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经济録卷十

译难道这是牢记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的戒律，采取预先考虑祸患、防患未然的办法吗？但这本来是将帅的事情，也不是宫禁之中适宜做的事。豹房靠近宗庙社稷，恐怕无法安妥神灵。况且如今太子星还没有显耀，震位仍然空虚，却在击射之后耗费体力，在驰逐之中损耗精神。况且富贵人家的子弟，坐着时也不靠近屋檐；正当壮年却没有子嗣，心中就会因此警惕不安。陛下为什么以宗庙社稷所系的身体，竟这样轻视自己？这正是群臣早晚不能安心的原因。伏望从今以后，高拱端坐于穆清宫中，深居禁密之处，戒除没有节制的游乐劳累，以保养身心和顺，远离混杂荒诞之所，以消除意外忧虑。这样自然会使血气循行正常，精神在内得到巩固，上帝也会显示启发圣明的祥瑞，后宫会有多生男孩的喜庆；国本有所寄托，人心因此安定，这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长远计策，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至于经筵日讲，陛下即位之初还时常举行；近年讲期刚到，便常听说停止，劝讲的官员也就形同虚设。《尚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 况且人的内心十分微妙，攻击它、诱惑它的东西很多；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如果不把心思放在《诗》《书》和义理上，就会放纵情欲，沉溺于宴饮安逸享乐，本来就是如此。伏望从今以后，只遵循旧典，按时御临经筵；除非盛暑严寒，不可轻易停止；仍然举行日讲，按照旧例请近侍儒臣讲论经史，涵泳义理，以培养根本，使聪明有所启发，治国之道日益明白通畅。天下最大的快乐没有能超过这个的，各种其他爱好都不能夺去它。前面这三件事，天下的大根本就在其中。《易经》说：“端正根本，一切事情就会治理好。”《大学》说：“根本已经混乱，却想治理末节，这是不可能的。”陛下如果俯身听取并采纳，见诸施行，就可以由此修明圣政，使天下的困厄得到疏解；扩充圣嗣，安定天下人的心志；弘扬圣学，成就天下的事业。根本既已确立，各项政务和末节事务自然各有主管，我们也当随事进献忠言，以图报答陛下的恩德。这样，上天的意旨可以挽回，百姓的生活可以安定，盗贼可以消灭，疆土可以安宁；对上可以承受祖宗宏大的福泽，对下可以为子孙留下长久的大统，近可以安慰臣民的忧虑疑惧，远可以回应华夏与夷狄的观望归向，实在是宗庙社稷亿万年长久昌盛的福分。我们私下身居高位，和国家共同承担安危，受到国家厚恩，在道义上与国家的祸福休戚相关。正当四方多事之时，我们不能提出一条计策来缓解祸患，如今又奉到修身反省的明令。如果还不能竭力陈述探究根本的意见，来辅助革新政治的教化，只知迎合污浊、苟且混日子，即使能暂时免除触犯逆鳞的罪责，难道将来能够逃脱误国的罪名吗？我们忠诚激愤充满胸中，不知如何裁度，冒犯天威，罪当万死。这是因为关系到急切确立根本、谋求治安，并且要尽到修省的道理，所以谨此题奏请示。正德七年五月十二日奉圣旨：“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安心办事就是。钦此。” 《谏猎虎疏》【王思】臣听说，臣下对于君主，就像子女对于父亲；休戚利害本来就是一体，这就是臣冒死流泪献上愚见的原因。臣私下想到，孝宗敬皇帝只有陛下这一位儿子，上要依靠陛下承继宗庙社稷的大统，下要依靠陛下开启万世相传的基业，不能有一天不谨慎对待。近来道路上传言，老虎逃出笼子，惊吓到了圣驾；臣听说后既惊骇又怀疑：难道陛下圣明神武、文武兼备，竟不会为了宗庙社稷和万世基业而自重吗？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九年，朝会不勤，政事懈怠，不亲自祭享太庙，两宫也久不去问安，经筵又厌倦听讲。推究原因，大概有两端：一是嗜酒而荒废志业，二是喜好逞勇而轻视自身。于是戒惧被纵欲忘却，好恶随着喜怒而变，威权转移到左右近臣手中，政令出自多个门路，纲纪日益松弛，国家大计不能确立，士气受到摧折，人心危疑，上天屡示警告，日食地震接连发生，宗庙社稷的忧患，严峻得仿佛就在早晚之间。如今好勇不可取，陛下已经稍稍受到惩戒。至于酒不可嗜，臣请允许我详细说明。荒废心志、废弃事业，没有比酒更严重的，而天子一天处理万机，更应当有所节制。

译《尚书》说：“沉溺于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这几件事只要有一件，未有不亡国的。” 它所导致的后患就是这样。如今陛下住在外宫，天天沉湎于酒，杂役和侍从混杂其中，宫禁守卫又不严，荒废心志、耽误政业已经足以深深警戒；倘若突然发生变故，又拿什么防备呢？这正是臣深为忧虑的地方。伏望陛下以天命为可敬畏，以祖宗为可效法，惩戒过去的事情，严格节制嗜好欲望，预先防备外患，返回深宫；还一定要亲自祭享太庙，孝敬奉养两宫，总揽乾纲，继续发扬圣学，使德行功业在顷刻转变之间达到盛大境界，难道不是很好吗？臣越出职分谈论政事，十分恐惧，甘愿等待治罪。《奏宗社大计事》【罗玘】臣年轻时迂腐愚昧而又散漫，不熟悉政务；壮年做官后，愚昧仍和当初一样。如今已经老了，自料只能和愚昧相终罢了。臣想到天下聪明、有才、善于论辨的人何止千百，而有的埋没在窗牖之下，有的困顿滞留于低级官职，有的甚至一生不得授予一命之官，到处都是。只是臣这样愚昧的人，却有幸窃取俸禄于先朝，充任侍从；又在陛下登极改元之初，从翰林侍读越级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仅过两年又起升为本寺卿，再过一年转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臣又想到，以前任翰林官的人，即使文章才华远胜臣十倍，也还要按资历、资格逐步升迁，有人进步极慢，有人直到白头终身埋没。臣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六年之中这样骤然升迁？若不是陛下天地般宽宏浩荡的恩德，能这样吗？臣又想到，感恩到了极点，即使一个人十分愚昧，只要有一点见解，也会害怕一死，藏在心中而不向明主吐露；等到年老病重，终于还是因死去而结束。这是害怕死亡却不能免死，只知感恩却不知道报恩，果真能算忠吗？又果真能算有知吗？假如死后有知，在地下难道不会悔恨吗？况且臣所谓一点见解，并不是指四方盗贼——那是众人眼前所谓的急务；也不是指隐微潜伏的事情，而是左右大臣共同知道，百司庶尹和言官共同知道，里巷小民以及远至荒服夷狄也共同知道的事情。有的人害怕死亡，不敢把它说出来；有的人因为职务限制，不能把它说出来；有的人地位卑微又远离朝廷，没有机会说出来；有的人贪恋俸禄、保全职位，不肯说出来；甚至还有人乘机进行奸诈交易，图谋非分的富贵，把别人不说话当成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也足以令人寒心了！为什么呢？陛下接受太祖、太宗及历代圣人的托付，治理天下至今已有六年多；而地久天长、万寿无疆，本来正要从此开始。但也必须像祖宗把某种事业托付给陛下一样，陛下才不会辜负祖宗的托付。不知陛下如今将要把什么托付给后世呢？从前贼臣刘瑾谋划驱逐荣王，假使当时顾命大臣拼死帮助陛下争辩挽留荣王，张防即使急于助逆，他知道天潢贵胄的血亲就在身边，难道还敢萌发这种心思吗？这就清楚说明，身边没有血亲足以招致祸乱。幸亏上天启发陛下圣心，最终把刘瑾等消灭了。刘瑾灭亡之后，就能保证绝不会再有一个刘瑾吗？如果说张防，那么如今朝班之中未必没有张防这一类人。怎样称呼他们呢？凡是公开称刘瑾为公的人，都是出自这一类；他们能保证不会像侍奉刘瑾那样侍奉后来者吗？只是张防罪恶特别明显，所以先暴露出来罢了。依靠历代圣灵，才使刘瑾、张防的见识浅薄、踪迹容易被发现；万一其中出现像王莽、曹操那样的人，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消灭他？自古以来君主孤立无援，其危险难道有像这样的吗？宋代的司马光、娄寅亮，他们的心忠于社稷，最终也有赖于他们的进言，难道不可以任用吗？伏望陛下早早坚定圣断，为宗庙社稷筹划，以寄托海内臣民的希望，以断绝奸雄窥伺觊觎的心思；然后使子孙繁衍而福庆延续，使宗室贤才兴盛；实行先正大臣请归藩的义举，确立太子主持祭祀的制度，这才是万世长久的防范，也是愚臣临死前图报恩德的万分之一。臣说到这里，只知道宗庙社稷，不顾其他，所以不讲文饰；因为不讲文饰，所以不避讳；因为不避讳，所以触犯权奸；触犯得越多，便越会遭受诬陷、陷害而获罪，直到死亡，臣也甘心认为这是自己分内的事。臣仰望宫阙，不胜激切惶恐，因此专门写成本章，派义子携带呈进，谨具奏闻。《奏早定宗社大计，以绝窥觊事》【罗玘】臣于去年四月写成本章，派义子罗秀携奉入内，其中说：从前贼臣刘瑾谋划驱逐荣王，当时顾命大臣不能拼死帮助陛下争辩挽留荣王，以致陛下身边没有一个血亲可以用来防止祸乱，这已经有明确的先例。因此臣举出宋代司马光、娄寅亮的故事来冒犯天听，同时详尽指责群臣全无廉耻、阿附刘瑾的情状，又揭发他们日后乘机观望、心怀不忠的谋划，希望能够感动圣心，立即赐予施行，以慰藉海内臣民的希望，以消除奸雄窥伺觊觎的心思；然后使子孙繁衍、福庆延续，使宗室贤才兴盛，按礼遣送荣王归藩，确立太子主持祭祀。臣即使因此获罪而死，也本来就是应当的。此后一直寂静无声，听不到任何谕示。臣料想一定是后宫将要生育，祥瑞即将满月，私心中高兴，早晚盼望着。如今过了一年仍毫无消息，却只听说大盗纷纷兴起，遍布天下，连接数十座城池，所到之处洗劫一空，运河两岸几乎被焚烧抢掠殆尽。每天都有方面大员被捆绑杀害，今天又射死将官，近来还在杨村剖剥防守将领王杲。杨村距离京城有多远，贼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臣认为国本没有确定，奸雄窥伺觊觎，如今的情形怎么样了呢？上月二十三日，湖广阳逻一带传来消息，说流贼捉住并杀害了右副都御史马炳然。

译臣起初还半信半疑，以为副都御史是九卿的副贰，而且并不是奉命出征剿贼，只是偶然遇到流贼罢了；他们竟然随便把他杀掉，那么九卿之长遇到他们也一定会被杀。九卿之长都敢杀，那么公侯、驸马遇到他们也一定会被杀。这还知道有朝廷的威令吗？朝廷左右难道还有人吗？臣也充任九卿副贰，同样在贼人必杀之列，发誓一定不与此贼同时活着。贼活臣死，贼死臣生。臣也痛惜国本没有确定，奸雄窥伺觊觎的苗头逐渐发展到不可遏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臣仍断然不相信传来的消息。直到本月十三日申时，迎接马炳然的官吏王廷昌回来报告说：“我亲自收殓炳然的尸体，他脸上被砍了一刀，鼻子被削去；身中两箭，肋骨受伤。”臣当即跌倒在地，口鼻流血，昏迷沉睡，像气息已经断绝一样。臣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不能带着妻子儿女随行，只能依靠一两个小童扶持、按摩、灌饮，到天亮才稍稍苏醒。眼下便血如流，肋骨已经脱解，气息奄奄，死亡就在早晚之间。臣还担心贼人走投无路，像锅中游鱼一样，在火已点燃而水尚未沸腾之时，暂且苟延片刻性命，四处搜索，有时甚至聚集一两百人，奔驰中原，诱使聚集那些不守法、愚顽而不明白逆顺的百姓。各位将领狐疑观望，更加拖延不进；一旦战机发生变化，成败就会由此判定。从今以后，一两个大臣即使想借用宽容包庇、养成高名的名义，来庇护自己门下的党羽，就像几十年前那样，恐怕也未必行得通了。可是陛下还想和几十个近侍宠臣举行讲武活动，难道还有闲暇吗？臣敢在未死之前，披露肝胆，再次申述从前的请求。伏望陛下勤勉振作、扭转乾坤，稍加垂览，立即召集皇亲、公侯、驸马、伯府、部院、寺卿大臣、翰林院以及科道官员，多人共同考察司马光、范镇、韩琦、文彦博、吕诲、包拯、赵抃诸臣的意见，舍弃短处而采取长处，斟酌古今，收敛锋芒，依据事实和道理，暂代九庙承担勤劳，同时寄托侍奉两宫之责，体察祖宗的意思而不悬置国本，顺应昭穆次序而不立即确定继承人，专候后宫生育的喜讯，快些看见太子星光明，把众庶安置在不知不觉的太平境地，把奸雄从雷霆般的威势下剥夺权力；那么即使臣被诛杀，死也如同生年一样，仍然非常快乐。臣不胜愤激惶恐，因此专门写成本章，派义子罗秀携带呈进，谨具奏请裁示。

译《论时政疏》【黄巩】已卯年春天，朝廷将要南巡时，宁藩蓄谋作乱，朝廷上下都为此忧虑。大臣和科道官员相继上疏，皇帝不听；各部、各寺及所属官员也都起来争辩。因为这件事源于边将江彬的诱惑，而江彬正倚仗宠幸、专擅权力，没有人敢提到他。唯独黄巩上疏陈述六件事，大略说：“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纲纪法度，先被逆臣刘瑾破坏一次，又被佞幸破坏一次，后来又被边将破坏一次，到现在将要荡然无存了。天下只知道有权臣，却不知道有陛下；宁可违逆陛下，也不敢触犯权臣，这些情形陛下并不知道。祸乱的根本已经产生，灾祸变故将要发生，臣私下恐怕陛下知道得太晚了。现在试举出治理天下的六件事，其中最为紧急的，陈述给陛下。第一是尊崇正学。臣曾听先儒周敦颐说：‘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它，并以主静为本，从而树立做人的最高准则。’又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吉祥只有一种，行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只有圣人能够以静为主，只有君子能够谨慎行动。臣仰想陛下聪明出于天性，具有古代帝王的资质；然而陛下之所以无节制地游乐，流连忘返，莫非是行动过度吗？负责论思、劝讲的臣子，职责在于匡正君心，在这件事上也就不能推卸责任了。” 伏望陛下高居九重，凝神定虑，摒除浮华，排斥异端，远离佞人，招请延纳故老，咨询访问忠良。这样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使圣学不断更新，圣政日益兴举。第二是疏通言路。臣曾听说，言路是国家的命脉；言路通畅还是闭塞，关系着国家的治乱。臣痛切地看到，近来臣僚的奏牍中，有的谈到当时政事，往往被隐匿而不上报；其中有些事情关系到权臣的，又被留在宫中不发出，反而借其他事情加以中伤。古代明君引导人们进言，采用他们的意见，使他们身后显名；后世却不是这样，不采纳意见，反而因此治罪。如今更进一步，不让他们因进言获罪，却借其他事情治他们的罪。于是即使有安定百姓的长远办法、谋划国家的最高计策，也没有机会送到九重之前；即使有必然导致混乱的事情和图谋不轨的臣子，陛下也无从知道。天下怎么能不乱呢？伏望陛下以采纳善言为心，以听闻过失为明，广开言路以振作士气，不因越职进言责罚，不因被认为沽名而加罪。这样忠言会日益进来，圣明日益广布，即使乱臣贼子也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第三是端正名号。臣曾听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中，百姓便不知如何举手投足。” 这一切都是由于名分不正造成的。陛下近来无缘无故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听到传闻，没有不惊疑的，私下都叹息认为是怪事。陛下的聪明、智慧和勇武，上可以赞美唐尧虞舜，下可以比美商周圣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却为什么竟这样自我轻贱，置宗庙社稷于何地？陛下自称为公，那么谁还是陛下呢？天下人不把陛下当作陛下来侍奉，而把“公”当作陛下来侍奉；这样天下都是“公”的臣子，而不是陛下的臣子。伏望陛下当天削去“镇国公”等名号，以昭明上下尊卑的分别，明确显示给天下人，使朝廷体统得以端正，朝廷自然尊严。不然，古代天子也有被称为独夫、想做一个普通人却不可得的，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忧惧。第四是戒除游幸。臣曾听大禹说：“不要游荡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沉溺于观览、安逸、游玩和田猎。”《春秋》讥刺鲁君观鱼，《资治通鉴纲目》终篇记载巡行二十九次，也都加以讥刺。陛下起初只是特别游玩，不出大廷，驰逐也止于南内，议论者尚且认为不可。后来又巡幸宣府、大同、太原、陕西、榆林等地，所到之处耗费财物、惊动众人，地方纷扰不安，以至于民间一夫一妇都不能相互保全。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怎么忍心使百姓到了这种地步，损害圣德，给万世留下讥议？陛下自认为是怎样的君主呢？近来又有南下巡狩的命令，南方百姓争先携带妻子儿女逃避，流离奔走，敢于怨恨却不敢发言。如今江淮发生饥荒，父子兄弟相互吞食，天时人事已经如此；即使加以休养爱护，尚且恐怕支撑不住，何况又加重压迫，使他们更加困窘，那怎么会不流亡而成为盗贼，不迅速走向死亡呢？奸雄正在窥伺，等待时机发动；变乱发生在内部，想归返也没有道路；变乱发生在外部，想望救援也来不及。陛下到那时后悔就晚了。那些居于高位的大臣、掌权的宦官、亲近的小人，都希望陛下远出，然后得以专擅权力、任意妄为，乘机谋取私利；即使不是这样，也会袖手旁观，像秦人看待越人的祸福一样毫不相干。难道他们有一丝一毫爱护陛下的心吗？如果他们真爱陛下，难道忍心让陛下奔驰劳顿、蒙受风尘，却没有人救止吗？伏望陛下深思过去的错误，立即悔悟，下达哀痛自罪的诏书，与百姓革新政治；停止南巡，撤去宣府行宫，表示不再出巡；从内库拨款赈济江淮饥民，遣散边军，令士卒归还原有队伍；斥退不侍御的宫女，让她们各自回家；洗刷过去错误的举动，收回已经失去的人心。这样做，事情还可以挽救。第五是去除小人。臣曾听《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自古小人掌权，没有不使国家灭亡、自己丧身的。谨察今日的小人，操弄威权、贪图富贵的，实在人数众多。至于首先挑起边事，把战争当作游戏，使陛下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直到今天纷乱仍未停止的，就是江彬。江彬本是军伍中的庸劣之徒，凶狠傲慢而荒诞，毫无人臣礼节。臣等只看见他有应诛的罪，却看不见他有可赏的功。如今陛下却赐他国姓，封他伯爵，把他当作心腹，委任他提督京营，这正是养成祸乱的办法。江彬在外挟持边军，在内掌握兵权，已经骑虎难下，不发生叛乱就不会停止。天下人咬牙切齿地唾骂他，都想吃他的肉。江彬不被诛杀，天下就会动乱，而动乱必定从江彬开始。陛下又何必吝惜一个江彬，以向天下谢罪呢？伏望陛下大振乾刚，把江彬交付廷议，明正典刑，以此作为奸邪小人迷乱君主的警戒。第六是确立储贰。臣曾听汉人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天下就会震动。”

