于研究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方略。所以当时贤才俊杰纷纷涌现，遍布朝廷内外；大纲一旦端正，各项事务也都得到整顿。自古以来太平盛世的盛况，没有能超过它的。《易经》说：‘圣人养育贤才，以至于惠及万民。’说的就是这个吧？永乐初年，皇帝车驾来到北京，太学沿用元代旧址，各项规制都来不及增修。洪熙、宣德以来，因循旧制而没有振兴；至于教育训诫、居住供养的制度，也衰败废弛，无暇顾及。师儒之职大多由庸常之人担任，学问和品行荒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表率。即使有祖宗遗留下来的规章，也不过徒有虚名、充作文饰，沿袭敷衍、应付故事而已。于是天下士人入学后，轻视严格的教诫，没有端正的居养环境，把礼义当作身外之物，把廉耻看得如同锱铢般轻微；他们与军民人家杂居，混住在营巷之中，与市井之人为伍，同无赖之徒交往，同住一室、共食一餐，调戏其妻、私通其妇，把君子的操守换成鄙夫的行为，把士大夫的节操改成穿墙入户的盗贼之心。所学所习既然如此，将来一旦做官，也不过只想着富贵罢了，还能指望他们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建立功业吗？

译靠近朱砂就会变红，靠近墨就会变黑；居住环境造成的影响如此，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天下士人在庠序中修养，却在太学中败坏，这是贾谊所说值得长叹的事情。陛下正当盛年，继承并成就大统，凡有一项举措，都不能不慎重。举荐应当举荐的人，天下人无不欢欣；采取不当的措施，天下人无不离心。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我国家自建都北京以来，有应当兴举却废弛不办的事情，也有应当创新却没有采取的事情。废弛最严重的，没有超过太学；创新最多的，没有超过佛寺。这样的举措，臣认为是错误的。不过既成之事不必再说，废弛的事情应当兴举。如果重修太学，即使修得极其壮丽，费用也不过相当于一座佛寺。何况佛寺对朝廷没有益处，而太学实实在在关系国家治理。伏愿皇上振兴废弛、举起坠废之业，请敕令有关部门筹划估量、兴工修建，使太学焕然一新，培养秀才，重新慎选师儒，并厚加眷顾。果真能够这样，数年之后，贤才必将济济一堂，文风大为振兴，百姓由此安定，天下由此得到治理。太祖培养贤才并惠及百姓的成效，也将在今日太平盛世重新出现；国家社稷将不期然而然地永享无穷福祉。臣资质平庸浅陋，没有什么见识，偶然有所见闻，哪里敢沉默不言而冒昧惊动天听，惶恐汗颜至极。国子监革除弊病的具体事宜奏疏【章懋】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司礼监太监陈宽传奉圣旨：近来各衙门弊政很多，军民受到侵害，以至于上干和气，深深牵动朕心；应当办理的紧要革弊事宜，各有关衙门立即查议明白，开列上报。钦此，谨遵。臣由此仰见陛下敬天爱民、孜孜求治，正合二帝三王的用心，是宗社和百姓的大幸。臣怎敢早晚懈怠，讲求应当革除的弊政和应当顺时变通的事项，作为圣明治理的一点微薄帮助呢？臣私下认为，治理不分古今，有利于百姓的就是良法；谋议不论是否古旧，便利百姓的就是好计策。如今国家太平日久，文臣安逸、武备松弛，政事因循，积弊甚多。说到国用，则不充足；说到兵力，则不强盛；说到国事舆论，则不能确定；说到纪纲，则不严肃；说到刑罚，则不清明；说到社会风尚，则奢侈僭越而没有节制；说到士人习气，则奔走竞争、贪图利益；说到官吏，则荒诞怠慢、徒具文书形式，侥幸虚伪日益滋长，百姓困穷，奸邪盗贼暗中发生，边境不得安宁。因此上干和气，灾异接连出现，也使陛下日夜忧劳。国家根本没有端正，万般弊病由此产生，其中的原因，朝廷大臣以及言官们一定能够逐一为陛下陈述。臣本来不敢越过职分而妄加议论。姑且就本职所能涉及的事情来谈，虽然可以说是细务，与国家大体并非没有关系，但也是积弊已久、危害百姓，不得不加以处置的事情。臣冒昧陈述浅见，再次冒犯圣聪。伏望圣明深切体恤民间隐情，俯察近臣的言论，通权达变、适应百姓，不拘泥于旧有成见，改变旧弊而实现善治，以垂示长远规制。这样或许可以除去长期积累的弊害，使困苦的百姓得到苏息，天下幸甚。因此，现将本监应当实行的革弊事宜写成本章，专门派办事吏某携奉，谨具奏闻。一，本监岁贡的诸生，先前在各地府、州、县学中作为附学生、增广生，经过多年以后，才能取得廪膳生资格；领取廪膳必须二十多年，有的甚至三十年后才能贡入国学。等到贡入国学，路远的要十多年，路近的也要三五年，才能分拨历事。又历事一年后才挂名参加选拔，前后年数合计已经五六十岁，再等十多年才能得到官职；那时人已经老了，大多不能任用，因而死亡的也不少。这就等于国家白白耗费数百石廪米来供养一人，却一天也没有得到他的任用，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这是今日积弊中最严重的一项，不能不及早处理。如果蒙准，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先从学校清理，责任归提学宪臣，严格考选；凡才质庸下、年老衰迈、不堪培养的，不许领取廪膳、充作贡生。其次从国学清理，依照往年命大臣拣选的办法而加以严格；凡才质庸下、年老昏耄、不堪任用的，不得留在监中。到挂选时，吏部就地考定高下，或赏赐冠带，或授予相应品级的散官，让他们在家等待选用。同时命各地巡抚、巡按、分巡、分守以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就交给他们办理；既可以使他们熟悉政务，又可以考验他们的能力。每年年终，各有关上司都应具文报告所差遣的各人办理事务的实际情况，评定他们才干见识的高下，造册上奏。才干见识优长、可以任用的，立即行文调取选用；年老而无才、不能任用的，就令其退休。况且洪武年间曾经派遣监生到各处丈量田土，也是想考验他们能否胜任，然后授予官职。明确地以功绩加以考核，做到这样，官府任用的就能得到适当人才，百姓也都能受益。这就是贤能与庸愚一同滞留、不能进退的弊病，应当革除。一、本监旧有制度规定，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共三十七员。大概是因为建国初年，天下人才都集中到一个国子监培养，所以设置的官员这样多。后来又增设北监，便颇有裁减。查得成化初年，本监只有博士三员、助教十员、学正和学录共七员。如今在监生员不过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却多达三十余员；又因防馔长期停废，掌馔一员已经成为虚设，现在竟有两员，似乎过于冗滥。况且各官所领取的廪禄、所役使的皂隶，都是百姓的脂膏，也是国家大农的经费。冗员白食俸禄而没有节制，国用就会空虚。臣私下听说，官员不必全部齐备，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各官是诸生的表率、后学的模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师道就不能建立，教育也难以见效。何况近来奉行新例，风宪官有缺额，可以从博士、助教等官中选补；这样看来，这些官员不仅关系风教，而且是风宪官的储备，更应慎重选用合适的人，不应以凑足员额为贵。如果蒙恩，请敕令有关部议斟酌适宜，酌量裁减，恢复到成化初年的数目。以后遇有缺员，可否命令巡抚、巡按、提学等官推举学问品行卓越、教诲有方的人，列名具函举奏。

译到九年考满时，教官中有功绩并且当时声望显著的，就用来补充这些缺额。这样或许任用人才不会失当，既能辅助风教并作为备选简拔的人才，员额又不至于冗滥；还可以宽减民力、缓解国用。这就是冗员白食俸禄的弊病应当革除的地方。一、本监官吏的俸粮以及监生家属的月粮，都属于糙米；师生防馔则属于熟米。每年预先核定防馔数额，具呈南京户部，由户部指定苏州、常州等府解送本色米。近来奉南京户部札付，弘治十六年折纳糙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折合银二千六百六十两，不论糙米、熟米都按每石七钱计算。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门的官吏、监生俸粮，近年都折价征收，每石纳银七钱。如今将本监官吏俸粮和月粮中的糙米也按每石七钱折纳，确实情形相同，长久施行也可行。只是防馔所用的白熟米也按月支领，每人多的不过三斗，少的有七八升，也有三五升。如果把银两零碎分发，难免有折损亏耗的祸患。又因后湖查册，监生人数很多，所需馔米是每日不可缺少的物资；虽说可以拿银买米，但米价昂贵时，熟米每石不止七钱，若想从本监购买 米来供应，又不免有由本监贴补亏损的祸患。如果只把银两送到后湖，湖上也会为如何处置而费事。臣愚见，这项粮米只能收受本色米。已经具呈南京户部裁定。该部说这是巡抚衙门奏准的事例，不能擅自更改，只得遵照办理并已经收受完毕。但恐怕这样最终成为永久制度，那么上述两种祸患就不会消除。如果蒙恩，请敕令有关部查议：今后本监官吏、监生的俸粮和月粮，照各衙门的事例折纳价银，使百姓得到轻便输纳的便利；防馔米仍缴纳本色米，则官府可以免除亏折和贴补的祸患。这是预先防止弊病、官民双方都便利的办法。一、本监旧定膳夫一百名，都是应天府所属各县编审的均徭人户充役。由于时有逃亡，十分不便。成化二十二年，钦差巡抚南直隶右副都御史王克复才开始改派苏州、松江、常州、徽州、宁国五府，每名每年折银十二两，遇闰年增加一两，用来支付雇役费用。本监先前收取上述银两，雇人充役；从文庙、六堂，到博士厅以及内外各号的看守、洒扫和杂役等，共雇用七十多人，需要工食银四百五十多两。其余分派在各官名下，供雇人跟随使用，以及本监的一切公用，例如办理缴纳内府浣衣局所需湿小粉等项，也都从这笔银两中支取。前任祭酒刘某曾经积存了不少余银，奏准修理号舍。自臣到任以来，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的银两，除去雇人充役的费用外，参照北监现行事例，亏欠数额很多。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官职卑微、俸禄微薄，各官各一名，共需用三十二名。其余公用随宜节省，也颇有余银，均分给六堂监生，并都有文案簿籍可查。只是这些做法没有奏请，按道理不够妥当。如今弘治十七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共应供膳夫七十名，每名只解送银十两；来文却说这是巡按冯御史议定的事例。