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四十一

译《戴隐居九十寿序》我偶尔应酬世务写作杂文，各种体裁约占十分之二，而序文占十分之八；在其他序文中，普通序文约占十分之二，寿序占十分之八。所以在尚未赴都时，我禁止自己作序；请假归来以后，更禁止自己作寿序。然而寿序虽然很多，大抵写六十、七十岁，八十岁也少见，到了九十岁，平生屈指可数，因此每逢罕见之事便考察古人，除了卫武公、伏胜之外，几乎没有听闻。隐居戴翁出自新安名族，来居武林，他的门第之大、簪裾之盛，不必说了。只是戴翁生在前朝，正逢神宗极盛之时，年轻时常以才华傲视士林；虽然有时也屈身礼下士人，意气却直冲云天。他讲经谈礼，常常登上大傅的厅堂，压倒侍中的席位。当时称许少年有成的人必然推重他，后来历经数朝，又亲身遇到 圣明时代，却凭借高远的才华专意做高隐之士，植树开涧、逗弄孙辈、教训子弟，也已经多年了。如今听说他九十岁；人生满百岁，只是说个大概，至于寿命奇长，则不以此为限。因此到了耄耋之年，未来的日子并不算短，而已经过去的日子实在很长。荣启期说：“人生有不能见到日月的，而我活到九十岁，难道不是快乐吗？”如今戴翁有这样的遭遇，子孙环绕膝下，姻亲满门；即使他们捧来皇帝赐的棉絮和最珍贵的美食，也都不值得拿来为戴翁庆贺。只有在举杯祝寿之时，回想从前，凡是自己经历过的山川城郭、朝廷乡野的风物、变革兴废，都如麻姑所说“蓬莱扬起尘土，沧海已经种桑”那样；扶几衔杯，从容讲述，这也是活着的人生一大快事。朝廷重视尊养老人的典章，尊崇年高德劭、请求起用的人，必定听闻其名并向他询问政事，赐予几杖的礼制也由此开始。又听说，长寿者亲身经历丰富，必定多有学问，因此有所献呈，文章也随之产生。考察卫武公九十岁时仍努力学习而成为圣人；伏胜九十岁时还向太子传授《尚书》。家令翁拥有书籍万卷，亲手编纂辑录，常常考察稗官野史，解释掌故，夜里点灯写作，将《尚书》写成蝇头小字，并为它评定。他还在家训之外，进一步著录格言劝善之书，用来警诫世人；他的学问究竟怎样，可想而知。我一生为祝寿、上寿作序，最为少见；近来刚为杨郡丞的慈亲作九十寿序，如今又在一个月内为戴翁寿辰作序，竟得到两篇大寿序，附在文章末尾，这是多么幸运啊！何况从今以后还可以达到百岁呢？《平台湾记序》自古以来，非凡的功业一定要借助宏大的文章来流传。虎的诗、长舅的铭、韩吏部的碑，都是这样。只是自循蜚以来，不臣服于中原的海邦，疆域虽然广大，受到教化的范围却有限；而 本朝经过四方征讨之后，凡是穿麛皮、食兕肉、雕刻胸饰、绘画额头的族类，无不臣服。唯独这个海中的孤岛，自古从未接受耕犁；然而戈船到达之处，便将其驱除、编入户籍。可是它让逃亡者延续四代，从明末直到今天，僭越妄为、自高自大，把前代的孙、卢、陈、彭、鼂、兴、暮等人全都蔑视，又偷安因循，持续了七八十年，才在一旦之间攻破彭湖、捣毁台湾，从铜山、花屿抵达将军大防，乘潮而入，斩杀守将、夺取栅寨，烧毁水井，堵塞洞穴。海外这一方重新施行吊民伐罪，从辰时到戌时，消灭数代积留下来的盗寇，七日之内便平定了，何其迅速啊！这样看来，朝廷谋划的神明，以及将帅武臣的力量，本来应当大力铺陈歌颂，哪里还需要多问呢？只是壬戌年春天，军队凯旋京师。天子亲自驾临端门，接受俘虏、献上敌人的左耳。当时在朝班侍立的群臣，只能空拿笔站在左右，不能歌咏这件事，使它传给后世，只能记载在 起居注中，供 圣朝实录采择。而倪君殿侯亲自经历军中，亲眼看见旌旗所到之处，敌人和潮汐都退避；又亲身面对炮石，甚至能摩盾吮矢，记下事件的始末。如今读他的文章，不亚于陈琳起草檄文，也不亚于韦皋记载战功。这样，朝廷的谋略虽然宏大，有人记载其事，德业便更加彰显；疆土虽然广大，得到颂扬的文章，功绩便更加显著。这篇文章果真流传，它对 圣明时代的裨益，难道会少吗？殿侯已经把文章上呈，将军将要在海边刻石，又抄录副本来传示世人，于是编次其篇章，托我作序。谨此作序。《西湖倡和诗序》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吴门顾迂客兄弟带着依园诸位朋友来到西湖。当时堤水刚刚上涨，树木和草都换上了新叶；山色在雨晴之间开合变化，一天就变换两次。恰逢张太史毅文从淮地来，家明府会侯从睦州来。迂客本来好客，早已和钱唐诸位朋友，如吴君宝崖、许君莘野等，举行文酒聚会。到这时便纵情饮酒，尽览山水之美，连续十昼夜饮酒不止。良辰如晚春，胜地如西湖，高朋佳客又如迂客诸人相遇，豪饮本来就不能停止。像这样昼夜相继，以上条件凡有一个便应当有诗，这里却全都具备。他们彼此唱和，汇集成一部诗集，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迂客并不是嗜酒之人；他家有名园，今人所称的依园，花竹丘壑泉涧在吴会地区首屈一指。他兄弟凭才名招致天下士人，车马几乎堵满门外，却唯独对这个地方一再前来，在文酒之间流连，往来送迎。难道这个地方的人士独独与迂客有特殊的契合吗？从前十郡大会在 章皇帝时，考钟击鼓，交游之盛达到极点。如今已经断绝，不能再有了。所幸 翠华巡视地方，驻跸在这座湖上。凡是楼台亭观受到临幸、草木山石得到顾盼的地方，都稍稍增添了光彩，或许可以助长登临的兴致。而我又卧病在床，竟不能参加这次美好的聚会，列在背囊提酒壶之人的末席。可是我还要读他们的诗并为之作序，难道不惭愧吗？

译《郑彦升棣蕚楼词序》唐、宋乐府词本于隋代，划分宫调，大体以二十四调的律吕增减为法，所以诗余旧谱原有“黄钟宫”“黄钟商”等名称，并不只是将小令、长调分列曲名。然而诗余最初兴起于中、晚唐之间，那时乐工正盛，还能按歌演奏，而且大晟乐的记录从秦、周以前就多合于中声律，所以词风雅正驯顺。南渡以后，词人争相写作拗劣、偃蹇、兀傲、琐屑、抑扬奇特的作品，以此为奇；然而乐府按曲歌唱，从此多已断绝。郑子彦升与他的兄弟共同驰名文坛，既以诗和古文辞与天下争长，又施展余技作成《棣蕚楼词》。我曾展开诵读，觉得它芳美妍丽、秀雅绮丽，冲和温润而含有雅正之气，如赤城山披上彩霞，又如蜀江洗濯锦缎；即使拿它同窦群的联珠、义山的花蕚相比，也很少有逊色的。我一向熟悉声律，近来遵循先父遗志，著作《乐录》，正要按照五声、二变、七始、九宫、十二管的法则编释成书；细细推究这部词集，正与声律的幽微之处相互阐发，那么说《棣蕚楼词》直接承接大晟而更进一步，也是可以的。《王明府季试文序》朝廷设置科举选取士人，每三年考察优秀者，选送给春官，然后 经过复试而任用；追溯其源头，便是党、庠、酂、遂所记载的制度。从前文翁兴办教育，本来把吏治和学术结合起来；后来政务和教化各自分开，各有专门掌管的典制，但郡县仍然考察季试，主管教育者按月考课，督学按年考核，彼此相辅相成。大概鉴别、启迪精良人才，进用升迁，都有赖学臣负责。考察一个人的平生，就是郡县长官时时熏陶、月月浸染人才的职责。衡麓王君是楚黄的名宿，出任仁和县令。朝廷当然不只是把他看作治理百里的才能，然而省中事务繁重，所有文书的纷乱、狱讼和市场的庞杂、户籍的核查、征调去留的错综，以及上官宾客、驿亭廨舍、饲草畜牧、监火监水等琐碎事务，早晚不停地处理，忙碌得无暇休息；可是车上的坐席刚刚暖热，便多次召见县里的贤良文学来询问，认为临安是都会，人才聚集之地，文艺繁盛的府地，正与天下争长，在这个 圣明天子崇尚文治的时代，如果不以文章施行治理，怎样才能使政事完善？于是他拿出明察如冰镜的眼光，搜罗、剔选人才，发现深渊中的明珠，仿佛伸手便可拾取；昆山的玉石，不必扬尘便能剖取。只就他已经录取的人仔细观察：仿佛酒器陈列在宴席，楩木、楠木排列在店铺。虽然风气各不相同，但才能气度所达到的地方，都归于醇厚统一。即使请昌黎韩愈出来除去繁缛，请庐陵欧阳修出来排斥生硬，也不会超过这些人。山丘以高山为师，百川向大海学习，凡事都有根本。所以仲路治理政事，先告诫人们以身作则。何况文章的规范，必定要有宗师来加以范围；王君又是两湖的名魁，他所作经书墨义，天下人争相诵读，成为应试文章的典范，直到今天已经若干年了。他虽然忙于政务，仍能写出洋洋浩浩的文章，笔一落下篇章便成。与注水穿过钱孔、弹丸脱手一样迅疾，即使极尽闭门研磨砚墨的功夫，也没有人能赶上他。用这样的文章作为众士的准则，众士都尊奉他，未见琥珀会被腐草污染，磁石会吸取坏针。这就是所谓有根本。这样看来，王君治理政事的才能也可以由此推知了。《高学士花源草堂图序》宫詹学士高君以侍从身份入宫值班 在禁廷任职十多年，恰逢 天子巡视河南，亲自到禹庙祈祷，学士也得以蒙受 扈从的班次，凭借陪乘的机会，暂时回到故乡。皇上于是趁着巡视民情的空隙，下令减少羽林骑兵，驾临学士的山庄，就是俗称的河渚一带。皇上环顾四周，十分欣悦，亲自挥笔 写下“竹窗”二字赐给他，真是非同寻常的恩宠。此前学士的先父曾教授生徒，在河渚之间讲学；他的先世数代中有位菊涧公，是林湖的巨室，在葛岭之南著书，那里距河渚很近。学士年少时在当地学习，还能记得儿时往来游钓的地方，只是有怀念而无法实现，曾经 随驾到松亭。皇上命学士登上盘山山顶，任他幽探远游，以慰藉他寄情山林的心愿。学士于是作记，记中写到他的流连慷慨，无不感叹归隐初志的可怀以及 君王恩宠难以骤然割舍。如今供奉宫廷已久，不用说乡里的桑树水井，荣枯已经不同；即使是他往来河渚、登临游览的遗迹，也几乎没有可以验证的了。只是山林的形势没有改变，稍稍整理竹林间的几间房屋，留下作为日后休沐之地。栽花养鱼，还都要等待以后。万乘之尊早已亲临，又赐予恩惠，本来确实是非分之荣，然而 皇帝的车驾已经回宫，回想先前的事情，他所赐的诗中又有“花源路几重”一句；拜谢并和诗之后，吟咏感叹，感激不已。河渚之间有十里梅花，其间长汀曲水，迤逦延伸，确实不只是有武陵桃源的名称，竟然 皇上的题字所到之处，顿时觉得山川草木灿然增色，于是把 皇帝的墨迹供奉在堂中，又取“花源”二字作为这座堂的名称，同时请画工为它作图，使之流传不朽。我听说草堂居士在陕河以东营建居所，竹树泉石稍有可观；宋宗还祭祀汾阴时，召他入见而他不肯出，皇帝便下诏画出他的居所来宠信他。如今学士本人身居 禁廷，近在蓬山瑶岛之间，烟霞般的隐逸癖好从未稍有间断。所谓防备飞龙在侧，与巢父、许由没有不同；而 圣上的情意眷恋，仍然亲临他的居处并为之吟咏歌唱。唉！拿这同那些住在岩穴中、只能靠图画流传的人相比，差别是多么大啊！

