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四十五

译如果一人从未动手，另一人在对方的致命部位故意下手致死，就称为故杀。这些律意常被人忽略：有的把没有参与策划、只是分赃的强盗窝主，以及因公事殴打他人致死、原本没有私仇的官吏，因拷问致死的情形，都拟判斩罪；有的本来属于斗殴，却拟作故杀斩罪；有的本来属于故杀，却反而拟作斗殴杀人绞罪；甚至还有谋杀、故杀没有尸体检验，便拟判斩罪，轻率地以情节属实、罪名相当为由奏请处决；或者本来是因与他人妻妾通奸，其丈夫因其他原因死亡，却拟定为该妇人因奸与人合谋杀死亲夫，判凌迟处死，奸夫判斩罪。其他把错误当正确、把重罪作轻罪的情形，更是不止一件。查得数年之间，天下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门呈报的死罪重囚案件，经本院和刑部详细拟定，大理寺复核认为合乎律法，再由刑科复奏处决。幸蒙宪宗皇帝慈爱仁厚，不忍杀人，只令暂行监禁。恭逢皇上继承大位，又重视刑狱，多次下明诏规定：强盗没有赃物、持杖杀人而没有尸体检验的，都要具奏，听候裁夺；历年原本监候待决的重囚，近来经辨理而获得宽宥的也很多。如果当时就下令处决，那么含冤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那些伤害天地和气、招致灾害的后果，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法司尚且如此，其他府、州、县、卫、所中被冤枉而死的囚犯，又不知有多少了。这些都是原先审问案件的官员没有学习讲明律法、没有明白律意造成的。况且府、州、县的官员中有很多不懂刑名、不明白律意的人，遇到刑名事务，往往不能分析裁决、审问处理，只能听从主文官员，实在是因为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没有按照所辖地方进行考核。若蒙准许，请敕令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断事、理问官，以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和各府推官，都必须熟读、讲解《大明律》条文，深入明白其中含义，不许像从前那样忽略而不讲。审问囚犯时，要交叉参验、详细讯问，务必查得真实情况，然后录取口供；议定罪名时尤其必须根据实际情由拟定，不许轻率办理而造成冤抑，以致案件定成后难以辨明。还应通行天下大小衙门以及两京各部所属官吏，各置《大明律》一部，早晚熟读，用心讲解，务必明白律意。仍通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其所辖地方依照《大明律》的规定公正考核；如果有不能讲解、不明白律意的，依律施行；应当奏请降职任用的，径自具奏发落。还请敕令吏部移文法司，把派去的进士安排与现任官员一同审问刑狱；今后选官时，两京法司有缺额，优先任用各衙门中审过刑狱的进士；如果法司没有缺额，才准许任用到其他部的衙门。这也是前代刑官设科考试选士的本意。这样或许可以使人人精通法律，减少刑罚滥用的弊病，使狱案没有冤抑，天下达到刑罚置而不用的美好境界。此事关系讲明律意、重视人命，臣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裁。奏请申明刑罚的奏疏【马文升】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没有比德教更优先的；辅佐治理天下，没有比刑罚更优先的。没有德教，就无法教化引导人心；没有刑罚，就无法惩戒奸邪。因此在帝舜时代，契负责广施五教，皋陶主管刑罚，以此辅助教化。由此可知，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舍弃这两者而能够实现善治的。伟大的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命，统一拥有天下。在残元入主之后、法度废弛之余，认为刑罚是辅佐治理的工具，不可不使它明确严正，于是首先命大臣重新制定新律，使人心归于统一；又命刑官重新汇会各项律文，使之合乎中正，并垂示后世万代。他劝善惩恶的心意，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况且五刑所属的罪名有三千种，而罪行没有比十恶更大的；十恶之外，情节没有比强盗更重的。为什么呢？强盗行凶时手持兵器刀刃，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抢劫财物、强奸淫辱，任意操纵，和叛逆之徒相比相差不远。