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议（一） 《历代乐章配音乐议》【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翰林院掌院询问查考历代乐章中配有音乐的作品，分条列举而写成此议。】本月十三日奉命查考历代配有音乐的乐章，详细核验旧文【指乐章中见于乐录的作品】，根据已有议论作出判断。只是我才疏学浅，不能指明其中的深意，而且私宅也没有藏书，难以借书考证，只能依据自己的见闻，依次排列成文，来答复圣上的询问。我私下认为，历代乐章没有不能配合音乐的；乐章的分部完全起源于《诗经》，至于配乐的方法，《舜典》说得很详细。历代沿革的是非得失，则历代史书的《乐志》自然能够完备记载，其他书籍内容冗杂，都不能作为依据。大体说来，乐章分门只有风、雅、颂三部；按轻重排列先后，第一是颂，第二是雅，第三是风。像乐部中的郊社、明堂、太庙、小庙各室，以及雩祀、先农、先蚕、朝日、夕月、太岁、百神等祭祀，其乐歌应当依照颂部。例如《思文》是郊祀配祀后稷的乐歌，《我将》是明堂配祀文王的乐歌，《清庙》《维天》是太庙乐歌，《载芟》《良耜》是社祭乐歌，《高山载见》《昊天执竞》是分祭各室的乐歌，《閟宫》是小庙乐歌，《清庙》《维清》是歌词，《桓勺》《般赉》是舞曲。门类秩序井然。西汉到汉武帝时才确定郊祀、庙祀乐歌，例如在甘泉祭祀太乙，是祭天；在汾阴祭祀后土，是祭地；但那些乐章是司马相如等人创作的，歌词完全不歌颂天地祖宗的功德，只用斋房、赤雁等祥瑞之事来充实诗篇。只有庙乐名为《安世乐》，歌词还有一定体制；但《安世乐》这个名称本来就是房中之乐，在《诗经》中属于风，在汉代以后乐府中属于三调相和歌词一类的音乐，专门用来祭祀宗庙，已经不合体制了。后来后汉明帝又把郊庙之乐改名为《大予乐》；可是“大予”这个名称又有什么依据？而且反把雅、颂乐的名称用于辟雍飨射，便造成风颂倒置、门类混乱。魏初命王粲创作乐章，原本尚未完备；后来得到杜夔所传的古乐四篇：第一《鹿鸣》，第二《驺虞》，第三《伐檀》，第四《文王》，于是仿照《鹿鸣》作《于赫》篇祭祀武帝，仿照《驺虞》作《巍巍》篇祭祀文帝，仿照《文王》作《洋洋》篇祭祀明帝，这样便完全用雅声作庙祀乐了。宋代郑樵说：《清庙》祭祀文王，《执竞》祭祀武王，都是颂声；如今魏家的三庙全部使用风、雅之声，难道可以吗？他说是风，是因为《驺虞》《伐檀》虽然采用雅声，实际却是风诗。晋初暂时采用魏乐，好比周室称用殷礼；只是重新制定乐章，宫悬仍旧不变。不过晋代乐章比汉魏整齐完备，有迎牲、送牲、迎神、飨神、送神等歌。六朝沿袭这种制度，宋又增加登歌以及颂扬太祖配位的乐歌，并增加五方帝乐。齐代又改为《肃咸》迎牲、《嘉荐》献牲、《昭夏》迎神、《嘉胙》受胙、《昭远》《休成》等配享诸祖的乐歌，以及献豆、呈毛、登坛、还殿等各种歌。比以前更为完备。但《周颂》升歌只歌唱《清庙》，撤馔时只歌唱《雍》，总共只是两首诗。汉初仍保存这种意思，所以迎神称《嘉至》，皇帝入场称《永至》，都有乐声而没有歌词。此后歌越来越繁杂，音乐越来越混乱，距离古制也越来越远。梁代的乐章，是梁武帝亲自创作的，把南郊、北郊、明堂以及太庙、三朝的乐歌全部改名为雅，如《皇雅》《諴雅》之类，于是颂声完全消失。而且把雅诗同时用于天地、太庙、君臣、人鬼，更是错误中的错误。北齐、北周举行大禘、圜丘、五郊等祭祀，都采用《周礼》九夏的说法，多以“夏”为名。隋代也沿袭这种做法，却不知道诸夏本来是雅诗，用于朝会、宴飨。《国语》所说的“金奏肆夏”，是天子用来宴享元侯的音乐；况且那些诗已经亡佚，完全不是颂诗。后世儒者误把《思文》《执竞》《时迈》三诗强行当作九夏的实际内容。到了唐代，则大概都改称为“和”，有《豫和》《顺和》等十二个名称。宋代则大概都改称为“安”，有《高安》《静安》等十二个名称。欧阳修编修《唐书·乐志》时，误把宋代十二安的次序与唐代相对应，也把《豫和》作为祭天、《顺和》作为祭地、《永和》作为享庙、《肃和》作为登歌，依次分别使用。可是唐代流传的乐章，从中宗以后，凡是昊天、五郊、二丘、太庙、社稷、先农、先蚕、祈谷、雩祀、朝日、夕月、蜡祭、百神、昭德、皇后庙、隐太子庙、九宫贵神等乐歌，都杂列《豫和》《肃和》《雍和》《舒和》等诗；每种祭祀都有自己的名称，却并不全部使用。并且还有《福和》《升和》《歆和》《延和》《同和》《宁和》等名称，超出十二和，和《乐志》的记载不相符合。宋代十二安，以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祭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等。景祐年间又重新确定名称，增加《诚安》《仪安》等十四名，后来又增加《淑安》《柔安》等名称，作为皇后礼仪之乐。英宗、光宗诸朝又相继有矛盾抵牾，例如《正安曲》本用于太子、王公出入，有时却用作郊坛亚献；《乾安曲》本用于皇帝升降，有时却用作寿王上寿。到了建炎初年，盥洗、升坛、进舞、望燎都奏《正安》，八壝升降、还位、盥洗也都奏此曲。《乾安》则完全没有固定的规范，明代在《和》《安》之间斟酌使用。郊庙用“和”，朝会宴享用“安”，最多不过九曲，都是太祖亲自制定的。即使成祖、世宗也多有改定，然而都把诗词与朝会宴享混杂使用，金、元的曲子稍有不同。直到现在，太常仍有沿袭这些文辞的；这就是颂诗一部，是历代郊庙乐章所属的类别，清楚明白。至于元旦大朝会、冬至初岁、小朝会、飨射、宾客以及上尊、上寿、食举，还有黄门鼓吹、军中短箫铙歌等乐章，则归入雅部，如《鹿鸣》《燕享》《瞻洛》《朝会》《四牡》《遣使》《天保》《上尊》《出车》《奏凯》《车攻》《大阅》《斯干》《作室》《湛露》《元旦大朝会》《彤弓》《重臣专征》等，其门类本来就已经齐备。因此魏初进食时演奏杜夔所传的《鹿鸣》四篇；太和年间左延年只传下一篇，用作元会演奏的乐歌，即所谓东厢雅乐。晋代以后各自创作乐章，称为四厢乐歌；梁代又改称三朝雅乐歌，这些都称为雅。

译只有唐初的朝会、元日、冬至和庆贺，都演奏《破阵乐》《庆善乐》，全都有歌词，但演唱时常常杂用前代的清商、巴渝、入破、排遍、水鼓子、婆罗门等曲。高宗时有清乐、燕乐，开元以后又有散乐，于是分为雅、俗二部，都不是古代的音调。到了宋代，各朝朝会以及御楼回仗、上尊、册宝等乐章，都是短歌，只有《六变》一曲稍微舒缓悠长，但仍是五言长篇古诗。到了元、明，完全使用曲子；凡朝会、万寿、侑食等音乐，虽也有《圣安》《治安》等曲名，却另有《水龙吟》《新水令》《沽美酒》《千秋岁》等曲名，歌词多半浅俗。起初还保有本曲的音节，后来连音节也失去了，比唐代的俗部还要低下。至于横吹、铙歌，本来属于两种音乐，却合在一起使用。虽然旧说有箫笳的叫鼓吹，用于朝会、燕飨、皇帝车驾和卤簿；有鼓角的叫铙歌，用于祠兵、振旅、饮至、凯旋，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汉代创作铙歌十八曲，魏以后则各自采用其曲调来歌诵功德，历代都是如此。在卤簿仪仗和军中马上使用时，确实有铙吹，却从来没有人演唱它的歌词；既然这样，所谓歌诵功德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所以明代王景拟作朝会乐章，也仿照铙歌创作了《嘉禾》《进黄河清》等歌词。这样看来，铙歌也是朝会、燕飨的音乐，应当与四厢乐歌、三朝雅乐并列。考察唐代音乐，也有清商、巴渝等乐，都是既有歌又有吹的明证。至于横吹，军中和卤簿本来都通用，却与朝会、燕飨没有关系。汉和帝时有《陇头黄鹄》等诗，梁代有《企渝》《琅琊王》《钜鹿公主》《慕容捉搦》等歌词，多采用北调。因此唐代军中音乐承自北魏北歌，称为《真人歌》，都是马上演奏的声音，取其雄健强悍。其乐章有《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渝》等名称，多出自六朝，但歌词流传得不多。宋代则把它和黄门军中音乐合在一起，全用诗余曲调创作，有《导引》《六州》《十二时》三个名称。凡车驾出入、朝飨、册宝以及命将出师都使用它们。元、明则完全使用曲子，也称为铙吹曲，但都归入雅部。至于风部，就是周代所谓的缦乐、散乐。汉魏以后有相和歌词、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大曲、清商曲，以及词江南乐、上云乐等乐章。唐代称为清乐，又有法曲、道曲、商调、天宝乐曲，以及《凉州》《伊州》《甘州》一类的新曲，都使用五言、七言绝句。宋代的清乐，则大体把诗余和各种杂体作为乐章，所谓《大晟乐府》就是如此。明代教坊承应的鼓子词、杂剧、爨弄等，凡宫中演奏的都属于此类；不过前代清乐也多在殿庭演奏。北魏孝文帝采用清商乐用于宴飨，隋文帝也重新制造乐器，审定律吕，设置清商署。唐代如勤政、花萼等游幸场合，李龟年把新声杂奏进献；宋代赏花、钓鱼时也常常用新词配乐，这些都可以作为例证。这就是乐章的大概情况。至于乐章配合音乐，《舜典》说得很详细：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就是只创作诗篇，再加以吟咏来成为歌曲。所谓“声依永”，就是进一步把歌声配入五声，可以定为宫，也可以定为商，都让声调依附于吟咏。所谓“律和声”，就是用十二律来调和歌声，或合于黄钟之宫，或合于夷则之商。所谓“八音克谐”，然后再用金、石、丝、竹八类乐器配合而成曲。因此，给乐章配音乐，首先在审定声音，其次在确定律制，再次在制造乐器。所谓审定声音，究竟是什么呢？凡是字必定有声音，例如“宫”字以喉间吟诵，便成为宫音，这就是审定单字的声音。到连贯吟诵整句时，如果徴、羽字较多，那么宫字的转音就必须变得轻清，以顺从徴、羽，这叫审定句子的声音。把整篇歌词合起来观察，有的用于宫调，有的用于商调；如果用于商调，还要在重、轻、清、浊之间斟酌，使宫声不含混、羽声不急促，最终归于商调，这又是审定曲调的声音。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声音相互应和，于是产生变化；变化形成方位，这就叫音”。调虽然固定，曲子却有转折回旋，所谓用固定的调来约束不固定的声音就是这样【确定调的方法，详见《竟山乐录》】。宋代儒者却说，协律只需根据开头和结尾确定调子：如《关雎》，“关”字属于无射调，结尾也用无射调的声音收束；《葛覃》，“葛”字属于黄钟调，结尾也用黄钟调的声音收束；《七月流火》，“七”字属于清声调，结尾也用清声调的声音收束。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起调用字、收调用声，已经不合体例；而且起调的字也常有不能贯通之处。例如庾信创作周代乐章，分为五声调曲，其中宫调曲把“气”字截断在清浊之间，割开一句起调，那么“气”字就不是宫音。魏徴、虞世南为唐代创作五郊乐章，第一章名为《黄帝宫音》；其中《肃和》章的首句是“▯▯方舆”，那么“▯”字也不是宫音，完全不合这种说法。何况唐诗中还有《甘州》为羽调、《伊州》为商调、《叹疆塲》为宫调等例子，它们的首字都不符合上述说法。大概起调和收调都应当审定声音；如《甘州》是羽调，起调的声音应当从羽声开始，结尾也用羽声收束。但这里只论开头的调，不论开头的字，这才大致说得通。而且协调并不只看首字。《乐苑》记载《思归乐》本是商调曲，却在第二首犯角；《如意娘》本是角调曲，却误入商调。如果只看首字，那么怎么会有整首都误犯的事情呢？况且诗配乐的情形也不同：有先作歌词、后来配声调的，如唐代李贺作《申胡子▯篥歌》，李贺只管作诗，起初并不知道应入什么调，后来让朔方客人吹奏，说是合于善平调；刘禹锡作《竹枝词》，也只是作诗，按其音调属于黄钟之羽。有先有声调、后来作歌词的，如魏代杜夔传播《鹿鸣》《驺虞》四首诗，先有调法，于是又作《于赫》《巍巍》等四篇诗来代替它们。

