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雅卷三十

译古代公文有七种：第一种叫册书，第二种叫制书，第三种叫慰劳制书，第四种叫发敕，第五种叫〇防，第六种叫论事〇书，第七种叫敕牒。而尚书省制定的公文格式有六种：制、敕、册，由天子使用；令，由皇太子使用；教，由亲王、公主使用；符，则由尚书省下达给州、州下达给县时使用。下级向上级呈递公文有六种：第一种叫表，第二种叫状，第三种叫笺，第四种叫启，第五种叫辞，第六种叫牒。而门下省又有奏钞、奏弹、露布、议这四种，与表、状合起来共六种制度。各官署之间互相质询，其公文格式有三种：第一种叫关，第二种叫刺，第三种叫移。赵宧光认为“札”字从“乙”，“尺一”应当写作“尺乙”，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丈二之组”呢？

译诏书有真书和草书，又有“案”，有“宣”。《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说：“我谨将真书和草书的诏书编次整理，列在左边。”郑崇拿着诏书的案卷，所谓“起案”，就是抄写诏书的文字，郑玄认为这是留存案卷，就像现在的底稿一样。唐朝的旧例，中书舍人掌管诏诰，都抄写两本，一本作为底稿，一本作为宣示。沈括说：“在中书省可以【缺】复核，称为正宣。”唐朝臣用兵士护送李泌抄写宣示的诏书，以拒绝他。崇文目中有《宣底》八卷。唐朝王起说：“皇帝常把疑难之事，派使者去质问王起，王起详细写在榜子上附在使者身上送上，总共成了十卷，号称《写宣会要》。”又说：“大顺年间，命令诏书另外抄录小字本，留在宫内永远作为定式。”《广川书跋》说：“同光四年宣示周之复谋逆，就像秦汉时的奏事上书一样。”宰夫掌管叙述众官吏的治绩，以等待众臣的回复，万民的申诉。注说：“复是指在朝廷奏事，逆是指上书。”太仆掌管诸侯的回复和申诉。注说：“郑司农说：复是指奏事，逆是指接受下属的奏报。”七国时期没有改变古制，向君王陈述事情都称为上书。秦朝初年改上书为奏，后来又改称封书、封章，意思是重重封缄后呈上。蔡邕用皂囊封上章奏，这就是所谓的囊封。

大诺是批答的意思。梁朝陈伯之任江州刺史，不识字，得到文书辞讼，只写一个大诺而已。齐朝江夏王萧锋，高帝让他学习凤尾诺，把玉麒麟赐给他。《唐纪》说：凡是诸侯的笺奏，都批写一个诺字，而草书形状像凤尾。《宋明帝纪》，胡母辅之专权，说：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口袋，禾绢是指皇帝。这就是文书后面的押字。从汉朝就有。宗资任用范滂，歌谣说：南阳宗资主画诺，张绪说：一生不懂作诺。汾晋之间，尊贵的人呼唤左右说咄，左右必定应诺。刘义叟说：咄嗟而办，应当写作咄喏而办。郑玄按：咄嗟与咄唶、咄咤相同，不是诺。江左诏书画诺，唐朝画闻，就是现在的知道。《归田录》说：学士院用押字咨报。季肇说：堂帖押名叫做花押，韦陟五朵云体就是。刘后村说：王文康因莱公被贬，苏子美因祁公被废，两人都被岳父连累。帖尾托人相花字，似乎是通人的一种弊病，那么花字平常都用。长睿与刘焘论书，谈到施结喜欢收集古今人的押字。黄伯思说：梁朝朱异、唐朝李怀光、沈炽文等题名在纸缝，有的叫押缝，有的叫押尾。蔡廓说：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

唐宋有熟状，有进草。《笔谈》说：“本朝重要事情当面禀报，平常事情拟议进入画可，然后施行，叫做熟状。事情紧急来不及等待回报，就先执行，具制草奏知，叫做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宰相押字，其他执政官具姓名。进草就用黄纸书写，宰臣、执政都在状背押字。堂检宰执背不押，只有宰属于检背书。每日堂吏书名用印。这拟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避暑录》说：“李暹告中书省官书姓，而门下尚书省则不书。甘露寺牒，也可以证明知道。”隋唐以来，从朝廷下到郡县决事，都有词，叫做判牒。议呈草曰画知。现在会推公题，依然呈草画知，只列姓。会题尾衔曰：“臣某，臣某”，不书姓。

劄子，是移牍。唐人奏事，非表非状的，叫做劄子，也叫録子，又叫做榜子。陆贽有榜子集，苏轼有进陆贽奏议劄子。约鬼章讨阿里骨劄子，绍兴四年着令，领宣抚使者都是现任二府，所以行移用劄子。韩世忠宣抚淮东，诏令在所部州县用劄子，就是下行的文移了。宋朝徐度敦立说：唐朝宰相治事的地方，叫政事堂，所以下书叫堂帖。国初还因此制，赵韩王权重，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的，叫劄子，还是堂帖。牍是书版，徐锴说：古时作为公案。原涉削牍，注木简。后人折成简帖，所以以书简为尺牍。周勃狱吏书牍背示之，就是公案的牍。汉朝以来文移通称为牒，徐说：议故未定，短牒谘谋，那么牒短于牍了。匡衡随牒在远方，注：随常牒，无超擢。南史蔡樽为吏，尚用王筠，帝推白牒于香橙地，这是白事除官的牒。马援随牒解释，这是官府的谘议移文。又讼词也叫牒。现在只有皇宗属籍叫玉牒，仍用唐宋旧名，以及给僧度牒。平行文移叫咨，叫手本，也叫关，叫牒，叫照会。下行上叫牒，呈上行下叫牒。劄假以职名曰劄付。

露布，是露封。军中报捷，露版不封，想要宣布罢了。王缄曳布，可笑了。于文定只专以为捷状，县之漆竿，也不完全。郑玄按：凡是露封的，都叫露布。光武以鲍昱为司隶，怪当司徒露布。李云乃露布上移副三府。东观书有司奏，孝顺号曰敬宗，露布奏