因此强盗条文说：“凡强盗抢得财物，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斩首。”按条例应当立即处决，不必等待时令，这是为了禁止暴行、除去恶人、惩罚奸邪、制止动乱，以辅助治理国家。祖宗朝凡是锦衣卫捕获强盗，捆绑押赴御前引见奏报的，都奉皇帝诏令，由三法司、锦衣卫在午门前当即会同审问明白，随即具奏；奉到钦依后，由刑科三次复奏，便立即处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有时甚至不等三次复奏便处决，是为了使善良者知道受到勉励，使奸恶者知道受到惩罚，使刑典得以端正，盗贼因此收敛。到了天顺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礼监官传奉英宗皇帝圣旨：“人命极其重要，死人不能复生。从天顺三年开始，每到霜降时节，凡是应当处决的重囚，着令三法司奏请，会同多名官员如实审录，以免造成冤枉，永远作为定例。”臣谨此钦奉遵行。这道旨意专门指律令规定秋后处决的重囚，临刑之时恐怕有冤枉，所以命三法司会同多官审录，正是古代帝舜敬慎刑罚、大禹怜悯罪人的仁心。只是恐怕强盗重囚不在其中；况且强盗按规定应当立即处决、不必等待时令，又怎么会监禁到秋后才处决呢？由于此前有传奉钦依的命令，所以一直因循办理。可是只要属于强盗，不论赃物多少、情节轻重，都监禁到秋后，和秋后处决的囚犯一起会审。等到会审时，十人中已经死了七八人；留下的人被监禁日久，翻供改变原有情节，能言善辩的都被认为值得矜恤、疑罪从轻，情节虽重却不处决；软弱不能辩解的都被认为无可申诉，情节虽轻却被处刑。况且处决时因为囚犯众多，往往到了傍晚甚至深夜，很多人看不见，这实在很不妥当。

译在市集处决罪人，体现的是把他们交给众人共同弃绝的意义；况且罪行情节有轻有重，所以行刑有早有晚。如今常常这样办理，那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不待时令处决的强盗了；这就使强盗同斗殴杀人犯没有区别，也不是历代制定律法、惩治恶人的本意，怎么能使强盗平息呢？如果蒙皇上俯允，希望今后凡锦衣卫官员捕获强盗，捆绑押赴御前引见奏报的，请照先朝旧例，敕令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在午门前会同审问明白，追查赃物和凶器，依律拟定罪名，详细具奏经过；奉到钦依后，由刑科复奏，不必监候，随即处决。其中如果确有情节值得怜悯、疑难难断的，也要明白上奏，请求裁夺；如有冤枉，也要为其辨明。三法司直接审问强盗，以及杀死一家中三名非死罪人员的凶犯时，务必把罪情事实审问清楚，赃物凶器查验确实，不受权势干扰，不拘泥于成案，送大理寺审拟合乎律法；汇类奏报、奉到钦依后，由刑科复奏，也立即处决。这样或许可以端正国家刑法，惩治奸恶，止息祸乱根源，使善良百姓得到安宁。按律应当秋后处决的重囚，仍旧会同审理。恭敬地想皇上宽仁慈厚，实在同舜、禹一样；但臣仍进献这些话，是因为现在强盗肆意劫财杀人，完全没有顾忌，比往年大不相同，杀死一家中三名非死罪人员的情形，往往都有发生。如果不依照法律，及时把强盗和凶徒处决，恐怕祸患的根源会从此滋长，将来形成无法控制的忧患。何况以刑罚来制止刑罚，使刑罚最终达到不用刑的境界，这是帝王的盛德。强盗犯罪而不及时处决，其他盗贼就会知道警戒，这就是以刑止刑的意义。大抵兵事和刑事两件事，往往相互配合；罪恶较小的，用刑罚治理已经足够，罪恶发展到严重程度，即使出动军队也无济于事。臣忝任掌管国家政务之职，平息盗患、安定百姓，是臣的职责。臣如果有所见闻，事情关系国家体制，就不敢沉默，因此借此申明法律本意，以平息盗贼之患；至于具体处理，还不敢擅自决定。弘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题，二十九日奉钦依：此事法司知道。钦此。奏请施行《问刑条例》的疏（白昻） 本部等衙门会同题奏前事。此前奉派的监察御史、署理郎中事的员外郎王鼎、杨茂仁、项亨明，以及署理左寺正事的左寺副朱华，分别呈来各自奉本部、都察院、大理寺札帖的情况。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节录奉到的诏书中有一款说：法司审问囚犯，近来条例太多，难以遵守，其中已经施行的，由三法司查议妥当，分条陈奏，听候裁定；其余繁杂而难以施行的，全部革除。钦此。臣等敬谨遵行，已经把法司历年现行的以及申明的问刑条例查出，开列呈上，以便会同议定。奉此后，臣等会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闵珪等官，大理寺卿王轼等官，全面查议妥当；除去繁琐难行、奉明诏革除的条例不再开列外，把情理和法律适中、可以长久施行的条例分条陈奏，请求裁定。开列具题后，奉圣旨：你们再会同各有关衙门议定妥当后来说。钦此。臣等敬谨遵行，会同吏部等衙门的太子太傅、尚书屠滽等官，把上述条例查照明白，又加以议定妥当，理应开列陈奏。伏候命令下达之日，刊行于内外问刑衙门，审拟囚犯罪名时全部依照此例施行，永远遵守。开列具题后，奉圣旨：其中有标点的六条，再议定妥当后来说。钦此。臣等敬谨遵行，随后本部等衙门会同把此次奉钦依发出的六条旧例重新议定明白，具题上奏。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奉圣谕：全部照旧施行。