译《王君慎斋诗集序》人作诗，好比大乐吹奏，或工师砍削栋梁榫卯，大多因为深思熟虑、用尽心力于修身治世的事业，偶尔拿出余力来作歌咏；也有人竭尽心力著书，写高深文章、典雅册命，连累于笔札之间，于是写成短章杂篇来概括自己的志意。所以诗就是舒缓，是舒缓自己所承担的事务；诗也是舍弃，是把散漫的东西收束专一，把烦琐的东西化繁为简。但人若不作诗也罢，一旦作诗，便喜欢显露才技；一篇短小作品，很快写成拿给世人看。况且歌唱吟咏、讽诵叹息，起初又有什么值得自以为奇异的呢？大事尚未完成，姑且拿这个作为可以显现自己的东西。因此作诗的人并不少，而亲自刊刻诗集以求向世人炫耀的，也未必少。王君却不是这样。王君以文章自许，考求经学，著作丰富，在著述之林中卓然称著；从马融、卢植以来，历代都有可以取法的文章。然而他才力敏捷精练，急于发出学问中的气息来同世人周旋；凡国家大事、兵农礼乐，以及钱币、刀剑、醯醢等细小事务，无不经营贯通，洞察原委，然后转而落实在实际政务、答对奏问之中。他在朝廷大庭中驱车到江南，佩铜印、系绶带，把自己置身于社稷和百姓之间，在楚地、豫地都是如此。这样看来，他作诗只是偶然罢了。然而他的诗写得精美，舒缓厚重而意味悠长，功力圆熟而思致刚健；常常语言随着兴致驱驰，气势随着感情兴起。所谓“茂先得到清峻，景阳振起雅正”，他又何必不能拿出这些余力，迅速显露于世呢？可是他却把诗收藏在箱笥中，题名为《诗存》。大概认为自己所见的事物有比诗更大的价值，而不在这些区区诗篇之中。如今慎斋已经在任官时去世，我归田多年；一时之间，孝子为先父刻印遗集并托我作序的，有两人：一位是俞君友薇，一位是王君孝先。友薇的先父年轻时凭文章经术纵横艺林，任百里之地的县令时，稍稍施展才干，与慎斋相当，却抱负未酬便去世了。两家的孝子都能在乡试中举，以继承先人的事业；孝先又能搜集遗文，与友薇先后相继，使之流传后世，仿佛对先人的手泽和遗物始终不能释怀。孝先的孝心固然无人能及，但慎斋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也由此可以得到验证。慎斋难道是甘心只把文章当作自我排遣的人吗？《凌生诗序》明朝崇祯年间，我访友来到杭州，当时士人多以文章相互交往，每次递过名帖后，必定拿出自己刻印的文章，彼此质疑评议，却从未谈到诗。即使偶尔提到诗，也一定谢绝不谈。然而他的诗很工整；后来他放弃科举文章，学习创作歌诗，于是《西泠诗》流传于世。不过他的诗仍然写得精工。如今写科举文章和写诗的人各占一半。有时科举文章写得不顺利，便又写诗歌，抒发心中不甘。这样一来，诗的数量常常多于文章，而诗反而写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诗本来就不容易写。唐代凭诗取士，仍然如同科举文章一样，但写得精工的人很少。即使山人、木客、尊师、上人终身断绝仕进，专心致志地写诗，从唐代到如今，流传下来的也很少。人的资质有限，即使加上功力和岁月，也有一定限度；若在科举文章之外，又急切地从事写诗，即使讲究严厉精细，仰望而退缩，仍恐怕会因轻慢而作，反倒接近诗道。写诗的人容易流于荒陋，可以不凭才华、不下功夫、不积累岁月，只在当天学习科举文章，便用余力写诗。他们以为写诗本来有时可以接近，时下写诗的人就是这样罢了。于是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而诗却越来越衰亡。凌生继沧有家学。他的父亲鉴含君凭科举文章在京师中式，颇有声名；继沧继承父业，不仅科举文章写得优胜，很早就能凭考试之事在文坛争长短，即使写诗，也总是谨慎自持，不轻易下笔。他曾带着诗作来给我看，反复裁量斟酌，似乎有不超越近世还不肯停止的意思；他写诗的成就哪里可以限量呢？凌生将要刻印诗集，来请我作序，因此为他作序，同时也谈论诗不容易写成的道理，情况就是这样。李使君修复郡治城郭、坛庙、馆廨、丽谯诸碑记序。古代以京官为尊，凡是不能任内职而出任地方官的，都称为“一麾之出”。后来地方官位尊而亲近百姓，往往选择京官中的显贵之士担任名都长官，甚至有人以相国的尊位请求出任外郡官，世人所说的“千里之师，一州之表”，责任十分重大。三韩李使君凭借从龙功臣后裔的身份，暂时屈身出任地方官职；他在先朝曾经镇守宁前这一重要边镇，成为万里长城，功业辉煌，载入史册。此后数代中，因元勋身份接受带砺之盟的人，也有不少。使君是三省仪同的儿子，刚成年便入仕，即因尚书郎身份受到知遇。天子选拔并授予他这一职务，他本来可以骄矜尊贵、安闲自得，不熟悉百姓的艰难；但使君自从到任以来，饮冰食蓼，清苦自持，早出晚归，考核田亩、石数和账簿，片刻之间便能决断，只是每天把小民的疾苦放在心中筹划。虽然世代相继的后裔本来有内外治政的家学相传不绝，但若不是使君神明的才智和谋略，确实能够周遍了解这些事情，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郡中事务败坏已久，自从做官的人把任所当作旅舍，一两个因循的长官又只顾沽名饰过，动辄漠不关心，谁能使这些事务重新修整、使败坏之处得到整治呢？使君却勤勤恳恳地询问：哪些应当兴办，哪些应当废止；直到如今，他所振兴而值得记载的事情比比皆是。安妥神灵，祭祀贤哲，惠待宾客，谨慎守望，兴办学校、磨炼人才，平息讼狱，以至观测云气、察知物候，修筑防堤、疏通水道，这些都是施政中最重要的事务，使君全都能够兴办。而且还亲自抒发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刻在石上，使百年来的因革变化清楚可见。至于志记写得详细明白，情意和文辞都开朗切实，在行动上勤勉，在言辞上精纯，那更不必说了。古代贾父治理洛阳，在伊阙刻石，只是记载他的事迹；羊公的碑，人们经过岘山便哭泣，则又是追念他的恩德。使君治理地方的实际功绩多得写不完，而他爱护百姓的感情，常常还有超出记载之外的地方。近来八州成为水乡，他忧念水灾；在救济、防护、抵御洪水之外，看见洪流浩荡，便仰天哭泣。秦越相隔，贫富不同，谁会亲身感受到别处的灾害呢？但他触目而惊，内心受到触动，那么他竭力拯救援助，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说来，使君值得记载的地方，难道只有这些吗？

译赵管亭《涉波诗序》。管亭的诗，采撷英华、搜罗秀美，时时流露出《离骚》的余韵。因此他任潭州司马时，身处《橘颂》所写的地方，京师同道都说他的才华与此地相称，必定会有《涉江》以及凭吊之类的作品。然而他政务文书繁密，全部记录时事，间或为岳麓诸志以及本地贤人登临咏啸，屡屡见于篇章；其他事情便不随意涉及。大概因为他胸中蕴蓄经术，务求学有所用，一旦遇到实际事务，便纷然挥洒，尽情剖析，之后才以微言显露心意；这篇文章刻石流传，所以有《涉波》之作。他曾对施侍读说：“越地人写诗，能够不受地方习俗拘限。明代不袭用文长，宋代不袭用务观，这与世间那些迷惑于近世旧说的人不同。”如今管亭将率领千骑来到云间，这里是文章的园林；正当三吴风俗纷纷趋向卑下之时，此地的灵光仍巍然独存。即使日后政务更加繁重，必定百倍于从前，但公事办完后，出来同越地诸位才子谈论风雅，振兴衰颓的风俗，难道不是非常痛快吗？这样说来，《涉波》也是先声。《重修笑隐庵募簿序》。笑隐庵在清波门外，相传是古代法喜院的旧址，与学士港相邻。居民常在港边种花，西湖十景中所称的“花港观鱼”，就是这里。本朝初年，旧院已经废弃，成为钱氏湖庄；陈君太蜚为了祈求子嗣，买下并恢复了它，仍命名为笑隐，已有多年。康熙丁卯年，我归田之后，曾到那里拜访奕公和尚，看见殿堂水阁，四面开阔，颇可栖息；但窗户脱落，栏杆倾斜残缺，也不免有鸟兽侵扰、风雨侵袭的遗憾。因此感叹此地的修复本来有一定时运，却没有转眼之间便骤然败坏到这种地步，劫火灰烬近在咫尺，实在可叹。后来我又去了三次，若再不早作修缮，恐怕将有无法支撑的地方。奕公为此忧虑，打算重新整修，于是拿募文来请我写。我想到近来遭逢年荒，士农工商都贫困，谁能拿出自己并不富余的钱财，去急救别人所缺少的东西呢？但事情毕竟在人为，只要确实可以做，就一定会有一两个人出来承担。顺治末年，战乱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陈君集合乡里的善信创办这项事业；寺院没有积存的粮食，柴薪米粒都靠外界供给。奕公作为太白宗的传人，安居于此，从未拿着钵盂沿路乞讨；姚君斐成却竭力筹办供养，每月送来钱物，直到今天，运送的物资由柴草接续到粮食，连续不断。世间不缺少善信，难道没有继承两位君子而兴办此事的人吗？山陵变为深谷、深谷变为山陵的变化，已经难以追问很久了；湖山依旧，兴废却接连发生。从前清波门、涌金门都是本郡著名园林，像所称的祁中丞、商太傅别业，昼夜灯火笙歌不断；如今却全都变成马塍的菜地田垄，零乱地散布在烟水之间。天下的事情成就困难而毁坏容易，只有这小小的笑隐庵，姑且可以保存湖山万劫中的一处；如果还忍心坐看它废毁而不去救助，我恐怕真正有心于世道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西河集》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二。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序【十九】。汇刻。《南巡记颂录总序》。古代帝王巡行各地没有颂辞，孟子记载夏代的民谣，颂辞才兴起，我 皇上的德泽覆盖四海，一次巡行、再次巡行，颂扬之声充满天下。起初巡视四方时，心中切切忧虑，只怕小民的疾苦不能全部了解，也担心山川地理和各地风俗相隔，不能充分体察。后来便视察黄河、祭祀大禹，遍访民间百姓，询问他们的疾苦。其中减少军队、减省随从，凡是太仆、掌较、司宾、职防等官员，都未曾设置銮铃、鼓吹等仪仗。因此鼎帐不张设，帷宫也不使用，田间耕作、市场交易和奔走劳作都照常进行。王通所说“虞帝一年四次巡行而国家不耗费、百姓不劳苦”，在这里可以见到。东汉光武帝巡行南阳，特意召集父老和官吏，与他们饮食，并免除他们的租赋；除此以外，未曾有这样的事。皇上的羽骑所到之处，往往都有犒劳和防护；东南大省，全都免除赋税。这是车驾经过，而百姓受到重大赏赐。真可以说是“不游则无所休息，不巡则无所助益”了吧？歌咏颂扬的兴起，从帝喾、虞舜、夏禹、周成王开始，一一记载下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草臣聂先寄身吴门，亲眼见到万户百姓歌颂思念，亿兆民众感慨仰慕，攀 住銮驾，挽留仪仗，朝天号哭 而臣民陈述歌谣、献上颂辞的文纸，堆积满集。皇上担心这会流于铺张，拒绝不收。然而民众的心意十分真挚，臣聂先随处把所见汇录成一册，不求防范删削，希望保存大旨，用来歌颂圣明、赞美太平，也未尝没有帮助。因此铺陈宣扬这些内容，并题写为此篇。《李广宁课慎初集序》。开国之初，上天必定会产生平定祸乱的贤才，用来开拓疆土；到了后世稍稍安定，便为天地开辟经纬，用来文饰民物。因此文臣武将往往互相依赖。当王气所聚集之处，如参墟、丰邑，常常把人才集中在一地。将《易》所说的“向着离明以辅佐治理”，以及动时成为甲兵、静时成为文明，取义正在这里。我 国家从龙功臣的英杰，全都出自辽海青山。李氏尤其因对王室有大功，功勋载入旌旗和常典，铭刻于带砺之盟。父子兄弟都手执旌旗，功名盖过天下。直到如今，仅以出仕任职而担任九州牧伯的，也数不胜数。唯独广宁先生专擅文名，可以比作东吴的陆平原、江左的谢康乐。自登籍入仕直到考核政绩，所到之处遍及燕、齐、吴、楚，凡山川风物、宾客往来、政治得失，都能在篇章中表现出来，并形成赋咏，充分展现文章的才能，称得上极其完备。从前我在京师，为广宁所作诗集作序，诗篇美好隽永，情趣明朗而辞藻雄健，韵味流转、笔锋奔放，感叹为近代诗人所未曾有。如今体裁已经齐备，卷帙更加丰富，除《鬲津楚游》诸诗外，又增加《耕露》《元对》等文稿和高文典册，合为一集，差不多可以成为观察沧海的宏大景象了。《易》把山岳的尊高置于大地之下，称作“谦”；孔子称颂其劳苦而不自夸、有功而不自矜，却常常用语言概括它。因此“谦”本来从言，并以德相联系，言语和行为都表明恭谨。如今先生以“课慎”命名文集，已经极其谦下；却又从渤海专城、东方千骑之地，不怕跋涉数千里，惠然送来副本，请我写一句话题在卷首，这是多么善于谦下啊！事物本身微薄而用途重大，称为“慎”；功劳很大而言语谦下，称为“谦”。所以劳谦、谦德和克制过失，常常被赞《易》的人并提而论，而先生的文集兼有这些特点。读先生的文集，如果不感叹它是德行之言的先导、宏富文章的厚重凭借，难道合乎人情吗？