译有根本而发生动摇，天下尚且震动，何况根本尚未建立，又凭什么安定呢？想到陛下年纪渐渐增高，而太子星还没有显耀，祖宗社稷的托付悬而未决，不知寄托在哪里。陛下却还远行游观，多次进入不可预测的危险之地，这正是必然导致危险的道路。陛下只知道收养义子，使他们布满左右，却不能预先选立亲近贤能的人来承继大业。臣认为陛下恐怕把事情完全颠倒了。伏望陛下趁现在还来得及，将近来群臣请求建储的章疏全部调出查阅，发给皇亲、勋旧以及在朝文武大臣，共同谋划这件大事；立即从宗室中选取一位亲近贤能的人，养在宫中，使他以皇子的身份承接四海的希望，等将来皇子出生后，再让他出居外藩。这样便有人承继大统，国本因此稳固，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希望圣明对此留意。车驾员外郎陆震看了他的疏稿，愿意一同署名进呈。奏疏送入后，黄巩料定自己必死，便写信向知友告别，托付身后之事，并收拾遗文。江彬果然大怒，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于是把他下入诏狱，在朝廷上跪了五天，被杖打一百多下，削除名籍。陆震最终死去，黄巩身体极其瘦弱，幸而苏醒过来，作诗送给弟弟说：“不听你的谋划才到了这个地步，须知我所行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 大概即使万死，也不会后悔。《李绍贤哀辞》【舒芬】崇德死时，我的伤势很重，伏在床褥上不能前往，只能在家中痛哭，悲恸不已。侍者说：“您也只是气息微弱、残魂未定，还是不要过度悲伤了吧！”他们不知道，我为崇德之死不能不悲恸，有六个原因：他因进谏而死，死在杖刑之下，惨烈是第一；死在庆寿寺僧房里，只有一两个仆人料理，是第二；我们这些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不能参加收殓，事情隐秘，蒋虞中赶去察看时，棺材已经无法合盖，是第三。起初，车驾议定三月十九日壬子日清道东巡，祭祀岱宗，经过徐州、扬州，抵达南京，下至苏州，再返回浙江，泛舟湘水、汉水，登临太和山、太岳山，并且遍游中原。巡幸铺张华丽，民情汹汹，害怕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将相大臣大多怂恿支持。我的同年夏考功、万仪制和馆中的汪子宿等人，约定鼓动各位小臣，连续上章请求留驾十五日，早日报告免朝；于是我率领馆中同年最先上疏。兵部黄伯固、陆汝亨的论时政疏也送了进去，当时各部门官员都带着奏疏聚集在宫阙之下。太宰陆公阻止此事，还制造、散布恶言。午后，夏于中、万汝信来见我，扼腕痛恨太宰阻挠义举；我于是邀请陈太常前来，大家一起饮酒，借酒相互鼓励：匹夫的志向，今天难道可以夺去吗？这三个人当晚便在我的住所连续上疏，并把此事告知各位同道。第二天，吏部张元承等、刑部陆天爵等的奏疏都送入；又过一天，礼部姜梦宾等、兵部孙鸣和等、行人司余伯献等也接连上疏。当时又有太医院医士徐鏊以医官身份进谏车驾，于是南巡最终没有成行。到了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把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下入锦衣卫狱；又让舒芬、张衍庆、姜龙、孙凤、陆俸等一百零七人跪在午门外五日，而行人司的奏疏没有上报，是通政司把它壅塞了。诸臣待罪离开任所，到二十二日才得到消息，命余廷瓒等一同下狱。第二天，他们和黄巩等六人也在午门外跪了五日，戴上刑具，拳手受梏。当天，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也接连上疏。第二天都被下狱，同样戴刑具、跪五日。当时又有金吾卫指挥张英，把这种情形作为变故的明显征兆进言，说车驾出行必定不利，于是袒露上身，把刀刃抵在胸前，以死进谏。几天里天色阴霾，京城震惊恐惧，公卿受到唾骂和瓦砾投掷，早晚出入都不敢显露身份。尤其明显的是，甚至裁减办事官吏，把箱笼换成包袱，在昏暗的早晚之间行走，仿佛认为自己成了异类；奸邪无处容身，于是更加谋划蒙蔽蛊惑，请求礼部发布告示，禁止一概进言；通政司也把奏疏挡住不受。他们接受奏疏后，又有人进献谄媚之言，弹劾各部门官员妄言，于是天威更加无法平息。到了二十五日戊午，这天内海子水势上涨，从不了桥涨到高出四尺，七根铁柱齐齐折断，像被刀斩断一样。命令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午门外受杖，穿着朝服杖打三十下；为首者调任外地，其余罚俸六个月。四月十六日己卯，这天晚上发生月食。命令黄巩等六人在午门前受杖，穿着朝服杖打五十下；徐鏊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其余降为平民。林大辂、周叙、余廷瓒杖打五十下，降三级调任外地；其余杖打四十下，降二级。当时死于杖刑之下的，有员外郎陆汝亨、主事刘宗夏、何孟循、评事林质夫、照磨刘珏、行人司副余伯献、行人孟子干、刘平甫、李德卿、詹敬之以及我家崇德，共十一人；而伤势尚未痊愈的还有很多。最初倡议此事的，只有夏于中、万汝信、汪子宿和我等四五个人。假如我能阻止太宰，那么夏于中、万汝信的奏疏还会迟一些，各位公卿的气势也会衰减，哪里会有这次行动？结果十一人惨死，而我却得以幸存，这是第四个原因。这次行动虽然使士气稍稍振作，奸谋稍稍受挫，但国家体面也稍有损伤。这是第五个原因。正德戊辰年九月，我和崇德一同把文书投到南京礼部，第二天一同进入国子监；在驴背上的一次交谈中，我们便彼此相许，约定互相以学问资助砥砺。朝夕相见了三年，感情更加亲密。去年丁丑年，我们又同科考中进士。戊寅年春天发生大丧，我们早晚哭吊不止；有人议论要前往察看山陵，我料想皇帝将要巡幸宣府，第二天便写好密封奏疏。崇德来见我说：“昨夜间报告的似乎是以非礼为礼的事情，若没有我，恐怕没有人能辨析清楚，难道可以这样算了吗？”我告诉他奏疏已经先送入了。崇德欣然说：“刚才奉命慰问时，我和众人谈到此事，料想这项义举必须由您来首先发动。”果然众人将会佩服我的知人之明。崇德啊，您当真认为我了解您吗？同年之中，没有比崇德更了解我的人了。这是第六个原因。唉！我为崇德哭泣有这六个原因，怎么能不悲恸呢？《任用直臣》【何景明】

译国内有擅自专权的臣子，国外有敢于抗敌的寇乱，是因为在位者没有正直有节操的士人。正直有节操的人，行为高尚而不屈曲，言语严厉而不谦逊退让。行为不屈曲，所以有匡正救助的义理；言语不谦逊，所以有进谏争辩的忠诚。这样一来，内部没有不能揭发的奸邪，外部没有不能察见的乱事。即使有擅权的心，也没有不被消弭的；即使有敢于抗敌的气势，也没有不被挫败的。山中有猛兽，藜藿等野菜就无人采食；朝廷有正直之臣，奸邪盗乱就不会发生。所以正直有节操的人，是国家执掌绳墨、纠正邪曲的人，也是国家强有力的防御。执掌绳墨的人不能尽职，邪曲就会流行；强有力的防御不在朝列，盗贼就会到来，能不畏惧吗？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正直有节操的士人，而是有这些人却被邪臣蒙蔽，遭敌国离间。正直之士，是邪臣所忌恨的，也是敌国所忧惧的。君主如果使正直之士被蒙蔽、受到离间，那么他们就不能施展抱负；正直之士不能得志，邪臣就会得逞，敌国就会强盛。正直之士离去，谗谄之人就会到来。谗谄之人对内顺从、对外逢迎，能使君主闭塞视听，使进言之路堵塞。视听闭塞，就看不见祸乱；言路堵塞，就听不到奸邪。于是宫廷中容纳长期潜伏的祸患，边境上出现突然到来的忧患。强劲的弩箭射进城中，长久的祸患从车驾之下兴起，上面君主没有人知道，下面群臣没有人告诉，是因为大臣顾惜自己的性命，群臣害怕因言语获罪。从前赵高想专擅政权，害怕群臣进言，先指鹿为马，群臣没有人敢说真话。陈涉在山东起兵，秦二世召博士和儒生询问此事，大家都不敢发言；只有叛变的叔孙通用欺诈的话回答后逃走。秦二世不明白，不能任用正直之臣，又被谗人蒙蔽阻隔，所以对内使邪臣得逞，对外资助了敌国。因此邪臣没有不想除掉自己所忌惮的人，敌国没有不想驱逐自己所忧惧的人。晋国用垂棘之璧和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道，于是宫之奇离开；齐国把美女和文马送给季桓子，于是孔子受到阻挠；秦穆公担忧由余在戎国，便送给戎王歌伎，戎王沉溺于歌伎，五个月不肯回来，由余进谏不被听取，只得逃亡。外面有赏心悦目的欲望，内部又有迷惑听闻的谗言，那么贤能之人是否珍贵、才智之人是否可惜，君主就都不知道了。所以虞国被晋国驱逐宫之奇，鲁国被齐国驱逐孔子，戎国被秦国驱逐由余。这三个国家并不是不知道贤圣才智之人的价值，而是沉溺于欲望、听信谗言。正直之士，是君主最难以任用的人。正直之士矫正错误而不能顺从迁就，自我尊重而不能苟且容身；不是自己的职分就不接受俸禄，得不到正道就不出来做官。邪臣却是君主所亲狎的人，奇珍异宝和美色则是君主所玩赏喜好的东西。珍宝美色摆在面前，邪臣又在左右，那么就没有安置正直之士的地方了。所以孔子不肯和女乐一同容身于鲁国，宫之奇也不肯和璧玉良马一同留在虞国，大概是因为彼此势不相合。兰花和艾草不能放在同一室内，美玉和石头不能收藏在同一处；因此任用正直之士，就一定要斥退谗佞之臣，远离财货美色。谗佞之臣，是正直之士的仇敌；财货美色，是正直之士的蛀虫。养着仇敌、容纳蛀虫，却说自己能够任用正直之士，那就难了。《名臣经济录》卷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十一 明代黄训编纂 《保治》【嘉靖】《谢存问疏》【王鏊】臣私下想到，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共同成就太平盛治，大概都是从上下相互沟通开始的；近世的弊病，大多产生于上下隔绝。因此，形成上下沟通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讲学，二是亲自处理政务。陛下即位以来，时常御临经筵，圣学可以说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担忧学习功夫或有间断，不能充分贯彻。所希望的是，陛下在清闲安燕之时，在宽敞宫殿、细毡席上，时时召见文学侍从之臣，从容讲论。凡是帝王治国的大原则、大法度，每天陈述在面前；处理万机之余，只读这些书；读书之余，以安静来涵养心性。这样从内心到外在，没有一处不是进学的地方。殷高宗之所以能够专心学习、谦逊求教，努力及时勤勉，使治道积累于自身，就是这个原因。陛下天刚亮就临朝，圣政可以说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担忧朝廷上下距离太远，不能亲近沟通。所希望的是，陛下在临朝之余，时时御临便殿，让公卿大臣、侍从、台谏官员每日轮流面对面应答，从容询问百姓疾苦、政事得失，使这些情况每天都能陈述在面前；陛下总揽乾纲，不必亲自处理细小事务；接纳引进忠贤，不使他们因疏远而隔绝。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一刻不是修明政务的时间。周宣王之所以早早临朝、晚晚退朝，最终成就中兴的名声，就是这个原因。讲学可以使圣心日益明白，亲自处理政务可以使圣政日益修明。君臣上下在同一殿堂上相互周旋，又怎么会有彼此隔绝的忧患呢？二帝三王的治理，今天就可以重新看见了。臣听说古人即使身处田野，也认为在道义上不妨碍君主进言，所以才敢冒昧献上自己的愚诚。臣并不知道这些话是否可以采用，但这份道义正是臣子侍奉君主、竭尽心力的原则。惟愿陛下稍加留意。《讲学篇》说：“国家设置经筵，盛大至极了！天子从正朝乘车到文华殿，公侯、九卿和大臣穿着盛装侍立排列，羽林军士也都环列聆听。经筵一开始，天下人都欢欣鼓舞，把它传为罕见的盛典。”所以说：“盛大至极了！”然而一年之中，寒暑两季都停讲；春秋两季每月分日举行，不过三五天，遇到风雨便停止，政事有妨碍也停止。讲经那天早早准备讲章，到期讲完后，皇帝传下诏令赐宴，众人庄严退下，上下之间的情意并没有显得亲近而密切。至于每日讲学，可以说是亲近了，但君臣体制仍然过于严肃：上面有疑问从未发问，下面有见解从未进献。过去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只有谦逊其志，努力及时敏于学习，修养才能达到。’所谓谦逊，就是把自己的意志放低，像是还有所不能；所谓敏，就是勤敏学习，像是还有所不及。成王向群臣询问政事时说：‘学习能够不断增益光明，辅佐承担此事，请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所谓不断增益光明，就是继续使德行光明；所谓请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就是希望群臣能够有所启发和指示。商、周两代的君主，求学就是这样迫切。君主一天要处理万般政务，固然没有余暇像儒生学士那样日夜勤勉学习；但帝王精诚专一的传统，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古今治乱的事迹，以及天人之间精气变化的关系，如果不是谦逊、敏学、不断求明，又怎能希望有所收获呢？” 而如今却如此疏略，接受熏陶的日子少，受到寒冷搁置的日子多；传授教导的人少，旁边干扰起哄的人多，还没有见到能够真正有所收获。并且不只是商宗、周成王如此。汉光武帝即使身在军中，也能放下兵器讲习经艺，停住战马讨论道理，直到夜半才停止。唐太宗延请四方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薛收等十八人轮班值宿，讨论经籍，有时直到夜半。如今《贞观政要》和魏征所论，也可以看出这些情况。宋代贤明的君主，在宫中消磨时间只是读书，平日宫禁之中也有每日功课，翰林侍从每日留宿禁中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刚取得天下，便设立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日相互讲论。后来圣学高明，天下诏诰都出自御制，皇帝睿智的笔墨飞动如神，群臣只能拱手仰视；如今的《御制文集》就是明证。仁宗皇帝即位后，在思善门右边建弘文馆，几位文学之臣入馆值宿，皇帝有时到馆中与他们讲论。孝宗皇帝除经筵之外，每每观看《永乐大典》，又曾在宫中索取《太极图》《西铭》等书来玩味，尤其喜爱故学士沈度的书法，每天临摹数遍。自古帝王的求学如此，祖宗的求学如此，陛下天生睿智聪明，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讲明圣学，正是时候。臣愚昧，特别希望在便殿旁边恢复弘文馆的旧制，精选天下文学才艺和品行著名的人七八人，轮班入馆值宿。由内阁大臣一人主持此事，依照先朝杨溥的旧例。陛下处理万般政务稍有空闲时，便时常到馆中，屏退仪仗侍从，特别收敛天威，和缓从容地询问他们；有时讲经，有时读史传，有时讨论古今成败，有时讨论民间疾苦。闲暇时还可以挥毫游戏，即使是诗文一类，也只要陛下喜欢便不加禁止。这大体是每日讲学的意义，却更加亲近。大致如同家人父子：上面有疑问就一定询问，下面有见解就一定陈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改变教化，甚至会达到不知不觉自然变化的境地。按时御临经筵，是为了彰显国家的盛典；每日到弘文馆，是为了崇尚圣学的实际功效。这样坚持不止，那么圣德就会日益更新，高宗、成王也不能独自专美于前了。《亲政篇》说：“《易经》的泰卦说：‘上下相交，志向便相同。’否卦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这是因为上面的情意能够通达下面，下面的情意能够通达上面，君臣上下成为一体，所以称为泰；上面的情意阻塞而不能下达，下面的情意阻塞而不能上闻，君臣上下彼此隔绝，虽然有国家也如同没有国家，所以称为否。相交便安泰，不相交便闭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但‘上下不相交的弊病’，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君臣相见，只限于临朝视事的片刻；上下之间，不过是以章奏、批答相互联系，以刑名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只是沿袭旧例，也是地势造成的。为什么呢？国家经常在奉天门举行常朝，从未有一天废止，可以说很勤勉了。然而殿堂与台阶相隔悬殊，威仪显赫，御史纠察仪礼，鸿胪寺宣布不合礼法之处，通政司引导臣下进奏，皇帝只是看一看，臣下谢恩、辞见，战战兢兢地退下。皇帝何曾询问过一件事？臣下何曾进献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地势相隔悬远；所谓殿堂之上远隔万里，即使想说话，也没有由头可以说。臣认为，要使上下相交，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有三朝：库门之外是外朝，大臣在这里接受询问；

译路门之外是治朝，每天在这里临朝视事；路门之内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每天日出时临朝视事，退朝后到路寝听取政务。’临朝是为了会见群臣，端正上下的名分；到路寝听政，是为了沟通远近臣民的情意。汉代制度中，大司马、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侍中、散骑常侍、散骑诸吏属于中朝；丞相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属于外朝。唐代皇城北面，向南的三门称承天门、元正门、冬至门，在这里接受万国朝贡，皇帝临御其上，大概就是古代的外朝。它北面是太极门，门内是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坐殿临朝，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再向北是两仪门，门内是两仪殿，平日听朝并处理政事，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代平日常朝在文德殿，五日一次的起居问安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圣节接受祝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有时在集英殿；考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官员每五日一人上殿，称为轮对，必须进言时政利弊；在内殿引见时，有时赐坐，有时免去穿靴，这也保留了三朝的遗意。天上有三垣，天子取法于此：正朝象征太微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本朝圣节、正旦、冬至举行大朝会时在奉天殿，这就是古代的正朝；平日常朝也在奉天殿，这就是古代的外朝，而内朝却独缺。其实并不是缺少，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等殿，难道不是内朝遗留下来的制度吗？洪武年间，有宋濂、刘基；永乐以来，有杨士奇、杨荣等人，每日侍奉左右。大臣蹇义、夏原吉等，也曾在便殿奏对。在那个时候，哪里有上下阻塞隔绝的忧患呢？如今内朝很少再临御，常朝之后，臣下不再进见。三殿高深幽闭，很少有人能够窥见。因此上下的情意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由此积累。孝宗晚年，对此深为感慨，多次召大臣到便殿讲论天下事，正要大有作为；但百姓没有福分，来不及看到至治的美盛，天下至今仍以此为遗憾。希望陛下远则效法圣祖，近则效法孝宗，彻底革除近世上下隔绝的弊病。除常朝之外，便在文华殿、武英殿仿照古代内朝的意思举行朝会。大臣每三日或五日一次入朝问安，侍从、台谏各一人上殿轮流对答。各司有事需要咨询裁决的，皇帝根据所见作出决定；有难以决定的，便与大臣当面商议。还应不时召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见之类的事情，都可以上殿陈奏。皇帝虚心询问，和颜悦色地与他们谈论。这样，人人都能够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陛下虽然身居深宫九重，天下的事情却能清楚完备地陈列在面前。外朝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是为了沟通远近的情意。这样做，难道只是消除近世上下阻塞隔绝的弊病吗？唐虞盛世所谓明察四方、听达八方、嘉言不被埋没、民间没有遗贤，也不过如此罢了。奏：预先戒除游荡逸乐，以谨慎修养君德事【湛若水】臣长期因身历艰险而退居山林，恭逢圣明君主继承大统，又因舆论举荐从草野之中起用臣，把臣置于劝讲官之列。臣观察讲官进讲时，陛下神色深沉肃穆，听讲专心精诚，臣愚昧，哪里能不寄望于陛下不断增进圣学呢？近来因为暑月暂时停止讲学，臣私下对此忧虑。人的心如果没有事情用来约束，就会放纵；有所警戒，心才会存守。因此停止讲学，或许就会接着产生逸乐和欲望，不能不预先加以戒备。孟轲说：‘即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落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这是说君主一天也不能不亲近贤人、讲习学问。《尚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考，就会变成狂妄之人；只有狂妄之人能够思考，就会成为圣人。’圣人与狂人的距离如此遥远，却系于细微的一念，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天下的事情，在尚未发生时禁止它容易，在已经败坏后挽救它困难；这就是臣日夜对此念念不忘、最为忧切的原因。即使大舜这样圣明，他的臣子仍然告诫他说：‘不要游荡于安逸之中，不要沉溺于享乐，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慢游，施行傲慢暴虐；不要昼夜荒怠，不要在水上行舟，不要与朋党在家中淫乐，以致灭亡自己的世代。’这是说即使圣人也不可以不时时警醒。不警醒就会怠惰荒废，怠惰荒废就会傲慢，傲慢就会慢游，慢游就会暴虐，暴虐就会结党淫乐而断送天下。断送世代是祸患的极点，而它却起因于细微的一念，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首先陈述殷代三宗和周文王不贪安逸而享有长寿；其后的继承王位者一出生便沉溺安逸，逸乐欲望越来越严重，享年也越来越短。今后继承王位的君王，不要沉溺于观游、安逸、游玩和田猎，不要自称：‘今天沉溺享乐，并不是百姓所应受的教训，也不是上天所顺从的。’这是说不能不时时思念勤勉体恤百姓，戒除游逸来延长国命。不专心以勤勉体恤为念，观游、安逸、田猎之事就会兴起；这些事一兴起，沉溺享乐的心就会占上风，于是下情断绝于百姓，上意违逆于上天。上天与百姓虽然遥远，但不受教、不顺从，竟然产生于一念逸乐欲望的细微萌动，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臣认为，陛下如今虽未御临经筵、举行日讲，但忧勤的念头、兢兢业业的心，不能因寒暑而有所间断。臣愿圣明以居深宫静思为根本，以温习和探求学问为事业，以敬亲事天为职分，以勤政亲贤为急务，随时随地持守本心，体察天理，使此心同于经筵日讲之时；逸乐欲望稍有萌动，就立即禁止。对于像大学士杨廷和等这样德高年长、老成持重的人，以及新近起用而素有声望的户部尚书孙交、刑部尚书林俊和九卿大臣中的贤能之士，应当时时召见询问，以激发他们像成王敬畏辅相那样的心；尤其要选择内臣中老成忠诚、厚道的人。使他们供职侍奉左右，要求他们早晚发挥辅弼的益处。对外有贤能的辅相，对内有正直的侍从，出外有正学的规范，入内有休息游乐的规矩；谨守不要‘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戒律，遵循‘能够思考便可成为圣人’的训诫，存有警戒之心，努力实行《无逸》的教导，效法上天运行不息，随时势一同前进，那么君德就会成就，天下万事便都得到治理。臣的职责在于用经义劝导圣学，用德行事业辅益君主，所以不能不说。古书说：‘匡正、扶助君主，有什么可责怪的？扶助君主，是爱护君主。’这正是愚臣的本心。伏望圣明留意，阅览臣所奏的根本大事，放在御座旁时时省察，为天下努力施行。臣对君主的犬马之诚实在无比。缘由是关于预先戒除游逸、谨慎修养君德的事理，臣亲自携带奏本，谨慎上奏。嘉靖元年六月初十日奉圣旨：‘这本奏章所说的预先戒除游逸、召见询问大臣，以及选择内臣中老成忠厚的人供职侍奉左右，朕已经知道了。’ 为修省事【桂蕚】

