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一百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七。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神道碑铭。诰授通议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杨公神道碑铭。皇清诰授通议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杨公，在去世三个月后，附葬于虎跑进龙浦山先茔旁边。临终遗命：不要上表谢恩，不要请求皇帝恩赐祭祀和丧葬，也不要在墓前设置石人、石兽和望柱。只是东南方向的神道上，已有分列树立的桓楹，仿照延陵题墓的意思，应当有文字，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参加制科考试时，试卷曾被三位宰相和翰林院掌院学士阅览。掌院学士就是如今已经去世的都官尚书叶公；我在防试中任同考官时，正是叶公取中的士人。如今重门相传，按情谊本应由我执笔承担这件事；又因为我曾经任职史官，便把这篇文字当作史氏的志传来写。于是我再拜叩首，依据行状记载：公名鼐，字靖调，别字西岩，是仁和人。他的先祖原籍江南合肥，因功勋卫职而授予世袭官职。到杭州后，曾祖名忆；曾祖的长兄名恒，由选贡生出任山东临清州教谕，于是就在临清州安家。公的祖父是松坡公，名大化。其父仲卿公，名元贞，诰赠通议大夫。敕赐征仕郎。他们都居住在杭州；仲卿公因为临清地方优胜，曾经带着家人租住在那里，所以公的母亲是顾太君。顾太君的父亲萍实公任山西平阳卫参军时，诰赠淑人，公出生在临清的别宅。顾太君随父亲到任所，直到公八岁才回到顾太君膝下；恰逢仲卿公突然去世，便扶柩返回杭州。当时，公家因多次迁徙而家道中落，加上亲族很少。公与长兄峻明公，长兄考授经历；与仲兄如之公，仲兄任县学教谕，彼此相依如同肩背，夜里同盖一条被子，白天轮换衣服出门。仲兄每次授学所得的馆禄只有八金，也一定分给兄弟。公幼年不喜欢嬉戏，几岁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天资很高，年少时便有文章声誉。早年成为诸生后，多次应试却没有遇到机会。国初时，他已经脱下儒服，混迹于商人之中，仍租住临清别宅，自以为已经放弃科举功名。经亲友劝说，又凭临清籍贯参加童子试，从州试到府试再到道试，三次考试都名列第一。顺治十一年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大名府推官。在此以前，他迁居临清，期间因缺乏粮食，应临清王参戎幕府的邀请任职。到这时，参戎因牵连获罪而被罢职，但案件尚未结案；公替他申明冤屈，使其获得从轻处理，并且捐出俸禄代为赎罪，周济抚恤十分周全。于是任职才满一月，世祖章皇帝考察到他的才能，选授户科给事中。当时正值鼓院有辨复、降职和革职的官员，滥行击登闻鼓。公高声说：“设置鼓院，是为了让人申诉大的冤屈、叫喊大的不平；军国大事和百姓疾苦长期受到压抑而没有得到治理的，正可以借此申明处理，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升降取舍，就上渎天听呢？” 皇帝听了疏奏，斥责了这种上疏，撤去通政官职；而文武官员开复原职，本来已有固定条例。到这时，吏部、兵部对于开复的条例任意增删变更，公特意加以纠正。适逢己亥防试，公以同考官身份取中十七人，都是有名的卿士，如马光、刘如汉、蒋宏道、叶方蔼等。后来转任刑科右给事中，第二年转任工科左给事中。皇上登极时，充任颁诏官。奉诏到宁夏察看边郡的疾苦和军队的困顿。他说：西川刚刚开辟，抽调秦地士兵去镇守那里，戍守制度怎么能片刻松懈？只是那里丛林密集、地势险要，又被宪贼肆意杀戮，白天方圆千里都没有活人，虎狼聚集其中；仓促设置戍守本来就十分艰难，如今又要把士兵的家属全部迁去充实当地。镇兵除了每月军饷外，原来还有田地、房屋用来养活家口；如今让他们舍弃田地、抛下房屋，跋涉千山万水去填充这个虎狼之乡，沿着剑阁栈道拖曳而行，这不是迁徙他们，实际上是让他们送死。古代有轮番服役、轮流休息的办法，如今完全仿照这种制度，交替调动，不必立即迁移家室，而规定期限轮流替换，也不会耽误军务。至于平凉屯地，设置苑马寺卿专门管理马匹繁殖，原本是为了储备边郡攻守和内地驿站所需；如今关塞所需取用茶马，而乡亭邮递动不动就支取驿站银两来补偿倒毙的马匹，导致繁殖的马匹全都散放到游牝蹴踏之地。水草既不足，骏马又派不上用场，反而连累闲散牧夫。买马是为了备战，蓄马也是为了备战，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支取银两买马和领取马匹折抵银两，相差并不多。因此，必须把苑马和茶马统一分拨；附近的驿站则直接领取马匹来抵偿银两，这样或许可以减少闲散牧夫的负担，也不至于使繁殖的马匹无用。至于边兵的月饷由藩司发放，但秦地辽阔，边镇距离省城数千里，每次领取都往往要经过一年半载；这样看来，由边县解送到藩司，似乎不如直接解送到军前来得直接而迅速。皇上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令按照他的意见办理。皇帝广施恩典，封赠公的两代先人。公捧着诰敕，徘徊思念顾太君年事已高，请求回乡省亲朝见，皇上答应了他。过了一年，假期满了，他赴任。补任吏科左给事中。奉命稽察吏部事务，于是因为狱讼繁多、牵连蔓延，请求皇上下令有关部门分别发交审理。康熙二年癸卯，适逢顺天乡试，因为经书题目有讹误，诸生纷纷上诉。京城之下，公上疏说：“我私下认为，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本来是选求贤才的盛典。按照旧例，凡是考场中的试题，通常都由同考官依据本经拟定。如今《春秋经》的题目，是同考官罗继谟拟定进呈的。可是《春秋》第四题，原经写的是‘邾子’，题目却错误地写成‘邾人’。以《春秋》本经为依据，在阅《春秋》房的试卷时，题目竟然出现讹误，那么拟题之人的疏忽已经很明显了。况且这第四题，就是己亥科防试的第二题。己亥年这道题，也曾经把‘邾子’误写成‘邾人’，后来经知贡举和监试各官指出题目错误，考试官也自行检举，请求奉命处理。” 当时已经改正试录，因此把同考官范廷魁、孙承恩分别处分备案，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从己亥到现在，只相隔一科，不应当遗忘。而罗继谟又是己亥年《春秋》房中式的士人。既然用自己已经中式的题目来拟定试题，已经很奇怪；何况对已经出过错误的题目又再次弄错。此前的错误，还可以说是坊间刻本沿袭旧误，偶然没有校检，所以孙、范二人的处分可以酌情从轻拟定；如今既然已经更正过了。敕令改正试录，明白地刻入功令之中；却又把本年中式之人的试题照样作为试题，错误再次发生。这样一来，先前是过失错误，如今又是明知故犯；先前已经违背经文，如今又再次悖逆经义。敕令说：这件事所涉及的关系，并不是小事。然而先前举人在考场中哄然争辩时，内帘官承担了责任，凡是反题纸上写‘邾子’的人，一概让其录取；如今的诸生也哄然争辩，内帘官却一定不肯承担责任，凡是反题纸上写‘邾子’的人，都贴出斥退、不予录取。这样，遵守经文的士子反而受到黜落，取舍完全颠倒，谁来挽救他们？难怪他们要叩阙申诉。” 京城中因此已经有很多人喧哗争论。

译皇上看了奏疏，震怒，下令从重处分；公也就在这时离职。敕令说，内升京官，但须等待任次；公回籍扶侍顾太君，又过了八年。皇上体恤他过去的劳绩，特地下诏召用，按正四品京卿的服色、俸禄任职，仍兼管礼科给事中的事务，并且说公等人是先皇帝任用过的谏官，一定熟悉国事，请各自进言，辅佐太平盛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公于是极力陈述百姓的疾苦：连年灾荒，应当制定救济抚恤的典章，规定商人捐助的办法，开设罪犯折赎的条例；又另上奏疏，请求制定积储的制度，长期实行，并请求追缴在官赃赇银两以及中外官员被扣除的月俸，连同关税超额收入、盐觔没收之物，一并转作赈济百姓的费用。仁人所说的话，专心惠及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康熙十一年二月。皇上亲自耕种借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二月〕 敕令和硕亲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的官员都斋戒，进入先农坛。公到期穿蟒服陪侍班列。后来升任鸿胪寺卿，适逢癸丑年。钦赐表里帑金，充作殿试执事官的赏赐。不久迁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于是旧病发作，又想到顾太君还在堂，请求多次上疏乞求。皇帝准许他告假归养。皇帝温和地答应了他。当时顾太君八十岁，祝贺的人挤满了门户；恩诏以荣典封赠三代，颁发官诰恰好到达。太君戴着冠帔在庭院中拜谢，观看的人都羡慕她，于是给她的堂屋题名为《慈庆堂》。后来太君去世，服丧期满，他立即具疏自陈年老衰弱。蒙受恩典，准许他以原品级退休，于是闭门谢客，不再出入官府。康熙十八年。钦赐《日讲四书解义》一部，康熙二十年。钦赐《日讲书经解义》一部，康熙二十四年。钦赐《日讲易经讲义》一部，康熙二十六年，适逢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 太皇太后去世，公抱病赶赴京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到宫阙哭临；过了第二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 皇上南巡，公到皇帝驻行之处朝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年〕 直到皇上回宫。皇帝特意传令在籍大臣，从开府以上选十人，命所在地官员前往慰问。公是其中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又因为河工尚未完成，驻跸清江浦。公与在籍的其他大臣恭请皇帝巡幸浙江，随即前往迎送。像前次一样入朝觐见，于是因年老居家，得以再次瞻仰圣颜。皇帝面容上喜色洋溢，公超过预期而欢舞庆贺；退下时拄着手杖，仿佛比从前还健壮。过了五个月，没有疾病便去世了。公性情孤高正直而宽厚平和，与人交往平等相待，没有界限，却从不滥交。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敦厚和睦地对待乡里宗族，对疏远的人也不加以刻薄。安于贫困，不因仕途显达而奢侈；身居通显之位，家中没有雕饰的房屋和床榻，也不陈设珍宝玩物。每天饮食都戒除过量，盘中没有兼有多种荤菜的宴席。所穿的破旧皮衣，曾经脱下来送给贫者。每次诵读律令、讲解 《宝训》，公一定前往；遇到不合意的事情，便终年不踏入府县衙门一步，终于安然自得。张公以巡抚身份巡视浙江时，素来敬重公。曾在深夜亲自到公所居住的地方，遍看门巷：没有显贵人家的门第，没有屏障、围墙、锁钥等防卫设施，也没有外宅男丁，警卫和门禁萧条得如同寒冰，张公叹息而去。公坐卧都在一间屋里，不出门户，只让一个小童住在门外，负责开关门户。公曾说：“人生能有多久？不过是东墙的阴影一点一点移动、一点一点消失罢了。”公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七日去世，享年八十岁。顺治十一年赐进士出身，授任直隶大名府推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钦命选拔考取为户科给事中，后来转任刑科右给事中；康熙十六年己亥，充任防试同考官；过了三年，转任工科左给事中。奉诏前往宁夏，于是广施恩典，敕授征仕郎，转任吏科左给事中，奉命 稽察吏部事务；因考核期满列为二等、勤于职守，内升为京堂官，再按正四品京卿的品级、冠带和俸禄任职，兼管礼科给事中的事务，升任鸿胪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任殿试执事官、经筵侍班，升任现职，原配是沈太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诰赠淑人，继室为张太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三十八年、九月、七日、十一年〕 奉诏选任户科给事中，后来转任刑科右给事中；万历十六年己亥，充任房试同考官；过了三年，转任工科左给事中、宣…… 诏令宁夏以…… 因广施恩典，敕授征仕郎，转任吏部左…… 奉命稽察吏部事务；考满评为二等勤职后，入朝升任京堂官，加授正四品京卿的顶戴，按正四品俸禄食俸，掌管礼科给事中的事务，升任鸿胪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任…… 充任殿试执事，在经筵侍班，晋升为现任官职；原配为沈太君。诰命追赠为淑人的继配张太君…… 诰封为淑人，有四个儿子：湘、涛、濬，都是国学生；淇，是岁贡生。有六个孙子：士楷、士标、士权、士杞、士楩、士枢。两个女儿，三个孙女。所娶和所嫁的，也都是名门之后。于是系上铭文，铭词说：看这位贤哲之人，出生便超越群伦。正如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鹏。他的言论可以作为法则，他的品行值得尊崇。历经两朝，声望卓著，受到超越常格的恩泽；下至海国，身归丘樊，并以他所居之处命名为通德门。何况如今长夜之台，正收藏着他的衣冠；经过的人要下马，在坟前洒酒。日月终有尽头，而他的坟墓长存。东南道路之上，时常有清神游行；片言铭刻也不会磨灭，谨以此告知后来的贤者。诰授中宪大夫、奉天府丞、前礼科都给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铭。姜京兆公于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去世，我匍匐哭吊他，并为他撰写事状，附在他所著《姜氏谱》之后。第二年选择葬地，葬于褚里福全山南面。按照礼制，君、卿、大夫都应有两通碑；以下葬处和墓门东南，都是神道出入之地，应当将一通碑移到那里，并刻写铭文。我想，京兆公由司谏调任内职，奠 天子建都之地，在京师首善之乡任统帅；然而旧京是国家根本之地，又请公坐镇那里，以此倡导九州。他受到朝廷内外倚重，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呢？于是追述公任司谏时，曾数十次上疏，恰逢 世祖章皇帝刚开始开门纳谏之时，各种草创时期的荒疏和简略，名分法令还不完备，人们互相把这些事看作琐碎苛刻、罗列细节，而公却以宽大之道处理它们。因为担心两河地区土地荒芜，皇帝命令直指使察看，清查丈量各卫所屯田，归并藩王产业，废弃斥退各类土地。公请求查考旧有定额，核对《全书》所载，以其数额为准，不要任意增加，使州县官吏得以凭弓尺上下其手。增加田赋额数，只是为了增加赋税收入罢了，却不考虑土地的产力有限，正赋究竟有多少；在主管官员看来，不过是夸耀一时的才智计谋，却给 朝廷留下以加派为名的弊端，这是不可以的。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地方刚刚开辟，百姓积欠的钱粮很多，催征赋税的官员把新欠和旧欠合在一起一并征收。公任户科给事中，极力请求不要这样征收，说应当按照土地的产出衡量，一年只应缴纳相当于一年应交的赋税；把新税移来补旧欠，必然会连新税也一起拖欠。今年的新欠，就是明年的旧欠。只是主管官员考核政绩时，既以完纳与欠缺作为优劣，而完欠的数目又按十分制限定；凡是核查十分之数，不论繁琐条文和细小事项，只要偶尔缺少毫厘，处分的议论便随之而来。自顺治十三年诸王会议以后，这被定为法令；各科条款既多，主管官员和经办人员动辄触犯法网，早晨接到命令，晚上便要执行，连半席之地也坐不暖。公请求把各项合计的十分总数仍统作十分，使毫厘细故不至于轻易被罢黜；并且把各年份分别考核的十分各自作为十分，使逐年递次考察不至于重重牵累。

译皇帝既然认可他的意见，朝廷上下的大臣也都认为便利，于是下诏实行，永远作为定例。直到今天四十多年，也没有改变。后来西南用兵，两广巡抚报告说，始兴、曲江两县的知县同时自杀，却不知道原因。在朝廷中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说话。公悲悯地说：“人谁不愿意活着，为什么刚刚被派来任职，便这样轻视生命？这不是将领和隶卒搜刮逼迫，就是守臣储备安排不周，才导致这种事情。务必查清根本原因，不要让军中和守城官员彼此推卸责任，使国法受到损害。”奏疏上达，听见的人都惊得咋舌。公曾说：“《大学》把理财作为根本，而理财的关键，实在只是用人。如今 国家广泛访求人才，也可以说是十分急迫；但一时的吏治还没有达到古代的水平，难道真是贤才不足吗？实在是由于求治过于急迫，入仕的途径太宽，而真正的人才反而多被遮蔽了。平息盗贼、催征赋税、输送财物、开辟土地，也都是臣属官员的常职；但开荒可以升迁，捐俸可以升迁，漕运事务全部办完可以升迁，多捕获逃人可以升迁。假使渐渐做到县邑没有荒田、粮赋没有漕运欠项、四境没有旗人、官员贫穷而没有多余俸禄，那么便与这些升迁标准无关了。若兴举贤才、劝勉功业、督课农事、培养士人、修明礼制而兴起教化，其功劳比这些多十倍百倍，又用什么来鼓励呢？况且捐出俸禄以急公济民，本来属于臣下的义务；但奖赏得过分，必然有人耗费钱粮，竭尽其他所有来凑足这些数目，这不是用来激励廉洁，反而足以奖励贪婪。至于逆贼归降，立即授予显要官职，那对百姓的危害尤其严重。那些穿墙小偷、投机商贩，在海边狂妄逞强，一旦无计可施，叩头到军门，不过是乞求免死于朝夕之间，起初并没有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的能力，也不能立即树立后效；可是监司、守令却滥授名器。做官必须贵在通晓经书，并不是说柔弱的笔墨比弓箭更有用，而是认为天下只有读书人才能明白道理、识别义理，察知百姓的隐情并整饬官府的邪曲；何况钱粮的稽核、刑狱和市场事务的裁决、机要政务的参与，没有一件不是平日里研究透彻而在一日之内施行的；否则茫然进入官场，环顾四周而没有办法，势必借助手下幕客，向胥吏询问请教才罢休。这正是事权所以旁落、弊端所以滋生的原因。而且任用人才的途径，也已经不止一种。国家即使缺乏人才，又怎么可以让狡猾奸诈之人混杂进用，竟到如此地步？这些话都正直激切，切中当时政务，而 皇帝正好喜爱贤才，竭力寻求敢于进谏的人，所以公能够尽情直言，成为一时的盛事。至于调整繁简、统辖兵马、查究私贩、扩大防推、清理改折、免除赔偿、缓征欠赋、均平铨选法、恢复勘合、预先拣选、加重律例、察核关政等，共有三十八道奏疏，全都逐一议定施行。虽然各部所议偶尔有所抵牾，但是 皇帝未曾不反复称说他的奏疏，并且体念他的正直。当公刚进入户科时，关西参政吴允谦因督抚专门荐举，已经升任太仆卿。公揭发他任道员时的贪污行迹，立即交付吏部议处。公在兵科任职时，海寇陈敬容以假军门身份投诚，却被授为山东兵备佥事，公上奏请求夺去他的官职。至于畿辅地区盗贼猖獗，有供称义王家人李进才和范二达子所为，由于他们与主管官员有关系，没有人敢上报；公加以揭发，请求直接清查盗贼的根源，之后才感到痛快。到了旱灾时求言，公首先把罚金之事上奏，说旱灾就是年成不好，但百姓并不苦于歉年收成不好，而苦于贪官严酷的罚款。从前赎杖刑分为不同等级，有钱的人四两，稍有钱的人一两五钱；而掌管刑罚的官吏还用严刑来助长他们的恶行。如今赎杖一名动辄三四十两，而且还任意妄为，不受律令约束。皇上不过期望达到无刑之治，却反而给不肖之人打开贪污的门路，实在不是施行法律的本意。年成丰收时，征收供给稍微急迫一些，尚且有人发出剜肉补疮的叹息，何况在旱灾之后，大小二麦都歉收，哪里承受得住重金罚款和鞭打？百姓不四散逃亡的还能有多少呢？等到海防形势纵横交错、沿海震动之时，公上疏请求讨伐，提出了完备的方略，已经奉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十两〕 章皇帝秘密议定剿灭之策，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而 皇上终于命令六军加以讨伐，于是犁平了那片土地；其户籍和公所上奏的情况，彼此如同符契相合，他的先见之明就是如此。公名希辙，字二滨，别字定庵，是明代礼部尚书箴胜公的孙子、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环公的儿子。世代居住在余姚。六世祖春轩公任工部主事时弹劾逆臣刘瑾，被贬为瑞州府通判；高祖对扬公任行太仆卿时触犯严嵩，辞官回乡；曾祖翼龙公由礼部郎中出任地方长官，因为上书建储而被罢职，死后赠光禄卿，于是迁家会稽，成为会稽姜氏。公少年时聪颖奇异，善于写文章。崇祯末年，都水公因出使张秋治理旧河而被牵连误入刑部监狱，公徒步进京请求救援。恰逢这一年举行京闱乡试，公按照诸生的惯例报名入试并考中，于是朝廷释放公父出狱，奉他回归故里。恰逢 本朝下令搜录京闱中试者，凡考中者授予官职。公因南归，免于丙戌年授官。王师攻下江东，大将军贝勒传檄令公出仕，授为监司，公却辞谢不受。于是按照旧例，补授温州教授，代理县事。因凭借民兵大破海盗，温州方面又升任他为元城知县。邻郡发生饥荒，流民到来，密集得像刺猬的毛。当时逃人法令严厉，路上拖着锁链、无人收留的人，饿死者接连不断。公怜悯他们，于是查验男子没有东人语言、妇女耳朵没有三环孔的，全部留下。开垦、聚集北方荒地，使他们受雇获得食物，救活的人以万计。台使把这一办法下达到各地，使邻郡仿效。荒地全都得到开垦，救活的饥民达到数十万。于是顺治十四年因政绩卓异，赐给章服，升任户科给事中。第二年转任礼科右给事中。十六年转任兵科左给事中。就在这一年冬天升任礼科都给事中。恰逢皇上登极，公以礼官身份协助办理各种大礼，充任辛丑科会试同考官。康熙元年，内升为京堂官，候补后回到越地。八年才赴京。皇上认为公是

译先皇帝所重视的言官，认为他的言论必定有益于当前政务，于是破例仍补为户科都给事中。随后连续上了三道奏疏：一请增设科道官员，以防闭塞；一请巡抚仍统辖军队，以防地方盗乱突然发生；一请放宽奏销期限，使催征赋税不至于急迫。这一年补任顺天府丞，因服丧回乡。又过八年，奉天府丞职位空缺，朝廷从家中起用他任职。三年后，因母亲患病，获准终养而归。不久又遭父母丧，服满丧期后没有再出仕。从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共十九年，无疾而终。公仪表丰伟，容貌严整，目光神采超过常人，气量胸怀卓异，处理事情急捷如飞隼捕捉目标；待人却和厚平易，乐于为人排解，能够救人急难、使人脱离困厄。我因遭遇祸患而流离辗转，多次向各位台使进言，请他们为我解救。郡中的江防失守，百姓住宅被水淹没，他设法救援。对于宗族乡党的和睦，凡是乡祠、义学、墓田、亭、族谱等事务，都亲自整顿兴办，没有一点遗漏。至于朋友之间相互帮助，得到他的告诫而离去的人接连不断。唉，真是贤德啊！公的妻子是朱恭人，为行取科员澹明公的女儿。生有二子：垚、坦。庶子塽。垚以年贡身份补任杭州府昌化县教谕，升为国子监学正。生有七个儿子，长子公铨是丁巳科举人，其余都在学校中有声名。公铨已经有孙子继承家业，您家五代都可称为极盛。垚以文章著名，自太仆公以下，文章经术到了公这里更加兴盛，而垚能够继承它。坦早年去世。铭文说：保氏、箴尹，见于周朝末年；宋人没有专门的谏官学职，说是没有专司。两省四品官中，补阙、拾遗，凡有不便之事，便据此加以革除。不能不明白，鼓和铃铎之所以用来接受规诲、纠正车舆、端正车轴，全在于此。因此十篇论说都不删削，一二篇当时称为良臣之言。使那位进谏论事的公在朝廷立身，正直尽职，略具光明的节操，更有刚正的德行，每件事都进言，成为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圣人本来没有过失，谏诤也能发挥力量。何况正值草创时期，朝阳刚刚放出晨光，更应当用忠厚之道开创万世基业，竭尽我们的仁爱恻隐，使国家归于盛大光明。千秋之后的国史，应当仍以此为鉴。特别是公家世代累积显荣，文教事业由太史传述，夏侯氏撰写诰命；只有公有儿子能够继承先志，实践大孝，使清白芬芳得以发扬，使伟大功业能够继承。何况他的功绩早已刻在太常，国人和乡里都歌颂它，也可以说十分显扬。只有这块片石，虽然用来表彰他最后的光辉，凡是到墓下拜祭的人，都会思念而难忘。《西河集》卷一百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神道碑铭 皇清予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雅坪陆公神道碑铭。我和学士公一起参加制科考试时，学士是按官职被选取的，就像晁错以太子家令的身份被选中，改任中大夫一样。我是按个人才学被选取的，就像董仲舒以博士的身份被选中，升为江都相一样。按官职选取的人，志向在于出仕；既然已经授给官职了，那么到哪里不能做官呢？而按个人才学选取的人，志向常常在于退处。您从田野之间来，那么也只应当把您送回田野之间罢了。因此 诏书所说的，也只是直称广泛选取天下有才学的人授予官职，以显示有所区别；但学士却不是这样，制科榜单公布后，立即骑驴出城谢绝。他不在宫阙之外拜谒宰相，不题写姓名，不到京兆府赴宴；五十名同年，春园宴也不奉陪朝廷使者，而先向我请十旬的假，等候我回来。康熙二十九年，台臣以规避为由弹劾在籍官员，他才重新补任本院官员。仅仅五年便突然升入台司，任副丞相兼部堂这样的尊官。又过一年告假归乡，仿佛在做官和在野时的志向完全没有不同；但又过三年，便因病去世。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凌勋说：“我和西河君，在官职、文章、品行方面不一定相同，却唯独志向相同。《礼记》所说的志同道合，《孟子》所说舜和文王得志，犹如符节相合，我和他二人正有这种关系。一定要请西河君为我写墓志，不是他不可。”儿子回答：“好。”只是他死时没有撰写遗疏，也没有让人请求按典礼办理丧事，没有通知台使以下的官员以及亲戚同僚朋友。过了一个月便下葬，像我这样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也无法赶去送葬。我乘着素车去哭了一场，难道还能厚着脸皮写文章而不罢休吗？公名葇，字义山，原名世枋，雅坪是他的别号。吴中陆氏，都起源于云间而在嘉兴兴盛。平湖的陆氏，全都世代做官、累受爵禄，门第在浙西居于首位，而公是南陆一宗。他的曾祖是南京通政使、升任兵部侍郎的津阳公，唯独以理学传承家学。公幼年孝顺友爱，十四岁时正值江南刚刚被攻下。王师分路巡行，经过平湖向东进发；公的父亲未庵公被镶黄旗带子阿什兔俘获，脖子上夹着铁铍。公哭泣着抱住父亲不肯放手，行军时便把未庵公和他一起俘去。公到了京城，诚顺伯是阿什兔的主人；马姓固山见公不同寻常，便用文章试他，大为欢喜，命令公拜自己为父子，并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公以兄弟相称。康熙永平举人李茂春在迁安龙起寺教授生徒，公与马氏一同前去受学。恰逢岁试，公偶然参加，从迁安到永平县府，两场考试都得第一。马氏担心他名声太盛，急忙阻止他参加院试，把他留在旗中四年；正好公的兄长世楷因开科而选贡。在天安门外参加廷试，授为平阳府通判。不久，公在李举人家附近的另一座寺中被找到；公父未庵公又因丙戌科中式而赴京参加公车试。亲属到诚顺伯府第，恳请放公归来，诚顺伯答应了。于是公以世枋之名补为平湖诸生。当时，公的兄长升任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也赴吏部候选，任宣府理刑推官。公自认为应当守护家业，读父亲的书，只因浙江乡试不利，便改用现在的名字，援例进入国学。等到参加考试，便以优等授为内弘文院办事中书舍人，于是赴任。恰逢诚顺伯当年卧病去世，公侍奉汤药，主持含殓，穿粗麻服丧。公曾说：“我承受了诚顺伯的大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相隔遥遥三千里之外，却能亲自为他送终，以安慰他一生，谁说天理不合人情呢！”于是又以国学生、兼中书舍人衔参加顺天乡试，接连考中，于康熙六年成为进士第二名，仍任原官。这一年以原官接受京察，评为一等，随驾到滦州接受 恩诏加一级，题名管理内秘书院典籍。过了一年，经过甄别留任，便请求葬亲假，急忙回到南雄，与长兄商议先母谭太恭人的安葬事宜。公的先司马公曾在前朝由湖广按察使升为江西左布政使，章江门外有一座祠堂，却在兵乱中坍圮。公拜见主管官员，将它清理修复。正逢理刑公在家去世，于是和长兄一同回去，把安葬事宜合并办在广陈的千字圩。服丧期满后尚未补授官职。康熙十七年 天子开设制科，下诏内外大臣各自荐举有才学的官员，赴吏部应试；公由朝臣荐举。御试列为一等。按照旧例，三等以上都授翰林官；但是 新令规定只授二等，除尊贵官员授为讲读外，已有原官者授为编修，没有原官者便授为检讨。公原任典籍，改授翰林院编修，充任《明史》纂修官。撰写《成祖文皇帝纪》以及《漕河水利》《艺文》《选举》等志。西南平定后，进献《平蜀诗》一百韵、《平云南表》一篇、《凯歌》十章。皇上优厚地采纳了他的作品，每逢 赐给鱼 赐给笔 赐给莲藕 赐宴于瀛台 赐给表里两面都是防缎的衣料。康熙壬戌年又请求以病假归乡，在家居住了八年。当时昆山相公怜悯公贫穷，不能返回京城，便传檄浙江布政司，命其资助金钱；公却推辞不接受。后来因为《明史》长期没有完成，有人说史官规避职责，公受到弹劾而上路。恰逢 这一年庚午科乡试，便命公任福建乡试正主考官。凡是荐卷、废卷，他都亲自阅看，没有一份遗漏。过了一年，转任左右春坊赞善，又主持癸酉科乡试。命公任顺天武乡试副主考官。新令规定，翰林、詹事府各官轮流值班。南书房承接诏书两扇，传到 乾清宫阁内。赐座，拿出五台山的金莲花，命令他作赋，限定韵脚，立即写成赋呈上草稿。皇上赞叹欣赏不止，退朝后到南书房，取出 御制《金莲花诗》赐给他阅读。康熙三十三年特意开设。皇帝在丰泽园考试翰林、詹事府各官八十九人，先在 勤政殿前设宴，宴会结束后到园中考试；在丰泽园作《理学真伪论》，中午赐酒和果品，晚上 赐给茶饼以及 皇上亲自阅卷，取公为第一，并且 当面告诉他说：“接连几次的诗文，没有一个能超过你；可是从前荐举人才，却没有提到你，这才知道上达天听的途径确实多有阻塞。”于是公由宫赞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过了几天，又传召他。到乾清宫撰写阙里孔子庙碑。赐给新鲜荔枝，并颁赐 御笔临摹米芾的绫本字一幅，在 懋勤殿。此后入阁，曾有一天独自坐着，批阅红本七十多件，每逢有事便处理。畅春苑撤下 御膳来赐给他，间或因病休假在家，

