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五

译《尚书》说：“不致力于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德。”又说：“不被声色役使，各项政事才能端正。” 如果在这件事上产生厌恶旧常、喜爱新奇的念头，那么将来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必然无所不至，不能因为是小事细故就不谨慎。况且制作漆器，对德行有什么损害，舜却制止了；甜美的酒，对政事有什么妨害，禹却断绝了；露台的费用并不足以称为奢侈，汉文帝却停止营建。他们都是圣贤之君，为什么急切地处理这些事？正是因为欲望不可放纵，渐长之势不可助长。臣等恭请陛下宽缓斧钺诛罚，采纳百姓的意见，把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让它们接触耳目；把这种关注转移到周文王视民如伤、大舜听到善言便如决江河般迅速接受，节省这些多余费用，用来救活流离困苦的百姓，赏赐征伐劳役的将士。这样，战争可以停止，灾旱可以消除，百姓可以富足繁盛，四夷可以宾服，亿万年享受无边的太平福泽；那么陛下用来奉养两宫的孝，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陛下深思并努力实行，不要认为臣的话是沽名矫饰，不要认为臣等迂腐疏阔，使天下后世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超出寻常，这不仅是臣等的幸事，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的大幸。臣等冒死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消弭灾异、修养德行的奏疏【姚夔】臣切实看到，今年从春天直到夏天，天气寒冷，风声怒号，扬尘飞沙，阴霾四处弥漫，太阳失去光彩。近一两天来，黄雾遮蔽天空，昼夜都看不见星辰和太阳。何况如今已是四月中旬，雷声却没有响起。考察《洪范》所说的庶征，长久寒冷、长久刮风，是急迫、蒙昧的征兆。《月令》说，季春实行冬季政令，寒气就会不时发作，草木全都肃杀，国家会有大恐惧。传记又说，大风黄雾、白日昏暗，是政治教化不明的象征。又说雷在天地间是长子，主管发生、生长；雷一出现就兴利，也是君主权柄的象征。应当发声却不发声，是号令失常所导致的。天道如此，验证人事，必定有所因由。近来朵颜、三卫相互勾结，蒙古各部窥伺边境；北方敌人玛拉噶藏匿行迹，谋划难以预测。两广地方的创伤日益严重，荆襄聚集的流民越来越多。加上湖广、江西去年遭受荒旱而没有收成，浙江处州近来有强盗流窜抢劫。四川虽然常常报告边警，但郡县贼徒蜂起，大军还没有班师。四方形势没有片刻安宁，百姓供应军需日益疲惫。倘若长期积累而不谋划对策，祸患将不只是眼前这些。人事如此，上天或许是仁爱皇上，因而借此警醒震动皇上吗？恭敬地想，皇上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光荣地登上皇位，敬畏上天、体恤百姓，任用贤能、谋求治理，没有滥施刑罚、枉造狱案的过失，有听取言论、采纳劝谏的美德。纯厚仁慈、德行极高，人民庆幸，神明欢悦，上天的福佑不断降临，足以承受并迎接这些福瑞。这样的情形已经五年了。只是想到臣等都以庸才忝居重任，未曾有一句话、一点善策启发圣心，辅成至善的治理，以致人事乖违、天道出现异常，罪重如山，无法逃避。虽皇上大德，没有立即加罪诛罚臣等，但臣自己揣度，实在惭愧羞赧，日夜忧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臣等同心同德，恳切诚挚，几乎沥血，把国计中最急迫的一两件事上奏陈述。恭敬地想，皇上正当年盛之时，正是子嗣繁衍之时，为什么震位仍然空虚，实在关系到人心所望？上天和祖宗的意思，本来就自有等待。然而臣区区爱护眷恋的私情，实在不能停止。前代久远的事情，不敢援引。臣私下看到英宗睿皇帝登基以来，能够遵循祖训，治理家国；慈懿皇太后、贵妃、宸妃以下，都有《关雎》所称的德行和《螽斯》所歌的美好，所以子孙众多，本支兴盛。伏请皇上修身养德，感通上天、格动祖先，想到国家根本不是轻事，想到宗庙社稷最为重要，想到圣体应当谨慎珍惜，想到圣上的爱护应当均匀广布。这样将会看到六宫各守职分，子孙便会众多；九庙降下祥瑞，本支延续百世，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不过这件事必须由陛下在身心上用力，不是求神拜佛能够达到的。若西山塔院劳民伤财，应当停止。阿咱尔一类惑乱世人、欺诬百姓的人，应当斥退遣返。其余府库中的金银和缎帛，都是民间的膏血，不应任意浪费。内局各种工匠劳役，未建立重大功勋，不应滥授官爵。这些事情都足以伤害和气、招致灾异。