译嘉靖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官桂蕚等上题；二十九日奉圣旨：灾异接连出现，确实是由于百姓不得安宁造成的，卿等所说的意见，充分表现了体恤国家、忧恤百姓的深切心意。仁寿宫和显陵的大型工程都不能停止，但不许浪费工力。如果大木果然已经够用，采木官就立即召回；招商运输木材、防止核计钱粮等事项，着工部再行议定妥当后呈来。所说陕西修筑边墙是紧要事务，等到丰年时，着抚按官立即奏请举行，不得废置不理。王廷相暂且召回本部掌管事务。运河关系极为重大，开挖新河是否应当停止，着户部、工部会同总督河道官、防同漕运都御史、总兵等官，将奏章中各项事情从速议奏，听候裁决，务必不要耽误今后的漕运。关于夷情，两广交给王守仁办理，云南、贵州、四川交给伍文定办理；浙江备倭事务由镇守、巡抚官分别议处，应当施行的径自施行，事情重大的具奏处理。疏通盐法、免除解送瓶装酒、平均寄养马匹、收取净身人等事项，着有关部门分别详细议奏，听候裁决。对于高墙庶人予以怜悯体恤，蠲免带征钱粮，禁止巡捕诬陷冤枉平民，都依照拟定意见施行。有犯罪的官员，只依照法律定罪处理。尤其要重视守令，这是极为重要的事务。今后州县正官有缺额，应当从现有听选的举人中任职三年以上者、岁贡生中任职六年以上者，公正选拔；选择文才可观、年力强健的人任用。如果政绩特别卓异，抚按官一体予以表彰提拔；吏部不拘资格，酌情升用，其余人员全部罢除。钦此，钦遵，拟定应当通行施行。一、关于边墙和运河，臣等会同议定：近来大臣和言官因为运河浅塞、边报紧急，派遣大臣提督改造兴修，都是为国家作长远谋划的盛举；但当时议定时没有来得及核计费用，施行起来也颇觉烦劳，山东、河南、陕西的百姓已经不堪承受。可否先敕令兵部召回现任勘处边务的右侍郎王廷相，将应议事项转交该边守巡等官勘查核计，奏请等到年成丰收、事务闲暇时，再依次施行。一、顺应夷情。臣等会同议定：近来广西有征讨田州之役，川、贵有芒部之战，劳师费财，百姓已经不堪其苦。如今四川又有播州的战事，镇守、巡抚多次勘查处置，关于分拨、分属的意见，确实是当地土人彼此情愿的。云南安铨之变，是由流官激成的；凤阳朝文之变，是由袭职替代之争引起的。毕节各处，也相继以发生变乱告急。大体说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夷人正在互相观望，朝廷举动是否恰当，关系数省安危，能不慎重吗？如果顺着他们的势力来收服他们的心，能够正中关键，那么地方自然可以不烦动兵力而安定。若一定要用武力取胜，臣私下恐怕百姓困于征发索取，必将辗转困苦无聊；或许眼前的恶患尚未除去，意料之外的祸患又会发生。唐代田悦、朱滔的战事，足以作为明鉴。伏望皇上以华夷一体之心，效法上古修德的办法，深切戒惧末世穷兵黩武的做法，不必专执一端。在两广地区，委任新建伯王守仁，使他开诚布公，号召土民，并亲自询问他们的愿望。若任用流官，不必拘泥资格，只要务必慎重选择人才并重用；若任用土官，可以根据功劳大小分为数州，也可以全部交给一人，仍沿用府的旧制，只求长久安宁，使夷人和汉人都得到便利。四川播州方面，应催促镇守、巡抚迅速果断办理；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时，应当寻求各方人情共同认可的办法。至于如今两广的处置，在云南、贵州则安铨、凤朝文罪恶深重，决不能轻易宽赦。然而以夷制夷，过去称为良法，应当命尚书伍文定明白宣示：有谁能够除掉安铨、凤朝文一伙凶恶之徒，并以一府归顺，就把一府授给他；有谁能够除掉一州的祸害，并以一州投降，就把一州授给他；有谁能够除掉一村的祸害，并以一村归顺，就把一村给他。功劳小的授予长官等名号，功劳大的授予知州等职，使他们世代守住当地。各有关提督等官都要体会朝廷好生之德，恳切发布告示，使他们知道朝廷之所以不宽宥岑猛、安铨、凤朝文，是因为他们贪婪淫乱、残暴虐杀你们的土人，抢掠你们的邻近封地。朝廷作为天地之间、夷夏共同的君主，是不得已才兴师动众，只是为了替土人报仇。但土人近来抵抗天兵，实在是畏惧他们的凶威，事情并非出于本意，不是你们的罪过。首恶诛除以后，一定使你们各自得到安定；所有有关事情都顺从你们夷人的心意，寸土尺帛，朝廷都没有贪图。如果这样做，而上天不帮助顺服夷人的人归顺，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是担心将领有的意在贪图功劳，有的有所畏惧顾忌，内心不诚，命令不能取信于人，那么就不足以感动人心、安定地方。皇上考察古代而勤于学习，以二帝三王为法。帝王的治道在于修养德行来招致远方，所以舞干而使苗人归服，万世称颂其为圣；穷兵黩武，却不是王者所取。又查照浙江往年倭夷之变，是宁波人宋素卿与夷使结怨而互相杀害造成的。如今宋素卿以及经当地官府审理的人员，已经分别治罪；但当时指挥袁璡等被夷人俘虏到他们的国家，留下夷人一百多人，如今也羁留在绍兴府各处，供给费用日益增加，百姓力量无法承受。夷货若干现存官库，近来虽准许行文给该国，问罪处置，并命浙江镇守、巡抚官将违禁夷货解送京城，其余变卖并造船送上述夷人回国，但至今没有见到下文。况且上述夷货并非贡物，已经发生了变故，如果立即解送京城变卖，恐怕有损国家体面。可否命令浙江镇守、巡抚官赶紧造船，将现存夷货照旧存放官库，全部列明数目，制作公文交给应当遣返的夷人，并一并供给渡海所需的饭米等物，命现在京城的琉球夷人带回本国。仍应查照原奏行文，随文送达琉球国王，将上述作恶悖逆之人全部处置。上述货物中，哪些属于进贡、应解送京城，哪些属于贸易、应当归还，以及送回指挥袁璡的事项，都要命他将上述缘由逐一查明，按数目开列并以文书移送，以便据此施行。等到有来谢罪或进贡的人，再把属于贡物的夷货解送京城，属于贸易的归还给他们。仍应命有关衙门要求琉球夷使用心谨慎地带回，并通知琉球国王，令其防备派人转送，不要使他们失所；这才是维护国体、取信于远方夷人的办法。

译一、平均寄养马匹，以优待京畿地区。臣等会同议定：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寄养马匹，是为了准备紧急需要。近年来地方遭受灾害，百姓受到寄养马匹的拖累，十分不堪承受。所属州县土地多的，没有不托称优免人户来逃避的。人户不被偏颇扰累，百姓就不会受到偏颇负担。何况国家优免的制度，只免除杂差；凡是寄养马匹的人，土地和粮差已经免除一半，难道不养马的人反而可以不征税吗？这实在是不通的说法、不公平的政令。查得嘉靖五年以前，这项制度还没有轻易改变；到了嘉靖六年，各县逃避差役的奸民捏造奏报，命令下达到有关部门知悉，便强行办理，不由官府主持，把养马的负担全推给没有力量、不肯投托权势人家的人家，寄养制度因此大为败坏。当时昌平知州固执不从，便借其他事情凌辱知县，于是没有人敢过问，京畿百姓也骚动不安。可否特别下敕改正，只把不堪充军的马匹准许每年挑选出售，以使百姓得到休息。一、谨慎履行巡捕职责，重申惩治贪赃官员的法令。臣等会同议定：捕盗一事，国家十分重视。在各府、州、县设置民职，所依赖的是联结保甲、安定地方；在京城及外地各卫所设置军职，所依赖的是追剿捕捉盗贼、保卫地方。近来民官多罗织平民来获取捕盗功劳，军职多虚报首级，把杀人掠夺视为高尚。本来是要教化盗贼使其改邪归正，如今反而激使良民成为盗贼，实在违背国家设置官职的本意。可否通行抚按衙门，严加查究惩治。领兵官必须约束自己、率领部下，申明并严肃军纪，所经过的地方不得侵犯百姓一丝一毫。只有擒获、斩杀有名的重大盗贼，且众人证明确实，才允许报功。违犯者以故意杀人论罪抵命。民职中若有纵容多年捕盗人员，公然罗织罪名，凭疑似情形抓捕百姓而不肯释放的，应逮捕审问并革职；致人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原来所报告的盗情如果有冤枉，就应当替被害者分辨昭雪。这样，地方就能得到安宁，也不至于激使百姓成为盗贼。又查照内外犯赃官员之所以屡经罢黜却不畏惧，是因为所犯不是枉法赃，虽然达到千百贯，罪名也只判充徒。犯重罪、枉法取赃，即使减轻计算，赃额只要满贯，就可以充军。各司以及府、州、县官，对于所治理的百姓，有的因别人诬告人命案件，或因别人诬陷牵连为盗，明知其中实情，却仍加以罗织，按照同样情形定罪。可是罪名只判充徒，官员哪里会害怕呢？可否定为固定事例：凡各司、府、州、县官，有前述强行索取无罪之人财物的行为，价值达到白银五十两以上的，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正如詹事府少詹事霍韬所论，这样法律真正施行，贪官才会开始畏惧。

译论劾贪暴大臣疏【葛鴊】臣切实看到武定侯郭勋贪婪暴虐、专横跋扈，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巡抚都御史孟春曾两次上题，称郭勋擅自派夫征银，故意放纵多年横行的恶棍出京害人等事。臣查照五府掌管兵政，原本没有可以径自派银、催征解送府中的旧规。郭勋是什么人，竟敢变乱旧章，擅自签派，并派防军冯智等远赴外郡，侮辱锁拿官吏，逼索银两，支用又不明。查得郭勋先前曾派人越过关隘擅自捉拿职官，等到认罪时，又不肯服罪。都察院已经参劾他专横违乱，应当加以惩治。幸蒙圣恩，历数他违抗怠慢的罪行，给他指示改过自新的机会。郭勋先年镇守两广时所得财货不可计数，后来罢职回京，用五十多辆车运到崇文门厂卫，被侦知后重金行贿才得免罪。这是他贪暴的第一项罪行。郭勋通过关系担任后府掌印，在京各衙门中只有都察院可以发布榜文，这是祖宗旧制；郭勋却擅自发布榜文，禁止京城内外烧酒。这是他专横的第二项罪行。他借禁烧酒之名，派遣巡逻卒四处搜查酒家，凡有疑似情形都逮捕，见到便用绳子捆绑，重打三十棍。京城人畏惧他的酷暴，便用银钱贿赂他。计算京城酒家不下数千家，他前后收银无法计算。这是他贪暴的第三项罪行。团营军士去年谎称采办打鼓石，每名军士摊派白银一两；今年又借口修理营防，每名军士派银一钱。后来到了补役等事项，又罚他们修冰窖、出银五钱。两年所取不下数万。这是他贪暴的第四项罪行。他召来一向知道会做生意的人，分给他们本钱，按月收取利息；如有短缺，就亲自拷打、监禁。这是他贪暴的第五项罪行。自从掌管府事以来，他结交近幸，大肆贪婪暴食。这是他专横的第六项罪行。何况他把萧敬拜为假父，纲纪日益衰败，凭威势助长奸雄，全军都怨声载道。伏望特别敕令兵部，先革去郭勋现任职务，再敕令法司按其罪状办理等情。奉圣旨：有关衙门知道了。遵循祖训以端正政体疏 臣曾恭敬拜读圣祖的训诫，其中说：‘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偏听偏信，是为了防止壅塞蒙蔽，使下面的情形能够上达。’又说：‘在朝堂上裁决政事，众人议论认为好，就立即施行。’伟大啊，圣祖的言论！这确实是子孙后世所有帝王都应遵循的。近来由于先朝内外奸人相互勾结、盘踞把持，蒙蔽君主的听闻，窃取玩弄威权，使朝政废弛，言路不通；所有章奏，有的拖延扣压、隐匿不报，不让皇帝知悉，有的捏造篡改圣旨，肆意欺骗蒙蔽，以致官员的升降任免不当，刑罚赏赐失当。等到言官上疏论列，又多被留中不发，甚至借口朝廷震怒，动辄遭受谴责贬谪，钳制天下人的言论，使他们再也不敢进言。于是下面的情形不能上达，真假无从辨别查问，扰乱政治根本，酿成祸患，败坏祖宗法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加上各种奇邪淫巧之事百般诱惑，使先皇帝既不能每天亲自处理万般政务，又不能与儒臣接见；经筵停止讲学，累年累月，临朝常常直到昏暮，君臣隔绝，形迹疏远违离。由此威福大权全落入奸人之手，内阁不能参与，六科只徒然负责驳议，御史不能纠察，有关部门不敢据理上奏，纪纲大为败坏，奸党横行；边防积患，祸害流布全国，对上触犯天变，对下失去人心，十六年间大难接连发生，给社稷留下忧患。壅塞蒙蔽的祸害，到这里也达到极点了。如先年刘瑾捏造书写圣旨，后来已经伏诛；而近日又从钱宁家搜出题奉本四十多件，江彬压制边情的奏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监隐藏不报的奏本又有数百件。像这样欺骗蒙蔽皇帝，实在令人寒心。幸而还依赖上天眷顾保佑、宗庙神灵护佑，社稷没有因此倾覆，实在是真正的幸运。如今恭逢陛下天赐聪明，仁慈孝顺早有声誉，从亲王藩府起身，光荣登上帝位，四方万国都伸长脖子、睁大眼睛，仰望太平。如今正是新君登极之初，也正是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的开始；国家安危的关键，风俗教化盛衰的征兆，天下治乱的分界，君子与小人进退消长的时机，都将在此时决定。昨日臣恭敬看到明诏，痛切革除先朝弊政，洞察小人的奸恶情状，中外臣民无不欢欣庆贺，认为我朝一百六十年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诏令。陛下拨乱反正的功业，可以说盛大美善、无以复加了。但臣认为，根本之处如果没有治理好，末流仍然有值得忧虑的地方。伏愿陛下奉承天意、效法祖宗，总揽权纲，明察四方、广听众议，大开言路。臣请求从今以后，每天临朝之后，立即御临文华殿听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奏章，都应当凝神专心，仔细思考，逐一俯赐阅览；并不时召见内阁大臣，以备顾问，从容讲论，斟酌裁决。凡事情重大、议论互相矛盾的，应当敕令廷臣集体讨论，不应像先朝那样谋议只及近幸之人，径自以内批决定；即使将奏章搁置停止，也应当明白告诉外廷可否，以彰显陛下大公无私的气度。臣又私下深思，内阁是机密重要之地，祖宗设官立法必定极为周详；拟定批答、进呈奏章，应当各有职掌，皇帝的诏令发布，也必定有所记录。上述奸人蒙蔽之事，似乎不应有容身之处，为什么竟能公然隐匿而没有凭据可查，肆意作伪欺诈而再无顾忌？这说明防范措施还很疏略，拟定进呈的权力或许被侵越，小人便乘势得以窃取玩弄。臣考察司礼监的职责，载于祖训；内阁的创置，也列在《大明会典》中。臣愚昧，想请求陛下仰遵圣祖大训，再考察太宗文皇帝的旧制，敕令内阁专门负责拟定批答，司礼监专门负责进呈奏章；仍命内阁设置印信文簿一册，或加盖御宝，将每天皇帝批示裁决过的事情明白开列记录，每五日汇总一次，编成揭帖进呈，与六科登记的题本相互核对。对于章疏，应当凝神专心，逐一俯身加以阅览；还应不时召见内阁大臣，以便备作顾问，从容地讲论商议，斟酌裁决。凡是事情重大、议论互相矛盾的，就应下敕令让廷臣集体议论；不应谋及“防近”，便径自以内批处理，像先朝那样。即使最终搁置不办，也应当明确告知外廷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以彰显陛下至公无私的气度。臣又私下深思：内阁是机密重地，祖宗设置官职、制定法令，必定极为周详；对于拟定“防”的事务，也必然各有职掌；皇帝的诏令和号令，也必然有所记录。前面所说的奸邪蒙蔽之事，似乎本来不应有任何容身之处，为何竟敢公然隐匿而无从查考凭据，肆意进行欺诈而再无顾忌畏惧呢？这就说明防范的办法仍然过于疏漏，拟定进呈的权力或许已经被侵夺越权，小人于是借势得以暗中玩弄权术了。然而臣考察得知，司礼监的职掌已明载于祖训，内阁的创设也列于《大明会典》。臣愚昧，想请求陛下仰遵圣祖的大训，详细考察我太宗文皇帝的旧例，下敕令让内阁专门负责拟定“防”，司礼监专门负责进奏；仍令内阁设置一册有印信的文簿，或者加盖御宝，把每天由圣“防”裁决过的事项明白记录下来，每五天汇总进呈一次揭帖，并与六科有关“防”意的题本相互核对。

