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八

译○三害：第一是兵害。所谓兵害，是什么呢？臣认为，是空耗粮饷却没有补益，只有空名而很少有实际。加强根本，是为了使枝叶强盛。如今京城的军队，按卫所计算，有七十多个分，为三营：一是神机营，二是三千营，三是五军营。大概身披铠甲、空拉弓弦的有数十万人，本来是想用来加强根本的。然而到了正统己巳年，调拔出来的竟然只有十二万人，也已经很少了。于是有了十二团营的名目。十二团营到现在又不过几十年。近来派将领北伐，调拔出来的不到三万人，然而他们腰间的弓袋、弓刀还不齐全；骑兵则牵着露出骨头的马匹，后来才设置鞍辔等物。军队人数并没有比以前减少，供养他们的人却增加了；一旦遇到事情便狼狈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官员不体恤军队，豪强权势之家大多侵占军籍，使远处的逃跑，近处的隐藏；有职掌的人不据实报告，粮籍也不予注销。又因为各营壮丁各自营置家庭，老弱出外应役，所以供养的人多而实际使用的人少。臣因此说，兵害就是空耗粮饷却没有补益，徒有空名而很少有实际。腾骧四卫，难道不是所谓内兵吗？外任官员既不与他们核查人数，征役时又不挑选使用其中的壮丁，所以其中的人大多是富豪，气焰骄横。内官性情阴险狡诈而且凶狠贪婪。【原文此处有脱文或衍文。】让富豪骄横的人统率军队，又让阴险狡诈、凶狠贪婪的人掌握军权，这种祸害难道能够容忍而不说吗？况且锦衣卫是皇帝的爪牙机构。如今内官家的家人、子弟，充任团营中最精锐的士兵。内官又参与掌握内兵，而且由陛下亲自掌管，为什么偏偏对此不寒心呢？古人有句话说：“任官只看贤能，赏赐只凭功劳。”如今团营的把总、号头等人，谁不是内官的私人？他们家的家人、子弟，又有谁不是通过欺骗托名、冒充官员而得到职位的？于是竟然分布在重要位置，充当爪牙。谚语不是说过吗：“萌芽不砍，终将折断斧柄；小火星不扑灭，烧到原野时怎么办？”说的是贵在预先防范。陛下如果在此时查照往年李玉的事例，仍然设置总兵官，让他参与掌管内兵；又禁止团营把总、号头等人从今以后安置私人。然后下令给左右近侍说：“凡是欺骗托名、冒充官员的人自首，只听凭罢免，不再追问。”这样既能树立威严，也能流布恩惠，就是所谓把祸患消灭在尚未成形之时，是上策。第二是民害。所谓民害，臣认为，是征敛沉重而百姓贫困，又有贪污官吏在位，恩惠不能下达百姓。臣听说，只有贤能智慧的人才能创立家业，因为人没有依靠就不能生存。如今百姓中贤能智慧的，百人里不过一二；愚蠢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然而他们又苦于没有依靠，有司却不加防范。征敛时不问贫富，服役时不问能否承担，只说：“这是你的职责。”因此富人被剥削，穷人只好借贷。借贷仍不够，就必定卖掉子女；卖掉子女仍不够，就必定逃亡。一旦抛弃父母，舍弃亲戚，背井离乡，忧愁怨恨的声音上冲而触犯天地和气，就必定会有水旱、风雹等灾害。逃亡者不能回来，留下的人又被捆绑牵连，就必定会出现无辜百姓暴尸于外。臣因此说，民害就是沉重的征敛造成的。内府供应使用的物品本有定额，也应当有固定账册。如今油、蜡、皮张等物料，与弘治初年的费用相比，已经超过从前十倍，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下面的人仿效上面的人，凡是取其盈余的，就没有不想多取的。如今既然是从前的十倍，那么户部、工部的科派必定又翻倍；下面各州县也必定再翻倍；百姓缴纳时又有秤头等额外加派，也必定再翻倍；再经过内官，又必定有贿赂，这样又增加一倍。唉！百姓日益贫困，征敛日益积累，执政者不据实苦谏上闻，有司趁机肥自己的家，这样还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真是退后却想求得前进。陛下以前确实曾经下诏，要求抚恤、存问百姓；然而账册数额没有减少，科派没有省减，秤头照旧，贿赂公开进行而无人畏惧，这就是所谓只有空名而实际造成祸害。臣因此说：“贪污官吏在位，恩惠不能流布下达百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是“在场畿民之害”。臣恭敬地看到，洪武某年诏书说：“直隶抛荒的田地，听任百姓开垦，永远不再起科征税。”百姓既然自己开垦，就不能说不是他们的田地。但如今皇亲之家听任无赖光棍投献、请托，把田地说成不是百姓的；向朝廷请求，朝廷也说不是百姓的，随即赐给皇亲家。皇亲家既然奉天子之命据为己有，于是便公然夺取田土，铲平坟墓，毁坏房屋，砍伐树木。于是有居住百年的土著百姓倾家荡产、失去产业，抛弃父母妻子，方圆千里之内全都骚扰不安。皇亲是与国家同休戚的人，俸禄并非不丰厚，尊贵也并非不到极点，却只因为区区田地损害百姓，动摇国家根本，难道是不愿与国家同休戚吗？唉，实在太过分了！过去鲁国的马厩失火，孔子回来，只问：“有人受伤吗？”这是因为把人看得贵重，把马看得轻贱。如今蓟州牧马草场却同百姓争夺田界，争一垄一亩，寸土必争，臣私下为此悲痛。这是什么缘故，竟把人看得轻贱、把马看得贵重呢？草场不过是数千顷土地，如今已经三次派官查勘。百姓连年因被勾摄而受牵连，互相牵连拖累，妨碍、耗费本业，耽误生计；男子不能拿起农具，女子不能上织机，只好卖儿卖女，弱小者辗转而死，陷于泥涂困苦的过半。唉，这是什么缘故，竟把人看得轻贱、把马看得贵重呢？臣虽然还没有详知事情始末，但私下估量当前情势，绝没有百姓侵占官地的道理；即使确有其事，他们所应办理的也不过是缴纳官租，不像皇亲之家那样占为己有。如今据勘验文书，四至中与百姓争夺的土地只有十分之一二，臣认为应当置之不问；况且把百十年居住此地的百姓一旦驱逐使其离去，陛下忍心这样做吗？王畿是天下的根本，如今因为几十、几百顷土地失去百姓的心，损伤阴阳和气，臣确知陛下不会忍心。恳请陛下哀怜，听从臣的愚见，下敕户部查照景泰六年勘官冯諲奏疏中的处理办法，将前述田土仍旧给百姓耕种并征收租税，只把空闲草地用来牧马即可。○六渐：所谓六种渐变，第一是财力匮乏之渐。

译所谓财力匮乏之渐，是什么呢？臣认为，是战争连续不断造成的。可是又苦于浪费。如今各边用兵，将领庸碌，士卒疲弱，耗费钱财却没有功劳，旷日持久而损害威势；钱粮官低头供应，不敢怎样，稍有接济不上，军中官吏便推诿以自我解脱。因此仓廪不足时，不说是军队耗费造成的，而说是钱粮官办事失误；钱粮官又不说是自己办错了，而说是没有米却要煮粥，于是开始有了和买的议论。和买仍然不足，于是有了穵运的旧例；穵运又不足，于是请求动用内帑银两。臣刚到户部时，太仓库银还有一百七十多万两，如今消耗将近一半了。然而请求银两的人还没有停止。由此积渐不止，即使想不匮乏，怎么可能呢？如今疆土并没有比以前缩小，也很少有大规模的敌寇，并不是有匈奴、突厥那样的强敌。用尽天下力量供应边防，却每天仍然不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耗费钱财而没有功劳、旷日持久而损害威势造成的。钱就是泉，意思是说它应当流通。钱财散到上层，便聚集到下层；公家减少，私家就充盈。如今京城内外，千座道观、万所寺院也日益兴盛。还不止如此，皇帝左右侍臣之中，谁不是修造寺院的人呢？每次动用的银钱都以数万计。谚语说：“十份收入，只有一份支出。”如今他们一次支出数万，那么收入显然不会止于数万。