译可以。献帝时的《春秋》记载：“荀彧死在寿春，寿春方面的人向孙权报告，说曹操想让荀彧杀害伏皇后，荀彧不听从，所以自杀。”孙权将这一消息以露布的形式传告蜀汉。魏国改元景初时，下诏说：“司徒的露布，都要让众人知晓。”蜀汉建兴五年，下诏说：“丞相应当将露布传告天下。”唐代则将露布定为门下省的典章制度。《文章缘起》说露布始于蜀汉，这是错误的。那些引用“露沉”“武露布”来解释这一概念的，更是支离破碎、牵强附会。

译空首幅称为需头，有的称为需章，需批答也。胡广《〇》文吏试笺奏注《汉杂事》说：凡群臣上奏的文书有四种，一是章，二是奏，三是表，四是驳议。章是需头，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也是需头，京师的官员只说稽首，言下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求，或者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也。表不需要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边下方附曰某官臣甲乙上通，称为疏。原涉《〇》削牍为疏，既然用帛纸，所以须折之。所谓需头，就是空前幅一面也。杨万里知筠州谢表说：需章匃外，唐人书末言谨空，犹今左冲也。

条刺，分条刺，是书也。条，宜表左，列于左方也。汉《外戚〇》：成帝答许皇后诏说：“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其条刺，使大长秋来白也。”师古说：“条，谓分条之刺【千赐反】谓书之于刺版也。”汉武帝使刺六经封禅，是说刺书之也。条对，即今条陈也。分条言一项者，犹一首也。今条奏，称为开坐。考《蔡邕〇》：“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开坐。”其开左之讹借乎？“饮章”，飞书，匿名书也。汉《蔡邕〇》：“一入牢狱，促以饮章辞情，何縁复闻？”注：“饮，犹隠也。即今匿名文书。”《梁松〇》：“县飞书。”注：“匿名书。”《孔融〇》：“侯览刋章，下州郡以名捕俭。”注：“刋章，谓削去告人姓名。”愚谓刋章，若榜行郡县，因朱儁刋定州奏，遂以刋为削，盖刋即刻也。汉即无今版印，或刻书，其大章于版，以遍行捕之。《汉书》言章大者数千，若文书全案也。

下手书即画指券也。月平，今之榷会牒也。《周礼·质剂》注：“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也。”若今下手书，疏汉时下手书即今画指券，与右质剂同也。〇别质剂，皆今之券书也。俗有手印，事八成。注：“郑司农曰：质剂，今时月平是也。”平音病。韩说：“一市必立之平，今经纪当行官给印牒，是其遗制。”

殿上大言州郡行状，称为举謡言。应劭说：「每嵗州郡聴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谓举謡言。言謡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条约谓之禁书。」士师五禁注：「古之禁书亡矣，今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入，城门有离载，下帷野有田律，军有嚣讙，夜行之禁，其捔可言者，又三禁。」注：「军礼曰：无干车，无自后射，此其类也。」

旧案称为□事比，郑司农说：「士之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事比疏。」凡言成者，皆旧有成事品式，后人依而行之。□事依前比类□之。鲍昱有法比都目，详见刑法类。至大比注：「若今八月案比，党正注如今小案比。」此汉时案比之名，犹今之比较也。□事比则条律书名，晋志有汉□事令甲三百篇。

徽识之书，今之编册也。司常掌九旂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注：属谓徽识也。言事名号，皆题别。疏云：大〇云殊徽号。昭公二十一年，宋防人濮说：「〇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织文鸟章。笺云：识徽识也，是名识也。郑又说：徽识之书，则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号。今各衙门各典故，皆有编册列之。识音志，即周之属也。説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纠绳也。幑，帜也。以綘徽帛着于背。引《春秋》〇：「〇幑者，公徒。」若今救火衣。集韵或作防。或曰琴节曰徽，亦有识意。乐书作晖，古作□。本通而后别。

跳出出格，题头也。《春秋正义》引魏晋仪注：“写表章别起行头者，谓之跳出。”智以为即今之出格尊称题式也。或上条陈，开坐则亦分欵题头。叶少蕴说：“见开元李暹一告，有低头起项。”

折简，折而叠之也。笺书称为尺牍，折而分版称为叶子。编集称为书册。其以卷名者，古也。古之简容一行，而后有折简。牍本方版，而后但以笺书为尺牍。古书皆卷，而唐始有叶子。简与柬通，今人总以折叠者谓之柬。帖奏称为本报，答称为书。短而单幅称为笺。以叶子装钉称为书本。王凌说：“卿直折简召我。”谢朓折简写

译孔顗上表，这就是折叠的简札。陈遵与人通信，人们都收藏起来，以此为荣耀。鲁王刘睦说：“皇上命令用草书写信札。”《杂志》说：“晋宋战乱期间，禁止书信往来，除非吊丧问病，不得传递信札。所以王羲之开头说‘死罪’，这就是信札。”《后山谈丛》说：“古代的书籍都是卷轴，唐代才开始有叶子。现在的书册就是如此。”昭文馆版本在淳熙年间进呈诵读，陆贽的奏议规定每天读五版，这就是叶子书。《说文解字》：“帖，他叶切。写在帛上的署名。”现在使用柬帖，已经舍弃了帛书署名的含义，专门把信札所写的内容称为帖。如果按现在的俗例，就把名刺称为拜帖了。宋祁用手简称为手毕。宋元丰年间，诏令中书省照例抄写一本，交给执政大臣分派给各房揭贴，意思是揭下来贴上去。古代“贴”和“帖”通用，《世说新语》中用如意帖住就是例证。现在的人因此有了揭帖的名称。

译方书，是写在方版上的文书。张苍是秦朝的御史，主管柱下方的文书。注解说“四方文书”，这种解释不对。大概是拿着方版等待书写，因此成为通称。褚先生说：“我担任郎官时，喜欢阅读外家书籍，写了六章，编排在左边，用来补充上方的三章。”