徽州、宁国二府则仍按旧例解送，数额多少不一。若为了便利而听任减少，以宽减民力，在道理上没有不可，但也未经奏请，不敢擅自决定。又按今后湖查册的规定，本应兼拨膳夫、徒夫到那里服役；但由于法司近年审问拟定的囚徒没有一人送到本监，无法差拨，已经具呈南京礼部，转行要求拨发，而法司回文说必须申请才准许拨送。因此本监只得全部使用上述银两，多雇人役前去供应；但恐怕从此废弃旧规，也不妥当。如果蒙恩，请敕令有关部查议上述膳夫应缴银两的数目，通行各府遵守，使制度归于统一。仍请查照祖宗旧制和北监事例，命南京法司照从前审问发配的办法，将徒犯送到本监充徒服役，使百年成规不至于毁弃。上述膳夫银两，除雇役费用外，可否分给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如果还有剩余，可否均分给诸生，或者用来修理公廨、刊补书板，也请斟酌适宜，立为定制以便遵守，并把收支数目明确写入文案，随卷核查，以防奸弊。这样或许可以使财物不被妄费，百姓免受重复困苦，这也是革除弊病、体恤百姓的一项办法。一、本监防馔用的干鱼，每年预先核定数额，都是由南京户部行文湖广布政司，指定所属各河泊所办理缴纳。猪肉则每三日核定一次数额，由应天府都税等司办理缴纳。实行已久，积累的弊病很多。鱼价昂贵时，输送缴纳就会延误，而支用又常有缺额；鱼价低廉时，一年的鱼却一并送到，发放后仍有剩余，堆积在库中，一遇暑热和雨水，就臭腐溃烂，化为灰土，不能食用，难免糟蹋天物。馔肉每到暑月送纳时，也多有腐臭变质；退回更换则购买补充不便，收下又不堪日常食用，双方都以此为患。今年五月内，据应天府都税等司连续申报，愿意折纳肉价铜钱。又据各班堂友长呈报：如果照所申办，确实对双方都便利，随文呈请南京裁定，但没有获准施行。臣查得《国子监通志》规定，每人每日干鱼二两；而本监案卷几十年来一直是三日二两。又查得北监有发给钱钞的事例，馔肉也实行折纳。如果蒙恩，请敕令有关部从长计议；如今库中腐鱼很多，可否按照每日二两的旧例，分发给以后各日所需。各河泊所每年应办的干鱼，希望酌量取其中等价格，只令折纳银两，这样百姓可以免除装运和缴纳的费用，官府也可以免除堆积腐坏的祸患。馔肉则从每年四月初开始，到八月底为止，在暑热容易腐败的时候，可否准许按照当时估定的价格折纳铜钱，这样官民双方都能便利。这件事虽然无关大体，实际上也是积累已久、不能坐视的弊病。

译一、近来因户部奏准，调取监生到后湖查册。由于那里冬月严寒，夜间没有灯火；夏月酷热，又有很多蚊虫。加上土地低洼潮湿，水泉污浊，监生到那里后多有因病死亡的。因而他们畏惧困难而不肯前往，往往以养病、搬取完婚、投靠亲属、谋求教职等理由请求回避差遣。查得从前查册时，监中人多，常调拨七百名，分作两班往来替换，尚且认为劳苦。臣私下认为，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查册这件事，与其他短差和坐班相比，劳苦安逸相差实在悬殊，不能不设法处置。如果蒙恩，请敕令有关部议定：查册一月的，准折算坐班两个月，使人有所激励劝勉而忘却劳苦；或者另行安排，增加监生至从前年份的数目，使他们能够分班轮换，或许公务容易完成，大家也乐意服从。这也是优待体恤监生的一件事。奏请修明教化事【谢铎】臣听说，教化是学校所由产生的，确实是国家的急务，不能有一天忽视。因此我太祖皇帝在金陵定都后，首先建立国学，用来掌管教化、作为四方的法式；他为天下国家考虑得极其深远。一百多年间，历代相承，没有人敢使它失坠。皇上即位之初，亲谒孔庙、临幸学校，对此尤其重视。臣究竟是什么人，竟错误地承受了这个职任？奉命以来，早晚战战兢兢，常常想到古人以身作则教化天下的境界，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然而在法制禁令之间，如果有些办法可以对教化有所帮助，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只要臣有所见，又怎敢自行隐瞒而不向陛下说明呢？现将所应陈说的事项列在下面：一是选择师儒，以提高教化之职的地位；二是慎重科贡，以澄清教化的源头；三是端正祀典，以端正教化的根本；四是广搜典籍，以永固教化的基础；五是恢复防馔，以严肃教化之地；六是均平拨历，以挽救教化的弊病。这六件事从现在看，只有拨历最为紧要，防馔次之。其余的，如果不是被认为迂阔空泛、不切实际，就是被认为妨碍太多、难以施行。臣私下思量：不选择师儒，那么所教的或许不是正道；不慎重科贡，那么所培养的或许不是贤才；不端正祀典，那么在奔走瞻仰之时，就没有什么可以指示人们应当归向的方向；不广搜典籍，那么明体适用的学问就没有凭借来增长见闻。臣恐怕所谓防馔、所谓拨历，最终都只成为空文旧例。让这样一些坐享廪禄、等待次序的人，想要为将来天下国家的需要储备人才，臣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这些都是臣日夜忧虑思考的事情，只求多少尽到自己的职分，也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因此得到任用，所以冒昧上陈，不敢把这件事暂缓而急于谈论别的事。若论教化的根本源头，其中深远而重大的内容，还不止这些。越出职分妄加议论的想法，也不是臣愚昧所能轻易谈论的。伏望圣明留意此事，则天下幸甚。臣怀着犬马般的诚挚，惶恐不胜。一、选择师儒，以提高教化之职的地位。臣愚昧地认为，师道建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天下就能治理。所以师儒的职务，确实不能不加以重视。像臣这样的两京国子监官员，以及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提学等官，都是所谓师儒。像臣这样极其愚昧浅陋，又患病衰老、力量不能满足志愿的人，已经深感辜负最初的愿望。任用不当，今后又怎能谋求更好的成效呢？希望陛下早日赐予罢黜臣的恩典，以此作为师儒不称职者的警戒，然后另行寻求有道德的人，作为太学之师，例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杨时。这样或许教化有所凭借，人才有所成就，朝廷的委任和天下人的仰望也不至于落空。至于提学等官，虽然掌管一方教化，实际上承担着天下人才的责任；他们有足够的权力在其中黜退或升用人才，不像国学官员那样只是拘守规矩而不敢越过；他们的功用足以从根本上培养人才，也不像国学官员那样只能坐视抵触而无法违抗。大概这些官员所经历的职位，比国学官职略低，但他们职掌所关系的事情，却比国学更为紧要。所以一定要得到廉静淡泊、能够退让自守的人，同时具有庄重严正、刚直方正的操守；在风采和纲纪方面有表现，在培养人才、振兴教化方面也有办法，这样才足以称职而不辱其任。不然，有的人或许用偏激行为来卖弄公正，有的人或许借公事名义来掩盖私恩；如果自己不能不奔走竞争，又凭什么禁止别人向自己奔竞呢？如果自己不能不贪求所得，又凭什么禁止别人向自己贪求呢？科贡制度因此而弊坏，人才也因此而衰落。至于府、州、县学等官，本来也是看他们的好恶来决定取舍，依据他们的劝勉和惩罚来判定贤能与否，这些情况也就不必再说了。凡是这些情况，臣岂敢把过错推给别人而不归咎于自己？其实，天下士人要在那里经过十多年培养，却想在这里一旦之间责成他们成功，即使有智者，恐怕也无可奈何。伏愿圣明对此深加留意，精心选择人才，不要再像误用臣这样；如此或许对于教化之职就不算辜负了。二、慎重科贡，以澄清教化的源头。臣愚昧地认为，国学所培养的士人，都是天下各国贤能之臣；不从岁贡中选取，就从乡科中选取。因此国学是培养士人的地方，科贡则是选取士人的阶梯，确实不能不慎重。如今所谓岁贡，虽然比靠输纳钱粮自行求进的人稍强，但因循姑息的弊病，实际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所谓科举，虽然可以得到豪杰非凡之士，但虚浮、急躁、争竞的习气，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科举本来必须以读书为根本，可现在不读《京华日抄》，就读《主意》；不读《源流至论》，就读《提纲》；更严重的，连经史是什么书都不知道。岁贡本来必须先取得廪生资格，现在不靠货贿取得廪禄，就靠权势取得廪禄；不以优待老者取得廪禄，就以救济贫困取得廪禄；更严重的，连举业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未必人人如此，但大体确实相近。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提学等官：凡《京华日抄》等书，凡书板还在书坊的，必须集中焚毁，以永远断绝根源；民间已有的书，也必须禁止并销毁，全部投入水火。对于尚未取得廪生资格的人，必须严格考核，不许侥幸进取；对于已经取得廪生资格的人，必须严厉裁减革除，不顾惜他们的私怨。这样或许国学所培养的都是贤才，不仅不辜负朝廷的恩典，教化的源头也会稍微清正一些。

译三、端正祀典，以端正教化的根本。臣愚昧地认为，孔庙从祀的贤人，关系到万世瞻仰的大事。只要其中有一人不合于天理人心的公道，怎么能作为教化的根本呢？所以确实不能不加以厘正。况且所谓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应当黜退或升用的，先儒程子和熊去非已经有定论。近来大臣和礼官也曾经会议，听取皇上裁决，臣不敢再多说。但除此之外，仍有不能不感到疑惑的人。例如龟山先生杨时，是程门高弟、伊洛正传，息除邪说、放纵淫行，以承接孟氏之学，不愧南轩所称“继往开来，吾道南矣”，实在是朱熹学派的传承者。论操行，汉儒如马融、戴圣之类，固然难以企及；论著述，宋儒除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外，恐怕也难免有瑕疵。像这样的人却不列入从祀之中，臣私下实在困惑。又如临川郡公吴澄，他的著述不能说不多，但操行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生长于淳祐年间，在咸淳年间参加贡举，承受宋朝恩泽已经这样长久。后来担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历任元朝官职，又是那样显赫。出仕还是退隐，是圣贤的大节，也是区分夷夏、贯通古今的大防。他身处中国，却公然昏昧无知；忘记君主和父母，反而不以仇敌为耻。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还不如洛邑那些顽民，哪里敢奢望他有首阳山高士那样的操守？