上面的行为如同风，下面的百姓如同草。现在正值春气调和、农具遍布田野的时候，陛下却不打开仓廪，帮助供应不足的人、赈济困乏的人，反而遍行察看寺观等处，下敕拨给费用修缮，这是在引导百姓奉佛。那些收入数万的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建造寺院呢？有智慧的人应当懂得防范。如今钱财流入私家，又流出用来建造寺观；假如突然有水旱灾害的警报，或者战争兴起，向内府取用就已经匮乏，向外征敛又会使百姓穷困，臣不知道陛下将采取什么办法。因此说：“又苦于浪费”，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是盗贼滋生之渐。所谓盗贼滋生之渐，是什么呢？臣认为，其征兆在于百姓贫困。盗贼难道不知道依法应当处死吗？他们认为，过去本来就没有食物，如今做盗贼能够得到食物，即使死去，难道不仍然胜过饿死吗？过去本来就没有衣服，如今做盗贼能够得到衣服，即使死去，难道不仍然胜过冻死吗？过去受租税和官府管辖，如今做盗贼能够获得自由，难道不仍然胜过被追捕、拘系、鞭打吗？天下人无论聪明愚蠢、强弱，都低头捧心来侍奉我，是因为有法令约束，也因为害怕死亡。如今既然死亡反而胜过冻饿、追捕拘系和鞭打，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所以以臣的愚见私下估量当前形势，不只是要忧虑盗贼，必定还会有大患。大患是什么？就是所谓有发生动乱的征兆，却还没有动乱的形态。如今天下没有不臣服的邦国，四方夷狄没有不来朝廷的国家，百官奉行职事，贡物每年送到，太仓有陈年腐红的粮食，武库兵器朽坏而没有使用，又没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然而聚众杀人、劫掠县城、焚烧村庄、抢夺妇女的事情，每天都能听到。假如不幸发生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武库缺少兵器，太仓粮食耗尽，百官不能奉行职事，夷狄从外部入侵，天下发生警报，那么形势将会怎样呢？所以说：“有动乱的征兆，却没有动乱的形态。”唉，这也足以令人寒心了！臣认为应当趁现在赶紧选用贤能的有司，救济饥饿、赈济寒苦，以安定百姓；又秘密命令整顿城池和军马，以等待缓急变化。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是霸主的谋略；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是圣王的政道。何况如今太平日久，百姓不知道战争，万一有意外警报，难道会有像平原、睢阳那样的情况吗？臣因此说：“按照当前形势，不只是忧虑盗贼，将会有大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是败坏名器之渐。所谓败坏名器之渐，臣认为，是黜退和升迁失去制度。公开悬置爵位来等待天下贤能的人，是为了奉行天意、治理百姓。所以说：“五等服制各有章法，这是上天命令的显示，并不是出于我个人。”又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同众人共同决定，表明最公正。”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宁可舍弃百万钱财，也吝惜授予一个郎官的职位，意思就在这里。如今求官的就给官，求封的就给封；罢黜他父亲却升迁他的儿子，罢黜他祖父却升迁他的孙子。臣不知道陛下究竟打算怎么办！封赏是用来报答功劳、又用来表示劝勉的。如今被罢黜者反而升迁其子孙，那么有功之人还凭什么受到劝勉呢？因此，爵位升得再高也不足以激励，赏赐再多也不足以劝善；钻营请托的风气一旦流行，廉耻和名节之士就会越来越少。况且陛下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大学士万安曾经侍奉先皇帝，丑行污迹已经显露。陛下即位之初，曾命内官逼迫他解下牙牌，将他驱逐；可是后来却封他的儿子为丞。臣不知道这是为了报答，还是为了劝勉？况且陛下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中，就不知道有香草了；廉洁和污浊的人一起受赏，谁还肯做廉洁之士？陛下如果认为天下如此广大，何必吝惜这一个官职，那么所谓“敝破的袴子也要收藏，繁缨也要珍惜”的道理，难道都不对吗？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够假借给别人。因此臣说：“败坏名器之渐，就是黜退和升迁失去制度。第四是法令松弛之渐。所谓法令松弛之渐，臣认为，是错乱和轻玩造成的。错乱没有比放纵罪行更严重的，轻玩没有比助长奸邪更严重的。从前舜做天子时，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孟子认为士师应当把他逮捕。对舜来说，只应当偷偷背负父亲逃走，因为法律是天下共有的，也是从祖宗那里承受来的。法律掌握在士师手中，士师不能擅自改变；法律出自天子，天子也不能任意改变。因此士师可以逮捕天子的父亲，而舜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徇私。以前犯人王礼，擅自抢夺夷僧的货物，损害、侮辱国家体面，使外国人传为笑柄，案件已经审理完备，按法律是不能赦免的。陛下为什么要赦免他呢？如果认为他无罪，那么既然已经追偿了他所夺货物的价值，就说明他本来有罪；如果认为他有罪，却没有听说有罪还可以赦免的。明知有罪却赦免，就是放纵罪行；放纵罪行，奸邪就会滋长；奸邪滋长，政事就会错乱；政事错乱，百姓就会轻慢；百姓轻慢，命令就会被怠慢；命令被怠慢，法令就会松弛。这是古代最忌讳的事情，也是如今最为忽视的事情。最应当警惕的没有比刑法更重要，最容易忽视的没有比徇私更严重。为什么呢？刑罚是上天的惩罚，公正是上天的法则。

译君王不把上天据为私有，所以惩罚一个人，千万人都会畏惧。谚语说：“不要以为只有五尺高，后来还可以不补救。”因此臣认为，以王礼所施的赦免，是放松法令的开始。第五，是方术迷惑的渐变。所谓方术迷惑的渐变，臣认为如果铲除得不力，诱惑就必然会侵入。自古帝王享有国祚长久，是因为敬畏上天、忧恤百姓，并不是因为奉佛；身体康健、少有疾病，是因为清心寡欲，并不是因为事奉神仙。况且陛下难道没有看见梁武帝、唐宪宗吗？梁武帝奉佛最为谨慎，却遭受了最惨重的祸患；唐宪宗事奉神仙最为谨慎，寿命却最短。这些都是明显的效验和重大的验证，清楚可考。如今创建寺院、道观，陛下不加制止；近来又下诏修葺那些破败倾圮的寺观，臣不知道陛下究竟从他们那里取得了什么，竟要这样做。所谓真人，不过是“大虚无为”的称号。如今那些酒肉粗俗的道士，陛下却像敬神一样敬重他们，尊称为真人；又有法王、佛子等人，与陛下并肩乘舆，出入宫禁，享用珍食，穿着锦衣。陛下即位时下诏说：“僧道不得作醮事迷惑人心。”堂堂的天子之言，四海都在诵读。陛下的神明睿智、圣明姿质，并不比从前有所减少，如今却又恢复这种做法，臣因此知道，是有人在诱导陛下。铲除得不力，诱惑就必然会侵入。譬如锄草不尽，反而会助长它的势头。陛下为什么铲除得不力，反而使它滋长呢？诱导者一定会说：“他们的道术玄妙，法术又灵验。”