译《顾溪翁拈颂序》。我曾和张杉住在天衣寺，轻慢地戏弄知识，开玩笑拈取《梁山牧牛颂》来试他。我们各自随口说了几句话，又杂用了各宗的语录，其中有些并非知识平素所熟悉的。知识辨别其中的是非，于是逐句剖开、逐字分析，如同剔肉去骨、分辨黑白。张杉起初惊愕，因而相信并且喜爱它。但我直到今天仍没有领悟。恰逢我在京师做官。天子召知识圜公，命他居住在 万善殿，圜公以疾病推辞。他在涅槃前十日，预先确定日期，写疏谢至尊，同时写信与知交告别。当时他所记莂的人，正是顾溪翁。我听说溪翁居住在长安，口中不谈佛法，每天与公卿大夫击掌谈论时政得失。溪翁气度豪迈，而且学问广博，将要到选人中去，想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不知道他所记莂的人，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把世间法当成佛法了吗？然而溪翁遍访各方，多有拈颂；在圜公之前或之后，愿意受其法王之法传授的人，也到处都是。我请求立即回乡，溪翁南来，又得以读到他过去所作的拈颂，茫然不能领悟，和当初拈取《梁山颂》一样。我正后悔跟随他太晚，而张杉已经去世了。假使张杉还在，能够看到这些颂文，不知与他当时所拈的相比，又会怎样？至于附在《棹歌》中的那些诗，则是船子和尚的唱和，另有一番领会。所谓“歌苦”的诗，并不是通州司马的诗。《两浙提督学政春坊郑公新任序》。自古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士人常常派使者巡视各地学校。宋代崇宁年间，于是有了提举学事的制度，专门负责兴办学校和管理学政，每年巡视所属地区。这就是提学制度的起源。我 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一直沿用旧制。唯独对于各路学政使者，天子考虑东南文教兴盛，特意派遣官员管理江、浙两省；与直隶相比，后来改道为院，过去直隶任用侍御史，如今改用词臣担任。并不是因为兰台、柱下等旧职本来相通，只是过去史馆官职权力较轻，只有台省中的知杂御史才能堵塞怨望、斥退轻薄之人；如今则成为堂堂使臣，没有人敢轻慢越礼。只要出自槐门学士，亲手执掌衡尺，用来镇守一方已经绰绰有余。过去任用御史，是为了重视事权；如今任用词臣，则是为了崇尚文教。春坊郑公作为东宫近臣，巡视我浙的学校，他平生的文章才艺，本来足以担当这一职务。他受到君主知遇，足以慰藉人们的期望，只是学政稍有松弛。清白如冰的官府，却被看作腥膻之地；即使伯夷、仲子那样的操守洁白无污，也还会被污浊之人视为污泥。在别人觊觎职位、谋求进身之时，当然也不乏干谒求进的人；而那些隔墙窥视、暗中探察的人，将会借机窥伺，想办法中伤他。每天三次到来，世人也都知道先生的高尚品行，究竟是怎样的了吧？人要达到显达的地位，贵在早日成功，所以有志于卓异通达的人，往往屈指计算年岁，竞相把“三年执政、五年持槖”当作盛事。先生幼年登第，正当壮年便成为十九人中的第一名，本应继续前进，黑头便入朝侍奉，骑马长吟，成就那些同年人无法企及的事业；可是却迟留于民间，徘徊于家舍之间，竟然超过二十年仍然留恋。他对仕途的深厚感情，尚且能够在东园俯仰自得，从容上路。他甘心于宁静淡泊，究竟是怎样的胸怀呢？天下没有轻视世俗荣华，却仍然可以用私情来打动的人。何况观察一个人的高贵，要看他所亲近的人；观察一个人的困穷，要看他所不肯取的东西。先生正当乡居游处时，每天和诸位同道饮酒赋诗，登山临水；遇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必定典当衣物置办酒食，以使朋友欢娱。他高谈性命之学，询问治国之术，常常以有人开口谈荣利为可耻。甚至当权者看重他，有人请他托关系，借给他作为车马、仆役费用的钱，他也傲然不屑，像受到玷污一样推辞。若不是胸怀高尚、操守峻洁，心中明净如冰壶，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况且先生得到人才的称誉，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从前西南刚刚开辟，昆明刚刚收复。朝廷把整顿文教作为奋武战略的重要部分，特意 命令先生驱车万里，主持当地文教，一时之间文教焕然一新，光彩灿烂。即使那些挽弓披甲的人，也都屈身提笔，聆听《鹿鸣》，接受选拔人才的评议，这是多么盛大啊！先生在铜街任官，也已经很久了；同科的诸位贤者，已经有进而任持槖、直到执政的人，而先生正要到了可以正式任官的年龄，出任文教长官。按照旧例，本来有下车迎接庆贺的典礼；何况初度刚刚到来，更是必定要举杯祝贺的。我私下想到，文昌六星位于魁星之前，光辉照耀，居于诸府之首；所以天上的六府都称为文昌，而先生掌管文命，兼具六府的盛美，这与弧南星象征长寿，正相匹敌。况且《诗经》不是说过吗：“周王长寿，岂不造就人才。”文王以善于任用人才著称，奉璋执礼的士人无非良材，众多贤士光耀如银河。他任用人才的功劳，哪里与年岁有关？然而诵读这首诗的人，不说“万寿无疆”，便说“祝愿您长寿”。这样说来，文王的长寿因善于任用人才而流传；先生的年寿则因培育人才而增长。前面举杯迎庆，本来是为朝廷得到人才、为我浙道贺；后面举杯，又是要为先生培育人才、为天下道贺。因此把这些意思合起来记述，作成这篇序。《沈母陈太君寿序》【师尹又宗的尊人】古代闺房中没有颂祝祈祷的文辞，近世才崇尚为长辈祝寿。凡是闺门内外，悬弧、悬帨，都大都有颂词。因此我从二十岁起便替亲朋乡里撰文书写寿幛，经历五十多年，所写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大多不过是把金泥鼎篆写在屏幛上，只求光彩悦目罢了。文章放在那里不收藏，即使收藏，百篇中也难得一两篇。可是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沈母陈太君出身颍川名族，嫁到吴兴，年轻时擅长纺织，举止柔顺，接受母亲的教训；又承继王父方伯公的家风，懂得读书和谦让。不幸早年双双失去父母，只能依靠中表亲属生活，却还曾割臂取血和粥，以报答养育自己的辛劳。出嫁以后，相君娶她为妻，她供奉祭祀、进献饮食，仍因不能侍奉公婆而自责，退居内室，不再侍御。与桓少君随从丈夫、乐羊子妻侍奉亲人的事相比，也有相似之处。只是我与太君的儿子交游，在十年之间；他的父亲文学公早年便有声望。我曾和他家司法一起，穿着粗布衣、戴着席帽参加崇祯己卯乡试，已经看出文学公才华出众。后来又一同遭逢国变，看见文学公和太君背着锄头一起隐居；但我仍私下诵读他所写的文章，认为难以赶上。至于他们一门众多子弟，文章辞翰足以连接丹陛、敦厚世交，那就更不用说了。

译师尹和又宗兄弟，只是诵读父亲留下的书，恭敬地遵行母亲的教诲。自从我归田以后，他们与我更加亲近，似乎把我看作江左的老成之人，可以回答有关冠冕礼制本源的问题，毫不怕带着酒到我家来，与我往来周旋。凭师尹兄弟的才华，正当青春壮年，施展所学，何难很快在实际作为中显现？但他们偏偏只在湖山泉石之间种花栽竹，每天侍奉太君膝下，以使她心志欢娱；又按照交友之道结交名士，借助他们的言语为母亲祝寿，使寿命永不衰替。这种孝思究竟怎样呢？凤凰是鸟类之长，翱翔于丹山，承载仁义、包容德业，至于灵异吉祥四方应和，可以说完备至极；但必须有两只雏鸟排列在前，九只幼鸟环绕在后，才足以显示六象的华美。高大的松树扎根山旁，上拂浮云，下临深谷，含纳星辰，映照日月；至于草木藤萝纷繁交错，可以说极其茂盛；但必须有五钗般的枝条依附旁侧，三鬛般的新芽挺立下方，才可以形成千仞之势。为什么呢？因为它所孕育的东西广大。我年轻时任侠游历，素来崇尚气节，不以奉承家人欢心为事。稍长以后便节俭守德、躲避祸患，更加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如今我已经将近老年了，但在这样的时代，出仕、退处、进退没有一件不可以；只是特别不能像太丘之子所说的那样，悠闲地在家门之内享受闺门和睦，而师尹兄弟却都能做到。不要说将来立身于世、受到厚重的褒扬显达，单是如今侍奉母亲膝前，使枝叶茂盛以庇护根本，就有不是寻常羽翼所能相比的地方。这正是值得庆贺、值得颂扬的。《仁和邑明府王公治行录序》。周代制度以县正掌管县政；秦汉分封天下，于是设置治理百里之地的官职。虽然仍称为县，但其面南而治的范围与列侯相等，所以白太傅说：“如今的县令，就是古代的子男。”他的地位与后世的王、公、君相比虽有大小，却没有尊卑高下。一个县的所有事务，都可以由县令专断，所以西晋以后，县令有治理政绩，便上报任用为大郡长官；如果没有做过名邑县令，就不能入朝任台郎。宋淳熙年间，常常任用京朝官出任县令，这一职任也很重要。权力既重，又拥有专一决断的制度，稍有偏差，便会造成极端后果，轻微之失可以累及千钧，几步之差可以相隔寻丈。衡麓王公知道这一点，他治理仁和时，务求平坦公正，不追求矫饰突出，说：“为政只要去除过分罢了。”不到几年政绩便成就了：凡是彰明正义、屈抑邪恶，兴办有利、排除有害，以及讲习律令、诵读法律之外，农钱、狱讼、市场、都里、术序、水旱、盗贼等一切应办之事，无不逐一谋划，使各得其宜；百姓已经从中得利，便歌唱他的功劳，诵扬他的德行，歌咏他的教化。所谓在任之处没有赫赫声名，却使人可以思念，说的不就是王公吗？我平生读《大学》，奇怪它所说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所学习的也大多是后世王、君、公以及名卿秀士之流，而它谈论好恶，总归于公平。孟子讥讽国侨乘车载人过河，而他所主张的纠正办法，只说：“君子使政事公平。”以百姓的好恶为自己百姓父母的人，只用最公平的政令施行治理，所以《洪范》说：“不要任意制造偏爱”，又说：“不要任意制造厌恶。”仍然按照个人好恶去做，便不是公平；这就是遵循王道的道路，根本在于王道的公平。我朝最先严格治理外任官，每每谨慎选择治理百里的官员，以便考察其才干；所以三年考核士人，除词臣以外，都从县令出身，以观察其熟练程度；而各州长官又以廉洁守法自持，率领属官，那么怎么会有违背志向、违反正道、损害民誉而想治理地方，或者不免犯贤智之过的事情呢？王公不必忧虑。大概为政的得失，关系到学问。王公是西阳的名宿，考中进士已有若干年，文章遍及海内，对于学问无所不窥；即使面对盘根错节的事务，治理会城首邑，每天穿着官服出入，忙碌得没有空闲，却一概凭学问之气，从容处理政事，难道就是所谓“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人吗？难道就是所谓“韦抗能够治理繁杂事务，尹赏足以治理剧县”的人吗？难道就是所谓“试任大县县令，在朝中可以做台郎，在外可以升任大郡长官”的人吗？一个县的长官，与一国的君主相等；一个县的百姓，与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同。一个百姓歌颂他，众多百姓便应和，天下百姓都会响应。这样说来，王公治理天下，也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了。《重修慈济禅院募序》。慈济禅院，是奉敕建造的寺院。寺在杭州花市之中，相传元至正年间，有一位名叫牧牛孝公的人，遵照母亲的遗命，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为寺。正好当时住寺僧人中有一位因国师身份得到元主赐名，名号中有“弘慈普济”四字，于是截取其中二字为寺名，称为慈济。郡志都记载了这件事，但年代久远，寺院已经濒临毁坏。古刹难以恢复，已经很久如此；面对将要湮没的遗迹，又要承担不可估量的工程，加上正值金钱匮乏之时，想要量材集土、建造栋梁、努力求得恢复，确实非常困难。只是难道没有说过人人都有亲人吗？从前有人经过王祥的里门，便向他的住宅行礼；进入田真兄弟的乡里，便希望看看他们的住宅和树木。如今区区一座寺院，过去因孝而兴起，如今却坐看它废毁而不思念它的孝行，必定不合人情。钱财虽匮乏，也不一定比牧牛孝公更富有；如今的行孝之行虽已衰微，也不一定就比牧牛的孝行逊色。住持僧人虽然没有缘分，也不必一下子就比不上弘慈普济感动帝王、获得赐名；只要想到亲人，重新因此感动而慷慨捐助，也未尝不可能。于是应寺僧的请求，把这些话告诉善信。

