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五十三

译《江皋草堂应试文》序 我避居以前，曾在会稽姜京兆家中授徒一年，共七人，其中考中五人：希辂【丁巳】、兆熊【癸酉】、兆骅【丙子】、之琦【壬子、壬戌】、公铨【丁巳】，都是姜姓。第二年我在萧山授徒，只满八个月，共九人，其中考中者也有五人：张燧【丁卯、庚辰】、李日燿、李日焜【壬子】、远宗【丁巳】、文【戊午】，后两人是兄长的儿子和孙子。突然这样说来，岂不是很兴盛吗？然而不能把这归功于我，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当年就考中的。假如不是当年考中，那么蒙学弟子在乡塾中，难道没有考中的人吗？哪里敢说他们考中是因为蒙师呢？江皋草堂却不是这样。草堂只有一位先生，在其中聚集学生；草堂虽然宽大，也不过十多人。然而当年参加童试，辰年考中三人，巳年则考中七人；而且诸生在录取名次中列第一，以及督抚、藩臬、府县的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不可胜数。小试实际上很难；一座府城的学生以万计，像草堂这样的学舍应当有上千所；至于童试，学生还没有登记定籍，四方的人纷纷前来，能够凭一座草堂同众多学校争先并得到这样多的拔擢，那么其中学业的精深、督促的勤勉、先生的启发诱导以及学生的自我激励，都是无法估量的。有人说：“先生善于考课文章，每次考课都像考试一样，必定端坐亲自到场，按甲乙等第张榜，所以学生知道该受惩罚还是该受劝勉。”但我回想起小时候跟随伯父在任氏山庄学习时，学生很多，敲钟集合用饭，也以考课文章比作考试，把姓名写在厅堂中；那一年是崇祯丁丑，只有我一人考中童试，其他人都没有考中。这样看来，先生的教育方法确实不同。因此说：河汾门下有许多开国名臣，苏湖学徒都由此成为经术醇厚的儒者，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而不是当年立即显现的效果。草堂却不是这样。草堂的若干学生，姓名都载在试帖中，只是我无法一一列举。先生是谁？是仁和人何泗音。《翠柏集》序 《翠柏集》，是许夫子的儿子巨山先生所作的诗。许夫子有盖世的才华，任副相、行省，开府于中州，最终却死在任上。当时继承许夫子的人已经有人，但相距遥远，不知道传承许夫子学问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我回到故乡，四方来访的人纷纷称赞巨山，说他的文章超出时流，得到许夫子的一部分真传；我因为年老租居杭州，听到这些话很高兴。但四处望去茫茫无际，不能同他见上一面，惆怅了很久。康熙辛巳年，我在秋季渡江去查看西陵墓田，有人把写有爵位籍里的名刺投给我，我惊讶地说：“是巨山吗？”急忙掉转船头来到杭州，在旅亭拜见巨山。他昂昂然如骏马出林，意气凌厉，慷慨讲述先人的事迹，俨然像我的许夫子就在面前；他的咳唾顾盼之间，我不知不觉眼泪流下，膝盖也软了。人生受到感恩的事情何其多，避难在外多年，接受他人衣食供养、承受他人容色笑语的人一定比一般人更有感触；然而没有谁像我的许夫子这样令我感恩深切。回望相见的时间有多少呢？匆匆一别，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屈指算来，巨山那时不过处在童年，我若没有早亡，便会一直在昏暗中老去，哪里还能像今天这样亲眼见到我的巨山，同他面对面叙说旧事呢？这样说来，大德虽然没有得到报答，但还有人能够用口述说它，也不能说深厚的恩德不在人间。巨山临行前，拿出他近年所作的诗，托我评论裁定。评论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安的贵交相隔千里寄示诗作，必定借助过分的赞美来为他张扬；可是贵交中有谁比得上我的巨山呢？另一种是心中所爱却无法充分表达，必定借助赞誉来迎合他；可是值得迎合的爱好，又有谁比得上我的巨山呢？如今我进而评论他的诗，不仅不迎合、不夸饰，反而细致核验；无论篇章结构的高妙、学问根基的丰富，还是意旨的精纯、博大、明朗，都足以一扫宋元以来的近世陋习，不苟且趋附，不随意依附。仅凭这几篇诗，便知道他得到许夫子的学问很深。唉！贤者必有后代，许夫子可以说后继有人了。只是诗集题作“翠柏”，许夫子没有固定家业，过去常以官署为家，又哪里曾有一根树枝可以命名呢？但巨山追述祖先的德业，说祖先在前朝有人跟随高皇帝奋起，以军功授辽阳左卫世袭都指挥使，随从五河向东迁徙，于是成为辽东的巨族；改朝换代以来，又重新跟随 龙氏兴起，向南开拓百蛮之地，保有世业并且日益壮大。因此他不忘故乡，仍以“翠柏”为诗集命名。故旧不忘本，大概就是这样。翠柏，是先人居住的山。

译《东皋二图》序 钱唐有三位以行医为业的名士：一位是陆景宣，一位是沈谦，另一位就是东皋徐君。景宣以东林都讲的身份在长安城卖药，后来不知所终。沈谦家中本来世代行医，只是 国初诗人中有称为“钱唐十子”的，沈谦是其中之一。东皋承袭名臣后裔的家世，在文艺界才气豪迈，同兄长西泠、弟弟北溟并称徐氏三珠树。西泠在昭阳年间参加科举求仕，东皋却脱去青衿，隐居奉养母亲，间或采药治疗母亲的病，便用余下的技艺为人治病，赚取钱财作为买米的费用。相传他入山时遇到异人，传授公乘阳庆的医术，因而以医仙著名。康熙庚辰年夏六月不下雨，到了秋七月，民间苦于疫病；东皋的车所到之处，随着他的脚步疫病便消解了。当时中丞张君招我祈雨，我以患病推辞。中丞寄信说：“如果想得到太仓公那样的医生，那么随处都有；如果一定想得到苏耽那样的人，除了东皋还能是谁呢？”他不知道我是东皋的朋友。然而他已经把东皋视为仙人了。从前左思生在典午之初，厌恶王侯的鄙陋，而仰慕许由的为人，说许由能冲和修养、喜好道术，曾向齧缺学习，得到成仙的方法，于是作诗说：“披着粗布衣服走出宫门，高步仰怀许由。抖净衣服登上千仞高冈，洗脚于万里长流。”虽然名义上是咏史，实际上是游仙诗。东皋喜欢其中的句子，曾偶尔为它作图，把自己置身其中；不过那时他还年轻。红润的面容，青黑的鬓发，把脚投入沧浪水中，仿佛先除去污垢，然后才可以超越世人；这就是洗髓之前先伐毛的一端。又过了若干年，他才作《振衣图》，登上高冈，俯仰云物；前后两图中的形貌相隔甚远，几乎彼此不相认识，但交游众多，题诗写满画幅；展开画卷，存亡今昔的感慨便油然而生。我从前的朋友景宣，在崇祯末年经历兵戈乱离；后来同沈先生交游，也仓皇避世，走遍十二诸侯的旧都，最终不能同韩康一起隐居。等到回到故乡，我已经老了。太冲仰慕许由，东皋效法他。天子听说东皋的名声，召见他 在行在想把他安置在丹台紫庭之间，东皋却竭力辞谢；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许由吗？我见到了真正的许由，并且同他交为朋友，但如今年满八十，筋力松弛衰退，想学成仙却不能做到，于是只能惭愧地取《游仙二图》来题写文章；从今以后，我的惭愧可想而知了。《冯氏永思集》序 《吕氏春秋》说孝是五帝三王的根本事务，汉代诏令贤良也说：“凡是贤者，以孝为首。”那么孝确实重要了。冯氏又因孝而著称，所著《永思集》大多是哭悼母亲的诗；他于是拿着诗集，托与我亲近的人来请我说几句话。学问重在努力实践，我正遗憾世俗之学多作议论，想举出一个亲身实践的人来作为砥砺，冯氏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品行的表露。假如这里有一个哭母亲的人，他的哭声十分悲哀，却想把声音拆开来辨别音节，以审定他的哭声是否合适，这一定不合人情。那么对于《永思集》，不必问诗写得工巧还是拙劣，只要知道其中的诗可以流传就够了。不过我还有一点说法：从前杨忠愍因进谏而死，悲悼他的人伪作王勃，脸色骤变，写文章来表彰他的忠诚。如今冯复铎参加考试，实际上因为“父母在，不远游”这道题受到主考官赏识，难道是上天想彰显他的孝，所以特意为他表扬吗？有人说：“侍奉父母不在于文章，哭母亲却作诗，这感情已经疏远了，何况作一百首呢？”我说：“《蓼莪》《陟岵》自古就有，只是一百首确实太过了。”屈原忠诚而过度，复铎孝顺而过度；过度也就算了。《陆轶南南游诗》序 轶南有家学，他作文章和赋，单句复句，都能慷慨激昂，自成一家之言。至于诗，则长于排比铺陈，情感反复流转，尤其使当时的诗人望而却步。只是这几首诗，都是春日早晨出门、在路上迟滞时所作。他出身于轶南的显赫家族，是副相之后，本来要南游晋安，访问先祖所敬重的朋友，却在半路折返，三个月都不能前进；那么他的遭遇之奇异和家事的不可探问，也就大概可以看出了。我正想替他作《五交》诗赋、写《行路难》一类的歌辞，来安慰他的郁结，他却吟咏自得，登临酬酢，丝毫没有在字句中流露出来。