笏是用来记录应对和君命的。后来称为手版。笏的长度为二尺六寸，中间宽三寸，两端逐渐变窄，每六分减少一分。在君主面前接受命令，就写在笏上。“笏”字是《说文解字》新附的字，籀文写作□。现在《字汇》用楷书写作□，是大错特错了。《王会》注说：晋宋以来称为手版。蜀地的秦宓用簿子拄着脸颊，簿子就是手版。王坦之见桓温时倒拿着手版，沈瓒之在君主面前用手版四面指点，严安之用手版在地上画线，别人不敢侵犯。这是自从对君主应对以及公卿相见，都使用它。宇文周时期，百官才开始执笏。现在没有象牙和鱼须、文竹的制度，只是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头并加以粉饰。宋代的庾道愻精通手版，齐代的恩幸之臣綦母珍之有对手版的人叫富贵，殳书上写着，写在殳上的是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说：殳书，是伯氏的职责。古代文官在笏上记录，武官也在殳上书写。秦朝八体中有殳书，新莽去掉大篆、刻符、殳书，增加古文奇字。

在奏白上书写姓名叫刺，或者叫名纸，唐代叫门状。祢衡怀中的名帖模糊不清，郭泰、符融带着名帖进入仇览的房间，就是这种情况。《释名》说：在奏白上书写姓名叫刺，用简牍来奏事、白事，所以叫奏白。现在在简牍上刺写姓名，上行和平行都使用，或者叫奏刺，上行也叫。现在人称为拜帖，上行称为手本，通书称为禀帖。公文的手本，又是平行的称呼。高彪拜访马融，马融生病不见，高彪收回名帖，在后面写书赠送，意思是取回他的名帖，写在后面赠送给他。爵里刺就是现在的履历手版。《世语》说：夏侯荣，是夏侯渊的第五个儿子，七岁就能写文章，看过就能记住。魏文帝听说后请他，宾客一百多人，每人各自呈递名帖，都书写他们的乡邑姓名，世称爵里刺。荣一天内全部浏览没有错误。现在的脚色手本履历，也互称为手版，这也是古代的奏刺吧？何思澄的名纸必须写尽。孔平仲《谈苑》说：古代的名帖用纸书写，叫名纸。李德裕贵后，后人具衔起居，称为门状。《补笔谈》又说：大状。《老学庵》说：元丰后盛行手刺。又按《周礼》司刺掌管三刺讯问吏臣民，这里说的是讯问。《诗序》风刺，因此写作誎蹳。剌从束，刺从朿。

刺也叫谒。翟义内谒径直进入。师古说：内谒，是通名。《曲礼》问子说：可以掌管谒见了。张耳上谒。注：呈上他的谒见文书而见面。谢见，再次投递启事，称为温卷。《渑水燕谈》说：建国初年沿袭唐宋士风，举子见先达，先投递名帖，称为请见；已经与他见面，过几天再次投递启事，称为谢见；又过几天再次投递启事，称为温卷。

并列封缄叫双书。《老学庵笔记》说：骈俪笺启与手书一起寄出的，以笺启为主，所以称手书为小简。然而还觉得是一个封缄，后来有时被书吏阻碍，不能一起送达，于是并列封缄，称为双书。绍兴初年，赵相元镇贵重，当时有很多故人，恐怕没有闲暇看完双书，于是用爵里或者另外写一张单纸，直接叙述所请并一起呈上，称为品字封。现在从两司以下通函两台，一定作大小两封，也是双书的遗留。雕版印书，隋唐有这种方法，到五代流行，到宋代兴盛，现在则达到了极致。叶梦得说：柳玭《训序》在蜀地见到字书雕版，不始于冯道监本，冯道罢了。《挥麈录》说：母昭裔有版镂的话。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开皇十三年敕令废除像遗经，全部令雕版，那么这在柳玭之前。怀疑者认为隋朝有这种方法，唐朝为什么不实行？或者只是推崇佛教吗？沈存中说：庆历年间有毕升制作活版，用胶泥烧成。现在则用木头刻制，用铜版合制。

麻沙印本刚出现时，不精良。《老学庵笔记》说：尹少稷每天能背诵麻沙版本书一寸，又说三舍法实行，教官出《易义》说“乾为金，坤又为金”，诸生说：“恐怕是麻沙本。”现在精良的本子用墨汁或上烟重印，所以黑。

用帖经来考试，叫试帖。举人总括经文来应对帖试，叫帖括。唐代调露二年，考工员外郎刘思立请求帖经及试杂文。宗时，杨玚奏问，以孤经绝句，请求现在一并帖平文。后来举人于是总括经文，分类聚集诵读学习来应对帖试，称为帖括。现在缘此作为八股制义的称呼。

器用【碑帖 金石】

帖刻在石头上并拓印叫法帖，自从有石经碑刻，应该有拓帖而没有记载。称蔡邕说观看及摹写的人，车日千辆，摹写就是现在的墨拓。《会要》贞观六年正月，命令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到一千五百一十卷。开元六年整理数量相同，十六年内拿出二王真迹及芝昶等古迹一百六十卷，交给集贤院依照文字拓印两本进内，分赐给诸王。两本者，分真迹与真草迹