先儒真德秀曾说：“君主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天下就会安定，昆虫草木也都能各得其所。”这话确实是至理。伏请皇上奋发乾断，痛切反省改正。还请陛下每天视朝以后，依照祖宗以及英宗皇帝初年未患足疾时的旧例，驾临文华殿，留心讲筵，裁决政事，敞开心胸，施行公道，以招来善言，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谋求政治教化。凡是一饮一食，以及一言一动之间，都依照祖宗旧规。这样做后，如果天意仍不回转、灾祸仍不消除，臣甘愿承受万死而不辞。臣等这点忠诚是被激发出来的，所以不避忌讳。伏望圣明察看臣等，不胜荣幸。陈述政治始终的奏疏【彭韶】臣恭敬地看到，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诏书中有一条说：凡朝廷政事的缺失、军民的利害疾苦，允许各人直言而不隐瞒。谨此敬遵。臣忝列风宪之官，幸逢圣明忧虑治理之时，不敢推说身在外地而隐忍缄默，以致辜负明诏求言的本意。谨就政治的始终为陛下陈述。更新叫作始，成功叫作终；使政治常常更新而不失误，使事业始终勤勉而有所成，即使尧舜的盛治，也不能超出这个道理。臣听说近来星辰变异，既在年末出现，又在正旦显现，这是上天仁爱到了极点，想让陛下善始善终，而通过无言的天象来表示。年末是天道的终结，正旦是一年事务的开始；天象两次在此时出现，难道会没有用意吗？过去唐太宗时，魏征进言说：“陛下的志向事业，比起贞观初年，逐渐不能善终的事情有十件。”唐太宗嘉许并采纳，至今仍称为盛事。臣愚昧妄言，认为今日的治理不必向别处寻求，只要守住成化初年的作为就足够了。如今在年初广开言路，禁止奢侈，斥逐异端，杜绝传奉，已经依次施行。所谓逐渐不能善终的事情，虽然不像唐太宗时那么多，但臣子存心进取没有止境，对圣明的期望，并不只限于前面几件事。

译伏惟陛下继承皇位之初，废黜并册立中宫，特意诏告天下，端正家国礼制，已经十分严明。几年来，听说各镇守太监把地方土产进献到皇妃名下，有的待遇甚至加在中宫之上；又褒奖提升她们的家属，使之同先帝时的后家相等，这是陛下端正家国礼制而没有善终的地方。天下万事，只有这一件最为重大；上天之所以不悦、人心之所以郁结，恐怕就在这里。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至圣至明，如果能俯念四海皆为一家之义，稍稍采纳臣下及宗室家众的意见，及时裁正，使伦理纲常得到安置，那么阴阳不调、灾害不能消除的情况，是不会有的。成化初年，内侍和近臣被进用得少而简约，防微杜渐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到了近年，每天都有增加，听说如今大小宦官的名额将以万计，考察古代，从未见过有这样的情况。财利来源和兵权，多交给他们掌握；违禁犯法，很少加以治罪；所求往往能得到，所请总是被顺从，这是陛下施行宪法禁令而没有善终的地方。尊贵亲近的大臣，是人人畏惧的；长久干预外朝事务，便会形成权重失衡。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临朝日久，洞察事机，应该趁此时斟酌裁减，使内外事务各自回归职守，制定为固定制度，传给后世，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福泽。否则，日后旧例一旦确定，偏重的势头就会形成，即使想要改变，也来不及了。成化初年，天下各地的贡物全部禁止进献，节俭的德行已经彰显。到了后来几年，镇守、公差等人争相搜求珍奇异物，用来充作贡品，天下臣民实在忧虑。如今又下诏命镇守内外等官进献各地土产，全部按照天顺三年以前的旧例办理，却不许因此科派侵害军民。我私下认为，天顺年间是太平无事之时，如今却正逢灾荒、应当警戒的日子。古人遇到天灾，都想要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哪里适宜反而命令进贡呢？这说明陛下奉行节俭的德行还没有贯彻到底。先儒说，喜好财物的心是天理中本来就有的，人情不能没有这种倾向。公刘喜好财物，却与百姓共同享用，所以国家富裕、人民丰足。如今上述官员不过是剥取军民的财物，借进贡供奉之名办理，难道会出自他们自己的财物吗？结果却使水陆运输受到骚扰，人畜疲惫不堪，怨恨归于公家，恩惠却施及私门，实在没有益处。伏望陛下敬畏上天，把这件进贡的事全部免除，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成化初年，保傅、六卿从未轻易授予，任用官员的慎重达到极点。到了近年，边方多事，内地郡县百姓流离，而公卿辅臣无缘无故被加授保傅、寺监衙门等职，多以高官兼任；等到他们致仕，又每日给米、每年供给役力，无非是为了礼遇大臣。然而，如果把这种待遇施加给忠贞贤能、建立功劳的臣子，使人有所感动奋发，那还可以；如果泛泛地实行，那么谁不会想着阿谀顺从、迎合上意，以图谋日后的恩宠呢？这说明陛下任用人才的原则还没有贯彻到底。自古以来，平治天下的责任在于大臣；如果大臣自任的责任已经很轻，各部门官员就会跟着观望，后进之士也会一律如此，世事还将依靠什么呢？伏望陛下慎重任用官员，必须是忠贞贤能之人，才给予优厚礼遇；必须建立功勋，才加授官职。不只看官位，而要看其为人，那么群臣就大为幸甚了。臣听说，根据事功来施行赏赐，是古人所看重的；考察已经过去的事情，并对将来更加谨慎，这才叫慎重开始而不使其失误。这样，德泽施加于当时，声名昭著于后世，才是所谓善终。