古人说他专心致力于圣贤之学，在进退之间卓然不群；却不知道他在进退取舍上，究竟是否真正符合圣贤之道。像这样的人仍然列在从祀之中，臣实在不能没有疑惑。何况这两人都是太学之师，在孔庙祭祀中决定黜退或升用时，尤其不能不端正。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提升杨时，配祀于宋代诸贤之位；斥退吴澄，降列于莽大夫之列。这样不仅天下公论会感到允当，也对世道和教化稍有补益。四、广搜典籍以永固教化。臣愚昧地认为，天下的道理若不寄托在书籍上，就不能自行流传；天下的书籍若不收藏在官府，就不能避免散失。教化虽然有不依靠文字而建立的地方，但诵读学习的功夫，没有不借助书籍来完成的。本监所有历代书板，虽然旧有的多藏在库中，但散落在天下各处的难免有所遗漏；虽然随时加以修补，但与日常使用密切相关的书籍仍有不完备之处。臣愚昧地请求敕令各布政司，把所有重要书板，如《程朱大全集》《宋史》等书的书板，全部起送到本监：一是用来充实国学的藏书，使士人有所资取；二是免除有关官府馈赠输送的劳费，使百姓省下民力。一举两得，有益而无损。又本监东西书库，房屋既狭窄低陋，地势又低洼潮湿，以致各种书板日益腐朽损坏，损失实在不小。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改建为东西书楼，上层用作贮藏书板的地方，下层用作印刷书籍的场所。不仅可以使书籍的收藏极其高洁安全，也可以对工匠出入加以约束检查。所需工价和材料，如果不愿动用官府钱粮，臣当另行节省筹措。这样，历代重要书板就不至于腐坏散失，教化也大概能够长久得到凭借。五、恢复防馔以严肃教化之地。臣愚昧地认为，监生的防馔，就像百工居住在作坊一样；不仅可以早晚在此专心精研自己的学业，也可以彼此观察、互相劝善，从而收束放纵的心志。这确实是国学的旧规，也是皇祖的明训，不能认为不重要而不加以重视。自景泰初年因柴薪缺少，暂时停免防馔；到成化年间，馔堂损坏倒塌，便逐渐废弛。如今馔堂、防灶的修造将要完工，所缺的只是器皿、米肉、椒油等供应仍按旧例，缺少的是柴薪。如果仍因循旧状而不恢复，实在是白白浪费，令人可惜。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议定：将馔堂前面的廊房一带照旧监造，以便师生早晚往来；碓、磨、凳、桌、碗、碟等物逐一修造，以供日常饮食；柴薪费用或从抽分中取用，或由买办供应，务必使制度能够长久施行，不至于半途废弃。这样或许国家养士的恩典不成为空文，教化之地也会更加严整。六、均平拨历以挽救教化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在凉薄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弊病尚且会趋于贪婪；在贪婪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弊病将会发展到什么尽头？纳粟监生这一项制度，实在是国家教化的弊病。如今既成事实，臣不敢再说，但天下的事情，既然不能堵住源头，也必须堵住流弊；天下的病症，既然不能医治根本，也还应当医治表象。又怎么能坐视流弊发展到极点而不加以救治呢？况且往年会议时，纳粟监生约占三成，科贡监生只有一成。所以现在分成两条途径，互相配合拨历，各自按照入监年月的深浅，确定名次先后，有时按三成与七成分配，有时按四成与六成分配，也就是按照两类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拨历名额的多少。然而先帝圣裁，仍然命令本监临期酌量，务必做到均平拨历，显然已经考虑到纳粟的旁门会妨碍科贡的正途，而一时救荒的权宜办法，终究不能凌驾于万世取士的定制之上。如今在监的监生中，纳粟的只占一成，科贡的已经有两成。从今以后，多的会逐渐变少，少的会逐渐变多，这种变化恐怕又不只是往年的三成和一成而已。如果只是拘泥于旧制，仍让纳粟按六成或七成、科贡只按三成或四成分配，那么人数少的拨历反而多，人数多的拨历反而少；不仅流弊发展到极点将不可言说，而且不均的怨叹也在所难免，恐怕这并不是先帝临期酌量、务求均平的深意。臣愚昧地请求，把科贡的比例改为六成、七成，把纳粟改为三成、四成。这样或许可以体现事物到了困窘之极就应当变化、变化之后才能通达的道理；即使对教化未能有多少补益，流弊也不至于发展到极点。【《桃溪净稿》】奏请修举废坠事【谢铎】

译臣深切看到，本监废坏失修的事情本来不止一端。其中长远而重大的事项，臣愚昧，不敢轻率地立即兴举；只是日常使用中的急务，虽然近小，却不可片刻缺少，敢略举一二向陛下说明，惟愿陛下俯察并加以恩惠。臣私下认为，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使百姓生养活着、安葬死者都没有遗憾，然后才可以希望王道实现。何况国学聚集天下英才，在这里教育他们；这两方面如果还有不能没有遗憾的地方，又怎么能希望士风振作、人才兴盛，以备将来天下国家任用呢？臣到任以来，亲眼看到本监监生有二千三百多人，而号房还不到五六百间。其中倾塌、漏雨、腐烂而不能居住的，又往往占一半。于是不得不寄居、杂居在军民之家，不仅出入往来很不方便，租借房屋和支付费用也十分困难。让这些早晚没有固定居处的人，想要专心求学并大有成就，实在很难。我又看到退省堂和东西馔堂，不下五六十间，也都损坏废弃，不能使用。如果蒙恩，请敕令工部一并修理，酌量拨给监生暂住；这也是不需多少费用的恩惠，人人都会称便。臣又深切看到，本监《通志》的旧例规定，监生不幸病故，本监移文顺天府，由本监供给殓葬器具。臣在南京时，也曾经实行过。近来本监监生邢伟病故，移文通知顺天府，虽然有所供给，却说是从俸银中支出。后来监生韩本、宋济相继病故，顺天府却坚持说没有这项旧例，完全不予答复。臣等不得已，只能由本监勉强筹措，略加帮助。臣身处此职，亲眼看见诸生这样狼狈地办理死丧之事；如果臣再坐视不管，不仅死者恐怕死不瞑目，对于圣朝的仁政，也难免成为万分之一的损害。况且监志作于成化三年左右，若没有依据，人们不敢随意载入。只是礼部近年两次遭遇火灾，案卷没有保存，所以有关官员坚持说没有旧例，以致互相推诿。内外大臣以及已故官员，都有口粮、脚力费用送其遗体回家。监生虽然还没有做官，但都是朝廷培养储备、准备将来任官使用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死后无所归依而漠然不顾？如果蒙恩，请敕令礼部从长计议，酌量加恩。所花费用虽不很多，但用来振作士气、收拢人心的作用，正正在此。臣又深切看到，本监各种堂宇以及四面的墙围，也都因年久而坍塌损坏。如果现在不修理，以后必然大为损坏。又查看文庙棂星门前一带空阶，每天早晚都被附近军民践踏，还有不良淫妇杂居其中，极为亵渎，污秽不堪。臣愚昧地请求朝廷驱逐这些不良之人，略加拓宽地方，增高修筑屏墙作为遮蔽，或许可以使文庙清肃，神灵安妥。又本监朝房一所，也都坍塌损坏、狭窄简陋，初一、十五朝参时，不能供众官居住歇息。臣愚昧地请求照顺天府朝房的事例，建造前后两座楼，以供众官歇泊。这虽然是细小末节的事务，实际上也是废坏事项未能兴举的一端。朝廷如果不愿动用官府钱粮，臣当另行节省，自行筹措办理。只是供给生养、安葬死者的用具，都是监生日常最急需的事情，伏乞圣明曲加怜悯，特敕有关部议定施行，则臣等不胜庆幸，国学士子也不胜庆幸。【《桃溪净稿》】维持风教疏【谢铎】臣愚昧地认为，人伦风教所首先要求的，是人伦不能不明白。臣愿意端正祀典，以彻底说明人伦的实际意义。仕途关系到风教，仕途不能不清正。臣愿意重视科贡，以澄清入仕的道路。冗员造成风教泛滥，冗员不能不革除。臣愿意革除冗员，以遵从京府的制度。走捷径是风教的耻辱，捷径不能不堵塞。臣愿意堵塞捷径，以澄清国学的源头。臣愚昧地近来看到，礼部尚书傅瀚等因地震之事题请并获准各衙门陈述所见；臣本来知道天下应当陈说的事情不止这些。凡是政务根本受到侵蚀，官府滥用职权，百姓忧愁困苦，军士疲惫艰难，灾异接连出现，边境不能安宁，这些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也是朝廷日夜焦急的事情。只是启发君主、议论劝谏各有主管的官署，越出职分而高谈阔论尤其是所忌讳的。只是上面这四件事关系到风教和学校的首要事务，臣虽然没有才能，职掌专在学校，又怎么能始终隐默而不说一句呢？因此冒昧列举上陈，惟愿圣明加以留意。一是端正祀典，以彻底说明人伦的实际意义。臣愚昧地认为，设置学校，都是为了明白人伦。人伦没有比父子关系更先的，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应先于父亲进食。为什么却承袭讹误旧例，让颜回、曾参、子思三人配享堂上，而他们的父亲都列在廊庑之下祭祀，竟把冠履上下倒置，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就今天的办法来说，不如在阙里建立庙宇祭祀叔梁纥，并以颜路、曾晳、孔鲤诸贤配享，正如先儒熊去非所议论的那样；如此或许各自都能保全尊位，神灵也能安妥。人伦没有比君臣关系更大的，殷代的顽民尚且不忍忘记纣王，怎么能忘记君主而侍奉仇敌？像吴澄这样的人，亲自做过有宋的遗臣，却厚着脸皮接受前元的官职俸禄，名节扫地，还能说什么呢？对于死后应受的惩罚，只应当依据《春秋》的大义，斥责他不忠于本朝的罪行，罢黜其从祀资格，列入莽大夫一类；这样或许不会掩盖他的恶行，人心也会感到满意。前一件事，人们虽然多次议论却没有见到施行；后一件事，臣也曾经陈说，却没有得到允准。臣不是不知道反复琐细地陈说确实令人厌烦，只是每当奉祀、面对神明之际，总会产生皱眉不安之心；内心不安，又不能不把它发为言论。如果蒙恩，请敕令礼部、翰林院重新详细考定并议处，使祀典得到端正，人伦得到彰明，那么对于维持风教的作用就不小了。