译论条例（尹直） 我看《问刑条例》，大概是弘治年间尚书白昻等人制定的。当时朝廷起初也很慎重，诏谕要求详细审慎，反复达三次之多。然而几位大臣在刑名方面不够精通，其中不免有窒碍难行之处。例如杀一头牛，罪至于罚钞十贯，施行了数月，边将上奏说军需缺乏，大概是牛禁过重，百姓没有人敢杀牛，牛皮、牛骨、牛筋、牛角无处可买。朝廷后悔了，却难以改动，于是谕令东厂官校不要再加意刺探访察。从这件事更可看出，祖宗的法令不可轻易更改，一经更改就会产生弊端。（《琐缀录》） 论制定律令的制度之一（丘濬） 臣考察：汉代的法律有一百多万字，可以说繁杂过多了。其中死刑条文多达一千余条，与成周时期相比，大概多出数倍。元成帝时期，奇特的请示和援引其他条文的做法，又一天比一天增多。成帝下诏，命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精通律令的人，议论减省死刑和可以删除、简约的条文，这可以说是知道先办重要事务了。所谓‘奇请他比’，‘奇请’是指在通常条文之外，另行援引条文判处死罪；‘他比’是指援引其他类似案件来比附，不依照正条。拆解律条，妄自滋生端绪，玩弄法律文字，曲解文意以迎合己意：想让人活，就援引较轻的比附；想让人死，就引用较重的成例。上面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奸诈，下面的百姓摸不清其中缘故，这就是百姓无所适从、法网越密而奸邪不能禁绝、刑罚越繁而犯法之人反而越多的原因。我国朝代的律文，比前代简约，条文只有四百六十条，其中死罪只有二百二十条，施行至今已经一百多年。其中固然有些条文没有使用，却从未听说有所增加。只是所谓‘例’，出于一时的建请，是权宜用来补救时弊的。年代久远，积累日多，朝廷却没有听说公开加以折衷，因此刑官仍然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取舍。伏乞特地下达明诏，像汉人所说的那样，命朝廷在廷大臣和翰林儒臣会同三法司官员，把洪武元年以来至成化丁未以前的事例全部考核，会同官员集中议论，选取可以万世通行的内容，删节繁琐文辞，记载其中重要的话，按类别编排条例，成为一部书，颁布内外，与《大明律》一同施行。成化丁未以后有人建请的事例，有的是补救时弊，有的是通达民情，就另行编写，等待日后裁定取舍。这样，百姓就知道遵守什么，官吏也不能借此作奸了。论制定律令的制度之二（丘濬） 臣考察：自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六篇，萧何增加三篇，成为九章。后世制定法律，都以此为根本。刘劭演绎汉律成为魏律，贾充参照魏律制定晋律。唐代长孙无忌等人汇集汉、魏、晋三家的法律，选择可以施行的，制定为十二篇，从《名例》到《断狱》就是如此。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重新制定各项法律，使其合乎中正。对于近代比附条例繁多、奸吏可以借此任意出入的弊端，全部严加革除。每完成一篇，就抄写成书上奏，并张贴在西廊的墙上。太祖亲自挥笔裁定。第二年书成，篇目完全依照唐代旧制，采用已经颁行的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定的律三十一条，摘取唐律以补遗缺一百二十三条，共六百零六条，分为十三卷。其中有的删减，有的增补，有的沿用旧文，务求使轻重相宜。后来又因为按类别编成篇章后，分合没有统一体例，再次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分为十八篇，作为十九项纲目；把六百零六条归并为四百六十条。把《户婚》分为户、役、婚、姻四部分；把《斗讼》分为斗殴、诉讼两部分。《厩库》本来是一篇，于是把厩牧分入兵部，把仓库分入户部。《职制》本来是一篇，于是把公式分入吏部，把受赃分入刑部。《名例》旧有五十七条，现在只保留十五条。《贼盗》旧有五十三条，现在只保留二十八条。