译《尚书》说：“始终如一，这样才能日益更新。” 又说：“德行日日更新，天下万国都会归心。”这正是陛下作为大圣人应当做的事。臣冒昧失礼地妄加进言，内心极其战栗恐惧。因此奉诏陈述意见，事情和道理都写在奏本中，随即差办事官李锦捧持奉上，谨此题请。请求收回王太监的牌。据江东马驿报告，接到前方递送来的钦差内官监太监的牌面，内容是办理公务：本人将前往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处办公，先派牌面前去，命沿途军卫、有司、驿递、巡司等衙门的官吏，立即抄录牌面，预先准备廪给、口粮、马匹、车辆、军民夫役等项，派妥当的官员统领，听候差遣、牵引运送，不得拖延而耽误公务，以致获罪和造成不便。有关司官吏若敢借口馈送下程，因而向军民摊派征取财物，或被访察查出，或被人告发，轻则酌情责罚，重则加枷钉解送京城，奏明处理。也可能有人假称是本人处来提出控告，以便据此惩治。沿途递送牌面的衙门，不分昼夜，必须火速派人按程递送前去，不得磨损牌面字样；如有模糊，立即写明驿名，开具文书申报到本人处，按重罪治罪。先将抄录牌面的官吏依限如实缴送过来，命把此牌按程递送到南京防同馆收存等候。本人按临到达之日，将各有关官吏依限如实办理的文书以及执结，连同牌面一并呈缴施行。据报告，臣起初以为朝廷怜念淮扬、苏松等府地方遭受饥荒，军民流亡，担心臣等奉命办事不谨慎，不能筹划赈济借贷，致使百姓失所，所以特意派近臣携带内帑钱物，远道前来救济；臣因此又喜又惧，连续多日不能自安。不久听说，太监带着一百多号马快船只，装载私盐前来河南收买玩好之物。这消息虽然还不能确定真假，但如今大江南北的饥荒十分严重，一斗米值七八十钱，百姓面有饥色，郊野有饿死的人，老弱幼小辗转倒毙沟壑，壮年人四散前往各方，数也数不清。臣奉诏往来督办赈济，近来虽已颇为安定妥当，但张口等待哺食的人仍然很多。如果太监这次是为了赈济、救助饥荒而来，那么大江南北亿万生灵都将蒙受再造之恩，陛下的盛德大业可以与二帝三王相媲美，国家无疆的国运也可以同天地一样长久。如果是为了收买玩好之物而来，如此声势浩大，未免骚扰郡邑，惊吓官吏百姓。臣担心远近听到传闻，会说陛下只喜好珍奇，而没有忧虑百姓的心，从而使狂妄之人得以借口，这并不是国家社稷之福。臣认为，在这样的饥荒之际，朝廷正应裁减冗费，停止进贡，禁止奢侈，抑制侥幸求进，慎重爵位赏赐，重视名器，减轻徭役，爱惜民力，以收服天下人心，培植亿万年国家社稷的根本。为什么织造事务纷纷而来、进贡络绎不绝，奢侈之风竞相兴起，侥幸求进的门路大开，终于使爵赏冗滥、名器混乱、徭役频繁兴起、财力日益困竭呢？想使这些百姓不贫困、不偷盗，想使天下安稳如泰山，能够做到吗？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前往凉州，暗示李大亮进献当地著名的鹰，李大亮不肯。唐明皇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褙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也不奉诏办理，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可靠的史书中。后世读史的人，没有不称赞唐太宗、唐明皇的英明，以及李大亮、苏许公的忠诚。如今陛下凭借高明圣哲的资质，处在至尊的地位，聪明睿智出于天性，仁爱、孝顺、诚实、恭敬无需勉强，完全可以成为尧舜，超过汤武，哪里还值得只谈唐太宗、唐明皇呢？臣有幸处在圣明的时代，充任巡抚，偶然听到这些事情，如果忍耐不说，使陛下不知道，而天下国家受到它的弊害，难道是忠臣吗？这不仅有愧于皋陶、防风、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人，难道不也有愧于李大亮、苏许公这一类人吗？因此臣不避斧钺之诛，为陛下说出这些话，并不是为自身和家族打算，而是为国家社稷打算。惟愿陛下留心深思，立即召回那位使者，并将前面所说的几件事与台阁大臣从长计议，赶快处理，以安定天下社稷，实在幸甚！天下百姓也幸甚！臣内心极其战栗恐惧，惶恐失措。扶植国家根本【林俊】臣认为，作为君主，最大的德行莫过于听取并采纳意见；作为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君主更大的了。