译二是重视科贡，以澄清入仕的道路。臣愚昧地认为，设置科贡，都是为了网罗天下贤才而任用他们。科举这一途径，虽然号称能够得到人才，但考试官大多是御史和方面官所征召的人，职分既低，学问也与名位相称；恩典施加到哪里，势力也就随之延伸到哪里。于是又让外帘官参与预定取舍，有的多半只是防范约束，实际上却是内外通过关节相互呼应，全部凭人指挥，科举法度日益败坏。臣愚昧地请求敕令两京大臣各自举荐所属官员中一向有文才品行的人，听取皇上裁定；每个布政司可以特派二员作为主考，正如往年诸臣所陈奏的那样。这样或许旧弊可以稍加革除，真正的人才也能够逐渐得到。岁贡这一途径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近来提学等官大多姑息迁就；试取廪生之初，不是凭势力取得，就是靠贿赂成功；不是因为优待老年人取得，就是因为救济贫困取得。等到他们来贡时，又听任他们自行请求授予教职，往往名义上说是升等考试，实际上只是虚文，上下互相蒙蔽，始终没有明确的取舍，岁贡制度因此更加败坏。臣愚昧地请求敕令礼部：对于岁贡生员中愿意授教职的，先送翰林院、国子监按月考试；一年之内，选择确实通晓三场考试内容的人，才准许升等考试并授予职事。这样或许旧弊可以稍加革除，教官也不至于太过泛滥。这两件事，按照人情和现行格例来看，难免有阻碍、难以施行之处。臣反复深思，积弊既然深到如此地步，必须得到圣上的裁断，大力加以扭转，然后科贡才可以受到重视，仕途才可以清正；而维持风教的办法，也就在这里了。三是革除冗员，以遵从京府的制度。臣愚昧地认为，京师是全国的极致，是天下所仰望并以为准则的地方。臣深切看到，顺天、应天二郡实际上就是京府；大兴、宛平、江宁、上元四县，都是附郭县。如今设置学校，只有二府设有学校，四县从来没有。虽然四县统属于府，但府学的生徒全都来自各县的俊秀，与其让培养人才的制度泛滥，不如精心选取人才更好。不然，难道是因为京师首善之地，反而吝惜这一所学校的官员吗？可是现在天下所有附郭县，不论人口多少，都各自设学，相比京府的制度，实在属于冗滥。臣请求遵从顺天、应天的制度：凡附郭县，按例增加廪膳生十名，并根据县的人数多少决定增减，只由府学教官兼管其事。生员虽然增加，官员却不再增多；这样或许可以稍微革除冗员，而风教的责任也会稍微加重。臣也很清楚，如今做官的人大多喜欢增设官职，却难于裁减官员。他们却不知道，增加一名官员，就增加一名官员的费用；宽免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天下可以裁减的冗员，难道只有这些吗？四是堵塞捷径，以澄清国学的源头。臣愚昧地认为，国学聚集天下英才加以教育，都是为了储备他们，供国家将来任用。即使从科贡中选取人才，尚且担心不够精当，怎么近年以来却大开捷径，像纳马、纳粟这类人，都说他们有助于补充国家财政的缺额？却不知道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还不到十分之一，而受到的危害已经达到千百倍。何况今天的纳马、纳粟，就是他日的卖爵、卖官。这种风声，难道是太平盛世所应当有的吗？如今边事正紧，谋划国事的大臣一定有人会献上这种策略。万一再次施行，彝伦堂就会变成交易场所，岂不是大可耻辱吗？臣希望深刻鉴戒以前的弊病，预先堵塞这条道路。即使国用不足，也应当另行节省安排，这种策略决不可施行。往年因而革除在监中不通晓文理的人，凡拨往各衙门誊写文书的，都各自雇人。如今竟把这看成固定制度，以致六科的短差也以雇人困难为借口。目前这种流弊已经严重到极点。如果蒙恩，请敕令内府等衙门按照事例办理：允许年月资历相应的人送入六科誊写文书，也准许他们挂名选取出身。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平息怨言，教化之地也能稍微清正。臣固然知道国家养士不嫌多，但贤才所聚之地，恩幸滥进之人和昏昧庸劣之人混杂其中，也实在令人忧虑。那么，应当堵塞的捷径，又哪里只是这些呢？奏请均平选拔升用以激励众官事【贾咏】【原文至此截断，后文缺失，无法完整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十年、二年〕

译选取三四人送到吏部擢用，以激励其余人员，以恢复祖宗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典制，以彰明皇上任用贤才不拘一格的心意。这样一来，所有庶官都知道应当受到激励和劝勉，而臣下以人事奉君的忠诚，也差不多可以仰望着稍稍报答皇上的万分之一了。臣下内心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极度的恐惧。为此奏报，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钦遵，将抄件发送有关司署。查考现行事例，两京御史有缺额时，查取在外进士、举人出身的知县、推官，南京国子监官员，以及天下府、州、县贤能出众的举人出身教官，和在京考核一等以上的行人、博士、国子监官，会同都察院拣选，拟定授职。如今前述案件的文书呈送到吏部，查得南京国子监祭酒贾咏等奏称，请求比照北监，凡遇御史等风宪官及两京各部属官有缺额时，移文南京国子监，由本监选取品行、实际政绩、年龄相貌和才力相称的人，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送到吏部擢用。其中一项，按规定，两京国子监助教、博士等官员，曾经考核一等以上且贤能素有声誉的，选送考察后充任风宪官，属于现行事例。但查南京国子监助教、博士等官并没有[疑字：▯]报，诸官是否贤能、才力如何也不详，因此能够被选送任用的人很少。如今祭酒贾咏奏报了上述缘由，是否应当移文咨请南京吏部，再转行南京国子监掌印官，每到年终便将所属助教、博士等官员据实[疑字：▯]具，明确注明年龄以及文学、才行，开列贤能与否，制作一份揭帖，责令顺差人役携送本部查照，以备斟酌选送任用。因为这关系到通过公平选拔和擢用来激励庶官，以及奉钦依令吏部知道的事理，所以不敢擅自办理。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书陆完等具题。十二月十七日奉圣旨：南京国子监助教、博士等官员，着令本监掌印官每年年终[疑字：▯]具贤能与否的揭帖送到吏部，如遇考选风宪官时，斟酌选取任用。钦此，钦遵。拟定应当立即施行，现移文咨请前去，烦请转行国子监，依照本部题请并奉钦依所载事理，钦遵施行。为此等因。咨文送到有关司署，案呈到吏部，拟定应当立即施行，现谨备具申劄副本，送本监查照，依照该部题请并奉钦依所载事理，钦遵施行。须至劄副一纸，正德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发出。图书典籍的储藏【丘濬】臣考察：宋朝以文治国，对于书籍一事尤其用心。历代相承，大都加以崇尚，多次下诏搜访散佚书籍，有时给予赏赐，有时授予官职，凡是可以得到书籍的办法，无不留意。然而还担心可能发生非常的变故，所以每部书都有副本，分藏在各处。因此真宗时崇文秘阁发生火灾，却仍然保存了太清楼的藏书。徽宗设置专官提举，招募工匠缮写，一份置于宣和殿，一份置于太清楼，一份置于秘阁，其中的用意很深。我朝不专门设置馆阁官，前代所谓省、监，都归翰林院管理。翰林院专门设置官员掌管经籍图书，名叫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书籍，都由其掌管。又在国子监设置典籍一员，掌管太学所有经籍以及雕印书版等类。臣考察唐人称人的博学为“行秘书”，宋人评论诗歌也说：“胸中没有国子监的学问，就不能读懂杜甫的诗。”书籍史书有讹误错乱的，必须用国子监刻本校正；那么，这两处就是自古以来储藏经籍的地方。我朝馆阁的职掌，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都不再设置，只在翰林院、太学设置这两类官员。如今翰林院的秘藏都在文渊阁，其中的典籍官固然有明确职掌，只是两京太学的典籍官几乎成了虚设。臣听说永乐年间，太宗皇帝开始营建北京，敕令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藏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一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到京城，其余全部封存标记，照旧收贮。这样，两京都有藏书了。天下书籍全都归入内府，民间人家所藏的恐怕也不多，其中还有许多是民间所没有的书。如今幸好这些书还保存于此，万一稍有疏忽散失，就永远断绝了，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幸逢国家无事，正是天子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的时候，怎么忍心让古代圣贤流传后世、确立教化的言论，作为载道治国工具、流传数千百年的典籍，一旦不幸因意外变故，到了今天竟然泯灭殆尽，这难道不是给千古留下永远的叹息吗！臣请求敕令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的书籍，凡有副本的，在南京内阁和两监各分藏一本；没有副本的，将原书发给两监，敕令祭酒、司业选取监生抄录，供给工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交给本监典籍掌管。这样，一部书就有几份藏本，而且分藏在不同地方，永远不用担心疏忽散失了。章服议【宋濂】歙县有位儒者议论章服制度，他说：“公爵的服装上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五章就是排列五行，四章就是排列四行。在四行之外，再杂以云朵间隔点缀。”礼官驳斥说：“九章的名称是对的。至于他说五行、四行，历代制度中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自轩辕氏开始制定章服，有虞氏继而加以明确，各章不过有的出现一行，有的出现两行罢了，怎么会取所谓五行、四行呢？假如他说的可以实行，那么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天子的服装应当绘日、月、星辰三辰，难道不就会有好几个太阳了吗？何况日、月、星辰都是取法于天而形成的章纹。云也是天上的东西，若用云来间隔章纹，岂不是又增加了一章吗？这大概是没有根据的曲解，不能相信。”金华宋濂说：“礼官的议论，都依据经义进行辨析，这当然是好的。至于说历代制度中从来没有这种规定，却未能使歙县儒者心服。我私下考察唐制，衮服所配的冕，衣服用绘制，裳用刺绣，从山、龙以下，每一章排列一行作为等级，每行十二章。所谓‘行’也就是‘列’。天子的衣服既然说每章分作十二，那么公爵的服装似乎也可以类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译只是还不知道五行、四行的区分，又是根据什么见解。既然从山、龙以下才这样排列，那么日、月、星辰必定仍按原来的规定，不会再增加；说天子的章纹应当有几个太阳，也就说不通了。”又考察宋制，章服全部织成，用云朵间隔并补饰空白处。用云朵间隔，不过是为了形成文采、周遍装饰，并不是增加一章。