译《圣贤儒史序》。《圣贤儒史》，是王子草堂为学宫祀典所作。既然是学宫祀典，为什么称作“圣贤儒史”呢？古代有学校而没有庙宇，凡是释菜、释奠，都设立牌位来祭祀；所设牌位只是一位圣人、几位先师，贤者和儒者并不在其中。一位圣人，就是先圣；几位先师，就是先师，例如传授《书》的老师、传授《礼》的老师、传授干戈和羽籥的老师，都是如此。所以唐、虞、夏、商时代谁是圣、谁是师都无法考知；自周代以后，周公为圣人，孔子也参与其中。至于先师，《诗》祭祀毛苌，《书》祭祀伏胜，《乐》祭祀制氏，《礼》祭祀高堂生；这些人在世时担任学宫教授，就是《周官》所称的师氏，死后也在学校祭祀，作为先师。大概圣人的地位高于先师，已经很久了。两汉、六朝仍然学校与庙宇分开，所以汉高帝、光武帝都用太牢祭祀孔子，地点都在鲁国孔庙；魏、晋以后，如成帝、康帝、泰始年间讲经释奠，都在学宫。唐代开始以周公为圣、孔子为师，诏令在学校建立庙宇，这就是庙学制度的起源。后来以孔子为圣人、颜渊为先师，然后逐步扩展到诸位贤人；再后来又把从前所称的先师，如毛苌、伏胜、制氏、高堂生等，祭祀在诸贤之下，于是才又涉及儒者。这样看来，圣、贤、儒都是后世逐渐增加的称号，并不是古代原有的名称。圣人与先师不能混为一谈。从前孔子在周代已经被称为先圣，与周公并尊。所谓在周地以周公为先圣、在鲁地以孔子为先圣，就是这个意思。唐代以后偶尔把孔子降为先师，但随即改正；既然裁撤了封号，就应当只加先圣之名；至于诸贤、诸儒中可以相当于五经六艺之师的，应称为先师。可是明代学术衰微，嘉靖年间议礼的大臣擅自改动祀典，忽然把孔子改称“至圣先师”，后来便沿袭下来，再无人敢改【古注：师是官名，即学宫中的官职，所以《周礼》把学官称为师氏，乡学称为遂师、族师、酂师、闾师。因此后汉朱浮说：“天下宗师，都是博士之官。”所以泛称“夫子”可以称师，如孟子说“百世之师”；孔子庙庭也可以称师，如韩愈《孔子庙碑》所说“匹夫而为天下师”之类；但唯独在学宫中不可以这样称。古代凡是在世时担任学校教师，死后便在学校祭祀，也称先师，这一点见于郑康成的注释。因此先师就是学官。如果认为“师”只是没有官位的称呼，那就不对。相传夏、商以后多以尧、舜为先圣，后来又以伯夷、工倕等为先。先师则都是有官位的人，而且师、保、傅都是官名，也都是主管教诲的官员；辅佐君王的人，又有师、工等职。如宗工、宗匠一类，意思是各个专门领域都有老师。只是世间有工师、乐师，却没有工圣、乐圣，那么分开先师的名称、只称先圣为圣，才是准确的】把先师合并到圣人之中，就显得粗疏而不尊重；把圣人附属于先师，又更加显得轻慢。而且贤人与儒者交错排列，先后次序混乱。旧日所列的儒者，如郑玄、卢植、服虔、范宁等，反而因为学术名位未显著，在明末被停止祭祀；于是越级升降，如宋徽宗把王安石提升到颜渊之下，明末崇祯年间又把周、邵、程、朱提升到汉代儒者之上。这样一来，谁是贤人、谁是儒者，都无法考问了。况且所谓学校，并不等于庙宇。如今既然在学校中建立庙宇，上面追祀先圣，下面配享诸贤，前面祭祀先圣，后来又涉及地方贤人和国中大夫的报祭，已经俨然成为孔氏的庙庭了。至于背墙临水、环桥半池的制度，也全都设置在庙庭之前。假使春天诵诗、夏天奏弦歌，诏令奏乐、讲习射礼，尊敬年长者并聚集谈论，宴享宾客并奉上尊酒，以及文事在堂上授经、武事在阶下献俘，都在几筵俎豆旁边举行，那么就会混杂、紊乱、猥亵，不能作为规范。因此不得不另建一堂，作为学宫，如今所称的明伦堂；然而它空空只有三间，没有墙可以依凭，没有环桥可以通入，也没有泮林泮水可以周旋，这能称为学校吗【如今议礼的人，应当在孔子庙庭之外，或在旁边另设学宫，把棂星门内的环桥泮水制度移到学宫前，才是正确的】那么如今所作的学宫记、祀典志，都不是实际情形。有人说：“我不过是把圣人、贤人、儒者当作历史来写罢了。”然而这部圣贤儒史，有列传一百篇、列赞三百篇；从表、序、谱、志以后，凡是山川里巷、封爵年齿、制度名物、礼乐文章，以及诸儒的黜陟、配位的升降，都厘正讹误，辨析细微，编纂了若干时间，完成若干卷，光辉灿然，成为孔林的宏大景观、圣门的盛大事业。草堂从小崇尚实学，长大后成为人师；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孝友和睦而在乡里著称。我曾登上他的讲堂，聆听他的教诲，对他十分敬重。草堂完全承继世传的学问，行为端正、居心正直。和硕康亲王南征时，他曾献上正学，其中有句话说：“王的富贵，不是今天所谓的富贵。因为我听说，最大的富是积蓄道德，最大的贵是成为圣贤。”亲王听到这些话，便到他的住所致敬，赐给他蟒袍，称他为醇儒。我曾读过他所著的书，感叹他对于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多有阐明，使后世儒者偏狭一隅的见解全都冰释。他曾认为儒林千年，有这样的人；如今又作成这部书，对圣人、贤人、儒者之道有功，并把它写成史书。他在礼制方面明白通达，难道不是不违背古制吗？《佳山堂二集序》【冯相公诗集】夫子辞去政务，将要向东归去。我当时任史官，不能随行，但心中实在依恋他的钱塘住所。我骑马出了长安门外，望着他的后车远去，仍站在大柳树下流泪而返。不久夫子寄信来招我，说：“乡林虽远，但有田可以耕，有书可以读。城中的佳山堂与城外的冶湖相对，可以往来游赏。”于是我作五言诗招呼他，这就是今集中所说寄给大可的诗。我当时约定和小妻曼殊一同乘车前往，不久曼殊去世。我曾经过万柳堂，看见夫子亲手种的柳树，徘徊不去，因而思念他。此后我请假，绕道到佳山堂拜访夫子，留了三天。但我想跟随他游处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直到现在，夫子的儿子担任我郡的司马，又因岁荐升任信安太守；临行时，才拿出夫子所作的诗，命我校订。

译《尚书》说：“诗是表达志向的。” 子夏说：“志向存在心中，发露出来就是诗。”夫子辞官时，本来打算表达亲近农事的志向，请求回到东山，而 天子赐诗说：“元老大臣以志向为乐。”后来又把文章刻在石头上作为印记，赠给他送行。文中说：“在东山适合志趣的人，只是因为心境闲适，所以意趣舒展；性情安定，所以情感快乐，这些都能在志向中体现出来。志向适意，便到哪里都适意；志向快乐，便到哪里都快乐。”所以有人说夫子的诗随境遇而变化，却不知道他的志向所在。诗也因此随之而作，不论披荷戴芰、悠游田亩，他的志向都悠然自得；即使在槐堂处理政事，身体劳苦而志趣适意；在内阁参与政务，忧虑的是百姓，而快乐的仍是志向，又哪里会不自得呢？《佳山堂诗集》从庚申年开始刻印，过了两年夫子才辞政。如今的两集，其中一半仍是壬戌年以前的诗。自庚申以后直到戊辰以前，同样都是适意之志，也同样都是以志为乐。所谓夫子的诗，不因出仕与退处而不同，不因显达与晦隐而有异，不因劳苦与安逸而分歧，不因安定与危险而改变，如同天地造化一样。只是我在壬戌年随诸位朝士为夫子饯行东归，过了四年才请假，经过通德并拜访他；又过了三年，为夫子的儿子饯行，拦住车轮、躺在车前挽留，才得以读到夫子的两集诗，校勘订正，并附上几句话。但我仍未能决定跟随他游学，从而实现自己的志愿。至于佳山堂，如今已经另改名为适志堂了。《西河集》卷四十二。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三。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序【二十】。《两浙张中丞监临庚午科乡试，举人放榜，谒谢公序》。皇上即位第二十九年，礼官援引宾兴旧例，轮到两浙，分别任命监临、提调、监试、考试等官，并以大中丞张公为诸使之长，监临全场乡试，以彰明旧典。从前东南用兵，军队奋勇、财力充足，能够征讨平定戎事，树立文武并用的策略，于是使东南的礼治居于天下之首。我皇上巡视四方来到浙江，特意扩大文教，提拔诸生，并告诫他们文章经术的根本；士子在学校中蓬勃兴起，三物六行彼此比较，只怕以浮华文章、虚夸言辞妨害德行和才艺，往往反复简练揣摩，一定要使偶然的考察也名实相副，使言语体现在行动上，这才不辜负期望。国家求贤的心意极其诚恳，所以您在开科取士之初，上下都勤勉谨慎，法纪严肃；一旦进入锁院，便从早到晚戒备警惕，防卫周密，使中外官僚共同参与详审、校理，无不秉持公心、慎重办事，终于取得成功。您担任监临，可以说是辛劳了。听说宋代嘉祐年间，庐陵欧阳修专主持贡举，与端明韩公、龙图梅公等相互唱和，成为一时盛事。今天的监临，就是古代的知贡举。不过，监场察看试卷，今昔已有不同。评定人才没有固定标准，而录取名额又有定数，便受限于人才和名额；风帘隔绝、官烛照明，日期又逼迫得紧，便难以仔细审阅；众人分头审阅试卷，各持己见，便难以统一。您却都能加以调节，从不采取苛细的做法，而是使意见融会贯通，以前帘统筹中帘的事务。相传草拟榜单已经确定后，您还遍阅被录取的人，为他们排列甲乙等次。到了放榜以后，您还能记得他们的文章句子，并指出其中的优劣。若不是极其公正、毫无私心，把得到人才当作自己的责任，哪里能做到这样？从前武成榜发布时，姓氏少见、名字晦暗，便受到当时人的讥讽；如今知名之士前后接踵而来，出身寒微、居住陋巷的人，也都得到进取的机会。即使偶有世家子弟，凭借世代功名和家学传承，也一定要真正显露才华才会被录取。曾经名列艺林的人，也没有人拿官宦子弟和襁褓中的孩子作为借口。道路上的人不把这些归功于主文官的明察，而归功于监临的公正；不把它归功于参详小试时的谨慎办事，而归功于监临督察严明、倡导谨慎。这岂不是说，方州大臣确实能够把求取贤才、选拔进士作为报答君主的首要资本吗？您以词臣身份起家，两次分掌考场，都因为选得人才而受到冰玉般明察的赞誉。您巡视浙江，日省月试，许多成绩卓著、名列前茅的人都登上贤书。您这样惠及我们、奖掖俊才。庚午年，见识高明的人说，庚有更新的象征，午是文明离光居中的时辰，一定会有大人物起来掌握这个时运，看来您就是这样的人。放榜以后，若干举人到军门拜访您，按惯例设宴致谢，于是请我写文作序，内容如下。

