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三十六

译《彭海翼萧闲堂集》序 古今文章不相因袭，并不是说古人放下书本去学习剑术。能写楚辞的人，不一定仍要沿用《九思》《七谏》等名目。然而当他在郢中作歌时，吴地的歌唱和低吟就不能混淆它了。即使善于跳楚舞的人，也未必一定跳《阳阿》、转《激楚》。可是如果你替我跳楚舞，那么头巾、盘器、鞞舞等也不能改变你的技艺。如今写文章的人却不是这样，不能写《白雪》，便说：‘《白雪》不值得学习，我学习《折杨》。’不能写文章，便说：‘文章不值得学习，我学习剑术。’也不过是因为看见自己的不足罢了。我年轻时读南阳彭先生的诗，赞叹先生的七言四韵诗，能够徒手开辟六方天地，踏遍万类，正如彩霞铺展在青天、河水流入沧海；他的意象罗列星辰般布满天空，声势震动、气韵通达，即使把它传播到笙箫管籥之中，也还有没有完全表达尽的地方。这就是说，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那么古代又怎么会没有这样的人呢？然而不能因此说这不是古人的诗。如今先生的诗已经无法再现了。先生的后人中有能够写出先生诗风的人，我在京师遇到他；当时京师正值元会之际，明堂辟雍开放，车辆和典籍会聚，鼓声镛声齐鸣，考察它的左边有僸、佅、兜离之乐舞，右边也有舞蹈。我正写《元会赋》，想要摹拟那种景象却始终不能做到，而先生的后人写诗，往往能够写得像那种景象。读《萧闲堂集》，是多么神采雄健、气势博大啊！这种神采在先生的诗中也许未必全有，但在古人那里却未必没有。南阳有许多杰出之士，并不都凭文章显名，然而在文章方面，彭先生尤其杰出。当先生在南方掌握军政、在牂柯与夜郎之间开府时，曾遇到靖州的贼寇，连夜上马杀贼；等到回来时，北斗的斗柄已经指向地平线，他袒露臂膊饮酒，以此为快。然而他在戎马之间往来，出入苴兰、叶榆将近二十年，封爵却没有增加，刻铭立碑也还要等待，曾经把这种情怀写入诗歌，以代替长长的叹息。如今先生的儿子年过三十，车前没有八名骑从，闲居的房中没有华丽衣服；父亲曾是统辖九州的长官，儿子却连五湖长也不能担任。然而他仍然含英咀华，从未因为拍腿叹息、心中焦急，便轻视毛锥子而认为文章不值得写，反而歌咏吟唱，声情发越。他们父子各自都能凭诗歌在古人之间立足。既然如此，世人仰望古人而自认不及，甘心沉沦于近代文风，又有什么道理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范熊岩杂集》总序 宋代张芸叟把自己题名的著作称作《画墁之篇》，李泰伯给他的文集题名为《常语》。以他们那样的人，既然已经从容撰述、足以自我表现，又何必过分取这样纤小、浅陋、污秽的名称，白白降低自己呢？这是说他们的志趣有所寄托，并不是以此自我夸耀。范子熊岩尚未出仕时，便意气勃发地以文章自命；后来已经登上著作之坛，天天用文章陶冶天下豪俊，仿佛除了文章和朋友之外便没有别的事务。等到他出仕江右，便以节推身份进入南康军，任佐惠文、纠察之职，声名显著，号称能干。后来又以信州司马的身份留下许多名迹，于是归田。不久，他记述平生朋友、政事以及出仕退隐进退中的乐趣，层层积累成篇，题作《谵述》《事记》《枕语》。文辞为什么这样高妙，而题名却这样低下呢？当我同熊岩交游时，熊岩正值壮年，意气慷慨；东南地区的高级官员击钟鸣鼓，捧着礼器和酒食来到他面前，远近千里百里，都一定把熊岩当作祭酒。熊岩虽然带着自己所作的文章，请求他们召用自己，但取用这些文章是为了交结朋友，并不是为了自我炫耀。他所论述的事，我曾经乐于得到并为他逐一编次。只是我为了躲避世人而奔走四方，虽三次经过西江，却始终没能到南康、往余汗各处任所，看看他所施行的政务和所办理的事情。他的政务和事迹，我无法亲自知道。然而我听说鄱阳上下往往称赞熊岩审理案件神明，诸多妄言和出入都不能以私情干扰他；除了审理案件以外，还有平定漕运、丈量田亩、选拔贤能、讲授学问等功绩，众口传扬。他的政绩，哪里有大小之分而不能记载呢？如今熊岩年事已高，在柳树下结庐而居，仍然感念平生，回忆故旧，对于生死、去留、出仕退隐之间慨然有感，取出当年的遗事，把可以同政事、朋友相互发明的事情逐一记述出来，只是想到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完全实现。官制不同已经很久了。考察节推这一官职，古代本来没有，而自宋代以后，直到明代、如今都属于要职。所以蔡忠惠送刘总到瓯江时说：‘司理的权力比太守还重。’至于郡赞，自古就轻视它，所以白居易记载江州刺史幕府时，还把司马一职同属下的从事相比。如今情况不同：节推的重要性已经被削弱，司马却转为二千石的官职，径直升迁很快。熊岩在节推职权尚未被削弱以前被任命为节推，在司马即将升迁之时转任司马，处在通往津要的阶梯上，恰好遇到它最盛的时候。然而他仍然毅然拂袖而去，把执掌官板看作可耻之事，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官位。像这样的人，想让他自我夸耀，当然不是他的志愿。所以说，他的言辞并不多，书名却题作《谵歉》；说的是政务，却称作杂事，这也是一种不足；搜集平生遗事，而南康方面的咨询也仍然不足。否则，世上难道没有皇甫这样的人吗？他不嫌我没有文才，反而让我合并他的书稿，重新为它作序，这不是‘不足’又是什么呢？《公饯益都夫子于万柳堂，赋别倡和诗》序 《王制》说：“大夫到了七十岁就应当辞官。”所以韦贤做汉朝丞相时，七十岁便交还政权；宋朝的赵魏公七十岁告老还乡，世人都称赞他的贤德。益都先生到了七十岁时，已经三次上书请求退休，只是当时闽粤地区刚刚平定。圣明的天子正召集天下博学能文之士来加以考试。殿前一时之间，文教与武备等重大事务，又劳烦先生筹划谋议。天子亲自派遣满洲大臣到先生家中慰问挽留；我也在先生已经决定留下的时候，递上名帖，两次前去拜见。当时城东有一座万柳堂，是先生的别业。我曾有幸跟随宾客之后，一同游览那里，于是在防饮之时攀折柳枝，为它作赋。到现在又过了四年，先生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已经上书七次。天子赐给先生乘驿马回乡的待遇，派使者送他到家；又亲自驾临瀛台，作五言诗同先生告别。于是赐给他一枚镂刻金章，刻着“适志东山”四字，并命宫中人扶着先生游览。在西苑，随从各品秩的官员带着食盒酒器，每次坐定后，让先生饮三杯酒，再陪他游览完毕，由宫中人扶他出来。当时朝廷士大夫以及三市九陌的旁观者，都啧啧称叹，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隆重的礼遇。考察长孺获赐宅第、赵魏公获赐玺书之事，都比不上这次。我们曾同朝士及前来拜访的人记述各自私下的感受，商议挽留先生的方法，说：“如今朝廷挽留先生，谁能比得上——” 朝廷却…… 朝廷不能挽留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商议如何为先生送行。然而，如今朝廷送先生，又有谁能比得上呢？朝廷…… 朝廷送先生的礼遇，已经隆重到无法再增加了。于是我想到，从前执政大臣辞官，即使已经年老闭门，也一定在京城购置宅第、营造别业，以便在其中游居，从未返回乡里。先生却以故乡为归宿，已经在薰冶一带营造了一座园林。如今京师中的万柳堂，就是过去请求赐给他的休沐之地。先生胸襟旷达，经过那里也不加留意，原本是想把它公诸同游者，正如我从前赋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召奭离开相位后，还有人指着他所栽的棠树表示感慨；裴令居住在午桥庄时，洛阳使者每次询问他的松云岭树木如今长得怎样。皇上赐诗，开头就以平泉、绿野为寄托【御赐诗中有：“海宇销兵日，贤臣乐致年，草堂开绿野，别墅厰平泉。”】而先生作《别万柳堂诗》，抚摩攀援着树木，又深深感伤草木的凋零。草木的生长，根部虽然细微，也难免有情，于是也会对故旧流连，徘徊眷恋而不能突然割舍这些情怀。何况先生百年树人，如今门下的这些人，都是先生栽培、扶植、灌溉出来的。于是仿照从前都门设帐饯别的形式，朝廷士大夫到万柳堂，请先生上座，歌舞进酒，为这座堂作别，并以诗歌作结。先生唱和四韵诗二首，来访者也都和作成篇。萧山门人某恭敬再拜为此作序。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译《志壑堂集序》汉、唐没有理学之文，只有韩愈有这种文章。流传下来的《谏迎佛骨表》《原道》《诤臣论》都是如此。韩愈一生以文章自负，他做官时，所到之处并没有建立什么大功；然而立言与立德相互归于一身，那么文章所关涉的意义就很重大了。从前我读淄川唐先生的奏疏，他责备谏官，比韩愈责备诤臣更加切实；而当时内院史官奉敕编修《杂乘》，其中所说的《真武化书》和《姑藏索卢占刺小记》，从未拿来同迎佛骨之事同时考核。于是他希望如果不奉诏，就以三兆十易来折服对方。古代圣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是多么正大啊！后来我跟随益都夫子游学，私下读到他的《志壑堂集》，赞叹先生儒术醇正精粹，彻底打破了各种俗学的鄙陋；拿它同韩愈的《原道》相比，我私下认为它还超过了《原道》。自从圣人之教不再兴盛，宋人以理学自尊，天天凭自己的意见毁弃古代典籍所传的梁、孟之《易》，申、韦之《诗》，以及大小戴、杜、黄、李、贾诸家的《礼》，并凭臆测作出裁断。甚至有人说《孝经》不合经典，《尔雅》名不副实，《春秋》不是孔氏的书，《尚书》是后儒篡改的，《大学》残缺错乱，《国风》淫邪失正；一味表现宋人作文章的习气，就像说赵穿没有弑君、李陵没有写报书一样。世上不学无术的人又附和他们，抱残守缺，轻侮前人的言论。当时这些人以读书谈理为名，广泛考订、喜好古事，错误地自称是格物致知之徒；但他们一旦回到自己偏狭鄙陋的立场，便以此文饰自己。直到今天，儒生们喋喋不休地议论，以今人的看法诋毁古人，往往也是如此。起初不过是私下偏爱便利，只是习惯于旧说，难以创新，后来竟至于把封脊的骆驼当作肿背的马，还安然不觉得奇怪。所以，以宋人的文章来谈学问，学问必不精；以宋人的学问来谈文章，文章必不相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同今天做经生的人相似。从前先生曾到越地，看见蕺山之学并评论其得失；对于本体和功用，他有清楚透彻的认识。可惜我因为躲避仇人而流寓他方，不能亲自承受他的教诲，只能看见他所从事的学问。后来我进入馆中，忝居后辈之间，偶尔取来先生的著作，跟随学习，猛然想到：如今的人中竟也有像先生这样德行与学问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于是私下十分欣喜。同馆前后诸人也都因先生而增添光彩，正想着如何推举扶助他时，先生慨然把全集交给我，将已刻和未刻的诗词杂文汇编成《大通皓皓……》。凡是关于理道的言论、经学方术的学问，以及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具备在他的书中。这实在是前辈的典范，是后学很少见到的。韩愈以后，能够谏阻迎佛骨的人，还有新建先生的学问；他的学问本来同新建相互表里，而他的文章则兼有韩愈、新建二人的长处。所欠缺的，只是功业罢了。新建因为抗疏进谏的大节，几乎死在荒远之地；幸亏当权者引荐提拔，最终才能在困顿失意之余忍耐坚持，成就功名。先生的志趣在山林丘壑之间，但心中仍挂念百姓，于是长期羁留，却最终没有听说有人替他请求任用，也没有人前去问候，难道是时势造成的吗？宋代以前没有理学，即使把韩愈作为理学人物，也已经绰绰有余；宋代以后理学盛行，即使以文成先生来扩大其范围，仍担心不能完全符合经生家的说法。新建的学术略微接近佛、道二氏，他的奏疏都还在。我没有听说韩愈曾谏阻迎佛骨，却还被看作佛教书籍。《孝经广训序》《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孔夫子作《春秋》以后，便写了《孝经》。所以何休叙述孔夫子的话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实践则在《孝经》。”后来焚书的法令兴起，秦人颜芝把它藏在衣服夹层中。到了汉代才献出，于是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历经晋、梁、唐、宋，一直没有废止。可是宋朝宰相王安石忽然怀疑它，废除它的学校，至今已经数百年了。圣人创作、贤人阐述，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圣明君主以孝治理天下，这个道理千古不变。只是经文虽然具在，传注却没有统一。起初颜本出世，称为今文；后来孔壁中发现的本子，反而称为古文。古今两种文本合在一起，文字便显得参差不齐。虽然今文以郑注为宗，古文以孔注为宗；但有人怀疑郑注与康成不相似，也有人认为孔注不是孔安国的旧本。即使唐代朝廷中也互相质疑争辩，最终仍无法确定。此后从后苍、翼奉起，作注者有七十多家，有的流传，有的湮没，文字错杂烦乱；甚至有人撰写神经、错纬、图义、传赞、正义、衍义等书，纷纷杂出，越求真义反而越远。训释考订实在困难。北平雷徴君，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他立身有根本，又博通文章。所写的著作堆满书箱，却还没有拿出来给世人看。司马金公年轻时曾向他学习，将要把他的著作刊行出来，为他表彰推广。金公是孝子，因此先取《孝经广训》一书，订正后刻板印行。我曾考察它的体例，大致是分章解节，不沿袭古文，也不是今文十八章的旧本；并且把唐代增加的篇题全部删去。至于拆分经文、划分传文以及移动颠倒次序，全都以朱子重新厘定的为准。又附上杂述以及罗氏近溪所作《宗防导扬》。没有完全抑制其他说法，为什么注释反而如此详尽、依据反而如此简约呢？姜子武孙常说金公极为孝顺，即使显贵也没有废弃对父母的孺慕之情。年轻时住在父亲屋中，仿效万石君，亲自清洁厕所和便器；曾经患重病，暗中向上天祷告，割臂取血调和饮食，希望父亲的生命能够延续片刻。虽然这些事情很隐秘，他不愿让人知道，但由此推想，不必说他因此扬名显亲、亲自掌握孝道要旨，既能以爱敬辅佐—— 圣明天子以孝治理天下，树立君亲之义；即使看到这部书，也不忍舍弃，想着要弘扬孝义、扩大论说，就像幼儿承欢膝下、展露笑容一样，恐怕也是如今那些只会咿呀议论的读书人难以达到的。至于各家说法的异同，如果一定要寻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那么—— 圣明天子亲自侍奉两宫，上推祖先的德行，广施孝治，必将设立学校、确定经义；这样一来，又有什么必要争论异同呢？