译汉代铙歌《朱鹭》《上陵》等十八曲，原先已有乐录；后来魏代又改用楚调中的《平战》《荥阳》等，晋代又改用《灵之祥》《宣受命》等。有调子相同而歌法不同的，如吴声、西曲同属清商调歌词，但吴声是吴地音调，歌唱舒缓而清亮；西曲是楚地音调，歌唱急促而迅疾。有歌法相同而调子不同的，如宋代鼓吹曲同用《导引》《六州》《十二时》三个曲名，但大飨所合的是黄钟宫，山陵所合的是正三调，神驾还宫所合的是大石调，正是这种情况。有歌调相同而歌词曲式不同的，如横吹《梅花落》，有五言的，也有杂言的；江总作的却是七言古诗。散乐中的清调、平调，有单章，也有复解；李白的《清平调》却是七言绝句。有曲调和歌词都相同而所属乐部不同的，如《七月》一章，有时列为《豳风》，有时列为《豳雅》；《明君词》一首，有时作为闲弦《昭君》，有时作为上舞《昭君》。有一句配数首歌、一章配数首歌的，如《清庙》一唱三叹，就是一句歌词而配四段歌唱；唐诗有所谓“入破三叠”，就是一章歌词而歌唱成三章。有在曲调中另有倚歌、在曲调之外另有送声和和声的，如《孟珠》的“青阳度”是倚曲；《采莲》每句都以“举棹与年少”二字作送声；《欢闻歌》每章都以“欢闻否”三字作送声；《襄阳蹋铜蹄》的和声是“襄阳夜来乐”；《神功七德舞》的和声是“秦王破阵乐”。有无歌词而有音乐却不歌唱的，也有有文字的音乐仍然不歌唱的，如宋代儒者说《笙诗》没有歌词；六朝东西厢演奏的音乐，都有先后杂弄，却没有乐歌；宋代用于卤簿的《导引曲》也不歌唱；明代铙角的引声都有曲词，却从未歌唱。由此可见，配乐的变化不能用一个例子概括；总的说来，是由文字形成曲子，由曲子形成调，由调形成音乐，而关键全在五声。五声不完备，就不能协和律吕；所以从周代直到今天，调子有时缺少，声音却始终不会缺少。例如《周礼》祭祀只用宫、角、徴、羽四调，没有商调，但商声仍然存在。隋唐以后确定二十四调，也只有宫、商、角、羽四调，没有徴调，但徴声仍和从前一样存在。没有商调，是因为周王属于木德，厌恶商属金而克木；没有徴调，是因为徴属于夏火，忌讳阳火外泄。但就声音来说，歌曲所涉及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周备。因此司马君实说，近代没有徴音，也没有角音；朱子驳斥他说，没有徴、角调，并不是没有徴、角之音。如果说隋代没有宫声，是因为没有君主；明末没有角声，是因为没有百姓，那都是牵强附会、没有考据根据的说法。即使史书中有记载，也更加足以证明它的荒谬。天下哪有五声缺少一声却仍能成调的道理？又怎么可能真正缺少其中一声呢？至于审定声音要建立在确定律制上，旧说用十二管确定五声的转变，五声配天干，十二律配地支，既有固定位置，又能旋宫，这就是《国语》所说的“立均出度”。郊祀、庙祀、大飨、朝会，则各按其适宜的律来使用，如祭天神用圜钟、祭地祇用函钟之类。汉代李延年略论律吕是八音的调，张华、荀朂等人也多有论述。然而当时流传的四厢乐歌，只用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四律，其他律都没有涉及。到了隋、唐、宋、元，则用箫管来确定律，去掉不能协调的，在六十调中减为四十八调，又减为二十四调。二十四调之中，又合并高宫与中管，减为七调。这就是《国语》所说的七宫，也是今天所使用的。因此今天距离古乐并不遥远。只是儒者没有察觉，妄自议论律吕，必定说古代宫调与今天不同。他们不知道五帝时代各有不同，并不能据此否定音乐。唐虞时代的金石乐器，今天本来就无法考察。何况律的确定在于声音，只要取得正确的声音，金石乐器虽然改变，声音仍然一样。如果拘泥于古制而妄议今乐的过失，那么唐代把音乐分为雅乐、俗乐、番乐三部，起初也并不是不尊重雅乐、轻视俗乐。后来因为番乐难以学习，才其次学习俗乐；雅乐又难以学习，于是把番部伎列为坐伎，把俗部伎列为立伎。乐工学习技艺时，坐伎不能通晓，才转为立伎；立伎不精，才让他学习雅乐。这难道是轻视古乐而尊重后来的音乐吗？实在是因为雅音失传，即使有弦、鼗以及行缀等人在其中学习，也只是应付旧例，不一定真正用心。所以确定律的方法，自司马迁、班固、京房以来，历代儒臣都有论说，但都不能实际施行。至于律管的长短，班固、司马迁的说法不同；上生、下生，各家也不相同。杜夔有紫玉，却不能铸钟；荀朂、张华始终不明白管律。隋代万宝常擅长讲解尺度，却没有留下律法。宋代范镇、房庶只辨析黍粒，却完全不合实际应用。到了魏汉津，竟想测量宋徽宗中指的长度来确定黄钟，实在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古人说：聪明人创制律，明白人聆听律，愚蠢人计算律。宋、元以来，儒者议论音乐，动不动就计算律数，完全不明白应当用律来制定度量，反而想用度量来制定律。辨别秬黍，考察管径，校准尺寸，确定丝毫，写成满尺的书，却没有一条真正有益于实际使用。因此，匆匆翻看这类书，如果满篇都是算数，丝、毫、秒、忽等细微数量到处可见，那么这部书必然没有通达的见解。黄钟与宫声、圜取相应，虽然有确定的音高，也只是大概的标准，原本不应胶着拘泥，强行规定某一个声音就是黄钟。音乐以人的声音为主。假如歌者发声，声音已经从喉中发出，合于音而收韵，又有轻重缓急，就不能说不是黄钟之宫；即使把它配入钟、石之乐，而固定的黄钟稍有差异，难道就要硬守一个固定的音高，任凭它产生差异吗？还是应当转圜求取相应，随着歌声改变调子呢？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何况把管截成同样长度，长径厚薄都已经相同，声音却往往不一致；

译即使铸造同样的钟，铜的成分、斤两都完全相同，声音也必定不会完全一样。有人妄说黄钟之弦用丝八十一根，黄钟之钟用铜十二觔。究其实际，蚕茧有干湿，硝炭有强弱，势必不会相等。何况由此再去推求太簇之弦、太簇之钟，依次相互校准，要求其音阶次序在旋转中完全符合计算，这必定是得不到的数字，却想靠它来确定律，这正是浅陋儒生被神瞽取笑的原因。大概确定律有三种方法：一是用金石，二是用弦索，三是用箫管。杜夔用金石定律，京房用弦索定律，荀朂用箫管定律。但我认为金石绝不能用来确定律。音乐有所谓五声、七均、十二律，并不是说一首曲子只能用一个声音、一种调子只能用一律。一首曲中，五声相互交替，七均相互转变，十二律彼此周遍，这样才可以成调。如果使用金石，金只能发一个声音，石只能发一个声音，即使敲击一百次也不能改变，又怎么能知道这个是黄钟、这个是太簇、这个是姑洗、这个是蕤宾呢？所以六朝得到周景王的无射钟，乐官用无射笛吹奏来试合，却不能相合，反而合于夷则；又有西厢的一口古夷则钟，用夷则笛吹奏来试合，也不相合，反而合于南吕。这两口钟和笛都低了两个调，想求出原因却没有结果。有人说，这是宋泰始年间让张永凿去太多铜，所以调子变得宽缓低沉。既然凿去的铜越多，声音应当越轻清；如今却仍低了两个调，那么未凿铜以前它们的调子相差多少，就无法知道了，反而说是凿去铜后变得宽缓低沉，以此掩饰不相合的原因，这是大错。由此可见，杜夔铸钟，到了晋代已经不能使用；宋代李照、杨杰专门研究钟律，情形也一样。先儒说李照在景祐年间铸钟，太常歌工嫌声音太浊，唱不成调，便私下贿赂冶官，暗中减少铜料，使声音稍微清亮，然后才略能合于歌声，而李照最终并不知道。杨杰在元丰年间铸钟，想废弃王朴的旧钟，乐工不满，一夜之间私自把他的钟换走，杨杰也没有察觉。这样看来，金石乐器确实不能作为可靠依据。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着说：“圣人是借器物来寄托声音；不先寻求声音，反而改造器物，这种器物能用吗？”于是有人说，用弦定律应当胜过用金石。京房制造七均琴，仿照《国语》“立均出度”的说法；这张琴用十三根弦，第一根弦就是完整律制中的黄钟，后面十二根弦则从黄钟到应钟，每一律一根弦。要取其声音，就分割弦的长度，再用柱子支撑它，像瑟一样。当时就把这种方法当作定律的方法，而且五声、七音都能在弦上体现出来。过去议论律制，很少涉及七音，所以隋代制作音乐时，牛弘、何妥、苏夔等人自称学识广博，仍然对这种说法感到惊疑，并与郑译争辩。郑译起初也不懂七音，而且考察乐府的钟石律吕，都没有变宫、变徴的名称。因此七声之中，有三声不相协调。后来得到龟兹人苏祗婆，他善于弹奏胡琵琶；此人随突厥皇后来到中国。听他演奏，发现一个均中间有七个声音。询问他，他说：“西域一向传习的调有七种，把这七调与七声相比较，几乎完全相合。”于是根据七音的说法重新建立七均，一均建立一调，于是成为七调。与十二律相合，每律有七调，于是成为八十四调。如今仍使用这些调，可知各种调的创制都是从弦开始的。只是五弦琴必须增加两弦，才能形成二变；既不能使七音一气旋转，而且丝弦有强弱，时令有寒暖，空气有燥湿，同一根弦的张力早晚各不相同，正声、变声也随时取准。即使想取得标准，也必须借助管笛吹奏来确定。所以京房的七均琴本来以黄钟为标准，范镇却说：“弦有缓急，也有清浊；要确定黄钟，没有管就无法校准。” 这样看来，确定黄钟仍然要借助管，又哪里比得上直接使用管而不使用弦呢？确定律的开始在于管。黄帝让伶伦砍伐竹子，截取两节之间的一段，作为黄钟之宫。虞舜创作《韶》，用箫来确定律，所以称为《箫韶》。因此八音的乐器各有变化，唯独管没有改变。今天的管就是古代的管；稍有变化的称为笛，就是古代的篪；兼用竹制的称为笙，就是古代的笙。朱晦庵说，用管确定律应以中声为标准；即使讲求周尺和羊头山黍粒，能够相互校准，如果得不到中声，终究还是不对。大致说，声音太高就尖细急促，太低就宽缓沉闷；由此寻求中声，大概可以得到。蔡元定说，要寻求声气的中和，不如多截一些竹筒，仿制黄钟之管，轮流吹奏，这样便能取得中声，这是直接简便的方法。因此黄钟九寸本来就是后世儒者的臆说，不一定与古代先王的乐律相合。若不得已采用这种方法，就截取十二管，以黄钟之管确定十二律的中声，然后立即以每一管的管体中心确定该管的中声。中声确定后，再把十二管贯通起来。黄钟管以中声为宫，就把中声上面的一个音作为大吕之宫，使之与大吕管的中声相合；这样一来，在黄钟一管中已经具备了七管之宫，能够旋转相应。其他五管便从这里逐步增加，不必全部使用。大体说来，人的声音是有限的，其最高、最低、最清、最浊，都不会超过七管以外。音乐只有七宫，宫只有七调，调只有七管。《国语》中伶州鸠回答音乐问题，只说七宫；隋代以后八十四调，也只使用七调。这是自然的数目，并不是人为矫揉造作才形成的。至于制作乐器，则总括为八音。《虞书》“戛击鸣球”一篇已经大略说尽。例如“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鸣球是石，琴瑟是丝，这是堂上的两类乐器；“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管是竹，鼗鼓是革，柷是木，敔是土，笙是匏，镛是金，这是堂下六类乐器。这样，乐器的配置位置也体现出来了。汉代以后屡有增益，八部秩序仍然分明，如方响、水盏不超出金石，筝、筑、笳、篥仍属于丝竹和簧管，土嘂无非匏土，鸡娄、板拍仍然属于革木。何况后人制作的乐器，反而有超过前人的；即使宫悬、登歌、鼓吹等乐器，都有象数和位置，乐器架、案的多少以及东西排列次序，历代争论纷纷，始终没有定论，但也只能大略说明，不必牵强附会。