译《苍源文集》序 我们越地自陆佃、陆游以后，就没有文人了。像徐渭，不过是丘邑之长，难道可以同中原的伯叔辈比较先后吗？然而总的看来，天下同我们越地一样偏僻的地方，北到燕、齐，南抵瓯、越，东西经过江、汉、河、济，想寻求像云间、日下那样，彼此相见如同旧交的人，渺不可得。即使偶尔听到名声，想通过文章辞句来表达仰慕并加以仿效，也百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这样以后才知道，我们越地虽然人才不足，却从来没有稍稍逊色于天下。有人说：一隅是四方的准则，九州是由各方积聚而成的。我出游时，听说诸暨冯苍源先生是我们越地著作方面的雄杰，曾经想见其人，却没有见到。等我回到故里，私下读到苍源先生所著《有丛笥》一卷，书目列有丛说、丛记、丛问、丛对等条目，仿佛古代诸子家的著作，却不借助类比，不凭借影射，只直抒自己的见解；文字精警、剖析精密，毫不旁逸，确实有善于论辩诘难的功力。过了几年，他托人来我门下，拿出平生所著的书，兼且请我作序。有人学习文章而没有成功，便转而学习技艺；等技艺有成，又说文章和技艺相等。学习文章的人，并不一定比学习技艺的人少。然而十个人学习技艺，十种技艺都能成名；十个人学习文章，却没有一个能以文章成名，难道真是技艺家在才华上胜过文人，而写文章的人全都要耗尽心思、穷竭智慧，经历百世也未必有一人可见吗？手里拿斧子的人遍地都是，不能都说是工倕；拿笔的人满屋都是，也不能都说是屈原、宋玉、贾谊、晁错。技艺容易学习却难以精通，文章容易写成却难以凭文章成名。那么所谓“没有文人”，并不是没有文人，而是说没有像农师、像务观那样的文人。苍源的诗不同于文长，但他的文章却可以同农师相抗衡，我们越地的人至此已有一人了。只是我同苍源相隔不过百里，年龄相差也不超过七八岁；如今他把著作给我看时，我已七十岁，苍源将近八十岁，却还没有见过面，只能寄题他的篇章。这仍然是面对四海之大、九州之广，所谓听到名声便想见其人、读到著作便生出仰慕效法之心；如此说来，又哪里只是一个地方的事情呢？《齐母张太君九十寿序》【齐钦斋征士的尊亲】我同征士齐君交游，他的母亲张太君因为高尚的节操受到旌表。当时有关官员便以贤德高寿为题写在她家门上，因为母亲年满七十，这在世上很少见。等我为母亲写节寿录时，她已经八十岁了。齐君曾来拜访我，又高兴又害怕，认为世间哪里有这么长的绳子，可以把这样的日子系住呢？后来我在京师做官，直到告老，中间又相隔十年，而母亲仍然健在。齐君于是写信告诉我，又以九十岁的酒宴相请，请我致辞祝贺。我这才知道，我母亲的长寿还远没有到尽头。母亲不是曾经以贤德和长寿著称吗？凭贤德而得到节操，凭节操而获得长寿；贤德和节操有定数，寿命却没有定数。从前所称颂的长寿，只是因为七十岁被称为古稀，并不一定料想到后来还能继续增长；而当时仅凭七十岁来颂扬，已经说是罕见了。没想到后来到了八十岁，又到了九十岁，那么从前所谓的祝寿，在当时是颂扬，今天看来却只是祈求；当时是祝贺她已经达到的年寿，今天看来却只是祈求她尚未达到的年寿。既然所祈求的是尚未达到的年寿，那么千秋百岁，也不过都可以概括在“尚未达到”之中罢了。而且，节母能够享有这样的年寿，并不容易。经历冰霜般短促的光阴，私下回顾实在难以度过；每屈指计算一年，都可以抵得十年。而人们希望节母长寿，常常担心她因长期坚守不改的节义而发生变化。每屈指一算一年，可以抵得数十年；那么从立誓守志到接受旌表，已经不止享有百年的荣誉了。何况受旌表以来，寿命又成倍增加，那么期颐、耄耋这样的称谓，哪里还足以再次为我母亲祝贺呢？何况历来所谓贤德节操的称誉，大多是在身后才得到，有几个人能在生前享受荣名大典数十年呢？这样说来，她所达到的每一步都已足称千秋。齐君来信说，我母亲教导儿子十分迫切，到了老年仍不停息；而做儿子的同故人相隔十年，贫穷困窘依旧，这怎么足以慰藉母亲的心呢？那么《节寿录》不是说过吗？齐氏自观察公以后，几乎失坠了儒术，而我的母亲在先公抱志未酬之后，抚养年幼的几个孤儿，传授他们一部经书，使他们成为当世经术方面的冠冕。这正是所谓以善德养人，而不是以俸禄养人；即使处境困顿，又有什么遗憾呢？《默堂诗钞》序 古代考试有甲、乙科，而乡试没有。凭乡试名次取得解额，送往南省，也就罢了，从来没有另设科目。如今乡试、会试都设科，也都有甲、乙等次；近来反而取消会试的乙科，只保留乡试的乙科。因此会试没有副榜，殿试三等也都称为甲科；只有乡试只取中式、取得解额的人，送到礼部，而把副取者贡入成均，这就是乙科。康熙庚午年 皇上命编修张君、尚书郎王君主持浙江乡试，并使沈武抑中乙科。有人说，这是有关官员明知武抑的才能；也有人说不是。武抑难道只是一个中乙科的人吗？我认识武抑很久了，三吴都推许、指名的士人中，首先被推举的就是武抑。他的先人四代都中甲科，从他的父亲往上，三代都担任过内外执法之官。与武抑相比，确实不免有惭于卿、惭于长的感受；区区一个乙科，实在怎么足以增加武抑的分量？然而武抑看重这个乙科，又何其多呢！不要说武抑的举业文章早已被世人传诵，即使看他的诗，体制撰述宏大开阔，举凡纂辑、绣绘之辞，都返回到精神神明之中；同时质朴而不伤雅，朴实而不流于鄙俗，追寻《诗经》六义的遗意，一扫近世习气的鄙陋。我曾说，浙江诗风急剧下降，始于康熙甲、乙年间，而武抑早已在振兴它。我最初从武康二韦君那里问到武抑的消息，是在三十年前。又过了二十年，我同陈兴公在长安谈论文艺，那时武抑居住在塘西，我常常对他的朋友说，希望能见到他本人。如今武抑由主持文试的编修君带领，出自我的门下，在湖边来见我；这时兴公和二韦已经入土多年，而我才得以同武抑慷慨谈论诗歌。我虽然一向知道他，却也私下庆幸有这次考试，因而得以见到他。这样看来，武抑进入长安，能够借这次考试让我看到他的诗，也看到他本人，正是如此。因此我为他的诗作序，并叙述他的遭遇，以记下我有幸同他相见这件事。

译《借山诗序》前一年我折指发誓，告诫自己不要再写文章，间或勉强写一点，偶尔涉及杂体；对于序文则完全戒绝，因为平生写的都是应酬文章，而序文占十分之八，诗序尤其多。有人拿诗来请我作序，我一定凿坏门扇、关闭门户，拒绝得连喘息的空隙都不给；唯独对借山不是这样。借山对我说：“您凡是劝戒别人为诗作序，也是为了杜绝那些庸俗妄为、谋求进身的人，他们错误地求取虚名，奔走于声誉利禄的场所；文章不值得称道，只会招人厌恶。但如果有人淡泊宁静、远离尘俗，偶然同风水相遇，却连一句话也不能为他加上，这难道是古人赠言的本意吗？”我说：“不是这样。为诗作序，只是为他的诗作序。他的诗写得好，即使有奔走求名之处也可以作序；他的诗写得不好，即使淡泊也不能作序。从前我读借山的《兰亭》诗，急切地想求见其人而不得，便把诗写在扇子上。后来遇到无休，无休几案前也有他人所赠的诗，其佳处同《兰亭》相等。至于山臞的作品，如果不学习薾芾，却一定要求达到高文典册、飞书驰檄的境界，固然是非分之求。至于六朝从汤休以下、中晚唐从皎然、灵一以下的方外佳诗，它们所达到的超然境界和著名程度，终究也没有超过这两首诗。由此，便可以看出借山作诗的成就了。等到我同借山交往后，更感叹借山闻道很早；他二十岁便退隐不仕，不到十年，就已经从平阳门下接受了大鉴大法。平阳不二的宗旨，明白地显现在人间；既然已经披上僧伽黎衣，对于语言文字本应像泥土和水沫一样看待，不只是戒除它们，而且应当进一步唾弃它们。然而借山落笔坦然自如，仿佛白毫自然生出、红日车轮日益显现。我为释氏的诗人作序，只有两个人：一是蛤庵，一是借山。蛤庵和借山都出自平阳门下；虽然蛤庵闻道比借山稍晚，但他们作诗却相同。那时蛤庵游历五台山，到了京师，受到天子知遇，已经召他留在天龙寺，后来因病辞去。借山承受师父的嘱托，准备把祖庭尚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他；他同世俗往来，必定能继承平阳的事业，超过蛤庵，但我这里只谈诗。如今谈诗的人有自己的门庭，诗却没有宗派，禅也没有南北之分；只是把心中所得告诉别人，别人也就因这些有所得的话而在心中有所领会，把它写在扇子上、写在几案上，都是这样。这就是所谓闻道，而不是门庭派别。既然如此，又有什么不能作序的呢？《嘉定李氏功行录》序 《尚书》说：“天道使善者得福，使淫邪者遭祸。”《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就是佛教桑门因果说的源头。只是祸福与行为相应的道理，我们儒家有其道理，却没有相应的事实，所以禹、稷得到上天福佑，穷国却被消灭；仲尼常常把这类事情置之不论。史传记载伯夷，又有颜氏早亡、盗跖得以善终的疑问。后来佛教立教，明确讲果报，于是《法苑珠林》等诸种记录，竟同《楞严经》《法华经》一起流传于佛藏。我束发时，有人把《立命编》传授给我；当时正值崇祯末年，袁氏所著的书正在世间盛行。考察它的说法，大抵是大力宣扬祸福报应，并用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证明。起初只有袁氏这一件事，过了几年，渐渐有人把其他事例列在书后。又过了几年，到国朝初年，便又变成《感应篇》，取道家《太上感应》一书逐句解释，并在下面疏证事实。于是我们儒家和道家，也各自有了因果记录，先后流行于世。我们儒家行善未必得到福，作恶未必遭受祸；老氏所说的无为，本来把上德不德作为道德的关键；即使佛教上乘，又何尝有善恶两条道路可以落入因果呢？然而其中的道理和事实，未必不是奖善抑恶者所看见的端绪。练川李九兰，具有君子的品行，年轻时凭借文章技艺在乡里称雄。后来避居草野，闭门不出。如今老了，想到自己独善其身，不能对别人有所帮助，于是写成《功行录》四卷，分为出处、方外、闺闱四类。每类又分若干格，每格列若干条。所设的格十分完备，而条目颇为繁多。每一条又先列言论，后记事实。大概是把道理和事实合为一体，使读者同时接触见闻，道理和事实都得到彰明，依照它去实行，清楚得如同看手掌。如今人性日益远离古道，圣王的教令不能施行于世，而国家的律法刑政，以及桁杨刀锯，都明白地摆在人们面前，仿佛进入这里就能生存，离开这里就会死亡。然而仍有忧悯之心而踏向死亡、毫不畏惧的人。因为畏惧名义而行善的人，十人中不到一个；因为畏惧刑法而不作恶的人，十人中不到两个。如果能用浅近的话引导他们，拿当时习俗中的行为给他们看，成败祸福历历分明、丝毫不差，那么即使才识过人、素来被称为卓异通达的人，也仍会彼此相顾叹息，心怀警惕而受到感发。何况普通夫妇的知识能力，他们在明处有所畏惧、在暗处有所警醒，乡里互相观照，这样的情形往往到处都是。那些拘守章句的人，把义理看得过于拘泥，唯恐稍稍涉及祸福，就同佛教的说法相类似。他们以为应当端正义理、彰明大道，不计较功利，为什么不也取这部书来诵读呢？《龙眠方又申游稿》序 江左擅长作诗的人，旧来推重云间、龙眠；方氏尤其擅长龙眠的长处，所以启祯年间有人称“云龙”和“方陈”，陈指黄门，方指诸方。我同方氏交往颇为熟悉，却唯独没有正式拜访宫詹父子兄弟，未曾接受他们的礼遇。前一年我从长干得以见到待御，参加宴席交游；如今三位孝廉君慨然游历越地，幼子又申特别驾车前来，让我承受他们的容色和言语，简直像谒见安琰而遇到庄朏一样。又申确实是贵游子弟中有贤德的人。他刚出游，便写诗作词，记录所游所览、往返经过、山川道路、车骑器物的大概，措辞清远，构思激越。我读了这些作品，知道他的情感深厚、才华广大。家世承袭韦平，自己又享有文名，对又申来说本来就是家门旧业，没有什么奇异。只是又申正处在家族福运极盛之后，却横遭谣言诬蔑，仿佛胥原、栾却、平倾、骤接等人所遭受的处境，想要抒写志向事业也难以直说。可是又申同世交旧友在酒席间周旋，往往流连慷慨，把情感表现为咏叹；这就是王氏怀念铜川、庾信悲叹江表，也少有超过的地方。这样看来，诸方的诗又怎么会不能继承下去呢？