这就是心境和平温厚，胸襟旷达而通达世事，不只是诗教可以作为法则啊。彦升登龙门，不只是公叔一人；古道仍在人间，难道没有读到他的诗而受到感发的人吗？我又何必再多作赘言呢？《重修笑隐庵募簿》序 笑隐庵在清波门外，相传是古代法喜院的旧址，同学士港相邻。人们常常在港边种花，西湖十景所称的“花港观鱼”，就是这个地方。改朝换代之际，已经废弃的寺院被改作钱氏湖庄，陈君太蜚为了祈求子嗣而买下并恢复它，仍旧命名为笑隐，已经有些年头了。康熙丁卯年，我归田以后，去其中拜访奕是和尚，看见殿堂水阁，四面开阔，颇足以栖息；只是窗户脱落，栏杆倾斜残缺，也不免有鸟雀侵扰、风雨侵袭的忧虑。于是感叹这地方的修复本来有时运，竟然转眼之间就到了这种地步，劫火余灰近在咫尺，实在令人感慨。等到后来再经过三次，仍然缝补修缮得不早，就将有无法支撑的地方了。奕公为此忧虑，想重新整修，于是拿募疏来拜见我。我想明末灾祸很多，士农工商都缺少财力，谁能舍弃自己并不富余的东西，去急救别人所缺少的呢？但事情成败在人事，如果确实可以做，就一定有一两个人站出来承担。顺治末年，战乱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陈君集合乡里的善信创办这项事业；寺院没有积存的粮食，柴草米粒都要从外面供给。奕公因为是太白宗的传人，静居在这里，从未拿着钵盂到道路上乞讨；仁社诸君替他竭力经营供养，每月供给，直到今天，运输来的先是柴草、继而是粮食，连续不断。世上并不缺少善信，难道没有继承诸位善信而兴办此事的人吗？山谷变迁之难以考问，已经很久了；湖山依旧，而兴盛与衰败接连发生。从前清波、涌金二门，都是我们郡里的名园，像所说的祁中丞、商太傅的别业，灯火笙歌昼夜不断；如今却全都变成了马塍的菜畦，烟火零落。天下的事情，成就它很难，毁坏它却容易；只留下这小小的笑隐，姑且使湖山万劫之中有一点遗存，尚且忍心坐看它废弃而不加以挽救，我恐怕对于这个世道有心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

译《唐七律选》序 此前我入翰林院史馆时，正赶上长安词客大谈宋诗。当时宣城侍读施君与扬州主事汪君论诗意见不合，便亲自选唐人七言律诗一百首来表明旨趣，题名为《馆选》。他只选七言律诗，是因为当时流行长篇诗；称为《馆选》，是因为明代论诗尊重主事而轻视馆阁文臣，所以特意标举这个名称，以为此事雪耻。后来侍读去世，他亲手写的选本由同乡高检讨接受并收藏，又增选一百多首，仍称《馆选》。当时，同馆诸官有人争相写宋诗，检讨曾说：“侍读作《馆选》，并不是馆阁之作。他贫穷，不能住在官邸，借住宣城防馆而居。防馆所选的诗，哪里敢借馆阁之名，把那里当作昭文馆呢！”康熙二十五年，我请假南归，将选古今文章编成《还町杂录》，检讨临行时抄写了一本交给我，说：“这是侍读的遗志。”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我归来后，害怕年寿将尽而经学尚未建立，天天钻研经书都来不及，连古今文章的编录也搁置不再过问。有客人请我谈诗，我一概谢绝，担心后来会改变；可是世风终究还是变迁了。从前舍弃唐诗而写宋诗、南渡诗的人，如今又改写元诗和明初诗了。等到我年老将去世，写完《春秋传》，心力衰败，不能再从事经学。客堂中的同道又来请教诗歌，我说：“诗本来只是小道文章，它的得失升降又有什么值得牵涉的呢？况且沿袭和变迁，时时都会发生。汉魏没有三百篇，晋以后六代没有汉魏的乐府诗，唐人没有六代的俳谐比体古诗；如果一定要让今天作诗的人墨守三唐，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那是多么不通达！事情都有源头，诗律起于唐而流传到宋元，那么顺着流派追溯源头，选取唐律来确定旨趣，确实也没有错；只是随着时代迁变而转移，本来就是势所必然。春天不能不变成夏天，正如初唐、盛唐不能不变成中唐、晚唐，三唐不能不变成宋、元、明。如今只须顺着流变而自行砥砺止息：把高发髻削减为五寸，放宽蜾蠃那样的细腰，再改用杵柄；那么后人振作精神，未必不能驾驭前人的轨辙，而如果任由形势一直下滑，哪里能够自行振起呢？”我曾校勘唐代七律，原本就有升降变化：在神龙、景云年间，大抵铺陈锤炼严密，偶对精工贴切；而开元、天宝以后，便故意写得壮阔奔放、跳跃掷落，每每摆脱拘束而求变化，但声势虚浮夸张，有时也在所难免。因此到了上元、大历年间，又变成修饰雕琢的风气，把宏大改为细小，把开阔改为瘦削，把豪放改为琐屑；到了元和、长庆，又去掉那些装饰结习，改为通脱率直。诗坛上的揖让退逊转而成为里巷俳谐的姿态，虽然都是吟咏性情、流连光景，三唐也都如此，但它们的形貌不齐，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因此，宋诗承袭长庆，元诗承袭大历，嘉靖、隆庆诗承袭开元、天宝，都想逐步返回旧习，却又自行趋向流弊，反而落入污下。那些不读书的人，常说我主张写宋元、不写三唐；其实苏轼、陆游、虞集、赵孟、 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人，深究唐诗，极力追随唐人，他们的话本来就不足道。即使是矫枉过正的人，也一定要推尊张籍、元稹、白居易来表彰宋元，抬高王维、杜甫来偏袒何逊、李白，这些也都不是必然的事情。团扇被摒弃，是因为它合于一时的器用；松树和竹子不毁坏，是因为它们不随万物的时序转变。过去有女子选择婚嫁，东家富有，西家贫穷，但西家的女婿俊美。问她选择哪一家，她说：‘我愿意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宿。’所以夏、商的治理不同，而讲治道的人却一定说：夏取它的时令，商取它的车舆。如今三唐的各种律诗，又有什么不能取法的呢？选择人参、茯苓固然足以治病，牛溲、马勃，古人也曾用来调和药剂。世上不自己作诗的人，只袭取诗的形貌，就会随流而变，前后不一；如果真正自己作诗，那么从性情、光景到神龙、天祐年间的诗风，都可以通观。于是我就以侍读所选的本子为基础，大加增删，约略选录若干首，去掉“馆选”的名称，题为《选》。这样既不必与主事校订而使其同馆出入，也没有什么得失；侍读和检讨，大概也可以因此自慰了。起初打算请一位共同编选的人在行间作释事注，但因为篇卷紧迫，而且原文也本来明白，没有必要多加赘注，读者请谅察。

译一等公皇太舅佟公六十寿序 自古以来，轩辕、耆老治理天下，必定有五云、四岳一类的辅佐，替他们长久保持治道。如今皇帝年纪正盛，朝廷中的贤臣难道缺少年高德劭的人吗？只是他们的去留各有定数。能够凭借亲臣兼世臣的情谊，与国家的藩屏同享长久的功业，这不是贵戚中的卿大夫便不能有此机会。我朝皇太舅上公佟先生，以三公之重位，兼领内外朝政，已经多年了。这就是《诗经》所说的“王之元舅，文武是宪”的人。然而先生却深深自我抑制，降低身份而喜好学习。从来文臣多凭八股文起家，很少有人以圣贤之学自我期许。即使有一两个儒生，纵谈濂洛理学，也只是空口寄托罢了，曾经对治道有什么补益吗？先生以此为事业，总是说：‘圣贤在哪里？五百年来那些被圣贤知晓、被后人知晓的事业是什么？不要务求夸饰的言辞，只应亲自求取真实所得，以回应当世的使命。’凡是工、虞、礼、乐诸事，必定以六经为根本，辅以历代史书，穷究源头而追溯末流。不仅凭借古学入仕而取得治理成效，而且因此为政事焦心忧虑，自我勉强以维系国家。这哪里是寻常小成所能衡量的呢？经营天地万物，代代执掌微末功劳，从平定动乱到天下升平，所安抚平定的事情何其多啊！而且忠贞世代笃厚，往往亲身奔赴疆场，秉持不二的节操，不只是为王室效劳，还能够奉扬宏大的功业。如今先生已经位极人臣，又因为是太后的二弟而更加尊贵。先皇后出自中宫，乘金根玉辂，历来正居坤极；近来又有英、姚相继以 元妃的爵位居九品之一，掌管掖庭的玺绶，而皇帝的孙辈又将迎娶其女。主进之成为 彤街副马，其余子弟列入宗室名籍并参加科试、授予词翰官职的比比皆是。若按常情来论，他成为周京尹姞，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但先生自视仍然不足，曾说：‘世代享受禄位的人家，面对墙壁而不学习，仆役穿着青黑衣服，驾着坚固的车马驰驱，真想使家内全是贤人，实在困难。我将设法挽回这种风气来匡正它。’他平生读《郭子仪传》，总是掩卷长叹，认为世代的盛衰祸福，难道没有遭逢和内心前后相似的人吗？可是恩泽虽有，功勋名声却还没有。君子处在这种情形，应当建立功勋名声来承受恩泽。他这样安然自处，完全不知道像郭子仪那样辅佐君王、建立功绩、留名太常的成就，可能超过汾阳十倍百倍，却仍如此谦退。这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业呢？