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七十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碑记【九】两浙提督学政、翰林院检讨顔君试士碑记。国家三载一论秀，而三载之内必一岁一类，取民间俊秀而填之学中。故曩时科目有所称秀才科者，而填学之士即假以是名，以为俊秀者即论秀之所自始也。但从来试例，四民之子不露名籍，贫者固无容自白，而高訾厚稸亦并无可为物色之地。以故每一试出，纵令至公，亦定有一二纨袴居于其间。凡树碑五达，乞贵官谀文，雕朱镵素，较易为力，试而颂之，再试再颂之。今学使顔君，吾不知所鉴何等？其在杭已两试，计所得士两县三学，己不减百十有余，而乃衣卉而食藿，一若漆室拣火，吹纎尘而扬大秦，举髙訾厚稸之子而尽却之。囊无一金，通衢大涂不能购一石，乃相与羣聚而咨嗟曰：「猗嗟我公，欲颂何从？颂乎？公乎？能瞢瞢乎？」于是一人四铢，合两人而成一锱，三人十二铢，合六人而成一两，计若干人得若干两，纠工琢块，将树之眀伦之堂，而属予为文曰：「惟公文之足以嬗后来也。」予尝考明制，学使悉用监司，惟两京首善之地，始以南台长官兼董其任，监司道也，而台则以院名焉。今天子以两浙文盛，改道为院使。东南一区，得厠之三辅之后，斯已幸矣。顾院使新开，初但以坊局之能者充之，谓中赞以上，讲读以下，堪荷斯职而皇上崇文右学，惟恐狃于成习，即不足以大非常之典，因故为不测。内而尚书副貮，外而枢台使相，开府仪同，皆一时互相擢用，而独于君则侍従臣也。检校秘书，与讨论国史，尚将有事于草制之班，记事之列，而圣眷优渥，即与中台侍郎同参其选，夫上以非常遇我，即当以非常报之。此时，君之报。主知不啻如士子之报君然且简畀稠叠，今兹之使学，即昨嵗之主文也。癸酉之役，君主文两浙，实为得人。因之甲戌首春，即以是任，当先茅之奬。三载升秀，与两试课俊并举，而萃之一身。是在朝所必不能已于君者，而草莽在野，安能以心所难已而反已之？且夫士风而日下矣。従来清论是非，出于学校。故左传有云：「郑人入学而执政善否，于是乎定。」今则旌扬赞诵，视为故事。士子进身，即以此为谀人之借。铭功纪德，不可信矣。有如此之慷忾踊跃，吹浡而赋海，把箪土而颂丘山。此非寻常碑碣所可例也。眀伦堂者，公学之堂也。两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蒋君左迁去任碑记。王者建邦，辨治设诸道，以领庶吏，无非为斯民通上下之情。是以卿长率属，每建行省于诸道，使上初不过饬纲纪，整官方，升贤举才，编织户版，以统诸筦钥之要。一若居髙处尊，不必与民间子妇披沥情愫，而民率呼吸归之。况两浙为东南要区，贤能财赋甲天下，民之望大吏如望嵗焉。襄平蒋君，由西江观察开藩杭州者，越五年，亦已纲举而目张，官不即于衺，户口生齿已溢于图版。三年论书者，已得良士，嵗月举仓庾防要，而任土作贡，已倍他日。四方军需及一概坑冶钱币薪奉颁赉之典，俱已权衡度量，各得其理。而偶以庶司关移检校稍疎之故，卷纛而去。民之闻之者，男废耕耒，女罢蚕绩，商估阖市门，士子撤学损课读，百计思所以留之不得，乃相率为画像，为侻屦，为立祀版，为讴唫哀思而终之。勒石以纪其事。予思蚉防之俗，只趣膻附，暖往往长吏迁官则树碑以应故事，未有拂衣以行而复为之疏往昔戴恩膏者。夫虚公之言，其言可信；不讇之辞，其辞足録。夫人而知之矣。乃较君生平，以行军司马开辟东瓯，防天子威行海外，举溟渤而耕犂之。复简君为长城之寄，龙鳞马齿，井画其地，则自兹以往，岂无天风之动，筑其禾而起其木者？况前事者后事之规也，民聴者天聴之本也。夫以尚书仆射兼门下中书两相之任，推为行省，古所称左右丞相，开政事堂者，縦有蹉跌，进可为开府仪同，退之仍不失为大小参知之职。而苟其规前事以策后効，即民心以觇天意，白石在前，不必伸桐乡之思，下岘山之泪也。吾是以应民请而乐为之记。
译《西河集》卷七十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碑记【九】两浙提督学政、翰林院检讨颜君试士碑记。记载两浙提督学政、翰林院检讨颜君主持考试士子的碑文。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评议秀才的考试，而在这三年之内，必定每年按一类选取民间俊秀，补入学校。所以从前科目中有称为“秀才科”的，补入学校的士人便借用这个名称，认为俊秀之士就是由评议秀才开始的。但历来的考试制度，四民子弟都不显露姓名籍贯，贫寒者本来就没有机会自我表白，至于富贵人家和财产丰厚者，也没有可以据以辨识取舍的地方。因此每次考试放榜，即使极其公正，也一定有一两个纨绔子弟混在其中。凡是立碑五通，求贵官写谀美文章，雕刻朱字，镌在白石上，比较容易办到；考中一次便颂扬一次，再考中再颂扬。如今学使颜君，我不知道他依据的鉴别标准是什么？