由此看来，歙县儒者的话究竟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呢？如果不必等到有见识的人来判断，那么令人遗憾的，就是他过分喜好奇异，舍弃先王的大法，却沿袭后代越来越繁缛的文饰。唉！自从先王之法败坏，奢侈靡费的习气，到六代时已经达到极点。甚至有人议论在衮服上绘凤，以表示等级差别；在裳上装饰圆花，却说这与礼制无碍，更何况唐宋时代呢？难道只有衮衣如此吗？冠冕的制度，古代用彩藻制成旒，前后垂下延，覆盖在冕的上面；外表黑色，内里红色。后世却用龙鳞锦作表面，缀玉成七星，旁边设置犀角瓶、金丝网之类，又在外面制作翠色旒，使碧凤衔着它。古代以旒的数量表示等级差别，最多到十二旒为止；后世有时增加到二十四旒。假如歙县儒者拿这些来发表议论，众人恐怕都会起来扼住他的喉咙了。不考察其中的贯通之处，就贸然斥责别人是曲解，难道也可以吗？那么究竟应当听从谁的意见呢？回答说：章服应当以有虞氏的制度为准，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应当以礼官的意见为正确。送庄佥事提学陕西序 皇上继承帝位、登上大宝之初，少保、户部尚书黄公以学校不能得到真正人才为由上言，皇上命令外地按察司各增设佥事一员；南北直隶在巡按之外，各增设监察御史一员，由朝廷大臣会同推举文学深厚博洽的人充任，使他们不办理其他事务，专职提督所属学校，务必寻求真正人才。国子学正庄公如今升任陕西按察佥事，正是这样的人。唉，学校不能得到真正人才，难道只是学生自己懈怠的过错吗？师道没有树立，主管官员姑息迁就的政策也有误导作用。国家设置科举取士制度，文学优异的做进士，文学次一等的做教官。天下学生平素懒惰而不勤奋，又让次一等的人做他们的老师；用文学博雅来要求他们，担心已经使教官感到困难而暴露短处；用政教要求他们，又怕他们心怀怨恨而不亲近。于是学生极力设法求得安逸，做老师的也极力表现爱护，乐于同他们一起安逸，抛弃训导启发的方法，沉溺于荒废堕落的习气，对于圣贤经传的学问，远远地好像毫无关系。等到科举、贡举逼近，才孜孜不倦地剽窃文章，急忙背诵记忆。主管官员考校文章，就说：“他比这个人好，不要要求十全十美了。” 在太学完成学业，就说：“任用进身有期限，不要再苦苦要求他了。”历经各司考验，就说：“他辛苦到这种程度，理应加以怜恤。”到了谒选之时，又一概迁就，混杂考察吏胥所能做的事情。唉，用使人贪图安逸的教法荒废他们的修养，用姑息的政策助长他们的懒惰，想求得天下学校中真正人才的效用，太难了！难怪下使大臣劳心上言，上使九重天子的听闻受到烦扰，并且把培养实才的成效寄望于你们。庄公曾经在外地学校主持教务，又曾在太学协助教务；老师不教、学生不学的弊病，庄公已经能够深切了解了。这次前去，务必要革除这些弊病，更新旧习，通过督促、勉励、惩罚、奖励，鼓舞振作，使学校兴盛；按照贤能与否升降任用，随着时势改变教化，使关陕地区的学生勇于进修并乐于取得成就，这样就能取得培养实才的成效。大臣所推荐、朝廷所选用的人，庄公可以无愧了。庄公名观，是徽州人，为人端正谨慎、沉着朴实，乐于听取善言。如今太常少卿魏先生在他出行时多次称许他的道德学业，特以此文赠送给他。明教【方孝孺】天下并不是没有人才，聚集数万名人，供养他们十

译多年，却没有见到一个可以称道的人，是因为培养没有循序渐进，教育又没有方法。古代善于培育人才的人，难道是能够增加人的技艺、增进人的智慧吗？培养人才的措施本来就完备，能使人把不能成才看作忧患，把不如别人看作耻辱，各自想着努力成为君子而不能停止。所以从他们年少时居住在闾里宗族之中，闾胥、族师不以敬慎敏捷、担当职事要求他们，就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睦姻亲族人要求他们；成才的根本已经很好了。等到逐渐升入太学，用六德考察他们的内在品德，用六艺考验他们的外在才能；行为完美、品德完备，技艺成熟、器量良好，然后安排他们任用，确实周详而完备。如今后世所希望培养成才的人，却是把子弟从贩卖货物的场所、放牧的地方抓来，给他们穿上衣冠，送入郡县学校；过了一年或一个月，太学有征召，就又送入太学，考察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尚且不知道拜跪的礼节、起立俯伏的仪态，就已经放肆地存有求取爵禄的心思。太学中举而教导他们的，也不过是诵读书籍、撰写文章，拿弓箭比试、角逐力气，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浅近技能。经过时间不久，有司有所需求，就用他们来应付；卿大夫职位有空缺，就让他们担任。施教的人既不知道这样做不可以，任命他们的人也不按他们所学的内容来要求他们，于是学生把学习普通人的浅近技能、冒充窃取俸禄职位看作得计，无不互相勉励去做普通人，并自以为不必修习君子的事业。太学所聚集的人、郡县所教导的人，都怀有苟且之心，表现出无赖之行，希望他们成才，怎么可能做到呢？国家设立学校，是为了培养人才，当然不会希望他们达到这种地步。求学的人即使没有志向追求道德，也一定不会甘心把自己看作普通人；但最终不能成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任用太急而教育太疏。古代的六德，智、仁、圣等方面的事业，是颜回、闵子骞也不能达到的；六艺中礼乐的制度、数目、节文，是孟子也不能详尽说明的；射御的技艺，是杜预、羊祜也不能兼备的；书数的方法，君子尚且有未曾学习的。如今想要求学生都效法古人而全部具备这些，当然不容易做到。然而不效法古人，只以弓箭和力气为能，只以诵书作文为事，也没有见到人才可以这样培养成。既然如此，应当从什么方面设立教育呢？圣人取用人才，品德不要求全部完美，只取其不违背道；技艺不要求全部具备，而看重能够把某一方面做到精深。唐虞时代以九德考察士人，具备三德的人，也让他做大夫。具备六德的人，就做诸侯国君。圣人难道不想得到品德完备的人来任用吗？只是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各方面都完美的人，天下就没有全才；不如根据品德任命官职，这样才不会有失误。皋陶未必通晓礼，益、稷未必懂得乐，而益、稷、皋陶所担任的事务，伯夷、后稷大概也有不能胜任的地方。然而这几个人各自担当职责，都称合其位，并在后世成就名声，是因为他们专精而不是因为他们无所不备。人只有品行可以努力自我谋求；至于才艺，则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若想强行使人样样通晓，不但不能得到他原本不会的才能，反而会连他已经具备的才能也失去。所以善于建立教育制度的，没有比以六行作为根本更好的。我则根据人的资质设置科目：有人刚毅厚重，有人慈善良顺而有爱心，有人通达明断，有人强记而通达敏捷，有人沉着勇敢而有威严，有人力气大而能任武职。这六类人，如果勉强按照众人都能做的事情来要求，必定不能胜任；如果根据他们固有的才能教育，使其成才，又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刚毅厚重的人，必定可以担当天下大事；因此应当教育他广泛通晓古代政教，周遍了解海内的得失，考察利弊、权衡取舍，以检验他的作为，不要让外表严厉而内心虚伪的人混入其中；这就是大臣的储备人选。

译慈善良顺而有爱心的人，必定可以治理百姓；因此应当教育他平定赋税、施行恩惠的方法，赈济灾害、救助患难的途径，辨别邪说、审察狱讼的事务，治理风俗、振兴教化的要领；不要让柔弱谄媚而奸诈的人混入其中；这就是州牧、长官的储备人选。通达明断的人，是百官各类职务的储备人选；强记通达敏捷的人，是文学、典礼方面的储备人选；沉着勇敢而有威严、力气大而能任武职的人，是将帅的候选，是边疆所依靠的人。各自按照他们应当从事的方面教育，并且都不让似是而非、只会取悦的人参与其中，那么所任用的无不是人才，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败坏。以上是太学的政教制度，而担任教师的人，没有才德优美是不可以的。太学只须把这套法度施行到郡县，使郡县也以六科为准。郡县选取子弟名额时，必须询问其宗族乡党；如果众人都说他诚实守信、笃实有行、喜好学习，才选取他，并免除其家百亩田的赋税；进入太学后，免税田加倍。出仕而有政绩的，就把他和在郡县复学的学生一同参加郡学祭祀和燕飨礼，使其待遇不同于普通人。县中每科四人，三年各升一人到郡；郡中每科十人，三年各升三人到太学；太学每科以一百人为标准，以应对上级听取任用。郡县升补后有缺额，就立即补充。供给他们的廪禄应当优厚，教育他们应当详尽，考验他们应当严格，任用他们应当得当。人们知道学习可以出仕，就不会懈怠于自我修养；知道会根据各人的才能来任用，就一定会谨慎地立身行事，于是天下的奇异人才都会想着为世道有所作为。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聚集天下人才却不能教育，使用天下人才却不能选择。教育能够使他们成就德行，任用能够不违背他们的才器，人才怎么会用不尽呢？胡貊地区的富人聚集马匹，马多得充满山谷，却找不到一匹好马。善于驾驭马的人拿着鞭子互相指示辨别，一天之内，能日行千里的马就有上百匹，而满谷的马没有一匹被遗弃；驾驭者并不是能凭力气改变马的本性，而是能辨别它们的高下而不违背其本性，于是好马就显现出来了。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能不违背人才的本性，哪里只是不用担心没有人才？天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题科举事【倪岳】仪制清吏司案呈：查得弘治八年八月，又将举行天下乡试，已经具题，通行各处依照旧例举行；以及弘治九年按例应由本部主持会试。查得上一年入场举人将近四千人，比往年逐渐增加；近来又因试卷增多，添请同考官员，所涉及的事务日益增加，而供给费用仍和以前一样，免不了使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百姓承担损耗。案呈送到本部后，如今将酌量一切应当增加的事项，逐项预先议定拟办。因为这是科举事务，不敢擅自办理，具列谨慎题请圣裁。本月十九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都准施行。”钦此。计开如下。一、查得顺天府乡试所用供给的钱粮以及米麦等项，由户部拨发；牲口等物，由直隶各府按规定数目供应办理；顺天府只供应纸札以及一切采买等项，遇到不足，也从借办中取用，尚且年年使百姓负担，困窘不堪。