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四十八卷 明代黄训编 工部【营缮】《因星变陈述意见疏》【龚煇】题为“响应诏令陈述意见、解除百姓困苦以消弭天变事”：奉本部札付，贵州道监察御史郭▯化题奏；本部查议，内容称：应当等候命令下达之日，一面通行原先派遣的买木、烧砖郎中等官张淑、龚煇、刘悌、张问之等人，各自查明原派木板若干、砖料若干，已经采买烧造完毕若干、尚未完毕若干，各以三分计算；如果确实完成二分，其余一分尚未完成，就立即停止并免除。派出的各官必须把已经完成的砖木，督同有关司、府等官，选派适当官员，支给雇募水手以及水陆车船、盘运费用，押送启运，才准许回京。先把已经起运的数量火速奏报等情，题奏奉钦准，备札送到臣这里，臣谨按此办理。此前臣奉钦命，现因营建仁寿宫及先蚕坛殿，命你前往四川地方及贵州西路收买楠木、杉木等大木。你可以会同当地镇守、巡抚官，选任司、府佐贰官员，动支应解本部的银两，按数收买；或者谕令土官进贡，或者照事例招募商人，赶紧起运送往京城，以供急用。务必多方访求，妥善筹办；木材必须选择围径长度合式、坚实不空的，价格必须核定公平，使官府不亏损、百姓不受害；至于佥派、解送、委官、押运等事项，也要逐一议定，务令妥当。在受委任的官员中，如果确实尽心办事、取得木材数量多而且不扰害地方，就具奏予以表彰提拔；如果违抗怠慢、阻挠拖延、推托误事、不服从调度，五品以上官员由有关方面奏报处治，六品以下官员径自提问治罪。各有关地方如果有官员、豪强、权势者以及贪利之徒包揽此事、危害百姓，听凭你处治禁革，不许宽纵，以免妨害大事。其余都依照该部题准的事理施行。你身为部属，接受这项任命，应当廉洁奉公，切实办理，使事务安稳进行，木材按时运到而工程不被耽误，价格由官府办理而百姓不怨恨，这才算你有能力。如果处置不当，耽误事情而引起民怨，责任自有归属，你应当恭敬接受。故此颁发敕令。钦此。钦遵并奉本部札付，为营建宫殿事，内容称：会同镇守、巡抚等官，先选派一向有才干的守巡官各一员，分别确定某官在某处收买，并分别奏报知悉，不许另行派遣办理其他差事。各官各自按照划定的地方驻札，专门督同府、卫、州、县掌印等官，查照往年的办法，招募商人，派人多方访求，妥善筹办，按数收买并由各水路运输。其次，每月近处报送三次，远处报送二次，开列报告送郎中处查验，核对规格，并作出没有空腐的标记、编号；确定委派能干的府、州佐贰官员，陆续解送木材，以接济镇守、巡抚、郎中等官。每三个月把买到的木材数量和日期奏报；遇到二号以上的大木，以及围径六尺以下、长短可以截补、坚实可用的中等木材，折算数量充数解送。现开列：四川布政司收买三号楠木五千根，每根长四丈五尺至四丈，直径三尺五寸至三尺。三号杉木一千五百根，每根长四丈五尺至四丈，直径二尺五寸至二尺；四号杉木一千五百根，每根长五丈至四丈五尺，直径二尺至一尺七寸；楠木、杉木连二板枋各二千五百块；杉木单料板枋一千五百块；柏木一百二十根，每根长三丈，直径三尺；柚木一百五十根，每根长三丈，直径二尺五寸。贵州布政司西路收买三号楠木五百根，每根长四丈五尺至四丈，直径三尺五寸至三尺；三号杉木五百根，每根长四丈五尺至四丈，直径二尺五寸至二尺；四号杉木五百根，每根长五丈至四丈五尺，直径二尺至一尺七寸；楠木、杉木连贰板枋各五百块；杉木单料板枋五百块；柏木三十根，每根长三丈，直径三尺；柚木五十根，每根长三丈，直径二尺五寸。备札送到臣这里后，臣已经通知四川、贵州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查议应办事项，委任司、府佐贰官员作为督木官，并查明现有买木银两不足支用，请求开例纳银，并请以内帑银两接济等事项。又据四川布政司经历司呈报，已经凑足并完成上一年楠木、杉木大木一千三百三十八根、板枋三百八十五块，于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派重庆府卫同知赵淮、知事王经纶、剑州判官杨着、黔江县主簿戈瑮领解，运往京城交纳，相关缘由一并呈来；臣将据此具题另行奏报。又奉本部札付，作为传奉之事，开列：四川收买楠木七十五根，每根长四丈五尺至三丈五尺，直径二尺五寸至二尺；杉木二百五十根，每根长四丈至三丈五尺，直径一尺五寸至一尺二寸；楠木连贰板枋九十块，连三板枋二十八块，杉木连二板枋六十块，单料板枋五十五块。札付送到臣这里。又经本部行文四川布政司，派属官买木补足，呈报合并解送。又奉本部札付，本部题请拨给内帑，但查无旧例可以借取，只有开纳各项事例银两一项可以相应举行。内容开列：陕西布政司以及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等府开纳事例银两，协助四川买木等情，题奏奉钦准，备札送到臣这里；都已经会同通知四川布政司，通行所属招纳，并派官分赴各处催促解送接济，随后办理。

译后来四川布政司、按察司督木左防议何鳌、佥事李文忠陆续呈报，买完了可以解送的大木、板枋数量，呈送前来。嘉靖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派泸州府通判黄图、宜宾县和昭化县主簿刘秉、俞杰领解楠木、杉木大木七百一十七根、板枋四百三十块。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派重庆府通判潘雍、富顺县和铜梁县主簿马总、王九皋领解楠木、杉木、柏木七百六十一根、板枋八百六十六块。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派嘉定州同知姚廷用、江安县和大昌县主簿许侃、于龙领解楠木、杉木、柏木一千零一十六根、板枋四百七十八块。连同此前赵淮等人领运的，共分四次实际解送楠木、杉木、柏木三千八百三十二根，板枋二千一百五十九块，都已经由各次起运官具数奏报。本部已经题准贵州布政司，奉钦依行文该省，钦遵施行。臣又亲自到各有关买木衙门往来督促，并多次接到叙州等府木商周洪川等人申诉：往年采木还在近水之处，如今采木都在深山旷野、悬崖绝涧、人迹罕至的地方。洪川等人各自领取的官银数目不同，雇募民夫、供应米粮的数量也不同，分别在乌蒙、忙部、马湖等地采伐运输。每个木场使用的民夫不少于三五百人，每月耗米不少于一百一十多石；搭设天桥，经历各种艰苦，才能使一根木材出水。上一次取木八千根，因为接济拖延，所以多年都没有办完。如今这次取木更多，两年也不能完成一次，怎么能够按期办完呢？又经臣行文四川布政司，全面查核库银解发接济。随即据该司经历司呈报，奉本司札付，奉抚按衙门案验，抄送接管承办的典吏张宣、库吏徐翺调取卷册。查簿得知，本省原议买木减用价银共七十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八两。此前本司致仕左布政使徐钰查报，本司广济库存有上次大木支用后剩余的银两，以及顺庆、叙州、雅州三处解到的银两；泸州、嘉定二处解到本司但尚未收发、退回原买木的银两；还有自嘉靖元年至九年各州县解到的工部料价等银两，共十四万一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五分九厘六毫有余。后来因发放支用不足，呈请得到抚按衙门批准，借支户部、礼部和南京工部库中存银五万零九十四两；督木防议何鳌呈请借支本司解发的重庆府军饷银一万两；督木佥事李文忠呈请借支重庆府赏功银二千四百一十九两一钱二分七厘五毫，共计银二十万四千零六十两八分七厘五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九十四两、二十万四千六十两〕 自嘉靖十年七月起，本省按例继续收取，又有陕西、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等处解到的例银，以及保宁府归还借用的大木银两，共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八钱九厘七毫七丝七忽。以上合计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一十六两八钱九分六厘八毫七丝七忽，仍短缺四十七万零四百二十一两有余。本司左右布政使侯位、刘淑会同按察使杨淳、署都指挥佥事余承恩审议认为：除去已经收支的上述银两外，最近又承蒙督木工部郎中龚查验，奉本部札付，动支司库赃罚及缺官柴薪银共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九两六钱七分五厘八毫，合计也只有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六两五钱，仍短缺四十五万三千五百七十一两三钱有余。又查司库盐粮二价银，只够储备边地茶价、准备赏赐贡番；何况原先开列的各项纳银事例已经到年终停止，再没有别的储蓄。又查得往年采买大木，都有借支料价、赃罚银的先例。如今司库只有户部、礼部和南京工部料价银，自嘉靖五年至嘉靖十一年六月末所属各处陆续解到三万九千二百五十三两三分六厘六毫四丝七忽四微，以及此前各部料价银支用后的剩余四万六千三百八十九两，共八万五千六百四十二两；另有所属府、州、县库中储存的嘉靖八年、九年、十年储积赃罚金六十七两五钱九分六厘，合银九万一千七百一十一两有余。请求下达明确的批示，动支这些银两发给木商，才能办成此事等情，呈送到臣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七万四百二十一两〕 如今奉行上述缘由，据叙州等府备文，将各木商在采木山场的经历等事项申送前来。确实是山川险恶、蛮烟瘴雨侵害，虎狼蛇虺伤残，关系百姓性命，死亡人数很多，实在令人流泪。臣会同巡抚四川等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巡按四川监察御史朱议论认为：营建大木，是皇上出于仁孝至情，并且要修复古制，使天下耳目焕然一新，怎敢不竭尽力量、尽心办理？但四川偏处一隅，不像其他省份商贩聚集；如今名义上虽是招募商人，实际上全都是当地百姓，领取官银后进山拖运。自正德年间以来，朝廷屡次下令采伐，近水处的木材已经砍伐殆尽；这次采运都在深山穷谷、人迹不到的地方，悬崖吊桥，艰难万倍。等到运到溪涧，还必须等夏秋洪水上涨，才能到达大江；如果夏秋没有水，即使竭尽力量、耗尽财物，穷年累岁也一定无法运出。查得永乐初年，派尚书宋礼等到蜀地采伐大木，超过寻丈的仅得到几株，但仍认为这是依赖山川神灵，于是立祠每年祭祀，以彰显其特殊。嘉靖六年，又有工部侍郎黄奉敕前来四川督买楠木、杉木、柏木八千一百三十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块，经过两年多也只得到大木五百根、板枋五百块起运解送。

译随后朝廷大臣建议，认为这样劳民伤财，于是立即停止。如今刚刚不到两年，共解送木材、板枋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块，大多是建造梁栋的上等材料，其中超过寻丈的就有不少于五百根。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实在是由于皇上的圣德感动上天，雨水按时降下，山川神灵协助，草木也适合取用。所以自古以来难以得到的木材，一时之间全都运出；即使蜀中父老也认为这是亲眼从未见过的事，欢呼声震动大地，互相庆贺获得新生。臣等也仰赖圣德的福泽，自认为可以稍微逃脱失职之罪，正想顺应民情，具奏请皇上裁定。如今如果一定要务求达到二分的数量，那么百姓重新获得生机的喜悦又将转为喧嚣，丧失他们安于生存的心情。为什么呢？雨泽由上天所降，这样的侥幸难以再次出现；像这样旷世奇绝的机遇，恐怕不能再得到。何况该省连年兵灾、荒歉相继，百姓贫穷、财物耗尽，远近都在惶恐不安；早晨尚且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公私财力都已枯竭，将从哪里筹办？只能白白使一方百姓陷入困境而已。况且天下的事情有缓有急，而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正关系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关键。我私下估计，郊坛、蚕室正在逐步落成，仁寿宫也应当快要完工，已经解送的木材，足够使用了。战争的祸害只限于一方，而且有时出于不得已，圣人尚且慎重使用战争，是因为重视百姓的性命。土木工程却兴起之后，摊派遍及天下，使前面宫殿工程的财用已经充足，却只因种种纷纷而不急迫的事情，上面困扰国家公家，下面损害广大百姓，这就如同废弃日常饮食的养生，却去奢侈装饰冠帽衣裳。外在仪观即使再美，国家元气恐怕已经耗竭了；即使不必等到有识之士，也会为此寒心。我等看到，汉文帝想建造露台，费用要一百金，认为这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于是停止不建，古今都把这当作美谈。我等又见邸报，讲官吴惠进讲时，蒙圣谕对辅臣李时等人说：“节省无益的费用，停止没完没了的劳役，让负责这件事的人把意见陈述出来，以挽救当前政务的急务。”臣等叩头仰望而感叹说：“圣明天子洞察万里，无益的费用没有超过砖木材料的；不停的劳役没有超过营造工程的。我国皇上圣学的功夫、仁爱百姓的心念，竟达到这种地步，真与唐尧、夏禹的俭朴德行相同，汉文帝也不足以相比了。”天下边远之地的百姓，又是何等幸运！臣斗胆仿效郑侠的故事，绘图随本进呈。伏望陛下怜悯百姓生活困苦、采运艰难，是否应当通查各木场堆放的木材，以及如今各省已经买完并起运、尚未到达的木材数量，估算是否足够使用。凡是各衙门修造而又不急迫的事务，等到百姓生活稍稍复苏、财用稍稍充足以后，再慢慢筹办；尚未完成的部分，暂时停止。再说，善于治理的人能够随着政务变化而使政务更加完善；役使百姓却能使百姓不怨恨，也只在于不失去百姓的信任、不违背百姓的意愿罢了。前面已经解送的大木，因为没有钱粮接济，商人还没有领到先前应得的木价，每日每夜都悬望等待补给。还有已经领取三分之一价银、目前正在追讨合并办理，或者已经砍伐、正在山中等待运到水边的木材。如果一概追缴银两还给官府，丢弃木材实在可惜，转手卖掉又会无主。往年拖欠木材银两至今没有完结的情况，可以作为鉴戒；仍应将前面所说的料银、赃罚银，准许依照旧例借支补给，以保全百姓的信用。今后拖欠木材的商人，有木材的，就委派官员查验计量，陆续起运；没有木材的，就照旧追缴银两，全部还官，以顺应民情。这样看来，对官府和百姓都方便，情理和法度也没有失当。大工程得以完成，地方有所依赖，财用也没有不足的忧虑，百姓就有获得新生的喜悦了。如果蒙准许，请敕令该部再次加以查议，以便等待遵行。若另有裁定，也请一并决定。因为这是响应诏令陈述意见、解除百姓困苦、消弭天变的事情，特此具本，专派承差刘征亲自携带进呈，谨此题奏请求批示。《采运图前说》【龚煇】谨按：整个蜀地是古代梁州、益州的地方，险要阻隔、四面闭塞，天下没有比它更突出的。唐代杜甫、李白二位诗人，把这里的形势写入诗歌，甚至称说这是上天用来比拟的地方，本来就足以说明它不是人世间应有的所在。至于采木所经过的地方，更与内地不同，是人迹不到、魑魅魍魉出没的区域。山岭有青冈、黑荡、古嘴、磨角、偏脚、坎顶、薄刀、棺木、杀人□脑、猿猴、菩萨、峻虎、陷鬼、蛇退、马鞍等名目；水道有龙吼、鱼牮、羊角、鸡肝、臊虎、喂贼、落眉、结▯、雷鸣、混阵、瓮柄、剪刀、阎王、老虎、帚节、鬼门，以及眼号、穿钱、路名、鬼错、滩成八害、崖目、万人等名目。只看这些名称，就知道危险确实与之相伴。只是可惜没有遇到杜甫、李白二人，所以寂寂无闻。也幸好未曾经过他们品题，没有把人拒之千里；这些本来注定被抛弃的木材，才还能登上朝廷宫殿而发挥作用。绘制山川险恶、寒岩水壑、崎岖万状、攀木缘崖、索桥伛偻的情形：上去就登临九天之上，下来就深入九地之下，令人触目惊心，神魂飞越。绘制跋涉艰险危急的情形：曾听说蚺蛇吞象，三年后才排出象骨；禽兽逼迫行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况深山穷谷、老箐荒林，本来就是它们藏身的洞穴呢？绘制蛇虎纵横的情形：道路遥远，里程以千计；役夫众多，每天以百计；供应食宿繁多，每年以万计。无论经受风吹雨打，还是水陆奔波劳累，即使鸡犬也不得安宁。绘制采运困顿的情形：断岸高达千尺，下临无边；各种构架重重叠叠，绵延数里。绘制架设飞桥渡过险处的情形：梁栋上等木材，本来就是天地深藏的珍贵之物，因为多年采伐，留下的已经很少；高冈重峦，隔绝高低，所需力量比过去还要多出百倍。绘制悬木吊崖的情形：每人每天吃米一升，一人背米五斗，往返一次要七天；除去自给，仅够供给两个人，万一发生变故，赶赴救援稍有迟误，哪里还来得及救急？绘制饥饿流离的情形：轻视生命而贪图利益，是夷虏的常态；他们以逸待劳、以众欺少，在昏暗夜晚乘机而动，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绘制焚烧劫掠、凶暴残虐的情形：天灾流行，本来势所必然；再加上蛮烟瘴雨的侵害，以及饥渴劳苦的摧残，很少有人能够逃脱。绘制疫病流行的情形：至于险滩高、水位低的时候，施工更加困难；筑堤堵住泉水，架木拉运，好像用辘轳从井中汲水一样，前进后退都要反复移动，一天不能走一里路。

译绘制用天车越过山涧的情形：波涛泛滥上涨，水流四面冲击，想拉住、留住木材都没有办法，只能仰天长叹。总的说来，水灾旱灾都造成祸患，只有川蜀是这样。绘制巨大的洪水使木材漂流的情形。从藩司、臬司直到府、州、县，上级层层督责；抚恤养育百姓的心虽然辛劳，但职责所在，实在不敢懈怠废弛，更何况无知而犯法是小民的常性。绘制追呼逮捕治罪的情形：山林中的木材本来不可能全都优良，加上天时、人事常有差错而不能协调，外表笔直而内部空洞的占十之八，毁坏折断而遗弃的占十之九，侥幸苟且得到的百中只有一二。旧债没有偿还，新欠债又催得紧迫，借贷仍不够，就接着抵押田地房屋；田宅不够，又接着抵押子女；子女也不足，就连妻妾和家人都拿来抵偿。谁不想得到宫室供养、夫妻子母相依的生活呢？求得自身保全的办法本来就是如此。绘制卖妻卖子偿还官债的情形：验收登记，逐步编成木筏，捆扎加固、牵引木筏至顶以及雇人、置办器具等，各种事项都要准备齐全。每筏用木材六百零四根，用竹四千四百零五根，用银计算共一百四十八两；公私耗费，无法全部记载。绘制验收、接运的情形：从蜀地到京城不下万里，每次运输通常要编木筏二三十只，每筏用夫四十人；每名役夫每天工价折银五分，大约三年，工价将近六万两。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膏血日削月减，他们还能剩下多少呢？父亲去了，儿子又来，年年不得安宁，在万死之中求得一生。绘制转运输送、疲惫困敝的情形：唉！不是身体倒在野草中，就是葬身江鱼腹中；无论身在何处，行动都像掉进陷阱一样。那些青黄等木材遭受的灾祸如此，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难道不是百姓的灾祸吗？楩楠杞梓，官府还爱护并保全它们，只不过为了满足营建工程的需要；而陛下的赤子百姓，竟然还不如楩楠杞梓。我反复吟诵《苌楚》诗篇，不禁为此忧愁叹息。《采运图后说》蜀省采买木材，作为府的有六个，作为州的有十个，作为县的有六十四个，作为卫的有七个，作为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的有八个。臣龚煇谨按采运经历，列举大略，绘成十五幅图，如上所示。山川险恶的情形，来不及一一详细描绘，所谓从千百种情形中保存十分之一罢了。按图寻找踪迹，再由此类推引申，就可以想见。至于跋涉艰险、采运困顿、架飞桥吊悬崖、饥寒疫病、蛇虎伤害、焚烧劫掠、洪水漂流、堵泉越涧等情形，都是根据人们的称述和画工的想象绘成的。假使亲身经历，又亲手绘图，那么当时议拟、形容的情状，臣实在不知道还会是什么样子。至于追呼逮捕治罪、卖妻卖子，以至验收、接运、转输疲弊的情形，臣亲眼能够看见，亲口能够说出，只恨双手不能把它们画出来罢了。总之，真正苦心经营的只有优秀的画工；那些只会绘画的人，哪里足以参与这件事呢？虽然如此，能够画出的也只是外在痕迹罢了，而且还是末节。过去孔子为《易》作系辞，其中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 回答说：靠人民。怎样聚集人民？靠财物。财物，是百姓的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不是小事。损伤财力、困苦百姓，元气在暗中消耗，即使有苦心经营的优秀画工，也无从下手；这种道理可以意会，却不能从外在形迹上求得。古今天下的祥瑞，没有超过人民的；如今嘉祥殊福几乎全都汇集了，所缺少的只是人民的祥瑞罢了。都是因为土木工程没有停止的缘故。如果这项工程确实停止，那么财力富足、百姓安定，元气充实，太平就会显现出征兆。臣应当再献上一幅人民祥瑞图，以补足当今尚未完备之处。仰望皇上圣德好生，与天地相互流通；只是臣奉命出使没有办好，不能宣扬皇上的德意，无处逃避罪责。又因为不懂得避忌，致使陛下为此劳心至于宵衣旰食，臣即使万死，又凭什么能够赎罪？臣不胜战栗待罪，叩头再拜，谨此记述。《题为钦奉敕谕事》【蒋珤】营缮清吏司案呈：查考先前奉本部送来、准许户部咨文所开事项：太仓银库现有银二百一十六万两有余，不足以支用；应当通行裁减因事故停役官军的折粮银两，并令兵部将外卫已经到达和正在营中的各项官军，酌量拨往山陵等处做工；如果有妨碍，听说太仆寺现有马价银一百九十余万两，也可以动支接济。题奏奉圣旨：这些因事故停役官军的折粮银两，立即停止发放；兵部立即查明各项现有官军，分拨到各项工程使用，以节省国家储备。钦此。送到本部清吏司后，本部议定：停止夫役、运输，属于兵部掌管；雇佣工匠、置办材料的费用，应该由本部筹措。应当令总督工程以及各科道等官会同议定所缺银两应向哪个衙门借支、如何办理，商议妥当后具奏，等候批示施行。奉圣旨：是。国家营建的旧规，只是派拨官匠、官军做工，由户部支给粮饷；因崇建郊坛工程重大紧急，才权宜决定动支兵部马价银，增雇民夫、工匠，以加速完工，原本不是常例。如今各项工程拖延多年，以至于雇工费用无节制地耗费；何况其中还有侵吞冒领而无法稽查的情形，督促期限不严，奸弊日益严重，以至库藏空虚，工程没有完成。各有关负责督理、监视的官员，都肆意玩法欺瞒。等工程完工之日，应当查验工程大小，比较支费多少，一并追究治罪。当前筹措钱粮、停止夫役运输，你部立即会同户部、兵部逐一尽心查议、筹划妥当，再来奏报。钦此。

译备文送到清吏司后，查得嘉靖十五年五月，内官监开称：兴建两宫、修整七陵、预先营建寿宫，并建造行宫，需要官军做工。于是武定侯郭等议定，从团营中应补入京卫的事故官军里，抽调三万人用于两宫；从三大营拨出四万人用于山陵；都发给月粮、行粮、赏米、冬衣、布花，每人折银五两九钱九分，通行由户部扣留，送到各工程处使用，屡次奉圣旨依议施行。后来户部议称：拽木官军只发给行粮、赏米，并不发月粮、布花，每人只应给银一两八钱。又武定侯郭题称：两宫、山陵等处做工官军七万人，每人应发月粮、行粮、赏米、冬衣、布花，折银五两九钱九分，共应银二十万九千六百五十两，扣留送工程处使用；此外，原来题报户部、兵部历年拖欠的皇庄子粒银十三万八千九百两、马房子粒银二十二万七千五百两、各营草场子粒银七万七千三百两，大约总计四十五万两。应命该部从现有太仓粮银、马价银中先按数借支；户部每年漕运脚价以及抄关盐引余银，也应查出送给工部接济使用。题奏奉圣旨：修建各陵、建造两宫，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工程重大，所需银两很多；抽调官军的月粮、布衣等项，都依照前面圣旨扣送；拖欠的子粒银，从太仓、马价银中借支；漕运脚价等余银立即查出，送给工部接济。户部含糊覆奏，显然是在推托怠慢，堂上官且不追究；该司官罚俸三个月。钦此。又查得关于营建庙制、同知负责营造事务，吏部尚书等官汪鋐等题奏“严格查核、谨慎收支，以求大工程完美”一事，屡次奉圣旨：这所奏报的各项营建，大多有奸弊；工匠、役夫、官军私下被卖放，虚报支取粮价而归入私囊，物料只凭官匠开报，滥用无边。今后工匠、役夫、官军，着令科道官并派出的官员分赴各工程处，逐一查核；物料也着令科道官会同本部委派官员共同收支；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勒索、挪用、分取银两以及有一切作弊行为，要指明实情奏报；其余都依照拟定办法施行。钦此。又查得嘉靖十八年闰七月，为了急需大工程银两，俯从筹划办理以辅助圣政一事，本部查得户部拖欠事故官军折粮等银两数目很多；如今工程紧急，应当令该部将事故官军折粮银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两，以及通惠河扣省脚价三十万两，当日兑送工程处使用；皇庄子粒、马房草场子粒共三十四万一千零六十七两，兵部各营子粒银七万七千三百二十六两七钱二分，应当依照前面圣旨，从太仓银库、马价银中兑送接济。奉圣旨：户部奏报后再来说明。钦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万一千六十七两〕 户部覆题事故官军银两一节：除派主事彭大有等人，以及派主事陈天资从大峪山运送扣省脚价银十万两之外，子粒银两先从现有库中存银五千三百三十四两九钱支用；其余移文咨送总督仓场左侍郎李廷相查办，由南京户部最近解来的银两中委派官员称量交纳，以作接济。奉圣旨：都依照拟定办法施行。钦此。以上已经通行钦遵办理。除户部事故官军折银先后陆续解送，以及从扣省脚价中解送十万两之外，其余扣省银二十万两，另有子粒银三十四万一千零六十七两，合计五十四万一千零六十七两，以及兵部各营子粒银七万七千三百二十六两七钱六分，屡次催促，仍未见解到。又查得先年工程兴作时，各色工匠、役夫由内官监负责做工运料，兵部负责拨给官匠、官军，所需赏银、粮食由户部关支，工部只是办理材料，各有职守，所以费用节省而工程很快完成。自四郊工程兴建以来，兵部权宜决定自行支用马价银雇募民夫，以补军役人数不足；后来又令夫役、工匠全由工部承担，所以雇工费用支给不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万一千六十七两、五十四万一千六十七两〕 又查得先年内监计算各项工程所需钱粮，除了实际用量之外不过宽留一成，本部仍按三成办理，送出二成使用；扣留的一成只是按照旧规节省下来，原本没有钱粮存留在本部任意取用。近年计算材料越来越多，有时连二成的数额都尚未用完，工程却已经告成。例如近来的神库、神祠原派石灰九百万斤，只用了四百万斤；城垣木柴原派一千三百多万斤，只用了约一百三十万斤；一号等殿原派红、黄等铜八万一千九百斤，后来又增加派用四万五千多斤；生漆原派十三万三千斤，后来又开取十三万二千斤；寿宫奉祀房、神宫监开列的木材，动辄以数十万计。监视科道等官按照长陵式样，依房间数目计算，相比原定材料不过十分之二三，其余情况可以类推。所以工程旷日持久、拖延不止，费用没有节制，导致库藏空虚。又查得慈庆宫、慈宁宫等宫，崇先殿、奉先殿、一号等殿，以及外地山陵、寿宫、行宫、沙河行宫各处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工程，前后共用银六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余两。这些都属于借支户部太仓、太仆寺、光禄寺等各项银两，以及本部招纳事例所得各项料价、事故官军折粮银所支出的数目。