译《周亦韩爱莲堂诗序》优质的金属在熔炉中时，从来不会自己说：“我将成为器物，我将成为货币。”它要制成什么器物、什么货币，也不必预先说明：“这个将制成龙钧，那个将制成褭蹏。”然而世上的利兵和国家的货币，都要取材于它。所以马一定先训练小马驹，才可能日行千里；如果因此说它还不够好，那便成了劣马；凤凰必须先舒展翅膀，才具备六种德性；若说它尚未完全展开便不够好，那便成了母鸡。我正为周子愚亭作诗集序，感叹他具有优良才材，不受学术范围拘束，正所谓名干没有多余枝条，很快便能成材。周子亦韩又把《爱莲堂诗》交给我，请我作序。亦韩凭科举文章闻名海内，年少时便擅长著述，提着书箱进入考场，见到他的人都退避让路；出门遇到文运车辙，车轮辘辘而行，先前连子奇也未能超过他；又因覃防选拔士人，推荐他进入公车门下。周氏虽然人才很多，如中郎、阿大等人，我一定以亦韩为冠首。他所作的诗，也如美玉琳琅、纵横驰骋；上面可以窥见文理经纬的才能，下面也不失为宫商相递、声音宣畅、广阔和平而无所不通的气象。这是怎样一种才能啊，竟不拘泥于一家；如庄山之金，随着流通而任意铸写，竟能达到如此境界。诗歌不必具备所有体裁，试着把它放在车轮工匠有余力制作的器物中看，然而它的制度形制已经完整了。御史大夫是亦韩的长兄，在辈分上居长，掌管兰台文书。他替我先前游历时所未能达到的地方继续前进，并勉励亦韩成就事业；其中自有道理，只是如此而已。圣天子的文治光华首先兴盛，开创太平盛运，形成星云灿烂的景象。天下顺应时运而兴起的人，不止一两个；以亦韩的才华，也厕身其中。他所作的应答颂扬、进献文章，难道只有诗歌吗？《高仲友进士新房稿序》康熙乙丑年，我以领房官的身份分试南省，得到张编修的试卷，列为本房第一。三年以后，张编修也在戊辰年分试南省，他首先录取的人，便是仲友。仲友贫穷而且年轻，想到在堂的父亲已经头发花白，不等放榜，便立即回乡拜见，不知道座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按旧例，后唐马相在清泰二年担任南省主文，放榜后，立即带领诸生到座主宅第拜见；当时座主裴皞示诗，其中有“门生门下见门生”一句，世人于是把引见座主传为盛事。仲友南归以后，我也因病请假尚未复职，他忽然带着名帖跟随若下前来，行礼十分恭敬。询问之后，才知道他从知举官那里追溯自己的来由。我在接待交谈之间，感叹他敦厚重本，实在无人能及。人是父母所生，入仕之初，又是靠君主成全而登上仕途，所以生养和成就两方面都很重要。然而，割断衣裾离去的人，不一定就会像曾参一样咬指返回；能够杀死宣子的仆人，也必定不能像陈平那样推让封赏。可是你却恋恋不舍于家庭，不计较得失；即使在春官门下，也从未为了举主而修书拜谒，一听说自己的来由，便不分地位高低、不计较出处，经过田间还来讲求源流情谊，若不是敦厚重本，怎么会这样呢？如今仲友凭借前进士中的英才，将同后来参加期集的人一同入朝接受任用。在临轩策对中，他的文章足以光耀国家，自然有所表现；如今又认为临场旧作还没有充分发挥才华，便重新编集三年来所写的文章，代替自己陈述学业。世上本来没有具有根基的学问，却能同时显现春华秋实的情况，何况他在文章技艺的场域中纵横驰骋，房试文章和科场试卷早已脍炙人口；江河一动便风云兴起，他下笔所到之处，文气都洋溢流动。从来只看中试者的眼光，而这次的主考官都是一代巨公，使圣天子以李白、杜甫的文章来评价他们【戊辰年主考官上赐“光焰万丈”四字】，这同从前所谓嘉祐进士与至和以前的进士，确实有所不同。皇上具有神明般的鉴识，亲自主持衡量取士；当时的公卿大夫也都能以高远的眼光看待余下的才士，争相荐举进献。将要看到景星刚刚出现，所有有眼光的人便一同看见它。那么，真正识别文章的人，难道只有张编修吗？

译《杭州太守魏使君生日序》益都相公每次入馆，都急切称赞给事阁下溧阳魏君，说他是当今的正人君子，在时势中独立而无所依附，取舍不苟且，能够节俭地修饰自身，却优厚地侍奉双亲；然而遇到事情又刚健果断，严肃而不宽纵，完全如古人所称的“三语箴”那样，时常挂在榜上。如今皇帝亲笔把“清慎勤”三个字写在堂上，公指着它告诉我。此后我常想起公的话，曾坐在东朝房，看见宫门乌鸦喧噪；若见有人趋向左阙，端正脚步进入，不超过一刻钟的时间，必定是魏君。众人都悚然起立，等魏君入阙后才重新就座。当时有人希望认识魏君，便在大防日让他辨认，说：“认出来了。”又问：“怎么认出的？”他说：“像白鹤一样站在建礼门前，衣服单薄而不鲜艳，自己看起来很卑下，不就是他吗？”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归乡才四年，而魏君早一年改任登州司马。登州距离很远，他的政绩还不能详细知道；但登州人仍能传述，说使君清廉的德行，手中卷握的财物从不玷污家门。他每次作诗，都登临望海台，慨然怀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主持海运，访察胶莱旧道，船舶来往也不因此扰乱地方。官吏收敛手脚。人的生命贵在有用，若在朝廷，便可任宰相、判官、知军国重事；若在地方，便可辅佐各大郡，使他在监察治理之外参与谋划各项事务。古人所称的忠诚、正直、刚亮，他足以入朝掌管诏令，出任郡国辅佐，差不多可以无愧于这些称誉了。于是有一天，他升迁而接受了任命。皇帝选拔他担任浙江藩司首府，外台统辖千里，专心承担所托付的职责。我曾同朋友约定，说当权者严厉清正，不应当用言辞来巴结；魏使君也不是喜欢别人阿谀奉承的人。可是乡里百姓因使君生日，远近举杯祝贺，纷纷嘱托我写寿幛为先生祝寿。我想到上天生使君来做这一方的长官，他的出生不可以不知道，不能屈指计算使君的年岁而已；只愿他长久任职此地，那么他的年寿多少也不能不详细了解。不过使君接受任命没有多久，我就根据目前所见来推想他的将来，实在有许多捧杯祝寿的话不能说尽。使君乘着折断车辕的车，单人单骑来到郡中，立即同百姓重新开始，把真心放在腹中相待，和蔼平易而不欺骗人，万事万物也不能欺骗他。府属隶属于行省，上官很多，容易通过迎合窥伺来传达政令；但使君不激烈也不阿附，遇事应当顺势办理，从不怕接下像流水一样不断的事务；如果确实不可行，便再三封还拒绝，不因含糊迁就而耽误公事。虽然都城附近有许多豪强狡猾之徒，胥吏又互相勾结作奸，但他揭发隐伏、破除隐藏，严厉而不残酷；即使百姓有冤屈，也能寅时受理、卯时听审，案卷中没有拖延虚词，却从不让自矜自喜之心流于苛察。城内道路通达，市场棋盘般排列，凡是商贩彼此交易的事情，他都斟酌增损，使各方满意而离去。至于他礼遇有礼的士大夫，更不必说了。曾经有个租住在狭窄巷中的小贩，蹲坐在破败的门边，正抬头用泥镘修补墙壁，使君亲自打开邻家的窗牖，越过门洞去访问他，一时围观者像墙一样密集，都啧啧称赞使君贤能、礼贤下士。他同平辈交往，书信往来很简朴；没有书记，必定亲自裁答。甚至在审讯对簿时，还能靠着案几写骈体启事，交给使者带走。这样看来，使君刚到任，他的治理事务便已经如此了。这样看来，我写这些话并不是阿谀。这样看来，以使君的年龄施行使君的事业，年龄没有尽头，政务也没有尽头；假如我的病痊愈，重新进入史馆，将来一定要为使君记录成就，交付史官载入典籍。这样看来，我为使君祝寿，就从今天开始了。《汝南曹氏世贤录序》汝南曹淮湄先生任仪曹郎时，曾经因为他的父亲在崇祯末年率领百姓抵抗盗寇，战死在城下，已经把此事上报朝廷却还没有得到旌表。后来先生因为守母亲的丧，哭泣而死。于是先生的儿子郡司马君，把父亲的忠义和先生的孝行合在一起请求旌表，并且辑录赠公与先生的遗事，搜集材料加以撰述，同时附上各处为他们题写旌表的文字，刻成一书，名为《世贤录》。唉，曹氏真可以说是世代贤德了。从前汉代张堪说，忠是礼义所尊奉的根本；《吕氏春秋》又认为，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务本没有超过孝的。大概只要执守一种善行，各种善行便都可以具备。所以希望成为贤人的人，也只应当看重忠和孝罢了。何况父子相继，前人创始，后人承继，借此把美德布施于朝廷，教化乡里。自近古以来，还没有多次见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在当时树立大节，是大人的行为；能够把美名传扬到无穷后世，则是后来人的事业。赠公以忠义倡导后人，后人以孝行承继他；如今先生的儿子又将以后人的孝行传承前人的孝行，那么这部《世贤录》正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而不会终止。只是我还有更进一步的话。我听说，居家的人常用孝来遮蔽忠，而赠公却以忠德流传；在朝廷任职的人常用忠来遮蔽孝，而仪曹君反而能够凭孝德流传。这样看来，平常所处的情形中，凡是通常道理难以同时达到、只怕彼此互相遮蔽的地方，赠公和先生却都做到了，而且彼此都没有被遮蔽。何况那些本来可以兼得、又不必互相遮蔽的情况，应当达到怎样的境界呢？所以说，他们是贤人。至于先生的儿子，正是所谓继承先贤德行的人。《诗经》说：“继承世代德行，作为后人的追求。”他们所追求的，已经不止一代了。《李勺亭摹印谱序》古人用木板、竹片、刀和笔来写字。刀，是刻刀；笔，是漆笔。如今则把木板、竹片换成楮、谷、茧、帘、币等材料，刀和漆也不再使用。于是用刀刻制的，都施用于刻符、摹印等制作，同世人所写的墨书完全不同。墨书是隶书，也就是楷书；能够写墨书的人，有时也会偶尔摹印，作为游戏。勺亭先生能作诗、写文章、写墨书，偶尔又把余力用于摹印；直到如今，他已经很久不做这种狡狯的技巧了。可是搜查箱笼，仍发现有些用朱砂染色、印在纸上的作品。古代才人都有技艺，技艺中最下等的，大概没有比锻造和制作蜡屐更高的了，但他们也曾经做过这些，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所担忧的是，摹印另有自己的体制：篆书、隶书和摹印各自具备一种体制，属于八种书体之一；如今却用篆体来摹印，动不动就称说是《说文》的体制，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摹印各有相应的材质，有的用金，有的用玉，有的用水晶，有的用石，有的用木，有的用牙、角、骨等；各种材料各具形制，也各有自己的质地。如今只用一种石头，却说是仿骨、仿角、仿金玉水晶木料，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西河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十四】