译至于郊祀、庙祀，都有古制可以考察，相互间相差不远。只有杂乐各自增减不同。晋代以后，四厢的金石用于大乐，清商三调则杂弄盛行；乐器分为许多种，歌、弦、送弦也分为许多部，都可以一一记载。即使明代教坊承应的撺掇，也明载有笛牌、板牌、戏竹牌、韸子牌、杖鼓牌；而且宫悬有几面，钟磬有几簴，或在左或在右，都有一定安排。不过也只是略加考察，稍作部署，事情就完成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重视的并不在这些。《宋乐志》说：“议论音乐的人，不议论声音而议论乐器。”如今太常的雅乐器具都还在，试着进去观看，钟、磬、埙、篪的形制，羽、籥、干、戚的制度，哪一样不是古代的？可是听的人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声音，制作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难道不知道当今流传的乐器也有适用之处，却昧然认为古代的是雅、今天的是俗，雅乐应当尊崇、俗乐应当排斥吗？那么请想一想，大辂由椎轮发展而来，龙舟由落叶船发展而来，变化是自然造成的。古人用俎豆进食，后世改用杯盂；古人以竹席为安，后世改用榻和案。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舍弃杯盂、榻案而恢复俎豆、簟席的旧制。孔子说：“放弃郑声，也只是因为郑声本身可以被放弃，所以才放弃它。若论乐器，郑国的乐器仍然是周代的乐器，又怎么会舍弃周制，另造溱洧之地的钟簴呢？”因此，用今天的乐器演奏古代的声音，就是古乐；用古代的乐器演奏今天的声音，就是今乐。师延演奏鼗鼓，并不一定就是古乐；《诗经》中的泰始拊泗濵，也本来不是大夏之乐。如果想使用管，那就多取今天的管，审定其中声音能够协合律吕的；如果想使用钟，也只须多铸今天的钟，选择声音能够与管笛相合的。由此推而广之，丝、匏、土、革等乐器，也都应随着乐器审定声音，再随着声音选择乐器，这样音乐或许就可以成立了。所谓给乐章配合音乐，大概全在这里。至于乐章中有舞曲，就是舞蹈时所唱的歌曲。舞蹈前后演奏的，称为阶步；舞蹈进行时演奏的，称为舞歌。因此汉代有《武德舞》歌词，六朝配享宗庙时也都有乐舞歌词。北齐有《武德》《昭烈》《文德》《宣政》《文正》《光大》等舞，北周有《山云舞》，都有诗。唐代演奏武、文二舞，有《七德》《九功》《上元》等；宋代、明代的二舞，有《元德》《升闻》《天下大定》《表正万邦》《车书会同》等舞，也都有诗。然而这些舞蹈都仿照武舞的六成来制作。只是舞曲在郊庙、大飨和三朝等场合可以通用，与乐词不同。其他杂舞，如铎舞、鞞舞，所执的器物都像籥、翟之类，而且都有诗歌。例如巾舞用衣，拂舞用衣袖，镟舞用镟，杯槃舞用杯槃，戴竿举榻舞用戴竿和榻。如今乐府中有《鞞舞歌词》《巾舞歌词》《杯槃舞歌词》以及《莲花镟舞歌》《戴竿舞歌》等诗，都可以作为验证。只是这些舞蹈所舞的次序也都有定数，虽然宫廷中陈列百戏，却也不是随意排列的。如今天下大定，功业告成，制作乐章，考订钟律，正是时候。只是太常旧有的人员尚未熟悉此事，至于各种篇章的增删、簴植的沿革，哪些应沿用、哪些应更改，我不敢妄加评论。这里只就明旨所问及的、乐章中配合音乐的部分，私下提出以上意见，谨此议复。《西河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议（二） 关于增定乐章的议论【康熙二十年，副都御史上疏请求整理确定乐章，传播宣扬功德，奉旨确定美好的名称，以光大国家大典；又奉旨命翰林院、礼部会同详细议论，具奏。】《礼记》说：“王者功业成就，就制作乐章。”又说：“功业大的，乐章就完备。”如今大功已经告成，而乐律尚未完备，自然应当赶快加以整理确定，以宣扬功德。只是查考顺治年间，世祖皇帝曾命词臣制作郊祀、庙祀等各种乐诗，乐工演唱已经很久，但还未能普遍涉及。除此之外，还有大飨、四郊、太庙各室、四孟、朝会、燕飨、上尊、册立、中宫、东宫等礼仪，都应当配有音乐。即使郊祀、庙祀中已有乐章，如果还不完备，也应再查考迎神、登歌、三献、望燎等各个仪节，加以整理。这里虽然有三方面的职责：安排乐次，是礼臣的事务；整理确定乐词，是词臣的事务；宣布钟律，是太常的事务。然而总要有儒臣统筹主持，如魏代杜预、晋代荀朂、宋代范镇、明代乐韶凤等人，才有纲领可循。况且殷代因袭夏礼而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虽说五帝不沿袭旧乐，但后世的因革损益，大多承袭前代。例如魏初暂时采用汉乐，晋初暂时采用魏乐，其中相沿不改的地方，历历都可指出。所以现在整理确定乐章，除已经制成的不要重制外，应当仿照明代，先命礼臣列出乐次。比如燕飨九奏，有九首乐曲、五类舞曲；再命词臣谱写乐词。九首乐曲中，如《炎精曲》《皇风曲》，属于诗词；五类舞曲中，如《四边静》《殿前欢》，属于曲子。世祖皇帝曾经命令词臣创作郊祀、庙祀等礼仪所用的乐诗，乐工演奏这些歌曲已经很久了，但还不能全部涵盖。此外，大飨、四郊、太庙诸室、四孟、朝防、燕飨、上尊、册立、中宫、东宫等各种礼仪，也都应当配有乐章。即使郊祀、庙祀中已经有乐章的，如果还不完备，那么迎神、登歌、三献、望燎等各个仪节，也应当再加以考查整理。其中虽然有三项职责：安排乐曲次序，是礼臣的事务；厘定乐词，是词臣的事务；宣布钟律，是太常的事务。然而总要有儒臣来统筹，如魏代的杜防、晋代的荀朂、宋代的范镇、明代的乐韶凤等人，才会有纲要和头绪。况且殷代沿袭夏礼而有所损益，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虽说五帝并不沿用前代的音乐，但音乐的因革损益，大多仍承袭前代。例如魏初权且采用汉乐，晋初权且采用魏乐，其中相沿而未加改变的地方，历历都可以指出。所以现在应当加以厘定，除去已经创制的乐章不再重制以外，其余应当依照明乐，先命礼臣列出乐曲次序。比如燕飨使用九奏，有《九乐曲》《五舞曲》这一类；然后再命词臣谱写、创制乐词。比如九乐曲中有《炎精曲》《皇风曲》这类诗词，五舞曲中有《四边静》《殿前欢》这类曲子。最后命太常准备乐律：乐曲分别是什么宫、什么调，使用什么旌麾、箫、笙、瑟；舞曲是文舞还是武舞，使用多少舞士、乐人、歌者等。还应当推举一名监定官总领此事，以便稽查核验。至于 祖先的功业 宗族的德行、武功和文治，需要谱入乐章的，有四个场合：一是郊祀配位，二是庙祀列室，三是文舞、武舞，四是卤簿鼓吹。配位和列室，只歌颂列祖的功德；至于文武二舞和鼓吹，则兼而谱入。当今的功德在于内政，这就应当斟酌古制、参照今日，既不拘泥，也不盲从，或许能够符合台臣所说的要求。至于建立乐制、确定名称，各种曲子和舞蹈本来就有杂名，只是恐怕没有像《大濩》《大武》那样专门树立的名称，或许只笼统称为“大清乐”罢了。臣见识浅陋，不敢擅自越职，只依据自己的妄想附议如上，谨此议复。关于封禅与巡狩不能相互沿袭的议论【康熙二十三年，同馆官员上疏请求举行封禅；掌科官员却有人认为应当举行巡狩，不应举行封禅。我认为二者都不对，于是写了这篇议论。】我听说，古代帝王不沿袭旧法，圣人的德政也不沿袭旧制；一个朝代兴起，必定有一个朝代的制度创制，用以彰明开创之功。何况时势不断变化，沿袭和变革并不一致，绝没有伏羲时代的政事可以施行于今日的道理。有人说 皇上的圣德神功远远超过前代，应当效法古代举行封禅，以记载功德；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封禅并非古制，只见于司马迁所说的七十二位君主，而且当时实行封禅的只有始皇帝和汉武帝。秦、汉不足以作为法则，应当向上效法尧、舜，直接依照《虞书》中五年一次巡狩的制度，并且在春季举行。这种说法颇有条理，但我认为两方面都不对。封禅之事可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书》中还有封十二山的记载，《周诗》中“嶞山乔岳”的话也可以作为旁证，只是相信和采纳的人很少罢了。至于光明盛大的巡狩，在《尚书》《周礼》《王制》中都有零散记载，以及后汉元和年间北巡的诏书、唐代《开元礼》所规定的巡狩仪式，还有宋真宗时有关官署斟酌制定的省方告至文书，看起来古今的重大典礼，没有比这些更完备的了。但我认为也不必沿用“巡狩”这个名称。三代以前，帝王勤于访察民情，没有一天不与百姓相见，却不称作巡狩；正式称为巡狩的，只有舜辅佐尧朝见诸侯，以及《春秋》记载周代后王车马足迹的寥寥几句话。此外，禹巡幸会稽、文命到西方，也没有巡狩之名。即使东汉贤明的君主年年巡游临幸，实际上也不是巡狩。晋代曾议论巡狩之礼，却始终没有实行一次。唐太宗每次巡幸，都把“巡幸”的名称一并取消。既然如此，古制应当实行，并不一定非要叫巡狩；即使实行巡狩，也可能有得有失，并不只是封禅如此。况且巡狩这个名称究竟是为什么呢？帝王认为封建制度已经实行，各国各有君主，各国君主各自统治臣民，于是要保证没有人违犯文法、破坏制度、私自亵渎礼常，所以考察历法，核定时日，审察律令、尺度和权量，并与各国君主在方岳之下讲明五礼。孟子所说的“巡行所守”，班固所说的“巡行守牧，划一远近”，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天下共同奉一人为君主，而君主也把天下看作一家，车书制度和礼仪文物没有差异，不要说三年考核政绩，就是户口和年龄也都能全面知晓。从东到西，东至日出的地方，西至日落的咸池、蒙谷，相距数万里，其中语言不通、足迹难达的地方，也没有不翻山渡海前来朝贡、奉王命的；每日都叩头行礼以修职贡，又哪里还有律礼不统一、需要巡察守牧的地方呢？即使想实行，也已经不是巡狩原来的意义了。况且古代典礼琐碎繁重，彼此周密筹划，其中流传下来的制度，有许多并不足以供今日效法。即使说古代礼制繁重，后人制度简易，不必仿照明堂制度，学习职方氏的告诫，举行讲论德行、询问道理，免除租税、赏赐粮食等诏令，而只要坐着谈论，起身后即可施行；然而仍有绝对不能废止的事项。试问珪璧、牲帛、梐枑、蕃扞、帷宫、帟禁、笋簴、坫洗等礼制，既然称为巡狩，哪一项可以缺少？由此推及千乘万骑，飞驰如电、行动如雷，禁戒、储备和各项安排不可胜数，其他不再详论。即使《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开元礼》又设置高祖神尧皇帝的神座于圜坛之东，这一次祭告就要官署戒备，其繁重超过郊祀。再考察安置神主、确定位置的仪注，其中还有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这样看来，典礼虽然可以举行，实际上却不必举行。古代本来就没有一味沿袭旧事的道理，前人所做的事有许多不能实行于今日。结绳记事以后，必然改用书契；针砭之后，自然有汤熨。井田制不能实行于郡县制时代，车战也不能在骑兵盛行的年代讲求。白圭仿照疏导水道却近于曲防，魏晋采用禅让法却流于篡夺。先王留下的旧迹，不适合沿袭，已经很久了。我