名目虽然沿用唐代，实质上都是根据时势制定制度，依据情理制定刑罚：上考察天理，中顺应时宜，下合乎人情，树立百世的准绳，成为历代帝王的法度，这是自有法律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又分属于六部，各有专司，完备地涵盖天下事务，囊括朝廷的治理法典，根本统系有纲，枝节不乱；没有比附的劳苦，具有归于一统的体制。官吏知道应当守什么，不会迷失于繁琐文辞；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不会触犯罪法。这确实是一代的良法，是圣子神孙应当遵守的。但臣对此私下还有一些看法。刑罚所针对的犯罪，虽然有一定不变的常规，具体情形却有时代轻重不同。天下刚刚平定时，人口稀少，事务简单；承袭前代之后，政事混乱，民情顽劣。如今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事情久了就会产生弊端，时代变化了风俗也会改变。所以周人悬挂在象魏的法令，每年都要更改；三典的设置，也随着时代而有轻有重。大概前一天的重要策略，到今天就像祭祀后的草狗一样无用，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然的道理。如今法司在律文之中，往往有些条文没有完全施用；律文是这样，而实际判罪却是另一回事，导致罪名没有固定标准，百姓心中疑惑。请下达明诏，会同官员筹划议论，以经典为根本，斟酌具体情形，衡量时代需要。凡律文在今天有窒碍难行之处，都在原文之下明白详细写出；如果原本并无窒碍，只是主管官司偶然因事有所规避，遂成为惯例的，就加以改正。仍请敕令法司，从今以后，内外法司审断案件，一律遵守既成法典；如果事情确有窒碍，应当明白具奏，集中议议，不许动辄援引以前的比附案例，违者以专擅之罪治罪。这样，法令就能统一，情节与罪名相称，百姓的心志也不会迷惑了。论制定律令的制度之三（丘濬）

译臣考察：冬曦的话，是说立法贵在让下民全都知道，何必修饰文义、简略科条；他请求重新确定科条，直接记载事实，不借助文辞修饰，并把应当加减、比附的标准衡量情节后一概不用，使愚夫愚妇听见后也一定能够明白，这切中了后世律文的弊端。臣愚见认为，现在的律文大多蒙袭唐律，而唐律又蒙袭隋律。冬曦所论虽然说的是隋唐的过失，但从隋代直到今天，古今都是同样的问题。臣私下考察，现行律文共十三卷、四百六十条；如果一定要使科条不简略、文义不修饰，只直接记载事实，显明其中意义，使用世俗浅近的语言，完备而曲尽地表达详细含义，那么所谓‘以准加减’等文字，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写明，明确注明：应当判某项罪，应当杖打多少下。加重适用的是哪一项罪，减轻适用的是哪一项罪，都确定正式名称，都写明实际数目，使天下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粗略懂得文义的人打开书就明白其中意思，不必思索、讨论、拟议，便都能清楚地印入眼目心中，显明在一见一闻之间；这样百姓就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躲避什么，不会陷入法律的机巧陷阱。有人如果说这是祖宗成法，不敢有所变更，臣也不是敢于变更它，只是希望在原文下面分别写明所犯的罪、应当施用的刑罚，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都确定其正式名称，都标明实际数目，使读律的人不必讲解，使用法律的人不至于发生差误罢了。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乞请命法官会同儒臣，一同加以解释、标注。对于四百六十条律文，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增减，只是略微增加卷帙而已。制定一代的法律，掌管万人的性命，作为传于万世的法典，不是其他书籍可以相比的。如今天下书籍中支离的言辞、蔓衍的话语，耗费纸张何止千万；却唯独对法律著作如此简略，岂不是对古代详细、对今日简略，重视文辞而轻视法律吗？这是迂腐儒生的过虑，臣死罪、死罪。伏望圣明怜察。论制定律令的制度之四（丘濬） 臣考察：唐代有律，律之外还有令、格式。宋初沿袭这一制度，到神宗时改称为敕、令、格式。所谓敕，兼有唐代律的性质。太祖圣祖登极之初，洪武元年就制定《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诏书说：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则。先用令来教导，随后用律来整齐约束。古代的律令非常简略，后世逐渐繁多，甚至到了不能通晓其意义的地步；这样怎么能使人知道法令本意而不犯法呢？百姓既然难以知晓，就会给官吏作奸提供机会，使百姓陷入法律。朕对此非常怜悯。