译皇上总要问：“陆葇在哪里呢？”公感激皇恩，想着有所献言和纠正，曾撰写《恭陈管见诸疏》，约数万字，但没有完成。皇上于是让他充任续修《唐类函》总裁，以及三朝国史、《平定方略》《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任经筵侍班官，任武殿试读卷官，六军北伐，在黑鲁仑河刻石铭功，进献 《北巡颂词》；至于东南方面开辟的海岛，从丁卯、庚午两科连续举行科考、评论人才，其中有考中者，便撰作《台湾载举宾兴记》。皇上更加器重采纳他的意见，又重视他作为侍从应对 诏制，恭敬地唱和 皇上所作的咏史诗、视察河道诗、宫门听政诗、阅读《贞观政要》诗、时巡近郊悯农事诗、观浑天仪诗，无不称许。像这样过了一年，公忽然叹息说：“可以归去了。”夜里起来撰写奏疏，大略说：“臣本是一个浅陋的儒生，去年六月初十日，错误地承受了 皇上的知遇，从赞善骤然升任现在的职位；即使抛弃头颅和脚跟，也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只是想到臣的学问本来疏浅，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显露，年近七十，衰弱的脾病突然发作，倘若有意外，恐怕会牵累 皇上的知遇，负罪也无法逃避。伏乞 俯赐准许退休，那么在 朝廷中少一个白食俸禄的官员，而在野外多一个填饱肚子的人，实在是一件盛事。”奏疏呈上后，皇帝把奏本折起，没有下发；公入朝辞谢，恳请更加迫切，之后才奉准。于是按原品级退休，第二天便整理行装。乡人仰望公，认为公以参知身份归里，九斿八驺，必定不同于常人，准备筹划迎接他。可是公乘吴船到了门前，正逢下雨，便穿着长齿木屐登岸，众人都叹息着离去。公兄弟四人，都友爱相亲，以长幼之间互相作为师友。长兄和三位先公都已去世。公年轻时跟随伯兄在郡城东边的碧漪坊读书，同窗有谭太守璁、谭给谏瑄、朱检讨彝尊三人。三人都同朝任官，其中两人做过郡守。五个人都有文章声名。公曾作《正统论》五篇，与四人议论，各自意见并不相同；但文章写成后，他们都认为公说得对，这些论说至今仍存于文集中。公幼年已经聘娶杨氏；到了旗中，诚顺伯替他谋划婚姻，准备向侯氏问名。黄总兵见公聪慧，也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归期无法预料，错过这一年恐怕很难再找到配偶，但公说：“我不能辜负杨氏，倘若不能归来，就不娶妻罢了。”于是拜谢诚顺伯，诚顺伯也认为他有义气。等公归来时，杨淑人已经成年，而且年少丧父，早已迁居公的外宅很久了。又过了一年，公二十一岁才成婚。而公的父亲比他早十五年去世。公生有九个儿子，都没有存活下来。嗣子凌勋，是伯兄太守公的儿子。公体态纯粹，容貌庄重，举止有常度；既没有骄矜的心志，也没有懒惰的神态，却也不故意摆出矜持严肃、谦卑压抑的样子。性情简朴坦荡，厚道待人，不阿谀亲附，也不喜欢过分苛察而流于疏漫。他一生所作所为，即使是同室之人或远隔千里的人，也都可以相信。益都相公曾说：“我对近来的人大多有所怀疑，唯独不怀疑义山。”他在山居时常常发表议论，从不抄袭改变他人的言论；但也以附和别人为耻，正直刚强，话语间常显出深刻的道理。他读书务求精细考察，并不计较卷帙多少；写文章从不拘泥于一种格式，但总能合乎规范。曾说：“《缁衣》说：‘言语要有实质，行为要有法度。’所谓法度，就是准则。车道有九条轨迹，终究还是一条轨道。至于出仕或退处，即使身居高官显爵，每天出入金马门，也要做到难进易退，内心空然若无所有，因为志向另有所在。”唉，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了。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一日，距其生于明崇祯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岁。著有《雅坪文稿》十卷、《诗稿》四十卷、《词谱》三卷。御试进呈的诗文合刻为一卷，杂著若干卷，于是为他作铭，铭词说：“平原陆氏开始建立宗族，以孝行著多；到了郁林之后更加兴盛，在嘉禾分出支派。南阮一宗相同，诸何门第显赫，长久兴盛而冠绝士绅。伟大的雅坪公独有志向，仿佛居住在山岩之中；国家家族多有变故，于是遭逢战争。代父被俘，投身罗网；孝心感动天地，朱氏使他回到故乡。刚刚解脱铠甲拘束，很快又听到佩玉声。铺陈颂辞，进献赋篇，仿佛早已熟习吟哦。公家恭敬地承受恩宠，已经登上銮坡；又参加制科，在拔萃科中考中，前后相继承接声名，宛如同出一窝。何况遇到 圣上特别宠遇，如同飞龙；多次在承明殿应和歌诗、接受宴饮，频繁出入馺娑宫，亲自接近铜鹤，杯中斟着金鹅酒。每天批阅红本，字迹大如蝌蚪，却终于告老归乡。急流之中回转波涛，出行时没有成双的引车，车前也没有八名喝道者；生病时少有馈赠的礼物，丧葬时又有谁来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高官显爵，又哪里是他的志向呢！幸而他的文章流传下来，比刻石的牺牲还尊贵；金液常常灿烂，玉质纯粹而不可磨灭。何况他的品行高尚，仍然像登上崎岖高坡一样，行动越发向上，与云日相摩。由此便可以相信他，远近之人都不会传讹。曾母三次告诫，也没有投梭拒绝；展展然的君子，如崇山大河一般。虽然只是感叹坟墓高如马鬣，又何必封成骆驼形状呢？只惭愧我的文章微薄，交错的螭龙纹还没有完成，姑且用它代替丰碑，让从东南经过的人看见。” 《西河集》卷一百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塔志铭 洞宗第二十九世传法五云俍亭挺禅师塔志铭。俍公以义士身份寄托于僧人之中，但到死时终于接受了僧人的戒法。次子邺和叔子克坚、幼子魏，已经接受遗命，剃去他的毛发，剪下指甲，为他穿衣收殓，葬在祖坟旁边。只是这具不坏之身，仍在僧人的龛中。他的法嗣智玹，在龙居坞建塔，将遗体收藏并供养其中。于是续编孝子所著《逸亭公年谱》，从他四十七岁成为大僧以后，另编为《俍公年谱》，并请求我作铭。我回想幼年跟随先兄教谕读书时，公考取文科，被仁和学校列为异等。按照法令，提学考核士子分为六等，从第一等以下没有能超过第一等的。福建许平远先生是名士，破例设置异等，把公置于其中，不让他与诸生同列；又把他的文章刻在城门之首，作为榜样，准备让后人接续。后来走遍十一郡七十多个县，终究没有人能够按照这个先例，于是停止。壬午年乡试，推官唐阶荐举公的试卷为第一，主考官压低他，列为副榜。那时我与他同场考试，看见公和同年朋友在湖上游览；他的志趣意向深远。我回来后，在作揖交谈之间，谈到时事而大受感动，于是与他订交。过了越地五年，南浙举行大型文社活动，二十多个郡的名士会集于会稽城东园，击鼓敲钟，极尽宴饮的盛况。当时名流同属方社，推举公主持社事。于是我和张梯、徐缄到市门寻找公，看见公与屠牛之徒为伍，穿着遮蔽身体的破衣，低头数算格子，计算铜钱，彼此相见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等他算完以后，才拱手叙说旧交，但最终没有参加文社。又过十年，姜给事归乡，他与公是壬午年同榜，便邀请我访公。到了显圣寺，公已经俨然成为僧人。又过十年，我因任一官职羁留京城，而公已经去世。年谱中所写的涅槃归寂，真令人悲伤啊！公名净挺，号俍亭，就是仁和人徐世臣。世臣名继恩，别字逸亭，十岁便能写文章。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乱政，他厌恶此事，作《宦者论》。稍长补为诸生，选拔为茂才异等；壬午年列副榜。福王时举行明经考试，公名列第一。公写文章讥刺马士英，士英大怒，催促官兵来逮捕公。大行陆培争辩制止了这件事。当时公的声望非常大，四方士人经过杭州的，都争相到公所在的巷子拜访，巷中人满为患。此前文社大兴，娄东张溥、漳浦黄道周，都推公为领袖。公创办文社，名为登楼，又名揽云，聚集临安名士于其中，主持东南文坛达三十年。到了这时，他焚烧书籍，埋藏文稿，在卖羊羔、出售盆器和酒浆乳酪之间谋生，有时鞣制马牛皮，与制皮具的人杂处工作。方伯张君前去拜见他，不能请他接受百金寿礼，公严词拒绝。只是门下弟子每天从远方前来。近来跟随公游学的人租住狭窄巷中的房屋；诸暨孝廉钱某带着礼物请公讲《易》，公便倚在市门口为他讲授。离开后，公叹息说：“我出生时，我母亲梦见一位白发老僧拄杖站在堂上；我从前屡次做的梦也一样，这难道就是我的前世因缘吗？”西湖愚庵接受洞宗戒法，公与他交游投契，于是剃发受染，设三坛净戒，当时四十七岁。起初居住花坞，钱塘县令张君在河渚建精舍，命名为云溪。严侍郎迎请公居住在禾中资圣寺，这是著名寺院。遇到歉年，学生都挨饿，公应禾中之请，亲自持钵乞讨米粮来供养僧众，共三年，使万人得以保全生命。后来到武塘，修缮武塘慈云寺，在北郭创建鹤勒庵，在那里讲说《楞严经》，时常举行大戒。夜里梦见伽蓝神来请求受戒，伽蓝神换衣致谢，于是把云门显圣寺作为洞宗中兴的祖庭。从万历乙卯年到现在，经过五十多年，凡是继承这一法脉的人都轮流居住在那里。越中士大夫连续上章迎请公住持三年，增加供养僧人的田亩，特意建造祖堂，将曹溪、洞山历代祖师供奉其中。然后退居云溪，接受各方邀请。魏副使原有淡园，用来供佛并供养公；钱学使特意建造绿溪园，又买来一部完整的佛教藏经，作为公翻阅的地方。公答应了。公认为自己一生考究古代、诵读圣贤之书，本来想把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既然已经不能实现，若只是寄托于这种优游生活，以暗中消解胸中郁结不平之气，那和浮沉于世、靠佣工贩卖为生有什么不同？况且其中也有道理，我将借此作为见道的工具，大力扩充佛教教法，并汇集成书，以显示我儒者也有用处。于是向内探究其奥妙，向外穷尽其形象，把从西方传来直到今天、意旨和言语都已穷尽的内容，结合三幡、四谛一并运用，作为摩腾以来特别通达的事业；只是可惜他凭借盖世之才，却从事于此。过去西湖各禅寺都有高僧，宗派所传各自具备精妙的教法。只有天竺云峰，在隋代是智者真观的道场，后来逐渐衰落，源流断绝；虽然子仪、辨才曾在吴越王时偶然知名，赵宋元丰、庆历年间也有声名，但空缺已久，殿宇也逐渐毁坏。士大夫们在道路上相望迎请公，本来想请公制定振兴的办法，公也慨然把恢复它作为自己的责任。进入寺门后，那里没有殿宇，只有一尊金铸的毗卢、观音像，高一丈六尺，露天安置在其中。公于是居住在云峰，建造大殿、金轮、宝欐，逐步完备；然后修建斋房，设置僧寮，钟鼓、幢幔等应有之物都置办齐全。一年工程完成时，公已经七十岁。到了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公说辞世偈，换衣服。过了两天，端坐而逝。唉，公终于以僧人的身份归去了。公幼年便写作文章辞赋，大体载于《逸亭十集》《挥麈录》《十笏斋诗集》《十笏斋文集》。已经流传于世的作品，如《危论》《范蠡论》《西湖诗》《西溪赋》，散见各书而没有完整刊本，间或还有保存的。那时他因长期卧病而忧虑佛法不明，撰写《易象摅空轩传略》，阐明羲皇、文王、周公、孔子的传承，黄帝、岐伯的医理，阴阳生死、顺逆的幽微，以及进退盛衰的变化。其言论根本依据太极，而寄托的意义深远。后来游历吴地，回来又见浪杖人与人酬酢，写成《答问》一篇。又注释《南华》《淮南鸿烈》《太玄》《法言》以及京房、焦贡《易通》、郭璞《地理》等书。他见到愚庵时，写《洞宗剩语》一篇，颂古二百首。又作《金刚十颂》，并为《金刚经》作十卷提要。

译于是又撰写《四书偶言》《周易杂论》《春秋》《尚书》《毛诗》别解、《三礼异同考》《经济指南》《博物辨》《唯识删繁》《四教仪直指》，并作家诫、修订家谱一编，然后剃发受戒。剃发后居住花坞，撰写《学佛考训》和《周易略解》。居住云溪时，撰写《云溪问易》《漆园博通》《参智证传》。因为已有《智证传》，又加以参订，于是再撰《洞宗纲要源流颂》。居住资圣寺时，撰写《华严颂》《梵纲戒》《光楞伽心印》《维摩饶舌》《圆觉联珠》《楞严答问》《药师灯焰》《弥陀舌相》《金刚随说》《金刚别传》《金刚拈心经句义》《法华悬谭》《涅槃末后句》，共十二种。当时公已经想要舍弃文字，但四方仍有人以文章请教，不能完全拒绝，间或应答，名为《溪流文字》。他在乞米渡江时作诗，名为《涉江草》。居住云门显圣寺时，辑录《洞山价祖广录》，撰写世谱，作《五云颂古》六卷，参订《人天眼目》，使五家宗纲在言语之间明白无误。后来居住淡园，有《园居诗》五十首。居住绿溪园，阅览全藏三年，有《阅藏偶录》。此后居住云峰，作《山居诗》四十首、《除夕诗》十首、《天竺续八景诗》八首。他所到之处讲法，已经撰成的有《云溪语录》十八卷、《资圣语录》十二卷、《云门显圣语录》十二卷，分为上下二集，《云峰语录》二卷。至于杂著纷繁，陆续汇编刊载；从云门返回河渚时，已有全录一百卷。公生于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四日，卒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世寿七十岁，法腊二十四年。所传授的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子孙都有文章才华，世代继承家业；详细情况见于行状、墓志，这里不再记载。公与陆大行、严侍郎、汪孝廉、孙处士等人同窗，写作文章，各自以高尚品行和大节著名于当时。死后都得以作为本地贤者从祀学宫；而公因为是僧人，提督学使以及督抚以下各级官员，分别撰写文书迎请他的牌位，进入勤公讲堂供奉。启、祯两朝忠义祠的末尾，并把他的事迹载入通志，以表彰其人，于是作铭。铭文说：谁说佛道与儒道所依的法则相同呢？只是因为不得已，才逃入毗阇。当他避难时，寄情于屠宰和酿酒之业，好比元鱓胶着在沙中；后来忽然获得解脱，显出金精般的光色。谁能断定鲁叟不会顿然进入慈氏之室，前身在兜率天所记之事，历历分明，何必怀疑？他来到水边照见自己的身影便出来，且暂居十笏之地，又参拜维摩诘。即使有情众生如菩萨一样，最终也能证得彼岸。他延请多罗，在蜂台、鹫顶之间悠然居住。所嫌的是枯槁拘泥之说，比作干粪；开启不二法门，屏绝文字。十六观禅全都弃置不用，还何必看佛经函册？假使能够防止白马寺之弊，贯通内外，拓展佛教，集其大成，以会合众妙，那么仁化、智化用于治国尚且有效，何况本来就是经术，施行这种教化呢？尤其可怜儒者的德行，原本足以做人间天上的老师，文章是行为的表率，言语是德行的根基。如今夺去他的金紫官服，换上僧人的衣服，哪里只是归入竺道场而已？他的光辉在今日这具身体上显现，把舍利寄托于此，与无尽相同。全世界只有他的名声和德行早早显著，四海之内有超过他的人吗？人们瞻仰他，哪里有止境？

译《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二世蛤庵圜禅师塔志铭》禅师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曾自题赞语说：“出身没有姓氏，就是如此。”母亲姓张，生下禅师后便啼哭。有一天到佛寺，禅师见到佛像十分欢喜，便朝着佛像微笑。崇祯末年，献贼攻破襄阳，两湖都受到震动。禅师本是楚地人，居住在荆州江陵；江陵避兵的人多向东逃散，租住在下江一带，唯独禅师随母亲到了浙江，选择居住在萧山湘湖。因为“湘”这个名称与楚地相类，便说：“不能忘记楚地。”禅师天性超绝，入童学后便不屑于拘泥书卷。邻近有一座隆兴寺，是晋隆吉将军遗留下来的寺院。僧人明然具足戒行，禅师十六岁时请母亲拜见明然，剃发出家。明然命他学习经论，禅师白天学习、夜晚打坐，曾在半夜洗浴身体，烧木礼拜大士数百拜，以此为常。后来仰慕僧衣，登坛受具足戒，出外参访各方。当时福严是各地闻名的禅师，禅师前往拜访，福严拈起竹篦子给他看，他有所省悟。离开后前往天目山，在枯木堂参拜大觉国师。大觉就是报恩通禅师，当时还没有被尊为国师。大觉见到禅师非常高兴，留他住在枯木堂，对他严格锤炼，总共十年，备受苦楚，甚至有过死去又苏醒的时候。禅师曾说：“我怎么能忘记在枯木堂的十年呢！”当时，报恩想把法传给禅师，但故意还有所等待。有一次报恩以“虚空落地”来考问禅师，禅师立即应声作答。报恩又考问他，禅师捂住耳朵离开了。平阳问：“你什么时候离开天目山？”禅师说：“和尚说说，我该把脚站在什么地方？”平阳说：“你还认识平阳的门吗？”禅师说：“平阳若有门，我就说离开天目山。”报恩赴…… 世祖章皇帝下诏召回报恩，报恩又带着禅师入京侍奉。在万善殿，每当在御前问答时，稍微谈到禅师，禅师都用微妙的话语应答，恰当得体。圣意对此十分满意。报恩的侍者多是湖州人，而禅师年纪较小。章皇帝便称禅师为“小湖广”。后来平阳相继以宏觉国师身份奉召入京。禅师随报恩归到平阳。平阳想留下禅师却未能如愿。到平阳返回山中后，便在湘湖岸边寻找禅师，召他入室，以机锋接引他。章皇帝所赐的金襕袈裟和白拂子，以及亲笔写在玉轴上的历代法脉源流，都交付给禅师。禅师于是留在平阳多年，等平阳示寂后，才因为楚地故乡之事返回湖州。湖州通城令丁君是萧山人，与禅师相识旧交，邀请禅师住在凤山寺。寺院邻近宁州，宁州的龙安山有兜率禅院，原是黄龙宗的分院。丛月禅师曾受张商英邀请，大力兴建寺院，但年代久远后已经倾圮。当地居民听说禅师到来，欢欣踊跃，聚集了一千多人，奔往凤山迎接禅师。禅师于康熙癸丑年春天进入寺院。不到一年，便砍伐山林、开土筑基，率领当地愿意出力的人，在旧址营建前坊后寮，把大雄宝殿建在中间，并依次修整设置鱼板、金板等法器。适逢西南有人兴兵作乱，从巴陵而来，越过蒲圻，下到隽地，在郢城以南抵抗官军。禅师拂衣向东而下，仍停留在萧山湘湖，说：“我是湖州人，这里仍是我的故土。”于是自号湘溪，并把所作诗题为《湘溪集》。后来湖州中仰慕禅师的人听说他回来，渡江迎接禅师，禅师住在吴江黎川的罗汉寺。一时之间，跟随学习的徒众像赶集一样多。禅师始终没有忘记兜率，等兵乱稍有间隙，便往来各处教化。若干年后，禅师命嗣法弟子嵩庵居住在那里，自己携一顶斗笠，准备朝礼五台。癸亥年辞别罗汉寺，经商丘渡河前往京师，暂时休息。翊教和硕安亲王听闻禅师的名声，邀请他住在西山隆恩寺。禅师推辞不得，于甲子年三月进入隆恩寺安坐修禅。过了一年。皇上巡幸潭柘，认为潭柘是胜地，应当让有德有学的人居住在那里。皇帝命侍臣召禅师到玉泉行在引见，赐给饭食，并命他作诗。皇帝剥开所进献的含桃食用，询问禅师得法的因缘，又说：“和尚在……” 先皇帝在位时，曾经进入西苑。如今住在西苑的人，还有能认出和尚的吗？”禅师举出椒园中居住的容舒、纯素、真牧等禅德，说：“都是臣僧的法侄辈。”又说：先皇帝在御前时，李国柱常常随驾。内道场中认识臣僧的人，如今还在御前。皇上于是询问宗旨，双方十分契合，随后问：“什么是道？”禅师答：“以圣人的智慧施行圣人的政治，就是道。”又问：“什么是心？”禅师答：“乾纲独断，就是心。” 皇上说：“佛家以参禅为上乘，儒家以明德为上乘，是这样吗？”禅师答：“禅宗以觉悟来显见心，正如儒家以明达来显见德。” 皇上回头对左右说：“原来只是同一个道理。”禅师答：“不只是三教，即使九流百家，也没有两个道理。正所谓统摄江汉之水而朝宗于海。” 皇上非常高兴，亲自挥笔书写禅联，赐给禅师，于是流传下来。皇上问：“和尚能够住在这里吗？”禅师答：“臣僧是因为要朝礼五台而来，如今还没有前往。况且臣僧的母亲葬骨在湘湖，曾经背负遗骨返回楚地，却还没有封土。臣僧完成这些愿望后，才敢遵从圣命。” 皇上答应了，又命人起草奏章。禅师朝礼五台后返回山中，登座作谢恩法语，见于语录。于是当月辞别隆恩寺，进入椒园上奏，请求西行；出龙泉关礼拜五峰，作二十首偈。回京后在万泉休息，正好满族大学士因嗣君侍卫去世，到万泉请禅师说法。禅师以身体不适推辞，未能前往。后来患痢疾，迁居天龙精舍，并派侍者覆奏。皇上下令御医刘元辩诊视病情，亲自查看治疗药方。当时是十月初一，第二天又派侍臣翟进忠来问候病情，同时劝请禅师留下来教化众生。禅师亲手起草奏章谢恩。皇上阅览后嘉许欣悦。到二十一日，再次派侍臣问候病情，赐给人参、药物、食物。十一月初一，禅师写诀别书给身边人，作歌，题为《咄咄歌》，并给椒园中的各位法侄看。第二天，禅师问：“明天是什么时候？”左右回答：“初三。”禅师说：“三期到了。”到了初三，早晨起来沐浴更衣，写辞疏谢恩，大略说：“臣僧从前染病，幸逢国家兴盛之时。那时已经知道应当仰望圣明，作教化众生的打算。后来随报恩国师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世祖章皇帝之召，得以侍奉巾盂，屈蒙皇上垂询。臣僧身在草野，区区之心，早已愿意尽情陈说，只是一直拖延到今天。承蒙皇上福德庇佑，四海各地行脚的人有幸来到京城。只是京城九衢宽广，尚未确定挂锡之处，冒昧接受亲王的邀请，暂时住在隆恩寺。自己想着在焚香沐浴之后，可以借此仰祝皇上圣躬万寿。并且计划在夏初朝礼五台的文殊塔，然后南归湘湖，以完成尚未完成的事情，哪里料到……

译皇上颁诏召见，慰问并晓谕禅师留下教化众生，返回京城等待答复。禅师忽然染上脾疾，多次蒙皇上派遣医者诊视，又赐给人参、药物、食物后送回。死期忽然临近，挣扎支撑十分艰难，实在恐怕像清晨的露水一样很快消失，有负…… 皇上深厚广大的恩德，因此伏在床上叩首，惶恐地陈述谢意。于是作《垂问法语》，给禅门弟子看。法语说完，将要去世时，法侄元熹、书记觉绅和嗣法居士顾元登都在身边，说：“和尚难道没有偈语吗？”禅师又苏醒过来索要笔，亲手写偈：“拉完屎就吃，吃完就拉，百万人天闻到的臭味并不多；香臭本来各有价值，不要让后代产生错误。”写完后微笑而逝。当时已经半夜，正在戌时至亥时之间。到天亮后，进呈遗疏。皇上阅览遗疏后十分感慨，立即命侍臣翟进忠前往吊问，以茶祭奠。禅师遗言说：“不要哭，不要封闭龛室，举火焚身后入塔，说法。”又说：“兜率、湘溪，是我的住处。日后把龛室封在这两个地方。”占筮后得知，禅师法名本圜，字蛤庵，别号湘溪道人，生于崇祯壬申年七月八日，于康熙乙丑年十一月三日示寂，享年五十四岁，出家受戒三十八年。嗣法弟子有兜率嵩庵元基、大坑师亮元密、行端元勤三人。禅师去世时，他们都不在身边。嵩庵住在兜率，心有所动，忽然匆匆来到京师，到达之日正逢五七，举火焚化，仿佛早已预定。其居士嗣法弟子则是州司马、云间顾君昌洛。禅师住隆恩寺时，曾举出庞居士的公案，认为顾君有契合之处，知道他是法器，便随着鸣鼓登堂说法，将法传给他，改名元登。到禅师示寂时，问顾元登最后用什么法供养老和尚，顾应声答：“这一天阴云密布。”他所答的话中有“冻云吹不尽，寒雪欲飞花”的句子，禅师非常嘉许，原来顾君是久参的老禅者。后来迁葬天龙时，大司成翁公曾向禅师问道，禅师看重他的品行，又看出他的见地高超，便举起手中所玩的一柄如意，仿照古德分芋的故事送给他，说：“领受此物，去做十年宰相吧。” 至于刘居士元辩，禅师则赠偈勉励他的志向。其他剃度弟子元导等约有数十人。我因为祖籍萧山，和禅师相识旧交，又因黄门任君曾邀请禅师住在别业，所以禅师临终时一同前往诀别。禅师因为知道我，亲自嘱托我按上述内容撰写塔志。禅师三次住持道场，各有语录。他所著诗作有《湘溪集》《湘溪别集》《朝台十二偈》，流传于世。凡参禅机缘以及值得记载的书信，详细见于语录。铭曰：禅师说：“无生之法，乃至没有姓氏；没有姓氏也就是无法，一切只在身体的分量。因此受具足戒，遍访各方，贤者手覆天目，雨脚踏平阳门。当年帝王尊贵，曾召集旧日禅德一时相会，天龙幢也同时树立。” 万善殿台阶。圣人的智慧发出威力，声音与禅师相互契合而清净。禅师发挥大慧之力，陈说无尽法藏。因此两位觉师相争，付授正法眼。紫金袈裟和袈裟披帔，都成为心印的观照。于是湘山僧人远住兜率之地，向西行礼拜文殊，向南返回安葬佛母。想到京城宏大，便投身前往朝见，希望没有片刻停留。应国王之请，怎会料到圣主也知道呢？皇帝召禅师，在海淀行帐中与他交谈，命他作相见偈。禅师又凭什么因缘得到皇帝的…… 恩准，皇帝应当让他留下，带着巾钵锡杖在此地教化，或许也会住在…… 万善殿，或开辟大慈寺，尊奉为大导师，这又有什么不可思议呢？于是发下普济众生的愿心，朝礼五台后又回来，以此报答圣恩。圣恩又祝愿皇帝享有千万年的寿命，诸事圆满，妙相成就。听到皇帝允许自己拂衣离去，禅师于是展开手掌，顿时想要把一切有形之物都空掉，不知还有什么苦恼。屈指计算灭度日期，应当在本月初三，便写信告别亲友。皇上阅览遗疏，感慨认为写得精妙，派侍臣以茶祭奠，用来作为各方供养的开头。只是禅师出生之地本在楚南郢地的萧山，那里有湘湖，与楚郢相近。禅师出家受戒在兜率，两地都设有追思之处，加上我如今要占卜寄葬之所，没有比兜率更合适的。于是便筑建崇梵龛，建立这座光明幢。堆土收敛遗骨，凿空使声音流传。如此无上功德，就在这里得到证明；但这里又哪里有需要借此证明的人呢？

译《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二世弥壑澧禅师塔志铭》今上皇帝继承皇位二十年时，西南再次平定，四方有道之士都来到京师。当时弥壑大师从开化而来，应和硕亲王额驸尚公的邀请，卓锡于城西延寿寺。益都相国冯公修建无遮大会，请禅师在长椿寺设戒。京城中的朝廷官员借休假来听法，车辆相接、车轴相连。我跟随总宪徐公、宫詹沈公之后前去参问，恍然若有所遇。后来禅师疲于应酬，游历嵩山、洛阳。临行时，大梁开府王公挽留禅师住在汴地，禅师坚决推辞却未能如愿，于是第二年甲子年赴大梁。过了一年，他的嗣法弟子树南忽然带着讣告来，并传达禅师遗命说：“师已经在大梁相国寺示寂，因为愿意游览二室山，命令把身体龛安置在嵩山玉柱峰南古法王寺后面，请您为他撰写塔铭。”我于是洗手展开行状，感叹说：“好啊！”按行状记载，禅师法名行澧，字弥壑，是宁海胡氏之子。祖父任凤阳别驾，父亲是国学生。禅师生来聪慧，厌恶肉食，尤其不喜欢饮酒。重阳节父亲宴请宾客，父兄命禅师侍奉席间，因厌恶禅师不饮酒，罚他诵一句诗。禅师应声说：“重阳九日菊花新。”在座宾客都大为惊异，询问这句话从何而来，禅师默然不能回答；原来这是汾阳昭禅师颂中的句子。禅师确实像是早已记得这句话。此后名门来求婚，禅师坚决推辞。雪窦寺僧人经过他家，谈起禅师的事，禅师听后很高兴。当时他十七岁，正好父母相继去世，于是把父母留下的财产全部归给兄长，前往雪窦，投奔石奇云禅师剃发出家。石奇努力劳作，见禅师文弱，便甘愿让他承受艰苦，担心他懈怠，又作偈勉励他。禅师于是留住三年，辞别后前往宝华寺受具足戒。当时木陈忞禅师住在天童，禅师前往参拜木陈忞，被留在方丈。听到举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这两句，忽然有所省悟。木陈忞应…… 诏入京，禅师辞别后前往福严，参拜费隐容禅师。费隐容问：“从哪里来？”禅师说：“从天童来。”费隐容伸出手掌说：“我的手像不像佛手？”禅师说：“瞒不过他。”费隐容跺脚说：“我的脚像不像驴脚？”禅师说：“不劳再考问。”费隐容大笑，命禅师掌管藏经。费隐容忽然迁化，禅师于是又参拜报恩浮石贤公。浮石贤问：“在床脚下种菜，你要怎样做？”禅师说：“不借春风之力。”浮石贤说：“在钟楼上念赞偈。”禅师说：“也要让大家知道。”浮石贤说：“你可以住黄檗山了。”禅师拂袖便走，浮石贤于是命禅师掌管西堂事务。康熙乙巳年，吴中士大夫诚恳邀请贤公住在枫桥法华寺，于是由禅师代贤公应邀。开法时登堂说法，太傅金公亲自来见禅师，言语之间十分契合，称为莫逆之交。贤公于丁未年示寂，召禅师回来，封存并标记衣钵法器，等待宏觉国师到来后启封授予禅师。禅师仍住法华寺七年。当时嗣法弟子树南渐有声望，于是禅师把法华寺传给树南，另行接受景山、兴福、彭城、开元等处的邀请。开化禅院，是宋代惠元禅师留下的旧址，在彭城。年代久远后已经倾圮，当地居民听闻禅师名声，谋划邀请禅师。副使戴君、总兵张君与禅师相识旧交，趁禅师住在开元寺时前去听讲，于是第二年癸丑年邀请禅师到开化。远近百姓彼此相望，像天空中的庆云一样，纷纷跟随禅师的身影而来，不用召唤就自行到达。禅师于是集合各方僧众，堆土、蔽木，重新建起佛寺、佛殿和僧舍，仿佛从海中涌出。当时禅师大开法席，直截阐明宗门法脉，江淮一带受教化的人接踵而来，北方禅学的兴盛从未有过像这样的时候。后来禅师拄杖北上到京城，正好城西延寿精舍狭窄，所以请禅师暂时驻锡，筹划扩建。禅师重新加以修建，用金饰装点佛像，于是改换寺额，与门下弟子在其中修学砥砺。共住两年，适逢修复长椿寺，邀请禅师说法，一时禅德纷纷赶来，如群鸟争飞。然而最终因为事务烦杂而离开。游历嵩洛时是癸亥年春天，第二年又回到汴地，应开府王公、副使祖公的邀请。禅师知道时日将至，到仲冬初一早晨，告诫剃度弟子隆律等，拿出钵中的金钱为先师刻制藏塔铭，命书记撰写诀别文，又把檀越所赠的头巾、瓶、锡杖等物分赠故旧。于是嘱咐门人隆示、隆杲，定在初八日巳时长往，并命树南、名隆祚者撰写行状。到了约定的日期，禅师写下辞世偈：“朔风凛冽，天气仍然寒冷；四十九年，没有别的诀别话。不以生死来决定去留，万里长空只有一片雪。”又亲自写封龛文：“嵩山高高耸立，清晨聚集，风栖息于行迹之间，随处都能自在安住。丰足的涅槃之后，显现大人相；百尺悬崖之顶，是第一高峰。”又作入塔文：“不进入蟭蟟之中，便是大力王。草木枯萎，鹰眼空自锐利【缺二字】；应当思念少室山的真正宗风，在一座塔中，如今支撑大梁。”写完便去世。禅师生于崇祯丙子年四月五日，于康熙甲子年十一月八日示寂，享年四十九岁，出家受戒二十七年。承担佛法二十多年，六次住持道场。嗣法弟子有树南、祚毒、符学、孚尹、峻旭、庵玉、桂轮、朗咄、庵永、夫隐、机昙、绍杲、霖沛、沴晦、嵓封、自严、律燕、林荣，共十二人。守塔弟子有天如澄、闻性、月二人。剃度弟子数十人。著作有《法华兴福开元开化延寿长椿语录》和《方外英华集》，流传于世。乙丑年，在嵩山玉柱峰建立塔，并系以铭文。铭曰：从朱门中脱离，进入青色的佛寺；造访戒律烦杂的馆舍，穿上无垢之衣。于是以智慧之业证悟空相，指出水就在其中，登上山岭，由此得到尊胜，出而领受妙觉。山石低头，天龙屈足；凭借超越五蕴，建立万法宗旨。锡杖飞越海边，钵盂漂浮土中；于是暂住二室山，经历百劫。三花在白昼的风中，五峰在夜间的雪里；天柱不会折断，法王可以依凭。高峰突兀耸立，千秋万代都在这里。《西河集》卷一百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塔志铭 越州西山重建古真济禅寺、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世以揆道禅师塔志铭 禅师法名智道，字悟通，又字以揆，是杭州仁和胡氏之子。母亲姓阮，生下禅师后便守寡。崇祯末年，东南还崇尚文事，读书人能够通晓一部经书、提笔写文章，至于是否做官，都自以为高明而轻视一切。禅师已经学习科举义理，受到人们称赞，但想到自己处在污浊世道中，局促不安，像身上背着马勒一样，每每伸懒腰也不能自在。又突然遭逢丧乱，杭州本是繁华之地，灯火、笙瑟昼夜不绝，门户都不关闭；忽然兵乱、饥荒接连而来，市井多有流亡者，四下望去一片萧条。到了婚娶年龄却不肯成婚，恰好得到避难的机会，因忧伤成疾，便奉养母亲居住在南高峰下。曾经过古洪法寺，拜见诸佛时有所省悟，于是发愿诵《药师经》一万卷以忏悔。当时道林离愚是洞宗禅师，住处与寺相邻，禅师前去参拜，却没有所得。曾经与禅客交谈不相契合，苦闷得几乎想剖开自己的心，于是端坐在一室之中。过了三天三夜，半夜时大风骤起，门扇忽然自行关闭，声音像雷鸣一样。禅师大惊，汗流满面，仿佛有所省悟，便去见道林禅师，呈上偈语：“忽然听到门响如雷声，打破眼前一座城；猛然回头重新顾盼，这声音依旧只是门声。”道林禅师不予认可，只笑着说：“你从这里悟入，就可以通达了。” 就在这一天命他剃发出家，给他取字悟通。顺治辛卯年，三宜和尚在铁佛寺讲《首楞严经》，禅师前去听讲，并受具足戒。三宜和尚喜爱他，请他侍奉自己，又为他改字以揆。后来离愚返回道林。道林寺是萧山河上店山顶的寺院，离愚最初居住在那里，名为道林寺，又名兜率寺。到这时，离愚住静已久，萧山檀越再三请道林禅师回山，于是把禅师也召回，便让禅师主管监院事务。禅师把世俗产业改作常住之用，又开辟道场，增设各种佛藏和各类法器。这样过了三年。道林禅师从弁山扫祖塔回来，在北关紫云庵示寂，禅师迎接龛室到道林寺，建立塔墓。当时继承道林法席的是镜愚和尚，镜愚是离愚的弟弟，与离愚同父，也同受法脉，仍然命禅师照旧担任监院。乙未年，镜愚和尚赴显圣寺扫湛祖塔，问禅师：“一路以来，还有什么奇特的事吗？”禅师说：“只是黄泥伴着石块罢了。”和尚说：“也只是平常事。”禅师说：“已经很多了。”当时显圣寺主持是百愚和尚，百愚见到禅师，觉得奇异，说：“这是什么人？” 镜愚和尚说：“这是我离愚兄长的嗣法弟子。”百愚问：“离愚曾有嘱托吗？”镜愚说：“不幸兄长已经去世，嘱托还没有完成。”百愚说：“我代替离愚兄长嘱托他。”于是把衣钵、拂子以及法脉源流交给禅师。几年后，镜愚和尚也示寂，把道林寺交付给禅师。禅师不接受，避居皋亭狮子窟，迎接母亲侍奉赡养，同时闭关三年。康熙丁未年，萧山、诸暨的各位檀越渡江迎接禅师，禅师推辞不去。到戊申年，迎请者每天接踵而来，禅师不得已才进入寺院开法说戒。当时萧山东山有接引精舍，禅师经过时很喜欢，便又退离寺院居住在那里。后来听说西山有真济禅寺，是一座古寺，相传建于唐武德七年，后来中途毁于火灾。禅师经过那里动了心，夜里梦见伽蓝神来到面前，醒来后仿佛真见到了，于是立志恢复寺院，预先在殿前建起团标。到了癸丑年冬，建造五间方丈室。甲寅年殿宇落成，又设置讲堂、僧舍、斋钟、诵板，刻木饰金，并在旁边供养历代法圣贤。每当安坐说戒，远近尊奉他的人像归家一样聚集。市卒酉两县的各位檀越仍然请禅师返回道林，恳求他长期主持法席，禅师不得已再次住在道林，同时增修道林寺原来未完备的设施。甲子年，道目和尚与湖州负责政务的士绅分别送来请启，请禅师住弁山祖堂，禅师没有赴任。乙丑年退居西山，登座说法，一时间前来问佛法因缘的人接踵而至。不久经过东山，感慨万分，便留在那里。七月十七日早晨起来，告诫各位禅德要慎重对待法门，交付全部寺院事务，写信告别檀越，并把这些话示众。午时，居士倪君设斋，前来供养禅师，禅师像平常一样坐着用斋并作别。随后说：“我要走了。”拱手合眼，片刻之后鼻中垂下两条长一尺多的鼻涕，后来又收了回去。于是弟子迎龛到西山归塔。过了五年，托我撰写铭文。我常常奇怪儒者诵读经典只是一味咿咿呀呀，遇到讲解又像歌师和宾客说白一样，从未在自身上得到什么实际益处。禅师曾见居士沈君诵《首楞严经》，便向他说明其中意义，认为《楞严经》所说的法界，是一切众生心身的根本。人的心身本来广大无边，却把万物清楚地包含在心目之间；如果没有大彻悟的眼光、脱离识心的智慧，就不能达到这种灵通。世上的迷惑者就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虽然本具广大境界，却不能运用，茫然把自己投进笼槛和羁绊中，还不觉得痛苦。所以世尊最初成道时感叹说：“奇异啊，众生都具备佛的智慧，却不能证得。” 正因为如此，才依据法界之性说明《楞严经》的神妙，由此可以看见诸法的性相、理事。儒者所说由穷究事理而达到尽性，正是这个道理。若不是亲自证悟，怎么能披读经文而见到其中的法呢？又曾与居士田君讨论《宗镜录》，说圆教宗旨所显示的都只是尚未究竟的文字，必须自行离开自性分别，才称得上解脱。假如只是凭识心去求，那么《圆觉经》说：“用思维测度圆觉境界，就像拿萤火去烧须弥山，想求它燃烧，是很难的。”所以从来不能沿着思维的道路进入佛道，不如少林祖师所说：“只有面对墙壁，才能入道。”如果真能在道路断绝之处竭力追究，像丧失父母一样悲痛，那么光明便会迸然开启，如红炉烈焰使冰雪涣然消融。又像砍树必须去掉树根，枝叶才会重新生长；到了这个时候，还能抓住什么、摸索什么呢？何况向上的一路极尽玄妙，去除粗疏而保存精微，到了最后的功夫，仍然很多。他的言论就是这样亲切。禅师卒于康熙乙丑年七月十七日，距生于明崇祯己巳年七月十日，享年五十七岁，出家受戒三十九年，开法二十多年，是西山真济禅寺第四代中兴大师，又是道林兜率禅寺开山第二世第一位住持。门下传法者二十多人，西山继承法席者为翊南，其余各自在一方教化；剃度受戒的弟子，到处都有。于是作铭说：