译国家开创天下、承受天命以来，事事都是开创性的：驱除海患，却没有征伐诛戮的名目；清除各处叛逆悖乱，也不一定留下公开声讨的痕迹。每日关心农事，却不借亲自耕田来表示；虽然安定，也不忘整顿阅兵，却从未说春天一定搜猎、秋天一定狝猎。亲近贤人、礼敬儒者，任用有才能的人、黜退不肖者，四门却寂静无声，没有特意开辟学校。皇上治理天下，如同大禹治水一样辛劳，但船车、橇和樏并不烦劳御用。鸡鸣就入朝讲学，天将破晓时背负斧扆，却不设置屏风。万事没有荒废这一句话，指的是政事。两宫每日屏息等待、观察皇上的意旨和气色，同时省略了文王世子问安、视膳的礼节；穿着俭朴，减少赏赐，赏赐臣下时穿洗过的衣服而不加矫饰，破旧的裤子也不装饰；亲自从水衡调发钱粮赈济京畿饥民，对不足的并不一定称为补助，对供应不够的也不一定称为救助；登上西台、北镇，举行升中告祭，却从不以巡游封禅来求取秩序，也不遍处刻记升平。天下已经河清海晏，四方屡屡出现神异之物，却不曾改换年号；声名遍布天下，人人歌颂圣明文治和神武，却不必加上尊号；威势遍及海内外，蛮夷君长每日前来朝贡。到了宫阙之下，却不建立明堂；依据王道教化的文章，召集学士以制科取士，亲自考试以振兴文教，却不拘泥于辟雍之制；在含元殿授经、策试士人的次数，也都是如此。皇帝有时出行，经过郊外边界，封疆守臣同时修缮城垣和边塞，却从不称为巡幸；回中、甘泉、东都、西京等地的临幸，以及勒石记功、记录功德、铺陈夸耀的事情，那么如今所实行的，哪一件不是开创前所未有、巍然可以成为万世法式的呢？却一定要粉饰为巡行之名，仿照燔燎瘗埋的制度，询问登封告至的礼仪，摹仿秦汉的规制，去重蹈唐高宗、宋真宗的鄙陋做法。我私下认为不应采纳那些人的意见。拟议不准武官起复【康熙二十四年，言官上疏请求武职大小、内外各臣都应像文臣一样守制，不准起复，奉旨交付议论。】武官起复，源自周代制度，即所谓军务在身便不回避丧服。然而当时称为权宜之礼，所以只有临近军事行动时才起复，事情结束便停止。孔子回答子夏关于军务和丧服的问题时说：“君子不夺人之丧，也不可夺丧。”这可以作为证明。不过其中的沿革已经无法完全考察。隋唐以后，只有李愬为慈母议定丧服，萧希甫为亡母追服。慈母尚且议定服丧，亡母尚且追补丧服，那么凡是父母都必须服丧，以及当时没有不服丧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近来却不是这样，军务重大，便以军务之恩义压过丧服，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从今以后，无论正在领兵，还是驻守汛地，凡应当起复的，必须由统辖者如将军、提督等上题请求夺情，才允许起复。否则就应当和文臣一样守制；即使守制，也必须等新旧交接清楚，才准离职。如果有公务在身，如统领军队、押送仪仗旗帜、官府转运粮饷等事务，非等事情办完不能离任，这样或许可以使忠孝两全，恩义各得其所。古人所说“戴着丧冠服丧而从事公务”，不减损苴麻丧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谨此议复。拟议北郊配位尊西向【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卿上疏奏称：现行典制中，方泽坛的方位朝北，而三祖的配位仍把向东设置、朝西的一位作为第一配，位置在南边；向西设置、朝东的一位作为第二配，位置也在南边；又把向东设置、朝西的一位作为第三配，位置在北边。于是从坛上的四个配位，以及五岳、五镇，依次分设，也是从西向开始到东向结束。这就使穆、昭左右的次序，不免有不安妥之处。奉旨交付议论时，翰林院掌院已经专门提出意见。我的看法是仍按旧制办理，不宜更改。拟议如下。】议论见《经集》卷 拟议丧制以日代月【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恭逢太皇太后驾崩，皇上特地下谕，实行三年之丧，服丧二十七个月，并且只在宫中独自服丧，不令臣民服丧，交给诸王、大臣和各官集议。】【臣】请求急切在籍，尚未读完 谕旨，而且本来没有议礼的职责，即使本衙门的同僚，也不曾私下共同商议，以备皇上采择。只是【臣】听说诸臣所奏援引古制、证明今日，执意认为不可行。就他们的说法而言，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还有没有穷尽其意义的地方。按三年之丧，古代都是三十六月；自汉文帝遗诏以日代月，才改为三十六日。遗诏中所说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是指服大功丧服十五日、服小功丧服十四日、服禅衣七日，合起来就是三十六日。因此翟方进任丞相时遭逢继母之丧，也是过了三十六日才除去丧服。应劭所说“三年是三十六月，应当用三十六日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此后魏、晋、唐、宋都遵循这个制度，那么也应该遵照它的月份和日期。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又出现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十三日的不同说法。例如后唐庄宗三日改换丧服，十三日除服，这是过于简略。班固、王肃都有二十五日的说法，所以王彪之说三年丧只服二十五个月，即使以日代月，也应当十三日练服、二十五日除服。以至于唐代张柬之认为古制只有二十五日，反而把王元感所争论的三十六日视为错误。只有颜师古主张郑康成、王淮的说法，认为应当以二十七个月改为二十七日，于是把它写入成文法令：三日听政，十三日举行小祥，二十五日举行大祥，二十七日除服。从唐代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只有宋代制度略有不同。仁宗、英宗都到二十七个月才释服，但仍在第七日入临，到七七四十九日为止。至于恢复吉服，则在临朝时释服，宫中却不是这样。因此世人说，汉景帝以后，不以日代月的，只有北魏文帝、北周武帝二人；实际上还有宋代两位皇帝能够暗中服丧，比魏、周二帝服满丧期的做法，更懂得通融变通。这

译是皇上孝思达到极点，不得已才采取的做法。虽然其中有曲折深沉的苦心，并不是想效法宋代两位皇帝的做法，只是行迹偶然相似，也不去顾虑罢了。只是我不知道三代以前君主居丧究竟是什么情形。即使有人说三年通行的丧制，不是指服丧期间居谅阴的制度，也不包括心丧；又有人说下葬以后就除服，最多到七个月，卒哭以后恢复处理政事，不过不超过百日。那么以日代月的制度，自古就有。然而考察起来，诸儒的臆测之说不能作为依据。大概三代以前天子的丧礼本来没有固定说法，周公制定《仪礼》，只有士的丧礼，没有天子、诸侯的丧礼。《周礼》有五礼，第二是凶礼，但唐初各位大臣认为天子丧事不应由臣下制定，于是删去“国恤”一篇，这样一来，有关以日代月的各种文字就更加无法考察了。皇上天性纯孝，超过前代，对礼文尤其广博贯通。只是担心实行三年终丧制度，上下都服丧，会妨碍百姓的生产；而皇帝一人独自服丧，又有失于臣下之道。所以确实如傅元、裴秀、魏舒、杜预所说，略微改变其说，既不是上下共同服丧，也不是皇帝独自服丧，那么二者的弊病应当都不存在。于是有了宫中暗中服丧的说法，群臣又援引裴秀、傅元的话来争论。皇上坚持不许，是理所当然的。【臣】认为，三年服丧到底不能施行于外朝，这一点都不必再说；至于在宫中暗中实行，也请试着思考一下。所谓卒哭以后恢复王事，正是说君主亲自处理政务。平庸的君主名义上处理政务，实际上等同于摄政，因此在宫中服丧也可以隐秘地自行实行，很少受到妨碍。我 皇上夙兴夜寐、废寝忘食，什么事情不经过 皇上的亲自处理和内廷安排，外廷吉礼与内廷丧服在事实上不能并行。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而祭祀和丧事不能同时举行。历代君主安居宫中，未曾亲自主持六祈、九祭，也不亲自戒备宫禁，所以宫内宫外吉礼与凶礼还可以交替办理。皇上虔诚祭祀、明白地侍奉神明，亲自捧持祼鬯；即使大祀、中祀，按礼也应当斋戒，而斋戒之处正在宫中，就像汉代所谓斋房、唐代所称斋大同殿一样。斋戒期间要穿明衣、礼帔，就应当断绝穿白色丧服；那么所谓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在这七天中，是先换去丧服再斋戒呢，还是穿着齐衰丧服进入斋宫呢？何况臣下有私丧忌日，不能参加祭祀，所以卢迈代摄祭祀时，只要身处期服、大功服之丧，就听任他回家，以便祭祀神灵、避开忌讳。如今朝廷中所有服期服、大功服的人都被排斥在陪祀之外，而主持祭祀、捧鬯的皇帝登坛告祭，刚刚改换丧服，又凭什么祭祀神灵、使神明享用呢？况且朝会极其重要，历代君主有时一连数月只临朝一次，大朝会更是旷日未曾举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上每天临朝，连续十多天到殿上时，正值鸡人三次报晓之际，仪仗陈列在庭中，皇帝车驾与百兽旗等一齐排列在宫阙之下，群臣穿着黼衣等待漏刻，依次鱼贯而入。然而这时宫中还在高处深处休息，隔开的只是这重重宫门；内外一边悲哀、一边喜庆，众臣即使没有明说，哪里敢安心呢？何况换好衣服出宫，脚还没有离开宫门，鼓钟已经铿锵先响；不一会儿，上面奏起中和之乐，下面奏起丹陛之乐，那么耳朵听到的和身体穿着的，怎么会协调呢？何况饮食宴飨、赏功劝善、朝廷给臣下加餐、用多种语言慰劳宴饮，其中赐衣赏物、授予筵席、陈列鼎器，有时在北宫，有时在西苑，都是宫中无法避开的。因此臣认为，三年终丧制度，三代可以实行，而 今天却绝对不能实行。因为疆域的广狭、君主与国家的分合、政治事务的繁简，都有所不同。如果只在宫中服丧，那么历代平庸君主可以实行；而尧、舜却绝对不能实行，这是因为 皇上就是尧、舜一类的圣主，亲自处理政务、亲自办理事务，与历代平庸君主所谓亲自处理政务，绝然不同。既然如此，以日代月，即使尧、舜处在今天，也没有不这样做的道理。【臣】见识浅陋，行为无状，不知进退，只把自己的想法这样陈述出来。【臣】冒死叩头，谨此议复。关于湘湖私自筑堤横跨水面的补充议论【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湖民孙氏私自筑一条堤，西到至湖岭，东到窑里吴，横跨湖面。水利衙门上报县里，县里申报府衙，府衙发文征求公众意见。】湘湖灌溉田地，是一县国课、九乡百姓生计的依靠，大家都依赖它。自明初直到今天，已经列入法令，载在地方志典中，丝毫不许增减，确实是因为对此事极为重视。近来湖民孙氏擅自筑堤，截断湖水，官府于是发文征求意见。当时我在防城，调治痹病，本来没有参与此事。但后来逐渐查访东城旧宅，竟没有一个阴阳先生上门，传说是豪强党羽行贿阻挠，这实在奇怪。湘湖利害关系重大，过去主持此事的前贤有杨、顾、张、赵，在乡官中主持恢复湖制的前贤有魏文靖、张尚书等，哪里有身列荐绅、又确实生长在这里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毫无所闻呢？况且奸邪之人很多，反而假借党论作为公呈，其黑白是非尤其应当及早辨明。这就是我抱病执笔、急忙补充议论的原因。考察这条堤该不该筑，赞成者和反对者大约百中只有一人意见不同；反对者只说它不合制度，赞成者却妄称没有妨碍，所以纷纷争论。我认为这件事有四种祸害、五项不可行。什么叫四害？按湘湖之水总管九乡田地，共一十四万六千八百六十八亩，每亩只分得水六丝八忽一抄，水面的多寡所争只在毫厘之间。因此每逢放水时，湖外的竹笱、土埂也都命令撤去，因为截断一个竹笱就阻水三寸，截断一条土埂就阻水九寸。如今公然遮蔽湖面而截断水流，那么九寸的阻水势必加倍，这是第一害。