如今上天的变异屡屡出现于上，百姓在下嗷嗷待哺，边境战报尚未告捷，仓库又已匮乏。如果真像真人、国师所说，他们的道术足以庇护陛下，法术足以保佑陛下，为什么不姑且试验一次呢？况且他们能设一次醮、施行一次法术，使天变平息、嗷嗷待哺的百姓安定吗？陛下不加察究，反而听信他们的诱导，这正是臣日夜悲痛的原因。第六，是贵戚骄纵恣肆的渐变。所谓贵戚骄纵恣肆的渐变，臣认为是防堤将要决口。防水靠土，防止国家失序靠礼。水堤决口就会泛滥，礼制失守就会产生陵犯。从前高皇帝制定《皇亲令》说：“皇亲之家不得参与政事。”臣曾恭敬诵读，感叹这是圣王不可改变的论断。等退下后考察颁禄、列爵的制度，才知道又使他们享有极高的爵位和极大的富贵；再考察他们的器量、田地、奴仆等等级，又规定不许越过限度。臣于是又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的防范。皇亲与国家是最亲近的亲属，本不应当有隔阂；如今反而制定礼制来防范他们，臣认为这本来就是保全他们、使他们安定的办法。” 如今陛下最亲近的亲属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所应当保全并使之安定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然而陛下反而不严格制定礼制来防范他，臣恐怕防堤很快就会决口了。下位衰替，便会侵犯上位；如今寿宁侯招纳无赖，图谋财利而残害百姓，公然夺取他人田土，擅自拆毁他人房屋，强行掳掠人家的子女，开设店铺，拦截商货，又侵占盐课，横行江河，张挂黄旗，势如插翼猛虎。这能说是没有衰替吗？衰替就会陵犯，陵犯就会逼迫，逼迫太甚，法令就会施行。况且如今侧目而视、咬牙切齿议论的人，哪一个不是对寿宁侯含恨在心？河川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万一法令施行，陛下即使想保全他、使他安定，能够做到吗？臣私下认为，应趁现在谨慎设置礼制防范，这样才是厚待张氏到了极点，也才是杜绝祸患渐长、剪除祸根的办法。最初诏书下达时，语意恳切。梦阳读完，退下后感动流泪，已经感叹说：“真是诏书啊！”于是秘密撰写了这篇奏疏。大概是考虑到体统和利害，事情草拟好后藏在袖中带过。边博士会同王主事守仁来到，王守仁立即看着我的衣袖说：“有东西吗？一定是劝谏的稿子。”我正为此事撰写奏疏，连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不知王守仁从哪里猜疑到的。于是我拿出稿子给二人看。王守仁说：“奏疏一旦递入，必然招来重祸。”又说：“要不要替你占一卦？”但晦翁已经这样做过了。于是我们出来上马，一同到王氏那里占筮，得到“田中捕获三狐”，又得到“黄矢，贞吉”。王守仁说：“去做吧，这是忠直之兆。”等奏疏递入后，久久没有答复，我以为最终也不会答复了。一天忽然有旨意，拘拿梦阳送入诏狱，这才知道张氏已经有了替自己申辩的奏本。张氏以十条罪名论我当斩，但大意是说我讥讪皇太后，认为奏疏末尾提到张氏，是为了斥责皇后。掌管诏狱的牟斌问寿宁侯为什么不指明事实、说出为他羽翼的人，我说：“恐怕是考虑到对质。”牟斌说：“只要指出来，我就能据事实剪除他的羽翼，还对质什么？”案件审结后，牟斌上报，大意说：“按照实情，本应依诏书论法；即使有违犯之处，他们所说的十条罪名，也全部不予采纳。” 奉圣旨：“李梦阳妄议大臣，姑且从轻处罚，罚俸三个月。”这是正德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的事。过了不久，皇帝驾崩升遐了。痛啊，哪里忍心说，哪里忍心说！太医院使吴釴，是高邮人。他对我说：“皇上驾崩的第二天，吴釴去见一名近侍宦官。宦官拿出皇上的白绫褶子，褶子从肩部以下还血淋淋的，没有干。宦官拿着褶子迎向吴釴哭着说：‘这是爷爷口鼻中的血。’吴釴和他一起哭泣，询问缘故。宦官说，皇上气绝时，是他背着皇上从寝宫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宦官擦着眼泪对吴釴说：‘今后怎么还能得到这样的圣明皇帝呢？’吴釴追问此事，宦官说：‘从前李梦阳的事情，你知道吗？’吴釴说：‘不知道。’宦官说：‘皇上起初实在是被寿宁侯一伙逼迫得无可奈何，又有金夫人每天在皇上面前哭诉不平，皇上想借助官员们的力量。有一天退朝后，召见三位阁老，皇上问：“李梦阳所说的事情怎么样？”刘健总是回答：“这不过是个狂妄小人。”皇上沉默了很久，谢迁上前回答：“他的心意无非是为了国家。”皇上点头说：“对。”后来科道官相继上章进言，李梦阳因此得以释放。然而释放那天，金夫人仍在皇上面前哭诉，要求加重刑罚。皇上发怒，推开案几出来，最终只批示罚俸三个月。

译你认为这样的皇帝今后还能再有吗？”说完，两人相对放声痛哭。这时尚书刘大夏说：“释放李梦阳时，皇上召见我，谈到宦官们的事情，于是又谈到李梦阳的事。皇上说：‘朕起初想从轻责罚这个人，可是身边的人却说……’‘从轻没有比打二十板再放掉更轻的了。’说完，皇上回头对大夏说：‘你知道他们的用意吗？’大夏叩头回答：‘臣不知道。’皇上说：‘打板子必定要送到锦衣卫，他们会扣住关节，打他必然会死。对他们来说当然痛快，可朕怎么能杀死进谏之臣呢？’正德年间，我到江西，见到都御史艾璞。艾璞说：‘我过去任光禄卿时，按旧例，光禄寺每天要置办攒盘。所谓攒盘，就是供近侍设宴用的。孝宗末年崇尚俭节，这项旧例已经不实行了。一天午时到未时之间，忽然有旨催促置办十多个攒盘，众人都惊愕，但还是办好了。过了很久也没人来取。按例，攒盘没有送入，卿就不能出门。我一直守到天黑，东安门将要下锁了。一个老宦官来对我说：“官员只管出来。”我于是仓皇出门。第二天进寺，寺里的宦官悄悄对我说：“知道攒盘是怎么回事吗？”我怎么会知道？宦官说：“昨夜皇上大概游幸南宫，皇后、皇太子、金夫人随行。二更时分，召二张从东安门进来。”艾璞问：“是什么事？”宦官说：“皇上只是要调解二张之间的关系。”艾璞追问李主事的详细情况，宦官没有回答。我因而记起，过去曾对锦衣卫百户郭勋说：“皇上游幸南宫时，二张在夜间入内侍奉饮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也陆续出游。皇上独自召见大张，与他促膝交谈，左右侍从都没有听见，只远远看见大张脱帽触地谢恩。”郭勋说。我起初不太相信，如今拿艾璞的话来相互验证，正好吻合。奏记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储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屡次垂询政事，召见大臣，直到今年举行得尤其频繁：有时讲求典礼，有时询问治国之道，有时综合考核各项职务，有时制定驾驭四夷的方略。近来又亲临午门审判重大案件，这些盛大德行和伟大事迹，将永远光耀后世，不是臣愚昧的才力所能详尽述说的。臣听说，尧舜的德行、文王武王的政事之所以传播天下、流传后世，是依靠典谟方策等文献保存下来。假如不是史官当时加以记载，后代君臣还有什么可以诵读、效法的呢？所以古代设置史官，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语，大抵就是为了这个。