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二

译人人都感到喜悦，事情也因此办成。永乐八年，皇帝亲自征讨北方寇敌，命夏原吉辅导皇孙，留守北京，并兼管行在的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务。皇帝谕告他说：“朕把房玄龄的责任交给卿，卿要尽心辅导。”当时京城各部门刚刚草创，夏原吉每天早晨入朝，独自靠近御座前承办裁决机务；退到政事堂后，郎官、御史抱着案卷挤满庭院，夏原吉口头应答、随手批判，始终不动声色。北方的奏报送往行在，南方的事务启奏东宫，京师秩序肃然。七月皇帝车驾回到北宫，在便殿召见夏原吉说：“卿辅导皇孙留守，事务妥当，百姓安宁，裁决机务，全都合乎朕心。”夏原吉说：“这是陛下的训示，皇太孙遵照实行，臣有什么功劳呢？”第二天皇帝谕告群臣说：“夏某辅导皇孙，是今天的周公。”永乐十九年，三座大殿发生火灾，夏原吉说：“爱护百姓就是敬畏上天。”请求免除拖欠的债负以及刍粮征办、金银课程，优厚抚恤流离迁徙的百姓，以挽回上天的意旨。皇帝听从了他。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很多人说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萧仪说得尤其严厉。皇上愤怒，将萧仪杀死。当时科道官也多说不应轻易迁离金陵。皇上说：“当初迁都时，朕与大臣秘密商议了几个月才实行；进言的人却因此弹劾大臣。” 皇上下令言官和大臣都跪在午门前当面对辨。都御史陈英说，科道官都是白面书生，不懂国家大计。皇上命左右侍从到午门，众人都唾骂言官，唯独公上奏说：“御史、给事中职掌言路，而且又是奉诏办事。”又陈说：“臣等充任大臣，却不能协助赞成重大议论，这是臣等的罪过。”皇上很高兴，把双方都宽宥了。交趾平定后，皇上问公升官和赏赐哪一种更合适。公回答说：“赏赐的费用只在一时，数量有限；升官所费虽在后日，却没有穷尽。因此尤其应当升官以酬答功劳，其余人都按次序赏赐。”西域法王来朝见，皇上准备亲自慰劳他。公说：“他是仰慕教化而来，应当向他显示君臣之礼。况且皇上这样做，下面的人必定更加过分，礼义哪里容许严重败坏！”皇上说：“你想仿效韩愈吗？”后来法王在便殿觐见，皇上命公行拜礼。公说：“王臣的地位虽可高于诸侯，何况是番人呢？臣担心一旦屈膝行礼，便有辱天子，臣死也不敢奉行诏令。”皇上笑说：“你过虑了。”侍郎杨勉向猕猴行拜礼，已经很远了。[此句疑有脱误]山东妖人唐赛儿的党徒三千多人到来，公入朝奏说：“所俘获的人都是平民，全部赦免他们。”众人拦在道路上，呼喊说公使他们获得新生。公斥责说：“这是朝廷的恩德，与我有什么关系！” 汉庶人的叛逆阴谋已经暴露，皇上怀疑长沙有与他串通谋反的人。公说：“阴谋出自汉庶人，居住当地的百姓与此有什么关系？臣敢用全家百口为他们担保。”永乐十九年，朝廷商议亲征北方敌人，群臣没有人敢进谏。公说：“我受国家深厚恩典，不能不以死力争。”他约尚书方宾一同进谏，方宾说：“公只管来，我自会进言。”入朝叩头后说：“连年出兵都没有功效，军马和储备已经损失十之八九，何况如今灾害屡屡发生，内外都疲惫不堪，皇上的身体也稍有不安，远行跋涉风沙之地，实在不合适。”皇上发怒，便命公到口北整顿边地储备。方宾害怕，自缢而死。皇上于是把公和方宾一并登记没收家产归入官府，并命锦衣卫官员立即把公带回。到达后，公刚开始起仓整理储备，锦衣卫催促他。公说：“姑且等我完成这件事，否则恐怕发生侵盗；即使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不牵累公。”后来皇上询问征讨敌寇的得失，公仍像当初一样回答，历数自古以来不应勤于经营远方攻略的道理。皇上命人把他关押在内官监。