译《燕台医案》序 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接受了扁鹊的医书，等到他居家时，汉帝曾询问他治病取得效果的事例，他便把它们记录在册，这就是后世医案的开端。不过，治病十次能有九次奏效，世上很难遇到这样的人。假如偶然得失相半，世人一定喜欢列举他的过失而略去他的所得。何况药液浮沉、因循取效，成败本来没有固定形态，怎么能逐一考察他的所得并为之记录呢？云间顾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以经学义理主持四门学，作为贡士到了京师。京师人声鼎沸，听说先生善于医术；他居家时，每次给人治病有了效果，人们都称他为圣儒。他的声望超过崔长史、李庆嗣之上，姑且请人召他，而先生也因为住在馆舍寂寞，便应召前往。不过京师有许多官医、私医，天下善医者都聚集并租住在那里，从供职内廷的医者到徘徊在行宫外等待召幸的人，比比皆是；即使有 诏令召问医案和疗效，也另有供职左右的人，而先生并不是其中那一类人。然而他所到之处总能使病势转起，并且把药物治愈疾病的情形写成一册一册的记录。上等的医生医治国家，其次的医生医治人，这一点人人都知道。我平生读书讲道，学习的是举子业，本来不能揭示阴阳运行的精微，调和、补助万物；即使试任方州，突然面对百姓和事务，又能怎样施展呢？我想有所作为，却只能在呼吸之间使人的生死顷刻转变，这也是我们儒者施恩救济的一件快事。至于他的医案可以验证，我家人已经列为其中一例，例如他医治那位忧思浅薄的女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苏子传胥山诗》序 西泠自古就是才士之地，在文章上争论六朝，在诗歌上争论汉、魏以及三唐以前的高下。从前顺治末年，曾在檇李东塔寺会集十郡名士，当时太仓吴学士也在座。榜文式样张贴在墙上，众人都推重西泠的诗，认为它同云间陈黄门、李舍人的功力一样，超过禹，上，恐怕的就是六义的旨趣有所堕入偏邪。如今西泠的耆旧已经渺然无存，胥山诸子起来接续那次盛会。开府喜爱士人，开馆设宴，亲自邀请胥山诸位同道，按姓名授予诗笺，并把苏子子传列为首篇；子传却以眼疾推辞。我于是跟随冯子屺章私下阅读他的诗，觉得清峻雄健、博大通达，语言警拔而气势超逸，古体和今体都各自达到极致。这同启祯诸贤取法汉魏、以三唐为律的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纯钩剑埋在土中，光芒和气势也会照耀上空；无论远近，人们抬头转眼便能发现它，不必铲开道路、破开宝匣、磨砺它的锋芒之后才显出美来。然而毁壁而飞、从汉代脱颖而出的诗人必定还是有的；只是西泠作诗，向来能在钟惺、谭元春流行以后挽救颓靡的风气，同黄门、舍人争相媲美；近世习气却偏邪不正，有时流为打油诗、叫卖诗而不能达到终点。胥山诸子对西泠的贡献很大，我将把子传看作挥戈反击的先声。《家文山〈菜根堂全集〉序》上天所生的万物，何其繁多！丹砂、黄金、瑶琨、银镂，不知有多少。辰地的朱砂、拘弥的明珠、扶南的精金、林邑的贝类，也不知道有多少。即使在辰地产出的，也在宜地产出；在拘弥出现的，也在大秦出现。至于砗磲、玛瑙、琅玕、玳瑁，从南番、西竺、东胡到北貉，到处都有，却不知道究竟得自这里还是那里。唯独人才不是这样。向左看是大海，向右看是流沙，从日出到日落，从南到北，一个时代所生的人才，可以屈指枚举；就像看地面、伸手探取，坐在关楼上看过往的马匹一样，没有纤毫遗漏、细微难辨的。可是多不过十人，少也不下七八人。即使在这十人或七八人中，寻找能够像前人那样显赫地传之后世的，也得不到一两人。闽地有文山，就是闽地的一位人才。此前周侍郎栎园常常称文山为五言诗的长城。宛平王文贞的五言古诗、太仓吴学士的歌行、中原彭禹峰方伯的七言律诗，都可以同文山的五言律诗相抗衡。我曾间或读到侍郎摘录的文山五言诗句，心中十分仰慕。如今文山把序、记、赋、颂合编为一集。文山的文章也很豪迈。我晚年才遇到文山，只见过一两次；而我和文山都已经老了。计算从前所作的诗文，大概也就到此为止，想再求进步，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我惭愧才力已经用尽，文山可传之后世的作品，却仍然不少。东南一带多奇珍异宝，从前珍视海中的红刺，作为帝王子弟冠帽衣服的装饰；相传其中有称作红亚姑、青亚姑的，都是石头。闽地名山新产的文石，大多五色斑斓、光芒璀璨；若衡量它们的声价，有远远超过亚姑的。这就是东南珍宝可以验证的例子。拿它来比作文山，他也算是偶然产生的一块珍宝了。至于我和文山的族谊，文山如今七十岁，我已在别的序中说过，这里又何必赘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胡寅公诗》序 擅长举业文章而又擅长作诗的，有两个人，就是姜子武孙和胡子寅公。他们的举业文章闻名天下，却偏偏很难得到一次机会。武孙直到年老才参加乡试，寅公则到今天才赴试。到了天安门外，才被授为温州教授。凭他们所专长的方面来认识他们，已经十分困难，还要等到很久以后；何况偶然作诗，怎么能指望很快获得声名？寅公拿出《蓟门杂诗》，从自己计算车马道路一直写到天街，驰骋奔走，装载着投刺赠诗的作品。长安公卿，无论聪明愚笨，都借此传说寅公的诗。寅公诗写得好，难道不是龙阿不能隐藏，夜光无法遮掩吗？从前伯氏大千担任仁和教谕时，在谈论文章之余，也偶尔谈诗。他的说法以声律为主，认为世上没有不审辨声音、不协调声律却可以称为诗人、创作韵文的人。人们起初奇怪他的说法不同寻常，等到考察古人，才发现往往同他的说法相合。大体说来，律诗和绝句的声调与格律都容易调节；至于五言、七言古诗，宫商相互宣发，律吕彼此应和，一推一挽，都像弦乐、鞀鼓之家有关键机括，存于其中。若不是通晓吟咏长言的人，错乱立刻就会显现。寅公的诗豪迈放荡、激越高亢，声音铿锵宏大，一唱三叹，俨然使宫商律吕彼此发扬。这难道是一般讽咏诗歌的人容易做到的吗？难怪他能同举业文章一样，被称为擅长。《西河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译序【二十一】《淮阴张仪部、农部二乡贤祖孙合祀录》序 唐贞观年间，诏令把左丘明、伏胜、毛苌、郑众等人配享孔子庙庭，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儒者，按次序增加入祀，但只是选取那些对学校教育有帮助的人。只有明代把名宦、乡贤一同列入泽宫，在灵星门外分设两座祠堂；兴盛秩序之外，又有旁祠祭祀。起初还没有失去祭祀地方贤人的意义，后来却渐渐泛滥，无法追究。正好我游历淮阴时，遇到仪部郎张公和他的孙子农部主事同时被举为乡贤。自巡漕、开府直到督学使君以下，人人都盛称两位先生，认为应当附祀于庙，于是命郡县官吏和学校经师各自作结证明，供给鼓吹，迎接神主入祠。凡乡官、坊骑和三舍子弟，都穿戴好冠服，捧着轿子，由圜桥登上高台；春秋举行三献礼，官府办完仪式后，按例可以分坐左右陪祭，接续在先儒之后。啊，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如今相隔二十年，我奉征来到京师，农部的儿子吏部公和他的嗣子上舍，也父子同时接受聘召来到京城。他们投递文书时，在选堂的窗间见到我，因为有我游淮时的旧交，便握手叙旧。我正想到吏部公父子同时被聘，是一件盛事，而吏部公又拿出他的先人合祀录，请同被举荐的人各作诗歌，并请我作序。我于是感叹张氏一门的兴盛，实在很少有能够相比的。活着时没有什么比因声名而被征召更荣耀，死后没有什么比凭神灵而受享祀更盛大；所以祭器摆在堂上，羔雁陈列门内，都是世人难以达到的，而张氏一门兼有这些荣誉，并且祖孙都享有秩序，父子同时被聘，几代之间，美德相继显现。唉，他们对于学校教育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居官能守正，有政绩可以记载，这叫作贤；继承前人的足迹而显扬，能够传诵先人的伟业，这叫作孝。仪部公和农部公以贤德开创基业，而在吏部公和上舍君身上又以孝道加以继承，这些都不能没有诗歌来歌咏。我过去在淮阴，曾同吏部公父子饮酒赋诗，至今还在流传，其中有《曲江之园》《云起之阁》等作品。才过了多少时候，吏部公乘安车来到京城，将要仍旧返回故居；我也已年老多病，希望幸而得到放归的旧例。唯独上舍君和其他同被举荐的人，因为编修前代史书，进入承明著作之庭。假如有一天两位张公的传记由这些文章写成，那么孙辈和同被举荐的诸君，今天所作的诗歌文章，又怎么知道不会正是他日传记中的文字呢？这是国史的开端。《介和堂续集》序 戊午年的秋天 朝廷诏令丞相、御史和二千石官员，举荐内外府州县的官员以及民间有学问品行的人，接受策试。在殿廷候试时，待庵和我一同被列入举荐之中。天子询问武事和收复西川的方略，没有立即评定六篇论策，便把他留在公车门。待庵每天作诗，同长安旧日游伴酬答往来，如今诗集中的作品就是在这时写成的。《帝京汤泉诸诗》等篇都是这样。待庵年轻时作诗，等到取得出仕资格后便截然不再作；自从开始任官以来，只偶尔作一首。到了这时，他意气奔涌，挥笔如同拔取树枝，已经大体形成了自己的诗文事业，便把作品呈给门下两省，参加考试。在殿前考试，后来却因为录取名额有限而受阻。我听说汉代重视经学，辕固受到排斥；唐代崇尚文赋，韩愈也遭到裁抑。自古以来，得失的数目本来没有定规，独独只是习俗罢了。难道一定要说文书案牍亲切，而典籍距离遥远吗？哪里见过熟习三善而精通六义的人呢？天下人才无穷，作者不时出现；即使铺陈辞藻、逞露韵脚，家家相和、户户晓得，而求得真正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又有几个？有些人自负名声，俨然在艺林中卓然成家，实际上粗疏鄙陋、庸俗低劣，茫然不懂比兴是什么。即使偶尔有见识的人，也往往渐渐沉溺于流漫之风，不能拘守正始旧法；他们眼中只数蒯隶，手里只玩钱刀，却还能自己写成篇章，写出长短杂咏，并且都能合乎法度。谁说怀县不是诗人呢？《苏潭张氏族谱》序 古代君子以行礼来叙明宗族，宗族得以叙明，礼也就由此产生。所以依据孝道推展亲亲之情，依据和睦使族人合聚。起初从来都是敦厚根本、防止末流，后来却渐渐彼此疏远。我曾考察族服制度，第四代服缌麻，到了第六代丧服便断绝，亲情也已经尽了。这不要说那些抛弃德行、荒废宗族、堵塞源流、拔除根本的人，本来就会在这里产生沦落遗失之感；即使根据丧服制度推究其原因，礼制降低而亲情衰减的情况，又哪里有限呢？这样看来，设置族谱虽然起源于宋代，难道不也是先王敦厚宗族、叙明族属遗留下来的本意吗？如今世家旧族多半撰写谱牒，但随着时代变迁，废弃的也很多。如果不是后代有人加以修订，那么三代亲属就会同于九等，若说它还能传给后世，我是没有见过的。苏潭张氏自宋代廉访公迁到萧山，便在这里形成宗族。