译西苑仁寿宫鼓楼、六圣碑亭、景皇帝碑以及泾简等王、端妃等妃嫔坟墓，各项支费不下数十万两，也都是由本部挪支柴炭等项料银，权宜发给，并不包括在前面所说已经支出的银两之内。又查得各处司、府题报派征的额定木柴、炭、苇课、皮料、军器折银等项银两，历年拖欠很多；即使有解到的，也都已经发放支用，加上前面挪借的银两，几乎全部耗尽；尚未完结的，都不再解发。以后若再有上述营建工程，就没有别的权宜办法可以筹措。如今户部因慈庆宫完工而议定，将山陵等处事故官军的折粮银两一律停止，命兵部拨军做工、运料，已有明确圣旨，没有什么可另行议论的。除此之外，本部还应发放工匠银，以及本部库房应发给商人的料价银二十多万两；现在库中只存不足五六万两，应发的数目将近是现存的几倍，将来的费用又不能停止。预料如果不趁现在处理，将凭什么支撑下去？以上各项都应当筹议妥当，才可以避免日后的困难。以上情由，通查案卷呈送到部。臣等会同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臣梁，右侍郎臣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臣张等议称：按照国家营建，必定要依靠财力；财力不足，营建又怎么能够完成？国家的财力，最怕的是浪费；浪费不除，财力从哪里能够充足？现在据该司呈报，内外同时兴办的工程共有二十三处，每天雇用夫役、工匠九万四千七百多人，一年要耗费银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三百多两。每年又要支付雇车、脚夫的脚价银三十四万五千多两，支付铺商料价一百多万两。再加上匠官核算的用料数目过多，仅前面这些项目就可以类推，这是钱粮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本部在京工程已经极其繁重，而承天工程又有十多处；扣除本省及河南按事例应缴的银七十万两，再加上江、浙、川、湖、南直隶、贵州各省扣除的买办木料银五百多万两，苏州府、临清州砖厂扣除的砖价、运价一百多万两，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杉木以及各地抚按官借留军器折色银共十多万两。而且各项事例银开纳已久，近来缴纳的人很少，每天零星不过几个人而已，这是钱粮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本部的料价、匠价、苇课以及军器折色等各项事例银两，各司、府有的借支后不归还，有的扣留不解送，甚至转解途中侵吞欺诈，也不予追究。本部屡次催促解送，他们却视若废纸，最终遇到紧急情况便无处支取。这是钱粮不足的第三个原因。像这样，想革除弊端、兴办有利之事，能够做到吗？想使财力充足、营建工程迅速完工，能够做到吗？为今后的计策，除去此前已经做过的夫役、匠役由本部那借补支的部分外，其余从命令下达之日起，兵部查照旧规，分拨官军，酌量前述内外工程、厂作的大小，以及琉璃黑窑、台基、山西等厂搬运砖瓦木植等材料；本部粮食、民匠，各卫粮食、军匠，一并通行查出，按照工程、厂作的大小酌量分拨做工。此前雇用的夫匠，遵奉明文禁令，各处一律停止。如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等处，现今工程已经完工，就把分拨在这些工程的人员合并调往其他工程使用。如果工程确实重大，官军、官匠不够，兵部自行支取太仆寺马价银，本部支取节慎库银，各自雇用人员补足。两部委派的官员各依职掌，会同科道逐一查核。如果官匠、官军不赴工，各管工人员有卖放、冒名顶替、私自占用等情形，务必严加追问查究。其余物料以及各处运输木、石、砖、灰等项的脚价，由本部支付。由于现在钱粮缺乏，准许本部请发敕令，就近交给采办、抽分郎中等官，会同当地抚按官，分别委派官员，将前述料价、匠价、苇课、军器折色等各项事例银两，全部查出现在尚存的数额，截留解送来接济。有侵吞欺诈的，追缴完毕后审问治罪发落；牵涉的职官一并查究。然而眼下拖欠的工食、料价、脚价，大约有数十万两，翊国公郭等人在台基厂多次因没有银两可以支给而请求告假，纷纷来告，无从下手。何况以后每月应发的支出数额还很多，又没有办法筹办。如果等待前述催解的银两，动辄要经过数月甚至数年，缓不济急。议定将户部原先拖欠的前项银六十一万两、兵部拖欠的七万两，赶快按数支取解发，以救目前的急迫。户部尚书臣梁说：太仓银两自兴工以来，本部因事故旗军及未到上班的官军，已经借支共二百九十三万四千七百多两；现在太仓只剩二百一十万两，军国重大事务，哪里适宜再支取？扣省的脚价银已经全部用尽，皇庄子粒银只剩五千多两，其余都奉诏蠲免。此事关系职掌，按道义实在不能沉默。兵部尚书臣张说：太仆寺银两自兴工以来已经支用了五十万两，如果各边发生战事需要用马，拿什么应付？草场子粒银只剩一万两，似乎难以动支。臣等答称：太仓粮银、太仆寺马价，固然是军国重大事务；但是营建工程也是朝廷的重大事务。既然已经兴工，形势上很难中途停止。况且户部今年、明年还有可以扣留的省脚价，此外今年漕运中有议定征收折色银、兵部马价以及缺官柴薪等银两也还很多，都可以动支。而且事情有常规和权宜，时势有缓急，均请圣明裁决。又据工程重大、物料繁多，该监负责监工、收料的委官有三百三十多人，耗费日益扩大，乐于拖延，追根溯源，弊端尤其在这里。除总督大臣总理大纲外，至于仰承圣德，督率属官，严格而迅速地完成工程，爱惜钱财、节省费用，这是臣等和内官监掌印官的责任。以朝廷的心意为心意，以国家的事情为事情，同舟共济，不分彼此，这是臣等和户、兵二部堂上官的责任。查核军匠，考察工程，有弊端就上报，没有益处就革除，这是臣等和科道官的责任。如果内外各工都能体恤国家、公正办事，各自承担责任、摒除私心，那么大工程可以完工，各项费用也会有所节省。再说工程兴办已久，财用已经枯竭，问府库则空虚，没有办法借支；问百姓则疲惫，也无处征取。臣等每天都深切惊忧，顾不上睡觉吃饭。

译臣等仰惟皇上敬天尊祖、光耀前代、裕及后世的事业，都已经周全，正是如尧舜那样垂衣拱手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时候。伏望皇上降旨告诫各工，早日完毕各项工程，以宽解圣上的忧虑，以迎来上天的福佑。臣等任职工曹，承受皇恩深重，岂敢闭口不言、模棱应付？伏乞圣明明察，臣等实在惶恐至极、祈望至极。缘由是钦奉敕谕以及奉圣旨，关于国家营建、旧规停当等事理，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题，二十六日奉圣旨：这些工程都是朝廷的重大事务，有的是祖制和旧典尚未涉及或有所遗漏，有的是今日为民办事、祭祀神灵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果主管官员能够竭尽忠诚、公正办事，自然能够工程完毕而费用减少。现在军匠闲散，每年耗费雇值百万，又有虚报名额、冒领粮赏，徒手幼童也被滥充雇役。每次发放银两，利益都归入私人之家，使奸徒致富；上下相互蒙蔽，竟没有一个人揭发纠正。等到有人查问督责，才说出一些情况，浪费又不能明白指陈。除去按议拟裁减雇用夫匠，太仓银两今后不许再动支。现今各工程应使用的银两、军匠数目以及应当厘正的事项，你们仍要遵照办理。此前敕令你们会同尽心议处，统一妥当办理；现在说，务必要共同承担责任，不许自行分出彼此。钦此。《名臣经济录》卷四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九。明代黄训编。工部【都水司上】。《重修京都城壕记》【吴宽】。太宗文皇帝入继大统后的第七年，开始在朔方营建京都，用来统治中原、控制四方。这里的形势雄伟，规模宏大，谋划深远，实在可以同商朝迁都于殷、周朝建都于洛邑相媲美，永垂不朽。都城周长四十里，开凿环城壕沟，宽若干尺，深若干尺。水从城西玉泉山流来，经过大内，在城墙上开孔作为水门，引入壕沟；有时夏秋风凉，沟渠水涨外溢，又在壕沟开设水口泄水，水流都注入大通河，向东南流入大海。经过多年，壕沟淤塞便不断修整；但后来已经很久没有修缮了。皇上下诏，征发军夫四万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书臣复主持此事，又让内侍中地位尊贵的人监督工程。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工程从西北角开始。坝堰筑成后，簸箕、铁锹一齐使用，工人编成队伍，每队分定地段，旁边拓宽、下面挖深，全都按照制度办理。壕沟堤岸有缺坏的，就取外来的土修筑，务求坚固；坚固后又筑起垣堤，上面设置栏杆，防止人畜越过进入。总共修筑一万八千三百多丈；至于拦水坝、桥梁之类，废坏的就修治，不计钱财。起初皇上重视工役劳苦，间或让工役休息。到了第二年九月初三，工程才宣布完成。泉水流淌，清澈起细波；曲折的堤岸整齐洁净；楼橹没有毁坏，城郭仿佛增高了，车马交相奔驰，道路仿佛拓宽了。京师的壮丽不但没有减损，反而更加恢宏。事情上报后，从负责督工的臣下直到服役的民夫，都按等级分别给予赏赐。大概工程刚开始兴建时，有人议论说：“壕沟这样的设置，完全是为了设置险阻；举行这件事，难道是守卫国家的良好防御吗？”我听到这话，私下认为这话是对的，但又未必说尽了道理。为什么呢？如今天下安宁，号称治理达到极盛，即使在边远荒僻地区之外，也都像处在我们的安席之上；正要把四海作为疆界，哪里还需要一条壕沟呢？然而又修建它，是因为京师是文皇帝为万世建立的不可动摇的伟大根基。最初经营建造时，也确实十分艰难；文皇帝的后世子孙继承帝位，时时加以修缮，正是因为知道它来之不易。知道事情艰难，就会由此推及旧有的典章成法，没有一项不是这样。应当以此为鉴的，哪里只是一条壕沟呢？姑且就从这一条壕沟来窥见皇上的大德：对于污浊之物加以洗涤清除，那么所有小人恶类必定知道应当厌弃它们，并把它们屏除而不留；对于壅塞停滞之处加以疏通使其流

译行，那么所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和正直之士必定知道皇上所喜好的是纳谏，并把言论宣达出来；对于修筑堤防而使它能够抵御水患，那么纲纪必定得到振兴，就没有废弛的祸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对于修筑墙垣而使它能够防御，那么礼制法度必定严明，就没有宽缓放纵的事情；对于财物加以合理使用，就不会肆意浪费而损伤财力；对于民力加以适当役使，就不会轻率征发劳役而损耗民力。土地疆域因此得到扩大，百姓因此得到保障。这难道不就是无形的险阻吗？至于把汉水当作护城河、把长江当作壕堑，它们作为险阻，远胜于一条壕沟；然而人最终还是能够渡过它们，那么它们作为险阻的作用又在哪里呢？所以我知道，神明般的谋略并不只是出于修筑这条壕沟。我任职于翰林词林，职责在于记载史事，看到工程已经完工，便冒昧执笔记述下来。《通济河碑》【杨士奇】碑文大略说：通州以南二百里、杨村驿以北，河道屡次决口。这条河承受北河、杨河、潞河等水，向下汇合直沽南来的水流入海。凡是齐、鲁、汴、蜀、湘、汉、江、广、闽、浙各地输送的赋税，以及天下内外朝觐、进贡而运往北京的物资，都要经过这里才能到达。它所关系的事务十分重大。由于河水失去正常的流势，从洪武末年至今四十五年间，屡次决口，屡次修筑；修好后又决口，以至办法用尽、力量疲竭，公家和私人都深以为患。皇上继承大统的第二年秋天，有司把决口的情况上报，请求按照旧例修筑。第三年春天河道又决口，皇上便把这件事交给太监阮安。阮安奉命巡视回来后，上奏说，治水应当顺应水势加以疏导；如今却违反水势，使河道曲折迂回，水势不能顺利通达，所以才会决口。应当另取直道改行开凿，使水顺流而下。我查看河西务一带，估计开凿二十里左右即可，计算需要一万五千人，或许可以免除决口之患。于是把图样进呈，皇上便命武进伯朱冕征发士卒，命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征发民夫，按照估算的人数办事，选择日期开工，并让阮安负责督理。工程如期完工，于是沿用原来的河道，河水向下迅速流去。阮安沿河两岸修筑堤防，既加高又加厚；砍伐树木用来抵御水势，栽植树木用来加固堤岸，把险地变成了平夷之地。事情上报后，皇上赐名为“通济河”。少保吴公嘱托我记述这次工程的完成。古代治理水患从京师开始，这是首先重视的地方。这条河的重要性，固然是因为关系到京师；但是过去修治困难而如今却容易，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奉命办理此事的臣子，在用心的诚恳和公正方面与从前有所不同吗？这项工程，实际上根本在于皇上善于任用人才，见识明断，授权专一；工程之所以成功，正是由此而来。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和圣明的帝王能够建立功业，没有不是遵循这条道理的。我谨借此记载此事，又推究工程兴建的根本，作诗来颂扬圣天子仁爱明断的功德。《固安堤记》【杨荣】天下最难治理的事，没有超过水患；治理水患首先要做的事，也没有超过京师。因此，大禹治水的事迹首先见于冀州，难道不是因为水利水害所关系的利益重大，而京畿之内更应谨慎防备，以此作为宏大长远的谋划吗？卢沟河发源于太原的天池，潜流至朔州马邑，从雷山南面涌出成为浑泉，又成为干河。鴈门、应州、云中、山西各地的水流，都汇入其中。河水越流越远，水势越发浩大；经过懐来后，行进在两山之间，受到拘束阻碍，不能纵横奔流。到了京城以西四十里的石经山东面，地势平坦而土脉[原文“防”字疑误]，水流冲击震荡，河道迁徙不定。后魏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建成侯刘靖及其子平乡侯刘▯，修筑戾陵堰来防御水患，使后人得以安宁。后人感念他们的功劳，称它为刘师堰。历经世代，时间久远，水势逐渐改变；在下游十五里、距离卢州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叫狼窝口，常常再次冲决，漫流向东，淹没田地

译房屋，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圣朝建置北京，把这条河视为京师的衣襟和束带。永乐年间曾多次修筑，却总是又坍塌毁坏。如今圣天子即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内官监少监姜山义前往负责此事，又命太监阮公安和少保、工部尚书吴公中总管全部事务。

译皇上下敕要求务必保存坚固长久，不要苟且应付，希望能够暂时辛劳而永久安逸。群臣尽心效命，才智和谋略共同发挥作用。工程始建于正统元年冬季，至正统二年夏季完工。总共动用工匠二万多人，每月发放的粮饷以万计。堆叠石块，层层重砌，并加厚培固；堤高二丈三尺，宽度也同样是二丈三尺，延伸长达一百六十五丈，比过去更加坚固。工程完成后，皇上赐名为“固安堤”，设置二十户人家负责守护防卫，并在堤上修建神祠。有司按时修治祭祀礼仪，凡是督办此事的人，都赐给钞币以慰劳他们。与修筑戾陵堰相比，这次工程的费用增加了一倍，但坚固结实程度也超过了它。仰想圣明皇上的至高德行遍及天地，而对于京畿地区尤其谋求巩固，使这里的百姓千万年都能安宁地生活。诸位公卿也能够同心敬慎、协力恭勤，从而成就这项功业。这项工程可以长久保存、稳固不坏，并且对后世有不小的利益，都是应当记载的。因此叙述它的始末，使人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希望后世之人有所考察。【《杨文敏公集》】《大陆泽记》【石珤】我曾经乘船沿清源道而行，出了宁晋，在一处名叫葫芦河的地方询问渡口。只见水面平静而广阔，碧水一望无际；茭白、蒲草、菱角、莲藕以及鱼虾等水产的利益，百姓都从这里取得，用来供应赋税。民间称它为“水五社”。五社的百姓居住在低湿泥泞的地方，不能耕田，生活所需全都依靠这里，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唉！这里难道就是古代所说的大陆泽吗？《禹贡》说“大陆既作”，指的就是这里。不过，古代的大陆之地，应当不只在这里。如今靠近泽薮的田地，都是大禹平治水土以后，百姓才开始耕种的，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于考察班固所说“黄河越过洚水，到达大陆，分布成为九条河流”，那也只是凭空揣测的说法。如今大陆泽与黄河完全不相通，只是两地相距不远，不超过三百里，因此有这种附会罢了。不然，难道是古今山陵河谷的推移冲刷，使旧有地貌全都消失了吗？赵武灵王说：“我国东面有河水和薄落之水。”说的也就是这里。汉代时，这一带仍有薄落亭；如今称为葫芦河，恐怕只是名称声音辗转讹变而来。【《熊峯先生集》】《滹沱河记》【石珤】恒山南面有一条大河，名叫滹沱，源头出自代郡防戱山下，汇聚成三处泉源，水流逐渐延展漫长，沿着大行山，掠过晋、冀两地，蜿蜒向东注入大海。考察班固叙述《禹贡》九河的文字，所谓徒骇河就是它。到了宋代，蔡沈对此表示怀疑，大概也是被“夹右碣石”的说法所迷惑，于是认为九河都沉没在海中；他说滹沱河地势居中偏高，不与黄河相通，这是不对的。九河固然沉没于海中，难道九河的源头也沉没了吗？滹沱河固然不与黄河相通，然而所谓九河，也不过像所说的九川一样，难道一定是说黄河分流成为九条河吗？因此可知，山川的经络形势，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亲自走过，却想凭文字来确定，少有不出错的。所以，滹沱河也还不能断定一定不是徒骇河。只是大行山以东，地势突然低下，而且河道淤积泥沙，低洼处壅塞不定，旁边又没有沟壑可以泄去水势，因而阴雨连绵，山谷各处的水流一齐奔涌汇集，汹涌而来，冲毁城郭，淹没田地房屋，其危害真是说不尽。如今《禹贡》的旧河道已经无法看见，西汉又曾在这里设置蒲吾渠，以通行漕运船只，如今也湮没得毫无踪迹，难道不也是因为水患太严重，无法防御疏导，所以才废弃了吗？河流经过藁城，从开国初年至今，不知迁徙过多少次。成化壬寅年，河道开始逼近城下，净土寺也被淹没。从此以后每到秋季水涨，便在县境内泛滥三五十里，城镇乡野人心惶惶，无处逃避安身。恰好有上天保佑，尚未形成污水沼泽。弘治六年，太守张淑才在郡城南面开凿新河，耗费以万计；还不到第二年夏天，大水涌入，又奔向旧河道，工程最终没有成功。老人们相互传说，说这条河不适合修筑，只有祭祀才可以，大概是因为有神灵主宰。唉！按照礼制，诸侯可以祭祀自己境内的山川，因此祭祀典礼固然不可缺少。然而治理灾害、防御祸患、使国家安宁，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职责。过去宣防的堤塞、近来张秋的修筑，都明明具有防治水患的功效，怎么可以缺少呢？只是要看是否抓住了关键。果真能让善于治水的工匠比较各处高低，衡量水势顺逆，花费数年时间，凿山开原，拓宽水道，控制上游水流而加以疏放；即使舍弃方圆百里的土地来保全城池，那么即使凿穿龙门、劈开伊阙，也仍然可以做成。难道唯独这件事困难吗？否则，修筑石堤来限制水势，也能获得两年的利益。再进一步说，推行平政惠民，减轻聚敛，减少刑罚，尊养老人、慈爱幼弱，整修祭祀，顺应天时，使万物各得其所，那么火自然向上燃烧，水自然向下流动，百川都能安宁，百姓没有沉溺水患的痛苦；即使古代贤人的论述，难道能够超出这个道理吗？如果又把它搁置一旁，那么《洪范》的道理就可以彻底废弃，而把天下的灾害归咎于末端小事，怎么可以这样呢？有智慧的人请回头想一想。万一能够取得成效，难道还会把我的话当作老生常谈吗？【《熊峰先生集》】《蓟州新开运河碑记》【李贤】。君子受托治理一方，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兴办有利于民的事业更优先的。然而必须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和高远的见识，明确知道有利而无害，然后才能兴办；否则就会轻率妄作，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古人所说“兴办一项有利之事，不如除去一项祸害”，确实是有道理的。深思我朝安定天下、使百姓康宁得济的事业，而防守边疆尤其更加严密。东北边境控制弓弦之地的士卒，不下十几万人；他们所需粮饷，大多取给于江淮。因此大河各卫每年运送三百六十多艘船的粮食，抵达蓟州入仓储存。从前由直沽沿海道路运输，风大时船到海边也不敢贸然渡海，往往停留十天，甚至一个月，等风势平息后才敢渡过。有时在海中航行遇到风涛突然兴起，便遭受漂荡、倾覆、溺水之患，每年损失的船只不少于几十艘，而损失的粮食动辄以万计，主管漕运的人一直对此忧虑。天顺改元，皇上重新登上大位，政令焕然一新，天下臣民无不欣喜振奋，兴办功业。而巡守蓟州的诸位大臣深深考虑到这一点，向熟悉地理的父老询问，他们说海边有两个沽口，一个叫水套，一个叫新开，相距才十里，可以开河引潮，方便运输船只避开海难。

译于是把这件事上报，皇上命守臣、都督佥事宗胜监督工程。宗胜不久因病请假，皇上又命参将、都指挥佥事马荣代替他。又命监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同负责此事。这三个人才干见识都很优良，于是同心谋划，测量地势高低，征调蓟州各卫武夫一万人，并尽力抚恤、奖赏、激励，没有一项不到位。因此众役夫感到欣悦，争相率先出力。工程于这一年三月甲午日开始，丙午日完工。人人都惊异，认为成功如此迅速，其中必有神明暗中相助。于是在人新河左边修建天妃宫，并且认为这项举措便利国家漕运，畅通商旅往来，公私都有好处，不是小小的补益。于是立碑在旁边，派人把书信送到京师，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曾考察唐神龙年间在渔阳开平虏渠，沿海开凿漕渠以避海难，当时人们认为很便利。如今两三位君子在数百年后又能兴办这项有利事业，可见并不是轻率妄作的人。唉！兴办有利之事固然困难，保持这种利益更加困难。今后继任诸君巡守此地的人，还应体会诸君兴办并继续修缮的志向，使这项利益永远保持下去；这件事应当大书特书，流传久远，并且用来劝勉后来者。《重开通惠河疏》【王軏】。奏为《筹划国储以长远谋求治安事》。据各方面文书称，该工部题本由户科抄出，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题说：“臣奉命巡视通仓，详细检查交接管理的案卷，看到通州闸运一事，先前平江伯陈锐、都御史李裕、臧凤、俞谏、高友玑、御史薛为学、杨仪、杨璋、秦钺、向信、主事邝珩、给事中翟瓒、镇远侯顾仕隆、署都督杨宏等，都曾分别题奏此事。其中向信的一疏，尤其明白简要，确实可行。但事情屡次议论，最终没有形成成议；奏疏虽切中要害，最终也没有补益。臣私下思考，水陆转运的劳逸、节省费用与否，比较起来十分明显。何况陈锐等多是历朝漕运名臣，他们的话必定不是妄言。臣于是考察《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疏通开凿通州通惠河，引水设置闸门。开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亲自拿着簸箕、铁锹，以身作则。设置闸门的地方，往往在地下发现旧时的砖木，当时人们因此感动佩服。船只一旦通行，公私两方面都便利。从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靠陆路运输官粮，每年数万，百姓不堪其苦；到这时全都停止了。” 从此漕运不再有转运搬运的劳苦，一个朝代的功业最终归于郭守敬。再考察金水、海子、白浮、瓮山等相关志书典籍，记载明白可考，遗迹仍在而且可以寻找。为什么唯独我朝一定要让设置闸门的河道闲置无用，白白耗费脚价却不吝惜呢？臣又担心风水家的说法，于是到上游访察，看到对各陵墓没有损害；沿着下游考察，又没有危害都城。况且源头是活水，运输时它也流动，不运输时它仍然流动，河流的开塞、水势的盈涸原本并不因运输的进行或停止而改变。这个道理非常明白，足以打破众人的疑惑。何况通流等八闸的闸石还在，不必添补；闸夫现有，不必增添；闸官现任，不必增设。近年营建所需的大木，都由此河直接运到大通桥下，水势滔滔，毫无阻碍。参将王佐曾经举荐并实行过这件事，特别容易办成。但每次将要完成时，总是又中途停止，只是因为权势者的车辆以及逐利的牙行、税吏认为不便而加以阻挠。臣又考察《元史》：漕运的粮储和南方运来的各种物品，商贾船只都由通惠河直接到达海子登岸，从未听说湾民因此饿死。何况现在只是疏通军民粮运，官私货物仍按旧例运输，也并没有完全断绝他们的利益来源。臣曾私下估算，闸河一年可以节省脚价银十多万两。如今正值百姓贫困、财力耗尽之时，这对国家的财政并非没有补益。”臣几乎想具疏上报，但又恐怕自己的见识不真实、处置不周全，最终没有实行。后来看到在京各卫因为前往通州关运粮食，有的被官吏冒领支取，有的被军伍欺骗隐匿，有的因子侄不肖而花费，最后空手返回；有的又因阴雨连绵而延误发运，盘缠耗费超过一半。类似的呈告接连送到臣这里，全都是有名无实。臣于是考察：汉、唐定都关中，宋定都河南，都能从汴河、渭河直接运到京师，从未听说把国家储粮存放在京城五十里以外。我朝通仓起初仿照徐德等仓的旧例，只有神武中卫小仓；后来因为漕粮来迟，暂时把京仓粮食收存在通州，等待转运。因循苟且，年月久了，遂成为三七定例，此后没有人能够改变，终于使一代官军得不到实际好处。臣又想具疏上报，最终没有实行。然而这还只是利害中较小的方面。臣近来因运送边粮，详细访察边关寨堡、险隘的远近，以防意外，因而得知密云等处都有小路可以通行；如果让奸细充当向导，轻骑快马奔驰，当天就可以到达，或者攻破仓廒，或者肆意焚烧毁坏；国家储粮一旦空虚，京师就会坐困。虽然有人进言，只是以闸河可以节省费用为理由，最终却没有人把前代的事例和小路所带来的危机告诉陛下，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听信得不专一，执行得不果断。古语说：人没有长远的忧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左传》说：成就大事的人，不向众人谋议。惟愿陛下留心省察，向两三位元老大臣谋划后独自决断。万一臣的意见有误，采纳也无妨。如今漕运防议即将举行，请敕令户部、工部查照先前和现在历次题覆的事例，一并议处；就让巡视仓场御史会同工部管闸、修仓主事兼理闸门，现存闸板加以修补；借用各厂的力量稍加疏浚；其他费用，酌量从修仓剩余、巡视仓场赃罚以及所节省的脚价中支取，民财、民力一概不得妄费。大运京粮暂且听任六路自行运进，并且命令雇船雇人试运百万石；如果确实可行，就把节省下来的银两依次用来盖房、造船、筑堤、拓宽河道。这就是逐渐将三七比例的通州粮食拨运京师，再由二八、一九逐步实现全部输运；兴办国家自然无穷的利益，杜绝后世意外不测的忧患，所谓富国强兵，大概可以一举两得。为此具题，奉圣旨：户部、工部立即查议后来说。”

译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有关司署备案，拟定应当立即执行，因此合行咨文前去，烦请查照圣旨议覆施行等。于是咨文送到本部，再查得：成化八年，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锐题为陈述便利漕运之事，户部议准兴工挑浚。其间司礼监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大通桥一带工程费用浩大，暂且停止。钦此。正德二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仪题为公务事，开头说要挑浚大通桥至通州的闸河以便利运粮等事，奏请户部覆奏，奉圣旨：修理闸河，着户部、工部赶紧议处，预先整理，务必有利于明年漕运；其余都准照议办理。钦此。已经动支太仓收贮的水兑脚价等银二万二千多两，推委漕运参将梁玺会同户部郎中郝海、本部员外郎毕昭兴工挑浚，后来却没有见到成功。到正德六年间，本部管闸委官主事邝珩为节省财用、使百姓富足以谋求治安之事，呈请每年征取剥船五百只，增添闸夫三百名，以备搬运剥装等事；奉圣旨：前述夫役、船只都令查革改正，仍令运粮官军自行照旧雇草搬运。钦此。又在正德十一年八月内，工科给事中翟瓒题为疏通漕运、节省财用以大利军民之事，称修理运道徒然耗费而无益，请求令多官会同议处、开修运河等；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办理。后来监察御史张钦题为节省财用、顺应人情以利军民之事，称运河不必修浚，陆路实际上更简便等；本部已经会同官员议题，节略奉圣旨：这些修理等事，着原先派出的侍郎等官一并勘察处置妥当后来说。钦此。于是行文给巡抚都御史李瓒、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牛天麟以及户部主事等官董琦等，会同查得：前述河道多次议论、多次修筑而最终没有成功，是因为陆路确实可以长久通行等；又奉圣旨：修路这件事，你们勘察处置妥当后，全部依照拟议施行。钦此。已经钦遵，将前述陆路交由钦差户部侍郎杨潭、本部侍郎刘永督理，修砌完备。又查得嘉靖元年四月内，接到户部咨文称：提督漕运都御史臧凤、镇远侯顾仕隆题奏，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的河道，是前元转运的通渠，永乐、正德年间重新加以挑浚，粮运抵达京师后不久，却被贪利之徒阻滞，不能通行。近年营建所用的大木，全都由此河运输。如果把这条河原来设置的五座闸门稍加修理，转令漕运衙门动支官钱，打造剥船共二百五十只，每船使用军士四名，共一千名；仍然设置口袋一万条，轮流领取装运，全部听由参将王佐委派官军管理、撑船、驾驶等事。已经由户部会同吏部等衙门的尚书等官陆完等题准，转行参将王佐会同巡仓御史秦钺、管闸主事华湘，钦遵按实际情况处置。期间，巡仓御史秦钺又题奏此事，主张因八闸旧址，平均修筑五坝的新制，并在各坝旁边各设置一座减水闸；在其中打造剥船，修建官房，收贮粮米，分批运到大通桥。朝阳关原有一条旧河道，如今已经筑成城壕，应否疏通等事，也一并题奏，奉圣旨：本部议覆后来说。钦此，抄出查覆。后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向信又题称：大通桥至通州一带的闸河，多次议论却没有修成；如今说筑坝盖房，不必设置闸门，每闸交由漕运衙门打造剥船五六十只，恐怕缓不济急；或者暂时允许张家湾、河西务一带居民自行造船牟利等。本部已经议定：陆路运到太仓不过四五十里，车运脚费虽然较多，但一天就可以抵达仓内；船运脚费极少，但到大通桥下也还应当陆运约四五里，必须用车马装载、用骆驼驮运才能到达仓库。因此靠近桥处需要设置厂场、盖房，堆放货物等待车骡，也应预先处置。况且从张家湾进入闸河，经过三四道闸门才到通州；近来参将王佐处置的运船，都是由大河直接抵达通州城下。又有人说在城北另设一道闸门，可以省去前面四闸；虽然这样似乎是取直捷径，但河势、地形的高低，必须测量妥当后才能举行等事。覆奏后奉圣旨：钦此。已经通行各处勘议。查得嘉靖五年三月内，总督漕运都御史高友玑、总兵官杨宏各自题奏修治道路以便利运饷之事：张家湾至京城朝阳关外的运道六十多里，高低不平，先因雨水冲毁坍塌，车驴所载米粮都陷入水中，请求户部、工部计议，尽早征发夫役，派官设法填垫；或者设法疏通闸河，使船运与陆运并行等事。又经议拟覆奏，奉圣旨：是。户部、工部立即派能干属官一员前往。