现在制定的律令，删去繁杂而趋于简要，使其归于统一，直接说明事实，希望人人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尚书》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天下果真能够遵守令而不触犯律，达到刑罚废置的成效，也不难做到。现命令颁行四方。希望你们臣民体会我的深意。这部令，与汉高祖初入关中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是同一个意思。到洪武六年，才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制定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的编纂，以及《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书，凡唐宋所说的律令格式及其编敕，都包括在这些书中。只是不用唐宋旧有的名称罢了。法，是刑罚的法则；令，是法的本意。法令完备了，法意也就包含在其中。草创之初，还来不及详细说明曲折，因此明白显示法意所在，这就是令。天下平定以后，既然已经完备地制定了制度，于是详细记载法律的实际内容，这就是律。臣恭敬阅读皇祖训诰，其中说：子孙做皇帝时，只需守律和《大诰》，没有提到令和《诸司职掌》。在刑部都官科下详细记载死罪时，也只记载律和《大诰》中所列的罪条，由此可见。《大诰》和律，才是朝廷应当世代遵守、法司应当遵行的法典。事情有律文没有记载、而在令中有规定的，根据令文援引作为证据，用来向皇上请示，是可以的。这也是通晓法律的人应当知道的。论律例事务（王恕） 臣充任大理寺官员，忝掌审录之事，常常惭愧自己没有丝毫补益，哪里敢有超越本职的念头？臣私下看到，法司每天拟定判决的案件，按照律例来看虽然没有不合之处，但推究人情，也有不适宜的地方。现在略举一二，冒死妄言，伏望圣明稍加裁决，写成固定条例，希望事情处理得当，人们也容易遵守。现已开列具本，谨题请圣裁。一件是革除凶德之事。臣认为，奸淫和盗窃都是凶德。凡人身上有其中一种，人人都会鄙视他，耻于同他为伍。何况堂堂清明朝廷，怎么可以容许这种无耻之徒承袭世代俸禄，玷辱圣明教化呢？臣切实看到，军职中守分尽职的人固然很多，但奸淫作盗的人也不少。况且奸与盗，名义虽不同，实质相同。查现行事例，军职人员犯纵容或逼迫妻女与人通奸的，一律依败坏伦理、损伤教化的事例，革去职务，成为平民，准许应当承袭的弟弟、儿子、侄子替代任职。至于犯窃盗、掏摸、抢夺、盗窃官府牲畜财产的，法司因为没有相应事例，只按通常条例发落，仍令其复职，实在玷辱名位爵禄，有伤风化。如果蒙准臣所言，乞请敕令有关部院会同三法司议论：今后军职人员犯窃盗、掏摸、抢夺、盗窃官府牲畜财产的，依律治罪，也照败伦伤化的事例，革职为民，准许应当承袭的弟弟、儿子、侄子替代任职。这样，世袭俸禄和忠良之士任职的地方，就不会有具有凶德的人了。

译一件是逼迫妇女为娼之事。臣恭敬看到《大明律》有一款说：‘凡逼迫妻妾以及乞养女与人通奸的，其丈夫和义父不治罪，并令双方离异，妇女归还本宗。逼迫子孙之妇与人通奸的，罪也一样。’钦此。臣私下查考，有些无廉耻之徒，逼迫妻妾、乞养女以及子孙之妇与人通奸，以此索取钱财使用。妻妾、乞养女以及子孙之妇坚持不从，被逼打不过，才把实情具告法司。法司因为没有发生通奸，不符合律文记载，只按不应杖罪治罪，仍令妇女跟随居住。详细考虑这类妇女，本来属于良家，不肯听从他们去做娼妓，志节贞洁，实在值得嘉奖。如今既然已经告到官府，本意是想脱离污辱；如果尚未发生通奸，仍令她随同居住，那么施暴者目的未达，仍会像以前一样逼迫她，稍有不从就立即捶打。因此，刚强不屈的妇女一定会被逼到死地，柔弱善良的妇女最终也会遭受污辱，实在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如果蒙准臣所请，乞敕令三法司议论：今后凡是逼迫妻女、乞养女以及子孙之妇与人通奸的，即使尚未发生通奸，只要审取口供、查明事实，就令妇女离异归宗。如果妇女是诬告，也依律治罪。这样，凶徒就不能肆意奸淫，善良妇女大概也可以免受污辱了。一件是囚人缴纳纸张之事。查现行法司事例，除真正犯死罪者、窃盗犯以及逃军、逃匠不缴纳纸张外，其余一切囚徒各缴纳纸一分入官。详细考察立法的初衷，大概是认为逃军、逃匠、逃囚多是贫苦小民，所以免除他们的纸张钱。如今报效义勇、民壮、舍余、勇士、力士等人，名义上虽与军人不同，实际上与军人一样，操练、备战、出征等事务也相同，依例发遣去守哨。法司因为前例没有明确豁免，也令他们缴纳纸张，免不了耗费盘缠，实在是贫苦得难以承受。又有一家共同居住的人口被人牵连告发，三两口在官府服罪的有，五七口的也有。发落时每人各缴纸一分。而民间纸张一分值银三四钱，官纸一分值银一两。