译即使陛下圣意有所取舍，也必须经过内阁议论后再施行；如有不可以的地方，应允许内阁据理执奏，不应再有传奉圣旨的制度。还请求敕令御前纪事给事中二员，退朝后到左顺门，会同司礼监官收接所有章奏，记录数目，送交吏科附入簿册，以备查考。这样就能做到大公至正、明白通达，壅塞、欺诈、隐匿章奏的奸邪行为全都无处容身，朝廷政令也将无一不出于正道。臣忝居谏诤之职，恭逢圣明，凭一片朴实忠心，粗略先有这些见解，伏望陛下修举祖宗长久宏大的事业，整治纠正历朝沿袭的弊病，光复良好制度，永远树立宏大的法则；追究从前壅塞隐匿章奏、结党欺罔的一切奸邪之人，明白降下敕旨，按照重典处置，以此显示严厉警戒。这实在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效法祖宗、建立政事的第一要义。伏望圣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冒犯天威，惶恐不安。缘由是关于遵循祖训以端正政本的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上题请求圣裁。勤勉用心，听取言论，以端正教化根本事【郑庆云】臣认为，君主以寻求进言为职责，臣子以进言为忠诚。陛下登极以来，也曾寻求意见；然而真正听取的不到十分之一，违拂拒绝的常有十分之九。臣子有触犯君主威严而进忠言的忠心，陛下却没有转圜采纳的美德。臣等近来因圣体违和，具奏了务学、亲贤、保养圣躬等几件事，呈上御览，自以为对于圣学和圣躬稍有补益。奉圣旨说：“有关衙门知道了。”臣等愚昧，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有关衙门”，就是如今六部、三法司以及各类职司所属的衙门。至于臣等所说的事情，是陛下自己知道并亲自行之的，“有关衙门”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臣等的意见不能采用，也应当明白表示谴责，作为失言者的戒惧。臣私下认为，今天这样的批答，不是陛下的过错，而是掌管章奏之人的过错。他们有的隐匿不上报，有的票拟不经过内阁，蒙蔽皇帝、把持权力，这是国家的大蛀虫。他们的罪过超过乱臣贼子。因为蒙蔽皇帝必然会发展到把持权力，武宗在位十五六年间，弊病正出在这里，这是陛下亲眼见过的。为什么今天还忍心重蹈覆辙呢？臣等担任谏官，身在南方，奏章要传送数千里之外，等候答复要经过一两个月；臣等对陛下的期望，就像仰望日月一样，唯恐它稍有亏缺。如今臣等进言，陛下又不以为然而弃置不顾，那么臣等的内心就更加孤独了。伏望从今以后，勤于处理万般政务而不间断，俯身听取群臣众议而不遗漏；凡是切实关系身心、对国家有利的意见，务必努力施行，那么君身端正，万事也就得到治理了。奉圣旨：“有关衙门知道了。” 务求以实际成效回应上天警戒疏【刘世龙】臣恭敬看到六月二十九日的明诏：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宗庙尤其重要。朕听说发生重大变故，十分惊惧。如今五祖神灵，必须奉告慰问。祭告和修省的仪式，礼部立即详细开列呈上。这确实是上天显示警戒，务必要用实际行动回应，不要只做虚文。接着又看到七月初三日的明诏，说造成灾祸的原因，根本在于朕一人。臣反复诵读天子之言，感激不已，于是起身感叹说：‘光明伟大的天子，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是世间罕见的圣主啊！臣如此愚昧，何其幸运，竟能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臣听说上天眷顾有德之人，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仰思陛下施行仁政，本应与天地同流，但非同寻常的灾害仍然不能避免。推究灾害的来源，实在是中外大小臣工职守无状，以致上干天和，灾害波及祖庙。陛下却总是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又命谏官极力陈述时政得失。仅仅这一念，上天的鉴察就在这里。过去周成王打开金縢之书，上天于是使风向反转；宋景公说出自责的话，星宿便退避三舍。何况陛下修省的诚意，务求在实际施政中表现出来。臣看见天心已经受到感动，和气日渐到来，宗社无穷的福祉，根本就在于此。祖宗在天之灵，难道还有不能得到安慰的吗？臣不属于言官，本来不应进言，只是长久以来有所思虑，不能自我抑制。如今又被陛下敬畏上天的诚意深深感动，岂敢不趁此机会献上如乡野之人进献微薄之物那样的意见。谨将当前最重要、最重大的事务列为三件，上达圣听，稍加省览，那么臣愚昧之心实在万分幸运，天下臣民也实在万分幸运。第一，杜绝谄媚蒙蔽，以端正风俗。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风俗不正更大的；风俗不正，是人心败坏造成的。人心败坏没有别的原因，是患得患失的心造成的。患得患失的心占上风，寡廉鲜耻之徒就会增多。寡廉鲜耻的人一多，正直的气节就会日渐消灭，那么平时用来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依靠，临难时用来守节赴义的依靠，又能依赖什么呢？如今天下的风俗人心，臣不知道已经形成什么样的情状了。人们以刻薄为时尚，以变诈相互夸耀，以谄媚互相效法，以阿附结党彼此倚靠。做官的人日益败坏于上，求学的人日益败坏于下；有的像油脂一样柔滑，有的像熟皮一样随意弯曲，成为鬼魅蜮怪。有人倡导，便有人附和，颓靡地形成风气。有时一句话意见不合，祸患已经牵连自身和家族；有时一笑还没有结束，杀人的刀兵已经在胸中磨利。因此人人都谋求自保，彼此势不两立。随波逐流的人，只把安分守己看作高尚，常常害怕得罪别人；独立卓异、品行高尚的人，只能怀抱愤恨世道、嫉恶如仇的志向，又怎么能够亲手援救天下呢？以致人心更加刻薄，风俗更加浇薄，推究其发展到最后，如果不达到大坏极敝的地步，是不会停止的。臣认为，推动转移变化的关键，如果不是陛下以身作则，即使家家都发表意见、市场上摆满千金，积累已久的弊病又怎么能在一天之内彻底改变呢？伏望陛下洞察细微之处，大力加以矫正，掌握要领来感化四方，端正根本来统领万事。不要把诡诈逢迎、阿谀防护的人当作贤能，不要把正直耿介的人当作不肖；不要因为私人的喜好而有所偏爱，也不要因为私人的厌恶而有所发怒。应当虚心，以防止邪佞欺骗；谦逊自持，以获得忠直之臣的益处。还请敕令大小臣工彼此告诫勉励，务必协和同心，共同谋求成功，不得结党营私。事情关系到宫禁和朝廷，就应明白陈述；利益涉及万民，就应恳切奏报。可行的就献上，不可行的就替换掉。不要因为事情小而彼此隐瞒，不要因为形势已经形成而巧于迁就。不要因为自己在上位者那里得到信任，就以此要求下属；不要因为自己做坏了事情，就以此责怪别人。这样将会看到四方听闻风声，没有不受感动的；人心一旦转变，风俗自然会变美。如此而上天之心还不响应，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恐怕陛下所说的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也可以稍稍作为万分之一的采择参考。

译第二，扩大容纳之量，以疏通言路。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下情意不能相通更大的了。人君的德行，没有比使人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更可贵的了。上下情意不通，贵贱之间的隔阂就会日益加深，壅塞蒙蔽的祸害也会日益严重。人们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人君的耳目就会日益广远，欺骗隐瞒的弊病也会断绝。壅塞蒙蔽深重，那么即使相距只有几步，也像隔了一个时代；即使想发挥自己的明察，也做不到。欺骗隐瞒断绝，那么即使远在万里之外，也像面对面交谈；即使不主动发挥明察，也自然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古代先哲圣王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尧设置敢于进谏的鼓，舜立诽谤之木，成汤设置掌管纠察过失的官员，周武王设置警戒用的鼗鼓。他们谦虚自持，采取多种方式延请访问，仍然担心天下的实情或有未能沟通之处，天下的言论或有未能尽情表达之处。这就是上下彼此信任，隐秘幽微之情全部得以通达，而伟大事业昭著于四方、美名流传于万世的原因。仰望想到陛下天生圣明神武，德行超过古今；对于天下之人，如天地无不覆盖承载，又有什么会遗漏？对于天下的实情，如日月无不照临，又有什么能够逃遁？然而臣还要反复絮叨，是因为确实知道陛下是像尧舜那样的君主，一定要使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共同享有唐虞之治才肯罢休。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冒犯圣颜、敢于进谏的臣子，比先朝尤其兴盛。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难以遇到真正的君主，清明的时代也难以再得，所以凡是稍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都想着乘此时机奋发自励，以仰报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那些有幸能够进言的人，也一定要反复筹划斟酌之后，才敢冒犯天威。他们一时所说的话，虽然有时激切狂直，未必完全符合时宜，但从内心发出的，都是忠诚、爱护和忧虑，只想尽到臣子的职责。与那些循规蹈矩、沉默不言，只求博取宠信、巩固职位的人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他们被放逐已经很久，悔悟日益深切，艰险阻难都已尝遍，对事务自然熟悉了。陛下当初压抑他们，正是为了成就他们。陛下为何不全部加以宽宥，以远远追比尧、舜、商汤、周武王的盛德呢？臣认为，不仅尧舜汤武值得尊崇。三代以后，如汉高祖、晋武帝，虽然都是有所作为的君主，但总的说来也没有听说他们真正实行王道。然而周昌却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却把晋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当时这两位君主不但没有稍加愤怒，反而笑着接受了这些话，并将其流传青史，作为美谈。而这两位臣子狂直过激的过错，也确实难以掩盖。那么言论是否恰当，其得失固然在臣子自身；但对君主的德行又有什么损害呢？伏望陛下念及成就人才的艰难，扩大包容的度量。凡是诸臣因为言论而获罪的，都宽免其过去的过错，为他们开启改过自新的道路；推究事情的实情，依次录用。那些不幸已经去世的，请下令原籍官府抚恤保存其家属；并且下令从今以后，大小臣工凡有自己的见解，都允许自行陈述，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使他们不辜负报答君主的诚心。这样将会看到，天下耳目所听见、所看见的，更足以补益陛下的聪明；天下百姓的血脉彼此贯通，也更足以培植宗庙社稷的根本。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大概将与尧舜汤武一同隆盛，而汉、晋两位君主便不足称道了。如此而人们还有不信服的，和顺之气还有不响应的吗？臣恐怕陛下所说的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也可以稍稍作为万分之一的采择参考。第三，谨慎举止，以保存大体。臣想到，帝王是天下人的宗师，而举止行动尤其是人君的大节。一个行动所涉及的地方，四方都以它为准则；一时所实行的事情，万世也不会磨灭。它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可以不谨慎吗？仰望想到陛下即位以来，行动总是与天意相合，无论宏大还是细微，哪一件事没有周全考虑？然而臣还要恳切不已地进言，实在是想到自己生逢尧舜这样的君主，只想赶快看到雍熙泰和的治理。臣听孔子说：‘敬重大臣，就不会迷惑。’又说：‘君子厚待亲族，百姓就会兴起仁爱之风。’不遗弃故旧，百姓就不会趋于刻薄。大臣实在是中外臣僚的表率，勋臣和外戚又确实关系到国家的祸福。如果不是有极其重大的过错，不能稍加宽贷的，也还应分别处理，不能轻易废弃。臣想到，陛下对于大臣，一定是先知道其才能非凡、可以托付，所以才把重任交给他而不疑虑。既然任用很重，礼遇就应当优厚。如今有时忽然罢免他，又忽然召回他；有时又因事情把他锁械拘押、鞭打拷问，这还凭什么劝勉臣子尽忠呢？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在天地之间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因此，他们在进退、荣辱之际，只能听从君命，没有谁敢违抗。上面处理他们时，难道能不察明他们的实情而保全礼制吗？臣愚见，以陛下历来考验之后，如果这个人果然没有可取之处，就应当托词命他自我弹劾，合乎礼制地退去；如果发现他一贯行为没有缺失，委任又已经很隆重，却只是偶然因为一时的喜怒便随意颠倒进退，那陛下固然可以说是已经不放在心上，却不知道天下传闻会大失观望，这恐怕不是以礼对待臣下的道理。至于故旧，如近日张延龄家，倚仗宠幸而作恶，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罪行严重得难以议论，法律自然不能容忍。这些事情朝廷自有定论，臣哪里敢多说？只是听长者说，孝宗在世时待他过于优厚，或许因此酿成近日的事，也未可知。何况那些豪贵之徒，哪里知道盛满必戒的道理，竟是自己招来忧患。如今又能责怪谁呢？区区一个叛逆宦官，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臣只是想到孝宗在天之灵，以及太皇太后年老之时，竟至于不能庇护自己骨肉的亲爱之情，在情理上能够忍心吗？陛下孝敬奉养两宫，心意如日月一般，海内臣民无不称颂；恐怕在这时候，也不能不因此稍稍动心。近来见到通报，说要营造神御阁、启祥宫，特意命二三位大臣督理其事；这固然是陛下尊敬祖先、爱护亲人，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的义理。

译臣却认为，南京太庙的灾祸正在眼前，陛下修身反省的诚意，正应当上达天庭；五庙之灵惶惶不安，又将依托于何处？安慰神灵的仪式，当然急切需要举行；至于那片灰烬废墟，不知是否应当重建？如果重建不可停止，那么今天的工程役使又重又急，还有比这更紧迫的吗？何况兴建工程连年不断，四方日益凋敝；灾害、伤亡和变故到处都能听闻。如今又正是百姓忙于粮食生产、财力困乏而举动受限的时候，似乎应当衡量轻重，逐步办理，大概还不算晚。至于日常起居等平常事务，以及各种应酬之间，凡是关系到圣德、补益圣治、牵涉圣躬的事情，更希望陛下澄清心志、安定思虑，熟思审慎地处理；在开始时谋划，以求最终成功；在细微处谨慎，不要等到事情显著。这样根本端正，万物就没有不正的；德行昌盛，事业就会日益隆盛；下修人事，上合天心，和顺之气一齐来到，灾异变化消除平息，亿万年长久兴盛的福庆，关键就在这里。这些都是臣狂妄无知、极不知忌讳的话，不知陛下所说的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这些是否也可以作为万分之一的采择参考？恐怕不能。奉圣旨：刘世龙这个家伙讥讽诋毁君上，结交包庇叛逆恶人，悖逆傲慢、肆意妄行，实在无理。锦衣卫立即派妥当的官校，带着驾帖前往，把他逮捕、戴械押来京城，并传话说不许轻易放纵。论骄纵放肆的武臣疏【谢瑜】臣近来得到邸报，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上奏，陈述愚见，遵循祖制，回答圣明，疏通选官之法，任用人才，建立考核制度，爱惜民财，救济困苦，增设镇守，以澄清政治、谋求安定。奉圣旨：所奏这些事情，各衙门立即审看议论后再来奏说。钦此。臣等阅读之后大为惊骇。圣明君主在上，内外大小臣工无不恭敬肃穆，哪里敢逾越；郭勋却如此妄言、冒犯扰乱，肆无忌惮。按照郭勋的话，六部、都察院、寺、科道以及抚按、监司、守令，全都没有才能，天下政务都应由郭勋指画，这才合理。说圣明之世竟没有一个人可用，没有一件事适宜，这是多么诬妄过分啊！看他所议论的各项事务，大多只是捕风捉影、恍惚不实，凭空臆测，未曾实际见到，哪里有什么利弊可言？他提出增设镇守，才是他的真正用意。一定是长期闲置的内臣用重金钻营求取职位，郭勋贪图其不可估量的收入，并图谋日后肆意剥削百姓供奉自己，所以借此试探陛下，却反而诽谤诸臣来钳制众人的嘴。臣等不敢逐条列举，以免烦扰圣听，请允许臣等只就一件事与郭勋辨明。他所说：‘天下官吏贪污害民，大概是因为陛下在天下没有亲信和耳目。’又说：‘文武官员推诿奸邪、逃避事务，如果允许内臣弹劾奏报，那么奸贪之人就会收敛。’这正是先朝奸邪之人用来蛊惑君心、侵害朝政的话，郭勋竟敢在陛下面前这样陈说吗？如果真如郭勋所说，那么内臣掌权没有比正德年间更严重的，内臣收敛也没有比陛下即位以来更明显的。郭勋这是把正德年间当作太平极治之时，却把如今说成积弊深重之世。十多年间形成的大坏大弊，陛下一举洗涤而使之更新，得失、治乱自然明白可见；而郭勋的倡议竟颠倒到这种地步，难道会没有企图吗？如果让郭勋的话真的实行，陛下多年抚养安置的百姓，顷刻间就会困苦哀叹，又要恢复正德年间的样子了。况且宦官掌权，危害政治、损伤治理，不只是正德年间如此，自古以来就有。陛下从内心果断裁撤改革，真可说超过历代帝王，流传万世；国运绵延长久，记载在史册上，也使天地增添光彩。郭勋却说嘉靖年间不知是什么人奏请，皇上因事把他们召回不用

译，难道奏请的人是妄奏，而陛下是错误听信了吗？陛下光明伟大的举措，郭勋却认为是极端偏私不公，他放肆不守臣节到了什么程度啊！陛下是万国臣民的元首，凡文武百官无不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和心腹；至于受过刑的宦官，只不过是供宫门内洒扫之役罢了。君臣本为一体，忠诚义理出于天性，难道只是亲近宦官，而疏远大臣群臣吗？镇守内官对宦官有利，郭勋就想任用；科道巡视对宦官不利，郭勋就想撤去。这是想让陛下怀疑天下群臣，唯独倚靠宦官作为亲信耳目，郭勋为什么这样急切地偏向宦官呢？前代有把宦官当作心腹耳目的人，陛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君主？郭勋竟拿这种做法来要求陛下。孟子说：‘向君主责难，叫作恭敬；向君主陈说善道、杜绝邪恶，叫作敬重。’郭勋这些话，不恭不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又说：‘文官玩弄法律，武官已经受到钳制，不能像文武并用的时候那样。’这也不是为国虚心谋划、忠于陛下的话。郭勋也是武官，却独受厚宠，位至太师，班次列在三公之上，这是武官地位的极致。正应当保持盈满而戒惧，谦虚自守，求得不辜负特殊待遇，这才是尽臣道。他却想凭一己之身包揽九卿的权力，用几句话钳制百官的口舌，内里结交宦官，外面取悦群小，总揽军机，忌恨别人干预，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假使他真有感恩图报的诚意，有治理国家、救济时局的谋略，如今边境警报频繁，就应当决定防御措施以挫败敌人；朝廷正在进行讨伐，就应当亲自带头勇往直前。这才是他的职分，也是补报恩遇的地方。为什么却因循退缩，始终拿不出一条计策来施展，反而招揽权力、超越职分，发表这种诬妄言论呢？陛下知人如神，听取言论如神，明察如日月，摧折如雷霆，不亲近近习，不取悦佞幸；像陛下这样，郭勋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冒犯、扰乱圣听吗？一旦使他的主张得以实行，将来就会无所不至。天下人一听到郭勋的奏章，无不惊骇、愤怒、嫉恨，呼号申诉而无处可去。臣等身为言官，难道敢结党钳口来巩固自己吗？至于其他倚仗宠幸作威作福、轻视贤能、谋取私利的事情，又不能一一列举。伏望圣明俯察，那么郭勋是忠是邪自然可以看清，早日给予处置，天下幸甚。臣等死罪死罪，内心激切，惶恐失措至极，谨具奏闻。因而奉圣旨：镇守内官对治理没有益处，朝廷自有处置。这份奏疏专门借事攻击毁谤勋臣，本来应当逮捕追究其情实，姑且不予治罪，令有关衙门知道。题为增设镇守、推举将官疏【张瓒】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移送吏科抄出的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奏疏：臣每次防备皇上召见，便同两位辅臣谈论政务。皇上谈到国家根本和政令时，无不及时品评人才、深刻而确切地了解实情。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各衙门执行政令有所失误，却漫不经心，毫无查察考核；臣既然知道，就不能不进言，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挽救时弊，谋求安定宗社。谨将愚见逐条陈述，伏望皇上圣明，敕令各有关衙门通行审议。如果果真有益于天下国家，采纳实行，或许可以稍微补益万分之一。臣民幸甚，臣也不胜荣幸。开列如下。因而奉圣旨：所奏这些事情，各有关衙门立即审看议论后再来奏说。钦此钦遵，抄出送本司。又奉本部移送，准户部咨文称：查得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所陈事务中，除开采矿课以接济国用等事由本部另行查复外，关于奏请增设镇守、分守内臣一事，隶属兵部掌管，请径自查复。于是送到本司。查得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奏称：陈述愚见、遵循祖训、答报圣明，疏通选官之法、任用人才，建立考核、爱惜民财，救济困苦，增设镇守，以澄清政治、长久谋求安定这一条。