皇太孙多次向皇上请求赦免他，皇上命宦官暗中察看。宦官因而问公：“皇上待公一向优厚，如今却突然把你关押，公可有怨恨吗？”公说：“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诲，哪里敢怨恨？”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但仍把他关押。皇帝车驾到达榆木川后身体不适，回头对左右说：“夏原吉爱我。” 八月，讣告传到。仁宗当时还是皇太子，亲自来到公被拘押的地方。公快步出来，皇太子站在庭中哭着说：“杨荣，父皇已经宾天了。”公伏地痛哭，不能起身。皇上下令让他起来，说：“卿可以出来处理政务了。”公说：“我是先帝的罪人，没有听到遗诏，哪里敢出来？”皇帝车驾回京后，命人赐给公御厨膳食，并向他询问国事。公说：“如今东南民力已经耗尽，军队又因漕运而疲惫，宜临幸南京，使百姓的困苦稍得缓解。”皇上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皇上又就诏书条文和政务事项向公征询意见。公请求赈济饥民，宽免欠负，减少赋税徭役，停止西洋宝船以及云南、交趾采办金银珠宝香料等事务，并停止各处办理金银课程。每天退朝后，皇上必定召公等两三位大臣到御座前，有时还一同到便殿当面议论政务。凡内外所进的章疏，皇上都命人拟定批答。公所拟批答大多写“某部知道”，有时皇上也拿来询问公。公说：“赏夺的权柄不是臣下敢于专擅的，所以交给六部判定可否，再取皇上裁决。这样事情各有分掌，权力也不会下移。”仁宗宾天后，皇太子在南京监国，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担忧再次发生汉庶人的变乱。太后命军国事务全部依公的裁决办理，公秘密谋划赶快迎接皇帝车驾回京。皇帝车驾将到时，群臣出城迎接，太后留下公辅佐襄王监国。皇上见到辅政大臣，首先问夏原吉在哪里，蹇义等人都无法回答，皇上很不高兴。到京后，皇上慰劳公说：“见到太后，才知道她留下卿的原因。”汉庶人反叛的檄文诬称辅政大臣奸邪、扰乱政治，并把公列为首要人物。皇上连夜召公等入内商议，公摘下帽子叩头说：“臣罪该万死。”皇上说：“他只是借卿的名义来发动兵端罢了。”皇上命众人分开就座，屏退左右，秘密商议。杨荣首先劝皇上亲征，皇上对此为难，便看着公。公说：“过去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时机不可错失。臣昨天见到皇上所任命的将领，他对臣说话时流泪，从他临事时的表现便可知道其情形。用兵贵在神速，应当卷起铠甲迅速前进，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杨荣说有道理，皇上的主意于是决定，亲自率领六军兼程前往。军队抵达城下，汉庶人想投降，却仍派人绕城辱骂。公这个罪人被擒获后，皇上给予他极其优厚的恩赏，还赐给守门人三人扶掖公上朝。公坚决推辞说：“旧制规定，不是勋臣不敢使用这种待遇。”皇上说：“卿辅佐教导有功，怎么不是勋臣？”十月，交趾请求投降，朝廷议论怀疑其中有诈，又想出兵讨伐。公说：“军队已经疲惫了。譬如毒疮潜伏在身体里，尚未溃破时担心发生意外；既然已经溃破，就应当使用和平的药剂，使血气调和，自行痊愈。” 如果只是一味用毒药攻伐，内里的元气反而虚弱，还会产生其他疾病。不如顺应他们请求投降，允许他们恢复国家、改过自新。”杨士奇、杨荣二人议论也与此相同，于是停止用兵，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宁，天下人都因此受益。《胡荣神道碑录》【李贤】