译《吴冠五游上党诗序》我听说乌聊、白岳之间有位吴冠五先生，他的为人和诗歌都受到天下人的推重；我曾寻求他的诗，却没有见到。姜子武孙对我说：“冠五评论别人的诗，往往很少认为可取，却唯独不能停止赞赏你的诗。他曾说：‘天下有像毛先生这样作诗的人吗？’但我对此有所怀疑。我的诗不被人看见，见到以后也未必就会被人憎恶，只是从来没有人像冠五这样称赞我的诗。这一定是冠五的诗偶然同我的诗相近，相近便喜爱，喜爱便赞誉过了头。可是冠五并不是这样。冠五曾游历上党，离开后整理他的诗，带到京师。上党处在秦、赵之间，壶关、虒祁本是河朔的名胜之地。我正传达绥抚盗寇的事务，前代名将如曹文诏、张道濬等人，曾经带领甲士杀贼驰驱，使狄州、潞州一带旁若无人。我想游览那里，却遗憾自己的诗不够奇崛，不能足以产生雄壮激愤之气，既不能写出细腻亲狎之情，也不能镂刻魂魄、凿取影像，使神鬼都惊叹。而我读冠五的诗，竟是多么雕琢深远、冲破虚无啊！这才知道冠五喜欢我的诗，并不是像当世那些苟且附和的人一样，合于自己便喜爱，不合于自己便非难。也才知道武孙了解冠五，就像冠五了解我一样。” 这样我才知道，冠五作诗也不是那种情形：如果喜欢笙就抛弃瑟，偏爱青色就排斥白色，便利于宫调和徵调就毁弃商调和角调，那么天下哪里还会有像冠五这样作诗的人呢？至于冠五的为人，只要从他作诗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人又有什么难以了解的呢？《桐城左仲子暝樵诗集序》我年轻时听说左忠毅公死于宦官魏忠贤之事，遗憾自己出生得晚，没能见到忠毅公。恰逢忠毅公的同母弟弟在崇祯末年以御史身份巡按两浙，我特意渡江到御史台去拜访，远远看见御史的面容，感叹叹息，指给众人说：“这就是忠毅公的弟弟啊。”何况忠毅公的几个儿子曾经被列入逮捕名单，更是我一向想见而未必能见到的人。去年冬天，忠毅公的次子暝樵先生来游永兴，距离我当年远望忠毅公弟弟，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同先生相对而坐，彼此都已老迈；但仍幸在流离而未死的时候，能够纳履相见一次。可惜他很快就离去了。又过了一年，他寄信问候，同时寄来平生所作的诗，请我作序。首先说，先生的家世和气节，不凭借文章也已经成立；即使以文章自我期许，也一定出入于经术，希望能够有用，不必斤斤计较于华丽空泛的辞藻，去争夺辞采上的胜负。然而我听说忠毅公在北寺时，鼎镬刀锯割裂肌肤、灼烧血肉，即使在梦中呻吟喘息，也从未稍稍因此安息；但他仍然执笔握竹管，同魏公忠节、杨公忠烈、周公忠介等人吟咏唱和，作七言长句，辞章如能熔金裂石，感情和文采都很完备。这并不是故意表现从容，而实在是因为意气激越，在呼天抢地的时候不能没有发泄，于是反而把这种情感寄托在诗中。如今先生所遭遇的事情未必都顺利，长期羁留、俯仰进退，表现为浩然长叹，也是常有的事。何况先生所保存的作品大多是游历诗，从前曾到岭外探访任刑部官的弟弟，早年已有《南游刻卷》流传于世；如今又把各处游历的诗合成一集，行迹困顿，却不废止吟咏，或许也是文章、忠义、孝行所必然达到的境界吧。先生的诗气势敦厚而文辞雄健，不借助雕饰，洋溢着承担道义的气象；恳切真实，简直要剖开心肠彼此相对，没有从容周旋、瞻前顾后的自我解脱。这大概是天性如此。我没有见到忠毅公，却见到了忠毅公的儿子，又得以见到忠毅公儿子所作的诗，幸而借一句话把名字附在其中；同三十年前渡江私下远望忠毅公弟弟相比，不能说不是如今的厚幸。何况后世读到他的诗而受到激发的人呢？《琴溪合稿序》【丁克扬，别字琴溪】从前我同琴溪的长兄谈论诗歌时，琴溪正在城西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匆忙奔走于长安道上，没有来得及谈到他。等到琴溪初次做官、佩印任职以后，我才得以私下读到他所作的《楚中吟》。作为地方官，面对辖县的种种弊病，本应忙于登记、考核、责问，每天都没有时间；可是他反而从容作诗，那么那个地方没有条件有所作为，还用得着计算吗？只是琴溪的长兄谈论诗歌，向来喜好刻深精核；如果不是极其幽深拗折，粗略读过便不能省悟，他从来不会动容称叹。而琴溪坦然独行，浩浩荡荡如决堤之水灌入河流，文辞旷达开阔，毫无芥蒂，这难道是履道所致力于故意写得可理解的境界吗？后来琴溪治理县邑，使百姓休养生息，最终因为不善于侍奉督邮，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而离去。适逢两湖用兵，荆州、岳州一线隔江相抗，巴东上下集结强弩百万，烽火照耀长夜不灭；琴溪已经解下官印却还未归乡，滞留在武昌杨柳之间，极目晴川，感叹时事兴衰；又时时回到任职的县邑，同父老子弟面对山川城郭重叙旧情。他的流连赋咏，其中兼有哀伤和怨愤。读他的诗，可以看见他的志向，以及他所遭遇的境况。如今琴溪回到乡里，想汇集他的著作，例如所说的前后《楚吟》和《秋梦》《旅愁》《消夏》等篇编成一集，命我为它作序。履道任性旷达，本来没有做官的心情；但他感受时事、触及现实，便颓然自放，这一点曾在他被闲置散处的时候见过。琴溪的遭遇不如履道，但感情和文章的旷达深远，往往同他相近。自从评论诗歌的人喜爱谈论初唐、盛唐，便导致贞元、元和以后被弃置不问；而过去有人终身作诗，后来才明白长庆集并不容易写成。悠闲游乐时，从容雕饰容易；但在仓促面对现实、百姓疾苦尚未解决的时候，如果不大声疾呼，便只能直接抒发心曲；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却还想用精研锤炼的辞藻来责备他。那些没有疾病却呻吟的人，可以说是以忧苦为乐；有疾病却不呻吟，反而故意用巧言令语来表达的，可以说是用修饰来装扮喜乐忧愁。这同修饰喜乐一样，都是不合情理的。如果琴溪的长兄当时在场，仍一定会认为琴溪所说的话，有些地方不如履道而不能如此；何况两人的感情本来就有相近之处呢？

译《蛤庵和尚语录序》蛤师参访各方禅门，自以为有所领悟。等到参拜报恩老人时，就像舍弃仙经而见到十六观一样，完全悔悟过去的习气；他穿着跏趺坐的姿势入地修行，共十年，于是举出西方传来的直指心印，在报恩老人处加以印证。报恩老人急切地赞许他，却还没有把法统传付给他。后来他随报恩老人来到京城入内。万善殿 世祖章皇帝常常以佛法询问他；因有所举问，似乎在—— 章皇帝面前，恰逢平阳老人相继应—— 诏令，听说蛤师的名声，便急忙寻找并召见他；但蛤师已经南下，于是等他返回平阳时，取出自大鉴以来的正法眼藏，驰往授予他。报恩老人曾说：“我修行如刍草、木偶一般十年，而衣冠之士却在禁门之内；然而这难道不足以向天下显示佛法的观照吗？”宁州龙安的兜率寺，是古代名刹。有人越过千里前去邀请，恰逢盗寇侵犯两湖，官兵从武昌顺流而下，途中经过蒲圻的任职之地，出入龙安之间。蛤师先后两次前往，振兴已经废弛的遗迹并开始重建；虽然荆棘多次堵塞道路，仍未能完全开辟招提旧境。一次返回旧日寺观时，钟鼓已经重新兴起。此后他时常游历三吴，吴中士人每有邀请，他都不推辞。语录中所称的吴江罗汉，就是其中一例。甲子年，他任黄门，邀请蛤师渡湖。适逢蛤师发愿，将要入朝，在京师相会；和硕安亲王在西山隆恩寺延请蛤师，建幢设钵，远近听闻的人都归依他。居住不久—— 翠华仪仗驾临潭柘寺，召见蛤师。圣驾驻跸之处，命他作诗，询问五宗的始末，赐他斋食和含桃，并洒以—— 御笔墨迹。当时天下已经大定。开拓国土的日子里，他出入宫禁，成为表率。皇上大力阐明治国之道，从尧、汤到周文王，凡是亲自见知和听闻得知的道理，都有独到的契合；于是提出心学相互质问辩难，甚至说佛家所谓见性，就是儒家所谓明德，直接揭示千古以来传授承继的道理并明白昭示出来。蛤师有幸亲自承受这些教诲，特意拈提宗旨并附上颂扬，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啊！佛法本来与治国之道没有关系，但谈论治国之道的人也不废弃它；然而昙摩、释安、玄奘、宗泐虽然出入宫廷，却从未遇到尧、汤那样的君主；蛤师凭借弥漫天地的绝世学问，直接取法西方古代高僧，不待教化而自行，不待言说而自取信，上与—— 圣天子相互参验证明异同，那么他的道法心印究竟达到怎样的境界呢？少林寺没有文字，维摩诘同文殊相对，甚至没有言说。龙安罗汉难道还会多嘴吗？因此说这部书是三洞经，是菩提流支的《十六观文》，是《大学》所传的明德，或者是北海的注、衡州的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听松楼文集序》听松楼是萧山吴氏的别业。楼在萧山北干山下，山上原有松树，于是建造重屋来听松涛，因而取名听松。适逢吴征吉同钱唐许莘野在那里选编文章，曾有《听松楼文选》流传于世，所以虽然人在钱唐，也用这座楼的名字称呼所居之处。大概他们朋友之间举行盛会已经很久了。康熙己巳年，淮阴张毅文、杜湘草，同吴门俞犀月、顾迂客以及侠君兄弟一同来到明湖。恰逢睦州方渭仁，家弟会侯寄居在湖的南屏；越州吴应辰、王六皆、张星、陈金子以宾等人也先后到来。于是同丁药园等若干人，在莘野的草堂举行盛会，并请杨先生以斋主持酒礼，仍题名为《听松楼文集》，统称众人所取的名称。年轻时曾举行兰亭大会，集合全郡八县的士人，聚会于倪文正公的园林。当时三吴各地的名士，都举办文会同东江相应，而顾东林诸贤实在是主持者。没有过多久，这种风流便断绝了，甚至有人借应酬求取结交，借着声气关系的阶梯作为奔走钻营的地方；这便是西园盛会逐渐流变为甘陵党禁的原因，却也无可奈何。听松楼的诸位先生长期以来以文章闻名于世；大江南北、浙水东西的文人豪士偶然彼此意气相投，便像磁石吸附针、琥珀吸引芥子一样，流连吟咏，延续成为盛会。这实在是近三十年来仅见的事情。我既为这种盛事久已荒废而悲伤，又深深庆幸朋友相逢，在良辰胜地相聚并不容易。至于面前摆着敦盘，间或演奏音乐歌舞，这大概也是古来美好宴会本来就有的事情。这部集子中，每人各作文章一篇、赋一篇、诗二首。我年老又醉，不能执掌笔砚。第二天完成此事，于是又借着在末尾授简的机会，冒昧为它作序。