臣充任朝班中的一员，每次看见陛下宣召群臣入内对答，多是帷幄中的言语、促膝近前的谈话，近臣尚且不能听闻，史官又凭什么记录？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前代史官追述往事，尚且要搜罗散佚、采集传闻，才能成就不可磨灭的典籍；哪里像今天，陛下深宫中的睿智思虑所表现的内容、圣明谋略和神妙裁断所写定的事情，光明如日月，鲜明如丹青，明白显著，完全可以记录，足以传信后世？况且儒学乡塾中的士人、门生弟子，彼此质疑问难，尚且有日录、年谱，用来防备遗忘。陛下重登万年之位，统治九州万民，励精图治，将要大有作为；将来延访臣下日益广泛，政事日益更新，想来有许多不可胜数的事情值得记载。可是现在竟然没有加以编纂记录，留给后世，这难道不是典章制度的缺失吗？如今不及时筹划，实在恐怕岁月久远，老臣逐渐凋零，有的事迹遗失无存，有的传闻彼此不同，事情无法考究始末，年月也无法考察先后，到那时恐怕会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臣私下考察本朝史官的职掌，似乎与前代略有不同。臣愚昧地请求陛下特地下敕，令在朝臣僚凡是先后被召见询问的，都详细记录当天在何殿奉承圣谕、奏对的言辞，形成奏本进呈御览，并宣付史馆。若事情涉及机密，不宜公开，御览之后仍旧封存加印，交给谨慎秘密的大臣，收藏在法令严密的地方，也就是所谓金匮石室，以等待将来。这样，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就都不会遗失，群臣的论说也可以附带记录。洪武年间曾经设置起居注，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施行，正合祖宗的典制，也是为万世谋划，臣不胜极其愿望。劝勉施行王道的奏疏【张元祯】臣认为，做君主的人，如果不把王道作为根本用心，即使有所作为，也只能称为有作为的君主，不能称为所谓大有作为的君主。做臣下的人，如果不以王道辅佐君主，即使有功劳，也只能称为挽救时局的辅佐，不能称为名垂当世的辅佐。臣并没有辅佐君王的大才，却潜心学习圣贤之学，粗略知道王道的要旨，寄居山林养病，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已经很久了。如今有幸遇到陛下，臣若不在此时劝陛下施行王道，稍微表达葵藿向日般的诚心，以报答陛下的微薄恩德，这不仅辜负陛下，也辜负自己所学。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而忽略它。臣认为，王道就是二帝三王相传、用来使天下太平安治的道理。它虽然宏大，但都根本出于自身的心性，并不是要等待外在条件。内心必须纯全地合乎天理，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然后施行到政事上，也必须纯全合乎天理，没有一丝一毫的夹杂。如果政事虽好，而内心对于天理还没有完全纯正，这是离开身心而求治理，是没有根本，是不真诚，是霸道。霸道，就是借王道的名义取得功名，借天理的公正来满足人欲的私心。王道真实，霸道虚伪；王道充实，霸道空虚；王道平坦宽广，霸道崎岖艰难；王道的教化与天地一样广大普遍，霸业不过是勉强弥补漏洞。君主不可不深加辨别。如今臣所陈述的，不涉及陛下重新创立制度，不涉及陛下振兴纲纪，也不涉及陛下升降任免人物，只是劝陛下在身心上下功夫，以树立王道的根本而已。身心修养的功夫达到之后，王道体现在政事上的内容，就会布列在典册之中；可以沿用的沿用，可以改革的改革，可以增益的增益，可以减损的减损。陛下凭圣明的见识自然能够裁定，群臣中有名垂当世的人才出现，也会一一辅佐陛下。臣请详细说明。所谓王者之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所以相互播布、激荡、冲撞、磨砺，使昼夜运行不息，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生养万物而已。即使雷霆震击、霜雪凋零，也是为了破除顽固、抑制过盛，并不是存心杀害万物。人的心，是由天理所生的；正如花木接续、水泉流淌一样，实在都是把这种生养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假如不能得到这种心，人的身体就无法生存。做君主的人聪明睿智，得到这种生养万物的心，深厚而灵明；这正如上天留心于万物，因为生养万物，必定还要加以养育和教导。

译上天不能亲自养育万民，便把养育的责任交给君主；上天不能亲自教导万民，便把教导的责任交给君主。人都应当体察上天，以天地之心为自己的心；君主尤其不可不体察上天，以天地之心为自己的心。以天地之心为心，应该怎样呢？就是存念上天生养我的心，把它推及万事，以此生养万民。必须使四海之内、九州之外，处处人人都充满生生不息的意愿，处处万物都充满生生不息的气象。礼乐彰明完备，风俗淳厚美善，至和之气薰蒸流行，各种福祥全都降临；景星、庆云出现，麒麟、凤凰出世，醴泉、朱草生长。这就是所谓王道，也都是由上天生养我的那颗心推行出来的。然而，这颗心就是天理。天理存在于这颗心日常运用之间，本来没有不流通的；但既然有了身体，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然各自成为自身所有，于是声色的纷华、气味的甘美便会诱惑它；所得与不得引发的喜怒哀乐，也不能不带有私心。身体既有私欲，这颗心有时被它遮蔽而不能驱除，有时被它拖累而不能排遣，有时被它禁锢而不能释放。这样，天理就逐渐泯灭，这颗心也逐渐消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私欲增长一分，这颗心就消亡一分；私欲增长十分，天理就泯灭十分，这颗心也消亡十分。它开始时只是细小的水流，最终却会滔天；开始时只是一星火光，最终却会燎原。君主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赏罚威福的权柄，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下达什么命令都能实行；如果他泯灭天理、丧失本心，造成的危害更是不可胜言。所以尤其应当在这里用力，使本心中的私欲全部清除，天理浑然完整，没有一丝夹杂。否则，一个念头的差错，可能留下极大的忧患；一次行为的失误，可能留下无穷的祸害。私欲在一己之内形成，祸患却会波及天下；欲望在一时之间得到满足，祸患却可能延及百世，难道不可畏惧吗？王道能否施行，实在取决于此。然而，没有大有作为的资质便不能克服私欲；没有大有作为的才能，也不容易克服。臣正是因此对陛下抱有希望。臣在山林中，恭敬听闻陛下在青宫培养德行，已经负有大有作为的希望；继承皇位之后，又屡屡显现大有作为的实际行动。为什么这样说？尊崇异端、宠爱近习，便会蛊惑本心，使人不能大有作为；陛下却能够斥退并疏远他们，毫不迟疑。聚敛货利、沉溺玩好，便会荒废本心，使人不能大有作为。陛下却能够抛弃并断绝这些事情，毫不吝惜。开启幸进之门、堵塞进言之路，便会使本心昏昧，不能大有作为；陛下却能够堵住那道门，打开这条进言之路。幸进之门一扫而空，进言者即使很多也不厌烦，即使言语宽泛也不加罪。亲自勤于政务，常常天未亮就穿衣、日过中天才吃饭。