译也。真迹卷帙以贞观字为印缝，真草迹令禇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所谓搨影，不知比今何法也？若但描临，安能逼肖邪？当时亦呼搨写，《兰亭》一本入昭陵，又一本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搨写，遂失所在。《六典》〇文馆搨书三人，习其法也，意其兼学双钩过朱之法乎？禇遂良〇，帝方慕羲之，故帖莫质真伪，遂良独论所出无舛冒。登善影本今犹相〇。宋自太平兴国诏访笔迹，于是荆湖献张芝草书，潭州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升州献二王及桓温等十八家石版书迹。七年，钱惟治以钟王等墨迹七轴献，钱昱献钟王墨迹八轴。旧説六百年而神去，七百年而纸壊。以淳化四年四月之勒，上距魏晋约五百余年，冀得其真，如米所评，又寥寥矣。元祐中，刘次庄为法帖释文十卷，靖国初，刘焘续之。淳熙中刻秘阁续法帖。宋至我生之初，不满五百年，而宋初搨阁帖遂为稀有，价值千金余。曾在陈眉公顽仙庐见一本，乃董〇宰宗伯藏者，旁有黄山谷朱书释文，字体微肥。又一在嘉兴项氏石经已混陜碑，在西安府学不必汉魏，多是唐郑覃书，蜀母昭裔所书石经今有注。宋何拱镇长安摹搨二千余本，民以为害，往往镵削其字。韩缜修霸桥，督工急，民磨碑石供之，罹此二厄，全者遂少。世所谓《曹全碑》，则汉八分之至明者矣。相〇石崖崩而碑出，故搨少而明也。圣教不断本，李比海、娑罗、岳麓、云麾皆难得。万厯初内乡李防令宛平发地得柱础六，乃唐李邕书云麾将军碑，因建古墨斋。崇祯壬午，智房师〇海峰为顺天府尹，修书斋，又掘得二圆扁石，亦北海云麾碑，有李琇名。其前所得者未尽邪？升庵常言断裂在蒲城，而正徳中刘逺夫铁束之物之显晦，固各有时。淳化阁帖，宋太宗命侍书王着临搨，以枣木镂刻。至仁宗，又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録卷，后无〇题。世〇以为二王府帖者，非也。又有髙宗绍兴中，国子监本，其首尾与淳化略无少异。当时御前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自后碑工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版上，隠然为银挺□防，以愚人初。徽宗建中靖国间，刻续法帖。大观中，又摹搨刻石于太清楼，字行稍髙，而以建中靖国续帖十卷易去嵗月名衔，以为后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及贞观十七帖，总为二十二卷，谓之大观太清楼帖。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〇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单炳文、曹士晃各有模刻本。又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皆绛帖之别也。潭帖者，庆厯中刘丞相帅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师希白摹刻于石，置之郡斋，增入伤寒十七日、王蒙、顔真卿诸帖，而字行颇髙，与淳化阁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师希白重模字，而嵗月各异，中间谬处甚多，朱文公讥之，是也。潭帖之别则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庐陵萧氏本。戏鱼即临江帖也。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十卷摹刻戏鱼堂，除去篆题而增释文。又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福清李氏本。刘后村云：阁帖为祖【十防】绛帖次之【二十防】临江又次之，武冈又次之，大观尤妙。武冈佳者可乱绛，临江佳者可乱阁。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风味。希白工于摹。字屈于寻行数墨，文理错缪，然其字比之淳化帖为胜。东坡推潭帖胜阁帖，韩侂胄开羣玉帖字好，薛绍彭亦有家塾帖好。又按蔡京党碑，遍刻粤洞，不以憝废。然吴鳬客直指凿星岩，北魏大武作始皇峄碑，人欲字香，宜自珍重。又得近搨一本，因叹元祐诸公姓名，史不备者，反赖以〇。宋陆友仁研北杂志曰：定武禊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毫发无逾矩。至徧赐诸王羣臣，则皆一时能书所临，精神横逸，虽抵掌相似，然犹以为优孟也。予所见元嘉赐本第一，神龙第二，苏才翁家第三，才翁本则祖神龙，禇河南悮字本第四，冯承素本第五，禇延诲本第六，陆柬之本第七，赵模本第八，最后见米老所仿

译褚河南本排第九，冯承素仿本排第十，绍兴内府藏本排第十一，它们与定武本略有不同，且都使用茧纸，并非双钩响搨所制，只有张似之家的绢本说是汤普彻所摹，这才有所不同。刘克庄为林竹溪家藏的定武本作跋，指出那是薛氏续刻本，远不如断石本。又有说法称段石本是婺州通判的防本，前辈评价其为定武本的典范，也称梅华本。陶九成说《兰亭》有一百十七种刻本，装订成十册，是宋理宗所藏，有图书印章钤在接缝和玉池上，后来在陆国瑞处录下了目录。姜白石还有《禊帖偏旁考》，如今世间能有多少本呢？赵孟頫摹写的定武本在北京，褚摹《兰亭》在归德府和同州学都有石刻。某位好古之人掘得玉版《兰亭》，万历年间颍井夜光探得六尊刻有《兰亭》的铜罍，黄庭坚和董其昌定为米芾所书。《潜草》说：双钩填朱，只怕失去神采。颜真卿家僮修改，米芾赞叹不已。而李端叔看见庐山石刻的字有精神，因此知道模勒之妙，有借助假借而达到这种效果的。偶然遇到南唐人陈格从事于此，已经十二代了。

译所谓临摹，所谓硬黄，所谓响搨，都是学习碑帖的方法。临，是说把纸放在旁边照着写；摹，是说用薄纸覆盖在碑帖上描摹；硬黄，是说把纸放在热熨斗上，用黄蜡均匀涂抹，使其像鲛鱼角一样坚硬透明，毫厘细节都能看清；响搨，是说用纸覆盖在碑上，对着光亮映着描摹。这是宋代张世南的说法，现在用油纸摹写碑帖，大概是硬黄法的遗留。古代的碑帖，年代久远的墨色浓重坚固，如同漆一样，即使摩擦也不沾染，再加上摹写防备日久，纸面生出光泽，而且有异香，可以以此作为辨别真伪的依据。《研北杂志》说：北方的碑刻刻痕深，称为沟道。后汉时期，方形的叫碑，圆形的叫碣。宋代黄长睿辨别阁帖中的伪作，几乎占真迹的一半，米芾也是这样。宣和画谱中有瓢印。孙宗鉴《东皋杂录》说：汉代碑额多用篆书，碑身多用隶书，隶书多凹刻，篆书多凸刻，这只是偶然见到的情况，其实都是凹刻的。另外，汉代的碑额多凿有圆孔。

有蝉翅搨、乌金搨。颜籀解释史游的《章草》说：“蝉缯中轻薄的，像蝉翼一样。”纸也有像蝉翼一样薄的，有人说用薄纸搨石，则锋棱毕现。梁代虞和《论书表》说：“搨书全都用薄纸。”赵希鹄说：“北搨颜色淡而纹理皱，叫夹纱，用作蝉翅搨。”南纸纹理细密，墨用油烟墨，因为加了蜡所以黑而有光泽，称为乌金搨。