乡试是顺天府与直隶各府的生员等参加考试，不过二千多人，这样的供给按礼制是合宜的。礼部会试则是应天、顺天二府以及浙江等十三布政司的举人参加考试，将近四千人，比以前多了几倍，而所用供给仍只依靠顺天府和直隶各府，其中人数多少相差极大，预备供给却没有区别；等到用度不足，又一概向京城大兴、宛平两县百姓征取，百般驱迫，承办事务也来不及。大概供给既然已经因人数增加而日益增多，钱粮也应当随时酌情从别处补充；若不酌量增加补充，就会更加困累贫弱百姓，实在很不方便。如今各地举行乡试，是否可以由本部行文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山西九布政司及应天府，在本地供应科举剩余钱粮中各扣除银两：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各一百两，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应天府各八十两；都责成当地司府朝觐官吏，于弘治八年十二月内携送到部，转发顺天府收贮。米粮、柴炭、刊字工匠仍照旧支办；猪羊酌量减少派纳。若仍有不足，以及其余一切纸札、果品、酒醋、油面等所需物件，到期由顺天府选派公正的堂上官，审查选取殷实铺户，依照往年数目酌量增加价格，公平收办。这样就能使众人负担较轻、事情容易办成，京城百姓不至于遭受损耗，钱粮稍微充裕，供给也不至于困窘。一、查得试院自天顺八年重修以来，多次有人建议修建板舍，以防风灾、火灾，实在是长久便利的办法。如今板舍共有四千间，只是有一两处还没有增盖房屋，到临近考试时仍然要用芦席搭棚，昼夜加意防守，还是很不方便。比如考场内望高楼五间都用芦席搭盖，根基埋得不牢，有风的日子，军士不敢站在上面；每座楼需要军士二三十人，也要供给他们，花费而没有好处。是否可以行文工部，依照应天府及各布政司试院的办法，在中间只盖一间楼房，四角望高楼都不必设置，临时只用二三十名军士在四面看守，这样最为节省方便。至公堂前原来盖有小卷棚一间，因为狭窄，不能摆放席面，也容不下办事人役；临时却要在两旁搭盖大席棚两座。誊录所原来盖的房屋数量也少，还要在天井内搭盖大席棚一座；弥封、对读、受卷三所也有用席子搭成的棚屋。这些地方昼夜都有人在里面誊录以及办理各项事务，都要使用灯烛，倘若遇到刮风，人心惊惶，十分不便。而且每年搭棚所用的工料钱粮并不少。是否可以拆去至公堂前旧盖的小卷棚一间，另盖大卷棚三间；誊录所天井内四周，依照地方条件四面盖造相互连通的小房，朝向明亮处开窗，以便誊录；其余各所也酌量盖几间小房。这样虽然只是小的花费，却有大的益处；暂时劳作，却能长久安宁。

译一、试院内原来设置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应当配备办事人员。查得正统年间入场举人不过一千人，尚且使用京官十五员；景泰年间入场举人不到三千人，也使用吏部听选的府、州、县官十七员。近年入场举人增多，将近四千人，却只使用十三名官员分管，人员不足，难免发生差错，实在很不方便。是否可以查照前例，酌量斟酌，在弥封、誊录、对读三所各增加官员一员。到会试之期，行文吏部照例拣选官员十六员，分管前述事务。这样或许可以在事务繁简之间取得适当控制，避免差错误人的弊病。一、誊录等项按常例需要生员，除顺天府学不用外，将本府所属各州县学校的生员，不分廪生、增生，全部起送到部。总共不过五百多人，再转发到试院内，分拨到誊录、受卷、弥封、对读四所办事。但近年入场举人日益增加，试卷日益增多，前述生员分担事务已不够。至于誊录所，用人尤其多，每年都借用各地送来的岁贡生员。近年又奏准借用国子监监生二百名。由于这些生员都是离开学校已久、年纪逐渐增大的人，又看到所办的不是本等应办事务，往往不肯用心，故意把誊写弄错，实在贻误事务。何况还要早上入场、晚上出场，誊写的数量并不多，只是难以防范管理，反而还会造成耽搁，更加不便。是否可以行文北直隶提调学校监察御史，预先在直隶府、州、县中邻近顺天府的地方，就各学校再次拣选已经冠礼且能书写的生员二百名，连同原有共七百名，起送到部，分拨办理誊录等事务。这样事情可以早日完成，既能节省供给费用，又不是借用外来人员，也可以免除出入防范的麻烦。弹劾辅臣破坏科举制度疏【张宁】切实查考：大学士陈循、王文职位居于辅弼，责任重大，承担经纶国政之任，本应端正自己、端正他人，为君上、为臣下作表率；可是他们竟然因为儿子的缘故，纷纷上章、接连奏请，烦扰皇上的听察，只是为私人谋划，不顾国家体面。大臣之道究竟在哪里呢？臣等听说，宋代范质做宰相时，他的侄子范杲请求升迁官秩，范质作诗告诫他说：“你们应当怜悯我，不要使我增加罪过和牵累。”拿这件事同陈循相比，贤与不贤怎么样呢？韩亿做宰相时，他的儿子韩维考中进士，却不参加廷试，大概是因为父亲担任执政而主动避嫌。拿这件事同王文相比，高下如何呢？沈文通考中进士第一，冯京第二，当时认为贵族子弟不可以排在寒门士子之前，于是提升冯京而使沈文通退居其后。和如今文卷已经被黜落，却要求拿来同中式试卷比较的事情相比，得失如何呢？世上的庸人愚妇，也知道如果有人谈论儿子的德行，就会归罪于父亲，反过来责备父亲；哪里有身为大臣、宰辅，却公然替儿子夸耀才能，在朝廷上称说他受到屈抑的呢？即使确有才能而受到屈抑，尚且不可以这样，何况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争论，凭什么使天下人信服？况且今年顺天府参加乡试的有一千八百多人，中式的只有一百三十五人。即使刘俨等主持考试不够精审，其中遗漏的人也不止一个。王伦、陈瑛如果一概援引此例要求进取，拒绝他们就会显得有偏私，答应他们则弊端由此产生；这是陈循等人一举破坏科举制度啊。仰仗陛下优厚礼待大臣，准许他们参加会试，恩遇已经极其深厚了；而陈循等人竟想把刘俨等人问罪，来掩饰他们的奸私。臣等听说，树立德行务必使它不断增长，铲除恶行务必从根本入手；施法不能过于宽松，过于宽松，犯法的人就可能侥幸免罪而不知道畏惧；施恩不能过分，过分，受恩的人就会认为得到恩典很容易而不知道感激。陈循等人假借公事谋求私利，迎合君主、胁迫臣下；他们这种存心和做法，并非只有一天。如今事情败露，罪行已经明显，大小官民无不共同愤怒，只是畏惧他们的权势而不敢说罢了。陛下如果又宽待他们、施加恩惠，却不斩断其根本，陈循等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请将陈循等人罢职遣归田里，另选文学优长、公正无私的人入居内阁，以彰明辅弼清平光明的政治。王伦、陈瑛仍照不中式生员的事例，发回原籍读书，下一科各自在本地应试；这样科举就有固定制度，远近不实行不同的法，人们不再苟且求取，真正的人才就会出现了。【《方洲集》】增加解额疏【张宁】查得景泰元年诏书中有一款说：“科举完全依照永乐年间的旧例施行，不许更改。”这是皇上中兴初期施政、广泛招致人才、努力谋求治理兴盛的深厚心意。因此庚午、癸酉年各地举行乡试取士，都敬谨遵行，不拘泥于名额。后来因为给事中徐廷章等人建言，想依照宣德、正统年间重新规定解额。礼部据此通行议定：“如果依照宣德年间的数额取人，未免太狭，应当依照正统年间的额数；在定额之外如果确有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酌量增加名额，但也不得超过二十名。”已经奏准施行并下达所属地区。但所增加的二十名，不再分别按照各地原定情况办理，仍然不恰当。臣等请拿一两处来说明：宣德年间，应天府定额取举人八十名，云南布政司定额取举人二十名。定额之初，未尝没有多少的差别。正统年间，应天府增加取二十名，云南增加取五名；增加名额的数目，也未尝没有多少的差别。如今应天等地的学校不比以前少，而云南等地的士子也没有比从前增加。如果不考虑各地情况，不衡量当地士习，一概都增加二十名，那么应天府增加的名数比旧额只超过四分之一，云南增加的名数比旧额将近一倍了。对那里的名额为什么如此宽，对这里的名额为什么又如此窄？举出这一两处，其余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礼部如今行文，既然有“不得超过二十名”的话，那么名额少的地方一定想取足二十名，名额多的地方又不敢超过规定，进退之间不均衡，曲意滥取就会更加严重。何况如今开科已经临近，请求敕令礼部申明依照旧例办理：先前奉准增加的二十名，除云南不变外，其余南北直隶各布政司名额多少不均的地方，各依正统年间增加名额的等级，照例依次增添，这样或许更加便利。因为这是依据宣德年间定额及正统年间增加名额的事例，现将拟议增加的名数列出，上奏请圣裁。【《方洲集》】云南布政司【正统年间增加五名，如今依照礼部奏议，增加不得超过二十名】广东、四川、陕西、山西、广西【正统年间各增加十名，如今比云南各多增加五名，共增加二十五名】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广、山东【正统年间各增加十五名，如今比广东等地各多增加五名，共增加三十名】

译南北直隶【正统年间各增加二十名，如今比浙江等地各多增加五名，共增加三十五名】改变科举办法以顺应人情疏 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属辽东都司等卫儒学优等、次等生员徐潮等奏称：按嘉靖十年旧例，今年乡试，臣等都承蒙辽东巡按谢御史某考核后送往山东布政司参加乡试。于是六月起程，闰六月入关；当时连日下雨，平地都积水，冒着暑热冲过泥泞，直到七月底才到达省城。途中大多受到暑湿侵袭而患病，许多人不能参加完考试。臣等勉强考完全场，但心志昏乱、体力疲倦，仅能写成文章，因此本学中式的只有生员韩伟一人，臣等都被黜落。确实是文章义理荒谬，哪里敢妄自怨尤？只是想到臣等从辽东到山东，往返六千多里，跋涉四个多月，千辛万苦，难以全部诉说。已经在嘉靖七年九月间，详细将苦情以及把辽东比照潼关等地科举事例的请求上奏，要求该部转行辽东巡按王御史查勘处理，拟定供应办法并取得应支供应银两的议案；又曾复奏，一直拱手等待明确圣旨，至今还没有得到准行。臣等私下认为，潼关一卫本属直隶，而科举在陕西，因为它接近陕西；又如宣府一镇，其守巡官员都属于山西，而科举却在顺天，因为它接近顺天。如今辽东之地与潼关相比，距离顺天远近最为相等；而所设置的守巡官又属于山东，与宣府相同，唯独科举一事却让人越过顺天，远赴山东，衡量事情体制，似乎很不公平。有人或许说这是旧有规矩，却不知道辽东先前虽设置了学校之名，科举之路尚未开通。直到正统丁卯年，地方抚臣才选取都司等学校中的军籍生员张升、金统律二人，起送应试。当时辽东与山东原有海道便利，却把张升等咨送山东；后来他们中式，科举便以他们为先例，实际是因袭形成的，并非旧规。何况如今海道不通已经四十多年，臣等怎么能够利用海道便利？