译《倘湖樵书序》我小时候读《野客丛书》而喜欢它，于是仿效它，写了十二卷《说麻》，因为不能广博明晰，便放弃了。后来又写杂记，记录耳目所见所闻，也没有及时完成，靠替人抄书为生。长大以后，曾到元成先生那里，听先生谈论议论；每举出一件事，必定批评根本、疏导源流，追究到末端，然后逐渐互相引证，依照类别比较显现，把古事和今事串联起来，指出它们的异同，判明它们的是非。并且曲折触发，向左右旁及，条理清楚，像在谈论家人事情，像在检验官府文书，又像自己诉说肌肤的痛痒，如同数算壮贝。每次听完，往往心情爽然数日；可惜我离开他去游历，不能把他的话全部听完，至今已有将近二十年。今年夏天，我从海上回到乡里，私下阅读先生所作的文章，暗自疑惑：先生有这样的学问，怎么会不把所听所知编集记录下来呢？没过多久，果然先生把所著命名为《樵书》，送给我请我评论作序。我接受后阅读，完全如同当日所听到的谈论。全书若干编，每编若干卷，不分部类、门目，只是在某一类、某一门中取材，把可以互相发明的事情依次排列，像鱼鳞和梳齿一样整齐。凡是野鸭的毛、龙鱼的腌脍、隼的箭羽、牛铃等事物，都把它们彼此相关的地方完全列出，并推演到各种变化的尽头，使读者有时开颜微笑，有时点头赞同，有时心胸顿开、疑意消释，有时舌头翘起而不能放下，有时低眉眯眼、握手跺脚。著作只能写下百行，阅读却可以达到千卷，所以张华读书读遍三十车，后来所作《博物志》却只保存十卷。左思竭尽搜求考讨的力量，遨游十年，而他所写的文章不过三篇赋。先生收藏书籍，楼屋重叠，三处都充满；上下翻阅多次，又加入当代贤人的论述和近事的见闻，交错参证，编成这部书。书中记载所谓博学无方，又说儒者应当博学而无穷，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考察稗官著作，原本有两类：一类是汇集事例以供实用，一类是考辨义理以帮助论说。所以《黄览》《类苑》以后，唐代名臣汇集群书，《北堂》用来提供典故，而白居易把陶家瓶陈列在书斋中，区分门类，汇集所记之事，以供六科试帖诗使用，名为《六帖》。这些都是汇集事例、供实际使用的起源；而王仲任作《论衡》，则实际开创了考核、辨驳、论辩的文章，用来帮助谈论议论。所以后来的稗官家，除了杂记之外，又有论说，如《笔谈》《丛书》《随笔》《友议》等书，常常可以为谈论议论所借鉴。正如所谓考察义理以帮助辨析，这部书兼有两者：分类记事却没有固定范围，比类论义以扩大异闻。这实在是发掘山藏知识的能事，是折竹之学所不能达到的。我乡里一向推重博闻多识的人有三位：一位是包二淳博，一位是蔡五十一子伯，另一位就是先生。我以兄长之礼侍奉包、蔡二人；先生年长我一倍，却忘却身份差别，降低身份同我交往，我本将要列入带酒求教、执礼问字的人中，没想到蹉跎到老。包二已经去世很久，如今还巍然存在的，只有先生和子伯了。圣明的天子正向四方弘扬文章，昭明光辉，修饰万物，征召天下博闻强记之士来充任著作之官。既已郑重催请先生，连璧玉和丝帛都送到了门前，先生却以年老为由辞谢离去。我正庆幸先生辞谢了，因为这样还可以借机多次聆听他的议论；但这只是如同夜烛将尽时残余的一点光辉，既然已经承受过光照，希望能够像从前那样撰写杂说，然而筋力衰耗困顿，又办不到了。能够看到这部编集而不遗憾自己十年没有读书的人，大概很少了。《徐昭华诗集》序 闺中流传的诗歌，始于《诗经》三百篇。不过《三百篇》中多有采蓝、伐木、执殳、射雁的妇女，而后来的班昭、蔡琰、鲍令晖、谢道韫，下至管道升、李清照，如果不是名门大族，流传诗作的就很少。大概平民百姓家的夫妇，忙于劳作尚且没有空闲，哪里有空闲同人谈论文章呢？唯独深闺中的女子幽闲美好，诗作容易被伪造，所以世上流传的李都御史妻陈懿遗诗，有一半属于伪作。近年女士黄皆令游历各家，知道闺中创作的诗文，大多有人代为补缀润色；由此可见，闺中诗要写得好并不容易。始宁徐昭华以诗歌流传于世，已经有些年了。她天资聪慧，出身于世家：父亲仲山君承继大司马公的家业，遗留下来的著作堆积如山；母亲商太君，是冢宰公的爱女，也以善于作诗著称。那么昭华会作诗，难道还用得着询问吗？只是昭华年幼娇弱，不屑于跟随女师学习；即使跟着兄长玩习文史，也从未刻意用功。后来忽然拿起笔来，据说有一次元夕，她随众姊妹观灯，走到面对月光的曲折长廊，独自吟咏，遂作成一首诗，现在诗集中题作《观灯》的绝句就是这首。昭华尤其喜爱我的诗，凡是在绣床、针线、脂粉盒、黛砚之间偶然落笔，就随手抄写我的诗，当作闲暇的玩赏。所以后来她错误地称我为老师，而我也得以借这些诗作屡次出题，当面试问来考验她是真心还是虚假。我曾看她落笔时，顷刻之间笔墨簌簌而下，如同弱羽翻飞出巢，又如新花从树上开放。即使让邹阳、曹植勉强厚着脸皮伸腕作诗，也仍不能同她争奇斗捷，何况咏蒲吟絮的诗，又有什么足以同她相比的呢？所以我说：像昭华这样的人，可以让班昭做她的嫂嫂或弟媳，让苏兰做她的姊姒，这并不是谀词。只是作诗确实很难，虽说闺房中的文章容易被人传述，却也要看它写得怎样。考察《诗经》中有篇名的诗，只有《绿衣》《燕燕》《白华》《河广》等篇；其他诗篇虽存，而篇名已经亡佚。至于汉、唐以后，史籍所载宫闱中的著作目录，从班姬、左嫔、道蕴、令▯以下，共有若干人，都各自有诗集，书名保存在目录中，多的有十卷，少的也不少于三四卷。然而传了几代以后，残简断册，有的保存，有的亡佚，甚至整部诗集都散失，只剩下书名而诗作不存。即使把它们总编为选集，如颜竣、殷淳诸人所编的若干卷《妇人集》，如今藏书之家也都很少见到。至于《团扇》一诗，千古以来仍不磨灭，这并不是因为闺中诗容易流传，而是因为闺中诗写得好才有能力流传。昭华也不过是努力成为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作者罢了。

译《山阴陈母马太君八十寿序》礼书说人生以百年为期限，也就是说，百年只是希望能够达到的年岁罢了。可是祈祷祝颂的言辞，不说“愿享万年”，便说“万年、千岁”，似乎凡是祈祷祝颂，大都沦为徒具形式的文章，不能作为凭据。何况宣扬美德、粉饰美好，如果不是虚妄，便是谄谀，但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我和山阴的陈电章交游已久，想到电章居家侍奉父母，素来很有声誉；我曾在登堂进拜时，看到他侍奉父母的礼仪周备。今年某月，是我母亲马太君八十岁的生日，在北堂悬挂寿帨，宗族、亲戚、朋友都来进献礼物，成捆的丝帛排列着，笙瑟奏鸣，筐篚中陈设着礼物，车马冠盖在道路上相望。凭陈氏门第的盛大，加上太君的贤德以及电章兄弟交游的广泛，要请显贵之人来作寿文，铺陈华美辞藻，写成屏障上的文字，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我看他们面露喜色，并在举杯祝寿、诵读祝词时询问此事，住处没有隔夜便送来文章的毛甡说：“这件事不是徒具形式。”事情不求谄谀，便质朴真实；言辞不流于空文，便能够切实。太君当年尚在闺中时，扶风马氏本是右族；她的父亲星寰公与电章伯祖父毅庵公，都在万历甲午年考中浙江乡荐，于是彼此选择年家子弟中可以婚配的人，太君便嫁了过来。星寰公在当世以文章著名，受到文坛远近的推重；而太君则料理家务井然有序，以妇道修养自身，守护她的家庭。她平日和乐宽厚，不借助言语笑容，也不拘泥于方正的礼节界限，而致力于以和气待人；因此侍奉公婆能够尽孝，对丈夫能够顺从，管理妯娌和奴仆能够和睦相爱。这可以说是真正得之于天性，并且在人事上尽到了诚挚。自古以来，人们称赞显贵而能勤劳、富裕而能节俭为贤德；太君幼年承受家族的福荫，又随星寰公在江右做官，家世正日渐兴盛，却能在丰厚积蓄、宽裕施舍之外仍保持俭朴勤劳。凡乡里有人求助，她又能把多余的财物分给他们，使他们满足愿望而离去。等到教育儿子时，她亲自督促课读，长期以来从不把它当作空话。太君年幼时就懂得读书，通晓《论语》《孝经》，自己为之作训诂，所以电章兄弟尚未入学时，便共同讲论诵读，闻名于世。稍长以后，声望更加显著；直到今天，天下听说电章兄弟名声而愿意同他们交游的人，已经到处都是。我听说，好的木材因为质朴而能坚贞，美玉因为质地方正而能成大器；所以长久之道，只在于积累它的人不浅薄，随后传承它的人才能长久。如今太君年岁已高，已经到了头发如鲵齿的高龄；电章也正值应当做官的时期，正将入仕待选、接受岁贡于天子，为侍奉母亲作打算，但他心中曾经把俸禄供养母亲来得迟缓视为遗憾。礼书说：“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随从出仕。”电章的弟弟早已试任官职，在岭表一带驾车奔走于高凉、罗丽之间；唯独电章留在母亲膝下，因此说承欢侍奉母亲的迫切心情超过了做官，更何况做官的机会已经临近了。我曾读《汉史》中的《万石君传》，感叹万石君父子以朴实的品行闻名朝廷，以至于天子以下的人都变了脸色，赞叹称颂不已；但概括起来，他们不过是到了老年才出仕，并且能够住在儿子的居所中。电章的父亲和伯父兄弟共有四人，都曾夫妻相伴、头发斑白，为王父母扶杖、祝寿、侍奉饮食，前后不曾间断。如今族中各房子弟也都已经头发斑白，而电章才刚刚家居执杖，仍然穿着彩衣，子孙重重叠叠，在堂下向太君行罗拜礼；他这样长久侍奉母亲，已经达到如此程度。长寿与长久侍奉父母，同样都是难以达到的；如今幸而已经达到了，那么从今以后，即使说千秋万岁，也完全可以实现，还有什么不可以呢？《重刻〈北斗元灵经〉序》《北斗元灵经》，是道教经书中的一种。这部书叙述设教的本源，同时旁及功德修行，姑且借生死因果报应的说法来作为世人的警戒，其中还夹杂着注释。我曾经评论道家的驳杂，超过其他各家。自老子在柱下以五千言开创其基业起，最初不过是自行显示慈爱俭约，并未首先把它确立为道的要旨；后来不断推衍，发展成从有遣涉到无的理论，浩荡弥漫，但仍只是老生常谈。后来又一变而成为养生家的言论，吞金咽髓，彼此讲求七还九转；由此而下，逐渐发展到流铃、噀酒、画水、叱石，趋向近于狡诈诡异，于是五符六甲之术也随之产生。这部书所记载的，也固然把步虚、履煞当作要务；不过其言辞质朴诚实，仿佛唐宋以来已经厌弃自身学说，因而想援引儒家来纳入其中，同时也在自我防范三景参错、每况愈下的情形。所以开篇先讲定心、静心、斋戒，隐约显示秘旨；接着又反复讲转轮往来、六害八难，有些像佛氏所说的内容。世人常常把祸福忧患说成佛教用来诋毁人的说法，却不论劝人向善、远离邪恶的言语本来始于我们这一派；佛教的教义根本不在这里。即使就此而言，普通男女不怕官府刑罚，却偏偏在幽暗隐微之处施行报应，而且报应显赫。甚至有活着的儒生每天诵读经传，熟悉圣贤的训诫，却糊里糊涂、贸然行事；得到一篇《感应篇》便当作珍贵秘本，无论什么功劳、什么过错，都实际见之于行事而不敢更改。这样看来，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一定不会认为它的言论可以废弃。只是这部书开始流传时，据说是在东汉永寿年间；元代徐道龄为它作注，但苦于没有兼本。刊刻这部书的，是奉化州判官沈道宗。到了明代永乐年间，书渐渐毁坏，道录徐氏从朝天宫道士那里得到原本，于是再次刊刻，可惜流传不广，终于湮没。到了英宗朝，有个太监叫郑和，从宫中得到此书；福建都转运使司知司事、怀柔王氏一向接受斗箓，见到此书很喜欢，于是绘制各种星斗神像，与经书合在一起刻成木版。到现在已经二百年，保存下来的也很少了。我的朋友沈士超，是一位道人；他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刊刻，重新使它流传，打算把它公开给世上喜爱道术的人看，并不是说大道就一定是这样，而是说世间确实有把道说成这样的人罢了。因此答应他的请求，写下这篇序。某序 《西河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译序【十五】《东园沈庵志圆尼师抄化斋粮功德簿序》。东园有许多尼姑，居所一处接着一处，连成一片。她们住在民家中，像洛阳女子那样崇信佛教，请求剃发，往往连着几间房屋共同居住。至于故家遗族、官宦家的姬妾和贵族女子，也常常在其中结庐居住。志圆尼师中年离家，替代茅屋编扎篱笆，唯独因为俗姓本是沈氏，修筑了名为沈庵的住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康熙辛未年，她将要到城中劝募缘资，亲自带着募化簿册，向我膜拜，请我为它作序。女子在闺中便专心清净寡欲，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何况是朱门华屋的女子，吃的是珍贵食物，拖着绣鞋，竟然有一天寄身于此，抛弃膏粱、毁掉妆饰，还要用斋粮和柴薪供给粥食，经营砍柴取粮的生活，岂不是太苦了。我曾替家太保题写墓门碑文，疏理他的家世源流，感叹她的舅父京兆公是明熹宗朝的名臣，当时杭州人称第一等的家族，沈氏最为显著。后来他的后代接连兴起，都相继做官；其中第五郎君曾以举人身份任苍梧令，就是尼师的丈夫。世事如梦幻，已经很久如此了。数十年来，其中家国的兴亡、城墙和城隍的毁坏与修复，以及民间贫富、宦游者的凋零，凡是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事，又有多少呢？彩虹生成、雷电掠过，转瞬即发生迁变；海市蜃楼、山市幻景，映入眼中便化为泡沫。当它们盛大时，使人趋奉得面红手热；等到衰败而为之悲伤，便用解脱的心情消除爱憎，把世间一切遭遇，无论欢喜还是忧戚，都一并归还于空虚，这不就是以“六如”来消除“六触”吗？那么，若还爱恋金钱而吝于施舍，便仍然没有彻底明白。这个世间所缺乏的，不只是金钱；闺中女子施舍财物，比外人更加吝啬。可是志圆所请求的，并不是拿自身所需去向官宦人家乞求，而只是仿效长安老尼，出入汾阳、临淮等贵族闺门，向她们乞取所有。人的可爱之物，没有比家庭更甚的；女子自身最爱惜的，也没有比头发更甚的。像这样显赫的家业，她尚且抛弃；像这样珍爱的身体和头发，她尚且舍弃、拒绝；由此想来，天下有可爱却不可留恋的事物，难道有像这样的吗？何况金钱已经…… 《张编修文稿》序 乙丑年的科举考试 圣明的天子亲自从十人中评定名次，《春秋》一科占了两人，其中一人就是编修张生。到了廷试，三人中也已经有一人凭《春秋》登第，而编修又再次排在胪传句首。因此天子说这一科的《春秋》考得很好，特命掌院选择精通《春秋》的词臣汇集注释经传义理。可是我因迁葬而告假归乡，后来编修匆忙携笔入仕。他担任起居注、日讲，成为侍从和近臣，渐渐以高深的文章、典雅的文册闻名于人。然而每科考试的经义中，必定有一两位特别出众的人主持一时的文运。我听说天下选拔文章家，往往都把编修看作合适人选。科场公孙侨说：“如今乡试的典文和解额，推举到了我们浙江。礼臣根据旧例说，编修曾在康熙二十七年分考会试，不应当再次列名。” 天子却把这项意见搁置不问，独自破例标举编修的姓名，让他主持浙江乡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大圣人知人之明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编修任官时，住在编修、检讨官的宿舍，后来迁到会馆的客座。旁边排列着土灶和瓦瓿，中间用蓬草屏风隔开；出入没有轿子，只徒步行走。遇到朝官乘轿经过，就避让开来。同乡的大官曾经谋划凑集余钱来补助他的日常开销，编修估量自己还可以支撑，便推辞不接受。若是其他部寺的事务，偶然有人在座中谈及，他总是左右顾视说：“我是词臣，哪里敢听闻这些事呢！”他的操守就是这样耿介。天子既知道他的文章，又知道他的为人，加上…… 天子南巡时，已经充分知道浙江文人的盛况，一定要把这样的人搜罗出来。于是极力公正而且明察地对待众多士人，使这件事得以完成。圣明的天子大大造福了我们浙江人，才有这次举措。编修的文章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书坊主人又选取其中重要的篇章，并以新作相辅，于是我应他的请求，写下这篇序。