译除疏通选官之法等事隶属吏部等衙门、由其分别查议外，所说增设镇守和推升将官两件事，属于本部掌管，现应列出前述事项并拟定意见，伏乞圣裁。因为是陈述愚见、遵循祖制、答报圣明等话，以及奉钦准：所奏这些事情，各有关衙门立即审看议论后再来奏说。事情原委不敢擅自办理，谨列出事项，恭请审议。第一，兵部推升将官，原本是为了保障地方，作为国家的藩篱，是最重要的事务。近年来推升一级，必定要求其熟悉地利、深知兵法，再衡量才能提拔任用。近年升调转任，不论本人是否合适，也不论地方远近，动辄调换，致使边方和腹里地区人员错杂，往往因此发生事故、不得安宁。将坐营推升为副参、游击、都司、守备等官，看起来似乎也是按次序推用；但又把副参、游击、都司、守备等官推升为坐营，事务颠倒，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在营中的号头、把总，只能推升为参将、守备，或者分守地方；他们属于军旅衙门，也可以看出其军务才能。像卫所指挥推升为各都司的军政、掌印、佥书，也关系到案牍事务，同样可以任用，依照旧有成案办理，不至于成为毫无依据的政令。况且如今将官与文官不同，举人、进士三年就有三百多人，何况将官镇守一方一镇，要培养三四十年，才出不了二三人。有人因为小过小失，被弹劾革退；又有人受到他人牵连。等到需要用人时，便推举不出，只好让现有将官东调西补，处处委曲迁就。如今的办法，应当安而不忘危。乞请敕令兵部，将各边现有将官下令各地抚按官遵照祖宗法纲，以礼相待，不得动辄擅自寻求细小过失，凌辱虐待，以挫伤锐气。至于让将军戴盔披甲，远道迎接抚按官，这些大都是擅自作威作福的表现。又把军马和号令全都侵夺、掌管；临敌时却责令将官出兵，到了这时又不像平日那样强悍。臣深切想到，自从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天下、建立极则以来，深知文职官员轻率妄动，因此降下印信而任用武职官员掌印，不许文官干预军机重任，只许他们专门管理钱粮、词讼，其中实在有深意。但武职稍有不顺从，文官便妄加弹劾，文官权力过重，致使武职低头丧气，已经很久了。将来还有谁重新振作威武，来安定意外之患？伏望皇上深切告诫文职衙门，体会皇明祖训‘文武并用，彼此相抗，不敢互相压制’的意思；再考察文官弹劾奏报武官所犯事情以及失事轻重，便可以看出其中虚实。臣先前曾上奏，请将因事充军、闲住、致仕的大小将官加以举用，但至今未见起用。再次乞请敕令兵部把他们征调来京，会同府部查验；对于年纪、精力强健、尚能振作奋勉的人，登记姓名存于兵部，或者留下送入团营寄操，等有相应员缺再推举任用。如果年老不能赴京，就听凭他们自行处理。古人说，一世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世使用，不能拿来资助后世，难道不值得珍惜吗？一、查得前项事务，先前曾为公开荐举人才以备任用。事情涉及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所奏：文武大小官员中，凡充军、为民、戴冠带闲住以及致仕离任者，乞请敕令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南京各衙门以及各处抚按官，各自荐举所知之人，详细开列履历，不限人数，奏报上来以备简选任用。该本部拟定意见，准备通行查照；荐举之事奏上后奉圣旨准行。又为前事，兵科等衙门都给事中等官王庚等，奏保原任总兵官刘文等；南京礼部等衙门尚书等官霍某等，各自保举闲住都指挥韩平等人，均已由本部奏请，奉钦命起用以及陆续推用。如今根据前项缘由查照，本部推举将领，必先用本地官员，其次才从邻境选取，因为他们熟悉当地地利。边方和腹里地区用途各不相同，更不敢混杂调配。至于副参、游击、都司等官推升为坐营、坐司，或者把坐营、坐司等官推升为副参、游击、都司，也是内外通融、沿用旧规。在营号头、把总推升为守备，各卫指挥推升为都司掌印、佥书，也都是因材授任，合乎法理，与武定侯所奏大致相同。他所说各边抚按官与各将官应当以礼相待，不得动辄擅自凌虐，以及不得侵夺掌管兵马号令、妄加弹劾这一条，深有见地，应当议定处理，等待命令下达。本部移文咨告各边巡抚都御史，并咨请都察院转行各巡按御史：凡与各有关总兵、参将、游击、守备以及各都司军政等官相见，都应遵照法纲以礼相待，不许动辄凌虐各将官；各自都应修治、履行本职，不许侵夺掌管军机事务。各有关将官如遇失事或因事获罪等情形，必须据实论奏，不许妄加弹劾，务求文武协和，共同保障地方。如有违背，本部查访得实后，奏请治罪。再查武定侯原奏中因事充军、闲住、致仕的将官，虽经本部奏请、奉钦命通行保举推用，但奏保者十人中不过一二人；何况将才难得，寻求范围应当广泛。应当通行各处总督、巡抚都御史，会同各巡按御史查访所属大小将官，不论闲住、充军、致仕等情形，只要确有谋略勇力出众、屡立战功、众所周知、可以担任将领的，就开具实际事迹和姓名，具奏起送来京。送京，以凭皇上裁定。

译一、开采矿课以接济国用。臣先前因为大型工程缺少工价银两，已经具题，户部也已覆题，通行各有矿产的地方查勘开采。后来只有蓟州以及山东沂州等处解送来的矿银，不到二万余两。此后各有关地方官吏不知因为什么观望，不肯承担开采收取之事，也不见解送申报。如今又分次规定，有矿产地方的矿场所产银课，愿意自行准备工食和工匠开采，有按四六分成的，有平均分成的，都已经上奏送到部中，却不见审议答复。这都是各官狐疑犹豫之心深重而持久，忠心报国之意缓慢而淡薄；他们只知道开纳监生、农民，卖官鬻爵，以此便利自己，口头上说的是公事，心里却充满阻碍，又受到蛊惑，因此这件事没有确定议论，十分难以实行。何况各地文官玩弄法令，武官受到钳制，已经很久不能像文武并用之时那样。臣又想到，天下各处的镇守、分守内臣，原本是我成祖文皇帝命令派往十府镇守，以防意外，后来历代相沿不改。至于嘉靖年以来，不知是什么人奏请，皇上又屡次因事召回不用。皇上再考察奏请之人的动机，是公心还是私心，便可看出其中偏私不公的严重程度，以致天下官吏贪污暴虐，残害百姓，使他们不能安生。这大概是因为皇上在天下没有亲信和耳目。况且内官坏事，难以保证一定没有；但内官中奉公守法的人，难道就一个也没有吗？只是应当按照文武衙门大小官员的成例，由本衙门掌印官共同推选平日操行端庄、熟习弓马、年富力强、通晓文字的人，列名上报，请皇上亲自阅看，选择能够任职的人任用。皇上再加以严格禁令和明确防范，用来作为守官的箴戒；有罪也与文武官员一样治罚。这样谁不会存心向善上进、遵守法令呢？切实因为开矿旧例，原是由镇守内官兼管取用；既然如此，就把开矿之事交给他办理，使事务归于一统。如果地方文武官员推诿奸邪、逃避事务，或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首先制造事端，使用邪道害人，也允许镇守内臣据实弹劾奏报。这样地方就有保全安定的办法，奸贪之人也会有收敛的可能。一、查得前项事务，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诏书中有一款说：‘近年派出人员采办佛像、买办织造等项，以及腹里地方和各边各关，都是正德年间新增加的分守、守备内臣；诏书到达之日，就立即回京。钦此。’又查得为响应诏令陈述意见、匡正时政一事，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汪渊奏称：‘近年以来，军民财力耗尽，贫穷入骨，流离转徙而成为盗贼，都是因为各处镇守内臣等官征求摊派、进贡，锁拿官吏，谁敢抗拒？小民含冤，只得卖儿卖女，实在令人痛心。近来奸邪之人纳贿，定下一个镇守职位的价格；谋求一个缺额要用银十余万两，向权门借贷，偿还时利息一倍、两倍。官员到任，债主也随之而来。如果不向小民强行索取，怎么偿还先前的债务？一方百姓被强行收取数十余万，上下侵吞掠夺，征收一份却指作十份，计算所费超过纳税，小民的膏血怎能不枯竭？盗贼怎能不起？乞请令多官会同审议，各处镇守等官凡查明不是额设的，一律革除。’本部议定后奏上，奉圣旨：‘不必会同审议，各处镇守内臣不分新旧，只要有不合公议的，就由司礼监公正推举廉慎老成之人替代。’ 今后要让他们务必奉公守法，安静办事，不许制造事端、害人，给地方留下祸患。钦此。又为响应诏令陈述意见、扩大圣谋以回应上天警戒一事，四川道监察御史毛凤韶奏报，本部议定：各处镇守、监枪、提督、分守等名目的太监等官，原本不是洪武年间的旧制，永乐以后增设日益增多。皇上屡次颁布明确禁令，训诫群臣节省费用、体恤百姓。前述内臣如浙江、福建既有镇守，又有提督市舶，浙江又有织造；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既有镇守，又有监枪，都是二三人同处一城，似乎冗员泛滥，应当合并由一人兼管，裁省其中一人。河南、江西、山东既是腹里地方，各处镇守又是近来增设的，应当裁革，一并召回另行任用。蓟州地方有分守内臣一员、守备内臣十员；宣府地方有分守内臣三员、守备内臣六员；大同地方有分守内臣二员、守备内臣三员。三镇东西相距不到二千里，总计设置内臣二十五员；每员占用军人少的有数十余名，多的有四五百名，全都不操练，应当由抚按斟酌处理、合并设置。这些军人全都不操练，防守边境一事应当由抚按酌情处理、合并编制；奏上后奉圣旨，准照所议施行。又为响应诏令陈述意见、扩大圣谋以回应上天警戒一事，四川道监察御史毛凤韶奏请裁革江西、云南两省镇守内臣。本部议定：减少官员、节省费用，正是皇上施政的首要事务；两京内外文武冗员已经陆续裁减革除，前述内臣似乎也应裁减革除。于是奏上，奉圣旨，准许全部革除并召回。又为请求广施天恩、召回内臣以救济贫困边地一事，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郭弘化奏称，贵州地方确实疲敝，军民贫苦，请将太监杨金革除召回。本部议定裁革后奏上，奉圣旨准行。又为裁黜冗余恶劣内臣，以澄清圣治、快慰人心一事，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等奏称，访知镇守浙江太监邓文、镇守两广太监张赐、湖广太监潘真、福建太监师章贪婪放纵、妨害事务，均属不称职，宜迅速罢黜，永不差补。本部议奏后奉圣旨，全部准予裁革召回。

译又为请求施恩怜悯残破的边方，停止派遣镇守内臣，以长久谋求安定攘除祸患一事，广东道监察御史廖自显奏称，建昌营镇守内臣无事时坐享太平，聚敛怨恨于军士；有事时却高卧不出，听任副将贪功、出兵失律，请参照云南等处事例，停止设置。本部拟定应当裁革，奏上后奉圣旨准行。又为灾荒频仍、军民困苦至极，请裁革镇守以谋求重要地区长久安定一事，陕西抚按等官都御史刘天和等奏称，陕西镇守内臣贪婪残酷，剥取百姓脂膏，敲骨吸髓，使整个陕西八郡三十余卫所之间元气丧尽。又说这些地方，外有三边镇守，各镇又有总制加以控制；商、汉之间又有提督都御史抚治。如果镇守内臣不过安坐省城，坐享供应，实际上与河南、山东、江西、浙江等内地没有不同。请求召回并裁革陕西镇守内臣，不必再设，明白写入法令。本部议定：内臣出任镇守确实不是祖宗旧章，自圣明中兴以来多已裁革；确实对地方有益，军民都会称快。如今陕西地方连年遭受灾害，当前尤其严重，比其他省的镇守内臣更应裁革。于是奏上，奉圣旨：陕西镇守员缺依照所议裁革，永不差补。钦此。又为贪婪的镇守官员公然经商贩卖，属官征敛钱财、逢迎奉承，请施恩罢黜治罪以安定地方一事，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熊爵等奏称：四川镇守太监萧通官位尊贵、法令严酷，气焰吓人，受害者只能隐忍屈辱，请参照江西、河南、贵州的处理办法，将萧通召回原任，不必再行差补。本部议定照例革职召回，永不差补；奏上后奉圣旨，准许萧通革回。又为按成例裁革镇守内官以安地方一事，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兵部右侍郎林富奏称：广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供应负担浩大，公私财力都已匮乏，请裁革镇守内臣。本部议定照例裁革，奏上后奉圣旨准行。又为请求罢除镇守内臣以安定地方一事，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御史黄钟奏称：山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镇守太监危害百姓尤其严重，请照例裁革，并载入典章，永远遵守。本部议定裁革，奏上后奉圣旨准行。钦此。又为请求革除镇守内臣，以体恤贫困军士、充实边防、光大圣治一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朝纲奏称：大同土地贫瘠，军民贫困；设置镇守不仅对地方没有益处，反而危害军士，请将太监张绅召回原任，永不推补。本部议定裁革，奏上后奉圣旨准行。钦此。以上已经通行钦遵。如今根据前项缘由，除开采矿课属于户部掌管、由其自行查议外，查照各处镇守内臣原本不是太祖旧制，永乐年间才开始派内臣镇守，后来因此逐渐增设，又有分守、守备等名目；到正德年间弊病已经极其严重，正如前面各官所论列的那样。我皇上圣德中兴，首先颁下明诏，将各处内臣裁革；后来又因抚按等官具奏，多次召回员缺，永不差补，天下臣民无不称颂圣明。如今武定侯奏述前因，臣等查到先后奏定的明文规定，不敢轻易议论。嘉靖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书张某等具题，奉圣旨：各处镇守内臣原本不是太祖定制，如今暂且在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各用一人，由内侍监选派；不许作威生事、刻害百姓，只许办理本职事务，并赐给他敕令；其余依议。题为星变事【王廷相】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移送，准礼部咨文称，本部切实看到本年四月二十三日等日，昼夜都有彗星出现在云中，约长三尺，光芒指向东南，位于柳星二宿附近；十多天以来明暗不定，至今尚未消灭。臣等仰想到，皇上尊天法祖、勤于政事、安抚百姓，以美德达到至治，上帝明察，原本没有导致灾变的道理。考察《左传》所说，彗星是除旧布新的象征；晏子说，天上出现彗星，是用来清除污秽的。灾变不会无故产生，都是由人的行为招致。如今星象出现异常，实在都是臣等大小臣工不称职所导致的；然而上天降下警戒，无非是仁爱君主的意思。伏望皇上仰承天意，更加敬畏谨慎，择日亲自到玄极宝殿祈祷；敕令有关衙门大小臣工反省自身、洗心革面，自本月初八日起，依照旧例穿青衣、系角带三日；并通行两京九卿堂上官，各自陈述过失。臣等作为礼官，任职无状，感召灾变，实在是各司之首，谨伏在屏蔽之处屏息等候天威，等待加重谴责贬斥。臣等恐惧失措至极等情。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严某等具题；十二日奉圣旨：上天降下这种星象异常，不是一次了；这是朕自身确有过错，应当自我省察。内外大小官员人人都有办理政务的责任，也应各自思过谋求改正。不必只在服饰上穿青衣、系角带，徒然表现恐惧，而应当切实奉行，用来帮助朕承受上天恩眷、进行奏祷。如今正是多事之日，哪里能精心专一？两京九卿堂上官都等候考察，一并处分。各处镇守内官都命令召回。有关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拟定应当通行办理。除上述事项外，关于召回各处镇守内官，属于兵部掌管，现应移咨贵部，烦请查照钦遵施行。于是咨文送到本司，拟定应通行查取。为此移文前去，烦请转行各处巡按御史，查照该部题奉钦依的事理，敬谨遵照施行。一、咨文送各处巡抚、都御史。除上述事项外，现将咨文送去，烦请依据该部题奉钦依的事理，下令镇守太监敬谨遵照，回京办理。浙江、福建、湖广、江西、两广、云南、贵州、四川、辽东、大同、宣府、延绥、甘肃、宁夏。一、具发揭帖，派主事杨予臣携带前往内府司礼监，烦请查照该部题奉钦依的事理，敬谨遵照施行。乞请挽留圣驾南巡疏【王廷相】

译奏报圣驾南巡，谨陈愚忠之事。臣仰思皇上已谕令礼部，准备亲往显陵察看并卜问吉兆，十日之内应办的事项，没有不整治齐备的，出行日期也已经确定。臣私下看皇上南行的计划，已经决定，势在必行，不再有疑问了。但臣近日积累了许多个人忧虑和过度担心的想法，想把它们告诉皇上，几次想要开口又几次停止，不敢轻易触犯君父的怒气。后来又想到，人臣侍奉君主，有所冒犯也不可隐瞒；心中有所不安，却忍着不说，这是欺骗自己的内心，实在太不忠了。何况大臣受皇上心腹股肱的托付，与君主又有同忧同乐的情义呢？所以终究不能不为皇上陈述这些意见。伏望皇上宽宥臣冒犯斧钺之诛，稍加听取采纳，臣幸甚，幸甚。自从皇上颁下议论南巡的圣谕以来，议论的人说：“所经过的地方灾荒特别严重，甚至有人相互吞食，流民遍布道路，盗贼纷纷兴起，恐怕会侵犯随从车驾，使乘舆受到惊扰。”又有人说：“圣谕南巡，邻近边境的敌寇如哈陶部落，听到消息便来作乱，深入腹地，像往年抢掠到昌平地方那样，致使京师戒严。”又有人说：“这次出行，扈卫官军、旗校以及内外随从官员和各种人役，不下数万人；他们所需的粮料、草束、车辆、马匹等各项供应，费用极其庞大，郡县仓库到处空虚，百姓听到风声便逃避，有司也无从处置。” 这三点都是众人所担忧的外在祸患，如果处置得当，尚且可以保证没有忧患。臣所担忧的却不在这些方面。臣仰思皇上玉体一向清健，却还常常加以静养，善于调摄也时时略有不适。如今远行长途跋涉，日日登山历险，即使乘坐安稳的车舆和轻便的辇车，也免不了劳累，更何况还要冲冒风尘，经历不同的水土，受到六气侵袭，五脏承受其害。万一使圣体不和、圣心不畅，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山原之间登临跋涉，不如深宫大廷那样从容安适；接触风尘，也不如安逸心神、宁静心志、逍遥自在那样快乐。皇上为什么要自寻劳苦，偏要亲自前往呢？臣平日每逢朝会、祭祀之时，有幸看见皇上面色润泽纯粹、精神充沛，便会向一两位大臣谈起，心中不由得欢喜；有时听说皇上身体不适，便因此忧闷不乐。如今皇上远行，舍弃安逸而趋向劳苦，舍弃宁静而转为奔波，臣怎能不替皇上忧虑？这就是臣内心含痛、不得不以愚忠陈奏的原因。臣又反复思量，君主巡幸一事，关系极为紧要、重大而且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身居京师中央，就可以控制外部，事势和机权全都由自己掌握；处在外地，就必须依靠托付他人，事势和机权有一半由别人掌握。何况在使人劳苦、调动众人的余波之中，再加上困苦、急迫和无聊的情形，变故可能突然发生，祸患可能出于意料之外，这是按情理和形势说可能出现的事。考察自古以来君主巡幸的事情，记载在史册中，足以成为后世深刻鉴戒的，那些得失、安危的迹象，都可以考察而知。明知这些却不说，是没有深远眼光和预见能力的表现。因此，面对最难办的事情，却草率地把它看作寻常小事，是把容易的事看得过于简单；这是不爱重自己的君主，冒险履危，把希望寄托在万一没有事情发生上。伏望皇上鉴察往事，稍加留意。况且皇上一定要亲往显陵，是想亲自表达对先皇的诚敬孝心。依臣看来，皇上的孝行，大概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汉宣帝曾继承昭帝的统绪，却不能尊奉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宋理宗能够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却不能称帝并以帝号奉祀；汉哀帝能够尊父为皇、在宗庙祭祀，却不能奉其为宗并配享上天。如今皇上对于睿皇，已经在宗庙祭祀，已经追加谥号，已经尊称为宗，也已经配享上天，而出于内心的爱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皇上自登临帝位以来，建立皇极，赞助天地，使四海安康，制服各夷，继承先业、发扬先志的功业日益隆盛。即使大舜的至孝、周武王的达孝，也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伏望皇上对此自信并加以重视。何况天子的孝与士民不同，又何必亲自劳苦，远行数千里，把自己降低到士庶人民那样去表达爱敬呢？伏望皇上对此自信并加以重视。如今这件事，皇上一定要合葬，或者把灵柩送往南方，或者迁往北方，皇上自有决定，臣请求由臣等办理此事。仍望皇上选派两名安静老成、通晓事务而又亲信的内臣，与臣共同办理；再命内官监选择各种所需的工匠数十人，听从臣等指挥。无论送往南方还是迁往北方，两个月内就可以办出眉目。皇上安居九重之内，清静安穆地端拱而治，臣等也能办妥此事；还可以把户部供应的粮草、赏赐等各项银两，留下作为修建显陵的费用。一举有三方面的好处：不但可以慰藉皇上诚敬孝亲之心，也可以免除皇上远行的劳苦，还可以补助修陵的费用。大事容易得到襄助，也没有意外祸患了。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冒犯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为此谨具奏本，亲自携带呈上，恭敬奏报。伏候敕示。天变自陈疏【王廷相】臣仰思皇上敬奉天道，敬畏神祇，凡事都恭敬办理，对百姓无不竭尽心力，本应使上天之心受到感应，和顺之气降临。近来奉先宝殿竟发生雷震的灾变，都城鼓楼又发生龙火之灾，似乎天与人已经不能相互和顺应合了。臣低头思考，皇上效法天道施政已经如此周备，求得太平的心意又如此迫切，今天的灾变，难道是皇上有意招致的吗？这是中外臣工不能体察圣心、任职无状所导致的罢了。臣谨将今日中外士风、臣节败坏的情形陈奏给皇上，以说明臣窃居职位而不能称职，理应先被罢黜的原因。伏望圣明察知。记载说：“大臣应守法，小臣应廉洁。”古代士风如此，天下怎么会不能治理，社稷怎么会不能安定？臣看今日朝廷内外的风气，大大不同于此。廉洁严正的节操仅仅偶尔可见，贪污的风气却大为盛行。一旦得到掌握事务的权力，便盘算营利。贿赂大肆流行，私门中货财堆积；只要过关节、通关节不合心意，湿柴也可以用来防火，白天也可以通神。这难道是清平之世应当有的事情吗？先朝难道没有行贿的人吗？馈送达到一百两，别人就已经惊骇其多了。如今动辄就说数千两，有的甚至达到数万两。