威权没有下移，亲身实行节俭，削减浮滥冗费，拒绝进献，国库不轻易耗费一钱。进退大臣时，若是众望所归，便以礼相待而专任其职；若为众论所弃，也以礼罢免，使其名声得以保全。顾念国家大体时，胸襟如天空般宽广，不被宫中妇人的浮言迷惑。把重大事务交付群臣议论，并俯首听从臣工的正直意见。严密内外禁令，以杜绝奔走求进；谨慎颁赐章服，以端正等级威仪。内心恬静淡泊，没有其他嗜好；有错便改，毫不吝惜，只归向正确。这些都是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确实足以大有作为；上天纵使赋予英武才略，也确实足以大有作为。确实足以使这颗心纯正，并把它施行到政事之中，体察上天的意旨，使王道在当世大为推行，恢复二帝三王的治理，继承二帝三王的传统。这就是臣对陛下抱有希望的原因。先儒程子说：“求学的人，不可以把第一等的事业让给别人去做；王道就是君主第一等的事业。” 臣之所以劝陛下施行王道，是因为私下认为有三项防范，请陛下留神：第一是安定圣明的志向，第二是专一圣明的敬意，第三是扩充圣明的知识。之所以必须先安定圣志，是因为王道不能施行，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不坚定。志向不定，许多接近浅小的见解、邪僻的说法就会乘机动摇它。这些见解和说法一定会说：“王道只有圣人能够施行，不是圣人而施行，只是追求虚名，成效必然不显著。实现一件事尚且困难，何况使万物各得其所、天下如一家，岂不是更难？”他们不知道，王道只在内心和政事没有私心而已，并不是高远难行的事情。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何况君主呢？一件事没有私心，就是一件事的王道；一天没有私心，就是一天的王道；一身一家都没有私心，就是一身一家的王道；一国天下都没有私心，就是一国天下的王道。只要长期积累，自然会感化众人。达到中和，就能取得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各得其养的功效；达到至诚，就能发挥参赞天地化育的功效。尧舜在位时，百姓受到感化，家家都可以得到封赏；四方受到风教，鱼鸟也都顺遂。这难道是圣贤徒然夸张这些大话来欺骗人，难道是圣贤徒然粉饰这种虚假的美名来向世人炫耀吗？从身心出发而取得显著成效，必定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臣希望陛下开创旷绝千古的独到见识，振奋超越百王的大勇，以先王之言为确实可信，以先王之道为确实可以效法，以二帝三王的治理为确实可以恢复；不要被权谋的诡诈、术数的浅小之处迷惑了志向，从而自我降低规模；不要被刑名之学的惨酷、黄老之学的空虚迷惑了志向，从而自我削弱气象。内心必须立志于使天理浑然完整，政事也必须立志于使天理浑然显现。说话时如此，沉默时也如此；志向不能因说与不说而改变。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志向不能因大小而不同。朝廷如此，深宫也如此；志向不能因显露与隐秘而有二。圣躬由少而壮，这个志向不能因此由少而变壮；圣躬由壮而老，这个志向也不能因此由壮而变老。臣前面所说不受异端、近习等蛊惑的圣德，正是王道中的事情，还必须坚定保持而不改变，开始实行时要笃实，并且一定坚持到最后，不要像晋武帝起初俭朴、后来奢侈，唐明皇起初勤勉、后来懈怠那样，反而给后人留下笑柄。这样，陛下的志向就会卓然坚定，王道的施行也就确实可以期待了。古语说：有志者事竟成。

译先儒程子说：君主的志向坚定，天下的治理就会成功。臣不胜恳切。圣志既已安定，身心修养的功夫就可以由此实现。身心修养不过是存养、省察、克治、扩充；而用力的方法，则在于敬。所以臣希望陛下专一于敬。敬，是二帝三王以及历代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也是王道的关键。这颗心不可能没有安静的时候；安静时只有天理而没有欲望，此时以敬来存养，心中就有主宰，即使各种感受都寂静无声，认知觉察也会明亮而不昏昧。这颗心也不可能没有活动的时候；活动时既有天理也有欲望，此时以敬来省察，心中就有主宰，即使各种感受全部来到，辨别善恶的细微之处也不会有差错。省察后发现是私欲、是恶，就立即用敬来克制治理：或者在念头刚起时截断，或者在做事之际铲除，务必使私欲没有一丝一毫容身之处。省察后发现是天理、是善，就立即用敬来扩充：或者由恻隐之心推及四海，或者由不忍乞丐轻视的念头推及拥有万钟俸禄的人，务必使天理片刻也不停滞。先儒程子说：有天德，便可以谈王道；其中的关键只在慎独。这就是天德，这就是慎独的功夫。臣知道，陛下合乎天理的圣心和圣敬本来没有夹杂，持守本心已经纯熟，实践履行也已经笃实，似乎不必再增加这样的功夫。然而古代圣王的道已经达到极致，仍然小心翼翼，好像还没有达到；德行已经盛大，仍然整日勤勉，好像还不够盛大。圣贤之学既以敬成就开始，也以敬成就终了。臣希望陛下玩味先儒朱子的《敬斋箴》，详细研究诸儒解释“敬”的意义，默默考察二帝三王实行敬的实际。以敬主宰自身，以这颗心主宰身心；又以敬主宰这颗心。身体在这里，心就应在这里；心不能离开身体。事情在这里，心就应在这里；心不能离开事情。安静时涵养活动的根源，必须在安闲幽静、无人知闻之处更加笃实。活动时发挥安静的作用，必须在纲纪诏令显著施行之处更加谨慎。寂静之中必有感应并能通达万事的一面，不能随着寂静而泯灭；感应之中必有寂然不动的一面，不能随着感应而纷乱。必须长久体察，使此理鲜活流动，如同夜间清气一样澄澈；必须长久提撕振作，使此心常常清醒，如同初升太阳一样明亮。这样，臣前面所说不受异端、近习等蛊惑的圣德，不仅圣敬始终不变，而且君主尚未显露的私欲，如喜好杀戮、喜好武力、偏好内宠、喜好苛察而自以为明察等祸患，也不会再生于心中而危害政事。臣希望陛下施行王道，这实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狂者克制自己的念头，才能成为圣人；只有圣人放纵自己的念头，便会成为狂人。臣尤其不胜恳切。圣敬既已专一，成为圣人的功夫就达到了；所谓王道的根本已经树立。因此臣还希望陛下扩充圣明的知识。为什么呢？实在因为王者之道就是圣贤之学，不过是心与理、知与行而已。天理具备于心，守住本心便能得到天理，这当然应当在敬上下功夫。然而天理又散见于各种事物，一件事有一件事的道理，一件物有一件物的道理，必须真正认识它，之后才能有力地实行。从自身直到天下，道理都有其应然之处，事物也有不能不如此的地方；所谓理，就是说明它为什么如此，在事物中有不可改变之处。此事、此物、此理在这里是正确的，换到那件事、那个物上就不正确；此事、此物在此时合乎此理，换到另一时就不正确。在我身上是正确的，换到别人身上就不正确；在近处是正确的，换到远处就不正确；在通常情况下是正确的，换到变化情势中就不正确。这就是先儒所说天然自有的中正、亭亭当当的恰好处。假如不穷究事理达到极致，不广泛求取而达到极其博大，那么事物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应对斟酌而没有丝毫差错，就难以全都击中关键。陛下施行王道，以身心为根本；但把它体现到政事上，并不只有一个方面。王政虽然没有比教化和养育更重要的两项，但其制度却极其周密完备。一定要真正施行，能够获得民心之后才行；这就是王者养民的政事。一定要真正施行，能够感化民心之后才行；这就是王者教民的政事。九经、达道，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后世君王也曾施行这些王政，为什么最终仍愧对先王经营治理的盛大？五礼六乐、六德六行，后世君王也曾施行这些王政，为什么最终仍愧对先王陶冶教化的精妙？防御边疆、储备粮饷，后世君王屡次施行这些王政，为什么最终仍愧对先王张大国势、赈济救助的良法？天地间的利益，先王使之兴起，为什么无论大小，后世都比不上先王？百姓遭受的祸害，无论大小，先王都加以清除，为什么后世反而不如先王？后世本想清明而均平，却兼有廉耻丧失、浮伪滋长，风俗一天比一天坏，为什么不能归复王道的淳厚？枝叶繁茂而根本衰败，后世学术一天比一天乖谬，为什么不能归于王道的正道？不只是这些，满朝众议纷纷，甲说可以，乙或许有所徇私而说不可以；此人说应当从重，彼人或许有所蒙蔽而说应当从轻，是非的真实情况，如何辨别？