假如辽东从前就有科举，而跋涉的困难果真像今天这样遥远，朝廷的议论必定会酌量地理远近，把它附属于顺天，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辽东学校现在属于巡按管理，与直隶提学的事体相同，而科举却归山东管辖，臣私下恐怕法制不应当如此。若蒙皇上怜悯臣下的实情，请敕令礼部查照臣等先年奏行的原文以及当年巡按王御史勘查处理的缘由，允许辽东各学校的生员、儒生前往顺天府应试。这样就可以使劳逸适当均衡，事情体制也便利有益。臣等图报皇恩，也有日期了。冒犯天颜，臣下内心战栗至极。为此奏请，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圣旨。臣等查阅得辽东都司等卫儒学生员徐潮等奏称：正统年间地方抚臣开始选取军籍生员应试，当时也有海道便利，所以咨送山东参加科举。何况如今海道多年不通，却让他们越过顺天远赴山东，往返六千多里，辛苦而不方便，请求比照潼关、宣府的事例，在邻近的顺天府参加科举。按此一节，辽东都司各卫学校的应试生员先前附属于山东，是因为山东有海道便利。如今海道既已堵塞，陆路又遥远，往返达到六千多里；贫寒生员携带粮食、书籍，奔走长途，往往要经过数月，确实在人情上很不方便。如今想改为附属于顺天府应试，又与潼关附属陕西、宣府附属顺天的事体相同。况且近来卫学生员徐潮等以及曹福等人多次陈奏，情词一致，似乎应当俯允。但这是奏请改变就近科举地点，既然已经涉及解额，就难免有所限制。臣等查得，近来直隶提学御史胡明善题称：德州等卫的提调教官都属于山东，只有生员归提学御史管辖，请求建立学校、起送贡生等事。本部据此复题，奉圣旨：是，依照拟议施行。钦此。已经行令各处敬谨遵行。如今查照，辽东卫学校远在山东三千多里，却让它越过顺天而附属于山东科举；德州左等卫学校本来就是山东地方，科举却反而附属于顺天，事情体制和人情都很不方便，应当议定处理。臣等应候命令下达后，行文山东布政司，并移文咨送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及辽东巡按御史知悉：今后德州左等卫儒学听由山东提学官管辖，在山东布政司参加考试；辽东参加科举的生员、儒生，听由辽东巡按御史考核后送往顺天府乡试。至于德州等卫建立学校、起送贡生的事项，本部移文咨送都察院，改由山东巡按御史查照先前奉钦依的事理施行。这样不但解额没有拘束，人情和事情体制也都能得到便利。嘉靖十年十月十六日具题，十九日奉圣旨：是，依照拟议施行。钦此。清理入仕的途径【丘濬】本朝科举参考前代制度而取其中道，凡是所谓明经、宏词等科，一概革除，只保留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令天下行省在这一年秋季八月举行乡试，次年春季二月由礼部举行会试。解额以五百人为标准，会试取一百人；所考试文体还沿用元朝制度。到洪武十七年，才制定今天的科举考试格式。十八年会试只记录士子的姓名、乡贯，还没有刊刻试卷文章；刊录文章从二十一年才开始。从此每三年开科取士，不限定名额，只要优秀就录取。宣德改元，才刻定名额；两京、十二藩、贵州附属于云南，各按当地人才产出情况确定名额多少，会试则仍按照洪武初年取士的数目。又因为北方学者的文采不能自行显露，分南、北、中三类取士。正统壬戌年，在各布政司原有名额上酌量增加，而会试则增加一半。景泰初年，诏令取消科举名额，以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不久又重新议定名额，比旧额稍有增加；礼部会试则临到考试时才取中额数，从此遂成为定制。从洪武甲子年定为每三年开科一次，到现在已经举行三十多科了。科场的条文规章说是日益增加、日益严密，各种弊病都已革除无余；只是考试文章的文气以及所进用的人才，似乎比前代有所不如。

译即使有时是气运所造成的，是习俗流弊所导致的，也不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祖宗时期所出的试题，都从经书中摘取那些阐明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和治国之道的内容，然后据此命题。当时题目不多，所以士子专心致力于重大而紧要的内容，做学问有条理有次序，还能用余力旁及其他经书以及诸子、史书。主考官也容易考核，不是三场考试都能均衡应对的便不录取。近年以来，掌管文事的人存心想使举子为难，专门用他们不知道的内容来显示自己的才能。起初一场所出的经书题，往往深挖隐僻之处，强行裁断句读，把经文在不该相连处连接，在不该断开处断开，于是使学习的人无所依据，把功夫用在不必用的地方，反而忽略了纲领和要点。因此，初场题目比从前多了数倍，学者耗尽精神、穷尽日力，仍有不能应付的，所以对于策场所涉及的古今制度、前代治绩和当今要务，便没有时间下功夫了。甚至名列前茅的人，也有不知道史书中的名目、朝代先后和字形偏旁的，实在可叹！然而科举名额有定数，不得不录取以凑足名额，因此士子竞相仿效，渐成风气，策学几乎废弃了。有一两个通晓策学的人，又因为前场考试不合格，便完全不被考虑；人才之所以不如从前，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选录出来作为程文的文章，又多半萎靡粗浅，拘泥缠绕，不能满足士子的心意。程文一经公布，议论纷纷。所谓“主意”之说，尤其荒谬。凡是所命的题目，专门限定一种说法，称为“主意”。却不知道圣人经典义理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所能穷尽的。只要通达其义，就应当在录取之列，何必一定要与主考官的意见相同呢？士子一心只求中试，以为不合主考官的意思就不能取中，往往把圣人经典、贤人传注中的本旨抛在一边，旁搜曲解，牵强附会，以迎合主考官所主张的意思。这不只是败坏士子的学习风气，对圣人传注也成了严重的蛀虫。有司以此原则命题，士子以此原则作文；今天士子凭此进身，日后做主考官又凭此取士。《宋史》所说的“谬种流传”，今日时文的弊病，大概就类似这种情形。然而这又不只是科举考试如此，提学宪臣主持的小试，弊病大概还更严重。他们所到之处出的题，尤其琐碎，因此经书题目越来越多；学者的资质有限，功夫不能全部顾及，这就是策学几乎废弃、科举所得之士很少有博古通今之人的原因。正统、景泰以前刻印的程文，都是士子亲自书写，有司只稍加润色而已。近来多是考官代为作文，甚至举子在其中一句话也没有，这实在不是设置科举的本意。至于考试官，两京会试都由朝廷任命，乡试则由方面官提前访请。洪武以来，只要是有学问的人都可以任用，不问是什么官职，即使儒士也在聘用之列。后来有人建议专门任用教官，所礼聘的无非是方面官的亲信，多半是新进人员，很少能有所操守，只一味听从监临官，内外权力全归御史。凡科场中命题、刻文、阅卷、取士，都由一人专擅，所谓弥封、誊录，几乎成了虚设。谨按科场旧例，设置帘内、帘外以隔绝交通作弊的弊端；帘内由考试官主持，帘外由监试官主持，提调官则兼管内外。然而他们只能主持事务，取士和刻文都不得干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作为监临，只是为了纠察不依法办事的人。现在应当敕令有司，凡科场条规，必须恢复祖宗旧制；所命题目要光明正大，切合人情物理，关系伦理纲常和治国之道。小录中刻印的文章称为程文，只选出作为士子的程式。是作为文体格式的，不是用它来进献皇上的。文章有可以作为程式的就刻印，没有就不刻；多一些或少一些不必整齐相同，不许代替举子作文。如有欠缺、繁冗之处，稍加删改即可。经书题目不要使用凶恶字样，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道，答通三道；书义三道，答通两道，才算合格，否则不取。五道策问题目，以答通十件事为标准；答通不到五件以上的，不列入取录名额。会试如本来名额不足，就从别的名额补足；乡试如这一经取不足，就从其他经补足。凡是解额，只限制在本地应有的名额内，不许超过数额。如果没有足以取中的人，宁可缺额，也不勉强凑数。各场都没有合格者，然后在较差的文章中择取较好的，以备足名额。这样，科举所得的就都是通晓经学、熟悉古事而适合世用的人了。还请求申明旧制：各地乡试都依照会试和两京考试的例子，不设置监临官。巡按御史只在科场外严格纠察。士子想入场考试，专门委托提学宪臣考验，也不许其他官员另行小试。各项办事人员，不许任用进士、举人出身者，恐怕他们有因缘作弊。临近晚上发给蜡烛，虽然是唐宋旧例，但如今科场中代笔、换卷的事多发生在昏暗将晚之时，应当革除发烛制度，同时减少考试场次。应提前聘任考试官，必须详细访察，不许徇私滥举。应允许御史纠察惩治，只选取有学问、品行、声誉和威望的人，不分有司官、教职官，也不分现任或致仕。还请求严格申明帘内、帘外的界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的礼例，只送酒食，不必设宴款待会试考官。考试官阅卷、决定取舍之后，先把所取中式的卷子按字号编定，第一名编三本，封好字号并加印记；其中一本留下自备，另外两本交给提调官和监临官。到期时将朱墨卷核对相同，然后拆开号码，按照编定的字号填写榜单，不许更改。又应按各经分别保存三五份备用卷；如果所取卷子有差错，就按各经次序用备用卷补上。这样或许科场弊端会少一些，能够选得人才，也能恢复祖宗旧制。又考察会试举人，过去入场的人极多，也不过二千人；如今累积增加，已经超过四千人了。实在担心再过几科，日积月累会越来越多，又不止这个数目。我私下考察宋代欧阳修所作《礼部唱和诗序》，说宋制考校五十天；如今的制度，从初八日入场到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多天。试卷多而日期少，恐怕不能没有遗漏人才。请下礼部议定放宽考试期限，并把殿试移到三月十五日，这样考试人员或许日力有余，能够竭尽心力，精细审察文章义理，为国家求取人才。《科举私说》【谢铎】