译太宗皇帝即位统治天下后，公仍照旧供职。永乐改元的秋天，公因奏对得到称许，特意升任户科都给事中，公更加感激，尽心办事。永乐五年丁亥，皇上观察近侍之中，认为只有公忠诚可靠，可以托付心腹之事，于是命公巡行天下，以访求仙人为名，实际上察看各地人心的向背。当时御制《性理大全》以及《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书》刚刚编成，皇上让公用这些书劝勉天下人，因此即使是偏僻乡村小邑，公的足迹也没有不到的地方。学校里的士子听到公反复详尽的教诲，整天都不肯离去。凡是有名的僧人、道士受到公接纳交往的，都以此为荣耀。公在湖湘一带停留最久。丙申年秋天回朝，遭逢母亲丧事，请求服满丧制，但没有获准。冬十二月，升任礼部左侍郎。第二年，前往巡行江浙各州，不久授任嘉议大夫。癸卯年又从均州、襄阳回朝。当时皇帝亲征北方敌寇，驻跸宣府，公骑马赶到行在谒见。皇上正在卧床，没有出来；听说公到了，高兴地起身，召公入见，说：“侍从说胡先生来了，朕听说是胡先生，便知道他也会等我起身，于是大笑，并且慰劳他。”又说：“卿长途奔波很辛苦，赐座同朕谈谈。凡是经过的山川道路、郡县的丰歉、百姓的安乐疾苦，以及所听所见的保国安民之事，都详细陈说出来。” 皇上听了很高兴并采纳他的意见，先前所疑虑的事情到这时全都消释了。等公退下时，已经到了四更。此前仁宗皇帝作为太子监国时，有流言传到皇上耳中，文庙命公前往察看。公到达后，亲眼看见太子所做的七件事都真诚恭敬、孝顺谨慎，于是秘密上疏报告。皇上阅览后非常高兴，从此不再怀疑仁宗。仁宗即位初年，特赐诰命，加授正议大夫、资治尹。不久皇上听说公曾经有过秘密奏疏，反而对他产生怀疑，于是改授他为太子宾客兼国子祭酒。到了南京后不久，仁宗阅览章奏，看见公所上的秘密奏疏，深深赞许他的忠诚，正准备重用他，却已经宾天了。《胡广碑录》【杨士奇】公起初以进士第一名任翰林修撰，官阶为承直郎。第二年，太宗皇帝即位统治天下，升任侍讲。过了一个月，改任侍读，进阶承德郎。永乐二年，升任右春坊右庶子，官阶奉议大夫，仍兼任侍读。四年，升为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官阶奉政大夫。后来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仍兼任左春坊大学士。又过了三年，公得病而且病势严重，皇上多次命太医召集医术高明的医生前往诊视，每天派中使询问病情。公去世后，皇上悲悼叹息不止，命工部准备棺材，礼部两次赐祭，追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穆。本朝大臣获得谥号，是从少师姚广孝和公开始的。又命官员提供船只送还他的灵柩，命有关部门修治祠堂和坟墓。当时仁宗皇帝在南京监国，公的灵柩经过那里，仁宗派官员前往祭奠，赐给的赙仪十分丰厚。安葬完毕后，公的儿子入朝谢恩，朝廷授公长子穜为翰林检讨。仁宗即位后，追念公是旧臣，加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派官员前往谕祭，并厚赐他的家人。公同时遇到两位圣主，恩典贯穿始终，为什么时间越久恩宠反而越盛呢？公任官时恭敬顺从，在皇上面前承受询问，每次回答必定竭尽诚意，必定据理而说，以忠厚为根本，从不谈论别人的过失。凡是奉行诏令、起草诏制和视察草稿时，只要有所见解，必定把可行与不可行详细报告上去，常常得到采纳。所撰写进呈的文字，皇上知道是公所作，便总是称好。奏对时所说的话，以及所办理的机密事务，退下后从不向外泄露，即使亲近厚交也不敢私下谈及。有来询问的，也因为他一向严守自持。公侍奉太宗皇帝十七年，凡皇帝巡幸北京、亲征北方敌人，翰林官通常都由公与杨勉仁、金幼孜随从，皇帝对他们信任极为深厚。礼部郎中周讷提议举行封禅，群臣也多说这是太平盛事，皇上都没有听从。当时只有公的意见与皇上相合，退下后作《却封禅颂》进呈。公服母丧期间，皇上召他回来，问百姓是否安好，他回答说：“安好。”