金石学著作的编纂，欧阳修和赵明诚功劳最大。古代没有搜集金石文字编成书的人。博南说郑条振兴古文，在欧阳修之前，但编集古物名录是从欧阳修开始的，而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更多，共两千件。元祐年间吕大临《考古图》十卷，政和年间王楚《集博古图》二十卷。洪适《隶释》《隶续》序言说：“欧阳修七十五卷，赵明诚多九十三卷，但缺了六卷。我还缺赵录的四分之一，而新出土的也有三十余件。”绍兴年间钱塘薛尚功《用敏为欵识》二十卷，《重广钟鼎韵》七卷，于是金石学大备。石刻在九江，自从欧阳修作《集古录》并为之作跋，刘敞、黄长睿、曾巩、周必大、董逌都有论述辨析。朱熹不太确切，只有黄长睿抨击欧阳修，而曾巩也有《四端辨正》。四明楼大防又指出其中的璇题甘蔗，由此更知道考古之难。田概有《京兆金石录》，叶梦得有《金石类考》，蔡松年《续欧阳金石遗文》六十卷，党怀英善于为韵补，杨銁合《作钟鼎韵》。熊与可序言说：“汉代所得齐器、周鼎、柏寝之刻、栒邑之铭，都有能按其款识的人。唐初盛行摹临，开始有以褚遂良搨碑碣为墨本的人。东巡之石、偃师之盘、岐阳之鼓、延陵季子之摹，石泐而墨存，然而还没有人能摹钟鼎之款。皇祐年间开始命令太常寺摹历代器款为图，三馆之士不能全部识别，于是欧阳修、刘敞、李公麟、吕大临等人的记录逐渐广泛。宣和以后著书就多，除了博古图之外，有晏元开、蔡天启、赵明诚、荣资道、董逌，以至黄伯思、张耆年、薛尚功诸家相继论述，鼎古器也多。政和宣和年间，物品常聚集在喜好者手中。”初夏氏仿照二徐韵例，以唐韵系古篆，但器款未备。直到薛用敏才详细，临川杨信父又加上党氏韵补，可谓丰富了。元代吾衍喜欢王球《啸堂集古录》而作《学古编》，都穆作《金薤琳琅》，杨慎有《金石古文》，徐献忠《金石文》，王家瑞《咸阳金石遗文》，赵崡《石墨镌华》，杨嗣昌《德山金石录》，各记所见，不妨异同，大抵好古之士存玩则可采，获词章大不必矣。柴氏说：“玺印方填，盘盂方识，铜龟私印，高平刻鹊印之章【尚平一作高平】元晖记，虎儿之字不可胜纪。即李龙眠金铜防，泥金六虫书；徐延之言，唐莹质鉴背铭；李仲芳家南塘蟾蜍砚滴铭，皆奇士自为异篆耳。邝氏说：南海熊羽人，以薛用敏韵为宋之奇书；柯九思、周伯温、赵松雪皆有鉴定印。释梦英有卧云叟篆书，孙克有手书钟鼎文十卷。姚江陈钜若溪，隆万间合刻之为古韵三种。若朱叔望金石韵府，未善也。于司直奕正作天下金石志。刘同人说：华亭孙雪居不核，李翕郙阁陕则曰冀，颍川荀淑碑；吴则曰颍，黄州周少鲁不胲志，冀之域失仲舒汉赞矣。志宛平失天宁寺隋碑矣。司直之增周本者十七，正孙本者十四。是时吴国华惟英，巩鸿图永固收藏装帙为精云。《研北杂志》说：欧阳修集古缺西汉字，刘敞出守永兴，因以林华宫行镫、莲勺宫、博山炉槃及谷口铜筩三铭遗之。智按集古录云：林华宫行镫重一斤十四两，五凤二年造。其莲勺槃亦五凤中造。宣帝本纪云：困于莲勺卤中，不言有宫。史家非因事不尽载也。谷口筒乃甘露中造。赵明诚金石录谓西汉文

译“字”这种文体在世间并不多见。如今查考，有建武五年鲁共王修缮池塘时留下的几处题字。胡承公在《资古绍志集》中说：阳翔砖上的字大概也不是真的，就是《偃曝余谈》中所说的夏县禹字砖。柳贯说：新莽时期厌恶称颂汉朝的功德，凡是石刻都加以毁坏抹去。然而《隶释》中记载有汉哀帝建平五年郫县的一块碑，有人说它是伪作，又有人说西汉时期记录功绩多寄托在金属器物上。自从东汉开始，石刻才逐渐兴盛。

译书契既已创制，各种字体便都已具备，其开端就是篆书和隶书的笔法，古代是兼用的。董彦远说：在临淄得到一具桐木棺材，棺前和棺外凸起刻有铭文，这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的墓，其中只有三个字是古体，其余都与汉隶相同，由此可知文字演变，不能完全脱离古法，只是数穷则改，自然契合。罗泌说：周公时代尚未改用籀文，已有六书的教化；孔子时代已改用籀文，尚存科斗书，这就明白知道篆书和籀文是并用的。熊朋来说：事物有一时之用而后废弃，后来再次沿袭，与古法相符的很多。黄帝的刀币已作小篆，葛天氏的金帛与现在的隶书没有不同，《急就章》刚有波磔钩踢，而《钱谱》所载尊卢、太昊至帝喾的金币文字，以及近代掘得的周世镜铭，都有古〇有钩踢，由此可知后世所有的，上古已有。《丹铅总录》也依据《水经注》，古棺前和上有八分书，唐代《钱谱》太昊氏金、尊卢氏币，其文字有今笔，又说在京师得到太公阛钱，在滇地得到黄帝刀币，可验证八分书不始于秦，小篆不始于李斯。书契既已创制，各种字体便都已具备，如岣嵝碑则用科斗书，石鼓文则用籀书，就是现在的〇世文字。至于百姓婚姻之约，市井交易之券，则从简易，只用小篆。都〇敬为坛山石刻作跋，吉日癸巳四字，在赞皇县，晋代卫夫人说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欧阳修说庆历宋祁摹写，而赵州守将龛其州廨之壁，赵明诚认为穆王时皆古文，而此字是小篆，怀疑不是真迹，大概不知道古代也用小篆。宋代有皇祐五年权部事李中祐跋，宋景濂摹其字重刻蒲阳山房，说吉日字与周淮父卣、伯硕父鼎、齐鏄钟诸欵识合，赵明诚已信石鼓文不当在此怀疑。又按宋代吴兴施宿说州廨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都是应当知道的，所以一并记载。智说：渔仲说石鼓文有秦权文者，也是周时先有此文，而秦权沿用罢了。陈懿《卜学余录》载李斯字通古，少年时跟从荀卿学习，参酌古文，又〇籀书，颇知改省作小〇，著《仓颉九章》，世称玉筯〇，又称八分小〇，大概这籀文十存其八，李斯是小〇之祖。渔仲《金石略》云：诅楚文李斯〇，按方氏跋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也说当惠文王之世，后百余年，东巡泰山石刻，则小〇非出于李斯。按古代实通用，大小〇兼有，分隶钩踢之笔，若专门以小〇立体的，则自李斯始。《阁帖》载李斯「田□耕耨」一则，米元章也不知何人所书。黄长睿考为李阳冰〇，王密所〇，明州刺史裴公纪德碣文〇，无铢黍差。李阳冰〇，最妙得李斯笔意。韩退之说李服之授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则阳冰之子也。从子腾也善〇。石刻《说文》字源，在滑县。