译湖上有跨湖桥，是湖民前辈孙学思强行筑成的。当时主管官员和乡官没有同他争论，认为湖有上、下之分：上湖南流，下湖北流，彼此可以分开，而桥恰好处在分界之间，似乎没有祸患。然而桥筑成后，父老们痛恨得咬牙切齿，至今还编歌谣说：“孙学思筑湖堤，湖堤长，害九乡。”这是因为同一湖泊虽然分成上下两部分，上湖被孙氏淘取土块、烧制砖瓦，水深；下湖因菰蒲年久壅积，水浅。用浅湖倒灌的水，又横筑堤坝截断水流，那么下湖的水就会堵塞难以排出；何况堤上又筑堤，一条土埂的阻水将不止九寸。这样下湖水常少、上湖水常多，这是第二害。放水时，按惯例唯恐水量分配不均，所以凡是向湖纳粮的田地，都应按时令均衡安排缓急，以便调节水量。旧制把下湖放水分为几个等级：第三等从东斗门放水，灌溉昭名、由化等乡，得水七厘二毫一丝一忽，放水二十一时六刻停止；第二等从金二穴放水，灌溉夏孝寺庄等村，得水一厘三毫二忽，放水三时一刻停止。开放闸门的时间如此短，而堤外的水流出得如此缓慢，那么不只是下湖、上湖之间水量有多少之分，即使在下湖内部，放水时间较长的地方，还可以等待堤内的水缓缓流下。如果三时一刻一到就关闭闸门，那么水还没有流出堤外，湖口的闸门已经关闭了。这样就会看到本来应当得到水利的田地竟然徒有其名，这是第三害。并且水流动，葑草才不会生长。此前下湖的葑草，是因为跨湖堤截断水流而造成的；如今又增加一道截断，水流停滞不通，葑草和泥土胶结在一起，而孙氏又从湖中取土制砖，像淘挖疏浚一样。右边挖去涵洞，左边葑土就露出，污水积聚之处既少有回旋，奔流的水又不能立即回转，于是产生纠缠阻塞。何况秋前推草、秋后放水时，孙、吴两姓都互相竖立竹签划界，彼此盘结阻挡，使堵塞之处始终不能排尽；久而不疏，最终就会淤成平地，这是第四害。并且孙、吴两姓造成的祸害，自明初以来历历可指：洪熙、宣德年间有吴子信的祸害；成化、弘治年间有孙全、吴瓒的祸害；正德、嘉靖年间有孙肇五的祸害。起初由文靖清理，后来何御史清理，再后来张尚书清理。然而何御史父子甚至以身殉职，可见祸害如此惨烈。如今他们的族人富有，丁口繁多，沿湖居住，容易侵占蚕食；稍一疏忽放纵，奸占之事就会层出不穷，这是第一项不可行。旧制以金线划定湖址界限，一交到青土，全部都算湖身；如今孙氏竟然住在青土之中，养鱼养鸭，种荷采菱，已经不止一处，只是稍有欠缺时还没有依靠。一旦有堤可以凭借，就会以此捕鱼、耕种，逐渐形成势力，这是第二项不可行。况且坏事不能任其滋长，涓涓细流不断，终将形成江河，这句话非常值得借鉴。这个湖的利弊，自嘉靖以来一直相安无事到今天；如今一旦破坏法令，必将酿成大患。根据水利报告，已经说石岩等处竟有仿效者相继兴起，这是变乱的征兆，是第三项不可行。何况湖中豪强奸邪之人的心术难以预料，又有势家大族在湖中经营风水，暗中指使，表面上还公开帮助他们；如杨氏、蔡氏出面替他们作公呈，都是风水人家。湖中两座山无不是坟墓，这个口子一开，就会东边围占、西边掘挖，再没有剩余土地，这是第四项不可行。况且中丞大人极其公正，洞察水利；郡守刚刚到任，四境已经兴起非同寻常的赞誉。这实在是东南难得的机会，怎么能让贤能的郡守和县令相遇之时，旧有章程却从今天开始改变呢？这是第五项不可行。以上就是四害五不可。应该保存什么、废除什么、筑什么、毁什么，主管此事的荐绅中一定有人能够辨明。至于擅自专断的罪责、改变制度的处罚，旧例本来已有规定，我不敢擅自涉及；现在只是补充陈述自己的意见，等待裁决采择。某月某日 《西河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议（三） 请求停止修缮三江闸的议论【三江闸，是山阴、会稽、萧山三县的泄水闸。三县水患很多，前朝绍兴府太守汤公在三江口修建闸门，使水排入海中，称为三江闸。】【康熙四十七年，山阴县居民中有无赖之人妄称闸座将要坍塌，如果不及时改修，必有倾塌崩坏之害，于是估算修缮费用需要白银一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两有余，分摊给三县。三县大为惊恐，本府将此事上报督抚两台，派藩司、按察司勘验，并下发宪票关文，请三县乡官会同议论。】某月某日，关文到达。关于改修三江闸等事，承蒙两台派员勘察，并命藩司、按察司亲自到闸所查验，应该办理还是停止办理，以及其他一切事宜，自然应当各自具报勘验结果，哪里还需要再下议论？如今既然仍然发下宪票，命山阴县发关文询问，我忝居末职，怎么敢不略陈管见，来副合宪急切为民的至意。私下认为，三江闸关系极大，是否应该修缮，似乎不能轻率下断语。但我断定：这座闸不必修，而且一定不能修。为什么呢？大体说来，地方政务最重要的是兴利除弊，但必须确实有利才可兴，有弊才可除。如果本来没有利益却强求利益，本来没有弊端却指作弊端，就像拔禾苗当作除草，剜去白肉来治疗疮疡，很少有不把事情弄得大坏的。绍兴本是水乡，承受古越千山万壑的水流；山阴、会稽、萧山三县又没有尾闾排水，水不能排去就会成为滔天巨浸。因此前朝嘉靖十七年，绍兴知府成都汤公审察地势，在三江口修建闸门，北面临海门，专门负责泄水。闸高三丈三尺，直径长四十六丈，排列二十八个闸洞，用来对应周天列宿，并借此救济三县数百万亩民田。到现在相距约二百年，然而闸座仍巍然屹立，如长虹横贯天空，仿佛有神物在其中护持。各个闸洞、各根闸柱，没有丝毫倾斜，却忽然报告说将要坍塌，动辄说要改修，这真是狂妄之人。所以说不必修。既然不必修，也就不应修；但我又说一定不能修，是因为历来有损坏才有修缮，如今没有损坏却声称要修，不合于因旧制而改作，甚至要彻底改修。至于改修，更是万万不可。崇伯筑金堤，尚且不能随意改动；从来没有大禹开凿龙门、疏通积石山之后，还可以再改道重凿的道理。我过去在史馆见过汤公建闸的记载，明确载在《循吏传》中。汤公出生时，他的父亲布政公给他取名“绍恩”，仿佛注定要给我们绍兴施恩，这已经很奇异了。后来他任绍兴太守，晋谒禹庙时，山川林麓好像早已熟悉。因此当他修建闸门时，曾经凿开山根，呵斥海潮，铲除淤沙十余里，把江豚和水虫驱赶到下洋，然后砍伐巨石、运输大木，收集苖山的木材和羊山的石块，用来修门、制闩。至于梭礅、剡砫、牝牡榫接等处，都务求严密结合；又熬煮黏米，熔化金属、冶炼铁汁灌注其中。这样的神力究竟达到何等程度呢？如今却大言可以改修，这就像拆掉已经补好的天空，重新树立天柱，即使女娲复生，势必也做不到。万一主管官员出于急切为民之心而误听他人，或者偶然轻率行事，举动反而扰乱已经形成的局面，那么三县百姓受苦，谁来承担罪责？况且私下估算修缮费用，限定为一万三千五百余两。考察府志，汤公当年建闸只花费六千三百余两。即使汤公的神功本来难以估量，也没有修缮费用反而比最初建造增加一倍半的道理，所以我说一定不能修。反复商议之后，既然有不可行之处，也就可以断定了。既然停止彻底改修，又何必进行小修？他们提出的理由，不过是说闸底年代久远，难免有渗漏，这也是大错特错。按三江闸的作用，是负责泄水而不负责蓄水，应该通畅而不应该堵塞。因此闸门的利害，只在于削薄闸柱、削低门槛，以利水流奔泻；缝隙渗漏的害处并不在考虑之内。如今议论修缮，不能搜查缝隙，必定把它比作天堑的险要被蚂蚁的小缝损伤，虽然微小，却恐怕日积月累会妨害闸座。殊不知闸工研磨精密，凿石拼合，即使不能像天衣那样连一丝缝纹也没有，然而牝牡相合、彼此咬接，力量非常巨大。它们连接的地方，即使出现分离的痕迹，也不是千头牛能够拉开的。因此旧日开闭闸门的方法，只是在石牌上刻下五个字，把石牌立在水中；每当“可闭”二字露出，二十八个闸洞就依次落闸。然而闸板缝隙漏水，水流四处渗出，闸旁石头的裂缝也有水从中冲刷。与闸底的小缝相比，何止多十倍？但昼夜淋漓渗漏，最终也没有造成祸患，因为这种点滴渗漏原本不足以撼动如山如岳的闸座。何况缝隙在水底，内外两边的水相互抵持，水流不动，即使水势翻涌，也没有力量。即使以沙砾作底，水流也无法穿透疏松裂缝，底部仍然磊磈坚实，哪里会被穿出孔穴？即使有杞人之忧，也不值得担心。如果还不罢休，有人或许说旱灾难道没有危害吗？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历来久旱炎热的灾害，与水闸无关。何况闸底原来山阴有两座闸，麻溪上闸是用来救旱的，可以承接上游之水；三江下闸则只负责救涝。如果闸底能够看见，石牌上的字全部露出，内河龟裂，也不能把山川干涸归咎于这些石缝。所以闸旁父老说，闸本来有缝；然而自建闸以来约一百七十多年，从未有人因为闸底漏水伤害禾稼而造成旱灾。如今我只按眼前情况来说，筹议修缮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到现在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已经接近两年。

译就在这两年中，去年夏天旱，今年秋天涝；涝灾固然不必说，即使只谈旱灾，在呼号祈雨的时候，闸缝虽然没有露出水面，却距闸底不远。假如渗漏真足以造成祸患，那么不涂缝、不堵塞，怎么会不由涓涓细流逐渐积成大灾？然而两年中旱涝都很轻微，抬头低头一看便知道这与石缝无关；小小的渗漏根本没有必要修补，也不必顾虑，这是明白的证据。何况海口沙高，水流不能完全排出，只是苦于壅塞，不是苦于决口。民谣说：“三江咽，民口绝；三江豁，民口活。”如今用涂缝修补的方法，正与汤公铲沙、民谣所说的“苦咽”完全相反。再说涂缝没有益处，前朝曾捐资修缮，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近年姚姓官员捐资修补，据乡人相传，也曾用羊毛、石灰填抹各个石缝，但不到一个月，裂缝又像原来一样张开。前车之鉴足够明显了。因此我说：“这座闸不需要大修，也不需要小修。”这不是故意妄言，而是有事实可以验证。那么难道一定没有修它的人吗？回答说：“闸若坍塌，就修它。”我这样说，正是等待将来真正需要修缮的人，这一点可以断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既然不进行大修，也不进行改修，经过前任制府、藩司和按察司勘验明白，就应当早早搁置，不再议论。即使闸礅旁漏水，也已经有勘验结果，说闸座、闸礅都十分坚固，没有丝毫损坏。既然闸有漏水也没有祸害，何况根本没有损坏，又哪里会有漏水呢？这也是不必再议论的事情。然而从康熙四十七年至今五年，府主依据山阴县的详文，仍坚持认为闸底年代久远，难免有石缝，应当筑坝排水，使闸底露出，再涂抹缝隙作为修缮方法。于是制宪范公委婉地商议，仿照治理河道的办法，倡议逐洞轮流修缮：在闸洞附近打入排桩，用木板挡住并固定在水中，排干闸板内的水，查看闸底的缝隙，这样可以省力而功效加倍。然而他爱护百姓、心情急切，唯恐错过这次不修的机会，将来一定重新议论改修，反而损害民力，因此屡次督促，却始终没有结论。府主因循拖延，既不遵照执行，也不退回文书，只是修建房舍，过了几年仍未决定。我认为闸洞底部绝不会有石缝。