但郡县官吏严厉查办奸恶，反而使外地亲属成为百姓的祸害，皇上立即下诏停止此事。公兼任春坊官时，小心谨慎，竭尽忠诚，对太子多有辅益，所以尤其受到储君厚待。公性情沉静谦约，以盈满为戒，从不以私事求托于他人，也没有人敢以私事托请他。两次主持京畿乡试，四次任廷试读卷官，鉴别人才公正明察。奉敕修纂《高皇帝实录》和《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都担任总裁。公立志扶植名教，奖掖善类，遇到合乎义理的事果断去做；对于利益，不苟且取舍，从未接近奸邪之人。凡是与他交往的人，他必定帮助其走向善道；对不善之人则远离，不再顾虑小人是否不满。有人多次制造谣言诋毁他，幸赖皇上深知其为人，不予听信，立即贬斥诋毁者，而公自我操守更加坚定。公的胸襟情趣洒脱，即使身居荣禄，也从未有一天忘记山林幽静、淡泊、闲远的乐趣。公退朝后便闭门读书、写诗而已。《汉府之变一》【杨士奇】永乐十四年，皇上在北京，听说高煦很有异志，便通过驿站召隆平侯张信来询问。皇上仍未完全相信，车驾于是返回南京，询问皇太孙。皇太孙回答：“传言不可轻易相信，而且父皇在位，他应当不敢有这种想法。”一天，翰林诸臣奏事退下后，皇上又召杨士奇回来，问：“你和蹇义在这里，对汉王府的事情都应当完全知道。昨天我询问蹇义，他坚决推说不知道，不肯说。你应当替朕说明。”又说：“如果朕还不知道，你们担心会有离间之罪；朕既然已经知道了，你还担心什么？”杨士奇回答：“臣与蹇义一同在东宫办事，殿下是外人，本来就不敢对臣等说。即使偶尔有人谈及，也不过是百中之一二，而且多出于揣测，并非亲眼见到实迹，所以臣本来不敢贸然回答陛下。不过，汉王起初受册封，封国在云南，却不肯前往；后来改封青州，又坚决不去。如今知道朝廷将迁都北京，只想留守南京，这使天下人都怀疑他的心思，难道一定要等到出现实迹才采取措施吗？只愿陛下及早妥善处置，使他有固定的封国，保全父子恩情，为后世留下长远利益。”皇上默然起身，回宫去了。几天后，皇上得到高煦私自制造兵器和皮船、训练水战，以及僭越使用车舆服饰、挟私愤击杀无罪官民、纵容卫军在京城内外抢掠等全部实证。皇上大怒，剥夺他的冠带，把他拘禁在西华门内。东宫殿下叩头恳切请求救解，才免于进一步处分。皇上命翰林条列说明他的罪行，并说：“照他这样做下去，将来一定不得安宁。朕现在削减他的两支卫队，把他安置在山东乐安州；那里离北京很近，即使他作乱，也可以早晨出兵、晚上擒获。”【《三朝圣谕录》】《汉府之变二》【杨士奇】

译仁宗宾天后，公接受顾命。当时宣宗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担忧发生汉庶人的变乱。太后因为公是东宫旧日辅臣，军国事务全都命公裁处。公秘密谋划赶快迎接皇帝车驾回京。车驾将到时，群臣出城迎接，太后秘密命公留下辅佐襄王监国。皇上见到辅政大臣，首先问公在哪里，蹇少师等都不能回答，皇上很不高兴。车驾到京后，皇上召公慰劳说：“近来见到太后传谕留下卿的原因，朕才知道。卿奉皇祖之命辅佐朕多年，朕倚重卿不是其他人可比。卿应当像侍奉皇祖那样侍奉朕。”并加赐宝带。当时丧礼和即位仪式，都是公等一两人预先制定的。皇上命人起草诏敕，命公等删削诏敕中的议论，多数采纳公的意见。每天朝会后召公当面商议政务，亲自写诏条询问国事，都如同仁宗在位初年。公与蹇少师、杨溥、杨士奇两位少傅同心辅政。蹇义厚重而多谋，公宽宏而能决断；杨溥博古守正，杨士奇明达有作为，朝廷内外都称得其人。皇上有时与公当面议论很久，命人赐茶；有时命公退到殿廊稍作休息，再到御座前继续议论。皇上尤其把公当作心腹托付。退朝闲暇时，皇上还不时单独召公秘密而亲切地询问，有时从袖中取出小帖子亲手交给公。公有时也向皇上陈呈意见。凡内外所进的章疏，皇上专门命公批答。还没有下令带出去拟定条文时，允许使用小票，以墨笔写在各疏上呈进；其中有的改用朱笔批出，有的尚未批示，多命公传达诏令处理。