今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两京地震，陵寝震动，日月接连发生亏蚀，野熊进入城中，天灾示警的明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且敌国横行，侵犯我国北部边境，边地百姓受到骚扰，戍守士卒怨声载道，实在不能不加以忧虑。臣愚昧地认为，这还只是手足上的疾病。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其严重，人民流离迁徙，其他郡以及荆防等处，每天流徙的人以数万计；严重的地方全县无人，稍好一些的也十户走了七八户。仓库空虚，无法救济，树皮草根也已经吃尽；饥民倒毙道路，恶臭熏天，行路听闻的人无不流泪。而巡按、三司等官员在当地享用肉食，既然知道荒旱，就应当提前上奏，等候圣裁；却茫然无知，漠然不加注意。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仍然顾盼徘徊，只顾设法蒙蔽君主，眼看百姓饥馑而不怜恤，轻视国家重地而不报告。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草野之中，灾祸深重而难以预测，这实在是心腹上的危急疾病，医治它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不能稍有迟缓。近来太学生万安等上言，建议让生员等人缴纳粮米，这固然是救济荒灾的一种办法。

译然而，如果想用轻便的方式运送，那里本来就空虚匮乏，买米无从谈起；如果想从其他地方转运，又会困于劫掠，道路难以通行。臣担心拖延下去来不及办成事情。为今之计，应当下达宽恕地方官员过失的诏令，同时加重欺骗蒙蔽之罪，以收揽人心；立即派遣有才干能力的大臣以及科道、部属中廉洁能干的官员，分别携带内帑财物，日夜兼程赶往临清等处。根据当地道路远近便利情况，若有已经运到的官粮，或者邻近州府的积蓄，就由官府负责雇车装运，兼程前进，随到随地赈济，那么尚未死亡的余民也许还来得及救助。然而臣还有一番话。孟轲说：“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事情，因此有些祸患也不能躲避。”臣这番话一说，就可以宣泄天地神人的愤怒，使圣祖、神宗之心畅快，彰显陛下是圣明而能听取意见的君主，为宗庙社稷奠定亿万年无疆的福祉。即使万一触犯圣意，祸患也只止于臣一身，臣又何必吝惜一身之祸，而不替陛下陈述呢？臣听说，修养成仙之说荒诞怪异，没有凭据；佛氏的教义虚幻妄诞，不足取信。所以这些事情在尧、舜、禹、汤的时代从未见于记载，而它们的欺诳却常见于唐宋时期。儒家先贤的论述，有史册可以考察，不可磨灭。谨考僧人继晓，本来就是一个奸险小人、市井无赖；从前曾妄称邪术，欺骗楚府，事情败露后却逃跑躲罪，不图悔改自新，反而更加放纵荒诞，暗中住在京城，多方钻营，错误地蒙受圣上宠爱，屡次得到异常恩典。连五尺高的儿童都咬牙唾骂他，他竟还敢肆无忌惮地蛊惑扰乱圣上的听闻吗？如今发放内库银数十万两，修建大镇国永昌寺。臣仔细思量，陛下聪明圣睿，绝不会主动做这种事，这一定是继晓这个小人倡导荒诞说法，说只要建成此寺，圣上的寿命就会日益绵长，国运更加昌盛，百姓寿命更加长久，边疆更加安宁，借此来诱惑陛下。却不知道把可以用于实际事务的财物，供给无益的费用，国家的财计就会日益削弱；凭陛下超越三代、胜过五帝的资质，却走唐宪宗、梁武帝的老路，圣明的声誉也会日益受损；下面的人纷纷争相以佛事为先，圣明的政事也会日益败坏；居民被迫迁徙，劳役不断，民众的怨恨也会日益增长。即使真如继晓所说，先王的政治也绝不会这样做，何况这完全没有道理，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呢？从前卫懿公喜欢鹤，有的鹤可以乘坐轩车；国家将要作战时，接受铠甲的国人都说：“让鹤去吧，鹤确实享有俸禄和官位，它能作战吗？”喜爱鹤看起来似乎还没有造成危害，但失去人心尚且达到这种地步。伏望陛下由此类推。臣认为，如果不杀继晓，将来造成的祸患就无法估量。然而纵容他的人是梁芳。梁芳倾覆阴狠，引进邪恶奸佞，排斥忠良；辅佐他的人很快得到美官，触犯他的人动辄遭到放逐。他欺骗蒙蔽君主如赵高，奢侈如石崇。几年之间，他假借进贡、买办的名义，盗取祖宗传下百余年的府库积藏，几乎耗尽，家产堆积如山还嫌不足；所到之处造成骚扰，汪直也不能超过他。如今又推荐继晓，暗中谋求修建寺院，虚耗内库财物，却在外面散布流言，说梁芳极力不肯办理，是被陛下逼迫威胁，只得屈从；又说他害怕天下人的议论，想让陛下独断专行而承担骂名。臣子有善行就归于君主，有恶行就归于自己；如今梁芳想要文饰自己的奸恶，却把过错归给陛下，仅凭这一件事就不容诛杀了。况且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贤才是元气，财物是骨肉，小人是疾病。