《尚书》说：‘上天赐寿，使政治平正。’史书也说：‘看太阳便增添光辉，与方山并列而一同长久。’壬午年，正逢先生六十岁，同馆诸君商议为先生祝寿的办法，便写下这篇文章作为祝辞。至于先生作为当世理学领袖，我虽然衰老，志向却还没有衰败。倘若晚年尚可期待，我愿捧着一部经书来接受教诲；由此观察世上的事功孰轻孰重，必定会有说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新都太守卢舜公诗集序 文章与政事有什么关系？可是《尚书》说“学古入官”，《论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似乎不凭借这些便不能达到治理。景陵人卢舜公，家族世代凭文章辞翰起家，舜公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一出仕，交河便得到治理；再升任清苑，也没有荒废的政事。又升任皇畿西路，少有手持弹丸、潜伏草莽的盗贼。又任掌管六师车辇、三关粮饷的职务，正当军队出塞时，供给从未缺少。又升任符守这样的繁剧郡县，人们尊敬他如神明，爱戴他如慈父母，使名都千里全都成为教化之地。然而 天子褒奖他，百姓歌诵他，太史为他作记录，朝廷内外的大臣又各自亲笔上疏交相推荐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章的恩泽，完全施及政治，毫无不足。所以文章的写法虽然不一，即使只谈诗，从前有人为贡举之事议论说：‘唐代凭诗取士，而韦皋、裴度因功业显名，段秀实、颜杲卿因节操显名，阳城、元结、何易于、韦景骏因循良显名。诗对于国家又有什么负面作用呢？’舜公作诗，不袭取旧习，也不随时俗歪曲迁就；他的家乡是景陵，却没有竟陵一派的习气。他从京城出任地方长官，正值宋元诗风衰弱、草寇横行之际，却每日身处其中而不为所动。上追汉魏，下取法三唐，取材广博而思绪深远，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在内没有遗漏的情感，在外没有遗漏的物象’。因此皇上常常赞许他的才能，并且称赞他的骑射；大臣推荐他时，不是说他‘抚民清廉勤勉’，就是说他‘转运劳苦’。《诗经·小雅》歌咏道：‘我承担车载，王事繁忙。’诗人又因‘百姓的父母，辛惨勤劳’而感慨吟诵。召伯以驾驭四匹青骢马为能事，卫武公在宴席上也必定以张弓持箭来完成各种礼仪，作为百礼壬林之庆。大概学习诗歌所取得的成效，早在从政以前就已经显现了。我入史馆时，他的父亲亨一先生是我从前交游的人；我曾侍奉他讲解杜陵的诗，他娓娓而谈数千言，我拜谢接受教诲，而先生尤其器重我。后来他受到皇帝知遇，出任湖南巡抚，便把讲说诗歌的方法施行于政事。如今他的抚治功绩仍在，浣花的学说与岘首的碑铭一起刻在湘山蠡水之间，永远不会磨灭。只是想到我当日接受教诲时，舜公还总角年少，坐在先生膝前。没有过多久，我已经因病废退，归乡养老。舜公却显赫地由良吏升任二千石，取得治理成绩第一。即使他的诗也超越同辈，诗卷竟多到如此地步。那么将来他再进一步，发挥并传承家学，彰明他的治绩谱系，我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西河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三十一】

译重修横河张氏族谱序 原来，世系之说，只有天子、诸侯的氏族尚未分支时，掌管史事的官员才一定记录其所属的谱牒，以备查考。因此禅代、出生、死亡等事，都能在史书中看到。除此之外，即使是平民百姓和一般官员，譬如孔子的祖先弗父何，俨然是宋国卿士，尚且不能确定他究竟是谁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鄹邑大夫，竟然连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记载，何况身份更低的人呢？自宋代人大力编修氏族谱牒以后，遍及平民百姓，哪怕是简陋门户，也都可以有族谱。对于和睦宗族这一大义，可以说十分周全了。但家族本身没有掌管史事的官员，记载常有断续；前人倡议编修的，有时后人不能继承。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代代都有闻名人物，这样才能不断有人继起编纂修订。可见，创作族谱的重要性，长久以来就有赖于后人的继述。横河张氏，承袭旧日门第；其先烈中有人由两广都府升为司空、尚书，簪缨世代不绝。他们被国史、地方志表彰记载的事迹，哪里有限？我曾经撰写尚书公的传记，早已流传于世。后来进入史馆，又因为同乡先贤的关系，承蒙错误地让我起草相关文字。其中搜集实录，旁及野史杂记，确实有许多是家藏行状、传述所未完备的。这样一来，与史官所载相比，哪里还会有所欠缺？只是后来的记载却有许多缺略。如今他的后裔式玉，由文安县县令承蒙圣天子的厚恩提拔，霸州守将以将被重用而忧惧，服丧归乡。他扩建尚书旧府，开辟为宗祠，又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族谱，亲自承当编修。从此前的谱牒记载开始，凡后世世数不完备的，全都补入；核对旧谱的损缺，订正并增益新内容。各种志传的详略、图表的异同，以及男女的出处、功德、祧迁和夭亡是否属实，旁行曲上，钩连绳贯，丝丝相接，必定求真而且可信；若不是孝子顺孙，哪里能做到这样？我曾感叹继承先志实在困难。考察这部谱的缘起，在嘉靖五年，司空公任职留都时，亲手倡议绘制图稿，却没有完成。到隆庆庚午年，相隔四十多年，族孙衡川公才接受旧稿而完成它。然而只是抄写本，尚未听说刻印。到了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又过了五十年才开始付梓。如今式玉在康熙辛巳年，一边修订一边刻印，与从前相隔数代才完成、才刻印相比，可以说既勤勉又敏捷。但距离上次交付刻印，又已经八十多年了。一家族的谱牒，经过名臣大公亲手创制、亲手绘画，尚且要八十多年后才刻印，又八十多年后才修订，可见创作困难，继述果然也不容易。后世观看这部族谱的人，也只应想到它编修的艰难，努力去做那些不容易的事，如此便可以了。徐宝名诗集序 从前我在姜侍御座中见到宝名。当时姜侍御创立一种诗体，抛弃风雅的旧习，改作轻薄的语言，就像截取宋人的语录而假借韵文来写；这正是后来学习宋诗的开端。座中客人争相仿效，强行拉宝名跟从。宝名说：‘我自有自己的诗，我尚且能够毁掉自己的名声来追随别人，何况这种事呢！’那时我就知道宝名作诗不会歪曲迁就。后来我与他一同参加制科考试，长安谈诗的人大多拾取侍御的余唾，自称宋诗，拘泥胶着，诋毁明诗而非议唐人。有些迂腐夸张、不合时俗的人，便被称作唐人诗。当时赴试的贤士都把自己的文章投到宰相幕下，我从高阳、益都两位宰相那里读到宝名的诗，惊讶他违背时尚而独自前行，见到他便问：‘我违背时尚了吗？时俗有喜爱和厌弃，而举措兴废都取决于其中。厌恶端庄衣冠的人，便以文饰其身；厌恶裸露的人，便用彩帛装饰衣服，这都是顺应时势的道理。如今时俗正趋于裸露，而我偏偏把衣裳穿得盛整来等待它。天下哪有舍弃建寅之时令而还能说懂得时势的人呢！’我曾认为他说得对，并铭记在心。等到我归田以后，租住在杭州，从前与我同道讲论艺文的人都已老死，一个也不在了，而宝名仍然卓然存在，往往还能相见。除谈论旧交之外，我只是自伤年已晚暮，经学没有明白，又哪里有余暇谈艺文呢？而宝名的诗，正当世人厌弃裸露、寻求衣饰，厌弃市井口语、改作庄重言辞之际；他自称写元诗、明初诗，就像从前所说穿盛服、披彩帛一样，于是他的诗便卓然成为学者所尊崇的对象。诗歌自景隆以来，摆脱拘束；上元、宝应年间相继形成精研贴切的声调，以持守随州、播州的风格。到了长庆诸君，才渐渐降低为通脱，俳谐也兴盛起来。宝名上不依附外在的藩篱，下不流于浅薄卑陋；他倡导这种风格而声名远播，最终成为叶蛰仓门也不能动摇的人，难道不是掌握了时代的主导，却不随时代一起俯仰吗？宝名怀有非凡才华，又屡屡与时俗相违，但四方送来羊羔、雁鹅作为礼物的人不断登门，声名传遍天下。他的著述盛况，哪里只是声律而已？他曾替贵阳使君作《龙番诸志》，这部书问世后，使西南混沌未开的局面为之一新。可惜他先我而去世，我只能拿遗留下来的几卷诗擦拭泪眼替他校勘，正如车尚未经过便已经腹痛，悲痛难以自持。