公每天勤勉谨慎，所接受的圣谕以及向皇上进言的内容，从未退下后告诉别人。凡是各位大臣谋划中好的意见，他都竭力赞成，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先前修纂《太宗实录》，命公监督修撰；到这时又命公监督修撰《仁宗实录》。本朝文臣三次参与监修实录的，只有公一人。宣德九年秋七月，皇上因山东没有麦子，下诏免除当地税赋，并且对公说：“后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伊尹做宰相时，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治理，就好像自己在市上受鞭打。卿是国家大臣，应当体会这样的心情。”公叩头说：“臣怎敢不敬承圣训。”八月，汉庶人谋反，移檄诬称辅政大臣奸邪、扰乱朝政，并以公为首，原来是因为憎恨公等受到皇帝信任、辅佐治理，对自己不利。皇上连夜召公等入内商议，公摘帽叩头说：“臣没有才能，以致亲藩发生变乱，罪该万死。”皇上说：“卿为什么这样说？他只是借卿的名义来发动战争罢了。卿的祸福，朕与你共同承担。” 皇上命众人分开就座，屏退左右，秘密商议。杨文敏公首先劝皇上亲征，皇上对此为难，便看着公。公说：“过去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时机不可错失。臣昨天见到皇上任命将领时，那人的脸色都变了，退下后对我们说话还流泪；在朝廷上尚且如此，他临事时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又说：‘用兵贵在迅速，而且我们师出有名，应当卷起铠甲、收藏兵器前往，一鼓作气平定此事，这就是先发制人的道理。’”杨荣说有道理，皇上的主意于是决定，立即亲自率领六军征讨，日夜兼程前进。军队抵达城下，汉庶人害怕想投降，却仍派人绕城辱骂。公这个罪人被擒获后，皇上给予公极厚的恩赏，赐给公三名守门人扶掖他上朝。公出宫后坚决推辞说：“旧制规定，不是勋臣不敢使用这种待遇。”皇上说：“卿辅导有忠诚勤劳之功，怎么不是勋臣？”【《夏忠靖公遗事》】《赵府之变一》【杨士奇】公字廷器，起初代替父亲统领五十名被选士卒，隶属于赵简王的护卫。永乐癸卯年五月，太宗皇帝心情不愉快，几天没有出来接见群臣。仁宗皇帝在东宫，军国政务都先启奏皇上后施行。邪僻、倾险之徒不能放纵私欲，都感到不便。简王当时留在北京，恭敬修习孝悌之道。他的护卫指挥孟贤等十多人，暗中勾结历任官员王射成等以及宦官的养子，共同策划邪谋，想等皇帝驾崩后，伪造诏书从宫中发出，拥立简王，而自己从中得志。这件事极其秘密，不让简王知道，是担心简王不答应；那样一来事情败露，他们便会粉身碎骨，连同阴谋一起暴露。公的姻亲高以正已经安排妥当，高密把这件事告诉公。公惊骇说：“这是天地之间最邪恶的大罪，连鬼神都不会宽赦，怎么能甘心策划覆灭家族、断绝祭祀的事情？”高以正不听，高以正发怒，又担心公泄露此事，便谋害公。公于是到宫门上疏，皇上阅览后起初怀疑是欺诈诬陷，说：“难道真有这种事？”反复盘问诘难，众人都替公担心，但公的言辞神色丝毫没有动摇。等到孟贤等被捕，皇上亲自询问案情，查明了他们邪谋的始末以及所伪造的诏书，立即将他们处死，以正国法。王射成和宦官养子被升任公为辽海卫千户。后来孟贤等人都伏法处死，朝廷召公回来，又升为怀远将军、锦衣卫指挥同知，并下敕告诫他的同僚：凡事必须报告，不得欺瞒。”},{ 赵府之变（二）【杨士竒】宣德元年，高煦反叛，皇帝亲自出征，罪人被擒获后，军队返回。六部派尚书陈山迎接皇帝。陈山见到皇上，说应当乘胜移军进攻彰德，袭击并擒获赵王，这样朝廷便可永远安定。皇上召杨荣，把陈山的话告诉他。杨荣回答：“陈山说的是国家大计。”