译会同巡城、巡仓等官，督率府、州、县应管人员测量情况，修理务必早日完工，以便利粮运；闸运之事暂且停止。钦此。已经通行委派官员前往勘察修理。只是因为夏秋时节雨水连绵，道路泥泞，车辆不能通行，反而成为运道的阻碍；是否可以查照往年运官万表所议，酌量拨派运夫，随处填垫，以缓解眼前一时的急迫等事。又奉圣旨：是。钦此。已经转行提督漕运总兵官杨宏，责令拨派军夫填垫。现在因前述缘由，通查案卷呈送到本部。臣等会同户部尚书邹文盛等议得：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题称，通州闸运屡次议论却始终没有成功；考察各类志书典籍后，请照往年历次题覆的事例一并议处，就令巡仓御史会同该部管闸、修仓主事兼理闸门，酌量支取修仓余剩、巡仓赃罚以及所节省的脚价，不得妄费民财、民力；如果可行，就把省下的脚价依次用于盖房、造船、筑堤、拓宽河道等事。为此，前述河道多次建议都未成功；如今吴仲详细陈述前代的事例，又考虑到小路可能带来的危机，关于节省费用、转运粮食等均有依据，但河道形势难以估量，所需财力又十分浩繁，事情重大，理应勘察处置妥当后才能举行。是否可以等命令下达之日，由户部选派属官一员，与本部管闸、修仓主事会同巡仓御史，亲自到各闸踏勘地势高低，计算用料、费用和工力；除各闸一切应增加的桩木、杉木等项目，以及应增置的船只、修缮堤防、筑堤和河道浅窄处应如何挑浚外，还要查明上游水势的流向、地势远近，能否疏引水流归入旧河道；并查明大通桥到仓库是否还应另设陆运，以及如何处置。各项所需工料钱粮，以及奏请用修仓余剩、巡仓赃罚和所省脚价是否足够，都务必从长远便利、长久可行的角度逐一议处妥当。勘察河道高低和所计工程后，绘图造册，会同报告，以凭进一步议定裁夺；如果有任何妨碍，也要明白开列呈报，不要导致中途停止、徒然耗费财力。至于议定将通州粮食全部运入京仓，以兴办无穷利益、杜绝意外忧患的事项，姑且等修河完毕后再另行会同处置等事。奉圣旨：修浚闸河确实是便利转运的长远大计，永乐年间已经有成算；后来因循未曾举行，近年多次议论修复，又都被附近逐利之徒阻挠。这也是因为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只做些表面文章。如今东南民力已经困竭，漕运军士疲惫不堪。假如有可以宽减节省的办法，难道还可以因循不办吗？着令户部、工部各派堂上官一员，会同漕运总兵、参将，以及原先经委任的锦衣卫都指挥王佐和此次举奏此事的御史吴仲等，亲自前往当地稽查。先议定办理事宜，勘察地形高下，计算所需工力，彻底查明修治与否的得失利害，详细具奏，请皇上裁定。大事如果能够成功，劳费就不值得计较；国家财政如果有所补益，就不必顾忌浮言。若有奸豪之人担心妨碍自己的利益，故意散布诽谤、阻挠破坏，听任缉事衙门访察捉拿，审究问罪。钦此。随后各部覆奏题请，节录奉到圣旨，着令王軏、何诏前去。钦此。各部恭敬遵行，备文咨送到臣等处，臣等谨遵。随即会同漕运总兵官杨宏、参将张奎、锦衣卫都指挥王佐、御史吴仲，除永乐年间的卷案已经散失、无从查考外，查得往年曾有诸臣奏请修建闸河之事，都由户部、工部查议题覆修浚；有的因工程浩大暂时停止，有的想等年成丰收后再办而暂停，有的被仗势求利的奸徒阻挠，因此全都没有见到成功。臣等议论认为，漕运粮储是国家的大计；若论容纳粮食的多少，车不如船，阴雨天行走，陆路不如水路。舟车并进，可以加倍节省脚价，这就是闸河不可废弃的原因。自大通桥起，到通州白河为止，闸坝的规模都还存在，修浚以后一定可以通行。前代君臣尚且能够兴办此事，使船队直达海子；如今闸运只到搬剥之处，却又屡办屡停，固然是由于仗势的奸徒为牟利而阻挠，也由于地形逐渐改变、流沙淤塞。大通桥到白河仅四十里，地形高下相差六丈多。假使不计较多费钱粮，大规模兴工，挖深七丈，再加宽河道，使水势顺流而下，引通白河，那么运粮大船便能直达京城，诸闸也可以不用，这确实是永久的利益。但工程浩大，又靠近都城，不敢轻率议论。如今的办法，只应遵照旧规修浚河道和闸坝。臣等辞别皇上那天，曾自大通桥沿河逐闸勘察大致形势；当时闸门洞开，初冬水枯，水流仍未断绝。如果各闸都关闭，水量充盈是可以期待的。到了通流闸，它坐落在通州旧城之中，要经过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这些都是市民聚集之地，两岸居民和店铺鳞次栉比，搬运粮米非常不便。查得通州城西门白河岸边，过去有一条小河穿过城北一面，其中有废弃旧土坝的地基，向西不到一里，直到今天仍有拦水的小坝。议定应当疏浚河身，依旧坝加筑，使之增高加宽，并多用桩木、砖石砌筑。平时水浅时按惯例行船，水大时任其漫流通过，由此直达普济闸，可以省去四闸两处搬运的困难。闸坝相距遥远，应增设闸官二员、闸夫十名，分别管理、守护普济闸和通流闸以及新坝，以防盗决。仍拟委任户部坐粮员外郎范韶、工部修仓主事周朝着、管闸主事魏良辅，会同顺天府通判何栋、通州知州曹俊及通州等卫指挥等官，分别派役，逐一勘察、丈量各闸和旧坝所在地方；凡应修浚、筑坝之处，计算工程、估算费用。根据各官呈报核算，修理闸座、疏浚河身、筑砌新坝，共需工料价银约一万两。从新坝起到庆丰闸，共有五处需要搬运；每闸各用剥船六十只，共用船三百只，每只装粮一百五十余石，每天约可运粮一万石。

译船只在漕运衙门口制造，粮袋由包运经纪人提供，船夫任其自行雇用，船篙等物由各船自行置办。每只船估计价银三十五两，三百只共银一万零五百两。制造完成后，交给船运经纪人等，每人领管一只，平时负责看守，损坏时负责修理。原先借用的官银，仍令每年从脚价银中扣除十两归还官府，三四年间便可以还清。每船每闸议定船运撑挽脚银一两，五处闸坝共银五两。从大通桥码头上岸后，还需用小车、驴骡装载搬运；每船粮二百石，议定脚价银六两。每石粮常年陆运原费脚价银一钱，如今只用银五分五厘，可节省四分五厘。总计二百四十万石京仓粮米，共可节省银十万八千两。若全部走闸运，只怕粮多船少，船运迟误，反而造成耽误。晴天道路干燥时，听任车辆照旧从陆路运输；水陆并进，漕运官军交纳完粮食的日期便可提前一个多月，并可预先兑运下一年的粮米。陆运的骡车责令直接前往西仓，闸运的小车、驴骡只令运到东仓，远近都方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百两〕 考虑到大通桥地方狭窄、人烟聚集，恐怕妨碍粮食起陆；如果在庆丰闸下方上岸运粮，又可以省去两闸搬运的劳费，也应听从采用。立法并不难，难的是守法；任用人并不难，难的是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法律即使完善，也不会长久便会废弃。今后是否应由户部、工部暂时增选委任郎中或员外郎各一员；兵部推选一名曾经办理漕运、熟练通达、老成勤能的都指挥，查照往年事例，充任参将，驻扎通州，专门管理轻赍银两、修理闸河、搬运粮米、发放脚价，以及督催天津以北的运粮事务。仍令他们会同巡仓御史，俱领敕令办事，严格督促选派府、卫、州、县中能干得力的官员，雇募民夫，并征用通州等卫遮洋运粮军余共一万人，分工限期，赶紧修理、筑坝、疏浚，务必做到坚固完好，保证粮运。若各官到任，分别驻守各闸坝督运，禁止革除奸弊。闸运通行之日，奏请召回，并酌量加以提拔任用。每座闸坝各建官房三间、厂房二十间；两岸修筑码头，以便停船；船运道路铲平沿河牵船之路，以利行船。官房现在就开始修盖，厂房逐步续建。工料和脚价，查用现有的修仓余银二千两、巡仓衙门赃罚等银一千两、漕运衙门今年改拨通州收粮时扣除的脚价银四千五百余两；如有不足，另借太仓银两使用，待以后节省出的脚价余银逐项补还。闸板所需木料、砖石，由工部各厂取用；如果不够，就用官银采买。又查访得知，粮食运入仓时，多被门官、歇家、伴当、光棍等扣留粮袋，索取借用钱银，请敕令厂卫和西司房、缉事衙门巡查访拿送交法司，依照搅扰仓场的事例审问定罪，枷号并发遣充军。这样便可使漕运通畅，钱粮节省；如此，闸运一事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可以作为世代遵守的法令，也将成为军民的大福。再查通州是京师辅弼之地，两城夹护坚固，三座粮仓储粮充足，聚居万家，由五卫守护，也应当积蓄粮食以安定人心，不应过分忧虑搬运会引起惊疑。又查河源之水出自西山玉泉，经海子流过大内玉河而出，沿城到大通桥；其中有时旱涝、有时水流大小，以及闸门的开闭、河道的通塞，又不是外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上述节省财力、兴办利民事业，幸亏圣明皇帝登临大位，上面朝廷全力主持，下面百官奔走办理，负责兴工的官员没有不成功的。皇上钦命臣等会同查议清楚，现将修浚闸河的图纸和说明一册进呈御览，恭请圣明裁定。请敕令有关部门再详细议论；如果要举行，趁土地尚未寒冻，择日兴工；若到了冰冻坚硬时停工，明年二月天气转暖、土地解冻，立即继续施工，务必在四月以前完工，不要耽误粮运。因为这是筹划国家储粮的事情，谨将上述应由皇上裁定的事由具奏，臣等都不敢擅自办理。奉圣旨：修浚通惠河，是前人的遗迹，也是先朝已经制定的谋划，近年屡次议论修复，总被奸豪和谋利之人阻挠。如今闸坝都在，河渠没有阻碍，原来设置的官吏、夫役也都在。你们现在所议的办法尤其简易，所需钱粮不多，而且车船并进，不会失去车运脚价的利益。所有疏浚、搬剥、修闸、造船等事项，都依照拟定办法施行。然而政事能否修举，关键在于用人。兵部立即咨行，户部推举一名曾经办理漕运、练达干练的都指挥，照例充任参将，驻扎通州，照旧验收轻赍银两，并兼管修河事务。吏部仍令户部、工部推举一名有才力、肯任事的郎中，并给通州巡仓御史各写敕令，让他们据此办事；未尽事宜，听由有关部门和各官酌情处置。事情重大者，具奏请皇上裁定。今年冬天先把木料、砖石等物置办齐备，等明年春天天气转暖、土地解冻时兴工。所委任的官员务必用心协力，共同成就大功，不得偏执违抗，妨碍耽误关系国家的大计，责任要追究到人。钦此。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奏请兴修水利以救济百姓灾患事【汪鋐】

译臣查得各地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五谷不能成熟，百姓饥饿困窘；陕西一省连年大旱，更加狼狈。又加上祖宗制定的盐法被废止不行，只顾迁就余盐的弊病，政事完全败坏，原本便利运输的良法也随之废弛，以致各边粮草缺乏，人马都陷于困顿。巡抚大臣往往请求发给内帑，烦劳圣上忧虑；皇上屡次派遣大臣，有的督理赈济，有的筹划边疆储备。臣仰见皇上体恤百姓、保卫巩固边疆的心意，确实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但天下的事情，谋划必须抓住关键，治理贵在取得根本。恢复祖宗旧有盐法，使天下商人争先恐后奔赴各边缴纳粮草，不必召唤便自行聚集，不用转运便自然积储，这是救济边疆最重要的办法。兴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涧的水，有的蓄积停留，有的引导分流，都可以用来灌溉田地，这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臣见近来监察御史周相、闻人诠都极力说明祖宗盐法的利益不可不兴办，论述最为详细，臣不敢再多说；现在谨就水利一事详细向皇上陈述。从前成周兴盛时，田地按井田授予；每夫之间有遂，十夫之间有沟，百夫之间有洫，千夫之间有浍，万夫之间有川，无非都是为水利考虑。所以用潴来蓄水，用防来拦止水，用沟来排荡水，用遂来均分水，用列来容纳水，用浍来防御水，古人对于水利的安排就是这样详密。实在是因为水是田地赖以成为田地的条件。如果不尽力修治沟洫，却只向降雨要求收成、仰仗上天救助，想让田地年年丰收，怎么可能呢？自从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开通阡陌，沟洫制度也随之消亡了。辅臣丘濬说过：“井田制度虽然不能实行，沟洫制度却不可废除。”这是确切的论断。秦朝虽然废弃了沟洫，但后人顺应河川湖泽的形势，兴办灌溉之利，也往往有所成就。例如秦国郑国开凿泾水，从中山直到瓠口修成渠道，用来灌溉注填淤积的水地，灌溉防卤的土地四万余顷，收成每亩一钟，于是关中成为沃野，没有灾荒之年，称为郑国渠；这项遗迹本来还在，如今可以访求而实行。若蒙皇上敕令陕西以及延绥、甘肃、宁夏各巡抚都御史，严格督促所属司、府、州、县、卫、所中各该掌印、管粮、管屯等官员，务必亲自巡行郊野，察看适宜的地形：哪条河川的水可以引导，哪座山的水可以疏通。引导水流，有的修沟，有的修洫，必须根据水势大小。疏通水流，有的修遂，有的设潴，也必须根据地势高下；有的筑防以止水，有的修浍以防水，有的应当筑陂，有的应当筑堰。考察古人过去已经实行的办法，在今天加以施行；寻求古人在别处已经实行的办法，在这里加以推行。年年累月逐渐积累，不在早晚之间要求成效；亲自察看、反复熟视，不只凭文书取信。根据时势制定适宜办法，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做法。这样做，三年以后一定会有成效，饥饿的百姓可以得到食物，困苦的百姓可以得到苏息。不只是陕西如此。魏国的史起任邺县令，引漳水灌溉邺地，百姓歌颂他说：“邺地有贤能的县令啊，他替史公决开漳水灌溉邺地；两旁长久以来的盐碱地啊，生出了稻谷粮食。”李冰任蜀郡太守时，拦截江水修筑堋坝，开凿二江以通舟船，并用来灌溉各郡。于是蜀地沃野千里，被称为陆海。汉代召信臣任南阳太守，在穰县南面修造钳卢陂，扩大灌溉面积，年年增加到二万顷，百姓都得到其利益。后来东汉杜诗任太守，又修复他的事业，当时百姓歌唱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宋代临津县令黄懋上书，请求在黄河沿岸各州兴办水利田；他自己说，闽人居闽地种水田，依山引泉，耗费的工力加倍。如今河北陂塘很多，引水灌田，省工而且容易办成，于是任命何承矩为屯田使，黄懋充任判官，在河北各州凡有积水的地方大规模开垦田地，雄州、莫州、霸州等地修筑堰坝六百里，设置斗门引定水灌溉，百姓依赖这些利益。以上都是古人已经实行过的事迹，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而知。如今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以及南北直隶各地，间或发生水旱灾害；顺天、河间、真定、保定等府又有水患。为此，臣请求敕令各有关巡抚都御史，务必一体访求上述古人的成法，切实举行；严格督促所属司、府、州、县、卫、所的官员，一一亲自履行察看，按照便利和力量积极兴修，不要被浮泛议论阻挠，不要拘泥于自己的成见。务必使山川原野之间，有沟来疏导水流，没有壅塞阻遏的祸患；有防来拦止水流，没有决堤毁坏的忧虑；有潴来蓄水，没有水流散失的担心。这样，旱灾不能造成灾害，涝灾不能肆虐，百姓的生活就可以稍得安定。臣仰思朝廷设置巡抚大臣，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保卫民生、重视民命，扶助倾危、抵御灾患。所以巡抚大臣以“抚”为名，必须像父母抚养子女一样，才可以称得上这个名分。想要像父母抚养子女一样，又怎么能坐视子女死亡而不设法救助呢？水利不修，就没有防备旱涝的办法；旱涝没有防备，五谷就不能成熟；五谷不能成熟，生养就不能顺利进行；生养不能顺利进行，百姓的死亡就近在眼前。因此，修治水利以防备旱涝，是巡抚大臣保卫民生、重视民命的大节。至于那些琐碎事务，又哪里足以决定巡抚有无作为呢？巡抚大臣舍弃这件事不谋划，却只请求发内帑、请求减免赋税，难道是巡抚大臣应当做的吗？臣又听说唐虞三代时，都建都在西北，从未仰赖东南供给；春秋时期，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都是列国所在之地。当时干戈纷扰，一个国家的赋税足以供给一国使用，从未向别国求取供给。实在是因为沟洫制度还存在，所以旱涝有防备，国家用度自然充足。如今的山川就是古代的山川，如今的土地就是古代的土地，如今的百姓万物就是古代的百姓万物，难道有古人能够实行而今人却不能实行的事吗？上天有偶然发生、无法预料的变化，而我们有卓然不可毁坏的防备，这就叫作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而巡抚大臣的职责也就尽到了。

译臣想等诏令下达后，移文咨送各有关巡抚都御史，遵奉查照施行。臣万分恳切祈望，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报告。奉圣旨：览卿奏疏，充分看出你为使百姓富足、使国家充实的用意。盐法着令有关部门查照举行；水利工程役使重大，等边方事情安定、年成丰收时再议，有关衙门知道。《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五十 明代黄训编 工部【都水中】《南旺庙碑记》尚书宋礼会同都督周长等，征发山东丁夫十五万人，以及登州、莱州二府自愿赶来服役参加工程的人一万五千人，疏浚开凿会通河。在此以前，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黑阳山决口，经旧曹州，河水从河口漫过安山湖，于是会通河淤塞；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舟船不能通行。于是从济宁以北到城材等递运所，凡是军需钱粮向北输送的，全都用陆路运到德州，共七百里，才进入卫河。到这时才疏浚开凿会通河，又堵塞旧曹州、郓城两处河口，疏浚沙湾到旧曹州一带的河道。又会同刑部左侍郎金纯等督促河南运水夫，开通黄河故道，从开封城北起，向下到郓城，再到鱼台县塌场口，流入漕河。又疏通山东七十二泉，使泉水汇聚于分水处。因此永乐九年，太宗降下一道诏令说：“工部、锦衣卫立即派四名官员，乘驿马前往黄河新开河口，找两只船，从那里顺流下来，到旧曹州两河口分开：一路往会通河一带去，一路往谷亭一带来，看看那两条河的水势流行得怎么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还要查明黄河水是不是比先前从漫过安山湖的那一带流去，把河道淤塞了。如果原来漫水的地方堤防低薄，就再整治得高而厚；如果并不低薄，就把文书送去让宋尚书知道。”钦此。由此也可以看出朝廷委任此事的重大。此前朝廷开凿河道，不过是想使天下贡赋通行，并不专门为了漕运。永乐十年，宋公开始议论疏通会通河、运粮到北京，他的奏状说：“永乐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书宋礼奏：海运粮储，每年五月太仓开船出海，在直沽卸下，等到秋天再返回京城；船只多有损坏，也有漂失不知下落的，都要修理、补造，分派江西、湖广、浙江等布政司以及直隶徽州等府、军、卫、有司共同修造，限于第二年三月底以前完备，驾船到太仓备用。由于期限逼迫，筹措材料来不及，免不了摊派钞物采买；其中作弊、受害的人数不胜数。造船的人只顾眼前急需，不考虑船只速成而不坚固的后患；计算所耗费的物料和人工，也难以详细列举。比如制造一只千料海船，必须用一百人驾驶，却只能运输一千石；若将已经用过的人工、物料估算折价，可以置办二百料河船二十只，每只只需二十名军士，却能运粮四千石。这样比较起来，选择方便的办法就可以实行。如果把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每年征收的粮米定额拨出七十万石运到徐州，再把兖州府粮米三十万石运到济宁州交纳，差拨靠近河道的徐州等卫旗军一万人，各委派指挥、千百户统领。由工部拨给二百料浅船五百只，一律按照卫河的事例，把上述仓粮从会通河运送供应北京。每三年海运两次，使造船者没有期限逼迫的忧患，驾船者获得船只坚固耐久的利益。把两河漕运和海运合计，三年可以得到八百余万石；十年之内，国家就有粮食充足的储备，百姓也没有繁重扰民、物资缺乏的忧虑。到永乐十二年，海运于是停止；平江伯也疏浚淮扬一带河道，南北遂得贯通。直到今天，这仍是国家最大的利益，而宋公的功劳应当列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也不能不称为贤能勤劳。后来传说宋公有细小过失，朝廷督责他，革去他的冠带，只准穿儒巾办事；他的权力虽稍有削弱，但平江伯的功劳更加显著。所以今人只歌颂平江伯而不提宋公。丘文庄公曾经过会通河，有感而作诗说：“清江浦上临清闸，箫鼓丛祠饮馂余。几度会通河上经过，再也没有人谈论宋尚书。”后来李文正公也各有诗作，其中的意思已经明白表达出来了。后来主事王始向朝廷请求，在分水龙王庙旁边建祠祭祀宋公，于是连同记载在这里，用来让后人知道宋公的功劳不可埋没。《敕修河道工完之碑》【徐有贞】景泰四年冬十月十一日，天子因为黄河在沙湾决口，长期不能治理，便在文渊阁召集左右丞弼和百官，商议推举能够治水的人，众人都认为徐有贞可以应诏，于是赐给玺书命令他前往。天子说：“唉，黄河决口至今已经七年，东方百姓受水灾困厄，劳于填塞修筑，无法安居。已经多次派人治理，却始终没有立即成功，转运粮食的道路受阻，国家大计因此忧虑，朕对此非常担心。现在命令你前去治理，你要恭敬办好此事！”臣徐有贞恭敬谨慎地接受命令。到达以后，便奉扬皇帝的明命，告诫官吏、整顿工役，抚恤使用士众，询问群臣和百姓，率先兴办这项工程。不久又周遍巡行，从北向东到南向西，越过济水，渡过汶水，沿着卫水直到沁水，再沿黄河河道返回。考察清楚水流的源头和支流后，便测量地势、规划水道，上奏天子说：“臣听说，凡是治理水土，关键只在于了解天时、地利、人事。天时既已考察，地利既已筹划，人事也就在此时尽力而为。水的性质，可以顺势引导，不可以逆势用土堵塞。大禹治水，顺应水势，使水自行流行，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有时反其道而行，所以治理困难。黄河从雍州到豫州，流出险要坚固之地而进入平坦开阔之处，水势已经放纵；又从豫州流向兖州，土质更加疏松，水势更加放纵；而沙湾以东所谓大洪口，正处在水势冲击之处，于是河流在那里决口，夺取济水、汶水入海的道路而流走。

译各处水流随之泄出，堤防因此溃决，渠道因此淤塞；涝时泛滥，旱时干涸，这就是漕运道路所以受阻的原因吧？然而想要突然用土把决口堵住，是不可以的，所以溃决的地方越来越溃决，淤塞的地方越来越淤塞，却没有人能够救治。如今要救治它，请先疏导水流，等水势平缓后再治理决口；决口止住后再疏浚淤泥；依此筑堤，使水流按时调节宣泄，让它没有泛滥干涸的祸患，必须这样才能成功。”皇帝下制说：“可以。”徐有贞于是筹划施工，修建治水的闸门、疏导水流的渠道。从张秋金堤的起点出发，向西南走九里到濮阳的泺，再九里到博陵的陂，又六里到寿张的沙河，又八里到东西影塘，又十五里到白岭的湾，又三里到李▯的岸边；从李▯向上，又二十里到竹口、莲花的池，又三十里到大伾的潭，于是越过范县到濮州，再向上向西，共数百里，经过澶渊而连接河水、沁水。河水、沁水过多就会造成灾害，太少则有利，所以拦住过多的水而疏导少量的水，以平衡水势。工程完成后，把渠道命名为广济渠，把闸命名为通源闸。渠道有分流、合流，闸有上闸、下闸；凡是河流旁出而不顺畅的地方，就筑堰拦导。堰共有九座，长度都达到一丈九尺。堰设置以后，水便不再向东冲决，沙湾也能按时分出水流，以补济漕渠干涸。阿西、鄄东、曹南、郓北一带，得到余波而用于灌溉的田地，有一百数十万顷。行旅已经便利，居民也已经安定。徐有贞知道事情必须汇集众力，于是综合参酌古代方法，分等规划施行，并加以巧妙运用。修建大堰以后，上面设置水门，下面环绕修筑防堤。堰高三十六尺，厚度是高度的十分之一；长堤水门宽二十六丈，厚度是宽度的两倍。堤的厚度与水门相同，高度与堰相同，长度是堰的两倍。架设设施以挡住激流，编连木栅竹笼，填入石块，再用铁加固，大体上把土、木、水、火、金各种材料合为一体，用来平定水性。随后疏导汶水、泗水的源头，使它们流出山间汇入河道；又疏通澶水、濮水的水流，使它们纳入各处水泽。于是疏浚漕渠，自沙湾向北到临清，共二百四十里；向南到济宁，共二百一十里。又在东昌的龙湾、魏湾修建泄水闸，共八座，用来调节水量。水位超过一丈，就开闸泄水，全都通入旧河道而流入大海。控制上游源头，向下游放出水流，既有所节制，又有所宣泄，以平定水道。从此水害被消除，水利得以兴办。起初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件事困难，甚至想放弃渠道不治，改由河水、沁水通向大海来运输漕粮，但最终不能实行。当时又有征发京军疏河的建议，徐有贞于是上奏请求免除沿河州县百姓的牧马等差役，专门办理河防，以节省军费、便利民力。天子同意了。此次工程，共集中临时服役的人工四万五千多人，分班长期服役的一万三千多人；使用大小木材九万六千多根，竹竿数量是木材的两倍；用铁十二万斤，铁扣三千组，一百八釜二千八百多口；用麻一百万斤，荆条是麻的两倍，藁秸又是荆条的两倍。至于石料和土方，则没有计算数目。然而官府所用粮食按石计算，仅五万石而已。从开始祭告、兴工，到工程完毕，共五百五十五天。于是治水官员和辅佐人员——工部主事谢参议、山东布政使司云鹏、山东按察司佥事兰等——都认为：治理水患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何况这里处在两京之间，是天下转运贡赋赖以通达的道路；如果始终不治理，造成的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白公的渠道只用于灌溉而不用于漕运，郑国的渠道只用于漕运而不用于贡赋，而且工程连续多年，费用都达到巨大数额。至于汉代的瓠子口，既不用于灌溉，也不用于漕运和贡赋，却兴师动众治理，长久不能成功，军民都疲敝了；最后还使万乘天子亲自劳驾，投下璧玉和骏马，向神祇祈求才停止。拿那些工程同这次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哪一个难，哪一个易？如今这次工程不到两年便完成，没有再次征敛费用，却兼用于灌溉、漕运和贡赋，怎么可以不把它记载给后世呢？臣徐有贞说：这次成功，实在是我们圣明天子的成就；之所以使臣能够取得成效、不被浮议夺去，是因为没有圣明天子的支持，依靠谁呢？之所以使百姓得到安宁、不受重役之苦，是因为没有圣仁天子的恩德，依靠谁呢？臣徐有贞对于自己的职责，只怕不能胜任，哪里敢贪取上天和天子的功劳？只是圣上至明至仁的德行，不可以不记载。臣徐有贞曾经充任翰林国史之职，亲自承担记录之责，不应以避嫌为理由推辞，所以工程完成后，叩首拜谢并撰写碑文说：皇帝安定九州，历年长久；承蒙上天保佑，天下既安乐又丰收；虽然有阴蔽遮挡，仍如太阳当午；阳九百六之厄，灾数降临；龙蛇出于陆地，水失去正常流向；黄河在东平决口，漕渠倾坏；否泰相承，国运正在中兴，深重忧患于是凝聚。天子说：唉，这责任在我，我怎么能不谋划？谋划此事极为急迫，年年过去，已经七年，却始终没有成效。王业的保障在这里，百姓的便利也在这里，谁能够承担并办成此事？替我治理它，变其祸害为利益，只有你徐有贞；努力替朕前往办理，以便宜适宜的办法治理。臣拜受诏命，早晨严肃、晚上警惕，办事只求恭敬；一再驱车奔驰，一再询问谋划，一再测量筹度以制定办法。于是分开水势，筑堤约束水流，疏通淤滞。该分的已经平顺，该筑堤的已经安定，该疏通的已经浚通。于是修建水门，在水流根部加以锁制。河防水道有堤，如龙有堰，如虹横跨；防护层层设置，水性于是受到调节，水利于是畅通，水道于是归于统一。用来漕运，用来灌溉，用来安定水土，于是承载国家大计。全靠天子圣明，使浮议不能施行，功业才得以完成；全靠天子仁爱，施恩于东方百姓，百姓才得以安宁。臣叩首祝愿天子万寿，愿天子更加弘扬仁明之德，于是记载这些实情，刻在金石上，昭示于无穷后世。《治水功成题名记》【徐有贞】

译徐有贞在山东治理水患，修建沙湾等处的河防。景泰癸酉年冬天奉命，甲戌年春天开始施工，乙亥年夏天取得成效，到当年秋天告成。皇上在奉天门召见他，嘉奖慰劳，因而命他回京管理台事。丙子年春天，徐有贞请求皇上颁敕运送材料到那里，于是扩大此前的工程，增加防备大水的设施。当时正逢旱干，众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颇以为防备过度。到了秋天，大水连续到来，泗水、汶水、淇水、卫水、黄河、沁水一时都泛滥，东兖之间四面环绕，像被海水浸泡了三个月。到冬天水势才平定；河南、河北绵延千里的旧堤，堤身虽高而防护残缺、不够完整的，大约有一百几十处，沙湾的正堤尤其重大。工程完毕后，徐有贞将要回京，便向朝廷上奏；参与办事的贤能官员也一同进言请求说：“治水的功业已经完成，长久的效验也已经显著。古人做事成功后，一定题名记录。希望以徐有贞的名字题记。”徐有贞说：“唉，这实在全是我君主的恩德和诸位大夫、士人的力量，徐有贞哪里敢当？况且治水本来是圣人的事业，其次才是贤者能够做到的；像徐有贞这样的人，又哪里足以参与其中？即便如此，徐有贞听说：士人以天下为心，那么天下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何况我们这些人食用君主的俸禄，接受君主的命令，办理君主的事务呢？臣下办理君主的事情，比子女办理父亲的事情责任更重。我们如果不尽力，怎么可以？大禹是圣人，治水时尚且磨破双手、磨起厚茧。我们如果不尽力，怎么可以？水势巨大而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比黄河更严重的。自大禹以后，历代治河的人不止一人，但可以效法的少，可以引以为戒的多。那些不能成事的不用说了，就拿成事的人来说，如战国的白圭、汉代的王延世和王景、元代的贾鲁就是如此。白圭治理黄河的情形无从考见，但看他把邻国当作蓄水坑，实在悖谬。王延世治河没有节制宣泄的办法，只是一味急于堵塞决口，虽然因此获得侯爵封赏，却不足以称善。至于元代贾鲁治河，欧阳玄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也都是堵塞决口的器具和办法，根本没有掌握顺应水势的原则。何况当时正值元朝末年、百姓贫困之时，却发动十七万人的劳役，又没有抚恤使用百姓的才能，最终成为元朝召致祸乱的原因。反观这次堰坝却巍然存立、安稳坚固，附近的城郭田地都依赖它，免除了被水淹没的祸患；这是因为水来时有所防护，水去时有所泄放。于是东兖一带的军民和老人共同进言请求说：“今年的水灾，大概是洪武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年高老人从未见过的。如果不是堤防和堰坝作为保障，如果不是闸门和渠道加以排泄疏解，我们的田地和财产已经成为池沼，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也已经成了鱼鳖。那些从四方乘船往来、到达这里的人，尚且说：‘从前的沙湾像地狱，如今的沙湾像天堂。’何况住在这里的军民呢？然而我们这些小民私下考虑：水势的变化难以预料，如今这次泛滥，用龙湾六闸泄水，仍然没有完全排尽。因此感应祠的堤防又出现缺口，还要烦劳您替我们抢修。假如在这里忽略不管，难道不会又延续多年的灾患吗？希望趁您规划之时大力修筑防护，我们军民就幸运极了。”徐有贞说：“好，好。这个月中已经修筑感应祠的缺堤，又修筑偃月堤、鼇甲堰。北沙湾水门的大堰稍小，治理方法大致相同。又测量东昌龙湾六闸上方官窑的河口，设置一闸；开凿新渠，使之连接笃马、东平、戴庙的渡口，设置一闸；疏通古河，使之连接大清河；连同原来的六闸共为八闸，都把水泄入大海。” 于是探求大禹治水遗留下来的奥秘，根本依据天地纵横经纬的道理，铸造玄金，制作象征治水法则的器物，树立在堤上的标志以及大河祠、感应祠之中，作为长久镇守之物。大体上完全依靠人的努力来配合天工，制伏万物、驱除神怪奸邪；这些道理同时实行，可以作为借鉴的，只有景之坞、流分之汉，使世代没有河患。与它们相比，这项工程尤其完善吗？徐有贞虽然不敏，但他的愿望是上法大禹，下取仲章，因而不敢不尽心尽力。幸而圣明皇帝听取采纳臣的意见，大大施恩于沿河百姓，使他们得到休息，这正是臣和诸位同僚的幸运，也是工程能够成功的原因。这些不可不让人知道，众人都说：“是。”于是把参与此事的大夫、士人的姓名题刻在石上，并作此记，以使后世担任治河职务的人知道应当效法什么、警戒什么。此次工程前后历经三年。共修建正堤一条、副堤二条、护堤四条，大水门堰一座、小堰一座、蓄水堰三座、截水堰九座、导水渠二条、分水渠二条、泄水渠五条、控制水闸二座、泄水闸八座。至于修建工程的功用、次序、始末详情，都已完整记载在前一通碑文中，这里不再重复。《议疏黄河筑决口状》【刘大夏】弘治六年十月，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刘大夏上题本说：他会同河南、山东巡抚都御史徐恪、熊翀，巡按御史涂升、陈振，都布按三司左布政使孙仁、吴珉等，以及巡河御史曾昻、管河郎中陈绮议定：河南、山东两直隶地区，西南地势高，东北地势低，黄河的大势每天都逐渐向东流注。考察它的下游，全都妨碍漕运水道。即使在上游分流以减弱水势，终究还是力量浩大，比漕渠大几十倍，原有堤防哪里容纳得下？如果不及早谋划，恐怕将来难以善后。河南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决口，水势如从高处倒水，根本无法修筑堵塞；想在下游修治，又因水势已经逼近，更加难以用力。只有考察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处，黄陵冈南北的古堤还保存十分之七八，贾鲁旧河还可以泄水，必须修整上述堤防，堵塞河水向东流的决口，把河流全部疏导向南，使下游徐州、沛县一带经淮河入海；凡水流经过的州县，其防患堤防都令各地随时修整。这样或许可以保全漕河而没有忧患，也足以预先防备百姓的水灾。还应在朝、神明两处南北各建一条滚水石坝，每条长三四十丈，中间砌一条石块，计划长十四五里；虽然有小的费用，却可以谋求长久的效果。