译中州和尚《黄山赋》序 从前我在青原拜访无可大师，看见他把经书放在转轮经架上旋转观看，便问：“大师还翻阅经书吗？”他说：“达摩也应当让人读书。”大师原是前代史官，胸中藏有一万多卷书，他所著《通雅》等书，也都已经有成就；然而后来以佛学为宗师，仍然达到这种境界。等到我请假归乡，为亡友俍亭公撰写塔志铭，记载他所著儒、佛书籍一百多种，合计二百三十四卷，公然收入佛教藏经，真是多么丰富啊！这难道不是我们儒者所说的读书吗？圣贤之学如今已经不可问了。五谷不能成熟，还不如佛氏；只是读书作文，必定还要借助穿儒服的人来完成。我生在这个世上，经历了八十年，足迹也几乎走遍天下；同时代朋友中颇有几人称得上读书人，但也没有见过他们真正有所成就，后来再寻求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合肥相公曾说：‘古学本来是一回事，但隋唐以后分成了两种。’小司马没有文章，燕许那样的大手笔也不足以辨析记注；刘攽、洪迈没有篇帙可以流传，而欧阳九其实并不读书。如今我厌弃辞章功名，只恨经学在世上不明白，想求得一句话，说明礼如何贯通五教，乐如何得到四清、二变、七音、十二管的根本，易象、春秋如何知道三史、筮法，以及二百四十年记事在竹简而不在注疏、在经而不在传记；我在门上题字说：‘能以这些道理来教我，我当长跪接受命教；只是一直盼望，却始终等不到。’ 一天将要晚了。康熙三十九年，我居住在杭州，有客人说黄山中的中公和尚擅长文章和赋。我说，中公受福严寺的记莂，是儒者，却进入佛门；他擅长文章和赋，本来只是他的才能。况且把道法与文字兼治，在平阳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是一种习气。第二年上巳日，我在杭州东园举行修禊宴饮，四方来到这里的有三十人，晋江郭河九防中公所作的《黄山赋》送来。我读后惊叹说：‘佛教不立文字，如今却兼有文字；然而文章与学问仍然是两回事。’佛门没有博学的人，中公这篇赋极其博洽，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当时我想在赋上题写几句话，却匆忙起身推辞离去。又过了一年，中公才托吴山道士黄方城送来一本，托我题写，说：‘这是我的平生心愿。’我于是立即起身答应。黄山的奇景，登临并为之作赋的人遍布天下；八十年来，亲眼见过它的人也何止一百两百，却从没有谁足以增加黄山的声重。中公把平生所学汇集成句，写成此赋，其中编织汇聚的内容，实在不知道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于是我展开观看，从赋题直到篇末的颂辞，上取六经，下及诸子百家；前人七略、七录遗漏的，后人四部、十二库尚未完备的，也都包括在内。长词短句，密集交错，如车马聚集；各种骈偶联属，回环往复而疏密相间。单句复句应当均衡，均衡还应当有所辅助，再加以辅助。就像在半空涌现一座化城，又把青色的婴孩散布在平地上。所谓神来输送、鬼来运载的情形，从前太常周君曾经汇集四书五经，作《瀛台赋》，便是这样。这是至尊所称赏的文章；只是从中取材有限，所以容易做成。至于近代那些机巧的人，只是汇集唐诗来作诗，不过是从那里舀来灌到这里，移动篇章格局；一经安排对仗，往往多有乖谬。谁能使文辞盘曲偶对、苍茫无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这样看来，黄山要凭借这篇赋流传了。我年老衰弱，不能亲自登临胜境，也不能驱车千里去拜访有道之人，却能在八十岁时快意看见这样的文章，用来洗雪此前难以兼得文章与学问的遗憾，真是厚幸。只是中公本是儒者，却进入了佛门；我追溯三位贤者，这是我之所以三次叹息的原因。《净慈寺舜瞿禅师语录》序 佛教不立文字，但阿难却凭教法传承佛意。维摩诘屏绝语言，显示不二法门；而马鸣、龙树偏偏用语言建立教法。即使到了萧梁以后，初祖已经西来中国，倡导直指人心的宗旨；唐代僧人澄观还曾阐说三量、五教、七处、九方、十觉、十六观，以代替佛陀说法，这难道真能表明各条道路彼此殊异？南宗与北宗难道有不同的量度吗？天下有不说话而语言意义仍存在的情形，也有虽然说了话却仍如同没有说的情形；不只是教法有语言，直指也有语言；不只是教法有文字，直指也有文字。我曾经为禅僧作语录序很久了。平生拜访方丈，询问他的所得，就像向哑人询问食物的饥饱甘苦，难道他自己不明白，却一定不能告诉我吗？等到撤去坐席之后，言辞便堆积起来，把一时的问答辑录汇集，称为《语录》。这就像在公堂上占据讼案，在市肆中折断争端；满堂的人既不关心，经过市场也不辨别，只说：‘不过是判词罢了，不过是货物账簿罢了。’净慈寺舜公继承大鉴的遗业，从▯州来到这里，开堂说法三十多年，不说空言而亲身实行。他的法嗣诸公多次请求记录法语来教化各方，但舜公竭力推辞。等到他示寂，才有人拿《宝林语录》《净慈语录》请我作序。我读后叹道：“这难道是文字吗？”经书有秘密和显明两种，秘密的是咒语，显明的是佛说。然而秘密从来没有不显明的，为什么呢？“菩提”我知道它指的是本性，“萨埵”我知道它指的是情感。至于佛说，虽然显明，却从来没有不秘密的。天下难道有诵读诸经、幡经、华严等数十万字，就突然能把它们践踏得像糠秕一样的人吗？这就像儒书一样，其中说“我想不说话”，这是秘密；然而不说话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又同样是显明，正所谓没有一种行动不与道相合。经书又说“我的道由一以贯通”，这是显明的；然而孔子说出来，曾子知道，孔门弟子却没有知道。即使推及今天，那些不知道的人仍旧一样，所以这仍是秘密。因此佛法传入东土并不废弃佛经，禅师教化引导仍然建立文字，其中大概是有原因的。正当他引人入室时，必定断绝内外往来，如同熔金封闭关口，连一丝微风也不能通入；而竹篦、楖栗又都没有笋芽、木甲可以略微传递消息。那时漆室中受毒，真有同住而彼此听不见、偶然相坐却不能相见的情形。等到他登上钟楼、撞击鼓阁，一声吼叫而天下万众都知道，这如果没有真实文字可以告知世人，那么一指一喝，谁知道不是笼统的形迹呢？于是既使用乳汁般的药物，又加上腹中的药；有时聚拢时势而引导，有时又挥散开来。有时说话，有时沉默，觉得千百句话并不算多，不说话也不算少；若不是具备神天般的力量、振作出世的功业，在喧闹的市场中大声呼喊，最终使一片喧嚣归于寂静，是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古人说：‘举出一个，不能再举出第二个。’既然已经举出一个，怎么能没有第二个呢？读这部语录的人，只要知道万般举动终究仍归于无一，也就可以了。

译《偶存》序 诗歌能够在唐代留存，是因为唐代以诗取士。考察应试诗篇，把它们同登科录中所载的大量姓名合看，能够使诗与姓名同时留存的，最终也没有几个。小时候我创办诗社，各自刻印所作诗篇，彼此争胜，以为足以流传后世，然而直到今天，留下来的仍然寥寥。因此金溪的老辈作江西派文章，不以诗著名，也只是衡量评论各种名物，像短长家一类的著作。后来他自行编定所作文章，题名《留书》，大概也只是姑且留下、姑且保存罢了。方子伯阳承继家学，很早便以古今文章著名于当时；他偶尔施展余力作诗，于是题名《偶存》，认为所保存的只是偶然存留下来的作品。文章不论存在多久，终日作文，也可能写不出佳篇；但登堂面对屋宇，风雨顷刻之间，忽然写成数百年不可更改的典范，情况也会如此。诗同样如此，捻须呕心沥血，未必胜过别人；但偶然处于良辰胜地，感情寄托有所触发，便可能成就六义。伯阳保存这些诗，并不在乎它们流传久暂；而对他所谓“偶存”的作品，我反复阅读后却断定它们一定能够留存，为什么呢？大概诗道衰落已经很久了。明代嘉靖、隆庆诸人假托唐诗而不能真正达到唐诗；三唐作诗的用意方法，他们只是袭取外在形象，有外郭而没有关键，只有形式勉强相似，然而大体法度还在。自甘鄙陋的人倡导赵宋诗风，争相趋向浅薄卑陋，常常把农夫粗语当作《良耜》那样的诗，把市井唇舌都写成《货殖传》一类的东西，彼此夸耀。没过几年，便突然厌弃而抛开；不是像丢弃骨头残渣，就是像呕吐粪秽。那种长安式的高髻，如今又在哪里呢？于是补救的人重新涂饰，增加雕琢，装点细小词语，搜罗琐碎字句；舍弃宋而取元，舍弃元而取明初，认为元长以后、光咸以前本来就是这样。高山大河不会因磨损而浅薄，也不会因污浊而干涸，是因为本质充足；人们含齿戴发，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形体完整。如今形质都衰微，才气也耗尽，上面表现为涂脂抹粉、熨衣胶鬓的姿态，下面竟像门摊货郎、勾栏子弟，难以形容；片刻尚且不能安定，又怎么能够留存呢？伯阳的诗，格调庄重而丰厚，纯粹律诗的格调高而声调逸；它极尽三唐作诗用意的方法，形体、质地、才气无不完备，也经历各种迁变而不受影响，见惯江河下流而依然傲然自立。这才是真正的疾风劲草，独自保存本性，绝不是偶然如此。杭州慈云讲寺志序 佛寺有志书，是仿效洛阳《伽蓝记》而来的；世上编纂郡国志的人又一定采录寺院事迹，可见这件事很重要。只是历来的郡国志大多不足为据，而佛寺众多纷杂，又没有地方可以考核。