皇上于是召蹇义、夏原吉来告诉他们，两人不敢提出异议。杨荣说：“请先派人下诏责问赵王与高煦勾连谋反的罪行，同时让六军突然赶到，就可以擒获他。”皇上采纳了。杨荣于是传达皇上的诏令，命士奇起草诏书。士奇说：“事情必须有事实根据，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而且诏书应当用什么说辞？”杨荣严厉地说：“你难道要阻挠国家大事吗？”他命锦衣卫逼问被拘押的汉王府人员，取得他们声称与赵王共同谋划的供状，作为出兵的理由；这样一来还担心没有说辞吗？士奇说：“靠锦衣卫逼出的供状，怎么能使人心服？”杨荣说：“你若不赞成，我可以去和蹇义、夏原吉说。”士奇前去见二人说明此事。蹇义说：“皇上的意思已经定了，众人的意见也已经定了，公难道能从中阻止吗？”夏原吉说：“万一皇上听从公的意见，现在不出兵，赵王后来发生变故，像永乐年间孟指挥那样的举动，谁来承担责任？”

译士奇说：“现在的形势与永乐年间不同。永乐年间赵王拥有三支卫队，如今已经削去两支；而且过去孟指挥所做的事，赵王本人确实并不知情，否则赵王哪里能活到今天？”蹇义说：“即使依照公的意见，现在应当怎样处置？”士奇说：“如今的办法，是朝廷尊重宗室亲属，厚待赵王；如果有疑虑，就严加防范，这样也一定不会有忧患，同时在国家体制上也合乎正理。”二人说：“公说的本来就应当如此，只是皇上特别信任杨荣，并不把可否交给我们二人决定。”士奇退下后对杨荣说：“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如今皇上在世的亲叔父有两人；一人有罪，不可宽恕，另一人无罪，就应当厚待，希望这样可以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荣说：“你既然不肯起草诏书，那我就把这件事报告皇上。”当时只有杨溥与士奇意见相同。杨溥说：“我们二人请求入内见皇上，向他说明大义，军队绝对不能移师。”杨荣听到杨溥的话，立即快步入内求见，杨溥与士奇也跟随在后，但守门人不让他们进去，二人未能入内。不久有诏令召蹇义入内，蹇义把士奇的意见告诉皇上。皇上心情不悦，但也不再说移兵的事，于是返回京城。途中皇上有所询问，只召见杨荣以及蹇义、夏原吉，不再召见士奇和杨溥；到达良乡后，才让他们二人得以见驾。我们二人这才得以见到皇上。皇上的怒意似乎仍未平息，忽然厉声说：“好机会，没能乘机一直追到他家，皇太后一定会出来阻止。”皇上到京后非常后悔，不再提彰德出兵的事情，但进言的人仍喋喋不休地要求削减赵王的卫队，并请求把赵王召到京师拘禁，皇上都没有听从。一天，皇上特意召见士奇，对他说：“进言议论赵王的奏章越来越多，该怎么办？”士奇回答：“如今宗室中，只有赵王与陛下最亲近，应当设法保全他，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皇上说：“我也在考虑。先皇对赵王最为友爱，而且如今我只有这一位叔父，怎么会不爱他？但也应当思考保全他的办法。我准备把群臣的议论封装起来，命都御史刘观和公侯中选一人带去给他看，使他自己处置。”士奇回答：“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在皇亲中选一位与赵王心意相通的人，与刘观一同前往，也许可以有所开导。”皇上说：“那么谁可以？”士奇回答：“广平侯袁容，是至亲，又善于开导劝谕；再加上皇帝亲自写玺书告谕他，那就更好了。”皇上采纳了，于是派袁容与刘观前往。赵王得到玺书和进言者所上的章奏，非常高兴地说：“我活下来了！”立即献出卫队，并上表奏谢皇恩，于是进言的人才停止议论。皇上更加亲厚地对待赵王，却疏远并薄待陈山，最终将他斥退。原来皇上起初虽然受到陈山的迷惑，后来已经清楚知道陈山的做法不对。过了几个月，皇上召士奇到南斋宫，对他说：“我对赵叔遵守亲亲之礼，没有失当，其中有你的功劳。