译如果黄陵冈等处的堤防确实任用得人，就可以长久维持；仍按旧法疏导汶水，以接济运河。万一河水向东决口，石坝可以泄去河流的涨水，堤防可以抵御河水的冲击。倘若夏秋涨水时，南边石坝靠近上游河口，船只往来不便，那么可以从贾鲁河或双河口直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其便利。臣等仰知皇上洞察黄河迁徙的危害，深深忧虑国家计划和百姓生计，凡是智慧和力量所能做到的，不敢不竭尽全力。但要兴办这类工程，难免劳民伤财。如今山东等地在荒歉之后，公私都很匮乏，人夫还可以征募，财物却无从筹办；何况贪图安逸、厌恶劳作的人很容易兴起怨谤，听到一点风声就妄加议论，也难以作为依据。因此请求敕令户部、兵部会同朝廷群臣，从长计议，斟酌上述工程按道理应当兴办还是停止。倘若认为臣所说可以采纳，那么此事应迅速举行；购买木料、石料等项所需银两应从何处取用，所需工匠等项的口粮应从何处支给，或者此外另有治理河道、长久防护而不耗费财力的办法，都请逐一处分明白，定夺后下令施行。臣等遵守执行。《安平镇治水之碑》【徐溥】安平镇旧名张秋，实际上是运河的要地。景泰年间，黄河支流在张秋镇的沙湾决口，冲坏了运河。朝廷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有贞堵塞决口并修筑堤防。弘治六年，河水又在下游十里左右的地方决口，汶水也随之流出，经东阿旧盐河流入大海。后来连日阴雨，水势大涨，决口扩展到九十多丈。运河从东昌往下，大多淤塞干涸，船只不能通行。今上对此忧虑，已经敕令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前往治理，又特意敕令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臣陈锐总督山东的兵民夫役，与刘大夏共同办事。当时夏季将尽，漕船已经集中，一旦决口，牵挽船只所需力量增加数倍，稍有失手就会沉没倾覆，无法救援。众人都认为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最急迫的事务，于是在西堤稍南开凿月河，长三里左右，引导船只从那里通行，船只相继都得以通过。到了冬天水位下降，才谋划堵塞决口。防守者仿照古法，又酌情结合当时情况，筑起东西两座台，插木作标记，多系大绳，用船装载土石，凿开船底使其沉下，再用巨大的柴埽压住，用土袋填实缝隙；役夫轮班替换，经过三天三夜不停施工，决口才堵住。外面又砌石、打桩，层层加筑使之坚固。又在它南面修筑石坝，以备泄水调节。上游有黄陵冈。黄陵冈没有堵住，安平镇的工程也不容易保全，所以两项工程同时兴办。然而水流湍急凶猛，刚堵住又决口，刚决口又再堵，众说纷纭，无法确定办法。直到弘治八年二月，两项工程都报告完成。将张秋镇改名为安平，又敕令修建神祠以祈求神灵保佑，命名为显惠，命有关官府春秋两季整治祭祀事务。这项工程共使用夫役四万多人，柴薪草料按捆计算八十四万五千捆，竹木按根计算三万七千根，麻和铁按斤计算六十万四千余斤，其中不包括黄陵冈的工程。工程完成后向朝廷复命，皇上说：“黄河决口既已堵塞，越是你们几位大臣的功劳。李兴每年赐禄米二十四石，陈锐加太保兼太子太师，每年增加禄米二百石。刘大夏升任左副都御史，协助都察院事务；分任督办这项工程的山东左参政张缙，升任通政司右通政使，仍然治理河防。按察司佥事廖中任副使，都指挥佥事丁全署理都指挥同知，以及文武官员中晋升品秩、增加俸禄的有一百几十人，各有不同。”后来又敕令臣徐溥撰文记载功绩，传示后世。臣谨考察：运河的利益，固然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而贡赋和商旅也都必定经过这里，关系极为重大。运河先被洪水冲坏一次，又被连日霖雨冲坏一次，造成的祸患十分严重。不到两年，便把波涛汹涌的水面变成平地，把叹息怨恨化为欢欣喜悦。从前认为困难的事，如今却似乎很容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圣明天子使天地和顺的功劳，也是中外臣子竭尽忠诚、共同效力的结果。天道应验祥瑞，地灵也尽到职责，正有许多事情在不约而同之间相互契合。然而防止祸患固然困难，保全功业更难以长久延续。至于承担修复毁坏、补救破损的责任，就在有关官府。如今既有特意设置的官职，又有专门负责的人，正急切地为长远打算。前日的功业，难道可以不再毁坏吗？所以我叙述事情、记下日期，让它刻在金石上，仿照宋代灵平埽的旧事，用来再次申明皇上的命令，也警诫有职责的官员。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记。《安平镇减水石坝记》弘治初年，黄河改道到汴城以北，分成两支：一支向东流经张秋镇，进入漕河，与汶水汇合后向北流；另一支向荆隆口、黄陵冈东流，经曹州、濮州进入张秋运河。弘治六年，连日霖雨，水势大涨，冲决东堤，截断水流直冲而去，夺取汶水流入大海，结果漕河干涸，南北道路阻断。皇上已经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治理此事，又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总督山东的民夫和军队前往，共同治理。众人议论一致，疏导和堵塞同时进行。于是从上游西堤开挖月河，长三里左右，堵住九十多丈的决口，漕运才重新畅通。又在上游疏通贾鲁河、孙家渡，堵塞荆隆口、黄陵冈，筑起两条长堤，使水势向南收束，沿淮河、徐州的旧道流去。又议论认为，两条堤防绵延很远，河水一旦冲破，必定再次危及张秋的漕河。于是选定旧决口南面一里处，采用近代减水坝的制度，植木作桩，中间填实砖石，上面架横木并铺厚板；堤顶又加巨石，用弯曲的铁件锁固，用稻草泥土黏结。坝建成后，长宽都是十五丈。又在坝上用石砌成五道梁的水窦并加以涂饰；梁可以拦护堤防，水窦可以通水，使水涨时稍微减弱冲刷侵蚀，水涸时又能保全漕河，希望工程不必反复耗费而功效可以保持。工程报告完成后，皇上又下令把镇名改为安平。《孙家渡神祠记》

译弘治壬子年，都御史刘大夏接受治理河道的命令后，确实推荐河南按察司佥事张鼐的才能，让他分担这项职责。刘大夏亲自察看平原和低湿地带，上下往返数百里，认为张秋镇上游就是黄陵冈的上游，黄陵冈上游又是孙家渡；这些地方不治理，水势就不能减弱，工程又怎么能成功？于是发檄文命张鼐和右参政朱瑄督率兵民夫七千人疏通河道。不久张秋发生大决口，夺取汶水流入大海，运河于是毁坏。皇上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前往与他们共同办事。于是刘大夏分头治理所谓孙家渡，又因为荆隆等六处决口都在黄陵冈上游，再次发檄文命张鼐和都指挥佥事刘胜率一万人堵塞。工程一并兴办后，张秋恰好也堵塞了，漕运道路才恢复原状。朝廷把镇名改为安平，修建两座神庙来镇护水患。黄陵冈的神庙赐名昭应，命有关官府春秋两季整治祭祀事务。三位大臣报告工程完成后，都登记功劳并按等级晋升俸禄，张鼐升任副使，专门治理河道事务。过了一年，孙家渡逐渐淤塞，水流不能泄出，横向奔流而决溃。张鼐担心它再次成为黄陵冈和安平的祸害，说：“这是我的责任，不能再轻忽。”丙辰年春天，他向巡抚都御史陈道请求，率五千人疏通河道，畚箕铁锹纷纷集中，扫帚柴埽堆积如山，木桩密布，基本上都是利用治理决口剩下的材料，防止遗留劳力被浪费而加以使用。六十天便完成了工程，从此水势又恢复畅通，从朱仙镇沿着水道恢复到项城的旧河道。张鼐又在渡口堤上分水的地方建神庙，祭祀水神，命镇州判官石粹督办工程，殿宇、廊庑、门墙等一应设施全都齐备。《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刘健】弘治二年，黄河改道到汴城东北，越过沁水后泛滥，分成两支：一支从祥符于家店流出，经兰阳、归德到徐州、汴河，流入淮河；一支从荆隆口、黄陵冈向东流，经曹州、濮州进入张秋运河。所到之处冲毁百姓田地房屋，而且水势削弱南北漕运道路。天子为此忧虑，曾命官员前去治理。当时漕运道路还没有受损。弘治六年夏天，连日大雨，河水骤然增大，荆隆口一支尤其严重，于是冲决张秋运河。东堤连同汶水一起奔流入海，从此河道淤塞干涸，漕船受阻，天子更加忧虑，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治理。后来担心工程不能及时完成，又把总督的权力交给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让他们奉命前往。三位大臣于是同心协力，恭敬执行诏命。诏令他们从张秋决口察看溃决的源头，向西直到河南广武山考察淤塞的痕迹，向北直到临清卫河考察地形和事务，全部了解清楚。由于当时正值夏季过半，水势正盛，又因漕船密集地堵在决口南面，于是共同商议说：“治理河道的方法，首先要以畅通漕运为急务。”于是从决口西堤开凿月河三里左右，接通旧河道来使漕船通行。漕船已经畅通后，他们又共同商议说：“黄陵冈在张秋上游，荆隆等决口又在黄陵冈溃决的源头。筑堤堵塞固然有缓急之分，但治水的方法不能不先削弱水势。”于是开凿荥泽孙家渡河道七十多里，疏浚祥符四府营的淤河二十多里，以通达淮河；疏通贾鲁旧河四十多里，从曹县梁进口流出，接入徐州运河支流。水势分开并逐渐减弱后，才议定堵塞各处决口。黄陵冈以上凡属河南的地方，全部使用河南的军队、民夫和工匠，并由河南方面统辖。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分别统领荆隆等决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分别统领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总体统领。广泛采纳众人意见，日夜谋划，几乎忘了睡觉吃饭。因此属官、夫役、工匠等都听从命令，筑台、卷埽，齐心协力，终于取得成功。起初河南各处决口中，只有黄陵冈屡次合拢又屡次决开，是最难堵塞的。后来特意筑三重堤防保护它，每重高七丈，厚度为高度的一半；又筑长堤，荆隆口东西各二百多里，黄陵冈东西各三百多里，直达徐州，使河水永远沿南面的旧道流行，下游张秋就可以没有决口的祸患了。这项工程共使用夫役、工匠五万八千多人，柴草一千三百多万捆，大小竹木一万二百多根，生铁熟铁一万九百多斤，麻三十二万多斤。工程于弘治甲寅年十月开工，次年二月完工。张秋以南直到徐州的工程全部完成后，李兴等便把工程完工的始末具奏皇上。天子嘉奖他们，特意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赐李兴每年禄米二十四石，加陈锐太保兼太子太傅，每年增加禄米二百石；提升刘大夏为左副都御史、掌理都察院事务，并提升各方面官员，晋秩增俸各有不同。又采纳李兴等人的请求，在各个决口赐匾额、建神庙祭祀水神：安平镇名为显惠，黄陵冈名为昭应。不久又命翰林儒臣各自把工程完工的事迹撰文刻在碑石上，以流传永久。臣刘健依次撰写黄陵冈碑文。我考察前代堵塞河流决口的事，例如汉代瓠子，宋代澶州、濮州、曹州、济州之间的工程，都是积累很久才成功，有的甚至在决口将要堵塞时劳动皇帝亲临。如今黄陵冈各处决口已经历数年，而且水势洪大宽阔、奔放不羁，似乎无法治理，却反而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堵塞工程。

译这固然是各位大臣同心协力、夫役工匠听命效力所造成的，但如果不是我圣明天子以至高德行感通上天，水神尽到职责，加上皇上决断英明、任用专一，怎么能这样迅速成功呢？臣的职责在于撰写文字，看到这样的惠民政绩，实在不能不记录下来，于是谨慎采集其事迹，编撰如下，并系以诗说：中州的水，黄河最大；龙门、底柱这样的险要之处，尚且还没有造成祸害。大行山脉既然向北，平原便向那里趋流；水势奔放而决溃，于是再没有安宁之地。考察前代，筑堤修河的工程屡次兴起；瓠子决口、宣房宫堤，确实是这类工程的开始。大明开创国运以来，也屡有治河功绩。安平、黄陵冈一带决口纷纷，毁坏百姓房屋，损害我的漕运道路。皇帝心中忧虑，希望早日成功，于是命宪臣，弘扬朝廷谋略，谆谆告诫，期望他们勤勉效力，不要让工程不能及时报告完成。又派近侍，接着派勋臣，让他们一同前往治理。三位大臣协力合作，兼采众人谋议，日夜焦劳，没有片刻休息。既分开支流以削弱水势，便遏制住洪流，永远坚固地堵住决口。水流沿旧道流行，河患于是平息；运河没有受损，舟船得以通行。工程完工上报，皇帝心中嘉悦，增加俸禄、提升官职，恩典清楚显著。这项上天赋予的治河重任，不到一天就告成功；能够感召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天子圣明。天子圣明，教化推行、德泽广布，不只是河水得到治理，万方神灵都来归附，远方异域没有不来朝见称臣的。凭借漕运和贡赋，使国家万世长久、无穷无尽。《黄陵冈祭河文》【刘恺】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恺率领众官，谨以清酒、众多菜肴、香和帛等祭品，向大河之神致告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名山大川实际上承受天地之道，生养万物。河伯在五岳四渎之神中尤其是伟大的神灵，从西方极远之地直到东海，盘踞天地之间，分隔下方土地，忽然变化，既能降祸，也能降福，河伯确实掌管着这一切。弘治年间，河水在张秋决口，当时国家的财力还足以支撑。近年以来，河南、山东、直隶各地长期遭受流贼祸害，接着又逢荒年；我朝一百五十年来，百姓的穷困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国家财政的匮乏也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黄河自去年在黄陵冈决口，头埽、二埽尚且如此，剩下的三埽危急得像一根丝线；假如河伯一定要不断加重灾祸，那么漕运道路就无法通行，势必不得不把残存的百姓全部赶来参加堵塞工程。财力如果不能支撑，又怎么能够承受？给黄陵冈造成祸害，实际上就是给百姓造成祸害。人的力量不能再增加，神灵的谋划自然应当有所安排。黄陵冈的祸福，只在河伯举手之间，神灵难道会这样漠然置之吗？我奉天子命令前来治理河道，斋戒洁身，专心一意，只依赖神灵相助。如果神灵不替我们解决，人力哪里能够做到？如果一定要追究造成灾祸的原因，那么灾祸应当降在官员身上，不应当降在百姓身上。朝廷内部的百官，臣不敢说；外部各地的百官，如我们这些抚按、三司、府、卫、州、县大小官员，其中有些人贪受君主的爵禄却耽误君主的事情，有些人名义上做百姓的父母官却贪食百姓的血肉，有些人借公事来满足私欲，有些人背弃道义而心怀奸诈。神灵应当夺去他们的魂魄来惩罚他们，公开诛戮也可以了，何必决开黄陵冈、祸害百姓之后才感到痛快？如今酷暑当空，几万丁夫在河上做工，劳苦、疾病、瘟疫相继而来，哀吟悲号，日日夜夜仰望的，只是神灵施加一点恩惠而已。伏愿河伯保全好生的仁德，显现神通妙用，沿旧河道向东流行，舍弃黄陵冈而向南流去，解除三省的危急，救活万众的性命。神灵的恩惠难道不可以与天地同样高厚、流传无穷吗？臣等满怀哀痛诚恳，祈祷至为迫切，伏望神灵享用这些祭品。《黄陵冈谢河文》近来河水造成灾害，冲决黄陵冈的头埽、二埽，又侵逼三埽，漕运道路几乎危急。皇帝于是命臣某督办治理修筑之事。臣私下想到，这项工程关系重大，灾祸的感召实在由人事造成，工程的安排还必须依赖神灵的谋划。如果官员亏负职守而招来天灾，使伤残困苦的百姓服役而触犯神怒，哪里敢指望事情能够有所帮助？这只会损伤国家根本，自取罪责罢了。因此在七月初一日，臣恭敬地来到河边，告诫众官，斋戒洁身，专心一意举行祭祀礼仪，投递哀词恳求河伯，请求神灵显明惩罚官员，以宽免百姓。仰仗神灵美善的威灵，俯垂明察，在灌酒献祭之时，天上的雨忽然停止。几天以后，河水果然向南迁移，真像神灵飒然而降、慨然应允，立即替我们安排布置好了。黄陵冈平安无事，张秋就不会受损，漕运道路脱离一线之危，丁夫也省下万倍的劳力。神灵的恩惠显赫广大，真可以与天地同样高厚而流传无穷。远近官民都欢欣鼓舞。臣固然不敢贪占上天的功劳，也不敢忘记神灵的恩德，所以把这些事上报皇上并传告朝野。于是再次整修祭祀，略尽谢意。伏愿河伯，上承留存的天恩，下怜悯百姓的困穷，使河流每天向东南转流，恩惠一并施及曹州、单州。启发君心，使其更加神圣；护佑国家命脉，使其长久昌盛。臣等感激迫切、感恩戴德、祈求祝愿的诚意无以复加，伏望神灵享用这些祭品。

译《论治河理漕疏》臣恭敬地承蒙召命，取道丰、徐，私下见到黄河造成灾害，伤害百姓、破坏漕运，实在不是小事，因而冒昧考察造成灾害、治理漕运的详细情况，上报皇上。臣考察黄河发源于吐蕃朵甘思西部边地，源头名为星宿海，流经一万多里；河水本来清澈，接近中国后逐渐变黄变浊。三代以前，黄河只有涨溢；自汉代以来，才多有决口。黄河水势高而湍急凶猛，壶口以上，山地水源夹在中间，仍然像在山涧之中；地势虽然有高低，却还没有形成绝壁，水流虽然汇集，却还没有很多，水势虽然奔流，却还没有形成冲击，仍然只是河流。壶口以下，所承接的水开始增多；到了龙门，山壁陡绝，砥柱山横向突出，悬水急流，这才形成冲击。土地平夷而土质脆弱，所以能够造成祸患。过去大禹治理黄河到大伾山，向北流去，分为九河，到了碣石入海；经书史书所记载的，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在这里疏导。臣考察堪舆家的说法：凡是两山夹在中间，必定有水；一条水流在中间，两旁必定有山。南条山脉与中条山脉相夹，长江就在其中；中条山脉与北条山脉相夹，黄河就在其中。两山相夹，中间地势必定两边高、中间低，自然形成水道；顺势疏导，水流趋向集中而不分散，因此没有河水决口的祸患。只是河道流淌久了，泥沙逐渐积聚壅塞，也不过发生涨溢罢了。等到大禹疏通治理以后，近八百年都没有水灾。到周定王时，才说黄河迁移到砱砾；此后又过了几百年，也没有听说造成灾害。到了战国，田间阡陌开辟，沟渠废弃，平地的土壤逐渐不能耕种；建立国都的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供给，不得不修渠灌田。修渠灌田，必须从高处引水，才能越过原野高地而获得水利；开通漕运，必须从旁边挖开决口，才能贯通河渠以满足使用。何况砥柱山以下，水流开始多有冲击；有冲击就多有崩塌，所以河水更加黄浊、泥沙更多。凡是河水流经之处，无不日积月累淤积泥沙；泥沙淤积在下面，河床就升高在上面；如果不修筑堤防，拿什么来阻挡它？如今洛阳的河堤高过汴城，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这就像用盘子盛水，稍微一动，水就会溢到桌案上。所以自汉代以来，才多有河水决口的祸患；有些人不知道原因，每每归结为天数，难道不是荒谬吗？汉武帝因为瓠子决口长期不能平息，才引导黄河北流，开辟两条水渠，恢复大禹的旧迹，梁、楚之地才安宁。不久又在馆陶决口，此后历代决口、堵塞不定，无法全部列举。到了隋炀帝开通济渠，从板渚引黄河水进入汴河，最后流入淮河。如今黄河只有从金龙口到安平镇的一支，有时向北流；其余河水不流入漕河，就流入汴河，最终都汇入淮河而入海。现在河流越过中条山向南，竟然位于山丘高地之上，而河床反在下面。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水性趋向低处，河床低的地方都容易被淤垫淹没，所以黄河一旦溃决，必定在东北而不在西南。如今丰县、沛县、徐州、淮安的水患，是汴河渗流造成的，于是成为丰、沛、徐、淮的严重灾害。阴雨连绵十天，千里土地都成了沼泽，房屋成为鱼鳖聚集的地方，田土都成了洪水冲刷的深壑，人物凋零，生机全无，长久下去将怎么办？百姓的灾患固然应当忧念，何况丰、沛、徐、淮南北之间是国家的咽喉，更应当忧虑。臣回忆从前经过沛县时，见小沟上的石桥被水冲垮，石缝中发出轰轰声，询问后得知：“黄河渗流过来没有多久，再经过小沟，已经变成大河。”臣当时就预料到必然会有今天的灾害。原来彭城各山的山脉发源于嵩山，向西南转向东北，直到泰山、马陵山、蒙山、羽山等山；又有山脉从泰山发源，由东向西转，直到淮河入海口，以此阻挡水势。水小时就沿吕梁山从清口流入淮河；水大时河道不能容纳，水又受到山势阻挡，便泛滥原野，成为丰、沛、徐、淮的灾患，这是势所必然。如果不疏导，使它另行流走，灾害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如今想治理它，不能不顺应水性。河川有固定的流路，地形有一定的形态；如果不能顺应自然，就不足以顺应水性。必须在兖州、冀州之间寻找自然形成的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也就是中条山与北条山交会的地方，向北疏浚引导，使黄河恢复向北流，到直沽入海；让水顺着地势中间流行。这样治理河道，就可以永远免除河床低洼各路百姓被淤泥淹没的灾患，也可以免除河防夫役的劳苦。即使不刻意追求大禹的遗迹，也就是大禹的遗迹。若一味听信熟悉典籍之人的说法，必定会被他们误导。想恢复旧河道却始终不能恢复，原因就在这里。何况九河已经沉入海中，碣石也已在海中，如今所说的九河，只是主观推测，并不一定真实。有人想从泗河疏导，使其流入淮河，稍微减轻丰县、徐州的灾患，这也只是权宜救急的说法。但泗州、凤阳的祖陵、皇陵都在那里，是国家的根本，又必须回避环抱陵寝的地势，不能逼近冲击；河水反弹或许会伤害冲犯陵寝，那祸害就不小了。况且沛县的水流一旦疏走，漕河必定淤塞，又会成为漕船的忧患。想要预先从沛县到吕梁直到淮河，多制造滚江、龙铁齿、浚川耙之类的器具，在上游往来拖拽，泥沙必定随水流走，不要等水位下降、淤泥形成以后才开挖，那样工程费用将增加万倍。有人说黄河虽然给丰县、沛县、徐州、淮安造成灾患，却也能帮助漕河，却完全不知道漕河的水源都来自山东，并不需要依靠黄河。南旺湖、马肠湖、樊村湖、安山湖等湖泊，本来是山东各处泉水汇聚于此，然后分流成为漕河。如今治理漕运的人，只知道封护、疏浚泉源是急务，却不知道南旺湖、马肠湖等湖泊积沙淤塞，堤防崩坏，蓄水不足才是祸害。若能疏浚南旺等湖，修缮堤防，再引导其他泉水和支流汇总蓄积，漕河就不必担心干涸了。又见南旺湖、马肠湖堤防之外，西南方向土名孙村、湖长沟、陂马房屯等处，向南到钩儿口、向北到安山一带，地势低洼，比湖水水面还低，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巨野、宋代所说的梁山泊。百姓种植的庄稼一遇水就被淹没，只能依靠堤防阻挡；不如利用这里蓄水成湖，并把漕河改道经过这里，可以免除济宁高地浅涩难行的困难，而且从钩儿口进入谷亭到安山，路程也不远，工程相当容易。大概济宁一带地势由东北而来，所以东北高、西南低；因势利用低处作为湖泊，水有归宿，涝时不至泛滥，旱时不至干涸，就像高邮湖、邵伯湖一样。它们的水源未必比山东各泉多，只是汇聚得所，水自然就多了。

译这样治理漕运，就可以长久使用而没有弊害。况且自汉、唐、宋以来，京师的粮食都依赖东南；汉、唐定都关中，漕运沿长江、淮河、黄河、渭水逆流而上；宋朝定都洛阳，漕运沿长江、淮河、汴河、洛水逆流而入，都是顺应自然地势，很少依靠人力。只有元朝定都燕京，才引山东各处泉水，开创这条水道，名叫会通河，并与海运并行。会通河在高原之上，南北都是陡坡，水势向两边下流，没有能够停蓄的地方，只能依靠各处闸门调节蓄水，才能行船。一旦风沙堵塞道路、各闸失守，船就不能通行。所以元朝末年漕河很早废弃，海运也不通，京师缺粮，实在无可奈何，甚至向叛逆者乞求；当时一斗米要价白银六两，勋戚权贵都成了饿死的人。听说我太祖皇帝的大军向南进发，他们完全没有战斗的意志，只是打开北门逃往沙漠罢了。如今国家自太宗皇帝迁都燕京，那里就是元朝的旧都，命尚书宋礼等修复会通河，停止海运，开凿疏浚的宽度和深度都比从前增加一倍，建立法令、完备守护，已经不是过去可比，似乎可以无忧。然而明智的人常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忧虑，聪明的人常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谋划，仍然不能免除意外的忧患。有人认为海运这条道路应当预先修复，设置官员、安排防守，分拨漕船，引导商人，逐渐开通熟悉的路线，未必没有作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况且还可以沿淮河逆流进入汴河，到达汝水、卫水等支河；向北流就可以进入京师。应当察看地形，疏通治理，分拨各处附近的漕船，便利往来，广泛打通运输道路，以防意外，这实在是国家最好的谋划。臣愚昧，偶然有所见解，一点微薄的诚意不能自已，也如同杞人、漆室女子那样忧虑国家。伏望陛下明察幽微，思虑长远。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并督促漕运、管理河道的都御史，管辖泉闸的郎中、主事，以及河南等与河患有关地区，询问考察是否可行；如果万一有可取之处，便斟酌时势缓急施行。臣实在不胜诚挚忠贞、忧虑国事的至情。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奏，二十九日奉圣旨：交有关部门议定后奏报。《刘天和治河始末》【杨旦】我大明建都在上游，牵挽东南漕粮来供给京师，全都经过江淮，经过徐州、兖州，疏导汶水、修建闸门，沿卫河浮行而到达，称为运河。所担心会危害运河的，只有黄河。因此在开封以下直到曹州、单州之间八百里的地方，沿黄河北岸堤防，筑堤、卷埽来抵御黄河。永乐年间，治理元朝会通河的淤塞；景泰、弘治年间，张秋多次决口，先后命文武大臣，淤塞就疏浚，决口就堵塞，而不再引黄河入漕；所用钱财累计以亿计算，却不敢认为浪费，役夫甚至连续服役数年，也不敢认为劳苦。【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黄河在阳武改道决口，向东南经陈州、颍州流入淮河，于是会通河淤塞；永乐九年，宋尚书礼役使夫役十六万五千人疏浚，共九个月完成；正统十三年，黄河在荥阳决口，冲毁张秋，石尚书璞、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继堵塞而未成功；都御史徐有贞役使夫役五万八千人堵塞，共十八个月完成；弘治年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冲毁张秋，侍郎白昂役使夫役二十五万人堵塞；弘治五年，又在陈州决口，侍郎刘政堵塞而未成功；弘治六年，都御史刘忠宣大夏役使夫役十二万多人堵塞，共两年完成。正德己巳年，黄河向东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入运河。嘉靖戊子年，治理水患的人疏通开封赵皮寨口，引导河南的水经亳州、泗州归流，分流入淮，以减弱向东流水的势力。己丑、庚寅年间，飞云桥的水流向北迁移，鱼台谷亭一带，水势将要逼近济宁。船只一时可以在闸面顺利通行，但溃决堤防、冲宽河道、毁坏闸座、阻断泉源，明白的人都为此忧虑。到了嘉靖甲午年冬十月，赵皮寨河南流向亳州、泗州的水势突然增大，向东流往梁靖的水势逐渐减弱，梁靖岔河口向东流出谷亭的水流于是断绝。从济宁向南直到徐州、沛县数百里之间，运河全部淤塞，有些闸面甚至淹没在泥底，漕运道路阻断，朝野都忧虑不安。当时有引黄河水和疏浚漕河两种意见，不能决定。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刘天和说：“我应该听从谁呢？我只是审察地形，考量水土是否适宜，计算工程和劳役，权衡利害、轻重、劳力和费用，以求不辜负国家、不损害百姓罢了。我还有什么私心呢？”于是广泛采纳众人意见，亲自巡视察看。从赵皮寨向东流的旧河道，共一百二十多里到达梁靖河底，测量出它比南流河道高一丈五尺；从梁靖岔河口向东流的旧河道，共二百七十多里才到谷亭，如今已经全都成为平地。道路遥远、费用广大，河道已经不能恢复了。【如果引黄河水，约四百里；疏浚深一丈五尺的河道一百二十多里，疏浚深二丈以上的二百七十多里，工程和费用就增加一倍。疏浚闸河，同时疏浚南旺湖，修筑曹州、单州长堤，约三百里；通融计算，疏浚深一丈左右，工程增加一倍而费用反而节省。】还担心正如欧阳修所说，旧河道即使恢复，很快又会淤塞。【欧阳修说：黄河已经废弃的旧河道，自古以来就很难恢复。因为河流既然长期不经过，河底和河岸都已经升高，水流逐渐壅塞，自然不能通行，于是便舍弃旧道改道他处；这不像人力堵塞的河道，原有渠道还保存着。】这既是白白耗费财力，又把劳苦留给后人。【刘天和说：引河的劳力和费用比疏浚淤泥多一倍，这是第一；而且不是几个月能够完成的，会耽误京师储粮和营建所需，这是第二；京师百万军民仰赖粮食供给，公私财力已经穷尽，这是第三。即使费力把黄河引来，它很快必定又在眼前淤塞，亿万费用白白耗费，而疏浚淤泥、修整闸门的劳力和费用终究不能免除；如果不是忠诚地为国家谋划，我哪里忍心这样做？何况即使引水不能到达，到了之后又立即淤塞，我怎么敢这样做？】何况孙家渡新河覆辙在前，难道不应当引以为鉴吗？【孙家渡在今天的荥泽，正统年间全河从这里向南迁移；弘治二年淤塞，弘治六年至今已经疏浚十多次，耗费将近数百万缗钱，最终仍然不能通行。