灵隐寺把许现的墓误作许由的墓，这件事容易订正；江寺是江总舍宅所建，却讹传为江淹，即使读书人也很少有不受它迷惑的。唯独慈云寺的志书不是这样。编志的是灌顶法师，法师本来通达佛理，对儒者的书没有不通晓的，下笔明白流畅；同时又学习佛教不妄语的教诫，所以他的话可信。况且慈云寺开山不久，始建于五代周显德年间，南渡时才大为兴盛；其间沿革兴废还没有完全湮灭。前朝宗教相互传承，代代相继，世系像历法中的禅代一样一线相承，一眼看去连缀得如同旒络。并且在卷首先列门类，有防有襋，仿佛三句法门，可以分为三类，又可以合为一体，条理清楚，真是奇特的体例。我与法师讨论辨析已经很久了。杭州的寺院多讲戒律，如今却归于禅宗；自从法师出世，慈云的教法受到各宗师的归依仰慕，仿佛龙树再生，又把直指心性的祖法与阿难所传、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教法重新贯通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慈云寺虽然不大，但它所关联的宗门传承，难道是小事吗？我曾看过《高丽寺志》，知道慈云寺的晋水法师曾在高丽国讲经，雪花飘落时，每一片雪上都有“晋水”二字；因此高丽国使世子入寺侍奉并接受慈云寺教诲，后来在那里建寺居住，就是今天湖南的高丽讲寺。灌顶法师曾在江边古崇寿院开坛讲经，当时浙江潮水每天上涨奔涌，飞瀑般冲击，毁坏钱塘方圆二十多里，而法师讲经的地方潮水却退避而过。这是慈云寺志书没有记载的，我因此在序言开头叙述志书，也一并提到此事。

译周允开文稿序 允开的诗文无不完备，足以流传后世，而我尤其喜爱他的文章。他大抵遇到时事、经历事情，无论登山游览、聚散离合、酬酢往来，都没有不让真挚的性情流露其中；情怀慷慨，俯仰之间便成为文章。而且他的意兴所寄，常常因情感而写得绮丽缠绵；对于时序变迁、山川兴废，也没有不反复抒发深切感慨的。我租住杭州，环顾四周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幸而与允开门对门居住。我自伤年老衰败，不敢窥看门窗；允开闲居时自得其乐，每天守着祖先的旧屋，沿着屋檐、走过小径，在花畦菜垄之间来回。斜阳照在窗上，灶烟升到墙边，我偶然经过，他正手捧书卷自得。唉！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章了。两浙、江南都转运盐司使高公治行录序 圣明天子想到东南盐政关系重大，特意任用外台官员，请求把岑溪高公从井陉县令调任补授为两浙盐运使司盐运使，这是因为看重他的职责。此前设置盐政，是为了经商销盐，登记商人销售盐引，而盐引有年度定额；即使销售没有达到定额，也一定先报告已经销完，然后再追缴盐课来填补。因此前后接任的人，每每拖欠盐课达十多万，积压的盐引堆积如山，使用刑杖也无可奈何。拿尚未销售的盐引报告说已经销售，这是欺骗上级；盐引还没有卖出去，却用刑杖追逼盐课，这是虐待百姓。高公到任后大惊说：‘怎么能让我的任内存在欺骗上级、虐待下民的政令！’于是他大力从根本上治理，设立提场官的缺额，查办煎巡官放纵营私，以及地方官容许私盐贩子而不力加缉捕等情形，各自加以申斥告诫，然后放宽追缴填补的期限；又特别设立一项良法，使各地折算盐引，并让销售官盐的商人多运盐来带着销售。这样坚持办理，虽然众商人阻挠，也不为所动，于是十多万欠课盐引一下子全部清空。我曾因贫困租住杭州，租赁盐引六百多张，借此谋生；但私盐贩卖充斥，县官不办理销售，每次都让我以饥饿疲惫的身体承担盐课，连大腿都打得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而旁观者中不体谅的人还说：‘穷百姓贩卖私盐，不过是为了救济饥饿罢了。’古代君王重视农业根本而抑制商业末业，何必要偏袒商人呢？他们却不知道商人也是百姓。穷民销售官盐引，只不过每斤多收几文钱，从来不伤害百姓；一旦贩卖私盐，就会损害国家盐课，损害商人利益，损害盐司的大政，欺骗上级、虐待下民，而且成群结伙横行，数百人拿着弓箭兵器杀人，冲击官兵，劫掠行旅。放纵穷民成为寇盗，前有黄巢、朱温，后有钱镠、董昌、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这样。我遇到贤明的使君，得以免除这些牵累；他免去我一千多盐课欠额，又归还我租赁的盐引，使我像从虎口拔出、逃离烈火一样，轻松脱身于事外，这难道不快意吗？身处其中而说这些话，叫作嫉妒之言；已经脱身事外，旁观时事如同秦越两地，却仍然说这些话，才叫作公正之情。我这是出于公情，只可惜我称赞高公的话只有这一件事；而高公执政还不到半年，商人已经歌颂他，百姓已经讴歌他，那些在旁观望、轻蔑不满的士大夫，也都传诵吟咏他的政绩。这说明他的治理成效一定远远超过我前面所说的事情，只是我这个置身事外的人，终究不能一一列举。至于不知道后来的成效，应当看看以前的事情。当三藩起兵、 西南震动惊扰的时候，高公只不过是一个羸弱的书生。土官夺取县印，乘机暗中发动叛乱；而侵犯东粤的贼将，又在岑溪埋灶屯兵，越过疆界占据险要。高公没有一寸土地可以凭借，也不是依附地方而作偏官，却举起旗帜倡导义兵，驱使市民让他们作战，先击退土獠，后来斩杀贼将，竖起旗杆聚集兵众等待官军。王师能够到达这里，已经是奇事了；王师到达以后，他便凭借军队的符信，不等请求出征，就拿起武器跟随作战。第一次在藤县斩杀贼首，第二次在封川和镡江擒获贼帅。官军撤离岑溪后，岑溪再次失守，被土官重新占据，高公又再次收复。可是岑溪被攻破后，贼人图谋报复，把高公乡里的亲戚全部杀害，想借此威胁高公，而高公丝毫没有因此动摇。上马杀贼，下马起草檄文，是大丈夫的本领；事情屡次临头仍能明辨是非，困难到来才显出节操，是忠臣最高的境界。高公早已确定顺逆，虽九死也不后悔；就连他声讨罪行、发兵征讨的文章，也确实有剖心沥胆的真诚，理直气壮，言语如秋霜，文辞如烈日。何况他判断敌人胜败，宛如掌上观纹，几乎有郭嘉的谋断，也有江东韩兖的谋略。汴地贼乱平定，滇地三关清楚显现，这不仅仅是所谓决胜千里而已。凭借杀贼的功勋、死守的节操，加上文书诰令和谋划筹策，这样的人对于国家和家族又有什么亏负，反而让他的功绩无法考核呢？他仅仅以代理官员、暂代职务的身份担任都讲，甚至连奖赏条例都不懂，只发给门旌来敷衍了事。后来量才授予百里之地，给他铜章墨绶，又哪里足以酬报忠贞的十分之一呢？而皇上聪明通达，迅速提拔他而授予高位，使他成为外台官员的表率，那么他的治理功绩有许多方面，又哪里会没有记载呢？至于在彤屏上记载他、在太常中记录他的功绩，这不是旁观者所能说明的。

译姚母杨夫人节寿录序 世人吟咏闺中妇女的年寿，多称作“节寿”。然而节操有甘苦，本来不应与长寿相合；举杯祝寿时，却常常拿一生中不如意的事情来祈求。年寿有一定的规律，必须以妇德为根本，然后才可以求得长久。所谓“节”，说的是贤德；所谓“寿”，说的是年岁。可是二者能够同时具备的人很少。称为节寿杨安人的，是姚子音上的妻子。她的父亲介璜公，曾任晋阳司马，后来辞官归里，因侍奉母亲孝顺而闻名，我曾经撰文多次称扬他。杨安人作为妇人，不幸早年守寡，却守住女子贞节的品行，抚养儿子成人：长子舜扬，是她亲自从呱呱坠地抚养长大的；次子卧子，是遗腹子。如今两个儿子都努力学习，在文艺界著名，而安人已经五十岁了。在 按照本朝的典章惯例，年满五十岁以上，将要把她的美德表彰于 廷建了坊里的门，舜扬、卧子也就以安人的大节为请，请乡邦有声望的人写成诗文，铺陈此事，题名为《节寿》。孝敬父母的方式，各人并不相同：贫穷的人用力气奉养双亲，奉上釜浆豆肉，拜谢以博取欢心；富裕人家则不难陈设珠玉锦绣、钟鼓管弦，摆长席、烹大鼎，宾朋俯身在前，姻亲俯首在后，依次敬酒进食，使乡里增光。然而他们仍然恳切勤勉，一定要得到佳言来记载此事，使它流传不朽。到现在，我才知道二人的孝心，而安人的义方更是无人能够赶上。今人谈论奉养父母，只说力养、色养。力养，就是前面所说的；色养，则《论语》说“色难”，《礼记》说“愉色婉容”，说法不止一种。不过这些都是孝子能够做到的，只有孟子说的“志养”，是因为他的志向在双亲身上，却不能自行显达，必须等待善于承继的人替他显扬。安人的志向在于节操，平民有善行尚且一定归功于父母，何况堂堂大节呢？这本来是母亲自己成就的善行，她起初勉励儿子立志，后来又让他把志向付诸事业；做儿子的难道忍心让它湮没、不使它彰显，而被称为“赍志”吗？然而要伸张她的志向，就要经年累月到名人学士门下请求撰文，这哪里容易得到呢？拾柴负米，只是在细小的筋力上劳作，是平民的行为；搜集微小而隐晦的事迹，把它们表彰载入篇简，是士君子的气概。《孝经》说：“孝始于立身，终于扬名，以显耀父母于后世。”母亲年仅五十岁，志向却在于求得千秋无疆之寿，没有比这更大的孝了。因此我诵说安人的年寿，同时赞美二人的孝行。至于安人的大节，人们都能谈论，我就不再赘述了。《胡奂庭纫▯集》序 奂庭有非凡的才姿，又善于同人交往，座上常常宾客满堂；他往往把诗写在笺纸上，当作佩玉赠人，所以我汇辑他的全部诗作，题名《纫▯》——“纫”就是联缀、结集的意思。从前卜氏作《诗序》，说：“藏在心中叫作志，发露出来叫作言辞。”人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任凭一生所遭遇的事情，偶然受到触动，便慷慨地寄托在作品中；所以诵读他的篇章，就可以知道他内心所存。如今奂庭的志向在于友朋，那么即使是《鸡鸣》《风雨》这样的题材，也无不成为佳诗。天下诵读淇南的美玉、歌咏泰东的金错，却没有油然而生赠答问候之情的吗？只是人的爱好各不相同，长安流行的高髻也时有变化；奂庭却自行其志，不因习俗而改变。有人问奂庭的诗是什么样的诗，我说：“矫直菌桂来缝缀蕙草啊，这不是世俗所穿戴的。”这就是所谓“纫▯”吧？《西河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三十二】