历经元、明数百年，族中贤哲已经见于县志；从前也有族谱，创修于元末廉访公的曾孙，到明永乐年间，郡丞公又加以重修。此后便缺略无载，经过数百年，裔孙纯白由泰州教授回到故里，毅然把修谱作为自己的责任。自隋唐以来，方城、曲江、吉水、新淦各地的宗族都分别加以疏理核查；凡是世系前后稍有相同或不同之处，他一定亲自到当地访问询问，详细比较，务必求得彻底明白才罢休。然而又过了二十多年，这部书才完成。隋、唐、宋、明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作为亲属和族人的关系也已经延续了很久；根株如此庞大，繁茂的树木蔓延无边，如今终于收拾离散的支脉，连接断绝的世系，使历代衣裘、臂指，以及时间、地域、爵位、年龄，都汇集保存于几册书中。他耗费几十年的精力，不能说不劳苦。书成以后，我滞留京城，他又不远数千里，派儿子孝廉君把书送到京城，请我作序。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本来情势相同；从前考察数千年而不认为遥远，近来寻求数千里之外也不认为遥远，那么从今以后为长久计，就不能任由因循苟且使宗族关系继续涣散，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译《益都相公〈佳山堂诗集〉序》士人有一句话就足以使天下看重的，是宰相。宰相不说话便罢，一旦说话就必须成为天下所重，那么他所说的话不是很难吗？可以说：言语合乎义理，而言语难以依靠义理来表达；一旦能以义理发言，也就不难了。诗也是这样。起初追溯《诗经》的四始，考察六义，广泛求取名物，旁及钟律，最初也觉得纷乱模糊；但一旦找到源头，沿着它行走、熟习险阻，顺着自然趋势前进，就像水流通畅奔向沟壑，纵横奔放，无不可以显出根源所在。我吟诵益都师相的诗已经很久了。每当吟诵师相的诗，总感叹它言辞宏大、旨意广博，义理深厚、见解深远，阴阳开合、包罗万有，浩浩荡荡，真像大人的言语。等到我奉召来到京师，恰逢 天子正当事务繁忙，没有空亲自策试制举，便得以仿照旧例，先把文章作品准备好，送交丞相府。我因此能够随着同伴众人，到丞相府拜见。正好相公骑着单马从阁中出来，立即掀衣倒屣，迎我入内作为宾客。当时，在我之前已经居于门下、设食供屋，灿然成列的人，已经不亚于昭王的宾馆、平津侯的府第。由于我受教已久，时常手执经书侍立在他身旁，看见他写作宏大的文章。他代天子起草诏令、应制作文时，端坐提笔，庄严有条理，像在整理丝线一样；理清头绪、编排文理，文章一成，便处理普通的酬答往来，一天有时十次往返，彼此唱和，像印符相合取证一样，没有比这更快的。可是我从前吟诵师相的诗时，面对浩瀚境界只能望洋兴叹，完全没有预料到他竟能这样。有一次大雪中，我请假沐浴回去，取来门下游从所作的诗句；诗句繁多，韵脚生僻，师相点灯展开白绢，口头传授，门生执笔追记，形体还不能完全传达，声音却已经传出很远。文章好比风，风一发动，吹嘘摇荡，力量足以承载万物，然后才有垂天之翼，凭借它飞行万里。文章又好比水，水势盛大，天吴所举，连鱼虫物怪、吞舟撼岳的奇异景象都能包容而不失。大概至理之言如同鼓槌击鼓，而宏大的文章没有固定的幅度，理当如此。如今师相的诗，从乐府古体直到两韵分班，部类确定，已经编成一部书；其中上承《诗经》三百篇，下及八代诗歌，就它的体制裁制而言，都足以统摄源流、穷尽正变。诗势高峻宏博，动辄不是细小声响；上等的可以成为登歌、拊咏之音，次等的也不失三调五声，能够表现政治治理和动荡的规律。若不是义理蕴藏于内，气势流露于外，含容如笙籥，并且把纷繁深奥的事物无穷无尽地联络起来，那么玉台、太一这样的作品，一旦显出朴拙雕琢的形迹，我看它们就要衰败了。从前文教兴盛，常常同国运相始终；所以三代最初开创时，气象浑厚广大，汉、唐开国时，仍没有失去天地间充沛的元气。如今圣天子大力开启文明，贤宰相和百官各自施展经纬之才，把它们积聚为国家的光华；习俗偶尔偏离正道，容易形成偏僻风气，而师相又有办法加以匡正。《卷阿》《七月》，哪里只是张、苏的论撰？明代相国地位极为尊贵，没有三省分立，也没有取旨、降敕、覆奏、施行的区别；作为政事堂，即使尚书省、门下省也不敢参与，只有内廷传奉多假手于中贵之人。如今却把录白、书黄交给门下施行，把封驳移交六曹。只是君臣之间同德同心，询问事情的成败，往往由一句话而成为天下苍生的幸运；他们的进言补益，比前代多出十倍百倍。何况文章和言论都掌握在司命之手，难道没有人读师相的诗，便慨然有感，奋然兴起于大道吗？这样说来，敦厚的教化并没有废弃，诗人的传统也没有断绝。要知道，师相所作的诗歌，未必就是师相本人所作的政论，而是坐而论道之作。

译《姜武孙七十寿序》唐代白少傅住在东都，举行尊尚年长者的聚会。当时少傅刚七十岁，而参加聚会的人，如怀州司马等，都是晚年相交，并不是早年的旧日朋友。少傅在履道坊怀念旧日游伴，常常提到微之、梦得、子厚诸君，把感情表现在咏叹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九老之数。得到高寿实在太难了。我二十岁时同武孙先生成为文章上的朋友，与他同时兴起、能够凭古今文章争衡海内的人，一个接一个；然而一定要推先生为祭酒。曾经有一次举行盛大聚会，老少全都集合，在坛场左边设置大鼓；第一个拿着铜盘、洒血来涂抹盟器举行盟誓的人，一定是先生。不知不觉之间，从前那些一个接一个的人，有的离散，有的偶然相逢，往往出游或做官于四方，到如今仍在世的已经很少了。先生年纪已经超过杖乡之年，而体力仍像刚强盛时一样。古人说松柏的姿态，经霜之后更加茂盛；这不是因为我们听说坟中的生物本来不同于盐碱石地，而是在地底之下，种子容易生长吗？江河的疏浚之水不同于细小的水沟，但只要能够蕴藏水道，水势就容易流行。先生出身于世代显贵的门阀，同汉代的韦平、晋代的王谢相比，从光禄、太仆以下，到司农、宗伯，各有表彰建树，都是历代名臣；而他家世代相承，内有卿贰，外有丞令，从未断绝。先生成名独晚，参加科举、应试作文，声誉传遍海内，却始终艰难地等待着被录用。直到趋庭受教的贤嗣先在南宫中试，先生才以京城乡试中举。虽说乔木高大，枝柯久已固定，必然不会改换，而先生终究以至高的德行持守自己。世人常说才子轻浮浅薄，最容易倚仗权势，所以古人有“多才而少有善终”的感叹。先生起初专心责求自己，既以造福万物为期，又进一步探究根本义理和本性，直至穷极“知天”之学；对于近世把训诂当作讲明德性的做法，先生反而加以纠正。他这样善于承受厚重恩宠，正是如此。自古没有祈求长年丰收的固定方法，但按照中庸之道培育自己，长寿是可以求得的；富贵虽有其自身的来源，寿命也会因此更加长久。去年秋天，先生的德配史孺人到了“贰膳”之年，亲朋举杯为她祝寿，孺人也连带祝颂先生，再次祝愿夫妻白首齐眉。如今先生也到了“贰膳”之年，嗣子内史君将参加选人考试，前往长安；他把我当作旧交，嘱托我写文章题在寿幛上。我想到尊长聚会的情形：少傅虽然还在任事，但因为年方七十，只能屈居赢厠之座的末位；再往下是耆英会、至道会、真率会。在有宋一代，洛中这些聚会多次举行，年长者不过七十，次者也只有六十多岁罢了。我与先生有六十多年的交情，能够参加这次聚会，不能说是僭越，而且正逢其时。旧交如梦得、子厚，没有一个还在世；即使想举杯参加尊长之会，也没有机会了。既然如此，在这个时代，能够像先生这样享有高寿，巍然达到七十岁，实在不能说是容易的事。那么从履道会到至道会、耆英会、真率会，即使多次举行，也完全可以。进士李丹壑入馆选为庶吉士，贺屏序。宋人撰写《春明退朝录》，多记载年少早达之人；弇州又继承这种做法，于是把近代早年显达的人编入《三述》，称为盛事。然而大抵在成年以前，都是通过童科获得荐举，如萧何起草律令，以太史身份考试学童，补任史书令史；魏晋沿袭这种制度，所谓“童子郎”就是这类人。只有这种科举设置，近似于揭开覆物猜测答案；即使年龄像子渊那样，年齿像项槖那样，又能辨识出什么呢？因此年少就取得仕籍，各代都不乏其人；但若求十六岁便成为进士的，自明代三百年来所传闻的，只有王庶子一人，其他再没有听说过。国家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盛运日益兴隆，加上……【原文未完】圣明天子兴复古学，一时之间，铺陈文辞、施展文采的士人纷纷兴起。我想一定会有天资奇异的圣童，可以成为当代标志祥瑞的人；学士李公的令嗣丹壑，就是十五岁在乡试中举，十六岁成为进士。当时是康熙己未年，春官列名后前往……【原文未完】殿廷应对策问，被擢升为高等，于是得以……【原文未完】召来问话，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使他在内府秘阁读书，补入三十名馆学生的行列。一时听闻此事的人，无不啧啧称叹，认为是极盛之事。我听说越睒所产的骏马，出生时虽还系着缰绳，尚未远行，却已经显出踏云掣电的气势。鸑鷟产于丹穴，形体具备六种象征，质地负有五彩；起初未曾在高冈筑巢、在庭院起舞，直到长离的光辉照耀，荷花兴盛，文采才显现出来。大概祥瑞正随着昌盛兴隆而应验，本来就是神异之物所汇聚的地方。然而昆丘的良木，还要靠灵露滋润；威凤虽然奇异，也应该蓄养美德。从前任咸、黄琬，都凭借早慧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大器。所以唐宋分设十斋教谕，专门勉励奇异人才；明代茶陵少师也在十七岁成为进士，入秘阁读书。他后来勤勉奋发，纵情于文艺之苑，因此进入朝廷参与大政，提出了许多建言。直到今天，人们追溯鸿篇巨制和前代事业，仍然反复称道茶陵，声名不衰。如今授予馆学，是储备辅弼人才的地方；环境深严而亲近君主，必定以经术为根本，有学问的人才可以居于上列。还兼任顾问，掌管册府等郑重事务，并以大篇文章掌理诏命，那么凡是经纬国事、修饰礼制、储备人才以待任用的事情，没有不参与的。因此此时应当勉励他：年少而努力学习，应当在青春年华中勤奋；这虽然是由揣摩学问而最终成功的途径，实际上也是磨炼砥砺的开始。处在宠荣之中而不惊惧，身居荣耀而不炫耀，这是通达之人的见识；如果身居高位还能不断进取，享有厚禄还能进一步求取厚福，那么即使事业日益盛大，也终究不会有太阳到了正午便西斜的忧虑。如今学士身处秘阁，搜集经史，已经升任玉堂之长，然而仍然周旋入值，辛劳而谦抑，从未稍有放纵。即使早晨入朝、傍晚出宫，东第稍有闲暇，便立即同天下贤俊倾倒箱笼般畅谈千秋事业；而丹壑在趋庭受教之余，观摩学习已有根基，日后将成为……【原文未完】天子的亲近之臣，继承父志、述行父事，我恐怕茶陵的声望终究没有办法超过先生。所以在即将出仕之时，我不写颂文而写勉励的话。若不是这样，父子同朝为官，世代掌管诏令，池上凤毛相继出现，正是古人所羡慕的。即使从弇州《三述》来看，成为父子翰林的又有几家？我又为什么不啧啧称叹呢！