译嘉靖癸巳年秋天疏浚一百五十里，甲午年夏天水势大涨，一次就淤平了，这已经明确证明废弃的旧河道难以恢复。嘉靖戊子年沛县庙道口淤塞三十里，放弃漕河而开新河，耗费二十多万缗钱，最终仍在中途重新疏浚漕河来通船，这已经明确证明漕河不能轻易改变。】于是议定只疏浚淤塞、修理闸门，以恢复先朝形成的制度为宜；但当时天气已经寒冷，船只又将到达，期限非常紧迫。【当时不仅漕运期限临近，营建所需的木料、油漆等物也将运到，不像永乐、正统、景泰、弘治年间的工程可以预留一两年，最近也要八九个月。】于是测量淤泥的深浅和河道的宽窄，淤泥按尺计算，工程按日计算。【役夫多而期限紧，刘天和于是测量各闸，从水面到淤泥、从淤泥到闸底的深浅，然后逐里逐段只测量水的深浅，便知道淤泥的深浅。淤泥深浅从数尺到一丈九尺不等，通融计算平均各处淤深一丈一尺九寸，议定只按疏浚一丈计算。又测量河心到两岸的宽窄，从三十多步到四十五步不等，一律按四十五步计算。又制作方斗，深和宽各一尺，用它取泥，装满后称重一百四十斤。每筐以泥一百斤为标准。疏浚河道，则按水面宽十丈、河底宽五丈，折中计算为七丈五尺。每疏浚长一尺、宽七丈五尺的河段，以挖出泥一千零五十筐为标准。又计算春季每人每天大约能走一百里，抬泥只按往返五十里计算，其余时间休息。每里按三百六十步计算，两人每天可以抬泥二十筐。但四人抬泥，其中一人取泥，五人合计每天得到泥八十筐，再减去十筐，只计算七十筐。一个人服役两个月，其中一个月因阴雨和泥水妨碍工程，只按实际工作一个月计算；这样一人可以抬泥二千一百筐，也就是应当分担二尺长的工程。此前大家根据近年会通河、张秋新河工程估计，认为没有几十万夫役不能完成。那是因为那些工程允许长期施工，而这次工程只限两个月，所以不同。刘天和说：“如果确实如此，百姓就承受不了命令了。”于是竭尽心思谋划安排，方案确定后，夫役和费用大为减少。】确定轮番休息的制度，以节省夫役的劳力；同时雇用役夫，以减少百姓的劳力。又议定疏浚南旺湖的浅淤，以免层层盘剥。【南旺湖每两年大疏浚一次，役使一万六千人。众人商议暂且搁置，刘天和说：“漕运道路不能有一丈几尺的浅水阻塞。”】于是采用先前筹划的工法，每天六千人就足够了。委任郡君元吉督办此事，把河道加深、延长到原来的两倍，并且修完整治河堤。从南旺到长沟六十里，种植柳树；从长沟到济宁也有六十里。这样，各处堤防大都发挥了作用。又修筑曹县至单县的长堤，以防止冲决；恢复设置沽头管闸的所属机构，以及各闸的官员、胥役和夫役。元吉亲自筹算，刚过十天便议定，谋划协调，细节周备；工程区域、工序和先后次第都逐条列明上报。皇上深为嘉许并采纳，赐敕褒奖他“竭诚体国”。南北畿辅、山东、河南的文武监司以下官员，全都听从节制，准许一切便宜办理工程事务。于是再次发布命令，规定期限，分配工役，划定地段。【起初命令州县编派夫役，元吉说：“守令中有些人应朝而不在，如果开工期限很紧，等到州县总办此事时已经误期，怎么办？”于是下令编派夫役一律以均徭银数为标准，优免徭役者也不再参与。并且按各里依次编排，每编满五十人便组成一队，到达工地后就分工修筑十丈。因此，起初编派时可以减少吏胥作弊；到了工程结束，管理工程的人即可放免，避免了弊端。】修建庐舍以便居住，供应医药以治疗疾病。因此大小臣工没有谁敢不协力。对于淤泥很深、防护堤上不能站脚的地方，就混合使用土和草，截断河流筑坝，纵横填筑道路；下工时使用新制的兜杓、方杓、杏叶杓。用杓子像鱼贯一样把泥挖出：泥最稀、堤防最深的地方，就用木筲、柳斗从下面取泥，再用猿臂工具传递到堤上；瓦砾土用锹、镢；流沙土用兜杓；姜石土则制成锯齿形铁叉，按尺寸凿取。【所谓泥堤，采用槅子法：每个州县分别截河筑若干横坝，坝内纵横填路，形如“井”字。兜杓是用铁制成方口，系上布袋作兜，用来取泥，泥约有一斗左右；泥稀或流沙使用它。方杓用铁制成平底，四周各高一寸左右，用于稍坚的泥。两种杓子前端都有锯齿，铁器也都是新创制的。杏叶杓本来就有，这次又加宽加厚，用于最稀的泥。泥最深处采用斗子法，把泥涂成坑，从下面把斗子倒扣到上面，将水排到堤外。】对于浚挖到深泉涌出的土，先找出泉眼，分班役使夫役，车水、戽水并力迅速开挖；然后把泉水较深的地方倒干施工。【刚挖了几尺泉水就涌出，整天车戽，到了夜里又重新灌满，无法下手。于是让夫役轮番休息而共同用力，先把下游的坝彻夜抽干，经过几个坑洼，才能把水引到堤外。水一排尽，立即迅速挖淤；等淤泥挖尽、河道修成后，才把上游的坝放水，依照前法迅速开挖。浚河工程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已经挖得很深、工程将要完成，但河面宽、淤泥深，所到之处一边浚挖一边塌落的，就加倍发给夫役工钱，增加雇用夫役重新浚挖。【河面宽、淤泥深以及黄河旧河口冲刷处，上面被风吹日晒，土还能勉强承脚；一尺以下全是极稀的油泥，随挖随塌，无法止住。浚河的困难尤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夫役忧愁困苦，元吉便亲自前往抚慰并晓谕说：“我给你们增加一点工钱，还让你们的乡里、族人帮助你们减少一点费用。你们若不能承受劳苦，就用增加的钱雇人代役，把这项工程完成，不要再使你们陷于困苦。”于是众人都感动喜悦，甚至有人流泪，彼此带头竭力，终于完成工程。】凡是闸座坍毁废弃的，全都增修并恢复。总的说来，这是把木、土、金、石等各种工程合在一起，工程极其庞大，用力也非常艰难。至于河道的宽窄，要看上游南旺的情况，担心河道过宽会使水容易散失。【鲁桥以下的运河被黄河水冲刷，河面十分宽。有人把河底浚宽至五丈，还嫌它狭窄。元吉说：“南旺是水源，河底只有四丈左右；下游越宽，水就越浅。如果长期干旱、泉水微弱，怎么办？我不敢只做徒具观美的工程。”这一年从夏到秋将近四个月没有下雨，但船行仍没有受阻。】对于闸面低下的闸，培高使各闸高低一致，使水不容易泄漏。【原文此处承接下句，见S004007。】

译如果下闸过低，上闸就容易干涸。元吉于是逐一测量各闸闸面到水面的高低，以枣林闸为统一标准，把低的培高铲平。从闸板水面到闸石面，都以三尺为标准。下闸底部过低的，就酌量保留底板。从此各闸高低一致，水不会突然泄尽；下闸保留底板后，闸上的水更加深，运船可以直达上闸，免得在途中因水浅搁住，这确实是有利于长远的办法。用水平测量法测定浚挖的浅深，使船行不受阻滞。【水平法是：用锡匣盛水，在水面放一块浮木，两端各安小横板，把它放在几尺见方的木台上；前面竖一根木表，用长竿悬挂红色横板，上下移动，务必使它与锡匣上的横板相平，以测量高低。凡上下闸底的高低以及所浚河底的深浅，都借此校验。元吉亲自测量，暴露在风日之下，行走于泥泞中，遍历各闸；一般人都受不了这样的疲劳，他却毫不顾惜自己。】又施行植柳六法保护堤防。【六种柳法叫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和高柳。】浚治月河，以防备大雨；修建减水闸，掌管蓄水和泄水。【湖陂水利，淤塞废弃到这时才恢复；双龙、砚瓦、鸡鸣台、金沟口、留城、马场、南旺等减水闸座，都议定屯集工役重新设置，以备蓄水泄水。】修筑缕水堤防止冲决，设置顺水坝约束漫流。【河道直，水就容易溃散，所以用堤把水缕束起来；】河道宽，水就容易散失，所以用堤坝加以约束。并且禁止鞭打，询问夫役疾苦，亲自抚慰劳问并供给饮食。【工程刚开始，元吉便禁止各属官员任意施加鞭打，违者立即承担相应责任，众人非常高兴。用旗帜按时指示升降作息，节制他们的饮食和劳逸。当时柴薪价格飞涨，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他，元吉没有答应降低价格，反而张榜晓谕一律按时价购买，一点也不减少；于是商贩纷纷聚集，直到工程结束也没有缺乏，价格反而大为降低。每个州县委派一名医生，随夫役调治疾病。元吉还担心医术不精，便斋戒沐浴、焚香，亲自制作药锭数万枚；每郡又选医术高明的医生四人、勤谨的官员二人，分别携带药物，逐营巡视询问，患病便立即治疗，每天往返一次，神人相助，几乎没有不见效的；并且除通常供应外，还时常增加饮食慰劳他们。】向众人宣示皇上的恩德，说明国家财政极其重要，征用百姓服役是不得已的缘故，于是众人同心和悦，各方力量都发挥出来。抽水的连夜继日，重新浚挖的甚至两次、三次，大家都忘记了劳苦。各项工程全部完成，漕运道路重新畅通，万艘船只都能通行。工程成绩上报天子，皇上嘉许喜悦，晋升元吉为工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仍然管理河道事务。所属方面官员以下，劳绩最著者升官进秩，赏赐各有差等。工程刚开始时，内外远近的人都认为困难。甚至京师百货价格飞涨，馈饷不能运到，有人提出恢复海运。只是仰赖我皇上英明圣德，能够委任官员、责成其事，因此元吉等人都感激奋发，竭尽忠诚报效国家，亲自督办治理，住在河边野外，随事筹划，广泛采纳各郡县的意见，竭尽心思、智力，务求一定成功。【元吉住在谷亭镇一座废庵的狭小房间里，每次召集众人商议事务，都和颜悦色、温和讲话，使各人尽量发表意见；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立即采纳，并且向众人称扬。每天巡视考察工程，随时看见问题便指示办理。郎署、监司以下官员，都住在村舍水边，早晚督察，即使脸色晒黑、形体消瘦，也毫不顾惜。】这是因为按工程量确定役夫，所以用力很简省；按照徭役应出的人数调发夫役，吏胥无从作弊，所以不扰民；雇工只按工程量而不按日数计算，所以费用很省；划地分工，工程完成便遣散，因此人人都肯出力；庐舍、饮食、器具、医药和劳勉抚恤都周到，所以百姓不觉得劳苦。尤其仰赖我皇上的神圣，河川神灵效顺，雨旸按时，疫病不发生，百姓得以保全性命，这些都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此次工程共浚河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丈，筑成长堤和缕水堤一万二千四百丈，修闸座十五座，顺水坝八座，种柳二百八十余万株，役夫十四万余人，耗费白银七万八十余缗，木料按根计一万七千四百余根，柴草按束计十九万五千余束，铁按斤计六万五千九百余斤，麻、灰、砖、石等类也有相应数量。这项工程始于乙未年春正月中旬，止于夏四月初旬，财力耗费不多而功效倍于过去，役夫所用时间不长而三个月便收到成效，也都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直隶、山东、河南，如漕运都御史马公卿、巡抚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楫、简公霄，以及巡按监察御史郭君圻、陈君表、蔡君靉、曹君翀、徐君九皋，都同心协力共同浚河。马公还亲自到现场察看测度工程成效。负责督办工程的有工部郎中郭敦、郑钢、李仁、涂揵，主事张镗、邵元吉；山东布政司左参议王▯，按察司副使吕陶、查应兆，佥事谢兰；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他们都亲自督办治理，协心竭力，务必期望取得成效。至于郡县、卫所的众多官员，从同知孙廷相以下，共六百二十人。元吉早晨到达，工程刚好完成，得以听到元吉筹划经营的详细情况。元吉分担负责此事，亲自接受指示和教诲，于是我们共同编次整理，详细说明在下文，希望请善于著述的君子记录下来，为后来者留下永久的美好声名。《吕梁洪志》序【唐龙】序说：吕梁洪为什么值得记载呢？名山大川，关系到四方的纲纪；彰显神灵、记述奇异之事，都等待君子来完成，何况漕运的水道呢？所以司马氏撰写《河渠书》，九川九泽、三江五湖，没有一处遗漏，正是因为漕运的缘故。国家规定赋税，每年漕运米四百万石，白糙粳糯米十八万石，从长江进入湖泊，再进入黄河，直达京师。水道总计几千里，其中艰难险阻，没有比吕梁洪更严重的。我正办理漕运事务，撩起衣裳，踩着台阶登上桥梁，登高眺望。洪中有许多巨石，有的胚晖巗崿【原文疑字】，高耸嶙峋；有的长得像蛟龙蜿蜒，有的伏着像虎豹，有的交错像摆放的棋子，有的盘旋像车轮和车毂，有的棱角突出像蹲踞的獠牙和利剑。前代开凿这些石头，把它们分开成为河渠。汶水、泗水漫溢，沁水、汴水渗流，黄河水势浩荡，与南方蓄水冲击石块的力量汇合，水势腾跃鼓荡，雷声轰鸣，山丘般涌起。瀑布悬落四十仞，回旋流经九十里，鱼鳖不能通过，鼋鼍也不敢居住。漕运的一万三千艘船，都要从这里通过。每艘船往往集合几艘船的纤夫，在洪道两侧拉纤；肩膀磨破，胸臆受伤，脚步蹒跚，挥汗如雨，全都竭尽力气前进。然而沿着崖壁攀登石级，像蚂蚁爬行、蜗牛牵引一样，前进一寸便只得一寸，前进一尺便只得一尺。

译一旦有一点不加戒备，船势便飘忽迅疾，仿佛四匹马脱离驾驭，若不耗尽一天的力气就无法挽回。这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正因为困难才应当戒慎；正因为容易才容易忽视。那些有志于推行经国之道的人，知道漕运的艰难吗？如果知道，那么官员设置就不会冗滥，费用一定会裁减，浮泛的兵力会被确定下来用于服役，不紧急的粮食运输会停止，以免耗损侵蚀，粮仓也会有所储备。那些领取俸禄的人，知道漕运的艰难吗？如果知道，就会明白俸禄是用来养贤的；我思考自己的贤能，就用饮食来供养功劳；我谋划自己的功业，于是敬事的臣子日益增多，尸位素餐的风气就会消失。因此，考察实际事迹来明确规制，借文章来广泛晓谕，这就是记载此事的重大意义。有人说：“刻录一方的宏大图景，展示今昔的盛况，这些恐怕只是末节。”但君子仍然说不可不记载。【《渔石文集》】《议引河沁二水疏》【金景辉】天顺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经历司都事某上奏：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必定把天下的赋税转运到京畿，充实国计，以巩固根本；召集四方商旅，聚集在都邑，以流通货物贸易。如汉代的郑当时、王安世，唐代的田弘正，元代的郭守敬等人，都能兴修水利、疏通漕渠。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师，首先命令大臣疏浚堤防、疏通河道，开通清江浦，增修各闸，疏凿三洪，以沟通漕运和商贩；又在京城内外设置仓廒，储存天下粮食，修建塌房，蓄存四方客货，使京师富足充实，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近年以来，河道浅塞不通，转运迟误。天顺七年，朝廷担心妨害国计，又命右副都御史王□总督漕运。【人名有缺字，原文作“王□”。】又据工部奏准，委派臣前往河南听从巡抚左副都御史贾铨的调遣，提督开挖疏浚黄河、沁河二河，分流水势灌注运河。如今徐洪、吕梁洪以下直到清河一带，河道通行已经没有阻碍。只是安山以北至临清、卫河至直沽，都各自水量不足，德州、武城等处浅塞，船只多达一千几百艘，无法通行。又查访得知，山东、河南以及大名等府起运京粮，也因河浅而都到京畿内购买交纳；何况商贩很少到来，以致京师米麦价格飞涨，物价腾贵。况且京畿内耕种收获有限，而从四方买粮却没有止境。幸而遇到丰年，百姓的粮食尚且不足，倘若遇到灾荒，将靠什么生活？陆防说：“关中财物的储备，与储存在国库中没有不同；有急需时，一天之内便可取得。”如今京畿的土地正应当富实充足，怎么能容许虚耗？何况南京进贡的马匹和快船，也都被阻误，不能不加以考虑。查考安山以北至临清二百五十余里，只有汶水；春季雨少，水脉细弱，以致河道浅涩。汴梁城北的陈桥，原有黄河故道；这条河向北从长垣县大冈河，经曹州到钜野县安兴墓巡检司地界，流出卫通河，与汶水汇合通到临清；每逢秋水上涨，便有船往来。只是陈桥以西三十余里河道浅窄，水小时，一年到头也不能通流。如果开挖加深加宽，也可以分流引入河水、沁水二水，以沟通运河。这样，徐州、临清两段河道都能得到河水、沁水的补益，卫河水量也会增加；而且开封、长垣、曹州、郓城等地的税粮都可免除陆路转运，江淮民船也可以从徐州小浮桥到陈桥，再到临清，从而避免济宁一带闸座拥挤、船只滞留的弊端。为了便利起见，《驳引河沁水》【邹鲁】弘治十二年，有人建议引导河水、沁水，经武陟、原武，经过曹县，通达运河。曹县知县邹鲁驳斥说：“沁河的水被黄河吞没，并不是一年两年了，如今却要引它。若从利害来说，是利少害多；若从是非来说，是实质错误而名义正确。过去黄陵冈决口成为运河的祸患，不过是黄河的一条小支流，已经耗尽十多万夫役的力量，积累几年才仅仅堵塞。因此沁河不能引导，也是很明白的。一定要引沁河，祸害有六条：主张引沁河的人一定说，沁河和黄河各是一条水，沁水水势缓慢，可以引导，不同于黄河；一旦进入运河，有源头的水就不会枯竭。他们却不知道，要引沁河，就必须先堵塞沁水流入黄河的河口，然后才能进行疏浚开凿；这样沁水无处归宿，势必漫流，田禾房舍必定被淹没，这是第一害。若先疏通下游水道，再堵塞沁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水势就会冲向空虚之处，奔流千里而不转折，冲山填谷不会停止；与黄陵冈的祸害相比，恐怕还会超过它，这是第二害。自木鸾店起到飞云桥，计算有千里之远，即使动用百万夫役、累积十年，也还不知道能否完成；劳民伤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是第三害。河南、山东连年旱涝，百姓逃亡，十家中有九家如此；让这些困顿疲弱的百姓去从事版筑工程，他们呻吟着，心里想要作乱，实在难以保证不会发生，这是第四害。曹县西北地势高，东南地势低，而且土少沙多，容易崩裂；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形势十分危险，决口绝不能拖延，张秋决口造成的祸害就是近在眼前的鉴戒，这是第五害。冒着前面五种祸害，即使对漕运有益，也还可以做；何况成功不能确定，而祸患却可以预见吗？这是第六害。” 《堽城堰记》【商辂】汶水、泗水是齐鲁有名的河流。汶水发源于济南莱芜县，泗水发源于兖州泗水县。两条河分向南北流去，彼此不相通。自古以来，在汶水上行船只能到兖州以北；在泗水上行船只能到兖州以南。元代时，南方贡赋运来，到济宁后弃舟走陆路数百里，再由卫水入都。至元二十年，才从济宁开渠到安民山，引船进入济宁；船只上岸行走二百里，到临清后进入卫河。至元二十六年，又从安民山开渠到临清，于是在兖州以东修筑金口堰，拦住泗水向西南流，使它经济河注入济宁；又在兖州以北修筑堽城堰，拦住汶水向南流，使它经洸河注入济宁。汶水下游又筑戴村堰拦水，使水向西南流，南面到济宁，北面到临清。这样汶水、泗水全都汇入漕渠，于是船只往来没有阻碍，因而命名为会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在金陵定都时，没有漕运的事务，从前的河堰几乎全都废坏。太宗文皇帝迁都北方后，于是命令大臣察看旧有堤堰，疏浚河渠，漕运才重新畅通。只是堤堰都用土筑成，每逢大雨便被冲决，水全部泄尽，漕渠全部干涸，刚筑好便又决坏，每年都成为常事，百姓深受其苦。”},{

译成化庚寅年，工部尚书郎张克谦奉命治理河道，遍察旧有遗迹，感叹说：“浚泉疏源，漕渠在今年不能废弃。至于把土筑的坝堰改用石头修筑，可以一劳永逸，为什么竟然因循不做长久的打算呢？”于是督促夫役采石，首先修建金口堰，不到几个月便告成。凡是工程所需，都按一年桩木等费用折算征收，财物充裕而且有余。金口堰既然已经修好，堽城堰也不能不修。正要测量材料、兴办工程时，却因进言者【原文“▯以言者”，字词疑误】而被召回。不久巡抚都御史牟公察看了工程遗迹，极为赞叹奖赏，上章奏保举他，使他完成先前的功业。到任后，发现堽城旧址河面宽、泥沙深，难以施工，于是察看西南八里左右的地方，那里有两道堤岸高高耸立，根部连接到河中，坚固而且曲折相连，比旧址狭窄三分之二。于是说：“在这里设置堰，工程量只有古址的一半，功效必定超过旧址一倍。”遂选择癸巳年九月十五日开工，委任兖州府同知徐福、阴阳正术杨逵、耆民张伦和许鉴分别统领工程，储备材料、聚集物料，各种所需全都齐备。第二年春三月，命令工匠淘沙凿 底部的石头平整如手掌；底部以上砌石七级，每级向上收缩八寸，高十一尺；中间填放大小石块，把高粱米煮成粥，加灰使其牢固。底部宽二十五尺，顶部用石板砌两层，宽十七尺，长一千二百尺。开设秋口七个，每个宽十尺、高十一尺，安装木板启闭。遇到水势泛涨，就打开木板，任水沿旧道向西流；水退后关闭木板，拦水使它向南流，以灌注运河。两端修筑逆水雁翅二道，各长四十二尺；顺水雁翅二道，各长三十五尺。中间修筑分水堰五道，各宽二十三尺、长一百三十尺。两块石头交界处用铁锭连接，石上用铁栓固定。砌口上横放巨石，有的三块，有的四块，每块长十多尺。河道过去没有桥渠，百姓苦于涉水；堰修成后，车马便可通行。原有元代旧闸，引导黄河沙水，水势浩荡，淤塞汶水，使其不能流入。现在堰东到闸之间开成两孔，各宽九尺、高十一尺。中间设置分水堰一道，两旁设雁翅二道，也用木板启闭，以等待水势消涨。水涨时关闭木板，拦挡黄河浑水；水退时打开木板，引入清流。洞上覆盖石板，石板两旁仍砌石，高十八尺，中间填实土石，与地面平齐，使水患不致向南侵入，洸河也免受泥沙淤塞。闸南新开河道九里，引汶水通到洸河口；逼近山崖处，从山顶到山脚全都凿开坚硬的石头。两座闸开始通水，工程始于成化九年九月，完工于十年十一月。这项工程的费用比金口堰多出不止数倍，但百姓所受劳扰，似乎只是在原来折纳费用之外增加了不多的一点。这是因为处置适宜、规划有方，所以漕运无穷的利益得以开通，关键确实在这里。都宪赞许工程完工，命兖州郡守钱源征召我来撰写记文。往年克谦从东鲁回来，谈到修堰工程，我心里就认为这是好事。等到克谦再次前往，我确实随从任职；如今工程取得成效，难道可以吝惜把它刻在石上吗？从前白公开凿渠道，百姓得到它的利益，歌唱说：“供养京师亿万百姓的衣食。”像克谦修筑这座堰，漕河确实依赖它，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便利，比白公渠道的利益不是更大吗？所以我详细记述这件事作为记文。克谦名盛，字常之，是宜兴人。天顺庚辰年进士，任都水员外郎；他的功名事业，是从这里开始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疏凿泉林寺泉源记》【汤节】泗水县城东约五十里，陪尾山南面有一座庙，名叫仁济庙。庙西有一座寺，名叫泉林。旁边有珍珠泉、趵突泉、掬米泉、洗钵泉、响水泉、红石泉、清泉、涌珠泉。它们的源头都出自山中，水流环绕映照在寺院左右，向西南流经下桥。桥西又有几十处泉水，名叫大王沟、潘波、黄阴、赵家庄、石泉、珍珠、东岩、石缝、二角湾等。众泉汇流入泗水，在曲阜汇入沂河，转经天井闸，流入会通河，沿河到达海边。永乐己亥年，漕运前总兵平江伯陈瑄向朝廷进言，奉命由工部主事顾大奇等遍历山川，疏浚泉源，以兴水利、助漕运。后来又由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鉴、主事侯晖等接续办理。正统己未年，主管部门请求停止这项工程，上下泉源因此淤塞。如今泉源所带来的水利不可缺少，不能没有官员主管此事，于是上奏请求，皇上批准了奏章。于是主事熊链、转弱【原文人名疑有OCR误字】等奉命来到这里，仍然疏导泉源。近来天旱不雨，河道将要干涸，我亲自到泰安寺等处，疏通大小泉源，超过泗水时，看见泉林的泉水给人带来的利益十分广大。因此，凡是逆流而行不便利的地方就改道，乱石阻塞的地方就清除，不通的地方就浚挖。又广泛访问年高有经验的老人，他们说这些泉水都从石孔中流出，清澈无比，水势浩荡而且不会枯竭。我听后更加高兴，对于原来已有名称的泉水，就刻石记载；没有名称的，就立碑标示。又向当地老少访查，得到石河等泉十三道，无论大小，全都开凿治理，以疏通不通之处。这些泉水是群山的精华脉络，汇合细流来造福长河；恐怕年代久远后会湮没无闻，所以写下此文来记识。时为正统九年八月。《观泉亭记》【吴宽】自从国家迁都到燕地，太仓更加充实，长府更加充盈，这些食物财货的输入，哪一样不是舟船运输来的呢？从京师向南，船头相接，纤绳相连，总共千里不断有船来往，哪一样不是河渠承载漂行的呢？地势有高有低，远望像台阶一样；设置水闸蓄水，泄去后又会重新充满。河道能够畅通，哪一样不是靠泉源补济的呢？泉水多见于齐鲁之地，发源时水量很小，水流又很曲折。水小就容易淤塞，曲折就容易枯竭。要使泉水滔滔汩汩、源源不断地流出，又哪一样不是依靠人力来补助并疏导呢？工部所掌管的水利事务，这是其中的一项。朝廷特意设置主事一人分管此事，任满三年才离任。成化十六年，我的同年进士、洛阳人乔廷仪奉命前往。当年岁末，泉脉刚刚开始涌动，廷仪就率领官吏、召集役夫，出去从事疏浚。所用畚箕和铁锹，依照方法疏导，勤劳敏捷的声誉传遍朝廷。只是他所到之处都露天而坐，没有东西遮蔽风日，于是让人砍伐山木，依次在泉水上筑台，说：“我将要在这里督办工程，观察泉水的流动。”于是把亭子命名为“观泉”。廷仪把治理泉水作为自己的职责，正当他在这里办事时，站在旷野，进入深山，险远幽僻之处无不前往，这可以说是天下最辛劳的事情，哪里有什么可快乐的呢？