古文总目中的科斗，不是说颛顼所作的。仓颉的遗迹，止〇藏书台之墓石。禹迹则是岣嵝、紫霄、夏县的甎。石鼓文，是籀文。窦公乐书、孔壁、汲冢，都是周〇。上古文字难识，总称为科斗文字，不是专门以科斗书之。如说炎帝见禾入穏，作穏书，一作八穗；黄帝云书，太昊龙书，少昊凤书，颛顼作科斗书，古代应当有此。然而确切以何帝所作，则不必相信了。书史又说文王史佚作虎书，武王时作禽书、鱼书。如鲁恭壊孔子宅得古文，夏侯婴掘地得石椁铭，叔孙通说：「这是科斗书」，只是说其形似罢了。书史说孔甲盘盂，沮诵鸟迹，伏羲命子襄作六书，现在都无考。侯冈龙顔、侈哆、四目、好怪之説也。《路史》说仓帝、史皇，是上古之帝，不是黄帝史智。以上古必已造字，而黄帝史亦名仓颉，更造六书，未可知也。上古事逺，当推其大槩而聴之。汉文帝时窦公古文乐书，乃周礼大司乐章。宣帝时河内女子壊老子屋得古文二篇，与汲冢册书、仓颉墓石刻皆称极古。仓颉墓在北海，号藏书台。阳虚石室有石刻二十八字，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叔孙通识十二字，任昉不信也。详考二句，乃冦谦之所纂黑帝安和国王禁文也。仓颉造字台在开封城北，岑参有诗。此台其后造乎？岣嵝碑在南岳，宋嘉定何子一得观摹刻岳麓书院。嘉靖潘叠峰释七十二字，今栖霞李临淮家、〇州甘泉书院、滇安宁州法华山翻岳麓本、庐山紫霄峰有禹刻，仅识鸿荒漾余乃〇六字，此豫章诗话所载也。《水经注》云：禹刻与偃曝余谈言，夏县甎〇为三禹书。石鼔文初潜陈仓野中，至唐始出。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郑余庆取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皇

译宋哲宗元祐四年，向傅师从民间得到十数个石鼓，于是将它们合在一起。宋徽宗大观二年，将石鼓移至汴京辟雍，并在鼓上镶嵌金字。金人将石鼓运到燕京，剔除了上面的金字。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集在担任教授时从泥草中发现了石鼓，开始将其安置在国学大成门内。欧阳修喜爱石鼓，但对此有三处疑惑。郑渔仲则认为秦鼓是用秦权上的文字来识别的。杨慎说晋代王右军、唐代章怀太子曾经谈论过此事。胡世将在《资古录》中说：蔡京建造辟雍，取十面石鼓放置在讲堂，认为它们是周宣王的鼓，持此观点的有韩愈、张怀瓘、窦臮、赵明诚；认为它们是周文王的鼓，且宣王刻诗，持此观点的有韦应物；认为它们是周成王的鼓，持此观点的有程琳、董逌。虞伯生说：石鼓北迁后，留在王宣抚的宅邸，宅邸后来成为大兴府学，那么石鼓沉沦于济河的说法，以及金人抛弃石鼓的说法，都不足信。现在石鼓位于北雍圣殿仪门。金代马子卿认为石鼓是宇文氏时期制造的。弱侯根据《苏绰传》指出：北魏文帝十一年狩猎于岐阳，周武帝保定元年又狩猎于岐阳，命令苏绰仿照《大诰》作颂，那么颂的文体仿照《诗经》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当时为什么不刻上年月？难道是故意这样做以欺后世，还是丢失了一面石鼓呢？李日华说：苏东坡有手钩的石鼓文篆籀全音释，完备无缺，远远胜过潘迪等人所录，共保存了三百二十五字。

译认为比干墓的铜盘是孔子所书的，是《法书苑》和《河南志》。吾衍、郑瑗辩驳说这不是真的。认为吴季札碑是孔子篆书的，是张燕公、张从绅、萧定。欧阳修、秦观断定这不是真的。唐开元年间，武之奇耕地时得到了铜盘。查考地方志，殷太师的石碑在卫辉府城北。都敬中的《使西日记》记载，淇县有方石刻着“殷比干墓”四个字，字径八寸。元代的吾子行断定这是汉人的笔迹。闽南郑瑗在《井观琐言》中说：“《宣和博古图》中有很多伪作，齐侯钟、晋姜鼎、宰辟父敦等是真的，比干盘则是假的。”汲郡北边有比干墓，偃师也有比干墓。唐开元年间，偃师人得到了铜盘，上面的铭文说：“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宝。”我看它的文字匀称秀丽，不像三代（夏商周）的风格，其伪作无疑，所以欧阳修的《集古录》没有收录。智又查考《墨庄漫录》，程唐贾朝孺在凤翔府挖掘商代比干墓时得到了铜盘，直径二尺多，中间有十六字的款识。道君皇帝（宋徽宗）说：“忠贤的墓，怎么可以挖掘。”于是停止了。朝孺退出了那个铜盘。祁宽曾见过它。刘袤延仲说：“比干墓在卫州西山，离城几十里，有很多汉唐刻石，而这里说墓在关中，又与开元年间武之奇得到同一个铜盘，这很可疑啊。”季札碑在江阴黄田山下，相传《阁帖》中鲁司寇仲尼书是季氏墓铭。唐张从绅记载说：“开元年间，玄宗命令殷仲容摹拓，大历年间萧定又刻在石上，这个小的后人是仿制的。”欧阳修说：“孔子不曾到过吴国。”有人说：“言游跟随孔子，记录题字的是臆测。”秦观说：“真正的季子墓铭还怀疑不是仲尼所书，何况仿制的呢。”张説《谢碑额表》说：“孔子的吴札之文，秦国的展季之陇。”所以各家因此沿袭。杨慎说：“‘吴子’二字类似小篆，‘延陵之墓’四字类似大篆。”说大小篆三代通行。又说：“孔子篆书比干墓及吴季札墓还是科斗文。”那么杨慎没有亲眼见过吗。陈钜昌说：“我从曲阜得到孔庙翻刻的比干碑，完全像汉隶。季札碑现在有新刻在云阳南城下，那就是大小篆。”