译《鸡园词》序 “诗余”是继承诗歌而来的乐章。在此以前已有歌诗。歌唱诗歌的方法，是采用五言、七言诗，按其平仄高低配合韵律，称为宫、称为调。这种方法像歌曲一样，有拍、有散、有序、有遍。但在引申铺陈之间，受到字数限制：五言句必定分成两拍，七言句必定分成四拍。排列固定、牵引铺陈，不能改变。我曾得到唐人遗留下来的五调曲，依照笛子的音色按奏歌唱，抑扬顿挫和句法节拍都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可是由于五言字数的限制，寻求分合、讲究节度，仍不如孤儿、妇人、病者能够用散声自由拖曳来完成曲调。这就是词的句子长短不齐，继五言、七言而兴起的原因。汤鸣友写作《鸡园词》。词的名称叫“填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词；然而又叫“倚声”，则是因为它还要依声而作。从前我和华亭蒋生搜集考订唐词，说小令实在是词的起源；也有人说不是。词以具备完整体制为根本，只称为词，那么长调的体式也不可缺少。因此《花间集》和《草堂诗余》各自都不能互相取代。后来迦陵陈君偏要选取南渡以后、元明以前的作品，同竹垞朱君创作《乐府补遗》，相互唱和，于是词体就发生了变化。至于声调，虽然万红友著有二十卷《词律》，对于句读和平仄高低已经掌握了；可是这同律吕又有什么关系呢？鸣友的词取法唐宋，从供奉李白直到辛弃疾、柳永，各种体制都有。他曾自己说：“事情一到，感情便产生；意境深远，品格便超逸，这才算得到词的真谛。”至于声调，我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讽诵，却能这样美妙。长声吟诵，既有散声，又有拍节，确实很有体会。把它配入弦鼗等乐器，按照管乐的曲调来演奏，用曼声相随；其中抑扬和句读节拍，从未有拗口违和之处。迦陵、红友都是你的同乡。同乡人都擅长作词，而你又能把自己的词推进到声乐的境界，达到如此程度。至于《三台》《红药》词本来就令人伤心，假如拿来歌唱，一定会哽咽得不能唱完；但这难道是声律上的毛病吗？《冯氏壎箎集》我在京城时，和礼部的紫灿住在同一宅院，每当同席而坐、并马而行，他总谈起他家中友爱兄弟的诸位子弟在南方和邕州一带，并且说益都师相屡次称赞他们的家族：自毕公高之后，在晋、宋之间南迁的人，大多以文章和孝友闻名当世，如今钱塘冯氏就是这样。我对礼部说：“您凭经学成就家业，而一家众兄弟又都正值成年、努力求取俸禄的时期。如今世道纷乱，有谁理解文章和品行呢？现在姑且就您平常说的话来核实此事。益都师相所称许的，正是内心羡慕并想要仿效的；世间难道真有像这样保存古道的人吗？如果有，我不归依此处还归依哪里呢！”等到我请假回乡，便急忙到有斐堂拜访冯君屺章，看见他和弟弟重韩等人，闺门之内和悦欢畅，早晚出入其中，忘却尘俗而自得于天性，仿佛三代以前那种从容和乐的样子。他们敞开胸襟接待客人，不问志趣是否相合、学术是否相同，只彼此观摩而取长补短；又都以无猜忌的情义相互交心，同时谦退自抑，显得十分低调自损。国丧的诏令下达后，两浙巡抚开设宾客之馆，聘请有才术、有学问的人，写诗作颂来记载此事。圣明的皇帝以孝行著称；屺章、重韩以及同学苏子传、沈方舟、李宏载、徐紫凝等人所称为“胥山诸子”的一批人，一时都被召入西园，成为上宾。他们提笔撰写文牍，中丞手持扫帚在前引导，长跪请教；我这才知道，世人对他们平生文章和品行的称许，并不是虚妄。过去阮籍、嵇康以中原名士旧交的身份同王浑交友，后来见到他的儿子王戎，便忘记年龄差距而同他交往，《世说新语》所谓“同你谈话不如同阿戎谈话”，如今林下七人中也有王戎这样的人。我的交情始于礼部君，远远超过王浑同阮、嵇的交情；但看屺章和重韩的年纪，还比不上濬冲，不过彼此相契从今天开始了。屺章兄弟同胥山诸子一起编集诗作，而屺章和弟弟不忍把诗分开排列，于是合在一起编成一集，命名为《壎箎集》。诗中说：“长兄吹壎，二兄吹箎。”说的是兄弟友爱。屺章的友爱，在这里也可以看见。至于李义山兄弟都以文章闻名，曾经合编诗集，题名《李氏花萼之集》，那只是用华美辞藻夸耀自己的门第，同壎箎友爱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陈山堂五言七言律诗序》我年轻时作诗，受到楚地那些论诗者的迷惑，同辈各自不服，各自偏爱自己的地域。有人先把徐渭看作越地的君子，军中资财不足，又用渭南诗派来加以张扬，说陆游是我们越地人；后来才知道这些都不值得依靠。于是转而信奉信阳、北地以及初唐各家，过了很久才开始进而学习三唐，大概在这中间反复曲折了好几次。山堂作诗却不是这样，他刚学习五言、七言律诗，就能把蓝田、孟亭的佳处萦绕在腕下笔端。那时县里称为善于作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子迩可，一个是山堂。迩可到中年才开始学诗，山堂年少时便学习；虽然时间不同，但他们很快写得好却是一样的。有人在这里仿效木匠砍削，拉绳画墨，时间久了手指都受伤；而工倕刚拿起斧头，便已经刻出龙鸾的形状。有人在这里探寻声律，分析钟律，辨别铢黍，歌工更换乐器，他却还不知道。师旷出生时看不见缫丝的绳子，也没有亲眼见过嶰谷的竹子，但偶然听到人的声音，便能判断形体的长短和颜色的黑白。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才性使然。我和迩可一同作诗，惊叹不已，谦称他是才子。等到我奉召赴京应…… 本朝举行制科考试，四方士人都聚集到京城。然而所见之人不一定都令人惊异，即使同时作诗，也不必全都让我退让。可是每当山堂寄来诗作，我便久久移情其中，数日不能自已。这难道是我对越地贤才怀有偏爱吗？张子迩可近在京城，我想把迩可和山堂作为我们越地的两位张氏才子。山堂正要刻诗向世人刊行，我高兴而作这篇序。有的人说山堂的诗兴味悠长而赋体不足，张迩可说：“人们不懂六义，随便说赋就是铺陈事物，于是把先前有所感发的称为兴，把当时实际做的称为赋。若一定要铺陈所做之事才算赋，那么《叔田》一诗就应当补写克服鄢地、击鼓进攻，为什么没有写讨伐郑国呢？”至于他只刻五言、七言律诗，是因为山堂所作的是唐诗中的五言、七言律诗，也就是唐人的诗。

译《城山大拙禅师语录序》萧山的城山，是越王勾践保藏、栖息的地方，旧名越王城；因为山顶有城墙，蜿蜒如同盛酒的盂器，所以名为城山。从前有比丘居住在那里，修筑屋椽、覆盖茅草，并在其中祭祀勾践，不知已经有多少年了。康熙戊申年，冷堂老人从雪窦来，察看山川形势，在此卓锡驻足。他举起四游未开、六幕未布时的事务，同随从一起在山岩之间阐明教法、引导众人。没过几年，三涂便豁然开朗；他随即把如来所传的僧伽金缕拱手交给佛门中的长老。所称大拙禅师的人，让他奉持佛衣、传授僧法，这是多么寂静啊！一小块盘曲的山地，若没有龙象般的大德居住，城山怎么会成为安宅呢？大师参访各方时，以天童为源头，历经栖真、能仁，又在羯磨、念诵殿堂回向之际听到狮子吼般的声音【师父梦中听到羯磨戒、回向、念诵之声而有所省悟】，随后又从奉川跋涉经过漫长水路，才倚靠岩门居住于此。那么这座山狭窄逼仄，又哪里足以打开神天之门，容纳涅槃境界中的成百上千众人呢？然而师父凭象王般的尊严，大坐在狮子座上，独自手拈拄杖二十多年，把几仞高的女墙踏遍，翻转成大千世界。凡是石坑中舂捣咸菜、云头上晾晒僧衣之类的事，无论早晚都不计较；同时早晨参问、晚上教诫，拈举古事来验证今日，把喝声和棒影寄托在笔墨之间，记录下来给世人看。我听说越国谋划攻吴时，夫椒战败，勾践收敛羽翼归来，收缩浩荡长河般的气概，暂且在斗城的北面等待，最终吞并吴国、震动楚国，称霸万里；而英雄尚未遇合之时，正是拾取芒绳，仰望而有所作为的时候。那么城山虽然很小，但它用来锻炼英雄、钳制锤炼龙象大德的作用，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周春坊新授两浙提督学院贺屏序》。古代只有天子可以用制科考试选拔士人，就是这种制度。此后在礼部考试，又在门下省复试，所谓明经、进士等科目就是这样。隋、唐以来，各代都有沿袭和变革。不过各州解送士人，一向听任州吏办理，从来没有专门派遣京朝官主持考试事务。自明代增加乡举科目以后，参加解试的人无论是否合格，都先以举人资格作为进阶之梯；因此设立学校培养士人，入学者都有规定名额。于是设置主掌乡试文章的人，以及每隔几年巡视学校的使者，以表示重视考试。只是明代制度中，主持乡试文章的人多派词臣和省曹以下官员，唯独巡视学校的使者按例由各曹郎官出任，巡行各道，与观察使地位相当。只有京师是首善之地，地位尊重而统辖较轻，另派南台中有才望的人主持，名为督学侍御史。只有江南当时是留都，地位与京师相等，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设置。大清兴起后，主管官员重视文学，把侍御史改为词臣，专门巡行直隶；圣明的天子又特别挂念南浙，认为江左的文才胜过其他省份，应破例把道提升为院，已经授予专门的敕令，在两台之间开设官署。恰逢我的同年周君主持考试，他在山东乡试中取士成绩第一；事情刚办完，便有巡视两浙学校的任命。知人善任，是前贤都难做到的事，何况能够明辨选拔、公正办事，更是负责考试事务的人少有的才能。从前庐陵人主持嘉祐年间乡试，不合士人舆论，几乎不能再次参加御试；近来更有人摇唇鼓舌、怀抱私心，竟相沿袭成风。何况山东是邹鲁之地、人才渊薮，接连多科都以得士极盛著称，后来者更难超过。可是周君在井亭叶落之后，闭门徘徊，时常拿出权衡才士的尺度来甄别诸位才俊。各位才士欣然接受他的裁量，如同辨别细微的声音，又如同从麸糠中收取黄金。即使受到裁剪取舍的各家，也没有人仰望星辰而怨恨蚕蚁，这是多么盛大的气象啊！从来各州参加解试的人，都必须把文章投送到主考门下，详细考察得失，然后根据解送士人的贤能与否来定夺。天子明察如镜，万里之外的奏书和评论，他刚刚升任便立即树立威信，考察勤惰优劣，当场分析明白与昏暗，奖赏一时选得人才的人，补偿那些延迟已久的人，又让他在确有成效的时候再次接受考核。我听说经过百炼的铜，不怕反复照验；源泉在山中，绳索反复汲取也不会枯竭，这是说他的积蓄丰厚。从前制科兴起，确实属于空前的制度，但也不过是汉、唐以后旧有的科目罢了。然而周君凭贾谊般的年龄，应…… 天子召他考试，选拔他置于高等。制科在唐代最为兴盛。然而以韩愈的声望，屡次应试却没有考中；即使已经通过礼部考试，仍把没有登上制科看作遗憾。到了宋代，苏轼、苏辙兄弟一同考中制科。但详细考察当时的名次，苏轼所中的也只是第三等，苏辙更是第四等；而周君却显然考取第一，与郄诜、李郃相抗衡。等到天南平定之后…… 在朝廷大庭献上颂文时，人人争相进献词赋，唯独周君撷取六经内容，采集其中成文，编成百韵诗，又把骈俪句集中在诗前，作为序言。东堂学士为之动容叹息，认为这是仅见的作品。至于他撰写高雅文章和典册，在纶阁中执笔，以及搜讨金匮石室中的文献，所谓兼擅三长而能克服五难，也都只是他其他的才能罢了。一般人年轻入学，阅读当世的书籍，本来都希望凭文章闻名天下。等到稍稍显露才华，门巷中便有车辙，投递名帖争取爵位门第的人也彼此不相让。偶然遇到心中有所不足的人，便作揖请教文字，立即夸耀给别人看，认为这是流传的芬芳和余泽，希望声名不至于断绝。周君却能够拿出自己的学问，分担诏令草拟，卓然登上著作之林。并且在评论选拔人才之后，又获得这项选任。两浙本来人才众多，而周君以文章为宗主，无论进取或退让，更不必说江南的顾、陆，山阴的王、谢，都要让他们出自我的门下。古人以学问影响世间，又以此世的兴教为大事，所学的意义难道就在这里吗？按照旧例，学使君到任，凡属接受治理的地方，都应进献一言表示祝贺。因此应诸位的请求，写下这篇序。