译难道没有贪污的人吗？过去在夜晚行贿，还要暗中消灭痕迹，唯恐别人知道。如今收纳贿赂，公开进行而毫无顾忌，难道不是士风的大败坏吗？大臣贪污污浊却每天处在高位，那么小臣从观感影响中得到的教训，将无不只以谋利为目标。京官贪污污浊却安坐无事，那么外官受到这种风气鼓动，也无不只以谋利为目标。大小官员互相仿效，内外都争相求利。若沿着今天的道路而不改变这种风俗，那么上层的人会日益聚敛，下层的人会日益剥削，百姓困穷、盗贼兴起，国事也会日益败坏。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大害吗？况且古代士大夫，出仕很难，退处却容易；他们宁可守住自己的操守以等待时机，也不愿违背正道、急于求进而丧失自我；宁可隐遁于世、不被人知而不悔，也不愿热衷钻营、阿谀依附，毁坏正道以求升进。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看清了道理，意志刚强，平素有所修养才会如此。这样，君主选拔任用他们，大的可以使天下安定、成就政务，小的也可以激励当时风俗而不失民众的期望，难道不是对国家有益吗？臣看今日士大夫的风气，却与此大不相同。安于退隐的人很多，反而讥笑他们笨拙；奔走竞争求进的人，大家都称赞他们有本领。一踏上仕途，便存有侥幸求进的念头，有的靠谄媚，有的靠贿赂，有的靠奉承而得到职位。甚至一个官职出现空缺，众人便都奔向权势之门，争论自己按年资、体例本应得到该职位的理由。先来讲求的人已经定下之后，后来讲求的人有时就得不到，因此没有不争先奔走、抢着去论说的，来往频繁，守门人都厌烦了。已经讲求却没有得到的，又喧嚷叫骂、散布诽谤，即使吏部也难以处置。所以京师有“讲、抢、嚷”的嘲讽说法。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已被有见识的人在旁边讥笑。安静自守的人，是君子一类；奔走竞争的人，是小人一类。奔竞者得到升进，安静自守者必然退处。于是用小人引进小人，朝廷之上便没有君子了。朝廷没有君子，法度纲常怎么会清明？纪纲怎么会振作？奸邪盗贼怎么会铲除？所以奔竞的风气炽盛，是世道不祥的征兆，难道不是时政的大蛀虫吗？臣仰思皇上聪明神圣，确实超过尧舜；皇道根源和政治根本清明宣朗，而臣下贪污污秽、奔走求进的风气却到了如此地步，难道不是极其奇怪吗？臣只因都御史的职责是纠察百官、振肃风纪，如今这两方面，官场邪僻、风气败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既不能端正自身、匡正万物，使风气清正、弊病断绝；又不能不顾嫌疑，上疏直陈，只能悠然坐视，每天徒然叹息，致使内外奸贪之徒公开行事而毫无顾忌，纠察又在哪里呢？振肃又在哪里呢？由此说来，臣不能称职，朝廷中的臣子没有谁超过臣的失职。即使仰赖皇上天德包容，没有立即诛罚臣，但臣尸位取禄、荒废职守，罪责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况且一个妇人含冤，三年不下雨；卑贱之臣被关进监狱，六月飞霜。事情本来极其微小，但上天的应验却十分明显。何况如今贿赂相通，坏人任职，其中一旦事情发生变故，贤与不肖颠倒，祸害波及地方，使军民含冤的，难道只是一个男子一个妇人而已吗？由此看来，实在是臣任职无状，向上触犯和气，因而招来天变。伏望皇上将臣罢归田里，以惩罚臣的失职，另选贤能之人，以端正都察院的职掌；这样实在的政务可以责成办理，丰功也可以建立，或许修省能够落到实处，灾变也可以消除。奏本奉到圣批：“你主管风纪，以后应当纠正百官，以消弭天变，不准推辞。”吏部知悉。遵奉钦定批示条陈时政疏【汪鋐】礼部因彗星成为灾殃，上题请求通行九卿衙门以及六科、十三道，各自分条列举时政的得失来上报。其间节录钦奉圣批：“依照拟定办法办理，务必要思考忠诚、议论实事，不许挟持私意、泛泛引证，借公事来报私仇。”钦此，谨遵。臣私下想到，臣不过是一介庸才，没有什么知识，哪里能够思考忠诚、议论实事来符合圣意呢？然而臣身列官班，怎敢不披沥肝胆，竭尽自己一点愚见。臣听说皋陶告诫大禹说过：“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这两句话，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纲。自古至今，没有舍弃这两点而能够实现治理的。因此，从知人来说，具体有四项；从安民来说，具体也有四项。重视长期任职，公开选官之法，杜绝侥幸，崇尚廉洁，这四项是知人的事情。兴修水利，体恤刑狱，扩大储蓄，严格防守，这四项是安民的事情。什么叫重视长期任职？官员任职不久，就没有坚定的志向；没有坚定的志向，就没有实心实意；没有实心实意，施行于政事的，便都只是因循苟且，在簿书和期限之间敷衍了事罢了。如今谈论治理的人，都说守令应当长期任职，但难道只有守令如此吗？天下的官职虽然不同，但不能只凭声音笑貌来取人，这一点没有不同。哪一种官职不应当长期任职呢？何况法令必须公正才可以施行，偏私就不能施行。臣看近来中外一般官员的升迁调转，比弘治以前快了常常一倍。过去任满六年才升迁，如今三年就升迁；过去任满八年才升迁，如今四年就升迁。长期任职的制度废弛得太严重了。这样却想使官员尽好职守，怎么可能做到呢？但官职有空缺就应当补充，有空缺而不补充，那又怎么办才好呢？这要靠掌管铨选的官员运用调节安排的办法，按照事务轻重缓急来处理，做到恰当适宜。就像治家用财、实行节俭一样；这样积累几年，长期任职的办法自然可以恢复，各部门各府衙也就没有不能得到合适人选的了。臣所说的重视长期任职，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公开选官之法？士人最初授官，只凭吏部的一次考选。人的才干优劣、官职高低、职务繁简、地方远近，全都由这一次考选决定。既然不能了解他们平日的实际表现，却只在一天之内凭数百字的文章取信于人，那么已经不能完全得到真实情况了。何况再加上办事苟且粗略、甄别不精、挟带私心、徇顺人情、颠倒错乱，那么由此误害天下人才、败坏天下事务的后果，又哪里说得完呢？

译臣希望皇上下敕给有关部门，今后考选务必像科场考试那样糊名编号，先从考功等司选取善于校阅的郎中等官四五人，分配给他们先行审看，各自定为九等，不拘泥于各等名额。没有上等就空缺上等，没有中等就空缺中等，然后送交左右侍郎详细复看裁决，再送尚书重新校阅，定出高下。这样或许能够做到公正无私，有才的列上等，无才的列下等，天下的官员或许就都能各得其人了。臣所说的公开选官之法，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杜绝侥幸？吏部的黜陟，只凭抚按官的举荐和弹劾。举荐、弹劾不公，黜陟就会不恰当。举荐时，有的凭贿赂，有的凭亲故；弹劾时，有的出于私人忿恨，有的出于诬陷诽谤。因此，举荐泛滥时，一个省多至数十人；弹劾泛滥时，甚至下及典史、驿丞，原因就在这里。抚按的荐举，实在是天下侥幸求进的一大关节。臣深知其中弊病，所以当初奉命任右都御史时，就把慎重举劾一事上奏皇上，希望让荐举各官务必精心选择才干品行出众、政绩特别优异的人来举荐；依照弘治以前的办法，全省多不过四五人，少则二三人。纠察弹劾各官，务必要找出确实无才、确有明显事迹的人来弹劾。若说他廉能公谨，就必须指明他廉能公谨的具体事情；若说他贪污滥权、奸邪谄佞，也必须指明他贪污滥权、奸邪谄佞的具体事情。每一个人名下，必须列举十多件事情，少的也要七八件，不得作空泛无据的议论。如果所举荐的人，开始因廉洁而被举荐，最终却因贪污而败露；开始因公正谨慎而被举荐，最终却因不谨慎而败露，吏部就应查明实情，连同举荐者一起治罪。臣等也应当据实弹劾那些负责清军、提学、巡盐、巡关、巡茶马、屯田等事务的御史；至于各自所管辖的官员贤能与否，只须分别举劾，不得一概举劾。臣这样陈说，有幸皇上不嫌弃臣的浅陋意见，俯赐嘉纳，当即降下明确批示，全部依照拟议施行。臣不胜欢欣雀跃，私下以为太平的关键就在这里了。无奈人心闭塞顽固到了极点，直到如今三年，几乎没有切实奉行的。臣因此将那些因所举荐之人被罢黜、并在考察中被追究的人，列疏据实上报，请求实行连坐之法。有幸皇上以宽宏博大的德行包容，不忍心全部废弃，仍按人数多少区别等次，两人以下只罚俸禄。臣私下恐怕惩治恶行不严，侥幸求进的门路终究无法堵塞，太平的成效也终究无法实现。古人有句话说：“一家人哭泣，哪里比得上一路百姓都哭泣？”过去的事情臣不敢再说了。只希望今后不论人数多少，只要荐举不当而导致事情败坏，就将荐举者连坐治罪，务必使法令的执行坚如金石，即使千秋万世也不改变。这样，举荐弹劾自然没有不公正的，黜陟自然没有不恰当的了。臣所说的杜绝侥幸，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崇尚廉洁？士人的廉洁，就如同女子的贞洁。士人如果不廉洁，即使其他行为还有可取之处，最终也没有端正自己、端正他人的实际德行，绝不可能有所建树。就像女子不贞洁，即使有千百般才能、千百般技巧，又哪里值得尊崇呢？所以廉洁，是士君子立身处世的大节。大节都不能谨慎守持，其他还有什么可取呢？比如守令的职位，最直接地接触百姓。如果能使他们一丝一毫也不取，那么自然不会存有一丝私心。法律即使严厉，百姓也会敬畏它，不认为苛刻；政令即使宽缓，百姓也会感戴它，不认为放纵。即使没有断案如流水般迅速的才干，最终也必有恩惠施及百姓的实际效果，要达到太平又有什么困难？如果不廉洁，那么所谓严厉，不过是深文苛刻、逞强蛮横、残暴虐待罢了；所谓宽缓，不过是柔弱、谄媚、怯懦、没有决断罢了。即使有治理事务的才能，也大多只会成为帮助奸恶的工具，要导致乱亡又有什么困难？藩司、臬司是用来制约守令的，抚按官又是用来统辖制约藩臬的。臣希望等诏命下达后，命令抚按官今后举荐、弹劾各级官员，务必选择廉洁的人加以举荐，对不廉洁的人加以弹劾。至于其他方面的贤能或不肖，只在考核册籍的评语中体现，不必写入奏牍。仍请咨文吏部，把他们所举荐的廉洁官员立即予以显著擢升，对不廉洁者立即罢免。至于朝廷内外大小群臣，也要不时询访考察，一并予以升降。尤其希望皇上发挥神明般的智慧，也试着加以察看，那么人心的趋向自然会端正，太平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臣所说的崇尚廉洁，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兴修水利？臣私下看到各地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五谷歉收，百姓饥饿困窘；而陕西一省连年大旱，更加狼狈不堪。臣于是查考史册，知道辅臣丘濬曾说：“井田制度虽然不能实行，沟洫制度却不能废弃。”又考察秦国郑国开凿泾水修渠，于是关中成为肥沃的土地；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地，于是盐碱地长出了稻粱；蜀地李冰拦截江水修筑堰，于是蜀地沃野千里；汉代召信臣修造钳卢陂，百姓歌颂他为“召父”；杜诗又恢复他的事业，百姓歌颂他为“杜母”；宋代黄懋建议在河北各州兴修水利，最终取得开垦六百里田地的成效；元代虞集建议在辽海一带引水造田，最终设置了海口万户府。臣于是将这些情况详细列举上奏，请求敕令陕西、延绥、甘肃、宁夏以及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湖广、南北直隶各地的巡抚都御史，务必一体访求古人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切实举行。各地还应严加督责所属司、府、州、县、卫、所中掌印、管粮、管屯等官员，分别亲自巡行郊野，察看地势是否适宜：哪条河川的水可以引导，哪座山的泉水可以疏通。引水时，或开沟，或开洫，必须根据水势大小决定；疏水时，或开遂道，或修水塘，必须根据地势高低决定。或修筑堤防以阻止水流，或开浍沟以防水患，或应修陂塘，或应筑堰。把古人在过去已经实行的办法考察出来，施用于今天；把古人在其他地方已经实行的办法寻求出来，施用于此地。一定要使山川原野之间，水有可以流向的地方，没有壅塞阻遏的祸患；水有可以防御的地方，没有堤坝决坏的忧虑；水有可以蓄积的地方，没有散溢的担心。这样，旱灾就不能造成灾害，涝灾也不能肆虐，百姓中饥饿的可以得到食物，困顿的可以得到苏息。

译臣所说的情况是这样。臣恭敬地等候皇上特地下达明旨，说水利工程和劳役关系重大，仍须等边疆事务平定、年成丰熟之后再说。谨此敬听并恭敬遵行。臣私下认为，兴修水利，确实是皇上养育民生、保全百姓生命的根本；也是皇上调和天地造化、救助流亡百姓的急务。今天听到这件事，今天就应赐令施行。若能像决开江河那样沛然实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才可以上仰报答皇上忧念百姓、连睡觉休息都顾不上的盛大心意。明旨所说的“仍须等候”，臣仰体圣意，难道不是说：“百姓困苦极了，怎么可以驱使他们劳作？边境危急了，怎么可以舍弃那里而顾及这里？”这是圣意详慎周全的考虑，臣又能再说什么呢？但臣私下认为，没有田地的百姓，他们的困苦已经非常严重；有田地的百姓，虽然困苦却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修治水利，是有田地的人来做，与没有田地的百姓并无关系。比如十里之内有田一百顷，若由几十家共同占有，就由这几十家来做；若由一百多家共同占有，就由这一百多家来做。本来不必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只是因为人心不齐，必须等官府督促责令之后才可以实行。用使民得以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即使劳苦他们也不会怨恨，又何必害怕工程劳役重大呢？一个人患了七年的病，想临时寻找三年生的艾草来治，如果平时不蓄存，终身也得不到。旱灾肆虐，已经三年了。如果不及时兴修水利，怎么能有丰收之年呢？至于边境虽然说事务很多，但守边的是军队，不是百姓；修水利的是百姓，不是军队，本来就互不相涉。巡抚虽然把边事看作紧急事务，但也不曾每天亲自忙于干戈战阵之中。他所督促修治的水利，也自然不会相互妨碍。臣恭敬地希望皇上采纳臣的意见，早实行一天，百姓的生命就早一天得到救活；早实行一年，百姓就早一年得到救活。皇上忧念百姓的心意，在这里也可以稍得安慰，而臣以犬马之心报答君上的忠诚，在这里也可以稍稍尽到。臣不胜庆幸，不胜庆幸。臣所说的抚恤刑狱，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抚恤刑狱？据臣切实看到，刑部、都察院审理的各项诉讼案件，被关押的人动辄历经多年，申诉的人却被斥逐得充斥道路。其中依仗强横、刁钻好讼的人固然不少，但含冤受压、负屈蒙冤的人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审问官明知案件有冤屈，有的习惯于因循拖延，有的拘泥于成案，有的受到嫌疑的阻挠，有的沉溺于私意，往往不肯明白地辨析审问；这就是第一件应当抚恤的事。又如罪犯申称有冤、不肯服罪，按例应当调换审问；一次调审不能解决，就再次调审；再次调审不能解决，就第三次调审。任凭反复调审，却只按照原来的拟罪办理，前后沿袭，牢不可破；这就是第二件应当抚恤的事。又如案件送交大理寺复审，有时因为审问取得的口供没有得到实情而被驳回，有时因为拟定的罪名不合律法而被驳回；审问官往往固执己见，把驳回视为错误，不肯更改，驳回越多，固执越甚，以致罪犯经年累月不能出狱；这就是第三件应当抚恤的事。又如审问取得的口供本来已经符合实情，大理寺却有时错误地认为没有取得实情；拟定的罪名本来已经合乎律法，大理寺却有时错误地认为不合律法；甚至拘泥于一文一字的比较论辨，以此自以为能干，致使案件往返驳辨，长期纠缠不决，罪犯反而因此受累。大理寺以平反冤狱为职责，罪犯送来时，供词和拟罪已经完备，只审查他究竟有冤还是无冤就可以了；有冤就驳回，无冤就批准，应该像流水行云一样顺畅。这才叫根本的大经大法，最为公正无私，本来不必受文义牵制，也不必用鞭打来显示威严。《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案件滞留。”牢狱的痛苦，使人觉得一天像一年；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全家都惶惶不安，仿佛眼前遭遇焚烧和溺水；这就是第四件应当抚恤的事。又如京城内外大小诉讼案件，都到法司告理；法司不立即亲自审问，却动辄派五城兵马司勘察上报。兵马官廉明的少，贪婪昏昧的多，颠倒是非、出入人罪；势必使法司官员只能依据勘察结果定成狱案，冤屈最终无法昭雪；这就是第五件应当抚恤的事。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敕令臣等法司以及各省，亲自反省上述五种弊病，有则改正，无则更加勉励，如此或许刑罚可以清明，百姓的生命可以保全，和气自然可以到来。至于地方上的刑狱，尤其不合常理，其责任确实在巡按。巡按如果有钦恤百姓的心，就自然不能不勤于巡历，详细辨理。因此一方百姓的性命，实在由巡按掌管。臣对于各处申诉冤屈的案件，本来一定下令巡按亲自勘问，但能够遵行的极少，大多委派官员；被委派的官员又再委派官员，辗转推托，最终只能归结为冤屈罢了。臣希望等诏命下达后，今后巡按缴回勘合时，必须查验他是否曾经亲自审问；如果不是亲自审问，就立即弹劾，不准其回道复命。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不再有冤屈。臣所说的抚恤刑狱，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广泛充实储蓄？从前祖宗在位时，以两淮、两浙的盐作为飞挽边储的办法，所以不待召集便能聚集，不劳民力便能积储；这种办法的优良，即使万世也不可改变。后来因为那些专擅谋取利益的权势之徒，出现了买卖盐引窝点的弊端，当权办事的人无力禁止，便把整个盐法一并废除，用来堵塞自己的责任，这和因噎废食实在没有区别。再后来又拘泥于提高余盐价格，竟以为这样就是得到利益，于是飞挽之法最终无法恢复。近日御史周相、闻人诠曾经提出过这个意见，臣深以为然，又替皇上陈述此事，已经承蒙圣明依照拟议施行了，臣还需要再说什么呢？臣私下认为，广泛充实储蓄，其办法有三：盐利是第一项，屯田是第二项，水利是第三项。然而这三者实际上相互发挥作用：盐利兴盛，就能召集商人开中，无力耕田的人有商人接济，自然没有荒废不耕的田地；水利兴盛，就能引水灌田，有力量耕田的人即使遇到旱灾也不能受害，自然没有不丰收的年岁；屯田的收入既然丰足，盐利的积储又很厚实，那么边疆储备怎么会有不足呢？臣所说的广泛充实储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严密防守御敌？大概西北的敌人给边地百姓造成的荼毒太严重了，强敌常常人数众多，而我军常常人数很少，敌人突然到来，所向无敌，只能依靠坚固防守来抵御。然而没有郎机铳这种锋利的火铳，即使想防守，又怎么守得住？如今幸好有这种铳，可以一铳抵挡一千人，一千铳抵挡数万人，防守的好处没有什么能超过它。