译群臣分列朝廷，大骗子看起来像诚信之人，大奸臣看起来像忠臣；正直的人指斥奸人为邪，而奸人也指斥正直者为邪，他们贤能还是不肖的真实情况，如何辨明？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应然的道理之中，尤其不可不追求其所以然的缘故而加以认识，尤其不可不真实地求取，尤其不可不广泛。陛下聪明睿智，得自天赋，正是所谓深厚而灵明的资质；所以在登极之初，对臣前面所说不受异端、近习等蛊惑的圣德，能够一旦施行，奋发如雷厉风行、如天旋地转。若不是素来认识真实、涵养深厚，作为天下最大的知者，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因此风声传遍天下，到处都欢欣鼓舞；不只是臣认为陛下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天下人无不举手加额，认为陛下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不只是臣盼望王道施行，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太平。臣希望陛下由已经明白的圣知，推及万分之一尚未明白之处；由已经真实的圣知，推及万分之一尚未真实之处。更加勉励自己遵从伊尹、傅说博闻学古的训诫，再三体味朱子格物致知的学说；从身心性情推及人伦物理，用六经群书加以验证；已经精微的，进一步研究使之精微到极点；已经达到的，进一步研究使之达到极点。对于古今事变，阅读得多，就一定要探究治乱的根源，以彰明兴亡的鉴戒；对于各种制度和事物，考察得多，就一定要探究创制建立的用意，作为修订完善的依据；对于人物的善恶，辨论得多，就一定要根据其行事探究其心术，以扩充识人的智慧。每件事都有它的关键，每句话都有它的实质，必须一一研究，使每一项都足以成为施行王道的资助。不要只是像迂腐的儒生那样致力于记诵，在口耳笔舌之间炫耀辞章而已；还必须进一步扩大明察事物、通达听闻的度量，进一步敦厚好善乐于纳谏的诚意。不只是开设经筵来劝勉讲学，儒臣中端正谨慎、粗知王道的人，无论大小官员，都应当时时赐召引见议论，用来深厚涵养圣知。不只是容纳台谏官使他们尽情进言，朝臣中端厚正直、粗知王道的人，无论官职大小，或限定五品以上，也应当时时赐召询问，用来详细增益圣知。延请引见时，必须俯下身来显出温和的脸色，告诫他们不要有所避忌，使他们能够尽情表达。那些勋戚、宦官，陛下虽不把权力和宠幸借给他们，也应让他们群侍一旁，拱手听取，或许可以开启他们的见识，使他们知道有所畏惧；这样保护圣知就更加切切。如此，陛下把千古以来的知识汇合为一人的知识，把千万人各自的见解汇合为一人的见解；天下所有事物，圣知无不真实地举措施行，天下就没有不能决断的事；圣知无不广泛参酌而加以施行，天下就没有不恰当的事。这固然是王道的关键，也又是王道的当务之急。臣尤其不胜恳切。或者说，臣所讲的这三项防范，都是用来树立王道根本的，也都是在身心上下功夫的。陛下必须对这三项同时用力，不能废弃其中任何一项。比如志向已经坚定了，但敬意不能专一，那么志向只会宏大，而身心上尊崇德性的功夫不足，无法充实其宏大，也无法完成王道的本体。所以先儒胡氏说：“志向树立在万事之上，接着就要以敬在万事之中实行。”先圣孔子说：“立志于道，接着就要据守于德、依靠于仁”，说的就是这个。比如敬意已经专一了，但知识不够广博，那么所守持的虽坚定，身心上讲求学问、穷究道理的功夫不足，无法增进其明察，也无法弘大王道的作用。所以先圣孔子用礼约束颜子，必先以文献使他广博；尧、舜、禹三位圣人所传授的中道虽然专一，却必先以“惟精”作为前提，说的就是这个。陛下确实足以大有作为，实际功夫就在这里；确实足以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使王道大为施行，恢复二帝三王的治理，继承二帝三王的传统，实际功夫也就在这里。实在不应不在这三方面同时用力。从前朱子向宋帝进献正心诚意的学说，有人认为这些话正是皇上所厌闻的。臣认为陛下决不是厌闻这些话的君主。王通又向隋帝献上《太平十二策》，有人讥笑王通不明智。臣只希望陛下不要使臣重蹈王通受讥的覆辙，那就万幸了，万幸了。为此撰成奏本，亲自携带，谨慎地具奏上闻。奉圣谕：“该部知道。”谨此。增进日讲及东宫性理等书【张元祯】臣蒙受召命参与纂修，得以充任日讲官，仰望而看到陛下圣德高远广大、圣学深厚博洽；从事奉上天、勤劳爱民、孝敬先祖、奉养慈亲，到施行纲纪法度，再到言语、沉默、行动、安静，无不遵循典礼，无不笃行诚敬。加上声色、宴游一概无所爱好，颐养精神、调适性情，只喜欢琴和书；国家万机虽然总揽独断，却延见大臣、广泛访求公论，不以君主身份自矜；尤其足以成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大庆幸之处，是仁爱百姓、敬慎怜恤的心念常常切实而不忘。因此天变虽多次出现、令人忧惧，却随即消除；外患虽屡屡发生、令人担忧，却随即平息。这说明我皇上确实具备第一等帝王的资质，足以达到第一等帝王的治理，并且重视第一等帝王的学问。然而圣学有根本，根本树立，道理自然充实；圣治有关键，关键举措得当，成效自然显著。要树立根本、举起关键，若不是明白心学和理学，就无法做到。心学与理学，体用相互依靠，本来不是两回事：心学从存养本心来说，本心保存，天理就更加精微；理学从穷究天理来说，天理穷究透彻，本心就更加睿智。二帝三王之所以使治理教化兴盛、上下与天地同流，实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帝王第一等的学问。