译《北山无门洞志序》当年我未冠时赴临安参加考取解额的考试，那是在崇祯末年。当时我寄居在钱湖北山，有个地方叫萧家庄；我每天带着木屐追寻游览，大致在葛岭以西、栖霞以北，攀登鸟巢、穿行洞穴，起初并不记得自己究竟走到了哪里。等到我浪游归来，再四处看去，旧日景物全都荡然无存；从前丛生的山冈、灌木覆盖的岭地、重重楼阁和层层台榭，都裸露出肩背，一眼望去空旷荒凉。等我回到山中，又遥遥回忆当时所走过的地方，简直如烟云从眼前飘过一样。菊逸大师把《无门洞志》拿给我看，并请我为它作序。我展开书卷叹道：“北山的胜地，竟然还有幸存留下来的地方，像这样的吗？”无门并不是别的名称，而是宋代慧开大师的字号。大师曾在龙兴山说法，龙便随着他归来；于是他把龙藏在山间，划泉居住，因为水色黄而命名为黄龙潭，又开凿洞穴住在其中，旁边因此有无门洞，位于黄龙院中。宋代祈雨的人多到这里来；相传宝庆年间发生大灾，天子特意打开选德殿，邀请大师说法。到了淳祐七年，又因为旱灾，派遣丞相到洞中祈祷祭祀【丞相吴潜、少保孟珙一同前往】；于是赐大师紫伽黎衣，给他平江官田三千余亩，赐号佛眼，并封龙为侯而祭祀它【封为灵济侯】。如今相距已经五百年了。天下山川的兴废变迁，经过岁月便会改变；即使钱湖的胜景，历经唐、宋、元、明各代交替也没有废弃，但就在我一生之中，相隔五十年，已经变化得如同高陵深谷、浮云沧海，无法再清楚记忆，何况南朝寺院众多，难道不会遭受劫火吗？而无门洞这一山还能恢复它的遗业，并把它用志书传下来，如果不是大师的功劳，也不会达到这样。天下怀念旧迹、惆怅感伤的人，不只是我一个；那些找不到旧日景物，想借志书记载来想见当年情景的人，也不只这一山。如今进入钱湖的人，有谁能谈到宋、明遗事而不慨然生出怀古之情呢？只是一座小山，却由佛眼兴建，香林贞吉继承；宋代帝王在前面开启它，明代卿大夫在后面扶持它；而大师如太白山的高僧一般卓然屹立，讲说佛法，又能统摄余绪，从容撰写志书，使它流传无穷。志书不是说过吗：“香林在经行的空隙中，从沙砾里得到佛眼的金身；近年杭州祈雨时，黄龙之神又俨然显现，可见洞中的丈八金身和澄潭中的旧侯并没有消失。” 那么，即使眼前所见有时会改变，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包氏族谱序》族谱的设置始创于苏洵，当时苏轼和苏辙还没有做官。苏氏的显贵应当从唐代苏味道开始，然而族谱不把他以前的人列入，也只是因为亲族关系已经疏远，便略去罢了。如今编修族谱的人却不同，必须像子骞那样贤德、像梁公那样显贵，即使相隔久远也一定记载；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从高祖、曾祖一直到近世，仍然记下并自觉惭愧收缩，认为这些人有什么足以光耀我族谱的呢？族谱的意义不合古制，实在太严重了。包氏起源于安陆，历代都有显达之人；南渡以后追溯源流，只以合肥孝肃公为断限。他们之间相距不超过十世，按世次建立系统；从合肥到山阴再到萧山，又以萧山作为最近的祖先。大概南渡以后有人在瓯越做官，族人有分有聚，而萧山一支最大；他们相距也不超过十世，所以编谱的人以萧山为宗。大约元、明之间，贤哲代代兴起；当时父子兄弟如松坡、东皋等人，都凭明经、进士身份显名于世，天下闻人争相先行结交。像河东张翥、金华黄潜、宣州贡斯泰、南阳乃贤、临川危大朴、东阳王祎、余干董朝宗、青田刘基、上元杨融、西江揭傒斯、广平程钜夫、东嘉高明等，不下数十人，都是当代名臣和伟大儒者，能够不远千里一同来到萧山同他们交游；车轮所到之处，使市桥左右的房舍都住满了人，啊，这也真是盛况了。族谱贵在亲近亲族，从自身向外推及，只详细记载自己的出处；上溯本姓的来源，下联族属的系统，其中从来没有因声望、官位、门第而产生的偏见，何况包氏又显贵而贤德到如此程度。我年轻时同即山交游，在堂上拜见他的父亲；下堂后又和即山、吕和、铨平结为兄弟。当时一同交游的都是天下闻人，渡过长江前来拜访，各自用古学相互切磋砥砺；当时的贤俊也不逊于河东张潞公、金华黄文献以下诸人。然而即山本人却遭逢…… 兴朝，未能一试身手，以文章辅弼…… 盛世确实如此吗？人在出仕与退隐、显达与晦暗之间，其中自有命数。即山、吕和又相继怀抱遗志直到今天，墓上长满宿草，已经三十年了。我请假回乡时，正遇到铨平修成族谱，便嘱托我作序。我想到氏族的兴盛，没有比包氏更盛的了。年轻时登上他们的厅堂，景仰先贤美好的品行，常常肃然起敬、心生仰慕，徘徊而不忍离去；如今却触目悲哀，不忍经过他们的房舍、走进他们的门巷，看到那些遗留下来的文章和零余文字。何况明明白白的世代谱牒，庄严地把即山、吕和载入其中，我怎么忍心为它作序呢？然而族谱是传给后代的东西，今天所编作的，是后代要叙述的。像我这样一个异姓人，从束发之年便同他们交往，到了老年仍不忍舍弃。偶然看到他们家所编的东西，感触便从心中产生；何况作为他们子弟或族人的人，看见先人的遗谱却不遵守它，岂不是不像守护国史那样遵守族谱，也不合人情吗？族谱由即山创始，铨平和吕和的儿子在它续成前两年，铨平把族谱给我看，我不忍翻读，接受后把它收藏在衣箱中。后来我说：“我和铨平都已经老了，倘若一旦发生意外，将用什么来应对呢？”于是拿出来写下这篇文章。铨平是我的老友，仍住在墙东，这是包氏家族的珍贵文献。吕和的儿子公度，擅长文章，很像吕和。我看见包氏的后继者绵延不绝了。

译《史村曹氏宗谱序》宗谱与世族谱不同。唐代岑文本、令狐德棻奉诏编纂天下的显贵家族，共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余家，再分别编成谱牒。凡是一姓之中，只选取贤能显达、忠贞俊秀而有才望的人写入篇中，其他人则不涉及，称为世族谱，就像史书所称的世家，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世臣。宗谱则始创于赵宋苏氏，只把一个姓分作九宗，上自高祖，下至玄孙，无论是否做官，无论贤能、聪明、愚笨、不肖，都分别给他们列出世系。后来宗法所尊奉的范围过于长远，所涉及的人也过于遥远；又进用显贵、排斥卑贱，推重贤者、贬退不肖者，甚至有人冒称其他族姓，远远追溯华贵祖先，成为世人的笑柄，这就是宗谱，因而同唐代的世族谱没有什么不同。曹氏是萧山的显著家族。我年轻时见木上先生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冠两浙；曾经追随陪侍他游览宴会，每每赞叹他的器宇深沉凝重，茫然深厚如同眼前的渊泉；叩问他的学问宝库，取之不尽，犹如蚕丝不断。当时有人任九江司理，有人任望江令；我出生得晚，来不及一一见到他们的相貌和事迹。然而名贤接连出现在曹氏一门，族中子弟的声誉显著，如浴雅先生便以诗名闻当时；我偶然得到他的一词一句、残篇片字，总是加以规正、临摹，又辗转传抄，把它奉为秘宝。直到今天，郄绍之书以及法盛所推行的文字，仍然有不少。而文虎写文章，我曾私下仿效他，却感叹自己远远赶不上。一个县里，诗歌、文章、书法、理学、政事等方面的人才都从这个家族中产生，这个家族才真正称得上世家。我同他的裔孙、国学生员显宗交游时，他常说家中那位以茂才著称的锡爵，修撰宗谱十分完备；显宗准备拿出钱来，谋求刊刻，便请我作序。我于是仔细看了这部谱书，只见体例简约而考核严密，内容精详而有纲要；不牵附混元之说，也不冒称巫赵之族，所谓兼具族谱与史书体例，这部书确实做到了。至于上溯武惠王彬，这是始祖；接着写越州判官，是追溯他的来源；又接着写判官之子丞，从越州迁到萧县，这就是所谓在桃源下邓村登记入籍的人；后来又以学谕承接下来，于是迁居史村便从学谕开始。史村，是今天曹氏居住地的名称。《西河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十六】新刻 《圣训演说序》古代的酂长、遂长、师帅，各自按时在里门宣讲本地的戒令。汉、唐时期大多崇尚名教法令，但仍有以讲读和教化作为治理手段的。到了末世，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了。我国皇上亲自推行教化，首先重视训诫启迪，认为治理大业的时代，必须先进行教化引导，然后才能使天下至治长久不衰。因此在康熙九年特地颁布了谕旨。皇上颁布十六条上谕，大家相互率领督促劝导；两浙中丞陈公又编写了《演说》一书，有总讲和分讲，使普通百姓、愚昧儿童都能通晓。此书已经奉旨颁行，抚司以及府、州、县、卫、所的官吏，每逢月初和岁首，便把城乡公所的老人召集起来，按规定讲授，约有二十年了。适逢总制兴公开府张公、学院郑公再三申饬，并且把这件事附入律令，用来仿效古代读法的制度；乡里的禁约与国家的法书，彼此相互配合。只是主管此事的人只责成地方长官办成，又兼以考核勤惰、评定优劣，掌管教化的官员却不参与。余杭训导王君独自感慨而奋起说道：‘这也是学校的事务。孝悌、礼让，都是彰明人伦的根本；崇尚正学、端正士习，也都清楚地载在这些条教之中。我曾跟随参加讲席，亲眼看见各位父老携带、背负着东西，侧耳倾听，仿佛唯恐讲说有完、诰诫不能遍及他们。因此我减少自己的俸禄，刻印木版，使它流传到远方，让煌煌的皇帝训诫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这真是盛大的典章啊。’从前文翁兴办学校，只传授经义；后来苏湖一带的教育又把治理事务、建立功业作为实在而有用的学问，但尚且能够千古流传，令人难以赶上；如今又有这样承继皇上教化的举措。圣明的谋略向下广泛施行，合乎宪法，不必说书籍中流传的各种经学；单是这次讲授之间，长幼聚集听讲，已经感叹、感动而受到激励。凡是触动内心却不能说出来的，想说出口却不能记住的，原本只想回去以后互相传述，让父亲告诉儿子、哥哥告诉弟弟，再辗转传到邻里宗族之间却难以传达的内容，如今一打开书便都明白了。这不能说不是当今宣扬教化的一项助力。《西江唱和诗序》自从《国风》中有‘予汝’一类唱和的诗句，春秋时期晋、郑的大夫又常常在会盟之地，你作诗我来应答，这便是白居易履道里联吟、松陵诗人互相唱和的源头。信安冯使君因有事前往洪都，同吴子志上、徐子紫凝在章江边盛会，于是邀请他们同船返回信安，因而有了《西江唱和》的作品。冯使君是才士，他写诗，下可压倒王维，上可追及庾信；可是后来出仕为官，半途中却放弃了诗文。我曾说，使君不到二十岁时写文章、做官，都足以超越流俗，卓然直上；假如趁着年少及时专心致志，他的成就又哪里可限量呢？而使君兼擅多方面，又兼能达到精妙境界，才士的才华真是这样不可测量。至于紫凝、志上二人，气势如虎，俯视临安；我每次租住他们所在的地方，便同他们饮酒吟诗，他们的风流俊逸自然不用说了。从前我在京城时，曾跟随益都师相在诸竺坛经厂举行盛会，互相唱和，借此度过休沐日。等到随他从大雪山游善果寺回来，酒器、烛树、合毯都陈设在东堂右边，让一人唱韵、一人执笔；每一韵落下，笔便随着韵脚停住，唱者还未唱完，应和者已经写成。如今我的格律诗集还保存着那些题目，可以验证这件事。我归田已经多年，呆坐着苦思，竟写不成一个字；而使君做官时还能够同两三个朋友继承太傅的高雅情致，刻烛计时、击钵催诗，使这种美好的风气流传不绝。那么读到他的诗，难道能没有感触吗？