富裕人家固然不觉得是大事，贫困人家又从哪里筹办？甚至弄得倾家破产，卖儿卖女。这样贫苦，实在值得怜悯。如果蒙准臣所言，乞敕令三法司议论：今后审拟在逃的报效义勇、民壮、舍余、勇士、力士等人，一律依逃军事例免除缴纸；一家同居人口犯罪的，不论人数多少，只令缴纸一分。这样，贫苦小民就不至于流离失所了。一件是囚徒遇赦之事。臣恭敬看到景泰二年五月初二日诏书有一款说：官吏、军人、百姓等因事被审问发遣，运米、做工等项的，全部释放免除。钦此。有关衙门因为看到诏书没有列出煎盐、炒铁、充军伴仪、充膳夫之类，只说免除运米、做工等项，于是仍把煎盐、炒铁之类的囚徒拘役。详细考虑，运米、做工与煎盐、炒铁等项的囚徒，都是犯徒流罪以及杂犯死罪的人，只是一时发落时所分项目不同。何况诏书明白列出运米、做工等项，臣私下恐怕煎盐、炒铁之类也包含在其中。如果只释放运米、做工的囚徒，而不释放煎盐、炒铁等项，不仅违背诏书本意，也使囚徒不能共同沾受宽赦之恩。何况煎盐、炒铁等项，多是贫苦军民，在工役处所日久，免不了逃跑；等到被追捕拘拿，又不回到官府工役的处所，既不能在原籍、原卫出力，也不能在那里服差，两头耽搁，都不能使用，只徒有虚名，实际上没有好处。如果蒙准臣所言，乞敕令三法司议论：曾经被发遣煎盐、炒铁、充仪从、军伴、膳夫等项的囚徒，全部与运米、做工等项一样释放免除。这样，赦免就没有彼此之分，囚徒都能平等地受到宽赦之恩了。一件是革除奸弊之事。切实查得，在京五府以及各卫军职官员的俸粮，折支银、绢、花椒、米等物，每季都由各衙门派指挥、千户等官到内府总领，再带出去分发。其中有些无知的委派官员不把钱粮当回事，只图贪污肥己，多方侵吞，一点也不忌惮；有的假称购买物件而侵吞，有的借口抵换私债而克扣，有的见对方软弱便全部不给，有的因领取人不在便干脆不送还。防弊的手段多得难以列举。等到事情败露告到官府，依法追问时，他们又辗转推诿，不肯招认；钱粮被他们侵吞，官府也被他们搅扰。这大概是因为发放时没有文职官员监督稽察。查照往年赏赐军士冬衣、布花的办法，都是派给事中、御史以及户部、兵部官员亲临该卫，与委派官员当面逐一唱名发放。这样委派官员就没有办法侵吞，军士实际受到恩惠，弊端源头堵塞，诉讼自然平息。这一办法最为妥善，实在便利有益。如果蒙准臣所言，乞敕令有关衙门议论：今后每季领取军职人员折支俸禄的银、绢、花椒、米时，照旧各自派官到府领取后送到卫所；仍照发放冬衣布花的事例，派给事中、御史以及户部、兵部官员分赴各处监督委派官员，把银两按每份凿成一块，绢布每份捆成一束，花椒、米每份包在一起，依规定封记，并与委派官员当面逐一唱名发放。这样，侵吞欺诈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互相告发的风气也自然平息了。

译一件是僧道犯罪之事。臣恭敬看到《大明律》有一款说：僧道犯罪，曾经受过刑罚的，一律令其还俗。钦此。臣切实查得，法司每天审问僧道，不论所犯大小罪名，也不分故意还是过失，更不论是否曾受刑罚，全部令其还俗。僧道官犯罪时，法司因为律文没有明确规定，只按通常条例发遣运粮、运灰等，仍令其复职。臣认为，僧道官主管、掌领宗教事务，是丛林的表率；与普通僧道的戒行相比，更应当严格持守自身，更应端正谨慎。僧道犯罪，既然令其还俗；僧道官犯罪，怎么可以仍令其复职？况且谁能没有过错？如果把因过失犯罪以及因他人牵连而获罪的僧道，连同犯罪但未受刑罚的僧道，一概令其还俗，臣私下恐怕禁网过密，下面就没有一个完人了。如果蒙准臣所言，乞敕令有关部和三法司议论：除已经发落的以外，今后僧道官以及僧道犯公罪、过失罪和因他人牵连而获罪的，都依通常条例发遣运粮、运灰等，仍令其复职、恢复原业；犯奸淫、盗窃、欺诈、伪造以及一切故意犯罪的，都依通常条例发遣运粮、运灰并执行刑罚等，不分僧道官还是普通僧道，一律罢职还俗。这样，事例就能合乎适中的原则，僧道中也不会有无故被治罪的人了。景泰五年九月初日题奏，奉圣旨：三法司议定妥当后施行。（《介庵奏议》） 陈述修身省过之事的疏（何乔新） 节录奉到太监韦【缺】传达的圣旨：近来京城雨水成灾，南京又上奏有大风雷雨的异常灾象，朕应当检点自身、整饬行为，恭敬谨慎地敬畏上天的警戒。你们文武百官尤其应当各自加强修省，努力谋求报答称职，不要因循敷衍。各衙门政事有缺失的，应当举行改正，斟酌妥当后奏报。钦此。臣等充任法司官员，所掌管的是刑狱，所讲求的是法律，不敢泛泛涉及其他事务。臣私下认为，刑律制度起源于虞舜的象刑，后来夏有政典，商有官刑，周有三典，发展到汉、唐、宋，律书一天比一天繁多。太祖高皇帝开创华夏大业，以敬慎刑罚、怜恤百姓之心为根本，广泛采纳汉唐制度，制定《大明律》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轻重适中，超过前代。历代圣主相承，又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并制定事例来补充律文不足，内外法司都谨慎遵守。