译每十里设置一座堡，每堡配置三铳；每五里设置一座墩，每墩配置一铳，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没有空缺，那么敌人即使有百万、数千万人，又有什么用呢？近日尚书唐龙、侍郎张瓒、都御史杨志学都写信给臣，说这种铳实在是万世无穷的利益，大概都是亲自试用过，见到它确有成效。三人又各自上疏请求多给铳械。臣希望等诏命下达后，移文咨送工部，专门委派官员督造，务必使铳械坚固、合乎法式；每逢各边请求发给，就按照数目发给。仍移文咨送各地巡抚都御史，务必依照臣原日题奏奉准的办法设置墩台、修立城堡，用这种铳防守，这样自然可以永远保全而没有忧患，安享太平康宁之福。一切选将、练兵、增加粮饷、买马等事情，都不值得再做。还要移文咨送两广、云南、四川各提督、巡抚、都御史，在各处险要之地一体设置堡垒，请领铳械防守，那么盗贼自然没有不能平息的，百姓自然没有不能安居的。如果各地巡抚不能切实举行，却只在其他事务上琐屑忙碌，用以夸耀自己的能干来欺骗君上，造成误事的过失，就听任巡按御史据实弹劾上奏；如果臣的主张没有成效，也请求治臣之罪。臣所说的严密防守御敌，就是这个意思。这八件事确实关系到当前政务的重大问题，但臣见识浅陋、言论偏颇，不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怜悯臣的愚昧，俯察并采择臣的意见，或许可以作为圣明政务万分之一的帮助；这是愚臣的最大幸事，也是天下的最大幸事。臣冒犯天威，内心不胜战栗，恭候治罪，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上闻。恭敬地等候敕旨。奉圣旨：看了你的奏疏，足以看出你为国效忠的至诚心意。应交有关衙门详细议论，妥善办理后再来奏报。《名臣经济录》卷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名臣经济录》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经济录》卷十二 明代黄训编纂 内阁 杨士奇传录【王直】太宗皇帝即位后，便提拔他为编修。当时正准备在东角门内设立内阁，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以及王公七人处在其中，掌管机密。不久又升为侍讲。皇上曾对王公说：“朕知道你的文学才能，亲自提拔你到这里来，你只管尽心办事，不要自己疑虑畏惧。”王公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忠诚勤勉，毫不懈怠，早晚勤奋不息地修治自己的职务。饶州朱季友进献他所著的书，斥责濂、洛、关、闽学派的学说。皇上看后大怒说：“这是儒者中的败类。”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以及王公都在皇上身旁。皇上把书给他们看，解缙说：“惑乱世人、诬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至刚说：“如果不治他的罪，就无法显示警戒，应当杖责他，把他放逐到四方边远地区。”王公说：“应当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误导后人。”胡广说：“听说这个人已经七十岁了，焚书示警也就够了。”皇上说：“诽谤先贤，毁坏正道，处理他难道可以拘泥于常例吗？”于是派行人押送朱季友回饶州，命布政使司以及府、县官员和当地士人，公开说明他的罪行，并杖笞他以示惩罚；把他所著的书全部搜出焚毁。皇上又对群臣说：“铲除罪恶不能不彻底，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这是最正确的。” 永乐六年冬天，皇上因为巡行北京，下诏天下，命王公起草诏书，皇上称赞写得好。又命他和各位尚书观看诏稿。兵部尚书刘隽私下对王公说：“请把‘自’字改成有字。”王公认为他说得好。众人认为这两个字的意思相差不远，而且皇上已经称赞很好，不必改动。王公上奏说：“国家政务的大体，应当采用刘隽的意见。”皇上很高兴，称赞王公能够接受正确意见，说：“乐于听从正确的话，又怎么会把事情办坏呢？”从此更加重视王公。第二年，皇上巡行北京，皇太子监国，皇上命蹇义、金忠、黄淮和王公负责辅导太子。永乐九年，皇上回到南京，有一天召见王公问道：“你辅佐东宫很久了，他的行为究竟怎么样？”王公先以孝敬回答。皇上让他说实际情况，他回答说：“凡

译是遇到宗庙祭祀所需的祭品、祭器，太子都亲自查阅。去年将要举行时享祭祀时，他患了头风，医生说应当发汗治疗，殿下说：‘发汗后就不敢亲自主持祭祀了。’身边的人请求派人代替，他斥责说：‘皇上既然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又怎么能派人代替呢？’于是亲自祭祀，祭祀完毕后汗流遍体，不用服药，疾病自己痊愈。每次进献御用物品，太子都亲自查验并对照识别，派人办理事务时也不轻信下人。皇上北征时，殿下不敢安然居处，常常到中午以后才进食，直到皇上回驾后才得以安心。” 皇上说：“这是这个孩子本来就应当做到的。”王公说：“古代圣贤也都尽力做到他们本来应当做的事。况且殿下天资高明，有时即使犯了过错，也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没有不迅速改正的。他又以存心爱人为根本，将来一定不会辜负陛下托付给他的重任。”皇上听了很高兴。永乐十四年，皇上在北京听说高煦有叛逆的意图，回到京师，想揭发他的事情，但一时疑虑未决，便单独召见王公询问说：“昨天我问蹇义汉王府的事情，他回答说不知道。如果朕还不知道，你们考虑到可能造成离间，所以不敢说。如今朕已经知道了，你说出来又有什么妨害？”王公回答说：“臣和蹇义一起侍奉东宫，外人没有敢同臣当面谈论这件事的。但汉王最初受封在云南，不肯前往；改封青州，又不肯前往。如今知道将要迁都北京，却只想留守南京，天下人都怀疑他的用心。只有陛下妥善处置，使他早日有确定的居所，保全父子恩情，成为万世长久的利益。”皇上默然起身，回到宫中。几天后，皇上完全查得朱高煦谋反的情状以及所制造的战具，大怒，剥夺他的冠帽和衣带，把他拘禁在西华门内。东宫竭力营救调解，他才得以免罪；于是皇上命令削去他的两个护卫，安置在乐安州，说：“那里离北京很近，即使他作乱，也可以早晨出发、晚上擒获。”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时驾崩，学士杨荣从行在回到京师报告此事，仁宗皇帝立即派皇太孙前往迎接太宗皇帝的梓宫。当时京城的军队都在外随征，城中空虚，流言纷纷，担心赵王府的军队发生变乱，因此将此事秘密处理而没有公开。皇太孙临行辞别时，上奏说：“出外如果有奏章报告事情，没有印记就无法防止伪造。”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但因事情紧急，一时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便询问王公。王公说：“皇上所使用的东宫图书，现在可以暂时借给太孙使用，这是权宜之计；回来后立即归还。”皇上马上取出交给太孙，说：“用它作为奏事封识，这件东西本来早晚就应当归你，你就留下吧。”随后皇上对王公说：“卿说得确实对。过去大行皇帝在位时，储君之位长期没有确定，流言议论喧嚣；我如今就把它交给太孙，流言又怎么会兴起呢？”九月癸未日，礼部尚书吕震对皇上说：“如今丧服期限已经超过二十七日，请仿照太祖、汉代制度改穿吉服。”皇上当时没有回答，吕震退下后到处对群臣说：“明天早晨就除去丧服改穿吉服。”王公对吕震说：“如今还不能援引这个先例。洪武年间有遗诏，而且仁孝皇后去世时，太宗皇帝服丧之后，仍穿着素衣、戴素冠、系绖带达数月之久。” 如今皇上对于皇考，难道可以仓促改穿吉服吗？”吕震厉声说：“朝廷的事情，你总是坚持不同意见。”尚书蹇义兼取两种意见。第二天早晨，君臣都穿素服、戴黑色角带，于是把此事上报。皇上也没有答复。又到第二天早晨，皇上戴素冠、穿麻衣、系麻绖出来视朝，文臣只有学士、武臣只有英国公穿戴与皇上一样。退朝后，皇上对左右大臣说：“吕震昨天奏请应当改服，朕听从臣下的意见而改了服装。梓宫还停放在殡宫，我哪里忍心改服？士奇所坚持的是对的。”当时天下各地的方面大臣和各有司官员都到京师朝见，兵部尚书李庆对皇上说：“民间蓄养的马已经很多了，把它们分给军队后还剩下几千匹，请下令让朝觐官领用，也可以稍稍减轻百姓的负担。正官领取公马，佐贰二官领取母马，其余人员按等级领取多少不等。”

译太仆寺、苑马寺每年考核马匹繁殖增益，有亏损就和对待百姓一样处罚。英国公认为李庆的建议不可行，李庆很愤怒，不肯接受。英国公独自上奏说：“朝廷求取贤能、任用官员，如今却让他们养马，并且像对待百姓一样考核责罚，这难道是尊重贤者、轻视牲畜的意思吗？”第二天又奏说：“如果一定要实行这道命令，天下的贤者以后谁还肯出来做官？因为少了十匹马，就一定要责令赔偿，弄得家产破败，还连累子孙，朝廷为什么要在天下后世留下这样的恶名呢？”

译皇上答应发出内批停止此事，却没有下发。第二天，英国公又说：“兵部已经督促朝觐官领马，所领的多是幼驹，南方人身体孱弱，不能控制它们，只能眼看着马匹奔逃，在道路上号哭。臣恐怕从长远看，贤者不但不愿做官，也会无心求学，这道命令造成的损失不小。”皇上说：“我一时忘了，我马上批发出去，不会耽误。”午时，皇上驾临思善门，召见英国公，告诉他说：“内批难道是真的忘了吗？朕听说李庆、吕震等人都对你愤怒。朕想到你孤立无援，恐怕受到众人伤害，不愿因为你的话就停止此事。现在已经有名义了。”皇上拿出一篇奏章给他看，原来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说蓄马不便，于是命英国公据此起草敕令，停止分散马匹。英国公叩头说：“陛下了解臣，臣就不孤立了。但已经领走的马应当怎么办？”皇上说：“已经领走的，准照洪武年间官员乘马的例子办理，不责令交纳繁殖增益，也不责令赔偿；尚未领的，停止发给。”又对英国公说：“今后命令若有不便之处，只秘密告诉朕。李庆等人不识大体，不值得与他们谈论。”大理少卿弋谦多次议论政事，言辞过于矫激；尚书李震、吴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吴廷用等交相上奏，说他沽名卖直，皇上对此颇为厌烦。英国公进言说：“弋谦虽然不明白大体，但也是感念皇恩、想要报答罢了。古人说过，君主圣明，臣下就能直言，请陛下容忍他。”皇上因众人的话仍不高兴，于是免除弋谦入朝，但让他照旧办公。英国公又进言说：“陛下下诏征求意见，言论不当也不加罪。如今弋谦因为进言而获罪，朝臣都会把进言视为戒惧；况且四方朝觐的臣子都在这里，哪里能全都知道弋谦的过失？如果此事传到远方，人们将说朝廷不能容纳直言。”皇上警醒地说：“朕并不是厌恶弋谦议论政事，只是他的言论有些超过事实。你可以把朕的心意告诉众人。”英国公说：“这不是臣所应当转告的事，应当由陛下用玺书开导晓谕才是。”皇上于是命英国公起草敕书，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像从前一样对待弋谦，同时命百官议论政事不要以弋谦为戒。由此天下明白地知道了圣德的真实情形。皇上曾经谈论科举的弊端，英国公说：“科举虽然兼取南北士人。”皇上说：“北方人的学问比不上南方人。”英国公说：“有长才大器的人大多出自北方，难道只有南方人的文章才有用吗？”皇上说：“既然这样，应当怎么办？”英国公说：“试卷按例封缄姓名，请在封面外标写‘南’或‘北’二字。比如应当录取一百人，就取南方六十人、北方四十人，这样南北人才都能得到任用。” 皇上说：“北方人能够中选，北方的学者也会受到感发而奋起。往年北方士人很少有人通过科举进身，所以懒惰怠学渐成风气，你说得很对。命令礼部共同议论后上报。”议定后尚未上呈，皇上便驾崩，宣宗即位，于是实行了这一办法。宣德七年，高煦反叛，皇帝亲自出征。罪犯已经擒获，军队回师，尚书陈山前来迎见。他请求皇上乘势移师彰德，袭击并擒拿赵王，这样朝廷就永远没有忧患了。皇上对此疑惑，拿来询问杨荣。杨荣极力赞成这一决断，又告诉蹇义、夏原吉二人，使他们在其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杨荣于是传达旨意，命英国公起草敕令责问赵王。英国公说：“事情应当有真实根据，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现在应当用什么作为理由？”杨荣说：“让叛党说他们确实和赵王谋划，这就够了，哪里还怕没有理由？”英国公说：“这样能够使人心服吗？”他前去见蹇义、夏原吉，反复说明这样做不可行。蹇义、夏原吉说：“既然像你说的那样，应当怎么办？”英国公说：“朝廷应当尊重宗室尊属，优厚待遇；如果有疑虑，就严加防范，这样一定不会有忧患，而且符合国家体统。”二人说：“皇上现在特别相信杨荣的话，不是我们同意或不同意所能改变的。”英国公又去见杨荣，说：“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如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能宽恕，无罪的应当更加优厚对待，这样或许可以上慰皇祖在天之灵。” 杨荣的想法没有改变，说：“你不替我起草敕令，我就把此事上报。”当时只有杨溥与英国公意见相同。杨溥说：“我们二人一起请求入见，把大义说明白。”杨荣先快步进去，英国公和杨溥二人随后跟上。守门人不让他们进去，不久又召蹇义、夏原吉入见。蹇义、夏原吉把英国公的话禀告皇上，皇上不高兴，事情便停止了。皇帝回到京师后，心意大为醒悟，不再追究彰德的事情。然而进言的人仍喋喋不休，皇上都不听。皇上特意召见英国公说：“议论赵王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应当怎么办？”英国公回答：“如今宗室中只有赵王与陛下最亲，应当设法保全他，怎么可以被众人的言论迷惑？”皇上说：“我也在考虑。皇考与赵王最为友爱，而且我只有这一个叔父，怎么能不爱护他？现在我正在考虑保全他的办法，想把众人的议论封起来给他看，使他自己处理。”英国公说：“如果再得到一封玺书告谕他，那就更好了。”于是派广平侯袁容、都御史刘观带着敕书前往告谕赵王，并把众人的言论给他看。赵王得到书信后高兴地说：“我活下来了！”立即献出护卫，上表谢恩，关于他的议论也马上停止。皇上对待赵王一天比一天亲厚，却逐渐疏远、冷落陈山，最终斥退了他。过了很久，皇上召见英国公说：“我对待赵叔，没有失去亲亲之礼，这其中有你的功劳。” 赐给英国公白金、文绮和楮币。宣德二年十月，黎利派人进献前安南陈王的嫡孙暠，上表请求立他为陈氏后人，言辞十分恳切。皇上也厌倦了战争，想答应他。大臣有人说：“这是黎利的诡计，应当增发军队去诛讨他。”有人认为答应他没有名义，只会向天下显示软弱。皇上召英国公与杨荣商议。杨荣说：“永乐年间耗费了数万人的性命才取得此地，到现在劳苦的人还未休息，困顿的百姓还未复苏。趁他请求之时把此地给他，方便妥当。”英国公说：“杨荣的话应当听从。”当初请求立陈氏后人的，是太宗皇帝的本意；求取不得，才把那里改置为郡县。十多年来军民困苦于交阯已经到了极点，这些都是祖宗的赤子。体察祖宗当初的心愿，保全祖宗的赤子，正是陛下盛大的德行，怎么能说没有名义？汉朝放弃珠厓，前代史书还把它当作美事，怎么能说是向天下示弱？臣侍奉仁宗皇帝很久，圣心常常遗憾此事，担心发生意外，希望陛下不要疑虑。皇上的主意于是决定了。英国公又说：“方面官和郡守，请下令由三品以上京官以及布政使、按察使荐举，务必选取正直、公平、厚道，能够为国为民的人。由吏部审查是否可用，再奏请授官。以后若犯赃罪，举荐者一并连坐。”