梁芳耗损元气，削弱骨肉，又把疾病引入其中，臣私下认为身体已经危险。臣断定，即使把梁芳碎尸万段，也不足以抵偿其罪恶的万分之一。臣的德行不足以取得信任，职务又不是言官，谁不知道保持沉默可以保住官位？可是臣竟不自量力，要同这两个专权奸臣争辩是非，这就像蜗牛触碰高山、飞蛾扑向烈火，已经不能说是明智了。然而臣想，牛负责耕田，狗负责守卫，即使是微小的走兽，也靠劳作来取得食物。臣食用陛下的俸禄，已经七年了，近来又因年资劳绩得到加官晋秩，感激惭愧，无地自容；夜里思量此事，眼泪交相流下。臣认为，君主深居九重，哪里能把利害情况全部知道；而祖宗在天之灵，也希望臣等通过进言把情况报告给陛下。如今宫内的大臣，其次百官，以及闾巷中的百姓，也都痛心疾首，恨不得吃梁芳、继晓的肉。可是最终不敢把这些话进呈给陛下，只是舍不得官位，害怕死亡罢了。假如臣也不说，那么陛下终究不会醒悟，祖宗在天之灵会把我们看作什么样的人？天下后世又会把我们看作什么样的人？执笔的史官一定会讥笑我们，恐怕也会牵累陛下。过去魏国任座回答魏文侯“我是什么样的君主”这一问题时，以直言触怒了文侯。等文侯问翟璜，翟璜说：“是仁君。君主仁慈，臣子就应当直言。”先前任座的话虽然直率，文侯却很高兴，命翟璜召任座来，亲自下堂迎接，把他作为上宾。臣不敢奢望得到这样的待遇，但又怎么忍心怀藏不直率的话，成为陛下仁圣之德的累赘呢？臣确实不怕死，只愿陛下留心听览，周详考虑而一定实行，那么祖宗的光荣、社稷的福分，就是臣民万世的幸运。如果臣所说不对，甘愿接受公开诛戮，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欺骗蒙蔽。臣内心实在激切至极。附《端肃存稿》第一卷【邵锐】维系天下治理的因素，什么最重要？回答说：公论最重要。所以公论明白，君子就会得到进用；君子得到进用，国家就会昌盛，而天下的治理也由此开始。所关系的事情难道还不重大吗？大参张公从前任御史，出巡按察居庸，负责防备北方寇敌。当时武宗颇常微服出行，忽然有骑兵飞驰而来报告说：“皇帝将要出关！”张公立即发誓以死进谏，接连上了三道牌，恳请皇帝赶快回来，说：“否则，事情将会不可预测！”群小的气焰因此受挫，最终奉陪皇帝返回。天下人无不仰望他的风采，说：“张公真刚毅啊，没有辜负御史的职责。”这就是公论所归属的情形。唉！天下的事情应当在细微处谨慎。如果正德初年负责机密政务的大臣能够体察巷议民情，善于谋划，逆瑾未必会立即横行；即使刘瑾横行，也必定要先使皇上完全顺从自己的意愿，然后才能窃取权柄；侥幸窃取权柄后，又必定要箝制天下人的嘴，然后才能为所欲为，而士大夫遭遇的灾祸就开始有说不尽的了。刘瑾被诛杀后，余毒本来仍在，群小趁机而起，巩固自己的权势宠幸，天下也开始遭受不胜其多的祸患。在那时，张公却像中流砥柱一样屹立其中，用来遏止暴涨的祸势，实在没有辜负御史的职责。公论如果不归于公正和是非，那么还能归属于谁呢？附《端肃存稿》第二卷【邵锐】

译近来听说您被简拔任用而留在部中，这本来出于个人愿望，从时势和道义来看，似乎也很好。我私下思量，大臣若想在世上有所作为，必须使君主的信任日益专一，才可以随时援引善类，把他们安排在重要位置；等到君主的志向完全确定，国是不会动摇，然后再从容商议改革，或许可以保证事情成功。假如任用我的人还没有完全信任我，前后左右又很少有志同道合者，却想屡次提出建议，立即实现太平，只怕当权者未必乐意听从。如果事情出自自己而有不利之处，又有人借不同意见乘机攻击，不但没有益处，还会开启不安定的局面，使党争日益滋长。否则，即使宋仁宗仁厚、恭谨、节俭、爱民，后世少有能够相比；在位已久之后，奋然想要和范仲淹、富弼二位贤臣努力谋划改革，以挽救极大的弊病。两府的考核奏议推举的都是有声望的老臣，后来的宰相也相互勉励仰承上意。遥想当时是何等气势，尚且被权贵宠臣从中离间，最终不能稍稍实现最初的志愿，这是为什么呢？义理无穷，事变难以预测，我们对此正应深思；以古代道理驾驭今天，历史上的鉴戒都在那里，尤其不应轻易越过界限。我的想法就是这些，只是从那些勇于任事的人看来，他们一定会为难地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等待，等到黄河水清，人也不知还剩多少寿命了。”我既然已经就任官职，就应当趁自己还在任、趁这个时代，赶快贡献力量；能挽救一寸就挽救一寸，能挽救一尺就挽救一尺，总比什么也不做强。不过邵锐反复深思，最终认为前面的说法在事理上或许确有道理，所以冒昧忘却自己的浅陋，前来向有道之人请正，恳请您多多谅察。附送给事中刘某巡抚山东【杨士奇】永乐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驾临奉天门，环顾群臣，说道：“朕恭敬地奉行上天的命令，统治天下，天下百姓中，难道还有没有安于自己的产业、受冻挨饿、忧愁叹息的人吗？担任牧守的官员中，难道还有苛刻贪财、扰乱法度而使百姓受苦的人吗？