译禅师本来就是清净的妙法身，没有三毒，也没有五浊之业；凭借这个法身脱离污浊泥淖，独自勤勉走向息慈之地。佛说救溺水的人应当先出水，禅师曾进入漆黑的房间，手持火炬。忽然狂风大作、霹雳般响起，是谁撞击门户使门关闭？一声怒吼惊落天龙，顿时使瓦瓮破裂、桶底洞开。这个声音既不是风，也不是门，更不是心。声音曲折回荡而无处可寻，于是知道这就是不二的众妙法门。因声音而得度，这样的事有几个呢？禅师就在这一天取得尊胜之位，接受五戒，离开尘垢。从来舍弃世俗并非容易，像乌龟脱去甲壳、牛解下角一样；果真能够离开自性分别而见到德智，哪里还难以证得无上道？于是传承佛法的真义，得到真实法印，接受如来的正法眼。千江都有明月，万户都处在春天，指示世间各种色相的微妙。即使迁居慈室等各种地方，东山、西山也没有两个不同的道，二者都与道林相对。同时把影迹埋入鸡足山，准备将这一篇收入法轮藏。若把这篇文字看作妙理的解释，若又只把它当成文字来观看，那么因声音得度，难道还会有这种事吗？《少林传正衣优婆夷香林涅禅师塔志铭》香林禅师名无涅，是京师人，俗姓鲍。丈夫俞氏是泥瓦匠，早早去世。临终诀别时对妻子说：“我做雇工尚且不能养活家人，每天还要减少自己的口粮来奉养母亲，如今还能怎么办呢？你年纪轻又有姿色，请在这里招一个女婿入赘，让他奉养母亲，怎么样？”妻子不答应，说：“我靠自己的手指和力气养活自己，家中稍有余财，也不值得拿来换取这个。”丈夫答应后闭上了眼睛。邻里有个恶少贪恋妇人的姿色，强行求娶不成，便告到官府，也没有成功，于是谋划败坏她的操守。妇人住在西便门外八里庄，正值燕九节，民间把男女聚集到城西白云观，设置祭祀、陈列百戏，相传这一天丘真人会降临，应当前往迎请。妇人骑驴从母家回来，经过白云观前，恶少远远看见，指着她说：“这就是仙姑。”跟随的人没有怀疑。到了月坛，恶少把她从驴上挟下来，叫一群强健少年用力按住她，拖到草丛间，准备脱去她的衣服。恰好慈寿寺的老道士从西山运石炭回来，车子经过月坛西边，救下妇人并呵斥恶少，众少年四散逃走。老道士于是询问妇人的来历，弹指说：“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便带她到保明寺。那里是天顺皇帝的妹妹薰修之所，何不暂且让妇人剃发，藏身在这里呢？妇人听从了，于是成为尼姑。起初她不识字，也不学习礼拜，只挑菜、淘米，承担各种杂役。后来她在佛前发愿说：“我过去靠自己的手指和力气谋生，从白天直到黑夜；如今空着双手度日，徒增罪孽，住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从今以后，请允许我每天学习经课、礼拜一次，持诵佛号一万声，夜里便结跏趺坐，不让自己睡觉。”这样过了五年。风穴寺有一位善知识僧人来京朝礼五台，住在万寿寺番经楼旁。保明寺主持尼姑央请老道士邀请他设斋。风穴僧忽然见到这位尼姑，便叫她来交谈，她顿时有所省悟。后来少林国师请求部院印信，等待答复；天宁老道士通过尼姑引荐她拜见国师，国师于是把衣钵交给她。天启七年，依照信国承继大统的旧例，宫中宫人出宫已有多年，年老而无家、愿意出家为尼的人，被送到保明寺。于是云还禅师为这些宫人剃发，拜这位尼姑为师。不久，云还认为保明寺喧闹，便拿出积蓄，在寺北数里营建园院，把禅师迎到那里奉养，又以“香林”为禅师的法号；恰好香山又在前面，便把园院命名为香园。后来云还也刻苦修行而有所省悟，禅师便把少林传下的衣钵交给她。禅师去世时，出家受戒十八年；加上俗世年龄二十一岁，共三十九岁。康熙己未年，云还在香园为禅师建立塔墓，请天宁寺僧人普照代为向我求铭。我曾拜访方丈，看见禅师的画像：身穿朱衣，手持锡杖，双目低垂，结跏趺坐，面容像白玉一样莹洁；眉毛浓厚之间，仍保留着闺阁女子的姿色。云还已经六十多岁，头发全白，指着禅师画像说：“这是曹某所画，他是武英殿中书，因为宫中贵人私下请他，所以才画了这幅脸像。”旁边有一座塔，是安葬她姑母的，于是作铭说：禅师本来无所谓涅槃，涅槃也不能使她染污。好比莲花脱离污浊泥淖，起初凭借手指之力，后来断绝心中妄想。想要观见心印，仍然要在指掌之间。尤其可怜保明寺安乐堂旁，依着宫人斜建起诸佛塔。须知妙香不在鼻根的观照之中，有闻与无闻，都要依赖能见之人来体会。

译《传曹洞正宗寿昌下第六代慧通浚禅师塔志铭》康熙三十年，我送慈圣贤禅师进入高丽寺，在那里登堂说法。当时宰官、士人、百姓有若干人，在堂下排列跪拜，都说禅师在高丽得法，而传法给他的本师还在方丈，想一同前去瞻礼求见，却没有找到。后来用斋结束，大家随喜来到浴堂，看见一位白发老僧，抱着炉子，披着破棉絮，闭着眼睛弯身而坐。跟随的人指着他说：“这就是老禅师。”当时观看的人有十多人，都恭敬地站立，没有惊动他。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叹息着离去。考察高丽寺的源流，原来它属于禅宗；天成二年，吴越忠武王实际倡建这座寺刹，敕名慧因。到了宋神宗朝，有晋水法师传播马鸣大士的教法，疏释《华严》等经义，流传于世，以致高丽国王世子渡海来朝，请求留下侍奉沙门，以接受师法，从此高丽一地便以此著称。直到今天，它所保存的法派，从高丽世子以后已经传了十七代。神宗朝时，左丞蒲宗孟任杭州长官，曾有人提出把慧因改作高丽，以禅宗取代教宗，写疏奏请刻石。此后禅宗和教宗间或兴盛，传灯录所称怀祥、义宁等人，就是禅宗。禅师出自乌伤旧族，正逢明朝灭亡之际，辞别家庭、舍弃装饰，把参究宗旨作为自己的事业。禅师曾在越州云峰山真香禅院学习戒制，没有所得，便离开。顺治十六年，在杭州祗堂院受戒。当时灵隐具公阐扬三峰宗旨，广开觉场，募缘数百万人，在北高峰下大兴土木。那时担任监院的是妙铨言禅师。妙铨曾与禅师共同掌管钱财事务，出入典当筹措，掌握事务；后来辞去职务，退居高丽寺，承接祥、宁二人的法统，因此参究曹洞宗，同时广泛阅览教典，使马鸣、龙树等教法彼此表里相通。后来又辞离三峰宗旨而归向寿昌，这就是所谓三种因缘都空，宗与教本来不二。禅师长期修习观法，曾与客人讨论太极、五运，反复辩论多次，客人拍案大叫，禅师忽然倒地。康熙六年，妙铨于是将曹洞正宗寿昌下第五代、高丽堂上五色僧伽黎衣举授给禅师。禅师于康熙十六年在高丽堂上开炉传戒，一时许多禅德都归依他。过了十七年，甲戌年六月十九日，早晨起来，僧众鸣钟，告知观音成道日，请禅师礼佛。禅师合掌说：“道果已经成就。”闭目而逝。享年六十九岁。又过三年，丙子年十月二十日，嗣法的慈圣禅师等六人在南山十八涧为禅师建塔，并来请我撰写铭文。禅师名法浚，字慧通，于是作铭说：自古以来，五种觉悟之法，都是从声音闻法而通达；等到列为三乘，便分成以眼、耳为宗旨。既然不能践行到达，又何必填塞虚空？只是借助言说来警醒聋者和昏聩者。因此高丽的马鸣尊者，顺着风势树立金塔，聚沙铸钟；浩荡大海，如同混沌鸿蒙。即使分成江水、汉水，最终也同归于海东。只是观音见道还没有完成，以声音辨别色相，即使耳聪也仍如盲人。因而在炎热的夏天，宛如身处隆冬。我如今观看声响，就像观看丰隆雷神。观音在哪里？就在十八涧中。重建天童开山义兴禅师塔志铭。今天下禅宗各宗派中，太白宗比梁大同年间的少室宗、唐永隆前后的宝林宗更加兴盛。追溯它的来历，却只是把宏智、元音两位禅师视为开山祖师，传到密祖时，才大开宗门，成为天下宗师；在此以前反而没有听闻。甬东三佛国，旧传本来就是诸佛化身应现的地方。相传太白山得名于吴赤乌年间，有一位义兴禅师实际住在此山中，脱去俗身而居。晋永康年间，忽然有个童子侍奉在他身边，拾柴挑水，承担沙门的杂役，共三年。到他辞去时，禅师问他是谁，他回答：“我不是别人，就是金天太白星。”皇帝仰慕禅师的勤劳，便让他停止做炊事。此事传到朝廷，于是改名此山为太白山，另称天童。这样，天童、太白都是因禅师而得名，只是年代久远，未曾考证。康熙八年，寿昌璿公在寺南右侧的山坞结茅而居，掘涧时得到一座八棱石幢，形状像文牍。洗净一看，上面俨然刻着“开山兴禅师塔”六字；而且距离山数百步的地方旧有塔基。难道兴禅师既开创天童寺，又在这座山中止息慈悲、修行过吗？道难道真是无处不在吗？只是旧传禅师火化之处在四明山中，说禅师曾持杖锡驻足那里，后来又向西归去；直到今天，杖锡寺旁还有一座称为太白塔的塔，因此也有人怀疑禅师的塔在杖锡。后来考察郡志，才知道此寺建于唐昭宗龙纪元年。当时有一位纪禅师从天童持杖锡来到这里，因此名为杖锡；又因为他从天童而来，所以也称太白。所谓太白塔，是纪禅师的塔，这才是真正的禅师塔。只是禅师在世时，初祖还没有入中土，东南名僧大多以高坐讲论、自相矜夸为能事，唯独禅师孤居偏僻山中，徘徊于岭峦茂密之地，不见不闻，仿佛达摩面壁，又像东禅祖师坐在碓旁。这正是天童寺的深奥根本，实际由禅师开创，难怪鸡足山的法藏历经数代而更加显著。然而璿公发掘、剔除尘土的功劳，又怎么可以湮没呢？庚辰年，因重建塔院，并在其中筑塔，请我为此撰写志文，于是作颂说：“这清净法身，化现为千百亿种形相，徒然称作三身，究竟连一个也不可得。为什么紫金色的宝藏，还留下这不坏的遗迹？头发、相貌等如墨云一般，骨骸的形状却变成金色；难道不是太白的光辉凝结而成，是大慧的力量所造成的吗？塔中收藏的空间没有多少，延伸砌筑的石基还不到一尺高；抬头仰望天地之间，混沌鸿蒙仿佛全都被开辟了。《湖南净慈寺舜瞿禅师塔志铭》。禅师名方孝，字舜瞿，是江都王氏的儿子。父亲王槐卿，母亲洪氏。禅师出生时，母亲夜里梦见大士乘船而来，抱着一个孩子和两株兰花交给她，因此给孩子取名双兰。他读书一遍就能背诵。十四岁时，听见娄东僧人说法，心生仰慕，私下想：“我为什么不出家做和尚呢？”于是便不再吃肉。十七岁入赘云间，过了三年，国家发生变故。第二年，

译王师攻下江南，江都溃败。禅师回去后，找不到父母和兄嫂，打算随他们殉难。途中遇到一位僧人安慰他说：“以身殉君亲固然是应该的，但不是说佛能够报答四恩吗？又怎么知道你家人不是逃散、或被俘了呢？刀枪之下，只有僧人可以免死。你不如剃发混入军营去寻找，现在还不算晚。”禅师说：“好。”于是把家中所有积蓄拿出来，用千金在旗营赎出难民，哥哥也在其中。后来知道父母已经去世，而哥哥还在，后继有人；况且世事已经如此，便一下子放下了原来的念头，投奔白云院，跟随雪石剃发出家。第二年在天宁寺依礼和尚受具足戒。禅师不追求虚名，只求切实行持，直接从本分功夫做起。他请问天宁和尚，和尚说：“你的慧性非同寻常，但还没有经过金圈和栗棘的考验，生死根本还没有斩断。”这年夏天，他到古南参访牧云和尚。牧云一见便器重他，让他参究“物不迁”的义理；他还没有悟透，便又参焦山、能仁、箬庵诸师，诸师都很器重他。冬天到皋亭参访豁堂先和尚，忽然有所省悟，但还没有彻底畅快。后来忽然听见僧人举说“物不迁”的义理，便豁然畅快，已经写出偈颂。第二年元旦，他随侍和尚登座，听闻说法，仿佛府库中的一切都脱落尽了，和尚于是传法给他。从顺治四年春天受具足戒，到顺治五年元旦，不到一年便突然受记传法。闻道之快，没有人能比得上禅师。于是他发愿长期随侍，跟随和尚前往海虞三峰以及这座祖庭。从担任司客、司宾到分座接引、长期随侍，共十八年。当时和尚因其他事情招致祸难，几乎病死狱中，禅师越过牢狱去救他；此事隐秘，无法详知。然而四方听到禅师的名声，争相写信延请。禅师起初都不答应，后来听说婺源宝林的住持席位空缺已久，叹息说：“释氏把扩大宗门当作能事，从没有只搭一间茅庵、不加修盖，却能谈白云宗旨、讲自家家风的。”于是答应前往。那里群山之中刀耕火种，他以本色住持山寺，前来参学的人也以本色接待；在师家锤炼之下，不借助言辞，也不轻易作肯定承诺，因此归依者像市场一样多，座下曾有三千人。置办田地，修缮殿堂，扩建僧寮，收藏经典器物，这样过了八年，才于康熙十一年继承祖庭住持之位。这一年为壬子年，根干已穷尽而枝叶开始繁茂，人们说这是中兴的征兆。在此以前，两湖的大寺中，南有净慈，北有灵隐，都毁于兵火；灵隐已经再度兴复，国家刚开始建立时，东南最为富饶，凡是在这里做官的人，大多拥有金银珍宝。只要奉上公文募捐，便输送钱财，车载斗量，堆积的财物以万万计，因此灵隐的道场焕然一新。净慈寺长期破败，虽有先老和尚以天龙之力支撑此山，却仍不能复兴。禅师继承住持后，接连多年征讨瓯海，民间空虚，连一钵米也有一半人无力施舍；又加上丁癸之灾接连不断，斋厨只能煮沸水，勉强供给六时饮食。但禅师不设置募捐簿，不另立化缘木鱼，也不允许沙门持钵沿途乞化。长官来到这里，他只接待谈论道义，口中从不提布施之事。自壬子年开法以来，过了一年便兴建大工程，首先建造天王殿，高大得直插云霄。后来又修筑随山和尚塔院，与鹿苑相当。到康熙二十六年，毗卢阁建成，并在旁边兴建药师王殿。第二年建成浴堂；又过七年，修成大雄宝殿，光彩焕然，恢复旧日的规模，这已是康熙三十三年。又过三年，建钟楼，造来翠阁；第二年恢复古宗镜堂。宗镜堂在山后，从殿到阁再到堂，共有三层，依次拾级而上，一眼望去直到半山，没有一处缺漏。又过三年，到康熙三十九年，建成准提阁，前一年，皇帝车驾临幸方丈，赐下 御笔题写的“建”字，又建造宸藻楼，并建延寿堂。三十年间，量材而召集工匠，烧砖运石，覆盖布帛，再涂漆施以丹黄颜色，计算所花费用不少于数十万缗，而主管库藏却空空如也，没有神灵运送，也没有鬼神输送，究竟是怎样办到的呢？我曾进入道场，观察禅师所做的功德。住僧有人说，当禅师建造毗卢阁时，四壁需要夯筑石料，但官府因为南山邻近省治，禁止采石。上方砍伐松树时，挖出树根，得到万块互相盘绕、像莲花座一样的石头，正好足够砌筑夯石，既没有缺少，楼阁也不用架梁。临安山村有一株连理树，木材已经选定，村民却不肯给。中元夜，全村梦见一百个僧人向净慈寺请求施舍梁木，并说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自己砍伐。到了早晨，风把那株树连根拔起，村民因此感动，便把树木施舍出来。所以上梁时的法语说：“树生连理之梁，地涌积劫之石。”这大概是实录。这年秋九月，禅师忽然说：“我的期限到了。”十七日登座辞别寺院，十九日召来嗣法弟子防国溥溢，让他继承住持。二十五日写信辞别部使、行省和各位当权者，二十六日说完偈颂后说：“老僧三十年兴建这座山寺，如今衣钵已经空空如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石〕 一切封龛、入塔等事情，都由老僧自己安排，每件事各留下一段法语。至于开吊、送龛等仪式，若没有钱就不必举行。”禅师示寂以前仍不停修筑工程，还有墙壁等待涂黑刷白；可是他示寂时，已经一文钱也没有。有人说：“难道不记得禅师出生时梦见大士乘船普济众生吗？大士交给他两株兰花，是以两株兰花象征两次托付。”这样看来，禅师一生两次住持，弥天普济也一定会让道场兴盛两次，以承托这段芬芳而注定的因缘。禅师生于前朝天启五年正月初十，至今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四年，坐夏三十七夏。嗣法弟子有灵于鉴、化雨、溢楚、恒莲等共二十四人，剃度弟子四百多人，受戒者无法计算。在此以前己卯年春天，皇帝南巡到浙江，已经听闻禅师的名声。临幸他的堂舍，赐下 御书“中极”，并书写柱联，还立即召禅师入见。皇帝驻跸之处又赐下寺额，以及送 驾时，皇帝把禅师留下，让他联舟同行，然后在前方与禅师告别，慰劳并送他还山。当时观看的人都以此为荣。只是知识分子的习气太重，往往刻印语录流传于世，并借此求得贵官的知遇；而禅师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溥溢曾请求编纂语录，禅师说：“学道在于见地，行道在于机用，从没有听说在于语言。况且如今语录泛滥不止，即使白马来为文殊解释，狮子、大象也都不足以防止这种风气了。”他是否也考虑过这种做法是否恰当呢？从前云门说话如九转丹成，还说‘我不保存一个字’，何况比这更低下的呢？到溥溢继承住持之后，才开始从残破纸张中艰苦搜集，编成《宝林与净慈语录》两卷。铭文说：

译从前刹利种姓开辟梵天之域，其中有一位大觉者，名叫瞿昙。三传之后，佛法传入汉地，到了显年才开始把言说载入中原。当时迦叶已经传承两代，还剩下八百位阿难那样的贤者。从此高坐法座讲法，低下的却流入晋代的文辞。初祖顿然显示直指人心的禅法，宗旨与教法从此分成两端。不久便埋没在闭口的谜语呓语之间，有句无句反复巧辩。我们的宗门以伏羲、黄帝为先兆，孔子、孟子相继而来，从来没有间断。后来许多人偏重讲论，纠缠彼此异同，终于被我与他拘束牵缠。高山就在眼前，身体却没有先行。谁读过《鲁论》中亲身实行的篇章？如今听到禅师的言语，真正不可磨灭；努力学习哪里需要借口便能做到？何况禅师所得的法锐利而专一，智慧之珠明亮圆满地悬在胸中。然而忠孝之心仍从肺腑中流出，甚至破产救济世人，使哥哥得以保全。跟随老师二十年，志愿坚定，在患难中也没有抛弃老师，彼此周济。与献出土地、纳粮救济相比，在大节上没有丝毫过失，因此福德汇聚，善缘广多。祇园法界如龙蜿蜒，云雨四面布散，江河回旋。珍珠宫殿、宝藏覆盖大千世界，赤地上涌出黄金莲花。普门大士曾乘船，亲手抱着孩子交给两株兰花。婺源以北、湖南以南，两处道场中兴，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应当在慈息鸡足山旁安住，九有六幕张开空弓。只剩侍者磨治塔石，竟然有一座塔标立在重玄之境。塔影高高突出于天中之天，传承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松居开山古山音禅师塔志铭。禅师名上音，字古山，姓彭，是湖州邵阳人。幼年学习儒业。两湖地区相继沦陷，禅师想到世事迁变、无法预定，于顺治二年隐居南岳中山寺。不久便剃发出家，父亲名敬吾，母亲姓林。父亲到寺中请禅师还家，禅师拜了两拜，辞谢说：“难道能够报答父母吗？佛祖报答四恩，其中一恩就是父母，我不能与他们相比。等到灾祸来到，就会失去这个儿子。”父母坚持不答应，他便迟疑着说：“请让我靠近侍奉你们。”于是跟随父母回到郡中。有一座高挂山，山上多岩洞沟壑，他找到一间石屋居住。出门便探望父母，回屋便端坐修行。这样过了三年，他叹息说：“这身体如同木石，不经雕刻，若没有遇到良工便不能成器。”于是前往参访西山邃谷和尚，那时已经受了戒。忽然想到此事不容易很快完成，父母已经年老，哪里能等待？便请求奉养父母终身，之后再决心完成出家大事，也还不算晚。于是又回到家中，在父母膝前承欢若干年。服丧期满后，才开始行脚，遍访各方，历参两湖及江南一带的尊宿，多受他们器重。最后参访万杉剖玉璞和尚，和尚问：“僧人叫什么法号？”禅师回答：“法号鼓山。”和尚说：“为什么不鸣响？” 禅师回答：“鸣响就会惊动世人。”和尚又进一步问，禅师又作了回答，于是命他入室，负责藏经。和尚常常用临济宗的纲要严厉地考验他，即使古今公案也无不一一勘验。后来传给他衣钵和拂子，但禅师仍奔走吴越，察看自己尚未足够之处。平阳宏觉禅师奉 召回山中，见到禅师，问他从哪里来，禅师说：“从南岳来。”又问：“见到让祖了吗？”禅师说：“见让祖是什么面目？”禅师喝了一声，平阳觉得奇异，便挽留他。禅师辞别平阳，赠偈说：“送你返回南岳，径直登上祝融峰。让祖已经等候很久，炎热的太阳正当中天。”当时灵隐具老和尚是禅师的师翁。他与禅师交谈，觉得奇怪，便询问缘故。师翁笑说：“外来的敌人容易防御，家里的贼最难提防；前门出去老虎，后门进来豺狼。”于是命禅师掌管书记。一年后，禅师经过钱塘长寿山，见山势秀丽，层峦叠嶂，松风飘荡，远在尘世之上；又有清溪甘泉，萦绕左右，于是用杖拄地说：“我可以把这里作为归宿了。”便立即辞别灵隐，剪草结庵住在那里。康熙四年，檀越杨显吾、王麟长，和乡里各位善信一起登山拜访。起初他们挑水运米，供给资粮；后来扩建住处，建造殿堂、庭院、门墙、僧寮、廊庑，以及厨房、仓库、厕所，一应俱全。又在里面刻经造像，悬挂鲸钟、鱼板，四面山中都能听到声音，俨然成为一座宝坊。于是应众人请求开坛说法，居士中有很多人因此有所省悟。戊辰年正月十二日，禅师对王麟长说：“老僧此生的世缘已经尽了，想把身上的一件粗布僧衣化给你，留下作纪念，可以吗？”王氏说：“好。”但并不明白禅师是什么意思。到了十三日，禅师索取笔墨，写信告别檀越和各山旧友。十四日，麟长把僧衣送来，禅师十分高兴。当晚召集众人入室，穿上这件衣服说法。第二天是元夕，直到晚上又像平时一样召众入室说法。说完后，又垂问道：“虚空跌落成为三片，且说什么时候才能完整地离去？”众人迟疑之间，只有书记培用坐具打了一个圆相。禅师问：“究竟如何？”培说：“正当十五日解制。”禅师说：“却是十六日。”众人都不明白。十六日早晨，禅师说：“老僧的时辰已经到了。”于是说偈，并亲自写下封龛、举火等偈语，又写遗言，嘱咐两序僧众以及护法檀越各数百字。写完后又说偈：“生在湖广武冈，死在浙江钱塘。且说这一生一死，哪里比不上地久天长？”说完合掌而逝。当时是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距他出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九岁，僧腊四十四年。当时王麟长已经领受法旨，预先在后山建塔，奉送龛柩归葬，于是来拜访我，请我撰写铭文。嗣法弟子四人：惟真衷、彻茎、培雪、印仁。其中一人就是麟长秀。《松居语录》两卷。铭文说：禅师本来是儒者，留心于经籍。刚遇到丙子之乱，国运因此变迁，便止居南岳，回望北方而悲伤。只想着年老的双亲，中途还乡奉养。以香花供养于堂下，让父母坐在莲花跏趺的座前。燃灯受记等事，如同目犍连；又舍弃一切。在天监年间，暂时栖居江南。独步汉水以南，只带一瓶一钵。到处圆满成就，还要在竿头再进一步。逼近兜率天，便登上祝融峰。炎火正在燃烧，借此锻炼自己。弥天烟雾升起，且先营造自己的归宿。漫然坐在祇园，水从岩石间迸出。松树移到山岭之间，洞穴中的老虎也受戒。山魈也安然禅坐。一旦时辰到来，便拈花而行，翩翩离去。不生也不死，彼此相忘，无言无语。只是三身化现，百亿千身，又有哪一种身体可以收藏在彼岸之边？《西河集》卷一百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一。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事状。武林处士吴先生遗状。先生临终时，他的儿子宝崖正值成童年纪，还不能把先生的事迹写成传状。不过宝崖自幼聪慧，年少时便能与海内名士交往，海内士人争相希望见到宝崖，与他订交。由于这个缘故，先生去世后，少司寇高公、太史唐公、宪副曹公，以及家明府、孝廉等人竞相为他撰写传志，记载他的生平，比拟班中郎为有道之士作传，并托我撰写事状刻石。我曾访问宝崖，经过先生居住的载墨舫。相传先生故居在杭州马坊里，后来有乡中豪强侵占住宅，先生迁到武林门柳树之间。他一向喜欢施舍，赢余的钱随手花尽；新址营造好后，测量木材、烧制砖瓦，只来得及在地上立起几根柱子、安好础石，钱财便匮乏不能继续，只好关闭篱门躺下。亲友中敬重他的，争相集资打开篱门，帮助他完成住宅。如今所称的载墨舫，也称墨艇。当时以“载墨”为名，是因为先生酷爱翰墨，像从前人们所说的珍藏名画一样，把书画收藏在其中。听说先生珍藏的东西，都是搜集来的宋元名迹，以及近代边文进、吕纪、文徵明、唐寅等人的作品；凡是价值优美的，他不惜花重金购买。积累到后来成为成轴的书画，他洗净双手抚摩观赏，把这当作一生最适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满足。有一次装裱的书画没有封严，有人偷偷炫耀其中一幅，先生急忙借钱赎回，不让它有所缺失，并因此给自己的居所题名，表示不要再忘记这件事。不久，那位得到画的人忽然经过先生的住处，把画背起来就走。先生笑着说：“物品的得失，就像这幅画一样。”先生就是这样洒脱磊落，不把世间琐事放在心上。先生名盛祖，字宗彦，别字适情，常自称墨舫主人，正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嗜好。祖先世代居住在新安，有一位将仕郎迁居杭州，从此成为杭州人。高祖忠一公任获鹿县主簿，颇有声望。祖父玉成公，两次因乡试文章中乙科。先生幼年聪颖，接受教育时一目数行；十九岁丧父，背柴奉养母亲，慨然有超出世俗、脱离尘俗的志向，俗人虽与他交往，却不知道这一点。父亲留下的书籍因迁居散失，他重新购买了一千多卷，广泛阅读经史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每有论辩，便随手题写在书页上方，却从未汇编整理，只任其零散。所写文章没有完整抄本，如今书箱中保存的只有《幽梦轩杂咏》诗一百首。高司寇曾说：“先生的诗在陶渊明、韦应物之间；他的词，左边可向和仲致意，右边可向改之致意。唐太史非常称赞先生所作《桃源图》《满江红》词，还依照他的韵作了和词。” 所谓《桃源图》，就是载墨舫中收藏的一幅画。如今那幅画在哪里呢？但那首词直到今天仍在人世间被人啧啧称道。唉，先生的著作足以如此受重视，然而先生看待自己的文章，与看待所收藏的书画一样，不过如此而已。先生生于明天启辛酉年五月初八子时，卒于大清康熙丁巳年六月十二日未时，享年五十七岁。他生性喜爱山水，住处靠近西子湖，每逢风和日丽，常带着几个儿子游览湖中；有时把船停在柳塘，借草地饮酒，有时提着酒壶到山麓，一边亲自吟唱所作诗篇，声音震动林木，远望的人疑心他是神仙中人。晚年又在斜桥以西修建草堂，杂种花木，在旁边张挂油幕，亲自题写楹联，招来志同道合者吟咏，通宵达旦，以此为常。妻子李孺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陈琰，就是宝崖。宝崖娶王次芳；又有沈氏六女，四人嫁给名门子弟，两人尚未出嫁。宝崖考中茂才第一名，曾与齐地人出游，有人指着路旁的金子，打算挖取它，并把此事告诉宝崖。宝崖只是笑而不说话，同伴拒绝道：“宝崖的先人曾居住在马坊，有人把一囊黄金遗留在他家，他追赶出去却没有追上。后来客人回来取金，封记仍然完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黄金已经送到他家，他都没有取用，何况是路旁的金子呢！”先生的耿介清廉，就是这样被世人传诵。诰赠翰林院侍讲学士高公，追崇乡贤、奉祀神主的事状。高公名厚，字古生，祖先是余姚人，因游学迁居钱塘。年轻时博览群籍，在文坛颇有声望。崇祯末年，中原盗乱兴起，高公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收授学生，在乡里讲学。他先重视德行器识，后讲求文章学业，言语可为规范，行为足作表率，成为后进的领袖。东部扬州远近的人，大多尊奉他。曾经居丧，悲哀毁损身体三年，始终没有脱去丧服。有人劝他不必过度，他说：“先贤子羔是我们宗族所出，三年泣血，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超过礼制而贬低他的贤德；我能够继承我宗族的贤德，已经很幸运了。”他侍奉伯兄如同父亲，对伯兄遗留下的侄子三女一人，也替他们办理婚嫁。亲族党友中有贫困的，他常供给饭食，甚至分给他们产业。邻里有所请求，没有不答应的。适逢越地发生大饥荒，郡守王孙兰、司李陈子龙下令各地设置粥厂，高公特意在乡里门口设厂，借出钱财、熬煮粥食，使很多人活了下来；又储备棺材，掩埋尸骨，以扩大施德之意。临终时，他写下“忠孝”二字，呼唤嗣子，嘱咐他不要忘记君亲。遗有诗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陆异同论》三首。康熙二十五年，因为儿子显贵而获诰赠。诰赠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七年，巡抚金公、提督学政王公、巡盐常公顺从士民请求，将其神主奉祀于杭州府学以及余姚县学乡贤祠。后学史官某谨慎撰写事状并刻石。神主奉祀之日为二月初一日，谨此记载。敕赠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先君竟山公，崇奉为乡贤的事。事状。其一，贤公侍奉母亲何太君非常孝顺。家中遭盗，器物被偷得一空。他担心太君知道，早晨起来便急忙借银子买来器物重新摆设，仿佛被盗之物从未缺少。太君下楼时失足，膝盖磕破，皮肉脱落。贤公立即割取自己的膝上皮肉填补，伤口马上痊愈。后来太君葬在湘湖，贤公迁居墓旁的盛靖三宅，三年不参与家中事务。其二，贤公承继先岐山公留下的一处旧业，有一座大屋，坐落在北干村章堰。当时兄弟三人略有分争，贤公便把房屋让给兄弟，自己租住下岸的小屋。如今季子检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那里。其三，贤公一生守身如一。有一个寡居的婢女，他让她跟随姑母出嫁，婢女却不肯走。问她原因，她说：“主人贤良，这里没有暴徒来侵犯我。”