闸本来依山而建，山足足以作为门槛，明明有石骨横贯水底。石骨哪里会有缝？即使闸洞分段砌筑，或另有削平的磐石承受闸板，也同样不可能有缝。假如说是直向的缝呢？那么黄泉并不是承受渗漏的地方；假如说是横向的缝，平整的石头也不可能出现横向石层横漏的道理。既然如此，仍然只能指向闸礅的石头。但闸礅没有损坏，宪司勘验已有明确证据。况且闸礅并不是闸底，所以闸底必定没有缝；即使有缝，也与闸座无关，应当直接报告大宪，不必烦劳顾虑。何况大宪提出的修法专门针对闸底石缝，既然闸底石缝无须担心，就可以稍稍缓办。而且其中也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宪司的办法不是说要在闸门上下贴着闸身，用排桩、木板打入水中作屏障吗？假如这里的水底像荆州、扬州一样是涂泥，可以打入楗竹，那么无论贴闸还是离闸，都能让桩板扎根站立。可是闸底山脚全是石骨，即使山脚不平整，也大多石多土少。石头不能承受木桩，木桩就不能竖立木板；木板不能插入泥土，便不能截断水流。如今这些桩板确实有无法插入土中的地方；即使离开闸身打桩可以避开山脚，沙中到处又有坚石，只要妨碍木板，就像拳头大的石头一样，都足以成为阻碍。何况地面粗砺坚硬，要查看闸底石缝，贴闸打桩终究无法避免。因此把桩板打入水中，反复衡量此地情形，确实有不相适合之处。所有这些利弊，主管执行的人应当采纳众议，直接陈明可行与不可行的理由；大宪公正无私，必定不会固执己见。如今却故意装作昏昧，姑且置之不理，直到今年秋雨连绵不断，内河水势漫涨。忽然山阴县关文送到，要求择日动工。已经估算费用一万多两，三县公摊应向萧山百姓征收三千多两，交给主管事务的人使用。县民大为惊恐，实在不知道这是上级官府发来的公文，还是府主新下的檄文。正要召集众人商议，代理县令却因别的事情无暇顾及，正在拖延之间，飓风突然大作，山谷震动。内河已经决口，海潮又从外面冲击，三县百姓的田地一百多万亩全都淹没在水底。虽然打开二十八个闸洞，使水全部泄出，也无济于事；水灾中幸赖江豚四处冲撞，萧山北海塘和山阴瓜沥塘全都被水冲垮。起初还是内水与外潮相持，后来潮水退去，泄水口已经扩大，于是内河的水也随之奔流而出。这样以后，百姓的田地才稍稍露出水面，房屋也没有受损。可见这些闸只负责排水，并不负责蓄水，只适合排去积水，绝不适合留住水；历来都有事实证明。假使当时没有两座塘堤决口，那么即使开凿二十八个闸洞，洞洞都拆裂，也丝毫没有用处。可是主管事务的人还想征收百姓一万两银钱，想把大海的波涛排干、使东洋的海底露出来，以窥探这径尺径寸的石缝。这就是我之所以大声疾呼的原因，虽然自身会招来许多怨恨责难，也不敢屈从。如今海塘还没有修筑，丈五河塘又已经决口，内水全都退去，势必还会有重新下令修闸的事情。因此我不顾病体，赶紧写成这篇议论，供后来主管此事的人参考。某日所议的某事。辨析、议定嘉靖年间大礼的议论。【这篇辨议是写给史馆的，文章载在《经集》卷中。另有一篇上呈总裁官的议论，文章载在《札子》卷中。这里不再收录。】何御史孝子祠主位复原的议论。【重建德惠祠、恢复二位何公原来主位的集议文章，载在本书录卷中，这里不再收录。】请求议定勋贤祠田产管理守护办法的公议【绍兴府全府乡绅会集稿】。

译杭州勋贤祠，是王阳明先生奉敕赐建的祠堂。祠堂在正阳门外玉龙山顶，旧址原是南齐天真禅院的废地，祠址沿用了那里，所以起初叫精舍，又叫天真书院。万历七年，朝廷大臣议论毁掉天下的精舍、书院，勋贤祠也在应毁之列。到了万历十二年，巡按御史范鸣谦和先生的门人侍郎黄绾上疏请求恢复祠堂，皇上答应了。这一年又下诏让王阳明从祀孔庙，并恢复祭祀他的祠堂；上疏恰好与此事相合，于是特意赐给祠额，命名为勋贤祠。并且规定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敕令杭州府长官、府佐以及两县官员到祠堂举行祭祀。只是担心上丁日祭祀孔庙，官员一定会因分身而委托代理，于是又改定在中丁日祭祀祠堂。相传先生去世以后，各地把他的祠堂祭祀与书院合在一起的，不下四百多所，其中一半属于官府祭祀，而这座祠堂是最为正式、隆重的祭典。先生的门人揭阳薛侃以行人身份出京，与邹侍郎守益、王参政臣等同门共同创建这座祠堂，原来置办了很多祠田，作为长久维持的办法。到这时，门人萧廪恰好巡抚两浙，又捐助经费，除建造祠堂以外，共置办祠田二百多亩，都刻石记载，历经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只是这座祠堂的志书已经残缺，管理守护的人也不能确定，只能姑且依照志书查考。大体上，祠堂中设置一名守祠僧，连同他的徒弟、仆人不超过三人；设立一名主教生，让他在这里讲学，并负责接待各地前来游学的宾客，还可以在其中收徒。但主教生本人只有一人，而由典祠校官统领。典祠校官，是钱塘学斋的训导师。明代的学斋不止一处，有时推举一名在职官员，借用典祠的名义；虽然本人不住在祠堂，却管理祠堂事务。于是祠田每年的租金都由典祠校官按照田亩收取，除缴纳正供以外，其余一概储存在祠中，并把数目报告给钱塘县长官，让他登记入册。然后把祠堂的经费规定为十项：一是国课，二是祭祀，三是修葺，四是礼宾，五是典籍，六是馆饩，七是典祠禄米，八是主教禄米，九是守僧禄米，十是优后路费。凡是这十项经费需要支出时，守祠僧便呈报典籍官，领取钱物办理使用。如果遇到祭祀，就在祭祀前几天，由守祠僧禀请典祠校官领取定额银若干：一部分送给钱塘县负责供应办理官祭，另一部分留在本祠供办私祭。主教生负责核实登记，其他各项也都如此。当时先生只有一个儿子承袭爵位，没有空闲守护祠堂；况且他家虽然贫穷，但爵位所带来的荫禄和禄米每年也收入二千石，不必觊觎祠堂的禄米。而且经费制度规定得很严格，即使是优后路费一项，遇到子孙渡江来助祭，也只允许发给二两路费。至于所说王氏子孙不得干预，虽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依据，但他们本来也不必干预祠堂事务。只是时移事易，屡经变迁，在 改朝换代之初，袭爵的王先通已经家道衰败、本人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王业耀，又远戍塞外。祠堂里的僧人虽然还和从前一样，但典祠、主教都已经不再设置，祠中的田产也有一半被侵占，从前的祠堂管理格局到此完全改变。到了顺治八年，王先通的从弟王先遴开始承袭爵位，渡江来清理祠堂事务。当时还有守祠僧住在祠中，所以王先遴虽然属于本族嫡支，仍然借住在他族甥黑桥头郑斌然家中。无奈先遴孤身一人，而郑斌然父子一向被称为阴险狡诈，又精于舞文弄墨，于是毁掉、藏匿祠志，暗中勾结佃户金汝梅、雷声一等人，隐瞒田产、虚构租佃，瓜分祠产。后来又借协理事务的名义，父子一同改姓王氏，父亲叫王贻元，儿子叫王谋焜。顺治十五年，他们向钱塘县慕公请求，县里奉上级批文说：‘所有田租除去正供之外，全部归守祠使用，用于祭祀和修葺。’于是他们竟废除了守祠僧，而郑氏之子俨然成为守祠人，充任典祠，管理祠堂事务，祠堂的管理格局到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康熙八年，袭爵王先通的儿子王业耀在塞外戍守，因恩赦得以回乡，寄居在祠堂之间。真正的嫡系后裔反而与郑氏父子颠倒了主客关系，成了客人，不能掌握事务，而且没有一个人帮助他，只能睁眼看着，毫无办法。于是有萧山人王士雄，今天的诉状中称为王士荣，他在杭州刻字时得到一本旧祠志，查出了事情的根由，便与王业耀秘密谋划恢复祠堂旧制，却仍然隐忍不立即发作，拖延到康熙三十三年。正值绍兴府李公调任杭州，他一向知道这件事，才依据诉状详细批示说：‘王谋焜既不是文成公的嫡系后裔，却冒充祠生，侵吞祠产，以致先贤祠宇荒废在草莽之中，应当责令逐出祠堂。’至于他的佃户金汝梅等人所租占的田地，应限期严加追查，归还祠堂；但他们强行抗拒、占据不还。到了康熙三十九年，王业耀于是指名向钱塘县王公、府主石公、臬宪于公、学宪姜公申诉，请他们依法追究催缴，这才稍稍清还了一些。又拖到康熙四十一年，王业耀去世，他的孤子王贻枢把祠户收归管理。虽然十成田产只追回六七成，但祠堂的管理局面到此才稍稍稳定。没想到杭州乡绅何、包两位先生联合祠堂附近几十名士民，一起起来攻击王氏，不许王氏守护祠堂，接连向府、县、学师、学宪告状。他们这样毅然兴师动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看他们的措辞，却有许多非常可疑之处。据他们说，旧志记载王氏子孙不得干预收掌。查考旧志，根本没有这句话。有人说，志书原有‘中离子云薛王二氏无预田事’一句，大概是指薛侃、王臣，并不是指勋贤王氏。我认为这句话有无并不值得深究；即使真有这句话，也只是前朝的规定，而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历来的典章制度沿革，往往都与时代有关。前朝的祠堂制度从万历十二年起，到崇祯十七年止，共六十一年。那时有守祠僧，有主教生，又设置典祠一官负责管理，所以子孙不得干预。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

译自开国以来，从顺治三年起到现在康熙五十年，共六十五年。既没有典祠官，也没有主教生，连守祠僧也不再设置。子孙不来收掌，谁来收掌？然而祠堂已经由王先遴开始收掌六十年，后来是王贻元、王谋焜，再后来是王业耀及其子王贻枢。王氏收掌总共已经更换五个人，却还说不许王氏干预收掌，这是什么说法？何况这五个收掌者之间，还有必须分辨的地方。前后五个人中，只有王业耀、王贻枢是袭爵的嫡系后裔，王先遴是旁支，其余就是外姓人和佃户。王先遴收掌七年，外姓人和佃户收掌五十六年，嫡系后裔王贻枢收掌只有九年。附近祠堂的绅士儒生有意清理祠务，却在五十六年间亲眼看见外姓佃户分割侵占田产，默默不说一句话；偏偏在嫡系后裔王业耀、王贻枢父子刚要领取祠米时，便突然想起来扼住他们的喉咙。这是为什么对真正的王氏如此苛刻，却偏偏厚待外姓佃户？这是第一件可疑之处。又说祠田应当让良民向官府承租，每亩缴租四钱。按这片祠田是勋贤门人共同出钱私买的民田，并不是官田官地，哪里是任何人都可以承租的呢？况且祠志明明说祠田若干、每年收入租金若干；所谓年收入，是收入祠堂，不是收入官府。而且租金有时收米，有时收银，并不是全都收银。何况按亩征租自有通常制度，十分取一或十分取九，相差并不大。我实在不知道所谓官租四钱的说法出自哪本书、依据哪项典制、始于哪一代哪一年哪条规定。再查他们其他的诉词，又说学田每亩纳租四钱；不论民田的田主，和学田都不可相提并论。即使遍查学田的租额，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说法一旦实行，就会变成田主从田租二十份中取四份，而佃户反而得到二十份中的十六份，势必还要把这四份全部归给所谓良民才肯罢休。这是第二件可疑之处。又说王氏剥削佃户，每亩收租米一石，私自制作大斗，比官斛多一斗；原田十份才算一亩，王氏出租时只把八份算作一亩；还强迫租户拆卖房屋，甚至卖掉妻子儿女来偿还旧租。这样看来，荒唐到了极点。历来每亩收一石，这是征租的通常标准；即使祠志中标明字号的田地，也多规定为这样的数额。大体上，斗稍大时收一石，稍小时收九斗，只有一石才是平常的赋额。从来没有每亩收租一石，九年之间就发展到拆房卖人的地步。