译这些学说散见于五经四书之中，大小、精粗本来都说得十分明白；但若要直接指明根源、提挈纲要，使人一看就知道大概，没有比宋代大儒濂溪周子的《太极图》、横渠张子的《西铭》、洛阳程子的《定性书》、新安朱子的《敬斋箴》更好的了；这些尤其是切实用功的著作。皇上没有不研究的学问，没有不阅读的书籍；对于这些学问和书籍，留心圣览、在宸衷中精妙贯通，已经很久了。然而问学越讲求就越明白，义理每温习一次就有一次新体会；这正是古代圣帝明王重视不断发明光大的功夫、求取博闻益处的原因。伏乞皇上在日讲时，命内阁把《太极图》等书，连同《周易》《大学衍义》，依次分别交给臣等进讲；或者每月、每十日专定一天，或者两天，独命臣讲解。这样或许臣等一点愚见，可以稍微补益圣明的万分之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圣明的治理在唐尧、虞舜时达到极盛，下至周公便不再恢复；圣贤之学传到孔子，下至孟子便断绝了，都是因为心学、理学没有明白。臣请允许我进一步说明。所谓心学，不是像异端那样把心放置于虚无寂灭之中，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仔细验证真心的发动，例如看见孩童将要掉进井里时的恻隐之心，看到牛将被牵去祭祀时的不忍之心；由此推扩并穷究，使这种心情油然而生而不可遏制，充沛流行而无所不达，这样才真正是心学。所谓理学，不是像世俗儒生那样把功夫耗费在记诵词章上，而必须在讲学时努力达到真正认识的境地。例如听人谈到老虎伤人，脸色便独自改变；还要使凡是身心和事物，都能穷究它所应当如此而不可不如此的道理，以及它所以如此而不可改变的根据，这样以后才真正是理学。然而，这颗心和这个理，又必须在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时候安静涵养，在无形无声的境界中默默存守，使功夫更加严密，没有一点间隙；使根本更加深厚，没有一点渗漏。这样，心与理才能互相涵养，体与用才能互相资助；心的发动无不恰当，所认识的道理无不精微。只见这颗心和这个理在日常运用之间，总是活泼流动、没有滞碍和亏缺，总是清醒明察、不昏昧也不停息。喜好善，就像饥饿时必定想吃饭、口渴时必定想喝水；厌恶恶，就像对水必定不敢踩踏，害怕溺水，对火必定不敢靠近，害怕被焚烧。这样，用来主宰天下万物、应对天下万变的，全都是天理，而私欲完全清除。我的心也就是天地之心，我的教化也就是天地的教化。这就是程子所说的“有天德，便可以谈王道”。圣贤千言万语，其最大的根本和要旨都不超出这里，而《太极图》等书正完整地显现了它的大概。圣人的治理即使止于周公而不再传续，圣人的学问却幸亏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四位先生远承孟子，使圣学得以复传；圣治实际上以圣学为根本。从来没有圣学已经传承而圣治却不能恢复的道理。皇上既有帝王中第一等的资质，又能用心学习帝王中第一等的学问，那么成就帝王中第一等的治理，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听说，皇上每当处理万机之余，焚香默坐，静养天和，这正合程子把静坐看作善于学习、朱子以调息来收摄心神的意思；他们在《太极》等书中所说的以静为主、以敬为主，也正切合于此。皇上对于帝王中第一等的学问，已经有了根本并掌握了要领。若因臣等进讲前面所说的书，再加以反复研习熟读，并且从容涵泳、充分领会，那么圣学对于此心此理，便会更加发扬广大而穷尽精微，更加达到高明而归于中庸。这样，第一等的学问，过去在帝王身上，如今就在皇上身上了。程子曾说，第一等的事业不能让给别人去做；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成覸说“他是大丈夫，我为什么要怕他呢？”请求皇上俞允，立即把前面所说的书增添讲解，臣不胜恳切。臣又有幸侍奉春宫，参与讲读，得以仰见皇太子殿下天资英明，言语举止温和恭敬，又从中看到了皇上修身齐家教化的影响，体现在大纲大伦上竟如此显著。臣私下认为，从天子到百姓，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孔子自称自己的德行体现在《孝经》中；夏、商、周三代的盛德君王，又让太子和优秀的平民一同进入小学，也一同进入大学，不只是读书，还要诵诗。因为学问虽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实际上是大学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根本。读书是想借此了解政事，诵诗则是其中善的内容可以激发善心，恶的内容可以惩戒、磨炼放纵的志向，对感化人心尤其切实。如今《孝经》《诗经》《小学》都有朱子考订、集注、传释等书，朱子的《感兴诗》和《训蒙诗》也都很重要。臣看到殿下每天讲读《尚书》《论语》，固然足以启发、滋养圣明的心性，使其端正而成圣；但又每天练习一纸字，不是帝王最急需的事情，似乎会妨碍功课。臣请求皇上减去殿下每天练字的功课，把《孝经》《诗经》《小学》等书分日轮流，与《尚书》《论语》一同讲解，不必像《尚书》《论语》那样温习背诵，只需仔细听取、默默记住。每月三次，允许讲读官从已经讲解过的内容中抽诵一二十字，以显示殿下确实留心。练字也不可完全废止，每天有空时只写几十个字，不至于生疏就可以了。只是《小学》《诗经》的篇章很多，帝王的学问只在于掌握要领。请求命内阁从《小学》《诗经》中节选与纲常、治乱和百姓疾苦关系重大的内容，并把真德秀《大学衍义》中记载的孝言、孝行附在《孝经》之后，一并委托臣等讲解，这样大概可以使殿下听览不感烦琐，而所学之事都有益处。仍请求在讲解时，命殿下身边的伴读也都拿书在旁听讲；殿下退居之后，要不时让他们讲说，并赐以问难答辨。诗篇则不时让他们陈述诵读，并赐令歌咏。这样，殿下不必亲自诵读，也能因听闻而自然熟习。何况诗歌的歌咏抑扬之中含有能够感动人心的地方，这就是从前魏武公让盲乐师早晚诵诗，以达到劝善戒恶目的的意思。这对于补养殿下的睿德，作用实在不小。皇上既然用心于帝王中第一等的学问，皇太子殿下又是天下臣民万万年所共同归属的对象，是宗庙社稷万万年所托付的人，实在应当也学习第一等的帝王之学，才能以圣继圣，使第一等帝王的治理绵延不绝。《孝经》《诗经》《小学》等书，也都是心学、理学所在之处；第一等帝王之学，实在以此为根基。

译请求也赐予俞允，立即把前面所说的书增添讲解，臣不胜恳切。臣因此又有一件进言。诗就是今天的歌曲，是古代的乐章，与记载事情的书不同。吟咏时声音抑扬，确实有感动人心的地方。所以孔子说：“人的兴起在于诗。”又说：“诗可以使人兴起。”如今《诗经》三百篇，孔子都曾配弦歌唱过。臣听说皇上深深通晓制作礼乐的奥妙，郊庙音乐一一加以正定，正是如此。可以借殿下讲诵的机会，选择那些对教化关系重大的篇章，如《二南》《关雎》《邠风》《七月》之类，配以管弦，在宫中燕居闲暇时演奏。那种古雅平淡的音乐，难道只是有助于怡养精神、陶冶性情而已吗？成周盛世时，把声诗作为音乐，用于闺门，用于邦国，用于乡里，以此教化成就天下。这也是治道所关涉的事情，皇上若能对此留心，臣就万分庆幸了，万分庆幸了！唉！如今天下赋税徭役繁重，百姓贫困，财物耗尽，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不止；士大夫很少听闻大道，不顾廉耻，贪婪暴虐、矫饰激烈，逢迎奔竞，已经习惯成风。下至百姓，大多骨肉相残，以夸诞欺诈相互争胜，轻慢父母却厚待妻子儿女，争相奢靡而甘愿触犯刑法。这些都是世道风俗中令人忧虑的现象。皇上正在大力更新各种政务，痛切革除旧日弊病，臣却袖手旁观，不能陈述其中一二，反而只劝皇上讲解前面那些书，岂不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吗？臣深切认为，这件事正是看似缓慢而实际紧迫，看似轻微而实际重大，是世道的大关键、大关系。