先秦的诅楚三石，夹漈引方氏跋：诅楚者乃方勺《泊宅编》也。方勺说巫咸碑在凤翔府学，亚駞文在洛阳刘沈家，书法相同但偏旁略有差异。《史记》中楚子连熊为名的有二十二个，唯独没有熊相，根据史事考察，自成王以来不曾与秦国交战。到了怀王熊槐，苏秦合纵而楚国为长。现在碑文说熊相率领诸侯的军队来侵犯我，大概是《史记》误把熊相当作熊槐了。其后五年，怀王怨恨张仪再次攻打秦国，所以碑文说“现在又全部兴起他的军队来逼近我的边境”。这一年是秦襄王二十六年，而夹漈说方氏言秦惠文王二十六年。大概从欧阳修开始就怀疑熊槐、熊横当在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而《史记》或许失实了。彦逺跋：大沈故湫渊在安定朝那，仁寿年间宜居湫水，移于始平。巫咸河在女丑北，祭祀在安邑巫咸山下，临盐水。亚駞即滹沲，在周为沤夷，一名沤水。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黄伯思以乌駞在乌氏。查考《竹书纪年》穆公十一年取灵丘，应当以灵丘为是。说“熊相”者，楚本熊穴，后世以熊为号，又以其祖自熊霜，又称熊相。其间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祁，而姓书“熊相”为芊姓。诅盟非一人，列国书不主名，则称楚以姓也。其时则楚顷襄王在位。都敬中说：吾子行以先秦古器比较不类，而宋世诸公爱其笔路，无有异论。我本来不能评论。

结合刘斯立来验证江邻几，那么泰山李斯的碑文为最确切了。彦逺说：泰山碑累石加固基脚以保存，考其词“寴远黎民”，大义着明，史作“休明”，“陲于后世”；史作“垂于后世”。皇帝躬听，史作“躬圣”；男体顺，史作“理顺”。或许都是史书错误，然而“昭隔内外”，或谓为融古字相借，不然则“格”与“隔”不可兼用也。“陲”为边陲，若“垂后世”，则当作“垂”。昔卫宏尝言，古一字有两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大则大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书千千。今考《礼记·檀弓》曰：“夫夫是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则字盖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贯簪为夫，则夫夫同文义，亦可知。欧阳修《集古录》言：江邻几守官奉符，亲到碑下，云石完不可镌，风雨所剥，止有此数十字而已。徐敦立《却扫编》曰：其后东平刘斯立常登泰山绝顶，其石埋土中，似方非方，人止拓其一面，其三面皆有字而残暗。末有制曰“可”三字，于是泰山之碑遂为全篇，如“寴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施于后嗣作

译后世，昆作后，则是史书的错误。智按：形状似方非方，就像义兴的囤碑，孙皓立石颂德，形状如鼓，吴天玺元年所立，俗称为囤碑，由此可知古代有这种形制。碑文中“寴〇”即“亲巡”，“昭融”不应写作“隔”，这些都是司马迁所改动的，难道仅仅是秦史有误吗？如今颜师古说“寴〇”是“亲邻”，这是不对的。琅邪台，苏轼所摹的《峄山碑》，郑文宝所刊的《会稽碑》，申屠駧所刻的之罘山碑，都是遗留的文字。苏东坡任高密太守时，委托庐江人文勋将其摹刻在石上，放置在超然台上，并有记文。《金石录》说：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已经亡佚，只剩下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然而残缺不全。熙宁年间，是子瞻所摹刻的。从臣姓名中“五大夫”写作“五大大”，泰山刻石中的“〇”也是这样。有人说古时“大”与“夫”同字，恐怕不是这样。我家所藏古器款识，有用“大夫”的始鼎以及秦权铭文“黔首大安”，都使用“大”字，大概是因为古人简朴质直，凡是字形笔画相近及首部相同的，多假借使用。东汉时的碑刻尚且多如此。王世贞说：琅邪秦刻向来认为颂诗已亡，我家所藏的却是宋莒公刻本，仅有十七字，都是颂诗中的语句。之罘山刻石，也是秦二世的诏书，仅存二十一字。欧阳修说其文辞与峄山、泰山相同，而字画却都不同。只有泰山刻石是真正的李斯笔迹。有人说麻温故学士在登州海上得到一片木，上有此文，难道是杜甫所说的“木失真”吗？《水经注》又说赣榆有秦刻石，离海一百五十步，如今已迷失了。峄山碑在峄山，李斯篆书。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刻肥失真。”有人说魏太武帝从东平经过邹县，见到始皇刻石，派人推倒它，焚烧就在此时。欧阳修说：峄山碑《史记》不记载其文字，只是特别不像泰山刻石。于氏《金石志》：南京应天府有唐代刻的峄山碑，李处巽刻于元祐八年。邹县令张文仲又复刻于石上，放置在峄阴堂。《说郛》说：如今峄山实际上没有此碑，乃是南唐徐铉摹刻石于长安者。郑文宝记，自己用徐铉所授的模本复刻石于长安国子学，都〇敬说：文宝刻的是徐氏本，其后翻刻颇多。申屠駧跋《会稽碑》说：峄山颂，淳化年间太常博士郑文宝刻于长安。泰山颂至元年间，行台侍御史李处巽得到刘跋所摹本，刊刻于建业郡庠。我考证始皇抵达越地，取断江岑石刻颂，也是李斯的笔迹。我便用家藏旧本摹刻放置在会稽黉舍。只是《史记》中“攸长”作“修长”，“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进首”，“乃”作“追守”，“轨度”作“度轨”。如今则依照石刻。《水经注》说始皇稽山刻石尚存。孙畅之述《征书》说：李斯篆石，山石形状似空，上有金简玉字之书。智说这都是无根据的传闻。郦道元尚且说〇子江自芜通山隰，哪里足以证明稽山秦刻呢？杭州、绍兴都有秦望山，范云所读的是哪座山？陈振孙说疑在越州。元至正初年，申屠子迪任绍兴推官，用家藏本刻于路学，就是如今所〇的。不知他先前从哪里得到的。那么王世贞所藏的宋莒公刻本就可以知道了。《金石志》：淮安近海有秦始皇碑，茅山有秦碑，李斯〇。