译《田子相诗赋合集序》从前我跟随胡氏东岩、王氏文叔，在吴山高处见到子相，那时子相还不到二十岁，但常常写五言、七言诗，登高临远，吟咏抒怀，一时看见的人大多称赞他。我曾为他的诗篇题字，并由此想象他的为人；等到我奉诏入京时，子相正跟随父亲在江南做官，已经有好几年了。奉诏入京时，子相正跟随在江南做官的父亲游历，至今我请假回乡又已三年。钱塘冯屺章兄弟极力称赞子相的诗文是胥山一带第一流的。要了解一个人的为人，就看他的朋友。从前文叔、东岩是我的好友，近来居住在钱塘，又同屺章兄弟结为忘年交。既然诸位先生前后推重子相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子相的为人自然不用再问了。只是子相年轻时便擅长作诗，无论古体、今体，都像唐人所称的格律诗一样；至于其他诗体是否擅长，却没有听说。诗有六义，其中第一叫作赋。所以赋是古诗的流派，登高能赋，是大夫应有的本领。如今 圣明的天子崇尚文章，首先重视赋体，作者多得像树林一样，但很少有人真正合乎要求。圣上的鉴赏，大概把它抬得过高，就流于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繁芜诡奇；把它压得过低，又降成科举试文，于是李程、王起互相争胜，体裁的混杂没有超过今天的。子相以邹阳、枚乘的才能，抒写庾信、鲍照的文采；写得高，不浮艳；写得低，不鄙陋。无论怎样构思成篇，都是优美的材料和华丽的结构，一气流转；描写事物精确，表现情意明晰，真如所说的‘气势像串联的明珠，文辞如繁密的露珠’，子相确实是赋家中的雄杰。当今皇上文章经天纬地，偶尔写些骈俪文辞，巡行时作赋咏物，略微显示法则，却世上无人敢应和。子相若能进入承明之选，尚书给他纸札，贤王授他简册，那么他铺陈文采，必定能够舒展国家的光华；这还有待将来。至于国运初开、诗歌正值初盛，而流俗卑污，正争相变成轻佻、浅薄、鄙陋的声调，那么子相所作的诗前后都在这里，他努力追踪正始诗风、挽救衰颓趋向正道，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子相不是流俗之人。《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寿序》我们毛氏本来没有两个不同的族源，自周王第九子圉受封于毛开始，便以毛为氏。此后南阳平丘一支，世代都有贤能明哲之人。到了靖康以后，随从皇帝南迁，曾分散居住在闽、越之间，所以浙江的姚江、新安，福建的玉融，都有显赫的毛氏。即使嘉靖、隆庆以后，仍有新安的司寇、姚江的殿翰，以及福建的起曹观察，前后按辈分交往，声名显著。关于这些，族谱都有记载，可以考察知晓。我在康熙乙卯年游历福建晋安时，在道山亭下遇到文山；彼此仰慕喜爱，执手相持，舍不得分开。因为没有看到族谱，不能详细知道他的辈分，只根据容貌和头发估量长幼，便把他排作兄长，实际上并不知道他究竟比我年长多少。后来浙江中丞请我到幕府，我滞留姚江，未能见到他一次。再后来，他的门生何君任湘阴县令，把他迎到湘阴，路过浙江时来拜访，而我因外出买药，仍未能见到。今年春天我从中州回来，在钱湖遇到他，他对我说：‘我已经七十岁了，今年初秋就是悬弧庆生的时候，你难道不能说一句话，作为赠词的开端吗？’我听后惊然端详他的容貌，再转过来看看自己，暗想牙齿将要脱落、头发已经秃了，皮肤上到处是皱纹和疮疥；而文山牙龈完整、肌肤细薄，鬓发间仿佛涂着漆，走路站立、回头顾盼都精神矍铄，反而比我年轻。这才知道老少不能凭容貌和头发判断，而我先前仅凭容貌头发错误地认为自己年长，实在可笑。从前楚丘丈人七十岁时，自称能够作辞令应答诸侯，解决疑难、决定犹豫，于是凭借壮年之气夸耀奇才，自以为无人能及；文山却比他更强、更有余力。文山年轻时在乡试中考取功名，以文章闻名天下；过了二十年，才通过占卜选择仕途，任营山县官。我曾考察他在营山任职时长于吏治，按察使宋君把他列为良吏第一；凡邻县有官职空缺，都借调文山兼任。营山本是贫瘠县，又地处蜀、汉交界，在巴渝群山之间，过去流寇出没，创伤难以恢复；文山常常坐在那里治理，却还兴办文学教育。他主持分帘取士，多得有名的人才，所谓湘阴县令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经推荐，四川、湖广的开府已经把他的政绩上报给 朝廷。天子嘉奖他的才干，下令有关部门征召他；不久恰逢兵乱，他便拂袖归乡。他到现在又过了多少年呢？楚丘丈人带着绳索，不能走出里巷；老莱子背着畚箕，只能在田间劳作。文山归田之余，却走遍都城和各地，交游遍及天下；即使偶尔困居一室，门外也总是鞋子满地。凡是来向他请教疑难、询问事情的人，来到他的住处求教，处处都是。所谓身居丘壑而经术充满天下，不就是这样吗？至于他的心思敏锐，每当动笔，便像迅雷击物、江河行地一样，浩荡迅疾，难以形容。我记得在京城时，曾随益都师相作击钵诗，互相唱和，总是唱韵尚未结束，应和的诗已经随之写成，以此为快。如今我整日呆坐摇笔，回顾凝视却写不出一个字，大概是年老造成的。而文山著书等身，年老后反而更加精进，这就是当今流传的《茱根集》。容貌的纯粹、才力的强健、心思的敏锐，都足以使人长寿；文山兼具这些优点，那么他难以衰老，哪里只是比我年长一点值得奇怪呢？

译《高詹事〈天禄识余〉序》刘向父子掌管天禄阁、主持校书时，当时有《说苑》《杂记》等书散行于世，后来写杂说的人都以它们为宗。如班固任侍读、在宫禁中撰写《白虎通》，蔡邕校订汉代典籍而写《独断》，就是这种情况。此后唐、宋诸家写短篇杂文，不一定都出自秘府。于是长安的举人们在净坊、佛寺中争相写记，作为消夏的活动，称为‘夏课’。元、明以来，山人、园客又常常撰写稗官野史，夸耀自己的见闻。因此谈论者说，谈议文章的兴盛到唐代以后才完备，却不知道《汉书·艺文志》早已有《杂说》一千家，见于书目，只是文章没有流传下来罢了。江村宫詹凭借惊人的才华、绝伦的学问供职内廷，他所读的秘书，确实有许多是外人无法看见的。有时他笑那些儒臣偶然凭词翰获得官职，便自夸身处禁近；其实他们没有进入苑籞，未曾踏过宫门内廷，两眼从未接触内府图书以及金匮石室的秘藏。即使入值三馆，手持帔巾退足而行，至于在宫门外侍班，也不过暂时站在铜兽旁彼此看见眼睫罢了，而宫詹却每日侍奉内廷。至尊掌管宫禁中的文史典籍，充满书架的藏书都可以让他校勘整理；其中偶尔有副本是 皇上所赐的，他便立即拜谢。奉命捧出来，所以私家 所获赐书中，便有长安贵人和各家藏书家都没有收藏的书。这就是主持天禄阁校书一事，只有宫詹才能充分承担其盛况。不过他每天奉命值班，清晨入宫，夜晚才出，背着星光奔走，天黑时也没有片刻闲暇可以涉笔札记，但竟然没有什么书没看过，仿佛陆倕竖立书橱、虞世南背着行笈一样，随手记录，全都编成卷帙，多么神奇啊！杂说有两类：一类是驰骋见闻、搜求遗失，这正是《说苑》《杂记》的源头；这类文章，担心它荒诞虚妄。另一类是夸耀记忆、放纵驳难辨析，这正是《论衡》《独断》的由来；这类文章，又担心它浅陋狭窄。宫詹从侍从任职直到退食休息，所到之处都有记载，如《松亭行记》《塞北小抄》，以及《东西扈跸》《金鳌退食》等书，既谨慎记录见闻，又排除荒诞虚妄，已经成就了事业。如今他凭借耳闻目见之外的广博记忆，广泛加以记录，其中搜寻幽微、剔除隐僻，注释考订，既有驳正又有辨析，而且全都从天禄阁所得。因此题名为《天禄识余》。这些短篇文章，虽然说是供职之余所作，但哪一样不是经国大文、应对诏令奏记的余事呢？况且他的学问如山、技艺如海，不是容斋、伯厚、弇州、升庵所能相比，怎么能因为它们记载的是小事便忽视呢？更何况其中还有更大的内容。他每天早晨入朝，夜里才出来，顶着星星奔波，即使到了黄昏，又哪里曾有过片刻闲暇可以涉笔写作呢？然而他却没有哪本书不读，仿佛陆倕的竪橱、虞世南的行笈那样，随手记录下来，便都编成卷帙，真是多么神奇啊！杂说有两种：一种是驰骋见闻，以搜求散佚的遗闻，这就是《说苑》《杂记》一类著作的由来。对于这一类，担心的是它荒诞虚妄；另一种是夸耀记忆，以放肆地进行驳难辨析，这就是《论衡》《独断》一类著作的写作缘由。对于这一类，又担心它见识浅陋。宫詹从担任侍从直到退朝进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记录，如《松亭行记》《塞北小抄》，以及《东西扈跸》《金鳌退食》等书，既已经谨慎考察见闻、排除了荒诞虚妄，已经取得成效了。如今又把耳闻目见所余的内容，扩充为记忆中的材料，其中搜求幽微、剔除隐晦，作注疏、加考订，有驳难，有辨析，而且全都是从天禄阁中获得的。因此给它题名为《天禄识余》。这些短小的篇章、匆促的笔墨，虽然说是供职之余所作，然而哪一篇不是治理国家的大文章、应对君命和撰写奏记之外的余事呢？何况他的学问如山、才艺如海，并非容斋、伯厚、弇州、升庵等人所能相比，这怎么能因为它只是记述细小事物，就轻视它呢？更何况，其中还有更大的内容存在啊。《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平阳就是平原。相传它位于平水以北，因为水北称阳，所以叫平阳。越王句践曾经在这里建都。明崇祯年间，山阴祁中丞买下此地作为别业，并在其中收藏书籍。后来中丞为国难而死，山贼占据这里作为寨堡，别业顿时毁坏。清兴宏觉大师接受 世祖章皇帝的诏命，在平阳卓锡，修建 御书楼于山上，并扩大它的地基，命名为平阳寺，直到今天已经传承三代了。继任住持因琳宫遭灾，又重新修复；但白土、木材缺乏，只能靠稻米维持口食，于是沿途敲板，向行人遍求布施。我听说‘薪尽火传’是老子的教义，佛教中也有类似道理。句践在此建都时，称霸东南会盟之地，不知当时的盛况如何；千年以来，只见祁中丞营建此处，比拟平泉，后来忽然变成佛国城池，龙藏、象宿，也可以说极其兴盛。谁知过了不久，兴盛之后毁坏，毁坏之后又兴盛；薪柴有尽，而火种却没有穷尽。人的布施也是如此。听说继任住持是天岳大师，他有《直木堂集》流行于世。如今有人不相信以文章进入三禅之境，可以拿我的话作为证明。《霞举堂集序》王子木庵自己编定所作的文集，从辞赋、记传、铭诔、书疏，到杂志、野乘、偶体、谐说，以及自己阐发义理的论辨、记述，共三十五卷，命名为《霞举堂集》，请我作序。我接受后读了它，说：文章有名家，有当家，有作者家。所谓名家，只像书画家有自己的标格；金、元的词曲，常常以平行协韵、合乎时代风尚的作品称为当家。至于作者家，则不论是否属于本行、是否合乎格式，都必定有作者自己的意旨存于其中。所以汉、魏、六朝的文章不求样样齐全，零散的题辞、闲适的书札也足以自行保存。汴、宋以后，即使文章体裁有大小、事类有多寡，也必须无所不备。如果体制有长短，门类有枯荣，零零碎碎、孤立琐屑而不能成集，若不是作者经营部署、搜罗汇集而无所遗漏，想编成函册呈现给世人，就很难做到。木庵却不是这样：他取材宏大，收集材料严密，积累功力深厚，流传的效果四方响应、五处通达。所以他的质地明白纯洁，文采青黄相间；作为文章的主干高拔挺立，声音和色彩，既仿佛云气从樊笼中升起、叹息散入山谷，又能推至无边无际，放开来却处处可达，他真是作者家。宋代以后，文集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很少，起初是因为关石、程纸之类的数量限制，后来连铢两般的分量也没有留下。古代史书和《艺文志》所记载的著作，必须经过播传四方、历经数代递相传习，才能保存名目，但具体内容却不可考。如今这部书刚一刊行，私塾文章不会选择它，词章之国也不收藏它，金匮石室的藏书中没有编入它的卷目，但见到它的人都把它当作珍宝秘藏、珍惜不放，这难道还不算书籍流传吗？我同木庵交游约四十年，每年经过湖墅，必定去拜访木庵；每次拜访，他必有新编的一卷拿出来给我看。等到他读礼期间，宣州施少参君正抵达杭州，曾同我约定：‘今天应当去拜访木庵，不知还能不能像平时一样看到他的著作？’我说：‘有。’到了那里刚坐下，木庵便拿出《孤子吟》给我们看，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后来我在京城做官，每逢会朝之日，少宰李公把木庵的书送来，打开书函，原来是他所作的《今世说》，当时贤人都在场。那天早晨，朝廷诸臣争相起身询问、翻阅，到了午门外又彼此感叹惊异，认为这是荣耀。如今保存下来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三。他曾说：‘活着的人写文章，能够亲眼看到它被编次、放在几案席上，吃完饭便翻阅它，就像千百年以后偶然得到前人的文集而加以品评，也是一大快事。’我归田五年，看到自己的旧作，就像三伏天的厚棉衣，提起来便放下；而木庵的《霞举堂集》却光彩轩昂。由此可见，文章能否流传，确实各有命数。