译其四，贤公年轻时与陈咸五读书，丢失了二十两银子，怀疑是陈咸五拿走的，于是两人结下很深的嫌隙。当时北岭庙有个吴道士，能施行巫蛊之术，声称可以用煞气致人死亡。于是有人把贤公出生的干支写在地上，用煞气镇压他。贤公夜里牙齿疼痛，直到天亮，有人把此事告诉他，他急忙到龙虎山拜见天师。天师为他解除了诅咒；因尚未满七七四十九天，他得以不死。贤公于是请天师写符带回家镇宅。有人说这仇一定要报。贤公笑着谢绝说：“煞气可以解除，怨恨难道就不能解除吗？”于是两人的交情恢复如初。其五，贤公年轻时熟悉音律。他的先祖汀州司马听斋公，以及孙启吾公，都极其精通等韵，并且能击鼓发出等韵的声音，使隔墙的人也能听声辨认反切字。有的人说这就是诸葛鼓的遗法。贤公把这些技艺全部发挥出来，撰写《先天字母之学》，名为《竟山等韵录》，一卷。他又曾接受启吾所收藏的《涵虚子谱》，其中有唐五调曲二首；笛色、工尺等记谱，都是近代音律家所未有的。检讨把这些编定为书，关于贤公音乐的著作名为《竟山乐录》，共三卷。贤公的长子任仁和教谕时，被推官陈卧子先生主持考试，录取为第一名；季子任检讨时，被太守王雪肝先生主持考试，也录取为第一名。两位公卿奉敕令县里制作榜文，送给贤公说：“今天的陈太丘，您把榜文收藏起来而不悬挂，说是不敢。”等到国朝初年，知县黄畏庵先生迎请贤公担任乡饮酒礼的正宾，仍然用这四个字制作榜文。贤公不得已，只好把它悬挂在旧居，后来旧居毁于火灾。贤公的事迹大略已经载入《浙江通志·孝义传》中，其余的不再全部记录。附录：绍兴府萧山县儒学廪生、增生、附学生员等人的公揭。为了说明：志书和传记已经记载此人，享受祭祀应当符合相应典制，特此公请崇奉乡贤，以光大祭祀礼仪、激励风俗。私下听说，国家法典所规定的制度中，没有比享德更隆重的；王政所记载的礼制中，没有比尊崇贤人更重大的。是非要从学校产生，公论和毁誉则在乡邦之后才能确定。只有积累德行、接近圣人境界的人，才值得举行崇高祭祀，表彰至德之师。恭敬地看到已经去世的 诰赠征仕郎、翰林院检讨毛公，出自姚江旧日名门；我等与地方耆老，五代承继忠襄家风。以碧血与六经相合，传承殿翰文业，代代相继。入庭便听闻诗礼家风，努力光大宗族，实行闵曾之孝行。幼年恪守孝道，曾在湘湖岸边结庐守墓；长大笃行友爱，确实把房屋让给兄弟居住于章堰。亲眼见到襄阳兵乱，长期弃置毛笔，辞身于江上行伍之间，暗中归入闭锁的居室。遗留下诗篇，步武芳规于苌享里；成为名君子，追随荀氏、陈氏的美德。以至诚之心推及万物，对儿童也无愧；谨慎独处以修养自身，面对衾影也没有惭愧。若不是毛公，便达不到子羽那样的清风；遇到困难必定排解，仍有彦方那样的高义。郡里颁给太丘的榜文，他谦让而不悬挂；县里尊崇桓傅那样的宾礼，他接受了仍感到不足。因此义方成为家教，长子授任司理而改建鳣堂；善于培育后代，季子进入承明殿而登临虎观。几代门生，多有人乘篮舆绕行庭院；孙子一半在公车中任职。《浙江通志》把事实记入《孝义传》，《越社遗编》把姓名列在耆英表中。何况 思念荣誉而加以表彰，哪里可以遗漏祭祀呢？谨慎陈述公情，原本不是阿谀偏爱。恳请大人惠赐公正评议，俯从舆论，推行亲近有德之人的宗旨，弘扬以善教人的仁心。请下令县吏恭敬迎接，继承本地贤人崇祀的传统，使人们有足以效法的楷模，确实增添学校的光彩，使冠履之风长存，永远沐浴在祭祀恩泽中。提督浙江等处学政、日讲官、起居注官、右春坊兼翰林院王据详察：本贤公鉴，重视君亲宗族的高尚品行和楷模；枯木般的王裒墓旁有慈乌环绕，推重薛包让田让宅、庭中交让树木的美德。您在文坛占有高位，亲眼见到战乱而伤心，见势不利便拂袖长辞幕府，吹律成书，足以作为枕中秘笈。按照汝南月旦品评人物的旧例，品评人物必须与其同类相比，这样太丘的品题定论才能得到众人信服。何况王氏家门早已兼具龙虎风云之势，谢氏子弟也渐渐成为美玉。所有这些家门的兴盛，都是盛德所形成的仪范。学校既然已有公论，祭祀当然应当及时崇奉。请贵府依例迎接神主入祠，仍取给册事实报告。姜司谏君用治理地方事务状。姜司谏君用以治理吏事起家。世祖皇帝特意召见各位善于治理吏事的二十三人，各授予两省官职，命他们入朝进谏。司谏君名列第一，于是君得以直言不讳，成为正直之臣，共五年。今上皇帝登基后，念及他的劳绩，准备把他列入卿位，下诏晋升他，他于是请求休假回乡省亲。水部君在堂乡游历，他的朋友毛甡因为避开世人，主持君家防守越地的事务，前来请求君的谏书，并兼录君做官时的事迹，只选其中一两件可作为典范的，托我撰写事状。谨记。君自己说：“治理内政的是纲，治理外部事务的是理。用纲来制约理，往往运用心意来分科列纪；往往依据具体事务来办理。事务所在之处，政令便在那里施行；心意所到之处，法令便在那里建立。” 君最初做官时任司教，在浙江温州。温州在汉代是东瓯王国，北面临海，四周环山，草木繁茂而盗匪很多。君以司教身份代理瑞安县事，适逢盗贼来到，盗贼轻视瑞安，派少数人前来试探。君率领镇兵中守门的几十人，突然杀出，盗贼逃走。当时是戊子年五月。六月，盗贼大举来到，首领姓刘，名为环城扎营，其余盗众全都埋伏在仙山之间。君率众登城，城防尚未坚固，便逐渐修补。他撕下衣服插在竿上作旗，关闭并举起城门炮，从城南端发炮。城墙已经破旧，被震得崩塌一角，众人非常恐惧。君于是又检查各门的火炮，得到几门大炮，搜遍城中硝石和木炭，共七十斤，全都装入大炮，关闭并举炮，从城中山地发射，炮弹稍微越过贼营，虽没有严重杀伤盗贼，但盗贼大为惊恐，退到环城数里之外。君又收集百姓家中的瓦瓿一百多个，用红纸封住器口，四面架设在城墙之间。盗贼看见瓦瓿，惊恐地以为是排列的火炮，不敢靠近。但盗贼已经限定期限，必定三天攻下城池，又不断召集盗众，城中更加恐惧。君当时登上城墙瞭望，表现出毫无惧色，以安定众心；暗中招募乞丐和儿童，撕竹片成方寸大小，写成告警文书，盖上县符，用麻绳系在鞋底，让乞丐夜间出城，经过贼营，向郡中求援。第三天，郡兵到达，于是会合各门守兵杀退盗贼，盗贼再次逃走。

译君调任元城县令。县城西面连接卫河，从卫辉到内黄一带的河流，承受淇水、漳水、沁水，下游又与滹沱、直沽相合，水患很多。沁水有时暴涨流入卫河，向东浩荡奔流。元城县原来隶属郡中，郡里的协守官率领镇兵，随郡中人役在卫河上游修筑堤坝，想要阻挡洪水；却留下君守卫县城。君亲自带头背负柴草，把柴草捆在木桩之间，又用木板遮挡城墙，县城因此得到保护。天气干燥，上游筑堤的人不能完工，洪水更加汹涌奔腾，形势十分危险，居民大为恐慌。忽然有一个镇兵狂妄地说：“我是河神，正要请皇帝命令将洪水蓄积在你们城中；不过元城县令姜君仁厚，又善于治水，一定要姜君亲自向我祈祷，才能免除蓄水之灾。快把镣铐烧热，套在头颈上。”这时百姓本来已经盼望君前来，听到狂兵的话，盼望更加迫切，接连在路上请求君祈祷。君平素不信鬼神，又担心介入狂妄悖逆之事会不妥，但想到民心需要安慰，便命人在社坛洁净，设置水土神祠，像祭祀社神一样举行祈祷，却始终不看那名狂兵，洪水便退平了。顺治壬辰年，京畿发生饥荒，而且人心尚未安定，人们往往轻易离开故乡，于是流民很多。等他们流向各郡，而各郡又都不肯接纳，流民便越来越多。当时正实行逃人法，防范严密；凡是离开旗籍、有人来申诉却隐匿不出、不接受查验的，一旦被捕，十家都要连坐。因此外郡来的流民没有名籍，地方全都不敢接纳，他们拥挤在道路上，冻死的尸体多得像毫毛。乡民关门居家以后，连丛祠社宇也用土封闭。流民多倒卧在屋檐下。君怜悯他们，召集各位父老，劝他们把流民留下。父老说：“如果被当作逃人怎么办？”君说：“可以辨认那些携带妻子儿女的人；这类人不过是逃避饥荒。其余若留下来，拒绝那些独自逃走的人，也可以没有忧虑；况且单身者容易谋生。再说郡中也有闲置田地，可以任他们编入乡里，并教他们开垦土地，等到收成后登记纳税，这对公家和私人都有利。”众人说：“好。”于是留下的流民以万计，乡井都充满了人。后来督抚查察此事，把这种办法下达各郡，让他们仿效施行，流民因此安定下来。事情完成后，有些流民得不到原来主家的安置，又势不能离开；起初因饥荒来依附，后来有的吃饱后起了别的心思，便有人自己指称为逃人，希望与当地胥吏串通相认，使原来的主人依法获罪；否则就把妻子儿女押送回乡，自己也可以得到方便。于是有人检举称他们为逃人，当时特设督部府司掌管逃人事务。君每次听说有人被称作逃人，立即写文书押送到府中，使那些人不能回头作奸。然而他仍担心审查有诈，于是狡猾的人仍可能被押回去而获自由。君又改作安排说：“审查发现是欺诈的，先送回县里；回到县里后严厉治罪，或者听从解释而释放。”这样以后，诬称逃人的事情也终于平息。评论说：司谏有很多治理政绩，仅从这些事情看，也有管仲、乐毅那样的才干。有人说，司谏在朝廷任职时，多次按照自己的心意施行仁政，例如预先积储粮食以备荒年，减缓并征以使百姓苏醒，因忧伤民宅、流民而发布仁厚的刑政，体恤士人困苦、催促选拔，都是仁惠爱民之举。至于其他止息兵乱、平定盗贼、调理铨选、辅助储备等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实际成效；但这些都没有记载，只记载他治理外部事务的事迹。当时还制定了催科法来防止苛刻扰民，直到今天西北各地都还在效法，见另录。赵孝子遗事状。我与山阴赵甸交游，仰慕他的文章，曾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后来国家发生变故，他剃去头发、披上僧衣，改名壁云；如今画题上称作“壁云甸”，就是他。甲寅年，赵甸去世，他门下的学生刘世洙已经为他作传，名为《赵孝子传》。我采录他的遗事，写成这篇事状。赵甸九岁时，他的父亲游学归来，家中大雪，不能生火，便拿出一幅古画，命赵甸到朋友家换米，却没有找到那个人，怅然回来。赵甸关上门，便吟诗说：“我家有一幅古画，价值重到连城；不肯拿它换街头的米，回来时雪已经装满了瓦罂。”父亲听见后笑着说：“有这样的孩子，挨饿又有什么遗憾呢？” 赵甸幼年便掌管炊事，又洒扫、洗涤，利用剩余时间读书。后来想到谋生的方法，曾替姐姐描画绣床，到这时便请求试着做绣活，于是和姐姐面对绣床一起刺绣。他下针精细巧妙，每次拿绣品去换米，人们都争着买走。他说：“这是赵家的刺绣，邻家孩子讥笑它，不要放在心上。”夜里在楼上读书，文章一天比一天进步。赵甸的母亲性情严厉，他稍有不合母亲心意，便跪下恳求，态度十分周到。他曾经把妻子送回娘家数月，等妻子感悟之后才接回；乡里因此称他为赵孝子。程节母事状。程母氏是吴休宁商山的女儿，嫁给程自康。二十二岁便守寡，想要以死殉夫，因而身体毁损瘦弱，断绝供养。后来她带着孤儿和婆母住在内室。见婆母年近中年，身体正衰弱，吃菰米却觉得甘美，便哭着说：“我死以后谁来供养我的婆母呢？”于是昼夜努力纺织，手指磨破，仍翻阅四书，督看儿子读书；读一会儿便又照常纺织。崇祯庚辰年发生大饥荒，婆母已经八十岁，卧病在床。起初她寻找婆母所爱吃的东西，千方百计购买难以得到的食物，而自己和孤儿只吃柳叶、榆叶。等婆母病久后口味衰退，她半夜起来照看汤药，连背上也不肯借用褥子和棉衣。一个月才解衣洗涤一次，头发因绳束而结成缕缕。这样过了一年。后来婆母病势危急，她便对程氏宗族哭喊道：“我已经没有办法医治婆母了，我将割肉给婆母吃。倘若能向上天祈求，使婆母延寿三年，我愿以此求取你们的帮助。”于是割下手臂上的肉，和药汁一起送给婆母，强使她咽下，婆母觉得甘美。吃完竟然痊愈了。三年后才去世。临终时婆母说：“媳妇孝顺地奉养我，我死后将暗中派遣妇人的孙辈做孝妇，像妇人一样。”后来九年，程母氏去世。西河甡说：像这位母亲这样的人，正是旌表制度所称的节妇和孝妇。然而她没有得到旌表；即使如此，她实际上已经获得旌表了。她的儿子名叫斯敏，乙卯年考中孝廉，曾同我邑的来给谏交游。我过去常想她的贤德，如今才知道斯敏之所以贤，是得自母亲的教诲。斯敏说：我们兄弟三人，按长幼先后成婚，谁也不把事情拖累长兄，都是母亲亲自操持。母亲为婆母祈祷，竟感通神灵，既然能够借助上天留下遗命，就不必从事禅诵。她善于主持大体，就是这样。唉，真贤德啊！斯敏把事状交给我，请我作传。我自认为不擅长文章，仍然替他具备事状，便写成这篇事状。《西河集》卷一百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事状 《严贞女状》严贞女，是上舍严君长发的女儿，许配给同学柴君敛硎的儿子际洛为妻，但际洛去世了。贞女十五岁，听到讣告，暗中拒绝绣绮朱碧之衣，只用白色丝带束发。父母起初厌恶她，没有过问。过了一年，俞氏来请求婚配，父亲答应了。此前贞女拒绝衣服时，便减少饮食，躺在床上，咯出喉间的血。平时她喜欢偷偷翻阅父亲的书，针线稍有空闲，就和妹妹下棋。到了这时，她把这些都抛开，并且与婶母同住。婶母沈氏也同意她守志，屡次劝说她；等听说俞氏来求婚，她便僵卧不起。父亲大怒，到床前呵斥说：“尚未出嫁便守志，这合乎礼吗？”又说：“如果你确实这样做，我就把你押送到柴家门上，当面责罚你。”贞女听了，扶着床起身，请求立刻出发。父亲又讥笑她。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贞女于是绝食，拿出棉被蒙住脸，使汗水耗尽，以便达到自杀的目的。母亲见了怜悯她，请求让次女答应俞家的婚聘，父亲不许。陈夫人是邹明府端木的妻子，也是贞女的祖姑，她对贞女说：“女子从一而终，是说已经嫁给丈夫，便跟随丈夫。世上没有女子还在家中，却说要从一而终的。丈夫尚未跟从，哪里谈得上从一呢？” 贞女说：“不是这样。尚未出嫁的丈夫，就是已经出嫁的丈夫，不能有两个丈夫；不能有两个，便是一。丈夫在家和已经出嫁虽然不同，但守志却是一样的。我认为守一的志向，应当从许婚之日开始。丈夫已经向我求婚，我也已经答应他，既已订下婚约而不违背，为什么说不是从一呢？如果说许婚的对象不是丈夫，那么我已经许婚，却把他当作丈夫，我反而要恨自己因许婚不幸而有两个丈夫；夫人所谓‘一个丈夫尚未跟从’，我实在不明白。”陈夫人无法辩驳。当时婶母在座，哭着说：“我也是寡妇，为严氏守志已经二十年，难道不愿成全你的志向吗？只是我有嗣子可以依靠，你靠什么呢？况且何必一定要死？”贞女说：“嫁到柴家，所依靠的就在柴家；留在家中，所依靠的就在家中，怎么能说没有依靠？况且婶母看着我，难道真愿意我死吗？只是还有逼迫我的因素，并不是我自己能够完全作主。”当时听见这番话的人全都流泪。过了几天，贞女忽然改变主意说：“我不死了。身处厚重的棉衣之中，一天不洗两次澡，身体就会肮脏；死后反而更加污秽。我不能让自己处在污秽之中。”她立即起身勉强进食，家人都相互庆贺，以为她改变了守志的想法。过了三个月，她又不进食，父母多次劝谕，她都不听。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她咯血而死。死那天，她告诉母亲说：“我已经十六岁，应当发布讣告。可是讣告若称我为柴氏妇人，就彰显父亲的过错；若称俞氏妇人，又不是我的志愿。不要发布讣告。即使这样，至少也要说明我的志向；我死后一定要告诉柴氏，使他们知道我的死是有原因的。”后来父亲仍然犹豫不决。贞女已经闭眼，又睁大眼睛说：“父亲如果怜惜我，就一定要告诉柴氏，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父亲说：“好。”她这才闭上眼睛。太史氏说：“我因病请假，住在防城县，租住处靠近仁和县祖庙巷，和贞女住处相近，所以知道贞女的事情最详细，特意替她写这篇事状。当时我在馆中，曾修撰《明史》，拟题为《孟贞女传》。孟氏的丈夫蒋文旭，年少时在明高帝朝任监察御史，因为上言论事被赐死，而他和孟氏尚未成婚。孟氏守志不嫁，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九年，宣宗朝还特意旌表她。当时同僚张烈是儒者，认为贞女的做法不对，不应为她立传。难道他没有听说先儒的警戒吗？有人说：‘未嫁而守志，与淫乱失节相同。’守志本来是善行，即使尚未出嫁，又怎么能把它同淫乱失节相提并论？又因为学问贵在明白道理，尚未出嫁便不成为丈夫；不成为丈夫却为他守志，便与为非丈夫守志相同。” 大概只是害怕世人喜欢故意做奇特的行为，所以故意说得严厉，用来杜绝后患。我说：“不对，不对。天伦有五种，而由人彼此结合的有三种，即君臣、朋友和夫妻。然而尚未成为君臣的臣子为君主而死，世人从未认为这是奸邪；尚未成为朋友的人为朋友而死，世人也不敢认为这是怪僻。为什么呢？贞洁和淫乱不能同时存在。因此王蠋不仕齐国却为齐国而死，被称为忠臣；龚胜不仕汉朝却为汉朝而死，被称为义士；张元节和孔文举从未成为朋友，但孔文举藏匿张元节，几乎为他而死，却被称为良友。至于夫妻，既然已经许婚，名分就确定了。名分确定以后，就与尚未出仕的臣子、尚未交往的朋友完全不同了。尚未出仕的臣子尚且可以尽臣道而不被认为奸邪，尚未交往的朋友尚且可以尽朋友之道而不被认为怪僻，唯独这明明已经确定了夫妻名分、已经许婚的女子，却反而说她不成为丈夫；已经许婚的妇人，既然恭敬地守着妇道，却反而说她尚未出嫁守节，等同于淫乱失节。这些儒者为什么喜爱诬蔑善行、喜欢刻薄严酷，不乐意成人之美，竟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同僚中听到这话的都称快。距离现在已经多年，和孟氏的事相比，孟氏之事发生在洪武年间，至今约三百多年，而只有这一例，可见世上少有这种奇行，也可知道根本不必反复垂戒。即使未婚而守志不列入旌表制度，在宣德年间也曾举行过一次；此后虽被阻止，独自行义的人不求奖赏，也不借助禁令来杜绝压制，这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只是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却没有显著的言说，往往亲身实行的君子还迟疑未能做到，而闺中偶然实行这种道理的女子，却能明白决定；即使文人学士、老师宿儒平素有讲习，也不能畅通地阐明其中义理，而年轻女子却不需几句话便能作出判断。贞女回答陈夫人的话，多么好啊！这就是天理，是王者的教化在人世间没有断绝的表现，是圣学，不是奇异的行为。因此我详细叙述这些事，来给后来谈论人伦的人看。至于孟贞女没有死，而严贞女死了，严贞女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原因。”},{ 《大理寺寺丞、前兵科掌印给事中任君行状》。

译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原任大理寺寺丞任君在家中去世。任君生于故明天启三年五月二十日，至此享年七十岁。我和任君同年出生。按照世俗惯例，年满七十岁的人逢生辰，亲友要带着酒器前来馈赠，称为贺寿。任君早已厌恶这种习俗，常常避开不接受，而且嘱咐我继承他的做法。我正躲避前来贺寿的人，恰逢同邑周先生与我同馆，他先来告诉我通政使司通政使去世、接受朝廷祭祀的事。我回来渡河时，写了一篇行状草稿，路过任君家，而任君已经患疟疾五天了。他坐在床上起身握着我的手，详细询问我行礼的情形，说话慷慨激昂，扶着几案接取食物果核，一切和往常一样。又过了五天，讣告传来。承重孙荣登等人捶胸顿足、哭泣拜祭，请我到西边渡口为任君求取行状，说他们悲痛昏乱，不能说出一句话，而且事情紧迫，毫无记忆；即使还能记得，也无法完整叙述。周先生是我先父的好友，与先父同年、同乡里，同学于朝廷，又同时归隐田园；了解先父的人，没有比周先生更深的了。古来有请好友作行状的例子，周先生怎忍心不说一句话，为先父撰写行状呢？我听说此事后，在寓所亭中哭泣，于是取笔拭泪，略略叙述任君的生平大概。任君名辰旦，排行第四，字待庵，世代居住在萧山东门外。任君的近祖任元礼，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性情豁达而有大志，曾经倾尽家产行侠仗义，结交天下豪杰，天下豪杰也争相归附他。当时青田人刘基以行军参谋的身份，接受浙江行省左丞铁里帖木尔的聘任；刘基征讨海寇失利后，便奉母亲逃到萧山，自己又上表辞职离去，于是同任元礼结为生死之交。一时的名贤暗中带着资财来投奔、与他交游的，如东阳王祎、河东张翥、西江揭徯斯、东嘉高明、临川危太朴等，都先后前来拜访。到高帝兴起时，任元礼才突然退隐乡野务农，辞绝各路征召，并散尽家财救济难民，难民称他为“任氏长者”。任氏长者传了将近八代，才生下任君。任君的父亲赠公生有四个儿子，任君是长子。任君幼年聪慧，和我一起被送到里门求学。老师命我们轮流读汉代贾谊的《治安疏》，每人读五遍，都没有错一个字。中书舍人王先吉、举人韩其昌，曾和任君、我一起在我伯兄、仁和教谕东壶公门下读书。东壶公每次坐着讲学，必定左右环视说：“这是四位杰出的人才。”后来国家发生变故，江东百姓聚集起来，配合方马军抵抗王师。任君族中有人在军中受封爵位，曾与我家保定伯联合；武宁侯王君驻军西陵时，任君曾和我到军中侦察情况，发现不利便一定击败并驱逐他们。任君的父亲赠公已经破产，跟随西陵军返回后，贫困将死；任君便和我一起逃到马谷。我们藏身的坑穴相距很近，只是道路阻塞，不能彼此往来，幸而如此。王师东渡后，任君得以回到故里，于是按照故明诸生的名籍参加考试。顺治丁酉年，在乡试中考取第四名。此前，任君的母亲韩太君因任君的功名而被封为孺人，等待追赠为安人；她是吉安推官韩公的女儿。任君借用外祖家的姓氏，取名韩灿，附籍于绍兴府学。到这时，他以“韩灿”的姓名到公车门投递名帖，恰逢朝廷议论改用八股文取士，改为策论。丁未年会试时，任君以策论中式，殿试考中进士，于是奉命…… 后来又恢复任姓并改回现在的名字，被授任江南松江府上海县知县。[原文此句与上句疑有串句或脱文。][原文疑有大量OCR讹误或串句，无法据此完整确定句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钱〕 天子重视文教，设置制科，招徕天下有学问的人，让各地汇集送到公车门，选拔后等待皇帝亲自考试。这种科目名为“博学鸿儒科”。台使以任君的才能加以推荐，任君于是进京。任君在体仁阁下接受赐宴，呈上试卷后，朝廷忽然因为名额限制，仍让他回任原官。台使于是特意打破常例上疏请求说：“此人是清廉而有治理政绩的官员，只因为苏州、松江一带拖欠赋税很多，按惯例不许推荐；如果这样，那么治理繁难县份的官员就永远不能升迁了。遵循常例而推荐的，是庸碌之人；打破常格而使其得到任用的，才是良吏。臣私下认为，拖欠的赋税可以补偿，良吏却不可失去。”奏疏送入朝廷。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不再拘泥成例，于是下令召任君入朝，按照科员的资格任用。康熙癸亥年，补授工科给事中。在这时，任君深深感念皇恩。他想到自己应当竭尽全力报答皇恩，却没有可以凭借的资本；或许自己既然担任言官，只要尽到进言的职责，就足以作为报效皇上的地方，于是接连上了五道奏疏，所说的话过于急切。