朕为这些事早晚勤勉操劳，不能安宁，于是分别命令大臣巡抚天下，并给每人配一名近臣，赐给他们玺书，使他们所到之处考察百姓的利害，并为之兴革；对于牧守官员，举荐其中廉洁能干的，罢免其中贪婪残暴的。”于是户部侍郎李昶、兵科给事中刘焕奉命巡抚山东。山东地处黄河、济水之间，连接海岱，是古代鲁国的地域。虽然土地大多肥沃，但当地人的习气迟缓，加上连年旱涝和疫病相继发生，人民陷入艰难困苦。这里虽是周公的国家、孔子孟子的故乡，但圣贤的德化已经久远。在这里做官的人，有的丧失了良心，确实有如圣谕所说的情况。从前汉、唐、宋多次派遣使臣巡行天下，称为巡省、安抚、采访，这些都是今天巡抚的职务，用来扩大视听、通达民间隐情，而其中贤能的使者很多。如今奉命乘坐使车出行，专心一意，推行公正而不厌倦懈怠，将使穷山深谷、荒僻地方的人都能够抒发内心的郁结，受到圣明教化的涵养，享受圣明时代的生活；对上足以副贰君主的使命，对下足以光大使者的职责，难道不是伟大而值得称誉，可以与过去贤能的使者相比吗？” 君主把爱护百姓作为职责，是上天真实的意志；臣子把爱护百姓作为职责，是君主真实的意志。诸位君子这次出行，天下太平的责任都系于此，难道可以有一丝一毫做不到吗？刘焕字士极，才识明敏，与我有乡里之谊，所以在他出行时，我歌咏《皇华》第二章，为他斟酒，并用这篇文字来进一步勉励他。附《叶伯巨、郑士利传》【方孝孺】叶伯巨字居升，是宁海东苍里人。他喜欢读书，二十多岁时已在乡里有名声。被选为县学弟子员，善于讲说礼义。凡是朋友有婚事，他一定按照礼节前往相助。他为人耿直刚正，不能替别人掩藏短处；见到别人有不善之处，立即直截了当地指出，不顾对方的喜怒。人们知道他没有别的恶意，最终也不怨恨他。因年长而通晓经术，升入太学。不久，诏令诸生分赴河北教授子弟，伯巨得到平遥县。叶伯巨把诸生当作子弟对待，诸生也像敬爱父兄一样敬爱他。洪武九年，星象发生异常，皇帝下诏求言。伯巨说：“如今天下有三件事最为紧要，其中两件容易看见而祸患较小，另一件难以察知而祸患很大。这三件事积压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即使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将要说出，何况现在有明白的诏令呢？”于是写信陈述三件事，说：“分封过于奢侈，求治过于急迫，用刑过于繁多。”如今四方已经平定，百姓都希望得到治理，却不致力于用宽厚的办法治理他们，把诛杀人命看得如同消灭蚂蚁一样，使百姓不能安息；想要这样谋求治理，难了。治理乱世之后的天下，就像在丝线纷乱之后整理丝线；放缓处理才能找到头绪，想求速成反而会胶结在一起而无法理顺。如今苦于百姓不得安宁，奸邪不能停止，早晚更改政令，赏罚没有准则，君主在上面劳苦，臣民在下面困顿，治理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两件事人人都知道是不可以的，但还不是败坏政治的根本。所谓分封过于奢侈，是说天子直属的京畿之地不过千里，而燕、晋、秦、楚等国的封地超过千里，却把这些广大地区分封给年少而不通晓政事的藩王；无事时容易骄纵逸乐，有事时容易僭越作乱。这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也就是臣所说的隐而难见的祸患。他的话都切直，上皇大怒说：“这个小子竟敢离间我家的骨肉？我见到他尚且心中愤怒，何况让我的儿子看到这些话呢？”急忙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再吃他的肉。伯巨到达后，丞相趁皇帝心情稍好，才敢奏请下诏把他交刑曹审问，最终瘐死狱中。与他同时上言政事的还有郑士利。士利字好养，也是宁海人，曾任县学生员。他的兄长郑士原因儒生被荐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后升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利于是向老师告假，离开家乡侍奉兄长并游学，颇有名声。洪武九年，天下考核钱粮账册的空印案件发生，凡掌管印信的官吏以及署名盖印的官员，都被逮捕关入御史狱，涉案的共有数百人。士利的兄长也因在河南任职时涉及空印而被关在狱中。

译天子当时正因空印案件震怒，认为这是欺骗蒙蔽，行省上奏说，二十多个负责文书的官员以及署印的守令都应处死，佐贰以下官员各杖打一百，免死后充军到边远地方。丞相和大夫都知道空印并没有其他罪过，应该宽恕，却没有人敢进谏。只有郑士利叹息说：“皇上不知道空印是大罪，如果能够让人把实情说给圣明的皇上听，难道会有不醒悟的吗？”他准备上言，正好遇到星变求言。士利说：“机会到了。”不久读到诏令，才知道诏令规定借公事之名说私事的人要治罪。过了很久，士利说：“我想说的，是皇帝杀害无罪之人实在可痛惜。我的兄长不是掌印官，本来就应当释放。”等到他兄长受杖后被放出，士利才说：“即使因此获死，我也不后悔。”于是写了数千字的奏书，陈述数件事情，其中对空印案说得最详细。