译《汤潜庵先生全集》序 我为躲避世人到了睢川，恰逢潜庵先生以关西参政的身份请假百日，便去同他讨论探究根本的学问；他的学说又同关东贺凌台先生的知本说相合，于是我留在睢川半月，并且接受他的嘱托，替他记述太夫人殉节的事情。后来我参加制科考试，和先生成为同年，又一同进入史馆，于是得以辨析前代的得失以及古今的礼教、名法。我知道先生除了精通经术之外，还能扩充推行，其内在根本和外在功用都完备，真可说是顺应时代而兴起的人才。天子看重他的学问，晋升他为青宫保傅，兼任参知，进入东阁担任宰相判事；后来又以春官侍郎的身份出任江南方面的长官，使他历任内外官职，成为本朝儒术的冠冕。我因请病假南归，经过他的辖境，看见关门平坦开阔，农民安居耕作，商贾习于市集；武吏和暴客都已被清除迁徙，城楼夜间传来琴瑟之声，游荡取媚权贵富人的人，也都在天黑时关闭外巷。我回头看着这些，叹道：儒术的功效竟然如此吗？不久我回到史馆，他补任冬官尚书，却突然遭逢栋梁折断，先生也已经骑鲸仙逝了。如今距离先生去世将近二十年，而 京城朝廷中前后思念先生的人，就像当年江南百姓思念他一样，仿佛隔着许多年，偶然整肃衣襟便会哭泣；因此有人仰慕他本人，考察他的事迹，希望阅读他遗留下来的书。听说河抚阎君曾经刻印他的文集，但还不完备。王孝先是先生门下的学生，家世学习理学，年轻时便受到先生赏识，师生传授亲切；他对先生，就像扶风马融之于北海郑玄，甚至还超过了这种关系。后来他出仕吴城，正好那里属于先生的辖地，于是辑录旧集遗失的篇章，购买到全集，捐出俸禄交给刻工刊刻，并因为我是先生的朋友，又写信送礼，请先生的同门沈子昭继续办理。他寄居之处请我为文集作序。世人所说的“三立”，指德、功、言；但实际上只要有一项成立，就没有不能成立的，古来从未有圣贤缺少事功的，何况文章呢？宣尼孔子怀有至德，常常为世人不任用自己而伤感，于是退而著书；然而书既写成，圣德更加显明，又有人读他的书，说他的功业存在于万世，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他，这就说明文章同德、功并没有间隔。先生履行实践笃实，努力行善去恶，以求慎独；出而应世，则入朝参与宰执，出外统领州郡，明明有实际成效，表现在已经办成的事情上，他的功德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只从文章来说，他对儿子讲孝、对臣下讲忠，不必粉饰讲席上的言论，却句句合乎正道，既不偏颇，也不矫饰；他被群儒奉为准则的地方，哪里数得清呢？而且他的言论慷慨，周旋于政事堂之间，多有建言；至于在外任职入朝奏告时，则请求赈济、请求减免赋税，尤其恳切。他曾说：我受天子之命出任百姓的官吏，亲眼看见百姓疾苦，即使言辞过于激切，宁可获罪死在官署，也怎么敢闭口不言而辜负使命呢？天子下令，而 天子圣明，也正因此宽容优待他。这样看来，先生的言论同世道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至于他高妙的文章和典册，用来宣扬朝廷盛美的，有中书门下的判词、槐省起草的文书，以及一切应制、应试之作，往往都在其中。他既已考中春官，执笔供职于三馆，又登制科，入选鸿儒博学之士，那么文章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孝先辑录他的著作，又重新分类编排：有《语录》《奏疏》《序》《记》《书牍》《赋颂论辨》《碑版文》《杂文》《告谕》《诗词》，并把年谱、志略总附在末尾。唉！世上寻求先生著作的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它们了。《东皋诗集》序【宗藩辅国将军博问亭称东皋主人】诗歌应当格调高雅，辞语闲适，气韵含蓄，意旨隐约而有致，声调防整而和谐。在三古时称为雅，在两汉时称为休成，到了魏晋六朝以后则称为清和、善平、登歌上词。这就是都尉属国所作的诗。到了晋唐，作者还常自惭难以做到，而东皋主人却能从容做到。我曾跟随施侍读愚山、汪编修钝翁、陈检讨其年等人同东皋主人唱和，每次唱作都自愧不如，不敢和作，只能抄录他的诗回来。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天下谁不知道东皋的诗呢？然而读到他的诗，仿佛在旅舍面对千顷水泽，仿佛经过江边市镇遇到卫洗马，仿佛在长安安乐坊观赏海外传来的玉树。即使偶然有所触动，也觉得自己相形见绌。可是东皋给我看的诗，声韵流畅，我又怎么能测量它的深浅呢？文章五百年才兴盛一次。皇上以经天纬地的文章光耀万古，而诸王都是龙种，也各自发挥所长，彼此映照发扬；在天下光明之中，斯文也灿烂起来了。只是长安流行高髻的时候，时常有各种奇异的崇尚，高雅的文章和典册往往夹杂着句栏小曲，私下夸耀新奇样式；唯独东皋气宇轩昂、自得其乐，每每仿效 御制《豫和》，用来洗涤各种轻佻琐碎、杂乱振作的作品；那清庙明堂般的盛大气象，如大海浩荡、百川归流，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惜我已经八十一岁，平生谈论文章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人还在。即使愚山、钝翁、其年等人，也都先我而去。每当想起东皋，我把这种思念比作胶结在肠中的胶，也比作长庚星远远附着于太阳。即使半夜想到他，也仿佛随他前后相伴，寸步不离；若不是内心感受极深，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

译《萧山史氏世谱》序 我同昢庵、觉庵兄弟订立同窗之交，因此得以在堂上拜见他们尊敬的父亲两代；他们的儿子和同族子弟又都由此同我按辈分交往，直到今天来往不断，亲如一家。这就像亲亲之典，由一族扩大到三族，由三族扩大到五族，凭一身而能同五族周旋；何况四亲就在宗庙中，眼前可以看见，这种亲疏关系难道是一、三、五、九这些数字所能概括的吗？因此宋代编修谱牒最重视活着的人，常常悬挂谱牒，把能够看见的族人记录在亭中，名为族谱亭；等到逐渐追溯源流，就像氏族志统摄各个著姓一样，竭力搜寻往昔，于是出现了不是本来所出却自称为本支的人，谱牒制度也就改变了。今天天下氏族的兴盛，没有超过史氏的。从前我郡司刑从溧阳来拜访昢庵兄弟，序齿排列如雁行而 朝代更替之际，有位东阁部堂在扬州开府，带着厚礼聘请觉庵，称他为宗仲，但觉庵辞谢了。当时文章声气，远近没有不相通的。凡是姓史的人，又因为同宗，时常相互访求。至于明州和姚州，本来就是同一本支，公义上谦让，私情上亲近，东西相聚宴饮相从，更不必说了。昢庵曾对我说：“我家世谱，对近世详尽、对古代简略，对本地详尽、对外地简略。但是四方远居的人仍然气息相通，可惜谱牒不修，世系的缺漏简略就难以考察了。”如今他的孙子吉先继承祖父的志愿，把远近支派合在一起重新编修。上溯自成周受姓以来，到汉孝宣帝时，杜陵侯以皇帝姻亲开创基业，传袭五代。到了东汉，溧阳侯继承其后，于是以封地为家，世代日益兴盛。南渡以后，忠定越王与忠献卫王两代都任知政事，后代散居东乡。萧山这一支，是忠献王的五世孙。这样，从汉代到今天，历经一千七百多年，传了五十七世；从元、明到现在，由明州到萧山，也历经三百三十多年，传了十八世。还有人担任参知行省，在河南、山西开府建藩；像萧山这一支的第五世以后，佩戴簪绂、长久统领地方州郡的人，也不会少。过去的事情难以考察，但谱牒的编次叙述前后没有缺漏；如同夏继承春、甲传授乙，眼前都可以看见。谱牒所记载的生卒没有差错，就像太史记载历书、宗祝判定昭穆；而且分区有条理，详略有法，分合得当，不失历代相传、敦睦宗族的意旨。