译皇上赞许他的刚直，宽厚地容纳了他。大体说来，任君因为廉洁而得到升进，本来就是破格之举；但任君认为，奖赏廉洁之人，就应当把这种做法作为常例。他自己又深受繁重赋税之苦，亲眼见到苏州、松江的租税数额超过其他郡，便想通过比较，使江南各郡中地力、户口大致相近的地方，赋税稍微均平一些。他任县令时又苦于军费兴起，却没有办法解决，于是认为只设置办法并不是长久之计。至于他所说的核查官员清廉贪污、酌量赋税、筹措经费，都是他平日想要上告却因形势所限而不能说出的事情。[原文末“防”疑为衍文或残缺。]天子圣明，功业完成，政局安定，想到四海辽阔，而巡抚教养百姓的人将近三十年还不能遍行全国；即使了解各地情况，怎样才能使四方都得到安抚，又怎样才能使各地彼此沟通融洽呢？于是采纳廷臣的意见，先巡省南方，却不设置掌管考核的官员，不装备扈从和营垒，不筹办宫城门禁、坛场及朝觐礼仪所需的仪仗，也不呵斥百姓。这正是王通所说的“虞舜一年巡行五岳，而国家不耗费，百姓不劳苦”。我当时任史官，因此撰写《司宾答问》一篇，破除俗儒拘泥牵强的见解；任君怀着忠诚爱国之心，在皇上面前有所指陈。皇上当面又宽容了他。后来任君升任兵科掌印给事中，适逢甲子年举行宾兴之典。任命他主持湖广乡试的正考官，录取宋如辰等六十三名中式士子。在此以前，任君任上海县令时，适逢丁巳年乡试，司使征召他担任房考官；他所选取的中式士子，如当今在省中任职的刘国黻等，都是名士。后来任命正考官时也同样如此。丙寅年，任君调入京城，改授大理寺寺丞，正打算回乡省视母亲，太夫人却突然去世，于是奔丧回乡。湖广巡抚张君因事情败露而获罪。他任副使时曾分守我浙江一带，很有能干的声名，所以朝廷推举副使时，曾在各位卿大夫之间询问是否保荐他，任君回答说好。到了这时，任君却因牵连错误而被除名。他曾读任君的奏疏，其中有请求斟酌裁减兵员利弊的内容，大意说：兵员冗多，裁减其俸禄和数量，可以核实实际人数，杜绝虚耗，军队收束、军需储备充足，难道不是很好吗？然而裁减之后不可能全部遣散，遣散之后也不可能全部安置，这些都足以造成祸害。那些游荡在黄河岸边的人本来就令人忧虑，如果使无业之人一旦失去职位，饥寒逼身，必然专门从事抢劫，这关系到的并不是小事。从前汝州、蔡州实行屯田，已经有成法；如今各处都有荒废的土地，请查明官兵中已经裁减但尚未遣散、已经遣散但尚未安置的人，命督抚查清后行文所属官府，拨给他们荒田，资助牛和种子，使他们耕种开垦；三年以后偿还所给的物资，六年开始征收赋税。让他们卖掉刀剑、买来牛犊，都成为善于务农的良民，岂不是两方面都得到好处吗？又有人请求斟酌藩司印信的设置，大意说：督抚都是镇守疆土的重要大臣，体制和统属相同，所以督抚的员额有空缺时，可以互相兼理印务。如果有巡抚而没有总督，那么应当由哪个官署代理此事，还须奉…… 朝廷裁定，以表明郑重。近来巡抚偶然空缺，藩司便擅自取出印信，升堂打开门户，实在很不合礼。藩司虽然是可以升任巡抚的官员，却不能升任本省巡抚，正是为了防止他掩饰任内事务。藩司所处理的钱粮和各种要务，平时都要详细申报巡抚，得到批准后才能施行；如今突然掌管巡抚的印信，申报的人和批准申报的人竟是同一个人，难道可以吗？况且藩司与属吏关系更加亲近，利用关系十分便利，万一借势施恩、逞威胁迫，众人将会徇私舞弊，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如今私下计算各省，只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处没有总督；有总督的省份，虽然路途遥远，也不难兼摄。至于山东、河南，或许可以依照前部的议案，令总河兼管；至于直隶、山西，则现有长芦、河东御史，也可以权宜代理。他的筹划清楚明白，而且深知大体。任君性情孝友，但待人接物严峻，不屑于周旋言貌；他对亲属情谊非常深厚，对外人却显得疏落，甚至不肯假以辞色。因此爱他的人很多，嫉恨他的人也不少。他年轻时以文章闻名，自从出仕以后便竭尽心力于吏治，没有闲暇顾及文学；即使偶尔写作，也往往丢开不再继续。他所著诗文有《介和堂集》各一卷。任君曾进入东华门，握着我的手说：“我和王内使以及你四人同在东壶先生门下受学，三人都已经取得仕籍，而韩君也考中乡试第一，这是盛事。”如今韩君先死，内史还在家闲居，只有我和任君都登上了仕途。在朝廷中，我主持封驳，任君凭借擅长文章任职，文辞翰墨可以说相互匹配。然而两位先生如今怎样了呢？我曾听到任君这样说，感到悲伤。如今我七十岁，内史王君也已经去世。即使是我邑中曾在京朝共事的官员，一时之间只剩任君和周先生三人；两年之间，两人又都先于我去世，只剩我这个孤独衰老的老人，还黯然执笔为他写行状，悲痛可想而知。任君父亲某因任君之官赠官如君，母亲韩太君封为孺人。任君起初娶蔡氏，继娶丁氏；丁氏是我朋友大声君的女儿，名叫乐广。大声君和任君是忘年之交，后来爱惜任君的才华，便把女儿嫁给他。卫玠并没有不是朋友。任君有六个儿子：衡、华、恒、岱、崧、海。嫡子华早年去世，以他的儿子荣登承重；荣登就是来请我写行状的人。孙子六人：长孙就是荣登，其次是仑、介、和、葵、寰。女儿二人，孙女七人。所有儿孙的婚娶对象，都是名门望族。《西河集》卷一百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事状 《德州文学李先生状》先生名润，字静岚，是德州卫李氏。父亲监臬公任郎官时，因仪部督理少府事务，先生出生在京师。先生天生禀赋异常，书读一遍便能记住，还能一边走路一边回头看。五岁才开始在地上行走，等到跟随外传老师学习时，诵读不能超过午时，过了午时就全身发热。家中仆人给他安排每日课程，寅时前往，卯时退出，整天所诵读的内容，即使同学们聚集诵读六个时辰，也都赶不上他。然而他最终也不能每天前往学习。监臬公督理清江船政，回乡后又入京，把先生留在家中。后来监臬公奉诸道使之命到广西，家人不能随行，便又把先生留在武昌。先生既然体弱多病，又因为随侍奉养父亲而往返道路，虽然与兄长编修公年龄相近，常常前后相差不多，却始终没有把学问完全钻研透；但参加考试总是名列前茅，获得廪膳生资格。每次乡试都参加，有司推荐他，却最终总因其他缘故被搁置。康熙乙卯年，兄长编修公考中乡试第一，先生的书义答卷都完整优良。看见的人无不赞叹，认为兄弟二人这次一定会一同考中；但又因为试卷遗失，竟不让他的卷子入录。先生于是慨然拍着自己的头说：“我知道命运了。”从此研究黄帝符箓之术，吐纳天地精气。曾看望从京师回来的兄长，对人说：“近年来我分析性命之理，颇得其中要旨，才知道七还九转、服食灵芝和甘露之事并非虚言。” 只是时运不等我，老年渐渐将要到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此前先生参加考试时，从武昌返回家乡，虽然身体多病，却一心想把学问钻研到底，把书散放满一室，寂静得像没有人一样。有人隔着窗棂听，只听一会儿纸张发出哗的一声，随后又恢复寂静。他勤奋到了这种地步。至于他旁涉的学问，凡是用蓍草占筮、推算历法、计算步数，以及姑布子卿、公乘阳庆一类的学术，无不完全掌握。曾用医方治疗家人的疾病，立即见效。太夫人患腹泻时，先生侍奉汤药，说一定要用梅子等药物治疗，众医都不同意。后来病情加重，先生端药时，从藏在袖中的药物里取出一些暗中投进去，果然病就痊愈了。先生性情警敏，而神态十分从容。东边发生地震，家人争相逃跑，先生稳坐着说：“要逃到哪里去呢？”书房失火，先生从容地率领家人搬运书籍，搬完后才整理衣冠出去。十岁时，他和兄长编修君随父亲监臬公在郊外，白天忽然昏暗，雷声响起，家人害怕将要下雨，催促赶路，想到村中躲避；先生独自拒绝说：“慢一点。”白天的雷声沉闷而未成雨，即使下雨也未必持久，何况还没有下雨呢？后来果然如此。先生于癸亥年五月去世，享年三十七岁。去世的第二年甲子年，他的兄长编修君请我写事状。编修君名涛，字紫澜，是我的同馆前辈。他曾对我说：“先生孝顺而友爱。五岁时，监臬公任缮部提督两窑，居住在琉璃厂官署；编修君出疹子，担心传染，不让先生去见他。先生每天寻找兄长，哭泣而不进食；实在没有办法，才让他见面。当时编修君脸上的痂还没有脱落，满脸疤痕，已经无法辨认。先生面对兄长，拉住他的脖子号啕大哭，在旁观看的人都悲痛得不能抬头。等编修君做官在京师，先生每隔一年必定去看望兄长，住十天才离开。癸亥年夏天本来又要来，忽然心情不快，卜得蹇、困卦，认为不吉，立即停下不来；过了一个月便去世了。去世那天，编修君在京师，夜里梦见右臂折断，醒来后右臂疼痛。后来讣告传来，他们兄弟相互感应竟到了这种地步。”先生家世连续几代任外台之职，又有州牧君、编修君两位兄长，而自身怀有奇才，却独独不能稍稍施展志向，继承祖业，实在可悲。编修君服丧期满后，岁月已经过去，仍担心弟弟不能传之后世，因哀伤流泪，徘徊踯躅，来到同馆旧友这里，请我替他写成这篇事状。唉，这兄弟二人真是怎样的情谊啊！” 《临海叶赠君状》赠君名维藩，字价叔，别号翰生，是浙江临海人。读书崇尚亲身实践，从童年起便为应试文章写作数千言，观看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但赠君志向高远，认为求学不应只是借此求取功名。那时母亲陈太君的弟弟寒山公偶尔也教赠君写举子文，对他的志向如此感到奇怪，曾拿这件事问他。赠君说：“难道连我的舅父也把科举功名看得重要吗？”寒山公惊愕不已。后来赠君同砚中有周大参，与赠君是内外兄弟，二人一同写文章；周大参自觉不如赠君，谦让赠君和自己一同成进士。他对赠君说：“我的文章不如你，但读书求取功名之事幸好已经完成了，你将怎么办？”赠君说：“我只是在读书而已。和你相比，求取功名的事已经完成了；但读书求学的事情，正还没有完成。”赠君志向高尚而待人谦下，刻意谦让退避，一生从未显露喜怒之色。他教训几个儿子，未尝不严格，但总是以和缓的态度表达。遇到人无论年长年幼，称呼自己一定直呼其名。和人同行时肩膀不与人并行，有人来便退后站立让路。他胸襟宽广、气度宏伟，成为求学者的典范。每逢大事、遭遇重大节义关头，他总是坚定不移，绝不苟且。曾在乡里讲学，继承曾王父孝廉公的理学传授，以亲身实践为根本，亲手注释《孝经》《大学》二书，贯通分析其中义理，有助于实践，学者都尊奉他。他于是创建修建方正学祠，购买食田二十亩，用作春秋两次祭祀的费用；又建立义学，供养各地来求学的人，并请五六位有名望的士人替他们讲解，不足之处仍然购买食田接济。崇祯末年，寒山公以大宗伯的身份蹈海而死，赠君悲痛不已，因而不进食。不久寒山公也去世了，赠君说：“我只管做我自己的事罢了。家中世代相传的仕宦谱牒，后来总会有继承者；我难道能够禁止子孙一定像我这样吗？”此前，赠君父亲典膳公长期在楚府任职，赠君想到自己已经长大，不能亲自给父亲送饭，便穿着皮鞋徒步三千里去拜见典膳公。恰逢典膳公正想回乡，赠君流着泪写下启事上奏楚王，请求准假，楚王答应了。当时赠君年少，凭文章打动楚王父子，意气洋洋地扶侍父亲归乡，乡里人都认为他孝顺。后来赠君的儿子州牧君将他的事迹上报，赠君于顺治十四年追赠湖广安陆府潜江县知县，康熙六年又追赠湖广直隶郴州知州。康熙二十一年，提学使刘君、分巡张君、台州府知府鲍君等联名请求先生从祀学宫；赠君的孙子别驾君由庐江任所携带表章来到京城，请我写一篇事状。写事状的人说：“我和赠君的儿子州牧君交游，赞叹他的学问深厚纯粹，著书几乎等同于他的身高，写诗也能追踪三唐之间的风格。

译而今任给谏、前任潜江县令黄湄王君曾对我说：州牧君治理潜江时，知道赠君的后人都曾亲身实践，并不只是会写文章的人。别驾年纪尚轻，治理庐江却不比州牧君逊色；父子共同发扬美好的功业，使孝道广泛延续。古人所称孝子不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赠君不求闻达，而他的子孙以善于继承志业来继承他。如果一定要说轩冕仕宦不是赠君的志向，便不应称赞他；所以我特意写这篇事状，反而称他为赠君。唉，真值得观览啊！” 《柴征君墓状》君名绍炳，字虎臣，是前朝侍御史醴泉公的孙子。父亲洞山公因恩贡授福建莆田县学教谕。按照惯例，教谕的儿子可以随任赴试。君童年时在崇祯癸酉年赴莆田县试，考取第一；府试又考取第一，随后入学成为诸生。任期届满时，福建督学使特意发文把他的籍贯改回仁和，但仁和不接受。当时浙江学使正在考试仁和，君已经改名参加考试，担心不能合乎规定，于是又用另一个姓名参加钱塘考试。案卷公布后，两个第一名都被取消钱塘的名籍，改归仁和，成为仁和县学生。本朝时，君集合同社诸生互相砥砺，社名叫登楼。君和陆行人兄弟主持此事。行人将要取得仕籍时，君曾为他的文章作序，二人各以气节相互推重。到了这时，行人投水而死。君想应漳浦黄宗伯的檄召而不得，于是隐居南屏，以理学经术教授学生，不进入城中。他曾因哭父过度而感叹说：“礼制有‘卒哭’，只是说不再举行出行哭祭的礼仪，难道是限制人的眼泪吗？”又说：“士人不入朝，是因为要亲近父母的门闾；不经过城市，是因为要亲近父母的坟墓。我这是在安慰亲人啊。”于是常常经过墓地树林，徘徊哭泣，成为常态。乡里有个孩子因为躲避父亲的棍棒而逃走，君遇到他便阻止说：“父亲要打你，你能逃到哪里去？”又指着自己说：“像我这样，即使想求得父亲打一棍，又哪里还能得到呢！”话还没说完就哭了，于是作《游子遇孤儿行》来劝诫他。那个人忽然改变想法回家，最终悔改成为孝子。海宁吴太常、山阴刘掌宪、漳浦王宗伯、华亭陈黄门，都是东林君子，相隔千里寄信请求和君交友。君曾慨然说：“明朝灭亡，是因为缺少真实学问，大多是取得仕籍、求取功名，把八股文当作迷惑沉溺之物。即使专心研究章句，喋喋不休地谈性命之理，又有什么用？” 于是除了讲论理学之外，又极力研究天文星象、地理、律历礼制、农田水利，以及军务兵役和赋税劳役等事情，和门下弟子共同砥砺，说：“不要让后世承袭经生空谈，白白耽误国家。”当时东西各郡还盛行结社，每次建立社团都推举君为首领。君辞谢离去，但性情刚正，不阿谀奉承。遇到不正确的事情，必定竭力驳斥其错误。陈际叔是同社朋友，曾在高氏家族之间辩论人物，有人或过分故作奇异、颠倒黑白，际叔当面斥责他。那人惊讶回头说：“这一定是柴先生！”于是起身逃走。君身材高大，行走稳健，气势充沛，无法抵挡。有大官想招致君依附自己，没有成功；后来忽然在净寺遇到君，有人指给他看，那人惊讶说：“原来他这样矮小吗？”君听见后笑着说：“想让他依附自己时，正因为觉得他太高大难制服，怎么会说他矮小呢？”君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各地名公卿有馈赠财物的，他都一概挥手拒绝。曾卧居南屏山，有小偷进入他的房间，君察觉那是邻人，便默不作声。后来小偷搜取东西，甚至搜到他的被子，君慢慢说：“难道不能把这件东西留下来给我御寒吗？”小偷这才惊慌，跪拜在床下。君安慰他，劝他改过自新，又检查枕头中的钱一百枚和案前的几件铜器，让他拿出去。那人哭着接受后离去。康熙二十年，西南再次发布征召，下达 诏令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巡抚范君两次屏去车骑亲自到门，君竭力辞谢，并请求刊刻他所著的书，未获允许。此前，君通晓古今学问，从九经诸史直到秦汉魏晋六朝诸家文章，无不研究；唯独不涉及唐以后。因此他所著书也往往以秦汉六朝为宗旨，而不涉及宋元以后。当时同社的吴君锦雯、丁君飞涛、张君用霖、孙君宇台、陆君丽京、陈君际叔，都以古文辞名闻天下，而君是倡导者。从前朝启祯年间直到顺治、康熙之间，另成一种文体，受到远近称赞，名为西泠体。因此在君一生之中，人们不敢把宋元诗文带入西泠文体的范围，这都是君的力量。他所著有《翼望山人集》二十卷、《青凤轩诗》十卷、《白石轩杂稿》四卷、《经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韵通》八卷、《省过记年录》二卷、《家诫》四卷、《家传》二卷、《明理论》二卷。去世后，督学使春坊王君命有关官府迎取木主，在学宫崇祀。过了几年，葬在南屏花家圩南面的高地。督学使春坊周君在他的墓上题写：“崇祀理学名儒柴先生墓。”又过了几年，孝子世堂、世台因修成家谱，请我写事状。事状说：“崇祯末年，我曾在陆行人座中见到君，他意气慷慨激昂，纵论天下大事，娓娓道来，值得聆听，不亚于王景略穿着粗布衣、抚摸虱子去见桓温时的情形。等我避开他人归来，在湖边相逢，与旧友清除道路，他在外表上神情憔悴，精神涣散，和他握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是多么困顿啊！君曾对熟人说：‘近来我只穿一件皮衣，垂下帷幕拥着火取暖，身体像寒冰一样；只觉得墙东的人都在依附有权势的地方，真令人悲伤！’在崇祀之时，我已经为五位君子写了崇祀记，于是又写下这篇事状；只是因为孝子年幼丧父，从未替人写过事状。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也以文章闻名。” 《施母王孺人墓状》

译礼制说，贤良的妇人不与人私下借贷；又说，不借贷也不能给予。这些话只是说，在娶妻以前，男女应当避免嫌疑的一项礼节罢了。至于古代内外姻亲之间，九夫共用一口井，本来就有同巷往来的情谊，正可以沟通贫富、融合习俗。何况遇到缓急而赈济救助，尤其是主掌馈送的妇人所应当做的事呢？施母王孺人出身望族，嫁到清贫之家。当时家业还没有显露，只能守着普通人家的恒产，像田氏分荆那样勉强维持，仍然不足。自从王孺人嫁来以后，家道渐渐兴起。崇祯辛巳年，绥贼扰乱天下，阴阳失调而灾异流行。浙江东西发生旱灾蝗灾，沟渠中每天僵卧倒毙的人以百计。王孺人解开嫁妆，打开家中积藏，劝丈夫行善，散钱、设粥，使乡里得以保全活命的人数不清。后来疫病流行，人们不断责求施舍，财力已经耗尽，再没有办法继续。王孺人叹息说：“行善不能坚持到底，是古人所戒的。”于是减少膳食、节省费用，全部搜括自己的居所，用以掩埋尸骨。有时遇到可以救治的人，便奏乐鼓舞其精神，使之振作起来。从前青台修筑工程时，有人只顾独占利益；又因为涪陵丹穴而发家致富，财富不可估量，世人便相互传说，说他用财物保护自己，不受侵犯，将来还要以此抗拒天子而闻名天下。何况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推出来，公开施与众人，救灾防患，即使处境极其艰难困窘，也没有一点吝惜。这正是郑侨所感到为难、端木所感到歉憾的地方，而孺人却优厚地成全了他们，难道能不说她贤德吗？如今孺人的儿子已经凭文章学业成名，她从小就以合宜的家教勉励他，因此他得以凭文学进成均学习，向朝廷献才，被授予监郡之职。他的子弟中知书识礼的，也又相继出仕。古人所说扩大门户、等待高车来临，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至于姻亲之间彼此扶助，族中兄弟相互周济，拿钱供给婚嫁、抚养孤儿寡妇，这些事本来时时都有，不值得夸耀。孺人旧居在钱江边，乡人中感念她恩德的，甚至把她比作乡里的老媪，早晚前来问候慰劳。后来兵乱屡起，孺人两次迁徙。入 本朝以后，郊外和市镇恢复安定，她才得以回到旧居；但三藩起兵，居处又正处在瓯闽战事的冲要，于是仍迁到城中，久居之后房屋也坏了。孺人心里很不高兴，曾说：“看不见门前柳树下坐着一群孩子，心里总想着钱塘；梦里也进入金台，即使住在高大的房屋里又有什么用？”乡人思念孺人的，每次经过门前都一定回头看看倾圮的房屋，因为再也见不到我母亲，便低声叹息。监郡于是又买来土木，大修旧居，迎母亲回来居住。乡人前来慰劳问候，又过了十年，母亲八十岁时去世。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秋八月，将把母亲安葬在某阡，于是请求我写行状，以答谢亲友中前来迎送灵柩的人，行状如下。敕赠文林郎益园沈君遗事状 赠君比我年长两岁，顺治三年 王师征讨沿海时，从闾里征集百姓充作夫役。有一家旧族子弟被误雇为旗人夫役而去，只得变卖家产来赎罪。我因与他家世代通家，便拿着契券为他引导田地，强行赠君交付价钱，赠君也答应了。后来那家人还想增加价钱，借口说要占有田产，到官府诉讼。赠君于是又增加所付的银钱，并取出契券，左右手各持一份，对那家人说：“如果是要占据田产，就请拿契券离开；如果只是要求增加价钱，就拿钱走。为什么急着打官司呢？”那家人大为惭愧，领钱道谢。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很称许赠君。那时赠君身高八尺，胡须下垂，每天能够行走百里。我身体孱弱，却安慰他说：“您精神清瘦、骨格清奇，应当享有高寿。比我所差的，只是将来在路上相逢时，您扶着藜杖，而我把手挂在肘上罢了。”对于您，怎么样呢？我说：“有这种事吗？”后来我出游三十年，彼此没有音信。康熙辛酉年，赠君的儿子乡试中举，恰逢赠君六十岁，同乡亲友都为赠君祝贺，说举杯祝寿、父子功名相续，两种喜事一齐聚集。但我正在京城任官，来不及祝贺，只寄诗给他。到了乙丑年主持锁院考试，我有幸参与阅卷，发榜时排在我同郡第一名的，是赠君的侄孙；紧接着的一名，是赠君的儿子。兄弟二人同登一榜，唱名之夜，每次喊到某房考官主持的名字，必定向同郡人询问他的生平。当时两次喊到我郡的名字，彼此询问，才知道是同一家子弟，于是满堂都拍手称快。离开之后，我反而因他们的回答，更加思念赠君的为人。等我回到乡里，正赶上赠君七十岁。那时我还要把手挂在肘上行走，而赠君却恭敬地作揖、拜跪，不借助扶持，举止顾盼仍像平日一样卓异。我向他祝贺并笑他，后来相隔四年，赠君因小病去世，时在丙子年六月，距离他出生的天启辛酉年，共七十六岁。过了一年，他的儿子从四川屏山县知县任上回来办理丧事，已经写有行略，又认为我的话可以作为征验，准备把这些话交给世上替他作铭诔的人。因此在丁丑年夏天，他穿着缁衰来到门前，向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请求写行状。其实行状中的事迹，行略已经写得很详尽了；如今所写的，只是遗闻旧事罢了。只是我在前一年病中间歇时，已经自己写好墓文，准备辞世，家人劝阻，虽然把文章刻了出来，却没有让它流传。如今又拖了一年再来写，替比我年长两岁的人作文章，心里实在不安。即便如此，也总好过替比我年轻的人作墓志文章。我曾经说，当今有三件事不如古人却又胜过古人：古代祭祀不能超过祧庙，而如今连四亲以上也同堂合祭，从礼制说是过于繁黩。赠君说：“我宁愿做那个过于繁黩的人。”古代同一姓氏分成几个氏族，一个氏族又分成几个宗族，宗族越繁多，彼此分离得越远；如今上可以联系遥远的祖先，下可以联通疏远的族属，也未免太滥了。于是赠君修订族谱，和族兄、度支员外郎名振豪的人一起，统合各宗、合并全族。从晋唐直到今天，散居各地的人，纤细琐碎之处都没有遗漏。他说：“我宁愿做那个过于滥的人。”古代父子分居不同宫室，兄弟住在远隔的房间，所以缌麻之服不能施及五世，到了六世，亲属服制便全都断绝。如今两代共同理财，三代共同做饭，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还同居共处，被称为奇异的德行，也称为特别的节操。而赠君和两个弟弟共同掌管财产、同居生活，直到老年仍不分灶，说：“我宁愿成为这种奇异而特别的人。”祭祀远祖是孝，敦厚宗族是和睦，兄弟之间不忍分离是友爱。孝友因和睦而达到最高的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世人见赠君不爱惜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十分节省，吃的是守门人的粗食，穿的是粗布衣；防御、持拿、肩挑、背负，每每因为这些事而替赠君惋惜。曾经经过界塘，界塘原来道路险坎，舟车难以通行；赠君在界塘架桥。那里过去偏僻荒疏，常有盗贼出入，拿着刀棍为难行路的人；赠君便筑亭、设置▯，招募僧人施饮，并加以防守，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那座桥为益秀桥，路旁的庵为益秀庵。

译益秀，是赠君的字。对自己节俭，对他人厚道；益秀留下了施惠于人的事迹，节俭又有什么害处呢？赠君名以庠，字秀之，别字益园，世代居住在萧山长巷里。宋熙宁年间，有兵曹公某人，因父子兄弟都显达于当时，选择慈孤山旁定居。进入明代，有侍御公某人，兄弟接连登科，以甲乙科次第相承，共九世。赠君生逢盛世 安居在太平之中，以积累田产财物为乐。长子士本，乙丑年进士，授四川屏山县知县。次子士澜，是县学学生。行略说：“屏县百姓听到讣告，奔来哭泣，挤满门庭，堵塞街巷，好像失去了慈母，十多天都如此。”又说：“屏县士民无论远近、老幼，无不惶惶忙忙地赶来，彼此望见便哭。屏县百姓与赠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哭得这样悲痛？因为是赠君去世，那么赠君的儿子也将要离开这里了。如此说来，赠君教子又是怎样的呢？”按照惯例，哀词、铭、诔都用韵文，只有行状用散文，所以这里省略了，并且留待后来替他作铭文的人。温节妇墓状 乌程人温邻翼凭文章名声来见我，他家有三篇家传：一篇是徽州府推官死于义举的宝忠公，一篇是相国文忠公，一篇是节妇。节妇的事迹早已流传人间，有五篇传、两篇序、一篇纪略、一篇书后，大体都是她在世时预先撰写，准备等待旌表的，而如今却又被世人重新传出。节妇自己写有一篇示儿文，诗词若干首，还有她的独生子所写的行状，请我为她作传。我说：我哪里能作传呢？节妇的事迹，各篇传记都已经说尽了，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有国史为她作传。我长期居家，当然不应当替她作史传；若作家传，又不是我的职责。只有行状所记的事，还有些是不能说的，并不是我不知道，而是因为明知仍难以说出，所以只就她已经说过的内容再郑重申说，作为记载墓中事迹的文章，称作墓状。按节妇是温氏，大学士、太傅公的同母弟刑部郎中幼真公，贡士梅士的第四女。温氏与沈氏世代通婚。沈氏的工部侍郎端靖公之子、刑部尚书何山公，是大学士文定公的同母弟；他的儿子举人文五，又把第四子文然聘给节妇为妻，但尚未成婚。顺治十四年乡试榜发，文然的兄长始然名列榜中，有人制造流言，罗织榜中诸人，指他们是托请、怀揣金砖求取功名之徒，诬蔑之言轰然四起。在这以前，文然的长兄重熙已经早早考中乡试，仇家怀恨他，想要乘机陷害，却一直找不到机会。沈氏因为世代显达，财产丰厚，仇视和嫉妒他们的人交相窥伺，终于制造事端，把他的姓名埋伏在江宁逆案之中。到了这时，官府抄籍逮捕，说他与逆党相通，按法律应当处死，家属和财产都归入县官。当时文然的姓名已经登记在册并被除去，按律兄弟中过继者不连坐。文然年轻时曾过继到伯父都御史彦威公名下，因此得以侥幸免罪；但科场案件关系重大，南北官府相互构陷，朝廷和市井议论者都坚持依法办理，于是奉特旨，兄弟连坐，发配塞外，即使过继也不能免罪。当时文然十六岁，被收捕关进按察司监狱。有人对梅士说：“您的女儿幸好还没有出嫁，还可以另行安排。”梅士说：“不是这样。”回家后对妻子韦氏说：“不幸女婿将要远离，我的女儿虽然尚未出嫁，但已经许配给他了。以后是要让她改嫁，还是守节呢？”韦氏说：“哪有让我们的女儿改嫁的道理？何况怎么知道被发配的人不能回来呢？应当守节。”梅士说：“即便如此，未婚而守节，没有名分，而且怎样才能维系她的心意？我想先让他们成婚，然后再守节，只是时间不会长久，怎么办呢？” 韦氏说：“譬如刚刚成婚，丈夫就突然死去，也没有办法；如今只是远行离别罢了。如果能让他们成婚，即使只成婚一天，也总好过根本没有成婚，哪里还要计较时间长短呢？”梅士说：“为什么？真能这样吗？将来不会后悔吗？”韦氏说：“以后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只是如今人还关在狱中，不能出来，这可怎么办？”梅士说：“我应当向官府请求，让节妇出来。”于是把节妇叫出来，告诉她事情原委。节妇号哭，没有说一句话，便把自己的情况诉说给按察司，使钱朝鼎答应了她，立即派伍伯押她出狱，到温家成婚。这天花轿到了门口，远近亲戚都来观看。过了七天，她回到监狱。后来负责查办的官员到湖州查验财产、家属名册，因无法查清，便无限期羁押；她于是又依靠在狱中时向官府请求的办法，每月有时出来一次，有时出来两次。从顺治十五年三月到康熙二年四月，共四年，生了一个女儿，另一个孩子还在腹中，尚未出生。等文然被押解进京时，又生了一个男孩；过了一年，文然出关发往尚阳堡；又过一年，文然去世，即康熙四年五月八日。再过一年，讣告传来。此前抄没入籍时，晨溪的大姓想乘机夺取她家的双林绢庄；当地豪强聚集无赖子弟，纷纷闹事，说她家欺骗、隐匿官物。有个叫王式的人击登闻鼓告发，事情不能立即处理，通政司便咨文浙江巡抚，派杭州、严州两名刑官清查隐匿和遗漏，九次更换册籍，八次更换审官，反复比对驳正三十六次。在此以前，承审官多次受到降职革职处分，案词牵连到温氏，梅士被解送京师，幸亏亲王审讯时查明了他的冤屈，王式伏法被诛。然而两家人的骨髓也已经耗尽了，即使如此，差役、书吏、塘长、保正等仍天天催索各种费用，并且征收赋税。从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八年，共十年应缴纳皇粮，连同加征的米共有九百八十多石，而节妇手中一文钱也没有。公文一下，像鹰扑虎噬般的差役咆哮着来到门前，她每每吓得魂飞胆裂，几乎想要自杀；但孤儿牵着她的衣服，她手里拿着裙边的刀，却不能落下。我年轻时遭逢乱离，后来踉跄奔走四方，见过世家大族流离颠沛的情况，实在不少。那些家族盛衰的命数，彼此相互依伏。沈氏正当极盛之时，三公九卿并列，珠玉锦绣，富甲湖郡，却恰好遇到衰败；温氏虽然土地财产与之相当，却还没有走到衰残地步。假使梅士稍微回避、减轻这场惨烈的祸患，也许可以不至如此；可是危墙将要倾倒，他只能用身体遮挡抵御。我读节妇的行状，痛惜她遭遇的灾难太不幸了。死于节义、死于刚烈，各处都有；但守节之惨，没有比她更甚的了。所以我略去她守节的事不谈，只特别说明她所受的苦难困厄。至于我年老归田，害怕听到奇异的行为，身处太平三十年，却又写这样的墓状，停笔流泪，实在悲痛！节妇生于顺治乙酉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康熙丙子年七月九日。儿子一人，名琬；琬有完满之意。节妇年轻时非常聪慧，梅士曾为她请本乡陶震孟先生教她读书，所以她能作诗文。只是因为遭遇多种灾难，她不愿保存自己的诗文；梅士替她保存了七律四首、七绝二十四首、诗余十九首。《西河集》卷一百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事状 奉天府府丞、前礼科都给事中姜君行状。姜君名希辙，是浙江会稽人。他的先祖连续五代都位列卿大夫。明崇祯十五年，君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北京乡试，年仅二十岁。祖父是礼部尚书，所以当时还在朝；父亲任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因奉使张秋获罪，君便出面替父亲申辩。请求入本朝后，按举人惯例敕授官职，以杜绝规避之途，授温州府学教授。适逢瑞安县缺员，代理县政。海寇大举来犯，船尾高出城楼一丈多，俯视城中开炮。君招募乞丐，把印信文书系在鞋上，请来府兵，趁机杀出，在齐云江大败贼众。顺治九年，调任直隶元城县知县。畿北遭遇五种灾害，没有一年丰收，饥民牵着儿女前来就食，每天以万计。当时八旗颁布驱逐逃人的命令非常严厉，逃人所到之处都闭门不纳，即使僵倒在地，也不让他们靠近屋檐。君怜悯他们，收容并查验，发现其中有壮男而非妇女，便没有设置环穴，使他们大力开垦洼地北面的荒地；土地开辟后，饥民因此得以活命。只是县里案件很多，历时很久也难以处理，君裁决它们如同流水。凡督使以及各道营将，共同审核判决，都认为应当以君的意见为准，大家都同意。凡经君判决的案件，当事人都不怨恨。三省诉讼中有很多人愿意到元城对质，督使曾说：“元城很能干，我想找出一件元城的词讼案再审，却一件也找不到。” 因此把他评为最优秀、最特殊的官员。召入任工科给事中。当时京畿盗贼遍地，探丸、鸣镝的警报没有一天停止；权势之家暗中互相庇护，充当盗贼。此前有盗贼向前任巡抚请求庄头、庐儿作掩护，一概实行保甲制却没有成功，到这时事情暴露，盗贼供认说：义王府家人买马资助盗贼，厢白旗的旗丁也为他们提供方便。由于有所牵连，满朝官员都侧目而视，不敢追究，唯独君抗言说：义王孙可望没有丝毫横扫草木的功劳，只是因为离开卑微屈辱、污秽不堪的处境来归顺而已。本朝正应当来不及洗涤清除这些罪恶，怎么还敢收容亡命之徒，替盗贼关说、输送财物？既然身为旗丁，难道还应当把自己当作凶悍暴戾之人，冒犯抵抗法令吗？而查刺奸盗的簿册，事实明明白白就是如此。盗贼有根柢，主谋就是根柢；盗贼有党羽，凭借权势的就是党羽。臣请求打破情面，彻底追查义王家人、旗丁以及主子的罪责，清除盗贼的根源。皇上将他的奏疏下发有关部门，命部臣严格议罪依法抵偿。听到的人都屏住呼吸，咬紧舌头。离任时，皇上严明官员考核，按清廉和贪污分出优劣。巧吏借公事罚款来满足贪欲，任意曲解刑法、加重处罚，公开催逼追缴。君说：“这简直是黑夜变成白昼了。我从前任元城县令时，从未收过一文赃钱，公私应付的费用也没有耽误。如今怎么会便利到这种地步？”于是他在题奏抚恤旱灾时，极力说明严酷罚款的弊害，认为年成不好，罪过在于贪吏；贪吏营私，尤其表现在严酷罚款。以前赎杖刑时，按有力、无力区别，轻重不过相差极少；歪曲法令的官吏还常常故意加重，借严厉之名多收钱财。如今本来较轻的赎杖，罚金却增加到五倍、十倍，不论数额是否已定，稍有不合意便接着施以棍棒。这是以罚金来减少刑罚，反而成了助长刑罚。况且那些罚金也没有全部上报。近来直隶巡抚上疏说昌黎县有赃钱隐匿不报，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在大丰收的年景，只征收法定赋税，稍微催逼一些，人们尚且像从肉上剜下一块来补伤口那样痛苦叹息；何况正当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两季麦子都歉收的时候，卖儿卖女还不能糊口，却又加收重额赎金，随后还要挨打，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于是下令恢复以前的旧例，永远遵守，不得更改。此前西南方用兵，旧例发给马匹有期限；没有按期交回而倒毙的，要赔偿桩银。南方气候炎热，水土、谷物不好，马匹容易跌倒；加上出征期间汗血劳苦，因此请求长江以南一律减半，出征之地全部免除。然而军需十分紧急，南赣巡抚报告说，曲江、始兴两县的知县同时自缢，朝廷大臣都相视叹息，却没有人敢说话。君说：“人谁不爱惜生命？何况他们现任郎官，已经获得一命，竟然这样轻生，一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大军聚集之处，米、豆、草束、马槽、锅具等都是必需品；但必须提前传檄，令各地预先准备所需器具，并明确列出数目：比如一个马槽可容四匹马，一口锅轮流使用可以煮一担豆，十匹马的草料只需一□。本县不足，就由其他县补足；事情完毕后交还，不许毁坏。至于水路舟船、陆路轿子亭舍、餐食驿饭，各有规定的限额；除此以外，连一丝一粒也不许额外索取。否则就以放纵之罪治主事者，那么即使供应军需很艰难，又怎么会断绝咽喉、无法供应呢？可是因为前军突然到来，来不及支撑应付，终于造成败亡，这也说明立法没有预先准备。用兵不严密，责任在督抚中的督者；立法没有预先准备，责任在抚者。二者必有一人承担责任，于是请求下发咨文，查察上述情况，并谋求今后的效果。皇上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他先升任兵科右给事中，不久又升为左给事中，没多久转任礼科。此前诸王大臣制定考核钱粮完欠的办法，每项分别限以十分来定考成，条款繁琐，动不动就触犯法网，有关官员为了补救过失，惴惴不安，任职往往不到几个月。君请求把考核总归为十分，只按一年征收的钱粮统计算完，按一年内各项条款计算终结，这样既便于清查核验，也便于任用。此后部里的考核稍微宽松，有司得以长期任职，不至于轻易离任。又担心查欠尚未确定，就停了应该升迁调转的官员；或者还没有核查分数、是否符合条例，便先发咨文停止升迁，之后才开始核查，这样就会造成已经停职而无法挽回。拖欠不到十分之一的，或者已经拖欠但立即补完的，或者拖欠有公款抵补、应当免于议罪的，一经停止升迁，部院和巡抚互相咨覆往往超过一年，即使后来不停止，停职也已经结束了。因此必须先查清分数，然后再停止升迁调转。至于钱粮完欠，责任只在藩司、府、州、县官员，与各道无关。以后核查钱粮完欠，不得连各道一并核查，永远以此为例。不过当时升迁之法虽然有一定规矩，但表彰功劳、奖励能干之人往往越级提拔，例如捕获逃人、开垦荒地、漕粮报完，都不论任期是否已满，便立即越级升迁。