从今以后，不要因为曾经违逆我的意思而心存疑虑。”于是赐给他白金、宝钞和文绮。【《三朝圣谕录》】《名臣经济录》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三 明代黄训编纂 保治【正统】雷震奉天殿鸱吻，请求修身反省的奏疏【刘球】臣谨慎考察《春秋》，由此知道君心所感与天心所应，如同回声回应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国家的成败兴亡，没有不与此相联系的。董仲舒所说：“国家失去正道，上天就先降下灾害加以谴责告诫；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他警惧，这是上天以仁爱对待君主，希望制止他的祸乱。”君主遇到上天的警戒，难道能不严肃地修身反省吗？从前桑树、楮树在朝廷中生长，太戊修明政事，殷道因此兴盛；野鸡在鼎上鸣叫，武丁端正德行，殷国因此安定；旱魃肆虐，周宣王修身反省，王道教化因此施行。这些君主都能通过修身反省来奉承上天，所以天灾降临，不但没有成为国家的祸害，反而成为国家的福分。昨天雷击奉天殿的鸱吻，皇上穿素服、停止朝会，下达罪己诏，发表自我反省的话，命群臣各自修治职务。修身反省的心意已经十分充分，确实足以回应上天之心、消除灾异。臣私下认为，今天修身反省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有十项：第一，勤于圣学，以端正内心和德行。自古圣明有哲理的君主，行动都与天道相合，雨水、晴阴、寒暑没有不合时令的。因为他们专心致志地求学，对于一切没有益处的事情全都摒弃不做，所以私欲完全消除，天理显明，内心归于端正，而上天也不违逆他们。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臣愿皇上以古代圣哲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临朝和闲暇时进入经筵讲学，减少居处宫苑的时间；凡所谓无益之事，都置之度外，只多次召进儒臣，讲求至高的道理，专一而笃实地尽修养功夫，推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使学问功夫达到极致，天理与人欲分明，那么圣心端正，天心自然没有不顺从的。第二，亲自处理政务，以总揽权纲。政令如果都由皇上亲自发出，权力就不会下移。所以太祖、太宗每次早朝结束，以及午后、晚间两次朝会后，都必定在顺门或便殿召见大臣，亲自裁决各种政务；有事情疑难，就召掌管机密事务的大臣来商议核定，然后亲自作出裁断，这就是权力归于皇上的原因。皇上临朝九年，对政务已经日益熟悉，愿意遵守两位圣主的成规，恢复亲自裁决政务的旧例，这样或许权纲有所归属，政令也能归于统一。第三，区别贤能与否，以亲近正直之士。诸葛孔明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所以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无不乐于有正大君子作为亲信，帮助自己治理而使自己更加明智。只是辨别贤否不可不精细。如今内外臣僚不能没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愿皇上从自身观察，向他人询问；确实贤能可以亲近的，就亲近他；确实不肖、应当远离的，就远离他。这样君子会日益进用，小人会日益退处。第四，选任礼臣，以隆重祭祀礼典。今天的太常寺，就是古代的秩宗，必须任用敬谨清正、端庄稳重、通晓礼典的儒臣担任，这样才可以沟通神明。所以舜任命伯夷，伯夷还谦让给夔龙，实在是因为这个职务不容易胜任。