译不过，等到工程将要完成，看见泉水充沛地涌出，浩荡地流行，补济河渠，承载舟船，运输粮食财货来供给国家使用。在这个时候，有志于世间事务的人，也可以说是天下最快乐的，于是就完全忘记了劳苦。所以泉水还是同一泉水：停滞蓄积而无所作为，看见它的人只会享受自身的安逸；一旦疏泄而发挥作用，看见它的人就会为它造福世间而快乐。只使自己安逸，利益很小；使世间受益，利益很大。那么，对于泉水和人来说，宁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呢？起初，廷仪任满交代给我的朋友徐仲山；如今廷仪也将任满，而福建人黄世用将前往接替他。亭子本身不足以记载，泉水却是重要的事情。三位君子前后相继任职，我冒昧叙述他们的功绩，并期望他们取得成效。《重浚宿迁小河记》【谢铎】黄河发源于龙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时的旧河道了。唐宋以来，它又不断向南迁移，下游大多汇入淮水，对汴河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黄河入淮有三条道路：一条从中牟经凤阳向下游流去；一条从开封经徐州向下游流去；一条从归德经过睢阳到宿迁向下游流去。从宿迁以下的一段叫小河，有时也叫睢河。它所经过的地方，延伸大约不止五百里，最后才流入淮水。与凤阳、徐州两条水道相比，它正处在中间。如果堵塞而不治理，那么受害的不只是两州，对汴河造成的危害也很大。弘治改元的第二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汴河主管大臣把紧急情况上报，皇上命令当时的刑部侍郎白昂前往治理。白公举荐他的属官娄郎中前往，并把小河工程交给他办理。于是征发靠近黄河的三州八县百姓的力量治理，谋求恢复原来的河道。去年秋天，我经过宿迁，看见河口堆积着土山，下游的水争相奔向淮水流入大海。船夫指着那里说：“这是娄郎中的功劳。”不久，宿迁教谕张瀚和他的同僚来到船中，请我撰写记文。我极力推辞，直到淮徐太守镛又来请求，无法再推辞，于是为此说道：“古人称善于治水的人，不和水争夺道路，只是任水自然流行，顺应水性而加以疏导罢了。所以大禹治理九州的水患，必定先从兖州开始，因为兖州是下游水流必然趋向的地方；舍弃这里而去治理别处，就会有无法办成的事情。过去我听说金龙口决口，水势将要直达张秋；再加上往年发生的变化，议论的人只忧虑漕河，却来不及顾及百姓被淹没。后来又听说上游筑成长堤，下游修建减水闸，如今又浚治小河，为了遏制冲势、减弱水势，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没有用到。唉，水的用途很大：可以供给饮食，可以便利灌溉，可以沟通舟船。等到它造成灾害，山崖因它崩塌，大地因它陷落，船帆桅杆因它摧毁，宫室房舍因它荡毁淹没。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顺应它的本性还是违逆它的本性罢了。唉，哪里有违逆百姓本性，却能够在天下有所作为的呢？我因此有所感触，写下《宿迁小河记》。《筹河台记》【庄泉】天下有能够作出重大裁制、承担重大责任的人，这才是大丈夫的大事业。禹、稷、契、皋陶、▯、龙、伯夷、周公，施行教化，彰明刑法，节制礼仪，调和音乐，播种百谷，治理水土，划分田地、制定井田，兴办学校，推行封建，使各自充分发挥裁制作用、充分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知道天下的责任在自己身上。《易》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礼记》说：“经纶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古代圣贤知道责任在自己身上，所以凡有所裁制、经营筹划，哪里会冒然自行其是、毫不经意呢？一定要凭借平素所学，在遇到事务时筹划经营，因势利导，使事情出门便合乎轨道，即使闭门也不敢轻易改变；处理困难的事情能从小处着手，处理大的事情也自有主张。然而天地万古长存，人心万古不变，圣贤的事业，后世怎能说与我无关呢？弘治己酉年秋天，河水造成灾害，四处冲决支流，水势漫延，百姓很多被淹死；有关部门把情况上报，圣明天子命令当时的刑部侍郎白公治理。白公说：“这是重大责任，我怎么能独自前往？”于是推荐旧属、兵部郎中娄元善。白公认为，成就天下大事，本来就不能没有适当的人来辅助自己。诏书说：“可以。”于是娄元善跟随白公到宿迁察看原野地势，到了符离，两人谋划说：“天地之间治理水患，是一件大事。水能救助人，也能淹死人。治理水患的人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把人从鱼腹中救出，和把人送入鱼腹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人从鱼腹中救出呢？”然而治理天下有关键，确实有不出门户却能坐知万里之外的情形，因为掌握了关键。治理水患的关键，也只是根据水势的通塞，顺势调节高下罢了。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关键。封丘、金龙口的水势渐渐形成，不顺势筑堤拦截不行；中牟、尉氏的决口，水势与黄河相通，不顺势疏导不行。黄河在梁、宋交界处泛滥，即使泄水也不容易。然而集议时发现小河口有废弃渠道，向东与泗水相接，可以引汴水通过，不必逆流向西；但归德饮马池距离太远，不能承受汴河水。黄河经过符离桥峡，水道狭窄、水势无法控制，若不在旁边开月河不行。河势曲折狭窄而湍急凶猛，不浚除淤泥、顺着弯折处疏导也不行。饮马池小坝各处决口，水声喧腾、流速迅疾，不立即筑坝堵住以遏制奔流溃决也不行。这项河工的费用、工程期限和所需丁夫，也都经过极其周密的筹划，细如芥末、微如毫发之处，没有一点遗漏。这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也只是谋划住关键、抓住关键罢了。抓住关键并加以掌握，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于是便在这些地方疏导、浚挖。因此不到几个月，河道中形成月河一条、渠道二十条、闸十五座、堤七百里、堵塞决口三十七处。水流都恢复原来的道路，从汴河流入睢河，睢河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水，最后通达大海，百姓不再葬身鱼腹。符离的谋划，没有不见效的，这是谁的功劳呢？孟子说，大禹治水，是任水流向它本来可以流的地方，不妄加干预。聪明人也能任其自然、顺势而治，那么他的智慧就很大了。如今白公和我的朋友元善治理河道，也是顺着水势的通塞来因势利导，从未凭私智强行开凿。能够论说、抗拒杨朱和墨子的，才是圣人一派的人。白公和元善的功劳，虽然与大禹相比有大小之别，但总也是大禹一类的人吧。【《庄定公集》】《名臣经济录》卷五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五十一 明代　黄训　编 工部【都水下】《高邮州新开湖记》【刘健】高邮州西南的湖叫新开湖，与甓社湖相通，天长以东各处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南北运道从杭家觜到张家沟，总共三十多里。狂风有时骤起，巨浪掀到天空，船只行驶遇上它，很多因此倾覆沉没。弘治初年，户部左侍郎白昂奉敕整治河道，于是在湖东开挖一条夹河，称为康济河，以便船只往来通行。然而湖的旧岸年久以来受到西北风浪冲击，日益崩坏，康济河也难以保证安全。弘治九年，都宪李蕙恰好总督漕运，曾委任扬州府通判施渊主持修筑工程。不久施渊升官离任，于是由通判韩琚接替，工程尚未完成，李蕙也去世了。都宪张敷华、张缙相继任职，工部郎中谢缉、张玮、刘浩相继管理；工程用力和安排等事，全都委托扬州府知府王坦、许节、王恩办理，督促激励更加周到。旧岸下面坍塌的木桩和废石，长期没有清除；岸基不坚固，原因就在这里。于是命令夫役和工匠下水全部取出，再打桩、下石，依次修筑，到十六年八月完成。湖东夹河之间有民田一千多顷，因积水而困苦，于是在河底修建三个涵洞来排水。年久以后涵洞淤塞，河的新岸又日渐冲决，田地被水淹没，税粮却照旧征收，所有耕田的百姓几乎都流亡了。诸位官员为此忧虑，仍委托韩琚等督办修理工程，只经过三个月便完成。田地既然能够重新耕种，流亡的百姓也恢复了旧业。又从淮安到仪真一带，河岸低的加高，缺损的补修，比旧有工程更加坚固；所以近年以来即使发生大水也没有灾患，船只经过的人都把那里看作平坦大道。《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刘健】弘治二年秋，黄河在汴地决口，洪水漫溢到山东，损坏了漕运河道。山东守臣上报灾情，皇帝敕令户部左侍郎白公昂乘驿传前往察看。河工完毕后，他又考察漕运河道，从山东直到扬州，议定疏浚治理的办法。当时，监察御史孙君、工部郎中吴君瑞主持河务，和巡抚右副都御史李公昂、漕运总帅署都督佥事屠公胜、署都指挥同知郭公鋐共同商议：高邮州的漕运河道长九十里，其中三十里通入新开湖。湖东边正对南北方向筑有堤岸，船只从堤下通行。自国初以来，这段堤岸用桩木阻挡、用砖石加固，决坏后又修复，不知有过多少次。湖的西北面则同七里、张良、珍珠、甓社等湖相连，曲折回环数百里。每当西风大作，波涛汹涌，船只和沿堤的旧桩旧石一相碰撞就会损坏，船只多有沉没。此前主持河务的人曾议论修治湖东岸，开凿腹河来躲避风涛、便利往来；现在要使漕河便利，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白公的建议得到批准，于是勘察地势，兴工开凿，从州城北三里的杭家觜起，直到张家沟止。河道全长横贯湖面，宽十丈，深一丈有余；两岸都把挖出的土堆筑成堤，像湖岸一样用桩木、砖石加固。河道首尾各有闸门同湖相通，堤的东面又修建四座闸门、一处涵洞，湖水涨大时便可从这里泄减。工程于三年三月开工，共历时四个月完成。从此，经过高邮的船只都得到安稳通行。白公于是采纳众人意见，将此事上报朝廷，命名为“康济河”。耆民葛璘等人认为应当有人记载此事；郡守的佐贰官中有曾经认识我的人，便把事情经过写来，请我作记。我想，本朝贡赋的需要，东南地区承担了一大半。海运停止以后，官船和客船全都从这里经过，船首船尾相接，昼夜没有空闲，而高邮正处于南北交通的要冲，只是湖水成为险阻。事情确有不足之处，诸位公卿在这里把最急迫的事务放在首位，把风涛险途变成平坦通道，以便利往来；并且工程费用由国库支付，雇募民工，不使百姓劳苦而事情得以完成，这些都很值得嘉许。因此为它作记。请求乘时运送通州仓粮食的奏状【王恕】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上奏：臣认为，京师粮储充足，固然依靠漕运；漕运是否畅通，也取决于天时。像引泉、疏浚渠道、修筑堤岸、打捞浅滩这一类事情，都可以凭人力完成。至于雨水失期、泉脉微弱等情况，则是由天时造成的，似乎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臣凭着平庸无用的才识，承受总理河防的职责，早晚战战兢兢，只怕不能胜任。凡是人力可以做到的，臣当然应当竭力去做；至于天时所不能改变的，凭臣的愚见固然无可奈何，但也不能不及早筹划，预先设法。我想到，扬州一带的河道没有别的泉源，只能依靠高邮、邵伯等湖中积蓄的雨水接济。去年因为那里长久干旱无雨，湖水消耗殆尽，所以河道浅涩，漕船受阻。幸赖朝廷洪福、上天眷佑，偶然大江水涨，横流越过堤坝，船只才得以通行。等到抵达张家湾等处，又遇上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脚夫费用昂贵；每一两银子只能装运京粮八九石，多的也不过十石。原先领取的耗米和雇脚钱不够，致使军士借债、卖船，凑足粮食上缴。直到十月底才得以返回，因此许多人在沿途守候冰冻，至今还有没有抵达卫所的。今年扬州一带仍像从前一样干旱，河道更加浅涩。虽然已经设法挑挖、打捞，并车运水来接济，也只能补充已经消耗的水，哪里能增加原本没有的水呢？臣担心今年的粮运又会像去年一样，使军士不免受到拖累。臣查访得知，如今张家湾等处的脚价，比去年有雨时便宜得多，应该加以议处。请求敕令户部，会同总督粮储的内外官员，从长计议。是否可以由该部张榜招募有车之家，发给勘合，趁现在道路干燥的时候，让他们支运通州仓粮，运到京仓交纳。管粮主事等官亲自监临，使用平斛收发粮食。仍命巡仓御史禁止革除奸弊，就在通州仓支给粮米，作为脚价；每十石按照街市时价多加给四五斗，使人们得到利益，乐意替国家运粮交纳。运足京仓所需粮数即止。等粮船到来，如果遇到下雨、脚价昂贵，就令其把此次应运往京仓的粮食，按斛数交纳到通州仓；每石仍按照这次发给的脚价米数抵算，并稍微增加斛面交纳，这样军士得到便利，也愿意出资预备。所需垫仓用的芦席等物，就在该仓领取使用。这样做，不但不会耽误京师粮储，军士也可以得到休养生息。议论开河修塘的奏状【王恕】

译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上奏：臣考察扬州一带河道，南临大江，北抵长淮，没有别的泉源，只能依靠高邮、邵伯等湖中积蓄的雨水接济。湖面虽然同河面相平，但河床比湖床高很多。每逢干旱，湖水消耗，河水就变得浅涩，不能行船。如果把河床浚深到比湖床低三尺，湖水自然流来，河水自然加深，即使遇到干旱，也不会阻碍船只。上述河道从南到北长四百五十余里，其中除去深阔、不必挑浚的部分，尚有浅窄、可以挑浚的河段二百余里，约需九万余人，六十个工期可以完成。每人每天供给口粮二升，共需粮米十万八千余石。卷草筑坝，共需桩木一万六千余根、草二十余万束。臣又考察，高邮湖从杭家觜到张家沟，南北三十余里，都是砖砌堤岸。每逢西风大作，波涛汹涌，损坏船只，丢失钱粮，伤亡人命，无法计数。况且上述堤岸外地势较低。如果再浚深三尺、拓宽一二丈，把挖出的土筑成外堤，并把内堤原有的三座减水闸改成通水桥洞，引导湖水从内侧流过以供船行；仍在外堤修建三座减水闸，以调节水利，那么即使遇到风涛，也不会有过去的祸患。如果兴办这项工程，约需二万三千余人，六十个工期可以完成。每人每天供给口粮二升，共需粮米一万五千六百余石。合计需要筑堤用桩木五万四千余根、草二十七万余束。修造减水闸并把原闸改为通水桥洞，约需桩木、砖石等材料和工价银二百余两。臣又考察，扬州湾头镇以东的河道，通往通州、泰州等四州县、二千户所和富安等二十四盐场。那里有渔业、盐业、柴草等利益。过去河道畅通时，二千户所的运粮船都在本所修理；客商把盐引运到仪真，每引船钱不过用银四五分，扬州的柴草每束只卖铜钱二三文。近年以来，河道淤浅，没有挑浚，加上天旱少雨，河水干涸断流，船只不能通行，鱼、盐、柴、米等物都改用旱车装运。二千户所的运粮船不能返回本所，牛车脚价昂贵，柴米价格上涨，致使客商亏折本钱，军民难以度日。上述河道从湾头起到通州白浦止，长三百四十余里，都应拓宽到八丈、浚深三尺，约需八万五千六百余人，六十个工期可以完成。每人每天供给口粮二升，共需粮米十万二千七百九十余石。臣又考察，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陈公塘，都是汉唐以来的古迹，各自原有放水、减水闸门。年代久远，已经坍塌，但遗址仍在。近年以来，只是修筑土坝拦水，随修随塌，不能蓄积水利。如果每塘修造一座板闸、两座减水闸，水涝时泄水，不致冲决塘岸；干旱时放水，可以接济漕河。以上四塘共修造放水板闸四座、减水闸八座，除去旧有砖石外，约需添置砖石等材料、雇工和匠作工价银二千余两；杂役只用各塘现有的人夫，不必劳民动众。臣虽然没有见识，但询问众人，大家都认为，如果把以上三项河道工程按计划整治，或许可以使舟楫畅通，永远消除浅阻和风涛之患，成为往来军民无穷的便利。只是上述工程规模很大，所需人力、钱粮很多；况且扬州府连年遭灾，百姓贫困，仓库空虚，近来又有天象显示警示，强敌侵犯边境，人心惊疑。像这样的工程不容易轻率兴办，必须等到时令和顺、年成丰收、人力宽裕时，才可以实施。只有修理陈公等塘的闸门这一件事，不用另外征募民夫，只使用上述工价来办理，比较容易。是否可以从本府收贮、准备解送京师的船料铜钱中，委派官员支取，购买材料修造闸门；这样也可以蓄积水利，接济漕河。扬州府重修白塔河记【王璵】维扬郡治东北两舍左右，在宜陵镇旁有一条河，名叫白塔，大概是古运河的支流，向南属于江北，通达淮河。明朝宣德壬子年，平江伯陈公瑄疏浚旧河道，在新开大桥、潘家江口修建四座闸门，用来蓄水、泄水，便利江南漕运。年久日深，河道中多有淤塞，船不能通行，闸门也相继毁坏。到了成化癸巳年冬，巡河郎中郭君升把这件事上奏给总督漕运都御史李公裕，李公征询众人意见，取得修河办法后，交给郭君主持并总理工程。郭君于是召集附近军民二万人，疏浚旧河二十里，修筑东西两岸防水堤四十里，建造通江、大同二闸；大桥、新开闸中旧址尚存的，也都修复，又增筑土坝三座。夏天潮水上涨时由闸门泄水，冬天水涸时由土坝蓄水。又修建五座减水闸以防泛滥，五处浅铺以备疏浚。至于处理河务的防御设施、祭祀河神的祠庙、保障治安的巡检司，凡是有益于河道的事情，无不办理。工程于丁酉年三月开始，到当年六月完工。通判鲍克宽把事情的始末写来，请我作记。我曾考察吴城的防沟，又从《左传》中查访到渠水沟通江湖的记载，从《迁史》中看到唐代漕运江淮时撤闸置堰的事，宋代到绍兴年间又把堰改为闸。这样看来，扬州境内的漕河最为重要，儒家先贤讲论漕运制度最为详备，县官所能征收的漕粮也最为丰厚。

译大体说来，建国于西北，是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从东南取得物资，是供应无可计量的费用。以今天对照过去，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兴办事业、鼓励功效，有待于人的作为，这就是白塔河今天得以疏浚治理的原因。不过，古人曾说，润州向北到瓜步沙尾，河道曲折汇流六十里，船只常常毁坏沉没，于是把漕运路线迁到京口埭，沿着伊娄渠通达扬子江，一年没有船只倾覆，还减少运费数万。如今京口埭已经淤浅，不能承受重载，于是从常州孟渎河入江，逆流驶向伊娄渠，绕远一百八十里，比六十里远了两倍；而且还要承受大江风涛的险恶和漂流沉溺的祸患，这种危险每月都可能发生，已不只是每年偶尔见到而已。如今白塔河建成，江南漕船从孟渎河出来，可以直接驶向断腰洪，进入夹江三十里，再行四十里就到达扬州境内；既脱离不可测的深渊而驶入安稳水流，又忘却盗贼侵扰的忧虑而进入乐土。船工欢呼无事，转运挽船的篙工、掌舵的舵师可以安睡着到达。这样节省的费用，难道只是数万而已吗？假使没有李公的筹划、郭君的谋画，想要排除众议，继承并发扬前人的成就，使功利施及当时、流传后世，像这样的工程哪里能够办成呢？李公，字咨德，南昌人，巡抚淮南，显著地具有声望和政绩。郭君，字腾霄，濠梁人，在徐、淮之间治理水利，也多次取得奇异的成效。因为这些事情同白塔河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所以都略去不写；这里只特别记载他们兴利除患、充实国家、惠及百姓的一件事，把它刻在坚硬的石碑上，用来勉励后来的人。仪真县复通济闸记【王夔】仪真县城东南一带，自成化甲午年起，提督河工部郎中郭君升向朝廷疏奏，设置了临江、通济、响水、里河口四闸。通济闸处在中间。当初设置闸门时，民间闾巷中以坝利为生的商贩之家习惯于旧制，往往散布流言喧嚷，说设置闸门会有泄水、损失盐利的祸患，好像没有必要设置闸门。等到闸门建成，不过两年，通济闸就被废弃了。大概设置闸门既不合他们的心意，废掉它正好落入他们的算计。即使有远见卓识、知道它不应废弃的人，也只是任其自然，没有人直言劝阻，听凭它被废罢了。通济闸为什么不可废呢？潮水到来后，不到一个时辰便突然退去；船只成群停在闸前，首尾相接，约有二三百艘。如果让这二三百艘船面对突然退去的潮水，假如没有通济闸迂回蓄水、缓冲水势、阻挡冲击，就会使很近的路程隔成千里，一会儿的时间拖成早晚；前面的响水闸赶不上，后面的临江闸又已经太远。这样还能不遭受浅涸、损坏的祸患，几乎是不可能的。癸亥年的灾难可以作为鉴戒。因此临江等各闸不可没有，而通济闸尤其不可没有，更不能废弃。废弃它，是出于一己私智。纵使说废弃它出于个人私意，那么不改变事情，又怎么能看清实际情况呢？于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员外郎何君向总督漕运兼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公陈述此事，张公认为他的建议正确，便发檄文给总理扬州府事务的通判韩侯和知仪真县事马侯，协力恢复废闸；主簿唐侯暹、义官许晟、夏麟，以及耆民柳瓒、夏傧、盛清、臧恕、张纶，也共同办理此事。工程于弘治乙丑年正月初一开始，历时四个月完工。所用物料按株计，松、杉、榆木三百零七株；按斤计，黄白檾麻八百五十斤，生熟铁八百斤，软篾、油灰各二百斤，木炭一千二百斤；按石计，秫米七十石，石灰一千二百二十五石。总计费用白银二百四十二两有余。闸高一丈五尺，南北两堤的燕尾共长三十一丈，砌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衬石一千七百四十九丈。虽然闸址仍旧，但规制更加坚固。适逢提督河工部郎中张君来到防地，亲自开启闸门，快船和战舰随着潮水上下行驶，船工都称便利，不再有浅涸、损坏的困扰。马侯因为我是本县人，请我写下前贤设置闸门的艰难、后人废弃闸门的容易，以及复闸者比设置闸者更为光彩的事情。并且让后世从今以后修整维护它，不要再因私利而仿效旧弊，给后世留下无穷祸患。我认为，柳子曾说，贤能的人兴办事业，愚昧的人废弃事业；废弃后又恢复它，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沿袭这种习惯，认为这样做是错的，这是普通人。普通人尚且知道这个道理，本来不值得专门列举。然而，能够恢复这项事业，必定要靠贤能的人，这大概就是今天恢复通济闸的意义吧？欧阳子曾说：创办事业的人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承者常常使它濒临废弃。自古贤智之士替百姓防患兴利，遗留下来的设施往往还在。假使后继者都能像最初创办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仍能享受它的恩惠，天下哪里会有被遗弃的利益呢？这大概就是今天刻石昭示后人的意义吧？张公名缙，字朝用，阳曲人，成化己丑年进士，历任总台宪，施恩惠于淮地，不久入朝任户部右侍郎。何君名垕，建昌人；张君名玮，吴人；韩侯名琚，河南人；马侯名论，辽阳人。闸对记【黄瓒】我奉命在仪真督运船只，同水部郑克明、杨汝珪商议开启闸门，以节省过坝费用。凡是管理闸务的人，都安于常规、沿袭旧制，认为不可这样做。当时郑克明已经离任，我同杨水部坚持意见更加坚定，于是把仪真卫指挥金镗、刘俸，知仪真县事李文瀚，仪真县学教谕卢绣，训导吴正、叶逢春召集到船上，举起一根木头对他们说：“用这根木头挡平水面，看所有经过的船，能泄掉多少水？”众人都说：“好。”过了一会儿查看，水位比开始时降低了约二分。我说：“水只是从近处被抽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水从远处聚集过来，水位应当没有减少丝毫。第二天早晨查看，果然如此。众人的议论于是受挫。有位客人经过，我询问其中缘故，便随即回答并责问他，又把这件事拿给杨水部看，准备据此平息浮议，开创长久的利益。水部看后点头说：“这大概就是都宪黄公记载修闸的用意吧。”当时桐城张履谦也在座，说：“我曾见邃庵先生也这样说过。”于是遍看各座闸门，除二位公卿的文章外，又在破墙荒土中找到先少宰钱公、太宰王公的文章。大家高兴地相互说道：“闸门的兴废，公论到这里就可以确定了。”

译然而这对我这个卑微之人并无益处，不能把它刊刻在木板上传世，前人惠利百姓的功绩必定会相继埋没。即使今天恢复了闸门，怎么知道将来又不会被浮议迷惑而废弃呢？水部说：“确实如此，请把它命名为《举坠录》。”水部说：“这个名称很贴切！”后来我从水部那里取回前稿，准备撕掉。水部问：“为什么？”我说：“我所凭臆测提出的意见，四块碑文已经全都说尽了，哪里还用得着这些多余的话呢？”水部说：“诸位前辈的文章，是士大夫能够理解的。至于亲自走过、亲自试验过，利弊是非如同呈现在手掌上一样，可以用来考察实际情况、评议众人的意见；你的话就属于这一类。请把它接续写在碑记之后，并一并刻下。”正德戊寅年夏五月十日，我在仪真已经开启闸门，漕运得以通行。有位船客经过，我问他说：“从前闸司害怕泄水，禁止开启；如今我开启闸门，水并没有泄失，船只却得到通济，这是什么见识使你这样做呢？”他说：“只是看到了事理。”客人问：“事理在哪里？”我说：“闸首是里河口，中段是通济、罗泗，末端是阑潮。阑潮距里河口约五里，可以容纳二千艘船一时之需。船进入通济闸才十一艘，像鱼鳞一样依次等候。关闭下闸、开启上闸，等内外水面平齐后，不用绳索牵引，从寅时末到申时结束就完成了。泄出的水，长不过一里，宽不过十寻，深不过三尺。以这点泄水来计算淮南、江北蓄积的水量，蓄水长度约有四百倍，宽度更何止是二万倍。按二乘四计算为八百万，那么每开启一次闸门，只不过泄掉八百万分之一罢了。刚刚除去一份而已，有什么值得担心泄水的呢？客人说：“我曾见闸司迫不得已开启一次闸门，船既被闸门两翼牵制，又用绳索牵引西堤的绞关，一整天还不能通过二十艘船，为什么？”我说：“下闸没有关闭而河道已经开启，人力不足以抵挡水势。”所以我说：“闸务之所以废弛，是绞关造成的。”客人说：“绞关本来是辅助闸务的，你却说它导致闸务废弛，为什么？”我说：“北河的闸门，地势还像台阶一样，闸门在下方，从上方承接水流；船只如果不赶紧牵引，就怕上游水退尽而不能进入，进去了又不能上行，因此要借助绞关。如今通济闸关闭、里河闸开启，水面平稳，船只航行只需依靠扬帆、撑篙，哪里还用绞关呢？只是没有办法遏制奔流，却强行依靠人力，于是水容易变浅，船难以前进，这正是浮议乘机而起、加以阻挠的原因。”客人说：“天下的水，那里水涨这里也水涨，那里水退这里也水退。” 为什么清江的闸门长期开启而不关闭？堤塘为防涝设置的斗门，又要从那里泄水；这里却只怕漏水，禁止开启。难道水的本性失去了平衡，水量的消长盈缩不能相互贯通吗？从那里泄水就同这里无关，从这里泄水反而会给那里留下祸患吗？”我说：“难道是人心偏向水势吗？为什么偏要说那里的泄水同这里的盈缩无关？譬如用盆盛醋酒，左边漏了却说同右边无关，即使有一点知识的孩子也不会愚蠢到这样。宁可把多余的水减少在无用之处，却不肯用来便利舟楫；譬如厨房里有剩饭，面对乞丐哀求却不给，反而拿去倒进污水沟，有人心的人似乎也不忍这样做。”客人说：“如果没有很大的禁令，为什么会固执到这种地步？”我说：“并没有什么大禁令，只是那些靠囤货、出卖劳力为生的人从坝上获利，所以闸门一开，便有人收受贿赂、泄水取利的诽谤；而在旁观察的人大多不加辨察。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宁可废弃公道，也不愿承担怨恨、遭受诽谤；奔走于下属官吏之间，熏染他们，使他们防守自己的利益，一人倡议，百人附和，只知道依附坝利。于是闸务日益废弛，前贤设置闸门的盛举、朝廷济民获利的大恩，终于变成了空文。”客人说：“北闸的水源不断，放水则减少，关闭则聚集，这是它的常态。” 如果像这样只是盘盂中的积水，遇到数月不下雨，关闭闸门不泄水，办法用尽了，那将用什么来增加水量呢？”我说：“潮水有大小，也有定期，应当等潮水到来时开启闸门，使潮水灌入内部，水面平齐后再关闭闸门蓄留，使乘潮而来的船不因浅水受阻，并且使里河所承接的水不再退去。这样反复几次，就可以把浅涸变成充盈，怎么能说因为害怕泄水而不开闸呢？这是多么荒谬！”客人抬头笑着说：“从前大水时，里边难以运出，外边又难以进入，工部郎中吴君命服役者借潮水通行，众人私下都笑他。吴君命人稍微削低坝身，不久潮水到来，原来外面难以进入的水借势涌入内河，不能漂浮船只前进。两岸处境困难，运粮船、商船都感激吴君的恩惠，拍掌跳跃，把吴君当作神明。像你这样议论吴君，大概是看到了闸门的作用，才把功劳归于坝吧，难道真是神明吗？”我说：“是的。”客人起身叹道：“治理政事全在人为，这是圣人最正确的论断。”客人于是作揖致谢而退。仪真县新建拦潮闸记【杨一清】弘治辛酉年春二月二十四日，仪真县新建的拦潮闸完工，可以便利漕运。仪真作为漕河，自前代以来就是如此。我朝定都北方，每年从东南漕运粮食供给京师，多数经过这条水道；这里大概是咽喉要地。然而漕河的水到了这里就要流入江中，河江高低地势不同，河水容易泄失并且干涸。宋嘉定年间，守臣上奏建议设置三座闸门以蓄水，不久废弃，重新兴办又重新废弃。明朝洪武辛亥年，才在原址筑坝。船只从上游驶下后还要上坝，必须用车拉过坝才能到达；如果不把货物全部卸下，就不敢启运。用力稍不均匀，船只就会损坏。因此仪真一带船舰云集，贩卖贸易喧闹，谋求坝利的人像浮萍聚集、蚂蚁依附，靠囤货和出卖劳力为生，只觉得坝最方便，闸门的事便不再谈了。成化甲午年，巡河郎中郭君升建议设置四闸：东关闸、响水闸、中闸、罗四闸，以通江水，一时都称便利。唯独妨碍坝利的人煽动“泄水”的说法，听信的人跟着附和，闸门于是没有使用。弘治戊申年，朝廷因言官的建议把此事交给工部，檄令郎中施君恕勘察适宜情况，恢复东关、罗四二闸，废去响水、中闸并重新修建，船只又恢复畅通便利。