译《刘氏水澄传咏序》自从《史记》《汉书》出现叙传一类的文章，概括各种本事，押韵成文；刘向又作《列女传》，于是用赞颂的方式讽谏宣扬，这便是《水澄传咏》的起源。《水澄传咏》取材于原始家乘，而家乘的体例大抵沿袭庐陵、眉州按年代记载世系的做法，取其明白清楚；水澄旧谱却尤其详备，列出传记，旁及志、表，很像扶风、龙门作史的体例。如今竟用史事写成诗歌，把褒善贬恶的意旨间或用含蓄的话表达出来，使孝子顺孙读后油然而生敬意，彼此感动，这难道不是敦厚人伦、叙明族属，确实从性情中表现出来吗？所谓用感情驾驭法度、用恩义掩盖义理，不正是这样吗？荩臣天才纵横，蔑视一切，每次下笔滔滔不绝，眼中没有前人；但叙事严谨简洁，诗歌舒缓从容，尤其在编纂考订、苦心经营之际，始终小心谨慎，真可说慎重了。只是奇怪水澄刘氏的门第在我郡首屈一指，自先司马公创修族谱以来，增修、续修不知有多少，而荩臣却用一二篇韵文概括其大略，使人知道刘氏的始祖、六族五忠在前代著名；从元代到今天，还有许多名臣、杰士、忠孝侠烈之人值得歌咏。刘氏保守家世、振兴宗族，竟如此没有穷尽。《听松楼近体诗序》隋、唐以诗赋取士，殷璠编选诗歌，从梁、陈直到唐初，正值诗法极盛之时；然而他仍说：‘自大同至于天宝，执笔写诗的人虽然很多，但明显可见的，十篇中不过两篇。’诗歌写得好实在太不容易了。如今人们崇尚经义，读经作文之余偶尔押韵合律，便自以为超过王勃、卢照邻，胜过江总、薛道衡。难道古代以诗取士，诗反而难；今天不以诗取士，诗反而容易吗？其实只是：写得好就难，写得不好就容易。吴生征吉擅长经义，多次以经义冠绝试士。一天，他因长期揣摩经义，舍弃它而改写诗歌。适逢吴生的《听松楼文选》流行于世，四方来访者车毂相接，于是大规模举行文会，同江南江北的士人在吴山脚下会集。吴生当着宾客挥笔，一时所有唱和者都退避离去。吴生既然擅长诗歌，并且已经有所成就，那么古人说擅长诗歌很难，为什么今天反而以容易见长呢？圣明的天子崇尚文章、兴办学校，一时爱好古学的士人争相向朝廷献才。吴生将带着自己的学问游历京师，先把近体诗拿出来传世。我取来吟诵。近体诗很难写好，已经很久如此；更不必说它精深、宏博，近在咫尺却难以测量。单就风格气度来验证它是否合乎大雅，也正如谈论诗艺的各种记录所说：‘构思要简练，韵律要抗衡，文辞要圆润明洁，内容要浑厚自然。’吴生已经都接近这些要求了。他进而达到唐人的境界，并不困难。有人说：‘诗以近体为难；近体诗写不好，就一定不能写古体诗。所以凡是看古诗却不能辨别优劣的人，看看近诗便会明白。作文章也是这样，时文写不好，就一定不能写古文；所以看古文不能辨别通达与浅陋的人，看时文便会明白。’既然如此，吴生擅长古文，我曾从他的试文中看见；他擅长古诗，也可以从近体诗中看出。《东南舆诵录序》自从子产以后，歌诵政绩的风气兴起，汉、晋以来，渔阳、魏郡、颍川、广汉等地，大多把民间歌谣、街巷谚语流传并载入史册。因此王祥虽然做到太保，海沂的歌谣早已著名；徐泗的姚元之做开元贤相，吴陵的颂歌也称颂他，全部刻在石碑上。实在是因为民情最为公正，受到感动就呼喊，感到喜悦就欢呼，并没有诬妄。金大中丞从内阁起家，在槐堂起草诏令，早已知道朝廷中有如白起、廉颇、白起、李牧那样的人才；于是搜集经史，曾佩戴水苍玉，成为天下人的宗师，百官和百姓没有不向他求教的。后来恐怕还会因为精通经术、熟悉政务，再次出任观察使。皇帝特意赐给他袋带，让他扬鞭分道而行；他任行省中书，约有十年。天子嘉奖他的才干，征召他掌管枢要事务，辅佐七兵九伐之事，并兼任审问禁令的职务。当时六军声势壮盛，南下的楼船借助军司马，上卿在军中转运粮饷，供应调发达百万亿，收复昆弥。朝廷大臣论功行赏，正准备授予他五都伯长、专掌弓矢斧钺的权力，命他宣扬皇帝的恩德。适逢七闽刚刚平定，朝廷商议应派重臣镇抚当地，于是命公前往。海外荒远之地，如高华、彭湖等向来不向其国称臣的地方，也都登记户籍，开垦耕种。何况两浙夹在瓯、粤之间，是神州的腹地、天南的半壁江山，更不能没有支柱之臣来加强它的任职责任。都说只有公才贤能；这样看来，公的仕历本来已经遍历中外，经历艰难重大之事，直到今天。公刚一进入境内，须江水便暴涨，逆流向上腾涌的水势，轰轰汹汹，浮天蔽日而下。当时公尚未正式接受职务，却已经捐出钱财救助溺水者，赈济被水淹压的百姓，然后才进城报告。他修筑栅栏、堤堰，分流筑成西江各塘，以修复水利，这还只是其余事。治理百姓、为民除害本来可以振兴地方，但除害必须先除最大的害处。浙右转运漕粮之处，往往有地方豪强藏身，借机作奸；关卡征税又横加盘诘，比起汉代的大弊病，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况且当时枢要之地庇护着一群虎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公先清除漕运弊端，整顿关税，使从前的陋规全部废止。于是端正自身、率领属吏，振作风纪；凡刑狱、赋税，都务求减轻，以让百姓休养生息。至于教化，他尤其急切。他曾主持宾兴、入贡，在福建和浙江两地都主持其事；先设立讲院，在其中供养贫困士人，按月发廪、按日供给食物，并命令年长而成熟的绅士负责管理。闲暇时便率领僚属讲授训导、读法，直到科举考场，也命人修整道路、粉刷墙壁，屋宇严格朱红涂饰而宽敞整洁；连同供应物资的精细、科派办理的简便、奸猾书吏不得插手、各户没有额外摊派，一件事兼有百般恩惠，这样的事很多。百姓厌恶贪婪，公便以清廉砥砺他们；百姓不喜欢懒惰怠惰，公便以勤勉磨炼他们；百姓愿意缴纳的赋税，公反而特意放宽期限；百姓苦于侵扰蠹害，公便加以斥责；百姓田地有时干旱，公便赤脚祈雨；百姓房屋失火、来不及防备，公便跪拜祈祷并飞驰救援。百姓所忧患的只是盗贼，公便整肃他们；百姓所畏惧的是军队，公便唯独约束军队。百姓所爱好的，公就同样爱好；百姓所憎恶的，公就同样憎恶。这样还说百姓不能歌颂思念、欢呼称颂吗？这合乎人情吗！百姓实在有自己的心意，歌唱吟诵自然流露，不能强迫他们去做不愿做的事；如果一定要楔住他们的牙齿、防止他们开口，就如同要挡住风的吹拂、阻止声音传播一样。那么后人记载他的功绩，也会以这些事情为依据。我忝居馆职，是公的后辈，冒昧叙述所听闻的事情，并编排成这篇序。至于公的功德仍在百姓的歌诵之中，我又哪里能再多说什么赘言呢？

译《西河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十七】《送汪翰林奉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公饯诗序》君王抚育、保存万国，于是有使者前往慰问，所以《左传》说：‘《皇华》，是遣使臣的诗。’用礼乐为使者送行，所以即使远行也显得光荣。魏武帝撰写《选举令》，常说：‘出使四方，古人选择使者十分慎重。’大概正是因为这个选任很难。如今天下车书归于一家，四海之内前来朝贡。凡是蛮夷之国，远处在日出日落之地，皇帝的恩德广泛施及，使他们舍弃旧俗、效法义理而 皇帝圣明文治武功，安抚远方，使近处归附，一举一动都符合天意。既已东征西讨，把所有不肯入朝的部族都驱逐殆尽，倭泥再次开辟，雕题之民也全都前来归附。只有四方边裔之外，如南方夷族的君长、番禺的太子，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成为臣妾。虽然路途遥远，受到人力阻隔，却仍不能强行抑制他们自己前来归附的诚意。琉球位于东海之中，早已称为外藩；从王、公、妃、妾，到陪臣、长幼，全都愿意署名、背负户籍册，前来朝拜。把天朝的一纸任命视为极大的荣耀。这本来就是开国以来垂衣而治、使他们臣服的结果。康熙二十一年。下令册封中山王世子为嗣王。朝廷商议派遣近臣担任使者，捧持 天子的诏敕以及 金册、玉圭，前往海中的属国。派使者到海外属国，始于隋、唐。唐代派遣使官前往新罗、日本等地，都是选派御史中丞中熟悉人情地理的人，衔命持节出使。琉球则是明初开辟的，其正、副二使通常由给事中、行人担任；如今 朝廷议论郑重，正使特用翰林官，副使由中书舍人担任。有人说：‘检讨汪君能够接受使命而不辱命，宣示国威、取信于外国。他的文章卓异，志向坚定清白，已经足以在海外取得信任；仪表风度秀美卓越，扬声说话如金石铿锵，昂然登上朝殿。’ 天子认为可以，于是赐给他一品官服，上面绣着麒麟，又加以尚书的尊荣，位居中台八座。自从国门登车，旌旗猎猎，前导经过关亭，背负弓弩的武士接踵相望于道路。皇上慰劳完毕，出宫后，朝中诸臣一起为他设宴饯行，赠送诗歌，并请我作序。平日居家诵读，慷慨激昂，自期建功立业；如果不能做九州的霸主、统率十万军队，横行边疆，便出使万里之外，在宴席上折冲，为国家建立堂堂的气节，也就足够了。如今他只是一个儒臣，早年怀有柔弱的笔力，靠纸札写文章作赋；一旦乘坐朱漆车、驾着绯色马，奉持天子的威德，意气扬扬地持节到达日出的地方，颁布 皇帝的明确命令，使属国君臣叩头顿首，以表达父子般同受赐予、共享怀抱匹帛的恩意。这是陆贾的话所没有传达的，相如的劝谕也没有达到的境界。至于海上波涛浩大，前路须当警戒，而唐代使臣出海时，尚且有‘受命不徇私、履险如平地’的赞颂。诗不是说吗：‘忠信可以渡过波涛。’世上难道有像汪君这样的忠信使者吗？赠诗不限体裁，任凭各人志趣。副使林君也一同饯行，各自作赠诗，以郑重其事。我才拙不能作赋，只写成五言四韵诗若干首，并把这篇序写在诗卷前面。汪君名楫，字舟次，是扬州人。《送张毅文检讨归郁洲山序》我进入翰林馆第七年，请假回乡，却没能请求在湖边得到一处栖息之地。同僚张毅文因为上书论事而离职，他自己说家在海东，有郁洲山，就是《山海经》所说的郁山。山周长八百里，四面环海，林木洞穴相互遮蔽交错，其中有许多良田。他的父亲先考功曾想在其中建屋居住，却没有来得及。我也准备长久到那里去。私下想，毅文本来没有谏官的言责，但他之所以忠诚直言，撞击九重宫门而不顾自身，大概也是因为乡里流离破碎，百姓将要沦为鱼肉，想稍微减轻他们的灾祸，把他们从洪水般的苦难中救出，所以不怕越职上书论事，于是 圣朝既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却只因为封题一类的小事受到稍稍裁抑，反而轻装离开故乡，愤懑地投身海上，置身于波涛出没之中，难道真是认为这个地方难以居住吗？毅文本来任史官，掌管记注，编纂前代史事；他慷慨落笔，即使厌倦承明之职，也应当抱持经术，闲居在槐市之间【当时毅文应补任助教】，出来同朝廷士大夫交往；如今却居住在草木山石之间，与鹿豕为伍，多么困顿啊！我听说郁洲是从郁林飞来的，所以又叫郁洲；山中所种植的还有许多竻荔、柑、蕉之类。从前崔季珪遇到仙人而心生喜悦；世事入世本来难以测定，升沉反复，渺不可知，那么看见这座山的变幻，仿佛也能同仙人交游。也许陆绩的石头有时会移动，淮河的水流漫溢，有时也会疏通，这难道也是依稀玩弄世事、暗示人情变化吗？我曾随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楼，饮酒赋诗，使千百人退避。过了二十年，考功先生仍然乘安车，接受建元诏令，带领毅文和我一同登上金马门，我因此得以同毅文一起授任馆职。不到十年，考功先生已经去世，曲江楼倾圮荒废，再也无法追问；而我和毅文又在编纂之外相继因上书论事而离职。唉！即使想不把那里作为栖息之地，又怎么能够办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