译汲冢和楚冢如今已无法区分，所以有关于《琐语》混淆《竹书》的疑点。《书史》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王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有人说盗出的是安厘王墓中的竹书数十车，是用漆书写的科斗文。武帝将这些竹书交给束晳，束晳根据疑问分别解释，都有义理证据。又见《广川书跋》：太公庙碑现在卫州共县，是晋太康十年立的碑，碑文说：“太公望，是这里的人。”太康二年，县境西部有盗墓者发掘坟墓，得到了竹简文书。这些书收藏的年代，应当在秦始皇坑儒之前八十六年。竹书最为古老，应当是魏安厘王时期的国史，那么所记载的内容应该是可信的。其中提到“服襄”一词，而《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只说汉代法令中解衣耕田称为“襄”，而卫宏的《字说》与郭昭卿的《字指》中则有此字。像许慎所遗漏的古文还有很多。郭昭卿依据卫宏而有记载，如果不是得到这块碑，哪里知道卫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呢。《晋纪》记载：咸宁五年盗墓者发掘汲郡坟墓，这与碑文中太康二年不同，可知史书有误。胡元瑞依据武帝咸宁五年讥讽杨升庵关于太康、安厘王的说法有误，这是没有看到《广川书跋》与《书史》的缘故。如果《淮海题跋》说太康元年盗墓者发掘魏襄王墓，那是秦少游记错了。王不准的“准”姓读音为彪。陈钜昌《原治篇》引作卞准，不是秦少游。又说齐文惠太子任雍州刺史时，盗墓者发掘楚王墓，得到竹简书，青丝编连竹简，宽几分长二尺，皮绳如新。王僧辩说是科斗文，记载了《周官》中缺失的文字，都是仓颉遗留的法度。《法书苑》则说：楚昭王墓在习池北边，南齐建元年间盗墓者发掘坟墓得到古竹简。沈约得到几篇给刘绘看说：“这是《周礼》的逸文。”智按：南齐的雍州就是襄阳，这两条记载正是同一件事。

有三十六种书，有五十六种书，有六十四种书，有十八体，有七十二篆，有百体，都是根据字形来区分命名的。《宋王愔文字志》三卷，张彦远说没有见过这本书，只有这个目录。说古书有三十六种，《真诰》的书史言有五十六种，尚方大篆，是程邈所叙述，后人加以修饰。六国时期各国用不同的字体作为符信，称为芝英书，也就是五十六种书。洪州记载，唐代韦绩编纂五十六种书。又说，汉武帝时有灵芝，因此叙述了芝英书。僧人梦英的十八体，李伯时轻视它。管夫人的七十二体，本源于六十四种书，是百二十体屏风式的写法。梁代庾元威说，王融绘制古今杂体图，有六十四种书。湘东王命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谢善勋增加九种法度，合成百体。宗炳拿出九体书，又创作画瑞应图二百一十种物品，删减选取之外，所保留的书法还有一百二十体。

署书，就是门户上的名册。宋景文公说：“萧何亲自题写苍龙、白虎两个门阙，后世的署书从萧何开始。”《书史》说：“萧何与张良、陈隐等人讨论笔法，是有意为之。”当时称为“萧籀”，他题写的观阙称为“署书”。又有名为“鹤头书”、“偃波书”、“蚊脚书”的，都是诏版上使用的字体。《说文解字》说：“扁，署也，从户从册。户册，就是署写门户的文字。”

薤叶垂露体，是曹喜所创造的。璎珞体，是刘德升所创造的。柳叶体、云书，是卫家的法度。璎珞体，羊欣尚且不知道是什么人。王愔书目作刘德升字君嗣。张怀瓘《书断》说：颍川人刘德升，在桓帝、灵帝时，以创造行书而闻名。胡昭、钟繇都师从他，世人所说的行狎书就是这种字体。《书史》说德升夜晚观察星宿而创造此法。而在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创作了薤叶垂露体。邯郸淳师从曹喜，韦诞师从邯郸淳，又提到汉章帝重视悬挂针书，悬挂在帐内说：“曹喜的书法如金盘中的明珠。”那么刘德升在曹喜之后，璎珞体又是模仿薤叶体。卫氏三代钻研书法，卫瓘继承父亲卫觐的学问，创作柳叶篆，类似薤叶体但不纯正，没有人能学会，这大概就是现在的草篆吧？卫子恒创作云书，虽然名义上模仿轩辕黄帝，其实是卫巨山自己改变了卫伯玉家的法度。卫夫人卫铄，字茂漪，是卫恒的堂妹，汝阴太守李矩的妻子，王羲之的母亲。说卫夫人从蔡琰那里学习书法，这是装饰性的说法。说：“她是右军的老师，右军师从她的法度。”《阁帖》所收录的弟子王逸少的一帖，自然不是真迹。《书史》又说，右军创作龙爪体，题柱时写成飞字，于是称为龙爪体，这难道是梦英的寓言吗？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法》说，殷商汤王时仙人务光创作倒薤书，未必可信。曹喜创作薤叶体，或许只是先前的说法。又说鲁秋胡的妻子弄脏蚕而创作虫书，都是后人编造的说法。长睿说：杜甫送顾八分文学的诗，就是顾诫奢。碑首倒写，也自奇古，不只是八分书值得欣赏。

点画，是根据书势而创造的。卫恒论书势说：点画状如连珠，断而不离，点画而识别它，称为点画相连。卫恒又本于崔子玉记《楚词》或黕点而污之，智认为即是点画。《魏志》董绥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注即是点。杨升庵又以乙为点，而乙乃是画。东观跋逸少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