他的意思是，如果确实想要重罪惩处空印，恐怕奸吏会得到盖有空印的纸张，伪造文书来虐害百姓。臣认为，文书必须印记完整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账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张纸盖一个印的情况。即使得到这种印纸，也不足以使用，何况根本不可能得到呢？况且钱粮数目，府必须与省核合，省必须与户部核合；这些数目确实不能悬空预先断定，必须送到户部之后才能确定。省、府距离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如果等到文书已经写成之后再盖印，那么往来运输的困难，不经过一年无法完成。所以必定要先盖印再填写文书，这是权宜办理的事务，沿用已久了，有什么值得深罪的呢？况且国家的各种法律，必须明白公布给天下，然后才能据此治罪犯法之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不可为却故意触犯，才应当治罪。自从建国以来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关于空印的法律，有关官员和丞相都不知道这是罪过，如今突然逮捕并杀掉他们，那么怎样才能让被惩处的人心服口服而无话可说呢？朝廷求取贤士并安排在各个职位上，得到人才非常困难；能够做到郡守的官员，都是几十年培养成就的，通达廉能的人才，不是野草一样割掉还会重新生长。陛下为什么要因不值得治罪的罪名，毁掉本来可以任用的人才呢？臣私下替陛下痛惜此事。奏书写成后，想要呈上的次数很多，却一直没有决定。每次回到旅舍，就关门低头哭泣，一哭就是几天。随行侍奉的兄长之子疑惑地问他：“您有什么苦恼呢？”士利说：“你知道我有事情要做吗？我因为触怒天子，必定会遭受祸患；但如果能杀掉我而使其他人活下来，我还有什么可恨的呢？”于是拿着奏书前往丞相府。士利身材矮小，容貌如普通人，见到丞相时态度颇为倨傲。丞相问他带的是什么书，士利说：“我要替天子说明这件事。”丞相又问：“是谁教你这样做的？”士利说：“只看我的奏书是否有用、道理是否正确罢了。况且我既然已经为国家陈述政事，本来就料定会遭受祸患，谁会替我谋划呢？”他的言辞始终没有屈服。然而他还是被罚终身服劳役，而皇帝最终仍然杀掉了所有涉及空印的人。《名臣经济录》第五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六卷 明代黄训编纂 保治【弘治上】题为《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马文升】臣深切认为，辅助治理之道，根本在于纠正整肃百司。百司之中没有什么比风纪更重要；风纪振作，百司自然都会尽到职责。百司尽职，各项政绩都能兴盛，治理之道也就昌隆了。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事务的。我们大明朝考察古制而制定制度，在京城设置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在地方设置提刑按察司，兼理都司、布政司两司的军政民政；又设置各道分巡官，以肃清一道事务，由巡按御史总管监察。良好的法律和美善的用意，周详而严密，所以一百多年间彼此维系、相互统属，内外都很整肃。近年以来，风纪不振，因此奸邪之人得以施展邪谋，群小得以肆意欺骗蒙蔽，贿赂公开流行，纲纪日益紊乱，国库财物和钱粮浪费、空虚，贪官污吏肆无忌惮。仰仗皇上继承宝位以来，崇尚重视台谏，使他们尽情进言，所以奸邪败露，群小被屏退驱逐，风声颇为振作，百司知道警戒，治理之道的昌隆，确实有希望在今日实现。臣以庸碌的才能，承蒙圣恩，提升为总理风纪的官员；受命以来，早晚戒惧，抚心自问、揣度自己，没有办法仰报皇上隆重的知遇之恩。近来进言纳忠，希望能够略微收到涓滴之效作为报答，谨将振扬风纪、辅助治理之道的十五件事情分条陈述。伏望皇上留心采纳，俯赐施行，臣不胜幸运，天下也不胜幸运。现在把所要陈述的事项逐条列出，谨此题请。一、选拔贤能之人担任掌管风宪的官员。臣深切认为，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承担风纪的重任，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称职。我朝自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不论进士、知县还是教官，都可以授任御史，但选拔十分精细，授官也不草率。到了正统年间，朝廷颁布宪纲，规定初次出仕的新进人员不得授任御史。