皇上如果确实用心，使真心真知体现在处理万机之中，完全合乎天理，不受任何阻遏，也没有任何蒙蔽；又能任用贤能的辅弼，统筹调和，与他们大有作为，那么扭转乾坤、改变局势，就像风吹草倒一样容易。要达到帝王中第一等的治理，实在容易得很。百姓疲困、风俗败坏，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臣因此万分恳切地进言，谨慎撰具奏题，亲自递进陈奏。伏候皇上的敕旨批示。《名臣经济录》卷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九 明代黄训编 保治【正德上】《陈述治理之道要务疏》【章▯】臣听说，天道以元气产生万物，圣人依循元德治理万民，所以皇帝即位必称某年为元年，建立年号也必另取美好的名号。这是因为天下更新，要显示自己施政治理的意图，使人心知道应当归向和期望什么。谨念宪祖以“成化”为年号，大概是希望治理教化能够成就；先帝以“弘治”为年号，则是希望治道恢弘，二者都是就治理所要达到的重大成效而言，其规模本来已经宏大而深远了。如今皇上登上帝位，继承大统，建立年号却独取“正德”，正是探求治理的根本，以寄托继承先业的深意。能够端正自己的德行，又何必担心教化不能成就、治理不能弘大呢？臣由此知道，陛下实在是世所罕见的君主，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可以超过三王、比肩五帝，与历代圣君争先了。然而既然以“正德”为年号，就应当寻求正德的实际，必须像唐代刘蕡所说的那样，居于正位、亲近正人、发表正言、实行正道，然后才可以说是正德；也必须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才称得上正德。如果德行没有端正，即使发布命令也没有人服从，想求治理教化弘大成就，哪里办得到呢？臣才疏，在胄监任职，而今又老病衰颓，不能长久侍奉陛下，没有办法补报大恩；如今已经具疏请求退休，将要归乡终老，但对陛下的一片犬马之诚始终耿耿于怀，不能自已，冒昧陈述一点愚见，把正德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分列为五项，效法平民献曝、献芹的微薄心意，作为对新政微小的帮助。伏望圣明择取其中可以实行的，明白地予以施行，那么宗庙社稷将获得无穷的福祉，天下百姓也将得到最大的幸运。因此开列事项，撰具奏本，敬谨奏闻。第一，勤于圣学。臣听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当作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当作要领。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像商高宗、周成王这样的贤君，无不孜孜求学，讲明义理，端正心术，把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又设置师、傅、保等官职，有诵读训诫、规劝进谏的大臣，早晚在身边责问过失、陈述善道，使错误的心念潜移默化地得到纠正，熏陶而养成德性。因此他们圣德隆盛，王业充实，达到了安宁和谐、太平盛世的治理。下至汉、唐、宋的英明君主和贤德君王，也没有不是如此的。只是他们的学问有未达到的地方，所以治理不能像古代那样。谨念我太祖高皇帝在退朝闲暇时，召见儒臣，讲论经典；又把《大学衍义》写在内殿两廊，把《洪范》写出悬挂在座位右侧，以便随时阅览。这说明即使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也一定要从事学习。历代圣君相承，也都遵循这条道路。如今陛下如雷震继日明，刚登大位，就以“正德”为年号，又开设经筵，亲近儒臣讲读经史，阐明圣人之道，固然是有志于学习的。但经筵开讲有固定时间，臣下进见也有时限，学习用功难免间断，形成“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情况；有剪桐叶为圭的游戏，却没有人进谏规劝；违背持守涵养的方法，又没有人能够进谏制止，那么用来辅佐成就圣德的措施，或许还不完备。臣希望陛下在经筵之外、听政之余，时时召见师保大臣和侍从文臣，带他们到便殿，讲论经学，询问治理之道，仿照唐太宗召十八学士入禁中的旧例，不必限定日期时辰，也不必拘泥繁琐礼节，而要以诚意接待，给予温和的脸色，使人人都能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忠心。这样长期循序学习，教化与内心融为一体，那么无论出入起居，都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也没有不善的。用于任用人才，就能辨别邪正；用于建立政事制度，各项事情都可以成为法则。这对于成就圣德，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董仲舒说：“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认识也会更加明白；努力实行道义，德行每天增长，就会取得很大的功效。”这是今天正德最优先的事务。希望圣明留意，天下就万分幸运了。第二，发扬继承先业。臣听说，周武王、周公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孔子称赞他们达到了最大的孝。孟庄子不更改父亲任用的臣子和父亲施行的政事，孔子称说这很难做到；作为继承者，不能不致力于继承和述行先业。从前我太祖开创天下的功业，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比；他所建立、用来传给后人的法令制度极为完备。先帝守成而达到治理太平的美德，可以比拟周成王、周康王；他以盛德大业为前代功业增光，更为显著。这难道不是陛下所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吗？先帝在位时，尊敬奉养两宫，竭尽孝敬；亲自任用大臣，延请询问治理之道；宽待言官，乐于听取正直的言论；停止工役，禁止进献；放出鹰犬，遣出宫人；不沉溺声色，不从事游猎，这些善行都值得效法，是陛下应当遵守而不可改变的。先帝又曾考虑户口减少的问题，商议安抚、防护的适宜办法；因为盐法废弛，寻求救治弊病的方法；清查禁军以革除冒滥，裁汰冗官以节省滥用，这些都是他有志去做却尚未完成的事情，是陛下应当继承完成、以终成先帝志愿的。至于编修会典，是想举出祖宗旧有章程而付诸施行；节略修订《资治通鉴》，是想考察前代成败作为法则和警戒，这尤其是陛下应当用心研究并从中着手办理的。不仅如此，还应当取出圣祖的《皇明宝训》《洪武圣政》等书，放在座位右边，每天与大臣商议举用其中的常典，并施行于今日，这样才算完全履行继承和发扬先业的道理，也才能显示陛下正德的实际。过去夏启能够恭敬承继大禹的道路，因此建立了四百年的夏朝；周成王能够效法、遵循文王的典章，因此使八百年的周朝得以延续。希望圣明留意，天下就万分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