这种告讦是在故意煽动恶劣情形，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人应当说的话。况且田主和佃户的关系如同交易，双方都必须情愿；如果不满意，何难辞去、不再承佃？可是他们竟然留恋九年，直到无处栖身、骨肉离散，还不肯离开，这不合情理。又说王氏私造大斗，我无法知道真假；如果说是减少田地丈量的尺寸，那么祠田的界址和亩数都已经刻定在册，哪里还能增减？比如祠志记载松关内的田二十七亩一分，难道可以减去一分吗？坊前圩田四亩九分，难道可以增加一分吗？这就是不用争辩的事实，是第三件可疑之处。至于他们的大标题，则说是要驱逐王士荣、清理勋贤祠的支派。其实清理支派和议定管理守护，本来是两回事：清理支派，是帮助王氏的事；议定管理守护，却是攻击王氏的事。如今想议定管理守护，使王氏子孙不得守祠、管理田产，诉词却又说‘刻匠冒充后裔，占据产业，侵蚀租金’，这是以占据产业攻击王贻枢，又借冒充后裔来攻击他，反而像是在帮助王贻枢、挽救勋贤祠，真是善于谋划进攻。王业耀有王士荣，就像王先遴有郑斌然一样。王氏孤苦不幸，两次都借助外人相帮，确实令人痛心。但郑氏的篡夺已经成功，占佃也已很久；王士荣却是在夺回被篡夺的事务、清理被占的佃户，有功而无罪，而且他本人并不住在祠堂，所有祠务都归王贻枢管理，这与郑氏完全相反。如果一定要妥善处理后续事务，不过是请求各位公祖父母禁止他们管理祠务，以杜绝将来的问题，其他方面都不必忧虑。如今诸位对王士荣却一定要攻击讨伐，仿佛要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对郑氏反而加以引进，说勋贤祠生王贻元、王谋焜一向知道王士荣冒充后裔，可以让他们作证，好像王士荣清理被侵占的田产、佃户而深受他们憎恨，王贻元、王谋焜却因为联合佃户共同侵占，反而巧妙借机被引荐进来。张留侯始终替佃户说话，这是第四件可疑之处。而且王贻元、王谋焜本来是勋贤祠的仇人，根本不应当引进他们。据王谋焜的申诉状说，他因为自己不是王氏，必定要把王氏消灭才罢休；开头责怪王先通、王业耀不知天命，仿佛先通死有余辜，业耀也不应当获赦回乡；接着又说王士荣淫秽闺门。但王士荣自有妻子儿女，另住在别处；王贻枢兄弟却是孤儿，年幼贫穷，不能娶妻，哪里来的淫秽之事，最终又请求把勋贤祠改为万寿亭。天下都是王土，如果果真要建亭，什么地方不可以？可是堂堂 天子威严赫赫，万寿无疆，竟无缘无故拿这座残破祠堂、废寺中的一根椽木来充当祝颂嵩山之寿的礼物，天下没有比这更不敬的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罪行应当诛杀；而他们身为士大夫，反而引荐此人，让他递交诉状，这是第五件可疑之处。而且即使那些佃户，也不应当引荐。此前奸佃金汝梅等人强占祠田约五十年，经过历任公祖父母多次竭力追索，才归还十七份；如今创伤还没有平复，多年来又依靠租金打官司却无从申救，忽然又把他们引进来让他们递交诉状，试问这种举动究竟是为了勋贤祠，还是为了奸佃？上有苍天，下有伯夷、叔齐，人如果有良心，也应该自行反省。如今又把从前奸佃旧案中有名的八个人，如金汝梅、雷声一等，与拖欠租金、正在官府诉讼的新佃户十一人，如华茂、高王廷爵等，全部聚集起来。他们即使没有绅士官员带头任凭他们驱逐，也足以横行天下，而诸位又把他们引进来，这是第六件可疑之处。这六件可疑之处，总归为一个道理：道理一旦成立，情理和法理也就同时成立。现在所争的，不过是为勋贤祠的田产确定管理守护之人罢了。如果从情理说，把勋贤门人置办的勋贤祠田产，抓住一个过路人问他：‘这是勋贤的产业，应当归勋贤的后人守护吗？’他一定会说：‘应当归勋贤后人。’又问：‘这是王氏的祠堂，应当由王氏子孙守护，还是由外姓人守护？’他也一定会说：‘应当由王氏子孙守护。’这就是情理。若从道理判断，先前李公的判词说过：‘道理因情理而产生，事情因时代而变化。从前祠务兴盛时，有典祠官、守祠僧、主教生，还有各地来求学的贤士大夫；如今这些人都没有了，只剩下这支王氏后裔，在春秋霜露之时略微表达木本水源的感情，按道理说，这是最切合情理的；还要说他们不适合担任此事，实在毫无道理。’仁厚之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这不只是勋贤子孙应当世世代代铭刻在心，即使后来的贤者再次裁断，又有谁会改变这个结论？如今有幸大宪诸位公祖父母都是人伦的主宰、名教的宗师，群贤如星聚集在这一方；勋贤祠的存废，今日就决定于此。只愿诸位大人明察，仰体前代贤哲，俯怜孤苦后裔，审定管理守护之人，并且召集佃户收取租金，确立一项长久不坏的良法，永远刻在碑碣上流传。这样勋贤幸甚，名教幸甚。我们忝列绅士末席，斗胆直言而毫不隐瞒，陈述这一点末议，面对议论不胜惶恐。

译还是其他人吗？”一定会回答：“是勋贤的后人。”又问道：“这是王氏的祠堂，应当由王氏子孙守护它吗？还是由别姓的人守护？”也一定会回答：“王氏子孙。”这是人情。如今按照道理来裁断，那么此前李公的判词说：“道理因人情而产生，事情会随着时代而不同。从前祠堂事务正盛的时候，有掌管祠祀的官员，有守护祠堂的僧人，有主持教诲的人，还有从四方前来求学的贤士大夫；如今这些人都没有了，只剩下这‘防防裔孙’在春秋、霜露之时，稍稍表达这种木有根、水有源的感念。用道理衡量，这是最为切合适宜的；却还说这不是他们的职责，实在是毫无道理。”说得好啊，这正是仁人的话！这不只是勋贤的子孙应当世世代代铭刻在心，即使后来贤者再作裁断，又有谁会改变这一说法呢？如今幸逢大宪、大公祖父母，都是人伦的主宰、名教的宗师，群贤如星般聚集在一方；勋贤祠堂的存废，就决定于今日。只愿大人明察，向上体察前代贤哲，向下怜悯孤单的后裔，审慎确定守护祠堂的规制，并且为此召集佃户、收取租税，建立一项长久不坏的良法，使之永远刻传在碑碣上。勋贤幸甚，名教幸甚。我们等人愧居士绅之末，冒昧直言而不敢隐瞒，陈述这一最后的意见，临到议论此事时实在惶恐不安。《西河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九。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论治理杭州火灾。杭州火灾很多，每年必定发生几次，每次发生都延烧数里，而且有人冲入火中而死。我租住杭州前一年，听说从盐桥到羊市，纵横十多里，房屋约有六万多间，死了若干人。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焦烂的景象至今还在眼前。没过几年，从孩儿巷到菜市东街，又与此前大致相同。我租住的房屋，已经亲眼看见陷入烟火之中；其他地方则时而发生、时而熄灭，数也数不清。询问当地居民，即使是中年人，也一定回答说：‘我这一生已经遇到好几次了。’其中最幸运、最值得庆幸的人，也一定竖起一根手指说：‘惭愧，已经遇到一次了。’从来没有人说自己一次也没遇到过。不久前，黄中堂家的门楼偶然失火，五个人同时死亡，被困在楼上无法下来。过了一天，藩司东街又延烧了一里多，烧毁了几百家。又过了一天，太平门外忽然烟火遮天，不知道最终烧到哪里。如今褚堂上下又烈火熊熊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天象造成的。前汉《天文志》说，吴越的分野在戌位；太初历法认为太岁运行到戌，位于房宿、心宿之间。心宿属火。又说吴楚的疆域，观察荧惑星可以占验；有鸟衔着荧惑，火宿而鸟衔，属于南方鹑火的起首。所有这些说法，都主张会多发火灾，但我偏偏说不是这样。既然说的是吴楚、吴越，就应当涉及楚、越两地。楚国疆域横跨荆州、扬州之间，东南方的百越远至岭南边界，从来不曾只限于吴郡一地。即使只说吴郡，南到富春，北越江淮，地域也十分广大；如今却偏偏把杭州一城当作全部应验之地，这说得通吗？有人说：这是地理造成的。郡城南面的凤凰山蜿蜒向南耸立，南方属于离卦方位，以离方之龙冲入城中，怎么会没有火灾呢？然而也不是这样。我曾考察浙江河流两岸，从新安以南、太末以东，凡是山地县城，大多有离龙从南方起势，抵达治所，却从未听说因此发生灾害。况且这座凤凰山并不是离龙。它在正阳门西面、清波门南面；按卦位说属于西南方的坤土，按大衍五行说属于天九成金的坤金土。金龙、土龙都不是离龙，所以郡城西南有鲍郎山土龙进入城中，县城正西又有西山金龙横冲右侧，也从未造成妨碍。这样一来，也就无从归咎了。有人主张开辟防火巷，说从前每条街必定有防火巷横截其间，如今多被民间侵占租用，以致堵塞，火灾频繁确实是由此造成的。那么试想，防火巷再宽，能比大街宽吗？大街宽六丈多，尚且不能截断火势，却说几尺宽的巷子能够截火吗？况且火势的燃烧和熄灭，完全不取决于街道多少、巷子宽窄。苏州阊门、扬州埂子，只有一条街，两边相隔甚至伸手可接，却自古没有火灾，这又是什么原因？还有人把责任归咎于六井没有开通，说唐代李泌任刺史时，特意开凿六口大井，是为了取水救火。如今六井长久堵塞，无法取水灌救；可是杭州城如此宽广绵延，六口井也必定不可能救济全城。况且家家都有井绳和水桶，不能迅速提水；即使从前主管官员下令每家门前储存一缸水，也不过是用车载柴薪、拿杯水去救火，完全没有用处。甚至西洋水车把水喷洒到空中，也赶不上火势，反而使车轮、盆盎堵塞道路；区区六处水洼，又能有什么用呢？如果说水可以压制火，那么西湖这样一大片水连接全城首尾，又有三座城门引入水气、一座水闸贯通水流，尚且不能压制火势，却说六口井能够压火，这只是妇孺之言。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火灾不会自行发生，一定有导致它发生的原因。我曾怀疑失火的塘报，各省都没有，唯独杭州城屡次出现。把塘报文字拿来比较，只有湖州的汉口偶尔有报告说延烧到几千家；那么杭州的房屋和汉口的房屋一定与其他地方不同。仔细查考两地，汉口专门使用竹材，杭州则竹木兼用。从地基到梁、檩、栋、柱、檐、廊，没有一样不是木头；而且用木头做墙障，用竹子做瓦席和夹壁。凡是门窗之间，窗户用木格，半墙承托窗户，又用木板和竹子夹在中间。有人用竹篱防护窗户，用篱笆防护墙壁，层层包裹装饰，不是竹子就是木头。并且单层房屋少，重叠楼屋多；两层架格还要在轩宇之上接出木柱，名叫晒台。计算一间房所用的材料，属于砖瓦陶土工程的，只有几片瓦而已。市区店铺、楼阁之间，又多连接飞檐、桥梁和巷门，每条通道都有楼阁重叠排列，鳞次栉比，完全没有缝隙。全城灯火、百万家炊烟，本来就足以像沃焦山、郁收穴那样形成巨大火势；再加上上下四周全是竹木，等于已经把自己埋在烈火坑中。何况商贩经营，多靠烧饭、蒸煮、熏焙、烧烤为生。贫民白天辛苦奔波，往往还要在夜里做各种活计，纺织、冶炼金锡，整夜不睡。再加上民俗崇尚苟且偷安，大多把火放在箕笼中，拿竹架遮护灯火；天气热就燃烧驱蚊烟，天气冷就烘烤草席，无非都使用硝石和木炭。何况民俗又崇信佛、道，乡里合伙举行礼斗，搭棚诵经，焚香烧烛，通宵达旦【这种风气尤其应由主管官员严加禁止革除】，哪一样不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呢？考察《春秋》中宋国、郑国的火灾，梓慎说：‘木就是火。’宋国是太皞的故墟，郑国是祝融的故墟，都是火神活动的地方。太皞以木德称王，祝融以火德称王，而都称为火的居处，这是因为木材正是火产生的根源。因此震卦本属木，并不属火，但一旦与离卦结合，便是震雷生离火，而离火反而足以灭震雷。比如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秦伯却攻打晋国，反而在韩原俘获晋侯。当时晋国史官占卜，说是‘归妹之暌’，由雷泽卦变成火泽卦，代表雷、火，也代表嬴姓战胜姬姓。震卦本来是木质，却兼具雷火的性质，虽然能够生火，反而又被火毁灭。晋国虽然嫁出女儿，却反而因此使女儿危害了自己的母家。这明确说明，木材必然会招来火灾。