正统八年，进士又可以授任御史；成化六年仍遵行宪纲，凡遇御史缺员，只在进士出身的知县和行人中选取，其中往往不分贤能与否，只要资格相当便授任，因此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如今乞请敕令吏部行文各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官员，在所属进士、举人中，选取已经授官到任六年以上的知县，公开推举访察其中廉慎、公正、勤勉，政绩显著、百姓爱戴、确有声誉的人，明白具奏。遇到御史缺员，吏部据此，并在考满的行人、博士中选取；如果任职六年以上的知县人数较少，就从办事二年以上的进士中选取，仍按照旧例会同本院官员考核选拔，具奏授任。如果所举荐的人不符合事实，事情败露后就连带治罪。这样，御史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风纪也会因此振作严肃。一、禁止罗织罪名，以警戒贪赃官员。自古以来严厉制定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是为了安定养护百姓。贪赃官吏危害百姓，就像稂莠危害良田禾稼；稂莠不除，禾稼就无法顺利生长；贪赃官吏不清除，良民又凭什么安居乐业？我朝对于文职官吏受贿，不论赃物多少、罪行轻重，一律罢职，永不叙用；枉法受赃达到满贯的，充军。这样制定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可以说既严厉又重大。先前几年，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官员捕拿审问贪赃官吏，事情没有冤枉，官员都不敢罗织罪名、捏造事实上奏。因此风宪官员能够施展职权，有司官员也不敢任意贪婪残酷。十多年来，文武官员被人告发贪赃等重大罪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提解到案对证，查明按律应当革为庶民、充军的，往往因为怨恨原先审问的官员，就罗织虚假言词，含糊妄奏，动辄把原审御史等官奏准，派官提解进京，或者就在当地让他们同先前审问的囚犯一同对理。即使后来辩明无关，所受的羞辱也已经十分严重；稍有小的瑕疵，多半就会被降职贬谪，损害国家体面、败坏风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由于这种风气，风宪官员互相仿效，各自保全官职，坐视贪官，不敢追究审问，以致法度废弛，贪污横行，而小民不能受到至善治理的恩泽。如果蒙受恩准，乞请敕令法司：今后凡贪赃等类官员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提问，已经查明并追缴有赃私，按律应当革为庶民、充军的，不论已经发落与否，若有人捏造虚假言词、罗织原审官员，就另行派官，或预先行文给巡抚等官，先提取、吊取所有相关人员和卷宗，审查明白，确认没有冤枉，确实属于罗织罪名的，若本应充军，发往极边卫所充军；若本应革为庶民，发往口外做民。若御史、按察司官员确实有冤枉案件或违法情罪，应当查明上奏弹劾；按察司官员的案件，应由巡按御史在当地提问；御史罪情重的，提解进京，情节轻的，等巡按任满到京后再一并参送问罪，不许动辄把御史等官一概奏请提解，也不许在当地让他们同原审囚犯一起审问。还应行文各地按察司，在所属地方张榜晓谕。这样，贪官就知道警惧，风宪也不至于遭到败坏。一、选择人才掌管刑狱。臣深切认为，刑罚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死者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因此掌管刑罚的官员不能不得其人。得到合适的人，刑罚就适中，下面没有蒙冤的百姓；得不到合适的人，刑罚就会滥及无辜，上天和气也会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即使皋陶掌管刑狱，帝舜仍有“明允”的命令；吕侯掌管刑罚，周穆王仍有敬慎明察的告诫。既然如此，掌管刑狱的官员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人才来任用吗？我朝旧例，凡各地按察司官员有缺，吏部就在两京法司、御史、郎中、员外郎、主事、评事等官员中选授；都司、布政司二司的理问、所断事、理问，以及各府推官有缺，全部从法司历事的举人、监生中选授，尚且仍然常常不得其人。近年来，吏部把各地知府授为副使，把府同知、知州授为佥事，而推官、断事等官却一概授给年老的监生。况且上述官员中有许多人不懂宪体，不熟悉刑名，审问刑案时只凭奸吏操纵，任意出入人罪，伤害天地和气，招致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各地巡抚、巡按以及三司官员，又常常把推官、理问、断事派往京城，或办理其他公务，一年半载不能回任，以致审刑缺少官员，尤其贻误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