他在杭州已经主持过两次考试，计算所得的士人，来自两县三学，已经不少于一百一十多人，却竟然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粮，仿佛漆室中挑拣灯火，又像吹动细尘而扬过大秦，把所有富贵厚产人家的子弟全都拒之门外。他们袋中没有一文钱，在大街通衢上也买不起一块石碑，于是共同聚集叹息说：“唉，我们的颜公啊，要颂扬他从哪里着手呢？颂扬他吗？颜公啊，难道能够默默无闻吗？”于是每人出四铢，两人合起来成为一锱，三人出十二铢，六人合起来成为一两，计算若干人凑成若干两，召集工匠雕琢石块，准备把它立在明伦堂，并请我写文章，说：“只有您的文章足以流传后世。” 我曾考察明代制度，学使全部由监司担任；只有两京首善之地，才开始由南台长官兼任、主持此职，监司称为道，而台则以院为名。如今 天子因为两浙文教兴盛，改道为院使。东南这一地区，能够列在三辅之后，已经是幸运了。不过院使这一官职新设之初，只以各坊局中有才干的人充任，规定中赞以上、讲读以下，能够承担此职的人都可以任用，而 皇上崇尚文教、尊重学校，唯恐拘泥于旧习，不能把这一非同寻常的典制办大，因此故意作出不可预料的安排。内有尚书副贰，外有枢台使相、开府仪同等官，都是当时相互提拔任用的，而唯独对颜君，则让他以侍从之臣的身份，检校秘书，参与讨论国史，今后还将参与草拟诏制的班列和记录史事的行列，而 圣上的恩宠优厚，竟让他与中台侍郎一同参与选任；那么 上面以非同寻常的待遇对待我，我就应当用非同寻常的报答来回应他。这就是此时颜君的报答。报答主上的知遇，难道不就像士子报答君主一样吗？然而 他的任命接连不断，如今出任学使，正是去年主持考试的职位。癸酉年那次考试，颜君主持两浙考试，确实选得了人才。因此甲戌年初春，便以此职任用他，应当首先得到奖励。三年一次选拔秀才，与两次考试考核俊才同时举行，而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这是朝廷中对颜君必定不能停止的任用；而我身在民间，怎能因为心中不能停止的赞美，反而停止不说呢？况且士人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从来关于是非的清议，都是从学校中产生的。所以《左传》说：“郑国人进入学校，执政者的善恶，于是便得以确定。”如今旌表、赞颂、歌咏，已经被视为惯例。士子求取仕进，便把这些当作谄媚他人的凭借。铭刻功绩、记述德行，已经不可信了。像这样慷慨激昂、踊跃赞颂，吹动气势而赋咏如海，捧起一筐土来歌颂丘山，实在不是普通碑碣可以比拟的。明伦堂，就是公学的讲堂。两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蒋君降职离任碑记。君王建立邦国，划分政区、设置各道来统领众官，没有不是为了替百姓沟通上下情意的。因此卿长率领属官，常常在各道设置行省，使上级起初不过是整饬纲纪、整顿官府、升举贤能、编造户籍，以统掌各种关要。一旦居高位、处尊贵，似乎不必同民间男女倾诉情怀，而百姓的呼吸起居全都归依于他。何况两浙是东南要区，贤能和财赋冠绝天下，百姓盼望大吏，就像盼望年成一样。襄平蒋君由西江观察使开府杭州，经过五年，也已经纲目分明，官吏不再趋于邪曲，户口人口已经超出图籍。三年考察官吏，已经选得良才；每年按时筹办仓库和防务要事，因地纳贡，已经比往日增加一倍。各地军需以及坑冶钱币、薪俸、赏赐等一切制度，也都已经权衡度量，各得其理。然而偶然因为各部门之间文书往来、查验考核稍有疏漏的缘故，他却卷起旌旗离任而去。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男人停止耕作，女人停下养蚕纺织，商人关闭市场店门，士子停学、减少课读，想尽各种办法挽留他却不能，于是相互带头画像、制作草鞋、建立祀祠牌位，又歌咏哀思，最后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以记载它。我想，蚊蝇般趋炎附势的风俗，只知道趋附腥膻，长官升迁时往往立碑来应付旧例，却从未有过拂袖离去之后，百姓又为他疏述往日所受恩泽的。虚浮公允的话，未必可信；不谄媚的言辞，才值得记录。这些道理人人都知道。于是我考察蒋君一生的事迹：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开辟东瓯，使天子的威势施行于海外，把整个溟渤都开垦耕作。后来又选任蒋君承担长城般的重任，他经历年岁，足迹遍及各地；那么从今以后，难道不会有天风吹动，使禾苗生长、树木兴起吗？况且前人的事迹就是后人的准则，百姓的听闻是上天听闻的根本。像他以尚书仆射兼任门下、中书两省长官，推任为行省长官，这就是古代所称的左右丞相、开设政事堂的人；即使偶有失误，进则可以任开府仪同，退也仍不会失去大小参知的职位。如果能够以往事作为后事的谋划，凭民心来窥测天意，那么白石碑已经立在面前，也就不必再伸长桐乡人的思念，不必再流下岘山人的眼泪了。我因此答应百姓的请求，乐意为他写下这篇碑记。