译然而江边没有闸门，潮水无处蓄积，上闸一开启，水流倾注而下，无法遏止，于是又有人提出泄水的议论。漕运总戎郭公鋐曾想增设江边拦潮闸，有人说江边多浮沙，最终没有实行。弘治己未年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公敷华奉敕巡抚并总理漕运事务，有人提出修建拦潮闸的建议，张公向众人询问。扬州府同知叶君元进说：“我曾奉檄主持疏浚河道，河道疏到江边时深七尺，土质是黄壤而没有沙，闸门一定可以设置。”张公说：“好。”于是把这件事上奏，立即得到批准。张公便发檄给郭公，命叶君负责此事。叶君接受命令后十分谨慎，登记材料、核定工程，择定庚申年十月八日开工。他勘察地势，确定闸门规格：高一丈八尺，中部宽二尺八寸，长三丈，东西两翼各延伸，合计长度为闸身长度的二倍。于是凿石、砌石，使石块犬牙交错，互相嵌合；又加以磨砺铲削，使堤岸削平如砥；叠砌数层石块来加固岸边，以松木桩密密排列来加固闸底。所用材料按段计，石八千七百九十段；按株计，木五千四百七十株；按片计，木板四百九十片；按斤计，铁二千九百八十斤、麻一千六百七十斤、篾六百一十斤、桐油一百斤；按担计，石灰二千一百三十担、粳米四百八十担、秫米三十三担。各种雇工出售劳力所领取的工价，取自前一年疏浚河道的剩余银一千余两，没有责令有关部门筹办，因此工程虽大，官府却没有增加负担。工程刚开始时，监察御史冯君允中巡行河道，来到这里，环顾称赞，并亲自为工程指点规划，使他们赶快完成。巡河郎中刘君随后到达，和工部主事邹君一起督促鼓励，群臣受到感召，百工纷纷前来，所以事情得以完成而人们没有诉说劳苦，距离开工之日才四个月。冯君认为闸门开启、关闭应当有固定规程，于是让刘君议定，根据河水盈缩和潮水涨落来决定，传檄有关部门遵照执行。这一年江河水道畅通，船只没有停滞，扬旗击鼓，几十上百艘船在饮食谈笑之间便通过了；同车运过坝的劳苦相比，当然无需再加以比较。到了秋季连续十天大雨，湖水大涨，能够及时泄水，没有横向决堤而危害堤坝，也全靠这座闸门。每年漕运所节省的费用究竟有多少，民船商船所节省的费用又究竟有多少，年复一年，实在无法估量。唉，天下没有难以办成的事情，只看怎样去办罢了。事情开始在于志向，成功在于果断。

译《尚书》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在于能够果断。” 正是这样。从前虞文靖公曾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去做那些不可不做的事，不敢擅自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也不轻率去做那些不必做的事，这就可以了。”这座闸是为漕运着想、为天下着想，确实是张公不可不做的事。然而如果志向不够崇高，就会说“为什么不仍旧沿用旧制”；如果力量不够果断，就会说“为什么要招来怨恨”。想要果断有所作为，实在很难。不然，自从设置闸门的建议提出以来，经历了几任官员，最终都因反对意见太多而无人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屡次兴办又屡次停止，一直没有成功。张公一到任就谋划此事，谋定之后亲自承担责任，选用合适的人交给他们办理；即使众人喧嚷、群起反对，也坚定不变，他的志向和果断超出常人，难道不正从这里得到证明吗？但我常见世上的官员有所举动，往往被反对意见阻挠；同事说功劳不是自己的，便从中诋毁，唯恐费用过多。何况下属奉行时，又没有贤能的有司，只用空文敷衍办理，徒劳无益，反而增加众人的非议，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因而坐视工程毁坏、事业失败的，多得很。张公兴办这项工程，冯君等贤者既在上面赞助他的决断，又替他规划议定办法，以图长久实行；他们从未加以阻挠，而是尽力配合。又有叶君善于筹算、亲自察看，没有不竭尽力量，经营构造没有一处不合适。想来，这只是暂时增加费用，却能大大减轻长期负担；百年来应当做而一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一旦从容办成，那些散布流言的人也不敢再说一句。这虽然是张公忠诚信义所感化、声望威势所推动，但诸位君子共同谋划、竭力效命，他们的功劳难道可以抹杀吗？所以一并记载下来。把它刻在石上告知后来的人，使后人继续守护，不要再被浮言迷惑，毁掉前人的功业。东关闸记【庄防】仪真东关闸，是工部主事夏公育才修建的。夏公奉朝廷命令来督理仪真事务，认为仪真是京师的咽喉要地，是转输漕运必经之处，也是朝觐者和商贾必定经过的地方；有京师，就不能没有仪真。然而仪真的五坝，又非依靠东关闸不可。五坝水满，就蓄水于东关闸，以等待五坝干涸；五坝干涸，就从东关闸泄水，以救济其急。有五坝，就不能没有东关闸。五坝是仪真所使用的，东关闸是为五坝使用的。夏公急切办理此事，难道只是为仪真打算吗？这是为京师打算，也是为天下打算。夏公的用心，朝廷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夏公设置闸门后，有人对我说：“仪真五坝所在的地方，不过是一片低洼水泽。以京师之大，依靠这里的力量，不过得到几丈之地的帮助，难道值得深思远虑吗？”然而如果要为京师筹划，使仪真五坝不费多余力量，而国家用度自然充足，这有什么困难呢？从前虞文靖公送祭祀天妃的两位使者时说，国家东部沿海向南的大片芦苇水泽，长宽相乘，淤积可以种稻的土地，何止一千几百里。如果让东南人筑堤围圩、开垦耕种，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实行屯田并放宽赋税征收，就可以省去江南漕运的一半，而仪真五坝的作用也同样不能废弃。如今有人说，仪真到急水河一带的地势高低相差不下数丈；如果堵塞瓜埠，疏通六合野浦桥的淤塞处，就可以从急水河直达仪真。长江大河上风帆浪船瞬息千里，谁能够抵挡呢？这样仪真五坝又可以合并省掉了。夏公为朝廷筹划，为什么不采纳这个办法而要修东关闸呢？我说：“不是这样，你是拿自己涉猎到的知识来推测夏公。夏公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我因疾病而废弃在家，所说国家东部沿海向南的土地，从未亲自到过，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屯田；也不知道虞文靖公古代的主张，今天是否同样可行。假使可以实行前一种说法，那么屯田收入只能省去江南漕运的一半，而剩下的一半果真能够不依靠五坝的力量吗？按照后一种说法，工程规划虽无可非议，但水势高低也不能马上凭口舌争论。假使果真如此，那么江水天空、水位下降时，同夏季洪水漫溢的日子相比，又不知道能否相同。如果确实不同，五坝又能废弃吗？所以东关闸不能废弃。大概夏公的学问有本末之分，因此他的政务安排有缓急之别。缓办的事情效益大，但通常用力困难；急办的事情见效快，用力通常容易。夏公知道这三件事都好，所以先做容易的，后做困难的。至于所谓从急水河通达仪真的建议，夏公的朋友夏官主事娄元善已经上奏朝廷了。娄元善的主张，夏公难道有不知道的吗？既然知道，夏公难道有不替他完成的吗？按照娄元善的主张由夏公完成，这是夏公的功劳。至于文靖公的主张，确实很不容易做到，若没有扭转天地、倒转江海的力量，便无法实行。我看来，夏公难道能够推辞吗？假使夏公不把它视为困难，又竭尽力量去做，那么国家用度还有什么不能充足的呢？夏公大概将把这三件事依次实行；如果说夏公不知道从这里着手，那就是不了解夏公。否则，善于同别人共同办事、不嫉妒、不强求，又哪里没有一条可行的道路呢？知道急水河通水的主张，便明白仪真的水道不能仓促开通；如果把五坝也一并仓促废弃，那么往来京师的人只会求助于眼前，东关闸便会处在急水河的地势上。知道屯田的主张，便明白天下的事情不可能没有阻碍；假使急水河工程做得不好，就会成为迂阔空谈，凭什么取得朝廷信任？建成急水河，是为了屯田之地。这种裁成左右、安排先后的精妙，经营天地造化的巧妙，别人来不及知道而夏公独自知道；我私下窥见的，大概就是其中的一点。唉，天下的治理，如果都退回到结绳记事、人人如野鹿那样的状态，也就罢了。若想同其他事物相互应接，那么大的谋划，也没有超过这个的。像夏公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受到非议吗？夏公名英，育才是他的字，世代居住在吉水。云【《庄定山集》】京口运河疏浚记【倪谦】

译镇江作为郡，濒临杨子江；有一条河通向长江，名叫运河，正同江北的瓜州相对。凡是苏州、松江、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的人，船只从长江出发，大多由此直行而容易到达。然而从京口闸到常州郡奔牛坝之间一百六十余里，地势高低起伏，河道浅窄，只适合小船通行。那些大型漕运船只以及官船、民船，都要从夏港进入大江，经过圌山，才能够通行。水道曲折遥远，暗沙险阻，风涛不时发生，轻则桅杆倾倒、船桨折断，重则船只倾覆沉没、伤害人命；有时遇到寇盗，动辄遭受劫掠。而且沿河的田地一遇旱灾，水脉干涸，不能灌溉，只能坐受饥饿死亡，公私双方都以此为患。景泰年间，郡中长官想要疏浚河道，具疏上报朝廷。诏令巡抚工部尚书周忱考察事情，勘定工程费用。奏疏上呈后，周公因辞职离任而去。天顺年间，总督粮储都宪李公秉接任此地巡抚，诏令下达，命他复核实际情况后施行。李公开始筹措经费，兴办这项工程，不久又被召回朝廷。后来巡抚都宪崔公恭奉命接任，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有利国家、便利百姓，于是同郡守林公鹗重新考察此前的建议：从新港到奔牛旧河，疏浚使其加深加宽；京口、吕城的旧闸，就修补砌筑那些坍塌残缺的地方；另在郡城减度桥处降低桥身，增设一座闸，用来蓄水。潮汐和洪水盛大时就开闸放船，水势微小时就关闭闸门、堵坝蓄水，希望水有所蓄积，舟船通行便利，田地得到灌溉滋润，长久成为百姓的便利。所需各种材料，就从浙江、嘉兴、湖州二郡征取；服役的工匠、石工，就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郡征调。议定后便兴工开创，聚集材料，招募工匠，严格规定期限，刻定日期全部集合，由各主管官员分别负责各项工程。至于规划、劝导和督促，我亲自到场办理，办事只求勤勉，和大家并手一同工作，举锄的人如云，挖土堆积如山。河道狭窄的就拓宽，浅的就挖深，务必达到深而宽，使它能够容纳更多的水；旧闸就培补崩塌处，补全磨损残缺处，恢复原有规制；新闸就把木桩打入地下，以砖砌筑基础，再用灰石层层加固，用铁键固定，制度按规定办理，务求坚固严密。按时蓄水、泄水，常使水面与闸门相平，不使水量过多或过少。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工，某月某日完工。工程费用：木材按根计若干，石料按方计若干，铁按斤计若干，劳役按工计若干。工程刚开始时，百姓颇以为劳苦。到如今十多年间，水势常常漫延，不仅舟船能够安稳通行，依靠它免除了风涛和盗贼的忧患，而且田地也得到灌溉，大享丰收的利益，更加追念前人的德泽，无不想刻石来记载他们的功绩。丹阳尹蔡侯顺应百姓的意愿，于是详细叙述疏浚和设置工程的始末，嘱托我写成记文。疏浚田间沟渠，使它们通达河川，是禹的功绩。自从井田、牧地、沟渠和水道的制度废弃以后，河渠的利益才兴起。古代能够疏浚河道、导引河流的人，史书从未断绝记载。由此看来，水所带来的利益，确实是施政的首要事务。功业巨大的，费用就多；利益广泛的，劳力就多。然而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付出暂时费用，就不能长久安宁。因此这项工程中，李公不顾惜费用，先前立志谋划兴办；崔公不怕劳苦，后来竭力承担责任。最终能够完成，是崔公的功劳。这难道不是能够急办首要事务的人吗？所以如今遗留下来的恩惠在人们心中，难道只是引起人们无穷的追思吗？而伟大的功迹留在世间，必定会由郡志记载、国史书写。他们将和古代那些能够疏浚导流的人一样，名垂不朽。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让他刻石立碑。《常州府重建奔牛闸记》【王璵】距离毘陵城西三十里，那里是奔牛堰。逆着堰水向西行一百八十里，经过云阳到达京口，这就是运河。那里地势向东倾斜，大概是因为堰不足以按时蓄水泄水。古代曾在京口、吕城、奔牛设置三座闸，都没有人能详知它们的创建始末。我曾考察《史记·丹徒水道》，从六朝以来就有通往吴地的水道，隋初又有诏令疏浚治理，那么这些闸在齐、梁以前已经存在了。宋代陆放翁所说的“自行创建”，运河三闸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记载。近来大业年间的工程，闸应当随着河道的兴废而兴废，但志书没有记载。到了元符、嘉泰年间才两次记载修复，那么在上下数百年间，闸门毁坏而没有记载的情况也已经很多了。本朝洪武己酉年，闸废弃，又改导其支流向东北，从堰处筑坝；从此运河不再通行。载重漕船大多从孟渎河渡江，江上航行危险而遥远，每年不能没有覆没溺亡的祸患。天顺己卯年，如今的冢宰崔公克让任都御史巡抚江南，因百姓担忧这些祸患，便向朝廷进言，请求恢复修建闸门；规划经营恰当，委任得人，不久五座闸就告成了。在常州境内的，就是奔牛下闸。成化戊子年，都御史邢公克宽来接任，认为奔牛还有上闸，旧址仍然存在，何不也修建起来，使上下闸互相开闭，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常州守卓君天锡办理，并让武进县丞宋瑛主持工程，从公帑中拨给费用，趁农闲征发民夫。其规划经营的完善、工程完成的迅速，都和下闸相同。从堰废为闸、闸废为坝以来，谈论水利的人时常加以非议。如今闸和坝两者都保留：春夏水涨时由闸泄水，秋冬水枯时由坝蓄水；坝可以蓄水，而闸不会堵塞。根据遗迹加以防护，制定长远规划，这哪里是喜欢因循守旧、又自以为是的人所能仿效一二的呢？闸建成的第二年，同知谢君庭桂嘱托我写记。国家自从迁都北京以后，物资和赋税大多取给于东南，正如汉代取给于山东、唐代取给于江淮一样。引渭水、开凿渠道，含嘉仓转运漕粮，当时最称便利；然而水道有底柱之险，持不同意见的人也曾改建，最终没有成功。这项工程是根据智慧技巧而不违背地势顺逆，并且以古今成败为鉴的。近来有人建议从七里港疏通河道，越过黄坟冈以承接江水，崔公没有采用；如果采用了，几乎就会像从褒斜开路一样，邢公后来又继承此事，补治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不再另行迁改。这也远远不同于开凿三门而多次修造梁栈。二公历任台省官职，素来有才干和声望；他们出任镇抚南方的职务时，威严与恩惠并行，使国家足以使用，使漕运和转输能够避开险路，正系于这项举措，其余也可以类推。卓君能够承继并引导此事，百姓不受过度劳苦而功效自然加倍。把这些事施行于守官任内，成就了美好的政绩，都不能不记载。记载前人的事迹，是为了昭示后人，使继任守官的人不致使它们废坠。谢君的用心，也确实深厚。因此写下这篇记文。《漕船志》【马廷用】

译我的同乡席文同以进士身份出任郯城知县，入朝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分司清江船厂。他刚到任，就兴办有利之事、清除弊病，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过了一年稍有空闲，便在船厂旁边以及分司左右，都树立大匾加以标识。又贯通考察历代，考证漕船沿革的次序，派使者经过南京，嘱托我为此写记。文同治理政务，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了。清江船厂在清河县南面，距离淮安三十多里，因为临近淮水，所以称为清江。那里地势平坦开阔，放眼望去一片空旷，大概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定都金陵，九州和各夷地都按照本地物产进贡。太宗文皇帝使国家安定，进一步隆盛地继承先业，于顺天府开始营建北京，于是命文武大臣各一员，疏浚闸河以通舟楫，兼有海运转输的一半。实行不久，海运便停止了。如今所谓清江、卫河二提举司，都是当时议定、认为便利而可以长久施行的制度，历朝相承，只略加增减。到英宗时，江南、江北开始限定船只为一万一千七百多只，清江占十九，卫河占十一。后来清江运船的数额，又从浙江、南直隶等卫分出，令其自行建造，隶属于清江的，只剩南京、镇江、江北直隶的各卫所。每艘船的价格是白银一百二十两，起初征收的造船材料费用取自江西、湖广、四川、福建、直隶、徽州各郡县。百姓苦于解送缴纳，往返历经一年，弄得破产荡家；公私都困窘，军士也往往有领取的材料费用不足、辗转赔补的祸患，几乎有人因此卖儿子、出利息，辗转逃避欠债。有司把实际情况详细上报，朝廷采纳群臣意见，命湖广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隶太平府由部官抽分税款，以充作清江、卫河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则命本司自行掌管。合计每年按例应有白银二万六百七十两，苏州、杭州、淮安三府的工匠银三千三十两。每年额定建造五百二十三只，江南各省府不计入这个数额，至今遵守作为定规。近来总督漕运右都御史安福张公、总兵官都督同知合肥郭公奉诏入朝，会同本部尚书曾公等，首先提出重大建议，又增加官银二千三百七十两，总计官府供给白银二万六千七十多两，加上各军士按原额自行办理的白银二万三千七百多两，每年共计使用白银五万多两。疲惫的士兵顿时稍稍得到休息。这就是晁大夫所说的节省民力而不使其耗尽，也是邵夫子所说的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谋划大计的人不吝惜小额费用，谋求长远效果的人不满足于眼前功劳。如今计算费用而拨给时，即使极少的钱也必定斤斤计较；按船只数目督造时，即使船只沉没覆毁也不顾惜。再加上那些罗织罪名、制造事端的官吏，争相追求虚名；那些远避诽谤、避免嫌疑的人，只知道拘守旧案。运输几次以后，弊病一天天滋长。我恐怕军民都疲惫不堪，上下都困乏，不知要有什么拯救的办法、通融的措施才能处理此事并取得成效。唉！天地间的财货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孔子说：“要按制度节制。”曾子说：“使用财物要宽舒。”即使让刘晏等人重新出现在世上，想出千条万条途径，也只是徒然纷纷更改。我们的圣贤之言已经足够，理财的方法要旨不过如此。我姑且把这些话附在末尾，作为《清江船厂志》，并且用来告诉将来从事此事的人。万一君主和宰相有所询问，就应当拿这篇文字回答他们。这是我日夜所关心的事，只是惭愧自己未能做到，也是文同刻石的用意。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清议篇》【唐龙】漕运钱粮的府库，竟然露天堆积在船上，而掌管它的人又动辄违背规约，所以奸利容易滋生，狱讼繁多兴起而不能止息。于是特意设置理刑主事，掌管这些案件，他的职掌是专门的。其他不属于漕运的案件，如官吏剥削百姓有诉状、百姓争斗有诉状、商人拖欠债务有诉状，都一概交由有司受理，理刑主事不得参与。这是不可更改的制度。近年理刑者不只审理漕运文书中的案件，凡是各项条例规定不归其管辖的，也一概越权干预；又兼管广泛捕拿、秘密拘捕，罗织罪名日益繁多，案牍每天都堆积不清。越权代替别人办事，是官员的僭越；十只羊由九个人放牧，是对百姓的残害。舆论都认为这种做法不正，非议之声纷纷扬扬传遍道路，传到京城。被削职夺去官衔的有多少人？于是当时将要接任的人都害怕前往，已经前往的人想离开，离开的人又希望尽快离任，好像一天也不能居处。嘉靖戊子年春天，我接受了总理漕运的任命，京城士大夫把这些缘故告诉我，使我很忧虑。少宰中峰说：“如今的理刑主事是李子尚，他的操守端正，通晓政体，不必为此担忧。”四月进入淮河境内，我问当地父老，他们说：“理刑主事贤明啊！”我问齐地百姓，他们也说：“理刑主事贤明啊！” 后来详细考察这件事，官吏的诉状送来，他推辞；百姓的诉状送来，他也推辞，说：“自有主管此事的人。”如果商人争夺琐碎的利益，他不屑因此扰乱自己的政务，便高兴地说：“辨析处理得好，慎重权衡得好！”于是把漕运所属的各项刑案全部检查一遍，按次序交给他，他便说：“这正是我的职责，怎敢不慎重而尽力办理！”对奸邪进行诘问，对蛀虫加以剪除，对贪吏予以拘系，对侵吞渔利者加以惩治，完全按照常法执行，一点也不宽贷。政令清楚明白；有疑问的，就辨明其中的诬陷；有冤屈的，就为其伸理；有困滞的，就疏通其阻塞；怜悯体恤，痛切忧民，又像不能停止一样。繁琐的诉词不再充斥公堂，私下请托也不再出入门户，政务有固定常规，百姓不受扰乱了。由此清正的舆论秩序井然地确立起来，并且蓬勃兴起。然而难道真有不可任职的坏地方吗？坏人去居其位，哪里都坏；好人去居其位，哪里都好。李子尚将要得到替代时，父老和齐地百姓一同来请求我挽留他，却未能如愿。于是我写成《清议篇》来彰明他的事迹，也希望他终身谨慎自守。《河议》【宋濂】

译宋潜溪说：近几年黄河决口，不能治理，皇上对此深感忧虑。已经派平章政事嵬某、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台哈布哈、沈两珪以及白马去致祭，又设置行都水监专门治理河务，但功绩仍没有显现。于是下令丞相会同廷臣商议，众人的意见各不相同。我认为，黄河源头在西北，距离中原非常遥远，水势湍急凶猛而难以控制，如果不多设分流以削弱它的水势，就不能用人力战胜它。为什么呢？黄河发源于吐蕃朶甘思西部边境，方圆七八十里，有泉水一百多处，像天上的列宿一样，名叫鄂端诺尔，译成汉语就是星宿海。星宿海以西的水又汇成阿拉克诺尔二泽，随后向东流成为齐宾河；齐尔绰克的水从西面汇入，呼喇的水从南面汇入，雅尔楚的水又从东南面而来，于是水流渐渐增大，称为托喀尼，译成汉语就是黄河。黄河向东流，又分成九支，称为伊逊鄂罗木，译成汉语就是九渡。水流仍清浅可涉；又向东约流五百里，才开始逐渐浑浊，水势也更加增大。朶甘思东北边境有一座大山，四季都积雪，叫伊拉玛博啰，又叫腾格哩哈达，译为昆仑。从九渡向东行约三千里，才到达昆仑山南面；又向东流经库济库德二地，到哈喇博勒齐尔与纳琳哈喇河汇合，又同奇尔穆苏二水合流，随后转向西流到昆仑山北面，接着又转向东北流到贵德州，那里名叫博勒齐尔。从昆仑到这里不止三千里，又行约三百里到达积石山。从积石山向上游到星宿海，大约有六千七百多里。河水来势既远，注入时必然猛烈，所以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流到砥柱以及孟津、洛水汇入处，直到大伾山。大伾山以下，分成两条水道，向北载流到高地，经过洚水到大陆，分布为九河，奔向碣石山流入渤海。然而自大禹以后，七百七十多年没有发生水灾，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河流分开后水势自然平缓。周定王时，黄河迁徙到砱砾，开始改变原来的河道，九河的遗迹也逐渐淤塞。汉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汉武帝时，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钜野，通向淮水、泗水，泛滥十六郡，灾害波及梁、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河流不再分流，水势更加横暴。到了修筑宣房宫堤之后，疏导黄河北行，分成两条水道，恢复了禹时的旧迹；后来又疏浚成屯氏等河，黄河将要流入千乘县的德棣河，又分成八支，于是八十年又没有水灾。到了成帝时，屯氏河塞住，又在馆陶以及东郡金堤决口，泛滥兖州、豫州，流入平原、千乘、济南，共淹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此看来，河流分流或不分流，其利害清楚明白，又可以看到了。从汉到唐，河水决口并不固定，难以一一论述。到宋代，黄河又向南决口；南渡以后，便从彭城与汴水、泗水汇合，向东南流入淮水，而从前的旧河道又失去了。以这样一条数千里长、湍急凶猛而难以控制的河流，却想让一条淮水疏泄它的怒势，形势上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如今黄河冲毁金堤，流入郓地，几千里土地全成了大水泽，百姓陷于水中溺亡，比古代更加严重。最好是疏通使黄河流入旧淮河，让水向南流，恢复旧河道，然后再引入新济河，分出一半水量向北流，以削弱水势，那么黄河的灾患就可以平息了。这好比一百个人编成一队，力量集中，没有人敢与之争锋；如果把一百人分成十队，力量就立刻削弱；再把每十人各分成一队，力量就完全被削弱了。治理黄河的要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办法呢？然而在开辟治理的初期，洪水泛滥天下，大禹出来治理它，水才开始从地中流行。大概裁成天地的变化，必须借助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有人不知道这一点，便把黄河决口归结为天灾，认为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这是迂腐儒生的曲说，最能败坏事情。我私下对此十分愤慨，因此详细记述黄河源流，以显示河势深远，不分流就绝对不能治理，正是如此。如果有人把这些意见报告给皇上，那么黄河的灾患或许就能有所缓解吧？不过，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天下共同的意见。考察来看，景濂这篇议论作于至正年间。我曾听前辈说：“《禹贡》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并没有追究它的源头。”汉代张骞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于于阗，一个出于葱岭。”唐代薛元鼎说：“在昆仑山找到黄河源头。”这些大概都只是传闻罢了。到了元朝兴起于沙漠，太祖征讨西夏，到达黄河九渡，大概在昆仑山西南。宪宗命锡里征讨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黄河就在其境内；所谓星宿海，是亲眼看见的。景濂援引考证，向人说明得很详细。至于治理黄河应多分水流，也确实是正确的论断。《河源辨》【王鏊】有客人问黄河源头在哪里，王子说：“这不是我所能考察到的。不过，我认为它一定发源于昆仑山。”客人说：“您凭什么知道？”王子说：“我是根据道理知道的。山和水同出一源，天下的山都起于昆仑，天下的水都出于昆仑，这是毫无疑问的。”客人说：“您没听说过吗？从前元世祖想要探寻黄河源头，派使者走了四五干里，到了吐畨朶甘思西部，有个地方叫鄂端诺尔，汉语说就是‘星宿海’。那里有水百〔▯〕，远远望去像排列的星星，这就是黄河源头。此行已经越过昆仑山二十多天的路程了。”我说：“西域的踪迹，从张骞开始；张骞所经过的各国，时间很久、路途很远。东汉时，大秦、条之、安息直到海边，距中国四万里以外，还要通过多重翻译来进贡。班超派属官甘英去探寻西海，后来返回；这些人都没有看见所谓的昆仑山，为什么元朝使者却能如此容易地找到它呢？《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距离嵩高山五万里。’《外国图》说：‘从大晋向西七万里，才能到达昆仑山的遗址。’如今元朝使者走了还不到五千里，却说已经越过了它，昆仑山为什么这样近呢？自古以来所说的昆仑山，都在西北；元朝使者所绘的图却把它画在西南，这是为什么呢？”

译这样看来，元朝使者所说的昆仑山，果真是昆仑山吗？所谓星宿海，果真是黄河源头吗？还不能确定。《尔雅》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遗址，水色白；与七百条河流汇合后，水色变黄。”《山海经》说：“昆仑山丘，黄河水从这里流出，向东南流入汜水。天河之水，洋水从这里流出，向西南流入丑涂水。黑水从这里流出，向西流入大杅。”《淮南子》说：“昆仑山遗址，黄河水从它的东北方流出，〔▯〕赤水从它的东南方流出，〔▯〕洋水从它的西北方流出。”〔▯〕佛经说：“阿耨山顶有一大池，池水分流成为四条大河，流入中国的那一条就是黄河，流入东海；另外三条流入南海、北海、西海，是弱水、黑水一类的水。”《穆天子传》说：“阿耨达山流出六条大河，西南方有一条河叫遥奴，稍东方有一条河叫萨罕，再向东有一条河叫恒伽；这三条河同出于一座山，都流入恒水。”阿耨就是昆仑。康泰《扶南传》说：“恒水的源头出自昆仑，有五大源头，分流成为各条河水。”《洛书》说：“黄河从昆仑流出，经过重野，再流经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 古书所记载的情况，前后说法都一致，难道都不可信，唯独元朝使者的话可信吗？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亲眼见到才得到这些情况。”又说：“古代的圣人，难道就不是亲自看见、凭空编造来欺骗后世的吗？释迦牟尼出生在天竺，周穆王曾在瑶池设宴，难道都是亲眼见到的吗？人们不也照样怀疑它们吗？”既然这样，元朝使者是在说谎吗？有人说：“我曾经考察过这件事：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寘地，一个出自昆仑山遗址。汉朝使者也曾经探寻过黄河源头。说黄河出自寘地，是因为那里的山多产玉石，玉石被采来进献给天子；根据古代的图籍，把那座山命名为昆仑，但它并不是古人所说的昆仑山。元朝使者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座山吧？至于昆仑山遗址，他确实没有见到。况且，天竺各国有使人身体发热、头痛的山坡，有县度山的险隘，还有热风、夏季降雪、毒龙、恶鬼、猛虎、狮子等危害，元朝使者也曾经走过这些地方吗？《淮南子》记载，昆仑山上有木禾、珠树、玉树、悬圃、阆风；《十洲记》说，弱水环绕昆仑山，山上有金台、玉阙之类的建筑，元朝使者也曾亲眼见过这些吗？这些说法虽然神奇怪诞、恍惚难明，不能全部相信，但说黄河源头出自这里，却不能诬称为虚假。近来有个叫佛图调的人，说钟山以西六百里有昆仑山；郭璞说另外还有一座小昆仑，那么昆仑山本来就不止一座吗？有人说：“昆仑山的远近并不相同。”又问：“既然如此，黄河源头究竟应当怎样确定呢？”有人说：“《水经》说：‘昆仑山的西北方，黄河水从它的东北方流出，〔▯〕向东南流入渤海；它的一个源头出自寘地以南的山，向北流去，与葱岭汇合，再向东流入蒲昌海。’郭璞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潜行于地下，到了寘国，又分流出支流，汇合后向东流入盐泽，再流经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这才是确定的论断。我看到近世讨论黄河源头的人，常常凭一个人的见闻，废弃千百年来的说法，所以写下这篇辨析。”【山居杂著】《除民之害》【丘濬】臣考察：天地之间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在天有旱灾和水灾，在地有河患和海患。然而雨水多寡造成旱涝，有一定时日，人在事先还可以有所防备。至于河患、海患，则有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即使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君主若有志于为百姓谋利，难道能忍心坐视不管，把它交给所谓无可奈何吗？中原的河流不止一条，而黄河最大。它的源头遥远而且地势高，水流大而且迅疾，水质浑浊。它给中原造成的危害，比各条河流都严重。自从大禹疏导九河之后，司马迁《河渠书》记载得很详细。臣请求探究它的本源。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议论者都说黄河出于昆仑。到元世祖时，才命大臣笃实向西追寻黄河源头，在吐蕃朶思甘南面找到源头，名叫星宿海。四座山之间有将近一百处泉水，汇聚成为水泽；登高望去，像星宿一样。胡人所说的鄂端诺尔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在中原西南，正对四川马湖府以西三千多里，在云南丽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和昆仑山相比，大概更近。从西向东汇合各条河流，水势渐渐增大。向东北流时分成九支，渡行二十天到达大雪山，名叫腾格哩哈达，就是昆仑山。黄河绕过昆仑山南面，转向东、向北、向西，又绕过昆仑山北面，转而向东北流行，约二十多天才进入中原。从贵德、西宁一带到积石山，经过河州东北，绕过朔方、上郡，又向东流出境外，经过三受降城、东胜等州，再转向东南流出龙门，经过河中到达潼关，向东流出三门，分流到孟津，经过虎牢，然后奔腾流入平原，吞纳数以百计的小水流，水势更加雄伟奔放。没有高山巨石加以防御约束，河水在两岸冲击奔溃，不遵循禹时的河道。因此虎牢以东直到海口二三千里，都受到它的危害。当年大禹疏导黄河时，黄河大概由西向东，又转向北再向东流入海中。周定王五年，黄河迁徙，已经不是禹时的旧河道。汉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改道，向东注入渤海。后来又在瓠子决口，又在馆陶决口，于是分成屯氏河。两条河并行。汉元帝永光年间，黄河开始在博州分流，屯氏河开始堵塞。过了两年，又在平原决口，于是向东流入齐地、青州，直达大海；下游与漯川合为一体。宋熙宁十年，黄河又分为两支，一支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水，一支汇合北清河流入大海。