译凡是因保举而授官，后来有人指控其犯罪的，应先逮捕审问其他涉案人员，查有实证后再牵连举荐者，以免被小人诬陷。近年来吏员过于冗多，其中有许多昏庸愚昧、不通事务的人，请令六部和都察院共同考试选用。军民之中有文学才行特别出众、智谋才干勇力高强、精通武略的人，也应当察举。唐虞时代，刑罚不牵连后代。如今犯死刑的人家中即使有贤能子弟，按旧例也不许进用。皇上说：“舜杀死鲧，却任用禹，这是圣人至公的心。如今除谋反、大逆之外，其他罪犯的子弟如果有文学才行，一并听凭荐举任用。”当时有人说：“方面官以及府州正官专靠保举任用，就是恩泽从下边发出。想要依照洪武、永乐旧例，都由吏部选授。”皇上命英国公与杨溥议论此事。英国公等上疏说：“宣德七年以前，藩司、宪司以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因此受害，所以宣宗皇帝命大臣保举。此后大多选得了合适的人，偶尔有一两个不称职的，大概是因为举主审察不周，也有的确实是徇私，而主管部门不予纠举，所以才会这样。总的说来，宣宗皇帝求贤养民的心意，都是上体祖宗的心意，并不是有所更改。” 从前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我朝祖宗相承治理天下，都有因时制宜、增损变通的办法。宣宗皇帝临朝时，体察祖宗的心意，实行仁民之政的事情很多，保举官员正是第一要务。当时没有听说有人提出异议，多数人都因得到合适的人才而高兴。唐太宗大力实行仁义，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举荐郡县守令，后来取得天下斗米三钱的成效。前代的明鉴就在眼前，怎么可以怀疑呢？圣旨所说保举官员就是恩泽出自下位，这是因为众臣共同举荐，吏部审查选择，列出姓名奏请，圣意批准后才授官；如果不批准，就不能授任，恩泽实际上并不是出自下位。近年有些京官无人保举，便制造诽谤言论，专门想毁坏先帝的良法；这样小人就会不断升用，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处，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呢？伏望陛下只依照先皇帝的敕令实行，但所举之人以后如果犯赃罪，必须明正举主的罪责，这样人们知道谨慎畏惧，不敢滥行举荐，官员也一定能选得合适。臣承受四朝大恩，惭愧没有丝毫补报。只是想到用人是否贤能，百姓的安危，国家的治乱都与此相关，所以竭尽诚意把话说尽，唯愿圣明裁择。诏令依从公议。英国公处心公正，议论事情一定顾及大体，常常扶助君子而压抑小人。群臣中有遭受谗毁而实非有罪的，他一定尽心替他们申辩解脱；有任意贪污邪恶而不知悔改的，他一定直言指出这种人不可任用。三朝的史事，都是由英国公总裁，判断是非全部以事实为依据。他常常对同僚说：“天下和万世的事情，应当用天下万世的公心来处理。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不论亲疏厚薄，都应当获罪。”他所举荐的贤才，列于朝廷内外的有五十多人，都能够端正自己、体恤百姓。英国公选取人才，一定先看德行，然后才看才能；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广泛向众人询问，确信之后才举荐。因此，不能得到英国公举荐的人，怨恨、诽谤和愤怒一齐发生，但他并不顾惜这些。杨荣传录【王直】英国公年少时聪明敏悟，才智非凡，喜欢读书，善于讲说。当时人们都非常惊异。他侍奉祖父母、父母都极为孝敬，处理内外亲属关系都合乎礼法；未到二十岁，已经有救济他人的作为和辅佐君王的志向。朝中公卿大臣中，凡是建安人，都很看重他。他从县学学生中取得乡试第一名，随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太宗即位，选拔六七名儒臣置于内阁，掌管诏令文辞，英国公也在其中，升任修撰，不久又升任侍读。他参与修撰《古今列女传》。仁宗皇帝确定太子储位时，任命他为谕德兼侍读。太宗皇帝嘉奖他的勤勉，对他说：“你早晚在我左右，恭敬谨慎从不懈怠。保持初心容易，保持到最后困难。朕常常考虑保全你的办法，你也应当谨慎地守好最后。”赐给他二品官服。皇上胸怀宏大的远略，经营四方事务，英国公独自凭借警敏才干勤于处理外事。皇上曾命他前往甘肃视察军队。回来后，他的筹划都被认为周密，并且谈到当地山川形势、军民疾苦和城堡虚实，皇上很高兴。永乐七年，他应当随驾前往北京，正好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便夺情起行。当时何福镇守甘肃，说敌人布哈等率众来归，皇帝诏令他与何福商议安置办法。他回来后，又命他持节到军中，封何福为宁远侯，并命他经过宁夏，与宁阳侯陈懋整顿边务；回来后奏报十件便宜行事之事，皇上嘉奖并采纳。他随军征讨北方敌人，军队到达驴驹河后返回，军士缺粮，他把此事报告皇上。皇上命令把供御物资的剩余全部发给军队，并令军中有余粮者借给不足者，归还时加倍偿还，众人因此得以保全。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说，边人娄达衮等依附赤斤塔尔尼，将成为边患；皇帝敕令丰城侯李彬讨伐他们，并命英国公前往筹划处理。当时草枯水冻，士兵和马匹不能行动，英国公回来奏报：“小股敌人没有能力造成大患，不值得调动大军。”于是停止出兵，叛乱者也重新归附。宁夏报告敌人入侵边境，皇上询问英国公，英国公回答：“宁夏士兵勇敢，边防物资充实，但不能长久坚持；现在敌人已经离去了。”不久果然如此。浙江丽水、福建政和发生盗乱，人数两千多，兵部请求发兵剿灭。英国公奏说：“愚民困于衣食，只是抢掠求生罢了；逼迫他们，反而会使事变更加扩大。臣认为不如招抚。”皇上听从了，果然顺服。太宗多次北征，英国公一定随行；军中许多机密事务都命他掌管，决定军事机宜、发布号令也让他参与，受到的信任和待遇与公侯相等。皇上曾对英国公说：“东宫任事已久，熟悉政务。朕回来后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怎么样？”英国公回答：“殿下孝顺友爱、仁厚宽和，天下人心归附，确实配得上皇上的托付。”

译皇驾回到榆木川时，皇上病得很重，召英国公等接受遗命，传位给皇太子。皇上驾崩，英国公与左右中贵人按礼办理殓葬，因为距离京师还很远，告诫他们不要发丧。他整顿军队，严明号令，同时与宦官海寿骑马疾驰返回京师，报告仁宗皇帝已经接受先帝遗命。仁宗即位后，关于礼仪、诏令和赦免的事项，英国公与两三位大臣共同商议，逐条上奏实行。仁宗驾崩时，宣宗还是皇太子，先帝遗命召他从南京回来继承皇位。英国公前往德州迎接，因此更加受到任用，英国公也更加竭力办事。高煦反叛，英国公极力赞成亲征。后来多次出巡边境，英国公都随从。今上即位后，对英国公更加器重，而英国公谋划国事也更加尽心。遇到大事，众人都听取他的决断。历朝对他的眷顾和恩赐丰厚，前后无法计算，即使元勋和世代外戚也比不上。他恭敬侍奉历代圣主，共四十年未曾离开皇帝近侧。每天四更起身等待上朝，即使风雨寒暑也不改变。每天亲自处理所掌事务，有时甚至废寝忘食，直到傍晚才回来。当初修撰《高庙实录》，后来三朝史事都是他参与总裁，记载详细完备，真实而不浮华。他主持京闱乡试文衡一次，担任廷试读卷官九次。他的文章用于国家政务，以及散布天下的各种碑铭、序、记，人们都传诵不绝。他尤其熟悉武事，熟知将士的勇敢或怯弱、粮饷运输的难易、边境的利害、道路的曲直远近，没有不知道的。因此凡是接受皇上询问和参与筹划计算，都能适合事情的需要。他以国家为重的心，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坚定。好的谋略和深远的计策，他常常当面向皇上进言；用来补益皇上、惠利百姓的地方，大概很多。《文章正宗》对【杨士奇】殿下监国，在视朝之余专心于文章学问，于是阅览《文章正宗》。一天，殿下回头问臣士奇说：“古人作诗，其高下优劣怎么样？”臣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诗》，表达的是唐虞时代君主的志向，最为高尚。后来如汉高祖的《大风歌》、唐太宗雪耻而酬报百王、除凶而流传千古的作品，所崇尚的却是霸力，都不是王道。汉武帝的《秋风辞》，气势和志向已经衰落；至于隋炀帝、陈后主所作的诗，则是万世的鉴戒。殿下在明白圣道、玩味经书之余，如果想以文章之事娱情，那么两汉诏令也值得观览；它们不只是文辞高雅简约、接近古风，其中也有可以补益治道的内容。至于诗人那些无益的言辞，就不值得作了。”殿下说：“太祖高皇帝有很多诗集，为什么说诗不值得作？”臣回答：“帝王之学，所重视的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中宏大的部分，在于《尚书》注和其他诸书，作诗只是余事。如今殿下的学问，应当致力于重要而重大的事情，其他事情可以暂且放缓。”殿下又说：“世上的儒者也作诗吗？”臣回答：“儒者很少有不作诗的，然而儒者的品类有高下之分。” 诗法对【杨士奇】永乐七年，赞善王汝玉每天在文华后殿讲说作诗的方法。一天，殿下回头问臣士奇：“古人作诗，水平高低、优劣好坏怎么样？”臣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诗》表达唐虞时代君主的志向，最为崇高。后来如汉高祖《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报百王、除凶而流传千古的作品，崇尚的是霸力，都不是王道。汉武帝《秋风辞》的气势和志向已经衰落；像隋炀帝、陈后主所作的诗，则是万世的鉴戒。殿下在明道读经之余，如果想以文章之事娱乐心情，那么两汉诏令也值得观看；它们不只是文辞高雅简约、接近古风，其中也有可以补益治道的内容。至于诗人那些没有益处的言辞，就不值得作。”殿下说：“太祖高皇帝有很多诗集，为什么说诗不值得作？”臣回答：“帝王的学问，重在的不是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中最宏大的地方，在于《尚书》注和其他诸书，作诗只是余事。如今殿下的学问，应当致力于重要而重大的事情，其他事情可以暂且放缓。”殿下又问：“世上的儒者也作诗吗？”臣回答：“儒者很少有不作诗的，但儒者也有品格高下之分。” 品格高的，是讲求道德的儒者；像那些只会记诵辞章的前代君子，被称为俗儒。作为人主，尤其应当对此加以辨别。” 《诏初即位事宜》【杨士奇】臣恭敬地看到，自古君主刚即位时，朝廷内外、军队和百姓的心意尚未统一，但只要朝廷处置得当，就能有备无患。臣谨将当前应当办理的事项逐条开列，谨此题请圣裁。一、如今皇上刚即位，必须整顿军政以壮大国威，应当敕令五府和兵部整理军队、马匹，委派官员操练并监督，以防非常之变；同时敕令各处总兵、镇守官抚恤军民，操练军马，严整防务，遇有边警发生，便相机剿灭。一、南京虽然内有太监王贵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那里防御，但那里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如今应当特别赐敕告谕他们谨慎守关，加强防备，操练军马，以镇服小人的不安之心。还必须有老成忠直的人与他们共同议处事务。臣切实看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老成忠直，请求敕令黄福就在那里参与筹划军务；仍敕令王贵通、李隆等，凡一切事务都与黄福商议妥当后再施行，这样或许根本稳固，事情不会疏漏。并敕令南京内外各衙门，今后不是奉有敕令，不许擅自派人出外扰害军民。一、淮安是南北交通的要冲，现在有都指挥王瑜、吴亮在那里督理漕运并兼任镇守。应当特别颁发敕令，命他们抚恤军民，操练军马，严格加强守备。一、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去年遭受旱灾，百姓缺粮，恐怕无所依靠的人聚集起来作乱，不可不加防备。应当分别派文武大臣各一员前去镇守，或任一年，或任二年，等各项事情平安后召回京师任用。一、南京直隶沿江上下以及北京直隶直到南京沿河各处，多次有强盗出没，杀伤人命，抢劫财物。这些凶徒如果积久成势，就不可不早日除掉。南京等地，应当敕令襄城伯李隆等选派得力的防缉头目和公正御史负责缉捕；北京等地，应当敕令派锦衣卫指挥刘源、马顺以及公正御史，分别统领得力官校缉捕，务必使盗贼平息，道路没有忧患。一、北京城内外如今有强盗抢劫，应当敕令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严格督促官校、弓兵分区巡查地方，严加缉捕。今后各地百姓若遭抢劫，都要明确追究负责者。一、陕西、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开平沿边各处，多有军马缺少、操备不足的情况。如今威拉猖獗，恐怕这股势力侵犯边境，请求敕谕边将和守边头目：凡缺马之处，向本地行太仆寺和苑马寺关取使用，并把数目开列上奏。西番等处进贡的马匹，除上等好马送到京师外，中等、下等马全部留在边地供军队骑乘操练，并将数目交付进贡人员上奏，以凭据发给马价。

译一、威拉的势力已经消灭，阿噜台的势力正盛。到了三四月草木青绿的时候，恐怕会侵犯边境，不可不预先防备。陕西现调在京操练备战的官军，应当命兵部与英国公、成国公等共同商议，发回各卫所操练；遇有贼情，便于调遣。如果马军没有马，就到北京太仆寺领取马匹骑乘操练。一、云南是最边远的地方，蛮夷杂居，最难驯服。近来听说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年老多病，他的弟弟都督同知沐昻现在掌管云南都司事务。去年冬天进马到京，至今还没有回去。应当酌量加以恩赏，敕令他乘驿站快马回去，辅佐黔国公，安抚远方夷人，镇定安靖边境。一、陕西临洮都督佥事赵安，是边远地区历练老成的头目。本官去年入京朝贡，至今还没有回去。应当酌量加以恩赏，敕令他乘驿站快马回去，安抚夷人，谨慎守卫边疆。一、在京执行事务的校尉，很多人在外假借公事谋求私利，挟制官府，欺骗平民，蒙蔽朝廷。像先前唐赛儿以及汉庶人谋反时，执行事务的官校明知其事却不上报；官员、军民确实有罪的，也都能用钱买通免罪。将来有人与平民结仇，捏造其罪状报官，法司畏惧执行事务者的势力，恐怕祸及自身，只要是执行事务校尉报来的，便不再为平民辨白，只拷打逼取口供，以致平民蒙受冤屈的很多。如今锦衣卫提督执行事务的不止一员，执行事务的校尉也有数百人，应当只命一名公正的指挥提督此事，并酌量裁减校尉，以使平民少受冤屈。一、官员冗滥、白白耗费俸禄的很多。京官和在外的方面官，应当由吏部、都察院考察；府县以及盐运司、行太仆寺、苑马寺、仓库、税课等杂职官，应当由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凡是勤勉有功、爱护百姓的留任；年老多病、昏庸无能、贪婪残酷的，起送吏部处理。一、各王府的官员多有缺额，应当命吏部选拔有才学、文学和德行的人授官前往，尽心辅导，以使各王遵守礼法。一、近来颁发恩诏，宽免体恤军民。京城内外各衙门正应当体察朝廷钦恤之意，凡事务都从简省办理。应当颁发敕令，让内外各衙门把应当裁减、省略的事项详细上奏，听取皇上裁决。一、教坊司从外地取来的乐工很多，白白耗费钱粮，对政事没有益处。应当酌量留下供应所需的人员，其余全部放还原籍，与百姓一样服差役。臣恭敬地认为，皇上刚登宝位，上承继承历代圣主，下统御万民，必须明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理，以兴起唐虞三代的治理，这样宗庙社稷永远安定，皇图永远巩固，天下永享福泽，长久太平。然而根本在于致力于圣学。自古圣贤君主，没有不学习而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去年十月，宣宗皇帝在左顺门召见臣士奇，谕告说：‘明年春暖时，东宫到文华殿读书，凡内外侍从，都要慎重选择贤良谨慎的大臣。’臣士奇叩头回答：‘这是国家第一等的大事，正应当及时办理，伏望皇上留心。’不幸宣宗皇帝驾崩，朝廷内外都怀着共同的哀痛之心，臣不敢立即进言；但此事极其重大，也不敢长久沉默。伏望山陵礼毕之日，早日开设经筵以增进圣学。臣等对此深切恳切至极，谨将应行事项陈奏，伏望采纳，谨此具奏上闻。一、自古君主要成就德行，必先从学习开始，没有不学习而能够成就德行的。《尚书》说：‘君王要寻求多闻之士，这正是建立功业的事情；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经筵侍讲之官，实际上是皇上学习的凭借。如今皇上进修学问、涵养德行，应当预先选择讲官，必须选得几位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稳重、识见通达大体的人来担任，才可以上承先帝的意旨。请求预先命吏部、礼部、翰林院共同推举，列出姓名陈奏，听候皇上裁决。如果有人学术不正，平日立心处事没有善誉，不得滥列其中。因为这些师友之臣，就是将来辅导皇上的臣子，不可不谨慎选择。一、天子入学读书，其礼制和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细制定经筵礼仪，陈奏上报。一、皇上的圣德正处在今日，需要辅养其根本。经书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邪僻，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君主的德行好坏，取决于臣下是否有德；这就是说仆臣贤能与否，关系到君德的轻重如此重大。自古圣贤君主，左右侍从和供使唤的人，必定任用正直之人。如今皇上年少，凡是起居出入时一切随侍和供使用的人，都应选择行为端庄、立心正直的人，使他们在皇上左右；这样不正当的言论、不正当的习气，都可以排斥远离，不至于从旁蒙蔽皇上的聪明。此事关系最为重大，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都留意圣心，为皇上谨慎选择左右随侍及供使用的人。如果有人举止轻佻，言语轻薄傲慢，立心和行为不正，都应当及早遣去。如果不早日遣去，随侍日久，彼此感情融洽，便会不觉察他的过错，听从他的言语、采纳他的计策，到后来想除掉他，势必困难。古语说：‘同善人相处，如同进入芝兰之室；同不善人相处，如同进入鲍鱼之肆。’这是说要谨慎对待受到的熏染。普通人尚且必须谨慎选择，何况天子的左右侍从。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千万留意。臣深受国家恩典，没有能力补报；出于恳切的愚忠，不敢不把话说尽。伏乞皇上采纳，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万年太平的福分。《预备仓奏》【杨溥】

译臣恭敬地听说，尧、汤时代也不能免除水旱灾害，但没有听说尧、汤时代的百姓陷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大概是因为预先有所准备。凡是古代圣贤君主，都有预先防备的政事。太祖高皇帝一直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凡是预备之事，都有确定的制度。洪武年间，每个县在四境设立四座仓，用官钞购买粮食，储藏其中；又在靠近仓的地方选派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济借贷，官府借出的粮数，收取和发放都有固定规矩。又在县属各乡，察看地势所宜，开挖疏浚陂塘，修筑沿江近河损坏的堤岸，以备水旱，耕作灌溉十分便利，这些都是有利于万世的措施。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益繁多，上述便利百姓的事情大多无暇顾及。有关部门虽然有公文行移，也都把它当作具文，所以一遇水旱饥荒，百姓无所依赖，官府无从处置，公私都陷入困窘。仅如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京畿郡县的艰难情形就清楚可见。何况听说现在南方官仓储粮，十处有九处空虚，严重的甚至粮食全无，仓房也不存在，都是乡里的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称是死亡绝户和逃亡户，借此虚立簿籍，欺瞒官府。原先开挖的陂塘，也多被土豪大户侵占，有的作为私家池塘养鱼，有的填塞后作为私田耕种。如今这种弊病，南方尤其严重。虽然听说间或有完好的地方，也不过十处中有一处，实际上废弛的很多。沿江近河的圩田堤岸，年久失修而崩塌，一遇水涨就淹没田中庄稼；又有蓄水、泄水以兴水利的闸坝，有的损坏，也都成为农民的祸患。总的说来，亲民官员得到合适的人，百废就能兴举；得不到合适的人，各种弊病就会兴起，这本来就是守令的责任。至于养育百姓的事务，风宪之臣也都是应当过问的。近年来因循拖延，也没有顾及这些事情；事情看似缓慢，实际上关系非常紧要。伏望圣仁特别命令有关部门行文各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直隶府州县，除最近遭受灾伤的地方暂且停止，等待后年丰收时再举行；现今已经丰收的地方，全部命有司遵照洪武旧制，将仓粮、陂塘、堤岸都照旧整修。仓房有损坏的，就在农闲时节修理。粮食有亏欠的，除赦令以前的事情外，赦令以后侵吞欺骗的，要追究清楚，全部责令赔偿补足，同时免除其罪，不许妄指无关人员搪塞。如果侵盗的证据和证人都清楚而不肯赔偿，按土豪及盗用官粮的罪名论处。有司仍要把原有赔偿的实际数目开列上奏。陂塘、堤岸也应当命郡县凡有损坏的，都在农闲时节雇用人力修理。有人强占陂塘私自使用的，如果罪行发生在赦令以前，也免除其罪，但立即命令退还；不退还的，也按土豪及盗用官物论罪。退还的陂塘以及圩岸、闸坝中应当修理的地方，也命有司开列上奏，依次动用劳力，完工后据实奏报。仍请求命户部行文各布政司、府州县，除近期遭受灾伤的地方外，凡今年秋收丰稔之处，府州县官在现有官钞、官物中，按照时价公平支用，购买粮食储藏以备荒年，免得临急时仓促无措。年终将实际买入的数目上奏。郡县官考满给由时，命其开报境内四仓所储粮食以及任内修筑陂塘、堤岸的实际数目。吏部仍行文有关部门查核，计算其治理成绩，以决定考核的优劣。各按察司分巡官以及直隶巡按御史所巡历的州县，也都要查勘四仓实际储粮数目以及陂塘、堤岸有没有损坏、修理是否属实，年终上奏，以便查考。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欺骗作弊、怠于办事，也要一并奏报治罪。如果巡历之处仍像以前那样不问不理，或者所奏相互附和而不真实，就由本衙门堂上正官参劾上奏。这样或许官员能够有实际政绩，荒年百姓不至于狼狈，农民耕作没有旱灾水涝之忧，祖宗体恤百姓的良法也不被小人破坏。臣等愚见如此，不敢擅自决定，请命令部院大臣共同议论是否可以施行。奉圣旨：‘是。交给吏部会同官员议定后上报。’后来吏部等衙门尚书郭进等议论认为：所说秋收时令各有关有司从官有钱物中支出购买粮食，还担心主管部门难以选得合适的人，最终又成为具文；何况钞贯与洪武年间的价值高低尚未平衡，如果用钞和籴，中间难免损害官府、亏损百姓，事情很难办成。应当请敕令巡抚侍郎周忱、于谦、何文渊、副都御史陈镒等兼管此事，允许他们便宜处置。不敢擅自决定。奏报后奉圣旨：‘是。’谨此。《名臣经济录》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