假使我的朋友还在，也一定会把这部谱当作不可删改的法则，何况后来继承它的人呢？这样看来，谱牒的制度虽有变化，不变的东西仍然在这里。《丁茜园赋集》序 赋是古诗的支流。正因为本源于古诗，所以在六义中同比、兴并列；但实际上它源远流长，自成一体。班固《艺文志》在歌诗之外，著录赋一千篇，只可惜那些文章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此后，荀卿的赋用来规谏，宋玉的赋用来辨析，王褒、扬雄一类人，有的用来讽谏，有的用来歌颂，总没有失去六义的准则。即使六朝后期轻薄浮靡，仍然按照缘情体物的旨意来写。到了隋唐以诗取士，把诗改成律诗，也把赋改成律赋，于是赋便衰亡了。登高赋大夫降为学童，摹拟声律的工具，计算事类、排比句式，规范声调、套印文字，折叠辞藻、刻画韵脚；既没有慷慨独行的能力，又只知标举名物、罗列类比，借助言辞来表达志气，也几乎被掩盖殆尽。本源已经丧失，流派又能流到哪里去呢？丁茜园胸中有丰富的著述，对典籍根柢多有研究，因此他作诗作赋，都一往直前、奋发有力，自有所得的意味。沿着流派追溯本源，浩浩荡荡，于是选取赋体编成一卷，请我评论定稿。我感叹世上的学者畏惧艰难、喜好功利，宁可推辞古代盛美，必定固守近世。不仅不懂古诗，舍弃格调而追逐声律，即使在声律之中，也还要开辟景物、习用和庆之辞。何况是赋呢？才华特别高明、文思纵横的人，谁能上考援据、下工于抒写？而茜园挥笔即成，铺陈文采、发扬本质；同宋元那些自矜的诗和沿袭科场格式的赋相比，究竟怎么样呢？所以我说：赋是古诗的支流。世人见到这部作品，千万不要用诗的声律去规范诗，也不要用世人所谓的赋去规范这部赋。

译《弘道录》序 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这是说，道能否发扬广大，取决于人。不过“道”这个名称，各人的说法不同。只有《中庸》以率性为道，开始把天下共同通行的道归属于五常之性。孔子回答哀公时，又把司徒施行的五教称为五达道。这必定要把五性与五教合在一起，道才成立于其中。因此，追溯五教，只有父母、兄弟、子女，而没有君臣、夫妇、朋友；有天合而没有人合。孟子则直接把君臣等五种关系列举出来，说：“人是有道的。”从前辨析五性，有的用一恩、二理、三节、四权来说明伦理的准则，有的用元善、嘉礼、利义、贞信来彰明尽性的要领；孟子却直接列举五性，把它们归入五教，说：“仁施于父子，义施于君臣。”把人性同仁类合在一起，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这就是道。这样，道作为道，已经像白日一样照临天下。然而拘泥牵缠的人纷纷出现，刻舟求剑；在家庭内部多半遮蔽恩情，在家庭之外只讲义合，虽有道理却没有志向，以致亲疏、义理、秩序、分别都拘泥于一端，不能周全贯通。道存在于人，却不能弘扬，已经很久了。弘斋邵先生是儒者。他凭八股文起家，把弘扬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刚考中乡试，就以赴部举人的身份向武宗皇帝上疏，约有二千字。考中进士后，世宗入继帝位，他又上陈八事以及关于中兴保治的各篇奏疏。随后授任冬官主事，出任荆州。当时朝廷刚议论大礼，廷和与璁、蕚各持不同意见，以致发生撼门哭庙之事，天地都为之震动。先生当时正受官职约束，没有说一句话。等到第二次补任都官员外郎，正赶上璁、蕚被弹劾罢职又被留用之时，先生便借十月日食这一灾变上书论事，直接斥责璁、蕚，并提出“礼守可以改变，礼成可以毁弃”等话，触怒世宗，立即被押入诏狱，发配边远地区充军；此后超过三十年，世宗始终没有召还他。他对于道，也差不多做到极致了。先生认为既然不能以实践道来弘扬道，就应当立言来弘扬它，于是写成《三弘集》，即《弘道》《弘艺》《弘简》。《艺》就是文章，《简》就是记录事务的册籍；总的以《弘道》为要。他大概因为记录五教，鉴于《明伦大典》的错误，急切地用道来匡正它，使教与性相互经纬。有时以性统摄教，就用一条经线包容众多纬线而有余；有时以教配合性，就用一条纬线分贯众多经线，也没有不足。他从六经取说，又用二十一史的事实来充实，一篇之中反复申说三次。这就是文章。孙戒山先生也凭八股文起家，已经考中进士，入内阁中书读书，出任江南一带的宗师；又努力学习，考中制科，再次入侍。他在讲筵任职，担任东宫保傅，以此宣扬世德的盛大颂辞和先人的芳名，难道还有什么惭愧吗？于是校订《弘艺》《弘简》二录，续补其中未完备之处。至于《弘道》，则接续旧业而增饰光彩，随着类别增加订补。他引用的资料既广博，考订辨析也往往能剖析群书的奥旨，执取两端而归于一用，务求精确恰当，补足前人没有穷尽的地方。这确实是古今上下阐明性与教的一部大书。天子考虑到黄河治理尚未完成，特意选派先生治理南河；他在负薪劳作之外，又重新校订此书。书既已成为一家之言，又重新刊行，使天下后世都加以珍视。这对于道来说，意义又是怎样的呢？道借助人的力量而显明，实在太重要了。从前孔子谈中庸之道，阐明它，却只是从性与教来说明道罢了。此后七十子门徒各自承继前说，有的把五教推为十伦，随便举出一伦便说：“仁伦就是仁，义伦就是宜，礼伦就是履行，贞伦就是诚信。”这样只举一伦便具备五性。有的把五性扩展为十义，只举一性便说：“父亲有义，儿子有义，兄长有义，弟弟有义，丈夫有义，妻子有义，君有义，臣有义。”这样又用一义而具备五教。因此，《弘道》一书本来就是承继七十子门徒的学说，前代圣人开启它，后代贤人扩充它；显祖创作于前，文孙述成于后。《弘道》依托于人，就是如此。

译《拟元两剧》序 萧山王叔卢曾经编写唐人故事，仿拟元曲写成两剧。吴江沈长康看了，认为不合宫调，让他改作；改后仍不合，于是急忙同我商议，谋划再次修改，但叔卢去世了。我当时哀怜他的志向，私下替他重新修改曲词，把稿子藏在城东草堂，还没有刊行于世。后来白头兵起，抢掠我的房舍，打开箱箧把稿子掳走，于是稿子下落不明，已经有几年了。我曾夜里睡在嵩山土室，梦见叔卢来对我说：“我的曲词托付给你，你删改了稿子却没有还我，我不能忘记。”醒来后我潸然泪下，想来才人都有这种习气，爱惜自己制作的东西，即使魂魄仍然眷恋它；只是我没有办法报答他，这可怎么办呢？康熙三十年，我回到旧居，听说乡人有人得到他的稿子，便急忙派人买来。旧纸依然如故，只缺开头两页。当时我痛惜经学日渐晦暗衰落，每天疏理敷衍尚且无暇；又后悔年轻时曾写曲，损害正学、使心志败坏。虽然亡友反复嘱咐，我打算赶快刊行，却仍有所等待。到了四十一年，我得了大病，几乎死去。临死时仍梦见叔卢来，同我相对叹息，并说：“如果不幸如此，又怎么办呢？”仿佛担心你一死，他的曲词也一同亡佚，有来不及等待的地方。因此我半夜坐起，重新校订，又补缀前面的残页，把它刊刻流行。我想，曲子仿制于金代，盛行于元代，本来是一代的文章，足以流传后世。明初编写《元史》的人竟把它的踪迹湮没，连提都没有提，只说仁宗皇帝改革八股文，把它作为元代取士的方法，认为尊崇经义、排斥词章可以维系世道，却不知道这样记事失实，已经不是可信的史书了。况且经书难道不曾收录《国风》吗？男女彼此爱悦，有些未必完全像朱子所说的那样；但怀念、思慕、赠答，温柔婉转，以此陈述忠信之道、沟通君父之情，也不必认为《二南》就是正确的，十五国风就是错误的。何况乐府的科例并不全是轻薄淫靡；后人谱写前人的故事，难道都属于淫滥吗？听说叔卢创作这些作品，是为莲勺被弃而感伤，为故剑之事而慨叹，讽刺武成主事者，也讥刺司空氏族，都是有感而发，原本不是泛泛之作。即使其中有悠游按演的段落，也常常切中关键；前儒所说的情意深厚而寄托讽谏恳切、忠爱之情悱恻，两方面都有。而且下笔高卓，文辞浩荡，用来同此前的曲词相比，我还不敢说龙笛长鼓就一定胜过它。文章的事情，实在难说。从前屈原写《涉江》《怀沙》，担心作品遗失，到了晋咸安末年，白天显形，向吴人顾珏亲自诵读。才人爱惜自己的曲词，难道只有叔卢一个人吗？《徐沛师诗》序 从前嵇康、阮籍和王濬冲父子同时隐居竹林，后世以名士身份订立世交的，通常都称为林下之交。我同世臣先生订交是在崇祯末年，那时想入庭受教的人还在等待。后来我同武令交往，又同沛师交往，他们都先后以文章往来。拿这同安丰末座只凭谈论义理而结为朋友相比，似乎还超过了。然而同武令交往，武令早逝；等到同沛师交往时，我归隐山林已经很晚，沛师也已不是盛年，而我竟然颓然老去。屈指算来，崇祯己卯年同先生在考场较量文章，真如隔世之事。先生早早高蹈隐居墙东，沛师也因屡次应试而困顿失意，有睥睨一世的意态，遨游四方，借登临、赠答写诗、古文、词，间或拿来给我看。徐氏有家学，从前邺宫诸贤称伟长的文章为一家之言，士秀父子又以骈体文辞名扬一世。济之兴盛时，先生自从放弃应试文章以后，著书数百卷，比美前代贤哲。我曾为他的墓作铭，感叹他的继承发扬宏大深厚。