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没有人敢违背逾越。然而律文深奥，各司官吏讲解得不明白，有时因为一个字的文意而损害一条律法的本义；等到援引律文判罪时，往往违背律意，承袭错误、接连谬误，却不知道自己错了。这是有关官司因袭沿用的弊端，并不是圣祖制定法律的本意。律法本意不明，刑罚就会失当；刑罚失当，百姓就会有不得其死的人。臣等谨慎地把当前拟定罪名中应当改正的事项列在后面，伏乞圣明裁处，斟酌轻重，写入典章，颁行天下，永远遵守，臣民都将感到幸运。以上缘由具本上奏，奉圣旨：这份奏本你们还交给都察院、大理寺详细议定妥当后再来说。钦此。臣等敬谨遵行，会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等、大理寺卿冯等详细议定：凡是控告子孙以及子孙之妇不孝，监临官因公事殴打他人致死，以及因事情威逼他人致死，律例都十分明确。近来有关官司遇到控告子孙及子孙之妇不孝的案件，不问真假，立即处以重罪；因公事殴打人致死的，即使没有使用残酷刑具，也一概定作酷刑，官员押送吏部，请求上奏降职调任；愚民有时因争执小事导致自尽的，也一概按威逼致死治罪。这些都是有关官司因袭沿用的弊端，严重违背律意，应当依照本部所拟加以改正，通行内外法司，永远遵守，如此才大概不违背圣祖制定法律的本意。至于发往边远地方充军，江南等处发往西北卫所，江北等处发往东南卫所，律文已经规定了应当充军的地方。但近年兵部上奏说，内外法司审问确定充军的犯人，都应当就近编发，以便勾取，应当依照现行事例办理。现行发遣事例中，有属于降人等类别的，有的发往两广、云贵卫所充军，以防意外之患。又据说，国家初建制定法律时，钞币贵而物价低；经过一百多年，如今钞币贬值而物价上涨。有人主张把银一两、铜钱一千文各估定为钞四十贯。按照当时市价衡量，固然有道理；但银钱折算钞币的估价施行已久，应当仍依原来的估价。其他一切货物，确实有估价不当的，臣等再行斟酌议论，务求轻重适中，另行具奏请裁定。因为此前奉钦依，命令再会同都察院、大理寺详细议定后奏报，臣等不敢擅自处理。现将议论的缘由开列如下，谨题请裁定。一项是：臣恭敬看到《大明律》有一款说：凡辱骂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妾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的，一律处绞刑。注说：必须由本人亲自告发，才治罪。又有一款说：祖父母、父母诬告儿子、孙子、儿媳、孙媳的，各不论罪。钦此。臣详细考虑律法本意，大概是说祖父母对于孙辈、父母对于子女，是天性所赋予的至亲关系。子孙悖逆，以至于毁谤辱骂，所以处以绞刑。但又担心有人诬告而导致犯罪，因此说必须亲自告发才治罪。所谓亲自告发才治罪，是为了表明别人即使告发，也不能据此治罪。近来看到问刑衙门遇有祖父母、父母告发子孙及子孙之妇辱骂自己的案件，不问真假，动辄处以绞刑，这变成了亲自告发就治罪，而不是必须亲自告发并查实才治罪。如果凡是亲自告发就治罪，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诬告子孙的律文呢？一般人诬告子孙及子孙之妇，多出于偏私的爱憎。有的是因为后妻的谗言而憎恨前妻的儿子，有的是溺爱小儿子而厌恶长子，有的是想夺取孙子的财产归给自己的儿子，有的是憎恨孙子而连带憎恨孙媳。假如亲自告发就治罪，那么即使像薛包那样恭敬顺从、像王祥那样孝顺友爱的子孙，只要父母一旦诬告，也将不能免于死罪，何况其他人呢？应当通行告知内外问刑衙门：今后祖父母、父母告发子孙及子孙之妇不孝的，必须追查审究，确认属实以后，才依律定罪。祖父母、父母出于偏私而诬告的，仍依诬告子孙的律文拟定判决。这样才不会违背圣朝制定法律的本意，也可以保全天性的亲情之恩。前项经会议认为，应当依照所拟办理。

译一项是：臣恭敬看到《大明律》有一款说：凡官司审判人犯而不依法行刑的，笞四十；因而致人死亡的，杖一百，并征收埋葬银十两。监临官因公事在他人身体虚弱的部位非法殴打，或者亲自用大杖、金刃、手脚殴打人，导致折伤以上的，比一般斗殴伤人罪减二等；打到死亡的，杖一百，徒刑三年，追征埋葬银十两。如果在臀部、腿部等受刑部位依法决打，偶然导致死亡或自尽的，各不论罪。钦此。查得现行事例，各处有司及问刑官使用脑箍、夹棍、烙铁、拦马棍等残酷刑具的，官员问罪，押送吏部奏请裁定，或者降为杂职，或者罢职为民，这是为了惩戒残忍之徒。近来看到内外官司有的因督理公务，有的因审讯囚犯，依法决打致人死亡，问刑衙门却一概议定为酷刑，罢黜官职，实在与律例不合。况且鞭刑作为官刑，扑打作为教刑，自古就有，只是不应当肆意残忍，毒害百姓罢了。如果因为公事决打致死就动辄罢职为民，并不是律例的本意。