译君在调任兵科时极力上疏制止，认为这三件事都是臣子职责内本来应当做的事；如果玩忽职守、不去办理，自有刑罚惩处其后果，已有记录还不够，又给以加级，前面已经骤然升迁，后来又接连跟上，这并不是国家劝勉贤能的本意。这三件事并不是因为有特殊才能、卓越功劳，足以接受破格升迁；只是因为这些地方处于京畿附近，官职接近转运事务，逃人、漕粮在那里可以施行罢了，推行到其他省份就未必能做到。况且国家即使缺少人才，难道没有劝农显善、敦礼兴让、勤兵练武等十倍百倍胜过这三件事的人吗？却从未听说他们受到越级提拔，偏偏对这三件事斤斤计较、格外加意，岂不是把侥幸求进当作奖励吗？当时又有人把捐出俸禄作为考核记录，君说：捐出俸禄而辞去利益，留下记录而求取名声，本来也是良吏可以做的；但若经营俸禄之外的钱财，冒领不应得的官阶，搜刮百姓，靠钻营求进而不停止，那么这种记录就不是表彰贤能，捐俸也成了奖励贪污，这难道是 盛世鼓励臣民的初衷吗？当时 世祖章皇帝急于求得治理成效，凡是开通耳目、明察事理，唯恐不能做到尽善；而君又公正忠诚，敢于议论政事，虽然耿直不阿、才气纵横，皇上却常常优容他，所以他曾得以把意见全部说出。此前太仆少卿吴允谦因参政内升，君已经弹劾他贪污，列举他的赃物，私下按法律交有关部门议处；山东兵备道陈德容从海寇一方归顺，降级授予现任官职，君又弹劾他，说他像掮客和穿墙小偷，不应当冒滥占有官位名器，使任用官员受到羞辱。到这时君升任礼科都给事中，又检举礼部巢云林以及主考庄朝生在科场中指使诈伪等事，并且特别弹劾淮仓主事熊焯▯闗病商，要求依法处治。皇上因灾异征求意见，君连续上了六道奏疏，一时之间声望风采卓越，无人能比。今天子登基，君以礼臣的职责，请求制定谥号，逐条说明礼典。表面上看天下无事，只有逋寇、郑逆未平，东海一隅的游魂未被消灭，因而使江浙闽粤沿海郡县处处戒严，毁坏名城，拆除要害，东南海边所受的牵累没有止息。这难道是贼寇必定不能消灭，还是任事诸臣不肯尽力，才逐渐造成这样的局面呢？海贼的人数，比不上东海一个郡县；他们扬帆得意，不过是乘风汛之便，逞剽窃之技罢了。他们寄托性命、藏匿妻儿的地方，也不过是小小的厦门中左所。中左距漳州、泉州海岸不过二十多里，有什么难处不能多置战船，审时度势进剿，直捣鼠穴呢？而江浙两边各自谨慎守御，以防贼兵冲突。这样，福建军队负责进剿，江浙军队负责防守，形势已经确定了。于是制造船舰，使陆上军队也能渡海；训练水师，使陆兵也能操舟划桨；准备弓箭和礌石来摧毁敌锋；设置犄角以阻断敌军奔突；安排援军以控制变化；选择游哨、防哨侦察敌人的来去。贼众即使狡猾，也绝没有不能被擒获的道理。当时奏疏送入，正好遇到…… 世祖皇帝身体不适，已经奉有…… 密旨下发有关部门议处，但他们迟疑不决。到了…… 皇上亲自处理政务，西南再次开拓，于是决定实行深入进军的举措。距离君所请求的时间，前后已经过去十多年。朝廷的谋划如同契券相合，如今已经夷平他们的宗族，编定他们的户籍，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郡县，教化向东推进，终于越过溟渤；这才知道君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君内升之后，立即回到原籍。当时水部公还在世，他侍奉父亲、承欢膝下共八年。到康熙九年，才赴都城候补，恰逢京堂官员有缺。皇上谕示 先皇帝说，臣下一定能够清楚说明旧事，对今天的政务大有补益，于是仍按原官补任数月。每次入内侍奉，皇上必定用温和的话礼待他。皇上曾在朝班中呼叫君的名字，询问他乡居的情况。君于是上了三道奏疏：一是请求增加科道官员，防止耳目壅塞；二是请求巡抚仍然掌管军务，防止地方突发变乱；三是请求放宽奏销期限，使催征钱粮不至过于急迫。适逢浙江巡抚范君承谟以疾病请告，已经奉有…… 允准的谕令，而君上疏挽留他；范君于是从浙江调任福建，以总督身份监督靖南军，终于死于战乱。后来君补任顺天府府丞，因服丧回乡，服丧期刚满，恰逢奉天府府丞有缺。皇上想到盛京是根本之地，需要君前往，于是让他以原官补任。三年后因病请假回乡，闭门谢绝宾客，建立宗祠和义学，讲习有益于乡里的礼教。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无病而卒。西河太史为他写行状说：“汪司成曾说，司谏负责封驳，侍御史负责纠弹，如今则是条陈政事，像一个乡里老师罢了。只有君没有辜负这个官职。”我曾读君的奏疏稿四十多篇，刚直激切，颇有古代谏臣的风范。他所上抗疏，一定切中要害；不是关系国家大事、百姓生命的事，他决不发言；所说的话若不能实行，也不上奏。而且看他的立意，是想挽救世道的刻薄，使它归于宽厚；所以谈刑罚，唯恐错杀无罪；谈清丈田亩，唯恐超过旧额；谈举人拣选法三年、二年的期限，唯恐不够早；谈勘合，唯恐不能恢复。至于审议法律、斟酌流徙，面对宁古塔和席北之间的处置，他迟疑徘徊、感慨难言，反复斟酌，欲言又止。每次展开一卷，我没有一次不流泪。论说政事能到这种地步，贾长沙、陆敬舆也只能瞠目落后了。至于他居乡时的善行，从宗族、邻里、乡党直到朋友，没有不啧啧称赞我说他贤能的，众人也都说他贤能，这并不是出于阿谀偏爱。洪赠君事状 君名超，字玉宋，别字逸庵，是杭州府学的生员。先世是乐平洪氏，自宋代忠宣公以徽猷阁直学士身份获赐杭州宅第以来，他的次子文安公与兄长尚书右仆射、弟弟端明殿学士一同考中博学宏词科；文安公后来以同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居住在赐第，家族便定居杭州。元代有浙东安抚使，迁居上虞。到明成化年间，襄惠公名钟，仍以杭州籍考中乙未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其子名澄，就是君的高祖。高祖由弘治庚午举人授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曾祖名椿，任政和县知县，赠都察院右都御史。祖父名瞻，万历戊戌进士，历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南赣，因平贼有功，赠少保、兵部尚书。父亲名吉晖，字星卿，万历戊午举人，考中壬戌、甲戌、乙科进士，尚未出仕便去世；于是以世父名吉修、字真长的人为官荫生。吉修无子，便把君作为后嗣。只是君九岁时，就遭遇母亲黄太孺人去世；过了三年，星卿公也相继去世。当时少保公还在世，但君因为孝顺，奉养生者、送葬死者，极尽哀伤劳苦，不久又侍奉真长公。

译真长公是少保公的次子，才学很高，不屑于靠官荫求仕，多次应试不中，便发愤成了癫疾。君作为嗣子，扶持侍奉他、寻医治病，将近二十年不离他的寝室和饮食。君的弟弟润孙是有学问的人，感念兄长的孝行，删削记录，写下君的事迹；君看见后惊讶，便把它烧毁。尤其是君身处世代恩宠之后，却生活得像住在茅屋中。少保公死后八年才安葬，星卿公突然将自己所居的房屋腾出，推让给别人；而少保公又没有祭祀田。君的叔父载之公任德安推官，遗命把公产收益分给兄长的儿子们，君极力请求叔母置办祭祀田，使忠宣公以下的祖先共同享受祭祀。君年轻时就以文章著名，性情敏捷，博通经籍，注解《四书》《周易》《通鉴》等书，各自都能掌握要旨，只是唯独不热衷仕进。大学士黄文僖公是君母亲黄太君的弟弟，一向器重君，常邀请君到府第，早晚与他讲论；君也常怀念外祖父，数次前往依附他。文僖公曾把翰林公的女儿许配给君，生了三个儿子，但他的女儿早亡；文僖公虽然重视君，却没有透露其中的隐情。等文僖公告假回乡，他所居的宅第将要按价转让给别人。按照旧例，中人议价时，连同宅第价值一起估价，即使估价较低也要取一半；这座宅第若值千金，按惯例中人便可得三百多金。这种做法从交付以来一直沿袭至今，如今已经把其中一半所得作为微薄的资财。其余部分都归君所有，但君连多出来的价钱也不肯取。文僖公惊讶地说：“从前估价只是一千金，如今反而增加了三百金，这是为什么？”乡里的大吏被御史弹劾，来请求君替他引荐、疏通，君直截了当地拒绝说：“大吏没有罪，主管此事的人早已把他的冤屈说清楚了。”来请求的人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就把这件事当作给先生祝寿呢？”君发怒说：“你把我当成骗钱的人吗？”文僖公常常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说君就是这样耿介。他居住乡里时和厚待人，喜欢救济别人急难，与人相处不相抵牾，却又以方正自守。乡里有传播邪教、迷惑众人的人，君极力排斥并严厉斥责他。有人说：“那人本来势力很大，你即使不求他赐福，难道不怕他给你带来祸害吗？”君说：“我看见他立刻就要败亡，祸患还将临到自身，他哪里还能祸害别人？如果一定有人要遭祸，那就请让我来承担。”后来那人被依法处置，人们称赞君有先见之明。君的长子潢才华很高，却早早去世；次子承祥考中康熙戊辰武科进士，已经授宁夏镇守备，也去世了。再其次是承禧、承祐、承祯，都是有名的生员。《西河集》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年谱 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谨按：先生名溥，字孔博，别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世代籍贯在临朐。明洪武初年迁实辽东，遂成为辽东广宁人。数传之后，有闾山公名裕，跟从贺黄门讲学而有所领悟，考中正德戊辰科进士，又回到青州定居；后来官至贵州按察使司副使，这就是先生的始祖。闾山公生五子：长子惟健，字汝强，别字陂门，举人，著有《陂门集》；其子子咸为举人，以德行闻名乡里；孙士标为崇祯庚辰进士，官至闽海道。次子惟重，字汝威，嘉靖戊戌进士，官至行人；其子子履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参政；孙琦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著有《北海集》《经济类编》等书。又次子惟敏，字汝行，别字海浮，号海浮山人，举人，官至通判，著有《山堂辞稿》，王弇州所说“北曲惟冯海浮擅场”的就是他；孙瑗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辽东开原道。又次子惟讷，字汝言，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内升光禄寺卿，著有《诗纪》《风雅广逸》等书，这就是先生的高祖。又次子惟直早逝。曾祖名子临，字仰洲，隐居不仕。皇清诰赠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祖父名珣，字璞庵，官至陕西汉中府同知。皇清诰赠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父亲名士衡，字于平，官至浙江湖州府孝丰县知县。皇清诰赠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出生。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七岁，开始跟随外塾老师学习。过了一年丙辰，先生八岁。孝丰公取《左传》《国语》以及秦汉唐宋的各种文章，命先生诵读。先生起初感到困难，塾师说这不是幼童所适宜学习的，孝丰公却不顾这些。不久塾师辞去。又过两年戊午，先生十岁。孝丰公请先生的外祖父白采来教先生读书。白公是生员，有盛名，但性情很严厉刻薄。先生读书只求领会大意，不肯苦读。白公督责他时，太夫人在堂上，怜惜先生而流泪，请白公宽免。白公叹息说：“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外甥。我疼爱这个孩子，难道还会不如你吗？只是这个孩子聪颖异常，如果让他悠闲游荡而养成轻佻习惯，就不是我的期望了。”过了很久，先生诵读忽然有所领悟，把孝丰公所给的《尚书》《左传》《国语》等书全都学完，理解清楚。又过了很久，先生于是发愤钻研经史，旁及外氏所藏六通、五觉、十秘、九府等书目，逐一抄录，甚至研究俯仰观察、推步占验、奇门遁甲、三命六壬等学问，全都亲自绘图，张挂在屏障上，以求彻底掌握。又过了很久，这些学问才放下。因此先生的学问如同东海，探究根源、穷尽本末，随处流露出来，却从来不轻易施用。天启五年乙丑，先生十七岁，娶房氏夫人为妻。十八岁丙寅年，补入益都县学成为学生。当时提学使是梦原项公，严肃持重，不能用私情求托。复试那天，他拿着先生的试卷，连声称赞，又对先生说：“希望你珍重自己，将来不是凡俗之才。” 二十二岁庚午年，孝丰公通过占卜求得官职，任湖州孝丰县知县。把先生留在家中守家，先生往来省视问安，共有好几年。崇祯元年辛未，先生二十三岁。儿子治世出生。二十四岁壬申年，孔有德反叛青州，实行戒严。二十五岁癸酉年，补为廪膳生。二十八岁丙子年，孝丰公因治理成绩优异，被行取入京。当时司马公年事已高，孝丰公不想做官，便以病辞职回乡。不久，孝丰县典史解送钱粮到京，与户部书办博被厂卫人员拘捕。书办被诬陷供认说：“不是博，是典史解送钱粮来贿赂我八两银子。”事情传开后，孝丰公作为原任堂上官，因受牵连入京申辩。先生往来京城又有两年。当时四川的花上苑、广东的宋兆和，也都因受牵连留在京师，和先生游览唱和，没有一天间断。刑部尚书郑三俊，是位君子，他对孝丰公说：“典史贿赂书办，不论这件事是否确有其事，即使确有其事，和县官又有什么关系？你只管回去，我自会替你申明，不要再被牵连。”于是先生得以随孝丰公回乡。三十岁戊寅年，先生因受牵累参加乡试不利，租住城西药王庵僧舍读书。其中住持僧人玺文年高有德，看见先生礼佛后坐下，惊起说道：“老僧刚刚入定，看见东方红光熊熊，雷声轰隆，惊悸而醒，不知道原来是先生到来了。”先生怀疑僧人在奉承自己，只点头回应。当时僧舍低矮狭小，只有门前排列着几棵松树，长得高大茂盛；其中有一块磐石可以坐，一条水从南面流来，直流数里，正对着寺门。先生常常在石头间徘徊，观看流水。玺文忽然告诉他说：“请先生不要坐在那里。”先生问：“为什么？”玺文说：“您没看见旁边的土地祠吗？土地神托梦说在那里不安，请我转告您。”先生说：“这只是世俗的习惯说法，哪里会有这种事？况且梦又哪里值得作为依据呢？”过了几天，玺文又来说同样的话，如此三次。先生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筑一道墙来遮挡它。”直到今天，祠前仍有一堵遮挡的墙，就是因为这件事。当时青州录科沿用旧例，学使将要巡按府县，先行考试，再把姓名上报。知府钱良翰是绍兴人，由进士出身。他阅卷时把孙文定公廷铨选为第一，先生列第二，再其次就是如今的少司寇高珩。他夸言说：“这三个人一定会在这一科中取中，否则我以后不再品评天下士子。”这一年 大军攻破兖州，又攻破济南，俘虏了那里的藩王，向青州进发，青州实行戒严。

译三十一岁，己卯年，先生与孙高二公一同在乡试中考中，报信传到时，先生正在熟睡，家人呼唤他也叫不醒，太夫人大为惊慌，命人扶先生起来，用水喷他，他仍然不醒，全家惶恐不安。当时先生梦见登上泰山，仿佛有人召唤，拥着蓬勃的雾气向上而行，回头看十八盘，天门历历在目，如同平时所见；到了那里，只见殿中张设席筵，门上悬挂锦绣，众乐齐奏，鼎、鬴、浆、醴全都陈设好了。元君亲自作揖礼让，与先生酬酢，礼节完毕，正要退下时，恰好听见鸡鸣，海中红日像车轮一样涌出，于是猛然醒来；醒来后鼻息中还带着酒气。三十二岁，庚辰年，先生乡试落第，恰逢祖父司马公去世，孝丰公年高而哀伤过度，患了怔忡病。这年冬天，将司马公葬在尧山祖茔旁边。三十三岁，辛巳年，孝丰公去世。当时太夫人正患重病，刚刚痊愈，听到变故后大恸，也去世了。两位老人去世相隔只有六天。先生昼夜不停地哭泣，也气绝了，像临近断气一样。医生说：“这是哭泣伤害了脏腑，五脏之气结塞，不是药物能够医治的。等他僵卧一两天，自然会醒来。”后来果然如此。这年冬天，把孝丰公和太夫人葬在云门山的新墓地。三十四岁，壬午年。大军攻打青州，城里人害怕城池陷落，都带着家人逃到城外避难。先生说：“出了城又能到哪里去？况且一家老小暴露在外，哪里能得到食物？生死听凭天命就是了。”后来出城的人都被杀害，而城内却平安无事。三十五岁，癸未年，先生守丧，不参加乡试。三十六岁，甲申年，即…… 大清顺治元年，青州人杀了闯贼的伪官。当时先生在山中，没有参与和听闻此事。后来户部侍郎王鳌永奉命招抚山东，驻扎在青州城中。当时闯贼的前锋赵应元，以及谋划此事的杨、王休，还拥有人数五百多人的精兵，来到城下诈降。王君接受了他们，身边的人都劝阻说不可以，王君没有听从。赵应元等人一到，就骑马冲入察院，把王君捆绑起来斩首，并且占据王府，以恢复旧政为名，招集数千亡命之徒，张贴伪谕，遍告所属各县。过了十七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大军抵达阳地，与贼军讲和，突然进入城内，驻扎在北门城楼。这天晚上，斩杀赵应元等人以及他们的几十名头领，并搜遍城中，将贼军全部消灭。城中许多人遭到抢掠和俘虏，先生因劳累疲惫熟睡，毫无察觉。大军越过城门，经过一座门时，仿佛没有看见那里有门。等到打开城门，门外的尸体已经满地都是。三十七岁，乙酉年，有司敦促他进京参加谒选，先生到了京师，后来又回去了。三十八岁，丙戌年，乡试中榜，当时因为缺少路费和资财，尚未放榜便回去了。三十九岁，丁亥年，再次参加乡试，先生到京补行殿试，考中二甲，授为庶吉士。四十岁，戊子年，在翰林院读书。四十一岁，己丑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二岁，庚寅年。四十三岁，辛卯年，先生奉命出使，颁布…… 诏令于江宁以及苏、松、常、镇诸府。四十四岁，壬辰年，乡试同考官，取中张暥等二十三人。四十五岁，癸巳年，升任司经局洗马，兼任修撰。不久升为侍读。四十六岁，甲午年，升任国子监祭酒。按照旧例，考核、拨历、发出咨文、给假等事都有馈赠，先生全部禁止。只是按期考核士子，亲自阅览试卷，务必使学术完全归于醇正。秋试录科时，有人说每科的监元一定以本科考中的人为最优，如今仓促举行，恐怕未必能得到这样的人。先生笑着回答说：“怎么知道一次回顾中就没有良马呢？”后来，他把全椒县吴国对的答卷置于第一，吴国对果然在这一科中式，戊戌年参加廷试。廷对第三名。四十七岁，乙未年。四十八岁，丙申年，升任侍讲学士。四十九岁，丁酉年，转任侍读学士，考核四品任期届满，赐给钱币二份、羊一只、酒一坛。五十岁，戊戌年，这时…… 世祖章皇帝多次驾临内阁。一天，他指着先生对各位大学士说：“你们认为谁才是翰林？朕看冯溥才是真正的翰林。” 五十一岁，己亥年，升任吏部右侍郎。新例规定，学士都兼有内阁衔，不得再升任侍郎，所以先生以侍读学士的身份协助铨选。当时尚书是孙文定公孙廷铨，左侍郎是石公申。先生到任那天，两位大人都因眼疾暂时请假。各省学道有空缺，部中郎官不够任用，便用知府补充，已经由吏部、礼部共同议定放任。给事中张惟赤却妄以徇私为由弹劾先生，说有…… 皇帝命先生回奏，先生奏议大意说：“臣初任吏部，这件事是与礼部共同议定的，并不是臣一人能够私自决定的。况且臣徇私包庇的是谁？张惟赤既然能够揭发，为什么不妨指名列举参劾？却故意使用悬揣猜测的话，以满足个人私意，这怎么能使众人信服？” 世祖章皇帝说：“朕本来就知道冯溥不会这样做。”于是置之不问。五十二岁，庚子年，京堂三品以上官员自行陈述时，忽然奉到…… 严厉的命令，罢黜满尚书科尔坤及两位侍郎，却独独把汉官留在部中。先生与孙公等上疏说：“部中的事务由满、汉官员共同办理，如今满臣获罪，汉臣怎么能够免罪？臣等无能，请俯伏等候处分。” 皇上对满、汉官员一体处分，有…… 命令他们照常供职，不必请求罢免。等到满堂官有空缺，将以汉官考核期满为由补任；官职暂时不便恢复，便上疏请求补充满堂官，奉…… 命令先生等考察满洲大小官员，但先生等又上疏辞谢，说：“对于汉人官员，臣等不顾嫌疑和怨恨，尚且可以自行考察；若是满洲官员，臣等平素与他们没有交往，即使让他们站在面前，也尚且不能辨认他们的面貌，更不用说记住他们的姓氏了，怎么能够评定他们的优劣呢？奉…… 命令先生等会同五部尚书及都察院进行考察，这是在当时破例的做法。皇帝如此看重先生等人。五十三岁，辛丑年。世祖章皇帝去世。皇帝年幼登基，四位大臣共同执掌国政。有一名御史李秀，是旗人，先前因京察被罢黜，因此怀恨在心。到这时，他通过钻营重新恢复原官，于是列举四条罪状弹劾先生，说先生是故相刘正宗的党羽。他说，在主持铨选时，尚书孙廷铨眼睛昏花，不能看公文，侍郎石申多病，不到衙门办公，而先生一手遮天，部中的事务任意徇私，擅自更改旧例。这些话都荒谬而没有事实根据，先生逐条当面奏明，奉…… 命令说：李秀诬告奏劾大臣，肆意辱骂，完全不合道理，着令严加训饬办理。五十四岁，壬寅年。五十五岁，癸卯年，先生请假回乡。五十七岁，乙巳年。

译五十八岁，丙午年五月进京，七月重新补任吏部侍郎。当时四位大臣想让各省派两名大臣，在督抚旁边设置衙门，用来监察督抚。吏部满尚书阿思哈和侍郎太必兔主张在各省东西两处设置衙门，所有书吏、差役及属员都听任他们招募，并颁给敕书、印信等物。先生坚决表示不可，说：“新设衙门，费用将无法估量，对内会损害财政，对外会劳累民力，拆毁房屋也势必无法避免。况且国家设置督抚，都是重臣，如今又不信任他们，再派两位大臣，实在是把他们逼到这种地步；东西相望而加以稽察，非常没有意义。权力太重，势力就会相互倾轧；势力相互倾轧，承担其事的人就会被压垮，怎么能保证下属不会迎合左右、苛刻挑剔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呢？”太必兔是蒙古人，性情暴躁无礼，听见先生的话非常恼怒，瞪眼站起，握拳对着先生。先生从容回答说：“鸡肋一般的人，哪里值得劳烦您的尊拳呢？你我都是官员，既然这是公议，你却一定不容许我发表不同意见，为什么呢？况且事情是否可行，自有……” 圣上的裁决，岂是你我能够擅自作主的？当时四司满、汉官员都害怕得两腿发抖，带着书吏等人围跪在先生面前，请先生稍微退让一些，依从满官的意见。先生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先生坚持认为不可，奏疏于是上呈。皇上赞同先生的意见，这件事得以停止。后来太必兔反而与先生修好，每件事都来同先生商议。但他最终因为钻营求官而被处死。在这以前，先生进京时，各位翰林因新例而来请教：有五部员外郎按照俸禄与翰林比较，升任侍读的人，暂且不论翰林的俸禄无法相比较，而且部司杂处，彼此都不安宁；再说翰林只论俸禄、不论资历，会造成先后倒置，也不合适。大家请求先生改正，先生答应了。到这时，全部改回遵从最初的旧例。五十九岁，丁未年，主持乡试，取中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当时在夕照寺修建育婴堂，收养无主婴孩，雇乳妇哺育他们。在育婴堂旁边买下空地，种柳树一万株，命名为万柳堂。有空闲时，便与宾客在那里赋诗饮酒。这年长孙肃出生。六十岁，戊申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管院务。先生首先上了一道《王言不宜反汗》的奏疏，说应当在尚未发布之前慎重决定，不应在已经奉到…… 命令之后再行更改；因为当时盛京缺少工部侍郎，很多人设法回避，已经奉命推举并奉…… 命令，没过十天却三次更换人选，所以首先谈及此事。其次，针对广东盗贼横行，提出应严加处分总兵的一道奏疏。当时首相是班布尔善，他厌恶先生说话直率，只是拟定…… 命令说：知道了。皇上拿起先生的奏疏阅读，随即说：“这两本奏疏说得都对，为什么只批‘知道了’，还要让人改票拟？于是得到……” 皇上的批示说：“这本奏疏说得对，应当交给有关部门确实议定后具奏。当时逃人法最为严厉，先生奏疏所说的根本办法，最终还是涉及逃人。大意是说，最初逃走的，都是八旗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因此禁止逃走应当严格。如今天下太平日久，有的逃人是投充的，有的是新买来的，有的是入官没收的。像这类人，即使由地方有司，也很难查考清楚。愚昧百姓没有知识，很少有不被他们欺骗的；这并不是敢于抗拒……” 朝廷的法令。臣认为，如果逃人属于旧人，就应当使用旧法；如果属于新人，也应当稍微显示宽大的法典，使督捕官详细议论并分别处理，以此制定定例。这也是从根本上治理的一端。奏疏还说…… 国家的重兵大多驻扎在闽、粤，但各处驻防过多，恐怕转运粮饷容易困乏。古代守边士卒不带家属，期限一到便轮换；如今都携带家属前往。粗略计算，十万军队便有一百万人。途中所需口粮、夫役，以及到达当地后所有供养的费用，无不从民间取用。朝廷原有的藩王、提镇，他们在各处进行贸易，虽然说是扰民，实际上却不能禁止。况且家属负担沉重，就难以转移；军队跟随将领调动，将领一到便要出发。一旦其他地方有紧急调动，带着沉重家属负担的将领和士兵，能够接到文书就立即出发吗？因此，军队编制和定额，应当同军政一起通盘考虑、灵活变通。奏疏又请求有司初次授职不应限制年限。近来看到吏部选用人员，进士、举人以及廕生等，都按年限论定。进士被历科拣选剩下的人压在后面，举人要等五科不中之后才可选用，不是迟延几十年，便不能参加选任。怎么能保证其中没有年老昏聩、不适合治理百姓的人呢？如果真有这种人，他们从京城领取凭证赴任，路上的资费不知要花费多少。等到到任后，上司又因昏聩而将其罢免，即使姑且留任试用，事情失败后也会听任弹劾，而地方百姓已经遭受祸害。各种案件拖延不决，甚至有人老死异乡，妻子儿女还要受到牵连。这就使官员和地方双方都受到损害。吏部虽然有临选时当面查验的规定，但弹劾摘发的情况却从未多见。廕生应当担任州县官的，部中条例准许十八岁选授。天生的人才，少年早成的，当然不在少数。然而上等的聪明才智并不常有，怎么能保证没有童心未泯、还拿着刀就要割人的人呢？如果有这种人，便是让一个知识尚未通晓的人，突然承担治理百姓的重任；对内不得不听从主文官的引导，对外不得不听从衙役的指使。等到事情败坏，官员和地方双方都受到损害。吏部却只有按年限授职的条例，而从未认真考察。臣请求…… 敕令吏部：在截取投供之日，按照兵部考验弓马的例子，略微考察他们的仪表、言语、书法和判牍能力，选取适合授职的人，依次铨选任用；不适合任职的，则授予他们应得的官衔和顶戴，让他们退休。年幼而不通事理的，可以暂缓授官，放宽年限，等学业有成后再补授；或者按照品级改授佐领，等熟悉世务后，再照常升迁。这样一来，无论迟速、老幼，都可以得到适当安排。奏疏又请求申明并严格执行内外职任的重要职责，说六部堂官对于合乎条例和事务要求的，应当照例办理，坚守原则必须坚定；对于不合条例但事情确实需要办理的，应当据理办理，担当必须有力。只是应当在奏疏中注明公私方面的意见。如果各部司官由满、汉共同办理，他们的贤能或否、升迁或退黜，总在本堂官鉴别之内。然而京察六年以后升迁调动，考察当时堂上执笔所批注的人，其中一半都是平素互不相识之辈，凭空猜测而定出的评价，究竟能起到什么劝善惩恶的作用？臣认为应当仿照外地督抚纠察弹劾的例子，每年摘发参劾一次，这样贤能聪明的人都会尽力，而愚昧不肖者便无处容身。至于……