译因此，治理火灾的方法，先要考虑能否接近，再考虑如何扑灭。所谓接近，就是朝着火势靠近；所谓扑灭，就是用扑打使火熄灭。只有能够接近，才可以扑灭；否则连靠近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扑灭？所以盘庚迁都殷时说：‘如果火在原野上燃烧，虽然不能靠近，还是可以扑灭。’这是说原野的草火，火势低小，即使不能靠近，仍然可以徒手扑灭。若房屋火势向上燃烧，《五行志》说：‘等到大火蔓延成灾，烧毁宗庙、宫室，即使兴师动众也不能救。’这是因为宫室、宗庙多用木材装饰，一旦向上燃烧，木火难以接近，必然无法救治。大概普通的火没有威势，木材引发的火却有威势。冶炼工匠聚集火焰铸造金属，使用木材烧成的炭，而不用木头本身，因此即使金铁熔化，工匠也可以靠近它。为什么呢？因为火没有威势。祝祷时在庭院焚烧明币，纸钱、锡锭都可以用手拨弄接触。焚烧灵座【杭州习俗把神主牌位藏在木室中，在寝室祭祀三年，称作灵座，这很符合古礼中把神主安置在寝室的意思】时，因为木头没有防护，然而人在一丈几尺之外环绕，也不敢向前。为什么呢？因为火势已经显现威力。如今木材燃烧的火势蔓延到房屋，威力已经达到极点，连靠近都做不到，却想伸手伸脚去扑救，就困难了。而且街市房屋连绵不断，左边房屋还没有烧尽，右边房屋已经着火；木材内部的火因外部受热而灼烧内部，往往火还没有烧到，木头已经先冒烟了，这是外火和内火互相煎熬的结果。这样火势就会漫无止境。所以《春秋》有时记载‘灾’，有时记载‘火’。记载‘凌室灾’，是天灾；‘凌室’本来是冰室，竟然也会有火，这就是所谓天灾。记载‘成周宣榭火’，则是人为之火。凡是有木材的建筑才称作‘榭’，这一点《尔雅》已经说得很明白；既然说是有木材的建筑，还想让它不发生火灾，可能吗？这就是人为之火。因此《左传》说：‘天火叫作灾，人火叫作火。’那么杭州的火灾，就是人为之火了。至于砖瓦房就不是这样。古代建造房屋，多用陶土砖瓦来防护、包覆木材；除去栋梁椽桷以外，都取砖瓦涂抹附着在木材外面。《考工记》称为瓦屋，如今称为砖房。凡宫室的墙壁、屏障以及庭院道路、堂基，没有不用砖土的。比如《梓材》说：‘已经辛勤修筑墙垣，只需给它涂土、盖茅。’这是说把草和土合在一起涂抹，所以外墙不用木头。《仪礼》说‘士到寝室，居于北墙之下’，注释说：‘土墙叫作墉’，所以内墙也不用木头。《庄子》说‘凿坏而遁’，坏就是土墙，所以房屋墙壁不用木头。《毛诗》说‘中唐有甓’，是说用砖铺筑中庭，所以庭院道路不用木头。《广雅》说‘堂以堙壂’，《唐史》说北防用花砖铺地，都是说堂基，所以堂基不用木头。《说文》说屏障叫作坫，《礼记》说反坫在两楹之间，是说用砖土作屏障、用土作楹台，所以屏障和楹台都不用木头。《左传》说‘圬人按时涂饰馆舍宫室’；馆舍、宫室需要按时修葺的地方很多，却只告诫不要停止涂抹修整，而不告诫不要砍木，这说明土材胜过木材已经很久了。因此寝庙收藏神主牌位时，连钉、柱也一并去掉。春秋时称作宗祏，就是石室。太史收藏典籍时，连梁、檩、椽、栋也一并去掉。周礼序称它为岩屋，就是石室。至于《毛诗》的‘缩版以载’，说的是用木板夹筑土墙，并不是使用木板建屋。《秦风》的‘在其板屋’，是说西戎地区寒冷，瓦片容易冻裂，所以有时用木板代替瓦片；并不是说中原的房屋可以用木板来做墙壁。大概中国房屋的制度，四海大体相同；北方的土屋、南方的砖瓦房，都足以防御火灾，其他不必详论。就拿我的郡来说，凡是造房屋的，用双层砖砌墙，用单层砖砌壁，用厚砖作堂基，用薄砖作铺垫。一间房里，只有栋梁、椽子、柱子是木头，其他都是砖瓦。即使偶然失火，栋梁夹在墙中，柱子夹在壁中，梁与椽子又分别夹在瓦片和铺垫中。凡是木火蔓延所到之处，砖瓦、灰土都足以抵挡，火势便不能形成。火势不能形成，救火的人就可以靠近；救火的人能够靠近，这间房的火就不能灼热另一间房的木材。即使任凭它自行焚烧，也不过烧掉几间房而已。古人说：‘雨衣容易漏水，换成瓦就不漏。’如今木屋容易着火，换成砖瓦就不着火。这难道不是道理极其明白、事情极易看懂吗？我曾记得自己住在乡里时，灶门失火；当地习俗用草代替柴薪，本来很容易蔓延，而且掌管烧饭的又是年幼的婢女。后来草灰烧尽，房屋却安然无恙，因为灶门朝向屋角，正面和侧面两边都是砖墙，被烧坏的只有椽子和柱子。砖瓦房可以依靠到这种程度。然而习俗沿袭已久，普通人习惯于旧规矩，害怕更改。即使有一两个有见识的人，痛下决心想改建，稍微懂得寻求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会因为人少而敌不过众人。一间房的砖，不能抵抗万间房的木材。因此必须借助主管官员的强大力量，关心百姓疾苦，用各种办法严格推行。已经建成的房屋暂且不论；今后凡是刚遭受火灾的地方，都必须大张旗鼓地发布告示，并命令该图、里总一律购买砖块，同时招请绍兴工匠，另行制造砖瓦。不得因循旧习、私自使用竹木，违者按违法处理，并拆掉他所建的房屋。这样逐渐改变，或许能够收到防火效果。开河这样的大工程，修筑万雉长的城墙，在其中建造二十座台城，难道是小工程吗？可是此前赵大中丞毅然实行，官府没有浪费钱财，百姓也没有受到骚扰。两条河、十座水门，台地高而水深，直到今天，远望的人还说：‘这是赵公城。’在其中游水的人还说：‘这是赵公河。’如果主管官员真正把它放在心上，深入分析利害，那么只要一开口，不必兴办工程，不必征敛钱财，不必征发民力，就能借助威严来防止灾害、使恩泽遍及百姓；这样的恩惠已经可以流传千秋、泽及万户，又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呢？

译阻止这件事的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砖瓦昂贵，竹木便宜。杭州房屋的外墙全用土筑，夯实地基、埋石、挑土、盖瓦，材料费用已经不少，唯一特别缺少的只是砖瓦。况且每天聚集许多人，一人领唱、众人应和，‘邪许’之声不断。计算材料和工价，每纵横一寻一丈，费用大约不下十多金。如果用砖砌一丈高的墙，用空斗法再加上一丈砖墙，三百块砖还不到一金；而且土工做一次就可以筑成几丈墙，工价只要几分。价值十金的墙，用一金多和几分就能完成，究竟什么贵、什么便宜？至于墙壁，单砖侧着叠砌，一寻一丈的砖钱必定不如同样大小的木板昂贵。如果舍弃木板而用竹子，那么竹、木、土、灰四种材料都要使用。杭州的土全都高价出售，削筑、涂抹等工种又一起进行，恐怕材料和工价未必比砖瓦便宜。房屋一旦焚烧，家产千百都化为灰烬，即使花十倍费用，也应当痛下决心清除旧弊、改换材料，作为百年防火的良策。何况计算工价，砌墙确实很省，砌壁也不费钱。即使说开头确实困难，采办材料不能及时完成，或者不能一下子聚齐各种东西，但商人逐利如骛，只要稍微有一点利润，材料自然会很快运来。何况砖瓦陶土大多从过江的湘湖运来，嘉兴、湖州两府也有陶窑。如果能够使用这些材料，砖瓦就会纷纷从四面运来，到时将会看见草桥、螺蛳、太平、艮山四座城门外堆积如丘山。物资充足了价格就会便宜，哪里只是容易办理而已呢？第二种说法是：杭州寸土如金，街市密集，竹木占地少，而砖瓦占地多。这也不对。土墙高大的，墙基大约占三四尺，否则也占一二尺；砖墙高大的只占四五寸，否则也只占三四寸。板壁和砖壁都以寸为单位，彼此相差不远。竹壁要用木钉编竹，再夹上泥灰，总共需要一寸；两面土灰合起来又是一寸，共两寸；砖墙则用一寸厚的砖块侧着叠起来，只占一寸，没有额外增加。那么论占地，也没有比砖瓦更少的了。因此遭灾的地方必须改建砖瓦房，然后逐步按次序慢慢推行，最终一定要使全城都改成砖瓦房才罢休。这本来就是挽救时弊的良策，稍有见识的人一定不会把它当作空谈。然而没有遭灾的房屋，也应当商议救护办法。大体上杭州人多租房居住，房屋不是自己的，连屋中的器物也没有多少价值；不幸失火时，能逃出自身就算了，因此他们不觉得痛痒；偶尔有住自己房屋的人，又往往因循懈怠而忽视防火。所以防救办法第一项是遵守火灾巡查令，先设立三十家牌，每牌中的各户轮流担任值首，每人值守十天；每天早晚，值班者到各家，呼喊说：‘请查火。’ 等到这家查看一遍后，住户回答：‘查完了。’然后再到第二家，也照这样办理。办法是制作一面牌子，横向列出三十家，纵向列出三十天，纵横划线形成格子；每查完一家，就在该家对应的日期格中盖上朱红圆圈，以便日后作为追究火灾责任、处罚的凭据。如果不幸失火，杭州城中有很多游手闲人，他们趁机喧闹聚集，名义上说是救火，实际上是在抢劫火场。如今旗丁又很多，马蹄一踏，地面就已经被踩烂。因此第二项救火办法是截断火巷：每三十家合置两根大木，先在街巷两头横向拦截。里总报告附近官府，官府立即派差役在两头竖立两面牌子，只允许里面的人出去，不许外面的人进入。外来者一律按抢劫火场治罪，允许守关的人拿大棍殴打他们；在此过程中死伤的，一概不追究。至于从里面出去的人，各发给一根筹，验明他们是运送财物的。若有亲属前来请求进入运送财物，允许持筹的人带领他验明身份后进入。若有救火队伍前来，就预先制作标识，例如盐桥、仙林桥各坊的义民平素有册籍，可允许他们把坊名写在灯上、称竿上举着；连同所携带的钩镰、绳索、救火器械，也要依次验明后进入，不要让场面混乱，这才是要领。至于救火的方法，《春秋》中本来就有准备盛水器具、蓄积水泽等措施，但这些在此地都没有用，只有‘拆除小屋、涂抹大屋’六个字最为切实。大体上木材起火很难靠近扑灭，既不能挖沟引水、少量浇灌，又必定无法接近，所以拆屋是第一等的好办法。要根据火势大小，决定拆除范围的远近，远处超过多少丈、近处超过多少丈，都必须由官府预先规定标准，一律执行。规定必须拆就一定要拆，不许阻挡；阻挡者按违法论处。事情结束后，再由一里以内保全下来的各家，按照距离远近筹集不同数额的钱，补偿被拆房屋的主人，不得偏颇。遇到大屋，就用水泥涂抹，用防水布、帷幔包覆。杭州习俗是房屋越大，墙壁越高，可以用来阻挡火势；否则也要拆掉，以等待重新建造，这样最为稳妥。不过大屋一定属于富户，筹款补偿的事情可以不必实行。这样第三项就是‘拆除防火房屋’，救火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至于第四项，就是说：‘严格执行火灾处罚。’历来引起火灾的人叫作火头，处罚非常重。如今既然设置了巡查令，就必须查明起火的是哪一牌、哪一户，谁巡查过、谁作过回答。没有巡查吗？罪责就在巡查者；已经回答过却没有防备吗？罪责就在回答者。虽然不至于判死罪，但一定要重重惩罚，以警戒后来的人。考察明代末年的火头处罚，是给犯人脖子套上枷锁，游行经过十座城门，然后由县解送到府，再解送到道、司，直到抚院为止。每经过一个衙门，必定责打二十棍，作为常例，确实处罚得很重。如今处罚是否仍应照旧，未必一定如此；但处罚严厉却是必然的。《西河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