译这时淮水所承受的还不到黄河水量的一半。金朝灭亡时，黄河才从开封开始改道；在北面的卫州决口，流入涡河，与淮水汇合。旧河道在开封城北四十里，向东到虞城，下游到达济宁州境内。本朝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的黑阳山决口，向东经过开封城北五里，又向南流到项城，经过颍州、颍上，向东到寿州正阳镇，全都流入淮水，旧河道于是淤塞。永乐九年，又疏通使它流入旧河道。正统十三年，又在荥阳决口，向东经过开封城西南，从此汴城位于黄河北面。又向东南经过陈留，从亳州流入涡口，又经过防城，到怀远东北流入淮水。概括地说，周代以前黄河的走势是由西向东、再向北；汉代以后黄河的走势是由西向北、再向东；宋代以后直到今天，则是由西向东、又向南。黄河流到哪里，灾害也跟到哪里；防治百姓的祸患，怎么能不随着它所在的地方加以消除呢？《礼记》说：“四渎按诸侯的礼制相待。”之所以称为“渎”，是因为它们独自流入大海。所以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都称为渎。如今以一条淮水承受黄河全部水量，大概是把两条大渎合成一条了。宋代以前，黄河自行入海，尚且能够给沿河州郡造成危害，何况如今黄河、淮河合为一体，清口又汇合沁水、泗水、沂水，全部一同归入淮水呢？从前黄河水还有可以蓄积的地方，如钜野、梁山等处；还有可以分流的地方，如屯氏河、赤河之类。虽然元人排导黄河使其流入淮水，但向东北入海的道路还略有保留。如今一条淮水承受众水汇归，已经没有可以防止水患、渗泄水势的余地了。而且本朝建都幽燕，运输东南的粮食来充实京师，必须经过济州、博州一带，因此不能让黄河向东决流。一旦向东决流，漕渠就会干涸，年年运输的粮食不能到达；它的危害不只在民生，也会危及国家的财政。如今河南境内，从荥阳、原武由西向东，经过睢阳、亳州、颍州直到濠州、淮河一带，百姓遭受水害而无法生活，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难道能坐视不顾吗？如果坐视不理，河患会日益扩大，百姓生活日益困苦；错过现在不治理，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可能引发其他变故。假如想兴工动众，疏浚和堵塞同时进行，又恐怕费用巨大，工程未必成功，却白白承受困弊。那么今天的办法究竟怎么办？孟子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治理。” 孟子又说：“大禹治水，是让水顺着自然条件运行，不妄加干预。”古今治理水患的人，都应当以大禹为法。大禹疏导黄河，先分为九条，以分流削弱汹涌的水势；又把九条合为一条，以承接它奔放的冲势。这是万世治水的方法和准则。后世谈论治河，最完备的没有超过贾让的上、中、下三策。然而历代所采用的，都没有超出下策，对于上策、中策，大概很少采用。往往违背水的本性，逆着水的形势，和水争夺地利。水要流，就强行堵塞；水要停，就强行疏通。吝惜微小费用，却忘记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防护已经完成的事业，却兴办难以成功的工程。把百姓的劳力耗费在无用之处，把百姓的财产糜费得不可计数。只顾眼前，哪里顾得上以后？这样不但没有利益，反而可能造成灾害，因而招致祸乱，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即使这样，还不如听任自然、不去治理更好。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河势与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理黄河，如今还要兼治淮河；前代只是想消除水患，如今还要兼取水利。何况如今黄河流经的地方，是国家根本所在、财赋出产所在、声名文物所聚之处，是所谓中原的脊梁，并非偏远小邑可比。怎么可以置之度外，而不预先讲求它的利害呢？臣希望皇上明发诏令给有司，广泛寻求能够疏浚河川、治理黄河的人，征召到公车署，让他们各自陈述见解，详细加以考察验证，预先谋划确定方案，必须完全周密后才采用。谋划防治方案虽然可以出自众人，但刚决裁断却在于一人。选择时审慎，信任时坚定，任用时专一，然后才能成功。不然，像在道路旁修筑房舍一样，甲说这样对，乙说那样不对，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我因朱氏的议论而寻求大禹治水的旧法，深信贾让的上策、中策可以实行。如今黄河泛滥，成为河南、淮河以西无穷祸害，实在是因为两条大河的水已经合成一股，众山的水又一同汇入，再加上连年久雨，水量年年增加。去年冬天的积水泥泞还没有干，第二年的洪水又接连到来，于是平原汇成巨大的水泽，桑麻、豆类、黍粟的田地变成波浪翻滚的水面，成了鱼鳖出没的地方，实在可叹。要想使上游的水消退泄去，必须先使下游疏通。国家如果确实能够不惜舍弃土地、不惜动员百姓，以小的牺牲成就大的利益，舍弃少数而成就多数，权衡得失哪一项更急迫，比较利害哪一项更严重，果断行事而不被浮泛议论迷惑，选择亲信重臣，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他们治理河流，在下游向东延伸的地方察看地势，选择便利之处，利用低洼地势，分条开凿数条河流来分散水势。又在所开支河两旁适宜种稻的地方，依照江南的办法修筑圩田，多设置水门，引水来供灌溉；分流疏导以后，水势自然减弱，然后从下游向上游治理河身，清除淤沙，或推荡冲洗，或挑挖疏通，使河道一同加深，足以容纳水量。这样，河道中段有所承受，不至于溢出，河水的波浪就不会冲到陆地；下游有所容纳，不至于狭窄阻塞，河水就容易流到海中。这样再加上委任得人，规划设置有法，积累岁月，因时制宜，随时发现问题而增长才智，那么水害一天天减少，水利一天天兴起，河南、淮河以西的百姓大概就能得到救治吧？有人说：如果实行这个上策，就是无缘无故舍弃数百里肥沃土地，那里还会毁坏百姓的房屋、田园，挖掘百姓的坟墓，而且不止一处，怎么面对百姓的怨恨呢？唉！天子把天下看作一家，对所有地方一视同仁；这里如此，那里也如此。天下之下，哪一处不是王土？只不过要权衡利害，看哪方面多、哪方面少罢了。为万世打算，就不顾一时；为天下打算，就不偏袒一方；为万民打算，就不顾惜一人。贾让说过：沿河十郡，每年修堤费用以万万计，等到大决口时，毁坏的东西却数不尽。

译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使他们从事生产，大汉疆域正方圆万里，难道会同黄河争夺咫尺的利益吗？臣也认为，从开封以南到凤阳，每年河水淹没中原肥沃的田地，哪里只是几十万顷？如今即使在东部偏下的地方开成数条河流，所损失的近海盐碱地，多不过几万顷而已。两相比较，究竟哪一方面损失少呢？请在所开河道处遇到百姓住宅的，由官府拨给土地并赔偿房屋；偶然损害百姓产业的，由官府补偿，并免除其租税。或者给他们地价，或者帮助他们兴工，或者把他们迁到宽阔空闲的地方，或者拨给新开垦的田地。百姓知道上面劳烦他们，并不是为了私利，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何况凤阳是皇帝的故乡，皇陵所在，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伏望圣明留意；万一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能够见诸施行，臣不胜荣幸。《治河论上》【邵宝】世世代代谈论治水，必定说到大禹；治理水患却不效法大禹，行吗？孟子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治理。水之所以成为水，大禹之所以能够治理水，方法都不超出这一点。”黄河，是天下河流中最大的。大禹治水的详细情形见于《禹贡》，其中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又向东到孟津，向东经过洛水汇入口，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山泽，于是治理。向北分布为九河，合流成为逆河，流入海中。”这些都是顺应水道的方法，起初没有阻挡、违逆水势的主张，所以能够成就治理天下的功业，天下称赞其神明，最终达到地平天成的境界。由今天看来，大禹所能舍弃给水的土地很宽广，所处置的形势很容易，所求取的效果却很小，所以他的成功能够达到如此程度。如今治水的人，距离大禹远了，而能够舍弃的土地比大禹狭窄，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所求取的效果比大禹更大，想要成功，不是很难吗？什么叫作能够舍弃给水的土地比大禹狭窄？大概大禹疏导黄河，从大伾山以下分流、播散、汇合，随着水流所到之处疏导它，不与水争夺土地，所以水能够顺其本性，没有冲决的祸患。并不是没有冲决，而是它自己冲决，不是我们能够干预的。如今一杯水，举起来倒在地上，必定要有方圆一尺的地方才能容纳它，这是水势所决定的。黄河在大伾山以上，就像杯中的水；大伾山以下，就像已经倒在地上的水。对已经在地上的水，却想像水还在杯中时那样拘束它、使它回旋，大禹都做不到，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河南、山东的郡县棋布星列，官府亭舍和百姓住宅相连接而居；凡是大禹所空出来给水流行的地方，如今都已经归我们所有。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土地，而不是水占据了我们的土地，本来就应当有冲决的祸患。所以说，能够舍弃给水的土地比大禹狭窄。什么叫作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我曾经考察大禹治水，他随处施行工程，起初没有阻碍，也没有限制。如今北面有临清，中间有济宁，南面有徐州，都是转运漕粮的要道；汴省在西南，又是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前看后望，一行动就受到牵制。即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使它一定顺从我们的意愿，何况水是无情之物，它怎么能够曲折迂回来成全我们的事情呢？所以说，所处的形势比大禹困难。什么叫作所求的效果比大禹更大？大概大禹治水，只是除去水淹溺亡的祸害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如今只能依靠它来漕运，水位还没有汴河那么低，却又担心临清会被冲坏；水位还没有临清那么低，又担心济宁会被冲坏；水位还没有济宁那么低，又担心徐州会被冲坏；即使这些地方都不被冲坏，又担心漕渠的水量不足以承担运输。把这几件事都处理好了，才可以说是治理成功。所以说，所追求的成效比大禹治水还大。以这样的地势、这样的形势，追求这样的成效，即使大禹重新活过来，恐怕也会觉得困难。可是有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某处应该筑上游防坝，某处应该筑下游防坝，某处应该筑中游防坝。”这实在是糊涂到了极点。那么究竟怎么办？怎么办呢？苏轼说：“夷狄不能用治理中国的办法去治理。若要求得到大治，必然会达到大乱。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用不治理来治理，正是为了更深地治理它。”治理黄河，也是这个道理。《治河论下》【邵宝】所谓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并不是不想治理，而是因为治理它很困难。既然治理困难便干脆不治理，那么它造成的祸患就会多得说不完。有德的君子难道忍心坐视无辜百姓承受这种酷烈的灾难吗？譬如一个人患病，病势严重到将要死亡，是要找医生来医治他呢，还是把他交给不医治的命运呢？把他交给不医治，不过是在等死罢了。因此，说黄河不必治理的人，就是把它交给不医治、坐等死亡的人。如果已经知道要找医生，却又认为只要依靠医生就一定不会死，甚至能活上千百年，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如今治理黄河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也只能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罢了。黄河从周定王时期向北迁徙，到了汉代以后，又有东郡决口、瓠子决口、魏郡馆陶决口、屯氏河分流、清河灵乌渎口决口等，变化并不只有一种。议论治河的人，有的想疏通大禹旧日的河道，有的想堵塞决口，有的想分流以减弱冲决的势头，有的想筑堤以防止泛滥的忧患，还有的观察云气、运用术数，认为单凭人力强行堵塞，未必能符合天意。查考以前的史书，这些都清清楚楚可见，也是今天治河者熟知并听得很多的办法。这些办法虽不能不辨别成败得失，但譬如医生，难道他们都使用同一个方剂吗？如果不询问病情的缓急先后，只拿一个方子去求治好疾病，治不好便归罪于方子，难道是方子的罪过吗？这是使用方子的人的罪过。取用古代的方剂，按照病情的缓急先后使用，这就叫作以‘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因此，如果漕渠的险情紧急，就应先修筑并疏通张秋等处的坝，疏通旧河道、堵塞决口、分流各支派等，依次办理。然而旧河道如果地势高，就不必一定疏通；新河流如果地势低，就不必一定堵塞。其间若有水流泛出、旁溢，可以用疏通的方法，也可以用堵塞的方法；以水来治理水，我没有预先存什么成见。所以说，取用古代的方剂，按照缓急先后使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就像一个人同时患有百种疾病，早晨病势较轻，晚上便加重；表面的病势减轻了，里面的病情却加重了。即使有卢扁那样的名医，也不能使它完全痊愈。因此，必须有良医坐守在它旁边，诊察脉象、观察气色，听其声音，察看寒热，追究病因，竭尽心力救治，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取用古方，按照缓急先后使用。幸而病好了，就照旧调养；不幸在这里再次发作，就改变办法来治理。

译所以，要像求医一样，不遗弃医生，医药和药饵经常准备，攻治的方法经常施行，却不一定要求它立即成功，只求不死罢了。这就叫作以‘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如今治理黄河的大臣，就是良医；工役和材料，就是药饵；凡是疏通、堵塞、分流、筑堤之类，就是攻治的方法。就目前的计划来说，应当常设总理河道大臣，再设置他的属官，频繁巡视，谨慎调度防守。任期届满便更换，有时加派使者，仍然让他担任原职，却不一定以工程成功作为考核标准。准备好工役和材料，听凭实际情况使用，这就可以了。然而，大臣负责这件事，是朝廷的责任；疏通、堵塞、分流、筑堤之类，是大臣的责任；至于所谓工役和材料，则取自百姓。难道可以使百姓困苦吗？所以治理黄河并不难，难的是准备工役和材料。【《容春堂集》】《总理河道题名记》【于湛】君王居于天下中央谋求治理，必定要调运天下的财赋来供应经费。我国起初采用海运，后来改用陆运，前后三次变更，才改为今天的河运。然而地势中部高、南北逐渐向低处倾斜，缺水来接济。济水在齐鲁地下潜流，随地势涌出成为泉水。泉水在东郡共有二百八十多处，各自就近汇入汶水、泗水、洸水、沂水等河流，向东流入大海。文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修复会通河，砍石筑坝，向东拦截各处水流，向西注入漕渠。河流分为南北两支：向北的支流经过漳水、卫水，上接白河；向南的支流经过黄河、淮河，下接宝应、高邮等湖。漕渠于是贯通南北，疏浚泉水以扩大水源，修建闸坝以调节水流，筑堤以防溃决，设置驿铺、房舍以疏通淤浅，开辟湖泊蓄水以适时蓄泄，引水灌入洪道以平缓险阻，准备夫役以供应劳役，选任官员来主管事务，再由八名主事监督，各有专职；由三名郎中临督，各有分管地区。监察司、知府、知州、知县也都负有责任。又因为地域广大、事务繁重、役夫众多、费用繁杂，统筹治理不能没有专人，于是下诏派大臣一人从上面总理，汇集众人的意见来举措各项防务。每年从东南调运四百万石，万艘船只像鱼鳞一样依次前进。当时正值盛夏，维扬以北乘风扬帆，南旺以北顺流放舟。既避开了海运的危险，也没有陆路搬运的劳苦。四方万国的五材百货，没有不汇集于此的。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国家的经济因而充裕。文皇帝开通济运河的功绩，与天地同样广大。各位大臣辅佐成就此事的功劳，也实在不能泯灭。《禹贡》一书，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与《典谟》《训诰》并列为经书，昭示后世而无穷尽。我国在此前效力的各位大臣，水部各分司都有题名，唯独总理河道大臣没有留下考查依据，难道不是典制上的缺失吗？嘉靖丁酉年，我承乏担任这一职务，深感惋惜，于是在公署东边修建亭子，翻阅以往的典籍，记录宋礼以下若干人的姓名，立石题名，并在姓名下面分别简述履历，仍空出左边以等待后来续录，希望后人有所考查。有人说：“漕河之所以制度完备，是因为帝都在燕地。前代建都平阳、关中、洛阳、大梁，都以黄河作为运输通道，难道有这样的劳费吗？”我说：“不是这样。东南以海为险，西北以山为险。逆着海流航行很难，顺着高地和水势航行却容易。因此西北历来有边塞之患，从辽东到甘肃、凉州六镇，都守在山外，距离中原一千多里。” 只有幽蓟这一镇独自守在山内，中原腹地与敌人只隔着一座山，而山中又有缺口，容易被敌人窥伺。安史之乱、唐代契丹之乱、晋代金人和元人的祸患，宋代的战乱大多都从这里首先发生。自古以来，凡拥有天下却把这个地方交给外人统治的，没有能够长久安宁的。我私下认为，扼制强敌而屏障中原，占据上游而控制天下，即使孔子重新活过来，也一定会赞同文皇帝的见解。”有人说：“建都燕地的好处，我已经听明白了。”海运从浙西出发，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都城，比起河运，费用少而功效大。丘文庄《衍义补》中说得很详细。近来议论的人也多厌恶河运的劳苦，想要采用文庄关于海运的主张。你却极力说明河运的好处，想要夸大各位大臣的功劳，留给后世看，这是为什么？”我说：“海运的办法，秦代开了先例，元代又仿效，祖宗已经放弃了这种办法。三代以前，从未听说过海运。文庄只计算漂没的米粮，却不计算漂没的人，所以认为海运便利。他不知道米粮漂没时，装载米粮的船、驾船的士卒、管理士卒的官员，难道能够独自免于灾难吗？查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运漂没米粮二十四万五千六百多石，至大二年漂没米粮二十万九千六百多石。” 即使按照文庄所说，每条船装米一千石、使用士卒二十人，那么每年淹死的人大概就有五六千人，这是元代海运弊端的明显证据。为什么还要责怪前人而仿效这种办法呢？河运的费用，耗费在人的身上；所谓有人死亡、有人得到好处，也就是损害上面、增益下面。君王把天下看作一家，又何必忧虑这些呢？”有人说：“海运确实不能恢复了。”我说：“如今的河运，筑堤建闸，都是用人力战胜天时；它不可能永远安泰，而人又不可能都具有良好才能，难道能保证没有意外变化吗？”有人说：“变化当然不能保证，但难道还可以涉足大海吗？”我说：“如今黄河流经河南祥符，距离卫河只有七十里，开凿河道使两者相通，只需一万人的劳力一个月就能完成。议论者只是认为黄河冲决难以防治，我私下认为，黄河的困难并不比海运更大。两条水道同时设置，各自采用便利的办法，平常可以这样，发生变化时也可以这样，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有人说：“这尤其是绝对不可行的大事。”先朝黄河在张秋决口，漕运道路阻塞，耗尽数省的力量，花费无法计算的财力，经过两个寒暑，才终于平定。大家正庆幸河道向南，你却想把它引向北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理由。照你这样说，反而要为漕运道路担忧了。”我说：“如今的黄河本来就是古代的运输通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过去它本来向北流，如今才开始向南迁移。民间船只来往如织，从未有一天废止过。”古代适宜，如今却不适宜；向南有利，向北却不利；民间使用可以，公家使用却不可以；在海上容易，在河中困难。我也不知道这该怎样解释。这是我的浅见，谨一并记下。《漕河图志叙》

译我阅读《漕河图志》，没有一次不肃然敬佩、赞叹我祖宗神圣谋略和伟大功业的深远。汉、唐都建都于关中，宋代曾建都于汴京，但漕运有三门、七津的险阻，也有海运的困难；如今考察其旧日河道仍然存在，看到的人没有不惊骇的。只有我国不是这样：跨过长江进入淮河，由黄河到达济水，四条大河全都经过，首尾相接的船只绵延三千里。虽然有吕梁、徐州二洪的险滩，却都加以疏凿，又命水部大臣监临，舟船航行顺利。只有汶水、济水和泉源，有时遇到干旱，水流变得微细，便疏通沂水、泗水等河流来补助；筑闸、设置官员来开闭水闸，分别命水部大臣管理，总派大臣督察。水道深浅始终均衡，漕船往来不受阻滞，官军乐于听命，吴地的船、越地的船，燕地的商人、楚地的商贾，珍奇贵重的货物，年年运出、按时到达，大家谈笑自若，把它视为平坦大道。唉！与汉、唐、宋的险阻艰难相比，岂止有云泥之别！不过，漕运是官军的劳苦，缴纳赋税是百姓的力量。古代按十分之一征赋，如今却不是这样，而是按田亩缴纳粮食，催征欠赋、索取贡物，大半归入官府；百姓自己食用的，只剩下多余的秕糠罢了。官军负责兑运，不知寒暑，拉纤、护堤、扭舵，劳苦是平常的百倍。粮食运入太仓以后，固然都充作军国之用，但那些无功受禄的人却像蜂群、蚁群一样聚集，甚至享用锦衣玉食，其中大半都是游手好闲、奸猾狡诈之徒。这些人都是小人，理应坚决除去。像我们这样读圣贤书、享受天子俸禄的人，难道也有《伐檀》诗中所说的那种自惭自警之风吗？漕河沿线的军卫和有关衙门，共有府三处、州十一处、县四十处、卫二十二处、所一处。宛平县、大兴县、通州、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定边卫、神武中卫、漷县。香河县、营州前屯卫、武清县、武清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静海县、霸州、青县、兴济县、沧州。交河县、南皮县、东光县、吴桥县。景州、德州、德州卫、德州左卫。故城县、武城县、恩县、夏津县。清河县、临清州、堂邑县、博平县。东昌府、聊城县、东昌卫、平山卫。阳谷县、东阿县、寿张县、东平州。东平守御千户所、汶上县、嘉祥县、钜野县。济宁州、济宁卫、邹县、鱼台县。砀山县、萧县、丰县、沛县。徐州卫、徐州卫、徐州左卫、邳州。邳州卫、睢宁县、宿迁县、桃源县。清河县、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卫。大河卫、宝应县、高邮州、高邮卫。扬州府、江都县、扬州卫、仪真县。仪真卫。漕河水路，从通州到仪真，水路三千里，共设驿站四十二处。通州路的河水马驿到本州和合驿，一百里。和合驿到武清县河西驿，九十里。河西驿到本县杨村驿，九十里。杨村驿到本县阳青驿，八十里。阳青驿到静海县奉新驿，一百里。奉新驿到青县流河驿，七十里。流河驿到兴济县干宁驿，七十里。干宁驿到沧州甎河驿，七十里。甎河驿到交河县新桥驿，七十里。新桥驿到吴桥县连窝驿，七十里。连窝驿到德州良店驿，七十里。良店驿到本州安德驿，七十里。安德驿到本州梁家庄驿，七十里。梁家庄驿到武城县甲马营驿，一百十五里；甲马营驿到临清州渡口驿，七十里。渡口驿到本州清源驿，七十里。清源驿到清平县清阳驿，六十里。清阳驿到东昌府崇武驿，七十里。崇武驿到阳谷县荆门驿，八十五里。荆门驿到东平州安山驿，六十里。安山驿到汶上县开河驿，七十里。开河驿到济宁州南城驿，一百十里。南城驿到本州鲁桥驿，五十五里。鲁桥驿到兖州府沙河驿，六十五里。沙河驿到沛县泗亭驿，六十里。泗亭驿到徐州夹沟驿，七十五里。夹沟驿到本州彭城驿，九十里。彭城驿到本州房村驿，六十里。房村驿到邳州新安驿，六十里。新安驿到本州下邳驿，六十里。下邳驿到本州宜河驿，六十里。宜河驿到宿迁县钟吾驿，六十里。钟吾驿到桃源县古城驿，六十里。古城驿到本县桃源驿，六十里。桃源驿到清河县清口驿，六十里。清口驿到淮安府淮阴驿，六十里。淮阴驿到宝应县安平驿，八十里。安平驿到高邮州界首驿，六十里。界首驿到本州盂城驿，六十里。盂城驿到扬州府邵伯驿，六十五里。邵伯驿到本府广陵驿，四十五里。广陵驿到仪真县仪真驿，七十五里。

译《名臣经济录》第五十一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第五十二卷。明代黄训编。工部【虞衡、屯田】。《遵化县铁厂志》【邵宝】。工部分司设在县城东六十里的铁厂中。永乐年间，都由各卫指挥负责此事。宣德末年，才委派虞衡司官员监督。分司在正统九年由主事张孚建成，成化年间由主事马祥加以改建。正厅三间，中门、外门各三间，左司房三间，谯楼三间，右边杂器库、铁库共二十四间，米库一间，吏舍四间，杂造局六间，炉冶所、铁砂场、监狱共二十六间，炉房九间，公廨过厅一间，寝室五间，四顾楼、柴炭场、萃景楼、玩翠斋各三间，涤烦楼亭一间，厢房四间，户所厅房各三间，都在仪门外。军器局三间，在厅北面；仓房五间，在厅西北面。【缺】《易州山厂志》【戴铣】。设置山厂，专门为了烧制薪炭，供应内府。宣德五年设在平山，后来迁到沙峪口。景泰年间，迁到满城县西十里的地方，只设置部堂办公处，四周筑墙，用粗木搭建，盖上茅草，只能遮蔽风雨而已。各府山厂的厂房没有固定地点，通常在西山寨口设置厂房烧炭、采集木材，土地荒废后又迁往别处。每逢朔日、望日以及柴夫办理销批、倒解，都到部厂办理，后来成为惯例。天顺元年，迁到州城西北约二里的地方，那里部堂官员和民夫的房舍，只求勉强完整罢了。后来在中间修建部堂，四周用土筑成围墙，八府五州分别治理，依次排列，都面向南方；前面有东西向的长街，各属州县分区治理、排列其间。每道门都设置坊牌作为标记。部堂和府治两旁，各有空地用来堆放薪炭，并种植蔬菜水果供日常使用。部堂总管大纲，府、州、县的佐贰官分别办理具体事务。每年承担这种劳役的百姓以亿万计，车马汇集，财货堆积如山，也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过去因为本州林木茂密，便于烧炭、采伐，如今数百里以内的山都已经光秃秃的；八府五州数十县的财力全都集中到这里，但每年供应仍有不足，百姓的膏血一天天耗尽，在易州尤其严重。怎样才能做到上面不减少国家的用度，下面又能解除百姓的困苦？仁人君子难道还不能对此加以思虑吗？工部在山厂中设分治一所。直隶真定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东面，管辖州五个、县二十七个。直隶保定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西面，管辖州三个、县十七个。山东兖州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东面，管辖州四个、县二十三个。山东青州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东面，管辖州一个、县十三个。山东东昌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西面，管辖州两个、县十六个。山东济南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东面，管辖州四个、县二十六个。山西太原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西面，管辖州六个、县二十三个。山西平阳府，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西面，管辖州六个、县二十九个。山西直辖五州，设分治一所，设营一处在部治西面，管辖县十七个。《工部芜湖分司题名记》【邵宝】。公署设置题名碑，历史已经很久了。除姓名、籍贯、科第、官阶、差遣、年月之外，不再增加一个字，而把褒贬的公论交给后人。题写的人没有私心，观看的人却足以受到勉励和警戒。它细微而含蓄，具有《诗经》的意义；它简约而严正，具有《春秋》的体例。因此君子重视它，历代也不能废弃。我国承平一百五十多年，各部门、各府署无不任用官员就任职守。朝廷内部的各省衙门，外部的藩司、按察司和郡县，直到行馆、署所，也都有所谓题名碑。大概天下长期太平，制度完备而文书繁多，虽不出自正式法令，但从事务体制来说，似乎又确实不可缺少。工部设在芜湖县的分司，实际始建于成化七年。当时提出建议的人认为，漕运船只所需的材料和供应各种器物的材料，使百姓无法承受层层征敛，大概应当从木材贸易中取得。芜湖是京畿附近的地方，位于四川、湖广两省下游，又是商船、木筏聚集之处，所以分司便在这里建立。大司空每年向朝廷请示，选派一名员外郎或主事主持此事，满一个月便轮换。经过弘治、正德直到今天，共五十六年，历任官员五十三人。在此以前，弘治乙丑年，永平人张秉清主事曾经题写过一次。如今岳池人张大用主事认为那篇题名过于简略、次序失当，便全部加以详细订正，编排序次、分项注释，刻在石上，使从今以后继任的人有所考查，也给后人留下评议的依据。石刻完成后，他托我的朋友李原道写信，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六卿分掌职务，没有哪一件不是上天的功业、君王的政事，而虞衡司所掌管的事情又涉及财利。士大夫中自爱自重的人，往往不屑于做这些事。然而君子讨论修养自己的学问，大都认为钱粮簿书不足以成为牵累，关键在内心而不在外在事迹，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何况公与私、义与利的区别，正是君子首先应当讲明的。因此，不在这个职位上便罢了；如果事情确实是自己应当负责的，那么对于这个职位，就应当尽力，并且亲自考核实际成效。以公灭私，本来就是君子立心的要旨；以义为利，更是君子处理事务的适宜原则。用这个原则来事奉国家，什么职务不能尽责？用这个原则来立身，什么德行不能增长？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对上就会触犯官箴，对下就会招来众议；刑书和史笔，即使今天不记载，也会在后世记载。即便有其他美德，也不能赎回这种过失，何况没有任何美德可以称道呢！古今记载题名的人，没有不把司马公谏院题名作为首要范例的；它的大意不过是“忠、诈、直、回”四个字而已。后来人的议论，大都不能超出这四个字。如今我为后人忧虑，难道还有别的吗？也不过是说：某人是公，某人是私；某人合于义，某人趋于利罢了。唉！人们常说，后人看待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警戒吗？张主事出身于贤能科第，刚开始做官、初次办理政务，就到这里任职，并急切地谋划撰成这篇题名记。我知道张君能够珍惜这个名声，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为人。况且原道是我同年、赠司空舫斋先生的儿子，文章和品行都很纯正，完全继承了家学。凡是我称述张君的话，都是确实可信的，因此附在文末；而不敢多加一个字，也正是题名记的体例。《名臣经济录》第五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