译朝廷把官员委任给督抚，督抚又把事务委任给司、道。总核钱粮，是藩司的职责；审讯判决刑狱，是臬司的职责。只有守道、巡道，是承上启下的官员，都负有激励和表率的责任。如果有人私下收受馈赠，伪造行迹来表明自己清廉，政务废弛，却用文饰之词写在报告中欺骗众人；官吏贪污不追究，百姓疾苦也不知道。等到有司的罪行败露，才急忙补写一份揭帖，以逃避平日徇私包庇的罪责。如今大计将近，臣认为应当首先严惩这类人，以警戒官场。即使是督抚平常的举劾，如果确实是据揭帖报告，也应首先列出被揭发者的姓名和官衔；如果是另有访闻，则不必一定列入府、道的公揭，不给这类人掩饰罪行的机会。这样互相察看，贤者不敢隐瞒，不肖者也不敢容身。臣又曾因遵…… 谕令陈述意见，提出应当放宽刑罚、减轻税负。所谓减刑，并不是说罪犯犯罪后姑且宽免，而是古代罪人不连累家属，如今一件事却牵连数人，甚至数十人。这些人并非本人犯了大罪，即使案件最终结案，也必然会减免释放；但他们等候审讯的劳苦、盘缠费用的困苦，有时本犯尚未结案，被牵连的人已经死去。况且审问官员贪婪懦弱，不立即审结，很多案件拖延到二三年，甚至七八年。即使没有死去，却抛弃家庭、失去职业，妻离子散，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怜悯呢？请求…… 皇上敕令有关部门严格禁止各种案件，除谋反叛逆外，不得牵连多人。对于没有实际作用的证人和佐证，一概免予提审追究。有宽限期限的案件，如果拖延不决，就应治督抚以才力不济之罪，这样刑罚就可以减少。所谓减轻税负，也不是说应当缴纳的税暂且免除。古人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说的是上面征收得急迫。如今正月就开始征收了，庆贺酬酢还没有结束，催逼征收的差役已经到来。旧欠尚未偿还，新借贷又开始了。而那些不肖有司，更设置重刑来惩罚欠税者。臣以前有一道请求缓征的奏疏，部议覆奏没有准许，请求…… 皇上再次酌情议定，夏税定在六月，秋税定在十月。上面放缓国家的财赋征收，下面宽解百姓的性命，这样税负自然就减轻了。其余陈述时政、关系百姓疾苦的内容，多得无法尽数。即使是秘密上疏报告的，也还有请求禁止三藩贸易、酌情议定三藩买马等奏疏。奏稿虽然没有保存，但载录在政府档案中，可以查考。六十一岁，己酉年。六十二岁，庚戌年，升任刑部尚书。先生刚到刑部，就遇到愚民犯法的人日益增多。应当把朝廷的教化放在首位的一道奏疏。皇上嘉奖并采纳了这项意见，不久先生因年老上疏请求退休，皇上不准。六十三岁，辛亥年，授任文华殿大学士。有一道奏疏，首先推荐原任光禄丞魏公象枢、兵部主事成性；又因当年丰收、谷价低廉，提出应当广泛实行积贮的一道奏疏。皇上都嘉奖并采纳了。六十四岁，壬子年，先生再次上疏请求离职，说：“臣今年六十四岁，筋力衰弱疲惫，机务之事哪里还能胜任？如今已经昏聩。臣前任刑部时，曾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未蒙…… 批准。如今相隔又有两年，精力更加衰退，不得不冒昧再次惊扰圣听。” 皇上说：“你是不肯帮助朕治理政事吗？朕难道不知道你年纪大了？但六十四岁还不算衰老，等你七十岁时才退休。” 六十五岁，癸丑年，主持武乡试。冬十一月，吴三桂反叛，当时内阁事务繁忙，先生早入晚出，不敢谈及离职。六十六岁，甲寅年。六十七岁，乙卯年，夫人房氏去世。六十八岁，丙辰年。六十九岁，丁巳年。七十岁，戊午年，福建平定时，先生因而…… 皇上准许了，先生又上疏请求离职，大意说：“礼记说：大夫七十岁退休。如今臣已经七十岁了。臣先前之所以没有立即请求，是因为当时事务正多。” 皇上日夜辛劳，没有空闲，臣怎么敢拿犬马般的余生来为自己谋求安逸呢？如今四方渐渐平定。皇上的盛德大业日新月异，而臣却凭衰老朽败的身体混杂玷污朝廷的行列，这是臣日夜梦中都不得安宁的事。况且…… 皇上曾经答应臣七十岁才退休，竟然又不准。七十一岁，己未年，主持乡试，取中马教思等一百五十人。当时两广已经平定。朝廷征召天下有文学才学的人，仿照古代制科的惯例，名为博学鸿儒，他们先后到达…… 宫阙。皇帝亲自考试，赐给酒食，优厚礼遇并选取人才，五十人都授予翰林官职；其余年纪较大的人，间或授予中书职衔，遣送回乡。这种广开门路选拔人才的典礼，在这里达到了极盛。不过当时…… 皇上亲自阅完试卷，糊去姓名后交给内阁复阅。先生审慎办理，所评甲乙等次，选出的全都是当时的名士。众人都佩服先生的鉴识。这年五月，先生患热病，请求退休的奏疏更加急切。皇上派翰林院满学士喇萨里到家中问候病情，并且传达…… 谕旨：“调养稍有痊愈，就出来供职，不必请求离职。”等到稍微好转，先生又入阁当面奏请，恳求退休。皇上亲自挽留先生，仍派人送他回宅调养，等身体强健后再入阁办事。七十二岁，庚申年，四川平定。七十三岁，辛酉年，云南平定，先生再次请求退休。皇上说：“朕知道你年纪大了，只是朝廷有老臣，难道不是极其重要吗？于是…… 把他的奏疏退还给先生，不准他退休。七十四岁，壬戌年，元旦前一天。皇上在…… 乾清宫赐宴给大臣以及词臣、讲官以上的官员，允许群臣到…… 御座旁观看鳌山灯。皇上亲自赐给先生一只大酒杯，命他饮尽。先生不能饮，于是大醉。等到…… 先生捧着酒杯叩头，登上台献酒，随即下台，再次叩头等候饮尽。皇上阻止先生说：“你老了，上下台阶不方便，就在这里等候饮尽吧。”等先生出宫时，皇上命两名内侍扶持，又传令先生的家人用心扶侍。到家后，这一天…… 皇上命令赋作柏梁体诗。皇上首先唱道：“丽日和风被万方，群臣各续成之。”随后皇上向东出宫，到…… 诸陵祭告。先生每天入阁，从不敢懈怠。等到…… 皇上回来，先生又上疏请求，奉…… 皇上的批示说：“你是辅弼重臣，端庄敏达，熟悉政务，负责机要事务，多年来尽力效劳，勤劳功绩一向显著，正深受倚重。朕看到你的奏疏，以年老请求退休，情意言辞恳切，准许你以原官退休，乘驿站车马回乡，派官员护送，以表示眷顾怀念。”等到先生谢…… 恩。

译皇上赐饭，又传…… 旨说：“卿从今以后没有职务掌管，可以常常来。” 到御台看了一次。过了几天，先生来到…… 御台。皇上命人引他到…… 皇上所使用的阁楼东面小阁中。赐饭完毕。命令先生游览遍…… 西苑，派两名内侍扶先生登船，经过各座亭台以及曲折的栏杆、回廊和山岩沟壑等胜景，里面有…… 御书“曲涧浮花”四个大字，曲折攀登，到达浮杯亭。皇上派侍臣带着酒和果品跟随先生，命令每到一处，坐下饮酒三爵；如果体力疲倦，就稍微休息，不要急着游览。游览完毕，告辞回去时，便把酒和果品送到先生家中。先生于是有了微臣离开国都仍眷恋朝廷的感受。在一篇奏疏中列举五件事：第一说…… 皇上不应浪费财物；第二说…… 皇上不应远行；第三说…… 皇上不要轻易派遣官员；第四，台湾不应轻率征剿；第五，关税、盐课不应增加定额。皇上嘉奖并采纳了。皇上派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陈廷敬以及侍卫二格到宅中，颁赐御制诗文一轴。其中写道：“内阁大学士冯溥，赞襄机密政务，著有功劳。如今因为年高，多次请求告老还乡。想到箕山、颍水，顿时辞去簪缨官服。惆怅惜别之情，姑且写成四韵。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望切岩廊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御笔又钤盖印章一方，印上刻着“适志东山”四字。又赐墨刻《升平嘉宴诗》一册。第二天，先生辞谢皇恩。皇上派中书舍人罗映台护送我到家，京城朝廷官员有几百人一同为我饯行。彰义门外，送行设下的祖帐相互连接，绵延十多里。京城百姓中有人拉着车哭泣相送，正值 太宗文皇帝《实录》编纂完成 皇上赐给我银帛、鞍马，加授太子太傅，一时之间人人都以此为荣。七十五岁，癸亥年，先生居住在家中。《西河集》卷一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记事 《李女宗守志记事》我编修《明史》时，曾记载女子尚未出嫁而守节的一人，是高皇帝朝监察御史蒋文旭的妻子孟氏，以及寄居杭州时恰好遇到邻人严氏女的事情，并替她写了事状。我所听闻的事虽然很多，却不敢都记载，因为这类事情难以处理，而且实际上也未必合乎礼制。李庚星是我门下的都讲生。他曾问我说：“孙鑛说：‘《▯之柏舟》中的共姜，尚未出嫁便守志，是真的吗？’有人回答说：‘没有这回事。’共伯是武公的兄长。卫武公四十岁才即位，但还要等父亲僖公去世；国人又在隧道中杀死共伯，武公才得以继承君位。那么共伯难道年少吗？难道尚未婚配吗？既然如此，为什么称为‘两髦’呢？”回答说：“你难道真以为两髦是童子的装饰吗？”童子把头发梳成鬌鬌，是把头发分成两角；长大以后才用髦代替它。髦，就是把头发结成鬌鬌作为装饰。因此男子娶妻、共同侍奉父母时，要拂去髦发而戴冠、系缨，必须等父母去世后才脱掉它；《礼》中说亲人去世后不再留髦，就是这个意思。谁说髦是童子的装饰呢？又问：“如果这样，那么父母替子女安排婚嫁，已经纳币并且告知吉日了，后来不幸男方父母去世，或者女方父母去世，男方可以改娶，女方可以改嫁吗？” 回答说：“怎么能说出这样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话！父亲去世后要观察子女的行为；父母所成就的婚姻，因为一方死亡便立即背弃，这是不仁。男方父母不可能同时去世，一个去世便改娶，已经娶妻不胜其数；如果所聘的女子都还有父母，那么凡是他聘娶的女子，便都不是他真正能够娶的人。男子一生改娶，女子一生改嫁，难道都要这样吗？说出这种话、听到这种话还相信并传述的人，都可以说是不智；而且这种做法有什么礼、什么义可言呢？”又问：“归有光说：尚未出嫁而守志，不合礼制。古代父母去世就可以改嫁，不必等到婿死。曾子问道：‘婚礼已经纳币并确定吉日了，如果男方的父母去世，应当怎

译么办？’孔子说：‘男方已经下葬后，男方的伯父向女方传达消息说：“某人的儿子遭逢父母丧事，不能继续与兄弟成婚，所以派我向女方传达消息。”女方答应而不敢出嫁，这是礼。男方服丧期满后，女方父母派人去请男方；男方不来迎娶，然后女方才可以出嫁，这是礼。女方父母去世，也同样处理。’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这就是所谓不善于读经的人。经文这样说，是因为已经告知吉日而遭逢丧事，需要改变礼仪。如果是在遭逢丧事而尚未告知吉日的情况下，那么服丧期满以后到女方家请求确定吉日就可以了，何必还要传达什么消息？问题在于吉日已经告知。既然已经告知，女子就已经等待出嫁；女子等待出嫁，就必须在男方父母下葬以后传达消息，暂不娶她，于是女方才不敢出嫁，这里所谓‘不敢’，是指不敢改嫁。服丧期满以后，就可以举行吉礼了。然而女方临近出嫁时，又必定派人请男方，并且仍然不马上迎娶；等男方来迎娶后，女方才出嫁，这是说不忍心立即举行吉礼，因为还承接着丧事的影响。这是已经告知吉日却遭逢丧事时，把礼议论得最完备妥善的说法；只是郑康成偶然没有作出正确注解，而孔颖达作疏时又误把‘娶’解释成另娶，这段经文于是就不明白了。经文尚且不能明白，又怎么能拿它来证明其他经文呢？于是前后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闷闷不乐地退去了。当时，李生似乎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敢插话。不久，三衢王防因为江山陈氏未嫁而守志，请我为她的册页题词。我推辞说：‘这不合礼。’李生局促不安，离席请求说：‘我家世代研习礼制。王祖太仆公著有《礼乐疏》，王父工部公又加以阐述，读到的人不认为这件事违背礼制。不幸我家也有这样的事情，怀疑它与礼制相悖；但事情既已如此，而且这件事很值得怜悯。父亲曾经为此叹息，不敢告诉别人，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实在不知道按照礼制应当属于哪一种情形，请你试着说说看。”他说：“李婃是我的姐姐，仁和人。父亲勉庵，是一名茂才，因为贫穷，便在外舍教授学生。有一位朋友张斌客居武昌，派他的儿子仕华来求学。仕华十三岁便能作文，和婃同年。我的父亲常常想着把女儿嫁给他，只是没有说出来。康熙十五年，传说朝廷下诏选取良家女子，民间争相嫁娶，州师、里长窥伺门户，父亲为此忧虑，便和母亲商量。张母害怕了，甲媪是掌管判事的人，她引导人到士华家，以酒促成婚事。士华的母亲蒋氏非常高兴，喜出望外，便出资置办轿子前来，准备假借举行婚配仪式来等待正式婚礼。婃经过士华家，依礼拜见婆母，并且和婆母同寝同起，这样过了五天。婆母非常爱她，想把她留下却不能，只得哭着送她回去。不久她的舅父回家，婃前去拜见舅父，随后又回来了。后来婆母思念婃，病中想念不止，婃再次前往，婆母留她住下，过了几天她哭着返回。婃忧伤地告诉母亲：‘我和婆母相处的日子还多着呢，可婆母每次见到我都哭，难道是不吉祥吗？’第二年婆母病重，病中不停思念婃，说：‘她在哪里？在哪里？让她再回家来迎接。’有人说：‘请让她们见最后一面吧。’ 婃听说后急忙赶去，还没有到门口婆母就去世了，于是留下来侍奉含殓、看着出殡，穿着丧服返回。当时她的舅父还在外地，士华也仍然留在外舍求学，没有离开。过了两年，士华生病，病了几个月便去世，死时十八岁，全家惊慌失措。婃起初请求观看含殓，没有得到允许；后来请求换上丧服，父亲犹豫之间起初想阻止她，但道义上又不能断绝，而且这关系到她终身的大事，不是一时可以决定的，于是询问亲族。亲族说：‘她还不是正式成婚的妇人。礼制重视已经成妇，尚未成妇就不必告丧。祖先不拜见舅姑，不与兄弟姊妹相见，死后便断绝关系，还有什么丧服可穿？’有人说：‘穿丧服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不应当终身服丧罢了。’礼制规定，女子已经确定婚期而去世，男方必须穿齐衰前往吊丧送葬，然后除去丧服

译。男方必须穿齐衰吊丧，是因为不忍断绝关系；下葬后立即除服，是说可以断绝关系。话还没有说完，婃便脱下素色衣服出来，跪着哭泣说：‘我不懂礼，不知道应当怎样做，只是想到死去的婆母待我深厚，心中悲痛，这一生也不能忘记。况且我是李家的女儿，没有缘故便进入别人家，拜见她的母亲，又为她的母亲服丧，却还说我不是她的妻子，怎么忍心这样说？只求父母怜悯我。’

译父亲说：‘是这样，礼制说在家中称为女儿，在途中称为妇人，我难道不知道吗？你到那里以后已经被称为妇人，难道不只是名义上称为妇人而实际上不是吗？人生百年还很遥远，你却仓促地作出决定，难道能保证将来不后悔吗？’她说：‘百年是将来的时日，仓促作决定是因为我的志向。我已经决意了，只是想到女子长大后总要嫁到外家，我若以这样不祥的身份终身拖累父母，只怕会招来厌恶，又哪里敢后悔？从今以后，我愿意只住在父母的▯房一间，也吃父母的饭，不能用双手补贴家用，就这样罢了。’说完，父母哭了，家人也都哭了，仿佛是在同她诀别。正好她的舅父奔回，婃穿着丧服出来见舅父；舅父号啕大哭，跺着双脚说：‘我不忍心在死去的孩子之后，又看到这样的事！’一面哭一面离开，回武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婃于是另辟一室，设立婆母和士华的神主，按时祭祀他们。我听了大为惊异，说：‘多么贤德的礼行啊！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未嫁守志。我将把这段经文解释清楚，以纠正世俗礼法，却没想到婃亲身实行了它。谁说闺房之中没有懂礼的人呢？’到现在又过了七年。康熙四十一年，婃四十岁，我于是说：‘这是古今谈论婚礼时首先应当辨明的一点。现在人们谈婚礼，必定以夫妇同寝同居作为判断标准，称为成妇礼，其实是把子妇之礼误作夫妇之礼了。所谓不成妇，就是没有到宗庙拜见；妇车到达后，立即牵着新妇进入内室，侍奉寝席、请问脚的位置；不祭祖而结为夫妻，不行奠币之礼而使男女交接，不告知父母而由婿主持婚礼，三饭三酳，以出生人伦的大礼把它等同于野合，于是礼制就亡失了。古礼并不是这样。古礼在新妇到达时，必定以新妇拜见舅姑、到宗庙拜见祖先作为成妇的标准，称为成妇礼，是说完成子妇之礼。假如舅姑还在世，那么天刚亮时新妇拜见舅姑，带着枣、栗、腶脩，在堂上拜见舅姑；假如舅姑已经去世，那么三个月后到宗庙拜见，以扱地、荐菜的礼仪，在宗庙拜见舅姑，这以后才称为成妇。如果尚未拜见舅姑、尚未到宗庙拜见祖先而不幸新妇去世，那么即使已经到了婚期、已经合卺，甚至三个月内已经让男女同寝过不止一次，她仍然不是我的妇人，不为她立神主，不祔祭宗庙，而是归葬到女方宗族。这就是如此不重视夫妇关系而重视子妇身份。如今婃拜见婆母，又拜见舅父，行了妇见礼；婆母又一直思念她直到临死，这正是确认她已经成妇、不可断绝关系的依据。所缺少的，只有夫妇同寝一项。贾公彦、服虔的《礼》注在辨析异说时说：‘礼制规定，新妇到达而没有完成婚礼，三个月后才与夫成婚。所以《春秋》讥刺先同房而后祭祖，认为这是非礼。’熊氏论礼说：‘新妇到达三个月以后，才与丈夫共同寝处。所以《春秋》说三个月后才迎娶女子。’那么，假使在这三个月内婿就去世，能说尚未成婚，女子应当改嫁吗？既然如此，像婃这样的守志，只能说相当于三个月内的新妇，却不能说她尚未出嫁而守志不合礼。说她尚未成妇，因而不应当守志，更是不可以。举行妇见礼，她就是妇人；已经行过妇见礼而成妇，即使尚未举行正式婚礼，也仍然是他的妇人。这就是礼制。因此我把它详细论述出来，用来纠正世人妄谈礼制而违背经文的说法。有人说：‘礼制规定女子出嫁后用夫家所定的字称呼，如今她没有字，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正说明她仍然是女子。’不过，婃确实是女宗。过去鲍氏的妻子因为善于奉养婆母，被称为女宗。如今婃的实际行为超过她，而名字又正好与女宗相合，真是上天为她命名了。因此题作《李女宗云》。《家孝子记事》孝子的名字叫周尹。我族分布在浙江东西两地，而浙西的名门以江山、遂安为最。孝子是遂安人，居住在泮塘。他的曾祖肖环公是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吏部，有声名；他的从兄会侯是顺治戊戌进士，曾与我一同参加制科。我曾把他当作弟弟看待，会侯常常向我说起孝子的事，请我撰写记文，我一直没有答应。后来同馆官员方君、若韩复又以他的事情向我征求诗文，我于是查考事实。顺治十二年，婺源山贼大举起兵，焚烧劫掠四处蔓延，随处结寨，居处不固定，常常掳掠人家男女作为人质，赎金多的达千金，少的也有数百金，名义上说是助饷，否则便杀死，肢解身体，悬挂在树间。孝子的父亲周尔久认为泮塘不能居住，谋划把家人藏到山僻处，只让孝子带着财物留下守家。贼兵到来，把周尔久捆走。孝子听到变故，把母亲藏到岳父家，自己独自奔赴山寨，号哭叩拜寨门，请求释放父亲，说：‘我空手来的吗？’贼人把他的父亲带出来，准备杀死他。孝子踉跄返回，和岳父王君介明商议，筹得百金，捧着钱前往，说：‘这是区区一点钱，想用来助军饷，恳请在大难中收下。’贼人收了钱，却把他赶走。孝子于是变卖家产，又把财囊中所有东西都变卖掉，再筹得二百金，捧着前往，但贼人已经迁移了山寨。他号哭着踩过蒺藜，赶到山寨，跪在寨门前，请求释放父亲。贼人还嫌钱不够，于是他请求见父亲一面再回去。贼人说：‘钱够了就走，见他做什么？’孝子已经走出山，途中听说官兵将要到来，大惊，想到贼人凶暴，官兵一到必然杀死人质后逃走；即使不这样，火烧昆冈，玉石又怎么能够分辨呢？他哭着说：‘这样看来，我父亲死定了。’急忙返回，欺骗贼人说：‘我年幼，力量已经用尽了。我父亲放出来后还可以再筹得百金，何不把我留作人质，释放我父亲回去筹款，这样军饷也可以得到保证。’贼人说：‘好。’于是把孝子捆留下来，返回去带走他的父亲。官兵到来后，贼人大肆杀掠而去；孝子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是死于官兵之手，还是死于贼人之手。到现在已经若干年了。康熙二十七年，孝子遗留下来的儿子名叫超伦，在乡试中中举，和我兄长的儿子远公一同赴京参加会试；他登门多次讲述这件事，并请求我为此撰记。孝子死时二十二岁，距今三十二年。有人说孝子的妻子王氏，她的节操也同样无人能及。《重装何孝子三世画像记事》

译用画像帷幛来祭祀，并不是古礼。但司马迁见到留侯的画像，说画像像一位美丽女子。夏侯孝若为画像作赞，赞叹东方朔是古代名人杰士，当时声名显赫，却相隔久远，不能相见，于是想得到他的容貌来瞻仰。至于他的子孙依靠想象而仿佛见到他的形貌，那又是后来的事了。何邦植先生就是孝子。我已经搜集他的遗事，为他作传，却一直没有机会瞻拜他的画像。王子鸿资和他的族孙静子一同到他家，请求查看画像帷幛，在毁坏的卷轴间找到六幅残破的帷幛，经过风雨虫蚀，糜烂残缺几乎殆尽，但画像还依然庄严。鸿资请求把它们带回去，大家凑钱修补，在背面糊上纸，并用绢帛加以裱褙。我经过那里拜谒画像，孝子的眼睛炯炯有神，惊讶地望着人，挺拔俨然是一个大丈夫。他的妻子虞氏，梳着椎髻，脸上带有助成夫德的神情。他的尊长御史公，面色白净，胡须飘然，是一位伟岸的君子，仿佛仍在深思。他的太夫人憔悴而多有惊惧之色，庄严地像正在击鼓时那样，她的神态仍然可以看见。赠君夫妇举止端庄。唉！有些人活着时面目可见，死后却再也无法瞻视；只有孝子的三代画像仍然光明显赫，像生前一样，后世千年想见他们，大概就在这里了。只是天道无知，孝子的后代很少有兴盛发达的，如今赠君留下的后人只有八臂。希望他们守护祭祀，不要失坠，大概就在他的子孙身上了。乡里难道没有贤能豪杰可以接续此事吗？像鸿资、静子这样感于孝行而兴发的人，孝子的画像从此就不会毁坏了。画像原来有江西道监察御史陈褎的赞词，因为帷幅残缺了一半，静子要我续写赞词，我推辞了，只姑且把这件事记下，写成这样。以前我作传时，说孝子终身穿衰服；如今画像上仍然戴着冠，穿着如雪般洁白的牡麻丧服。唉，这就是孝了。《范鋐入川勒石记事》【应收入碑记类】范鋐年轻时多次进入四川，我没有来得及见过他。了解他的人说：会稽人范鋐的曾祖父是崇明县令，生下他的祖父孝廉君；孝廉君生下他的父亲别驾君。孝廉君去世后，他的弟弟凭武进士出身，任四川叙马泸总兵官。崇祯八年，他擒获佘寅，把俘虏献到京师，并留在别驾君的幕府中。后来别驾君也去世了。别驾君还在世时，范鋐想到父亲长期在四川，余姚郑君被授为成都县令，便请求担任他的记室，前往泸州、江安的怡乐庄寻找父亲，这是他年轻时的事。别驾君去世后，范鋐把灵柩停厝在庄田中十四年，准备背着灵柩回乡；此时贼兵攻破泸州，杀死庄田中的二十多名家人，道路阻塞无法通行，范鋐只得独自回去。十六年，他再次进入四川，李自成攻破成都，不能前进，又返回。后来再次进入四川，张献忠杀害四川百姓数百余万，盗贼四起，尸体堵塞道路，他又返回。后来再次入川，宁南的军队遮蔽江面顺流而下；遇到穿着湖广道士服装的人抢掠已经逼近，只得赶快取道衡州，从贵州进入，仍然不能前进，又返回。当时范鋐病了。范鋐有兄长参加乡试，希望被选授一个靠近四川的官职，便可以随同进入；而且范鋐的祖母和母亲都依靠他奉养，于是他扶病寻找贩运扇子入川的人，与他们一同入川。临行前，他向祖母和母亲辞别，跪下后竟不能起身。祖母说：“我不能因为生了孙子，就把死去的儿子换掉啊！”于是拉住鋐的衣服，鋐哭喊着仍要上路。走到江西西南一带，遇上兵乱，无法继续前进，鋐哭着说：“我三次进入四川，最终都不能前行，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吐血返回。到如今，鋐已经老了。康熙辛亥年，我在汝南郡署遇见鋐，惊怪他年老了还远游，并且还替人抄书谋生。又过了一年，鋐请求进入四川，汝南金使君在悬匏楼下设酒为他饯行。我说：“俗话说‘年老了不要进入四川’，您进四川是为什么呢？”鋐哭泣着没有回答。到了傍晚，有同行的人叩问他的心意，那人说：“鋐将要背负他父亲的灵柩。”原来，鋐来到汝南时，他父亲的灵柩停殡在江安；江安县令张君是开封府通许县人，又同汝南金使君交好。鋐替金使君抄书，已经将近三年了，希望借此向江安张县令表达自己的心意。如今江安张县令有家人送来的书信，鋐带着这封信上路；而且江安距越一万多程，他便把抄书所得的钱积攒起来，作为充足的路费和粮食。大概这个人是要因入川而显老，并不是因为年老才入川。我的确为他的遭遇悲伤，同时又怜惜他用心曲折而真挚，沉着坚毅、果断锐利，务求达到目的。人虽然老了，他的志向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过了一年，我回到乡里，而范鋐背着灵柩回来，把船停在西陵，来到城东我的旧居拜访，恰好我外出不在。他告诉家人说：‘这具灵柩停厝以来，三十五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安葬地点。兵荒之中掩埋过，历年又不断迁移。江安君发给公文，派县吏押送灵柩，在树林间搜寻。凡是土中没有主人的灵柩，都允许挖掘查看。’过了十天左右终于找到，夜里梦见在江阳儿祠。忽然第五次挖掘查看便找到了灵柩，朱漆木上的标记还保存着。左和江安张君、防州熊君、成都钱君、藩使金君，都捐赠钱财帮助归葬，又在旧墓旁刻石，并让当地李姓人家看守墓地，嘱托我记载这件事。范鋐在三十五年中总共四次入川，有时未能到达，有时到达；其祖母和母亲都已年老多病，他的兄长又因候选任官而死在京师。等到服完三年丧期，他才毅然再次入川。所以范鋐入川时已经老了。《济宁关忠义祠记事》济宁旧有忠义关公祠，祠址和回族的礼拜寺相邻排列。礼拜寺是回族学习教法的地方，就像杭州的回回堂。此前，回族分散在天下各地，天下府县大多有回族商人，而济宁尤其兴盛。他们的习俗是戴白帽、持着棍棒，带着财物奔走四方，迁徙货物以求利润；虽然和当地居民杂居，却自成族群，称为教门。崇祯壬午年，流贼劫掠河南，向东侵及济宁。济宁旧有开府总河的旗兵，用来守护漕运，但时间久了军备松弛。回族聚集全族整治武备，请求迁入城中防守。当时年成大灾，回族集中财粮，部署人力，进攻防御，济宁城赖此得以保全。全回众向来骄横，到这时更加厉害，于是大规模扩建礼拜寺，商议拆除忠义祠来扩充地界。当时开府正在论定他们的功劳，只是一味应承；济宁诸生中有一位陈君，约集州民共同向开府上书，坚持不可拆祠。回族起初为难他，率领众人到陈君家，恐吓威胁无所不用；陈君迫不得已，他们又用利益引诱。陈君说：‘用威势压迫我尚且不行，若用金钱，难道有拿钱私卖我神祠的道理吗？’回族大怒，忽然有一人冲上前把陈君抢走，众回族争相跟随。到了北城，太阳已经落下，回族聚集起来，棍棒像雨点一样落下，打得陈君头骨凹陷、皮肉破裂，血肉模糊。

译陈家人向官府呼喊请求救援，官府只把尸体送回来。将要把尸体送回时，主持此事的人又剜去他的双眼，才允许抬走。于是主事者趁夜聚集谋划说：‘陈君已经死了，我们对州里有功，料想不会有大祸。不过杀人依法当抵罪。寺旁有个厉儿，是我们族中的人，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何不拿钱赡养他的母亲，让他替我们抵罪？’众人说：‘好。’于是他们簇拥着到厉儿家，把钱扔在他母亲面前，喧嚷说：‘厉儿杀了陈秀才，罪当处死！’厉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母子二人吓得发抖，跪在众人面前惊叫。主事者用手臂挡住厉儿母亲，命人锁住她，突然拉着厉儿离开，用棍棒打他；随即抬着陈君的尸体放在陈家门外，反而说：‘陈君杀了回回报仇，你们相当于开府以下的官员，都没有办法。’众回族散去后仍聚集在一起，主事者忽然倒地，不久便极其恐惧，仿佛有人要诛杀他，从孔窍流血而死。陈君的尸体被送回后，半夜听见有人来到面前，按揉他的肌肤，用针刺他的头脑，冲洗毒物，蒙蒙间仿佛给他敷了药粉；随后拿东西放入他的两个眼眶，寒冷得像冰丸。刚放进去，仿佛看见神灵带着披甲士卒，背着一筐东西，珠光从筐中溢出，那正是放入眼眶的东西。家人发现陈君似乎活了，非常惊骇，急忙移灯查看他的双眼，眼睛竟和原来一样。天亮以后，州民到处传说陈君见到神灵的情状。于是回族众人也后悔并恐惧起来，愿意恢复关公祠。甲申年 朝廷命大司马杨君镇守济宁，回族众人才稍稍收敛。第二年，陈君在乡试中中举；丙戌年考中进士，授任贵池县令。他的同年友人、两浙观察王君曾经讲过这件事；山阴陈曾埙与陈君交好，替他写了记文。陈君名益修，字伟如，曾说：‘我的两只眼睛看东西都没有不同，只是稍微小一些罢了。’陈曾埙因为旧记所载互有不同，于是请我重新记述。另有杨司马占卜修祠的事情，记载在陈曾埙的文章中。【杨司马名方兴。甲申年荆隆口黄河决口，于是以大司马兼任大司空。镇守济宁时，当地灾害频仍、盗贼很多。杨方兴想治理黄河，前往河北，又担心州民袭击自己，想把济宁州洗劫一空。他一向听说忠义祠神灵显验，于是到祠中占卜。占卜的方法是把牲畜拴在碑间，把酒浇在牲畜头上，牲畜的头动了就表示神灵应允。杨方兴故意命人把酒煮沸，浇灌牲畜的头顶和颈项，但牲畜的头一动不动，于是停止此事。等到查看牲畜的头时，已经糜烂了。杨方兴镇守济宁十三年，和州民逐渐亲近，才在后来谈起这件事。杨方兴也大规模修缮了关侯祠。】《赎妇记事》王师攻破江阴，诛杀那些凭城抗拒的人，并俘获他们的妻子戚氏。戚三被刺伤颈部，倒在城下却没有死，只是想到妻子王氏被俘而去，便默默向神祈祷【周栎园所作《戚传》称戚三在关帝神祠祈祷】。夜里梦见神灵给他一个字条，说：‘替你赎回妻子的人就是戚三。’醒来后叹息说：‘就是我戚三自己，还有谁能替我赎妻呢？’第二天在芦苇荡中遇到一个人，原来是寻找妻子盛氏的盛三。戚三想起梦中之事，看到‘戚’字中间模糊，和‘盛’字相似，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江宁。两人在亭中张榜寻找，有人说知道戚三妻子的下落，索要酬金。戚三说：‘我实在没有钱，我先前张榜只是骗人的。’那人说：‘既然如此，赎人也没有钱吗？’戚三说：‘没有。’那人说：‘既然如此，即使告诉你她在哪里，又有什么用？’说完就要离开，戚三拉住他哭泣。那人看着榜文，想了想说：‘如果你确实善于书写，正好有人雇人抄写《首楞严》一百部，地点在报恩塔，可以得到酬金。’戚三接受雇佣，先借支一半工钱，得到十金赎回妻子。绿旗郝将军的夫人收了钱，却假装不明白，用鞭子驱赶他，还不肯退还钱。盛三当时也一同前往，哭着说：‘这钱不是别人的，是江阴戚三受雇抄书来赎妻的钱。江阴城陷、家破人亡，他不怕濒临死亡，只求得到这笔钱，因为妻子还在。如今妻子还没有回来，钱又丢了，难道是说城破时他不能战死吗？我是盛三，现在和戚三一同来，终究不能让戚三独自死在这里。’他号哭喧闹，声音震动了各旗。将军出来，认为他们有义，答应归还妻子。等到妻子被送回时，才发现原来是盛三的妻子。原来盛三的妻子被俘后，曾秘密在驿站墙上写下：‘江阴盛三的妻子在郝将军旗下。’而‘盛’字中间被虫蛀得像‘戚’，所以当时报信的人竟把盛说成戚，并指明了所在地。盛三说：‘怎么能拿戚三的钱来替盛三赎妻？愿意把我们夫妻卖身给旗军，偿还戚三的钱，并帮助戚三寻找妻子。’郝将军说：‘不必这样。’红旗张将军似乎是主事者，请求把他们留下服役。张将军得到二十金，全部给了戚三，却把戚三留在旗下。傍晚为马除去通鼻的塞物时，听见隔壁房中有妇人的乡音，盛三便用乡音唱道：‘二十一是七三，托我来江南寻找你。’不久，里面的妇人也用乡音低声吟道：‘一十一是王氏，愿替七三告诉七四。’盛三听后大喜说：‘找到了！’急忙招呼戚三跟踪而去，但妻子已经被带走。第二天，盛三和戚三向郝将军说明情况，郝将军事先派人探查，已经查明实情，于是和他们一同到张将军处请求赎人。张将军坚持不答应，并说：‘这个妇人姿色好，价值很高，区区二十金本来就不够；况且我已经把她留下了，还赎她做什么？’ 两人坚决争辩，郝将军也竭力调解，但形势上无法解决。过了很久，盛三便把自己的妻子叫出来告别，说：‘我和戚三一同来时，发誓绝不独自回去。如今戚三用抄书的钱赎你，书还没有抄完偿清，我和你又白白卖身，没有办法报答戚三，单独赎你又有什么用？你仍然回到郝将军那里去，我和戚三一同去投江而死。’他把妻子交给郝将军，送还给张将军；向郝、张二人叩拜后，被两人拉着手臂送出。他一面号哭一面走，戚三的妻子和盛三的妻子也都号哭。当时张将军旗下有人愿意出钱代为赎人，有人感动得流泪。到了这时，张将军的心有所触动，对郝将军说：‘住手，我难道舍不得用一个妇人保全两个家庭吗？不过，妇人的身价不止这些；如果降低身价为她赎身，就无法向后来的人交代。而且这笔钱本来就是盛三妻子的身价。盛三为了戚三卖身，我怎么能只放走戚三，却把盛三留下？因此把盛、戚二人一并放走，再给他们二十金，让他们分作回乡的路费。’于是两人欢呼道谢后离开。经过抄书的地方时，两对夫妻都善于书写，请求分别抄书偿还债务。主事者被他们感动，不肯接受，于是合抄成一部，收藏在报恩塔中。胡道开说：‘江上的戚扬和我交好，曾经嘱托我记载戚三的事情，我没有答应。后来士大夫也渐渐有人谈到这件事，他们的说法大多相互吻合。戚扬说：‘抄经时，盛三夫妇所抄的经卷全都署着戚三的名字；夜里梦见神灵拿着盛三所抄的经书给戚三看，命戚三把“盛”字改正过来。’唉，这真是神灵显现啊！顺治丙申年，道开把这篇记文托付给西河僧开。过了五年，僧开写下记事。《周子铉游天台山记事》