应当通行告知内外问刑衙门：今后除使用脑箍、夹棍、烙铁、拦马棍等残酷刑具，或在他人身体虚弱部位殴打致死的，依例问罪，罢职为民；其余因公事用笞刑或杖刑在臀部、腿部等部位决打致死的，各依本律定罪，不列入押送吏部降职调任的范围，如此才大体合乎情理和法律。前项经议定，认为应当依照所拟办理。一项是：臣恭敬看到《大明律》有一款说：凡因事情威逼他人，导致他人死亡的，杖一百，追征埋葬银十两。钦此。臣详细考虑律法本意，大概是说各种人等，有的逼迫他人交出田园，有的强行索取财物，有的见人愚弱便以罪名恐吓，有的因为他人卑贱便用威势胁迫；那人畏惧威势，以至于自杀的，就按前项罪名治罪，并追征埋葬费用，给死者家属。近来看到街市上的愚夫愚妇，有时因一时言语争执，有时偶然因醉酒戏骂，本来没有使用威势凌逼的情由，但愚民轻生，动辄便自尽，官司往往拟作威逼罪名，追征银两，实在不是律法本意。他们所受罪名虽然只是杖刑，但监追银两时，有力量的人立即送官缴纳，贫困的人却被拘禁数月，甚至卖儿女、典房屋以后才能缴清，实在令人怜悯。应当通行告知内外问刑衙门：今后遇到这类囚犯，要审究明白；确实是因事情威逼他人导致死亡的，依本律定罪；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忿争，或因醉酒戏谑、互相争斗等导致他人轻生自尽，另无逼迫情形的，只依不应殴骂人等律条定罪，不必追征银两。这样才可使情理和法律相称，也使死者和生者都没有遗憾。前项经会议认为，应当依照所拟办理。一项是：臣恭敬看到《大明律》关于边远充军的条文规定：江南以及浙江、江西等布政司所属府州，发往定辽、山西等都司所辖卫所充军；江北、山西、陕西等布政司所属府州，发往广东、广西等都司所辖卫所充军。臣私下看到，近来编发充军的囚犯不分南北，大多发往西北边卫充军，大概因为西北正在用兵，所以想充实边卫。然而这类囚犯，多是原本应判斩刑、绞刑而获宽免死罪，以及各种奸邪顽劣、不服教化、轻易犯法的人，往往一到那里就逃跑，仍然继续作恶。虽然有逃跑后仍按原来死罪处决的条例，但逃亡者接连不断，最终也不能使人警戒。何况其中又有原本属于戎狄种族的人，熟悉边境情况，惯于夷语，恐怕他们乘机逃入敌境，为敌人出谋划策，挑起边疆事端，不可不防。汉代的卫律、宋代的张元，就是永远的鉴戒。应当今后编发充军的囚徒，仍依律文规定的地方办理：原本是北方人的，编发到江南卫所；原本是南方人的，编发到江北卫所。这样大概可以革除屡次逃跑的弊端，也可以避免意外祸患。前项会议认为：充军囚犯就近编发，照兵部现行事例办理；其中属于戎狄种族的，发往两广、云南、贵州充军。一项是：臣恭敬看到《大明律》共四百六十条，其中按照赃物数额定罪的，是律文；律文一经确定便不改变，而按照赃物折算钞币估价的，是条例，是用来辅助律文的，可以随时增减调整。但国家初制定法律时，每银一两值钞一贯，现在却值钞八十贯。国家初年，普通人盗银八十两才判绞刑，监守自盗银四十两才判斩刑；现在普通人盗银一两、监守盗银五钱，就分别判处绞刑、斩刑。罪名虽然说是因为民风日渐浇薄，担心人们容易犯法，所以加重刑罚来约束他们，但这并不是祖宗制定法律的本意。查得正统、成化年间，都御史陈智、监察御史李志刚等人各有论奏：有的想依照国家初年的钞币估价，普通人盗银八十两才判绞刑；有的想依照现在的估价，普通人盗银一两就判绞刑。综合来说，赃物数额少而罪重，似乎过于苛刻；赃物数额多而罪轻，似乎又失于纵容。何况陈智等人拟奏时，只涉及银两、铜钱的估价，货物也随之折算。后来估计货物，虽然有一定规矩，一向遵行，但其中轻重失当的也很多。例如一床棉被，价值不过银七八钱，却估作钞一百贯；黄金一两价值白银不低于五六两，却只估作钞一百六十贯；大车一辆价值白银十多两，却估作钞七十贯；一大车柴草价值白银五六钱，却估作钞一百贯。其他估价失常的情况，无法一一列举。按照这种办法定罪，刑罚怎么能合乎中正？应当今后估算钞贯、银两时，每银一两、铜钱一千文各按钞四十贯折算。其余马、骡等牲畜和各种货物，由本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公正斟酌估价，务求合乎人情、适应当时风俗，确定妥当后，通行内外问刑衙门遵照执行，按折算后的钱数拟定罪名，这样大概可以做到轻重适中，也不失祖宗制定法律的本意。前项会议认为，银钱折算钞币仍照旧，其他货物另行估价。弘治二年九月十八日，刑部尚书何等具题。本月二十一日奉圣旨：‘这份奏本中关于辱骂祖父母、父母的一条，关系伦理，仍令吏部会同户、礼、兵、工四部以及通政司、六科，再详细讲明律意后奏报；其余准许依议办理。’钦此。（《水东日记》）《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四十六 明代黄训编纂 刑部（论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