译周子说：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而已。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使圣人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此，制度由忠厚质朴逐渐转向文饰。圣人不是不知道忠厚质朴可贵，但发展到一定地步，也不得不趋向文饰。然而文饰胜过质朴，以至于消灭质朴，那么根本就被忘掉了。对此如果不设法挽回、调整变化，使它不失先王的本意，怎么可以呢？大概自从先王的政治废弛以后，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百姓没有固定产业，就没有恒定的心志；没有恒定心志，毁誉之人的言论就抵不过各自爱恶的私心。于是乡举里选的制度不得不改变为后世科举制度，这是形势所迫，并不是愿意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善于顺应这种形势的人，称为随时。能在这种情况下加以挽回、变通，使先王本意得以保存，才是正确的。因此如今科举废除诗赋而先考经义，用来观察士子穷究义理的学问，这样根本就树立了。其次考制诏、论、判，最后考策，用来观察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问，这样作用就显现了。穷究义理以树立根本，经世致用以显示作用；即使是科举之学，只要能在这里竭尽功夫，那么古人所谓德行、道艺的教育，大概也不超出这些内容。至于借此培养人才、敦厚风俗、救济世务、兴起太平，难道会有不如古代的感叹吗？然而考察它最终的结果，所谓穷究义理、经世致用，常常成了浮泛的谈论和冗长的言辞，修养它对身心没有益处，施行它对国家也没有益处。更严重的，嘴上说伯夷、叔齐，心里却像蹻、跖；名义上称道伊尹、周公，行迹却像李斯、商鞅，于是使科举之学全都成了无用的空文。等到得到这种学问而又抛弃它时，反而把胥吏当作老师，把刑律当作治理方法，把从前所说的那些学问看得还不如荃、蹄、蒭、狗这样的草木土器。唉！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果真使它变成这样的吗？欧阳子说：三代以前，治理出于一端，礼乐能够通行天下；三代以后，治理出于两端，礼乐成了空名。既然文章和道分离，却想靠一时的文章把天下有道之士全都收罗起来，不是太难了吗？即便如此，尽管有的人言语详尽却平庸违背道理，但从来没有不深通道理而文章又能达到高境界的人。这也是科举立法的深意，今日的豪杰也未必不能由此产生。这难道就是所谓把握时机、顺势变通而不失先王本意的关键吗？如果不是这样，一下子纷纷更改制度，我实在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说：“已经到了应当革新的时候，便革新，没有灾害。”我谢铎不才，斗胆把上述说法私下附陈出来，告知天下有志之士，希望他们认识形势所在，赶快使它回归正道。难道只有科举一事是这样吗！《论制科》【王鏊】王子说：国家设置科举取士的制度，可以说是端正而严密了。先考经义，用来观察士子穷究义理的学问；其次考论、表，用来观察他们博通古事的学问；最后考策问，用来观察他们通晓当时事务的学问。士子如果确实能穷究义理、博通古事、通晓时务，还要再求什么呢？可以说是良好的制度了。然而实行了一百五十年，按理应当得到人才，超过前代，最终却没有听说有古代豪杰从中产生，文章辞采终究也有愧于古人。虽然人才的高下取决于时代，但也确实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设置科举后，天下士人群起趋向它；上面的意向所趋，风俗便随之变化，人才的高下、士风的淳厚或浇薄，大抵都由此产生。三代取士的制度，我暂且不论。唐宋以来，科举有明经科，有进士科。明经就是如今所说的经义，进士则兼考诗赋。当时两科并行，但进士科得到人才最多，名臣将相都由此产生。出于明经科的虽较为正当，但资质拙劣的士人往往选择它，因此称为“学究”。诗赋虽近于浮华艳丽，但才智高明的士人多趋向它，因此称为进士。诗赋虽然浮艳，但必须广泛观览、博取旁收，出入于经史百家；这并不只是诗赋本身能够得到人才，而是博通古事有益于治理国家。到了宋代王安石做宰相时，排斥诗赋，尊崇经学，科场以经义、论、策取士，可以说一扫历代的陋习。然而士人专攻一部经书，到老也不研究其他经书，把经史置之度外，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学问确实专一，见识却日益浅陋，才能也日益低下。大概不过是当时的明经…… 《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七 明代黄训编纂 礼部【仪制下】统一道德以使习俗相同（一）【丘濬】臣考察：汉宣帝曾在石渠阁召集诸儒，讲论五经的异同，但只是进行讲论而已，还没有形成成书。到了唐太宗，才命孔颖达会集儒臣撰写《五经正义》，这也是统一道德的一个方面。道德虽然存在于人心，出自天命，但如果不考察圣贤的经书传注，怎么知道不会把正确当成错误、把错误当成正确呢？所以自古以来，有志于恢复三代之治的帝王，没有不把统一风俗作为要务的；而要统一风俗，没有不把统一道德放在首位的。要统一道德，如果不以圣贤的言论加以质正，又凭什么知道其中的所以然，以及应当遵循的法则并加以施行呢？即使想统一道德，也做不到。圣贤的言论都载在经书传注中，如果上位者不加以表彰、阐明，拿什么作为依据？下位者就会有人不相信。因此帝王想要统一道德以使风俗相同，往往重视经籍，命令诸儒考订、校正并汇集，用来颁布天下，使家家传授、人人诵读。这样，凡是符合这种道德的，大家都知道这样就是道德，不这样就是非道德，都归向同一的道德，风俗便醇厚端正，也没有彼此疆界不同的差异了。唐太宗认识到这一点，命孔颖达考订六经；但颖达不足以承受皇上的意旨，所校正的内容又多有错误和冗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颖达的学问虽然有可指责之处，但太宗的见识却远远超出后世君主之上，值得称许。我国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首先建立学校，不久便下诏实行科举，一概用五经、四书教育士人、选取人才，让他们各自专治一经，同时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易》以程朱为主，《书》以蔡氏为主，《诗》以朱氏为主，《春秋》以胡氏为主，《礼记》采用陈澔的集说，四书的训释则完全依据朱子的集注章句。五经自汉代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建立门户，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拘泥于训诂，有的流于谶纬。到了宋代濂、洛、关、闽诸儒出现之后，经学道理才在世间大为明白，而我朝历代圣祖又加以表彰阐发，于是成为千古不可磨灭的大典和不可更改的定论。因此道德统一而没有歧途的差异，风俗相同而没有疆界的区别；当今世道和百姓得以看见天地的纯全，认识圣贤的最高道理，享受帝王的盛治，这是多么幸运啊！统一道德以使习俗相同（二）【丘濬】臣考察：程子说，治理天下，要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臣私下认为，得到贤才又是端正风俗的根本。一定要想得到贤才来端正风俗、统一道德，而统一道德又有它的根本。道德不统一，人们就各执私见，各家形成不同学说，各自宣扬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彼此的道德便不能统一。一定要使道德统一，大家都归于中正之道，又在于树立师道。树立师道来整顿学校的政务，使其掌管天下的风化，教育天下的人才，考订经典、讲明义理，统一人心的趋向，以达到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目的，然后才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程子所说的那种明白先王道德、德业充实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哪里足以担当这个责任呢？我朝祖宗建立学校、树立师儒、教育人才，一概以五经、四书作为教学工具。如今分布在朝廷内外任职的人，哪一个不是明白先王之道的士人呢？今日朝班之中、缙绅行列里，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何不在其中广加推求访察，若有德行、文学、声望一向显著，冠绝一时，为内外所推重的，就共同举荐上报，任命他为师儒之首，并让他自行选择属官。一定要选得像程子所说的那样志向坚定、喜好学习、资质优良、品行修养好的人来充任。又从大臣中特别任命一人主持此事，像程子所说的那样，授予玺书，责成他承担提督、振兴教育的责任，使他率领群儒，详细制定规条，一概以程子所上奏札为准则。学校所施行的，必须依据太祖皇帝制定的学规；士子所诵习的，必须依据太宗皇帝颁布的书籍。再参考古代典制，斟酌当时制度，把学校用来诱导、扶助、激励、磨炼成就人才的方法，以及科目次第、门类划分、条文细目，制定为一代教育培养人才的制度。先在太学施行，再颁布天下。这样，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把所得的成果推广为教育制度，便都有成法可依，用之不尽。还必须从受教育者中考察那些确实能施行于事务的人，用来整治百司的事务；选取深明道义的人，留下来担任太学教师；把通晓经书训诂的人分派去掌管州县教育。州县受教的士子，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传授给别人；有的在太学完成学业，有的分任有司职务，有的把教育推广给他人。彼此承传，前后授受，共同学习诗书，共同归向道德。朝廷的政令教化，是这一道德；官府的禁令，也是这一道德；学校的功课，还是这一道德。道德既然统一，风俗自然相同。树立道德的人不搜求隐僻、故意行怪，办事的人不谋求私利、计算功劳，做学问的人不凭空虚构、助长虚伪，修饰文辞的人不厌弃平常而喜好新奇，做官的人不结党附和同类而攻击异己。世道浑厚和谐，充满和平温厚之气；境界坦荡，合乎大中至正。世道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唐尧、虞舜和三代，也不会超过它。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办法，没有比端正风俗更大的；端正风俗的关键，没有比统一道德更紧迫。程颢是当世大儒，曾对他的君主说过这番话，希望君主特别留意，施行于万世。臣岂敢不冒死援引程颢的话，来禀告九重之上的皇上。《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彭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