译年轻时我曾和来蕃约定登秦望山高峰，到来蕃去世十二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登上去。此前我跟随许还，取小路经过陶丘，渡过济水，想去观览天孙；已经派人送信，安排泰安的守令接待，却在途中发病，最终没有成行。以前虽然有几次美好的游览，但也可以看出我的志气并不坚决。周子铉是求学修道的人，只是年纪尚轻，足迹从未越过家门外。癸丑年冬天，我在城东酒垆遇到他，看见他背着被褥，摸着袋中的钱，像是准备租船连夜出行；他四处张望，身边没有一个人。我正怀疑他年纪轻轻独自出行，必定另有事情，询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游天台山。’天台山离这里五六百里，难道有穿着绸缎、没有随从护卫的人来往其中的道理吗？他一定是和家人闹了矛盾，拂袖气愤而出，准备一去不回。于是我极力阻止，强行劝导他，从太阳偏西一直劝到天黑，等到他的家人到来，见他向家人辞行后，才听任他离去，不再过问。过了二十天，他忽然来拜访我，说：‘我已经走过石梁了。’我问他情形，他说自己独自走到石梁附近，请求一位能够走过这里的和尚在前面引导；那和尚拱着身子，两臂护持，脚上磨起厚茧，轻快地走了过去。他走过后马上返回，心中毫不动摇；至于所谓攀搏石屏、攀援长藤，旁边还有绝壁，可以用手攀附倚靠，如今看来，都是荒诞不实的话。面对万仞高的层层山崖，临近深不可测的长溪，水流从悬崖散落，幽深的山谷发出声响，脚下只有半只脚所能站立的地方，茫然无所依凭，却能够任意往来；如果不是能够俯观万象、超然独行，摆脱尘世中的留恋而与幽深玄妙之境相契合，又凭什么能够做到呢？这正是吕梁那样能够出神入化的人，而伯昏是有道之人。我曾经仰慕天台山的奇景，想用一周年来记述它的胜景，却长久不能实现。后来读孙兴公的赋，才知道孙兴公也没有到过天台山，只是画出它的形状而作赋。如今子铉所游历的地方，从楢溪以往，凡是四明、五界、九里、万年，没有不深入其幽境、穷尽其奥秘的。他又登上华顶，侧身临近金庭；至于赤城、霞标、双阙、云竦等前人称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他所走过的石梁，只是其中一节罢了。人最怕不能自己决断，犹豫迁延成为习性，起初以为从容应付事情，或许不会有大过错；一旦遇到变化迫在眼前，却因圆滑退让、迟疑拖延而不能拔刀斩断，这种因为可惜因循而叹息错过时机的人，到处都是。子铉可以免于这种情况。我十年前送白门向阳游天台山，读到他所记的游记，说到石梁时，看见一个健壮的人夹着弹弓，踮着脚走过石梁。看见石梁本身并不奇特，看见能够走过石梁的人才是真正的奇特。他又说：‘我从另一条道路匆忙赶来，经过石梁右边，向石梁左边的人喊道：“我也走过石梁了。”’他竟然如此重视再次走过石梁这件事。距离子铉游天台刚刚一个月，章安就发生兵乱，后来便有再也来不及游览的人了。《东阳抚寇记事》越司理陈子龙曾经把东阳诸生许都推荐给浙江巡抚，但没有被任用。许都是世家子弟，他的祖父达道曾进入御史台，颇有声名。许都见天下动乱，暗自高兴，颇为自负，曾凭借文章和三吴名士交往，三吴名士大多称赞他。华亭徐孝廉见到他后叹息说：‘如果任用像许都这样的人，天下的事情怎么能够安定呢？’婺源有个无赖之徒假称得到宦官征兵的命令，事情败露后，东阳县令罗织罪名，想向许都索取贿赂；许都因为没有事实根据而愤怒不答应。县令急迫地拘押他，恰好许都正在安葬母亲，远近前来吊丧的人有一万人。有人告发许都将要作乱，县令秘密写好文书上报。道使王潆突然派人捕捉许都，在葬礼处把他逮捕；正要捆绑时，宾客冯隆从旁扶住许都，向众人挥手喊叫，众人顿时大乱，丧车四处奔驰，山间集市沸腾起来。其中有一个叫戴总的人，亲手格杀前来捕捉许都的人，使拘捕行动停止。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在葬礼处撕下白布裹住头部，起兵，号称白头兵。此前浙江巡抚曾把陈子龙的推荐状转给直指使左光先，但巡抚因其他事情被免职离去。到了此时，直指使派游击将军蒋龙江统领厢军进剿，发檄文命陈子龙监军自效。当时许都已经攻下东阳、浦江、义乌三县，将要进犯郡城；郡人姜应甲任给谏，和罢归的淮抚朱大典共同商议守城，已经召集平民发给衣服器械，但姜应甲想出城迎战，朱大典不同意。姜应甲向朱大典借粮草，朱大典不给，姜应甲大怒，率领众人在孝顺街迎战，打败贼兵，逼近城下。蒋龙江的军队到达，攻破贼兵的包围，贼兵稍稍退却，退守紫薇山。起初蒋龙江进兵时，因为军队中有很多东阳人，先和他们约定说：‘如果众人与贼兵都是同乡，今天相见，不是亲戚就是邻里，能够拿刀相砍吗？’众人说：‘能够。’于是进兵。贼兵看见官兵中有许多熟人，彼此隔着一段距离相望，官兵突然冲上前去，趁其不备，解除包围离开。然而他们终究不是贼兵的对手。直指使希望陈子龙出面，而王潆因为局势因激变而不安，想借陈子龙招抚贼兵，以便替自己卸责。此时姜应甲也暗中请求从重处理。陈子龙于是独自骑马请求前往许都那里，直指使不同意。陈子龙说：‘许都本来崇尚义气，如今听说他攻破城邑，却没有侵犯百姓一丝一毫；只要让他穿白衣、戴白冠向长吏谢罪，整顿部伍后离去，这个人是可以用道义招降的。而且许都一向因为不被任用而郁郁不平，如果能赦免他的死罪，让他去剿灭贼寇，责令他建立功效以赎罪，就像把黑暗中的人引向火中一样。’直指使答应了。陈子龙于是直接来到许都营中，许都惊讶地询问缘故，陈子龙把原因告诉他，又责备说：‘本来因为把你看作国士，所以推荐你；如今你却成了贼，怎么才能自己改变呢？中州的盗乱将近十年，用功劳赎罪，封你为万户侯，正是你的事情啊！否则人们就会把你的身影刻在耻辱柱上。’许都起初不回答，抬头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赎什么罪？’随后绕着案子走了好几圈，快步走进去又出来，叹息说：‘故友大概能够明白我。我是被贪墨的官吏误害的，并没有反叛之心，即使走向死路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人们不能谅解我，这又怎么办？’陈子龙泛泛地指天发誓说：‘我以全家百口为你担保。’许都出去向众人宣布，众人不答应，都说：‘陈君是在欺骗我！’他们亮出刀围住许都，许都喝止他们，并且笑着说：‘难道陈司理会欺骗别人吗？’他召集亲信在帐中商议，众人仍然犹豫，过了几天也没有决定。冯隆拔出佩刀砍在地上，对许都说：‘今天子璵出去，明天按约定行事，现在散去还不晚。’子璵是许都的字。于是许都带着三名骑兵随陈子龙出去，夜里到王潆那里，请求发给免死凭证。王潆对此为难，陈子龙争辩说：‘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不可以，失信违约更不可以。况且贼兵还没有散去，专门等候我们的凭证，把它当作判断我们态度的依据；如今如果不和贼众一起回来，难道会少了许都吗？’王潆醒悟，发给凭证，仍然命陈子龙带着许都重新进入山中，遣散他的部众。许都投降，随从有八十人。直指使在正阳门外迎接许都，却把他收捕斩首。

译临刑时，许都仰天说：‘竟然被小人出卖了。’徐孝廉知道许都死后，责备陈子龙说：‘许都本来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向你投降，你却不为他的死据理力争，从今以后谁还敢和你交朋友呢？’有人说：‘司理因为曾经推荐许都，所以不敢争辩。’有人说：‘司理本来已经极力争取，只是没有成功；你当诸生时曾跟随司理交游，听说过这件事。’顺治丁酉年，兰溪方君所说与这些相合，于是记下此事。浙东土寇后来起兵的，都称为白头兵，难道是仰慕许都而得名吗？还是许都的余党呢？和许都结交的宾客有一百人，山阴郑遵谦抗拒王师，失败后投海而死，当时也在这些宾客之中。《周氏家藏三代诰命记事》明代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周公顺昌，因抗拒权阉而死，已经追赠为太常寺卿。他的儿子茂兰刺破舌头取血上书，请求追封三代。按照旧例，因死于尽忠进谏、维护纲常而获赠官职的人，其父母、妻室都准许获得封赠，发给应得的诰敕，但不涉及祖父母，所以请求追封三代便有了限制。皇帝命有关部门查考这条限制，具文复奏，但典章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茂兰说：“唉！当年我父亲从福州推官任上赴京接受行取时，曾缝制布袋，装入积存的若干俸银，说是要献给我作养禄，想到这里便不禁流泪。”回头又叹道：“怎样才能立即追封我的祖父和父亲呢？”茂兰听到这话，如今追赠之事已近在眼前，而成例却只及父母，怎么办呢？于是悲痛哭泣，翻检典章，从夜里一直查到天亮，忽然找到一条例文，说：“凡因尽力办事而死、坚持节操不屈、为纲常而死的人，其抚恤典礼取决于皇上的裁决。”他跳起来说：“既然这样，只要皇上特别优待就行了！”立即向有关部门揭示这一条，请求据此复奏；皇帝果然破例命有关部门从优给周氏三代追赠。一时之间，死于尽忠的人都能够援引此例请求完整封赠，这条例文从茂兰开始，改朝换代之后也没有改变。乙酉年，南都陷落，茂兰捧着诰轴，含在口中，用黄绢把三轴诰书捆合包裹起来，对他的弟弟说：“这里是东西南北四方交通的地方，也是兵戈经过之地，把诰书藏在这里不能保全。苕溪地势险阻而偏僻，假如能够免遭焚烧劫掠，怎么知道蛟龙一定会成为祸害呢？我留守旧居，你带家人进入苕溪，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弟弟说：“好。”等事情结束后，旧居安然无恙，而藏在苕溪的诰书却被抢走了两轴。茂兰哭道：“先人的恩宠诰命，竟不能守护到底，我凭什么做儿子？况且圣恩已经全部给了三代，如今反而不能全数保存！”他呕出鲜血。不久，福建军队报告平定敌乱归来，一位号称“夸蓝大”的将帅，带着身披铠甲的骑兵寻找周氏住宅，整条街都震惊了，家人渐渐有人逃窜。有人劝茂兰不要出去相见，茂兰说：“我难道要逃跑吗！”于是挺身而出。夸蓝大弯腰行礼，取出箭囊中的诰轴，捧还给他说：“这是你家的东西。”茂兰跪下接受，夸蓝大随后告别离去。询问他的姓名，他不肯告知，只对请求跟随的差役说：“夸蓝大王得胜了。”我起初和杜陵蒋生一起拜访茂兰，茂兰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请求我写下来。后来我又和姜京兆一同拜访他，得以看见三轴诰书，真是世间珍宝。当时京兆在血疏后面作了跋文。后来茂兰又到我这里，请我为这件事作记，正好说到逆阉假传诏令逮捕周公时，乡人把缇骑打死，周公最终还是上路了；后来他写信给茂兰说：“我渡过长江以后，凡是邮夫、商贩、儿童、妇女，都攀着车子哭泣，即使那些面目狰狞、对这类人满怀愤恨的人，也都流下了眼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既然这样，可见大义是很容易感动人的。”如果夸蓝大王得胜这件事确实如此，那么他又是一个至性超过常人的人了。诰轴之外，还有黄宗伯道周所赠的序文，亲笔书写的文字都完好无损。《西河集》卷一百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说 《伊尹告仲虺说》毛甡闲居时在墙边读《新莽传》，私下叹息说：自新莽以来，采用禅让受位这种方式的共有十三家，这大概是乱臣贼子借以获利的阶梯。刘氏、汉、唐、明本来都是通过征伐诛讨取得天下，只有唐朝建立之初，还不能完全消除这种习气。唉，禅让受位的事哪里说得尽呢！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向臣下说明自己对此感到惭愧，也只是害怕后人借此作为口实罢了。可是唐尧、虞舜的事成为口实，直到今天仍未听说有人加以辨明。孟子责备燕国，说得好：“子哙不能把燕国交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他垂示的戒训真是深远。我曾考察《仲虺之诰》，原本有《伊尹告仲虺说》，怀疑它在新莽时期被莽的卿大夫们阿谀删削，不让它流传。西河毛甡于是重新考查《石匮之书》，得到这篇文章，便补录如下。文章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觉得自己有惭德，说：‘我恐怕后世拿我作为口实。’伊尹于是告诉左相仲虺说：‘唉，我听说古时候，放逐有德之君，只在于成就德行，不在于成就功业。只求成就功业，最终会导致失败。从前三位君主大力实行禅让，真实的功绩没有坠失，并不是因为有马牛奔驰往来而造成的。天命长久，于是夏朝三代都不能承受忧患；只是你们遵循先王旧典，才大大完成了所受的天命。到了有穷氏的时候，不要去询问龙圉。只是风神便成为纯狐，又只是进献我们的封豨之脂膏，使其名声上达上帝。到了今天，谁敢知道其中的真相？有人说：‘这不是上帝的德行赐给有穷氏之门吗？如今大王远离旧居而居处无常，却惭愧于禅让的德行。我恐怕后世关于禅让德行的诬妄流传，会更加严重。’仲虺说：‘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我，只应凭借上帝重大的命令，来洗雪惭德。’仲虺于是作了诰文，但后来这篇诰文也亡佚了，起初有人伪造了所谓百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齐于生辩日远近说》孔子游历越地，齐于生为他驾车，在路上遇到两个孩子争辩太阳距离远近，不能判定谁对谁错，便把这件事告诉孔子。一个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远，中午时近。太阳刚出来时清凉苍苍，中午时像把手伸进热汤，这不就是近处热、远处凉吗？”另一个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近，中午时远。太阳刚出来时像车轮，中午时像盘盂，这不就是远处小、近处大吗？”孔子没有回答。齐于生说：“唉！这见识多么幼稚！说起来倒容易。太阳有凉热，是由于太阳运行。太阳每天从早到晚运行，寒暑便随之而来。况且太阳的运行有行程：从地上看见它从地上升起，总共经历三段行程，这叫作昢明；昢明以后再经历三段行程，叫作早食。正当太阳还没有露出地面、藏在地中时，它运行的里程还不能按行程计算。然而我听说从前天子封禅泰山，登上日观峰，雄鸡刚鸣叫时，就看见太阳从海底出现，还没有浮出旸谷时，它的直径有三丈；随后出了水面，在扶桑上晒干，直径又增加了一倍有余；等到看见地面时，还剩下十尺左右【《汉官仪》记载：鸡鸣一声时看见日出，共约三丈】。我没有听说过地中运行的太阳比看见地面时更近。这不过是月亮有盈亏、太阳有舒展收敛，形体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太阳有舒展和收敛，就不是仅凭所见便能判定的。当它显得舒展时，看起来远也舒展，看起来近也舒展；当它显得收敛时，看起来近也收敛，看起来远也收敛。既然连形状都不能确定，又谈什么远近呢？于是车夫叫两个孩子上前，对他们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太阳在冬天时清凉苍苍，在夏天时像把手伸进热汤，难道能说近处热而远处凉吗？太阳刚出来时，从东方极远处看像车轮，从西方极远处看也像车轮；它在正中时，从地面仰视像盘盂，从东西两方仰视也像盘盂，难道能说近处大、远处小吗？’” 《上巳说》成向齐于生问道：“‘上巳’中的‘上’，是说上旬；‘巳’是天干的名称，还是说地支呢？”齐于生说：“‘上’是上旬，‘巳’是天干的名称。古人选择日期，用天干作为标准。凡是先计算月份，然后才用地支。所以三种历法确定月份，先规定子、丑；四时分配日期，才开始用甲、乙。你没有看过礼书吗？上旬的丁日练习舞蹈，中旬的丁日练习音乐。你没有看过传记吗？上旬的辛日举行大雩祭，下旬的辛日又举行大雩祭。所谓‘上’是上旬，‘仲’是中旬，‘季’是下旬；所谓‘丁’‘辛’，指的就是天干。大概旬以十为标准，十天干配合日期循环使用，天干没有遗漏的数目，所以用它来确定上旬、中旬、下旬。若以十二地支为标准，只有每月十二个地支可以与月份相配；假如用地支来确定日期，那么日期本有固定的旬，而地支还多出二个数，上旬就难以等同了。请让我把道理说完：如果上旬初一在子日或丑日，那么这一旬便没有戌日、亥日；假使上旬初一在午日或未日，那么这一旬便已经没有辰日、巳日。既然没有辰、巳，上旬就不可能有巳日。然而又必须使用‘巳’，巳日在中旬，难道要把这个巳日称作‘上巳’，还是称作‘中巳’？这就造成数目的混乱。所以沈约《宋书》说：‘自宋以后，只用三日，不再用巳日，因为厌恶这种混乱。’ 所以《风俗通》说：‘巳，就是福祉；只有巳可以止息，因此用它来举行祓除，这就是“巳”的含义。’所以《尔雅》把巳月称作“则月”，“则”也是止息的意思【此篇出自《蔡州曹氏月令考》】。《寿人说》庭院里的松树，经受严霜而不改变，是什么缘故？因为它安静。吕梁的石头，任凭波澜冲击研磨也不裂，是什么缘故？因为坚强牢固的东西不会移动。如今琴庵先生的为人，我无法完全了解。他起初任雷州法曹，后来升任汾阳司马，又后来出任淮地太守。他的政绩，我也无法考核判断。我曾经和他的弟弟交游。郡中做官的人，往往一定要扩大门庭，高筑门屋；但先生家的横木低矮，不能容车，门槛也高得无法仰望。我曾进入他的庭院，只觉得空旷清静，却又安适自在。这难道不是因为安静而不动摇吗？先生的弟弟，也是安静的人。他把求道治学作为根本，后来居住在嗣君任松溪县令的地方，有知名人士把他比作阳城。我都曾与他们交游，所以了解他们。因此说，先生确实属于安静的一类。所以说，他的道像龙一样变化，他的心行坚定不移。所以说，只有安静才能长久常存；正因为安静，所以长寿【以上是董琴庵先生】。

译况且丝绳制成的弓弦或绳索，本来是有形之物，必定先卷起来收在怀中，不会全部舒展开；一定要遇到物体后，才会拉紧并展开它。所以尚未完全舒展时，还没有到时候；舒展开了，才是时候到了。只有至人能够顺应时势。因此冬天荷花开放、夏天菊花盛开，是违背时令；蟪蛄没有春秋、蜉蝣没有早晚，是失去时机；彭铿在八百岁时夭折、殇子在期年时夭折，是受到时限拘束。至人晚于时势而出生，不抢在时势之前成就；并不一定要先有道德，道德之名便自然形成；并不一定要先求功名，时代使他获得功名的事迹便会显著。所以我说，这就是李先生能够长寿的原因。又说：深渊中有一千条鱼，一张网便把它们全部捕获，那么这张网就劳累了；一张网捕获十条鱼，却还认为没有装满，那么这张网就是完整的。处在适宜作为的时机，去做适宜做的事情，事情常常还有余力，却仍然认为没有做到尽头，这样时机才算完整【以上是李司马】。【旧本原有三段，如今已不存】《胡方叔字说》胡方叔起初取字匡叔，因为兄弟很多，类似匡裕兄弟，所以这样取字。看他的别字为匡岩，也可以知道这一点。然而他起初本来取字玉叔，玉叔名璲。玉上所佩的璲，就是玉。后来他参加乡试，艰难地考中，却又失去功名，而且家徒四壁，刚站立不久，盗贼又窥伺他的住宅。玉叔说：“我把我的玉藏起来了。荆山的精英，即使被砍伤也是它的本性；既然已经遇到楚成王，却又被题作瑕疵。美玉没有被辨认，必定有人背负它而投渊自尽；况且鲁国的陪臣，又已经偷走我的宝玉了。我怎么还能取字玉呢？”小东说：“佩着长长的璲玉，不在于它是否长；璲本来就没有长短可言。”他生长在东海，居住地靠近东山，再向东还有更远的地方，谁说“东”不能作为名字呢？于是号称东岩。我曾作《东岩先生被窃诗》来嘲笑他【见七古卷】。如今方叔说：“我还是改字为方叔吧？大丈夫生来有志于四方，所以《诗经》说‘经营四方’。在乡里游历若不快乐，何必闷闷不乐地怀念京城呢？不过家中有老母，我不能没有去向。《论语》说：‘出游一定要有明确的方向。’我将要向四方游历，那么我取字为方，正好用来表明志向。” 于是送行的人都称他说：“方叔先生。”有人说：“方叔是元老，还能奋发壮大自己的志业；这次出行正有其意义。”有人说：“从前东方朔年轻时学习击剑，又学习《诗》《书》，接受孙武、吴起的兵法，掌握了攻战守备的本领。长大后游历长安，天子认为他奇伟，命他在公车署待诏。如今方叔所学的仍然是这些。”然而他放纵言辞，最终却归于正道；言语诙谐，轻慢嘲弄，毁方为圆，却并不违背最根本的方正。虽然极力自我夸耀，意气洋洋地执持防卫之论，但最终不像炫耀才华、待价而沽的人所做的事。东方朔能够与“方”相称，正在这次出行上。方叔从前称匡叔、玉叔、匡岩子、东岩先生，最后终于成为方叔，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方叔说：“是的。”于是作《方叔字说》。《李氏兄弟字说》李子兼汝拿两个儿子日炜、日焜的取字来向齐于请教。齐于说：长子取字一煇，次子取字次煇。炜和焜都是煇的意思。《汉书》“青炜登平”的注说：“炜读音为煇，是说青色云气的光辉。”司马长卿作《封禅颂》说：“焫焕煇煌。”唐代五臣注《文选》时，便把煇煌读作焜煌，大概炜是煇，焜也是煇。我认为，长子、次子的名字虽然不同，实质相同，只是有长幼之别，完全没有差异。你们这两个孩子，可以比作光焰。并且从长子到次子，凭借求学日益进步，有光明盛大的学业，何必烦劳我这已经西斜的太阳？借助余光照亮昏暗，如同月亮和太阳【“昧”叶“蔑”】。日炜后来改名日燿，与日焜于壬子年一同被推荐，曾在西河门下求学，早晚受教两年。西河辞去他们弟子的礼节，似乎不愿以老师自居。另有《师说》一篇，如今已不存】《莲城说》曹君连城到中年便嗜好求道，戒掉酒而不吃肉，改字为莲城，向于先生请求作说。先生说：“这就是太史所说的莲花脱离淤泥而洁白无瑕吗？连城本是美玉，却改成‘莲’字。莲，就是相连；莲藕成对相连而生，那么莲也仍然有连的意思。并且不只是这样，莲花脱离污泥，这不是那些流连不舍的人敢说的。他不取字为连而改为莲，正是因为厌恶‘连’的含义。连城因为嗜好求道，一旦舍弃人世间的纷扰而返回清淡澄澈之境，难道还会有流连不止的念头夹杂其中吗？那么，打碎价值千金的美玉而把它寄托在一枝莲花的安宁之中，莲峰化为城的意味，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了。” 《不群说》梧桐生长在朝阳之地，独自挺立，又依靠什么呢？松树寄托在徂徕山上，没有旁枝依附。鹔鹴不与同类并列而居，罗网也离它很远。雉子耿直，画地为界，分明划出疆界。天下本来就有不同于万物的行为，假如勉强与万物相同，便成为依附。我友人包饮和，名秉德，排行第二，天性喜好学习，和朋友同心努力而又珍惜时光。他怀抱宏大的才干，带着未竟的志愿而死；死后，徐君以芳烈为他取谥号“淳博”，大概取自古人朋友之间改定名号的大义。然而徐君又在他的旧居题匾“不群”，有人对此感到疑惑。饮和小时候在乡里与人群居，长大后与朋友交游；读书论世，则向上与古代帝王圣贤为伍；往来赠答、年节宴饮时，与戴高冠、束大带的人同群；居家时与亲人相亲，言笑之间没有忌讳，和乐喜悦自然产生。他死去至今已有若干年，始终与自己所爱、所敬的人相处，却自认为不群。唉！世人难道也知道柳下季虽和众人同居鲁国，却与臧孙季孟等人有所不同吗？饮和名秉德，排行第二，我另有《包二先生传》。《诗余谱说》会稽陶燕公编定《诗余谱》完成后，嘱咐僧开作序。僧开作完序，又为它写了一篇说。文章说：

译古诗不同于近体诗，近体诗限制句数和字数，古诗不限制句数和字数。词不同于诗，诗的句数、字数不受限制，词却限制声调。词既然限制声调，难道可以不审察声调吗？不过，诗也限制声调。古诗中限制声调的，有梁武帝的《采莲龙笛》、徐勉的《迎客送客》；近体诗中限制声调的，有王维的《青雀词》、李贺的《休洗红》、韩偓的《嬾卸头》、刘禹锡的《潇湘神》。诗限制声调，却没有谱来记录，所以失去声调；词限制声调，却没有谱来记录，难道不会连词体也失掉吗？不过，《花间集》的编纂，欧阳舍人已经为它谱曲；大晟府整理订定词调，屯田待制也已经为它谱曲。然而又有不同之处：《花间》的《江城子》《南乡子》等词，字数还可以增减，声调还可以升降；大晟府所定的《虞美人》比唐调减少了字数，便始终减少；其中《临江仙》比唐调增加了字数，便始终增加。《花间》因为不固定，尚且接近诗；大晟的词调假如也不固定，难道不又降格而接近曲了吗？不过，音乐容易亡失，是因为声调难以传变；如今声调可以传变了。字音则是伊吾，乐器则有鲁鼓、薛鼓了。然而还有更不同的地方：如今称淮海居士，所用的是“山抹微云”；称东坡，所用的是“大江东去”。《山抹微云》所属的《满庭芳》，本来并没有违背声调；即使《大江东去》所属的《念奴娇》序，也难道有改变声调吗？可是人们竟强行这样区分优劣。那么，评求词作的人所应当看重的，不仅在声调，何况还只是声调呢？《王景略不智说》王景略将要死时，苻坚问他。景略说：“晋虽然偏僻鄙陋，但正朔相承，不能图谋。鲜卑、羌人这些胡虏，时时都是我们的仇敌，应当逐渐除掉他们。”景略死后，苻坚攻打晋，鲜卑、羌人共同杀死了他。秦国灭亡后，毛僧开说：“景略是有智慧的，却又不是全然有智慧。他知道兵器能够伤人，就应该说‘这是兵器，会伤人’，却说‘兵器锋利’，使听的人不害怕，何况那些想要玩弄兵器的人呢？景略说‘晋不可图’，这是有智慧的；但他不知道晋确实不可图，也不知道苻坚必定想图谋晋，于是只说‘正朔相承’，这就是宣扬兵器锋利的说法。宣扬兵器锋利，并不是智慧。然而他说‘鲜卑、羌虏是可忧患的’，最终也确实被他们消灭，却又不能说没有智慧。鲜卑就是慕容垂，羌人就是姚苌。景略想除掉慕容垂，没有成功，曾经多次设法除掉他，也仍然没有成功；那么他所说的话，或许又是在夸大这些办法，想让苻坚听信而除掉慕容垂吧？这样又不能算有智慧。” 《西河集》卷一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一百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录 《门防录》京师芦沟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崇祯年间，流贼窥伺京畿南部，当权者商议筑一座小城，设置把总，隶属士兵镇守。城中只有两座门，通向南北往来道路。当时题写门名，南门叫“永昌”，北门叫“顺治”，实际上只是颂扬吉祥，并没有别的意思。后来李贼僭越称号，改年号为永昌，而 本朝 世祖皇帝即位，辽阳果然建立年号；“顺治”门预示本朝国号年号的事情，就是这样。《野树神录》我的朋友丁大声在城西有一座枣园。他的祖母戴氏到园中剥枣，嫌一棵大樟树占据枣树的地方，命人砍掉它；管理园子的官吏极力争辩，说这棵树寿命长，枝叶覆盖一亩，必定有神，不能砍，戴氏不听。树砍断后，戴氏看见一个穿绯袍的人从断树中出来，惊恐地询问，但旁边的人都看不见。她登上藩车到门口，忽然有瓦砾从车帘中飞入，正打中她的脸；下车后，飞石又聚集到她头顶，像乌鸦群一样。侍从横过来遮挡便停止，稍微退开便又聚集，她十分苦恼。有人劝她躲到亲戚家，但她又不能回家。大声是读书人，拿着经书坐在母亲身边，严肃地高声呵斥它，始终没有效果。杭州有个善于观察鬼魅的师婆，有人请她来。她刚到台阶，就向左转身拱手，悄悄问道：“你家有个女子脖子上套着雉绳，这是谁？”家人哄然说：“这是大媈。”大媈是杭州杨姓人家的女子，本来是大声的母亲，却被婆母用绳子虐死，这一定就是她。大声呵斥道：“住口！师婆是杭州人，怎么知道这些事？难道不是听说过事情后捏造这番话吗？”师婆又说：“还有一个小婢女跟着她，也用绳子勒脖子，这是为什么？”众人惊愕地说：“这件事外人绝对不知道。”大声于是大声号哭，请大媈的鬼魂出来，用小牲畜和酒食祭祀，写了几句话的祭文，一面哭一面告诉她，详细说明子媳不应有仇视婆母的礼法，家中有名教约束，不能这样教训人；母亲活着时懂得读书识礼，怎么死后反而会昏乱到这种地步呢？当天夜里，大媈托梦来到，说：“我颇懂礼法，难道不知道儿媳不能仇视婆母吗？只是这实在不是我的意思。有一个野树神，因为树被砍掉而失去了栖身之所；又有一个守门楼的神灵，厌恶门楼仆人每天把污秽物浇在门端，于是借机作祟，胁迫我跟着它来。凡是我冒犯婆母的情状，都是它做的，我哪里敢冒犯婆母呢？不过，野神满足于有栖身之处，只要在断树下建造一丈、两丈大小的砖瓦小屋给它栖身就够了。我这十年来颇受苦恼，何不也把这些告诉婆母，请她到云栖作法，稍微替我解脱罪责，可以吗？”醒来后，大声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于是在断树下建了一座小祠，又到云栖作咒忏悔，共十昼夜。仪式结束后，母亲早晨洗手漱口，一个婢女捧着水盆，一个婢女递毛巾洒水洗脸；母亲已经接过毛巾，递毛巾的婢女忽然从怀中取出石块打她的脸。母亲打了她一耳光，说：“原来从前投掷石块的事都是你做的吗？”但那婢女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投石便彻底停止了。于先生说：“礼制中有室神。《论语》说乡人举行傩祭，孔子一定穿朝服站在东阶，注释说这是因为害怕惊动室神。又有野树神，《周礼》记载，大司徒掌管田地时，各按田野适宜的树木，给社和田野命名；注释说，野外没有社神的主人，便不筑坛立壝，只依照当地适宜的树木让田神栖息，例如依靠松树就叫松社之野，依靠栗树就叫栗社之野。” 就是这个道理。如今世上没有五祀制度，不懂室神，也不知道门神是五祀之一；至于野树栖神，却把它认为是怪诞之事。砍树的人因此遇到这种事，哪里知道这些都是讲礼的人必然会涉及的呢？只是它作祟时，野神不能进入室内，必定借室神作为媒介；而室神、野神又一定要凭借家人之间的嫌隙，才能做出这种事，因此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可怪的。只是人死后能够长久停留，又说到在云栖作法便能解除怨结，这才十分怪异。记录这篇说法的人，或许只相信其中有礼法的部分，而略去其中怪异的部分，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