沛师读父亲的书，对于辞赋和各种杂文没有不精通的；再看他的诗，蓬勃灿烂，奋笔直进，所到之处无不使人退避。世上那些随习俗转变、随意圆转的人，哪里敢同他争高下呢？只是岁月流逝得太快，从前在崇祯年间谈论文艺，从己卯到甲申，主客往来；如今又遭逢同样的时节。星纪运行一周，生死已隔两世，即使想不因此兴起感慨，又怎么能够呢？《韩邑侯生日》序 我曾读《豳风·七月》，感叹豳公凭借俭朴的德行治理百姓，为八百年基业开创根基，却还要宰杀羔羊、陈列朋酒，在公堂登堂宴飨，接受祝愿长寿的祝词，以父母般对待百姓，可见馈食的礼节也不能废弃。邑侯韩公自从到任以来，像于陵子仲那样清廉，每天只饮一勺萧山水来度过早晚；即使一蔬一菜，也一定不肯随便收入官府。因此四方百姓都伸长脖子盼望公的生日，想稍微表达馈食的私情；而公在这一天也才欣然举杯为乐。这样看来，百姓悬望的这一天，实在不是小事。只是祝寿之际必定要致辞，而我因为年长于众人，必定会有人请我说几句话，作为举杯祝贺的借口。我认为古人所说的三种寿命是：上等是使国家长寿，其次是使百姓长寿，再次是使自身长寿。因此前代儒者撰写《寿域碑》，说天下广大、熙熙攘攘，四方道路坦荡，把所有百姓男女都送上春台；风雨不能侵蚀，箭石不能毁坏，到了这样，身体才能享有长久，没有脚被束缚、口受伤痛的忧患。如今公使四方百姓安居席上、长期生长，又用城门庇护他们，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百姓把这里当作寿域，只觉得太平的日子更加长久，恩德的年岁更加绵延。上面施以德行，下面以真心回报；真心不能直接表达，便用言语表达。上面这样施恩，百姓没有像石头一样毫无感情、不能用言语回报的道理，所以尊敬您称作严君，亲爱您称作慈母，还不止如此。百姓的生活有许多方面：靠食物生存，使道路上没有饥饿；靠衣服生存，使人不叹息寒冷；靠温暖抚慰生存，才没有鞭笞、狱讼的悲叹；靠防卫保护生存，然后才没有水旱、盗贼、兵刑、水火之祸。因此仲尼这样至圣的人也有歌词，子产这样的大贤也不废弃舆人歌诵，把它作为报答。如今又拿什么报答您呢？我仍然考察《豳风》的诗，诗中说以千百年为期限；人世间很少有这样长久的寿命，而《豳诗》歌颂它时还说“万寿”。实在是因为心意所到，口中便随着说出来；心里希望它长久，就不觉得言辞迂曲、说得过分了。施恩与报答相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报称。施恩的人不计较，而报答他的只在一言半语之间，如果还要吝惜言辞，难道是百姓的本心吗？将来公的年寿果然增长，百姓的年寿也随之增加；京城朝廷需要人才，一定会把您列入使国家长寿、政教平和的选择之中，那么仅仅由使百姓长寿而达到使国家长寿，已经有余了，何况自身的长寿呢？

译《盛玉符诗》序 不久，越地的诗、越地的诗人就不多了。后来他作《越州三子诗》，除三子之外，往来唱和的人仍然寥寥无几。等到我为避人到了吴中，吴中人纷纷称赞玉符。盛子所作的诗，我急忙想索取来读，却没有得到。到了京城，任同馆官员，沈学士说玉符的诗很好，当时老友西畴也在座，证实了这件事。我开始归田时，作《还町杂录》，才寻得他的诗。玉符因俸禄出仕，任大雷司铎，我们没有多次相见。但这个我几十年来一直思念的人，经过南北各地名士、老前辈长久啧啧称道；等到他容貌仍然年轻、牙齿茂盛，年纪还在强仕服官的阶段，我才知道玉符早已闻名。只是到了今天，诗坛竞相把南渡的陋习置于三唐之上，庸俗鄙陋，却自以为有才。按照前人的品评，阮生诗意宽缓尚且被责备简略率直，刘桢文辞尖锐便被讥为割裂拖沓，陈思王气势随情感而减弱，伯喈的意旨在字里行间便已耗尽。他们声望卓异，偶有所得，已经足以空绝前后，只因偶然校订时有所偏差，便有许多优劣之分，何况今天纷纷杂陈的作品呢？唯独玉符慷慨任气，磊落施展才华，带着清润的姿态表现明白的意趣；结构、措辞全都归于风雅，这哪里是时流所能比拟的呢？玉符家中有别业，胜似蓬莱、瀛洲；近来又在方城、华顶之间开设讲学之所，登高授经，望去如同神仙。那么从今以后，他受到槐堂称颂和献诗的地方，难道还只是学士们的赞叹吗？《西河集》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三十三】《万寿册》序 皇帝登极五十年，天下臣民争相高呼万岁。【臣奇龄】在籍时，已经率领家人面向北方叩首，仰祝 圣上的寿命；两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郎廷极】恭敬地汇集近属臣民祈祷祝颂的各种词章，装订成册，准备欢舞进献。因为【臣】年长，居于臣民中按年龄排列的首位，便错误地嘱托【臣】为此事编次作序。【臣】私下认为 圣人的寿命本来就同天地相始终，原没有一年一庆、十年再庆的典故。自从循蜚氏以来，黄帝、少昊、帝喾都活了一百一十多岁，并不一定有歌颂他们的文章流传人间。即使华封人进献多福、多寿、多男子的祝辞，帝尧也辞谢了。召虎用“万年”歌咏周宣王，但那首诗也没有列入《颂》。即使君臣彼此欢悦，举杯祝寿，也从未把诞生之日规定为常例。只有唐明皇因为生日设立千秋节，宋代又仿效他，于是有天申、瑞庆等节日，略见于章表之中。这样看来，庆贺圣人诞辰，哪里值得拿来对我说呢？只是皇帝尊贵，而臣民的心意却不能停止。大衍之数的期限，就是天地的数目：天数五，地数五，必须五个位置彼此相合，才各有归属；这也是元气、时运、世代开始建立的基础。一年一庆，是天数一的开始；十年再庆，是地数十的积累。因此五十年举行大庆，正好合乎天的开始和地的积累，共同成就一个元会。臣民内心这样做，并没有过分。只是从来颂祷之辞多有浮夸，唯独我 皇帝万寿的祝辞，能刺入人的骨髓、沁入人的心中，是从胸怀中探取出来、从口中发出的。说上千百句话并不算多，说一两句话也不算少，大概是因为五十年的恩德太深了。从前史官歌颂尧，开头就说“钦明”；我 皇上敬重 上天，尊奉 祖先，祭祀燔祼必定亲自参加；即使端坐于 宸极，也时时以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之心对待近前事务，难道不是“钦”吗？况且各种政务也十分繁多，天下臣民也如此众多，大君的耳目怎么能够一一周遍知晓？而 皇上万机并举，各项事务井然有序；即使内外群臣，又有谁不亲自辨别美恶，明白知道善恶优劣呢？这是多么明察啊！考察伯益赞颂舜的话，又说：“既圣明，又神妙；既勇武，又有文德。”凭我 皇上的深明睿智，还有什么不能通晓？不要说大经大法，即使幽深细微之处，也都洞彻无遗；就是轩帝的三坟、仓颉的六书，也能穷究本源、探明流变，动辄成为世人的法则。至于黎明前后的事务，又都由精一之道进于中和，这就是既圣且神。可是 天威无需借助征伐，四方已经南平叶榆，东扫溟渤；又亲自耕犁北庭，把属国大大拓展到流沙万里之外。归根结底，是文命广泛施行，声教遍及四方；出于经天纬地的学问，亲自掌握天文，然后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这既是武功，又是文德。臣民虽然愚昧，难道敢片刻忘记圣明神武吗？又怎么敢有一时不仰承文治、不继承武功呢？至于《夏书》治理土地、安定河流，就是我 皇帝忧念河淮，竭尽力量疏浚它们。《商书》所说“克宽克仁”，就是我皇帝三面驱赶而舍弃逃逆者、解除四面罗网而宽赦罪人的仁政。《周书》所说“上下勤恤”，就是我皇帝巡视各方岳镇，使吏治日益整饬，绘制耕织图，使民事日益兴盛。三代没有轻慢圣人的君主，而如今却更加尊崇 阙里远胜往昔；古代圣王有兴贤之治，而如今开设科举、广兴学校，胜过前代。世间虽不乏鳏寡，而我皇帝便加以惠恤；民间即使多有老弱，而我皇帝便因而抚养保全他们。又捐免租税，赈济灾荒。诏令每年必定下达；对于罪行有疑的只从轻处理，灾祸过失便予赦免，减少刑罚、减轻惩处，以保全他好生的心意。禹、汤、文王、武王，凡有其中一项，已经足以称颂；史书所载，而我 皇帝还兼备它们。那么我 皇帝本来就是兼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德而合为一人的君主。既然兼有这些圣王之德，合为一人，那么我 皇帝的寿命也必将兼有唐虞三代圣王的年岁，合为一人的寿命，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我八十一岁，有幸遇到升平之世。虽说夏虫不应谈论冰，蜉蝣不能知道春秋，但我往来乡里，仍能仰望教化之日悠长，私下以此安慰自己对圣上的瞻仰爱慕，还有什么庆幸能超过这件事呢？因此在两浙臣民祝颂词的末尾，谨慎地依次编列并作序。另有颂文一篇，也附在卷后。【臣奇龄】临时作序，欢欣踊跃、拍手庆贺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