如今太常卿和少卿长期空缺而没有选任，恐怕祭祀礼仪有所失当吧？应当选用儒臣担任，使祭祀礼典得以修明。第五，严格考核，以督促吏治。自三代以后，天子巡行各地的礼制废弛，但郡县官吏不敢放纵、田野百姓能够安居，是因为朝廷多次派绣衣使、采访使等巡行郡县，考察官吏的得失，询问百姓的疾苦。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这种办法。近来多把这个职责交给布政司、按察司和巡按御史，他们的考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因此官吏没有善政，百姓失业的越来越多。至于军卫官员，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实在应当选派公正明察、廉洁能干的朝廷大臣，分赴天下各地；从三司、郡守以下，不论文官武官，全部都可以考察。如果确实贪污奸邪、罪状严重，就据实奏报罢黜；如果有廉洁能干、仁慈宽恕、政绩超过常人的，也据实奏报，请求特别表彰，使百姓有所劝勉和惩戒，吏治便能整顿兴举。第六，慎重使用刑罚，以彰明法典。古代君主不亲自处理刑狱，而全部交给司法官办理。《尚书》所说：“我说应当处以刑罚，你们就不要不处刑；我说应当宽宥，你们就不要不宽宥；一定要合乎中正。”这是担心司法官因迎合喜怒而在刑罚轻重上有所偏差，以致刑罚失中。近来法司上报的狱情，有奉皇上诏令把重罪减为轻罪、把轻罪加重为重罪的；法司既不坚持据理奏争，到审讯囚犯时又多有观望，只求迎合皇上的心意，因此不能没有冤枉。臣私下认为，一切刑狱案件都应依照法司拟定的判决办理；如果有不恰当之处，经过调查询问、审得实情后，就治罪原先审问的官员。运砖、纳米赎罪等条例，也不是古法，而且会使贪污者得以侥幸免罪，廉洁者反而蒙受罪罚。应当命法司今后对于文武官员，除犯公罪允许赎罪外，其余都依律审问拟罪，这样刑罚就能适中，法典也能彰明。第七，停止营造工程，以使百姓和军士的劳苦得到缓解。土木工程如果不停，天地和气就会失调。所以《春秋》把劳民筑作的事情全都记载下来作为警戒，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京师兴建营造工程已经五六年了，虽然没有烦劳百姓，却都役使军队；但军队也是国家的赤子，需要他们抵御暴乱、奔赴战斗，怎么可以只役使他们而不加以体恤？况且各衙门都已经更新完毕，应当停止工程，使民力得到休养。第八，宽免拖欠的赋税，以怜悯百姓的困穷。《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中，减轻征税就是其中之一。近来各地报告水旱灾荒，请求减免租税，但有关官府多不准许减免；即使准许，也只是徒具虚文，使百姓得不到实际恩惠，以致日益贫困流离、迁徙失业。应当命户部遇到地方报告灾荒，就立即核实灾情，酌量减免租税，同时设法安置赡养流民，使他们不致失业，这样百姓的困穷才有所救济。第九，停止用兵，以重视百姓的生命。兵器是凶器，一旦动用必然伤人，不可轻易发动战争。汉高帝凭武力平定天下，并非不善于用兵；但他在白登遭到匈奴挫败，最终也没有报复，因为用兵必然伤人。如今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军费、军资和爵赏多得无法计算；创伤尚未痊愈，又派定西侯蒋贵总领其事，想让缅甸交出他们拘押的首领思伦发。即使缅甸所说确实可信，擒获敌寇回来，也不过是献到朝廷，在市中肢解示众，把首级悬挂在大道上而已。然而缅甸若挟此功劳，必然要求与明朝分割麓川土地；不给，就会结怨；给了，则两方夷人的土地和百姓各自增加一半，势力坐大，将来便无法控制。这是消灭一个麓川，反而产生两个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