译《星槎诗序》我经过上海时，和徐君西崖结为忘年交。西崖是真正的才子。后来又结交西崖的朋友，得到星槎金君投赠的诗，我喜爱它不亚于西崖。只是西崖是本乡文坛的领袖，他所交往的都是能作文、有学问的人。他们作诗作词，还能追寻往日黄门舍人的遗响，不随世俗改变。因此，本乡受邪说迷惑，甘心陷入宋元以来污下、坎坷、混浊的境地，不能再洗濯于清澄沧海之中的情况，在各地中最为严重。近世作诗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人把爬刮刷削、猪楂鸭蒜、零碎糟粕和污秽排泄之物铺满纸上；声调必定像辘轳转动，却不懂得变换；言语必定抑扬起伏，却不懂得对偶应答；袒露臂膀、张口露齿，把相互模仿当作嘶哑刺耳的声音。把他们比作京师的贩夫佣工，整天在街上叫喊，却完全不懂钟吕宫徵是什么，那又是连元人都不屑谈论的东西，简直只是市井商贩的作为。我没想到堂堂文苑，本应成为词章的标准，反而会落到这种地步。可是星槎作诗却不是这样：风流蕴藉，文辞妥帖而气息清新；句子必定有声韵，字字必定有色彩；宁可淡远舒展，也不陷入偏狭急切。这就像吴中人士，穿着越地的布衣，却自然足以居于高雅流品之上；世上不乏粗鄙之人，不必同他们计较。我从前称许星槎的诗，说它是文房中的梦得，可以再进一步；星槎近来进入长安，诗体更加放纵舒展，正超然凌厉地向上发展，但又因为长安尘俗羁绊难以久居，将随官员前往浮梁，游历西江。庐山的高峻、鄱阳湖的广大，作为诗境，应当还会有比现在更进一步之处；千万不要说萎靡的习气是从首善之地兴起的，便认为广大境界不足取法。星槎将要出行，把近作交给我，请我作序；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也告诉西崖。西崖本来已经明白这些道理。《寄赠周平山游岭表序》【平山原名玉轮，字秋驾】我们县有许多隐逸的君子。所谓隐逸君子，并不是因为喜欢隐晦而厌恶通达，也不是因为过去曾被任用而如今不被任用。一定是他的才华足以施展却不去施展，德行可以显现却不显现，自身可以用来治理天下而世道未必一定要任用他；这样才值得尊尚。如今天下有些人不出仕，是因为才华不足以任用，德行也不能在当时显现。若不是这样，就是自身与世道不相称：他以某种条件求取，而我未必就以同样条件回应。若不是这样，就很少有真正能够隐逸的人了。如今……【原文未完】圣明天子广泛征召文学之士，又因地震而寻求治国之道，想要举用山林中的高隐之士，已经把谕令下达到郡国守牧及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而宰相又特别留意我们县，催促县令按名册诚恳邀请，使他们上应……【原文未完】诏旨，而县中的君子全都闭门关墙，辞谢离去，仿佛在躲避什么。只有平山周先生因为先前已经在岭表，得以免除征召，这件事也就结束了。我曾读子伯南士送平山的序，知道平山离开时，县中君子大多写文章赠送；而我正逢赴任，竟不能说一句话同他告别。我当时以为，平山一定厌弃我的污浊鄙陋，准备随计吏参加制科，前往公车门下，侥幸入朝侍奉，以便把自己同公孙弘、东方扬雄之流相比，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但后来他却托旧友从故乡寄信，跋涉岭表数千里来问候我的平安。我这才知道平山意气真挚而性情高远。贪图利益的人，就是仰慕利益的人；平山胸中没有私利，所以见到利益也不把它当作利益。而且平山本来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平山年轻时凭文章显名，如今又凭经术为时人所知，不能把自己闭藏起来，常常替人入幕，以施展自己的才抱。这样说来，金马门也仍然是金马门罢了。所以我说，平山的才德可以显现却不显现，这才叫作隐逸。世人常把平山的德行比作阳城。从前阳城因为兄弟友爱，不能暂时离开彼此，谁也不忍娶妻；平山则已经娶妻，却跟随尊长父亲出游；后来又跟随两个兄长因做官谋生而奔走四方，所到之处只有他一人随行，兄弟同桌吃饭、同室而寝，各自把妻子留在家中。这样过了几十年，平山没有儿子，妻子也已经去世。如今他的兄长回到故里，平山因再娶而又同妻子分别，写成《岭徼行》。大概是因为跟随兄长时官职俸禄微薄，有时不能计算每日的生活费用，于是又偶尔施展才艺，为友人入幕，借取资财来供养自己；后来主人和宾客相处融洽，便像兄弟相亲相爱一样，不忍分离。平山对待朋友也是这样。一个人只有性情高远，所见才会开阔，不苛责过失或不足，道路广大而能够包容；但也只有意气真挚，朋友兄弟相处才会亲切。起初我同平山交友时，不过刚刚束发；如今相距四十年，中间离别多、会面少，只怕在外在交往的形式上又会变得疏远而少亲切。回想我过去那些亲切的故交，如今又全都离散了，只有平山与子伯、徽之南士几个人，还能称为白首之交。南士又死在旅途中，那么即使相隔千里写信询问平安，也仍然显得疏远而不亲切。何况在出仕与退隐之间，平山对我说“何不赠我几句话”，于是我寄赠这些话给他，也把它给居家的子伯、徽之家人看。

译《送登封令江南张君赴任序》洛邑处于天下中央，而阳城又处于洛邑中央。阳城就是登封的辖地。从前姬公卜定都城，已经使洛地得到供养、营建宫室，确定为东京；又在太室山南北之间封表、树立端圭，确定标志，使它成为天下的准则。台观巍然耸立，使人相信天下中央的实际位置必定就在这里，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阴阳调和、道路均衡，必然有它的端绪，不能混淆。如今天下居重之势长期在东北，即使未必像汉、晋、隋、唐那样重新划定都城疆域，但古人也说过：“要想匀平四方，先要规划中央。”以天地中央作为统治中心，方圆百里南面而王，挖深沟、筑高墙，按中央土地的人口编成井田和伍列，划分区域，这也是重大事务。我过去曾游历二室山，借邻州使君的车马，遍寻古人所说的步影、测象之法，深受感动而兴发感慨；大概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都是从人事兴起的，只是没有经过县令，来检验他的政绩究竟如何。如今相隔若干年，我到了京师，恰逢江南张君参加选官，被任命为登封县令。有人说张君才华宏大，登封贫瘠，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有人说登封虽然位于天下中央，但过去并不是形势险要之地，县境又荒僻，不是要害所在，张君没有施展吏治的地方。但我不这样认为。县令地位尊贵，寄托着一方百姓和社稷的重任，佩铜符、乘轩车、车帷朱丹，难道只看才能强干、精力充沛吗？从前被称道的善于治理者，在古代有单父，竟以弹弦操缦为能事；近代又称道河阳，竟然只是灌花种草，任凭赏心悦目、快意抒怀，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这难道真是政事不足，而故意如此懒散吗？大概和平宽厚能够建立功绩，强硬刚毅却常常多有割伤。如今天下都崇尚名目和法令，凡租税、徭役、诉讼，以及举荐有才、黜退不肖之人，都一概以简明核实来显示政绩，不论庸碌之人是否因此畏缩退让；即使是那些精励精神、刻意求治的人，偶然做得过分，也都足以造成弊病。比如要办理一件事，以张君的长才远虑，难道没有一往无前、奋发有为的气概吗？但慢慢思量，天下凡是能够增加官府利益的事，未必不会稍微损害百姓；能够向百姓邀取声誉的事，也未必不会稍微损害政治。因而斟酌中道，或者有所作为以补不足，借助调剂的方法，实行催征赋税和安抚养育百姓两者难以兼全的方针，这正是姬公愿意听到的，也是宓子相视而欣然的道理。至于亲自处在天下中央，古人已有说法：应先使喜怒调和，继而掌握刚柔缓急的节度；张弛、损益，都要各得其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阴阳调和，水旱按时发生；遵循正确的道路，就可以接近没有偏颇不平的治理。这难道是张君难以做到的吗？然而还不敢仓促下结论。张君将要离开京师，善于作诗的人各自写诗为他送行，请我写序。有人说，登封是古代封禅之地。如今圣天子正召集文学之士，将要登临高大的泰山，跻身于七十二位封禅君主的盛举之中，日后……【原文未完】翠华仪仗亲临此地，检验县令的治理，必定应当同律令、准绳、度量相合，成为大规模朝觐者中首先称道的人。政事果真能够调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难道天子还会不知道他吗？《西河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二】《李广宁司马诗集序》十岁时读到杨盈川的诗，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作作诗，却诵读并喜爱它，认为文章之中本来就有这样令人愉悦的东西。有人拿东野夫子集给长兄看，长兄称赞它好，我却暗自不以为然。长兄说：“你懂什么？你以后自然会懂。”直到现在，过了四十多年，我当初认为不对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文章存在于世间，就像云霞存在于天空；一望便显得高远灿烂，即使有其他事物，也无法遮蔽它。一定要看过两三次才知道它美的，不是真正的美。我读广宁的诗，眼睛所接触到的、口中所诵读的，都使心境豁达；有些话嘴里不能说、心中不能发，广宁却能把它们说出、写出。他的构思深远，意境广大，语言奇特，声调高亢，却完全合乎诗法；诗意所趋，一见便能知道它的美，大概就在这里吧？广宁为人谦卑自守，待人恭谨，始终流露出和乐真挚的气息，难怪他的诗温柔亲切到这样的程度。有人说广宁治理鬲津时，政绩声誉显著，却没有废弃吟咏，有《鬲津集》流传于世。后来游历楚地，又有《楚游集》。如今他将以鲁国司马的身份奉特命在淮沂之间开设官署，揭帷上任。我认为治理政事和作诗内外相通：政事清闲，所以心境清闲；心境清闲，所以作诗也清闲。他日经过鲁地，一定会采集鲁国的风诗入朝奏报，难道仅仅只有《灵光赋》一篇吗？《王舍人选刻宋元诗序》从前昭明太子选编文章，说文章有变化的根本，不会彼此完全沿袭。比如木制的椎轮是大车的起始，但大车未必仍然是椎轮；坚冰是积水增加凝结而成，但坚冰未必全都是普通积水。若确实如此，那么汉、魏以及六朝的升降差别很大，却仍然不能保存汉魏而抛弃六朝；如今想用盛唐诗歌，一举抹去宋、金、元五六百年间的作品，难道合乎道理吗？唐诗必然发展为宋、金、元诗，就像水凝结为冰；但冰仍然可以还原为水。宋、金、元诗同唐诗大不相同，就像铅炼成丹；但宋、金、元诗不必成为唐诗，丹虽不再是铅，却也未曾不是由铅炼成。过去嘉靖、隆庆年间，论诗过于严苛，过分倾向贬抑宋元，最后竟至于要消灭宋元诗。宋元诗本来不可能消亡，而一心要消灭它，终于导致竟陵、公安两派争相篡夺诗坛地位，势头不发展到倾覆唐诗便不会停止。如今谈宋元诗的人，又过分推重宋元而压抑明诗；明诗本来也不可能被压抑，而过分压抑明诗、推重宋元，势头也不会发展到倾覆宋元便停止。舍人王君担心今天推重宋元的人会像过去推重唐诗一样，仍然重蹈弊病，于是搜集考察、挑选编录，广泛辑录宋、金、元诗；又加以甄别取舍，扬弃其中的糟粕，淘汰其中的粗劣，选取宋、金、元诗中接近唐诗的作品保存下来。丹砂本来也可以再烧炼，仍然能够还原为铅。现在姑且不论宋代诗人，如渭南、沧浪、眉山、涪川诸人的诗集，其中收入编选的作品距离唐代还不远；即使取金、元入选的诗来试读，也可以看到：难道看不出虚中、好问接近韩愈、韦应物，师拓、麻革接近孟郊、贾岛，赵承防、虞学士接近钱起、刘长卿，鲜于机、萨都剌接近温庭筠、李商隐，揭奚斯、太不花接近张籍、王建，乃贤、郭奎、张宪、兀颜子敬接近方回、罗近和沧海浑厚的风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